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全国文盲很多，政府推行扫盲。学究办事，先就「文盲」的定义辩论一阵。有人说，只要认识一个字就不算文盲。中国人重视祖先姓氏，没受过教育的人也认得自家的姓，岂不是国中并无文盲？有人说，只要有一个字不认得，仍是文盲，那么打开康熙字典、看看，岂非全国皆盲？何况康熙字典也没把国字收全。
扫盲是教育科的工作。「县政府」成立了许多识字班，选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去教人识字，称为「小先生制」。我每天晚上去巡回观察教学的情形，撰写工作报吿。当然，所有的工作由老师在幕后策划推动。
一个小镇也有「中央」和「边陲」吗，不识字的大都住在靠近城墙的地方，识字班也多半设在那里。五姑任教的那一班，简直就在荒野里。那时没有路灯，手电筒也很希罕，逢到阴天下雨，一路上确实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五姑热心勇敢，从不缺课。
开班以后，临沂城来了一位督学，说是要视察实施的情形。那天晚上校长陪着他出动，由我带路。识字班的班址很分散，他走了三家，站在五姑教学的地方旁听了一会儿，就对校长点点头：「回去吧，下面不必再看了。」
他们回去，我和五姑一同回家。第二天，全校传遍了督学的话，督学说，他看见一个优秀的小先生，发音准确，仪态大方，精神贯注全场，顶难得的是懂得教学法。有这么一个人，足为视察报吿生色，其余一笔带过就可以了。他说的就是五姑。可是五姑说，她那时十分紧张，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小先生制」给了我信心和愉快，从头到尾没受到什么干扰，这等事，有「干扰癖」的叔们爷们绝对不挿手。回想起来，我这一生在那时就定了型；逃避干扰，只能有个狭小的天地。
那时，日子过得如同在一灯如豆之下做功课，眼底清晰，抬头四望昏昏沉沉。
虽然历史老师王印和(心斋〕先生痛述近百年国耻纪录，全班学生因羞愤而伏案痛哭，仍然打不破那一片昏沉。
虽然日本军阀出兵攻占了东北三省，「流亡三部曲」遍地哀吟，仍然觉得云里雾里。
虽然日本在华北不断搞小动作，要华北自治，要国军撤出华北，几百名大学生卧在铁轨上要求政府和日本作战，日子仍然像睡里梦里。
印和大爷心广体胖而个子不高，大脸盘永远不见怒容，一尊活生生的弥勒佛，可是那天在国文课堂上发了脾气。
谁也没料到他会发脾气，昨天这时候，他还发给每个学生一块糖呢，上课有糖吃，大家直乐。
他带糖来有原因，那一课的课文是：
台湾糖，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甲午一战清军败，从此台湾归日本！
他由「宰相有权能割地」讲到「孤臣无力可回天」，糖不再甜，变酸。
「明天考你们，这一课的课文一定要会背，谁背不出来谁挨板子。」他很认真，同学们不当真，谁料第二天他老人家带着板子来了…
日子仍然像泥里水里。
唉，倘若没有七七事变，没有全面抗战，我，我这一代，也许都是小学毕业回家，抱儿子，抱孙子，夏天生疟疾，秋天生痢疾，读一个月前的报纸，忍受过境大军的骚扰，坐在礼拜堂里原让他们七十个七次，浑浑噩噩寿终正寝，发一张没有行状的讣文，如此这般了吧。
可是，日本帝国到底打过来了。那天校长的脸变红了，脖子变粗了，他说，对着全校师生握着拳头说，小日本儿贪得无餍，把台湾拿了去，还嫌不够，又拿东北；东北拿了去，还嫌不够，又来拿华北。小日本儿他是要亡咱们的国灭咱们的种！这一回咱们一定跟他拚跟他干！
全校，全镇，立即沸腾，到处有人唱「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到处有人念「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学生昂然从老师用的粉笔盒里拿起粉笔，来到街上，朝那黑色砖墙上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战争来了，战争把一天阴霾驱散了，战争把一切闷葫芦打破了。战争，灭九族的战争，倾家荡产的战争，竟使我们觉得金风送爽了呢。竟使我们耳聪目明了呢。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由口舌到肺腑是那么舒服，新郎一样的舒服。这才发觉，我，我这一代，是如此的向往战争，崇拜战争呢。
虽然我们都是小不点儿，我们个个东张西望，在战争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战争给我带来了好几个第一。
校长从大城市里买来一架「飞歌」牌收音机，小小的木盒子，有嘴有眼睛，蚕吃桑叶似的沙沙响，忽然一个清脆的女声跳出来，喊着「xGOA」。我第一次知道那叫广播，无线电广播。
晚上，老师收听中央台的新闻，记下来，连夜写好蜡板，印成小型的报纸，第二天早晨派学生挨户散发，我参加了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做报」。
我还第一次演戏，演「放下你的鞭子」。
还有，我第一次慰劳伤兵。
战局自北向南发展，韩复榘不守黄河天险，不守沂蒙山区，日军一下子打到临沂。伤兵源源南下，从西门外公路上经过。
这天镇公所得到通知，大队伤兵取道本镇，中午在镇上休息打尖。
镇公所立即动员民众烧开水、煮稀饭，把学集合起来，每人发一把蒲扇，等到躺在牛车上、担架上的伤兵停停在街心，用蒲扇给他们赶苍蝇。
那天烈日当空。那天苍蝇真多，苍蝇也有广播和报纸吗，怎么好像是从四乡八镇闻风而来？它们才不管谁是烈士谁是英雄，它们不问谁已复苏谁在昏迷，只要是血，不管什么样的血，即使是绷带上晒干了的血，紫色的硬如铁片的血。
我们站在担架旁边，挥动蒲扇，跟苍蝇作战。右手累了换左手，左手累了用双手。女生闭着眼睛攻击，不敢看浴血的人。女生的母亲来了，跟女儿壮胆。有些母亲，包括我的母亲，发现仅仅雪蒲扇还不够，端一盆水来跟伤兵洗手擦脸。那手那脸真脏，把半盆水染黑了。那手那脸任你擦，任你洗，原来闭着的眼睛睁开，表示他知道。母亲用湿手巾像画一样像塑一样使那张脸的轮廓清清楚楚显示出来，才发现那是一张孩子的脸。母亲流下眼泪，很多母亲都流下眼泪。
我们曾经恨兵。我们曾经讨厌兵。可是那天，我们觉得兵是如此可爱。我们觉得那样脏的绷带，用门板竹竿网绳做成的那样简陋的担架，实在配不上他们的身份。那天我们最恨苍蝇，可是，头上空中出现了敌人的侦察机，我们又希望全省全国的苍蝇都来，组成防空网，把地上的一切盖住。
那时的防空常识说，你只要原地不动，飞机上的敌人看不见你。蒲扇马上停下来。那时，流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名言：天上的乌鸦不是比敌人的飞机更多吗？乌鸦拉屎可曾掉在你身上？我们一致默诵那首诗：「铁鸟来，我不怕，乌鸦拉薄屎，我没摊一下。」
侦察机来了，去了，然后，是我遭受的第一次空袭……
由「七七」日军在卢沟桥起衅到日本空军轰炸兰陵，其间相距半年。这半年没有上课。
我们不上课，我们听广播，广播里有沙沙的杂音，轻时如蚕食桑叶，重时如雨打芭蕉，但我们只听见新闻，听不见杂音。那时新闻中尽是伤亡与撤退，我们非但没有沮丧的感觉，反而兴奋得睡不着觉。不管眼前是胜是败，中国动手打鬼子了，到底打起来了。
那时，收音机是新奇玩艺儿，每天晚上有许多人堵在办公室门口见识一番，校长宋理堂先生严格规定不准我们动手摸弄，我就坐在办公桌旁等候老师开机。那时收音机的体积大，有木制的外壳，正面分布着三个钮，一条标示波长的尺，还有送音的喇叭，它的构图常常使我想起人脸。开机后，那一声女高音「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使人精神大振，手舞足蹈。广播真是个神秘的行业，不料十三年后我也成为这一行的从业人员。
稍后，在靳耀南老师主持下，我们分组到四乡募集铜铁，供给兵工厂制造子弹。我参加的那一组负责兰陵北郊的农村，那是我第一次亲近北郊的田园人家。我们天天出动，记得曾有一位少爷同行，有一天，他进了村庄把任务交给村长，我们坐在村长家里喝茶，功夫不大，一阵乒乒乓乓装满了一辆独轮车。回想起来，这一番举动的效用乃是在教育和宣传，藉着募捐深入而普遍的宣扬了「抗战人人有责」和「抗战人人有用」。
为「唤起民众」，学校的老师们演了一天戏，这件事最是轰动四方。学校的大礼堂原是孔庙正殿，殿前有一座高台，宽大平整，想是当年祭孔的地方，而今是现成的舞台。国语文老师田雪峰先生，临沂城人，长于皮黄，荆石老师和靳耀南老师博通话剧，戏码不难安排。
演员就地取材，台上台下都有趣事。戏里有日本兵有汉奸，演汉奸的那个小伙子有天分，第一次上台就引得台下唉声叹气骂他坏。他老娘在台下顾不得看戏，人丛中挤来挤去找熟人，找到熟人就再三表明他儿子孝顺、诚实、也爱国，是个好人。
大轴是新编的京戏，剧情是日军侵略，人民流离失所。田雪峰老师演老生，靳耀南老师反串老旦，这两大主角事先请了说戏的师傅来硏究身段，又吊了个把月的嗓子，郑重其事，演出时感动了许多人。
老旦的戏本已赚人热泪，结尾时老生又有一段碰板：
难民跪流平；尊一声列位先生仔细听；独只为我们的家乡遭了兵；逃难来到兰陵城，可怜我举目无亲腰内空，腹内无食活不成，但愿得兰陵镇上有救星，发发慈悲给我煎饼热汤热水，救救残生，救人一命胜似念经。
演到此处，台下观众纷纷掏出铜元来往台上丢撒，〈那时买盐打油还使用「当十」「当二十」的铜元。〉全剧遂在主角道谢配角捡钱中落幕。
学校并没有正式宣布停课，我们仍然天天到校，也看见每一位老师都在学校里。每个都有做不完的事情。这期间，县政府的视察来过，走马观花，夸奖我们新编的墙报。
后来，老师渐渐减少，他们打游击去了。同学也渐渐减少，每个人的心都野了，散了，不能收其放心了。
就是那次击碎现实的轰炸。
一九九二年二月号台中明道文艺月刊发表，陈宪仁先生主编
第四章
荆石老师千古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句话已经被民主主义者批倒斗臭了，不过，小时候，我对这话深信不疑。那时候，我以为领导民主运动的人，也属于「作之君，作之师」一类。
人，虽然都是圆颅方趾，都属灵长类、二手类，怎么有一种人天生具有令人信服的力量，怎么有一种人，你和他一见面就觉得他影响了你……
后来懂一点美术，知道线条颜色怎样左右你的情感，我想，也许是那些人的肌肉骨骼模样轮廓恰好符合了美术上的某种要求吧。
后来懂一点音响，知道什么样的声音能造成什么样的气氛、产生什么样的幻觉，我想，也许是那些人的谈吐言笑、音质音色、有某种魅力吧。
为什么只有生公说法能使顽石点头呢，那秘密的力量，一定藏在生公的容貌体态声调里。
后来又知道，人的内在学养形之于外成为气质，气质可以有吸引力亲和力。种种如此，这人就不是寻常一人了，他就是造物有私、得天独厚了。
也许，我只能如此解释璞公荆石老师对兰陵人发生的影响。
荆石老师排行居长，人称「大老师」，他有两个弟弟，二弟叫王思玷，人称「二老师」，三弟叫王思瑕，人称「三老师」。单看名字可以猜出这是一个不同流俗的家庭，依取名的习惯，「思」字下面这个字该是精致华贵富丽堂皇之物，他们三兄弟不然，一个想的是「璞」，璞，原始石头也；一个想的是「玷」，玷，玉石上的缺点也；一个想的是「瑕」，瑕，玉石上的斑痕也。
他们想的是真诚的品德和行为上的过失。兰陵千门万户，如此取名字的仅此一家。
大老师首先影响了他的二弟，使二老师成为小说作家和革命斗士；接着影响了他的三弟，使三老师成为自学有成的经济学者。同时，他影响我们的父兄，并且办学校影响我们。我没见过他青年时期的照片，等我有幸「亲炙」的时候，他已过中年，头发半白，手背上鼓起青筋，加上身材瘦小，名副其实的唤起「荆」和「石」的意像。但是，你绝不认为他是个干巴巴的老头儿，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意识，我只感觉到尊严，权威，然而并不可怕。那时，我们开始发展少年期的顽皮，但是，在他老人家上课的时候，我们是鸦雀无声的。
那时，我们逐渐有了拖拉逃避的恶习，但是，他老人家规定的作业，我们是准时呈交的。
他老人家从未大声呵斥任何人，从未威吓警吿任何人，从未用体罚或记过对付任何人。可是我们总是用心听他的话，照他说的去做，惟恐自己太笨，又惟恐他对我们的期望太低。
那时，我们小孩子夹在大人的腿缝里仰着脸听高谈阔论，时时可以发觉大老师是家乡的「意见领袖」。
我记得，小时候，夏天，有一位长辈在院子里乘凉，忽然看见空中出现了宫殿街道与人群。他以为南天门开了，他以为看见了门内的天堂，连忙跪下祈求神灵让他儿子做官。
第二天，消息轰动全镇，但是大老师说，那不是南天门，那是光线折射造成的海市蜃楼，那根本是某地一座大庙的幻影。哦，原来如此！「南天门震撼」立刻消失。
那年月，中共在江西成立苏维埃组织，斗争地主，乡人皱着脑袋瓜儿想，想这是什么道理。「有人问过大老师吗？」据说有人问过，据说大老师面无表情，口无答语。据说大老师向某人说了八个字：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众家乡人只好暗自猜这是个什么理，这是怎么一回事。
敝族在明末清初昌盛起来，有清一代，出了五位进士，若干举人秀才，酒香之外，兼有书香。民国肇造，新学勃兴，我们家乡是个小地方，骤然跟新时代新潮流脱了节，幸亏还有青年子弟剪了辫子出去受教育，璞公玷公是其中之佼佼者。
这兄弟俩本来是学铁路的，那时都相信「建设之要首在交通」，毕业后本可以在外面做官，可是那时做官，要陪上司打麻将吃花酒，替上司弄红包背黑锅。那时军阀混战，政局不定，一朝天子一朝臣，做官的随时准备另找职业。这兄弟俩一看，算了吧，不如回家办个小学。
这个决定何等了得，弟兄俩承先启后，把文化的命脉在我们家乡接通了。
那时，家乡有四位有实力有声望的少壮精英支持办学，愿意跟大老师共同担任校董，他们的名讳是王思澄，王思庆，王思敬、王思璜。在他们的支持下，二老师亲自率众拆掉庙里的神像，改建教室。
私立兰陵小学成立，大老师以校董主持行政，同时教国文，教历史，教美术，除了音乐以外，他都能教，是一位全能的教师。他和二老师自称义务教员，不支薪水，后来，与我祖父同辈的王松和来做过校长，松爷学贯中西，有领导才能，他也没拿过一文报酬。
通过教学，大老师把许多新生事物引进家乡。
他引进注音符号，时间在国民政府通令正式以注音符号列入教材之前。拼音时，他先把前两个字母拼成一音，再用这个音去拼最后的韵母，可说是两段拼法，与各地流行的一次拼法不同。他似乎吸收了「反切」来推行拼音，这个两段拼法一直使用到「县立时代」，成为母校教学的一项特征。
他引进话剧，不仅剧本，还有道具服装布景效果一整套东西。他编写的《正义的话》，自己导演，演出一个纯朴的乌托邦，国王和农夫在阡陌间对谈，上下之间没有隔阂和压迫。
他引进木刻。他大概在一九二五年左右就把木刻列入美术课程。他要求学校供应木版和刻刀，只收成本费。学生把他刻成的作品拓下来，贴在木版上，描红一样照着刻。为了替学校筹款，他刻了一张很大的海报，画面主体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火头上悬着一枚制钱，下面一行大字：「就差这把火！」这种「诉诸群众」的方式，也是他第一个在家乡使用。
他引进荷马、安徒生、希腊神话和阿Q正传。他也引进了许地山。他本来不主张背诵，他以补充教材讲授《阿Q正传》的时候，偶然赞叹「这样精炼的白话文，应该背诵，値得背诵」。于是他老人家最喜爱的一些学生展开了背诵竞赛，几天以后，这一部几万字的中篇小说，竟有好几个人能够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背出来。
这些先进学长也背诵了荷马的《奥德赛》。
还有，我必须记下来，他老人家引进了马克思。
朱子说，有个朱晦庵，天地间就多了些子；没有朱晦庵，天地间就少了些子。大老师之于吾乡，也许就是如此了！
大老师有反抗世俗的精神，不仅见之于还家不仕，拆庙兴学，还有很多行谊。
例如，他的书法。
吾乡吾族以书法家衍公(王思衍)为荣，习字皆以衍公的楷书为范本。那时习字用毛边纸铺在范本上摹写，称之为「仿」，这底下的范本叫做「仿影」。
衍公的墨宝并不易得，外人慕名求字，多半由他的得意门生(也是他的本家侄子〉王松和以行草应付，颇能乱真，不过，若是本家子孙向老人家要一张「仿影」，几天内一定可以拿到真迹，不论远房近房，富家穷家，有求必应。
所以家家有衍公写的「仿影」。收到仿影的人，多半以「双钩」描出轮廓，用墨塡满，保存原件，使用副本；也有人并不那么讲究，直接使用真迹，墨透纸背，渐渐把仿影弄脏了。没关系，等到仿影脏到不能使用时再去要一张来。
衍公写出来的仿影，近颜似柳，端正厚重，均匀整齐而又雍容大方，正是清代士子必习的馆阁体。族人在这一字体的熏陶中成长，写出来的字差不多同一面目，外人戏称「兰陵体」。
那时，过年家家贴春联。旧年最后一天，家家都把春联贴好了，这时有一个非正式的节目，三三两两到街上散步，左顾右盼，欣赏春联。林林总总，春联上的字天分有高低，功力有深浅，但同源共本，确有所谓「兰陵体」。
大老师不学兰陵体，他写汉隶，不是因为写得好，而是因为要写得不同。
还有，他主持的别开生面的婚礼。
他的公子王纶和先生结婚，是吾乡一大盛事，世家联姻，郎才女貌，大老师又改革了婚礼。
大老师的故居在兰陵西南隅，与我家祖宅为邻，门前有一行槐树，乡人称他家为「槐树底」。我们两家门外有广场相连，平坦洁净，供收割庄稼使用，乡人管这种广场叫「场」，阳平，读如「常」，他家和我家一带地区统称「西南场」。大婚之日，「场」中肩并肩腿碰腿挤满了观众。
我是那次婚礼上的小观众，并且努力挤进了大门，眼见拜天地废除了叩首，改用鞠躬。新娘似乎未用红巾蒙头，即使有，也老早揭掉了，新娘新郎当时就站在院子里照相，大老师挤在观众当中着急，认为新郎的表情生硬，需要改进。他老人家也许认为这张照片应该像他在南京上海所见、一双璧人露着幸福的笑容吧。
大老师「欲回天地入扁舟」，他老人家毕竟是「思想的人」，二老师才是「行动的人」，思想的人与入室弟子坐谈论道，行动的人提着头颅走向战场。大老师成为先进，二老师成为先烈。从二老师的实践看出大老师的观念。
典型在夙昔，古道照颜色。大老师如乳，二老师如酒；大老师如杜甫，二老师如李白；大老师如诸葛，二老师如周郎；大老师如史，二老师如诗。
大老师三读资本论，赞成社会主义，欢迎共产党。我没听他亲口说，只听他的得意高足这么说，「槐树底」的子弟也这么说，人证凿凿，要怀疑也难。
我只知道大老师同情甚至尊重～穷苦而又肯奋斗的人。
有一个人，算来和大老师同辈，半夜起来磨豆腐，天明上街卖豆腐，他儿子在小学读书，成绩极优。当他的太太沿街叫卖热豆腐的时候，那些大户人家深以辱没了王家姓氏为憾，惟有大老师，若在街头相遇，必定上前喊一声三嫂子。这一声三嫂子出自大老师之口，给他们全家的安慰激励是无法形容的。
有一次，全县的小学举行演讲比赛，本校要派一名代表参加。为了选拔代表，各班先举行班内比赛，选拔好手，各班好手再举行校内比赛，产生本校的代表。比赛由大老师主持其事，他特别识拔一个叫管文奎的同学。管文奎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做女佣抚养子女，是真正的贫户。大老师认为文奎的演讲有「擒纵」，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声音也响亮动听。文奎果然不负厚望，赢得这次比赛的亚军。
那时，兰陵的清寒人家有些是敝族的佃户或佣工，他们的孩子和「东家」的孩子一同读书，那些少爷小姐把阶级观念带进了学校。在那种环境里，连某些老师也受到习染，走在路上穷学生向他敬礼的时候，他忘了还礼。我们的大老师不是这个样子，大老师的儿子侄女也不是这个样子。
我只知道这些，别的全不知道，余生也晚，及门受教时学校已改县立，国共已分裂，江西剿共已进行，大老师思不出位，言谈绝不涉及国文以外。但是我想，他老人家那些「入室」弟子也许仍然有些「异闻」吧？
其实，那时候，某种思想已经泻入政府编印的国文课本，例如：
春种一颗粟，秋收万石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例如：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
土布粗，洋布细，洋布便宜，财主欢喜。
土布没人要，饿倒哥哥嫂嫂。
这一类课文，与最早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固然反其道而行，跟稍后的「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也大异其趣。关心民瘼的大老师，对此也许不能「予欲无言」吧。
一个不可抹煞的事实是，七七事变发生，兰陵人奋起抗战，国共竞赛，各显神通，大老师最欣赏最器重最用心调教的学生全在红旗下排了队，他们的大名是：王言诚(田兵〉，靳耀南(荣照〕，魏洁(玉华〕，杨冷(文田〉，王川(生杰〉，王秋岩(思菊〕，孙立晨，陈桂馨(德吾〕，孙缙云，王立勋，管文奎。这些人都做了建造「人民共和国」的良工巧匠，其中王言诚，王川，靳耀南，更是劳苦功高。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吧！
言诚先生说，大老师接受社会主义，他并非从阶级观点出发，他是从孔孟的仁爱和释迦的悲悯出发，他老人家认为儒家释家都空有理想，只有共产党能够付诸实行。所以，就让共产党来干吧。
或者，大老师好比《新约》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也许，大老师不像施洗约翰，他未必了解「那后之来者比我大，我就是替他提鞋也不配」。
回想起来，我并非大老师的好学生。那时，人人称赞我的作文好，大老师却说不然。
那时我们爱写抒情的散文，所抒之情，为一种没有来由的愁苦怅惘，不免时时坠入伤春悲秋的滥调。那是当时的文艺流行病，我们都受到感染，而我的「病情」最严重。
那时，我已经觉察国家危难，家境衰落，青年没有出路，时时「悲从中来」，所以不能免疫。
「愁苦之词易工」，我那时偶有佳作，受人称道，只有大老师吿诉我们，这样写永远写不出好文章。
他老人家说，文章不是坐在屋子里挖空心思产生，要走出去看，走出去听，从天地间找文章。
天下这么多人你不看，这么多声音你不听，一个人穷思冥索，想来想去都是别人的文章，只能拼凑别人的文句成为自己的文章，这是下乘。
他老人家最反对当时流行的「新文艺腔调」，例如写月夜：「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蔚蓝色的天空，照着我孤独的影子。」例如写春天：「光阴似流水般的逝去，一转眼间，桃花开了，桃花又谢了，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当时，这种腔调充斥在模范作文或作文描写辞典之类的书里。他不准我们看这些书。
他老人家说，说书人有一种反复使用的「套子」，死学活用。说书说到官宦之家，大门什么样子，二门什么样子，客厅里挂着什么字画，摆着什么家具，有一套现成的说法，这一套可以用在张员外家，也可以用在李员外家；可以用在这部书里，也可以用在另一部书里。作文一定要抛弃你已有的「套子」。
依他老人家的看法，学文言文和学白话文，方法大有分别。学文言是学另外一套语言，那套语言只存在于书本里，在别人的文章里。你必须熟读那些文章，背诵那些文章，才可以掌握那一套语言。你写文言文的时候，先要想一想你能够背诵的那些句子，把它从别人的文章里搬过来使用。你写的文言文是用古人的句子编联而成，颇似旧诗的集句。
那时去古未远，大家对学习文言的过程记忆犹新，自然拿来用它学习白话文学。可是大老师认为这是歧途，白话文学的根源不在书本里，在生活里，在你每天说的话里，不仅如此，在大众的生活里，在大众每天说的话里。
回想起来，大老师这番教导出于正统的写实主义，是堂堂正正的作家之路，对我们期望殷切，溢于言表。可是，那时候，我并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意思，我相信，别的同学也没有听懂。
回想起来，这段话，也许是说给我一个人听的吧？遍数当年全班同学，再没有像我这样醉心作文的。
可是，那时，我完全没有照他的话去做。
他说，文笔一定要简洁。
国文课本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敌人占据了我们的城池，我军准备反攻，派一个爱国的少年侦察敌情。这少年在午夜时分爬上城头，「看见月色非常皎洁」。
看见月色非常皎洁！全课课文只有这一句写景，大老师称赞这一句写得恰到好处。为什么到了城头才发现月色皎洁？因为这时他需要月色照明，好看清楚城里敌人的动静。他说，倘若由俗手来写，恐怕又是「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蔚蓝色的天空」，一大串拖泥带水的文字。
受降城上月如霜！月如霜三个字干净利落，用不着多说。
他老人家的这番训诲，我倒觉得不难。我把这种写法首先用在日记上。我记下，参加一个亲人的葬礼，「四周都是哭红了的眼睛」，大老师给我密圈。我记下，有一天因事早起，「星尚明，月未落，寒露满地，鸦雀无声」，大老师又给我密圈。
通常，学生的作文都很短，老师总是鼓励大家写得长些。有一次，大老师出题目要我们比赛谁写得又好又短。题目是「我家的猫」。我写的是～我家的猫是一只灰色的狸猫，是三岁的母猫，是会捉自己的尾巴不会捉老鼠的猫，是你在家里的时候它在你脚前打滚儿、你不在家的时候它在厨房里偷嘴的猫，是一只每天挺胸昂首出去、垂头丧气的回来的猫。你说，这到底是一只什么猫？
据说，大老师看到我的作文时微微一笑：「这孩子的文章有救了。」作文簿在老师们手上传来传去，有人认为「的猫」两个字太多了，删掉比较好；也有人主张「的猫」很有趣，而且扣题，题目就是「我家的猫」嘛！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对作文又爱又怕，怕我那些「妙手偶得」的佳句不能通过大老师的检验。有一次，我在作文簿上写道：
时间的列车，载着离愁别绪，越过惊蛰，越过春分，来到叫做清明的一站。
大老师对这段文字未加改动，也未加圈点，他在发还作文簿的时候淡淡的对我说：「这是花腔，不如老老实实的说清明到了。」
又有一次，我写的是：
金风玉露的中秋已过，天高气爽的重阳未至，
他老人家毫不留情的画上了红杠子，在旁边改成「今年八月」。
回想起来，大老师提倡质朴，反对矫饰，重视内容。他朝我这棵文学小草不断的浇冷水，小草受了冷水的滋润，不断的生长。这一番教导对我的影响太大、太大了。
二老师玷公完全实践了他大哥的文学理论。
玷公一八九五年出生，一九二六年响应北伐起事战死，得年三十一岁。他在一九二一至二四年间，也就是二十六至二十九岁之间，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续发表了七篇小说，被茅盾惊为彗星。
这七篇小说经王善民、靖一民两先生合编为《午夜彗星》一书，它们是：
风雨之下～描写一个老农在天灾下的挣扎。
偏枯～泥瓦匠因为瘫痪，不得不出卖儿女的故事。
刘幷～庄稼人受地痞欺负，无处申诉的故事。
归来～「浪子回头」故事的现代版。
瘟疫～描写老百姓对军队那种入骨的恐惧。
一粒子弹～一个农村青年热中从军的下场。
几封用S署名的信～一个下级军官怎样由升官发财的梦中醒来。
七篇小说都是很完整的艺术品。一如大老师所主张的那样，这些小说的题材来自触目所及的现实，透过精细的观察而取得，摒弃了玄想梦幻；小说的语言因靠近日常生活而扑实真挚，不卖弄修辞技巧去刻意雕琢。更重要的是，作者玷公虽然是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却以无限的关怀描写了贫农下农的痛苦，这想必更是大老师所乐见的吧。
二老师提笔创作的时候，距离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才四年，「新文学第一篇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后三年，许多小说家还不曾崭露头角，二老师居然能把短篇小说的形式掌握得如此完美(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居然使节奏的流动、情节的开阖、情感的起伏三位一体，我们只有惊叹他的天才，惋惜他的天不假年！
《小说月报〉是当年小说作者的龙门，茅盾先生以小说祭酒之尊来此掌门，他根本不知道王思玷是何等样人，来稿七篇一一刊出，采用率百分之百。他又把七篇中的三篇选入《新文学大系》，入选比率为百分之四十。茅盾在《新文学大系》小说卷的序言里以一万九千字推介入选作品，玷公占了一千多字。由此可以看出，那时领导文坛的人，对于有潜力有发展而又符合意识取向的作家，是多么勤于发掘、乐于揄扬！深耕易耨，无怪乎有后来的遍野丰收！
那时白话文尚未成熟，二老师受时代限制，小说语言有生糙处(不是生硬)。方今白话文精雕细镂，熟极而流，又有故作生糙以示返璞的趋势，二老师的小说今日读来，反而别有风味。他苍劲似鲁迅，沉实似茅盾，「瘟疫」一篇显示他能写讽刺喜剧，「偏枯」「刘幷」「几封用S署名的信」，都在结尾处显露冷酷中的人情、绝望中的转机以及最后可能有的公道。千里冰封，一阳来复，不似后来某些作品之赶尽杀绝、决裂到底。种种迹象，他本来可以成为伟大的小说家。可惜天不假年，他老人家三十一岁就因为响应北伐起义成仁了。
第五章
血和火的洗礼
战史记载：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在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
日本军阀打算灭亡中国，战局逐步扩大。中国军队的训练和装备远不及敌人，但作战英勇，伤兵源源南下，过兰陵，转台儿庄，送入徐州的医院。
小酒馆里塞满了谈论战局的人，大家无心工作，甚至无心饮酒。
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阵亡，大大震撼了父老们的神经。他们一生只见师长旅长生杀予夺，从未反过来设想过。
金星熠熠佩剑锵锵的巨人应该不容易死。即使是该死如韩复榘，乡人也编造谣传是用暗杀的方式行刑的。小酒馆里的父老们实在无法想象，把一个统兵数十万的大员押赴刑场如此这般，和一个乡愚的结局相同。
不容易死的人接二连三死去，可见天下大势十分十分严重。老天爷决定要减少世上的人口，小百姓要背乡离井，惶惶然去寻找自己的葬身之地了。
在小酒馆里，我那些可敬可爱的父老，以如此淳朴的头脑面对五千年未有之变局。
战史遗漏了一些事情。
这天中午，来了满街的伤兵，也来了一架侦察机，在兰陵镇上空转了两圈，低飞，机翼下面清清楚楚的贴着红膏药。那时制空权在敌人手中，侦察机走了，好像无数个血红的斑点还贴在天上，密密的贴了两圏。
下午，轰炸机临空，想必是根据侦察机的报吿而来。伤兵早已走了，飞机依然充满自信、肆无忌惮的飞临上空，等因奉此丢下几颗炸弹。
我那时在我们大家宅的前门口游玩。前门有门楼，门楼下面两侧都有青石制成的石凳，石面可能有一尺厚，光滑清凉，坐上去十分舒服。门外是大树和广场。
我家奉命住在大家宅的后面临街的部份，我们无故不到前面来，那天不知怎么我来了。我坐在门楼下左侧的石凳上。不知怎么继祖母也出来了，七叔陪着，她老人家望望广场里的阳光抽一口旱烟袋，在右侧的石凳上坐下。
就在这时，敌机临空，天朗气清，我抬头看它，如看两只专心觅食的大鸟。据说一共来了五架轰炸机，可是我只看见两架。忽然我一阵眩晕。恍忽间我看见祖母哭了，念着菩萨的名号，鼻涕流出来，浑身发抖。七叔连忙上去抱住她。
那时，所有的人都说，敌机投弹之前先要俯冲，俯冲时螺旋桨的声音改变，好像蜜蜂掉进玻璃瓶里。但是我那天看得清清楚楚，飞机踱着方步一如故常，声音、高度、姿势都没有变化，漫不经心，好像这地方它不屑一炸。
说老实话，我也没看见垂直下落的炸弹。
轰炸的时间很短，等我觉得恐惧时，恐惧已成过去。
虽然我们祖孙一同度过大劫，她老人家在起身离去时却是反而又藐视又憎恶的瞧了我一眼。她在七叔搀扶下蹒跚入内，我仍然坐在原处仔细回味方才的光景。
我想起我听到的种种传说，回想以前一些模糊的回忆。我常想，如果轰炸的时候我们不在一处，或者她老人家临去没有看我，那有多好！那有多好！
这次轰炸，炸倒了一些房子，炸死了五个人。
敌机临空，伤兵早已走了，可是原来停留伤兵的那条街正好有人办丧事，满街的亲友吊客，不是穿着孝服就是戴着孝帽子。也许，轰炸员以为这些幢幢白影就是伤兵。
可是敌人投弹不准，弹落点偏离目标，否则，我家的情况不堪设想，因为「伤兵」就在我家墙外。
我家平安无事。由我家向东，距离大概三个家庭，天井里炸了一个大坑，是离我家最近的弹着点。
那家的主人也是吾族的一位长辈。小学停课以后，他成立了家馆，有二十几个同学到他家读论语，我是其中之一。万幸！挨炸那天学屋里没人。这一炸，家馆当然办不成了，我去取回我的书本和文具。
炸弹在四合房天井的中心炸出一个深坑，我站在坑沿向下看，那深度，如果我跳下去，一定爬不上来。
炸弹尽管炸出一个深坑，却没有把四面的房屋炸倒。好像是，炸弹在天井中央爆开的时候，四面的房屋恰巧都在死角之内。日光之下竟有此事，即使出于计算和设计，也未必能控制得如此精确。邻人虽然惊魂未定，也都来看这战时的奇景。
当然，炸弹的震撼力很大，房屋的结构恐怕会受到伤害，糊在窗棂上的纸成为碎片，檐瓦大半脱落下来，屋子里一步一个脚印，老屋百年积藏的灰尘被迫降落，掩埋了掉在地上的书本文具。
老师面无人色，他说飞机临空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抽大烟，炸弹一响，他赶紧钻到床底下去。感谢祖先，当初房子盖得这么结实……
家家户户连夜外逃，逃难起初像搬家，甚至东西都想带着，后来慢慢学习割舍。那时我弟弟尚在学步，妹妹也太小，不能多走路，局势对我家非常不利，可是仍比有产妇的人家要「幸运」一些。母亲吿诉我，圣经提到末日灾难时说过：「怀孕的人有祸了。」
幸亏魏家两兄弟来挑担推车。那时我家的田产已经不多，全由魏家耕种。
魏家老大身形魁梧，满脸麻点，人称魏麻子。母亲严厉嘱咐，不可管他叫麻子，只能叫老魏。但是母亲又不叫他老魏，只叫麻子。后来我明白，女人之中，叫老魏是魏太太的专利。
我对老魏很崇拜，他力气大胆子也大，能做许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模糊认为，他如果去投军，可以做将军。
要丢掉一个家却也不易。母亲要把家里的鸡全都杀死，一共四只。这件事以前做过无数次，这一次有了困难。母亲一手持刀，一手把鸡脖子弯过来，可是割不破鸡的喉管。
只好把老魏请过来。老魏杀鸡的方法很特别，他把鸡头按在地上，手起刀落把脖子砍断。没有头的鸡站起来逃走，在五步以后倒下，想飞，只能用翅膀扫地，飞不起来。
四只鸡费了他四刀，真是游刃有余。四只鸡的身体向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逃去，都逃不多远。一路留下血渍，像被一条血索牵着。
敌机投弹的时候，这四只鸡大声啼叫，而且忽然恢复了飞翔的能力，一同腾空而起，然后跌下来，伏在地上喘息。敌机走后，四只鸡全变了样子，有惊惶的眼、抖动的头。所谓鸟惊心，大约就是如此了。
有一只是大公鸡，红色的羽毛带着金光。平时谁家杀鸡，如果杀的是公鸡，总是围上来一群孩子讨那从尾部拔下来的长长羽毛。这一次没有，大公鸡死得寂寞。
母亲做了一锅红烧鸡，但全家人已丧失食欲和味觉，为了连夜赶路，又必须吃些东西，这一餐很痛苦。最后，所有的鸡肉都送给魏家。
从那天起，我不能正确的判断鸡肉的滋味。那时我尚未了解，从灾难中走过来的人会对许多东西丧失品鉴欣赏的能力。
第一站，南桥，兰陵之东，外祖母家。
我从未见过外祖父，他老人家是我的上古史。
我从未见过大舅父。据说，他因为没有考中秀才，而他之所以落第又由于考场舞弊，于是愧愤交加，一病不起。有人说他上吊自杀。那也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大舅母一岁开始守寡，并无儿女。她并不和外祖母住在一起，也从未邀请我们去她家作客。
大舅父留给我的回忆是书房里重重迭迭的线装书，大舅母留给我的回忆是南桥村外一座贞节牌坊。旌表由国民政府批准，一位姓蒋的内政部长署名。
贞节牌坊有一定的式样，中间最高处照例雕出一个长方形的平面，上面有两个大字：「圣旨」。轮到大舅母，这圣旨两个字换成国民政府的大印，甚为怪异。
依照通例，寡妇必须累积了许多艰苦的岁月，耗尽青春，再无恋爱或改嫁的可能，才可以得到旌表。所以，我推测，这时大舅母一定不年轻了。
通常，受旌表的节妇多半身兼贤母，也就是说她辛苦抚养的儿子做了官或者发了财，官署和亲族看子敬母。大舅母在门衰祚薄之家，这一点封建虚荣得来不易。
我那时对人生的痛苦了解不多。在我的想象中，大舅母以坚强的性格过着神秘的生活，自己有特殊的人生哲学。她一生清心寡欲，血肉尽成冰雪，临终将轻如蝉蜕。
外婆家另一个令我难忘的人物是我的小舅，他排行第六，叫任富才。
小舅身材瘦小，一副「小弟」模样。可是他不安于「小」，日本军队在河北一动手，他就着手组织游击队，自封为「大队长」。
我这位六舅似乎并没有领袖的魅力，也缺少领导才能，他的号召来自「财散则人聚」，肯花钱。他自己闹穷，惟一的经济来源是变卖外祖母的田产。那时候，外祖母已是风烛之年，六舅是唯一的继承人，置产者和六舅立下契约，六舅收下一笔钱，某一块田地算是人家的了，但正式手续等外祖母死后再办。
那时，像外祖母家这样的家庭很多，用「先上车后补票」的方式买卖田产不是新闻。当时有三句话描写这种败家子弟的心情，说他「恨天不冷，恨人不穷，恨爹娘不死。」恨天不冷，因为他有皮袄，恨人不穷，因为别人有一天买尽他的家业。至于第三句，我想用不着解释。
六舅有一条腿伸不直，是个跛子，经常骑驴代步。邻人笑问跛子怎能打游击，他很自负的说，历史上从此出现第一个跛腿的游击司令。我想，如果他真个百战成雄，名垂竹帛，他这句豪言壮语也就流传众口、廉顽立懦了，可惜这事认不得真，一撮人捧着他使枪耍刀，和捧着他斗鸡走狗并没有区别，也趁机做点别的事，那些事比斗鸡走狗更坏。六舅打游击的笑话不少。有一次，他们行军，大伙儿走着走着回头一看，他们的头头儿不见了，只有空荡荡的驴子心不在焉的跟在后面。平时六舅上下坐骑必须有人搀扶，断无中途独自下马之理不用说是从驴背上摔下来了。大家急忙回头寻找，见他躺在一块新耕的农田里，头枕着大块坷垃对天抽烟呢！这样精采的掌故，发生在与草木同腐的六舅身上，入不了渔樵闲话，成不了名人轶事，这一摔太可惜、太冤枉了！
那时六舅是个大忙人，对外甥、外甥女从来没有功夫正眼瞧一下。我不知道他住在那里，但我认为我了解他，他是外祖母家的唐吉诃德。我那五姨嫁给卞庄的王家，卞荘在兰陵之北五十华里，附近有苍山，据说是安期生得道的地方。卞庄王氏大都是王览的后人，兰陵王氏与琅琊王氏叙了谱，同出一源，不通婚媾。日军的攻击路线是自北而南，卞兰比兰陵更接近战场，所以五姨丈也把五姨和他们的女儿送到南桥来，以减少内顾之忧。
外祖母有三个女儿，以五姨最是聪明漂亮，五姨把这两大优点都遗传给女儿，他们的独子兆之表兄一样也没捞着。
我和五姨见过几次面，和她的女公子是初会。母亲问五姨：「他们俩谁大？」意思是要确定称谓。五姨不考虑我们的出生年月，立刻对我说：「叫姐。」我喊了声二表姐。五姨又说：「一表三千里，也别表来表去了。」我连忙更正为「二姐」。五姨大喜，一再的夸奖我。
回想起来，五姨是「防微杜渐」。古来许多恋爱悲剧生于中表，这表哥表妹之亲的字样往往引人遐想，产生不良的暗示，同胞姊弟以下事上，恭敬严肃，教她老人家比较放心。五姨之敏捷周密，可见一斑。
我管她的儿子叫表哥，她倒没有任何意见。
我常想，「暮气沉沉」一语，准是为外祖母家这样的庭院创用的。青砖灰瓦盖成的高屋高楼四面围住灰色方砖铺好的天井，整天难得晒到阳光，白画也给人黄昏的感觉。房屋的设计毫未考虑到采光，偶然得到一些明亮又被紫檀木做的家具吮吸了。建造这样的家宅好像只是为了制造一片阴影，让自己在阴影中苍白的枯萎下去。
那时，外祖母家的房子已经很老旧了，砖墙有风化的现象，转角处线条已不甚垂直。造墙用的青砖本来顚扑不破，现在用两掌夹住一节高粱秆，像钻木取火那样往墙上钻，可以弄出一个个小圆洞来。好像这些用泥土烧成的青砖即将分解还原，好像一夜狂风就可以把这片房屋扬起，撒落在护城河里，在田垅上的牛蹄印里，在外祖母的眉毛和头发里。
而这时，来了云雀般的二姐。一切马上不同了，好像这家宅凝固成坚厚的城堡。从窗外看，只要二姐站在窗里，那窗口就不再是一个黑洞，满窗亮着柔和的光。
每一间屋子都苏醒了，都恢复了对人世的感应，都有一组复杂的神经，而神经中枢就是二姐的卧房。
随着这神经一同悸动的，首先是风，后来是鸽子，满院鸽子从伤古悼今的凄怆中解脱出来，化为蓝天下的片片白云。
回想起来，年轻的生命对一个家庭是何等重要。
推而广之，对一个社团，对一座军营，对整个世界。
我的活动范围在西厢房，本是大舅父的书房，有满架的线装书，好一片大舅父科场奋战折戟沈沙的景象。我翻看那些没有图画的书，暗想，古人怎能读这样枯燥艰涩的东西终其一生。
有一天，我发现书桌上有一本不同的书，一本用白话写成的长篇小说，苏雪林的早期作品「棘心」。这本小说的故事并不曲折惊险，可是它写女子对抗大家庭的专制，淋漓痛快，看得我废寝忘餐。
大舅父命中注定看不到这本书，不知我的母亲看过没有，我要留着，有一天拿给母亲看。
两天以后，我的书桌上出现了「沈从文自传」。书很薄，读的时间短，想的时间长，依书中自序和编者的介绍，沈氏生长于偏僻贫瘠的农村，投军为文书上士，凭勤苦自修成为有名的作家，最后做了大学教授。这个先例，给笼中的我、黑暗贴在眼珠上的我很大的鼓舞。这本书展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人可能有各种发展。恨大舅命中注定也看不到这本书。又过了几天，二姐交给我巴金的「家」，我恍然大悟「棘心」和「沈从文自传」也都是她送来的。她对新文学作品涉猎甚广，我崇拜她的渊博。那天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新文学。
此后，二姐借给我鲁迅的「野草」、茅盾的「子夜」，以及郁达夫、赵景深等人的文集。
巴金的「家」，在当时和后来都极受推重，但我并不爱读这部有「现代红楼梦」之称的杰作，一如我那时不爱读「红楼梦」。在传统社会和大家庭压力下粉身碎骨的大舅父，当然没看到这本为他们鸣不平的书，也许他无须，他自己就在书中。
二姐提供的读物之中，有一本小说甚为奇特，它的作者虽非名家，我至今还觉得醍醐灌顶。
故事大意是，一个人矢志复仇。由于复仇是人生惟一的意义，生活不过是复仇的准备。他时时侦察敌人的举动，为了对付敌人而随时改变职业、嗜好、住所、朋友和生活习惯，完全失去自己。他甚至因此失去了家和健康。他耗尽一生，终于宿愿得偿，可是他也变成一个一事无成的老人，心性邪恶，气质鄙劣，不能过正常的生活。
这本书何以进入二姐的书单，是一个谜。回想起来，那时的流行思想是「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斗争才有进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同志残酷」，忠恕之道难以成为文学主题，那本小说能够出版，堪称奇迹。它在我眼底昙花一现之后再无踪迹，想已速朽，我常以悼念的心情想起：夭折并不等于没有生存价值。
我开始梦想有一天做作家。
有一天，我问二姐：「要怎样才会成为一个作家？」
二姐说：「我得回去问我的老师。」她带来的书都是那位老师借给她的。
可是她不能回去，即使回去也找不到那位老师了，所以，我一直没能得到答案。做不到的事情，可以先在幻想中干起来。我梦见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在「中学生」杂志上注销来了。我吿诉读者，少年爱上一个女孩，那女孩的智慧比少年高，高出很多。智力悬殊的人是难以相爱的，可是那聪明的女孩想，得到一个男孩的崇拜迷恋也不坏，她给他希望也给他失望，总是不让他绝望。他迷惑了，他觉得她太难了解了，他到野外去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走，胸膛里滚来滚去只是同一个问题：女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忽然来到河边，他目不转睛看那波浪漩涡，他想起曹雪芹的名言:「女孩是水做的。」是了，是了，他脱掉衣服，向急湍中跳去。
我好快乐好快乐，没有人知道作者是我。我梦见我的书出版了。我对读者说，少年辞别了母亲，独自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他一面走一面忍不住回头看母亲。母亲渐渐远了，少年快要望不见母亲了，母亲赶快登上高处，让少年继续看得见。就这样，母亲越爬越高，少年越走越远……
我好快乐好快乐，没有人知道作者是我。
我昼夜经营这不见天日的文章，脸色苍白，神思恍忽。一天，在饭桌上，外祖母注视我，好久。
「把这两个孩子隔开，」外祖母对着空气说：「七岁寝不同席，八岁食不同器。」
母亲和五姨只是笑。
然后，二姐就像个仙女，转瞬失去踪影。
我这才去注意那一排垂柳。
外婆家靠近护城河，在村中的位置最西，护城河两岸都是柳树。
兰陵人爱种槐，过年贴对联总有「三槐世泽长」，跟北宋的王佑王日拉关系。南桥人爱种柳，没人高攀陶渊明，只是图柳树长得快，长得漂亮。
水边的柳树，没几年就绿叶成荫、亭亭如盖了。所谓「十年树木风烟长」，也只有柳树当得起。
我在南桥住到那贫血的柳枝柔柔软软的好像能滴下翠来，一面吐叶一面抽长，开出淡紫的花穗。树是那么高大，柳条却那么细密，细叶小花像编办子一样一路到底，旷放和纤巧都有了。凭你怎么看，百看不厌。
奇怪的是柳枝弯成穹顶，四周越垂越低，对大地流水一副情有独锺的样子，使你看了不知怎样感谢当初种树的人才好。
所有的树梢都向上拉拢关节，只知道世界上有个太阳，垂柳却深深眷顾着我，给我触手可及的嫩绿，使我觉得我的世界如此温柔。
即使是在雨天，我也从未觉得垂柳是「哭泣的树」。我只觉得它是「爱之伞」。
有一天，看见雨，我到柳下静坐，全身湿透，为的是永不忘记这些树。「爱之伞」往往并不能抵挡风雨，它只是使我们在风雨中的经验不朽。
柳树也有高峰手臂趋炎附势的，可是书本上说，那叫「杨」，下垂的才是柳。南桥西头护城河岸全是柳，全是朝着清流微波深情款款的垂柳。
我没能住到柳树结出那带着绒毛的果实来，我知道，那些果实会靠着风力漂泊游走，寻找安身立命之处，形成另一种景观。那时，老柳将非常无奈也非常无情的望着孩子们聚成盲流。偏是柳絮飞也不远，总是牵牵绊绊黏黏缠缠的流连，使老柳心硬心疼。
尽管柳絮年年飞到漫天满地，我可没听说更没看见那颗种子落地发芽。好形象好品德好到某种程度，大概就不能遗传。
我见过乡人怎样繁殖柳树，他们用揷枝法。据他们说，要得到垂柳，你得把杨枝倒过来插进地里。这么说，垂柳无种，靠后天环境扭曲。我一直想推翻这个说法，可是一直没办到。从那时起，以后好多年，我每逢走到一个没有垂柳的地方，我就觉得那地方好空虚好寂寞。
那时，我还不知吾家已破，直到父亲带着魏家全家匆匆到来。
一九九一年七月七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发刊，梅新先生主编
战神指路㈠
战史记载：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矶谷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破临城、枣庄，东指峄县、向城、爱曲，志在临沂。同时，坂垣师团由胶州湾登陆，向西推进，与矶谷师团相呼应。这是台儿庄会战的一部份。日军为了徐州，必须攻台儿庄，为了占领台儿庄，必须攻临沂。
当时临沂由庞炳勋驻守，张自忠率部增援，后来在安徽阜阳收容流亡学生的李仙洲参加了此役。两军血战，伤亡难计，国军部队的连长几乎都换了人。连为战斗单位，连长纷纷伤亡可见战斗之激烈。近在咫尺、有名有姓，一位老太太的儿子在张自忠将军部下担任班长，一个冲锋下来，连长阵亡，排长升为连长，这位班长奉命担任排长。又一个冲锋下来，新任连长阵亡，这位刚刚升上来的排长奉命代理连长。一日之内，连升三级，再一个冲锋，他也壮烈犠牲了，这回不用再派人当连长当排长了，全连官兵没剩下几个人。
我未能立刻记下、永远记住这位乡亲的名字，我没有养成这种良好的习惯。那时，政府也没有养成这种习惯，最爱说「无名英雄」。
那时，日本有世界第一流的陆军，坂垣师团又是日本陆军的精锐，却在这场战役中一再败退。
在那以步枪为主要武器的战场上，一个训练良好的步兵装子弹，举枪，瞄准，扣扳机，击发，子弹射中目标，一共需要十秒钟，而在这十秒钟内，对方另一个训练良好的士兵可以跃进五十公尺。
这就是说，如果在五十公尺以内，有两个敌兵同时向你冲过来，你只能射死其中一个，另一个冲上来，你只有和他拼刺刀。
可是，同时有十个敌兵冲过来，你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就应该知道，「人海战术」是有用的。
大批难民拥到南桥，空气紧张起来。五姨丈全家到齐，父亲从兰陵匆匆赶到，带着魏家一家人。一连几天几夜谁也不敢上床睡觉，所有的人集合在客厅里倚着行李假寐，连鞋带都系好。静夜听自己的脉搏，感觉到前方在流血。
难民，在他第一天当难民的时候，一点也不像难民。仅仅换上一身旧衣服而已，依然很自信，幽默感也没有丧失。他们从最接近战场的地方来，有许多崭新的见闻，公众凝神倾听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这时候，他们简直就是明星。
他们说，日本兵喜欢杀人。他们说，日本军队进了村子先控制水井，来到井口向下一看，井里藏着一个人。日本兵就毫不迟疑的朝井里放了两枪，那一井水全不要了。
日本兵为什么处处杀人，是一个他们解不开的谜。有人说，日本兵信一种邪教，要在生前杀多少人，阵亡以后才可以魂归故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那天会死，所以急急忙忙杀人凑数。
有一次，一队日兵进入村庄捜索，老百姓都逃走了，有个男人偏偏不逃，他用白纸红纸剪贴了一面日本国旗，朝日本兵挥来挥去。
日本兵毫不客气，给了他一颗子弹，望着他倒下去。
下面一个动作就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了：那日本兵走到尸体旁边，从地上拾起那面简陋粗糙的太阳旗，恭恭敬敬的折叠起来。
一位老太太吿诉我们，她在河北有个亲戚，胡里胡涂送了命。那人正在田里工作，抬头一看，前方远处公路上有一小队日军经过。本来谁也不碍谁的事，偏有一个日兵走出行列，朝着他跪下。
你可以想象他是如何惊愕，他简直不能相信这一跪跟他有任何关系。他从未听说过跪姿射击。只听得「八勾」一声，当然，没法确定他到底听见了没有。
还有，日本兵对中国妇女的暴行。
日军在鲁南一带的作风似乎是，杀男人，不杀女人，对女人只是强奸。
在那还没看见日军的地方，流行着这样无可奈何的幽默：「日本日本，到那里『日』到那里！」
通常是，兽性大发的日本兵堵住房门，朝屋子里随意放一枪，这一枪纵然没把屋子震倒，却把屋子里妇道人家的胆震碎了。就在这女子丧失自主能力的时候，他们进入。
那时候，在鲁南战地，日本兵似乎并不捜劫财物，他们以奸杀见长。据说，他们如果私自藏有金银饰物，定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杀人显然奉命行事，奸淫则是出于默许，劫财却悬为厉禁，奇怪的纪律。
那时，中国的新闻记者指控，日本兵连七十多岁的老妪都不饶，消息传到大后方，读者摇头晃脑。
写新闻的人太懒，没有交代清楚。鲁南小城小镇，日本军队还没到，居民闻风先逃光了，尤其是壮汉和年轻妇女，走得最早。
往往只剩下老年的妇女。她们体力不济，难以远行。她们穷苦，穷人胆子大。她们可能还有一个想法，你们家境比较好的人不是逃走了吗，你们家现在门户洞开，任人出入，你们只能带走必需的用品和一些细软，那剩下的家当只有任凭我挑肥拣瘦了。
这勾当，叫做「拾二水」。日本兵来了，「拾二水」的老太太自是首当其冲。
也许，报纸顾到穷苦妇女的尊严，把这一段删去了。
妇女逃难，偶尔也有脱不了身的时候，日本人有骑兵。
日军一向沿着交通线推进，行军时，为了军队的安全，常常派骑兵向两侧搜索。骑兵速度高，无意中追上难民。
这群难民总有好几百人，沿途拉成一条黑色的蜈蚣，一声「骑兵来了」，人人夺路，队形缩短扩大，人挤人结成疙瘩。
奔马飞砂走石，一分为二，对难民群两路包抄，截住去路。等到最前面的骑兵回转马头，切入人群，难民已是东倒西歪，妻离子散。
只见那比马低级的动物骑在马上，那比马高级的万物之灵匐匍在马蹄之间。
马横冲直撞。马向那个家庭冲过去，那个家庭就互不相顾了，然后，马向那个女子冲过去，那女子就倒地瘫痪了。
然后，日本兵下马，昂昂然走来。……
就像这也是战场上的军事动作一样，没有失误，没有迟疑，没有浪费，在一瞬间准确完成。
就在这受蹂躏的人替他们争取来的一瞬间，其它难民逃得无影无踪。
这种事，报纸也没登过。好像是，嫌难民太窝囊太没有种了，不提也罢。
那一小撮日本骑兵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中国难民的人数超过他们十倍，他们竟敢当众卸装。他们是在战备行军之中，何以竟敢放弃警戒，多作无益？他们那来的这份自信和从容？不对？不该如此顺利，不会如此简单，这教人太不甘心。
有一个传说比较圆满。一个小媳妇，当她被日本骑兵掀翻在地的时候，她仰脸望见湛湛青天，皇皇白日，忽然觉得羞愧难当。
本来日兵应该羞愧，可是日兵不知道羞愧，反而是她羞愧。
本来苍天应该羞愧，可是苍天不知道羞愧，反而是她羞愧。
她的羞愧也许是由于苟活瓦全、不能抵死拒贼吧？总之，她不能以这样的姿势坦然对天。
她伸手摸起身旁的一把伞，一把红色的阳伞。
她撑开伞，举高，遮脸。
那侵犯中国的日兵，当他决意在中国土地上侵犯一个中国女子的时候，先把马缰拴在自己的小腿上，这样可以放手行事，马也不至于任意游走。
那在日光下突然撑开的红伞惊了那匹马。受惊的马狂奔不停，把它的主人在阡陌间活活拖死。
你蹂躏中国的土地，现在土地反扑。
你仗着你的马横行，现在你的马背叛。
你看那女子，她突然无恙站起来，顶天立地。
这件事，报纸立刻登出来了，而且这一家登完另一家还要登，明年后年还有人引用。
整个情节令人战栗。尤其是，想那土地是怎样凶狼的、快意的、一丝一丝撕下敌人的肌肉，一口一口吮吸他的血，一寸一寸拆开他的骨胳。
想他的颈骨断了，一个分不出脸颊和后脑的圆球在地上滚来滚去。
那夜，我梦见那十几名骑兵都把缰绳拴在小腿上，他们的马又同时受惊逃逸了，我竟然也被一匹马拖着跑。大哭而醒，不敢说梦。
中国也有骑兵。一位退伍的老兵说，那有这种事，这是外行人的空想，骑兵不需要把马拴在自己的腿肚子上，他的马训练有素，人马一致。他还说，即使需要找个地方拴马，那也拴在小媳妇的脖子上。
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某些人并未受到应得的处罚。
我们终于听到炮声。
炮声在西，我们立刻往东逃。炮声像号令一样，把这一方百姓全变成难民。满地是人，路太窄，踏着麦苗走。空中无月，还嫌前途不够黑，恨那几点星。
炮在后面扑通扑通响，不回头也感受到炮口的火光。每个人向自己心中的神祷吿。母亲常常诵念耶稣的一句话：「祈求上帝，教你们逃难的时候不要遇上冬天。」而现在是阳历三月。
那时候，人们常说：「日本鬼子一条线，中央军一团乱，八路军一大片。」日本军队只沿着交通线推进，要躱开他们倒也容易，所以难民在炮声中仍然沉着。中央军重点防守，常常依战局变化仓促布署，人仰马翻。八路军则深入基层，组织民众。我们在战场边缘游走，中央军八路军都没碰着。
走着走着，满地黑压压的颜色淡了，不惟天光渐亮，人也越走越稀。各人有各人的判断，各人投奔各人的亲友，大地真大，悄悄的吸纳了这多出来的人口，不露声色。日出前但见一天云块向地平线外急奔，络绎不断，一如逃避追杀，而地面不见有风，景象诡异，令人好不忐忑。
我们离开大路，沿着一条小溪前行，两岸桃林，正值花季。我那时已读过「桃花源记」，比附的念头油然而兴。几棵桃花看起来很单薄，几十亩桃花就有声有势，俨然要改变世界。
一直走进去，好像深入红云，越走越高，战乱忧患再也跟不进去。
林尽，果然有屋舍桑竹鸡犬，果然有男男女女问长问短，消息不少，倒不怎么惊慌。你们看见过鬼子没有？当然没有，不然，还有命？你们家房子给烧掉没有？谁知道，也许正在烧着呢。听说鬼子兵也有高个子，个子越高越凶恶，当真？问得津津有味。
村上的人都说，他们位置偏僻，这「耳朵眼儿胳肢窝儿」的地方，日本军队不来。一老者拿出一本地图给我们看，日本军队专用的地图，不知怎么有一本遗落了。老者说你们快走，日本人已经把这个村子画在地图上，他们早就算计在内了。
我抢过地图，打开一看，兰陵当然画在图上，兰陵四面的卫星村庄也画上，兰陵镇西的丘陵、镇南的小河沟也标出来。至于这个「耳朵眼儿胳肢窝儿」里的小村庄也赫然俱在，连这一座桃林也没漏掉，我从没见过这样详细的地图。
我越看越慌张，顿时觉得内衣内裤袜子鞋子全被人脱下来看过。传说前几年那些卖仁丹的郎中、卖东洋花布的货郎、牵着骆能游走行医的蒙古大夫全是日本派出来的测绘员。这可怎么办。老者说，咱们这种小地方，十里以外就没人知道，这种地方是不能上地图的，如果小地方的地名也登在报上，也画在地图上，这地方就要遭殃了。这种小地方永远只能在「胳肢窝儿耳朵眼儿」里，是上不得台面的啊。
那是戴着毡帽、撕一段布束腰的老者，衣领衣袖全是油垢、牙齿熏黄的老者，叼着旱烟袋、吐着唾沫的老者。言之谆谆面对听者藐藐的老者。
青天四垂，虽然不见敌机，却好像上面有日本人的眼睛。桃林茂密，挡不断遮不住什么。
村子虽小，却有干干净净的礼拜堂。这教会的主持者跟兰陵教会有往还，跟南桥任家也沾些亲故。凭这层关系，我们才到这个村子上来。
教会给我们安排了住处。第二天就下起雨来，五姨说：「逃难时固然不要遇见冬天，也最好别遇见雨天」，她庆幸这时我们不在路上。
第三天是作礼拜的日子，我们参加本村的聚会。他们请五姨主讲，五姨有布道的天才，在台上满面荣光，成了另外一个人。
五姨引用的经文都与逃难有关。依照圣经，耶稣再来之日，基督徒在世上的一切灾难都要结束，耶稣把他的信徒提升到宝座旁边，共享永久的幸福，但是，在这个好日子的前夕，却是灾难最多最重的时候，好像所有的灾难都把握最后的机会倾巢而至，好像灾难也知道来日无多，孤注一掷。
所以，灾难来了，不要怕，灾难不过是幸福的预吿，灾难是一种喜讯，是耶稣提供的一项保证，灾难越严重，基督徒的胆子越大，和上帝的距离越近。那天，坐在这个小小的礼拜堂里的人似乎都很兴奋，我敢说他们有几分志得意满。
我本来就不觉得我在逃难。由兰陵到南桥，那是「摇到外婆桥」。由南桥东行，我家还能维持一辆「二把手」，那是一种木制的独轮车，由魏家弟兄前后驾驶，车轮特大，把车座分成左右两个，母亲抱着弟弟坐在左边，妹妹坐在右边，妹妹腿底下放些面粉大米，准备沿途食用。
我们还有一头驴子。
还有这一溪桃花，一种太平岁月温柔旖旎的花，落下一瓣两瓣来贴在你手背上，悄悄呼唤你。
红玉拼成的花。红云剪成的花。少年气盛嫉妒心极重的花，自成千红，排斥万紫。从没见过也没听说桃林之中之旁有牡丹芍药。
桃花林外只是一望无际的麦苗，以它的青青作画布，来承受、衬托由天上倾下来的大批颜料。
从没听见有人把遍野桃花和漫天烽火联系起来。
直到第五天，雨歇。
连宵风雨，几乎洗尽铅华，这倾城倾国，也抵不过风云一变。
父亲和姨丈天天出去打听消息。姨丈决定往东走，因为南方就是台儿庄，父亲却要往南走，走到台儿庄以南去，因为陆军可能在连云港登陆。谁也不敢劝对方改变心意，各行其是。
外祖母和四姨也在这里。大舅母信赖她的娘家，六舅筹划打游击，都没有同行。现在决定五姨带着外祖母，我家带着四姨。
在患难中和我家相伴的，除了魏家，还有顾家，顾娘和我母亲是教会中结交的好友，他们穷苦，可是他们有个壮健的儿子，必须躱避。
现在是真正逃难，不宜再坐在车上，车子会给盗匪某种暗示和鼓励。于是在出发前卖掉那辆「二把手」，售价很低，也算是对东道主的一种答谢。车上的行李由魏家老二挑着，粮食则放在驴背上。
清晨，在礼拜堂里作了祷吿，分手上路。人数少了一半，顿时觉得孤单。走到中午，忽然有大批难民来和我们合流，似乎可以证明南行是对的，内心宽慰不少。可是，傍晚投宿又只剩下我们三家，那些不知从那里来的人，又不知到那里去了。我很忧郁，觉得他们遗弃了我们。母亲是缠过小脚的人。她拄着一截竹竿，上身前倾，划船似的奔波，走得慢，但是不休息，常常在我们停下的时候越过我们，奋勇前进。
那时，弟弟的年龄是，指着地上的蚂蚁，满脸惊异，嘴里含着模糊不清的句子，等我答覆。他一次大约只能走一里路。
但是，弟弟挣扎着不让老魏抱他。老魏对他不友善，他感觉得出来。小孩子不管多么小，都能分辨人的善意恶意，据说，连胎儿都能感应母亲的喜怒哀乐。这次逃难，一览无遗的暴露了我家的没落，根据当时的惯例，魏家不能不来帮助东家，但是，他如果开始考虑对我们是否值得这样做，也是人情之常。
于是，大部份时间由父亲抱着弟弟。父亲的体力并不强，沿途流汗喘气，露出另一种窘态。
妹妹的年龄是，刚刚可以和我吵架，走起路来不会输给我，但是常常坐在路旁喊累了。我的任务是专门盯住她，平心而论，我对她走走停停并没有反感，可以趁机会也休息一下，但魏老大就不免啧有烦言了。
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势真危险，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
一天中午，大地静得连飞鸟也没。只走得腿越来越软，屁股越来越重，只想坐下，尤其是，到了村头上，连驴子也表示应该歇歇。可是老魏说，不对，这村子好像是空的？
南方，忽然，机关枪响，回想起来是重机枪。重机枪是正规军才有的武器，通常用以射击远距离的目标，怎么在这地方这时候有人使用？父亲辛苦打听来的消息和他谨慎小心所作的决定都错了？
枪声好像向我们屁股上踢了一脚。转个弯，踉跄西行，一口气走到太阳偏西。这时又出现了大队人流，我们跟着大伙儿，人多了胆子壮，叫「群胆」。没人说话，个个低着头。
想攀谈几句也不可能。冷漠，但是有吸引力，我们像铁屑沾附在磁石上，脚不点地。可是在大队右侧，北方，又响了一枪，这一枪清脆轻细，回想起来是手枪。大队人马的呼吸急促起来，没人抬头看，也没人快跑。这才想到，难民群平时的速度就是它的最快速度了。
又是一枪。一个人飞奔而至，挿进我们的队伍。这人一定不是难民，只见他一顶呢帽，一身短打，新袄新裤新鞋新袜，袖子卷上来，露白。回想起来，他就是某人枪击的目标，借难民隐蔽自己。
他看中了我们的驴子，小毛驴很瘦，很脏，一副不中用的样子，然而它是纵目所及惟一的驴子。他说：「老乡，驴子借给我骑一骑。」老魏一拳打在驴屁股上，喝道：「你看这驴，快要趴下了。」老魏的拳头又大又重，打得小毛驴后腿猛烈弯曲，真个几乎趴倒。
那人叹口气。「老乡，你何苦，一头驴子又能值多少钱！」回想起来，有恫吓的意味。不过他惊魂未定，语气软弱，无意坚持，匆匆忙忙向前赶去。
这件事，使父亲到了窑湾以后决定卖驴。
第七章
战神指路㈡
「一二三，到窑湾」，一首童谣使窑湾这小地方出了大名。
窑湾在江苏新沂，近前一看，也是一个寻常乡镇，没看见湾，也没看见窑。
虽然是漫天烽火，窑湾依然很安静，各人慢呑呑的过日子。所有的复杂来到这里都简化了，没人准备逃难。
这才像个桃源，可是没有桃林。
父亲带着我们来投奔他的老同学，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始终没见到他本人，只记得他家房子很多，庭院深深，虽然一下子涌进来许多兵慌马乱，也不过涟漪荡漾，无碍那波平如
主人把我们安置在客厅旁的东屋和南房里，单独给我在客厅里铺了一张床。客厅朝天井的那个墙用木棂代替了，透过那些格子往外看，院子里的景观像是一小块一小块拼凑成的，于是生出幻想来，那些格子可不可以拆开重拼呢，下面一丛青竹，顶着许多茶花……
这地方，好像我来过，我在这里隔着棂格看分割了的世界，却不知棂格的影子落在我身上，把我也分割了。不是现在，是很久以前，以前……
为我铺设的那张床，用剖开的藤条编成床面，藤下还有一层用棕绳织成的网托着，叫做「反棕铺藤」。
褥子，再加一条天蓝色的床单，四周绕着云纹。枕头，带荷叶边的枕头套子，里头装满了冲泡过又晒干了的茶叶。
客厅门外走廊尽头挂着一只竹篮，泡茶之前，先把茶壶里色香味俱已失去的茶叶倒在篮子里。用废茶装成枕头，据说可以醒脑清火。这是殷实的世家才办得到的事情，惟有他们才消耗这么多茶叶。
枕头、褥子、床单，散发出淡淡的香气，一种由清洁和干燥而生的香味，一种没有汗水没有油垢而生的清香。
这气味，我也很熟悉，我觉得即恍惚又真实。
然后，我躺在床上，云里絮里一般的床上。我听见燕子细碎的殷勤的童音，斜阳在对面屋脊上涂抹余晖，如梦如幻，如前生来世。然后，燕子飞进来，站在梁上，挺着肚皮。然后尾巴一翘，白色的粪便在屋梁上画下漏痕。
空梁落燕屎！
我想起来了，种种光景正是我从前的家。那时候，我或者尚在襁褓之中吧，旧家的浮光掠影还残存在我的某处。当我第一次读到名句「空梁落燕泥」时，我模模糊糊的想过，实情实景似乎不然，应该是「空梁落燕屎」。
恍惚间，无意中，我回到那已失去的家里。
我们在窑湾休息了好几天，同行的顾娘天天出去讨饭。自出发逃难以来，我母亲筹办全体的伙食，顾娘和他儿子一起吃大锅饭。可是顾娘说：「我是难民，难民讨饭不丢人。」她的用意是为我们节省开支。
我在一旁怦怦心动，暗想：「我能去吗？我也去好不好？」
那年代，我见过很多少年乞丐，从很远的地方来，向很远的地方漂去，并不惧怕，好像也没有忧愁。有些乞丐叫「响丐」，吹着乐器游走，有一种自得的神色。
那年代，人心也还柔软，老太太们还有一星半点从儿子身上剩余的慈爱。少年乞丐的生活并不艰难，似乎还很浪漫，千山万水收藏秘密也留下秘密，使我们羡慕和好奇。
每逢过年，母亲必定特别蒸一笼特别的鳗头，用它打发乞丐。这种馒头用白面做成，外面包一层高粱面，看来粗糙，可是一口咬下去便不同。
千真万确，长辈们对乞丐的脸色比对我们的脸色要好看一些。外面的天地也比四合院里的天井要宽阔些、光明些。
那时不知有多少篇小说描写青年是如何苦闷，左冲右突之后终于一走了之。这些小说即使写得不好，最后一走总是教人悠然神往，他走了，八成是做乞丐去了！
那时，「反对共产共妻」的大字标语出现不久，跟着一句「反对共产党诱骗青年脱离家庭」。诱骗青年脱离家庭？有这种事？为什么从来没有碰见？
像「我的志愿」这样的题目，永远永远也不会在作文课堂上绝迹的吧，可是，在那年代，这个题目还真教人难以落笔呢。有人写他要做文天祥，有人写他要做戚继光，有人写他要做齐天大圣。
有一个人写他要做乞丐！
这还了得！
那时，陶行知等人「劳工神圣、双手万能」的主张盛行，编选国语课本的人颇受影响，选了一些讴歌劳动的文章。有一天，我在家中温习功课，高声朗诵：
早打铁，晚打铁，
打把镰刀送哥哥。
哥哥留我歇一歇，
嫂嫂留我歇一歇，
我不歇，
我要回家去打铁。
凑巧一位亲族中的长辈来串门子，他对我厉声喝道：「有那么多的事情你不干，偏偏要打铁！你太没有出息了！」
打铁都不行，还想做乞丐？
那位教作文的老师自认为了解儿童心理，倒是给那篇文章许多双圈，每一排圈圈是一场风波，一阵口舌。
现在，我真要做乞丐去了，父亲母亲都不反对，日本鬼子给了我特准行乞的执照。
乞丐也不是赤手空拳可以做的，他必须有两样东西：一根打狗棒，乡人称之为要饭棍；一个随身包，乡人称之为要饭包。
乞丐的随身包，多半用旧席改造而成，也叫席篓子。如果乞丐把篓子点着了烤火，那是只贪享用不计后果，这就是「烧包」一词的内涵。
我的打狗棒不是一根光溜溜的棍子。顾娘特地砍下一棵荆棘，修理成伞形的防御武器。我这个小乞丐，除了衣着不符，手持的独门兵刃也很怪异。
大家一同出发。窑湾真可爱，家家的大门都虚掩着，一推就开。我先把荆棘伞伸进去。狗狂叫，跳得很高。
走出来一个小伙子。「什么人？」回答是：「要饭的！」
他转身入内，叫喊：「爹，他说他是要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