炊事员小高终于结束了临时工的历史，被正式调入玻管局。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那滋味可不好受。虽然“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为人民服务”，但这只是一些理论上的说法，而小高只有小学文化，不懂什么理论。小高都二十八岁了，却至今“待字闺中”！小高谈过六个女朋友，一个也没谈成。六个女朋友中，有三个和小高只见了一面，听说他是临时工，掉头不屑而去——像东去的大江一样难以挽留。后来小牛小马小胡几个给他出谋划策。小牛说：“就说你是正式工，开着桑塔纳。”小马说：“干脆说是局里的打字员，快转干了。”小胡说：“要么直接说成是干部，是副主任科员。”小牛接着又说：“临时工就像一块疤，你干吗那么着急揭起来给人家看？”小马说：“临时工是个小婊了，卖了多少次也得羞答答装出个处女样——至少也得装成个‘副处’！”小胡说：“临时工是块狗屎，你干吗老拿在手里臭自己！”
几个人给小高出的主意如出一辙：见面时先别说自己是临时工，然后尽快将对方“靠”了！“靠”了懂不懂？小牛说：“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小马说：“就是先上车后买票。”小胡见小高一脸茫然，拍拍他的肩说：“就是生米先煮成熟饭。”
后来再见面的三个女孩，小高依计而行：不说自己是临时工，并且千方百计想把人家“靠”了。第一个，见了几次面，吃了几次饭，终于哄上了床。女孩兜头往下脱那个小背心时，两个硕大的胖奶子“嘣”一下跳了出来，小高吃了一惊。那两个胖奶子冲他点了点头，一对小乳头像小孩子圆溜溜的眼睛一样调皮地望着他，仿佛在说：“你这个撒谎的家伙，撒谎嘴会烂的！”小高本是老实娃，在这双“眼睛”的逼视下，将自己临时工的身份和盘托出。这下轮到女孩吃惊了。她猛地将那个即将脱下的小背心使劲儿拉下来，遮住了胸前一双调皮的“眼睛”，却露出另一双愤怒的眼睛：“你不是副主任科员？”女孩眼里像是喷出了火，恨不能将小高立马烤焦，让他顷刻间化为灰烬。接着咬牙切齿吐出几个字：“你这个骗子！”女孩手忙脚乱穿上衣服，雄赳赳，气昂昂，着“正装”摔门而去。
第二个，也已发展到脱小背心，小乳头已“看”过小高。也许是那个女孩的乳房太小，小乳头“眼神”无力，小高竟忍住没有说。可当女孩勾起脚尖将那个小裤头娴熟地挑下去时，小高再次良心发现，将自己的临时工身份告诉了女孩——结局同上。只是这个女孩更暴烈一些，出门前在他脸上甩了一个巴掌。
第三个，已将生米煮成熟饭，两人搂着睡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女孩醒来时，伸了个懒腰正准备打哈欠，小高忍不住又将真相告诉了她。女孩瞬间变作张牙舞爪的魔鬼，张着血盆大口向目瞪口呆的小高扑来：首先挦了他一把头发，接着抓了他一把脸，抓脸的同时，另一只手扭在了他大腿根部，然后同时抬起两只手——左右开弓，扇他两个耳光！随即抽泣着夺门而出——当然不是裸奔——在进行“挦、抓、扭、扇”系列动作时，她已神不知鬼不觉穿上衣服——着“正装”悲愤而去。
局务会研究，决定将小高正式调入玻管局后，我去市劳动局帮小高办手续——工人调动在劳动局，干部才在人事局。小高那天跟着我去劳动局办手续时，就像一个天真的小孩子跟在妈妈后面，乐得一蹦一蹦的。市劳动局有我一个大学同学，在那儿做副局长。同学虽然不是交通警察，却给我大开了“绿灯”。办好手续的当天下午，局里搞福利分带鱼——当时是冬天，一捆捆带鱼像姬飞和康凤莲一样“拥抱”在一起，难舍难分。我和小高分得一捆。我俩将那捆带鱼拎上三楼，两人像打夯那样一下一下在楼道抡，震得冰渣四溅。其中一块像一个小酒杯那样大的冰渣飞到小高脸上，当即“吻”出了血。小高却不在意，竟说出一句带点儿哲理味儿的话：“疼在脸上，甜在心头！”接着他又恨恨地说了一句粗话：“靠他奶奶的，在局里八年了，每年搞多少次福利，可咱却连一根像鸡巴一样的胡萝卜也没有享受过！今天刚转正，就分半捆带鱼！”小高说这话时，已麻利地蹲在地上，将抡开的带鱼分做两份儿，三下两下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仿佛他当过那种看守犯人的兵，捆什么东西像捆犯人那样利索——用膝盖在犯人背上一抵，两下就将手腕反拧着捆住了，让我纳罕。
小高当时被冰块砸破的脸上还沾着一块带血的卫生纸，血都浸出来了，可见砸得不轻。他将那捆大一点儿的带鱼推给我，说：“鱼科长，你拿大的，我拿小的，你平时对我好，今天又带我办手续，我心里多感激你啊！本来两捆都给你——干脆当初不往开抡。可今天是我第一次获得劳动果实，像过去打土豪分田地一样，背着从农会主席那儿分得的一袋粮食没命往家里奔。这种心情你一定能理解！哪怕分一两条回去，我心里也会舒坦得多。所以我就不客气了，这一小捆我拿走了。”小高说着提起那一小捆带鱼下楼，已下去两级台阶，又仿佛想起什么，折回身走上来，以手按着脸上那块带血的卫生纸附我耳上悄声说：“鱼科长，以后报答你的机会多着呢——咱现在可有投票权了！”
《背叛》吴言
第十九章
机构改革结束半年后——
小胡终于接李小南做了局里的打字员。
小高接小胡做了通信员。
小苏调进来后，一直没在局里上班，跟着陈奋远主任在家属楼工地跑来跑去。
期间，局里某次局务会决定，阎局长乘坐的桑塔纳两千有点陈旧了，应该给阎局长买一辆新车。这个提议竟是余宏进副局长提出来的。
阎局长新买的车是一辆刚上市的红旗小汽车。各种手续办完，恰好是三十万元。阎局长在局务会上风趣地说：“这车我坐得心安理得——因为不是局里掏钱买的，是小苏他爸给咱买的！”
其他局领导想了一下，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阎局长换下来的桑塔纳两千并没有让给余宏进副局长坐，而是让给陈奋远主任坐了。局务会上，阎局长将这话一说出口，余宏进副局长掩饰不住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可他很快又掩饰住了，目光淡然地望向窗外。阎局长则在心里戏弄余宏进：“练气功又不需要坐桑塔纳！”
后来阎局长在马方向和赵有才面前掰着指头这样说，他让车给陈奋远有三点理由：一、陈奋远是正处级；二、陈奋远一天到晚在工地上跑，需要一辆车，那可是为全局同志谋福利的事儿；三、小苏喜欢开车——人家老子给咱买了新红旗，让人家儿子开个旧桑塔纳，走到哪里说不过去！
阎局长最后说，任何事情，只要有一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去做；有两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地去做；有三条理由站住脚，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忌地去做！三足鼎立、三角形的稳定性就在这里。
当然，如果一条理由也没有，最好不要去做。
阎局长这些话后来传到我耳里，引起我长久的思索。一对双方均有配偶的已婚男女，比如我和陶小北，柳如眉和一票，李小南……李小南和谁呢？双方产生感情，你贪我爱，这算有了两条理由——“你贪”是一条，“我爱”是一条。按阎局长的观点，就可以放心地去“唱歌”了。可若人家的老公不同意呢？两条理由就减去了一条，成了一条理由，按阎局长的观点，这种时候虽可以去做，却得小心翼翼。可如果人家老公也同意了——这就有了三条理由，按阎局长的说法，就可以放心大胆甚至毫无顾忌地去做了！
那么，有这样的老公吗？我想，还是有的，不是有一句话：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吗？
我鱼在河是不是这样的老公呢？如果柳如眉和一票或者她们局的局长去做，我会同意吗？
我和柳如眉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我俩都是科员的时候，在家里地位平等。她做饭，我洗碗；我做饭，她洗碗。她辅导孩子学习，我带孩子洗澡；或者我辅导孩子学习，她带孩子洗澡。我担任了副主任科员之后，她是科员，我在家里就有了一定的领导地位。虽然这种领导地位时有动摇，但我明显占了一点上风，洗碗和做饭的次数略比过去少了一些。有时她洗碗或做饭的时候，我可以跷起那种二郎腿看看电视，我家的电视是十八英寸的彩电。有一次柳如眉十分神往地对我讲：“鱼在河，你说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时她在厨房洗碗，我在客厅看电视。我坏笑着回答她：“那还不是当一名作曲家！”柳如眉听我这么说，从厨房跑出来，手里拿一把正在洗的饭勺。她咯咯笑着向我跑过来时，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脑袋，以为她要拿那把饭勺敲我。她没有拿饭勺敲我，却用胳膊肘在我背上抵了一下，眼睛看着那台电视机说：“我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能来给咱们送礼，啥时有人能给咱们送来一台二十九寸大彩电，我就有一种成就感了。”
柳如眉对“成就感”的理解十分朴素，就是有人能给我们送来一台二十九寸的大彩电！
柳如眉当了副科长后，突然就拿筷头戳了我一次。那时我尚是一名副主任科员。柳如眉那一戳，不但戳在了我脸上，还戳在了我心上。那一瞬间我体会到了“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的深刻含意。按理说“副科长”比“副主任科员”最多也就大半级，大半级我已觉得喘不过气来，大一级还了得！后来我担任了政秘科副科长之后，才知道副科长就是可以领导副主任科员。我和冯富强常常抢着给李小南布置工作。如果冯富强先我一步给李小南布置工作了，我心里就会有点不舒服，因为他比我多“领导”了一次李小南。有一次冯富强吩咐李小南去打印一份材料。科里再没有一个李小南了，我便想随便找一个人出来“领导”一次，以求得心理平衡。恰巧打字员小胡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小胡原本并不准备进大办公室来，他探了一下头正准备到四楼的打字室去，被我像揪一只缩头乌龟一般揪了进来。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他说：“小胡你去传达室取一下报纸！”小胡将报纸取上来放在我办公桌上，陪着笑脸殷勤地对我说：“鱼科长，报纸给你取上来了。”我一边喝茶，一边冲他矜持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说“谢谢”二字。而我是科员的时候，若他给我取一次报纸，我至少会接连点着头说三至四声谢谢。他即使出了门，我的最后一声“谢谢”也会像一颗鱼雷一样撵着他而去，我会伸长脖子冲他喊：“谢谢啊小胡！”当然我是科员的时候，也很少有机会对小胡这样喊，因为我根本不可能差遣他去取报纸。即使我差遣了，他也不会去取。反会瞪我一眼，上来摸摸我的头说：“你这小子，自己没有长腿？”所以我“这小子”也不会自讨没趣。
还差遣这王八羔子取报纸呢！我刚调来的时候，惹都没惹他，他都敢学我口吃，并且上来摸了一把我的脑袋。男人的头，女人的脚。当年西门庆勾搭潘金莲就是从脚上开始的，刚摸了一把，那潘金莲就心痒难耐，说：“哥哥真个要勾搭我？”女人的脚随便摸不得，男人的头更摸不得。若可随便摸，那我们局的同志首先应去摸阎水拍的脑袋，因为他个儿矮，摸他脑袋就像摸儿子的脑袋一样，顺手就上去了。可玻管局谁敢摸阎水拍的脑袋？
我早在心里记下了小胡这小子，他将来当然会为这个鲁莽的举止付出代价，我可是那种睚眦必报的人！
那天柳如眉用筷头戳我的时候，我虽难过地低下了头，却并没有反抗她，很少有人会去反抗领导。市委书记批评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就会找个乡镇书记训斥一顿。阎水拍局长若批评了马方向或者赵有才，马方向或者赵有才就会将气撒到我和冯富强身上。我和冯富强再将小牛或小马呵斥两声，这两小子气没处撒，便会在卫生间将墙壁狠狠踹一脚。
我担任副科长后，柳如眉不再用筷头戳我。因为她若用筷头戳我，我完全有可能也用筷头戳她。我和柳如眉的关系现在极像我和冯富强的关系。冯富强的副科长职务虽然在任命文件上排在我前边，并且由他主持科里的工作，但毕竟我俩都是副科长，有啥事他总是这样说：“在河有个事情和你商量一下”；“在河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有一次他说走了嘴，当时他刚吩咐毕通信员小高，顺势用吩咐小高的口气吩咐我：“鱼在河你去……”说了半句他突然改口，又说：“在河你说这个事情应该让谁去办一下？”这小子原本准备说：“鱼在河你去把这个事情办一下！”他说的“这个事情”谁去办，其实都无所谓，不就是给市委送一份文件嘛。我当时恰好要到市委去，他若不流露让我去“办”的意思，或者是阎水拍、马方向、赵有才让我去办，我会十分乐意地说：“举手之劳嘛，请领导放心！”可当时我从冯富强手里接过那份文件，漫不经心地翻了翻。冯富强手向前伸着，以为我翻完文件会再递到他手中。可我却偏不递给他，啪地将那份文件扔在办公桌上，抬头对他说：“又不是什么急件，明早上班让小高送过去！”然后便不再搭理他，转身扬长而去。
冯富强不管怎么说，主持着科里的工作。可又没人来我家里宣布，我和柳如眉由谁“主持”工作。这样我家里就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包括晚上“唱歌”，过去总是采用那种“男上女下”的体位和姿势，可自从她担任副科长后，却时不时要到上面来。我很不习惯这种“角色”置换，这基本等于她要“填词”，而由我来负责“作曲”。可不说五线谱，我连简谱都不懂，“作曲”的难度委实大了一点儿。每次她在上面我在下面的时候，我就有一种被强暴的感觉。她在那儿翻身农奴把歌唱，我心里却像打翻了那种五味瓶，不知有多少种滋味一齐涌上心头。
柳如眉那个副科长的“含金量”比我高出许多，因为她所在的那个局的“含金量”比我们玻管局高出许多。柳如眉所在的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局。如果说自从“一玻”、“二玻”垮台后，我们玻管局其实啥也不管外，柳如眉所在的那个局就啥都管。她所在的科叫“计划科”。这个科管着很多紧缺商品的指标。只要她们这个科将指标拨给你，转手就可以在市场上卖出高出一倍的价钱。比如说你十块钱买了一双鞋子，转手便卖作二十块钱。如果这双鞋子是一万块钱呢？
当然柳如眉所在的局并不卖鞋子，这里只是打个比方。不过这个局的重要程度倒有点像七十年代的商业局，你要想买一辆“飞鸽”或“永久”牌自行车，给你儿子结婚用，得千方百计找商业局长批条子。
柳如眉所在的局其实要比七十年代的商业局重要得多！她那个科不仅管着紧缺物资的指标，还管着大量人民币，这些人民币统称“专项资金”或“配套资金”。
当然支配这些资金和“指标”的主要权力在市长、主管这个局工作的副市长和这个局的局长手里。还有分管这个科工作的副局长和科长。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其实只是两个经办人员，按照市长、副市长、局长、副局长和科长的安排，把这些资金和指标拨出去。支配权到他们手里已经十分有限。
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虽然没有多少支配权，但他们却有“知情权”：哪些资金和指标支配得合理，哪些比较合理，哪些不太合理，哪些很不合理，这两个副科长最清楚，心如明镜一般。
贾府里的焦大为啥敢骂主子？就是因为知道的底细太多。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若是焦大，说不准哪一天不高兴了，也会骂出两句“爬灰”之类的话来。怎样才能让他们不骂？就是让他们也去“爬爬灰”。
因此柳如眉和另一位副科长手中也有了一点点权力。就像两个忙得不可开交的厨子，再名贵的菜，端上桌前也可先尝一尝。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产生一点点好感，最初就是因为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或者那种“共同语言”。共同语言是什么？就是你说什么时我顺着你的思路也说什么。我和陶小北为啥有共同语言？就是我说什么时她总是附和着我说什么，有时甚至我不说什么时，她也总是找着话儿往我心上说，常常让我心中一热，然后就会有那种暖融融的感觉。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有没有共同语言，取决于双方愿不愿意有共同语言。愿意就有，不愿意就没有。张三和李四聊天。张三说：回家做点肉吃。李四说：吃肉？肉有瘦肉精！张三说：那弄点蔬菜吧。李四说：蔬菜有农药！张三说：只好吃点粉条了。李四说：粉条里食品胶掺得太多，好吃难消化！张三说：难道喝西北风啊！李四说：西北风？有沙尘暴！如果两人像张三和李四这样，一个说东，一个总是说西；一个说南，一个总是说北；一个说天上，一个总是说地下，一个气得只好去说狗了，一个却又逮来一只兔子，再有涵养的人也会兴味索然，哪里还会有共同语言。
当鱼在河副科长与柳如眉副科长一个开始说东，一个开始说西的时候，已到了这年的夏末。就在这个夏末，有另外一个男人开始和柳如眉往一块儿“说”。
这个男人就是一票。
一票就是柳如眉科里另外那位副科长。
柳如眉提拔为副科长后，科长给他俩做了分工。一票分管专项资金，柳如眉分管专项指标。为了工作方便，科长让他俩将办公桌并在一起，就像一个人的上嘴唇和下嘴唇合在一起一样。“专项资金”与“专项指标”大多时候是同时拨下去的。科长有时会拿一摞厚厚的表格，啪地往他俩办公桌的“交界处”一扔说：“把这笔资金和这些指标捆在一起拨下去！”
这样柳如眉就得和一票研究那些表格，看采用哪种“捆”法。有时是柳如眉走过去站到一票身边，歪着头看一票“捆”资金。有时一票“捆”错了，柳如眉便会将一根白白的手指戳表格上。戳得太急，冷不丁也会戳到一票手上。有时是一票走过来站在柳如眉身边，歪着头看柳如眉“捆”指标。柳如眉若“捆”错了，一票也会将一根黑黑的手指戳表格上，戳得太急，冷不丁也会戳到柳如眉手上。
如果是在夏天，柳如眉穿着薄薄的衣衫，一票不经意地瞥一眼，就会瞥见柳如眉白白的挺拔的乳房。柳如眉的乳房既不是盘状，也不是半球状，更不是地梨状，而是鸭梨状。这个我应该最有发言权。据我所知，鸭梨状的乳房是乳房中的极品，一百个女性中只有一个拥有这种形状的乳房，真正是“百里挑一”。
问题是挑乳房毕竟不是挑鸭梨，挑鸭梨你可以在一堆鸭梨中选来选去，拿起这个，放下那个，再看看另一个。挑乳房呢？所以只能去碰，碰上就碰上了，碰不上怎么办？那就碰不上了呗！
一票这家伙运气不错，竟碰上了！可他一想到“排名”在鱼在河之后，又有点气馁：这毕竟不是像他所在的那个科室一样，可以任命两个副科长。中国目前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柳如眉若是“科长”，就只能给她任命一个副科长，而且是“终身制”，除非两人离婚。过去倒是有过“一妻多夫制”——可那是母系社会群婚的遗俗，年代也太久远了一点！因此一票想要尝尝这个梨子的滋味，难度就有点大。所谓虽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不能尝，看一看总可以吧，站在柳如眉身旁的一票就又将柳如眉的“鸭梨”看了看。这才发现，鸭梨上那个“梨嘴嘴”也颇为可爱。看着这个小小的乳头，一票就会想：啥时候能将这个乳头像指标一样拨来拨去呢？
两人的脚有时也会无意中触碰到一起。在机关里工作过的同志都有过这种体会，在办公桌前坐一上午，腿和脚会发麻的。有时就得动一动，将腿伸直（这样会舒服一些），这一动，一伸，就容易碰到对方的脚。
总之柳如眉与一票开始互相产生了一些好感。而产生这种好感的直接起因，还是一票投给她的那一票。柳如眉若是一个面团，从一票投出一票那天起，她就在一票的目光中发酵。
起初两个人凑在一块儿，并没有别的想法。不过就是说一些话儿。你顺着我说一会儿，我顺着你说一会儿。仿佛扯着一根绳子互相拉，你拉过来，我再拉过去。又如小女娃娃跳猴皮筋儿，一个站在中间跳，一个将猴皮筋儿拴树上，在小女娃娃脚下绕，向这边绕一会儿，再向那边绕一会儿。
两个人在办公室跳猴皮筋儿，受场地局限，无法施展，便有了到别的地方跳一跳的想法。这一天，当一票将这种想法悄声告诉柳如眉后，柳如眉想了一下，就点点头，答应了。
两人跳进了一个幽静的酒楼。酒楼叫了一个浪漫的名字：脉脉含情。
柳如眉和一票在一起，共同语言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谈工作，从专项资金和专项指标说起。一票由衷地对柳如眉说：“那天要不是你及时看出问题来，将那笔资金拨下去，那可就酿成大错了！”柳如眉也感激地对一票说：“我那天去逛商场了，偏偏局长叫拨指标，要不是你及时帮我办了，局长保准会不高兴的！”
接下来两人会说到一些其他方面的话题。有时候也会说到局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和由此而起的一些是非。柳如眉甚至会撒娇地咕嘟着嘴，给一票倾诉心中的烦恼。局里另一个和她关系原本不错的女同事，自从她当副科长后，对她待理不理的，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一票耐心地听完柳如眉的叙述，会像一个真正的大哥哥对待小妹妹那样，给她出主意，为她想办法。他说，柳如眉在处理二人的关系上，应该“一如既往”，“大度一点”，对她对她的冷淡“佯装不知”，仍像过去那样“热情地对待她”，这样有一天，她就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与她重修旧好，云云。至于她播弄她的坏话，也应不予计较，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这样反倒显出自己做人的境界。柳如眉见一票说的在理，便会高兴地点点头，心中的郁闷顷刻烟消云散，两人的感情在瞬间又近了一步。此时两人又会说到那次决定柳如眉能否做副科长的至关重要的投票。柳如眉会趁机将那句“点题”的话表达出来，她说：“我真得感谢你呢！要不是你给我投那一票，哪有我的今天！”
此时柳如眉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家里那台二十九寸的大彩电。我们并没有出钱，那台电视机却跑我家来了！有时想想觉得挺奇怪的，仿佛我家已率先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按照我小时候上政治课留下的印象，共产主义就是你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而且不需要出钱，因为那时候已没有货币。
“这是应该的嘛，谁让咱们是同事呢！况且我一直对你挺有好感的。”一票用那种炯炯有神的目光望了一会儿柳如眉，直到望得两人脸上都有一点温度了，才大胆地说出那句带有“破题”意味的话：“你本来就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女性！”
一个“点题”，一个“破题”，这篇文章做出来就有意境了。一票果然趁热打铁，对柳如眉说：“其实你不找我妹妹，我也会将那一票投给你的，因为那一票本来就是你的！”就像柳如眉说话当中想起那台电视机一样，一票此时脑海里也突然浮现出一样东西——当然不是电视机，而是两个鸭梨。这两个鸭梨劲儿大着呢，一下就将一句话从一票胸腔里挤出，他直视着柳如眉说：“我都恨不得给你投两票呢！”
对两位普通同事来说，这话的“味儿”有点大了，因为这是情人之间通用的语言。一票将这句话说出口，也有点吃惊，他甚至吃惊地大张着嘴巴没有及时合拢，仿佛这话不是自己“说”出来的，而是话儿自个撑开他嘴巴“跑”出来的。他的脸也微微有点发烧，他甚至有点担心：万一柳如眉怫然作色怎么办？那就太没趣了。
一票的担心当然是多余的，怎么会呢？女性就像一个当铺，对于赞美性语言一律照收不误。哪怕这种语言带有很大的夸张成分。当铺老板清点送来的衣物，还会一件一件照成色论价，有时甚至会大肆砍价——一件八成新原价值三千元的裘皮大衣，能给你三百元就算不错了。可女性在赞美话儿的面前，却从不“砍价”，恨不得让你多说几句呢！所以女性若开当铺，非连老本儿赔进去不可——因为那样一件裘皮大衣，她可能付给物主三千二百元，不赔才成怪事了呢！
所以女性鲜有开当铺做老板的。即使有一个闪着腰儿从里间走到柜台前来，那也是老板娘，来看自己的丈夫和物主讨价还价。
一票的担心因此是多余的。他那句话当时让柳如眉心里再次一热。一票若是那个物主，那句话就是那件裘皮大衣，他将那句话儿“当”给柳如眉，柳如眉收下后，意外地付给他三千二百元——柳如眉当时眼睛一扑闪，回答一票说：“想不到你对我这么好！”一票此时才放下心来，抬起一只手以额至颌一抹，顺势才将惊愕地张着的嘴巴抹“合拢”了。正如那位物主，万没想到一件旧裘皮大衣能当得这么多钱！将钱揣在衣兜里走出当铺了，仍心存疑惑：莫不是付错了，不会追出来索要吧？心里不踏实，扭回头去看，见老板娘正将裘皮大衣穿在身上，左一下右一下比试呢。这才放了心。随手又扔给老板娘一句话儿：“老板娘真漂亮，穿上这件衣服更漂亮，晃人眼呢！让人都不敢看了！”说着，撩起衣襟遮住自己的脸，像一个顽皮的小孩一般作出一副“不敢看”状。女老板心里乐开了花，咯咯咯笑着让话儿从当铺里撵出来：“先生太会说话了，听你说话就像孩子过节或者农民赶集似的！先生留一下你的手机号可以吗？”那物主生怕老板娘突然反悔，趁她心里喜洋洋之际，早放下衣襟疾步汇入人流中不见了，哪顾得留什么手机号。
男女约会，话说到情浓得化不开的份儿上，就得换个话题“冲淡”一下。就仿佛一杯白糖水，糖放得太多，不仅“甜”，且“腻”了，就得再加点开水稀释一下。或者就像大街上有一个马戏团在表演，人围得水泄不通，将交通都堵塞了，此时就得警察出面疏导。一票和柳如眉此刻就是这样，一票挥着手“疏导”交通，柳如眉拎起开水瓶“稀释”杯中甜水。两人不再顺着那个话题往下说。柳如眉以手支颌，将目光望向窗外。窗外是那种“滚滚红尘”和“大千世界”。人流、车流不断，市声也不断。一个男孩正冲一个女孩招手，女孩脸儿红扑扑的，提起脚跟欣然向男孩跑去。
柳如眉和一票开始共同追忆那些因为已逝所以注定是美好的青春时光。
这天下午，一幕有趣的镜头出现了：脉脉含情大酒楼里，当时正放着悠扬的萨克斯曲《回家》。我和陶小北正像徐志摩和林徽因那样坐在一起，刚点毕菜抬起头，突然瞥见柳如眉和一个读者已“认识”我并不认识的男人走了进来。当时我们在一楼的小雅间，他们看不见里边，我却从雅间白布门帘的缝隙里瞧见了柳如眉。那天下了一点微雨，他俩打着一把伞，进来在大厅里停留片刻。柳如眉收伞后顺手将伞递给了那个男人，这是她的习惯动作，因为那把伞我很熟悉。每次下雨我俩打着伞进门，她伞一收便会顺势递给我。我接过伞，低头拿那根小带绕一圈将伞扎住。然后我往往还会绕第二圈——用手臂将柳如眉富有弹性的腰环绕，有时我们环绕着直接进了卧房，有时环绕着坐到了沙发上。到底是环绕着进了卧房，还是环绕着坐到了沙发上，视情况而定。可无论哪一种情况，那把伞早不见了，有时被我随手扔墙角了，有时被我搁在门口的鞋柜上了。只有一次情况有点紧急，我竟一手环绕着柳如眉，一手拎着伞进了卧室。柳如眉已宽衣解带，像一条肥美的大白鱼，哧溜钻进了被窝，我手里却还拎着那把碍事的伞。我灵机一动，竟恶作剧般地将伞柄掉过来，顺手挂到吊灯杆上。那天我俩“唱歌”的时候，柳如眉没有像往日那样闭眼睛。我以手将她的眼皮抹下去，她又睁开往吊灯下面看，原来那把伞尚在那儿摇晃呢。那天柳如眉怎么都不愿翻身农奴把歌唱。事毕，才告诉我缘由：那伞尖尖锐着呢，掉下来先扎你屁股上。
这把亲眼目睹和见证了我和柳如眉“唱歌”全过程的“爱情伞”，今天竟拿在了一票手里。我当时心里有点不舒服。按照物理学上那种“干涉现象”，伞目睹了我俩“唱歌”，伞拿在一票手上，似乎一票也目睹了我俩“唱歌”。
柳如眉那天信手将伞递给一票，自顾先上二楼了。一票低着头手忙脚乱扎小带：他显然对我家的伞不熟悉，笨手笨脚扎了半天才将小带扎好。或者那把伞是那种对主人忠诚的“仆人”，挣扎着不想让一票扎住，仿佛一旦被一票扎住，它的女主人就当众丧失了贞操。
一票扎好伞，举目凝望了一眼闪身已上二楼的柳如眉，目光如炬，像贾瑞追逐王熙凤那样疾步追随柳如眉的倩影而去。我扑哧笑了。陶小北问我笑什么，我说我看到了那种“爱情的光芒”。陶小北不解，说：“不见你眼前有这种光芒啊！”我笑着说：“我眼前没有，我爱人身后有！”陶小北更不解：“你梦呓啊！”她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仿佛我真在做梦。我顺势做出一副“如梦方醒”的样儿，让服务员将已点好的菜单拿过来，低着头一边看一边对陶小北说：“咱们今天不吃鱼香肉丝了，来半斤白灼虾吧！”我将菜单递给身旁侍立的那个虽年轻但却像“鱼香肉丝”一般没有“味道”的服务员，眼睛望着“味道”比白灼虾更醇美的陶小北，心里尚在寻思：柳如眉这会儿正在点“鱼香肉丝”呢！想到柳如眉点给一票的那盘“鱼香肉丝”是这边刚退掉的，我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凉的笑意。
《背叛》吴言
第二十章
那天在脉脉含情大酒楼吃饭，由于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柳如眉和一票身上，差点将冯富强和李小南这一对忽略了。
冯富强和李小南比柳如眉和一票稍晚一点进来，也上了二楼。那天我们一拨一拨凑在一起，真是巧中添巧。就仿佛这个酒楼是过去那种“接头”的地点，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这个那个都来了。
对我来讲，即使柳如眉和一票可以被忽略，冯富强和李小南也不可以被忽略。
柳如眉和一票若是那种“主要的矛盾方面”，冯富强和李小南就是那种“主要的矛盾”。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说法，当然是应该先抓“主要的矛盾”，再抓“主要的矛盾方面”。
看到柳如眉和一票打着我家那把颇有纪念意义的“爱情伞”进来吃饭，我心里像被猫抓了一把似的，像那些肠胃不好的人，当下泛起一股酸水。男人这种王八蛋就是这样：只愿自己伸出手去摘别人树上的果子，却不许别人探过身来哪怕在自家树上只捋一把树叶。
陶小北见我心不在焉的样子，娇嗔道：“鱼在河你今天是怎么了，刚做毕梦，这会儿又丢了魂似的？”
陶小北这么说，令我汗颜。我觉得自己真是有点小心眼儿了。按照那种“换位思考”的新的思维方法，如果陶小北老公看见我和陶小北在一块儿吃饭呢？不也会有一种吃了一颗青杏儿的感觉？说不准酸得脸都会缩作一团呢！阎水拍局长不是常常教导我们说：遇到事情多为别人想一想，多从别人的角度考虑考虑。
“换位思考”果真起作用。我挥了挥手，将溜到二楼去的“魂儿”唤回来，宽慰自己：柳如眉和一票吃吃饭有什么关系呢？掏钱的肯定是一票，而非柳如眉。按照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显然有利于我家的经济建设。抛开“经济”的角度，又有什么呢？也没什么呀！不就是两个同事在一块儿吃吃饭嘛！吃吃饭有什么？我和陶小北也一块儿吃饭啊，我们之间有什么了吗？即使有“什么”了，又有“什么”呢？我和陶小北，柳如眉和一票，谁和谁先有什么了，也没有什么呀！生活就是这样，不是你在别人家自留地里顺手摘两个包谷，就是别人在你家自留地里偷偷挖两个马铃薯。
只有具备了如此胸怀的男人，才能成就一番大事呢！
令我有点不快的是，那天柳如眉这小婊子给我打电话却说，她不回家吃饭的原因是要在单位加班呢！我问她下午饭怎么吃，她说凑合一下，要一份儿盒饭吃一吃。一票莫非是她要来的那份儿“盒饭”？若一票能当饭吃，柳如眉从此就不需要进食了，每天上班看也看饱了。那才叫“三个有利于”呢！
可我当时也够无耻的了。听柳如眉说要“凑合一下”，我随口接过她的话茬儿，对她说：“哟，我单位也加班，看来咱们今天都得艰苦奋斗了！”我说的“艰苦奋斗”是指我俩都得吃盒饭。然后两人就儿子的晚餐问题进行了磋商，并迅速达成了让儿子去柳如眉父母家吃饭的一致意见。
总之那天我前后左右一想，心里完全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后再一想，觉得柳如眉和一票吃饭简直了无新意，甚至有点俗不可耐。相反冯富强和李小南“共进晚餐”，却像那种“历史的经验”一般值得注意，甚至有一种“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意味。
是的，这确是新近出现在我们玻管局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呢！
别以为我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男人。冯富强像卸掉了一条胳膊一样，从我身上卸走了李小南（我原以为我与李小南的心理距离比他近），让我有一种心痛的感觉。但这种“痛感”不是因为我想像“三言二拍”里那个卖油郎一般，独占我们局里的两个“花魁”，或者像古代的皇帝那样，“左拥赵姬（陶小北）、右抱越女（李小南）”呢！我的“痛感”来自于——冯富强和李小南双双出现在脉脉含情大酒楼，意味着我失去了李小南这一票！
对我来讲，李小南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柳如眉对面的那个男人——决定我一生命运至关重要的一票——因为我们玻管局随时都有可能投票！
我已拥有了陶小北这一票，（难道陶小北会把那一票投给别人吗？除非黄河会倒流！）若我再拥有了李小南这一票，就比冯富强多出了两票！马方向当初在“马赵之争”中一票制胜，我若多出两票，不等于已将“胜利的红旗高高插上了山顶”？多获得一票，就等于多排除一颗通往总目标道路上的地雷，待到胜利的红旗映红我的笑脸时，我不仅会立功受奖，首长还会拍着我的肩膀称赞我是连队里的排雷能手呢！
而倘若我失去李小南这一票，就会和冯富强战成平局，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兆头。
我现在必须尽快搞清楚：冯富强与李小南是缘何走在一起的？
他们是初次“脉脉含情”？还是已涉入爱河？他们仅仅是贪恋那种男欢女爱？还是另有其政治目的？若待他们有了那种男欢女爱，到了那种心照不宣的程度，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撕掳不开时，政治上缔结的盟友关系不是会更牢靠了吗？女人是一种依赖性极强的动物，一旦和谁有了那种肉体关系，就会无原则地坚决拥护谁，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动摇呢！
我必须当机立断从这两个人中间插进去，阻止他们男欢女爱的进程！像我这样一个目前来说微不足道的男人，当然很难像那些伟人那样挥手之间就可改变历史的进程，但要下工夫阻止一个男人求偶的步伐，我想还不至于没有一点办法。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是的，无论采取哪种手段，我必须抢先一步走在冯富强前边！抢先一步就意味着胜利，关键时刻我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身体！
当然我不会鲁莽行事，因为这里边还有一个阎水拍局长。
阎水拍局长与李小南的关系目前呈现出扑朔迷离的局面。这两人的关系较前肯定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李小南再也不拒绝到阎水拍局长办公室去了，也再未冲阎水拍局长的背影吐唾沫。有一次我甚至亲眼目睹她给阎水拍局长撒娇，就像一个可爱的女儿向父亲使性子一样。阎水拍局长比李小南大出二十五岁呢！就是说阎水拍局长二十五岁时，李小南才刚生下来。如果阎水拍是那种钻天杨，都长碗口粗了，李小南才刚被两个戴着红领巾的小朋友在三月十二日这天栽地里去，浇水时都得将她纤弱的“身子”扶着，生怕不小心折断呢！可长若干年，两棵树就一般高且一般粗了，至于那种“年轮”，不细看哪能看出来。阎水拍局长九十岁时，李小南也就六十五岁了；阎水拍局长若能活到一百二十五岁，李小南也就一百岁了。两个“百岁老人”坐那儿，“年轮”谁能看出来？
所以任何事情得来回想：从这边想过来，再从那边想过去，这一想就想通了。阎水拍局长若与李小南发生点什么，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倘若他们之间发生了那种鱼水之欢，你就往远处想，往出去想，往将来想。二傻子才会往回想呢——“若时光退回去多少年？”这是人话吗！时光退回去多少年，那就不叫鱼水之欢了，叫奸淫幼女！公安局的同志早将低垂着脑袋的阎水拍从我们玻管局的楼道里带走了。走到大街上还会有人往他脸上吐口水呢，唾沫星子不把这个老家伙淹死才怪呢！
阎水拍、鱼在河、冯富强、李小南目前呈现出一种“四角”关系。这里至少有一个人是多余的。这个人非我即冯富强。我决心将冯富强挤出去。若将这个像脸上的粉刺一样惹人讨厌的家伙挤出去，就剩下了我们三个人，这符合阎水拍局长说的那种“三角形的稳定性”。
对我来讲，现在需要盘算的只是：怎样才能把这颗粉刺神不知鬼不觉地挤出去？
这就得跟阎水拍局长学着点儿。阎水拍局长只是趁机构改革之机成立一个“行管办”，就达一箭三雕、一石三鸟之奇效。以我目前功力，跟阎水拍局长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动点儿脑筋，等待时机，找出一个“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办法，还是完全可能的！
冯富强担任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后，我从来没有在工作上好好配合过他，对他安排的事情向来是等因奉此，例行公事。有时还故意出点难题为难一下他。以我的心计和情商，不动声色地戏弄一下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冯富强还是绰绰有余的，何况还有陶小北和我唱和。我不仅没有好好配合过冯富强，还像赵国的使臣诬陷廉颇那样想方设法诬陷他。战国时赵国名将廉颇被废，虽老犹健，赵王想再启用他，但派出的使臣却捏造说他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
我每天上班坐在办公室，像阎局长那样，用一张本省的日报遮住脸，装作在看报纸，其实我是在以“看报纸”作掩护，偷偷观察着冯富强的一举一动——看他一会儿能拉几次屎！
必要时我甚至不惜给他常放在办公桌上的那个玻璃水杯里下泻药，
以促使他一会儿就拉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屎。
当然现在还不到给冯富强的水杯里下泻药的时候，冯富强正和阎水拍处在“蜜月”阶段，此时给他下泻药，弄不好阎水拍会让我接连拉三次屎。所以我必须等待时机。自从主持政秘科工作后，冯富强更是将阎局长奉为不祧之祖，惟阎局长马首是瞻。只要见冯富强从办公室门前大步经过，一定是阎局长刚给他布置了什么事，他急着去办。一天到晚总见他
目光热切地望着阎水拍局长，不知往阎水拍局长办公室跑多少回。有人来找他，只要不在大办公室，就一定是在阎水拍局长房中。鱼在河、陶小北、李小南、康凤莲就会异口同声对来人说：“你等一会儿吧，他在阎局长那儿呢！”
机构改革之后，陶小北虽已任局工会主席，但仍在大办公室办公。那个纪检副书记罗一强也被挤到我们这间大办公室来。看来，当初赵有才主任不给小牛和小马单独办公桌，办公室里放不下只是托词，放还是放得下，只是显得拥挤一点罢了。这样我们这间大办公室便有如下人员：陶小北工会主席，罗一强纪检副书记，冯富强副科长，鱼在河副科长，李小南副主任科员，康凤莲出纳员，打字员小胡及驾驶员小牛、小马、小虎。
通信员小高本来隶属我们政秘科，但他人微言轻，只能继续在局办公楼后面那间平房“办公”。那里原来是局里的临时灶房，相当于部队那种炊事班。后来局里没人去那里吃饭，小高当通信员后，“炊事班”也就解散了。小高本来也想到楼上来办公，在大办公室里凑个热闹。第一次去找冯富强谈，冯富强瞪了他一眼。隔了一段时间又鼓足勇气去找冯富强谈，冯富强干脆训斥他一顿。冯富强那天好像很生气，小高万没想到冯富强突然会像黄河那样“咆哮”起来。冯富强训斥他的那一瞬间，小高眨巴着眼睛连一点反应都没有。小高后来找我诉苦，局里四五十个同志都在楼上办公，怎么就该他一个人蹲在那间茅草屋里？（小高这种说法显然有点言过其实了，“炊事班”那间灶房虽然破旧一些，但远非“茅草屋”！）他又不是那种被打入冷宫的弃妇，怎么也是玻管局这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嘛！况且他之所以不想在“茅草屋”办公，是那里留下过他痛苦的回忆，他被那几个又抓又掐的姑娘甩过几个耳光呢！至今他一走进屋门，脸上都有一种麻丝丝的感觉。
小高向我诉苦时已经结婚，在外面租了一间房住。那天他向我发泄对冯富强的怨恨时，我好言宽慰了他一番。小高最后愤愤地说：“冯富强他还和你争？别看他如今跳得欢，小心将来拉青胆！”小高说了一句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台词，又对我说：“赵主任空出的那间办公室，将来肯定是你去坐！他冯富强想坐？做梦去吧！”
小高如今早成为我在玻管局的铁杆支持者。我知道，如果我有一天给冯富强下泻药时需要一个帮手的话，小高一定会自告奋勇拍马赶来。当年三英战吕布时，首先挺丈八长矛上阵的是燕人张翼德，随即杀入的是关云长。那刘玄德虽武功不济，也掣双股剑刺斜里奋力杀来助战。我若哪天和冯富强短兵相接，面对面杀将起来，我相信赶来助阵的绝不仅仅是小高一人，小马小虎等人也定会一拥而上，对冯富强饱以老拳。包括老将老乔，虽年事已高，臂力不济，不能挥丈八长矛入阵和冯富强厮杀，也定会扯开嗓门在阵旁为我呐喊助威。冯富强失策就失策在眼睛只盯着阎局长一个人，有时连局里那些副职也看不见，哪里能看见小高之类。冯富强将小高视作草芥，我却对小高关爱有加。我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牛溲马勃，虽微贱却有用！华容道上，关羽为什么会放了曹操？如果挡道的是小高，他会放了冯富强吗？显然不会！说时迟那时快，那把八十二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早砍冯富强脖子上去了。
我们局办公条件向来紧张，只要瞅瞅在哪里办公，就能知悉你在局里的重要程度。局里最无足轻重的两个人是小高和老乔，他俩就只能在“炊事班”和门房“办公”。套间里办公的人当然是最重要的，所以局级领导都必须有一个套间。
马方向升为副局长后，局里将四楼两间普通办公室中间的隔墙打通，变作一个套间。赵有才主任升为“行管办”副主任后，又将五楼两间普通办公室中间的隔墙打通，变成一个套间。马方向和赵有才搬进套间后，那四间普通办公室的同志就像过去战事来了逃难的人群一般，扶老携幼向其他办公室安插和疏散。纪检副书记罗一强就是这样“疏散”到我们大办公室里来的。
在我们玻管局，政秘科长的位置一向是特殊甚至称得上显赫的。余宏进副局长做过政秘科长，陈奋远主任做过政秘科长，马方向在任业务一科科长前，做过政秘科副科长。朱锋、姬飞也都是从政秘科长位置上提上去的。只有牛望月这个“孤家寡人”是从外面调来的。且慢，姬飞不是从“三玻”调来的吗？姬飞是从“三玻”调来的，可他却是由局政秘科长提下去任“三玻”筹建处副主任的。
因此别的科长都不可与政秘科长同年而语，更难比高低。同样是正科长，纪检副书记罗一强只能挤到我们这间热闹的大办公室来，赵有才主任那间单独的办公室却空着——谁做了政秘科长，谁才可以搬进那间办公室办公。
谁做政秘科长，已成为玻管局继“马方向热”、“赵有才热”、“陈奋远热”之后的又一个“热点”和“焦点”——多少双眼睛齐刷刷盯着呢！
冯富强当然是最有希望做这个政秘科长的，因为他目前在“主持工作”。可也说不定，林彪当年是最有希望做“接班人”的吧？可结果怎么样？却在蒙古摔死了。冯富强当然认为他不会摔死，要不他干吗三番五次往阎局长房中跑呢？如果他知道自己会摔死，他怎么可能一头往阎局长房中扑呢？那不是去找死吗？这个年代，人们个个愿意去找钞票，找情人，找梦，找乐，可谁愿意去“找死”呢？如果冯富强去阎局长那儿是去“找死”，那阎局长不成“阎王”啦！阎局长当然不是“阎王”，他是我们玻管局可爱的阎水拍局长。
自从冯富强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后，来办公室找他的人多了起来。有酒楼饭店的收款员，有汽车修理厂的经理或者办事员。经理来找冯富强是请他吃饭或者下“厢”，那时还不流行打保龄球之类，“包厢”可正热火朝天。我们市里有个叫高明的干部，就是在包厢里成名的。高明天天下包厢，付不起小费，就别出心裁想了个法儿：他让小姐跪在沙发上，他在后面玩，玩毕抽身便走。待小姐提起裤子转过身来，高明早不见了！当时甚至流传过这样的说法：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高兴不如高潮——高潮不如高明！高明后来被清理出公务员队伍，开除了公职。又后来高明竟成了一个老板，加入了市政协，被尊称为“各界人士”。就又有两句顺口溜在我们紫雪市流传：高明成了老板，流氓做了大款。
冯富强当然不是高明，那些经理请他吃饭他也许去，但下“厢”则不去。至少他对我们说他从未下过“厢”。“那里边，藏污纳垢！”冯富强在我们面前这样评价包厢。
那些汽车修理厂或酒楼饭店的经理为啥要请冯富强？因为局里四台小汽车在哪儿修，由冯富强决定。那些办事员、收款员来找冯富强，则是等他在条据上签字。无论是修理费、吃饭费，包括材料打印复印费，给同志们搞了福利的“苹果费”、“带鱼费”等一应开支，都得冯富强签字审核，呈送阎局长批准后才能变成钱。小到一块钱的支出，大到一万块钱、十万块钱的支出，都得冯富强“过手”，才能到阎局长那儿。冯富强若是过去那种宦官，代皇帝去民间选美，选回来众多腮凝新荔、鼻腻鹅脂的美女，虽然不能享用，舍得舍不得都得送给阎水拍局长，但总可以在这个的脸蛋儿上摸一把，将那个的下巴捏一下。可包括陈奋远主任和余宏进副局长在内的所有其他局领导，却连这些美女的衣服边都够不着。眼睁睁看着裙摆舞动，香气迷人，也只有用鼻子嗅一嗅的份儿。
那些找冯富强的人来多了，知道冯科长忙着呢，也不着急，坐在大办公室慢慢等。有时等一会儿冯富强满面春风出来了，冯富强那一刻的表情，就像一团晚霞在脸上燃烧。有时等到下班他还不出来。就像一只老鼠钻进了杂乱无章的床底，你举着一个物件准备当它再出来时打死它，可你手臂举酸了它却再不出来。
一个人目光太热切地盯紧某一个地方，并不是一件好事。这就像交战时正面强攻往往难以奏效，甚至遭受挫败，而侧面迂回却可取得意想不到的胜利。我与李小南的距离之所以显得远了一点，让冯富强乘虚而入，那是因为我与陶小北太近的缘故。冯富强看着阎水拍的目光太热切，看着陈奋远、余宏进、马方向的目光必然显出黯淡和某种游移。若阎水拍和马方向同时叫冯富强，冯富强连连应着声向阎水拍跑去时，必然来不及兼顾着答应马方向。马方向于是就去叫别人了。
马方向与冯富强的关系由亲密到疏离，由无间到有间，被我这双慧眼一眼看穿。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我开始有意去和马方向贴近。除上班时间到他那儿坐一会儿外，我还利用一个节假日带两瓶好酒和两条好烟到他家去看望了他。那次我们相谈甚欢。
马方向十分肯定地认为，我已在玻管局站稳脚跟，初露圭角，既显示出了过人的才华，又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将来必然大有可为。马方向甚至以他自己初到玻管局时为例，和我进行了比较，认为那时的他和现在的我有诸多相似之处。人生就像一条不可阻挡的宽阔的大河，你得平稳地向下游流淌，而不能浮躁地在河道里左冲右突，那样不是冲垮了河堤，就是淹没了农田。有心人总是拿着一根吸管，将生活中的养分不停地吸入——排除的却是杂质。做人应该有一种胸怀，不要成天算计来算计去，那些喜欢算计别人的人最终却算计了自己的一生！马方向那天给我讲了诸多做人的道理，使我受益非浅。总之马方向那天仿佛邂逅了一个十分中意的女朋友一样，兴致出奇地高。他最后
甚至提出应该打一场麻将牌，以通过这种娱乐活动使我们本已十分愉悦的心情更加愉悦。他当即邀了他的两个牌友，我们在他家鏖战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早晨踏着朝露离开他家时，虽然我十分疲倦，并且输给马方向三百元钱，但我的心情却是愉快的。我甚至在清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吹起了快乐的口哨。
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马方向含蓄地告诉我，他已知道那多出的一票是我投给他的。他据此认定，我这个人人品比别人好得多。他说：“如果是别人，早跑来邀功了，可你小鱼却从未向我提起过。小事看人品呢！不像有些人，他给你帮点忙就会马上向你伸手，手伸得要多长有多长！”
他说得“别人”和“有些人”，我断定是指冯富强！
我与马方向心理距离的瞬间拉近，是我到玻管局以来继获得阎水拍局长赏识之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如果博取阎水拍信任是辽沈战役，那么获得马方向信任则是淮海战役，从战略意义上讲，后者一点不亚于前者。
马方向在我们玻管局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从上一次与赵有才竞争中，在略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并随即在与朱锋、姬飞、牛望月的联手厮杀中再次脱颖而出，跨栏一样跨过这几个无能的家伙，即可看出这个人的能量和爆发力。马方向的分量之重，甚至在陈奋远和余宏进之上，朱姬牛当然更不在话下。
余宏进之所以多年来身居“二号”位置却发挥不了作用，当然与“一号”阎水拍这块大石头压得太紧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他自身：人太自私，贪图小利，圆滑世故，不敢承担责任，遇事绕着走，很少给别人办事。因此没有多少人支持他。
陈奋远相对要干练一些，不多说话，说出来就有一定的分量。可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局里建房上，一两个月难得在局里露一面。担任行管办主任后，正处级问题解决了，更像一个“局外人”了。因此在局里也很难听到他发出的声音。
局里倒是常能听到朱锋、姬飞和牛望月的声音。常见他们站在楼道里哇哇乱叫。可惜他们发出的大都是噪音。而噪音和尾气一样，市里的环保局专门有人负责监控的，超标了还要处以罚款。与余宏进相比，这几个人目光更短浅。三个人中，姬飞还算有点谋略，有时候甚至有老奸巨猾的一面，属于三个人中的“狗头军师”——虽然他和当年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并无瓜葛。朱锋有点像个麻雷，谁将他的捻儿点着，他都会噗一声飞上天去，并发出一声巨响，在空中炸开——虽然响声很大，但伤及不到人。三人中最没劲的是牛望月，这个人简直像一个孩子。谁见了他笑得殷勤一些，他便会在开会时说：某某是个好同志；谁若和他迎面走过时没打招呼，他就会评价：这个人不怎么样。牛望月很少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局里开会时他像孩子一般淘气，抓起这件乐器拉一下，拿起那件乐器弹一下，举起某件能吹奏的乐器再吹一下——问题是他吹笛子时也没有一点章法：有时腮帮子先鼓起来，再将嘴凑上去；有时嘴凑上去了却半天鼓不起腮帮子。问他为什么吹不响，他却捂着半边脸说腮帮有点酸。
因此他们几个人的意见往往没有丝毫分量，就像几个女人拍腿甩胳膊议论张家长李家短一样。有时开会阎局长提出某个议题，牛望月就会一会儿拍腿，一会儿甩胳膊。朱锋拿着一个“碟儿”跟上一阵乱敲。姬飞则在那儿抱着胳膊含笑不语。待他们拍完了，甩完了，敲完了，阎局长便会看其他几个没发言的人，其他几个人便会讲出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尤其是马方向副局长，讲出的意见总是入情入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总是能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中找到他们的相同之处，并设法将他们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过的意见经他的嘴里讲出来，总是有那么一种“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味道。如果马方向副局长是一个农夫，给人的感觉，他简直可以把两种生长习性完全不同的庄稼播种在一块田里，两类庄稼却都长势喜人，丰收在望。每当他讲出这些意见的时候，阎局长就会赞赏地看着他。包括朱姬牛三个也会频频点头。这样就很容易形成决议。
所以我现在和马方向副局长有了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对我今后在玻管局的发展有多么重要！庸俗一点、功利一点讲，陶小北、李小南、小高能给我一票，马方向副局长给我的则不是一票！他不动声色做做工作，给一些人暗示一下，我就会额外地得到一些票。就像白色恐怖中那些地下工作者，在马方向副局长这儿“接头”后，互相并不需要说什么，临别前重重地握一下手，心里便都有数了。
我决定弃暗投明——在心理上抛弃阎水拍局长，悄悄投奔马方向副局长。因为阎水拍局长已成为东海黄公——他再有九个月就要退居二线了！
是的，跟着马方向，在玻管局就会有方向，对这一点我已深信不移！
《背叛》吴言
第二十一章
小牛和小马在局里的会议室打了一架。
局里给阎水拍局长新买了一辆黑色的新款奥迪小汽车，新车当然还是由小虎开。阎局长刚坐了一年多的那辆红旗小轿车便退给小马开。小马开的那辆“二一三”已跑了三十多万公里。拉着几位副局长下县里检查工作时突然就坏在路上了。尤其丢人的是，有一次一位分管工业的副省长来市里检查工作，这辆“二一三”拉着余宏进副局长吃力地跟在车队后面跑，突然就像一匹已耗尽精力的老马一样，卧在公路上不动了。后面一辆车跟得太近，差点儿就发生那种“追尾”的交通事故。那位司机当时吓出一头冷汗，一个急刹车。随即跳下来将尚在“喘气”的“二一三”屁股猛踹一脚，骂道：“这破婊子车，还有脸跟上省长跑，叫几个人过来推沟里去！”
当时余宏进副局长夹个小包站在公路边，黑着脸看小马吭哧吭哧修车。车队早像一溜儿在草原上撒欢儿的奔马一样，不见踪影了。那天车修了两个小时都没修好。小马嘟嘟囔囔骂道：“这车的毛病就像婊子逼里的那种阴虱，哪里能找到！”余宏进副局长蹲在马路边抽了几支烟，最后只得搭乘一辆“蹦蹦车”回了市里。坐在蹦蹦车上摇来晃去的余宏进副局长当时十分生气。按照余宏进副局长的身份，他若在县里任职，就是一个常务副县长。有谁见一个常务副县长乘蹦蹦车的？余宏进副局长虽练气功、涵养尚好，这次却再也忍不住了。回到局里便径直去找阎水拍局长，气鼓鼓地对阎水拍局长说，再派那台破车拉他下乡，他要么不去，要么就去出租汽车公司租辆桑塔纳。临出门时又扭回头对阎水拍局长说：“局里该买一辆车了，否则贻误了工作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当局里几个副职都有了类似余宏进副局长这样的经历，并都向阎水拍局长提出买车的要求时，阎水拍局长便派赵有才和冯富强去省里买回这辆刚上市的新款奥迪小汽车。
这样那辆刚跑了不到两万公里的红旗小汽车便退下来，供几位副职使用。这辆“二一三”则由冯富强出面，以两万元的低廉价格卖给一家汽车修理厂。
按理，红旗应由原开“二一三”的小马开，可开面包车的小牛却想开红旗。小牛有自己的小九九：开面包车主要是每天接送同志们上下班，再就是接送局里同志的孩子们上学。每天就在紫雪城跑这么几趟，然后便钻在谁的房中打扑克。一年下来，修理费和汽油费只能报销五万多元（实际开支只有三万多元，两万多元属于虚报）。而开红旗，一天到晚脚底儿朝天拉着局领导在县里、省里跑，又是下乡，又是开会，又是剪彩，吃香的、喝辣的不说，还能领一些衬衣、防寒被之类的纪念品，更重要的是，空间大了，车辆的开支大了，一年至少也能报销十余万元。
小牛将想开红旗的想法通过牛望月告诉了政秘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冯富强，又告诉了主管政秘科工作的赵有才主任。赵有才本来不太想这样调整，但碍于牛望月的情面，也就含糊其辞同意了。牛望月和小牛立即趁热打铁，请赵有才主任、冯富强副科长、鱼在河副科长吃了一顿饭。其实我内心里是反对这样调整的，因为这样调整没有丝毫道理。若小马是阎水拍局长的侄子或什么亲戚，谁敢动这样的念头？况且我对小马印象好一些，对小牛印象差一些——岂止是差一些！这王八羔子仗着有个牛望月，平时对我待理不理的，可见了冯富强却点头哈腰，像见了他爹一样。有时甚至跟上冯富强挤对我。
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小牛之所以跟上冯富强卖力地狺狺狂吠，是
因为他那些修车条据都要冯富强签字后才能呈送阎水拍局长，再然后才能从康凤莲那儿领出人民币。有一次我和冯富强准备坐他的车出去办点儿事，这小子一跑进大办公室便殷勤地接过冯富强手中的公文包。出楼道后我去卫生间，顺手将我的公文包递给他。可待我出来下楼坐到车上后，却不见包。问他：“包呢？”他竟冲我坏笑着说：“在卫生间门口放着呢，你出来没看见？你不是让我放卫生间门口吗？”我重新跑上三楼，卫生间门口并没有包。我心里陡然紧张，又“噔噔噔”跑下楼去问小牛。那包里有我刚给阎局长加班赶写出来的一份汇报材料，下班前要送到阎局长办公室呢！“包呢？小牛你可别和我开玩笑！”我这样说着，焦急地在车上左顾右盼找包——我以为小牛给我藏哪儿了。小牛说：“真在卫生间门口放着呢！你再上去里外找一找。”我没辙，只得又焦急地“噔噔噔”跑上去。跑进卫生间里边一瞧，果然看见那个小包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般，正蹲在卫生间门里边湿漉漉、脏兮兮的地上，悄悄抹眼泪呢！我当时勃然大怒，肺都气炸了。可勃然大怒气炸肺又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下去扯着他的脖领子和他在大街上打架吧！可就这，这小子仍然不依不饶，上车后再次打我脸：“鱼科长，包里没丢啥东西吧？你那包撂大街上也没人拣，不就装几份阎局长的讲话材料嘛！”当时恰好路面上有个障碍，这小子猛打一把方向盘，险些将我甩一边去。接着他还继续“追杀”我，扭头不阴不阳地对我说：“以后别把自己的东西随手递给别人，一是丢了什么说不清。再者谁都只有两只手，我若长三只手，这方向盘该往哪边转？”
我当时脸都气白了，有一种被别人摁住脑袋往头上撒尿的感觉。
更可恶的是他竟然欺负小孩子。孩子们乘面包车都喜欢坐副驾驶座上。为抢这个座位有两个孩子都打过架。后来小牛就将这个座位像柳如眉拨指标那样拨给了冯富强的儿子毛毛。乘车上学的大都是局里像我这个年龄段的同事的一帮孩子。孩子们的家长最大也就是个副科长。其他领导的孩子要么上大学了，要么上高中了。上高中的孩子一般喜欢骑自行车，不愿坐面包车了。乘面包车的大都是一帮上小学和幼儿园的小娃娃。即使有个别初中生，也已没兴趣抢前边那个座位，而总是孤独地坐在最后一排，没人注意时将目光往大街上的漂亮女孩子脸上扫。
有一次孩子们乘面包车回家，我儿子最先来到车前，拖着小书包费力地爬上前边那个位置。他将小脸东张西望，甚至扭身得意地向后面车上的孩子们扮鬼脸。此时毛毛跑过来了，让我儿子将座位让给他，我儿子不让。两个孩子正僵持着，小牛拉开车门上车坐到驾驶座上准备开车走。他将钥匙捅进去打着马达后，扭头发现了我儿子和站在下边拉扯我儿子的冯富强儿子。毛毛恶人先告状，说：“小牛叔叔，鱼小明不给我让座位！”我儿子正欲分辩，小牛竟瞪着一双“牛眼”向我儿子断喝一声：“下去！”他凶神恶煞般的模样险些儿将我儿子胆吓破。我儿子急忙拖着书包抹着眼泪下车。下得太急，书包带在座位上挂了一下，一下将我儿子扯得一个马趴跌倒在地，小脸都蹭破了，磕掉了一颗牙。从那以后，我儿子一见小牛便像见了鬼似的重足而立。那天我儿子给我说了这事后，我恨不得真像宰一条“小牛”那样，一刀宰了那孙子。我当时一边安慰儿子，一边将仇恨深深地记在了心底。
但那天我却没有表示反对小牛开红旗。第一我即使反对也无济于事，因为赵有才和冯富强已经同意了。第二我现在还不能得罪牛望月。那段时间我正使出吃奶的劲儿搞统一战线，传达室老乔和通信员小高都纳入了我的统战范畴，怎么会排斥牛望月总工程师？这个家伙在局里即使不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不属于那种领导核心，但毕竟是局党组成员，在会上有“一票”的权利。他不一定能给你帮上忙，但“添乱”还是有条件的。他在会上手拿碟儿敲起来，敲得阎局长颇烦，阎局长有时也会给他点儿面子，那些无关痛痒的小事，阎局长有时就会说：“望月同志说得有道理，就按望月说的办！”
对我来讲，在玻管局，再小的“小事”也是“大事”。我完全没有必要为小牛和小马谁开红旗车这么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得罪牛望月，免得他哪一天突然给我下绊子。
这样小牛就开了小马的车。那天由冯富强主持，赵有才参加，我们政秘科全体人员在局会议室开会。冯富强宣布这事后，小马即面呈不忿之色，嘴张了张想说什么，可他一着急就啥话也说不出来了，像个哑巴，张着嘴只在嗓子眼里使劲，说出来却不成语言。小马气得说不出话来，低着头一口一口抽烟。赵有才见小马神色有点不对，觉得有必要安慰安慰他，将他郁积于胸的情绪疏导出来。散会前赵有才讲了一会儿话。其意是说小马是个好同志，任劳任怨，这次两人调整岗位，是工作需要。市里要求科长、副科长轮岗，科员、副主任科员也要轮岗。说到这里，赵有才主任看看李小南和康凤莲说，咱们局干部轮岗就是从政秘科开始的嘛！李小南同志和康凤莲同志就轮过岗。小胡同志现在也“轮”到了打字员这个岗位上。包括富强同志也在打字员这个岗位上干过嘛，这更说明岗位没有高低之分。岗位无高低之分，人亦无贵贱之别！实践证明，我们局采取干部轮岗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同志们干得岗位多了，对局里各个环节的工作熟悉了，便于掌握全局，利于今后承担更重要的工作，肩负更重要的担子，富强同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嘛。赵有才主任特意在“证明”二字上加重了语气，仿佛冯富强是一道几何题。
接下来，赵有才由干部轮岗讲到工人轮岗。按照局领导的意图，玻管局今后在工勤人员中也要进行轮岗，推广这条成功经验。干通信员的可以去干传达室值班员。赵有才主任这样说时，坐在我身边的小高悄声附我耳上说：“这话反过来说，就是传达室值班员也可以去干通信员——让老乔一个近七十岁的老头提水抹桌子，恐怕不合适吧。”赵有才主任原本也是准备将这句话再“反过来”说一下，可只说了半句，觉得“此议不妥”，后半句话便像那些肆虐的江河一样，临时“改道”了。他说：“传达室值班员——”略作停顿，又说，“当然传达室值班员老乔同志年龄大了，就不一定轮岗了。”小高此时又附我耳上说：“那我跟谁轮？我又不会开车！”赵有才主任和小高像说相声似的，一个大声说，一个小声说。小高刚说到开车，赵有才也说到了开车，他说：“开车当然是技术活，别人没法和你们随便轮，可你们之间可以互相轮！”说到这里，赵有才主任特意看了小虎一眼，又说，“当然，小虎同志要相对稳定一些，与其他同志没有可比性。小虎同志这几年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阎局长很满意！”然后再接着前面说：“其他几个岗位当然可以互相轮，红旗和桑塔纳轮，桑塔纳和面包轮，面包再和红旗轮。所以今天首先让面包和红旗轮，也就是小牛和小马轮，下一步还有小苏啊！当然小苏现在忙于跟陈奋远主任建房，也很辛苦，陈奋远主任对小苏也很满意，在建房未结束前相对需要稳定一些。”小高此时又附我耳边说“相声”：“赵主任话怎么越说越窄了？小虎不轮，小苏不轮，老乔不轮，我没法轮——就只剩下小牛和小马轮了！”小高说着嘻嘻笑了一声，以手护在嘴边，将两片嘴唇几乎贴在了我耳朵眼里，呼出的气吹得我一阵阵发痒。可他的眼光却瞥着仍在低着脑袋狠劲儿吸烟的小马，说：“赵有才主任‘轮’来‘轮’去，弄不好小马这犟驴真敢‘抡’那孙子一下！”小牛也像作贱我那样作贱过小高，小高对他也是一肚子气，恨不得小马当场“抡”小牛几下。
赵有才主任仿佛是看出了点什么苗头，所以最后特意强调了加强团结的重要性。他用了两个形象的比喻。一是说我们玻管局若是一辆小汽车，在座的同志就都是这辆小汽车上的一个部件。阎局长若是方向盘，你冯富强和鱼在河就是两个前轮，阎局长往哪儿开，你们就得使劲儿往哪儿跑。小高又附我耳上说相声：“那余宏进、朱锋、姬飞、牛望月不都成刹车片了？你俩再使劲，他几个猛踩刹车，车能跑得起来？”小高这么说，逗得我差点儿扑哧笑出声来。我急忙弯下腰，以手捂住嘴，将笑声捂回去。还不解恨，腾出一只手在小高大腿上狠狠扭了一把，小高没防备，疼得“哎呀”喊了一声。赵有才主任用严厉的目光看他，他急忙抬起屁股解释说：“这把椅子中间有个缝，我动了一下身子，将我夹了一下。”他抬起屁股给我们看，果然那把椅子中间有手指宽的一条缝。我怕他再冲我说相声，推了他一把说：“旁边空那么多沙发，你偏选这把破椅子坐。”小高乘势坐到沙发上，抬起脑袋继续听赵有才主任讲话。
赵有才主任趁中间这点小插曲，点着一支烟吸了两口，略作思考，觉得像将我和冯富强说成“前轮”那样，将每一个同志“命名”为这辆小汽车上的一个部件，显然太繁琐，于是他干脆将这一部分内容省略和“删节”，直接进入总结阶段，他说：“总之，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是这辆车上的一个零件，大家只有团结起来，齐心协力，通力合作，我们玻管局这辆车才会像马儿撒欢儿一样，四蹄有力，跑得快，跑得稳！尤其是小牛小马，不要为今天的轮岗，生出矛盾来。如是你俩一个是这辆车的左轮，一个是右轮，不过是换了一下位置嘛。换了位置就不跑了？那不行！要跑得更欢实！即使哪一天哪一个同志成了一个‘备胎’，被搁在那儿，也不能有情绪，啥时换上啥时候还得使劲儿跑！”
赵有才主任说到“备胎”时，我突然想起了余宏进和朱锋、姬飞、牛望月。心想：这才是几个“备胎”呢！阎局长早把他们从这辆车上卸下来了，一直挂在那儿，局里都买了几辆车了，也没见有将他们哪一个换上去的打算。结果这几个人就像农家小院门外挂的那一串辣椒和萝卜干，寒来暑往，送走多少个春夏秋冬了，还落寞地挂在那儿：蒙尘，风干，萎缩，直至废弃。
开会时，坐我一边的陶小北一直拿一本英文小说看，此时大概是看累了，合上书冲我笑笑。陶小北是这辆车上的一个什么“部件”呢？雨刷器！专门用来除脏的。那么李小南呢？李小南坐我对面正和紧挨着她的冯富强喁喁私语。看他俩那副交头接耳的样子，我心里就不舒服。诅咒李小南：你不过是这辆车上的一个“门把手”罢了，一拉就开！阎水拍拉开倒也罢了，冯富强“拉”凭什么你也“开”？这样想，又觉得有点对不住小南，也太恶毒了一点。“鱼在河，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这样诅咒着自己，抵消了刚才因贬损小南而起的歉疚，集中注意力，再听赵有才讲话。
赵有才讲话已近尾声。此时他使用了第二个比喻。他说：“我们玻管局若不是一辆小汽车，而是一辆三轮车，政秘科就是这辆三轮车的前轮，中枢神经啊！因此，政秘科的团结是最重要的，不能出丝毫差池！”赵有才主任说到“差池”二字时，带点儿威胁意味地看了小马一眼。小马脚下差不多有七八个烟头，此时他狠狠地吸了两口烟，将第九个烟头扔地下，伸出一只脚狠着劲踩灭，然后抬起头来，嘴向两边咧了一下，不知是想笑还是想哭。不过总的看来，脸上的气色略显平和了一些。赵有才主任才放下心来，接上刚才的话茬儿说：“这样才能拧成一股劲儿，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阎局长往哪儿蹬，政秘科就带着全局四十多个同志往哪儿奔！”见赵有才主任这么说，陶小北凑到我另一只耳朵上小声说相声，她说：“照赵主任这么说，阎局长不成一个‘骆驼祥子’了？咱局里可没有‘虎妞’啊！”听小北这么一说，我心里乐开了花，想起阎局长家里那个又高又壮酷似“虎妞”的妻子，扭头对小北说：“阎局长家里可有一个‘虎妞’呢！”此时，我眼前幻化出这样一幅画面，阎局长弯着腰蹬一辆三轮车，挥汗如雨，衬衣早湿透了。而我和陶小北却坐在三轮车上，不耐烦地喊着让他“再快点！”想到妙处，我心里再次乐开了花，不知怎么竟在沙发沿下抓起小北绵软光滑的小手，将她并拢的五指使劲捏了一下。此时我已情不自禁，忘乎所以，正拟像欢送下海科长照相时想的那样，将她的手指头一个一个挨着开始捏，赵有才主任一声“散会”将我惊醒，我急忙撒手，不好意思看陶小北，仰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回味。大家陆续离去，我又闭着眼睛“回味”了一小会儿，当我睁开眼睛时——“阿庆嫂和沙奶奶已打起来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散会后，别人陆续离去。小牛伸手向小马讨车钥匙，小马冷冷地看着他不吭声。此时小马正在抽第十支烟。小牛此时若借坡下驴，再不招惹小马，后面的事情也不会发生。至于车钥匙，他应该改天从冯富强手里拿。冯富强向小马讨车钥匙，小马即使再不痛快，即使吃了那种豹子胆，也断不敢抡起拳头。可小牛这家伙牛逼惯了，平时就欺负小马，将小马当猴耍。不仅在小马面前颐指气使，有时自己遇到不顺心事了，还拿小马撒气，在小马面前指鸡骂狗，指桑骂槐。小马是哑子梦见死了妈，说不出来的苦。那天讨要车钥匙时，小牛站着，小马仰靠在沙发上坐着，小牛伸着手站在那儿，见小马一声不吭，无动于衷，觉得自己平时在小马面前形成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恶狠狠骂了小马一句脏话。小高的话不幸言中，说时迟那时快，小马突然将烟头在茶几上的烟灰缸里狠狠摁灭，跃身而起就是一拳。这一拳打在胸脯上，与此同时另一只手又“抡”过去一个巴掌。小牛猝不及防，当即被打倒在地，爬起来扑过去扭在一起厮打起来。我急忙跑过去，却将两人拉不开。此时小高小虎小胡几个闻声而至，我们四人以两人为一组，才分别控制了暴怒的小马和小牛。当时的场面十分滑稽。我和小虎一边一个控制着小马的胳膊，小胡和小高一边一个控制着小牛的胳膊，有点像七十年代将那些奸污女知识青年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押进万人批斗会场。不同的只是，当年那些破坏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路线的反革命分子押进会场时，被会场万头攒动的气势震慑，无一不低垂着头。给人的感觉，他们肩膀上扛着的那个吃饭家伙，不是人的脑袋，而是茄子枝上一颗未摘却已熟透的茄子，脖根处软得连一点劲儿也没有。而小马和小牛当时虽然一个鼻孔里流着血，一个脸上被抓破，仍然一个向一个梗着脖子。一会儿，我们以为没事了，拉着小马向门口走了几步，并放松了控制他胳膊的力度。可他听小牛还在后面骂他，突然挣脱我们扑回去又在小牛的裆下抓了一把。小牛哎哟一声蹲下了身，以手捂在裆部疼得哼哼着站不起来。小马这一把捏在小牛那个男人的薄弱环节。我当时冷眼瞥了脸色惨白倒卧在地的小牛一眼，心想：将这王八羔子的卵子像从一个煮熟的豌豆角里挤一颗豌豆出来一般，一把挤出来才好呢！可嘴里说得却是：“快送医院检查一下，这个小马，下手也太狠了！”
“官司”最后打到阎局长那里。阎局长将我们几个叫去批评了一顿。当然他主要是批评赵有才和冯富强，知道这事不是我做的主。阎局长的观点是，调整一下岗位不是不可以，但应先做做小马的工作，不要冷不丁打他一闷棍。冷不丁打谁一闷棍谁都会有一种本能的反抗。阎局长说到此处用了一个蹩足的比喻。他说，妇女被歹徒强暴时还会伸手抓一把歹徒的脸呢！阎局长说着竟下意识地在自己脸上摸了摸，仿佛他的脸被谁“抓”过似的。可他瞬间又觉得这个动作不妥：这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歹徒”了吗？这样想着，急忙将手放下来，黑着脸批评赵有才：“有才啊，处理此类事情你真不及马方向，怎么能顾一头不顾一头呢！”
阎局长告诉赵有才，处理任何问题都要兼顾两头。当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为什么那么忙乱？就是因为得同时顾及两头——既要顾及共产党这一头，也得顾及国民党那一头。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也是这样：军长可以由蒋介石任命，但队伍却得听毛泽东指挥。
阎局长如此这般给赵有才讲述了一番他的“两头”理论后，又将小马叫到办公室训斥一通。他对小马说：“这事他们是做得有点欠妥当，但你不服气可以来找我呀！难道玻管局没有王法了？只要我阎水拍在这儿，谁也反不了天！小牛反不了天，你小马也反不了天！本来是有理的一件事，你早告诉我，我会为你主持公道，让你继续开红旗。可你突然来个武装暴动，把他卵子差点儿捏出来——好在没有捏出来，也没捏下后遗症。可这么一捏，有理就成了无理，这红旗能再让你开？要不你哪一天若跑来捏我的卵子，莫非我就得将局长这个位子让给你？”
小马那天委屈得在阎局长面前哭了一鼻子。他抽噎着告诉阎局长，开会突然袭击他那天中午，他刚去将车重新装饰了一番。座套洗得干干净净，车身洗得干干净净，擦得锃亮。他甚至将车用千斤顶打起来，将车的底盘都擦得一干二净，比给他妻子搓澡都经心，底盘上两颗无关紧要的螺丝松了，他拿扳手拧紧。可下午一上班，科里开会却突然宣布让他交车，他当时如五雷轰顶，实在是无法接受。说到这里，小马竟迸出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他说：“阎局长你说我刚进洞房，还没把新娘子搂过来亲一下，却有另一个人跑进来将我推出去，他搂着新娘子睡觉，这种事谁遇上，能接受？”
这个比喻将阎局长扑哧一下逗笑了，他拍拍小马的肩说：“这个事就算扯平了。你去把车钥匙交给冯富强。听说你有两千元的修理费上次审查没给你报销，你顺便让冯富强签个字，就说是我说的。好吧，去吧。以后遇事多动脑子，少动拳头。现在人们都已开始使用电脑了，你还挥着个拳头，又不是梁山好汉逞英豪那个年代，动拳头有屁用？”
一席话说得小马心悦诚服。出门时阎局长又冲他喊了一句：“记住我阎水拍一句话，动拳头其实是打了自己，舒服了别人！”
“鱼在河同志是这样一个同志：他总是时刻保持理性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他不骄不躁，不温不火，脸上总是挂着谦逊的笑容；他刻苦钻研，材料越写越好，几乎到了那种炉火纯青的程度；他尊敬领导，团结同志，乐于助人，两只眼睛一只看着上面，一只看着下面，获得上上下下对他的好评；他……”某天晚上，我在闭门静思的时候，像毛主席评价张思德同志那样，在心里对自己进行了如此一番“表扬与自我表扬”，第二天早晨，嘴角露着微笑，腿脚有力地向玻管局大楼走去。
在我确定的十年奋斗目标中，既有一个宏伟的总目标，也有一些阶段性目标。我深知，每一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都为我最终实现总目标奠定了基础。每一个阶段性目标都是我通往总目标的一个台阶。每登上一级台阶，就离总目标近了一步。
我披荆斩棘地向既定的总目标一步一步逼近。是啊，有谁能阻止这个同志坚定不移的步履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我的双脚越走越有劲儿，革命意志越走越坚定！
目前对我来讲，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性目标是：担任玻管局的政秘科科长！
这是我迈向既定总目标征途中最重要的一环！这一环若成为断环，我将像余宏进那样落荒而逃，再也无法到达目的地。
逼使余宏进弃甲而窜的是阎水拍，阻碍我鱼在河前进脚步的是冯富强。我若不能做政秘科长，冯富强就是政秘科长。冯富强做了政秘科长，我的前进道路就被封死。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袁长印！不！冯富强是比袁长印更凶恶的一个敌人！袁长印只“捂”了我十年，冯富强这次若像井盖一样将我捂住，则会“捂死”我的一生！
十年和一生，哪个长哪个短？我儿子鱼小明都能脱口说出答案。
自从担任政秘科副科长，我一边明里暗里和冯富强较着劲儿，一边思考和总结着我落在他后面的原因。原因有二：一是我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的功夫不及冯富强；二是我搬弄是非、恶人先告状的水平不及冯富强。而这两条是相辅相成的。有了第一条，才能有第二条。就是说，你得先设法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然后再据此去搬弄是非，恶人先告状。这种行为现在时髦的说法叫“搅局”。若将以上这两手玩得十分老到，战胜一个两个冯富强即易如反掌。你将捏造的事实有鼻子有眼巧妙地传播出去，被你捏造的事实攻击的那个人就会十分生气——因为完全没有这么回事，他听到后当然会十分生气。而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生气，他一生气，一着急，就会出言不慎，甚至出言不逊——出言不逊就是胡说，而他一胡说，你的机会就来了！张开口儿合不得，他一胡嚼就会破绽百出，而此时在暗处的你，即可敏捷地抓住其破绽并将其制服。反之你说的若是事实，他就不会生气，即使生气，也是假装生气，情绪就不会太激动，就不会露出多少破绽，你也就无从抓住并制服他。其实制服一个人和制服一条狗并无多少本质上的区别。你得先无缘无故踢它一脚，它就会站在那儿扬起狗头愤怒地冲你狂吠，仿佛在说，我又没有惹你，你为什么踢我？你为什么踢我？甚至会扑上来咬你一口。本来是你的错（无故踢它），现在变成了它的错（它咬你），于是你干脆抡起那根大棒，准备一棒打断它的脊梁。那这只狗儿保准无心再咬你，而会落荒而逃。你将一件无理的事情转眼间就做成一件有理的事情。所以，无论是制服人还是狗，你得学会这一招：先无缘无故踢他一脚！你踢他后他会有两种反应：若他扑上来咬你，你就毫不犹豫抡起大棒；若他眼泪汪汪地抬起头委屈地看你，你就去捋捋他的狗毛。
眼下对我来说，要想在和冯富强的竞争中变被动为主动，就得设法神不知鬼不觉踢他一脚！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现在必须毫不犹豫先将这一脚踢出去。当然，我在踢出这一脚前先得瞅准下脚处，不能像牛望月那样胡乱尥蹶子。牛望月有时走在楼道里都会突然飞起一脚——却总是踢在墙壁上，将自己的脚踢疼，在那儿龇着牙咝咝吸凉气。总之牛望月这家伙太有趣了，即使冯富强站在他面前，他飞起一脚去踢冯富强，也会莫名其妙踢在冯富强身旁的桌腿上，疼的龇牙咧嘴抱着脚直叫唤。而我若飞起一脚，却是要准确无误地踢中冯富强的裤裆。小马对付小牛是用手抓，我则是要用脚踢！而且下脚要狠，不能像贾宝玉踢袭人那一脚，软绵绵的，而要像西门庆踢武大的那一脚，一脚毙其命！
从目前的局势看，“鱼冯之争”中“鱼”处于劣势。此时如果我丧失斗志，退缩一步，必将功亏一篑，满盘皆输；可我若奋力一搏，奋脚一踢，保不定谁输呢！往远里说，当年在“毛蒋之争”中，“毛”起初一直处于劣势吧，最后谁输了个精光？往近里说，“马赵之争”中，起初谁处于劣势？谁最终操了胜券？“鱼冯之争”中，我没有做到“先声夺人”，但我还可以“后发制人”，若我做不到后发制人，最终必将“受制于人”。
受制一时可以承受，受制一生呢？
冯富强是抢先了一步，可出头椽子先朽烂，将他不伦不类放在那儿，却容易露出破绽或那种“马脚”。小牛和小马打架，就是他主持政秘科工作以来最大的败笔。阎局长后来在全局大会上怎么说的，他说：“这是我们玻管局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以后也绝不允许再发生！”阎局长当时都差不多声色俱厉了。
而这个“败笔”，却是冯富强亲笔书写的。包括导火线，都是他亲手点燃的呢！那天的会是由他主持的，交车决定是他亲口宣布的，包括吃那顿饭，也是他与牛望月事先商量后，他出主意让牛望月去找赵有才。赵有才那天开会，一看气氛有点异常，倒像一个消防队员，讲了那么长一段旨在“灭火”的话，一直从小汽车讲到三轮车，直到不惜将我们阎水拍局长说成是一个“骆驼祥子”，可谓苦口婆心，用心良苦。至于后来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那是不以赵有才主任意志为转移的嘛！
阎水拍局长起初让冯富强主持工作，一定是倾向于让他做政秘科长。可在那一瞬间，阎水拍局长又盘算：这个小伙到底怎么样？称职不称职？能不能拿得住？是不是一块好钢？若不是一块好钢呢？所以阎局长没有将冯富强往“刀刃”上放——让他直接做政秘科长。而是放在离刀刃尚有两个指头宽的地方——让他做主持工作副科长。可还没放到刀刃上，他已将手指头割破了，还让小牛和小马鼻子里流了那么多的血。阎局长此时就会在心里暗自庆幸：幸亏没将他放上去！若当初让他一步到位，说不准我老阎的鼻孔会流血呢！
那么再将谁放上去呢？此时我的面孔就会若隐若现在阎局长脑海里浮现出来。
但将我再放到冯富强前面，也有难度。这又不是下象棋，挡道就一口吃掉。我若是棋盘上的一匹马，冯富强就是卡在我腿弯里那个卒子。阎局长跳一步马即可将对方“将”死，可卒子别着马腿，急忙跳不出去。阎局长皱着眉头想半天，还是跳不出去，于是阎局长干脆不想了。
阎局长想偷懒！偷懒的具体方法就是保持原姿势不动。阎局长毕竟老了，伏在那儿就不想动了。像他这个年龄的老同志，“唱歌”时伏在“虎妞”以及别的女性身上偷偷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吃更多的补肾药，也保不准会早泄，而与其早泄，还不如伏在那儿一动不动乖乖呆一会儿。甚至为了分散注意力延长时间，还可以批批文件。
对我来讲，让阎局长一动不动伏在那儿比他胡挪乱动要好得多。阎局长准备将我这匹“马”跳到冯富强前头，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一种猜想。阎局长在我和冯富强之间拿不定主意这应该没错。在目前局势下，我当然不能奢望阎局长会来“跳”我。只要阎局长在退二线前不将冯富强任作科长，保持现在这种“姿势”，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胜利！
政治斗争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不一定自己得到多少是胜利，有时候，让对手失去是更大的胜利！
我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不是抬起头眼巴巴谋求怎样跳出那一步，而是低下头来，将自己腿弯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清除。
我已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下泻药的时候到了！
我现在惟一应该做的是，设法让冯富强在阎水拍面前失宠，失宠以后再失欢，失欢以后再失信——失去阎水拍的信任。
目前我在玻管局的阶段性任务就此明确：我来“设法”，让他“失信”！不仅要让他冷了阎水拍的心，最好是让他伤了阎水拍的心！
如同公安人员破案时锁定某个目标一样，李小南再次纳入我的视线。
我有某种预感，李小南将会成为我绊倒冯富强，甚至将死冯富强的一件“宝物”。我向冯富强踢出的那一脚，将有可能从李小南这儿“切入”。
冯富强正在追求李小南，从脉脉含情大酒楼窥破他们之间这点秘密开始，其实我的视线一直没离开他俩。我手里早拿一个照妖镜，将他俩“罩”住了。李小南是“蝉”，冯富强为“螳螂”，我则为那只“黄雀”。我之所以尚未一跃而出，“举其颈欲啄而食之也”，是因为我还没有发现他“捕蝉”的具体行为，可我早已密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周围的风吹草动。
是的，在我心目中，冯富强只是一只“全身绿色或土黄色，头呈三角形，触角呈丝状，胸部细长，翅两对，前腿呈镰刀状”的微不足道的螳螂，啥时“举其颈”，啥时“啄而食之”，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可对冯富强来说，我则应成为他前面的那辆车子。“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庄子》说得多么精彩，这只螳螂“怒其臂”以当车辙，是多么可笑的事情。人其实就如螳螂一般，世上所有可笑的事情，莫不人为之也！
冯富强目前追求李小南这件事情，就显得十分可笑。只要看见李小南，冯富强眼里便迸放出火星。有时那火星便不顾一切飞溅出去，落在李小南白皙的脸上。我都有点心痛李小南：那些火星将她灼伤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