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上心头，无计。
如置身于一个真空的袋子内，与世隔绝。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都和自己素不相识。在这个城市里，我简直像一个蚂蚁，没有人关注，被随意践踏、蔑视。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你还有亲人，还是一个有着爱情、思念，有着悲欢离合的人！
这就是我的感受，一个离家别乡的打工者的感受。
明明有亲人，有朋友，有爱人，明明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却感觉是千里之遥，不仅仅是距离的遥远。今年再在北京干一年，以后无论如何再也不来这个鬼地方，过这种“非人”的生活。
菊秀：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1）
听说我从北京回来，在襄樊生活的菊秀兴奋得直叫，当天下午就带着儿子回来了。菊秀，我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是霞子，我俩一同考上师范，她现在在镇上小学教书。我们三个大人、三个小孩都窝在霞子家，在地上打了个通铺。
80年代后期菊秀家人就离开了梁庄。她哥上完初中之后，到湖北襄樊的河南棚区讨生活，慢慢扎下根，把菊秀的父母、弟妹都接了过去。只有菊秀死活不走，那时，我们正在读初中，菊秀不想做生意，不想打工，她想考学，想过自己理想中的生活。菊秀就一个人在家里住。于是，菊秀的家成了我们聚会的地方。我们在她家写作业、聊天、写日记、闹别扭，说各种傻话。夏天的晚上，我们坐在院子里，看月亮，各自写文章，然后拿出来互相阅读；我们在河里洗澡，在河边散步，怀着少女柔软的心去欣赏沙滩、河水和草地。到了初三，冬天的时候，我们几个又去找校长，希望校长把学校的一个废旧仓库腾出来让我们住校，居然还真的成功了。菊秀那个时候发挥了她的执著性格，校长不答应就不走。我们三个挤在一张床上，为争我的小火炉，她和霞子还闹起了别扭。那时候，我可是她们最宠最爱的人。
在我和霞子都考上师范之后，菊秀又复读了两个初三，还是没有考上。在这期间，菊秀的父母一直催着她到襄樊去，因为做生意缺人手，而菊秀的学习，似乎也并没有希望考上什么学校。
我就是想过你这种生活，可就是过不成。我也常常反省自己，我的不成功多少与我的性格有关。我要是没恁傻，没恁单纯，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俩考上师范，我又上了两个初三，还是没考上，那几年艰难，我妈她们摆小摊供我，我不服气，我就想考上学，结果，还是不行。你知道家里有多怨我。下学之后，就到父母生活的地方。开始跟父母一起摆摊，非常不适应，总觉得还得有点理想。别的没啥学头，就开始学裁缝，想着将来当设计师，开大的服装店，也算是高雅的职业。
我和我妈说好，学上一年裁缝，不行就老老实实回来摆摊当小贩。我做学徒的那家裁缝店很远，每天来回要跑十来里地。师傅不断地给我们派活，做好多活，光做裤子，每天都要做二十条，我们两个徒弟比着做。最早夜里十二点才回去，一般都是一点钟。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回家，每天上那个大坡是最难的。车子推不上去，推着推着睡着了，好多次都是如此，然后一惊醒过来了，咋还没到家？你想那有多困啊。日复一日，不管刮风下雨都是如此。有一天，就是走上坡的时候，不能骑，必须走，有个流氓过来捂我的嘴，我拼命拿脚蹬他，可能是蹬住他那部位，才松手逃跑。从那以后，我就想假若有个男孩，天天接送我，我一定嫁给他。那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
学了一年以后，师傅总是有所保留，我就偷偷学。另外一个姑娘学了一年半还没学会，我自己偷偷看，回家剪了两条裤子，还不错，也算出师了。就想着出来开门面店，一两百块钱都是东拼西凑，又跟我妈、我哥求情，让他们支援。我妈也没办法，其实那时我哥他们在开汤锅，屠宰场也已经能赚钱了，他们想让我也干。我说啥也不干，那种生活太庸俗，跟我心中的理想不一致。
菊秀：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2）
我哥后来给了我六百块钱，拿着六百块钱我心里沉甸甸的。拿着钱买了缝纫机和边机，就去进布匹，边加工边进货。我先给亲戚们做，中间也有做错衣服的，有客户去吵，但那时候我都特别耐心，给人家解释。1990年学裁缝，1992年开始自己做衣服，1992年和1993年是最艰难的时候。家里看不赚钱，也不支持我。没有本钱，我就去贷款，认识一个女子，说是帮助贷款，后来又不借了。我特别苦恼，一个人喝了半斤酒，心里非常难受，想着啥时候能混出来。我这一辈子就喝了一次醉酒，觉得很无奈很无助。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我都没有愿意。那时候只要有五千块钱，就可以另有一番天地，但就是没钱。
后来就碰到了老三，我家那口子，这是错中加错。咱们这号人，喜欢浪漫，老三那时候年轻，白白净净，也喜欢吹个笛子、看个书什么的，看着特别文气，我就很喜欢，开始和他谈恋爱。那时候还在做衣服，每天忙到半夜，但真是很开心。每天早晨还坚持锻炼，到坝上高歌。为这，我妈老是骂我。裁缝店一直没有扩展起来，再辛苦也挣不了多少钱。
襄樊橘子多，后来就跟着一些老乡进橘子，从当地联系，然后往全国各地拉，主要往开封、河北等地。那也是相当辛苦的，买的时候，当地老百姓容易把坏橘子混进去，去卖的时候一定要好东西，价格一直提不高，在这过程中，也很辛苦，再加上路上的辛苦，有时候一天吃一顿饭，把胃都饿坏了。但也没赚多少钱，有时候一车还赔两三万。拉了两三年橘子，也没赚多少钱。
从那时候开始对老三不满意，没有一点创业精神，不愿受苦，有事喊都喊不到前面来，死不出头，我哥他们给他安排个活儿也干不好。我俩总吵架，我哥就说我，这可是当初你选的，会拉会唱，会耍花枪，就是不会干活。其实，我心里也明白，老三就是不会和人抢，拉不下个脸，我也是一样，所以挣不来钱。可总得生活呀。
2000年左右，跟我哥一块到河北做砖厂，帮着找工人，在车站上用自己的方式打动人，让他跟着我走，要懂点心理，在几分钟内把对方说动，也是很不容易。在石家庄租一间小房子，每天必须出去，有时候刮好大风，还出去，在候车室、火车站出站口等。
我是想着帮助这些人，我们介绍的地方都是听说是好厂，能发下来工资才送的，但也挡不住厂家的坏。这中间非常艰难。每天早晨五点多起床，找那些打工的人，然后说动他们，云贵川的人比较多些。一切的开支都要从这些中介费中来，所以不可能不收费。中间公安局也抓我们，到处躲，还和其他中介争客源，打得头破血流，真不知道那日子是咋过来的。有时候，一个人坐在火车站，坐着坐着就想哭，我竭力追求好生活，最后咋成这样了？ 看一些报道，说民工在砖厂干活不给钱，还有被逼死的，我就很难受，好像那些人都是我送去的，是我把他们送到了火坑里。想着想着就走路连头都抬不起来。
这样做了三四年，我总想着这种生活不是长久之计。后来认识一个女的，也想做服装生意，我们就合伙开始做服装生意。2005年开始，也该倒霉，那会刚好服装生意开始走下坡路，我把在石家庄赚的钱又投了进去，没有足够的客户，生意做得不是很成功，就又不干了。
菊秀：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3）
回到襄樊。我哥的生意做起来了，需要人，就让老三跟着他跑运输。你看，到最后，还得依靠我哥。
目前我家的情况是，还剩一个橘园，值四五万，别人欠的有三四万，就剩这么多。我开个茶馆，其实就是麻将馆，我每天烧茶不说，人凑不够手的时候，还要陪着打，还要垫钱，我现在也是老手了，一天不打都有点手痒。赚钱也难，打麻将的人都是熟人、亲戚，当时先不给，挣钱时再给你，也有最后不给你的。
现在想想，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不是想保持这点理想，我能过得这么差？我能嫁给老三这样的窝囊废？要是嫁给我哥那样的人就好了。现在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我哥，当初觉得我哥太粗暴，没文化，现在看，还是人家干起来了，不嫌脏不嫌累，啥事都敢担当。老三可不粗暴，没一点本事。但是，说到底，老三人也不错，比较平凡，属于保守形式，应该是上班那种类型，不敢冒险。我们俩之间的矛盾就是思想不对路，原来谈恋爱的时候还经常谈心，谈理想，现在，还谈啥，说不上三句话，就开始吵架。他也不沟通，我也觉得与他说话就好像对牛弹琴。
开裁缝店的时候还有理想，再苦再难，都觉得能坚持下去，活得也充实，总觉得快乐。现在生活再富足，也不快乐。也有点自卑，毕竟你们还是实现了自己。我自己呢？啥也没有，日子过得也不好。
我晚上做梦，还经常梦到咱们上学那时候，考试题不会做，紧张得要死，但是，心里还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又回到学校，又上学了。醒了之后，特别难过。还有那个乡间小路，咱们三个人坐在夕阳下、小河边，散步，发呆。这梦都做了无数次，也不知道是恋旧，还是怎么回事。这两天和你们在一起玩，感觉又回到少年时代，心里特别特别高兴，很单纯，有很多感触，特别是又回到咱们学校，我对学校有深厚的感情。如果我考上学，最起码精神上比较充实。
我现在的真正想法是想把孩子教育成材，也算实现了自己的部分梦想。但感觉孩子也是朽木一个，他的性格也是受他爸爸的影响，比较压抑，他爸有时打他。再一个我们的环境也不好，家就是茶馆、牌场，也受影响。
我打算买个房子。房子一定得弄，孩子需要个地方，原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房子弄起来，明年到我们家去玩去。
唉，有时候真觉得前途茫然，觉得没有目标，但是我一定要找到目标。我的理想生活就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结合在一起，就像你现在的生活，就是比较让人满意的生活。
说到帮砖厂拉人的那一段生活，菊秀的脸通红，眼泪都要出来了，她反复告诉我，这是她的秘密，不能写出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想，我明白菊秀的意思，她为这段生活而羞愧，这也是她干不下去的原因。
从某一层面看，确实是“理想”害了她，如果她和她的兄弟一样，如果她没有保持着那可笑的理想和尊严，如果她能够舍下这些，放下身段，只上到小学，就和哥哥妹妹们一样去拼抢，去找一个能在社会上闯荡的男朋友的话，那么，她今天的生活也不至于这样艰难。可是，难道说保持这样一种情怀就有错吗？是什么使菊秀好像在过一种错位的生活？母亲的蔑视、哥哥的嘲笑并不是没有道理，她太不务实，尤其是在异乡异地，这样一种虚幻的情感使她的一切选择都显得不切实际。
生活没有给她实现理想的机会，于是，她的理想、她的浪漫都变成了缺点，成了阻碍她更好生活的绊脚石。从言谈举止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菊秀的自卑。在菊秀看来，我的生活多么顺利，求学，最后获得一份工作，过着安稳的生活，我可以实现我的理想，写作，思考，过一种有深度的生活。而这些，正是菊秀所向往的，这是她在少年时代就确定下来的理想。可是，当生活把她抛到另外一个轨道上时，她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知道菊秀还隐瞒了她的其他更为复杂的、黑暗的经历，但是，就我们三个而言，只有菊秀还保持着某种单纯的品性，她对人事、对许多关系似乎还不是很明白，带着某种明显的幼稚。在听她讲述的过程中，我和霞子不时交换着眼神，透露着一种怜悯的神情，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菊秀，她的心灵还停留在十八岁，她还是那个充满理想、幼稚、总是把事情搞砸的少女。
我们在霞子家住了三天。那几天一直是晚上下雨，白天放晴。清晨起来，空气凉爽、湿润，清新怡人，我们带着一群孩子，到河坡里散步，仿佛重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我们重新走上当年默望夕阳的田间小路，重又回到村庄，去寻找昔日的足迹。菊秀还是那个天真烂漫的菊秀，非常雀跃。但是，一和她十二岁的儿子说话，她就变得哆嗦、急躁、伤感，可以看出，菊秀是把未实现的理想寄托在他儿子身上了，但是，她的儿子却又恰恰对学习不感兴趣。我们沿着上学的老路又走了一遍，却似乎没有多少欣喜的感觉了。这条路似乎被我们遗忘了，这是它必然的命运，就像菊秀也有着她必然的命运一般。
春梅：我不想死，我想活（1）
2008年的夏天似乎特别热。正是中午时分，和哥哥闲聊了一会儿，我就到楼上房间去整理这些天的录音。嫂子忽然跑上来说：“快下来看看，春梅服毒了。”然后，又旋风一样跑了下去。
我摘下耳机，听到哥哥的前院已经是一片嘈杂，有哭声，也有人在大声叫着，“春梅，春梅，你醒醒，醒醒！”我赶紧下去，看到哥哥正拿着工具，往躺在架子车上的女人嘴巴里灌东西。这应该是在灌肠了。
春梅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表情非常痛苦，在拍打声中，眼皮不时地翻动几下，好像在回应着大家。一番抢救过后，春梅似乎清醒了一点，她睁开眼睛，四处搜寻，蓦地紧紧抓着了婆婆的手，嘶哑着嗓子说：“我不想死，我想活，我不想死呀，你救活我，我一定好好哩。”她断断续续地说着，又昏迷了过去，这期间她一直抓着婆婆的手，仿佛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在短暂的清醒时刻，她还用含混不清的声音挣扎着吐出几个字：“要是这次好了，我给你做双鞋。”
一个小时后，春梅腿脚抽搐了几下，然后就一动不动了。哥哥查了查脉搏，摇摇头说：“不行了。”
我默默地退了出来。随后的几天，寂静的梁庄村忽然变得热闹起来。村子东头的春梅家，第一次成为了村庄的中心，人们或围在门边，或站在坑塘旁，纷纷议论着这件事。梁家几个长辈聚在一起，商量了很久，最后派出一个有些威望的中年人去通报春梅的娘家。春梅的丈夫在外地打工，来回得两三天时间，而夏天高温，尸体难以存放。春梅娘家爹妈、哥及本家来了二十几口人，哭着，骂着，拿着棍子、锄头、锨把，把春梅屋里和她婆婆屋里的锅碗瓢盆都摔碎了，又上去撕扯堂叔与堂婶。他们不让下葬，一定要等着春梅丈夫回来，给个说法。于是，又派人去叫堂哥。我的这位堂哥小名叫根儿，初中毕业，是村里少有的在煤矿挖煤的打工者。他没有手机，也没有留矿区电话，每到农忙、春节的时候，自己就回来了。这时候，大家才突然发现根本无法联系到他，于是只好让一个同门的年轻人坐火车去找堂哥。在春梅娘家哥的“押送”下，堂叔买来了最好的棺材，又买来大量冰块，放在棺材四周，以压除日渐浓重的臭味。
春梅是村里比较漂亮的小媳妇，个子高高的，圆脸上的一双大眼睛总是流露着好奇和警惕的目光。她在村里并不受欢迎，太要强，又不会事儿，和村里大部分妇女都有过矛盾，平时路上见了，还要彼此挖上几眼。春梅死了，对她们的震动最大，一群群女人围在一起，议论着什么。奇怪的是，当我想过去插一两句话的时候，她们马上停住了议论，警惕地看着我，并迅速转移了话题，那暧昧的神情似乎昭示着这里面还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这些年轻的媳妇和我并不熟，在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她们还没有来这个村庄。后来，听哥说，春梅与我们自家的一个堂嫂走得比较近，她也是春梅在村里唯一的朋友。在哥哥的引见下，我和那个堂嫂，一个颇有些见解与现代意味的高中毕业生，进行了一番交谈，也大致了解了春梅自杀的缘由。
我只给你说这些，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这几天，我心里不美得很，可难受，说起来，春梅的死也怨我，与我有关。
春梅：我不想死，我想活（2）
春梅和根儿结婚不到一个月，根儿就出门打工了。按说春梅也可以去，可是她晕车，一坐车就吐得死去活来，她说啥也不出门。后来，生下那小闺女，她也就不想着出门了。别看春梅脾气暴，跟她婆子妈、跟村里人经常吵架，她和根儿的感情可好着呢，没见过他们吵架。根儿回来了，经常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闺女，后面坐着春梅，去镇上赶集，回春梅娘家走亲戚。有时候把闺女留给婆子妈，两人到城里去玩，也是骑自行车，你带我，我带你，亲得很。
春梅虽说知识少，有点笨，可是人真叫个勤快，干净。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就两间小房子，收拾得可干净，床上、桌上连个灰粒儿都没有。下地干活，舍得出力气，家里养有鸡、鸭、猪，有段时间还养兔子，忙得不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像焕嫂子家那样盖大房子，不和婆子妈憋在一个院里。
事儿出在今年春上，春节的时候，根儿没回来，在那边给村里老支书打了个电话，说矿上需要有人看矿，一天双倍工资，他就不回来了。春梅也没接上电话，心里就一直生着暗气。你不知道，根儿上次回来是去年春节的时候，中间割麦也没回来，这再不回来，到夏天割麦子就是一年半没回来了。春梅心里不痛快，在家里打闺女，骂牲口，不给人好脸子。有时，关着门，大半天不出来。在农村，哪有大白天关着门的习惯？婆子妈看不惯，说她离了男人就不能活。春梅也不省心，说她婆子妈：“你可不想男人，天天晚上出去跑。”把她婆子妈气得直噎气。实际上，她婆子妈是信主，也是跑得不落家。你说，大过年的，别人都团聚，小两口一块儿走亲戚，她就剩自己，也怪可怜的。
过完年，春梅来我这儿玩，说起这件事，一开始也是扭扭捏捏，啥也不说。后来说开了，一连声地骂根儿，我听出来了，她是想根儿想得很。我就给春梅出主意，给根儿写封信，说自己生病了，要他赶紧回来。春梅刚开始还不好意思，说写啥信哩，他们从来没有写过信。根儿上到初三，还能写字看报，春梅是几乎不识字的，咋写呀。我说，你不会写，我替你写。咱好坏是个高中生，也是好浪漫，你哥在南方当海员，我们俩经常写信，还相互寄照片，感觉挺好的。每次来信，心里美得不得了，再累也高兴。春梅知道我们经常通信，早就羡慕。最后她答应了。我就以春梅的名义给根儿写了封信，还加了些抒情话。写完给春梅念念，她听了，还只骂我，说谁想他了？但也不说让我再改，我就把信写好，封好，把地址写好，春梅拿到镇上邮局寄走了。
这下可坏事儿了，从寄出去第二天，春梅就开始天天等信，在村口等，有时还到邮局等。一看见邮递员来，就前后跟着，怕别人看出来，还非得拉上我。我告诉她，信来回得走二十多天，她不听，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信。我就想着，是不是信寄错地址了？按说不会啊，是按根儿寄钱回来的地址寄的。春梅有事没事就往我这儿跑，来了就问，咋回事，咋回事？我说，干脆，再写封信，上次有可能投错了。就又写了一封信，我还让春梅拿张相片夹进信里，让根儿见信回来。现在想想，我有点太急了，那时候应该先劝劝春梅，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把春梅领到死胡同里了。
春梅：我不想死，我想活（3）
这一等又是二十多天，根儿还是没回信，更别说人了。春梅也不来问我了，我去看她，她也懒得理我。成天坐在家里，关着门，辣椒也不摘了，地也不拾掇了。婆子说她几句，她也不像以前一样一句不饶。我心里着急啊，就偷偷又给根儿写封信，还找老支书，让他查根儿打过来的电话记录，老支书的电话没有来电显示。我上网去找，根本找不到根儿打工的那家矿。你说这咋办？
我和春梅去镇上赶集，原来上街，每一次春梅不是在卖衣服的地方跟人家吵，就是在卖鞋、卖苹果的地方吵，热闹得很。现在倒好，人一声不吭，眼睛直直的，见啥买啥，温顺得很。我看她的脸，红得不像样子，摸她的手，潮热得很。有一段时间，忽然又狂躁得不行，见人都吵，把她老公公、婆子、闺女吵得门都摸不着，都不知道是为啥哩。
她婆子妈说她是得了“花痴”，想男人想疯了。俩人吵架，她婆子妈当着村里人的面这样骂春梅，春梅脸上挂不住，干脆钻到屋里不出来。还真有点像，最后这俩月，春梅连活都干不成，神志不清。有好几次去地里干活，把闺女落在地里，自己回来了。也不烧火做饭，见了村里的男人就跑，好像谁要抓住她一样，看着都不正常。村里也开始有人拿眼看春梅，背过去还议论。我也气得不行，谁问我了，我都给呛回去。可有啥办法，根儿联系不上。也没往坏处想，联系不上也正常，平常没事没非，谁跟家里联系？到时候，自己回来就是了。
想着熬到割麦时，根儿可该回来了，没想到，这死劲头儿，还是没回来。不过，往年根儿割麦时也没回来，现在，都机械化了，机械直接把袋子装好，运到家里，也不需要多少人手。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春梅眼瞅着都不行了，人都快熬死了，她是一股劲儿憋着，成心病了。
要说，这还没事，说句难听的，春天猫都叫春，人也正常，熬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前几个月咱邻村王营出一个事儿，春梅又上心了。王营一个小媳妇上吊自杀了。为啥哩？她丈夫回来，俩人好得不行，一块同进同出十几天。后来丈夫走了月把天，这媳妇一直下身发痒，她忍着，不好意思去看，最后开始发烧，才不得不去医院，一看，说是得性病了。医生还问她丈夫接触过什么人，要抽血查艾滋。村里人都知道了，这媳妇又羞又气，上吊死了。春梅一听说，疯了一样来找我，逼我，问我是不是根儿也在外面坏了，不敢回来了。我说这哪儿知道，再说，矿上挖煤的，都是男的，根本没有女的。春梅说，她看过电视，矿上周围都有女的，专门干那事儿，肯定都有病。我咋解释也解释不清，我说：“干脆，你带着闺女去找根儿，现在，大矿不都有家属区吗？租个房子也能住下。”这一说，春梅又泄气了，她从来没出过远门，晕头转向的，吓都吓死了，再说，她不年不月地去找根儿，村里人肯定会笑话她。家里的地，她舍不得给别人，她好不容易种的辣椒、绿豆，她还要撒肥料种萝卜、白菜。根儿挣的钱到现在还不够盖房子，她咋能把地丢了呀？
后来，春梅也不提去找根儿的事儿了，只是有事没事就到王营去转悠，打听那个男的在哪儿打工，女的啥样子，咋染上这病的。回来还问我，是不是一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男的就会得病？一惊一乍的，问得我心里也难受得很。你想，你哥也在外面呢，当海员的，到哪一个地方不靠岸，哪一个岸边没有那样的地方？我先前从来没想过这事儿，挣个钱多不容易，谁有那闲钱去干那事？可是也架不住那么多人去呀。
春梅：我不想死，我想活（4）
大前天，不知道为啥事儿，春梅跟她婆子妈大吵了一架，吵完架之后，春梅上地里去撒肥料，回来才想起来撒错地了，把整整两袋化肥撒到别人地里了。她又跑回到地里，在地头转了好多圈，我看她神情不正常，一直跟着她。回来，眨眼不见，就喝敌敌畏了。你说，傻不傻，村里有几个男人不是在外面，都像她这样，大家还活不活？
我都不敢跟你哥提我写信给根儿的事儿，你哥非骂死我不可，闲得没事招啥风哩？！
三天之后，派去的人和根儿哥一起回来，春梅的娘家人又来闹一番。娘家哥在冲动之下，上去打了根儿哥几巴掌，根儿哥直挺挺地站着，也不还手，也不抹泪，甚至连泪都没流，好像麻木了一样。或者，他始终处于诧异之中。他似乎不明白，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他的老婆春梅怎么会去自杀呢？我没有走过去，尽管我很想问他，是否收到春梅的信？如果收到了，为什么没有回来？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配手机？难道他不想念春梅吗？不想念她那年轻的、仍然圆润的身体？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乡村人来说，没什么事儿，不年不节，又不是春忙秋种，回家一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绝对是浪费钱。而情感的交流与表达，更是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压抑”自我的本领，性的问题，身体的问题，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中国有几亿这样的流动大军，如果要考虑这些“小”问题，那不是太麻烦了吗？
改革开放，“劳务输出”一词成为决定地方经济的重要指标，因为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生命被消磨殆尽？男子离开家乡，一年回去一次，至多两次，加起来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他们都正值青春或壮年，也是身体需求最旺盛的时期，但是，他们却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的状态。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因为建筑工地、厂家并没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住宿，而他们的收入又很难租得起房，往往都是各自住在厂家。至于周末怎么相聚，怎么进行性生活，则是难以想象的黑暗问题。即使这样，能在一个城市，经常会会面已经是很幸运的了。由于性的被压抑，乡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乡村道德观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工通过*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有的干脆在打工地另组建临时小家庭，由此产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会问题；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的黑暗势力提供了土壤，有些地痞、流氓借此机会大肆骚扰女性，有的村干部拥有“三妻四妾”，妇女们为其争风吃醋，衍生出很多刑事案件。
人们在探讨农民工的问题时，更多地谈及他们的待遇问题，却很少涉足他们的“性”问题。仿佛让他们多挣到钱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仿佛如果待遇好些，他们的性问题就可以自觉忽略不计。可是，难道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又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
春梅终于下葬了，就埋在没有撒肥料的那块地里，她最终以自己的身体给这块地施了肥。头七那天，根儿哥到坟上给春梅放了鞭炮烧了纸，又出去打工了。
义哥：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
义哥姓袁，四十岁左右，在梁庄是独姓。十七岁辍学后，全家离开村庄，到南方码头上讨生活。和当地人争地盘，凭着一股子拼命和不怕死的精神，终于在码头站住了脚，做海鲜批发，办公司，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一时间，义哥成为那一块儿的风云人物。
那天，一辆大众车呼啸着停在了哥哥家门前，后面卷起了一长串灰尘。义哥带着母亲、儿子下了车。义哥脸庞油光泛亮，带着闪亮的、粗粗的金项链，穿着一件白背心，块块肌肉从背心里鼓出来，使得个子不高、微胖的义哥显得非常有霸气。他说话非常豪爽，但是，一说到陈年往事，马上变得充满感情，有几次眼泪都掉了出来。义哥母亲，比起二十年前在村庄的时候仿佛还年轻了些，皮肤细白红润，一看就是过上了好日子。儿子只有*岁的样子，义哥说要带他接受接受教育，“这些孩子，不知道啥叫艰难，不知道他爹受过啥罪、吃过啥苦，才混到今天。”义哥是从另外一个县赶来的，他正在那儿谈一个铝矿开发的大项目。说了三个小时，又带着儿子和母亲匆匆赶回去，有朋友在等着他谈事情。他对自己赚钱的能力充满自信，对未来的官商生涯更是信心百倍。
我这一生，真是艰辛。要说得说上几天，能写一本书。
在咱村里的时候，真是饭都吃不上。我爹我妈房子盖起来，欠了一屁股外债。听说赶羊、卖鞋底能赚钱，想出去卖鞋底，那时候队里还不让卖，我妈就给队长下跪，也不行。后来养个羊，小偷在墙上剜个洞，把羊偷走了。你说背时不背时？
有一个事儿能说明那时候穷成啥样：爹妈出去卖鞋底，给家里留了二十七封挂面，不是现在超市卖的那种一斤装的挂面，是农村自己切的那种短的，一封最多半斤。玉米面啥都没有，我们姊妹几个就这样过了一个月零二十天。姊妹四个放学分工，拾柴的拾柴，烧火的烧火，每天都是稀汤面条，放些野菜、红薯叶子啥的，就这，到最后咋节省也没有了。我就出去借粮食，村里借遍，那时候都穷啊，谁敢借给你这群没爹娘的娃儿。等爹妈回来的时候，姊妹几个都快饿断气了。
由于在村里属于单姓，地位比较低，又在梁家这片儿住，老是受梁家欺负。为宅基地产生矛盾，万明们找事，打闹到门口。我一手拿菜刀，一手拿铁镐，不要命似的，打倒他们一大片。那时候，我才十几岁。梁万明是我老师，他说：“义娃儿，你为啥打我？”我说：“你们欺人太甚，欺门霸户。”
后来，爹妈从湖南回来，过了不多久，不小心把房子烧了，包米都烧糊了，家里的铺盖啥的都被烧了。我爹围着房子转，我们全家坐在地上哭啊，可真是哭天无路。最后借住在队里的一间炕烟房里。
我十七岁全家到阳县。我妈从外婆家借了一百多块钱，在阳县买了个磨机打豆腐。爹妈在家做，我在阳县家属区到处卖。一年冬天，下大雪，南方下雪少得很，我还得出去卖豆腐，上坡太滑，自行车倒了，豆腐全部散了，我坐在那儿哭，都不想活了。后来，想把事业扩展，阳县是苹果之乡，贩苹果比较赚钱。我联系了一个客户，一船苹果赚几千块，给我分了几百块，我高兴得不得了，正经是赚了第一桶金。但是，别人把我灌醉，把钱掏走了，我放声大哭。这是他们设好的局，骗我的。
义哥：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
后来，在船上贩鱼，受人欺负。被人打，要我下跪，我不下跪，打死也不跪。从那以后，我也硬起来，出来混，不能软，一软，当地人就把你收拾掉。后来开始结识阳县的各路大哥，人家也认为咱有豪气，没有看不起咱。人们都说河南娃儿咋了咋了，其实也是被迫无奈，才站起来，打造一片天。我在那儿，慢慢认识了咱们这儿的人，通过了解、沟通，找共同类型的人，讲义气的，结成一个联盟。
后来，在码头卖鲜海产品，搞大批发，这是赚钱的买卖，没有霸气绝对不行。在这期间，打架拼人命的事情很多。有一个姓郑的，我们结下了梁子。一个人给郑家送鱼，被我拉走了。这个人听说我收得贵一些，就卖给我了。郑家不愿意，拿着刀，去砍那个人。我拿着刀就砍，当时弟兄俩就见血了。他们架着我，我从背后砍，妹夫直接用木棒打，把人家打成了脑震荡。最后，他们放出话来，说见到我、见到我弟就劈，当时弟弟才十*岁，那时候我到阳县已经六七年了。最后，就拿着刀子拼命，结果是都付出了代价。还是用钱把官方摆平了，这事儿才算完。但当时没有法律意识，派出所人劝我，我说他们欺人太甚，最后才知道是防卫过当。
有一个阳县人和我同行，本乡本土，是城关镇的一个地痞，很厉害，在当地，他是一声令下就可以呼风唤雨的人。他伙同郑家，想叫我们一家滚出阳县。后来，找我的朋友李老二，我称“小哑巴”，也是有名气的人，去谈判。要求双方互相低个头，他们不听。我朋友也没面子。当时真的是背水一战，要么卷着铺盖回河南，要么在阳县站稳脚跟。我们在李老二家里设一个指挥中心，我们三个是指挥，我弟是第一干将，共几十人，那年26日，我弟把老郑和那一伙人从三楼砍到一楼，共砍倒八个。弟弟也因此坐了牢。
几次火并后，结果是，因为没有法律意识，我妹夫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判刑坐牢两个半月，我弟弟坐牢八年。当时这件事轰动了阳县，也奠定了我在那一片的地位。我现在在阳县，无论什么事，只要我到位，人家都会买我三分账。
我一直做鲜鱼批发。生意开始红火的时候，一年能挣二十多万，我自己赚七八万就中了，其他都给了好朋好友。有肉大家一块吃，必须得讲义气，人家才给你拼命。这几年，国家形势变了，定点收购、批发，我们的海鲜批发每年收入才六七万，大大超出我的支出。没办法，才出去办厂。走三年麦城，没赚住啥钱。然后回阳县炼油，又被朋友骗，把钱卷走了。这中间有七八年时间总是在走麦城。九几年手里就有一百多万，后来都赔得差不多了。
后来又回阳县开茶馆，做偏门，设赌局，相当于地下赌场。三人合作开茶馆，赚有几百万。开茶馆的过程中，开始操作现在这个铝矿厂。七个人合作，每个人投进去几十万。找一个专业厂长，但是，厂长不会运作，赔了一些。后来，七个人不团结，为了争这个矿，差点就要动枪。我拿着现金把钱分给他们，把矿争了过来。现在矿山，我是法人代表。已经投资一千二百万，最后可能需要两千多万。不过我的产品质量已经得到国家许可，出来的货厂家已经接受，马上就可以赢利了。
我现在的专业知识也懂得很多，那名词你肯定都不懂。
人得有想象力。我现在可以与县长、公安局长光明正大地坐一块儿。我原来是被抓的人，现在咱是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在谈到开始的艰辛时，义哥十分激动，但对于他来说，那已经是一段远去的岁月了。至少现在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做着正经生意，不会再风餐露宿、打架拼人命。当然，义哥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些艰难的日子也在他的记忆里生根发芽。
光河：儿女的命换来了一幢房子（1）
在梁庄村路口的那一排房子里，有一座房子的院子特别大，没有院墙，直接用水泥铺地，连接着公路的路面，显得特别开阔，也很气派，这是梁光河家。他们的房子是2007年盖的，村里人在背后议论，说这房子是他们用儿女的命换来的。
光河和他老婆都是老实人，他的理想就是盖栋排场的房子。积攒了二十几年，也没有把盖房的钱攒下，他们又不愿意借钱，就下狠劲儿干活，光河和老婆、儿子出去打工，几年也不回家一趟。可是，到出事之前，房子还遥遥无期。这房子，是在光河儿女死后得到赔偿的第二年盖起来的。自那以后，光河再也没有出门打工，也很少出家门，在村里很少见到他的影子。
吃过晚饭，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黄昏的乡村有一种异样的静谧，不是崭新的、时尚的、新鲜的，而是朴素的、破败的、安详的静谧，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地老天荒之感。我和父亲一起散步，来到光河家门口。门开着，里面很暗，父亲喊了几声，没人答应。就在我们要走的时候，光河出来了。他的脸从昏暗处突然浮现出来，苍白得吓人，几乎能看到脸里的青筋，脸非常瘦削，鼻子也尖得不正常，皮肤松弛，活像一个没有血色的、恐怖的鬼魂的头颅。他慢慢移动出身体，佝偻着，像一个七八十岁的小老头。我吓了一跳，在我印象中，光河是一个颇为英俊的青年，是那种少有的深轮廓的人，如今，这深轮廓却使他显得更加病态。他和我们打招呼，搬出几个凳子，让我们在门口坐下，又喊来了他的父亲——梁庄以前的老支书梁兴隆。做这一切时，光河都是在极缓慢的状态下进行的，他的声音有气无力，身体就像是一张薄纸片，好像一阵风过来，他就要被吹倒似的。
一会儿，他的父亲来了，他的老婆，我们叫花婶的，也风风火火地回来了。花婶，浓眉大眼，身体结实，说话高腔阔调，从她身上，看不出这家曾经发生过悲惨的事件。乡村妇女的生命韧性总是比男人强。
我很想谈谈他儿女的事情，却根本无法张嘴。父亲似乎也没有办法提起，几次想提起，但又都停下了。光河一直低眉耷眼，无精打采的样子，倒是老支书依然精神矍铄。
从光河家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走在乡村公路上，倾听着庄稼的呼吸声，我感觉仿佛整个大地都有着动感的韵律，充溢起一种宽广而又丰盈的生命之感。夜很黑，给人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夜空越显得幽静，高高低低的庄稼仿佛在与我们一块儿行走。一束净白的灯光一闪一闪，逐渐走近，走到最近处，灯光停下，照在我们的脸上，就听见声音说：“二爷，这么晚干啥？”父亲答道：“闲转，你在干啥？”“逮知了。”说者把手里的一个瓶子拿起来，里面是混浊的水，大概半瓶的样子，把水倒出来，知了还在里面爬。我问：“逮这东西干啥？”说者回答说，镇上食堂收，一个一块钱，最少也六角钱。走过后，父亲对我说：“这是胜文，周家的大儿子，当年他出门打工，他父亲老周替他照看孩子，没看好，在井里淹死了。胜文回来把老周两口撵得满村跑，要杀死他，把老周两口子吓得出去躲了半个月。”
回到家里，父亲给我详细讲了光河的遭遇：
事情发生在2005年10月18日，六点左右，天擦黑，学生刚放学。
光河：儿女的命换来了一幢房子（2）
光河的一儿一女，弟弟梁亮和姐姐梁英准备回梁庄村，梁亮骑摩托带着梁英，梁英已经怀孕了，有四五个月吧。梁英是个好女子，顾娘家，也顾婆家。梁英和她丈夫在镇上开了一个家具店，生意不错。她的婆家姐是个瞎眼，她经常照顾，关系不错。这天是梁亮刚从广州打工回来，到镇上接姐回娘家吃饭。就在高中拐弯路口被一辆小轿车撞了。撞车的人姓庞，是粮管所的一个主任。庞的亲哥是公安上的人，刑侦副队长之类的官。庞是醉酒驾驶，车开得很快，一辆农用车和他的车同向而行，庞超车的时候，撞了梁亮的摩托。梁英被撞飞到农用车上，一直被拉到了另一个县，大致有七八十里。人们卸车的时候才发现有具尸体在车上，当时已经夜里十点左右，车主吓得要死，不知道咋回事，赶紧报警。在这边，事故现场，车主庞一看人死了，赶紧打电话，很快，来辆车过来把他拉走了。旁观的人报警，梁亮被拉到医院，很快就死了。村里人和梁英婆家人一直在找梁英，明明是和梁亮一块儿走的，咋会没见了？到第二天早晨，公安局查到这边派出所，才知道梁英被撞到车上，拉到另一个县里了。
光河两口子还在新疆打工，几天之后才回来。光河的弟弟光天在家打理。梁英放在火葬场，梁亮放在医院太平间。当时，庞托村里治安主任去说，认为这个事赔偿七八万就可以了，光天认为七八万不行，两个大人，带梁英肚子里的那孩子，是三条命呀。后来，庞又托镇上几个有头脸的人去说合，九万五千元就到头了，再多就不管了。过了三天，梁光河两口子回来了，那伤心劲儿就不用说了，在儿子那里哭哭，又跑到闺女那里哭哭，嗓子都失声了。村里人就劝，别哭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是赶紧想想赔偿的事吧。刚开始，光河说，不要钱，只要命，判他刑，让他坐牢。人们劝他，人已经没了，钱再没了，真正是人财两空。再说，你这闺女儿子在地下有灵，也不会愿意的。光河也就不这样说了。那一阵子，一堆人围在光河家里出主意，一是同情，还有一个，心里都打着小九九呢，想着万一要得多了，说不定还能借来一点。
最后找到一个地区公安局的关系，送礼说情，说最低赔偿二十万，姓庞的没答应。但是，地区公安局的人认为，不用管它，拖一阵儿，只要不签和解协议，他就属于重大交通事故，赔钱之外，还要判刑。后来，庞又找很多人给梁光河说合，双方僵到那儿了。最后，庞使出杀手锏，放出话来，再不答应，就不给钱了，判刑就判刑。这给梁光河造成巨大压力，怕人家有势力，即使人家坐牢，也会很快出来，钱也可能拖着不给，最后造成人财两空。为这，梁光河也四处找人讨主意，也没有更多办法。
姓庞的也打听过了，知道梁家这一家族虽然外面有人，但多与梁光河家，尤其是与他父亲梁兴隆有历史矛盾，肯定不会多管此事。因此，也就不管梁光河如何活动，以静制动。
此事被晾了有一段时间。梁亮和梁英一直没有下葬，尸体放在火葬场的冰柜里，每天也得花不少钱。光河两口子天天哭，到最后眼泪都流不出来了。闺女儿子下不了葬，人家又不管，打官司吧，又没人。一个月工夫，光河就瘦变形了。最后，光河撑不住了，又找人说合，把赔偿的钱说到十五万七千元。算是和解了。梁英的婆家也得了一部分钱。
后来，一个与梁兴隆有仇气的梁家人，与乡人说，这都是梁兴隆的报应，你是不知道，梁兴隆那鳖娃儿干支书的时候，那是屙血背良心，坏透气了！老天爷没报应到他身上，报应到他孙娃儿孙女身上。
梁庄的人大都同情这俩娃儿，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梁兴隆当支书时做了坏事的报应。
农村人的想法很现实，人死了，剩下最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在为钱而争执的过程中，疼痛、伤心、亲情都变为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一切似乎都很冰冷、无情、残酷。这也是一般人在理解乡村类似事件时常有的谴责与鄙视，似乎他们把钱看得比人重。但是，谁又能看到他们心里面的深流呢？
我就要离开家乡的时候，光河到县城看病，他的舌头突然间不能动了，吃什么都吐，无法下咽，已经有十来天没有进食了。我不知道最终的检查结果，姐姐说可能是神经官能上的病，哪一根神经失控了。但我有一种疑惑，这会不会是抑郁症引起的？想起光河从房屋暗处走出来的时刻，那厌倦的、松弛的、刀条一般的脸，我觉得死亡似乎就跟随在他左右。白发人送黑发人本来就是痛苦的，更何况是以这样残酷的方式。无儿无女的他，生活的希望、目标又在哪里呢？而他的新房，又给他多大的压力，或者，一种说不清的负罪感？“拿儿女的命换来的”，这句话会在他的心里产生怎样的反应呢？在乡村，突然得到这么大一笔钱，觊觎的人且不说，它会使那些嫉妒的人说出不符合自己日常性情的话。我相信，有不少人向光河借过钱，毕竟，他有这么多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而当所有的钱都转化为这一座房子时，也等于全村人的某一笔财富失去了。这是一种不顾人情的做法，会招致村里人的不满。它也会加深光河的负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