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开你的苞的，娟娟。”有一天，娟娟陪宿回来，起身得特别晚，我替她梳头，问她道。
“我爸。”娟娟答道。
我站在她身后，双手一直蓖着她那一头长发，没有做声。
“我爸一喝醉了就跑到我房中来，”娟娟嘴里叼着根香烟，满面倦容，“那时我才十五岁，头一晚，害怕，我咬他。他揪起我的头在床上磕了几下，磕得我昏昏沉沉的，什么事都不知道了。以后每次他都从宜兰带点胭脂口红回来，哄着我陪他——”娟娟嘿嘿的干笑了两声，她嘴上叼着那根香烟，一上一下的抖动着。
“我有了肚子，我爸便天大把我抓到大门口，当着隔壁邻舍的人，指到我脸上骂：‘偷人！偷人！’我摸着我那鼓鼓的肚子，害怕得哭了起来。我爸弄了一撮苦药，塞到我嘴里，那晚，我屙下了一滩血块来——”娟娟说着又笑了起来。她那张小三角脸，扭曲得眉眼不分。我轻轻的摩着她那瘦棱棱的背脊，我觉得好像在抚弄着一只让人丢到垃圾堆上，奄奄一息的小病猫一般。
娟娟穿戴好，我们便一块儿走了出去，到五月花去上班，走在街上，我看见她那一头长发在晚风里乱飞起来，她那一捻细腰左右摇曳得随时都会断折一般，街头迎面一个大落日，从染缸里滚出来似的，染得她那张苍白的三角脸好像溅满了血，我暗暗感到，娟娟这副相长得实在不祥，这个摇曳着的单薄身子到底载着多少的罪孽呢？
娟娟经常一夜不归，是最近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一个闷热的六月天，我躺在床上，等着娟娟，一夜也没有合过眼，望着窗外渐渐发了白，背上都睡湿了。娟娟早上七八点才回来，左摇右摆，好像还在醉酒似的，一脸倦得发了白，她勾画过的眉毛和眼眶，都让汗水溶化了，散开成两个大黑套，好像眉毛眼睛都烂掉了。她走进房来，一声不响踢落了一双高跟鞋，挣扎着脱去了旗袍，身子便往床上一倒，闭上眼睛，一动也不动了。我坐到她身边，替她卸去奶罩，她那两只奶头给咬破了，肿了起来，像两枚熟烂了的牛血李，在淌着粘液。我仔细一看，她的颈脖子上也有一转淤青的牙齿印，衬得她喉头上那条蚯蚓似的红疤愈更鲜明了，我拿起她的手臂来，赫然发觉她的手弯上一排四五个青黑的针孔。
“娟娟！”我叫道。
“柯老雄——”娟娟闭着眼睛，微弱的答道。说着，偏过头，便昏睡过去了。
我守在娟娟身旁，前夜在五月花的事情，猛的又兜上了心头来。那晚柯老雄来到五月花，我派过丽君和心梅去，他都不要，还遭他骂了几句“干伊娘”，偏偏他却看上了娟娟。柯老雄三年前是五月花的常客，他是跑单帮的，聚赌吸毒，无所不来，是个有名的黑窝主。那时他出手大，要过几个酒女，有一个叫凤娟的，和他姘上不到一个月，便暴毙了。我们五月花的人都噪起说，是他整死的，因此才敛迹了几年。这次回来，看着愈更剽悍了。娟娟当番的时分，他已喝到了七八成，伙着一帮赌徒，个个嘴里都不干不净的吆喝着，柯老雄脱去了上衣，光着两只赤黑的粗膀子，胳肢窝下露出大丛黑毛来，他的裤头带也松开了，裤上的拉链，掉下了一半。他剃着个小平头，一只偌大的头颅后脑刮得青光光的，顶上却耸着一撮根根倒竖猪鬃似的硬发。他的脑后见腮，两片牙巴骨，像鲤鱼腮，往外撑张，一对猪眼睛，眼泡子肿起，满布着血丝，乌黑的厚嘴唇，翻翘着，闪着一口金牙齿，一头的汗，一身的汗，还没走近他，我已经闻到一阵带鱼腥的狐臭了。
娟娟走到他眼前，他翻起对猪眼睛，下狠劲朝娟娟身上打量了一下，陡地伸出了他那赤黑的粗膀子，一把捉住娟娟的手，便往怀里猛一带，露出他一嘴的金牙嘻笑了起来。娟娟脚下一滑，便跌坐到他大腿上去了，他那赤黑的粗膀子将娟娟的细腰夹得紧紧的，先灌了她一杯酒，她还没喝完，他却又把酒杯抢了去咂嘴舔唇的把剩酒喝光，尖起鼻子便在娟娟的颈脖上嗅了一轮，一双手在她胸上摩挲起来。忽然间，他把娟娟一只手臂往外拿开，伸出舌头便在她腋下舔了几下，娟娟禁不住尖笑起来，两脚拼命蹬踢，柯老雄扣住她紧紧不放，抓住她的手，便往她腹下摸去。
“你怕不怕？”
他涎着脸，问道。一桌子的狎客都笑出了怪声来，娟娟拼命挣扎，她那把细腰，夹在柯老雄粗黑的膀弯里，扭得折成了两截。我看见她苍白脸上那双黑蝌蚪似的眼珠子，惊惶得跳了出来。
不知娟娟命中到底冲犯了什么，招来这个魔头。自从她让柯老雄缠上以后，魂魄都好像遭他摄走了一般；他到五月花去找她，她便乖乖的让他带出去，一去回来，全身便是七痨五伤，两只膀子上尽扎着针孔子。我狠狠的劝阻她，告诉她这种黑道中人物的厉害，娟娟总是怔怔的瞅着我，恍恍惚惚的。
“懂不懂，娟娟？”我有时候发了急，揪住她的肩膀死摇她几下，喝问她，她才摇摇头，凄凉的笑一下，十分无奈的说道：
“没法子哟，总司令——”
说完她一丝不挂只兜着个奶罩便坐到窗台上去，佝起背，缩起一只脚，拿着瓶紫红的寇丹涂起她的脚趾甲来，嘴里还在有一搭没一搭的哼着《思想起》、《三声无奈》，一些凄酸的哭调。她的声音空空洞洞的，好像寡妇哭丧一般，哼不了几句，她便用叠草纸捍一下鼻涕，她已经渐渐的染上了吗啡瘾了。
有一次，柯老雄带娟娟去开旅馆，娟娟让警察逮了去，当她是野鸡。我花了许多钱，才把娟娟从牢里赎了出来。从那次起，我要娟娟把柯老雄带回家里来，我想至少在我眼底看着，柯老雄还不敢对娟娟逞凶，我总害怕，有一天娟娟的命会丧在那个阎王的手里。我拿娟娟的生辰八字去批过几次，都说是犯了大凶。
每次他们回来，我便让到厨房里去，我看不得柯老雄那一口金牙，看见他，我便想起华三，华三一打五宝，便龇起一嘴巴金牙齿喝骂：打杀你这个臭婊子！我在厨房里，替娟娟熬着当归鸡做消夜，总是竖起耳朵在听：听柯老雄的淫笑，他的叱喝，听娟娟那一声声病猫似的哀吟，一直到柯老雄离开，我才预备好洗澡水，到房中去看娟娟，有一次我进去，娟娟坐在床上，赤裸裸的，手里擎着一叠一百元的新钞票，数过来，数过去，重头又数，好像小孩子在玩公仔图一般。我走近她，看见她那苍白的小三角脸上，嘴角边粘着一枚指甲大殷红的于血块。
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终于发生了事故。
那晚柯老雄把娟娟带出去，到三重镇去吃拜拜，我回家比平日早些，买了元宝蜡烛，做了四色奠菜，到厨房后头的天台上，去祭五宝。那晚热得人发昏，天好像让火烧过了一般，一个大月亮也是泛红的。我在天台上烧完几串元宝，已经熏出了一头汗来，两腮都发烧了，平时不觉得，算了一算，五宝竟死了十五年了。我一想起她，总还像是眼前的事情，她倒毙在华三的烟榻上，嘴巴糊满了鸦片膏子，眼睛瞪得老大，那副凄厉的样子，我一闭眼便看见了。五宝口口声声都对我说：我要变鬼去找寻他！
差不多半夜里，柯老雄才夹着娟娟回来，他们两人都喝得七颠八倒了。柯老雄一脸紫涨，一进门，一行吐口水，一行咒着：干伊娘！干伊娘！把娟娟脚不沾地的便拖进了房中去。我坐在厨房里，好像火烧心一般，心神怎么也定不下来。柯老雄的吆喝声分外的粗暴，间或还有厮打的声音。突然我想起了五宝自杀前的那一幕来：五宝跌坐在华三房中，华三揪住她的头，像推磨似的在打转子，手上一根铜烟枪劈下去，打得金光乱窜，我看见她的两只手在空中乱抓乱捞，她拼命的喊了一声：阿姐——我使足了力气，两拳打在窗上，窗玻璃把我的手割出了血来——声穿耳的惨叫，我惊跳了起来，抓起案上一把菜刀，便往房中跑去。一冲开门，赫然看见娟娟赤条条的骑在柯老雄的身上，柯老雄倒卧在地板上，也是赤精大条的。娟娟双手举着一只黑铁熨斗，向着柯老雄的头颅，猛锤下去，咚，咚，咚，一下紧接一下。娟娟一头的长发都飞张了起来，她的嘴已张得老大，像一只发了狂的野猫在尖叫着。柯老雄的天灵盖给敲开了，豆腐渣似的灰白脑浆洒得一地，那片裂开的天灵盖上，还粘着他那一撮猪鬃似的硬发，他那两根赤黑的粗膀子，犹自伸张在空中打着颤，娟娟那两只青白的奶子，七上八下的甩动着，溅满了斑斑点点的鲜血。她那瘦白的身子，骑在柯老雄壮硕的赤黑尸体上，突然好像暴涨了几倍似的。我感到一阵头晕，手里的菜刀跌落到地板上。
娟娟的案子没有开庭，因为她完全疯掉了。他们把她押到新竹海边一个疯人院去。我申请了两个多月，他们才准我去探望她，林三郎跟我做伴去的。娟娟在五月花的时候，林三郎很喜欢她，教了她许多台湾小调，他自己写的那首《孤恋花》就是他教她唱的。
我们在新竹疯人院里看到了娟娟，她们给她上了手铐，说她会咬人。娟娟的头发给剪短了，发尾子齐着耳根翘了起来，看着像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穿了一件灰布袍子，领子开得低低的，喉咙上那条蚯蚓似的红疤，完全露了出来。她不认识我们了，我叫了她好几声，她才笑了一下，她那张小小的三角脸，显得愈更苍白消瘦，可是奇怪得很，她的笑容却没有了从前那股凄凉意味，反而带着一丝疯傻的憨稚。我们坐了一阵子，没有什么话说，我把一篮苹果留了下来，林三郎也买了两盒掬水轩的饼干给娟娟。两个男护士把娟娟架了进去，我知道，他们再也不会放她出来了。
我和林三郎走出疯人院，已是黄昏，海风把路上的沙刮了起来，让落日映得黄濛濛的。去乘公共汽车，要走一大段路，林三郎走得很慢，他的眼睛差不多完全瞎掉了。他戴着一副眼镜，拄着一根拐杖，我扶着他的手臂，两个人在那条漫长的黄泥路上一步一步的行着。路上没有人，两旁一片连着一片稻田。秋收过了。干裂的田里竖着一丛丛枯残的稻梗子。走了半天，我突然觉得有点寂寞起来，我对林三郎说：
“三郎，唱你那支《孤恋花》来听。”
“好的，总司令。”
林三郎清了一清喉咙，尖起他的假嗓子，学着那些酒家女，细细的哼起他那首《孤恋花》来：
青春枞谁人爱
变成落叶相思栽——
一九七○年《现代文学》第四十期
花桥荣记白先勇花桥荣记
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黄天荣的米粉，桂林城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爷爷是靠卖马肉米粉起家的，两个小钱一碟，一天总要卖百把碟，晚来一点，还吃下着呢。我还记得奶奶用红绒线将那些小铜板一串串穿起来，笑得嘴巴都合不拢，指着我说：妹仔，你日后的嫁妆不必愁了。连桂林城里那些大公馆请客，也常来订我们的米粉，我跟了奶奶去送货，大公馆那些阔太太看见我长的俏，说话知趣，一把把的赏钱塞到我袋子里，管我叫“米粉丫头”。
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跑到台北又开起饭馆来。我先生并不是生意人，他在大陆上是行伍出身的，我还做过几年营长太太呢。哪晓得苏北那一仗，把我先生打得下落不明，慌慌张张我们眷属便撤到了台湾。头几年，我还四处打听，后来夜里常常梦见我先生，总是一身血淋淋的，我就知道，他已经先走了。我一个女人家，流落在台北，总得有点打算，七拼八凑，终究在长春路底开起了这家小食店来。老板娘一当，便当了十来年，长春路这一带的住户，我闭起眼睛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来了。
来我们店里吃饭的，多半是些寅吃卯粮的小公务员——市政府的职员喽、学校里的教书先生喽、区公所的办事员喽——个个的荷包都是干瘪瘪的，点来点去，不过是些家常菜，想多榨他们几滴油水，竟比老牛推磨还要吃力。不过这些年来，也全靠这批穷顾客的帮衬，才把这爿店面撑了起来。
顾客里，许多却是我们广西同乡，为着要吃点家乡味，才常年来我们这里光顾，尤其是在我们店里包饭的，都是清一色的广西佬。大家聊起来，总难免攀得上三五门子亲戚。这批老光杆子，在我家里包饭，有的一包三年五载，有的竟至七年八年，吃到最后一口饭为止。像那个李老头，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儿子在台中开杂货铺，把老头子一个人摔在台北，半年汇一张支票来。他在我们店里包了八年饭，砸破了我两打饭碗，因为他的手扯鸡爪疯，捧起碗来便打颤。老家伙爱唱《天雷报》，一唱便是一把鼻涕，两行眼泪。那晚他一个人点了一桌子菜，吃得精光，说是他七十大寿，那晓得第二天便上了吊。我们都跑去看，就在我们巷子口那个小公园里一棵大枯树上，老头子吊在上头，一双破棉鞋落在地上，一顶黑毡帽滚跌在旁边。他欠的饭钱，我向他儿子讨，还遭那个挨刀的狠狠抢白了一顿。
我们开饭馆，是做生意，又不是开救济院，哪里经得起这批食客七拖八欠的，也算我倒媚，竟让秦癞子在我店里白吃了大半年。他原在市政府做得好好的，跑去调戏人家女职员，给开除了，就这样疯了起来，我看八成是花痴！他说他在广西榕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呢。有一次他居然对我们店里的女顾客也毛手毛脚起来，我才把他撵了出去。他走在街上，歪着头，斜着眼，右手伸在空中，乱抓乱捞，满嘴冒着白泡子，吆喝道：“滚开！滚开！县太爷来了。”有一天他跑到菜场里，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那个卖菜婆拿起根扁担，罩头一棍，当场打得他额头开了花。去年八月里刮台风，长春路一带淹大水，我们店里的桌椅都漂走了。水退的时候，长春路那条大水沟冒出一窝窝的死鸡死猫来，有的烂得生了蛆，太阳一晒，一条街臭烘烘。卫生局来消毒、打捞的时候，从沟底把秦癞子钩了起来，他裹得一身的污泥，硬邦邦的，像个四脚朝天的大乌龟，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掉到沟里去的。
讲句老实话，不是我卫护我们桂林人，我们桂林那个地方山明水秀，出的人物也到底不同些。榕县、武宁，那些角落头跑出来的，一个个龇牙咧嘴。满口夹七夹八的土话，我看总带着些苗子种。哪里拼得上我们桂林人？一站出来，男男女女，谁个不沾着几分山水的灵气？我对那批老光杆子说：你们莫错看了我这个春梦婆，当年在桂林，我还是水东门外有名的美人呢！我替我们爷爷掌柜，桂林行营的军爷们，成群结队，围在我们米粉店门口，像是苍蝇见了血，赶也赶不走，我先生就是那样把我搭上的。也难怪，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包饭的客人里头，只有卢先生一个人是我们桂林小同乡，你一看不必问，就知道了。人家知礼识数，是个很规矩的读书人，在长春国校已经当了多年的国文先生了。他刚到我们店来搭饭，我记得也不过是三十五六的光景，一径斯斯文文的，眼也不抬，口也不开，坐下去便闷头扒饭，只有我替他端菜添饭的当儿，他才欠身笑着说一句：不该你，老板娘。卢先生是个瘦条个子，高高的，背有点佝，一杆葱的鼻子，青白的脸皮，轮廓都还在那里，原该是副很体面的长相；可是不知怎的，却把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笑起来，眼角子两撮深深的皱纹，看着很老，有点血气不足似的。我常常在街上撞见他，身后领着一大队蹦蹦跳跳的小学生，对街的时候，他便站到十字路口，张东西跑过街去。不知怎的，看见他那副极有耐心的样子，总使我想起我从前养的那只性情温驯的大公鸡来，那只公鸡竟会带小鸡的，它常常张着双翅，把一群鸡仔孵到翅膀下面去。
聊起来我才知道，卢先生的爷爷原来是卢兴昌卢老太爷。卢老大爷从前在湖南做过道台，是我们桂林有名的大善人，水东门外那问培道中学就是他办的。卢老奶奶最爱吃我们荣记的原汤米粉，我还跟着我们奶奶到过卢公馆去过呢。
“卢先生，”我对他说道，“我从前到过你们府上的，好体面的一间公馆！”
他笑了一笑，半晌，说道：
“大陆撤退，我们自己军队一把火，都烧光喽。”
“哦，糟蹋了。”我叹道。我还记得，他们园子里种满了有红有白的芍药花。
所以说，能怨我偏向人家卢先生吗？人家从前还不是好家好屋的，一样也落了难。人家可是有涵养，安安分分，一句闲话也没得。哪里像其他几个广西苗子？摔碗砸筷，鸡猫鬼叫。一肚子发不完的牢骚，挑我们饭里有砂子，菜里又有苍蝇。我就不由得光火，这个年头，保得住命就是造化，不将将就就的，还要刁嘴呢！我也不管他们眼红，卢先生的菜里，我总要加些料，牛肉是腥子肉，猪肉都是瘦的。一个礼拜我总要亲自下厨一次，做碗冒热米粉：卤牛肝、百叶肚：香菜麻油一浇，洒一把油炸花生米，热腾腾的端出来，我敢说，台北还找不出第二家呢，什么云南过桥米线！这碗米粉，是我送给卢先生打牙祭的，我这么巴结他，其实还不是为了秀华。
秀华是我先生的侄女儿，男人也是军人，当排长的，在大陆上一样的也没了消息。秀华总也不肯死心，左等右等，在间麻包工厂里替人织麻线，一双手都织出了老茧来，可是她到底是我们桂林姑娘，净净扮扮，端端正正的。我把她抓了来，点破她。
“乖女，”我说，“你和阿卫有感情，为他守一辈子，你这分心，是好的。可是你看着你婶娘，就是你一个好榜样。难道我和你叔叔还没有感情吗？等到今天，你婶娘等成了这副样子——不是我说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十几年前我就另打主意了，就算阿卫还在，你未必见得着他，要是他已经走了呢？你这番苦心，乖女，也只怕白用了。”
秀华终于动了心，掩面痛哭起来。是别人，我也懒得多事了，可是秀华和卢先生都是桂林人，要是两人配成了对，倒是一段极好的姻缘。至于卢先生那边，连他的家当我都打听清楚了。他房东顾太太是我的麻将搭子，那个湖北婆娘，一把刀嘴，世人落在她口里，都别想超生，可是她对卢先生却是百般卫护。她说她从来也没见过这么规矩的男人，省吃省用，除了拉拉弦子，哼几板戏，什么嗜好也没得。天天晚上，总有五六个小学生来补习。补得的钱便拿去养鸡。
“那些鸡呀，就是卢先生的祖爷爷祖奶奶！”顾太太笑道，“您家还没见过他侍候那些鸡呢，那份耐性！”
每逢过年，卢先生便提着两大笼芦花鸡到菜市场去卖，一只只鲜红的冠子，光光亮的羽毛——总有五六斤重，我也买过两只，屁股上割下一大碗肥油来。据顾太太估计，这么些年来，做会放息，利上裹利，卢先生的积蓄，起码有四五万，老婆是讨得起的了。
于是一个大年夜，我便把卢先生和秀华都拘了来，做了一桌子的桂林菜，烫了一壶热热的绍兴酒。我把他们两个，拉了又拉，扯了又扯，合在一起。秀华倒有点意思，尽管抿着嘴巴笑，可是卢先生这么个大男人，反而害起臊来，我怂着他去跟秀华喝双杯，他竟脸红了。
“卢先生，你看我们秀华这个人怎么样？”第二天我拦住他问道。他忸怩了半天也答不上话来。
“我们秀华直赞你呢！”我瞅着他笑。
“不要开玩笑了——”他结结巴巴的说。
“什么开玩笑？”我截断他的话，“你快请请我，我替你做媒去，这杯喜酒我吃定了——”
“老板娘，”是卢先生突然放下脸来，一板正经的说道，“请你不要胡闹，我在大陆上，早订过婚了的。”
说完，头一扭，便走了。气得我浑身打颤，半天说不出话来，天下也有这种没造化的男人！他还想吃我做的冒热米粉呢！谁不是三百五一个月的饭钱？一律是肥猪肉！后来好几次他跑来跟我搭讪，我都爱理不理的，直到秀华出了嫁，而且嫁得一个很富厚的生意人，我才慢慢的消了心头那口气，到底算他是我们桂林人，如果是外乡佬！
一个九月中，秋老虎的大热天，我在店里流了一天的汗，到了下午五六点，实在熬不住了，我把店交给我们大师傅，拿把蒲扇，便走到巷口那个小公园里，去吹口风，透口气。公园里那棵榆树下，有几张石凳子，给人歇凉的。我一眼瞥见，卢先生一个人坐在那里。他穿着件汗衫，拖着双木板鞋，低着头，聚精会神的在拉弦子。我一听，他竟在拉我们桂林戏呢，我不由的便心痒了起来。从前在桂林，我是个大戏迷，小金凤、七岁红他们唱戏，我天天都去看的。
“卢先生，你也会桂林戏呀！”我走到他跟前说道。
他赶忙立起来招呼我，一面答道：
“并不会什么，自己乱拉乱唱的。”
我在他身旁坐下来，叹了一口气。
“几时再能听小金风唱出戏就好了。”
“我也最爱听她的戏了。”卢先生笑着答道。
“就是呀，她那出《回窑》把人的心都给唱了出来！”
我说好说歹求了卢先生半天，他才调起弦子，唱了段《薛平贵回窑》。我没料到，他还会唱旦角呢，挺清润的嗓子，很有几分小金凤的味道：十八年老了王宝钏——听得我不禁有点刺心起来。
“人家王三姐等了十八年，到底把薛平贵等着了——”卢先生歇了弦子，我吁了一口气对他说，卢先生笑了一笑，没有做声。
“卢先生，你的未婚妻是谁家的小姐呀？”我问他。
“是罗锦善罗家的。”
“哦，原来是他们家的姑娘——”我告诉卢先生听，从前在桂林，我常到罗家缀玉轩去买他们的织锦缎，那时他们家的生意做得很轰烈的。卢先生默默的听着，也没有答话，半晌，他才若有所思的低声说道：
“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她是我培道的同学。”卢先生笑了一下，眼角子浮起两撮皱纹来，说着他低下头去，又调起弦子，随便的拉了起来。太阳偏下去了，天色暗得昏红，起了一阵风，吹在身上，温湿温湿的，吹得卢先生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也颤动起来。我倚在石凳靠背上，闭起眼睛，听着卢先生那喉咿呀呀带着点悲酸的弦音，朦朦胧胧，竟睡了过去。忽儿我看见小金凤和七岁红在台上扮着《回窑》，忽儿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生，骑着马跑了过来。
“老板娘——”
我睁开眼，却看见卢先生已经收了弦子立起身来，原来早已满天星斗了。
有一阵子，卢先生突然显得喜气洋洋，青白的脸上都泛起一层红光来。顾太太告诉我，卢先生竟在布置房间了，还添了一床大红丝面的被窝。
“是不是有喜讯了，卢先生？”有一天我看见他一个人坐着，抿笑抿笑的，我便问他道。卢先生脸上一红，往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了一封信来，信封又粗又黄，却是折得端端正正的。
“是她的信——”卢先生咽了一下口水，低声说道，他的喉咙都哽住了。
他告诉我，他在香港的表哥终于和他的未婚妻连络上，她本人已经到了广州。
“要十根条子，正好五万五千块，早一点我也凑不出来——”卢先生结结巴巴的对我说。说了半天我才解过来他在讲香港偷渡的黄牛，带一个人入境要十根金条。卢先生一面说着，两手却紧紧的捏住那封信不肯放，好像在揪住他的命根子似的。
卢先生等了一个月，我看他简直等得魂不守舍了，跟他说话，他也恍恍惚惚的，有时一个人坐在那里，突地低下头去，自己发笑。有一天，他来吃饭，坐下扒了一口，立起身便往外走，我发觉他脸色灰败，两眼通红。我赶忙追出去拦住他。
“怎么啦，卢先生？”
他停了下来，嘴巴一张一张，咿咿呜呜，半天也迸不出一句话来。
“他不是人！”突然他带着哭声的喊了出来，然后比手划脚，愈讲愈急，嘴里含着一枚橄榄似的，讲了一大堆不清不楚的话：他表哥把他的钱吞掉了，他托人去问，他表哥竟说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攒了十五年——”他歇了半晌，嘿嘿冷笑了一声，喃喃自语的说道。他的头一点一点，一头花白的头发乱蓬蓬，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卢先生养的那些芦花鸡来，每年过年，他总站在菜市里，手里捧着一只鲜红冠子黑白点子的大公鸡，他把那些鸡一只只喂得那么肥。
大概有半年光景，卢先生一直茶饭无思，他本来就是个安静人，现在一句话也没得了，我看他一张脸瘦得还有巴掌大，便又恢复了我送给他打牙祭的那碗冒热米粉，哪晓得他连我的米粉也没胃口了，一碗总要剩下半碗来。有一个时期，一连两个礼拜，他都没来我们店里吃饭，我以为他生病，正要去看他，却在菜场里碰见了他的房东顾太太，那个湖北婆娘一看见我，一把揪住我的膀子，一行走，一行咯咯的笑，啐两声，骂一句：
“这些男人家！”
“又有什么新闻了，我的顾大奶奶？”我让她揪的膀子直发疼，这个包打听，谁家媳妇偷汉子，她都好像守在人家床底下似的。
“这是怎么说？”她又狠狠的啐了一口，“卢先生那么一个人，也这么胡搞起来。您家再也猜不着，他跟什么人姘上了？阿春！那个洗衣婆。”
“我的娘！”我不由得喊了起来。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奶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顶记得，那次在菜场里，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噼噼叭叭，几泡口水，吐得人家一头一脸，破起嗓门便骂，干你老母鸡歪！那副泼辣劲，那一种浪样儿。
“阿春替卢先生送衣服，一来便钻进他房里，我就知道，这个台湾婆不妥得很。有一天下午，我走过卢先生窗户底，听见又是哼又是叫，还当出了什么事呢。我垫起脚往窗帘缝里一瞧，呸——”顾太大赶忙朝地下死劲吐了一泡口水，“光天化日，两个人在房里也那么赤精大条的，那个死婆娘骑在卢先生身上，蓬头散发活像头母狮子！撞见这种东西，老板娘，您家说说，晦气不晦气？”
“难怪，你最近打牌老和十三幺，原来瞧见宝贝了。”我不由得好笑，这个湖北九头鸟，专爱探人阴私。
“嚼蛆！”
“卢先生倒好，”我叹了一口气说，“找了一个洗衣婆来服侍他，日后他的衣裳被单倒是不愁没有人洗了。”
“天下的事就怪在这里了，”顾太太拍了一个响巴掌，“她服侍卢先生？卢先生才把她捧在手上当活宝贝似的呢，人家现在衣服也不洗了，指甲擦得红通通的，大模大样坐在那里听收音机的歌仔戏，卢先生反而累得像头老牛马，买了个火炉来，天天在房中炒菜弄饭给她吃。最气人的是，卢先生连床单也自己洗，他哪里洗得干净？晾在天井里，红一块，黄一块，看着不知道多恶心。”
第二天，我便在街上碰见了卢先生和阿春，两个人迎面走来。阿春走在前头，扬起头，耸起她那个大胸脯，穿得一身花红柳绿的，脸上鲜红的两团胭脂。果然，连脚趾甲都涂上了蔻丹，一双木展，劈劈啪啪踏得混响，很标劲，很嚣张。卢先生却提着个菜篮子跟在她身后，他走近来的时候，我猛一看，吓了一大跳。我原以为他戴着顶黑帽子呢，那晓得他竟把一头花白的头发染得漆黑，染得又不好，硬邦邦的张着；脸上大概还涂了雪花膏，那么粉白粉白的，他那一双眼睛却坑了下去，眼塘子发乌，一张惨白的脸上就剩下两个大黑洞，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从前在桂林看戏，一个叫白玉堂的老戏子来，五十大几了，还唱扇子生。有一次我看他的《宝玉哭灵》，坐在前排，他一唱哭头，那张敷满了白粉的老脸上，皱纹陡地统统现了出来，一张嘴，便露出了一口焦黑的烟屎牙，看得我心里直难过，把个贾宝玉竟唱成了那副模样。卢先生和我擦肩而过，把头一扭，装着不认识，跟在那个台湾婆的屁股后头便走了。
卢先生和阿春的事情，我们长春路的人都传反了，我是说卢先生遭阿春打伤了那桩公案。阿春在卢先生房里偷人，偷那个擦皮鞋的马仔，卢先生跑回去捉好，马仔一脚把他踢倒地上，逃跑了，卢先生爬起来，打了阿春两个耳光子。
“就是那样闯下了大祸！”顾太太那天告诉我，“天下也有那样凶狠的女人？您家见过吗？三脚两跳她便骑到了卢先生身上，连撕带扯，一口过去，把卢先生的耳朵咬掉了大半个。要不是我跑到街上叫救命，卢先生一定死在那个婆娘的手里！”
顾太太一直喊倒霉，家里出了那种丑事。她说依她的性子，当天就要把卢先生撵出去，可是卢先生实在给打狠了，躺在床上动都动不得。卢先生伤好以后，又回到了我们店里包饭了。他身上耗剩了一把骨头，脖子上的几条青疤还没有褪；左边耳朵的耳垂不见了，上面贴着一块白胶布，他那一头染过的头发还没洗干净，两边太阳穴新冒出的发脚子仍旧是花白的，头顶上却罩着一个黑盖子，看着不知道有多滑稽，我们店里那些包饭的广西老，一个个都挤眉眨眼瞅着他笑。
有二天，我在长春国校附近的公共汽车站那边，撞见卢先生。他正领着一群放学的小学生，在街上走着。那群小学生叽叽喳喳，打打闹闹的，卢先生走在前面，突然他站住回过头去，大喊一声：
“不许闹！”
他的脸紫涨，脖子粗红，额上的青筋都叠暴起来，好像气得什么似的。那些小学生都吓了一跳，停了下来，可是其中有一个小毛丫头却骨碌骨碌的笑了起来。卢先生跨到她跟前，指到她脸上喝道：
“你敢笑？你敢笑我？”
那个小毛丫头甩动着一双小辫子，摇摇摆摆笑得更厉害了。卢先生啪的一巴掌便打到了那个小毛丫头的脸上，把她打得跌坐到地上去，“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卢先生又叫又跳，指着坐在地上的那个小毛丫头，骂道：
“你这个小鬼，你也敢来欺负老子？我打你，我就是要打你！”
说着他又伸手去揪那个小毛丫头的辫子。那些小学生吓得哭的哭，叫的叫。路上的行人都围了过去，有的哄着那些小孩子，有两个长春国校的男老师却把卢先生架着拖走了。卢先生一边走，两只手臂犹自在空中乱舞，满嘴冒着白泡子，喊道：
“我要打死她！我要打死她！”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卢先生，第二天，他便死了。顾太太进到他房间时，还以为他伏在书桌上睡觉，他的头靠在书桌上，手里捏着一管毛笔，头边堆着一叠学生的作文簿。顾太太说验尸官验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便在死因栏上填了“心脏麻痹”。
顾太太嘱咐我，以后有生人来找房子，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卢先生是死在她家里的。她请了和尚道士到她家去念经超度，我也去买了钱纸蜡烛来，在我们店门口烧化了一番。卢先生在我们店里进进出出，总也有五六年了。李老头子、秦癫子，我也为他们烧了不少钱纸呢。
我把卢先生的账拿来一算，还欠我两百五十块。我到派出所去拿了许可证，便到顾太太那儿，去拿点卢先生的东西来做抵押。我们做小生意的，哪里赔得起这些闲钱。顾太太满面笑容过来招呼我，她一定以为我去找她打牌呢。等她探明了我的来意，却冷笑了一声说道：
“还有你的份？他欠我的房钱，我向谁讨？”
她把房门钥匙往我手里一塞，便径自往厨房里去了。我走到卢先生房中，里面果然是空空的。书桌上堆着几本旧书，一个笔筒里插着一把破毛笔。那个湖北婆不知私下昧下了多少东西！我打开衣柜，里面挂着几件白衬衫，领子都翻毛了，柜子角落头却塞着几条发了黄的女人的三角裤。我四处打量了一下却发现卢先生那把弦子还挂在墙壁上，落满了灰尘。弦子旁边，悬着几幅照片，我走近一瞧，中间那幅最大的，可不是我们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吗？我赶忙爬上去，把那幅照片拿了下来，走到窗户边，用衣角把玻璃框擦了一下，借着亮光，觑起眼睛，仔细的瞧了一番。果然是我们花桥，桥底下是漓江，桥头那两根石头龙柱还在那里，柱子旁边站着两个后生，一男一女，男孩子是卢先生，女孩子一定是那位罗家姑娘了。卢先生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我再一看那位罗家姑娘，就不由的暗暗喝起彩来。果然是我们桂林小姐！那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风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两个人，肩靠肩，紧紧的依着，笑眯眯的，两个人都不过是十八九岁的模样。
卢先生房里，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我便把那幅照片带走了，我要挂在我们店里，日后有广西同乡来，我好指给他们看，从前我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漓江边，花桥桥头，那个路口子上。
一九七○年《现代文学》第四十二期
秋思白先勇秋思
“林小姐，你说老实话，万大使夫人跟我，到底谁经得看些？”
华夫人斜倚在她卧房中一张高靠背红丝绒的沙发上，对年轻的美容师林小姐问道。林小姐坐在华夫人脚跟前的矮凳上，正在替华夫人修剔手指甲，她的腿上搁着一盒各式各样的小剪刀，一共八把。
“夫人说的什么话？”林小姐抬起头来，抗议道，“万夫人怎么能跟夫人比？”
“她还到我们宜香美容院来动过手术呢？”林小姐噗哧的笑了一下，又说道。
“是吗？”华夫人从沙发上坐起来，她刚做完脸，脸上的脂粉已经敷得均匀妥当，一双修得细细的眉毛，一直刷到了鬓边去，“这是几时的事呀？”
“夫人千万别说是我讲的，”林小姐压低了嗓子，“就是去年春天，周大夫替她拉的皮，不知手术有问题，还是她的皮肤本来就不好，最近额头上有点松下来了。每次去替她做脸，她就向我发脾气——万夫人好难侍候啊！”林小姐摇头笑叹道，华夫人也跟着笑了起来。她靠回沙发椅背上，仰着头，合上眼睛，轻轻的舒了一口气。
“不是我当着夫人说，”林小姐放下剪刀，捧起华夫人那只右手，满脸羡艳的神情，“我看过的台北这起夫人太太们，夫人的皮肤要数第一！我从来没见过，竟也有生得这样好的皮色！”
华夫人将她那只左手伸了出去，觑起眼睛，自己观赏着，她左手的指甲已经修剔过了，尖尖的，晶莹闪亮，一把春葱似的雪白手指，玲珑的翘了起来，食指上套着一枚绿汪汪的翡翠环子。
“还好什么——”华夫人微笑着，叹了一口气。
“夫人会保养，皮肤一直这么细嫩。”林小姐小心翼翼的将华夫人那只右手收回到自己的膝盖上。
“其实也没怎么保养，喏，你瞧，”华夫人朝她的梳妆台努了一努嘴，一张乳白描金法国式的梳妆台上，从一端到另一端，摆满了五彩琳琅的玻璃瓶罐，“那些东西白放着罢了——都是我女儿从外国寄回来的，那个女孩子百般怂恿我，要我打……”
“夫人好福气，小姐这么孝顺。”
“什么孝顺？女孩子胡闹！”华夫人笑道，“那天万夫人当着人还笑我，叫我‘摩登外婆’，其实她呀，才摩登呢。蓝的、绿的，眼圈膏子那么擦着——”
“可不是么？”林小姐接腔道，“每次我总得替她在眼塘子上按摩百把下，她还一径嫌少呢，万夫人有了眼袋子，不涂眼圈膏是遮不住的。”
说着林小姐跟华夫人又笑了起来。林小姐把华夫人那只修剪得玲珑剔透的右手捧在手中，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般，翻过来，翻过去，从化妆箱中拿出了一排十二色的指甲油来。
“夫人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裳呢？”
“就是那件。”华夫人指向床那边，床上平铺着一袭宝蓝底起黑水纹的印度真丝旗袍。
“宝蓝配绛红，夫人觉得怎么样？”林小姐抽出一瓶紫红的指甲油来。
“今天我戴的是玉器，可还压得住？”华夫人拿过那瓶指甲油跟她左手食指上那枚大翡翠环比了一下。
“这种红，不扎眼，配玉器，正好。”
“那么，就是这个吧。”
华夫人伸出右手，身子又靠到沙发上，径自闭目养神起来。
“夫人，”女佣阿莲走了进来报告道，“万大使夫人又打电话来催。秦夫人、薛夫人都到了，请夫人马上到万公馆去。”
“也没见过，又来催魂了！”华夫人犹自闭着眼睛，笑道，“你去跟万夫人说，半个钟头内，我一定到——阿莲——”
阿莲走到房门口，又回头停住了脚。华夫人坐起来，思索了一下。
“万夫人问起你，就说我正在换衣裳，别告诉她林小姐在这里。”
“晓得了，夫人。”阿莲笑应道，走了出去。
华夫人和林小姐也相视而笑了起来。林小姐把一盒子八把剪刀，统统收拾起来。
“这几个麻将精！”华夫人摇头笑叹道，款款的立起身，“天天都来捉我，真教她们缠的受不了。”
林小姐赶紧过去，把搁在床上那袭宝蓝丝旗袍捧过来，帮着华夫人换上。
“林小姐，你瞧瞧，我实在不喜欢，”华夫人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头转过来，转过去，她的眉头皱了起来，“今天我到百乐美去，我那个十三号又病了，是个生手给我做的头，一头头发都让他梳死了！”
“我来替您挑松一下，您再看看。”
林小姐在梳妆台上，拣了一把尖柄子的梳子，替华夫人把她那个高耸的贵妃髻挑梳着。华夫人将台面上一只首饰盒打开，里面摆着一套翡翠玉器：一对吊珠耳坠、一串连环手钏、一面海棠叶大的夔凤佩，华夫人拈起那面玉佩，锁到心口上去，一面抚着那片润凉的玉饰，镜子里，她看见她那只雪白的手，衬在她那袭宝蓝的丝旗袍上，手里捏着一只碧莹莹的夔凤，春葱似的一把手指，指尖红得血点子一般。
“哦——又有了吗？”华夫人抬眼问道，她声音有些颤抖，她从镜中看见林小姐正俯下头，觑着眼，在她右鬓上角的头发里翻找着。
“只有一两根，”林小姐悄声答道，“我替您再抿几下，就看不出来了。”
林小姐又小心翼翼的替华夫人拢了好几下头发。
“您看行了吗？夫人。”
华夫人欠身凑近镜子面前，偏着头，端详良久，最后用手轻轻的摩掌了几下她的右鬓，才沉吟着说道：
“就这样吧，林小姐，谢谢你。”
华夫人走到花园里，一阵凉风迎面吹过来，把她的大衣都撩开了。她赶忙将大衣扣子扣上，一面戴上她那副珠灰的丝手套。园子里一道夕阳，斜铺在草坪上，那些朝鲜草草尖子已经泛着点点的黄斑，通到大门的那条石径上，几片落叶，给风吹得簌簌的在打转子。华夫人在石径上走了几步，突然一阵冷香，袭到了她面上来，她回头望去，看见墙东一角，那一片“一捧雪”开得翻腾了起来，她不由得煞住了脚，若有所思的迟疑了片刻，终于回头踅了过去。她踱到那畦“一捧雪”眼前，俯下身，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几十株齐腰的白菊花，一团团，一簇簇，都吐出拳头大的水晶球子来了，白茸茸的一片，真好像刚落下来的雪花一般，华夫人又凑近一朵大白菊，嗅了一下。人家都说这就是台湾最上品的白菊花了，在新公园的花展还得过特别奖呢，只是太娇弱了些，去年种下去，差不多都枯死了，她叫花匠敷了一个春天的鸡毛灰，才活过来，倒没料到，一下子，竟开得这般繁盛起来了。怪道上次万吕如珠来的时候，这些“一捧雪”刚打苞，她已经抱怨她：华夫人，你这些菊花真的那么尊贵吗？也舍不得送我们两枝插插盆。万夫人在学日文。万夫人在学茶道。万夫人又在学插花了！还是跟什么京子小姐学的。万吕如珠——那个女人，也懂得茶道、花道吗？弄得一屋子的盆儿、罐儿、壶儿、杯儿——都是从日本买来的，她说，现在日本东西做得不知道多么好！东京战后不知道多么繁华！奇怪，现在日本人的模样儿也变得体面起来了！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万大使要外放日本了似的，连走步路，筛壶茶，也那么弯腰驼背，打躬作揖，周身都沾了东洋婆的腔调儿。难道这些极尊贵的“一捧雪”就任她拿去随便糟蹋了不成？华夫人掐下一枝并蒂的菊花，一对花苞子颤袅袅的迎风抖着，可是她知道万吕如珠最是个好虚面子，嘴上不饶人的女人，花苞子选小些给她，恐怕都要遭她哂笑一番呢，“摩登外婆”！好像她自己还未曾当祖奶奶似的。华夫人跨进了那片花丛中，巡视了一番，她看到中央有一两棵花朵特别繁盛，她走向前去，用手把一些枝叶拨开，在那一片繁花覆盖着的下面，她赫然看见，原来许多花苞子，已经腐烂死去，有的枯黑，上面发了白霉，吊在枝丫上，像是一只只烂馒头，有的刚委顿下来，花瓣都生了黄锈一般，一些烂苞子上，斑斑点点，爬满了菊虎，在啃啮着花心，黄浊的浆汁，不断的从花心流淌出来。一阵风掠过，华夫人嗅到菊花的冷香中夹着一股刺鼻的花草腐烂后的腥臭，她心中微微一震，她仿佛记得，那几天，他房中也一径透着这股奇怪的腥香，她守在他床边，看着医生用条橡皮管子，插在他喉头上那个肿得发亮，乌黑的癌疽里，昼夜不停的在抽着脓水，他床头的几案上，那只白瓷胆瓶里，正插着三枝碗大一般的白菊花，那是她亲自到园里去采来插瓶的。园里那百多株“一捧雪”都是栖霞山移来的名种，那年秋天，人都这样说，日本鬼打跑了，阳澄湖的螃蟹也肥了，南京城的菊花也开得分外茂盛起来。他带着他的军队，开进南京城的当几，街上那些老头子老太婆们又哭又笑，都在揩眼泪，一个城的爆竹声，把人的耳朵都震聋了。她也笑得弯下了身去，对他说道：“欢迎将军，班师回朝——”他挽着她，他的披风吹得飘了起来，他的指挥刀，挂在他腰际，铮铮锵锵，闪亮的，一双带白铜刺的马靴踏得混响，挽着她，一同走进了园子里，他擎着一杯烧酒，敬到她唇边，满面笑容的低声唤道：芸香——满园子里那百多株盛开的“一捧雪”，都在他身后招翻得像一顷白浪奔腾的雪海一般。那年秋天，人人都说：连菊花也开得分外茂盛起来——
“夫人，车子已经开出来了。”
华夫人抬起头来，她看见老花匠黄有信正站在石径上，白眉白鬓，抖瑟的佝着背，手里执着一柄扫落叶的竹扫帚。华夫人迟疑了一下，又随手掐下一枝菊花，才从花丛里跨了出来，往大门走去，一束白簇簇的“一捧雪”拥在她胸前。
“黄有信——”华夫人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
“是，夫人。”黄有信停下扫帚应道。
“你去把那些菊花修剪一下，有好些已经残掉了。”
一九七一年《中国时报》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白先勇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
每次总是这样的，每次总要等到满天里那些亮晶晶的星星，一颗一颗，渐渐黯淡下去的时分，他才靠在新公园荷花池边的石栏杆上，开始对我们诉说起他的那些故事来。或许是个七八月的大热天，游冶的人，在公园里，久久留连不去，于是我们都在水池边的台阶上，绕着池子，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忙着在打转转。浓热的黑暗中，这里浮动着一绺白发。那里晃动着一颗残秃的头颅，一具佝偻的身影，急切的，探索的，穿过来，穿过去，一直到最后一双充满了欲望的眼睛，消逝在幽冥的树丛中，我们才开始我们的聚会。那时，我们的腿子，已经酸疲得抬不起来了。
我们都称他“教主”。原始人阿雄说：他们山地人在第一场春雨来临的时节，少男都赤裸了身子，跑到雨里去跳祭春舞，每次总由一个白发白须的老者掌坛主祭。那次我们在万华黑美郎家里开舞会，原始人阿雄喝醉了，脱得赤精，跳起他们山地人的祭春舞来。原始人是个又黑又野的大孩子，浑身的小肌肉块子，他奔放的飞跃着，那一双山地人的大眼睛，在他脸上滚动得像两团黑火——我们的导演教授莫老头说，阿雄天生来就是个武侠明星——我们都看得着了迷，大家吆喝着，撕去了上衣，赤裸了身子，跟着原始人跳起山地的祭春舞来。跳着跳着，黑美郎突然爬到了桌子上，扭动着他那蛇一般细滑的腰身，发了狂一样，尖起他小公鸡似的嗓子喊着宣布道：
“我们是祭春教！”
除了他，你想想，还有谁够资格来当我们祭春教的教主呢？当然，当然，他是我们的爷爷辈，可是公园里那批夜游神中，比他资格老的，大有人在。然而他们狠琐，总缺少像教主那么一点服众的气派。因为教主的来历到底与众不同，三十年代，他是上海明星公司的红星——这都是黑美郎打听出来的，黑美郎专喜欢往那些老导演的家里钻，拜他们的太太做干娘。黑美郎说，默片时代，教主红遍了半边天，他看过教主在《三笑》里饰唐伯虎的剧照。
“你们再也不会相信——”
黑美郎做作的咧开嘴巴，眼睛一翻一翻，好像喘不过气来了似的。可是教主只红过一阵子，有声片子一来，他便没落了，因为他是南方人，不会说国语。莫老头告诉黑美郎当时他们明星公司的人，都取笑教主，叫他：“照片小生朱焰”。那天晚上，在公园水池的石栏杆边，我们赶着教主叫他朱焰时，他突然回过身来，竖起一根指头，朝着我们猛摇了几下：
“朱焰？朱焰吗？——他早就死了！”
我们都笑了起来，以为他喝醉了。那晚教主确实醉得十分厉害，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蓬得一绺一绺的，在风里直打颤。他紧皱着眉头，额上那三条皱纹陷得愈更深了，你看过吗？一个人的皱纹竟会有那么深！好像是用一把尖刀使狠劲划出来的，三条，端端正正，深得发了黑，横在他那宽耸的额上。高个子，宽肩膀，从前他的身材一定是很帅的，可是他的背项已经佝垂了，一径裹着他那件人字呢灰旧的秋褛，走起来，飘飘曳曳，透着无限衰飒的意味。可是他那双奇怪的眼睛——到底像什么呢？在黑暗里，两团碧荧荧的，就如同古墓里的长明灯一般，一径焚着那不肯消灭的火焰。
“你们笑什么？”他看见我们笑做一团，对我们喝问道，“你们以为你们自己就能活得很长么？”他走过去，把原始人阿雄的胸膛戳了一下，“你以为你的身体很棒吗？你以为你的脸蛋儿长得很俏吗？”他倏地扳起了黑美郎的下颏，“你们以为你们能活到四十？五十？有的人活得长，喏，像他——”他指着公园围墙边一个摆测字摊正在合着眼睛点头打盹的老头儿。“他可以活到胡须拖到地上，脸上只剩下几个黑窟窿——还在那里活着！可是朱焰死得早，民国十九、二十、二十——三年，朱焰只活了三年——”他掐着指头冷笑了起来，“‘唐伯虎’？他们个个都赶着叫他，可是《洛阳桥》一拍完，他们却说：‘朱焰死了！’他们要申报宣布朱焰的死亡：‘艺术生命死亡的演员。’他们把他推到井里去，还要往下砸石头呢。活埋他！连他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也不给——”
他说着突然双手权住了自己的脖子；眼睛凸了出来，喉头发着呃呃的呜咽，一脸紫涨，神情十分恐怖，好像真的快给人家扼断了气一般。我们都笑了，以为他在做戏，教主确实有戏剧天才，无论学什么，都逼真逼肖。黑美郎说，教主原可以成为一个名导演的，可是他常酗酒，而且一身的做骨头，把明星都得罪了，所以一流片子，总也轮不到他去导。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教主放开了手对我们喊道，“小老弟，你们没尝过让人家活埋的滋味，那就好像你的脖子给人家掐住了，喊不出声音来，可是你的眼睛却看得见他们的脸，耳朵听得见他们的声音，你看得见他们在水银灯下拿着摄影机对准了你射，而你呢？你的脉搏愈跳愈慢，神经一根根麻死，眼睁睁的，你看着你的手脚一块块烂掉！所以我咬紧了牙关对我的白马公子说：‘孩子，你一定要替我争这口气。’姜青是个好孩子，我实在不能怨他。《洛阳桥》在上海大光明开演的那天，静安寺路上的交通部给挤断了。当他骑着白马，穿着水绿的丝绸袍子在银幕上一亮相的那一刻，我在戏院里听得到自己的声音在心中喊了起来：‘朱焰复活了！朱焰复活了！’为了重拍《洛阳桥》，我倾家荡产，导演他的时候，有一次，我把他的脸上打出了五条血印子来。可是有谁知道我心中多么疼惜他？‘朱焰的白马公子’，人家都叫他。姜青天生来是要做大明星的，他身上的那股灵气——小老弟，你不要以为你们长得俊——你们一个也没有！”教主朝着我们一个个指点了一轮，当他指到黑美郎脸上时，黑美郎把嘴巴一撇，冷笑了一声，我们都大笑了起来。黑美郎自以为是个大美人，他说他将来一定要闯到好莱坞去，我们都劝他订做一双高跟鞋；他才五呎五时，好莱坞哪里有那么矮的洋女人来和他配戏呢？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教主突然一把捉住了原始人阿雄的膀子，阿雄吓了一跳，笑着挣扎了起来，可是教主狠狠的抓住他不放，白发蓬蓬的大头擂到了阿雄脸上去，“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孩子，’我说，‘你是个天才，千万不要糟蹋了。’第一眼我就知道林萍是个不祥之物！那个小妖妇抛到地上连头发也没有伤一根，而且她还变成了天一的大红星哩！他呢？他坐在我送给他的那部跑车里烧成了一块黑炭。他们要我去收尸，我拒绝，我拒绝去认领。那堆焦肉不是我的白马公子——”教主的喉头好像鲠住了一块骨头一般，咿哩喔噜的渐渐语言不清起来：“烧死了——我们都烧死了——”他喃喃的念了几句，他那双碧荧荧的眼睛，闪得跳出了火星子来。阿雄挣脱了他，喘着气赶快跑回我们堆子里。教主倚在石栏杆边，微微垂下了头，一大绺花白的头发跌挂了下来。他身后那轮又黄又大的月亮，已经往公园西边那排椰子树后，冉冉的消沉下去了，池子里的荷花叶香气愈来愈浓，黑美郎踮起了脚尖，张开手臂，伸了一个懒腰，哦哦的打了几个呵欠，我们都开始有了睡意。
有一个时期，一连几个月，公园里突然绝了教主的踪迹。我们圈内谣传纷纷，都说教主让四分局的警察抓到监狱里去了，而且据说他是犯了风化案——那是一个三水街的小幺儿传出来的。那个小幺儿说，那天晚上，他从公园出来，走过西门町，在中华商场的走廊上，恰好撞见教主，他在追缠着一个男学生。那个小幺儿咂着嘴说：那个男学生长的真个标致！教主的样子醉得很厉害，连步子都不稳了。他摇摇晃晃的赶着那个男学生，问他要不要当电影明星。那个男学生起先一面逃，一面回头笑，后来在转角的地方，教主突然追上前去，张开手臂便将那个男学生搂到了怀里去，嘴里又是《洛阳桥》，又是《白马公子》的咕哝着。那个男学生惊叫了起来，路上登时围拢了一大堆人，后来把警察也引去了。
一天晚上，我们终于又在公园里看到了教主。那是个不寻常的夏夜，有两个多月，台北没有下过一滴雨。风是热的，公园里的石阶也是热的，那些肥沃的热带树木，郁郁蒸蒸，都是发着暖烟。池子里的荷花，一股浓香，甜得发了腻。黑沉沉的天空里，那个月亮——你见过吗？你见过那样淫邪的月亮吗？像一团大肉球，充满了血丝，肉红肉红的浮在那里。公园里的人影幢幢，像走马灯，急乱的在转动着。黑美郎坐在台阶中央的石栏杆上。他穿了一身猩红的紧身衫，黑短裤，一双露着大脚趾的凉鞋，他仰着面，甩动着一双腿子，炫耀得像一只初开屏的小孔雀，他刚在莫老头导演的《春晓》里，捞到了一个角色，初次上镜头，得意得忘了形。原始人阿雄也不甘示弱，有心和黑美郎抢镜头似的，他穿了一件亮紫的泰丝衬衫。把上身箍成了一个倒三角，一条白帆布的腊肠裤，紧绷绷的贴在他鼓胀的大腿上，裤头一个鹅卵大的皮带铜环，银光闪闪。他全身都暴露着饱和的男性，而且还夹着他那一股山地人特有的原始犷野。他和黑美郎坐在一块儿，确实是公园里最触目的一对，可是三水街的那一帮小幺儿，却并没有因此占了下风，他们三五成群的，勾着肩，搭着背，木屐敲得混响，在台阶上，示威似的，荡过来荡过去，嘴里哼着极妖冶的小调儿。有了个肥胖秃头穿了花格子夏威夷衫的外国人，鬼祟的，探索着走了过来，那些小幺儿便肆无忌惮的叫了起来：
“哈啰！”
公园里正在十分闹忙的当儿，教主突然出现了，他来得那么意外，大家都慑住了似的，倏地静了下来，默默的看着他那高大的身影移上了台阶来。教主穿了一身崭新发亮的浅蓝沙市井西装，全身收拾得分外整洁，衬得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愈发醒目，可是他脚下的步子却十分的吃力，竟带着受了伤的蹒跚。大概他在狱里吃了不少的苦头，刑警的手段往往很毒辣的，尤其是对待犯了这种风化案的人。有一个三水街的小幺儿拉错了客，让刑警抓去，狠狠的修理了一番，他出来时，吓哑了，见了人只会张嘴啊啊的叫，人家说，是用橡皮管子打的。教主拖着脚，缓重的，矜持的，一步一步终于蜇到了台阶未端的石栏杆边去。他一个人，独自伫立着，靠在栏杆上，仰起了那颗白发蓬蓬的头，他那高大瘦削的身影，十分嶙峋，十分傲岸，矗立在那里，对于周围掀起的一阵窃窃私语及嗤笑，他都装做不闻不间似的。顷刻间，台阶上又恢复了先前的闹忙。夜渐渐深了，台阶上的脚步，变得愈来愈急的，一只只的脚影都在追寻，在企探，在渴求着。教主孤独的立在那里，一直到那团肉球般的红月亮，从他身后恹恹下沉的当儿，他才离开公园。他走的时候，携带了一个三水街的小幺儿一同离去，那个小幺儿叫小玉，是个面庞长得异样姣好的小东西，可是却是一个瘸子，所以一向没有什么人理睬。教主搂着这个小幺儿的肩，两个人的身影，一大一小，颇带残缺的，蹭蹬到那丛幽暗的绿珊瑚里去。
一九六七年《现代文学》第三十八期
冬夜冬夜
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淅淅沥沥开始落下来了。温州街那些巷子里，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积水来。余钦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张望时，脚下套着一双木屐。他撑着一把油纸伞，纸伞破了一个大洞，雨点漏下来，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秃的头上，冷得他不由得缩起脖子打了一个寒噤。他身上罩着的那袭又厚又重的旧棉袍，竟也敌不住台北冬夜那阵阴湿砭骨的寒意了。
巷子里灰濛濛的一片，一个人影也没有，四周沉静，只有雨点洒在远远近近那些矮屋的瓦檐上，发出一阵沙沙的微响。余教授在冷雨中，撑着他那把破纸伞，伫立了片刻，终于又踅回到他巷子里的家中去。他的右腿跛瘸，穿着木屐，走一步，拐一下，十分蹒跚。
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房子，跟巷中其他那些大学宿舍一样，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旧屋。年久失修，屋檐门窗早已残破不堪，客厅的地板，仍旧铺着榻榻米，积年的潮湿，席垫上一径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客厅里的家具很简陋：一张书桌、一张茶几。一对褴褛的沙发，破得肚子统统暴出了棉絮来。桌上、椅上、榻榻米上，七横八竖，堆满了一本本旧洋装书，有的脱了线，有的发了毛，许多本却脱落得身首异处，还有几本租来的牛皮纸封面武侠小说，也掺杂其中。自从余教授对他太太着实发过一次脾气以后，他家里的人，再也不敢碰他客厅里那些堆积如山的书了。有一次，他太太替他晒书，把他夹在一本牛津版的《拜仑诗集》中的一叠笔记弄丢了——那些笔记，是他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教书时候，记下来的心得。
余教授走进客厅里，在一张破沙发上坐了下来，微微喘着气。他用手在他右腿的关节上，使劲的揉搓了几下。每逢这种阴湿天，他那只撞伤过的右腿，便隐隐作痛起来，下午他太太到隔壁萧教授家去打麻将以前，还嘱咐过他：
“别忘了，把于善堂那张膏药贴起来。”
“晚上早点回来好吗？”他要求他太太，“吴柱国要来。”
“吴柱国又有什么不得了？你一个人陪他还不够？”他太太用手绢子包起一扎钞票，说着便走出大门去了，那时他手中正捏着一张《中央日报》，他想阻止他太太，指给她看，报上登着吴柱国那张照片：“我旅美学人，国际历史权威，吴柱国教授，昨在中央研究院，作学术演讲，与会学者名流共百余人。”可是他大太老早三脚两步，跑到隔壁去了。隔壁萧太太二四六的牌局，他太太从来没缺过席，他一讲她，她便封住他的嘴：别捣蛋，老头子，我去赢个百把块钱，买只鸡来炖给你吃。他对他太太又不能经济封锁，因为他太太总是赢的，自己有私房钱。他跟他太太商量，想接吴柱国到家里来吃餐便饭，一开口便让他太太否决了。他目送着他太太那肥胖硕大的背影，突然起了一阵无可奈何的惆怅。要是雅馨还在，晚上她一定会亲自下厨去做出一桌子吴柱国爱吃的菜来，替他接风了。那次在北平替吴柱国饯行，吴柱国吃得酒酣耳热，对雅馨说：“雅馨，明年回国再来吃你做的挂炉鸭。”哪晓得第二年北平便易帜了，吴柱国一出国便是二十年。那天在松山机场见到他，许多政府官员、报社记者，还有一大群闲人，把吴柱国围得水泄不通，他自己却被人群摒在外面，连跟吴柱国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那天吴柱国穿着一件黑呢大衣，戴着一副银丝边的眼镜，一头头发白得雪亮，他手上持着烟斗，从容不迫，应对那些记者的访问。他那份恂恂儒雅，那份令人肃然起敬的学者风范，好像随着岁月，变得愈更醇厚了一般。后来还是吴柱国在人群中发现了他，才挤过来，执着他的手，在他耳边悄悄说道：
“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
“钦磊——”
余教授猛然立起身来，蹭着迎过去，吴柱国已经走上玄关来了。
“我刚才还到巷子口去等你，怕你找不到。”余教授蹲下身去，在玄关的矮柜里摸索了一阵，才拿出一双草拖鞋来，给吴柱国换上，有一只却破得张开了口。
“台北这些巷子真像迷宫，”吴柱国笑道，“比北平那些胡同还要乱多了。”他的头发淋得湿透，眼镜上都是水珠。他脱下大衣，抖了两下，交给余教授，他里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绵短袄。他坐下来时，忙掏出手帕，把头上脸上揩拭了一番，他那一头雪白的银发，都让他揩得蓬松零乱起来。
“我早就想去接你来了，”余教授将自己使用的那只保暖杯拿出来泡了一杯龙井搁在吴柱国面前，他还记得吴柱国是不喝红茶的，“看你这几天那么忙，我也就不趁热闹了。”
“我们中国人还是那么喜欢应酬，”吴柱国摇着头笑道，“这几天，天天有人请吃酒席，十几道十几道的菜——”
“你再住下去，恐怕你的老胃病又要吃犯了呢。”余教授在吴柱国对面坐下来，笑道。
“可不是？我已经吃不消了！今晚邵子奇请客，我根本没有下箸——邵子奇告诉我，他也有好几年没见到你了。你们两人——”吴柱国望着余教授，余教授摸了一摸他那光秃的头，轻轻吁了一口气，笑道：
“他正在做官，又是个忙人。我们见了面，也没什么话说。我又不会讲虚套，何况对他呢？所以还是不见面的好。你是记得的：我们当年参加‘励志社’，头一条誓言是什么？”
吴柱国笑了一笑，答道：
“二十年不做官。”
“那天宣誓，还是邵子奇带头宣读的呢！当然，当然，二十年的期限，早已过了——”余教授和吴柱国同时都笑了起来。吴柱国捧起那盅龙井，吹开浮面的茶叶，啜了一口，茶水的热气，把他的眼镜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镜，一面擦着，一面觑起眼睛，若有所思的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次回来，‘励志社’的老朋友，多半都不在了——”
“贾宜生是上个月去世的，”余教授答道，“他的结局很悲惨。”
“我在国外报上看到了，登得并不清楚。”
“很悲惨的——”余教授又喃喃的加了一句。
“他去世的前一天我还在学校看到他。他的脖子硬了，嘴巴也歪了——上半年他摔过一跤，摔破了血管——我看见他气色很不好，劝他回家休息，他只苦笑了一下。我知道，他的环境困得厉害，太太又病在医院里。那晚他还去兼夜课，到了学校门口，一跤滑在阴沟里，便完了——”余教授摊开双手，干笑了一声。“贾宜生，就这么完了。”
“真是的——”吴柱国含糊应道。
“我仿佛听说陆冲也亡故了，你在外国大概知道得清楚些。”
“只是人生的讽刺也未免太大了，”吴柱国唏嘘道，“当年陆冲还是个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
“何尝不是？”余教授也莫奈何的笑了一下，“就拿这几个人来说：邵子奇、贾宜生、陆冲、你、我，还有我们那位给枪毙了的日本大汉奸陈雄——当年我们几个人在北大，一起说过些什么话？”
吴柱国掏出烟斗，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吁着烟，若有所思的沉默了片刻，突然他摇着头笑出了声音来，歪过身去对余教授说道：
“你知道，钦磊，我在国外大学开课，大多止于唐宋，民国史我是从来不开的。上学期，我在加州大学开了一门‘唐代政治制度’。这阵子，美国大学的学潮闹得厉害，加大的学生更不得了，他们把学校的房子也烧掉了，校长撵走了，教授也打跑了，他们那么胡闹，我实在看不惯。有一天下午，我在讲‘唐初的科举制度’，学校里，学生正在跟警察大打出手，到处放瓦斯，简直不像话！你想想，那种情形，我在讲第七世纪中国的考试制度，那些蓬头赤足，跃跃欲试的美国学生，怎么听得进去？他们坐在教室里，眼睛都瞅着窗外。我便放下了书，对他们说道：‘你们这样就算闹学潮了吗？四十多年前，中国学生在北京闹学潮，比你们还要凶百十倍呢！’他们顿时动容起来，脸上一副半信半疑的神情，好像说：‘中国学生也会闹学潮吗？’”吴柱国和余教授同时都笑了起来。
“于是我便对他们说道：‘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一群北京大学领头的学生，为了反日本，打到一个卖国求荣的政府官员家里，烧掉了他的房子，把躲在里面的一个驻日公使，揪了出来，痛揍了一顿——’那些美国学生听得肃然起敬起来，他们口口声声反越战，到底还不敢去烧他们的五角大厦呢。‘后来这批学生都下了狱，被关在北京大学的法学院内，一共有一千多人——’我看见他们听得全神贯注了，我才慢慢说道，‘下监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的，便是在下。’他们哄堂大笑起来，顿足的顿足，拍手的拍手，外面警察放枪他们也听不见了——”余教授笑得一颗光秃的头颅前后乱晃起来。
“他们都抢着问，我们当时怎样打赵家楼的。我跟他们说，我们是叠罗汉爬进曹汝霖家里去的。第一个爬进去的那个学生，把鞋子挤掉了。打着一双赤足，满院子乱跑，一边放火。‘那个学生现在在哪里？’他们齐声问道。我说：‘他在台湾一间大学教书，教拜仑。’那些美国学生一个个都笑得乐不可支起来——”余教授那张皱纹满布的脸上，突然一红，绽开了一个近乎童稚的笑容来，他讪讪的咧着嘴，低头下去瞅了一下他那一双脚，他没有穿拖鞋，一双粗绒线袜，后跟打了两个黑布补钉，他不由得将一双脚合拢在一起，搓了两下。
“我告诉他们：我们关在学校里，有好多女学生来慰问，一个女师大的校花，还跟那位打赤足放火的朋友结成了姻缘，他们两人，是当时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柱国，你真会开玩笑。”余教授一面摸抚着他那光秃的头顶，不胜唏嘘的笑道。他看见吴柱国那杯茶已经凉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只暖水壶来，替吴柱国斟上滚水，一面反问他：
“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学生，那天领队游行扛大旗的那个学生，跟警察打架，把眼镜也打掉了？”
吴柱国也讪讪的笑了起来。“我倒是跟他们提起：贾宜生割开手指，在墙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陈雄却穿了丧服，举着‘曹陆章遗臭万年’的挽联，在街上游行——”“贾宜生——他倒是一直想做一番事业的——”余教授坐下来，喟然叹道。“不知他那本《中国思想史》写完了没有？”吴柱国关怀的问道。“我正在替他校稿，才写到宋明理学，而且——”余教授皱起眉头说，“最后几章写得太潦草，他的思想大不如从前那样敏锐过人了，现在我还没找到人替他出版呢，连他的安葬费还是我们这几个老朋友拼凑的。”“哦？”吴柱国惊异道，“他竟是这样的——”余教授和吴柱国相对坐着，渐渐默然起来。吴柱国两只手伸到袖管里去，余教授却轻轻的在敲着他那只僵痛的右腿。
“柱国——”过了半晌，余教授抬起头来望着吴柱国说道，“我们这伙人，总算你最有成就。”
“我最有成就？”吴柱国惊愕的抬起头来。
“真的，柱国，”余教授的声音变得有点激动起来，“这些年，我一事无成。每次在报纸上看见你扬名国外的消息，我就不禁又感慨、又欣慰，至少还有你一个人在学术界替我们争一口气——”余教授说着禁不住伸过手去，捏了一下吴柱国的膀子。“钦磊——”吴柱国突然挣开余教授的手叫道，余教授发觉他的声音里竟充满了痛苦，“你这样说，更是叫我无地自容了！”“柱国？”余教授缩回手，喃喃唤道。
“钦磊，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懂得这些年我在国外的心情了，”吴柱国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上年东方历史学会在旧金山开会，我参加的那一组，有一个哈佛大学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宣读他一篇论文，题目是：《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那个小伙子一上来便把‘五四’批评得体无完肤，然后振振有词的结论道：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二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惶、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他一念完，大家都很激动，尤其是几个中国教授和学生，目光一齐投向我，以为我一定会起来发言。可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的离开了会场——”
“噢，柱国——”
“那个小伙子有些立论是不难辩倒的，可是，钦磊——”吴柱国的声音都有些哽住了，他干笑了一声，“你想想看，我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在那种场合，还有什么脸面挺身出来，为‘五四’讲话呢？所以这些年在外国，我总不愿意讲民国史，那次在加大提到‘五四’，还是看见他们学生学潮闹的热闹，引起我的话题来——也不过是逗着他们玩玩，当笑话讲罢了。我们过去的光荣，到底容易讲些，我可以毫不汗颜的对我的外国学生说：‘李唐王朝，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文化最灿烂的大帝国。’——就是这样，我在外国喊了几十年，有时也不禁好笑，觉得自己真是像唐玄宗的白发宫女，拼命在向外国人吹嘘天宝遗事了——”
“可是柱国，你写了那么多的著作！”余教授几乎抗议的截断吴柱国的话。
“我写了好几本书：《唐代宰相的职权》、《唐末藩镇制度》，我还写过一本小册子叫《唐明皇的梨园子弟》，一共几十万字——都是空话啊——”吴柱国摇着手喊道，然后他又冷笑了一声，“那些书堆在图书馆里，大概只有修博士的美国学生，才会去翻翻罢了。”
“柱国，你的茶凉了，我给你去换一杯来。”余教授立起身来，吴柱国一把执住他的手，抬起头望着他说道：
“钦磊，我对你讲老实话：我写那些书，完全是为了应付美国大学，不出版著作，他们便要解聘，不能升级，所以隔两年，我便挤出一本来，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会写了的。”
“我给你去弄杯热茶来。”余教授喃喃的重复道，他看见吴柱国那张文雅的脸上，微微起着痉挛。他蹭到客厅一角的案边，将吴柱国那杯凉茶倒进痰盂里，重新沏上一杯龙井，他手捧着那只保暖杯，十分吃力的拐回到座位上去，他觉得他那只右腿，坐久了，愈来愈僵硬，一阵阵的麻痛，从骨节里渗出来。他坐下后，又禁不住用手去捏榨了一下。
“你的腿好像伤得不轻呢。”吴柱国接过热茶去，关注着余教授说道。
“那次给撞伤，总也没好过，还没残废，已是万幸了。”余教授解嘲一般笑道。
“你去彻底治疗过没有？”
“别提了，”余教授摆手道，“我在台大医院住了五个月。他们又给我开刀，又给我电疗，东搞西搞，愈搞愈糟，索性瘫掉了。我太太也不顾我反对，不知哪里弄了一个打针灸的郎中来，戳了几下，居然能下地走动了！”余教授说着，很无可奈何的摊开手笑了起来，“我看我们中国人的毛病，也特别古怪些，有时候，洋法子未必奏效，还得弄帖土药秘方来治一治，像打金针，乱戳一下，作兴还戳中了机关——”说着，吴柱国也跟着摇摇头，很无奈的笑了起来，跟着他伸过手去，轻轻拍了一下余教授那条僵痛的右腿，说道：“你不知道，钦磊，我在国外，一想到你和贾宜生，就不禁觉得内愧。生活那么清苦，你们还能在台湾守在教育的岗位上，教导我们自己的青年——”吴柱国说着，声音都微微颤抖了，他又轻轻的拍了余教授一下。
“钦磊，你真不容易——”
余教授默默的望着吴柱国，半晌没有做声，他搔了一搔他那光秃的头顶，笑道：
“现在我教的，都是女学生，上学期，一个男生也没有了。”
“你教‘浪漫文学’，女孩子自然是喜欢的。”吴柱国笑着替余教授解说道。
“有一个女学生问我：‘拜仑真的那样漂亮吗？’我告诉她：‘拜仑是个跛子，恐怕跛得比我还要厉害哩。’那个女孩子顿时一脸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只得安慰她：‘拜仑的脸蛋儿还是十分英俊的’——”余教授和吴柱国同时笑了起来。“上学期大考，我出了一个题目要她们论‘拜仑的浪漫精神’，有一个女孩子写下了一大堆拜仑情妇的名字，连他的妹妹也写上去了！”
“教教女学生也很有意思的。”吴柱国笑得低下头去，“你译的那部《拜仑诗集》，在这里一定很畅销了？”
“《拜仑诗集》我并没有译完。”
“哦——”
“其实只还差‘’最后几章，这七八年，我没译过一个字，就是把拜仑译出来，恐怕现在也不会有多少人看了——”余教授颇为落寞了的叹了一口气，定定的注视着吴柱国，“柱国，这些年，我并没有你想像那样，并没有想‘守住岗位’，这些年，我一直在设法出国——”
“钦磊——你——”
“我不但想出国，而且还用尽了手段去争取机会。每一年，我一打听到我们文学院有外国赠送的奖金，我总是抢先去申请。前五年，我好不容易争到了哈佛大学给的福特奖金，去研究两年，每年有九千多美金。出国手续全部我都办妥了，那天我到美国领事馆去签证，领事还跟我握手道贺。哪晓得一出领事馆门口，一个台大学生骑着一辆机器脚踏车过来，一撞，便把我的腿撞断了。”
“哎，钦磊。”吴柱国暧昧的叹道。
“我病在医院里，应该马上宣布放弃那项奖金的，可是我没有，我写信给哈佛，说我的腿只受了外伤，治愈后马上出去。我在医院里躺了五个月，哈佛便取消了那项奖金。要是我早让出来，也许贾宜生便得到了——”
“贾宜生吗？”吴柱国惊叹道。
“贾宜生也申请了的，所以他过世，我特别难过，觉得对不起他。要是他得到那项奖金，能到美国去，也许就不会病死了。他过世，我到处奔走替他去筹治丧费及抚恤金，他太太也病得很厉害。我写信给邵子奇，邵子奇派了一个人，只送了一千块台市来——”
“唉，唉。”吴柱国连声叹道。
“可是柱国，”余教授愀然望着吴柱国，“我自己实在也很需要那笔奖金。雅馨去世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都很小，雅馨临终要我答应，一定抚养他们成人，给他们受最好的教育。我的大儿子出国学工程，没有申请到奖学金，我替他筹了一笔钱，数目相当可观，我还了好几年都还不清。所以我那时想，要是我得到那笔奖金，在国外省用一点，就可以偿清我的债务了。没想到——”余教授耸一耸肩膀，干笑了两声。吴柱国举起手来，想说什么，可是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又默然了。过了片刻，他才强笑道：
“雅馨——她真是一个叫人怀念的女人。”
窗外的雨声，飒飒娑娑，愈来愈大了，寒气不住的从门隙窗缝里钻了进来，一阵大门开阖的声音，一个青年男人从玄关走了上来。青年的身材颀长，披着一件深蓝的塑胶雨衣，一头墨浓的头发洒满了雨珠，他手中捧着一大叠书本，含笑点头，便要往房中走去。
“俊彦，你来见见吴伯伯。”余教授叫住那个青年，吴柱国朝那个眉目异常英爽的青年打量了一下，不由得笑出了声音来。
“钦磊，你们两父子怎么——”吴柱国朝着俊彦又指了一下，笑道，“俊彦，要是我来你家，先看到你，一定还以为你父亲返老还童了呢！钦磊，你在北大的时候，就是俊彦这个样子！”说着三个人都笑了起来。
“吴伯伯在加大教书，你不是想到加大去念书吗？可以向吴伯伯请教请教。”余教授对他儿子说道。
“吴伯伯，加大物理系容易申请奖学金吗？”俊彦很感兴趣的问道。
“这个——”吴柱国迟疑了一下，“我不太清楚，不过加大理工科的奖学金比文法科多多了。”
“我听说加大物理系做一个实验，常常要花上几十万美金呢！”俊彦年轻的脸上，现出一副惊羡的神情。
“美国实在是个富强的国家。”吴柱国叹道，俊彦立了一会儿，便告退了。余教授望着他儿子的背影，悄声说道：
“现在男孩子，都想到国外去学理工。”
“这也是大势所趋。”吴柱国应道。
“从前我们不是拼命提倡‘赛先生’吗？现在‘赛先生’差点把我们的饭碗都抢跑了。”余教授说着跟吴柱国两人都苦笑了起来，余教授立起身，又要去替吴柱国斟茶，吴柱国忙止住他，也站了起来说道：
“明天一早我还要到政治大学去演讲，我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说着，他沉吟了一下，“后天我便要飞西德，去参加一个汉学会议，你不要来送我了，我这就算告辞了吧。”
余教授把吴柱国的大衣取来递给他，有点歉然的说道：
“真是的，你回来一趟，连便饭也没接你来吃。我现在这位太太——”余教授尴尬的笑了一下。
“嫂夫人哪里去了？我还忘了问你。”吴柱国马上接口道。
“她在隔壁，”余教授有点忸怩起来，“在打麻将。”
“哦，那么你便替我问候一声吧。”吴柱国说着，便走向了大门去。余教授仍旧套上他的木履，撑起他那把破油纸伞，跟了出去。
“不要出来了，你走路又不方便。”吴柱国止住余教授。
“你没戴帽子，我送你一程。”余教授将他那把破纸伞遮住了吴柱国的头顶，一只手揽在他的肩上，两个人向巷口走了出去。巷子里一片漆黑，雨点无边无尽的飘洒着。余教授和吴柱国两人依在一起，踏着巷子里的积水，一步一步，迟缓、蹒跚、蹭蹬着。快到巷口的时候，吴柱国幽幽的说道：
“钦磊，再过一阵子，也许我也要回台湾来了。”
“你要回来？”
“还有一年我便退休了。”
“是吗？”
“我现在一个人在那边，颖芬不在了，饮食很不方便，胃病常常犯，而且——我又没有儿女。”
“哦——”
“我看南港那一带还很幽静，中央研究院又在那里。”
“南港住家是不错的。”
雨点从纸伞的破洞漏了下来，打在余教授和吴柱国的脸上，两个人都冷得缩起了脖子。一辆计程车驶过巷口，余教授马上举手截下。计程车司机打开了门，余教授伸出手去跟吴柱国握手道别，他执住吴柱国的手，突然声音微微颤抖的说道：
“柱国，有一件事，我一直不好意思向你开口——”
“嗯？”
“你可不可以替我推荐一下，美国有什么大学要请人教书，我还是想出去教一两年。”
“可是——恐怕他们不会请中国人教英国文学哩。”
“当然，当然，”余教授咳了一下，干笑道，“我不会到美国去教拜仑了——我是说有学校需要人教教中文什么的。”
“哦——”吴柱国迟疑了，说道，“好的，我替你去试试吧。”
吴柱国坐进车内，又伸出手来跟余教授紧紧握了一下，余教授踅回家中，他的长袍下摆都已经潮湿了，冷冰冰的贴在他的腿胫上，他右腿的关节，开始剧痛起来。他拐到厨房里，把暖在炉灶上那帖于善堂的膏药，取下来，热烘烘的便贴到了膝盖上去，他回到客厅中，发觉靠近书桌那扇窗户，让风吹开了，来回开阖，发出砰砰的响声，他赶忙蹭过去，将那扇窗拴上。他从窗缝中，看到他儿子房中的灯光仍然亮着，俊彦坐在窗前，低着头在看书，他那年轻英爽的侧影，映在窗框里。余教授微微吃了一惊，他好像骤然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一般，他已经逐渐忘怀了他年轻时的模样了。他记得就是在俊彦那个年纪，二十岁，他那时认识雅馨的。那次他们在北海公园，雅馨刚剪掉辫子，一头秀发让风吹得飞了起来，她穿着一条深蓝的学生裙站在北海边，裙子飘飘的，西天的晚霞，把一湖的水照得火烧一般，把她的脸也染红了，他在《新潮》上投了一首新诗。就是献给雅馨的：
当你倚在碧波上
满天的红霞
便化作了朵朵莲花
托着你
随风飘去
馨馨
你是凌波仙子
余教授摇了一摇他那十分光秃的脑袋，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了起来。他发觉书桌上早飘进了雨水，把他堆在上面的书本都打湿了。他用他的衣袖在那些书本的封面上揩了一揩，随便拾起了一本《柳湖侠隐记》，又坐到沙发上去，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翻了两页，眼睛便合上了，头垂下去，开始一点一点的，打起盹来，朦胧中，他听到隔壁隐约传来一阵阵洗牌的声音及女人的笑语。
台北的冬夜愈来愈深了，窗外的冷雨，却仍旧绵绵不绝的下着。
一九七○年《现代文学》第四十一期
国葬国葬
一个十二月的清晨，天色阴霆，空气冷峭，寒风阵阵的吹掠着。台北市立殡仪馆门口，祭奠的花圈，白簇簇的排到了街上。两排三军仪仗队，头上戴着闪亮的钢盔，手里持着枪，分左右肃立在大门外。街上的交通已经断绝，偶尔有一两部黑色官家汽车，缓缓的驶了进来。这时一位老者，却拄着拐杖，步行到殡仪馆的大门口。老者一头白发如雪，连须眉都是全白的；他身上穿了一套旧的藏青哔叽中山装，脚上一双软底黑布鞋。他停在大门口的牌坊面前，仰起头，觑起眼睛，张望了一下，“李故陆军一级上将浩然灵堂”，牌坊上端挂着横额一块。老者伫立片刻，然后拄着拐杖，弯腰成了一把弓，颤巍巍的往灵堂里，蹭了进去。
灵堂门口，搁着一张写字桌，上面置了砚台、墨笔并摊着一本百褶签名簿。老者走近来，守在桌后一位穿了新制服、侍从打扮的年轻执事，赶紧做了一个手势，请老者签名。
“我是秦义方，秦副官。”老者说道。
那位年轻侍从却很有礼貌的递过一枝蘸饱了墨的毛笔来。
“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
秦义方板着脸严肃的说道，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说完，他也不待那位年轻侍从答腔，径自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往灵堂里走去。灵堂内疏疏落落，只有几位提早前来吊唁的政府官员。四壁的挽联挂得满满的，许多幅长得拖到地面，给风吹得飘浮了起来。堂中灵台的正中，悬着一幅李浩然将军穿军礼服满身佩挂勋章的遗像，左边却张着一幅绿色四星上将的将旗，台上供满了鲜花水果，香筒里的檀香，早已氤氲的升了起来了。灵台上端，一块匾额却题着“轸念勋猷”四个大字。秦义方走到灵台前端站定，勉强直起腰，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立在灵台右边的那位司仪，却举起了哀来，唱道：
“一鞠躬——”
秦义方也不按规矩，把拐杖撂在地上，挣扎着伏身便跪了下去，磕了几个响头，抖索索的撑着站起来，直喘气，他扶着拐杖，兀自立在那里，掏出手帕来，对着李将军的遗像，又擤鼻涕，又抹眼泪，他身后早立了几位官员，在等着致祭。一位年轻侍从赶忙走上来，扶着他的手膀，要引他下去。秦义方猛的挣脱那位年轻侍从的手，回头狠狠的瞪了那个小伙子一眼，才径自拄着拐杖，退到一旁去。他瞪着那几位在灵堂里穿来插去、收拾得头光脸净的年轻侍从，一股怒气，像盆火似的，便煽上了心头来。长官直是让这些小野种害了的！他心中恨恨的咕噜着，这起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哪里懂得照顾他？只有他秦义方，只有他跟了几十年，才摸清楚了他那一种拗脾气。你白问他一声：“长官，你不舒服吗？”他马上就黑脸。他病了，你是不能问的，你只有在一旁悄悄留神守着。这起小王八羔子，他们哪里懂得？前年长官去花莲打野猪，爬山滑了一跤，把腿摔断了，他从台南赶上来看他。他腿上绑了石膏，一个人孤零零的靠在客厅里沙发上。“长官，你老人家也该保重些了。”他劝他道。他把眉头一竖，脸上有多少不耐烦的模样。这些年没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猎。七十多岁的人，还是不肯服老呢。
秦义方朝着李将军那幅遗像又瞅了一眼，他脸上还是一副倔强的样子！秦义方摇了一摇头，心中叹道，他称了一辈子的英雄，哪里肯随随便便就这样倒下去呢？可是怎么说他也不应该抛开他的，“秦义方，台南天气暖和，好养病。”他对他说。他倒嫌他老了？不中用了？得了哮喘病？主人已经开了口，他还有脸在公馆里赖下去吗？打北伐那年起，他背了暖水壶跟着他，从广州打到了山海关，几十年间，什么大风大险，都还不是他秦义方陪着他度过去的？服侍了他几十年，他却对他说：“秦义方，这是为你好。”人家提一下：“李浩然将军的副官。”他都觉得光彩得不得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侍从喽，还要让自己长官这样撵出门去。想想看，是件很体面的事吗？住在荣民医院里，别人问起来，他睬都不睬，整天他都闭上眼睛装睡觉，那晚他分明看见他骑着他那匹“乌云盖雪”奔过来，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挥刀不见了。”吓得他滚下床来，一身冷汗，他就知道：“长官不好了！”莫看他军队带过上百万，自己连冷热还搞不清楚呢。夫人过世后这些年，冬天夜里，常常还是他爬起来，替他把被盖上的。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事了。他看得出他不舒服，他看得出他有病，他会守在他旁边。这批新人！这批小野种子！是很有良心的吗？听说那晚长官心脏病发，倒在地板上，跟前一个人都不在，连句话也没能留下来。
“三鞠躬——”
司仪唱道。一位披麻戴孝，架着一副眼镜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也跪在灵台边，频频向吊唁的客人频频答谢。
“小爷——”
秦义方颤巍巍的赶着蹭了过去，走到中年男人面前，低声唤道。
“少爷，我是秦副官。”
秦义方那张皱成了一团的老脸上，突然绽开了一抹笑容来。他记得少爷小时候，他替他穿上一套军衣马裤，一双小军靴，还扣上一张小军披风。他拉着他的手，急急跑到操场上，长官正骑在他那匹大黑马上等着，大黑马身后却立着一匹小白驹，两父子倏地一下，便在操场上跑起马来。他看见他们两人一大一小，马背上起伏着，少爷的小披风吹得飞张起来。当少爷从军校装病退下来，跑到美国去，长官气得一脸铁青，指着少爷喝道：
“你以后不必再来见我的面！”
“长官——他——”
秦义方伸出手去，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他想告诉他：父子到底还是父子。他想告诉他：长官晚年，心境并不太好。他很想告诉他：夫人不在了，长官一个人在台湾，也是很寂寞的。可是秦义方却把手又缩了回来，中年男人抬起头来，瞅了他一眼，脸上漠然，好像不甚相识的模样。一位穿戴得很威风的主祭将官走了上来，顷刻间，灵堂里黑压压的早站满了人。秦义方赶忙退回到灵堂的一角，他看见人群里，一排一排，许多将级军官，凝神屏气的肃立在那里。主祭官把祭文高举在手里，操着嘹亮的江浙腔，很有节奏的颂读起来：
桓桓上将。时维鹰扬。致身革命。韬略堂堂。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
祭文一念完，公祭便开始了。首先是陆军总司令部，由一位三星上将上来主祭献花圈，他后面立着三排将官，都是一式大礼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秦义方觑起眼睛，仔细的瞅了一下，这些新升起来的将官们，他一位都不认识了，接着三军各部、政府各院，络绎不绝，纷纷上来致祭。秦义方踮起脚，昂着头，在人堆子里尽在寻找熟人，找了半天，他看见两个老人并排走了上来，那位身穿藏青缎袍。外罩马褂，白须白髯、身量硕大的，可不是章司令吗？秦义方往前走了一步，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一直在香港隐居，竟也赶来了。他旁边那位抖索索、病恹恹，由一个老苍头扶着，直用手帕揩眼睛的，一定是叶副司令了。他在台北荣民医院住了这些年，居然还在人世！他们两人，北伐的时候，最是长官底下的红人了，人都叫他们“钢军司令”。两人在一块儿，直是焦赞盂良，做了多少年的老搭档。刚才他还看到他们两个人的挽联，一对儿并排挂在门口。
“我有三员猛将，”长官曾经举起三只手指十分得意的说过：“章健、叶辉、刘行奇。”可是这位满面悲容的老和尚又是谁呢？秦义方拄着拐杖又往前走了两步。老和尚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着一串殷红念珠，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
“副长官——”
秦义方脱口叫了出来，他一眼瞄见老和尚后颈上一块巴掌大的红疤。他记得清清楚楚，北伐龙潭打孙传芳那一仗，刘行奇的后颈受了炮伤，躺在南京疗养院，长官还特地派他去照顾他。那时刘行奇的气焰还了得？又年轻、又能干、又得宠，他的部队尽打胜仗，是长官手下头一个得意人，“铁军司令”——军队里提着都咋舌头，可是怎么又变成了这副打扮呢？秦义方赶忙三脚两步，拄着手杖，一颠一拐的，穿着人堆，追到灵堂外面去。
“副长官，我是秦义方。”
秦义方扶着手杖，弯着腰，上气不接下气，喘吁吁的向老和尚招呼道。老和尚止住了步，满面惊讶，朝着秦义方上下打量了半天，才迟疑的问道：
“是秦义方吗？”
“秦义方给副长官请安。”
秦义方跟老和尚作了一个揖，老和尚赶忙合掌还了礼，脸上又渐渐转为悲戚起来，半晌，他叹了一口气：
“秦义方——唉，你们长官——”
说着老和尚竟哽咽起来，掉下了几滴眼泪，他赶紧用袈裟的宽袖子，拐了一温眼睛。秦义方也掏出手帕，狠狠得了一下鼻子，他记得最后一次看到刘行奇，是好多年前了。刘行奇只身从广东逃到台湾，那时他刚被革除军籍，到公馆来，参拜长官。被俘一年，刘行奇整个人都脱了形，一脸枯黑，毛发尽摧，身上瘦得还剩下一把骨头，一见到长官，颤抖抖的喊了一声：
“浩公——”便泣不成声了。
“行奇，辛苦你了——”长官红着眼睛，一直用手拍着刘行奇的肩膀。
“浩公——我非常惭愧。”刘行奇一行咽位，一行摇头。
“这也是大势所趋，不能深怪你一个人。”长官深深的叹了一口气，两个人相对黯然，半天长官才幽幽说道：
“我以为退到广东，我们最后还可以背水一战。章健、叶辉跟你——这几个兵团都是我们的子弟兵，跟了我这些年，回到广东，保卫家乡，大家死拼一下，或许还能挽回颓势，没料到终于一败涂地——”长官的声音都哽住了，“十几万的广东子弟，说来——咳——真是教人痛心。”说着两行眼泪竟滚了下来。
“浩公——”刘行奇也满脸泪水，凄他的叫道，“我跟随浩公三十年，从我们家乡开始出征，北伐抗日，我手下士卒立的功劳，也不算小。现在全军覆没，败军之将，罪该万死！浩公，我实在无颜再见江东父老——”刘行奇放声大恸起来。
大陆最后撤退，长官跟章司令、叶副司令三个人，在海南岛龙门港八桂号兵舰上，等了三天，等刘行奇和他的兵团从广东撤退出来。天天三个人都并立在甲板上，盼望着，直到下了开船令，长官犹自擎着望远镜，频频往广州湾那边瞭望。三天他连眼睛也没合过一下，一脸憔悴，骤然间好像苍老了十年。
“你们长官，他对我——咳——”
老和尚摇了一摇头，太息了一声，转身便要走了。
“副长官，保重了。”
秦义方往前赶了两步叫道，老和尚头也不回，一袭玄色袈裟，在寒风里飘飘曳曳，转瞬间，只剩下了一团黑影。灵堂里哀乐大奏，已是启灵的时分，殡仪馆门口的人潮陡地分开两边，陆军仪仗队刀枪齐举，李浩然将军的灵枢，由八位仪仗队军官扶持，从灵堂里移了出来，灵柩上覆着青天白日旗一面。一辆仪仗队吉普车老早开了出来，停在殡仪馆大门口，上面伫立一位撑旗兵，手举一面四星将旗领队，接着便是灵车，李浩然将军的遗像竖立车前。灵枢一扶上灵车，一些执绋送殡的官员们，都纷纷跨进了自己的轿车内，街上首尾相衔，排着一条长龙般的黑色官家汽车。维持交通的警察宪兵，都在街上吹着哨子指挥车辆。秦义方赶忙将一条白麻孝带胡乱系在腰上，用手拨开人群，拄着拐杖急急蹭到灵车那边，灵车后面停着一辆敞篷的十轮卡车，几位年轻侍从，早已跳到车上，站在那里了，秦义方踅到卡车后面，也想爬上扶梯去，一位宪兵马上过来把他拦住。
“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
秦义方急切的说道，又想往车上爬。
“这是侍卫车。”
宪兵说着，用手把秦义方拨了下来。
“你们这些人——”
秦义方倒退了几个踉跄，气得干噎，他把手杖在地上狠狠顿了两下，颤抖抖的便喊了起来：
“李将军生前，我跟随了他三十年，我最后送他一次，你们都不准吗？”
一位侍卫长赶过来，间明了原由，终于让秦义方上了车。秦义方吃力的爬上去，还没站稳，车子已经开动了。他东跌西撞乱晃了几下，一位年轻侍从赶紧揪住他，把他让到车边去。他一把抓住车栏杆上一根铁柱，佝着腰，喘了半天，才把一口气透了过来。迎面一阵冷风，把他吹得缩起了脖子。出殡的行列，一下子便转到了南京东路上，路口有一座用松枝扎成的高大牌楼，上面横着用白菊花缀成的“李故上将浩公之丧”几个大字。灵车穿过牌楼时，路旁有一支部队正在行军，部队长看见灵车驶过，马上发了一声口令。
“敬礼！”
整个部队士兵倏地都转过头去，朝着灵车行注目礼。秦义方站在车上，一听到这声口令，不自主的便把腰干硬挺了起来，下巴颏扬起，他满面严肃，一头白发给风吹得根根倒竖。他突然记了起来，抗日胜利，还都南京那一年，长官到紫金山中山陵去谒陵，他从来没见过有那么多高级将领聚在一块儿，章司令、叶副司令、刘副长官，都到齐了。那天他充当长官的侍卫长，他穿了马靴，戴着白手套，宽皮带把腰杆子扎得挺挺的，一把擦得乌亮的左轮别在腰边。长官披着一袭军披风，一柄闪亮的指挥刀斜挂在腰际，他跟在长官身后，两个人的马靴子在大理石阶上踏得脆响。那些驻卫部队，都在陵前，排得整整齐齐的等候着，一看见他们走上来，轰雷般的便喊了起来：
“敬礼——”
一九七一年《现代文学》第四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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