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吴！你一片好心我都领了。可是我不能这样嘛！我是个土包子老百姓，只念过三天两后晌的书。我的开展就在这土疙瘩林里呢！你是个知识人，你应该做更大的事，你不应该一辈子屈在咱南马河的乡山圪劳里！国家总有一天会叫你去办更适合你干的事！你要是和我结了婚，也就等于我把你害了。现在全公社都在传你和我的谣言，我和我妈急得哭了几回鼻子。前几天我们母子俩商量了一下，托我大舅在他们村给我介绍了个媳妇，昨天女方已经来了我家，我们已经订了婚了。我们还备办了一点酒菜。准备明天请公社和村里的一些人吃喝一下，把这事明了，也就等于堵那些造谣人的嘴。
你受气已经受得太多了，怎能因为我再叫你受气哩！”
接下来，就听到吴月琴像孩子般没有任何节制地呜咽……冯国斌浑身的血直往头上涌来。他猛然感到一阵眩晕。他跌跌撞撞地来到院当中一棵老槐树下，把那黑苍苍的脸靠在冰凉粗糙的权杆上。两颗如此年轻而纯真的心，感动得全鼻根一阵又一阵发酸。
屋里，吴月琴的哭声停止了。她呢呢喃喃地说：“运生，你真好。你太好了，运生！我要像亲哥哥一样看待你；你妈就是我的亲妈妈，我就是她的亲闺女，也是你的亲妹妹……亲的……”这时候，运生却哭开了。小伙子的哭声尽管有节制，但听得出那粗壮的男音一声声都是从肺腑里涌出来的。冯国斌急骤地迈动着粗而短的双腿，走出小学校的院子。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那道伤疤也变成紫红色。他的神态就像护犊的老牛那般愤怒。他觉得社会上有一些坏蛋在坑害这些娃娃！如果现在一伸手就能抓住这些坏蛋的话，他马上就会用那握过老镢头的手，把他们的脖子卡断！同时也想到，在这些娃娃受磨难的时候，他却没有帮扶地们一把，心像刀扎一般难受！
“他妈的！”他走到河湾里，对着月光下的大山狠狠地咒骂了一句。接着像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双手从路边举起一块大石头，“咚”一声，扔进了路下边的一个深水潭里。
他用袖口擦了擦溅在黑脸上的水珠子，扯开大步向公社走去。
冯国斌在自己的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子，门也没锁，就蹬上自行车向县城奔去。
两小时后，他出现在县委书记张华的办公室里。
县委书记正在铺床，看来准备要睡觉。冯国斌此刻的到来，显然使他吃了一惊。他愣了一下，很快笑着迎上去，叫道：“哎呀！你这个家伙！黑天半夜像一头狗熊一样闯进来，把人吓一跳！怎搞的，忙得连头发都顾不得理一下吗？”冯国斌牙一龇，算是对这个玩笑的回答。他提起暖水瓶，在书记喝剩的半缸子茶里倒满水，端起来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嘴角上还粘了一片茶叶。
张华端出糖盒递到他面前。他伸手抓了两块，笨拙地剥掉纸，把两块糖都扔进嘴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嚼起来，看来他十分疲倦，暂时不想开口说什么。
张华微笑着盯着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圈椅里。县委书记个头高大，穿一套松松垮垮的衣。大背头黑油油的；开阔的前额在灯下闪着光泽。他神态安详，给人一种学者印象。只有那张被太阳黑了的脸，说明这是一个长期搞农村工作的人。他亲热地盯了一会冯国斌，才开口说：“大概是为停职的事来的吧？好一个‘黑煞神’！地委的通知十七个公社都不敢顶，你这个灰汉给顶住了！怎么，现在吃不消了吗？”书记从圈椅里站起来，点了一根纸烟，慢慢踱了两步，站定，表情很严肃地说：“其实，这根本没啥了不起！当然，地委发了文件，我不能再发个文件和他们唱对台戏，这是组织原则问题。不过，我心里倒希望全县十八个公社书记都像你那样给顶住！啥弄法嘛！农民的胳膊腿已经绑得够死了，连赶集也要限制、干涉，简直是岂有此理！你不要紧张，我给地委记已经撒了谎，说当时考虑你们那里情况特殊，是我点头让你们维持原状的，要停先停我的职！”
冯国斌的嘴巴停止了嚼动。他目光深沉地看了一眼县委书记，随后干脆把嘴里的糖块一下子咽了。他摸出旱烟锅点着，狠狠喷了一口，才说：“我不是为自己的事来找你的。停职我不怕！最多把‘乌纱帽’抹了，老镢把大概夺不走！我今天主要是为吴月琴的事来找你的。”
张华好像没听过这个陌生的名字，想了一想，才说：“噢，就是你们公社那个调皮捣蛋的女知青吗？很有点名气。她又怎啦。”
冯国斌长出了一口气。
“我们都不了解她。这是个很优秀的青年。我佩服你，你的下级出了事，你就一下子关心到他的命运了。我缺乏的正是这点。粗手大脚地只顾工作，对同志、对同志的命运关心得太少了……关于吴月琴的详细情况我就不说了，今年的大学招生已经完毕，但地区师范学校的招生刚开始，你能不能给文教局写个条子，你不要去，我拿着去找他们，让他们无论如何照顾一下，把吴月琴推荐去。她多才多艺，品行端正，在我们的土圪劳里窝了六年……唉，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糟践人才的！”
张华一直认真地听他说话。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位’黑煞神”说话这么温情。
县委书记也不再追问事情的原委。他略微思索了一下，很快拿起笔，写了一个便函递给冯国斌。
冯国斌拿起这页纸就起身，张华让他再坐一会也不肯。书记深刻了解他的这位脾气古怪的下级，也不强留，便用一条胳膊亲热地搂着他的肩头，送他到大门口。一路上，书记问他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话对他说。冯国斌抬起头，严厉地盯着他，说：“最重要的是上地区给咱把‘高征购’顶住！上面那几位老爷头昏了，好像不是农民养的，把农民往死路上逼哩！”
他的秀粗鲁的话引得县委书记仰头大笑了。书记用手捏了一下他那生铁疙瘩般的肩头，说：’看你呆头呆脑的，可总是一下就提到壶系上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不过，老冯啊！
你可不敢什么事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话啊！这可是你的老毛病！不要忘了你是个共产党员！”
冯国斌在县委书记的臂弯里咧开嘴嘿嘿地笑了，笑得像孩子一般天真。
五
经过昨天晚上一场感情的大激荡以后，吴月琴的内心平静了。她的一切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但精神上却经历了一次庄严的洗礼。她从运生和运生的妈妈身上，看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这些品质是什么恶势力都无法摧毁和扭歪歪的。这些泥手泥脚的人，就是地做人的师表！她不想再抱怨生活对她的不公平了，而要求自己在这不公平的遭遇中认真生活，以无愧于养育自己的土地和乡亲。她要一生一世报答这些深情厚谊！
她好像一下子老成了。那双春波荡漾的眼睛一夜间变得像秋水一般深沉。她把那条为了在寂莫无聊中寻求刺激而胡乱做成的所谓“吹鼓手裤”，悄悄寒到箱子底下，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学生装。
早晨，她去井边挑水。杨立孝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几乎是对着她喊：“哎呀！小吴，你知道不，冯国斌为咱社的自由集市问题塌台了！地委已经停了他的职，叫他检查，他又不检查，人家工作组又上去反映去了！他慌了，昨天晚上连夜骑了个车子直奔县上，大概是抱张华那条粗腿去了！哈，还留了个条子，说今早上就回来呀！看慌成啥了！他前几天不是还板着脸刮你吗？现在轮到人家刮他啦！”
吴月琴看见他对别人的不幸如此幸灾乐祸，心里气愤极。平时他不是对冯书记那么尊敬和恭顺吗？老冯现在倒了霉，他就变成了这么一副嘴脸！
杨立孝原以为吴月琴听了他的话一定会笑逐颜开，想不到她那么厌恶地对他板着脸。他感到秀不自在，抬脚晃手地走了。
吴月琴咬着嘴唇，怔怔地立在井台上，忘了打水。前几天她已经听到了关于老冯的情况。她当时认为老冯这个硬汉子是不会屈服的，别有用心的人也把他怎么不了。现在她听说冯书记本人也为这事慌了，并且连夜骑车上了县委，感到非常吃惊。
上次老冯虽然训了她一顿，但她不记恨。相反，后来细细一问味，她反倒在心里尊敬他，虽然第一打交道，又那么不和气，但她马上感觉到这是一个直心肠的好人。她喜欢这种性格的人。她觉得在他面前，自己什么话都可以倒出来。她又想到这个没明没黑地为老百姓操劳，像一头又倔又吃苦的老牛，还得时间两只角顶碰各种各样的压力。他目前倒了霉，但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倒霉的人活该！他是为了全公社的老百姓才受到这样的打击。他是为大家受了苦。而他现在的心情又这样焦灼，说明事态也许已经很严重了。
她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应该立刻去找他。她上次对他太不礼貌了。她强烈地产生了要向他道歉的愿望，并且也想给他说些宽心的话，叫他不要熬煎，老百姓是站在他一边的！她吃完早饭过了好一会，估计老冯大概已人县上回来了，就匆匆到公社去找他。
她到了公社，却扑了个空。老冯没回来。事情是不是真的严重了呢？
她十分不安地出了公社的院门洞，忍不住向通往县城的公路上眺望。不知为什么，他固执地想很快见见他，给他说几句宽心话，好像她的几句话就能把厄运中的冯书记救出来。
她索性顺公路往前慢慢走去。她甚至孩子气地想：如果能把脚下这颗小石子一脚踢到前边那个小土坑里，冯书记就会马上回来；如果踢不进，今天就不回来。于是，她就提心吊胆地躲这颗小石子，真的像这颗小石子能决定冯书记回来不回来似的。
小石子没踢到土坑里去，她失望地叹了一口气。正准备返回去，却发现远处拐弯的地方闪出一辆自行车。她紧张地盯了一会，高兴得咧嘴一笑，是老冯回来了！她心里想，刚才说错了，应该是小石子踢不进土坑里，冯书记就马上回来。
满头大汗的冯国斌看见吴月琴，从车子上跳下来，毫异而兴奋地问：“你在这里干啥呢？”
吴月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很直率地说：“我在等您！”“有什么事吗？”冯国斌撑起车子，问。
“没。冯书记！我想……佻不要熬煎！您没错！您是好人！您放宽心！您……”她原来准备好的一摊话，此刻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她甚至忘了首先应该为上次的事给他道歉。
但是，冯国斌在她一串急促的短句中，已经全部感受到了这个女孩子的一片赤诚之心。
他抹了一把黑汗滚淌的脸，温厚地看着她，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湿润润的。他感动地想：“这个女孩子是多么需要人安慰啊！可是她却安慰别人……他略微考虑了一下，然后说：“你回去很快准备一下，到地区师范学校上学去。我这次到县里，就是专门为你办这事的。”
吴月琴的脸一下子变得很苍白。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她脑子轰地点着了一团火！啊，几年来，谁告诉过关于她的好消息呢？作梦也梦不见会有这么好的事！她吃惊地站了一会，一转身，双手捂住脸哭了。
冯国斌望了望她剧烈耸动的肩膀，用粗硬的手指头抹了抹自己的眼角，默然地把目光投向黄绿相间的远山。吴月琴转过身来，捂着脸的双手垂落了，语气坚定地说：“不！老冯，我不能去！我看见了您的一颗纯正善良的心！正因为这，我不愿让您为我受连累！您目前的处境这么困难，那些不存好心的人，肯定又要利用这事做文章，说您为我走后门……再说，我也不愿用这种方式去上学，以改变自己的处境；我要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心灵，自己的努力，去争得自己的进步和前程，您答应我吧！我已经决定了。”冯国斌听完她激动的表白，脸上顿时显出庄严的神色。他背抄起手，在公路上来回走了几匝，然后站定，望着等待他作出回答的那张激动的脸，说：“如果因为前面的理由不去，这完全用不着你操心；如果是因为后边的理由不去，那我没有话说。但是，我要对你说，孩子，我是真心实意地想为你做点事，以弥补我以前对你的不能饶恕的过失。但我又是多么愿意听到你后面所说的那些话啊！是的，一个人能这样想，就是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开了真正的一步！”
“老冯，您的这些话我会记着的。反正我不去了。您就答应我吧！”
冯国斌黑苍苍的脸上露出了父亲对儿女的那种满意的笑容，说：“那好吧！咱们回去。”
他推着自行车，她跟在他身旁。一老一少迎着升高了的太阳向公社走去。秋天的原野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派斑谰的色彩。人们用心血浇灌的果实已经成熟——收获的季节就要来临了！
两年以后——一九七七年。
又是一个秋收的季节。吴月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首都一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同时，冯国斌也提为县革委会的副主任。本来，老冯的调令早下了，但他一直磨蹭着没办手续。他要等着吴月琴。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黄灿灿的阳光照耀着五彩缤纷的田野。人们在公社的院子里围着眼邓将出发的吴月琴。已经当了爸爸的运生，兴奋地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台上——他要亲自送吴月琴到县城的汽车站去。村里的人几乎都来送她了。媳妇们和老婆婆们争相拉着她的手。
抚摸她。学校的孩子们舍不得吴老师，一个个哭得眼泪汪汪的。吴月琴把运生媳妇怀里的娃娃亲了又亲，然后伏在运生妈妈的胸前哭了。运生妈妈抚摸着她的关发，老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淌。
冯国斌走不进入圈里，站在门台上吧吧地抽着旱烟，握烟锅的手在微微颤抖着。
吴月琴看见了他，快步跑过去。
她站在他面前，脸上挂着泪珠，笑盈盈地看着了。她从黄书包里抽出一个封着的纸卷，双手递到他面前，说：“老冯，这送您留个纪念吧！您还记得两年前我给您念过的一首儿歌吗？您一定记得！我就是根据那首歌的意境画了这张国画。多年不画，手笨得要命。画得不好，您不要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冯国斌接过这卷画，厚厚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满怀厚爱地瞥了她一眼，像父亲对出远门的孩子那样嘱咐她：“路上多加小心，别感冒了；到了北京不要忘了给我写信。”
“一定。”
“好，再见。”
他伸出粗大的手握了握她的手，便匆匆转身走回自己的房子。吴月琴心中猜：他大概是不愿亲眼看见她走——这些事上，也表现出他那特殊的脾气！她深沉地望了一眼他所住的那间房子，便向拖拉机那边跑去了。
冯国斌回到屋子，背抄着手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在窗前。他听见拖拉机发动了，走了，远了……现在，他打开那张画，小心翼翼地把它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然后退后几步，点着一锅烟抽着，长久地盯着这幅画：苍劲的青松，挺拢在蓝天白云之中；树下一朵小小的红花，开得正艳。画的左侧，秀丽的草书竖写着一行字：青松与小红花。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三章
田晓霞静静地立在黄原地委门口，一直目送着孙少平的背影消失在北大街的尽头。
暮色已经临近，满城亮起了耀眼的灯火。不远处的电影院刚刚散场，清冷的街道顿时出现了喧闹。嘈杂的人群散乱地流向东西南北，街巷中自行车的铃声响个不停。
片刻功夫，大街上重新安静了。雨已停歇，满天破碎的云彩象溃退的队伍似的在暗夜中向南逃遁。四面的群山只能模糊地分辨出一些轮廓。
田晓霞心绪极其纷乱，一时无心回家去。
她索性离开地委大门口，来到了街道上。她在人行道梧桐树下的暗影里，慢慢地遛达着，情不自禁向北走去。说来奇怪，她怀着某种侥幸，希望孙少平还能在这条路上转回来。
她现在才觉得，她和少平两年后第一次相遇，几乎没有交谈多少。他倒说了一些，她几乎没说什么。唉，实际上，她刚看见少平时，感到又陌生又震惊，简直顾不上说什么！是的，孙少平已经变了，变得让她几乎都认不出来了。这倒不是说他的模样变了——模样的确也变了，但主要的变化并不是他的外表。
师专以后，本来她已经习惯于同周围的那些男男女女相处。她认为自己也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尽管她仍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但基本上和新的环境融为一体。过去的一切，包括中学时期的朋友，渐渐地开始淡忘；而将自己的生活迅速地投入到另外一个天地。国家在多少年禁锢以后，许多似乎天经地义的观念一个个被推倒；新的思潮象洪水一般涌来，令人目不暇接。她整天兴奋地沉醉于和同学们交换各种信息，辩论各种问题；回家以后，又和父母亲唇枪舌战一番。她周围的青年，一个个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雄辩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思想一个比一个解放，幻想一个比一个高远，对社会流弊的抨击一个比一个猛烈。他们学习刻苦钻研，吃穿日新月异，玩起来又痛快淋漓……可是，她猛然间发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同龄人。
孙少平和过去有什么不同？从外表看，他脸色严峻，粗胳膊壮腿，已经是一副十足的男子汉架式。他仍然象中学时那样忧郁，衣服也和那时一样破烂。但是，和过去不同的是，他已经开始独立地生活，独立地思考，并且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奋斗之路。说实话，尽管她以前对这个人另眼相看，认为他身上有许多不一般的东西，但上大学后，她似乎认定，孙少平最终不会逃脱大多数农村学生的命运：建家立业，生儿育女，在广阔天地自得其乐。现在农村政策宽了，象少平这样的人，在农民中间肯定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说不定会发家致富，成为村民们羡慕不已的“冒尖户”。记得高中毕业时，她还对他说过，希望他千万不能变成个世俗的农民，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此，在少平回村的那两年里，她不断给他奇书和《参考消息》，并竭力提示他不要丧失远大理想……后来，她才渐渐认识到，实际生活是冷酷的；因为种种原因，这些不能进入大学门，又进入不了公家门的农村青年，即是性格非凡，天赋很高，到头来仍然会被环境所征服。当然，不是说农村就一定干不出什么名堂；主要是精神境界很可能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所淹没……尽管田晓霞如此推断了孙少平未来的命运，但出于中学时期深切的友谊，上大学后，她还不准备断绝和少平的联系。只是她一年前写信给他以后，他再没有给她回信，她这才在遗憾之中似乎也感到了某种解脱。她一生不会忘记这个少年时期的朋友；但她知道，她也许在今后的岁月中甚至不会再和他相遇，充其量只是在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往日的朋友……可是，她今天无意中在黄原街头碰见了他。
莎士比亚是她崇拜和敬仰的作家，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电影《王子复仇记》在黄原放映第一场，她就去看了。看了一遍还不过瘾，碰巧今天有一张票，她就准备再看第二抄…结果，便在人丛中发现了蓬头垢面、一身褴褛的孙少平。从把他引到父亲的办公室到刚才送走他，几个小时中，她都震惊得有些恍惚，如同电影中哈姆雷特看见了父亲的鬼魂……现在，她一个人漫游在夜晚的黄原街头，细细思索着孙少平这个人和他的道路。她从他的谈吐中，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对生活有了独特理解的人。
是的，他在我们的时代属于这样的青年：有文化，但没有幸运地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因此似乎没有充分的条件直接参与到目前社会发展的主潮之中。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生活天地里。因此，他们往往带着一种悲壮的激情，在一条最为艰难的道路上进行人生的搏斗。他们顾不得高谈阔论或愤世嫉俗地忧患人类的命运。他们首先得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同时也放弃最主要的精神追求；他们既不鄙视普通人的世俗生活，但又竭力使自己对生活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在田晓霞的眼里，孙少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她十分饮佩的人物。过去，都是她“教导”他，现在，他倒给她带来了许多对生活新鲜的看法和理解。尽管生活逼迫他走了这样一条艰苦的道路，但这却是很不平凡的。她马上为在自己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骄傲。她想她要全力帮助他。毫无疑问，生活不会使她也走和他相同的道路——她不可能脱离她的世界。但她完全理解孙少平的所作所为。她兴奋的是，孙少平为她的生活环境树立了一个“对应物”；或者说给她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坐标”。
田晓霞不知不觉已经遛达到了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现在她不再幻想少平还会调过头来找她——这已经是夜晚了。她于是调过头，又慢慢往回遛达。
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了，路灯在水迹斑斑的街面上投下长长的光影。对面山上，立锥似的九级古塔在朦胧中直指乱云翻飞的夜空。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清冷的风吹过远山的树林，掀起一阵喧哗。黄原河雄浑的涛声和小南河朗朗的流水声，听起来象二重奏……她也忍不住唱起来——快乐的风啊，你给我们唱个歌吧！
快乐的风啊！
你吹遍全世界的高山和海洋，全球都听到你的歌声。
唱吧，风呀！
对着险峻的山峰，对着神秘的海洋，对着鸟雀的细语，对着蔚蓝的天际，对着勇敢伟大的人物。
谁要是能够为胜利而奋斗，就让他同我们齐歌唱。
谁要快乐就能微笑，谁要做就能成功，谁要寻找就能得到……这是苏联电影《格兰特船长的孩子们》中的插曲。她没有看过这电影，但喜欢唱这首歌。
田晓霞怀着兴奋的心情，随着自己的歌声，脚步竟渐渐变成了进行式。她穿过空荡荡的街道往家里走去。她觉得她和少平的交往将会带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可能象浪漫小说中描写的故事一样——想到这点使她更加激动！
她回到家后，六间房子有一间亮着灯光，说明只有外祖父一个人在家。父亲下乡没有回来，母亲在医院值夜班。润叶姐在团地委办公室住，通常都不回家来。
她听见爷爷在房子里说话。她以为来了客人，但仔细一听，原来是他在数落那只老黑猫——说它最近挑肥拣瘦，只想吃肉不啃骨头；老黑猫只用“喵呜”来回答他的指责。
晓霞在走道时舌头一吐，忍不住笑了。家里人都忙，经常顾不上和爷爷拉拉话，他就整天和那只猫唠唠叨叨说个没完。
她不准备打断他们的“交谈”，就悄悄溜进了自己的房子。她拉亮灯，一个人坐在那张小桌子前，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地呆一会。
她的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一只小皮箱。房间是洁净的，但比一般女孩子的房间要乱一些。书和一些零七碎八放得极没有条理；墙壁上光秃秃的，也不挂个塑料娃娃或其它什么小玩艺。只是小桌子正中的墙上，钉着一小幅列宾的油画《伏尔加纤夫》——大概是从什么杂志上剪下来的。
田晓霞静静地坐了一会，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开始记日记。她一直坚持写日记——不过她的日记连父母亲都不让看。她今天主要记叙了她见孙少平的情况和感受。
让完日记后，她突然心血来潮地想，下次见少平，要把墙上这幅《伏尔加纤夫》送给他：她觉得这幅小画让少平保存是很合适的。
洗漱以后，她就上了床。
她很久睡不着。思绪极其活跃——也不是全想孙少平的事。她为睡不着而急躁，而越急躁越睡不着。她第一次尝到失眠是什么滋味。她急得拿被子把头蒙起来。真急人！明早上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由著名唐宋文学专家顾尔纯副教授讲杜甫的诗。顾教授就是中学时少平班上顾养民的父亲。教授虽然担当师专副校长职务，但一直代课。他讲唐宋文学很受同学们欢迎；除过学问精深，还有诗人的激情——讲到激动之处，常常声泪俱下……她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睡着了……一个星期以后，田晓霞就激动地等待另一个星期六的到来。
她现在除过象以往一样在学校正常地对待一切，当然又多了一层说不出的心思。她眼前不时晃动着孙少平的影子。她急切地想见到他。她已经在学校图书馆为他借好了不少书，其中有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巴尔扎克的《欧也尼·葛朗台》，另外，她还从父亲的书架上“偷”出来内部发行的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她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后来，她又狡猾地想：要是把这么多书一次给了他，那他就不需要两个星期来找她一次了！
她决定一次只给他带两本。
星期四下午没课。中午她在学校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躺了一会，就起身回家。
出学校大门不久，她发现黄原河对岸的一个小湾里，似乎有许多匠人在打石头。其实，这些石匠早就在那里，只是她以前从不留心罢了——不只是她，城里的所有市民谁留心这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呢？最近，她却开始对所有的基建工地和采石场都敏感地注视起来；她总想着，少平会不会就在这里或那里的工地上干活？
现在，她又不由驻足猜测：他是不是就在对面那个采石场里背石头？
一种抑制不住的欲望，竟使她迅速折转身，穿过黄原河新桥，想去对岸那个采石场看个究竟。
在快到采石场的时候，她不知在哪根神经的指挥下，不知不觉象个工匠似的把两只手抄到背后。
她忍不住为自己而笑了。
现在，她已经立在河湾上面的公路边上，瞧着下面打石头的人们。她看见，虽说天气还不暖和，但这些人就只穿件小布褂，赤裸着肩膀干活。有的人坐着拿锤錾凿一些方石块；另外一些人正把打好的石块从河湾里往公路上背。公路边上，几辆拖拉机装满石头便吼叫着开走了。晓霞知道，背石头的人都是小工，活也最苦；他们从河湾往公路上爬那道陡坡时，身子都被背上的石头压成一张弯弓，头几乎挨到了地上，嘴里发出类似重病人的那般的呻吟……她记起了《伏尔加纤夫》……那艰辛，那沉重，几乎和跟前这景象一模一样……她仔细辨认了一下背石头的小工，没有发现少平——是呀，怎可能碰这么巧呢！
“喂，妹子，爱上了就下来！”
河湾里有个打石头的家伙朝她粗鲁地喊。所有的工匠都停止了干活，朝她哈哈大笑起来。
晓霞赶紧扭头就走。她脸通红，但没有过分生气。她知道这些寂寞的揽工汉随时都想拿女人开心。她是一个思想开阔的知识青年，不认为这对她是什么了不起的伤害，反而觉得这种“遭遇”倒也有趣！
星期六这一天，田晓霞有点心神不安。她觉得自己很可笑，就象一个等待幽会的恋人一样。其实，她自己清楚，她现在和孙少平并不是这种关系。她只是为和他这种非同一般的交往而感到激动。她更多的是想和他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说探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常挂在嘴上的“生活意义”。田晓霞想，如果她在大学的同学们知道她和一个揽工汉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不会理解她，甚至会嘲笑她。但这也正是她激动之所在。是的，她和他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这种关系只有在共同探讨的基础上才能形成。
或许他们各自都有需要对方改造的地方；改造别人也就是对自己本身的改造。
田晓霞怀着欢快的心情，晚饭前就来到她父亲的办公室。父亲下乡还没回来。她已给母亲和外爷打了招呼，说她不在家里吃晚饭了。
六点钟左右，她到机关灶上买好饭，端回办公室，然后就专心等待孙少平的到来。
半个钟头以后，孙少平如期地来了。田晓霞惊讶地看见，他穿了一身笔挺的新衣服，脸干干净净，头发整整齐齐；如果不是两只手上贴着肮脏的胶布，不要说外人，就连她都会怀疑他是不是个揽工汉呢！
少平看出晓霞的惊讶，开玩笑说：“我穿了一身不合乎自己身份的衣服，但这纯粹是因为礼貌的原因！”晓霞喜欢这句幽默话。她指了指桌子上的饭菜，说：“咱们先吃饭吧！”
“我已经吃过了，但同样出于礼貌，我再吃一顿。好在我的肠胃经受过磨练，不惧怕这种虐待！”
晓霞笑着去盛饭，说：“看来你已经学会耍贫嘴了！”两个人愉快地坐下来，开始吃晚饭。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四章
田福军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自从他把家搬到黄原后，一直没功夫到这个他难以忘怀的地方走一趟。除过忙，他还有些说不出口的心理障碍。原西是他的家乡，他又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要是他迫不及待或三一回五一回往这里跑，别人可能会说他乡土观念太重，亲家乡而疏它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也不能不顾及类似这些世俗舆论。从他到黄原地区上任以来，他几乎已经跑完了全区所有的县。在第一轮一般性视察中，他把原西县排在最后一站。
一月以前，苗凯同志调到省纪律监察委员会任了常务副书记，他就接替老苗任了黄原地委书记；原地委副书记呼正文接替了他的行署专员职务。
现在，他处在地区“一把手”的位置上，拿他岳父徐国强的话说，“任务”更大了。
责任制推行一年多来，全区农村的状况起了历史性的大变化。一年的事实，就使许多原来顽固地反对改革的人，在公开场所闭住了他们的嘴巴。但是，持悲观论调的仍然不乏其人——他们睁着眼睛不看责任制带来的好处，只管继续摇头叹息“社会主义已经不成体统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美丽而空洞的口号，也不是意味着贫穷面前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样穷；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极大地发展生产力，以此证明自己比别的制度优越；否则，就无力对历史作出回答！
田福军不是理论家，他的认识是大半生实际工作的体验所得。
当然，目前农村形势的发展的确令人鼓舞，但出现的新问题也照样是严峻的。他看到，责任制大包干后，农民的积极性空前地高涨，但是，基层干部似乎却没事可干了。县上和公社，都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息。这现象十分令人不安。田福军在各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不同地理环境中搞大面积“丰产方”的办法——“丰产方”虽然土地还是一家一户各种各的，但农民可以共同接受科学技术的指导和其它方面的帮助。这样，所有的基层干部和农业方面的技术人员立即就被投入了进去。原来大集体时的四级科技网大包干后起不了作用，现在用这种新的形式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很受群众欢迎。这是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田福军在这方面进行了全区性规划，光水稻在南面几个县就搞了七万亩；按亩产六百斤计算，黄原将增加许多细粮。他想赶后年再扩大发展四万亩！
这样搞，国家就得在化肥和良种方面投点资了。尽管地区农办主任和农业局长都跑断腿积极张罗，但地区财政局长不想给钱。专员办公会上，管财政的副专员也顶住了。最后，田福军不得不“以权压人”，才解决了问题；财政方面不痛快地拨出八十万元来扶持这件事。
前几天，田福军到原东县去，规划明年在那里搞一个几万亩的“油菜方”。这件事落实后，他才转到原西县来，准备在这个县的大马河川搞一片“谷子方”。原西县的大马河川是传统出产谷子的地方，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原县委书记冯世宽坚持让这道川改种高粱，理由是高粱高产，并且说大寨的庄稼大部分种的都是高粱。其实，谷子也是高产作物，而且粮食品质要比高粱好——只是颜色不是“红”的罢了。
原西县的一把手现在成了张有智。原“一把手”李登云在几个月前调到地区任了卫生局长。田福军和李登云虽然有一层亲戚关系，但因为润叶和向前基本是分居状态，因此他们两家的来往也就几乎很少了。田福军为此而感到心里很不好受。现在，他尽管同情侄女不幸的婚姻，同时也感到对李登云一家人有种抱愧的心情。不管怎样说，这一家人因为他的侄女，现在也很不幸。李登云两口子就一个儿子，结果在婚姻上搞成这个样子，他们很苦恼。按说，如果向前和润叶是和睦夫妻，登云现在恐怕都抱上孙子了。登云不是一个胸怀开阔的人，为此他甚至工作都有点心灰意懒，不愿再担当公务繁忙的县委书记，而要求调到比较轻松的地区卫生局当局长。这个调动登云没有找他，而是通过苗凯和冯世宽办的。登云调到黄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把向前也调到黄原来开车；这样，向前和润叶同在一个城市，多接触一下，或许能把关系调整好——再没有其它办法了。他们曾千方百计让儿子和润叶离婚，但这小子宁愿就这样活受罪，也坚决不离婚。据说更使登云夫妇生气的是，向前不知为什么还坚决不离开原西——眼下一家人扯成了三摊……李登云调走以后，按通常循序渐进的惯例，原“二把手”张有智接替了他的职务。
现在，原西县当初的领导人中，老人手中只剩下有智和马国雄两个人了。田福军和冯世宽调走时提拔起来的白明川和周文龙也离开了原西。明川很早就已调到黄原市任了副书记；周文龙在田福军的帮助下进了省党校的中青班。
田福军到原西后，马上发现这个县的工作很不能令人满意。他感觉张有智的精神状态缺乏一种生气。
这是为什么呢？
田福军感到很纳闷。
有智是他过去共事几年的老朋友，按水平和能力说，他完全应该把原西的工作搞得很出色。他过去那种热情到哪里去了？田福军可以说很了解张有智，知道他个人生活中也没遇到什么麻烦；不象李登云，有个儿子的婚姻问题……张有智看起来好象也没什么变化。他说话还是那么直截了当，爱和人争辩；有时候甚至还和下级抬杠。田福军到原西后，他们在县招待所单独谈了很长时间。话题东拉西扯，既谈工作，也谝闲传。谈话中间，田福军含蓄地提示有智，他应该以更昂扬的精神状态把原西县的工作搞好。但有智却流露出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情绪，意思是他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干得再好，恐怕也就到“头”了；不象他田福军，有大学文凭，短短一两年，就升了好几级……田福军大吃一惊！他没想到有智思想深处，竟有这么一些东西。他这种思想是原来就有，还是在这新的形势下产生的？田福军判断不来。他反复思考，有智过去没有这些毛勃—最起码他那时没有流露出来。现在，他竟然当着他的面说出了他的心病，这不能不使田福军感到震惊。
和张有智谈完这次话后，福军很痛苦；因为在过去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两个总是并肩战斗的。现在，他的老战友竟然有了如此大的变化。本来一个县委书记的责任就够重大了，但有智认为这“官”还有点校我的朋友！这多么令人痛心。全省几千万人只能有一个人当省委书记；全地区几百万人也只能有一个人当地委书记。当然，不一定就只能让乔伯年和田福军来当，但终归不能让想当的都来当嘛！如果只想当官而不想干事，这种思想太危险了！
这难道就是县委书记张有智同志的境界吗？
田福军感到，他得和有智开城布公谈一次，但这次时间短促，来不及了——一个人的思想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等他抽出时间，找机会再和有智进行这次交锋吧！唉，他过去对有智的一切方面是多么信任。现在看来，你可以用理想的标准要求人，但拿它来估计人是不行的。田福军同时想到，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被现实所粉碎，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便也变得“现实”起来；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在大马河川搞完谷子“丰产方”的第二天，田福军和张有智相约，一块去原西城南三十公里处的古迹石佛寺转了一圈。
据《原西县志》和《黄原府志》记载，石佛寺曾经是一座绛红色的寺院。它的周围是一片浓绿的参天松柏。更有甚者，门前一棵八个人伸臂才能搂住的古柏，树中却奇迹般长出一棵汉槐，古籍中称之谓“柏抱槐”。遥想当年，那寺院红墙黄瓦，绿荫箍地，香烟飘绕，如同仙境一般。此寺相传建于唐。据现有清嘉庆八年碑志记载，系肇自金统四年，即公元一一四四年，迄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历经各代兵匪战乱之后，从外观看，这座著名的古迹只留下了一片瓦砾和枯草中立着的一座石牌坊——“文化革命”初期，这座石牌坊也被破“四旧”的红卫兵推倒了。不过，这里还留有一个千佛洞。基本上保持完好。
走过一片瓦砾草滩，来到石崖下，就被石洞门口一副石刻大幅对联吸引住了：石山石洞石佛像天下第一，泓寺泓庙泓佛堂世界无二。石洞高三十多米、宽六十多米；洞顶齐平，雕刻有各种图案、书法。洞中央坐着一个特大的石佛像；左右站着两个。洞两边有两道走廊，走廊上又分别立十八个大石佛像。气派之大甚至可以和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里泥塑大佛像比美。另外，洞内周围三十多米高的石墙壁上，雕刻着一排排不同姿态，涂着各种颜色的密密麻麻的小佛像，简直难以数清。遗憾的是，有些石碑和佛像已经残缺不全了。
田福军和张有智从洞中转出来，走到瓦砾场被推倒的石牌坊前面，共同坐在一根锈着绿斑的石柱上。陪他们转游的田福军的秘书白元，也坐在他们对面，胳膊上小心翼翼地挽着地委书记的外套。
苗凯调走以后，白元就又当了田福军的秘书。一般情况下，新任领导都不用前任的秘书。田福军不“忌讳”这个常规，仍然让白元当他的秘书。白元因为在前任书记面前迫不及待要了一回官，反而什么官也没当成。但这位秘书在心里还是敬畏他的前任领导，而对田福军有点瞧不起（当然不敢表现丝毫）。他瞧不起田福军主要是因为新任地委书记太不象个“大官”了，动不动就泥手泥脚和老百姓混在一起，象个公社干部。作为秘书，白元断定：大领导就应该有大领导的威严和威风。田福军太没架子了！太随和了！这哪象个地委书记？
白元就是这样理解“大官”的。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人，你蔑视甚至污辱他，他不仅视为正常，还对你挺佩服；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他反而倒小看你！这种人的情况，在伟在鲁迅的不朽著作中有详尽诠释，这里就不再累赘。
现在，这位秘书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听田福军博学地和张有智谈古论今。他惊讶地看见，地委书记象个农民一样，竟然脱掉鞋袜，有失体统地拿手指头抠自己的脚指甲！
田福军的确是这副样子——他有脚气病，动不动就拿手指头抠脚指头。
他一边抠脚，一边对张有智说：“应该把石佛寺好好修葺一下，建个围墙，修两个风雨亭，拿石板把院场铺好，再把拉倒的石牌坊立起来。这是一座珍贵的古迹，再不整修，恐怕就要毁了。如果石佛寺最终毁在我们手上，子孙后代都会唾骂我们的……”张有智两手一摊，尖刻地问：“钱呢？”
“你们派人到省上请个专家来，先做个预算，我让地区有关部门拨点经费。”
“那好吧……不过，花一笔钱也不见得能修出个啥眉目。再说，这地方偏僻，没有多少人来参观游览。要是地处原西城周围，还能卖点门票。”张有智一边说一边起身和田福军往汽车那边走。“前面不就是石佛镇吗？这里以后肯定会发展起来的，到时会有人来参观游览。话说回来，就是没人来看，我们也应该整修，这是文物古迹呀！”
田福军和张有智同坐一辆车，离开了石佛寺。
当车子开到不远处的石佛镇，田福军就让司机在镇子上把车停了下来。他想拉有智一起到镇子上的供销门市部看看。田福军到公社一级的所在地，总要到当地的供销门市部走一趟。他知道，这地方对于周围几十个村庄的农民来说，就是他们的“王府井”和“南京路”，重要得很！
他和有智进了门市，先走到卖油盐的地方。他向一位女售货员询问这两样农民最当紧的东西销售情况怎样。
女售货员告诉他：“盐很充足，但点灯的煤油断了。”“断了多长时间？”
“从七月份开始到现在……”女售货员打量着两位花白头发的人，看来觉得他们有点不寻常，因此说话很客气。
“县上其它地方呢？”田福军扭头问旁边的张有智。
有智脸有点红，说：“我还不清楚这情况……”这时候，供销门市部主任来了。他显然认出站在柜台外面的这两个人是谁，赶忙推开柜台挡板，让两位领导进后院去喝水。
田福军没理会主任的邀请，问他：“你们有多少用油户？”门市部主任这才有点慌张，说：“两千户，一月得两吨煤油，可现在只供应半吨，老百姓点不上灯，只好买蜡烛凑合。
但大多数农民买不起蜡烛；一斤煤油才三毛五分钱，一包蜡十支装，每支一毛一分五厘钱，就是一块一毛五分钱，用起来还不顶一斤煤油时间长……”“问题出在哪儿呢？”田福军问。
张有智在旁边说：“据我所知，县上石油公司也没油。油属一类物资，由地区统一调拨，下面有什么办法？”
田福军从衣袋里摸出笔记本，迅速写上：回去很快找地区财贸办公室，专门拨石油指标，落实到县、社、镇……他把笔记本装起来，对石佛供销门市部主任说：“不要熬煎，煤油马上就会有的！”
“啊呀，那就好了！你们不知道，老百姓跑几十里路来这里，买不上油，生气得把油瓶都扔了，还骂咱们的社会……”田福军和张有智返回车里后，谁也没说话。这件小小的事大大的刺激了他们。
“怪我官僚主义……”半路上，张有智情绪不佳地说。田福军给有智递上一根纸烟，说：“这件事的责任主要在地区！”
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田福平接到地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老作家黑白同志正在原北县，过几天就到黄原来，想见见他……这位老朋友不见不行。田福军决定明天就返回黄原去。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五章
两天以后的一个上午，著名老作家黑白由地区文化局长杜正贤和《黄原文艺》主编贾冰陪同，前来拜访田福军。
黑老是名人，一到黄原，就由杜局长亲自出面接待。另外，机灵的杜正贤知道，黑老是田书记的老朋友，因此更不敢怠慢。另一个寸步不离黑老的人是贾冰。贾诗人不仅是省作家协会会员，而且还是个理事，现在黑老师到了黄原，他得格外卖劲招待这位本省文学界的泰斗。
在这三个人到来之前，田福军已经把侄女润叶从团地委叫过来，让她收拾了一下办公室的会客间；又买了一些瓜子、水果和本地的土特产，摆在茶几上。
田福军拉着黑老的手，把他敬让在正中的沙发里，他紧挨着坐在旁边；杜正贤和贾冰分坐在两头。润叶赶紧给客人冲茶、敬烟。
两个老朋友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先问候了一番身体状况——互相都说好着哩。接着又开了一些亲切的玩笑。平时都爱抢着说话的文化局长和诗人，此刻都象听报告似地老老实实坐着，不敢插话，只敢咧开嘴巴陪着笑。
“你这次到原北县是故地重游，一定有不少感慨吧！”田福军对黑老说。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黑白脸上露出一丝艺术家的忧伤。“这次到原北跑了一趟，是有不少感慨。不瞒你说，也有点难过！”
田福军一怔。他没有言传，等待黑老继续说下去。“我没想到，农村已经成了这个样子！”黑白两手一摊，脸上的忧伤变成了痛苦。“完全是一派旧社会的景象嘛！集体连个影子也不见了。大家各顾各的光景，谁也不管谁的死活。过去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在发财，而有的困难户却没有集体的关怀，日子很难过下去。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两级分化，队干部中的积极分子也都埋头发家致富去了；我们在农村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荡然无存……”黑白的一番话使田福军一时不知该如何对答。老朋友给他描绘了一幅多么可怕的图景！
田福军原来以为，作家的思想是应该能够站在时代前列的；想不到黑白同志竟然比最保守的基层干部都要更不理解农村的改革。仅从这一点看，改革就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
田福军一边诚心地听黑老说话，一边赶紧把那些吃的东西往他旁边挪。聪敏的润叶为了缓解气氛，也热情招呼敛声屏气的杜正贤和贾冰吃东西。
田福军把几颗大红枣塞在黑老手里，脸上堆着笑容，说：“你说的这些现象的确存在。
可是，农村既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化，出现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你熟悉历史，古今中外任何大的社会变革，都不可避免要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要从最主要的方面来看这种变革是否利大于弊……”接着，田福军用一系列数字给黑老列举了农村改革前后的状况——这是对黑老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黑白听得渐渐咧开了嘴巴。他说：“你说的也许都是事实，可是我思想上很难转这个弯啊！”黑白大概也觉得谈话过分严肃了一些，脸上露出了笑容，“你想想，自己一生倾注了心血而热情赞美的事物，突然被否定得一干二净，心里不难过是不可能的！”
田福军理解黑老的心情。黑老在很大程度上说的是他那部长篇小说《太阳正当头》。这本描写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的书，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他在其间真诚地讴歌的事物，现在看来很多方面已经站不住脚；甚至是幼稚和可笑的。作家当年力图展现正剧，没想到他自己却成了悲剧。
田福军带着某种安慰的口吻说：“黑老，有一点是肯定的，以后的人们绝对不会怀疑你当年的讴歌完全出于真诚。至于你当时的认识判断，那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这种现象古今中外的大作家也不乏其例。我好象记得列宁在评价列夫·托尔斯泰时，也指出了他在这方面的局限性。但列宁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托尔斯泰，反而称赞他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是外行，胡说八道！不过，你的《太阳正当头》的确细致地描写了当时农村的社会生活，这一点就足以使以后的读者仍然要读这本书。我认为，不能因作家对当时的生活做出不准确的认识和结论，就连他所描写的生活本身也丧失了价值。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托尔斯泰……”田福军的“文艺理论”尽管过于牵强，却一下把黑老说高兴了。他竟然竖起一只拇指，对田福军说：“啊呀，谁说你是个外行？你比内行还内行！你要是搞文学艺术，一定能成大事业！”
田福军仰头大笑了，说：“我根本吃不了那碗饭！”他看黑老情绪高涨起来，乘机转了话题，说：“你到黄原来，一定要对咱们地区的文化事业给予指导！”他指了指旁边的杜正贤和贾冰，“他两个负责这方面的事，有什么你就对他们说！你也知道，咱们山区文化落后，人才留不篆…”杜正贤赶忙插话说：“我们已经安排黑老为全区文化艺术界做一次报告！”
黑白同志也就不客气地指导起黄原的文化工作来了。他建议田福军办个戏剧学校；搞个诗社；等条件成熟后，还应该成立文联；并把《黄原文艺》从文化馆分出来归文联领导，他回去找省委宣传部长，争取让这刊物公开向全国发行……田福军一一点头赞许，指示杜正贤和贾冰认真研究黑老的建议；说过一段时间，他要专门召集个会议，解决文化艺术部门的问题。
本来田福军准备以地委的名义中午在黄原宾馆宴请黑老，但诗人贾冰已经专门买了一只羊，要在家里款待黑老，请他吃羊肉荞面圪凸。地委的宴会只好推到黑老离开时举行。
众人和田福军在办公室告辞后，贾冰硬拉福军的侄女润叶也到他家里去陪黑老吃饭。和贾冰一个单位的杜丽丽已经和她的男朋友武惠良在贾冰家帮他老婆准备这顿饭了，因此他想让润叶也去凑个热闹。田福军鼓动让侄女去，润叶就答应下来。杜正贤因为女儿和女婿都已经在贾冰家，因此推辞说他还要给田书记汇报文化方面的工作，谢绝了贾冰的邀请……润叶和贾老师簇拥着黑老出了地委大院，一块相跟着来到诗人家。
他们进家以后，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一张红油漆炕桌上，摆满了各种调料。贾冰和丽丽的男朋友武惠良先陪黑老喝酒；润叶和丽丽帮贾冰的爱人往桌子上端菜。
当一盆子大块羊肉上来后，贾冰硬拉润叶和丽丽也坐下来吃，让他老婆一个人去忙。黑老是个乐和人，开玩笑要和贾冰的爱人碰一杯酒；但这位腼腆的妇女红着脸退出了房间。诗人尴尬地对黑老说：“我老婆是个‘土耳其’！她怕生人，请黑老不要介意。”说完这句话后，诗人借着几杯酒落肚，竟动情地给客人讲起了他和他老婆的爱情故事。
他告诉大家，他老婆一个字也不识。他们是同村，又是邻居。在他上大学时，他把唯一的亲人老母亲一个人丢在家，全靠他现在的爱人照料。但那时他们什么关系也不是，只是同村邻舍。他当时已经在大学爱上了同班一位城市姑娘。可是后来他母亲非让他和现在的这个爱人结婚不可；说如果他不答应这件事，她就要一头碰死在他面前。他没有办法，只好在爱情和孝心之间选择了后者。结婚以后，他才知道，在那些困难的岁月，当时他爱人为了照顾他妈，偷拿自己家里的东西，曾经挨过她父亲的打骂……天长日久，他觉得他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现在，他老婆办了营业执照，在二道街上卖羊杂碎，起早贪黑，为他操持家庭，还给他生了三个小子。他的工资月月花得净光，家庭全凭老婆来养活；他有时还跑到市场上向老婆要零花钱哩……冲动的诗人说得泪水满面，弄得客人也都吃不成饭了。“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唉，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明年天暖后，带着我老婆去逛一回省城！我要把她引到皇后王后的陵墓前，说：我老婆和你们一样伟大！”
诗人又立刻破涕为笑，赶紧招呼客人吃他的“土耳其”老婆做的荞面圪凸羊腥汤——于是众人也都笑了。
但润叶没有笑。她一直沉默地听诗人说他和他爱人的故事。唉，不幸的人最怕听别人说他们的幸福！
吃完饭后，润叶说她有点事，就一个人先离开了诗人家。今天是星期六，她实际上没什么事；只是觉得心情烦乱，不想和别人呆在一起。
田润叶独自回了团地委少儿部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她一人，墙角支着一张单人床。
晚上下班以后，她通常不回二爸家，自己在机关灶上吃完饭，就在这里过夜。这个已婚女子完全过着单身汉生活——自到黄原以后，她也尽量忘记自己已经结了婚。
由于心灵受过创伤，这个人现在变得有些孤癖。除过工作以外，一般很少和别人交往；甚至也不常去好朋友杜丽丽那里。武惠良现在是团地委书记，他和丽丽都了解她在婚姻上的波折，因此很想让她去丽丽那里玩一玩，散一散心。但他并不知道，润叶最不愿意看见他们之间的那种甜蜜关系了。不能说我们的润叶心理已经变态。不，她并不妨嫉朋友的幸福；她只是怕因此而勾起自己的难过。
她将怎么办？她自己仍然不清楚……回到团地委后，润叶闭着眼睛在自己的床上躺了很长时间；思绪象发过洪水的河流，也不知倒究漂浮过些什么东西……天黑以后，她才爬起来，悄无声息地去大灶上喝了点稀饭。
她突然想起，她应该去收拾一下她二爸的办公室——今天因为招待黑老，二爸的办公室被搞得很零乱。
这样，她把碗筷放回宿舍，就又返身向地委常委小院走去。
进了院子，她看见二爸的办公室还亮着灯——他还没回家去吃饭？
润叶进了门，才发现原来是妹妹和他们村的少平呆在这里。
润叶心一惊——因为她恍惚中先错把少平当成了当安。
是呀，少平已经长了这么大，而且太象他哥了！少平和晓霞正在一块吃饭，见她进来，两个人都站起来。少平赶忙叫了一声：“姐！”
在这里猛然见到少平，不知为什么，润叶不由得兴奋起来。她开始询问双水村和她家里的情况。少平就给她细说了一通，并且还转弯抹角让她知道了少安的许多情况。少安！少安！你现在活得多么美气啊！
一提起少安，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就使她不由默默低下了头。流逝的往事此刻又回到了她的心间。那梦魂一般的信天游也在她的耳边萦绕起来——正月里冻冰呀立春消，二月里鱼儿水上漂，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
想起我的哥哥呀你等一等我…………很长时间，她才把深埋的头抬起来。
她看见，晓霞已经躲到外间去了。少平坐在她对面，脸扭向一边，眼里似乎含着泪水——他显然已经知道她和他哥的事；也知道她现在的难过。
她于是岔开话题，询问少平到黄原来干什么？
少平就难为情地用手背揩了揩眼睛，告诉说他是来黄原揽短工的。
她看着这个长相酷似少安的青年，心中产生了一种无限怜爱的感情。她对他说，有什么困难就到团地委来找她；并且把她的电话号码也留给了他。然后三个人相帮着把里外间的房子收拾了一遍，她就回团地委去了……半个月以后，杜丽丽和武惠良在黄原宾馆举行婚礼。
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婚礼润叶非得去参加不行。
丽丽和惠良的婚礼搞得十分铺张。主办人是惠良的叔叔武宏全，这位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主任，神通广大，气派非凡，完全按省里接待贵宾的规格，搞了几桌山珍海味。除过双方家长、文化局长杜正贤和劳动局长武得全外，前来吃喜宴的大部分是地区的部局长。让润叶感到难堪的是，她公公李登云也来了。两个人尽管没有坐在一个桌子上，但世界上也许再没有这么令人别扭的事了。新婚夫妇的幸福和他们双方家长的喜庆气氛，从不同的角度同时刺激着田润叶和李登云——公公和儿媳妇都各有各的辛酸！
聪敏的丽丽和惠良都看出了润叶的困难处境。惠良向丽丽耳语了几句，丽丽就对旁边的润叶说：“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就先回去休息一会……”润叶尽量忍着没让泪水从眼里涌出来。她站起来拉着丽丽，手在好朋友的肩背上亲切地抚摸了一下，想说句祝福她的话，但不知说什么是好。
她于是又和惠良打了个招呼，就一个人匆匆出了宴会厅。
她来到灯火通明的大街上。初冬的夜晚彻骨般寒冷。冰凉的街道，冰凉的夜空，当头悬着一轮冰凉的月亮。她的心也是冰凉的。
她一个人低着头慢慢地在街道上转悠。她不急于回团地委；也不知道自己往何处走。
现在，她竟然不知不觉转悠到二道街的自由市场上了。这里也已经空荡荡地没有了人迹。街道两旁挤着低矮的、密密麻麻的铁皮小房，是个体户卖吃喝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关了门；只有个把房间还亮着灯火，但已没有顾客，店主们正懒洋洋地收拾碗筷，或指头蘸着吐沫在灯下细心地点钱。
润叶不由停住了脚步，并且向旁边的暗影处一闪。她看见对面不远一个店铺里，诗人贾冰腰里围着块破布，正帮助他的“土耳其”老婆洗碗。贾老师嘴里还说着什么，并且扬起手在他爱人的屁股蛋上亲昵地拍了一巴掌；他爱人便乐得呱呱价大笑起来……润叶猛地转过身，迈着急促的脚步向南关团地委走去，呼啸的寒风扑面而来，把她脸频上两行滚烫的泪水吹落在了冰凉的街道上……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六章
在一般人看来，徐国强是个幸福老汉。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十分清闲。更重要的是，他女婿是这个地区的“一把手”，他活得多么体面啊！走到哪里，人们都尊敬地对他笑；亲切地、甚至巴结地问候他，奉承他。他要是来到街头说闲话的退休老头们中间，当然就成了个中心人物。
但是，徐国强老汉自有他的难言之苦。女儿和女婿经常不在家，晓霞和润叶一个星期也只回来一两次，平时家里一整天就他一个人闲呆着，活得实在寂寞。如果在原西县，他还在许多熟人朋友，可以出去走走，说说话，散散心。可是现在他被搁置在水泥楼中的一个小房子里，感觉就象被孤零零地吊在了“半空中”。大街上人那么多，他都不认识。和一些半生不熟的退休老头说闲话，人家虽然因他是福军的岳父，很尊重他，但他感到别扭和不自在；不象在原西，他和老朋友们蹲在一起，唾沫星子乱溅，指天骂地，十分痛快。眼下，他实在感到寂寞难忍时，就只能到几尺宽的阳台上去，如同站在悬崖上一般，紧张得两只手紧紧抓着栏杆，茫然地望着街上的行人。他每次都要目送着黄原去省城的飞机消失在遥远的空中——这算一天中最有兴趣的一个瞬间。他也不敢在阳台上站得太久，否则会感到眩晕。一天之中，他大部分时间在那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里消磨。唉，如果象原西一样住在平房，他还能在院子里营务点什么庄稼。这楼上屁也种不成！在陶瓷盆里养点花？他不会。哼，大地方人也真能！竟然在盆子里种起了东西！他唯一的伙伴就是那只老黑猫。
黑猫不用说更老了。自到黄原以后，它和他一样，也懒得出去跑一趟，整天卧在他身边，挑拣着吃点好东西，然后便打着呼噜睡觉。他们有时候也拉拉话。当然主要是徐国强说，黑猫听——它只是在主人说话之时，间隔用“喵呜”来应酬一声。后来，他们加添了一个“节目”。徐国强从女儿房间里翻出来一个毛线蛋，在床上把线蛋滚来滚去，让黑猫扑着去抓。徐国强指教黑猫说：“你也老了，要锻炼身体哩！要不得个高血压什么的，又没个给你治病的医院！”
时光静悄悄地在流逝。世界上有些人因为忙而感到生活的沉重，也有些人因为闲而活得压抑。人啊，都有自己一本难念的经；可是不同处境的人又很难理解别人的苦处。百事缠身的田福军和忙忙碌碌的徐爱云一离开这个家，也就很难想象老人怎样打发一天的日子。至于晓霞，正遨游在青春烂漫的云霞里，很少踏进这个家门来。
徐国强只能生活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他现在最大的安慰就是这只忠实的老黑猫，一直形影不离地陪伴着他。
但是这一天，灾难降临在了老汉头上——他的黑猫突然失踪了！
黑猫是中午出门的。因为今天太阳很好，徐国强想让猫出去晒一晒暖。通常过三四天，徐老都要单独让猫出去散散心。一般说来，他的猫不会远行；常就在楼下玩一会，就跑上来“喵呜”着让他开门。
可是今天它出去很长时间没有回来。焦急的徐国强跑到楼下找了一两个钟头，没有找见它。他以为在找它的这段时间里，猫说不定回去了，就又匆匆赶回家来——但猫仍然没有回来。
这可怎么办？
徐国强老汉楼上楼下跑个不停，声音哽咽地“咪咪”呼唤着，寻找了整整一个下午。
天黑以后，猫还没有回来。徐国强几乎没有吃什么东西，就凄凉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佝偻着腰呆呆地望着墙壁。
夜已经深了。老汉和衣躺在床铺上，耳朵敏捷地谛听着外面的各种声音。呼啸的寒风拍打着门窗。夜是宁静的，又充满了喧嚣和嘈杂。他回忆起黑猫初到他家时，还象个撒娇的孩子似地，在窑里乱跑，曾经把爱云她妈心爱的一只花瓷碗也打碎了；看爱云妈拿个笤帚把打它，它就跑到他怀里来寻求保护……可爱的小东西呀，晚上贴着他的胸膛，毛绒绒的，在被窝里也不老实。早上它总是和他一块起床。他洗脸的时候，它也蹲在炕上，用两只小爪子抹自己的脸……徐国强老汉难受地闭住了眼睛。但他怎么能睡得着呢？
突然，老汉一下子从床上挺身而起。他似乎听见什么地方传来老黑猫的“喵呜”声。是的，一点也没错，就在门外的楼道里！
他慌忙托拉着鞋，出了自己房间，通过黑暗的走道，手抖得象筛糠一般扭开门关子。啊啊！正是他亲爱的老黑猫！他鼻子一酸，很快把它抱起来，向房间走去；猫身上不知糊了些什么东西，弄得他两手粘乎乎的。
徐国强把猫抱进房间才发现，他两只手上粘的是血。他的心缩成一团：黑猫受伤了！看来这伤不是人打的，也不是自己碰磕的，而是被锋牙利齿咬伤的。天呀，是什么作孽的家伙伤害了他的宝贝？狼？城里没狼。狗？狗咬猫干啥！那么是猫？是呀，说不定是谁家的猫咬的！看来人家是几只猫咬他的老黑猫，寡不敌众，才被咬得遍体鳞伤。唉，你呀，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可不是在原西，咱们是外来户，怎么敢和这里的地头蛇打斗呢？再说，你和我一样，都已经老了，就应该呆在家里，谁让你出去逞强呢？人家年轻力壮，你老胳膊老腿，闹腾不过人家呀……徐国强老汉把猫抱在灯下，一边嘴里唠叨着埋怨老原猫一边细心地检查它身上的伤口。耳朵、脸、爪子都在流血；最可怕的是它的咽喉上被撕开一个致命的大口子，简直惨不忍睹。
徐国强面对这个血淋淋的牲畜，不知如何是好。他猛然灵机一动，拉开桌子抽屉，把他自己平时用的药都拿了出来。
他先把止血粉撒在猫的伤口上，又拿了棉纱和胶布准备包扎，但胶布在皮毛上面粘不住，只好凑合着捆扎起来。
他把它放在一个棉垫子上，然后悄悄溜到厨房里，把几片止疼片拿刀背捣碎，在杯子里拿水调成汤，又带了几块熟肉回来。他把肉放在猫嘴边，猫只是呻吟般喵呜着，无心食用。
他就拿小勺子给它喂药。尽管他给猫说，这是止痛药，但猫怎么也不喝。
他只好把杯子放在一边，束手无策地坐在猫旁边，陪伴着它。外面的风似乎小了，寂静中听见一片沙沙声。隔壁房间里，传来福军沉重的鼾声。
徐国强呆呆地看着奄奄一息的老黑猫。此刻，这只猫对他来说，已经不是动物，而是他的亲人。他记得爱云她妈临终的时候，他也就这样呆在她的床边。动物和人一样，总有一天也要走向生命的终点。在这个时刻，他们是极需要亲人守护在身边的；这样，他们也许能镇定地度过这最后的时光。
亲爱的黑猫渐渐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受伤的眼皮耷拉下来，遮住了那两只美丽、金黄色的眼睛。
老汉轻轻把它抱在怀里，用一只青筋突暴的手悲痛的抚摸着它。
黎明时分，老黑猫在徐国强的怀抱里死去了。
老汉用手掌抹去满脸泪水，抱起这个咽气的伙伴，打开了通往阳台的门。他看见，外面已经铺了一层寸把厚的雪。天阴得很重，空中仍然飘飞着雪花。风已经完全停了，空气中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温暖。
他把老黑猫安放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用那片棉垫遮盖住它，然后静静地立在栏杆边，望着风雪迷朦的城市和模模糊糊的远山，嘴里叹息着，胡楂子周围结上了一圈白霜……徐国强老汉一个上午没有出自己的房门。他盘腿坐在床铺上，沉默地抽了很长一阵烟。后来，他在床下找出一个小小的木匣子，用笤帚打扫干净，给里面垫了一些新棉絮。他要象安葬人一样安葬他的老黑猫。
中午前后，他的猫入“殓”了。他把那只猫经常饮水吃食的小碗和那个毛线蛋，都放在了“棺材”里；然后拿小木片把木匣子钉起来。
福军和爱云中午都不回家来，他自己也无心吃饭；于是就把这个小木匣装进一个破提包，又拿了一把挖炉灰的小铁铲，一个人静悄悄地出了门。
他踏着厚茸茸的积雪出了家属楼后边的小门，蹒跚着来到街道上。满天雪花象无数只纷飞的白蝴蝶。徐国强老汉脸绷得紧紧的，路上偶尔有认识他的人热情地给他打招呼，他只是严峻地点点头。
他到离地委不远处的一个小山沟里，在马路旁边瞅了个向阳的小山坡，用小铁铲在土崖根下掘个小洞，把那个小木匣放进去；然后用土掩埋起来，并且象真正的坟墓一样，弄起一个小土包。
殡葬全部结束后，他蹲在这个小土包旁边，又抽起了旱烟，雪花悄无声息地降落着，天地间一片寂静。他的双肩和栽绒棉帽很快白了。他痴呆呆地望着对面白皑皑的雪山和不远处的一大片建筑物，一缕白烟从嘴里喷出来，在头顶上的雪花间缭绕。
徐国强老汉突然感到这个世界空落落的；许多昨天还记忆犹新的事情，好象一下子变得很遥远了。这时候，他并不感到生命短促，反而觉得他活得太长久。
毫无疑问，老黑猫的死对徐国强老汉的打击是沉重的。只有他自己才能体验到这件事的残酷性。他也并不指望别人理解他，包括他家里的人。
几天来，他的情绪一直很低。他也不愿给别人叙说他的不幸。要是说出他为一只死去的猫而悲伤，也许别人会笑掉牙的。只是在星期天的饭桌上，爱云突然提念说：“这几天怎不见猫呢？”
“猫已经死了。”他对女儿说。
“死了？也是的，这只猫太老了……”爱云轻淡地说了一句，然后便去盛汤。晓霞只顾低头吃饭，福军一边吃，一边和旁边的一位干部说话。谁也没有再说起这只死去的牲灵。
徐国强勉强吃了一小碗米饭，连汤也没喝，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木然地立在门后边，泪水盈满了一双昏花的老眼。他好象听见房间的什么地方传来“喵呜”一声叫唤，赶忙把脑袋转了一圈。一无所有，是他的耳朵产生了错觉……在以后的日子里，每过一两天，徐国强老汉总要在临近黄昏的时候，一个人悄然地走出家门，穿过那条街道，来到那个小山湾里，在那个小土包前徘徊一段时光。人的感情有时候真是不可思议，他也许对人是冷漠的，但可以对一个动物怀着永远的眷恋。
又是一个黄昏，城市的灯火和山坡上的残雪闪烁着冰冷的白光。大地已经开始结冻，硬帮帮得象铁板一样。风呜咽着从远处的山口中吹过来，灌满了低洼中的城市。徐国强老汉象往常一样，穿着厚厚的挂面羊羔皮大氅，戴着栽绒棉帽，又来到掩埋着老黑猫的那个小山湾溜达。他现在已经没勇气走到那个小土包前；只是在那个山坡下面的公路边上来回走几圈。
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专门来祭奠那只死去的猫。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跑到这里来了；就好象他在这地方丢失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尽管毫无指望再拾回来，但仍然还要反复寻找。
徐国强老汉在马路边上溜达了几圈，正准备返身回家去，却突然又听见了一声猫的叫唤。他心一惊，不由转过脸向山坡上望了一眼。除过一片昏暗，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摇摇戴栽绒棉帽的脑袋，知道他的耳朵又出了毛玻“喵呜！”
又是一声猫的叫唤声。这下老汉听真切了！这的确是一声猫叫，而且和他的老猫叫声几乎一模一样！
一股凉气沿着老汉的后脊梁一直窜到后脑勺上。难道他的老黑猫真的活过来了？他尽管是个老共产党员，但多少还有点迷信，心想是不是猫的魂灵在他附近叫唤呢？
当又听见一声猫叫后，他才发现这叫声是从公路前面传来的。
他怔怔地立在路边，看见前面一个黑糊糊的人影向他这边走来。
直等到这个人走到他面前，他才认出这是他的外孙女晓霞！
“你怎到这儿来了？”徐国强老汉走前一步，对外孙女说。晓霞从她的棉大衣里掏出一只小猫，举到他面前说：“外爷，我在自由市场上给你买了一只猫。你看，也是黑的！两只眼睛黄黄的，和你原来的那只一样，说不定就是老黑猫生的儿子呢！外爷，你不要难过。我知道你一个人常到这地方来……”徐国强老汉从外孙女手里接过那只小黑猫，弯下腰用脸颊在猫身上蹭了蹭，黑暗中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他伸出一只手在外孙女头上摸了摸，说：“咱们回家去吧……”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七章
一九八一年农历正月十六过罢传统的“小年”以后，黄原地区各县的县城，顿时涌满了公社和农村来的基层干部。这些人胸前的钮扣上都挂着一张红油光纸条，上面印有“代表证”三字。各县每年这个时候召开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似乎象过节一样，也成了个传统。会议期间，这些小小的县城陡然间会增加一倍左右的人口，显得异常地拥挤和热闹。县城的小学、中学和各机关一切闲置的房屋和窑洞，都睡满了这些各地农村来的杰出人物。通常这期间，县上都要唱大戏；这种会议似乎越热闹效果越好。
按老套路，每年的“四干”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安排今年的生产，全体大会上，由县委书记做总结报告，县上其他领导围绕报告中心分别讲一通话，然后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讨论。
今年的“四干”会非同以往；因为这是农村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不知哪个县开的头，今年“四干”会除过传统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一个新内容：在会议结束时举行声势浩大的“夸富”活动。
于是，各县闻风而纷纷效仿。
这真是时代变，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会，通常都要批判几个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敌人”、今年却大张旗鼓地表彰发家致富的人。谁能不为之而感慨万千呢？既然各县都准备这样搞，原西县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尽管县委书记张有智向来反感这类大哄大嗡，但看来不这样搞也不行。以前他是副职，不感兴趣的事可以回避；但现在他成了“一把手”，就不敢再任性了——“夸富”实际上是赞扬新政策哩！
张有智把这件事交给“二把手”马国雄去操办。这差事正对国雄的口味，他最热心这些红火工作。我们知道，一九七七年，他曾负责“导演”了接待中央高老的那次著名活动。
马国雄根据常委会的决定，早在元旦前后就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寻冒尖户”。“冒尖户”的标准是年收入粮一万斤或钱五千元；各公社不限名额，有多少推选多少，但不能连一名也没有。“冒尖户”除在春节后”四干”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以外，每户还要给奖励“飞人牌”缝纫机一架。
这件事首先难倒了石圪节公社书记徐治功。治功知道，按照县上要求的标准，他们公社连一个“冒尖户”也找不出来。石圪节是全县最穷的公社，虽然实行了责任制，农民的日子比往年好了，可新政策才刚刚一年，凭什么能打下万斤粮食或赚下五千元钱呢？这不是逼着让他徐治功去上吊吗？哼，别说农民，他徐治功也没那么多家当！
可是，找不出“冒尖户”，徐治功没办法给县上交待，再说，没个“冒尖户”，他又有什么脸向去参加“四干”会？
找不出来也得找！找不出来就说明他徐治功没把工作做好！
他们副手刘根民叫来，发愁地和他商量到哪里去找个“冒尖户”。
两个人扳着手指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往过数，结果还是找不出来一个。
徐治功突然手在大腿上拍一巴掌，说：“我好象听说双水村的金富弄了不少钱，兴许这个子能够上标准哩！”刘根民淡淡一笑，对兴奋的徐主任说：“据有人传说，他的钱不是从正路上得来的去他妈的！不管是偷的还是抢的，只要凑够五千块就行了！”
“这样恐怕不行。”刘根民摇摇头，再说，如果这小子真是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钱，他也不会给你说他有那么多。”
“那咱们怎么办？”徐治功束手无策地问刘根民。刘根民能有什么办法呢？
徐治功背抄着手在地上走了两圈，又来了“灵感”，说：“你的同学孙少安怎么样？这小子开了烧砖窑，说不定赚下不少钱呢！”
“据我所知，少安也没赚下那么多钱。”刘根民说。“不管怎样，咱们一块到双水村去看看！”
刘根民也和徐治功一样急，找不出个“冒尖户”，县上不会饶了石圪节公社。
刘根民只好和徐治功一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到双水村找孙少安，看能不能把他的同学凑合成个“冒尖户”。
公社的两位领导在烧砖窑的土场上找到了满脸烟灰的孙少安。
少安听他们说明来意后，惊讶地说：“哎呀，你们也不想想，我就这么个摊场，怎么可能赚下那么多钱呢？”“你甭轻看这事！”徐治功诱导说：“当了‘冒尖户’，不光到县上披红挂花扬一回名，还给奖一台缝纫机呢！”“我没资格去光荣嘛！”少安无可奈何地说，“把我的骨头卖了，也凑不够那么多钱。”
“嗨，这就看怎样算帐哩！”徐治功嘴一撇，给刘根民挤了一下眼睛，“咱们回家去说吧！”
少安引着他们回到家里。徐治功一进院子，就指着少安的三孔新窑洞说：“这不是个‘冒尖户’是个啥？”秀莲一看两个公社领导上了门赶忙洗手做饭。
徐治功立刻发明了一种“新式”算帐法。他把孙少安的现金、粮食、窑洞和家里的东西统统折了价，打在一起估算。后来又加上了现存的砖、砖坯和烧砖窑。尽管这样挖空心思算了一番，结果还是凑不够五千元。这时候，在锅台上擀面的秀莲插嘴说：“要把我爸爸的算上大概就够了。”她听说能奖一台缝纫机，就一心想当这个“冒尖户”，她早就梦想有一台缝纫机。
“对！”陷入困境的徐治功高兴地说“可是我和爸已经分家了。”少安说。
“父子分家不分家有什么两样！”秀莲白了一眼丈夫，意思是埋怨他太傻了，为什么把一台不要线的缝纫机扔了呢？
徐治功竟然就麻麻糊湖把孙玉厚的财产也算到少安名下，总算凑够了“标准”——他终于搜肠刮肚为石圪节创造了个“冒尖户”。
会议期间“肯尖户”们象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其他社队干部都是自带铺盖，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而“冒尖户”和各公社领导一起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两个人住一间带沙发的房子；吃饭也在县招待所的小餐厅，有社会还普遍贫穷的状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戴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连干部们都羡慕地议论他们——是呀，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块存款的也不多。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过去尊敬的是各种“运动”产生的积极分子，现在却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这些腰里别着人民币的人物身上了。
孙少安站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心慌得象兔子一般乱窜。他知道，在全县这几十个“冒尖户”中、大部分是真“冒尖”，也有假“冒尖”的。他自己属于后一种“冒尖户”。他真后悔为了一台缝纫机而来受这种精神折磨。除过开会，他也不上街去；他心虚，似乎感到城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假”的。
他同屋住着柳岔公社的一个“冒尖户”，名叫胡永合，是靠长途贩运发财的。这家伙是个真“冒尖”。据他夸耀，他可以一次包县运输公司的两辆汽车，到省城和中部平原的县镇拉面粉，回到山区每袋净赚四五元钱。胡永合气派很大，对少安说，他今年还准备办个罐头加工厂呢！
几天以来，孙少安被各种情况刺激得坐卧不安，同时也在内心升腾一种新的雄心壮志。
他感到，由于过去太穷，生活一旦有所改善，就有点心满意足了。现在看来，他应该放开手脚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冒尖户”。他暗暗下决心，明年他要理直气壮地来参加这样的会议！
在别的“冒尖户”们外出逛悠的时候，孙少安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开始谋算他下一步的宏图远景。他想回去以后，先立刻筹划买一台中型３００型制砖机，多开几个烧砖窑，办它个真正的砖厂！
当然，要迈出第一步困难就很多。首先是资金问题。一台中型制砖机就得五千元，他个人的钱根本买不起；更不要说扩大生产还得有其它花费。至于人手，现在倒可以雇几个人；虽然雇工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但许多地方已经有这样的现象，公家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据他二爸说，报纸上现在对这问题正讨论着哩。
他首先发愁的是钱。没有办法，看来只能走贷款这条路。
这一天晚饭后，他找到了公社的徐主任和刘主任，向他们倾吐了自己的心事。
徐治功和刘根民马上表示支持他的想法，说回去以后立即给他贷款，他要多少就给贷多少。两位主任这次会上也受到了强烈刺激。别的公社都有两名以上的“冒尖户”来参加会议，就他们公社是一户，并且还是个假的！他们来参加这个会实在是脸上无光，因此决心回去也要大干一番，下决心搞出几个真正的“冒尖户”来！
“四干”会的最后一天，原西县举行了隆重的表彰“冒尖户”大会（当时俗称“夸富”会）。
这一天，原西县城一片热闹。除过参加会议的一千多名干部外，城里的机关干部和市民也都纷纷涌进了县体育常县广播站在向全县转播大会实况。体育场挤得人山人海。主席台下，“冒尖户”们全部披红挂花，骑在高头在马上，一个个都被装扮得象状元兼驸马。人们都新奇地想挤前去看看这些光荣的老百姓。
简短的会议仪式举行完以后“夸富”大游行开始了。总指挥马国雄手里拿着个电喇叭，满头大汗地跑个不停，指挥着游行队伍按顺序出了体育场，浩浩荡荡走向大街。
游行队伍的最前边是十几班吹鼓手。这些被召来的是全县最著名的乐人，唢呐上挽着红绸花，一个个都大显神通、腮帮子鼓得象拳头一般大。唢呐声和锣鼓声震天价喧吼。四面八方鞭炮声聚起，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
乐队后面，是骑马的“冒尖户”们。他们的马都由县委和各部门的领导人牵着，使得这些受宠的泥腿把子们，都十分不好意思；此刻一个个羞怯地低着头，象些新娘子似的。“冒尖户”后面，是一长溜工具车。每辆车驾驶楼的顶棚上面，都搁着一架“飞人牌”缝纫机——这是给“冒尖户”们的奖品；缝纫机上贴着大红“喜”字。马国雄几乎把这个活动弄成了集体婚礼。工具车使劲按着喇叭，警告两边潮水般拥挤的人群让路；它们跟在马匹后面，象乌龟般慢慢地爬蜒着。工具车后面，紧跟着“四干”会的一千多名代表。市民们现在已经挤在街道两旁，欢天喜地观看这场无比新鲜的热闹景致……披红挂花的孙少安骑在马上，在一片洪水般的喧嚣和炮仗的爆炸声中，两只眼睛不由地潮湿了。此刻，他已经忘记了他是个冒充的“冒尖户”，而全身心地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第一次感到了作为人的尊贵。卷四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八章
每年腊月，在临近春节的十几天里，兰花和她的两个孩子，总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期待着久离家门的王满银从外面归来。
外出逛世界的王满银，一年之中很少踏进家门。但他象任何一个中国人一样，每年春节还是要回家来过年的。当然，过罢春节不久，他屁股一拍，就又四方云游去了。他在外面算是做生意；至于生意赔了还是赚了，没有多少人知道。东拉河一条沟里的几个村庄，这王满银倒也算个人物；对于一辈子安身立命于土地的农民来说，敢出去逛门外的人都属于有能耐的家伙。
不论怎样，这个逛鬼总还有点人味，每年春节回来，也知道给两个孩子买身衣裳，或给他们带点外面的新鲜玩艺。对于孩子来说，父亲永远是父亲；他们想念他，热爱他，盼望他回到他们身边。猫蛋和狗蛋天天等着过年。人家的孩子盼过年是为了吃好的，穿好的，为了红火热闹。他们盼过年还有另外的想往——那就是能和自己的父亲一块呆几天。这对缺乏父爱的孩子来说，比吃好穿好和红火热闹更重要。
孩子们也渐渐明白，最苦的要数母亲了。父亲一年不在家，母亲既忙家里的事，还要到山里去耕种。在通常的情况下，她既是他们的母亲，又是他们的父亲。尤其是夜晚，当黑暗吞没了世界的时候，他们睡在土炕上，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们多么希望父亲能睡在身边——这样，他们就是做个梦，心里也是踏实的。他们现在只能象小鸟一样，依偎在母亲的翅膀下。他们已懂得心疼母亲，总想让她因为他们而高兴。猫蛋已经十岁，在罐子村小学上二年级。她长得象她姨姨兰香一样标致。母亲原来不准备让她上学，因为家里缺少帮手，她已经可以给大人寻长递短。尤其是责任制一开始，许多上学的孩子都回家来了，说明上学在农村已不时尚。是呀，上几年学还不是回来劳动？她二舅都读完了高中，现在也不得不到黄原去打短工。是大舅硬劝说她母亲让她上学的。猫蛋上了学，就知道要当个好学生，她上课为了让老师表扬，坐得端端正正，把腰板都挺疼了，因此刚入学四个月，就戴上了红领巾，母亲高兴得给她吃了三颗煮鸡蛋。弟弟狗蛋已经八岁，还没有去上学，整天跟妈妈到山里拾柴打猪草，已经担负起了男子汉的责任！老天爷总是长眼睛的，它能看见人世间的苦难，让这两个孩子给不幸的母亲带来莫大的安慰……可是，作为一个女人，兰花的日子过得多么凄凉呀！除过担当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家里山里辛勤操劳外，她一年中得不到多少男人的抚爱。她三十来岁，正是身强体壮之时，渴望着男人的搂抱和亲热。但该死的男人把她一个人丢在家，让她活受罪。尤其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在温热的春夜里，她光身子躺在土炕上，牙齿痛苦地咬嚼着被角，翻过身调过身无法入睡……在山里劳动，看着花间草丛中成双成对的蝴蝶，她总要怔怔地发半天呆。她羡慕它们。唉，死满银呀，你哪怕什么活也不干，只要整天在家里就好了。我能吃下苦，让我来侍候你，只要咱们晚上能睡在一个被筒里……罐子村的男人们都知道兰花活受罪。有几个不安生的后生，就企图填补王满银留下的“空缺”。他们有时候寻找着帮她干点活；或者瞅机会到她家来串门，没话寻话地和她胡扯。在山里劳动时，她常能听见不远处沟坂上传来那种酸溜溜的挑逗人的信天游——人家都是一对对，孤零零撂下你干妹妹。亲亲！
卷心白菜起黄苔，心上的疙瘩谁给妹妹解？亲亲！
打碗碗花儿就地地开，你把你的白脸调过来。亲亲！
白格生生脸脸弯格溜溜眉，你是哥哥的心锤锤。亲亲！
满天星星只有一颗明，前后庄就挑下你一个人。亲亲！
干石板上的苦菜盼雨淋，你给哥哥半夜里留下个门，亲亲……兰花听着酸歌，常常臊得满脸通红，她真想破口骂这些骚情小子，但人家又没说明是给她唱的，她凭什么骂人家呢？
但是，也有人真的在半夜来敲她的门。这时候她就不客气了。为了不吵醒孩子，她穿好衣服溜下炕，走到门背后，把这些来敲门的男人骂得狗血喷头。罐子村想来这里“借光”的人先后都对她死了心。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使这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对那个二流子男人保持着不二忠贞。只要他没死，她就会等待他回来。她在一年中漫长的日月里，辛劳着，忍耐着。似乎就是为了在春节前后和丈夫在一块住几天。几天的亲热，也就使她忘记了一年的苦难。她爱这个二流子还象当初一样深切。归根结底，这是她的丈夫，也是猫蛋和狗蛋的父亲呀！
今年和往年一样一进入腊月，母子三人就开始急切地等待他们的亲人归来。在老父亲和少安的帮助下，兰花今年在地里收回不少粮食，看来下一年里不会再饿肚子。腊月中旬，她就做上了年饭，要让一家人过个好年。孩子们不时念叨着父亲；她兴奋得碾米磨面忙个不停……可是一直到快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还没有回来。两个孩子天天到村中的公路边，等待从黄原那里开过来的长途汽车，每当有车在路边停下，猫蛋和狗蛋就发疯似地跑过去，看是不是父亲回来了。结果一次次都失望地看着汽车向米家镇那里开走。车上下来的都是别人家的父亲——村里所有在门外的人都回家过春节，唯独他们的父亲没有回来。
大年三十那天，兰花默默地作好了四个人的年饭，然后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手拉着两个可怜的孩子从家里出来，立在公路边上，等待从黄原开过来的班车。
村中已经响起了一片爆竹声，到处都飘散着年茶饭的香味；所有的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服，嗷嗷喊叫着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
清冷的寒风中，兰花母子三人相偎着站在公路边上，焦灼地向远方张望。
黄原的班车终于开过来了！
但车没有在罐子村停，刮风一般向米家镇方向开了过去，车里面看来没坐几个人——除非万不得已，谁愿意大年三十才回家呢？
汽车走了，只留下一条空荡荡的路和路边上三个孤零零的人。
猫蛋和狗蛋几乎一齐“哇”地哭出了声。兰花尽管被生活操磨得有点麻木，但此刻也忍不住伤心，泪水在那张饱经忧患的脸上淌着。她只好哄儿女说：“甭哭了，咱们到你外爷爷家去过年……兰花拉着两个孩子回到家里，把做好的年茶饭用笼布一包，然后锁住门，母子三人就去了双水村……兰花和孩子门怎能想到，大年三十那天，王满银还踯躅在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身上的钱只够吃几碗面条，甭说回家，连到黄原的一张汽车票都买不起。
这位生意人通常作不起大买卖。因为没有本钱，他一般只倒贩一点猪毛猪鬃或几张羊皮，赚两个钱，自己混个嘴油肚圆就心满意足了。在很多情况下，他象一个流浪汉，往返流落在省城和黄原之间的交通上；这条线上的大小城镇都不止一次留下了这个二流子的足迹。
他也认识不少类似他这样的狐朋狗友；有时候嘴巴免不了要吊起来，就在这些同类中混着吃喝点什么。当然，他也得随时准备款待嘴巴吊起来的朋友。他从没想到过要改变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浪荡的品质似乎都渗进了他的血液。有时候，他记起自己还有老婆孩子，心里忍不住毛乱一阵。但二两劣等烧酒下肚，一切就又会忘得一干二净，继续无忧无虑地往返于省城和黄原的大小城镇，做他的无本生意。
入冬以后，生意更难做了。政策一活，大量的农民利用农闲时节，纷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使得象王满银这样的专业生意人陷入困境之中。
眼看走投无路，身上的几个钱也快吃光的时候，他突然听说上海的木耳价钱很贵，一斤能卖二十多元。这“信息”使王满银萌发了到上海贩卖一回木耳的念头。本地木耳收价每斤才十来元，可以净赚十多元呢。好生意！
可是想想他身上剩了四五十块钱，只能买几斤木耳，跑一回上海实在划不来。他只好望“海”而兴叹。
但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天，他在黄原和省城之间的铜城火车站碰见他丈人村里的金富。
他和金富在这一线的各种车站常常不期而遇。王满银明白金富是干什么行当的，知道他身上有钱。他于是就低声下气开口向这个小偷借贩木耳的钱。“得多少？”金富很有气派地问。
“有个五百……来块就行。”
“那太多了！我只有一百来块。”
“也行！”
这位小偷慷慨解囊，给王满银借了一百块钱。金富有金富的想法。他知道王满银的妻弟孙少安是双水村的一条好汉，和他爸他二爸的关系也不错。和一个乡邻总比惹一个强。再说，二流子王满银还不起帐，他将来也有个讨债处——据说少安家现在发达起来了。
王满银拿了金富的一百块钱，很快托一位生意人朋友买好木耳，就立刻坐车去了上海。
他是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地方做生意，除不心怯，情绪反倒十分张狂，似乎想象中的钱已经捏在手里了。
到上海后，他一下子傻了眼。这里木耳价并没有“信息”传播得那么高，每斤在自由市场上只能卖十四六元。他又没拿自产证，一下火车就被没收了，公家每斤只给开了十三元钱。妈的，这可屙下了！
王满银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仓惶逃出了这个冷酷的城市。
他从上海返回省城时，象神差鬼使似地，碰巧又在火车站遇见了金富。他只好给小偷还了一百块债，身上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连原来带的几十块钱，也大部分贴进了这趟倒霉的生意中。
金富当时念老乡的可怜，引他在街上吃了一顿饭，然后又把他带到自己住的一个私人开的旅店里。
两手空空的王满银跟着这位小偷走进一间阴暗的小房子。
金富拉过一条枕巾把皮鞋擦了擦，然后在洗脸盆里撒了泡尿，对王满银说：“你做那屁生意能赚几个钱？你干脆跟我学几手，票子有的是！”
王满银畏惧地笑笑，说：“我怕学不会……”“只要下苦功，就能学会！看，先练这！”金富说着，便伸开两只手，将突出的中指和食指连续向砖墙上狠狠戳去。他一边示范，一边对王满银说：“每天清早起来，在吃饭和撒尿之前，练五百下。一直练到伸出手时，中指和食指都一般齐，这样夹钱就不会拖泥带水。
另外，弄一袋豆子，每天两只手反复在豆子中插进插出几百下。这些都是基本功。最后才练最难的；在开水里放上一个薄肥皂片，两个指头下去，练着把这肥皂片夹出来。因为水烫，你速度自然就快了；肥皂片在水里又光又滑，你能夹出来，就说明你的功夫到家了……”王满银坐在床边上，听得目瞪口呆。他绝对吃不了这苦，也没这个心胆。他摇摇头说：“我怕没本事吃这碗饭……”金富一看王满银对此道不感兴趣，也就对王满银不感兴趣了，说：“我下午就走呀，马上得结房费！
这等于下了逐客令。王满银只好离开这个贼窝子，重新来到省城的大街上。
眼看就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这会儿心里倒怪不是滋味。往年他总要年前的十来天赶回家里；而且身上也有一点钱，可以给两个孩子买点礼物。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血，他在心里也亲他们，只不过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记不得他们的存在。只有春节，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父亲。
可是现在，别说给孩子买点什么，连他自己也没钱回家了。
王满银在省城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遛达。他也坐不起公共车，在寒风中缩着脖子，从这条街逛到那条街，一直逛到两只脚又疼又麻才返回到火车站的候车室——他临时歇脚的地方。
因为临近春节，候车室一天到晚挤得水泄不通。他要等好长时间，才能抢到一个空座位，而且一坐下屁股就不敢离椅子，否则很快就被别人抢占了。
他就这样在省城一直滞留到春节。他一天只敢到自由市场买几个馒头充饥。有时候，他也白着脸和一位卖菜的农民死缠赖磨，用一分钱买两根大葱，就着馒头吃，算是改善一下伙食。
大年三十夜晚，火车站的候车室一下子清静下来。除过少数象他这样的人外，只有不多一些实在走不了的旅客。
这一晚倒好！市委书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亲自推着煮好的饺子，来到候车室慰问旅客，王满银高兴地从市委书记手里接过一盘热腾腾的大肉水饺——在市委书记给他递饺子时，还有一群记者围着照相，闪光灯晃得他连眼睛也睁不开（他并不知道，他和市委书记的这张照片登在了第二天晚报的头版上）。
这会儿，王满银不管三七二十一，喜得咧开嘴巴，端了一大盘饺子回到一个角落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过了一会，他才发现他旁边有位妇女，也端一盘饺子在飞快地吃。这女人吃饺子时，还把自己的一个大提包别在胳膊上。王满银心想，她大概把他看成个小偷了。哼，我才不是那号人呢！
这妇女竟然搭讪着和他拉起话来。口音一听就是外路人！王满银老半天才弄明白，这位妇女是个生意人，是从广东来的。
同行遇同行，倒使两个人很快成了知音。这妇女告诉他，她提包里装的是电子手表——说着便拿出来一只让王满银看。
“一只卖多少钱？”满银惊讶这妇女带这么多手表，看来是个大富翁——他想文化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有个洪常青，说是南洋来的大富翁……嗯，这女人大概也是从南洋来的！
“南洋女人”告诉他，一只手表卖二十元。
“才二十元？”王满银顿时惊讶得张开嘴巴，连饺子也忘记吃了。他对“南洋女人”说：“要是在我们那里，一只起码能卖一百多块钱！”
现在“南洋女人”又惊讶得张开了嘴巴，她说：“只要一只能卖五十块，给我抽二十块红利！”
王满银本来没有光气的眼睛一亮，把盘子推到旁边，说：“可惜我身上没钱，要么我一下都买啦！唉，我的钱……让小偷偷了，现在连路费也没有。你要愿意，干跪跟我到黄原去，肯定能卖大价钱！”
“一只能卖五十元吗？”那女人两只眼睛也闪闪发光了。“六十元都能卖出去哩！”
“能卖五十元就行了。”
“为什么？”
“这表是香港走私来的，是玩具表，里面都是塑料芯……”那女人冲王银满诡诈地笑了笑。
王银满又瞪住了眼。他问：“那能走多长时间？”“最长大概半年吧……”“不怕！半年以后谁能找见卖表的人？你愿意，明天就跟我走！不过，你得先给我买一张到黄原的汽车票！”这女人立刻表示同意。
这真是狗屎到头上了——交了好运！王银满来了神，兴致勃勃地说：“虽然你是个女的，咱们也就算是拜识了，我就称呼你是干姐！”
“干姐？”“南洋女人”一时明白不了。
王银满解释了半天，那女人就乐意认了这个“非常关系”。
于是，大年初一，王银满带着他新结识的伙伴，坐汽车回到了黄原。然后这“干姐弟”俩就在东关的自由市场上，以每只六十五元的价格，开始出售这批香港产的塑料芯玩具手表……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九章
过罢正月十五的灯节以后，农村的节日气氛就渐渐淡了下来。人们又周而复始地开始了一年的劳作。有些勤快的庄稼人，已经往山里送粪了；等惊蛰一过，农事就将繁忙起来。
兰花和两个孩子作梦也想不判，正月十八，王银满突然回家来了。不是他一个人回来，还带着一个操外路口音的女人。满银给妻子解释，这是和他一块作买卖的生意人，是从“南洋”来的。那女人也就嬉笑着对兰花说了许多话，可兰花一句也没有听懂。
厚道的兰花并没有因为丈夫带回个女人就乱猜想什么，她反而高兴地接待了这位远地来的客人。在这个农村妇人的眼里“南洋女人”是个大人物，能进她的寒窑穷舍，实在是一件荣幸的事。她热情地把那些留下的年茶拿出来，款待丈夫和这位女宾。
兰花和两个孩子兴奋得象重新过年一样。“南洋女人”从提包里抓出大把的奶糖，撒土坷垃一般撒在炕席片上，让猫蛋和狗蛋吃。王满银让这两个娃娃学城里人的样，叫这女人“阿姨”。只是“阿姨”说的话，娃娃们一句也解不开。
王银满带回一个“外路”女人的消息，一天内就传遍了罐子村。村中的大人娃娃就象看“西洋镜”一般轮番涌进兰花家那孔破窑洞，稀罕地来看这个说话象绵羊叫唤的女人。
看完稀罕以后，罐子村的精明人都不出声地笑了。他们知道王银满和这女人是怎么一回事。也有人羡慕地巴咂着嘴，对他们村这个二流子油然生出一种“敬意”；哈呀，这家伙本事不小，竟然挂回来个外路货！
不用说，兰花立刻成为全村人同情或耻笑的对象。
但这个迟钝女人并没有感觉到这一切。全村人突然挤到她家来所造成的热闹气氛，使她更加高兴起来，觉得她男人受到了村里人的尊重，她和孩子们脸上也有了光彩。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可怜的女人才知道这一切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晚上，兰花忧愁地把丈夫叫到院子里，和他商量，让这位“南洋女人”睡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家就这么一孔破窑洞，得开口向别人家借个地方让这女人休息。象样一些的人家他们不敢开口；穷家薄业的人家又怕委屈了客人。
但王银满无所谓地说：“借什么地方呢？就睡在咱们炕上！”
兰花听满银这么说，又惊讶又难受，她一年没见男人，这一晚上对她是多么宝贵呀！她问丈夫“那你到什么地方去睡呢？”
王银满倒惊讶起来：“我也在家里睡呀！”
“那……”
“那什么哩？”
兰花尽管心里不畅快，也只好就这样忍受了。
晚上睡觉时，兰花本指望这位尊贵的客人自己能提出异议，但她却心安理得睡在她为她铺好的被褥里了。“南洋女人”睡在靠锅头的地方，中间隔着两个孩子“兰花紧挨孩子，王银满睡在靠窗户的边上。这个编排还算“合理”。熄灯以后，兰花躺在被窝里，胸膛里象塞进去一把猪鬃。她多么希望钻到丈夫的被窝里去，可羞耻心使她连动也不敢动。她敢怎样呢？后炕头睡个生人，稍有动静，人家就能听见。唉，什么地方来了这么个勾命鬼呀！她躺在黑暗中，开始痛恨起这个女人。
前半夜她怎么也睡不着，后半夜，瞌睡终于压住了骚动的欲望。她睡着了，但还能听见自己的鼾声。
突然，沉睡中的兰花觉得她的脚被什么碰了一下。她的心立刻缩成一团。黑暗中她微微睁开眼，看见丈夫光身子象狗一样从她脚底下慢慢往后炕头爬去。她牙齿拼命咬住嘴唇，才没让自己喊出声来。
她狠狠踹了一脚那个爬行动物！
王银满立即调过身子，悄悄摸着爬进了自己的被窝。
不一会一只求饶的手伸进；她的被窝，企图抚摸她。她用指甲在这只手上狠狠掐了一下。那只手象被蜂蜇一般，猛地缩回去了。兰花忍受着煎熬，终于等到了窗户纸发亮。
她起身穿好衣服，没等孩子睁开眼，就一个人溜下坑，出了门。
她象受伤的母牛一般，几乎是小跑着转到公路上，在黎明中出了寂静无声的到罐子村，向石圪节公社走去——她要向公家告那个不要脸的“南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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