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
作者：陈桂棣 春桃
引言 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可是，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市人并不清楚。只依稀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让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伟大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自从农村实行了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上连年获得大丰收，很快就出现了“卖粮难”，而且冒出了许许多多“万元户”。一时间，中国的农民好像已经富得流油了。然而，以后不久，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就很少再听到有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消息了。不过，稍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屈辱与歧视，也要涌进各地城市，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农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为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的一道奇异的风景。
这些年，因为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我们有机会经常深入各地农村，同时，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常听他们聊一些农村里的事。我们发现，原先存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都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
一次，为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们曾路过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几年。有位农民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说刨去种子、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以及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上不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仅靠种地已是难以为继，但他们却依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
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
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在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因人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贫穷的乡镇，因为前几年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村民透不过气；而且，这个乡的乡长又是个敲骨吸髓的贪官，；就在我们去之前才被法办。我们在惊讶于贪赃枉法者已是无处不在的同时，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话题的沉重。
离开白际的那天，我们特地选择了从浙江那边下山，一路之上，竟也发现，属于“天堂”杭州市的淳安县中洲镇，其实也富裕不到哪里去。
二OOO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话，至少说明，我们在安徽省农村所接触到的，在别的许多地方也同时存在着。李昌平有关“三农”问题的上书，显然触动了一个大国总理的心，朱基曾动情地批复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由此，一个让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今日中国之巨大变化，盖得益于二十多年前那场举世瞩目的大变革，既然是亿万农民引领了中国改革的风气之先，现在怎么又会沦为如此难堪的境地?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我们面临的，已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农业问题，或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新时期执政党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在城市变得日新月异的今天，忘却了广大的农村；没有九亿农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数字都将失去意义!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至今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该有明确的受益者。”上个世纪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包干”的农民，还有个体工商户和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但是当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变成了新生的企业家阶层、通过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而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群体——九亿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增产不增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今不如昔”的局面。我们常常骄傲地宣称：我们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十三亿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这不能不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农民才养活了这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的。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相当落后，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
联合国发表过一份《人类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将全球一百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发展指数的高低排名，中国被排在了第八十七位。这个名次是很令人沮丧的。当二十多年成功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由于这种突飞猛进，已经创造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却在注视着我国的农业问题，他曾对中国的访问者说，中国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说过相同的话：中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太低。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经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现有的现代化水平能不能维持，关系到我们通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的严峻问题!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因此，从二OOO年十月一日开始，我们从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府官员，作了一次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调查。
我们从不怀疑，安徽省的农村面貌，在全国十二个农业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就农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中，就更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被称作新中国农村三大改革的土地改革、“大包干”和农村税费改革，后两项改革，就源自安徽。朱基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农业的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的决策时，我往往是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可以说，我们许多成功的经验都是从安徽来的，安徽为中国的农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温家宝也说过：“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因此，我们走进安徽的广大农村，其实也就是在走近中国的农民。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这种与大自然血肉般的亲情，是我们进入城市以后再也没有感受过的。
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我们想说，今天中国还并非到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现在许多人没有离开过大城市，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上海那个样子，有些外国人来了，一看，也以为中国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这次安徽省率先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会是和二十多年前发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干”一样的惊心动魄；我们的采写工作又几乎是和这场改革同步进行的，势必注定我们的工作会和这场改革一样的激动人心，一样的悬念丛生，一样的充满着坎坎坷坷一波三折，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的试点一样地停顿下来，作痛苦的思考，将原有的计划打破。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
不过，我们毕竟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相信，文学对社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它不应该是生活苍白的记忆，而是要和读者们一道，来寻找历史对今天的提示；因为中国的明天，只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
现在，当我们开始讲述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故事的时候，便首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们知道只有平静与从容，才可能挽住我们心中曾经无数次涌动过的波澜……
第一章 殉道者
1 骚动的路营村
生与死，肯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除去不懂事的孩子和失语的老人，恐怕这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搞错的一件事情。可是，有时它也是十分模糊的，模糊得还会让人感到吃惊：有的人明明活着，好像已经死了；有的人已经死了，却仿佛还活着。
丁作明已经死了，他的死不能说是“重于泰山”，但在他死后八年的二00一年二月十日，当我们走进淮北平原出了名的贫困县利辛县，向许多人打问去纪王场乡路营村的路怎么走时，回答我们的，首先不是去路营的路应该如何走，而是好奇地反问，问话的内容又几乎众口一词：“你们是到丁作明那儿去？”
丁作明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有，也许就是他比别的农民多念了几年书，从小学念到了高中毕业，而且念书时十分用心，家里穷得有时揭不开锅了，他仍然一声不吭地跑到院里的水缸边上，像澳大利亚驼鸟那样蹶起屁股，把头埋进缸里去，用井水把肚子灌饱后，照样唱着，跳着，去上学。考大学时，大家都说他太亏，离录取线只差几分，如果他不是利辛县乡下农民城的孩子，如果他生在北京，或是上海，是完全可以走进大学校门的；即便就是生在别的一个什么城市，他也会是另外一种命运。但是他是路集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只能回到路营村，这就又与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泥腿子没有了区别，他必须同中国所有的农民一样下田干活，去侍弄庄稼。再要说有什么不平常，就是装了一肚子墨水的丁作明，比别的农民爱翻报纸，爱听广播，爱咬文嚼字，爱动脑瓜子。平时为人别说多谦和，但认死理，敢说真话，敢同村里、乡里的头头脑脑平等地说话。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也就比大伙多出几分烦恼，以至最后惹来杀身之祸。
他分明早就已经死了，利辛县城的那些人怎么可以说我们“去到丁作明那儿去”呢？
难道还可以寻找到一条路，能够走到丁作明那儿去吗？
公元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是丁作明热切期望的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他绝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将会在这一天走到尽头。
头天上午，丁作明和其他七位上访村民接到了乡里的通知，要他们到乡里开会。会上，乡领导说，县里对你们告状的事很重视，希望在你们八人中选出两人，再从党员、干部中各选二人，组成一个清帐小组，对路营村村干部的经济帐全面清查。这天上午，清帐小组正式成立并开始查帐。这消息，使得整个路营村的村民一片欢腾，锁在人们眉头的愁云一扫而光，有几个农民竟激动地奔过直沟，跑到对面的商店买来鞭炮，准备在村头上放一放，让大伙出出恶气听个响。只是这一年的春节来得比往年早，元月二十二日就是农历大年三十，二月六日已是正月十五，过罢正月十五，年就远了，问了几家商店全没货，鞭炮就没买成，但丁作明这一天的心情却分明比过年还舒畅，迈出家门的步子都带有了几分弹性。
利辛县是解放后才划出的新建县，这一片原来分别属于涡阳、阜阳、蒙城、太和、凤台和颖上六县边区，是个六不管的贫困地区。境内多为黄泥地，一下雨，有路也没法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砂土，碱土更是布满各处。路营本来就够偏僻落后的，再加上九一年那场特大洪灾的袭击，家家穷得叮当响。这一年眼看春节就要临近了，村里却没有一点要过年的喜庆劲，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来的各项负担加起来每人居然摊到一百0三元一角七分。一年忙到头，起早贪黑，跑细了腿，累弯了腰，打下的粮食扣除口粮，其余的就全被村里以各种名义“提留”走了，有几户收的不够缴的，村乡和派出所穿的是连裆裤，“不给就拘留你”。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种习俗。令丁作明想不通的是，为躲债不敢回家过年这种只应该发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会在路营出现了。中国农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么，为啥还会这样苦？作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农村干部，又为啥这般凶呢？于是他悄悄地做了一件别的路营人不敢做的事。
在此之前，他从广播里和报纸上得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他花了几个晚上把收集到的中央的新政策，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后就去各家各户“宣讲”。宣扬党的会议精神却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在“国统区”的秘密活动一样，这使他感到十分别扭又十分激动。
他的眼睛在那些农舍梁间吊下来的灯泡的光晕中发着亮。他对乡亲们肯定地说；“村干部这样征收‘提留’的做法，是违背了中央精神的！”
他做事的认真和拥有的学识，足以使那些习惯于蹲在黑暗地方又早习惯了逆来顺受的村民们心服口服。但是，这一次，随着一阵沉寂之后，还是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质疑：“周围村庄，附近乡镇，不都是在这样搞的么，天高皇帝远的，你能拿他们怎么办？”
“我不信有理没处讲。”丁作明不信这个邪。
他一字一句地，把国务院最新的规定读给村民听：收取农民的提留款不得超过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将百分比作了特别的强调。“明摆着，村里从我们这儿收取的提留款大大超过了这规定，已经比‘百分之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还要多！这次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各地应保护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负担’。他们分明是在瞎搞，我们要到乡里讨个公道！”
“乡里会买我们账吗？”有人感到这事太难。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一说，”一个部队退伍回来的村民，忍不住吼了一嗓子。“何况咱这是按中央的规定向上边反映问题，乡里不买账就上县！”
渐渐地，农舍里的气氛开始变热闹了。
有人控告：村支部书记董应福，将村民们集资建成的粮仓，私自出租给别村使用，从中捞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后，又将粮仓捣鼓掉，鲸吞了三四万元的售出款。特别是，大灾之年，中央曾有专门指令，贪污救灾物资是要判刑甚至杀头的，董应福竟敢把救济给路营的衣物和食品占为己有。而且，对计划生育的罚款，以及各种多“提留”的钱物，均不入帐，或是故意弄成一笔糊涂帐。
不一会，大伙就从村干部扯到了乡干部，你一句我一句，话音儿不落地似炸开了锅。
有人揭露：纪王场乡康乡长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权势，横行乡里，多次操着电棍，拎着手铐，跑到路营乱要各种钱款。一九九一年特大洪灾，上边规定不准再向受灾的农民索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却带着民兵，活像日本鬼子进村，强行抢夺村民的钱物。发现有谁躲在家里不开门，就支派打手用脚踢门，分文不得少，还要额外付给踢门“功臣”的劳务费。抢得钱财后，便领着一帮人吆三喝四地下馆子，吃喝的花费回头还要从村民们的集资款中予以报销……
大家越说越来气，最后望着丁作明，请他拿主意。“纳鞋要有针线，告发人家得有证据。”
丁作明说，“咱们可以到乡党委去反映一下大家的这些嫌疑，要求清查村里的收入帐目。”
这天，丁作明就同其他七位村民找到了乡党委，向书记李坤富陈述了村里的问题和查帐的要求。
乡党委书记李坤富，认真看了看丁作明递上来的“提留”表说：“是多提留了。先让我们合议一下，两天给你们答复。”
两天过去了，乡里没有动静；又过了两天，又过了两三天，在一次有路营村干部和党员参加的干部会议上，乡党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开才，突然要路营村书记就多收提留款的问题在会上作个“交待”。董应福顿时火冒三丈，他认为各村都是这样多提留的，没啥好在众人面前交待的；听说是村民把他告到了乡里，要查帐，就怀疑村里有人眼红他盖起的几间大瓦房，当即在会上讲了狠话：“有人要清我的帐，还有的狂到要扒我的房，我看谁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说，凭我的收入买不起小四轮拖拉机，盖不起大瓦房，买不起盖不起，可我就买了盖了，这是我的本事！你们穷，活该！想跟我搞，你们怕是不想活了！”
一个党支部书记，竟敢在分管政法工作的乡党委副书记主持的全乡干部大会上口吐如此狂言，实在是出人意外。可是，副书记没有制止。会后，会上的情况一传开，路营村的村民们肺都要气炸了：“共产党的天下，难道就没有王法了？”
丁作明咽不下这口气，就在过年的前三天，把路营村乱收“提留”款的情况写成材料，直接送到了利辛县纪检委。
接待的同志为难地说道：“已是年跟前了，材料先放在这里吧。”
路营村这一年的春节，显得少有的冷清，甚至没有几户燃放鞭炮。
转眼到了农历正月十八，许多村民也沉不住气了，纷纷跑来找丁作明，这才发现，丁作明整个年里都在忙着写控告信。他把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规定，路集村以及纪王场乡一些干部违法乱纪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的种种做法，写得淋漓尽致。
大家都被丁作明的行为感染了。是的，一个人应该有一种精神，也总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如果人人都怕树叶落下来砸破头，看到腐败的现象不闻不问，遇到邪恶势力不敢抗争，我们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于是，在正月十八的夜里，地处偏僻的路营村民们，就你八角、我一元地凑足了路费，然后悄悄把丁作明在内的八位村民代表，摸着黑，送出村。
县委办公室汪主任接到丁作明的这封控告信，很吃惊，感到路营农民们反映的情况，其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汪主任很快向县委书记戴文虎作了汇报。戴虽刚调来不久，但态度极其明朗。因此，县委的答复让丁作明一行十分满意：“我们会尽快让乡里落实清帐小组的事，对路营行政村干部的帐目进行清查；对你们反映的乡政府的情况，也会很快予以核实、处理的。”
就这样，没有过好一个春节的丁作明，考虑大伙凑起的路费不容易，该省一分一厘全得省，不敢在县城多耽搁，就领着村民代表挤上回纪王场的农村班车。在能够把人五脏六腑都颠翻的车厢里，他满怀信心和喜悦地回味着县领导的话，却不知道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他，死神带着另一个世界的狞笑，已经从地狱之门无声地袭过来，而他浑然不觉。
这年二月十一日，农历二月初一，下午三时许，村民徐赛俊、丁大刚二人在暖洋洋的冬日下“下六周”。“下六周”，这是淮北大平原上的农民创造出来的一种“土围棋”。他们正撕杀得昏天黑地，因为丁作明在一边观看，路过此地的路营行政村副村长丁言乐，也趁机凑了上来。丁言乐已知道丁作明向县里反映了他和负责计划生育的妻子贪污提留款和计划生育罚款的事，早已忌恨在心，就故意找着碴儿，同丁作明发生口角。
丁言乐对徐赛俊和丁大刚威胁道：“你们这可是赌博呀，我可以把你们抓起来！”他这么说，却盯着丁作明看。
丁作明不免奇怪：“他们这是在玩游戏，又不犯啥法；就是犯了法，抓人也应该是派出所的事。”
丁言乐凶狠地说：“那不一定！”
丁作明最听不得这种口气，更看不惯一当上干部就变脸的这种人。不过，他意识到，来者不善，显见是在借故寻衅了，就没再吭声。
谁知，丁言乐得寸进尺，开始用肩去撞丁作明。边撞边嚷，耍起了无赖：“怎么，你想打人？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丁作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想不到身为副村长的丁言乐，竟会如此下作，他连连后退。丁言乐却步步紧逼，越撞越猛，已是穷凶极恶。丁作明无奈，只好躲开。就在丁作明闪身离开的当儿，丁言乐凶狠地撞过来，撞了个空，由于整个身体失控，一头跌进旁边的庄稼地里，跌了个嘴啃泥。
丁言乐这下子终于找到了可以“理直气壮”进行报复的理由了。
丁作明早料到被他揭发到的这些人都并非凡角，会想方设法伺机报复的，只是觉得丁言乐这样做是在耍下三烂，太没水平，就一句话也没说地回家了。
在远离现代文明的路营村，“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这句话绝不是玩笑，别说乡里了，丁作明敢把村干部告到县里去，那就是“找死”。丁言乐本就怀恨在心，这又跌了个嘴啃泥，等于火上加了油。为扩大事态，他便以“被丁作明打伤”为幌子，一个下午先后六次找上门，要打丁作明。丁作明爱人祝多芳虽然不了解情况，也只得一再赔礼道歉，但丁言乐并不罢休。
不久，丁言乐的儿子丁杰，手里掂着把菜刀，在门外大喊大叫，嚷着要丁作明“滚出来”。
当晚，村民们都劝丁作明赶快离开路营村，出去躲一躲。开始，丁作明死活不愿意，觉得村干部欺人太甚，干吗要躲？后来考虑到，县领导已经支持他们清查村里帐目的要求了，查清村干部贪污钱财的事，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能因小失大，扰乱了县里的计划。再说了，丁言乐们怕的就是你躲，这些人巴不得闹得鸡飞狗跳，天下大乱，这样才可以趁机将水搅浑，最后搅得是非不清。
于是丁作明当天夜里忍气吞声离开了路营村。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丁言乐果然就带着全家人凶神恶刹地再次找上门来，要同丁作明大闹一场。祝多芳小心地说：“丁作明不在家。”丁言乐那里肯信，闯进屋里，叫全家人仔细查找，不见丁作明的人影儿，就又气又恼地说：“我昨天被丁作明打伤了，需要住院治疗！”
这时，路营村的支部书记董应福出面了。他协同丁言乐妻子孙亚珍一道，将丁言乐安排进了乡医院。随后，孙亚珍又以分管计划生育的身份，向乡长康子昌、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递上了头天晚上写好的揭发材料，声称“丁言乐因计划生育工作抓得认真得罪了丁作明，被丁作明拦路殴打致伤”，要求对丁作明作出严肃处理。
康子昌和任开才，对孙亚珍告发丁作明事实的真伪根本没有兴趣去了解，而是幸灾乐祸。因这时县委办公室的通知已经到了纪王场，县委的指示十分明确，要求纪王场乡党委和乡政府尽快安排有上访代表参加的清帐小组，对路营行政村干部的帐目进行全面清查。上访的人员是哪些人无须康任二人去了解，他们知道带头闹事的人就是丁作明。
把属下的问题告到上头去，这是康子昌和任开才都无法接受的；何况他们也猜得出，丁作明这次到县委是连他们的问题也“捎带”了的。显然这是在损害纪王场乡的对外形象，诋毁纪王场乡党委及政府的声誉。这是绝不允许的，也是他们难以容忍的。
所以，康子昌和任开才在接到孙亚珍的揭发材料后，当即就指示乡派出所对丁作明的问题严肃处理。
纪王场乡派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不再是我国公安机关遵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派出机构，完全沦为乡镇领导干部们的“御用工具”，因此，在接到乡长和党委副书记的指示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发出传票，传丁作明立刻来派出所。
躲在外面的丁作明，听说派出所在找他，甚是奇怪，他想一定是丁言乐夫妻二人给他捺了“坏药”。不过，他并没把这事想得很复杂，他认为只要自己没干犯法的事，任谁诬告栽脏都没用，事实总归是事实。
丁作明坦坦荡荡地走进了派出所。
可以想像得到，他走进派出所大门的步子是充满着自信的。因为正是这天上午，县委要求组建的清帐小组不仅正式成立，而且已经开始工作，他相信，要不了多久，村干部的经济问题便会查个水落石出。
来到派出所，丁作明很快就发现，这个世界一切都颠倒了，“指鹿为马”并非只是写在《史记》中的一个故事，把鹿硬说成马也绝非宦官赵高才有的恶行。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公开的传媒至今没有作过任何披露，所幸的是，侦破此案以后，有关方面曾整理出一份内部的文字材料，在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这份充满血泪与恐怖的“报告”。
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见到丁作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打丁言乐？”
丁作明解释说：“我没打，我从没打过谁。”
彭志中仍然还是那句话，只是语气变得更加严厉了。
丁作明再次申辩：“我从没打过谁，你们可以到村里去调查。”
丁作明觉得无须回答，这话彭志中应该去问丁言乐。
“说！”彭副所长已经没有耐心了，他锐声喝道。
“你们这么肯定说我打了丁言乐，有证据吗？”丁作明忍无可忍地说，“如果那天在场的村民，哪怕是个小孩，只要有人证明我打了丁言乐，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彭志中根本不听丁作明的申辩，他提出了两点处理意见：“一，你丁作明付给丁言乐二百八十元五角的医药费；二，在纪王场逢集时，你丁作明用架子车把丁言乐从医院拉回家。”
这种颠倒是非充满欺辱敲诈的处理意见，丁作明当然不可能接受，他当即反对道：“我没打丁言乐，丁言乐不可能伤在哪；他为啥住院，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彭志中一拍桌子说：“难道我的话就不算数？我现在问你，我的裁决已经下了，你出不出钱吧？”丁作明平日留心过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于是说道：“我没有打丁言乐，你下了这样的裁定，我可以上诉。
”彭志中终于被激怒了。他指着丁作明大声喊道：“我现在就可以把你关起来，你不信？”丁作明依然毫不示弱，说道：“即便按照你刚才的处理意见，我也够不上是‘刑事犯罪’；就是你对我‘刑事拘留’，也应该在二十四小时内说清楚拘留我的原因。”彭志中说：“那好，我告诉你，我可以关你二十三个半小时，放出去后不给钱，我再关你二十三个半小时，直到你出钱为止！”
彭志中说到这，摔门而去，他喊来治安联防队员祝传济、纪洪礼和赵金喜，命令三人立即把丁作明关进派出所非法设立的“留置室”。所以说它“非法”，是因为国家公安部和安徽省公安厅，都分别于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两次发文严令各派出所不得设立羁押场所。
丁作明当然听不懂由彭志中嘴里说出来的这些所内平日的惯用语，三位治安联防队员却是心知肚明。说丁作明“兴”，是指他“不服气”；所谓“加加温”，就是要给丁作明一点颜色看，可以施以体罚、殴打，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总之，要被处理者招供认帐为止。
祝传济碍于曾是丁作明的中学同学，又是近庄邻居，不便当面下毒手，很快也就借故避开了。不过，一向善于察言观色领会领导意图又深得彭志中欢心的祝传济，知道丁作明是个宁折不弯认死理的人，同时也看出“拿下”“拿不下”丁作明非同小可，他离开之前特地把纪洪礼和赵金喜喊出门外，交待二人不妨给丁作明“拉拉马步”。
祝传济提到“拉拉马步”四个字时，语调是十分平静的，但在纪洪礼和赵金喜二人听来，还是从这看似平静的语调中感到了一种杀气。因为这是纪王场乡派出所最残酷的一种刑罚了。
祝传济望着纪、赵二人回到黑屋，依然不大放心，就又到后院治安队宿舍向王进军传达彭志中的指令，要他也马上赶过去，务必将丁“拿下”。
纪洪礼、赵金喜按照彭志中和祝传济的授意，把丁作明从“留置室”押至值班室，让丁作明拉马步，丁作明不依，就冲上去连推带搡，逼着丁作明就范。丁作明虽说在学校读了十二年书，却也不是文弱书生，毕竟是在大田里耕耙耧耨磨练过来的，累得纪洪礼和赵金喜上气不接下气，硬是无法将丁作明治服。
这时王进军手拎一根桑树棍进了门。
纪洪礼和赵金喜见王进军拎着家伙前来增援，就谎称丁作明动手打了他们。王进军一听指着丁作明厉声喝道：“在这里嘴硬没你好果子吃！”说着就要丁作明拉马步，丁作明依然执意不从。
王进军嘴里不干不净骂了一句，操起桑树棍劈头盖脸就抡过来。丁作明左闪右躲，结果臂上 、腰上连遭猛击，每中一棍，都痛得他脱口喊出声，但他就是不依从。
丁作明不拉马步，王进军就一下比一下更凶狠地抡着手里的桑树棍。
同样也是农民的联防队员王进军，为什么对自己的农民弟兄做如此凶残的事情？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只能是，人从爬行动物进化到今天，虽然创造出了最辉煌的科学技术和最灿烂的现代文明，但人性中那些最原始最残暴的劣根性，仍会在有些人身上以“返祖”的现象出现，这说明人性进化的缓慢。此时的王进军，就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变成了发泄野性的异类。
据说，王进军这已不是第一次兽性发作了，自从来到纪王场乡派出所，干上了治安“联防队员”，打人就成为他日常的工作。没谁提醒过他不可以这样做，倒是因为他敢于下手，而受到所领导的重用。
今天，他手中的桑树棍不久就打裂了，又很快打断了，但他仍然不罢休，抬起脚将丁作明跺倒，随后改用电警棒，猛击丁作明的双腿，逼着丁作明跪到地上去。
就在丁作明已无招架能力，王进军也打累了的时候，纪洪礼的兽性也开始发作了，摸起一根半截扁担扑了上去。他同样发疯地朝丁作明的腰部、臀部一阵猛抽。
这样没过多久，丁作明就不再呻吟了，他对眼前的这一切显然感到了震惊，也感到了恐惧。
他分明已经看出，他只要不松口，眼前的这几个家伙是会把他往死里整的。可是，他依然没有打算要向谁低头，更不可能认输。只见他瞪大了眼睛，无比愤怒地喊道：“我告村乡干部加重农民负担，违背党的政策，竟遭这样毒打，我不怕！就是你们把我打死，我也不服；变成鬼，我也还是要告！连你们一起告！”
纪洪礼碰到丁作明血红的眼睛，挥起的半截扁担吓得掉到了地上。王进军看纪洪礼手软了，歇斯底里地训斥道：“你他妈的孬种，干嘛要怕他？这是他嘴硬的地方吗？”
于是纪洪礼拾起一根棍又凶狠地扑上去。赵金喜爽性找来一块肮脏的手巾，将丁作明的嘴巴塞了起来。
就这样，王进军、赵金喜、纪洪礼，三个丧失人性的治安联防队员，在丁作明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的状况下，又轮番毒打了二十多分钟。直到惊动了因病在家休息的派出所指导员赵西印，发生在纪王场乡派出所的这场暴行才算收场。
3 案惊中央
当清帐小组中的村民在派出所找到丁作明时，丁作明已是奄奄一息。他们有的趴在丁作明身上痛哭不起，知道丁作明是因为替大伙说了话才遭此歹毒的；有的忙到丁家去报信；有的，就指着派出所的警员发泄着愤懑：“你们公安不办案，社会治安好一半！”
丁作明七十岁的父亲丁继营跌跌撞撞奔进派出所，看到儿子脸色惨白，豆大的虚汗顺着两颊往下滚，嘴唇颤抖着也不喊声“疼”，一下就跪倒在儿子跟前。
就在这时，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回到了所里，他是来看丁作明是否被治服帖了。丁继营听说彭志中就是所里的领导，又听说儿子是不愿为副村长丁言乐付二百多块钱的“医药费”才被打成这个样子的，就还苦苦哀求彭志中：“我向丁言乐赔礼，丁言乐的医药费我认了，明天把钱凑齐交给你，请你放了我的儿子吧！------”
彭志中也没想到联防队员这次下手这样狠，丁作明被打得这么惨，见丁继营正好向他求情，也就势挥挥手，巴不得赶快将丁作明抬走。不过他依然没有忘了自己曾经作出过的处理决定：“我把话说清，明天一定得把要付的医药费送到派出所！”
丁继营和查帐小组的村民一道，急急忙忙把丁作明送往乡医院治疗，后因丁作明腹部疼痛得厉害，乡医院的医生不知所措，只得连夜将他转往利辛县医院进行抢救。
第二天上午八时，丁作明被确诊为脾破裂大出血，医院给丁作明紧急输血，然而，回天乏术，一切都太晚了。
丁作明终于在抢救他的县医院的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
丁继营老人听说儿子已死在手术台上，不禁哭得死去活来。他拍打着墙壁痛不欲生：“儿啦，你咋这么傻呀，你有理他们有权，你胳膊咋就想扭过大腿呢？------”
丁作明的爱人祝多芬更是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早哭成了泪人。她一边哭，一边喊：“作明呀，他们把你往死里打，你咋就不认那二百块钱呢！钱比命还贵吗？你这样撒手去了，撇下两个浑身是病的老人，三个这么小的孩子，大的刚六岁，小的才两周------往后的日子叫我咋过呀？”
守在边上的查帐小组的村民，好言相劝丁继营和祝多芬不要太伤心，劝着劝着，忍不住也是泪流满面。悲痛地喊道：“作明呀作明，平日你那么聪明，昨天为啥就那么糊涂？他们这样毒打你，你咋就不叫喊一声呢？------”
丁作明带头向县里反映农民负担在派出所被人活活打死，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纪王场乡的父老乡亲感到触目惊心！
路营村村民愤怒了。愤怒的烈焰烧去了他们平日谨小慎微设置在心头之上的樊篱，一个个无所顾忌地走出了家门，涌到丁言乐农舍的前面，要丁言乐和她老婆滚出来。但是，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丁言乐听到风声，一家老小早逃出了路营，此时已是人去屋空。
从那以后，直到我们走进路营，八年过去了，路营的村民再没见到过丁言乐一家人。有人说他们去了上海或是南京，有的说他们去了海南或是深圳，总之，背井离乡，在外靠打工谋生。
原本是路营村跺地地也会晃三晃的副村长，从此成了浪迹天涯、四处漂泊的可悲的游子。
村民们在丁言乐家扑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头涌向派出所。结果发现：往日不可一世的副所长彭志中，以及被狗吃了良心的纪洪礼、赵金喜和王进军，一个个也都各自躲藏了起来。
村民两处扑空，情绪越发变得激愤，最后一合计，决定直接去县里。
就在路营村村民准备上路时，附近的路集、彦庄、李园、朱园、李楼、郭桥、常营村的村民，也闻讯赶来，怒不可遏地加入到路营村的上访的队伍。
显然不堪重负，生活难以为继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路营村。丁作明向县里反映的那些问题，提出清查村干部帐目的要求，也同样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与愿望，因此，对于丁作明的死，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齐心协力奋起抗争，明天他们就会有着丁作明同样的遭遇！
于是这支由路营出发的上访队伍，顷刻就像被一只巨大无比的手在冬日滚动着的雪球，其阵势迅速在扩大，还没抵达县城之前，已汇集了三千多人。这队伍，滔滔似水，浩浩荡荡，一路上扬起滚滚黄尘。黄尘滚滚之中，还夹杂着拖拉机、三轮车、农用汽车、牛车、人力车的引挚声、喇叭声、铃铛声。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支队伍！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发生在安徽省利辛县纪王场乡派出所的“丁作明事件”，注定不会被将来撰写《中国农业发展史》的学者专家忽略或回避，因为，丁作明是中国的九亿农民之中，因反映农民负担而被乱棍打死的第一人，他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唤醒人们不应该那么乐观地忽略或回避中国农村中正在变得十分严峻的现实。
当时的利辛县委和县政府不敢怠慢，十万火急地上路拦截，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以至失控，会被坏人利用，他们对这一事件没有回避，处理得也还积极认真，只是不希望闹得一个地区全知道，对消息是实行了严密封锁的。他们认为这样的事传出去，对利辛县委和县政府的任何领导都没有好处。
报喜不报忧，这其实早已成了当今中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一件事情。
然而，这事还是被传了出去。
甚至在安徽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还不知情时，案件已经惊动了中央。党中央和国务院许多领导，不仅详细得知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并已在震惊之后迅速作出了明确批示。
将这事捅上了天的，是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
孔祥迎是因为别的采访任务去利辛县的，获悉“丁作明事件”之后，他深感震惊和痛心。当时他在安徽分社负责农村报道，自然会对发生在安徽农业上的一切新闻格外敏感，再说，一个中国最高新闻机关的记者，处理新闻稿件也不会像地方上的记者有那么多的约束与忌讳。仅凭着社会的责任和时代的使命，他就觉得“丁作明事件”折射出了当今中国农村中太多的“社会信息”。更何况，减轻农民负担，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密切关注并已有了明确规定的一件大事，而纪王场乡一个有文化懂政策的青年农民，只是依据党的决定，向党的组织提出了正当要求，并得到县委的支持，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这一切还是发生在人民的执法机关！其性质的恶劣，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及典型性，都无不使他感到触目惊心！
于是他迅速改变了采访计划，顶着一连串的压力和干扰，深入到纪王场乡作了认真调查，很快把事件的真相写成一篇“大内参”，发往北京的新华总社。总社同样很快地就将这篇调查报道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动态清样》上。
当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打来的电话，不禁呆住了。在这之前，无论是阜阳行署还是利辛县政府，都没有将这件事汇报上来，再说，上面打来这样急迫的电话，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历史上还从来没遇到过。
陈俊生劈头就问：“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的青年农民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被迫害致死，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情况怎么样了？”
这事根本不知道，自然无法回答。那边，陈俊生马上又说：“处理情况随时告诉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都对这事批了字，十分重视，我在这里随时等候你们的电话。”
接着，陈俊生不仅留下自己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还把他在中南海内部的“红机号码”也提供出来；因为他当时正在一个会议上，并把他在会议期间的具体联系方法也作了说明。
透过这一串电话号码，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深知案情的重大，同有关领导联系过后，就把电文发给了阜阳地委和行署。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这时才知道，纪王场乡的这件事“漏子捅大了”。他很清楚，丁作明的死如果与“农民负担”有个因果关系，这问题就大了，纪王场乡党委政府有关的领导将会被追究责任，县委也难脱干系。虽然他调到利辛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才一个月，许多情况还不是太了解，按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所能承担的充其量不过是“领导责任”，但接到省里发来的紧急电文后，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思想一下变得复杂起来。首先，他不希望这件事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或是说，不希望因为利辛这件事影响到安徽的形象。一九九一年大水以来，外地人都把安徽人当作“灾民”看，丁作明一案的真相再传出去，安徽的农村还成了个什么样子？如此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在利辛，作为利辛县委书记，他还有什么面子？
当然，戴文虎并不知道，就在丁作明的案件发生前不久，四川省峨眉山下的仁寿县，也是因为农民负担太重，引发了上万人大规模地上访，农民与警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愤怒的农民竟烧了警车。这事已使中央领导为之忧虑；紧接着，安徽这边就死了人，自然就格外关注安徽对这事的处理情况，不希望由此引发出更大的事端来。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想得很多，但他最后还是采取了当今大家都早已熟习了的办法：报喜不报忧，息事宁人。他认为只要不把丁作明的死与“农民负担”扯到一起，剩下的，一切事情都好办。
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利辛县委、县政府就向省委、省政府写出报告：丁作明的死，纯粹是由一般的民事纠纷引发的，与农民负担无关。
戴文虎绝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抱有侥幸的回复，竟断送了自己本该拥有的锦绣前程。
安徽省委、省政府希望看到的，当然也是“与农民负担无关”的结论。回复的电话当即打给了陈俊生。
谁知，陈俊生是个办事一丝不苟的人，再说这事又有那么多的中央领导批了字，盯着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作出的这个结论，疑窦顿生：到底是新华社的记者“谎报军情”，还是安徽省在“欺骗中央”呢？需要关心的，似乎已经不应该是这事处理的情况，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质了。
陈俊生把问题交给新华社回答。
新华社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电话后，觉得事有蹊跷。因为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的调查文章写得已经十分具体了，那些事实不可能是坐在办公室凭空捏造得出来的。但为慎重起见，还是把陈俊生的电话内容及安徽省报上来的意见，一并通知了安徽分社。
现场采访和处理稿件一向认真严谨的孔祥迎，看到了安徽省对“丁作明案件”所作的调查结论，十分意外。他感到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安徽的这种结论，无疑是对他了解到的事实的一种彻底的否定。他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安徽分社回答总社的态度十分坚定：为了澄清事实，请求中央直接派人调查。
一个由中央纪委执法监察室、国务院法制局、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组成，他们没同安徽省的各级领导打招呼，从北京出发，就一路南下，直接开进了纪王场乡路营村。
中央联合调查组一杆子插到了案发现场，这使得安徽省阜阳地区及利辛县三级党委政府有关领导都大出意外。
调查组首先对丁作明的家人进行了慰问，然后就同路营村的村民们见面、开座谈会。可以看出，调查组的调查范围显然没有也囿于一个路营村，还扩大到了附近的黄楼和彦庄。调查时，不让地方干部陪同，并对被调查人实施政治上的保护，于是乎，周边的村民们也纷纷找上门，向调查组反映实情。
于是，京城下来了“包青天”，“微服私访”的消息立马传遍了利辛县。
二000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安徽省委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当了十七年省农经委副主任的吴昭仁，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外面的走廊里十分宁静，宁静得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分辩得出走廊上传来的忽远忽近的脚步声，但是，当吴昭仁回顾发生在七年前中央调查组来安徽的那段往事时，周围所有的动静就全在我们的意识中消失了。
我们发现，退居二线，已经身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咨询员”和“安徽省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的吴昭仁，谈起当年这个调查组的事，好像那一切就发生在昨天。他说，是他把联合调查组一直送到北京的。他强调他同调查组的同志踏上同一趟进京的列车，是因为他也正有事要进京，属于“顺便”；但他并不回避，当时的省里领导确也极想知道这些同志下到利辛到底调查到了哪些情况，又形成了哪些看法。
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他至今还能说出国家农业部参加到调查组中去的两位成员的名字，他们是合作经济指导司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处处长李显刚和副处长黄炜；黄炜是个十分能干的女同志，李显刚曾是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秘书。农业部分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的正副处长一齐上阵，也说明了对这事的重视。
联合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
吴昭仁告诉我们，曾晓东在谈起利辛县农民的生存状况时，眼泪止不住地就流了出来。这个细节，给吴昭仁的印象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一个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什么场面没有见过呢？
在人们的想象中，执法监察干部早就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但是，讲到调查所闻，感情竟一下变得如此脆弱。他红着眼睛说：“真没想到，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农民还这样苦，负担会这样重，有些党的干部对农民的态度竟又是这样恶劣------”
他一边流着泪，一边甩着头。
他告诉吴昭仁：“我们实际调查到的，其实比新华社记者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整个路营都很困难，只有村支书和几个村干部住的是瓦房，问题一看就十分清楚。路营有两个生产队，连续几年就靠卖血为生，苦到这个样子，各种各样的负担还没完没了，大大超出中央规定，已是让人无法忍受。丁作明根本不是他们讲的什么‘计生问题’，只是因为他反映了农民的负担，被就活活打死！”
这位中央特派员本不应该是个爱激动的人，他说到这儿话却被打住，因为过于激动了，下嘴唇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泪珠划过两颊跌落在手上。
他说，反映问题的农民见到他们，首先就是长跪不起，其中有的竟是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心受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震撼。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呢？
这不都是常被我们挂在嘴上，说是已经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中国农民吗？他们被压弯的脊梁和被扭曲的灵魂，使联合调查组的每一个人无不在吃惊之余陷入到长久的沉思。
丁作明的死，引起中央的重视无疑是空前的。就在丁作明惨死后的第二十六天，即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接着，同年六月二十日，国务院就在京召开了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会议。这以后，仅仅又只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七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再次联合发出《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将涉及农民负担有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行为的有关项目，被取消、暂缓执行、需要修改或坚决予以纠正的，计一百二十二项之多！
这么短的时间内，针对农民负担问题不仅迅速下达了紧急通知，而且这么快就拿出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并召开了全国性的工作会议，这一切，在人民中国的建国四十四年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安徽省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同年七月二日，在利辛县城公开审理了在“丁作明事件”中负有法律责任的六名罪犯。依法判处王进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赵金喜无期徒刑，纪洪礼有期徒刑十五年，彭志中有期徒刑十二年，祝传济有期徒刑七年。
同时，为严肃党纪、政纪，阜阳地委和行署，在此之前，还分别作出了以下决定：给予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党内警告处分；副县长徐怀棠行政降职处分；纪王场乡党委书记李坤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康子昌留党察看、撒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乡党委副书记任开才撒职处分。并要求全区人民群众更好地监督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责令各县（市）务必进一步采取措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大快人心！
二00一年早春二月，我们走进了丁作明的家。我们发现，一个六口之家，因为丧失了丁作明这个主要劳力，有如大厦折梁，当地政府虽然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免征了农业税，可是生活却依然过得十分艰难。我们注意到，大门上贴着的，分明不是红纸写就的对联，那对联惨白中透着浅紫，可以看出，他们至今没有从巨大的悲痛中走出来。
丁继营老人因体弱多病，已苍老得无缚鸡之力，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老泪纵横。他拿出过去的《判决书》和地区法院开出的收据告诉我们，白纸黑字的《判决书》上判决的附带民事赔偿，至今没有兑现，他们多次找过阜阳地区法院执行庭，并在几尽一贫如洗的窘境中，交纳了对他们不啻于天文数字的执行费，但时隔七年，当时判决的赔偿款，至今杳无音信。
丁作明母亲丁路氏现瘫痪在床，吃喝拉撒睡都在床上，苦不堪言。丁作明爱人祝多芳在一次外出拉化肥时摔断了右臂，基本上不能再干重活。三个孩子被学校照顾可以免缴学杂费用，但十四岁的丁艳和十二岁的丁卫，还是中途辍了学，不得不在家帮助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过早挑起生活的担子。
离开路营村时，我们去了一趟丁作明的墓地。阴阳相隔的现实，使我们无法和他进行对话，但我们还是默默地祈祷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丁作明以他年轻生命的陨落，震惊了中央，从而使得九亿农民终于有了呵护自己的尚方宝剑。
本来，我们以为他是第一个殉道者，也应该是最后一个。然而，接下去，当我们走近固镇县唐南乡张桥村小张庄时，才知道，丁作明的悲剧并没结束。它不但依然在延续，发生在小张庄的血光之灾，其性质之恶劣，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场面之血腥，以至让人无法相信。它发生在“丁作明事件”后的第五年，并且，是在中央已经三令五申之后……
第二章 恶人治村
1一切，发生在五分钟内
随着商品大潮的奔涌而至，人们普遍对有着“发”的谐音“8”这个数字，产生了喜爱之情。
一九九八年二月十八日，自然就被认为是个大吉大利大喜大庆的日子。可是，这一天，它却永远成为安徽省固镇县唐南乡小张庄的忌日。
小张庄地处淮河岸边一个低洼地段，这些年涝灾不断，村民们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再加上村干部没完没了横征暴敛，家家户户几乎就变得度日如年。对村干部的胡作非为，小张庄的村民并不都是逆来顺受，张家全、张家玉、张洪传、张桂毛几个血性汉子，没少把要求清查村里账目的意见反映到乡党委和村支书那里。去年春天，村民张家昌还把举报信送到了固镇县人民检察院。
对于村民接连不断的上访和举报，张桂全恨得咬牙切齿。虽说他在村里只是个“副村长”，但没谁不怕他三分，村民都深知“此爷”是个啥事都敢做绝的恶人。他本人也知道村民们的怨气主要是冲着他来的，可仗着乡里有人替他撑腰，就从未把这些村民放在眼里。一天，他把乡里的两个治安联防队员请到家中，然后假惺惺地让人通知到处告他的张洪传到他那算账，张洪传不知有诈，抱着有理走遍天下的心态兴冲冲赶去。张洪传刚进门，张桂全便破口大骂，指挥他的两个儿子和联防队员对张洪传大打出手，顷刻间就把张洪传打成血人。要不是张洪传的侄子张桂应闻讯赶去解救，张洪传还不知会被打成什么样子。
张桂全的暴力威胁，非但没能压倒村民，适得其反，小张庄的全部党员、老村干部和八十多户农民空前团结起来，先后两次去乡政府、五次到村支书家，强烈要求查处张桂全，彻底清查村里的财务账目。
村民们的反复呼吁，多次请求，终于引起了唐南乡党委的重视。恰在这时固镇县政府正布置各乡镇对乡村的经济账目进行一次全面清查，乡党委书记左培玉就对小张庄上访的村民说：“正好，借咱们县这次清账的东风，我们已经研究决定，由乡纪检书记王加文带领乡财政部门的三名会计，就先从你们村开始清理。”
这消息，让小张庄的村民欢欣鼓舞。
这一年的二月六日，乡纪检书记王加文带领着三名会计，和乡政府负责小张庄片的薛兆成，进驻了小张庄。
二月九日，在王加文的主持下，经过村民们的充分酝酿、民主协商，全村八十七户村民最后推选出十二名群众代表，组成了联合清账小组。深受大家信赖的张家玉、张桂玉、张洪传、张桂毛等人，均在当选之列。因为谁都知道张桂全的为人，也预感到清账工作不会一帆风顺，除制定了严格的查账制度和纪律，十二名代表还私下约定，如果张桂全到谁家闹事，其余的代表都必须赶到现场，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对于这样的清账工作，从一开始，张桂全就极力阻挠，先是散布谣言，说有人投毒要害死他的孩子，企图把水搅浑，转移人们的视线；接着，便多次在村级会议上扬言：“十二个鸟代表算我的账，存心搞我，没那么便宜!就是搞掉我，他们也没法子过；搞不掉，我叫他们更没日子过，不打死他们，也叫他们腿断胳膊折!”没出两天，张桂全的儿媳张秀芳就放出话：她的公公要杀人了。
面对张桂全的这些威胁，村乡两级领导干部都没引起应有的重视，清账代表也只认为这不过是张桂全在吓唬人，全没当做一回事。
谁也不会想到，正式查账只查到第九天，二月十八日的一大清早，张桂全就真的挥起了杀人的屠刀!
这天，不大不小的雨点儿，不轻不慢地敲打在小张庄农舍的屋脊上，好像没完没了的催眠曲。
天已经大亮了，庄子里的农民差不多都还慵缩在被窝里。五十八岁的魏素荣，这天依然早早就下床，像往天一样忙着去灶间。她知道，丈夫张桂玉被大伙推选为村民代表，他和另外十一个村民代表一样，风雨无阻地要去查村里的财务账，魏素荣生怕误了村里的大事，很早就把早饭做好了。
谁知丈夫张桂玉和儿子张小松围着桌子刚坐定，家里的那台旧闹钟的指针正指向七点十分，张桂全便领着他的五儿子张余良和七儿子张乐义，出现在门洞里。接着出现的，还有村会计张家会及其子张杰。
因为父亲就是村里的会计，对村民们的查账同样有着抵触情绪的张杰，首先冲着张桂玉说了句讽刺挖苦的话：“账算得怎么样了，俺们可能分两个?”
张桂玉是个精明人，自然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离开饭桌，冷静地说道：“大家叫我出来算账，俺能不去吗?”
张桂全马上接茬道：“骂你不多!”遂向两个儿子喊道：“给我打!” 。
由于这事来得太唐突，听到了张桂全一声喊打，张桂玉居然呆住了。
这时张乐义已从张桂玉的屋中抓起门旁的，一根木棍，张余良也随后拾起张桂玉家的一把镰刀。
张乐义挥起木棍就照张桂玉舞过来，站在边上的会计张家会不但不制止，反倒将张桂玉拦腰死死抱住。被打急了的张桂玉拼力挣脱后，见对方开始下毒手，便迅捷从地上拣了块红砖。魏素荣发现村干部的儿子将自己男人往死里打，慌了手脚，忙从灶台上掂过菜刀。
双方持械怒目相视，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这响声，惊动了四邻。张乐义和张余良见不少村民赶到现场，人多势众，未敢再动手，退到屋外。
张桂全显然不甘心，就朝张桂玉的屋后走去，边骂，边叫阵：“小桥(张桂玉的小名)你个狗日的，有种跟我过来!”
张桂玉是个吃软不吃硬的红脸汉子，见村干部如此张狂，毫不示弱，就跟着来到屋后，责问道：“这次是乡里要查你的账，群众选我做代表，我有什么错!张桂全，你嘴巴放干净点，我就是查了你的账，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争吵之中，张桂全已暗下指使张乐义回家喊人。不一会，张桂全长子张加志和六子张超伟，都暗藏凶器来到现场。张超伟上来就打张桂玉，张余良趁机夺下张桂玉手中木棍，张超伟见赤手空拳的张桂玉依然顽强地反抗，迅速从胶靴筒中抽出尖刀，同时从怀里取出菜刀，凶狠地向张桂玉的头上、胸口又砍又刺。
张桂玉猝不及防，甚至来不及喊叫一声，就重重地扑倒在地。
村民代表张洪传和张桂毛闻声撵到现场。见张桂玉直挺挺地躺在血泊之中，张洪传怒不可遏地责问张桂全：“你们怎能这么狠毒?还不赶快把人送医院!”
这时的张桂全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他见张洪传和张桂毛赶了来，阴险地笑道：“妈的皮，来得正好，就等着你们呢!”然后冲着张加志大声喊道：“给我干掉!十二个要算我账的代表都给我杀光!”
离张洪传最近的张余良，立即扑上去，疯狂地朝张洪传的胸部、腹部和股部连刺数刀，张洪传没有来得及反抗，便当场倒地断了气。
就在张余良扑向张洪传时，张桂全也将雨伞一摔，从后面抱住了奔过来救人的张桂毛，骂道：“妈的皮，你不是到处告我吗?算我的账吗?来吧!”张桂毛虽然被抱住，但他人高马大，毫不畏惧地和张桂全厮打着。张桂全自知不是张桂毛的对手，大声呼喊：“乐义来把他放倒!”
张乐义举起手中大菜刀，跳起来就向张桂毛的头部砍去，直将他砍翻在地。此时，杀红了眼的张加志也赶过来，依然不放过张桂毛，骑在张桂毛的身上，用杀猪刀又向张桂毛的背部狠扎三刀。据事后法医鉴定：张桂毛头部砍伤五处，创口深及颅骨，颅骨外板骨折，左肺亦破裂，足见杀人者的凶残。
倒伏在地已是奄奄一息的张桂玉，因为剧烈的疼痛而呻吟着，丧心病狂的张加志发现张桂玉没死，猛扑过去，向其胸腹部又连砍五刀。
转瞬之间，张桂玉的屋后就躺倒了三位村民代表。雨水融和着血水，红了一地，空气中顿时弥漫着呛人的血腥味。
张桂玉哥哥张桂月听说弟弟被暗算，悲愤交加，操起一根平日给牛拌草料用的细木棍奔过来。由于他的眼睛不好，一直奔到了张加志的面前，方才看清倒在地上的弟弟。“这不是桥子吗?”一句话未落音，张加志手中的杀猪刀已刺人他的胸口。
十六岁的张小松，于混乱中来到爸爸张桂玉的身边，想把他搀扶起来送医院抢救，张超伟拎着已经沾满鲜血的菜刀，不容张小松救护张桂玉，挥手便向张小松的头上砍去。在场有人一声尖叫，惊醒了张小松，张小松意识到什么，将头一偏，张超伟落下的菜刀就砍在了张小松的膀子上。张小松慌忙逃开，总算幸免一死。
前后只有五分钟，小张庄的腥风血雨之中，竟是四死一伤!
当张桂全的四子张四毛也提着一把砍刀气喘吁吁地奔到现场时，村头上的广播大喇叭，正响起村支书张店风催促村民代表继续清账的吆喝声……
2可怕的村霸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与政权相接合的组织力量尤为强大。中国农民尽管人数众多，可是他们过于分散，没有足以抵御压制的组织资源，而乡村干部却是严密组织起来的，他们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合法代理者。如果这个代理者，哪怕只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抛到一边，凭借政权的组织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将是十分可怕的!
张桂全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他正是凭借着村委会副主任(当地唤着“副村长”)的实权，同时借助着一个庞大的家族势力(七个儿子)，就在小张庄一手遮天，成为横行乡里的“村霸”。
一九九七年，他明知县里下达的征收小麦的数量与一九九六年的数量‘样，他却硬性要求每人增加五十斤。为了聚敛财富，他可谓生财有“道”，“五税一费”就是他任意增收的苛税杂费：谁家饲养一头猪，就得多交四十五元钱；谁家盖了新房，就要多交一百五十元至五百元，交多交少，全由他的“金口玉言”说了算；全村所有的老房子，每户都要交五十元；谁家种花生，一亩便交十元钱；谁家添了拖拉机，每辆就是五十元。张桂月倾其所有刚刚购置了一辆“小四轮”，还未启用便先交了四十五元，如今人去物尚在，这辆崭新的“小四轮”正静静地躺在防雨棚里，似在为他的主人默哀。至于“计生扶育费”，谁也弄不懂“扶育”二字的意思，计划生育罚款的钱数更是由着他随心所欲，并且大多数是打白条子不入账的。
一方面，巧立名目，收刮民财，多多益善；另一方面，按规定应上缴的“提留款”，以及由他私设的“五税一费”，张桂全全家却又是分文不出，一毛不拔的。
依仗着手中的权力，他侵占土地，霸占鱼塘，侵占公物，贪占公款，已是恶贯满盈。这样的一个恶棍，怎么就当上了村委会的头头呢?再说，他只不过是个村委会副主任，村主任和村支书又干什么去了?是与他一起同流合污还是做了闭口菩萨?对于这些，采访中我们始终困惑不解。
后来，了解了张桂全的历史，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就更加感到不可思议。原来，小张庄存在的问题，远不止是财务管理方面的混乱，基层组织建设上暴露出来的问题，更是令人吃惊。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日，当时已是小张庄村委会主任的张桂全，就曾因贪污和奸污妇女，被固镇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这期间，小张庄合并到了张桥村，张桂全还正在刑期之中，却摇身一变，成了张桥村村委会的副主任。村民们说，张桂全根本就未经过大家的民主选举，完全是乡党委和村支部个别领导人强行指派的。
虽被判刑仍在刑期，这样一个穷凶极恶的罪犯却照样可以被两级党的组织委以重任，这就使得五毒俱全的张桂全非但恶习不改，反而变得有恃无恐，更加凶残。
严格地说，张桂全这种人的行为方式，已经具有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村中恶霸的基本特征，但确实又是与那时的恶霸在性质上有着不小的区别，因为那时村中的这类人横行霸道民愤极大，但土地的规模一般都不大，浮财也不多，而且，并没有获得法理意义上的村公共权力的位置，然而，张桂全不光能够任意霸占土地、侵吞浮财，并且获有法理意义上的村落公共权力，因此，张桂全这样的村干部，就比封建社会农村中的恶霸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
张桂全父子故意杀人案，虽然只是个“个案”，但“张桂全现象”却足以让我们忧心忡忡。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现在农村中“恶人治村”的现象已经触目惊心地凸现出来，张桂全不过是当今中国农村基层公共权力运作中特殊机制产生出的一个生动标本。
结论和思考无疑都是十分容易做出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够杜绝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呢?
3悲剧还在延伸
固镇县公安局防暴警察在接到报警不到二十分钟就包围了小张庄。涉嫌故意杀人的张桂全、张加志、张超伟和张余良当即落人法网。只有张乐义除外，据被害人家属和在场的证人说，当时张乐义手拎一只提包，包内装着他们父子行凶的凶器，就从村支书张店凤和实枪荷弹的防暴警察面前，从从容容地走过，村支书张店凤不指认，防暴警察不知情，这就使得张乐义沿着村民黄自先平房后边的一条小路侥幸逃脱。
小张庄发生凶杀案的消息，迅速传开去。但是，无论是固镇县委县政府，还是唐南乡党委乡政府，对于案起于农民要求民主的权利和减负问题，全都避之如洪水猛兽。案发第二天晚上，整个小张庄还沉浸在巨大的惊骇和悲痛之中，固镇县有线电视台突然播报了这条“新闻”。报道称，本县唐南乡张桥村小张庄，因村民们之间的民事纠纷、口舌之争，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误杀案件。画面上展示出的，好像全是从现场收缴的“凶器”，其实，那全是公安人员因为一无所获从被害者张桂玉家里找来的镰刀、菜刀等器物。
整个一个假新闻!
这条“新闻”一播出，小张庄即刻炸了营。
在这起凶杀案中失去父亲的张桂毛的独子张亮，失去张桂玉、张桂月两个弟弟的张桂菊，以及众多的现场目击者和被激怒的村民，男男女女，自发集结起三百多人，于播出电视新闻的第二天一大早，找到县有线电视台，质问台长：一个刑期未满的犯罪分子当上村长，变本加厉地欺诈村民，大家不堪重负，依凭自己的民主权利要求清账，再说这还是县里部署的，乡里批准的，却遭到如此灭绝人性的报复，什么叫“错杀”?“错”杀了谁?杀谁才不算“错”?被害者作为村民代表与张桂全之间究竟是什么之争?
台长被问得哑口无言。他确实不知道其中会有这么多的情况，案件的性质又会是这样的恶劣与严重，不得不如实“招认”道：这是县委领导指示这样播放的。
人死不可能复生，但死了总归要有个说法。被害者是为维护大家利益，又是受到大家的委托惨遭杀害的，这悲惨的一幕已让人无法接受，而如此荒诞的“新闻”无异于火上浇油。
于是，愤怒的村民们决定去见见县委书记。
县委和县有线电视台门挨门，虽是两个大院却只隔了一道墙，当村民们涌出电视台大院时，才发现，大街上已围了个人山人海。大家都看到那条“新闻”了，都觉得这事太惨，凶手太狠，一听说小张庄的村民为“新闻”的事找到电视台，便料定“新闻”有诈。现如今，假冒伪劣的产品充塞着市场，各种各样的新闻可信度也已 经不高，特别是一些重大事故的新闻，老百姓对它的真实性统统是大打折扣的。于是不少人围过来就想闹个究竟，不多会，便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上了三千多人。
前面说了，县委就在边上，早看出了动静，赶到小张庄的村民找到县委时，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早已不见了踪影。
从县里回来的第二天中午，小张庄的村民刚丢下饭碗，村支书张店凤就通知全庄人到庄西黄自先家才盖起的三间大瓦房开会。那是黄自先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儿子在外地打工，现在正空着，村民陆陆续续赶了去。赶去才知道乡里来了人。唐南乡副乡长何井奎、乡政法委书记邱亚以及派出所警员一行人，是来“封嘴”的。
会上的气氛严肃得令人窒息。何副乡长首先选读了几条《刑法》规定，然后宣布不准上访，不准闹事，不准乱说乱讲。大家都很紧张，尤其是被害者家属，他们闹不明白，亲人已遭杀害，可受害的亲人好像也犯了王法，成了过去的“四类分子”，不许“乱说乱动”，随时随地都将有警惕的眼睛在盯着你，一下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魏素荣回到家扑到床上大哭了一场，她哭丈夫张桂玉死得不明不白，有冤无处申；她哭自己长着眼睛长着嘴巴，看到的那触目惊心的一幕却不能再说；她哭这世道太黑暗，不定啥时就会给憋疯了。
接下去，五月七日，安徽一家省报就在二版的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村主任一怒，四村民遭戮》的报道。文章恰恰发在蚌埠检察机关正要将案子移送市法院提起公诉的关键时刻，试图抢占社会舆论“制高点”的目的就十分明显。
文章开宗明义，作了这样混淆是非的表述：“一名叫张桂全的村委会副主任因为对村民的激烈言辞极为恼火，便率领众儿子与村民相互殴打，致使四村民死亡。”．
凡是具备阅读汉语言文字能力的人，从这样的表述中都会做出这样的结论：“村民的激烈言辞”在先，张桂全“极为恼火”在后，村民，包括被杀的村民，才是造成这次事端的主要原因。
不过细心的读者还是会注意到：既然是“相互殴打”，为什么死亡的尽是村民呢?这位“名叫张桂全的村委会副主任”，为什么对自己的村民这样歹毒，欲置死地而后快呢?村民“激烈言辞”又究竟是些什么内容呢?为什么这位村委会副主任会“极为恼火”，以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开杀戒?这些至关重要的内容，文章中统统没说。在这里，村民们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村民们不堪重负的严酷事实，全被回避。回避就是有鬼。
于是，一场正义与邪恶、文明与残暴、进步与颠覆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就这样被歪曲成了群氓之间的口舌之争，愚昧无知的一场“相互殴打”。“四村民死亡”，似乎就只能是咎由自取。
小张庄的村民再次被激怒了!
报社的编辑当然不可能对每天要编发的来稿都去现场调查核实，解释，他们采用这篇稿子的程序上并无过错，稿子上是盖有了检察机关公章的，因此他们就未做也无须再做什么核实便发表了。
眼前的形势明摆着：这事是发生在一九九八年的春天，已不是发生在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丁作明事件”的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了，中央早就三令五申不准再增加农民负担，而现在的问题是，小张庄的张桂全，非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村委会副主任，此人竟是个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罪犯，这事情已够复杂，他的问题又远不是仅对村民横征暴敛，居然杀了人!这方面中央早有明确规定，凡因农民负担问题导致一人死亡或六人以上集体上访的，都必须向中央报告，张桂全父子不是杀了一个人，而是造成四死一伤，严重得耸人听闻!无论是固镇县委书记、县长，还是蚌埠市委书记、市长，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更不敢正视这个事实。也许他们并不缺少良知，也不缺少勇气，但是眼前这种近乎严酷的事实，对于他们不仅太突然，也显得太残忍，甚至没给他们留下更多的选择余地。“丁作明事件”震惊中央的故事，谁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就把它淡忘，所以，谁都十分清楚承担这种责任的风险和代价。他们显然都是不愿承担这种风险和代价的人。
当然，最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的，还是受害者家属。这天，被害者家属张亮、魏素荣几个人再次鼓起勇气找到县委，终于见到了县委书记，他们在年轻的书记面前长跪不起，哭述冤情，刚说到自己的亲人因为替村民们清账而惨遭杀害时，书记一下竟变得勃然大怒：“谁说是清账?那全县都在清账，怎么没杀别人单杀你呢?”
受害者家属惊得目瞪口呆。
按县委书记这个说法，如果哪家女孩子被刁徒强暴了，要喊冤，岂不是谁都可以对她厉声责问：世界上年轻漂亮的女人多着呢，怎么没强奸别人单就强奸你了呢?这还是人话吗?
清查账目的三位群众代表被杀，其余九位代表自然万分悲痛，但小张庄查账的工作并未停顿下来，而是查得决心更大，也更加认真了。
应该说，张桂全父子被抓，给清查账目的工作带来极大方便，村干部的许多经济上的问题，很快便露出冰山一角。毫无疑问，小张庄的问题不止是张桂全一个人有，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和村会计，也都不可能就那么干净，他们对这次清账骨子里是恐惧、抵制的，可这项工作毕竟是县政府统一部署，小张庄的清账小组又是乡政府决定成立的，他们虽憎恨、害怕、惶惶不可终日，还不至于像张桂全那样愚蠢地去杀人。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县、乡两级党委和政府就都对清账的事儿闭口不提了，对张桂全父子杀人的真相也是在极力掩盖，于是他们的胆子就又大将起来。
清账小组清出一九九七年小张庄征粮时每人多收了六十斤，显见是违反了国家政策，村民找到支部书记张店风，张店凤却一副大包大揽的样子，说：“不错，是我叫加的。我要加有我要加的用途，你们就不要过问了。”态度十分蛮横。 ‘
清账清出四名村干部私分卖地款两千六百元，张店凤竟也从这笔卖地款中拿走六千元。村民代表找到张店风，张店凤平静地说：“事我知道，这是操心费。”追问该不该拿这个钱，他居然理直气壮：“我拿，有我的用途!”
在又一次清账会议上，村民代表问村委会主任张风知：“小张庄的四千元水稻浇水费已经缴纳了，为什么又从我们庄卖地款中扣除四千元浇水费?”张凤知大发雷霆，清账会无法清账，不欢而散。
不久村子里便传出风声：小张庄的财务账结清了，张桂全“没有贪污”，“没查出张桂全的经济问题：剩下的九个清账代表县里还得逮几个!”
接着，张桂全的四子张四毛气焰嚣张地扬言：“这庄子消停不长，还得有几条人命赔着来!”：
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阴风在小张庄迷漫开来，令人透不过气来。
共产党员张家玉是条硬汉子，积极反映村里加重农民负担问题的有他；清账小组中敢于当面锣对面鼓较真的也是他。张桂全父子对他，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张桂全父子放倒四人后，张桂全的六子张超伟当时曾大声叫嚷：“上张家玉家去，给他斩草除根!”幸亏张家玉当时出村报警去了，并不在家，才幸免一死。但是现在，张家玉发现，他仍然处在凶险之中。在他家的门口和地头，时常有人暗中窥视、盯梢。
张桂全家庭势力的影响依然存在，况且还有张乐义在逃，面对一个同样杀人不眨眼的逃犯，一个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出现的凶手，村民们，特别是受害者家庭，不可能高枕无忧。张桂玉和张桂月那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提到这事就泪流满面，她一个早上痛失两个儿子，孙子还被砍伤，一个原本充满生机的家庭一下就破碎了，更揪心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这场噩梦远没结束。她面色惶恐地说：“没人晚上敢出门，地里的花生大白天也不敢去照看了!”
4 第四种权力，你在哪里
以后事态的发展，就越来越出乎小张庄村民的意外了。
乡里派人威胁被害者家属及现场目击人不许“乱说乱讲”，县有线电视台和省里的报纸把这事说是“错杀”，或是愚氓间的“相互殴打”，这些，其实都不具备法律效力。即便是并不太了解法律的小张庄村民，也知道只有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说了的才真正算数。奇怪的是，案子进入法律程序之后，执法机关却并不完全在依法办事，设在地方的国家法院沦为代表地方特殊利益的地方法院，这就叫小张庄村民感到真正的恐怖与绝望了。
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案子开庭审理，事先根本就没打算要通知被害人，赶听到风声要开庭了，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就连找个律师的时间也没有了。
有着二十五年党龄的村民代表张家玉，以党籍保证，他说检察院自始至终就没人进过庄，也没谁找过他们，更没听说找谁·了解过案发现场的情况，检察院在《起诉书》上都写了哪些事实，无人知道。死者亲人和现场目击人从“小道消息”听说要开庭，慌慌张张地赶去时，也只准带个耳朵“旁听”，没有发言权，而作为被告的张桂全父子居然可以在法庭上交头接耳，这把被害人亲属的脸都气青了。
公开宣判时，被害人亲属同样没得到正式通知，闻讯赶去才知道，作为这场凶杀的主谋和指挥的张桂全、杀死张桂月的张加志被判死刑；而杀死村民代表张桂玉和张洪传的张超伟和张余良，只是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显见缺乏公正。这一判决可以说达到了张桂全“数子之罪由一子承担”的目的。
死者亲属强烈要求看法院的《判决书》，法院不给；他们委托律师去要，法院依然振振有词，就是不给。
固镇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张家玉，是小张庄村民代表中读书最多的一个，他找来国家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研究，发现这部法律的第一百八十二条白纸黑字写着：“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依此国法，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理由不将判决书送达被害人家属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手里。剥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这种合法权利，显然不是可以用“忽略”二字能够解释清楚的。
于是被害者亲属找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省高院，他们终于得到了“蚌检刑诉(1998]21号”的蚌埠市检察院有关这事的《起诉书》。
不看不知道，一看真奇妙：
从《起诉书》上“审查表明”的案件起因中，你压根儿就无法知道被杀害的张桂玉等人是负责清账的村民代表，他们是在行使小张庄八十七户农民赋予的民主权利；而穷凶极恶的张桂全是有预谋地要对村民代表实施十分残酷的报复；更看不到村民们已是不堪重负、村干部为掩盖罪责才是发生这一惨案的最直接原因。始作俑者是张杰，激化矛盾的是张乐义，但《起诉书》在陈述到村民代表张桂玉妻子魏素荣一句并不过分的话之后，跟着就做出结论：“从而引起双方对骂”，似乎引发事端的主要责任在魏素荣。而且《起诉书》竟然没有“审查表明”，原本不是算账小组的张桂全的两个儿子，跟着老子去“算”什么“账”?而这正是此案要害，却被掩盖。
“双方对骂”的内容只字不提，陈述“打架”的过程被“查明”的“事实”居然是：首先拿起凶器的，是村民代表张桂玉和他妻子魏素荣；首先动手的，是村民代表张桂玉和村民代表张洪传；杀人不眨眼的张加志似乎只是因为他发现张桂毛和张洪传二人又是用伞又是用砖头“准备”(“准备”二字妙不可言!)打他的老子张桂全一个人时，他才动刀的；后来发现张桂毛“正压在张乐义身上”，张加志“即向”(“即向”二字亦是煞费苦心!)张桂毛下手的；而被压在身下的杀人凶手张乐义“起身后”(“起身后”三字更可谓用心良苦!)才发难的!
总之，“引起双方对骂”，首先操凶器和最先动手的，不是村民代表就是村民代表的家属，这些算账的村民代表被杀好像是“死有余辜”的!
“审查表明”张桂玉之子张小松的负伤，就更加“有趣”：“张余良从张桂玉手中将木棍夺下，打了张小松一下”。凶犯张余良不过只是用木棍“打了”张小松“一下”，而且那“木棍”还是从张小松的老子那儿“夺下”的。孰不知：“木棍”“打”的这“一下”，在张小松的右膀上留下的却是一个长六十五毫米、深达二十毫米的刀伤，住院长达一月之久伤口才痊愈。《民主与法制》杂志后来将张小松砍成重伤的照片公诸于众，没给这份《起诉书》一点面子。
蚌埠市检察院是把张桂全父子以“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名提起公诉的，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特大凶杀案的性质。因为“伤害罪”是指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而“杀人罪”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即便就是从《起诉书》上提供的“法医鉴定”的事实来看，张洪传因“单刃刺器刺伤胸部至心脏主动脉破裂引起急生(应为‘性’——笔者误)大出血死亡”；张桂毛因“单刃刺器刺伤左背部至左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张桂玉因“单刃刺器刺伤胸部至心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张桂月因“单刃刺器刺伤左胸部至左肺破裂引起急性大出血死亡”。十分明显，凶手无一不是用凶器直掏心窝子!幸免一死的张小松，也是因为他躲开了直接砍向脑袋的菜刀，这一刀才砍在了左膀上。
造成如此残忍的四死一伤的局面，前后居然没用五分钟，怎么就可以得出这些凶手是“损害他人健康的行为”呢?照这么“审查”，天下还有“杀人罪”吗?
张桂全在那个阴冷潮湿的早晨让人毛骨悚然的嘶叫，令在场的所有目击者永世不会忘记：“给我干掉!十二个要算我账的代表都给我杀光!”这是《起诉书》不该遗漏或不敢正视的兽性的嚎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蚌埠市检察院并不是以“杀人罪”起诉张桂全的，但张桂全在听完宣判后竟当庭大骂法官，声言等他儿子出狱后要拿这几位法官开刀!杀人者的气焰如此嚣张，不知《起诉书》上落下姓名的检察官和代理检察官作何感想?
汉朝桓宽著《盐铁论》就曾指出：“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意思是说一个社会并不担心没有法令，而是担心没有坚决执行的法令。无法可以制定，有法而不执法后果不堪设想!
通常我们把党、政、军而外的法律监督权，称为“第四种权力”，因为它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力量。但是，直到今天，许多地方决定诉讼成败官司输赢的，依然还不是案内的是非；神圣不可玷污的法律，其应有的权威还树立不起来；独立办案还常常只是写在纸上的一句承诺。我们的生活与法律之间，有时还有着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在发生作用，使得许多法律还仅仅是一个诱人的美好的愿望。
为制止小张庄的村民进京上访，固镇火车站甚至对购买北京车票的农民严加盘问。·连城郊两个农民只是去京看亲戚顺带看病，也遭到拒绝，二人好生解释，最后确认不是唐南乡的农民，又确实不是为了上访，才得以买票上车。
封锁显然是愚蠢的，也是有限的；天下之大，岂可一禁了之。固镇县唐南乡小张庄发生的血案，终于还是不胫而走，引起了各地媒体广泛的关注。
首先赶到现场采访的，依然是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记者李仁虎和葛仁江采访后写了一篇《张桥村干部如此敛财，一种负担两本账》的新闻报道。虽然只字没提发生在张桥村的“小张庄惨案”，文章中甚至没有多少作者主观的议论，但是，这篇被转发到了全国的新闻报道，却有如“庖丁解牛”，用快刀子割肉，将小张庄所以会发生凶杀案的背景一丝不挂地裸露在国人面前。其叙事的风格，极像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让事实说话。
大量的事实表明，中央划定的是否构成“农民负担”的界线是：“三提五统”不准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百分之五，而这里已明显高达百分之十九点八，接近国家规定的四倍!更为严重的是，明明是在巧取豪夺，却要玩弄掩耳盗铃的伎俩：一种负担两本账。其手段之恶劣可见一斑!其文章最精彩的一笔，还是在村民和村干部贫富差别的交待上，这是一幅绝妙的图画，画龙点睛地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揭示出来。
接着《工商导报》的记者也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张桂全枉杀四人法难容》的文章。
文前特地标出了一行引人注目的提示：“刑期未满，又任村干部；心中有鬼，反对查账目；光天化日之下，竟疯狂行凶，杀死四名查账的村民代表。”可谓一针见血!
只有一点需要更正：枉杀的确是四人，但查账的村民代表只有三人，另一人张桂月只是村民代表张桂玉的兄长。
紧接着《工商文汇报》也在一版显著位置，披露了“固镇发生特大命案”的真实情况。
被严严实实掩盖着的“小张庄惨案”的真相，终于被撬动，射进了几缕温馨的阳光。固镇县委和蚌埠市委一手遮天的神话被击破!
这一年的六月十五日下午二时许，中央电视台四位记者顶着烈日、扛着沉重的摄像器材，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远离公路的小张庄。他们是看到新华社转发全国的那个电讯稿后做出这次专访决定的。进了庄，他们就开始随机采访和录像。
记者首先走进村民黄自先的家，问黄：“你们的负担重不重?”
黄自先显然是有顾虑的，犹豫良久，才说：“确实很重。”他随后找出村里发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以及村组开出的一张张白条子给记者看。
记者提出要见村民代表张家玉，正在田里干活的张家玉被喊回村。张家玉不仅照实说了小张庄“一种负担两本账”的情况，还谈到了村民代表因清查张桂全副村长的贪污账，张桂全父子连杀四人砍伤一人的事件经过。
后来，记者请张家玉带路，他们分别对被杀代表张桂毛、张洪传的两个孤儿进行了采访。
最后记者又让张家玉把他们带到张店凤家，要采访一下这位村支书。不过，当时书记不在家，便决定采访书记老婆陈云侠。不曾想，陈云侠的态度十分恶劣，先是将记者拒之门外，然后，把门一锁，管自扛着锄头扬长而去。记者却并不介意，手中的摄像机也并没有放过这难得的镜头，一直跟拍着她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为止。
记者们刚准备要离开，就发现张店凤推着自行车正巧往家赶来，远远地，他发现一群村民向他喊话，还有人扛着录像机已经对着他，感到不妙，掉头想跑，也许觉得这样子太狼狈，跑了几步又折了回来。
记者迎上去问：“你是这村的书记吗?”
“是。”
“我们想了解你一些问题行吗?”
张店凤显然调整好了情绪：“行，回家谈。”他答得十分爽快。可走到家门口才注意到门上挂着锁，钥匙也被老婆带走了，很是尴尬。
记者于是就在门口进行了采访：“你们村的账目都公开吗?”张店凤接口说：“公开，全公开。日清月结。每个月的五号张榜公布。”记者问道：“张榜都贴在什么地方?”张跟着就说：“三个自然庄都贴。”记者盯住不放，又问：“贴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了吗?”张顿了一下，这才说：“我没看见，反正我都安排了。”
记者露出了几分幽默，正准备再问，在场围观的村民见张店风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都忍不住笑起来。笑声中，不知谁大嗓门叫了一声：“书记胡说!”张店凤顿然变了脸色，怒气冲冲地逼视着在场的村民。
村民代表张家玉这时站了出来，当着张店凤，毫无惧色地走向摄像机的镜头，实话实说：“我们小张庄就从未看见张贴过公开的账目!”张店风一听，咬牙切齿地指着张家玉说：“你张家玉还是不是个共产党员?你失职!张贴你看不见，这不是失职是什么!”
在张店凤看来，村里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五条件地和他这位村支书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否则，就是不称职。
中央电视台来人的当天，已经是深夜两点多钟了，唐南乡一位领导还把电话打到村支书记张店凤家里，询问记者进庄后采访了哪些人?调查了一些什么事?有没有谁说了清账的村民代表被杀的事?
如临大敌。
第三天大清早，村委会主任张风知跳出来开骂了。这位文盲主任在村里的广播大喇叭中喊道：“有个别共产党员，弄几个臭记者来采访，说我们搞的都是假的；还弄来个中央‘焦点访谈’记者，‘焦点访谈’不‘焦点访谈’，我看这是有些群众在起哄!我让你们好好在下边起哄，到时查出来非得治你不可!”他把广播喇叭的音量调得很大，他的嗓门就更大，哇啦哇啦的大喊大叫，震耳欲聋。村民们刚从睡梦中醒来，听着这样一个大字不识的“村长”在广播里张牙舞爪，真不知小张庄究竟是谁家的天下了。
六月二十日晚，中央电视台就在《社会经纬》的栏目中，把小张庄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予以“曝光”，在全国范围产生影响。几乎是前脚跟后脚地，《南方周末》也拿出头版一整版的版面，直击小张庄惨案，发表了记者朱强的长篇报道：《五父子称霸固镇小张庄，四村民查账惹杀身之祸》。且图文并茂地配发了评论与漫画，漫画作者方唐，画得简约而辛辣：一个村委会领导人物酒醉饭饱之后，从放着酒瓶的办公桌子上，不可一世地又踏到诚惶诚恐向他顶礼膜拜的村民头上和身上，嘴巴里烟囱似的喷吐着云雾。评论文章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印之手，他的震惊愤慨之情跃然纸上：“我们有一个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中央政府，又毕竟处于文明时代，怎能容忍恶势力猖狂!”不过，他提出：“对一切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法规的村干部坚决予以制裁，这当然是需要的，而且也会有一定的效果，但这只是治标的办法，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需要让农民富裕起来，让农民拥有组织自己的能力，并给农民的组织以合法地位，使农民有力量抗衡乡村权势阶层。”
这期间，《民主与法制》杂志社郑苏、福殿和成远三位记者，也从“民主”与“法制”特有的视角，深入到小张庄，并于这一年的第十七期刊出现场纪实报道。题目极平实：《村民代表查账惨遭毒手》，文章却写得内容详实、引人人胜，不乏雄辩之笔、警策之句。令三人甚为诧异和不可思议的是，直到他们采访之时，潜逃在外的张乐义使用过的那把带血的杀人凶器，依然静静躺在溧涧村医院办公室的抽屉里，一直无人问津。是他们，把拍到的这张照片，触目惊心地展示于世人。
随着各种新闻媒体的相继介入，特别是在全国极有影响的几家报纸杂志的轮番轰炸，小张庄村民代表因为行使自己民主权利惨遭杀害的真相再也捂不住了，事情才渐渐有了转机。
人们首先看到，唐南乡政府派人把张洪传的两个孤儿接到了乡里的敬老院。
接着，这一年的旧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固镇县政府安排给遭难的几家每家发了一百元的慰问金。
午收大忙时节，固镇县委机关下来了几位同志，帮助几户受害者家庭抢收麦子。他们从上午一直干到下午一点多钟，没吃农民一口饭，没喝农民一碗水，这让死难者的家属多少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一丝温暖。
一九九八年九月八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桂全父子一案下达了终审裁定。终审《裁定书》上“审理查明”的“事实”，其实与蚌埠市检察院《起诉书》上当初“审查表明”的“事实”并没有多大改变，这使得小张庄广大村民再一次对中国的法治产生失望。
不过，有一点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这就是省高院终于裁定张桂全父子“不存在防卫问题”，亦非“伤害(致人死亡)罪”；“张桂全、张加志、张超伟、张余良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故意杀人的主观故意明确，诉称其没有杀人故意的理由无事实根据，不能采信”。
这让小张庄已经十分失望的八十七户农民，终于感到了一点欣慰。
第三章 漫漫上访路
1享受冷漠
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这是共和国第四十五个诞辰。到处是欢歌笑语，到处是火爆的鞭炮声，安徽省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村民王俊彬，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里是河南省沈丘县留府镇李大庄，虽然离他的家乡只是近在咫尺，他却是有家不能归。
临泉县公安局于两个月前的七月三十日，下达了《关于敦促王俊斌等违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通知》，《通知》上虽把他的名字都给写错了，但他十分清楚，随着这个《通知》的到处散发，他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声辩权，他已不可能再回临泉县申诉自己的冤情，回去申诉无疑等于自投罗网，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更让他感到伤心、震惊的是，二十多天之前，临泉县纪检委又做出了《关于开除王俊彬党籍的决定》。
他带人找党的上级组织，要求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其后果却是开除出党!这是最叫他想不通，也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事情走到这一步，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痛切地感到：今天的农民，不仅面临着物资匮乏的困扰，还将承受着从精神到心理上的巨大的压力。虽然农民有许多话想说，可是让农民说话的渠道并不畅通，民意和民情还无法能够得到正常表达，难怪一些地方有的农民不得不将早已“站起来了”的身子，又在“父母官”面前屈膝下跪；有的甚至不得不采取古人“冒死拦轿”的办法，在公路上拦截领导的车队喊冤。
“文革”结束那年才六岁的王俊彬，是在铺着阳光的新时期的大道上无忧无虑地走过来的，接受的教育中，除了改革、开放，就是民主与法制。十八岁那年，高中还没毕业呢，他就响应祖国的召唤，走进了军营，从此又多了几分军人的奉献精神。特别是当他在党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向党宣誓，更懂得随时随地维护党的决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个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今天的王俊彬，显然不会像有的农民那样向谁屈膝下跪，他认为民主的权利不是靠谁恩赐的，他当然也不会去干出那种“冒死拦轿”的事情，他知道自己什么都丧失了，惟独没有丧失的是民主的权利。
他要申诉。
虽然他还并不清楚向哪一个具体的部门主张自己的权利更为合适，他却毫不犹豫地在纸的上端写出“诉状”二字。
尽管他知道被申诉人一般只应该是部门的法人代表，一个党的县委书记不可能成为被告，但他不管这些，依然坚定不移地在“被申诉人”下面，写上张西德的名字。他认为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在那起性质恶劣的“白庙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临泉县隶属被称作安徽“西伯利亚”的阜阳地区。这是饱经历史沧桑的一块土地，黄河无数次溺辱过它，留下了无边的淤泥沙土，成为著名的黄泛区。当年刘邓大军突破敌人的黄河天堑防线，千里挺进大别山，就是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揭开了解放战争大反攻的序幕的。今天，天性淳朴的临泉人民，凭着勤劳的双手，正在改变着家乡的面貌，但由于人口的众多，一个小小的平原县，竟拥有一百八十多万人，堪称“华夏第一县”；再加上交通闭塞，土地瘠薄，至今仍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县。王俊彬就出生在这个贫困县最贫困的白庙镇。
我们是事隔六年后的二OO一年的冬天走进那片土地的，那里的贫穷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路看过去，没有一家乡镇企业，田里种的全是清一色的大葱和大白菜，很多年以来，这里的农民就靠种大葱和大白菜为生。在村庄旁边不远，有一条公路直通外省，路两边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大葱，等着过往的司机顺便买走。我们一问价钱，不免吃了一惊，一斤仅卖六分钱，一板车葱也就抵个两三元钱；大白菜价钱稍微好一点，也只卖到一斤一角钱。然而，就是这么便宜的蔬菜，种菜的人还舍不得吃。我们进村的时候，看见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农民端着碗蹲在门口吃饭，碗里只有饭，没有莱，我们问他，这么便宜的大白菜为什么自己不炒点吃，他说了一句令我们心酸不已的话：“我吃掉一斤不就少赚了一毛钱吗?”
二OO一年的白庙尚且如此贫穷，六年之前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听他们介绍，那时白庙镇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二百七十四元，就是说，每人每天的收人不过八毛钱，谁都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尽管已经贫困到了这个地步，县、镇、村还是层层加码，不断地把各种各样的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强加到村民的头上，而绝大多数的村民对这种巧取豪夺却只是敢怒不敢言。
这天，王俊彬找到王向东和王洪超，他觉得总要有人敢站出来替大伙说句公道话。王向东和王洪超，也都是村里思想比较活跃的年轻人，特别是王洪超，提到乱摊派，他就恼得直摔头，简直就是深恶痛绝。 、
王洪超的岳父是乡村中比较有商品头脑的精明人，除了种庄稼，农闲时就走村串乡去卖老鼠药，这行当成本不多，收入却是可以的。王洪超早已看出，光靠种庄稼日子过得太艰难，就跟着岳父去卖老鼠药。一天，正赶在王洪超外出卖药，村支书高建军带着苛捐杂税的突击队，大呼小叫地摸上门，每家要收六块钱的“建校费”。村里学校校舍好好儿的，没有一间危房，怎么又冒出个“建校费”呢?王洪超的母亲想不明白，也掏不出这六块钱，就说：“洪超不在，改天再交吧。”。话音刚落，高建军搬起电视机就走。王母一看，忙追出门说：“家里没人，你们这么搬东西，合来不合来呀?”她说的是当地话，是在查问村支书这么干“划算不划算”。
因为高建军与王洪超还有一层亲戚关系，她想不到高建军当上了支书就会干出这种翻脸不认人的事来。谁知，高建军理也不理，扬长而；去。
王洪超后来知道村支书抱电视机的事，气；得直骂娘。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三人一合计，决定先去镇里讨个说法。当时，他们三个人想得都过于简单：既然有党的“减负”政策，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再说向上级机关反映下情，这也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
他们差不多是怀着无比信赖的心情，去找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王俊彬更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去寻求组织上的帮助的。他们永远记住了那个日子：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天，让他们刻骨铭心，在镇党委办公室，他们终于懂得了什么叫“推诿”，什么叫“糊弄”，什么叫“对人民群众感情麻木”。
镇党委书记韩春生的不闻不问，助长了村支书高建军的肆无忌惮。当高建军得知王洪超把他抱走电视机的事情也告到了镇里，恼羞成怒，不仅拒不归还，还再次明目张胆地闯进王家，又推走了他家一辆自行车。
欠交所谓的六块钱的“建校费”，竟然抱走一台电视机还觉不够，又推走人家自行车，这事显然做得太过分，一下激起了公愤。于是，更多的村民站了出来。纷纷向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提供村干部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的人证物证。
我们在王洪超家就见到过当年村民们的三份证据。一份是盖有“临泉县白庙镇人民政府’：大印的“农民负担税费卡”，卡上承包耕地的亩数明显有改动的痕迹，而且，是一改再改，由最初的“六亩四七”改作“六亩八五”，涂抹了之后，又写成“六亩八七”。涂改承包耕地亩数的目的，不言而喻，是为提高“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以及其他各项应交的税金。至于卡上填写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的数字，更是叫人雾里看花：两组十四项“应付费用”款，数字是十分具体的，但其中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村民交这么多?谁也说不清。总之，十四项钱款加起来，应该是九十三元一角整，“合计”栏里也是这么填写的，却不知为什么，又用红笔给杠掉，改成了九十一元五角六分。在另一份盖有“临泉县白庙镇邵营村民委员会”大印的“农民承担费用收款收据”上，“乡统筹村提留”的九十三元一角整，又变成了九十一元四角七分。看上去，越改收的钱款越少了，而且收款人还在这份收据的空白处写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依此据为准其他单据作废。”就是说，再加上“应交”的税金，这户农民总共就交了一百四十元三角六分。然而，富于讽刺意味的是，这户农民提供出的又一张油印的“邵营行政村农户一九九三年午季交款通知单”，无疑应该被看做是“作废”的“其他单据”，“通知单”上通知午季必须交纳的竟是一百八十四元零一分!他“承包耕地”的数字不仅又变成了“六亩八八”，应交税金也由四十八元八角九分变成了一百五十五元二角七分!
一份“税费卡”，两本不同的账。一本是要村民如数交纳的，一文钱不能少；一本是写在纸上专门给上边来人检查用的。掩耳盗铃，欺上瞒下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
王俊彬、王向东和王洪超掌握了村民们提供的这许多证据，更坚定了上访的信心。由于镇里对村干部的问题极力包庇，他们不得不“越级上访”，这以后就找到了县里。
使他们大感意外的是，在县里，他们遇到的竟然也全是冷冰冰的面孔。
于是，三人横下一条心，决定去找一把手。
“我们要见张西德同志。”他们认为，县委书记是全县党组织中最高的领导，党性肯定也是最高的，不会看着下边公开违背党的减负政策不管不问的。
但是办公室的同志诧异地抬起头，发现闯进来的是几个农民模样的年轻人，很不耐烦地说：“知道张西德是谁吗?”
“县委书记呀!”
“你们是哪里的?”
“白庙王营的。”
对方一听就奚落道：“县委书记也是你们随随便便就可以见的吗?王营村的事，你们应该找白庙镇党委和政府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