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回到伯恩茅斯，给一位有神视能力的人写了封信。她在以前曾经给了我外婆很大的帮助。她已经退休，而且也为自己丈夫的死而悲痛不已。但是她答应跟我通电话。我跟她说了所发生的事情之后，她先是一阵沉默，接着她说：“我丈夫死的时候，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如果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下床。”
我跟她说，我觉得自己想下也下不了。她告诉我，她很想把所听到的记录下来，所以就强迫自己下床去取纸和铅笔。她一下床就晕倒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地板上，动弹不得。所以我很想知道她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告诉我，那是一种身体外的体验。她还说，我已经到了意识的另一个平面上——到了德里克的平面上。那哗哗声是由精神回归到人类通常的意识平面所造成的。她认为她那么一动对她的生命或者神志是危险的。
不过，这只是她个人的见解。不管那天夜里发生了什么，到第二天早上，我知道那决不是一个普通的梦。我起床之后感到浑身乏力——但是心情好了些，比较能够应付了。我以前一直相信躯体死亡之后还有一种“存在”。我也一直认为思想和思想的沟通可以跨越空间的距离。德里克死后所发生的事情使我在想，思想和思想的交流也许还可以跨越时间。我觉得没有必要向任何人来证明这一点：有类似感觉的人不少，可是，我们所受的西方教育还不足以说服那些不相信有精神存在这一事实的人。科学要求有客观事实依据——证据；精神体验是主观的，信念即由此而生。我的信念给了我内心世界的平静，使我自己的生活有了意义，这已经足够。可是我也非常愿意把自己的体验与那些愿意听我说的人们分享。让我举两个例子。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德里克去世的那天夜里。两件事情所涉及的都是孩子。一个是当时在英国的我的儿子格拉布，另一个是当时住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一个叫露露的小女孩。
德里克患病期间，13岁的格拉布是伯恩茅斯附近一所寄宿补习学校的寄宿生(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丝毫不知德里克不久于人世。可是，在德里克去世的那天夜里，格拉布从一个他记得很清楚的梦中醒来。他梦见奥莉到学校去找他，对他说：“格拉布，我有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你。昨天夜里德里克死了。”他接着又睡着了。可是他再次因为一个内容相同的梦醒了，还是奥莉，重复的还是那个消息。等第三次做了这样的梦之后，他变得很沮丧，再也睡不着了。他去找了学校的女舍监，跟她说他做了好几个恶梦，不过他没有告诉她是什么恶梦。
早上，奥莉到学校去找他。万妮当时在德国，是前一天到的，因为她突然感到有必要看一看德里克。奥莉把格拉布带到室外的花园里，说有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他。“我知道了。”格拉布说。“德里克死了，对吧。”奥莉大吃一惊——后来他把梦中的情形跟她说了一遍。
露露当年跟格拉布年龄相仿，是个患先天愚型的女孩。德里克和我是她父母亲的好友，是她家的常客。德里克去世后，我返回达累斯萨拉姆后就住在他们家的，因为我实在无法忍受自己那幢空房子。德里克生前对露露很好，所以露露很喜欢他。在他死的那天夜里，露露于半夜醒来，跑到她的保姆玛丽睡的地方去。
“玛丽，”她急切地说，“请醒醒。那个人来过。他很喜欢我。他总是带着微笑。”玛丽睡眼惺忪地告诉露露，说她刚才是做梦，叫她快回去睡觉。可是露露执意不肯。“请你来一下，玛丽。我想让你看看。他在微笑。”最后玛丽坐起来，显得无可奈何。
“露露，告诉我，你说的是谁。这个向你微笑的人是谁?”
“我记不得他的名字。”她说道。“他跟简一起来，走路拄拐杖。他喜欢我，真的喜欢我。”
两个孩子，在世界上两个不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德里克非常喜欢的孩子。持怀疑论的归纳主义科学家可以一言以蔽之，把这些简单地解释为偶然巧合的梦、幻觉，或者是由痛苦、紧张、失败而引起的心理反应。可是我从来也无法把这样的体验如此简而化之——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在我的朋友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而且都是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科学还投有找到合适的工具来解剖精神。
在战争年代，人们每天都有亲人死去，其中也有很多精神体验方面的例子。万妮有预感的本领(虽然她对此从来不谈)，肯定有所体验。我在前文中谈到过，德国飞机轰炸了我们度假的小村庄，而正是她对危险的预感救了我们的性命。另一次事情发生在战争刚开始不久。当时他正在洗澡，突然她喊了一声，喊声既响亮又急促： “雷克斯!”雷克斯是我父亲的弟弟。她痛苦地抽泣起来，泪水顺着面颊直往下淌。当时正在休假的父亲赶紧跑进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情。“究竟怎么了?”他问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呜咽着说。“我只知道是雷克斯。”后来她才知道，她当时大声叫喊的时候，正是雷克斯在罗得西亚上空被击落的时候。雨果的母亲也有过类似的体验。那是战争期间她丈夫的舰艇中了鱼雷的时候。她当时在英国，而那艘舰艇远在数千英里之外。那是在夜里，她从睡梦中惊醒，听见头顶上方德国飞机的嗡嗡声和大炮的隆隆声，吓得魂不守舍。她顿时哭起来，知道她丈夫身临险境了。渐渐地，她意识到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其实并没有飞机，也没有大炮声，就连空袭警报声也没有。可是正是那天夜里，她丈夫在海战中牺牲了。
我的外婆对自己即将辞世是提前意识到的。她总是说，她不愿意成为家里人的负担。到了97岁高龄的时候，她患了支气管肺炎。有一度她自己一个人连床都下不了。她很不喜欢这样。后来她渐渐地好了，可是她并不高兴，因为她发现家里人要花很多时间来照顾她。有一天晚上，万妮上楼去跟她说晚安的时候，看见她正在读放在床边的我外公的信。外婆靠在枕头上，仔细地用缎带把“博克塞”那些珍贵的信件扎起来。(她总是喊他“博克塞”，可是我们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
“呃，亲爱的，我想你最好在今天夜里筹划一下我的后事。”
她也向奥莉告了别。第二天早上，她已经仙逝了，那微笑依然挂在她的脸上。她已经到她的“博克塞”那里去了。在那些信件上有一张纸条，要求让她带这些信件去进行她那漫长的旅行。
德里克死后的半年左右时间里，我时常感到他的存在。我深信，以精神状态存在的他是听不见也看不见的——抑或他也无法感受到他生前所喜爱的东西——蔚蓝的大海、滚滚的浪涛、优美的芭蕾，还有那些在树上戏耍的年轻黑猩猩悠荡的优雅动作。我强烈地感觉到，如果我全神贯注地去看、去听，集中精力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他对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就能多一点陶醉——通过我的眼睛，通过我的耳朵。也许这是异想天开，但这使我感到好受些，因为我想到他在身边，我觉得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仿佛知道我还好，我这些日子已经增添了足够的力量，我发现他来得也越来越少了。我知道他也该到别处去了，所以我也就不再喊他回来。走出阴影
我是从贡贝的森林里，走出德里克去世给我留下的阴影的。
进了森林，我那受到打击和创伤的心灵才逐渐得到一些安慰。在森林里跟踪、观察黑猩猩，跟他们在一起，使我内心有了寄托。这样我才没有失去希望。在森林里，死亡并没有被落叶所掩盖——偶尔也有。它随时随地都在你身边发生，因为它是无穷尽的生命大循环的一部分。黑猩猩也有生老病死。但总有年轻一代来为某个物种传宗接代。这些事情使我对前途又产生了信心，随之而来的是内心的平静。渐渐地，我的失落感中的痛苦成分得以清除，对命运不公的无益抱怨也逐渐平息。
有一天是我记忆中最清楚的。那是1981年5月的一天，我刚刚从美国进行了为期6周的讲学回到贡贝——在6个星期中，走马灯似的讲学、募款午餐会、大小会议以及为了黑猩猩的各种游说。6个星期中，进旅馆、出饭店、解行李、打行李，拎着手提箱到处奔波。我感到疲惫不堪，渴望着森林中的平静。我什么也不想，只想跟黑猩猩在一起，重新恢复与老朋友的关系，重新施展我那善于攀爬的本领，去欣赏森林里的各种景象，聆听各种声音和享受各种气息。我不愿意呆在达累斯萨拉姆，因为那里有许多使我触景生情的东西：我和德里克居住的房子、我们一起购买和种植的棕榈树、我们同床共枕的房间，还有那印度洋——德里克在陆地上行动不便，可是一到水里，就到他所酷爱的珊瑚礁世界里自在地遨游。
回到贡贝时天还没亮。我坐在自己那幢湖畔小屋的台阶上。一切是那样宁静。远方的地平线上是坦噶尼喀湖那一边刚果的山岭，在山岭的上方，一钩下弦的弯月挂在空中，倒映在微波荡漾的湖面上，粼粼生光。我吃了根香蕉，喝罢咖啡，就出发了。我带着小望远镜、笔记本、铅笔，还带了一把当午餐的葡萄干，从屋后的陡坡向上攀爬。我在森林里到处走动的时候，从来不觉得饿，也很少觉得渴。我终于又独自陶醉于长期以来给我精神力量的简单生活之中。这样的感觉真好。
淡淡的月光映照在沾满露珠的草叶上，上山的路并不难找。周围的树木依然笼罩在最后一抹夜色的梦幻之中。悄然无声。一片宁静。只有偶尔一两声蟋蟀的叫声，还有下面传来的波浪轻轻拍击湖岸的声音。突然传来一阵鸟鸣，是一对知更鸟在唱歌，委实动听。我意识到光的强度发生了变化。黎明已经不知不觉地到来。喷薄欲出的太阳立即使它自身从月亮上反射出的微弱银光黯然失色。
5 分钟之后，我听见头顶上方的枝叶沙沙作响。我抬起头，看见在逐渐明亮的天空映衬下，树枝在摇动。黑猩猩们醒了。是“菲菲”和她的子女“弗罗伊德”、“弗罗多”和“小范尼”。他们朝山坡上运动，我跟在后面。“范尼”像个小骑手似的骑在她母亲背上。他们爬上一棵大无花果树，开始用餐。我可以偶尔听见无花果的皮或者籽儿落在地上的声音。
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们悠闲地从一棵移动到另一棵树，寻找吃的，渐渐地越爬越高。在一片长满草的开阔山脊上，猩猩们爬上了一棵高大的姆布拉树。一个上午的饱餐之后，“菲菲”在我头顶上方做了个舒适的大窝，开始睡中午觉。“小范尼”躺在她怀里睡着了。“弗罗多”和“弗罗伊德”在附近玩耍。回到贡贝，只有我自己和黑猩猩们以及他们的森林在一起，我感到莫大的放松。我离开了那个充满贪婪、自私、繁忙的物欲横流的世界，感到自己又像当初一样，跟大自然融成了一体。我觉得自己与黑猩猩之间非常和谐，因为我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并不是为了观察他们，而仅仅是因为我需要他们那样不提任何要求、不带任何同情的陪伴。从我坐的地方，我可以看见卡萨克拉谷。在我下面再向西去，就是那个“山峰”。一连串的思绪涌进了我的脑海：我刚来的时候，坐在那个制高点上进行观察，学到了许多东西：久而久之，黑猩猩们对我这个人侵他们领地的陌生白猿已经不感到害怕。我坐在那里，仔细地回想，再次捕捉到一些多年以前的情感。当时由于有所发现，由于观察到西方人闻所未闻的情况，我非常激动。还有当时那日复一日地生活在自然世界中所感受到的宁静。这是一个使人类的情感变得渺小，但又在
某种程度上使它得以升华的自然世界。
由于陷入了对这些东西的沉思，我只是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突然，我意识到它不是远方的闷雷，而是直接到了头顶上方。天空乌云翻滚，黑阴沉沉的。稍高些的山峰都被带雨的云所遮断。越来越黑的天，四周是热带大暴雨之前所特有的沉闷和寂静。打破这种沉寂的，只有那越来越近的隆隆雷声。除了雷声，还有黑猩猩发出的沙沙声。突然一道眩目的闪电划破长空，转瞬间就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似乎把岩石都震得发抖，而后那隆隆声就在山峰间回响。紧接着，倾盆大雨从黑压压的乌云中直泻而下，天地之间似乎被一道道水线连成了一片。我坐到一棵棕榈树下，它那宽大的叶子暂时替我抵挡了一阵。“菲菲”躬身坐着以保护她的幼仔； “弗罗多’’呆在窝里紧紧地贴在她们身上。“弗罗伊德”弯腰坐在附近一根树枝上。雨越下越大，那棵棕榈树已经无济于事，我的身上越来越湿。我开始感到一阵寒意，随之刮起了冷风，吹得我直觉得冷。接着我就只能顾及自己，连时间也忘了。我和黑猩猩一起静静地、耐心地、毫无怨言地忍耐着。
过了肯定有一个多钟头光景，暴风雨的中心向南移去，雨势慢慢减弱。到4点半的时候，黑猩猩们从树上爬下来，而后我们就穿过湿漉漉还在滴水的植被下山。我们来到一道长满了荒草、可以俯瞰大湖的山脊上。太阳露了脸，显得昏惨惨、湿淋淋。阳光照在雨滴上，似乎每一片树叶和每一根草叶上都挂着闪亮的珍珠，把这个世界装扮得更加美丽。前方小路上有一张编制精巧、挂满晶莹剔透水珠但却不堪一击的蜘蛛网，为了不把它碰坏，我蹲下来从它下面挪了过去。
我听见“菲菲”一家碰到“梅莉莎”一家时相互打招呼的声音。他们都爬到一棵矮树上去吃鲜嫩的树叶。我走到一个可以立住脚的地方，看着他们享用当天的最后一餐。下方那依然灰蒙蒙的湖面上白浪翻滚，南面的天空还是黑压压的乌云。北面的天空已然放晴，只有几丝灰色残云。这一景象美得令人陶醉。柔和的阳光在黑猩猩身上罩上一层古铜色。他们所坐的树枝又湿又黑，就像乌檀木。新长出的叶子浅绿色，油亮油亮的。他们的身后就是那充满戏剧色彩的靛蓝天幕，电光闪闪，雷声隆隆。
我全然陶醉在周围的美景之中。我肯定进入了意识的升华状态。我于刹那之间所感悟到的真理很难——或者说实际不可能——用语言来描述。即使是神秘主义者，也无法描述他们所感受的转瞬即失的出神境界。事后我曾极力想回忆当时的体验，我觉得自我似乎根本不存在：我和黑猩猩，和大地、树木、空气似乎融合成一个具有自身精神力量的整体。空气中回荡着百羽交响乐，是鸟儿的黄昏大合唱。在这美妙的乐曲声中，我听见新的声音频率，还听见昆虫的振翅呜叫——其声部之高，其旋律之动听，皆使我惊叹不已。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强烈地感觉到每一片树叶的形状和颜色以及上面那独特的叶脉图案。各种气味也非常明显，极易辨别：因过熟而开始发酵的果子、集水的地面、冷湿的树皮的气味，黑猩猩潮湿毛发发出的气味，是啊，还有我自己身上的气味，折断的嫩叶发出的浓郁青香。这时我感到有另一样东西存在，是一只南非羚羊在上风处吃草。在雨中，它那螺旋型犄角微微闪亮，它那栗褐色皮毛显得很黯淡。
突然，远处一阵大声呼唤引起“菲菲”的回应。我仿佛从梦中醒来，回到现实世界。我感到身上虽冷，但却充满了活力。猩猩们走后，我在原地——那近乎神圣的地方 ——草草写下几行字，想用最简单的语言记下我的体验。玄秘大师和圣人都见过天使或者来自上天的其他神仙，我还从未有过这个福分，可我相信这一次是我自己的神秘体验。
时间在流逝。最后我沿林中小道下山，从我房子背后的山坡下到湖边。太阳像一只火红的大球，逐渐向刚果那边的山背后下沉。我坐在湖边，看着被晚霞染成红色、金黄色和紫红色的瞬息万变的天空。暴风雨之后的湖面平静下来。在火红的天空映照下，粼粼的波光泛着金黄色、紫罗兰色和红色。
后来，我坐在炉火边，用青豆、西红柿和一只鸡蛋做了一顿晚饭。我依然在回味刚才的体验。我心想，是啊，我们人类一直在寻找世间事物的含义，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许多窗口来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有些窗口就是西方科学造就的，它们的玻璃被一个又一个出色的伟人擦得异常明亮。通过这些窗口，我们可以透视不久前还不为人知的领域，我们现在可以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楚了。我得到的教诲是，通过这样的科学窗口去观察黑猩猩。通过25年多的仔细记录和认真分析，我逐步把他们的复杂社会行为拼在一起，以期理解他们的大脑机制。这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在大自然中的地位，而且也帮助我们较好地理解人类自身行为的某些方面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不过，还有其他一些窗口，可供我们人类观察周围的世界，而东方的神秘大师和圣人、世界上各大教派的创始人，不仅通过这些窗口来观察世界上无比美好的一面，而且观察其阴暗丑陋的一面，以期寻找我们在地球上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这些大师通过自己的脑、心和灵魂，沉思他们所见的真理。那些不朽的经典之作、圣贤之书，以及神秘主义的优美诗歌和文学中的精神实质，皆出自由这些思考所获得的启示。那天下午，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拉开了窗帘，使我在瞬间瞥见了窗外。在这瞬间的 “观察”中，我领悟到永恒和出神，感悟到一条真理，而主流科学只是这条真理中的一部分。我知道这个启示将伴我后半生，虽不全记得，但却永远留在了心里。在艰难、残酷或者绝望的时候，它将是我可以汲取的力量源泉。
可悲的是，许多人似乎认为科学与宗教水火不容。借助现代技术知识和现代技术手段，科学发现了地球上生命形式的形成和发展的许多方面，还发现我们这个星球只是太阳系中很小的一个部分。近来，天文学家们已经描绘出各个行星上的大气情况，还发现了许多新的太阳系；神经学家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大脑工作机制方面的惊人事实；物理学家们已经把原子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微小粒子；克隆羊已经获得成功；一个小型机器人已经被送上火星并在其表面行走；奇妙的计算机世界已经被打开。人类的智力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天哪，所有这些神奇的发现导致人们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宇宙中——乃至在无限和时间之中——的所有奇迹，最终都能被有限的大脑通过逻辑推理所理解。而且，在许多人看来，科学已经取代了宗教。他们认为，宇宙并不是某个难以捉摸的上帝所创造的，而是一次大爆炸所生成的。他们说，物理学、化学和进化生物学都可以揭示宇宙的起源以及地球上生命的出现和进化。我相信上帝，相信人的灵魂，相信人死之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都不过是想给我们的生命赋予含义的毫无出路、愚不可及的想法。
但这也不是所有科学家都相信的。量子物理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怎么说，上帝的概念并非异想天开的结果。神经生理学家约翰·C·埃克尔斯觉得，虽然有关人类灵魂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范围，但却告诫科学家们在被问及人死后意识自我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时，不应当作出绝对否定的回答。那些研究人类大脑的科学家认为，无论他们对大脑有了多少认识，也无法完全理解这个异乎寻常的结构——因为他们认为它的整体毕竟大于部分相加之和。宇宙大爆炸理论是又一个例子，它说明人类大脑具有不可思议、令人生畏的能力，能认识似乎无法知晓的最初的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时间，或者我们认为我们所认识的时间。可是，时间之前呢?空间之外呢?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这些问题曾使我浮想联翩。
我躺着，望着渐渐黑下来的天空。我想，如果我们人类最终失去了所有的神秘感和畏惧感，如果我们的左侧大脑完全主宰了右侧，致使逻辑思维和推理完全取代直觉，把我们与我们最里层的、内心和灵魂深处的东西隔绝开来，那将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我看见星星在一颗颗地出现，先是那些最明亮的，继而，随着日光逐渐黯淡，星星也越来越多，最后，整个天幕上都布满了明亮闪烁的光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对生命就一直持一种神秘的看法，并且说，他在不断更新这个看法，所根据的是他在注视星星时产生的神奇和卑微的感觉。
至少从尼安德特人的时候起，也许还要早些，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开始有了神的崇拜。宗教、精神方面的信仰就成了人类最强烈、最持久的信念之一，有时候甚至为此而忍受大约半个世纪的残酷迫害。我童年的时候，伟大的基督教先烈所忍受的磨难就常常萦绕在我的脑海。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土著人至今仍保留着他们对造物主、对大神的信念，继续秘密地信自己的教，尽管被发现后就要受到重罚的危险。在东欧共产党当权45年后，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依然幸存。
我继续躺着，仰望繁星点点的夜空，还不想回到屋里去。我想到了最近6个星期旅行时遇到的一位年轻人。他是利用假期打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我下榻的那家饭店当服务员。那天晚上有漫步音乐会，我走过去，看见那些身穿漂亮长裙晚礼服的年轻姑娘们，陪同她们的人也都穿着晚礼服。她们看来非常高兴，无忧无虑。生活对她们来说才刚刚开始。我站在那里，想到了未来——她们的、我的、还有世界的未来——这时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
“对不起，博士——请问您是简·古多尔吗?，”那位服务员很年轻，充满活力的样子。但他似乎有些担心，部分原因是他觉得不应当打扰我，还有部分原因也看得出来，是他有心事。他有个问题要问我。所以我们就走到一处楼梯旁边，离开一群群衣着华丽的人和一对对手拉手的人。我们谈到了上帝和世界的创造。
他看过我的所有纪录影片，也读过我的书。他简直人了迷，觉得我所做的事太伟大了。可是我却谈到了进化。我信仰宗教吗?我相信上帝吗?如果是这样，那怎么能和进化论一致呢?我们当真是黑猩猩变过来的吗?所有这些问题都问得直截了当，表现出真诚与关切。
于是我尽量如实地加以回答，对我自己的信念加以解释。我告诉他，没有人认为人类是从黑猩猩变来的。我解释说我的确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我讲了在奥杜瓦伊峡谷的事情，说了我把一块业已灭绝的动物化石拿在手中时的心情。我还告诉他，我在博物馆里追寻了进化的各个阶段，比如说马经过千万年的进化，从最初只有兔子大小的形体逐步变大，变得越来越适应它的生存环境，最后变成了现代的马。我告诉他，我相信几百万年前有一种原始的、像猿猴又像人的动物。它的一个分支后来变成了黑猩猩，而另外一个分支则变成了人类。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信仰上帝。”我说道。我跟他谈了我本人的信仰和我们家人的信仰。我谈了外祖父是怎样当上基督教公理会牧师的。我说我历来认为，上帝在七天里创造世界的说法，很可能是解释进化过程而采用的比喻。如果是那样，那么每一天就相当于几百万年。
“这时候，也许上帝发现有一种动物的发展已经符合了他的目的。智人具有大脑，心智和潜力。”我说道。“也许那时候上帝就把精神吹进了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的头脑，把圣灵注入到他们的身体里。”
那个服务员的忧虑似乎大大减轻了。“是啊，我明白了。”他说道。“可能是这样。这似乎有点道理。”
最后我告诉他，我们人类怎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进化也好或者是创造也好，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而且特别重要)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是不是继续去毁坏上帝的创造，继续互相拼杀，继续伤害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物?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到一些办法，以便我们相互之间以及与自然界之间能够比较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我对他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未来，从个人来说，也关系到他自己。他应当自己作出决定。我们告别的时候，他的眼睛明亮而有神，那些困惑已一扫而光，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在贡贝的大湖畔，我想到在遥远的得克萨斯州的这次短暂相遇，不禁笑起来。我想那是非常有用的半个小时。
起风了，吹来阵阵寒意。我从群星灿烂的户外走进屋子。上床后我没有马上入睡，脑子里仍然装满了白天所发生的事情。我躺在那里似睡非睡，思绪反复不断。为了让思绪平静下来，我又假定自己进了森林。可是那一幅幅画面仍然不由自主地在头脑里浮现。我看见外婆坐在白桦山庄花园里的凳子上喝咖啡，还是格拉布小时候我见到她的模样。接着是埃里克舅舅最后一次心脏病发作之后的模样，他躺在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养老院的床上，人老了，似乎人也缩了起来。他之所以被送到那里，是因为万妮和奥莉两个人弄不动他。我记得在他临终的那天晚上，我听见了猫头鹰恐怖的怪叫声，它是在召唤死者的亡灵。这件事我当时没有说，因为在伯恩茅斯已经至少有15年没有听见猫头鹰叫了。过了几个月，我跟万妮谈起这件事情，她似乎很吃惊，因为她当时也听见了。我想到了奥德丽。她是带着我们家的名叫“西达”的狗去散步的时候把头盖骨摔裂的。她康复之后又活了一年多。有一天晚上，万妮端了一杯茶进到奥德丽的房间，她告诉万妮说，“西达”以前从来不到房间，那天却坐在她床边上，久久地看着她。后来万妮又朝她房间里看过一次，发现“西达”还在里面。第二天上午，奥德丽再也没有起来——她与世长辞了。我想到了“西达”临死前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希望它
会好起来，可是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我也想到了我儿时的伙伴“拉斯蒂”的死，还有我在达累斯萨拉姆养的宠猫“金吉尔”、“巴金斯”、“里帕尔”和“斯皮德”。失去它们对我来说也是很痛苦的。后来我又想到了“弗洛”，想到我坐在溪流边她的遗体旁的情景，想到了她生前的所作所为，想到了我从她那里学来的东西。接着，我想到了德里克栩栩如生的模样，想到他吃力地爬上山，到喂食站去，因为他非常想看看黑猩猩。我发现自己哭了，而且哭了很久，哭出了自己一年来的怨恨和悲伤——还有自怜。哭着哭着我就睡着了。泪水有时具有很强的愈合力。醒来之后我明白了，对德里克的死，我会永远感到悲伤，而且也总能抑制自己的悲伤。森林和森林中存在的并非虚幻的精神力量一直给我以“传达理解的宁静”。道德进化
在贡贝的这几个星期特别有意义。我发现体力和精神都得到了恢复，而且有了新的责任感。当我返回达累斯萨拉姆时，仍然对失去德里克感到伤心，因为他和我为时不长的婚姻中所共同享有的东西，现在都成了痛苦又甜蜜的回忆，不像以前那样只有痛苦。大多数情况下，我那幢偌大的房子里只有我和我收养的两条无家可归的狗： “塞伦达”和“辛德瑞拉”。狗能给人带来很大的安慰。自“拉斯蒂”帮我形成对动物——以及对科学——的态度以来，狗在我生活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回想起在贡贝走出阴影的那段时光，脑子里渐渐酝酿了一首诗：《树木和花草小天使》。
我记不得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听见他们那银铃般的歌声，
树木和花草的小天使们。
帮我打开被禁锢思想的是他们，
把我的灵魂拿去清洗的是他们。
哦!我欢迎他们，
我就像一个中空的躯壳，
舒适地躺在芬芳的草地。
他们带着忧伤的微笑，
给生锈的思想铰链上油。
清除灵魂上的蜘蛛网，
再把它晾挂到最高枝头，
让它贴近有净化功能的太阳。
我庆幸它在高枝上飘动，
知更鸟唱起了甜美的歌声，
让灵魂在和谐中得到沐浴。
等灵魂被净化得焕然一新，
他们又微笑着悄悄把它送回。
他们飘然飞去的一两天内，
我就像个新生儿一般
天真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
现在，只要有忧伤或恼怒，
我就会找一块安静的地方，
青枝绿叶和泥土的气息，
伴我静静坐着，等待他们
用银铃般的声音呼唤我，
把我的灵魂再一次净化。
那些树木和花草小天使们。
没有德里克和我一起谈论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家里显得非常安静。我没有用这些时间去干家庭主妇的那些事情，而是潜心对在贡贝的20年科研成果进行科学分析，并把它们整理成文字。此外我还很关注时局。德里克和我都喜欢阅读《经济学家》和《新闻周刊》，我仍然保持了这个习惯。我有许多朋友都在外交界工作，我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坦桑尼亚的政治。邻国乌干达的战争余波使坦桑尼亚大受其害。这是因为坦桑尼亚军队进入该国，支持了被赶下台的密尔顿·奥博特总统的军队，使伊迪·阿明的血腥独裁统治最终倒了台。坦桑尼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下降到最低点，食品严重短缺，穷人的贫困加剧。
战争结束的时候，坦桑尼亚到处都是军人——这些归国的英雄没有工作，但却有(或者说比较容易弄到)枪支弹药。全国武装抢劫案件大幅上升。我依然带着狗在湖边散步，但却多了几分新的恐惧。有一次，一个盗贼用罪恶的螺丝刀对着我的脖子，然后抢走了我的手表——我早就应当知道不要戴手表了。
尽管犯罪案件增加，但是与许多非洲国家相比，坦桑尼亚还算平静。离贡贝国家公园不过几英里的布隆迪及其邻国卢旺达，胡图族与少数民族图西族对抗，这种摩擦随时可能再次成为大规模流血冲突。从东边麻烦较多的扎伊尔，不定期地会有难民渡过大湖到这边来。在加纳发生了军事政变。在乍得也是麻烦不断。在世界范围内，冷战仍在继续。由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武器和地雷被出售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使它们成了超级大国经济游戏的游乐场地；而这样的游戏已经使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致死致残。那一年，萨达特总统遇刺身亡。此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险些遇刺身亡；爱尔兰共和军开始了在英国的暴力活动；在斯里兰卡、萨尔瓦多、印度、阿富汗、黎巴嫩相继出现了动荡和暴力。几年以后，英国入侵福克兰群岛①[1]，甘地夫人遇刺身亡，美国轰炸利比亚。此外，令人极为震惊的是，伊拉克不仅在与伊朗的战争中使用了大量化学武器，而且用这种武器来对付它的本国人民，主要是库尔德人。
似乎到处都有人在受苦受难。饥饿、疾病和无家可归不只是限于发展中国家才有，即使在西方世界最繁华国家的都市中也有。在英国有一个地方(布里克斯顿)首次发生黑人青年系列暴乱事件。除了上面所说到的种种情况，还有我们这个宝贝星球上的空气、土壤和水都正在受到严重的污染，自然界——我们惟一的世界——正在遭到破坏。
我问自己：未来还有希望吗?看来我们的自私贪婪——我们对权力、土地和财富的强烈欲望——正在战胜我们对和平的渴望。在自由世界战胜纳粹德国之后，我体会到的幸福感早就渐渐消失。我发现自己在思考：雨果和我是不是应当让孩子生在这样一个毫无希望的丑恶世界上。
大概就在那段时间里，我的老朋友休·考德威尔送了我一本《人类的命运》。那是法国一位由医生成为哲学家的勒孔特·迪努瓦于1937年写成的。他认为我们人类缓慢地历尽千难万阻，来到这个星球上，并生存下来，现在正经历一个获取道德特征的过程，从而使我们的侵略性和好战性越来越少，相互关心和同情心越来越多。他认为这将是我们的最终命运，是人类存在的理由。这是多么有魅力的思想啊!对于我们的生理结构的进化，我还是很熟悉的，因为我毕竟为路易斯·利基工作过。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我们祖先的化石。在贡贝的日子里，我仔细考虑了文化进化的问题。这个发展过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人类所独有的，从黑猩猩身上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也开始走上这样的发展道路。现在，迪努瓦又在探讨道德进化的问题了。我对此特别感兴趣。我思考了他的论点，发现自己被他的许多观点所打动。我开始从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几乎毫无希望的形势。
在人类可能发生进化的典型环境中，随处都能获得食物和温暖。当然，人类发展的早期，世界并不是个乐园——人类从一开始就时常遇到饥饿、病痛和伤痛。就像黑猩猩一样。在早期像猿又像人的直立人四周，有许多张牙舞爪的、可怕的捕食动物，其中许多动物奔跑和爬树的本领大大超过了我们的祖先。可是，大脑不断发达的直立人生存下来了。由于数量增加，有一部分直立人就有必要离开最佳生活环境，到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去生存。那些大脑比较发达、比较灵光的就比那些不太聪明的占有优势。于是，生存能力比较强的就存活下来，并把他们的基因遗传下来。渐渐地，他们发明了越来越复杂的工具，而且让自然屈从他们意志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祖先还有了口头语言。这便是在人类独特的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正是因为有了语言，我们的祖先才第一次做到了把不在眼前的物体或事件告诉他人，包括他们的孩子。现在有些智能型动物大脑也比较发达，而且具有精确的交际系统，可是就我们所知，他们不可能做得像我们一样。我们可以教会黑猩猩和其他一些猿类学会识别美国手势语。他们已经学会了300多个词汇，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和训练人员之间可以在新的环境中运用这些词汇。可是，在他们的进化过程中，他们却没有发展到像人类一样可以谈论不在眼前的事物，了解发生在遥远过去的事件，为遥远的未来制订计划，更不用说对某个思想进行探讨，在他们中间进行磋商，以致大家能够共享整个群体的集体智慧。口头语言使得我们的祖先能够表达敬畏的感情，而这样的感情又会导致宗教信仰，最后发展成有组织的崇拜活动。
我认为，黑猩猩具有类似敬畏的感情。在卡孔贝谷有一处壮观的瀑布。水流穿过柔和的绿色空气，从大约80英尺高的河床断层处飞泻而下，发出雷鸣般的巨大声响。也不知用了多少年的时间，水在岩石上冲刷出一道垂直的槽。蕨类植物在瀑布下泻所生成的风中不停地摇摆，悬垂的藤蔓长满了瀑布两侧。在我心目中，这是个神奇的地方，是个神圣的地方。有时候黑猩猩们会过来，沿着河床慢慢地、有节奏地移动。他们捡起大石块或者大树枝扔进去。他们跳起来吊在那些藤蔓上，在水珠飞溅的风中来回悠荡，直到那细细的藤蔓似乎要断或者快要从上面生根的地方被拉出来为止。
这样了不起的“舞蹈”他们一跳就是十来分钟。为什么呢?难道不是黑猩猩对某种敬畏情感作出的反应?这情感因水的神秘力量而产生；这水似乎有生命，总是奔流不息，可又从不离开，似乎完全相同，却又根本不同。也许就是这种类似的敬畏，导致泛灵论宗教的诞生吧?泛灵论崇拜指的是对自然力的崇拜，对无法控制的自然奇特现象的崇拜。只有当我们的史前祖先在语言上有了发展，他们才能讨论内心的情感，才能创造共享的宗教。
口头语言也使得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得以形成共同的行为道德规范。黑猩猩表现出的行为很像人类道德出现之前的行为——比如，为了救一个弱者，某个级别较高的黑猩猩会出面阻止一场打斗——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他们的社会里，“有力量”就“正确”，处于从属地位的猩猩，无论对错都必须屈从。然而人类发展了复杂的符合道德和伦理的行为规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文化中，他们都是这么做的，虽然各个国家的人对好与坏的解释未必一样。
迪努瓦认为，我们是想在人类进化的时间框架中看到自己的道德进步过程。我们的生理形体在数百万年里发生了缓慢的进化。从第一个活的原生质细胞形成到旧石器时代第一批哺乳动物出现，其间经历了数十亿年。智人，或者叫现代人，在这个星球上的活动只有一两百万年。虽然人类的行为中历来就有并将继续会有大量明显不道德的、往往非常邪恶的一面，可是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什么是错的，什么是需要改变的。
我仔细思考了迪努瓦的观点，觉得自己能从新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的道德行为——或者缺乏道德的行为。我们自私的本能压倒了我们的关爱和利他主义，可是，用进化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毕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不到100年之前，在我的祖国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穷人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妇女、儿童、还有矮种马，都被送到矿井里去干活。那里几乎漆黑一片，工作条件恶劣，工作时间长得不可思议，班次之间休息时间非常短，而且还吃不饱。到了冬天，住在破破烂烂的贫民窟里的大人和孩子都没有御寒的衣服，他们光着脚，冷得浑身发抖。像肺结核和佝偻病之类的疾病是常见现象。奴隶制是一种被认可的劳动力形式。近期出版的一些书中谈到了在天主教徒占多数的爱尔兰贫民窟中成长的孩子，看了那些触目惊心的描写，我们真不知道孩子们在那种恶劣环境下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认为，到了80年代，英国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理论上说，每个人都能享受福利。在城市里的某些地区，条件仍然很差，可是地方政府和社会福利工作者都在尽力去改善它。尽管福利国家还有不少缺陷，可是它的出发点是，从道德上关心那些无法关照自己或者自己家人的人们。许多慈善机构都在致力于改善少数群体的生活条件。奴役制度已经被废止。当世人得知发展中国家在工业中利用奴役劳动的时候，公众舆论对此大加谴责，有时候这至少能使工人们的工作条件得到改善。
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此外，由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领导，意识形态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最终导致了前苏联解体。人类的尊严和人权问题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的话题，甚至动物权利运动在世界上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暴力、残酷、压迫和压制行为。这些行为的本身导致了诸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的建立。虽然在维护世界和平、防止种族屠杀方面，联合国没有发挥它的创建者们所希望的作用，但它的建立本身就是一个正确的重大步骤。在我看来，人类正在作出努力，帮助他们自己国界之外的人们。我们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我们正慢慢地走上正确的道路。
我在沉思这些问题的时候，孟加拉国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不仅在思考大街上乞丐的不公正命运，而且在积极做一些实事，以减轻他们的痛苦。他是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严重饥荒时开始这样做的。首都达卡的街道上人越来越多。他们用最后一点力气走到首都来寻找吃的。他们或坐或躺在街上，“活像披着破衣烂衫的骷髅”。他们几十个、几十个地死去。这个经历使当时在达卡一所大学讲授经济学的穆罕默德·尤努斯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说他突然觉得自己应当离开学校，离开经济学理论，到大街上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人们会慢慢地、令人痛心地因饥饿而死去。他到附近一个村庄去看了看，向一位制作竹凳的21岁女子苏菲亚·德古姆了解情况。成千上万的女人都有跟她类似的情况。她以相当于盟美分的价格从中间商那里买来竹子。每天，她都得把做成的竹凳卖给那个中间商来抵债。如果干得比较顺利，她一天只能有2美分的收入。她不能向放债的人借钱，因为利息太高。她自己和她的孩子们要想摆脱饥饿与贫困的恶性循环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她没有任何途径能弄到22美分，而这一点点钱就可以使她走上独立的道路。
那个村子里有42个人跟苏菲亚的情况一样。他们需要借的开工费用总共还不到27美元。穆罕默德·尤努斯从口袋里掏出27美元借给他们。他想劝说孟加拉国银行启动一项计划，为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们提供贷款。可是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那些穷人信誉不好。”——即使事实证明他们已经偿还了那一点点贷款。
穆罕默德·尤努斯自己创办一家银行——这将给数百万生活在贫困之中的赤贫者带来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活。农村银行于1983年正式开业。15年之后，它的业务已经拓展到其他国家。它的贷款额较小，但总数已超过20亿美元。若干年后，我见到了穆罕默德·尤努斯，并聆听了他在世界各国领导人论坛上发表的讲演。他很文静，不爱出头露面，但他思路敏捷，身上有一种了不起的气质。他的确是我辈中的天才。而在我眼里，他是个圣人。
这类事情说明，人类有行善的潜力，但是，在通向更有道德的未来的道路上，我们的进步幅度还不大，步子还不快，而迪努瓦的书则有助于说明其原因。真不知道我们人类还有没有时间来走完这段历程?看到人类破坏自然的速度，有头脑、有理性的人无不感到惊讶。人类正在摧毁养育了自身数百万年的自然环境。在近代，现代信仰和现代技术已经把古老的信仰和传统扫地出门了。人口的增长对土地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有无数人，尤其在西方国家，已经或正在迅速忘却人类在世间万物中的正确地位和作用。大自然哺育和增强了我的精神。我逐渐真正地理解和尊重地球上令人着迷的各种生命形式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可是现在，大大小小的森林、草原、沼泽——所有动植物生存的自然环境——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许多动植物物种也在不断消失——每一个物种都是各具特色的，都是经过千百万年缓慢进化才活到今天的。即使像北极和南极这样的野生自然环境的坚固堡垒，也有被人类糟践和破坏的迹象。
这些破坏多数是由贪婪、浪费的富裕社会造成的。无论怎么看，他们都是在从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口中夺食，以维持其荒唐的、追求物质享受的奢华的生活水准。穷国越来越穷，那里的婴儿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大幅度上升。发展中国家正在不断沙漠化的土地上苦苦地耕种，汲取水位越来越低的地下水，而西方社会却以钢筋水泥覆盖了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良田，砍伐了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热带雨林以开辟牧场或饲料种植场，为的是使他们那里已经体重超标的公民能吃到肉食品，他们让第三世界的农民为他们种植诸如咖啡和茶叶这类经济作物，再以极低(低得不像话)的价格收购，供生存农业所使用的土地就更少了。
据我所知，有迹象表明，这样的态度正在起变化。环境保护主义者强调指出，有必要采取断然措施，以制止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这些意见已开始得到政府方面的重视。确实，80年代，环境问题已跃居许多国家政治日程的首位，其原因则是多种多样的：令人头脑清醒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滴滴涕那出乎意料而且十分可怕的长期影响(它已渗透到世界生态环境之中)；对所谓温室气体累积作用与臭氧层将消失的预警。
可是，要使广大公众了解这类信息，需要很长时间。即使在西方民主政府大谈与个人自由相关的人权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公民都在不知不觉中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可怕的有毒物质——来自杀虫剂、农业废弃物、垃圾堆里产生的有害物质、药品生产中的合成化学物质、抗菌素的不负责任的误用，包括在集约化饲养的动物身上的使用。 (用遗传工程生产的食物所具有的严重威胁还没有袭击毫无戒心的公众。在食用其他动物——尤其是猴和猿类动物，或者把它们用作实验室的医学研究时，它们所携带的病毒和逆转录酶病毒就有跨越物种障碍侵袭人类的危险。)虽然这些科学和技术上的附带产物并非蓄意的安排，但它们却在悄悄接近人类。要使政府和工业界以及广大公众意识到这种可怕的事实，也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改变是要花钱的。然而，真相不可避免地会透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自身所处的危险环境。雷切尔·卡森在写《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在大声疾呼。可是现在支持她的研究成果，惊呼危险将至的人已经越来越多。
人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可是这个重要问题在80年代却很少被人提及。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炸弹》遭到了很大的冷遇。这个话题被认为是“政治上太敏感”，因为任何对家庭规模的批评都被认为是干涉个人自决权。各国宗教领袖们聚首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讨论我们所面临的可怕的环境问题，并一致认为，要向自己的教友发出告诫信息。可是他们的信息中没有谈到人口问题，因为他们害怕激怒一些与会代表。于是，这个最为严重的问题——我认为它和西方社会的过度消费问题同样严重——被故意忽略了。多么愚蠢啊!世界上的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世界人口正在无情地迅速增长。因此，地球已经到了即将无法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食物和安身之处的地步，野生自然环境和大多数其他物种都将消失，复杂的生命网和世界生态多样性将受到破坏。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人类自身的灭亡。
我认为，还存在着一线希望，因为这些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公众的注意，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已经犯了、而且正在继续犯可怕的错误。这种认识是能够最终实现重大变化的第一步。我认为问题在于：发达国家的人已经把能过上高水平的生活看成他们的权利。我认为，而且我历来认为，我的儿童时代是非常幸运的。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长起来的。豪华生活被现在西方中产阶级人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而在我小的时候却简直不可思议——除非是到开了天价的黑市上去。我懂得食物、衣服和住房以及生活本身的价值。我与同龄人一起进入了战后时代，而那时候，自立是一种必要的素质。我们当时并不认为有一辆自行车、一台电视机或者一台洗衣机等等是我们的权利；这些都是要攒钱才能买来的东西。人们会因为拥有它们而感到自豪，因为这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
当然，我知道为什么经历过战争和经济危机的人，亲手建设起美好和高水平生活的人，对于能为下一代提供他们自己所不曾有过的东西而感到自豪。我也知道为什么他们的下一代会不可避免地把这些东西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这意味着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期望也随着新的生活水平一起悄悄地进入了我们的社会。所以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那么多年轻人追求物质的、有时甚至是贪婪和自私的生活方式。
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他们是不是满足于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往往表明他们感觉到这个世界上缺了点什么。也许是对生活目的的追求，所以才会出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嬉皮士和花孩儿?①[2]难道这是许多有钱人家的子女离开家庭去寻找新体验的原因?他们试验过在公社中生活，他们被新出现的偶像弄得如痴如狂，他们去试验毒品的效果，他们还到印度去寻找宗教教师。他们在不顾一切地寻求逃脱他们那个时代令人心灵麻木的物质享乐，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他们拒绝接受一切与“官方”有牵连的东西，拒绝接受被他们认为是陈腐的、不合时宜的、属于他们保守的中产阶级父母的价值观念，所以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拒绝正式的宗教。
我想到了世界上(尤其是北美)那些持漠然态度的人们的生活情趣和精神道德所发生的迅速变化。如果我们能回到美洲印第安人——美洲土著人或者第一国人——当年的生活方式，那将是对环境危机的最佳解决方案，因为千百年来，印第安人一直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只索取他们生活所必需的，他们感谢大自然的恩赐，同时回报大自然。我知道，有些年纪较大的人仍然根据老的价值观念生活，对大神和造物主仍然非常尊重。虽然这听起来颇具诱惑力，可是我认为，现在几乎没有多少西方人能够忍受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意味着要放弃已被我们认为是必需的那些奢侈物品。如果没有四周那层柔软的保护茧，我们——至少是我们当中经济上比较优裕的那些人——出世之后就很难忍受大自然母亲各种莫测的变化。想到未来的考古学家，我感到难受，也感到好奇。他们将对这些茧子进行构造分析：汽车——数量很多，因为习惯上是每隔几年就要买新车；一系列的公寓和房屋，因为家庭在发展，在全国范围搬迁；洗衣机；家用物品；洗碟机；高保真音响、激光唱机、无数电视、电脑和移动电话；随茧内人的兴趣和职业而变化的数以亿万计的各种小装置；足以使非洲的一个村民穿好几年的衣服和鞋子；数不清的快餐食品。我们可以继续把这个清单开列下去。我们不要忘记支付所有这一切的那个小小的塑料卡片，还有我们一生中所使用的、所扔掉的或者是所积攒的东西。这是衡量表面成功的方式。如果某个牧师或者修士能对这些人内心世界进行一番筛选，看看他们精神上有何收获以及如何衡量心灵上的成就，不知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收获将作如何比较?
我回忆了自己的记录，但使我感到有些悲伤的是，我并不喜欢自己的许多发现。对于“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的说教，我历来感到不解。我常常无法达到自己所定的目标，我怎么能喜爱自己呢?可是问题似乎突然变得明晰起来，我觉得我能理解了。我们要爱的“自己”并不是我们的自我，不是每天行为处事欠考虑、自私、有时甚至缺乏善心的人，而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那纯洁精神的火焰。那便是造物主的一部分，是被佛家称为慈悲的东西。我意识到，得到爱的东西就能生长。我们要学会理解并且去爱我们内心这种精神，以便找到我们内心的平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我们自身生命的狭窄禁锢，寻求与被我们称为上帝、真主、道、婆罗贺摩、造物主或者我们个人信仰中的其他说法的融合。一旦我们达成了这个目标，我们就能够共同造就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样我们与其他人联系的能力就会无法估量。
我意识到，最伟大的精神领袖和圣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们超越自己从小所受的教育、自己的文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能力。如果我们愿意加快我们的道德进化，加快我们向人类命运迈进的步伐，那么我们的任务很清楚——而且非常艰巨，但从长远来看并非不可能。我们大家都应当从普通平凡的人转变为圣人! 像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都应当变成圣贤，至少要变成小圣贤。伟大的圣贤和大师并不是超自然的生灵，他们并非长生不老的神仙，而是有着与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他们和我们一样，需要呼吸空气，需要吃饭喝水(但需要量有限)。他们都相信精神力量，相信上帝。这就使得他们能够运用“我们生活、活动和存在于其中的”伟大精神力量。他们靠这样的力量生活，他们把它吸进自己的肺里，使之进入自己的血液，从而得到力量。我们大家都必须努力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认为他们似乎站在悬架于上帝和人间的一座桥梁之上。正是出于这样的想象，我写成了下面这首诗：
只有他们能轻声唱希望之歌
世界需要他们，那些站在桥上的人们。
他们知道鸟鸣声中包含痛苦，
比花儿更美的东西正在失去：
在寂静的雪帽覆盖的大山里
他们听见水晶般和谐的声音——
除了他们谁能把生命的意义
传达给那些活着的死人?
哦，世界需要那些站在桥上的人们，
因为他们知道永恒是如何来到人间：
在使树叶发出美妙音乐的和风中，
在抚慰着沉睡沙漠生命的细雨中，
在照耀草坪的第一缕春日阳光中。
只有他们才能吹去那些
有眼无珠的人眼中的灰尘。
可怜可怜他们!那些站在桥上的人们。
因为他们对绝对平静从来就不陌生，
但他们却被一种古老的热情所感动，
把援助的手伸向呼救的人们。
那是一个失去意义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上的原子——造物主所用的泥
正在被以科学的名义分解开来
为的是摧毁爱。
于是他们站在那座桥上，
被自由意志的痛苦折磨。
热泪盈眶地期待着
回去——回归，
回到那当初的星光里，
回到那绝对的平静中，
只有他们能把希望之歌轻声献给
向着光明奋斗却又无望得到的人们。
请不要遗弃我们，那些站在桥上的人们。
那些在自由的夜空中懂得爱的人们，
那些知道月亮存在的意义
远远超出人类在太空探索脚步的人们，
因为他们知道
那永恒的力量包含生命的开始，
也概括了它的结局，
把它们，像约瑟的衣服似的，
盖在一成不变、不断移动的帆布上，
那帆布向宇宙不断延伸
但却被一只小青蛙
完全看在眼里。
那么，不相信上帝的人呢?这样的人很多，他们是无神论者。我觉得那没有多大差别。为人类服务而活着，热爱和尊重所有生物——这些特性就是圣贤式行为的核心。
我想，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行善的力量，也存在着作恶的力量。在逐步向道德社会前进的过程中，一个人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我在想，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一个角色。我们的贡献有所不同。有些人在通过生命之河的时候，会激起巨大的浪花，产生的余波极其深远。有些人似乎默默地沉了下去。但事实上肯定不是如此，因为他们的运动是在水下进行的，他们所造成的变化是看不见的。有些人暂时默默地埋在泥潭内，以后被挖出来的时候，会在水上造成大的旋涡。这些波或者浪在不同的层面或匆匆流过，或汇合起来，有些则纠缠混杂在一起。每一个汇合都产生一股新的力量，而且具有其特征，就像它们汇合前都有各自的特征一样。如果有些力量不是这样产生的，那这个世界上就会失去许多欢乐，在其他情况下又会免去许多痛苦。像这样所释放出来的力量，不仅来自思想的结合，而且来自身体的结合。
数以亿万计的结合才产生了贝多芬、圣方济各、希特勒的身躯和大脑。亿万个独特的生命纤维的混合和结合才能产生这样的人——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以至于他们可以影响数以亿万计的其他人，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显而易见，每一个人，每一个独特的生命在进步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能载人史册的寥寥无几。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有：思想对思想的影响；老师与学生、父母和子女、领袖与公民、作家或演员与普通公众。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携带着变革的种子。这些种子需要养分才能释放它们所携带的潜能。
我毫不怀疑，只要假以时日，我们人类一定能够创造一个道德社会。问题是，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一点我太了解了。我观察过黑猩猩，我的手里拿到过石器时代我们祖先的遗骨。打那之后我就知道，我们是经过亿万年缓慢的演变进化来的。我还知道我们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仍然以现在这样的速度继续破坏我们的环境，我们已经没有亿万年的时间来使所有的人都变成真正的圣人。所以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力争做得有点像圣人。这样我们还来得及。皈依之路①[1]
1986 年10月我的生活模式发生了永久的变化。这是我的《贡贝的黑猩猩》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间接结果。为了写出这本书，我花了许多功夫掌握了生物学家通常在大学期间就学过的大量知识——比如荷尔蒙对侵略行为的影响、社会生物学理论等课程。我学得很苦，但很值得。在我的知识面没有扩大之前，我在与“科班”的科学家谈话时，心里总感到惴惴不安。60和70年代关于“《地理杂志》封面女郎”的尖刻言辞使我很生气，我想其程度也许比我自己承认的还厉害。可是这本书出版后的反应还不错，我的自信心也大大增强。
为了庆祝这本书的出版，芝加哥科学院院长保罗·赫尔特纳建议开一次新闻发布会，主题是：理解黑猩猩。所有在非洲从事黑猩猩研究的生物学家都受到了邀请，此外还请了一些对被捉黑猩猩进行非入侵性研究的科学家。这是一次令人惊叹的会议，在黑猩猩研究方面的知名人物几乎全都来了。会议开了4天，而它的影响却远不止这几天。它在我内心引起的巨大变化，也许类似与大数②[2]的保罗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所描述的情况，那次体验之后，他从一名异教徒皈依了耶稣，成为他最虔诚、最坚定的信徒。我到达芝加哥的时候，仍然是一名科学研究工作者，正打算写《贡贝的黑猩猩》的第二卷。可是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却暗暗决定将工作转向环境保护和教育。不知怎么的，我总觉得第二卷也许是写不出来了—— 在我还比较活跃、精力还比较充沛的时候，是肯定写不出来了。
大会的内容以科学为主，但也有一次讨论会涉及到环境保护。我想，当大家意识到整个非洲的黑猩猩数量在减少的时候，无不感到震惊。20世纪初，在非洲25个国家的黑猩猩数量肯定在200多万，可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他们的数量已下降到不足150万，数量超过5千以上的国家只有5个。即使在这几个堡垒里，由于人类人口增长的需要，黑猩猩的领地还在无情地逐渐缩小。树木遭到砍伐，为的是盖住房、作燃料、制木炭，也为了扩大耕地。伐木和采矿活动已经深入到原始森林，而黑猩猩易感染的疾病也传给了人类。人们沿公路两侧安家，他们砍伐了更多的树木来种植庄稼，设置陷阱来捕捉动物。黑猩猩数量在不断减少，种群也日益缩小，许多群体由于太小，近亲繁殖已经无法避免——他们长期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在西非和中非一些国家，黑猩猩被作为食物遭到猎杀。这种事情并非今天才有，可是以前的猎人只猎杀够村民吃的肉食，而现在的猎杀已经成了商业性的。打猎的人来自城镇，他们乘坐运木材的车进入最后尚存的一些森林，见到什么就打什么。他们把肉熏烤或晒干后装上卡车，开回城里。这是一种商业性的买卖——野味交易。它满足了许多想品尝野生动物肉的人的偏好。(过了许多年之后，人们才知道黑猩猩身上携带了多种艾滋病病毒。猎杀和屠宰黑猩猩以取其肉的人，很可能就这样把这类病毒传给了人类。)
此外还有活动物的交易。即使在人们不吃黑猩猩的地方，母猩猩也常常遭到猎杀，为的是捕捉小猩猩，然后把他们卖给人当宠物，或者卖给国际娱乐业，或者卖给医学研究机构。
另一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关于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医学研究实验室中黑猩猩的状况。我对听到的情况感到震惊，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做点什么。
25 年来我一直在实现着自己的梦想。我感到自豪的是，能在幽静的森林里研究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着迷的动物。现在，由于我在专业方面的信心增强了，专业知识增加了，我要帮助处境困难的黑猩猩，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改变这种状况我是无能为力的。我还认为自己所获得的文凭还不足以从学术上与搞医学研究的那些科学家探讨。那些政客们又凭什么要听我发表高见呢?可是现在，我花了大量心血写成《贡贝的黑猩猩》之后，我的自信心增强了。为了那些在实验室、马戏团和处于其他恶劣囚禁状态的黑猩猩，我到研究实验室去拜访了那里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和他们一起探讨问题。我正式到非洲各国政府去游说。此外我还发起一场场运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不间断地搞系列讲座。
我的努力将使我与这条路结下不解之缘。在此后的几年中，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所呆的时间都没有超过3个星期。在“窝里栖息”的时间一年只有两三次，而且我也只有靠这点时间来写书。我在贡贝的宝贵时间越来越少，后来变成每年只能去有限的几次，每次只呆一两个星期。如果我当时就知道后来会出现上述的情况，我会怎么做呢?走上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之后，我能不能做到很坚强，能不能非常投入呢?我在大会上所听到的情况使我感动，也使我震惊。我相信对上述问题我会给出肯定的答复。我不必作什么选择，因为我的生命似乎被一种难以抵御的强大力量所控制。我发现自己就像圣保罗一样，无法“用脚踢刺”①[3]。
为了帮助黑猩猩，我把准备好的“理解黑猩猩”展览带到有黑猩猩的非洲国家去展出，而这也是“野生动物意识周活动”的中心内容。在可能的情况下，我拜会了一些国家的首脑、环境和野生动植物保护部的部长以及其他政府官员，此外还与环保组织、研究或保护黑猩猩的个人取得联系。我说服热衷于这一事业的人在自己的国家组织“野生动物意识周活动”。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访问学校、发表演讲、进行募捐，尽可能在媒体上露面。我们成功地举办过活动的国家有：乌干达、布隆迪、刚果(布)、安哥拉、塞拉利昂、赞比亚。当然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基戈马也举办过多次。此外在扎伊尔、南非和肯尼亚，我们还启动了环保项目。
正是在这些访问中，我亲自了解到数以百计的猩猩孤儿所遭受的可怕痛苦。他们出生在与贡贝类似的环境中——可是他们的母亲遭到杀害——因为人们想得到猩猩肉或者是为了窃夺他们的宝贝儿女，然后拿到动物市场上去卖。我的关注后来导致黑猩猩禁猎区的建立。那里有被政府官员从市场或者路边没收的黑猩猩，也有被人作为宠物买去后交给我们的黑猩猩。一只黑猩猩长到6岁的时候就跟成年男子一样强壮，即使是那些养在家里，与人同桌而餐、与孩子在一起玩耍、与家人一起出访的也是如此。到这时候，把他们养在家里当宠物就不大安全了。他们要成为黑猩猩，要做黑猩猩的事情：他们对约束开始反感，可能会狠狠地咬人一口，因而成了潜在的危险。
有很多人劝我不要去管那些失去母亲的小猩猩。那样需要很大的花费，在他们长长的一生中(有的可以活60年)，我们都得照顾他们，不能再让他们返回野生状态下生活。他们对我说，要用宝贵的经费来拯救野生黑猩猩和他们的生活环境。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应当帮助非洲人，而不“仅仅是”动物。可是对于我来说，不存在什么两难的选择问题。对那些小黑猩猩孤儿伸出的双手、哀求的目光、因营养不良而瘦得可怜的身体，我不能视而不见。于是我们开始了建立几个禁猎区的计划。每个禁猎区都成了自然保护教育计划(尤其是对孩子们进行教育)的重点。此外，我们采取了类似在贡贝的做法，使当地人介入其中，尽可能多雇佣他们，从他们那里购买水果和蔬菜，从而也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有机会观察黑猩猩之间令人着迷的社会交往活动，对当地的村民来说大多是第一次。旅游观光的人也非常感兴趣。在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禁猎区最终实现了自给自足。
只要当地的动物园里有黑猩猩，我就要去看看对他们的饲养状况。每每看了之后我都感到沮丧。那里的黑猩猩都在挨饿，不过这也不奇怪，因为饲养员和他们的家人也吃不饱。我们只能拿出少量的钱，并发动当地外国移民来帮助进行部分改善，如对刚果(布)、乌干达和安哥拉的动物园的改善。
在美国和欧洲一些医学研究实验室，我看到的情况更加糟糕。虽然黑猩猩吃得很好，可是他们的环境没有生气，枯燥无味。再说，他们也没有借口开脱：政府和企业界向动物研究注入了数百亿资金，那些负责的人应当能够给黑猩猩提供一个较好的环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曾经看过的一些录像。那是由争取动物权利的活动人士从联邦政府资助的实验室SEMA公司里偷拍的。芝加哥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答应给我的录像就寄来了。当时我在伯恩茅斯与家人一起过圣诞节。看了这些录像后，我们都落了?目，惊得说不出话来。录像上出现了关在小笼子里的年幼猩猩，显得沮丧与绝望。当然，我知道那些黑猩猩是用来做医学研究试验的，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SEMA的条件竟是那样恶劣，令人完全不能容忍，对黑猩猩的心理伤害是显而易见的。我真想大声疾呼，反对这样的残酷行为，可是我知道我不能以录像为依据——我必须亲眼看见这些情况才行。真的会那么糟糕吗?我请求他们让我参观一下实验室，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答应了，时间定在1987年3月。
我绝对非常害怕去参观。随着时间的逼近，我感到自己就像要生大病似的。那将是我第一次与那些身穿白大褂的科学家打交道，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反正我把他们看成了敌人。在即将动身的那天，我很高兴地把万妮给我的一张小卡片放进了衣袋。万妮知道我很担心，就在卡片上抄录了温斯顿·丘吉尔在战争中为鼓舞全国士气而说的一句名言：“现在不是犹豫不前或者表现软弱的时候——这是向我们发出召唤的伟大时刻。”“把自己武装起来，做一个勇敢的人，做好应战的准备。” SEMA公司在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从华盛顿市中心出发后，我们从英国大使馆门前经过时——啊，外面立着的就是丘吉尔的著名铜像，他的手臂举起，手指作出代表胜利的v字形。这真是个吉兆!
要想从头到尾参观一遍，我非要鼓足勇气才行。即使我已把录像片反复看了多遍，对目睹那残酷现实的心理准备依然不足。他们把我从洒满阳光的户外迎进半地下的过道，然后走进放实验动物的昏暗地下室。我们走进一个放黑猩猩的房间。房间里放了一只只22英寸长、20英寸宽、24英寸高的笼子(这个尺寸是我后来知道的)，每只笼子里放两只一至两岁的小猩猩。每只笼子都放在像微波炉大小的“婴儿保育箱”里，经过滤的无菌空气才能进入这些小猩猩的监舍。每只“保育箱”的小窗户里，都有两只小猩猩在望着我们。现在还没有用他们做试验，但他们已经在小牢笼里被检疫隔离了4个多月。他们至少可以相互为伴，但这样的时间不会很长。工作人员告诉我，等到检疫隔离期满，就把他们拆散，分别单独关进保育箱，然后使他们感染上肝炎或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病毒)或者其他病毒。
有一只与外界隔绝的未成年雌性黑猩猩在里面不断摇晃。我们要借助手电筒的光才能看清她。他们让一位技术人员打开笼子，把那只猩猩拿出来。她像个布娃娃似的坐在技术员手臂上，无精打采，异常冷漠。他没有对她说什么。她没有抬头看他，更没有想沟通的任何表示。她若不是用了药，就是太绝望。他们说她的名字叫芭芘。
芭芘的那双眼睛以及那天我看到的其他猩猩的眼睛，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际。他们目光呆滞，毫无生气，就像极度绝望的人，就像我在非洲难民中所看到的那些失去父母和家园的孩子。黑猩猩的孩子跟人类的孩子非常相似，在许多方面都相似。他们用以表示情感的动作类似我们的儿童。他们的情感需要与我们的儿童也很相像—— 他们都需要友好的接触、安慰、乐趣，都需要有机会嬉戏打闹。他们都需要爱。
我从地下的实验室里出来的时候，既感到震惊，又觉得很难过。我被领到一张桌子旁边入座，同桌的是SEMA公司和国立卫生研究所的人。我意识到大家都在以询问的目光看着我。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经常会在脑子里一片空白的时候进出几句话来。
“我想你们都知道我在下面时的感觉。”我说道。“诸位都是很正直、很有同情心的人。我想你们也会有同感。”他们几乎无法提出异议。我谈了在野生状态下黑猩猩的生活，他们与家庭的密切关系，他们为期较长、无忧无虑的童年。我谈了他们使用工具、喜欢舒适、具有杂食性的情况，还谈到我们最近在研究黑猩猩大脑功能方面的见解。接着，我提出了召集研讨会的设想。在这个研讨会上，实验室的生物医学科学家、兽医学家和技术人员可以和从事野外作业的科学家、生态学家以及动物福利倡导者们一起，探讨采取什么方法来改善实验室里黑猩猩的生存环境问题。
研讨会是开了，会议形成的文件阐述了我们认为实验室黑猩猩的笼子尺寸、社交生活和精神激励等方面绝对最起码的要求。可是国立卫生研究所的人没有参加，所以这个文件基本上没有受到作为调节机构的美国农业部的重视。不过，在此后的几年中，这份文件已经在后来几次研讨会上得以修订(有一次在荷兰)。在我们为改善实验室动物生存条件的斗争中，这份文件在许多方面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它所包含的不只是动物权利倡导者们的观点，而且包括了在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观点。
我深信，利用动物活体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不论利用的是什么动物，都有义务了解这些动物在自然状态下的行为，并有义务知道他们的研究工作对他们的研究对象会有什么影响。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为人类的利益(或者是希望中的利益)与动物所受到的痛苦之间找到平衡。
黑猩猩与我们人类的基因构造的差异只是略大于1％，而且他们的血液成分和免疫系统也与我们的非常相似。人类所有传染性疾病，他们都有可能被感染或者传染。所以他们才被用作“试验品”来更多地了解诸如肝炎和艾滋病等人类疾病，并研究防病疫苗，寻找治病线索。这些“大猿猴”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也和我们的极为相似，任何其他动物都无法与之相比，这也是我们要记住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黑猩猩与人类在生理上的相似意味着某种疾病模式在我们这两个物种身上非常相似，而且会受到同一种预防或治疗药物的影响，难道得出下列推理不也是很合乎逻辑的吗：黑猩猩与人类在中枢神经系统方面的相似性可能会相应地导致他们在认知能力方面的相似性?黑猩猩可能会有类似于与他们非常相像的人类灵长目动物的情感体验?也会有类似的感知痛苦的能力?
从分类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无法说黑猩猩所体验的精神状态是否十分类似我们给人类情绪所定义的欢乐、悲哀、恐惧、绝望等，但这似乎是很有可能的。幼小的黑猩猩肯定也像人类的婴幼儿一样，需要安慰，需要有人哄。黑猩猩不流眼泪，可是理解人类儿童行为的人在准确识别小黑猩猩的情感状态方面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因为我绝对相信：黑猩猩跟我们人类一样，不仅会感受身体上的痛苦，也会感受心理上的痛苦。他们也会有悲哀、沮丧、厌烦的感受。我对动物实验室的访问使我不寒而栗。
我第一次见到成年雄黑猩猩“乔乔”是1988年。他在一只5X5X7英尺的标准笼子里至少被关了10年。他是属于纽约大学灵长目实验医学与外科实验室的。他和其他300来只黑猩猩是靠自己养活自己的：他们的身体被租给制药公司进行药物和疫苗试验。特别是在当时，黑猩猩被看成是研究艾滋病的最佳试验品。虽然他们没有出现病人膏肓的艾滋病人那种症状，逆转录酶病毒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血液。“乔乔”免不了要接受一次新的抗艾滋病的病毒疫苗，然后接受注射到他体内的逆转录酶病毒的“挑战”。
那是我第一次在实验室里看到成年黑猩猩。兽医专家吉姆·马奥尼向我作了介绍。“‘乔乔’很温顺。”他说着沿过道走去。在灯光昏暗、显得很凄惨的地下室里，过道两侧各有5只笼子。我跪在“乔乔”前面的地上，他从阻隔在我们之间的粗大铁栅中把手尽量往外伸。他身陷囹圄之中，前后左右和上下都是铁栅。他在这个小小的监舍里至少已经呆了10年。这10年除了极端的无聊就是间歇的恐惧和痛苦。他的笼子里除了一只给他坐坐的旧车胎，其他什么也没有。他没有机会跟他的同类交往。我审视着他的目光。那目光中没有仇恨，只有感激，因为我停下来跟他说话，打破了他那可怕而又难熬的单调生活。他轻轻地抚摸着我那薄薄的橡皮手套前面微微突出的指甲。那双手套是他们给我的，此外他们还给了我面罩和纸帽子。我把手伸进笼子，他的嘴里发出啧啧声，轻轻地抚摸着我手腕上的汗毛，然后把我的手套扒了下来。
“乔乔”的母亲是在非洲被猎杀的。他还能记得那段生活吗?我心里纳闷。他有时候是不是会梦见那一株株大树、那吹得枝叶轻声作响的微风、小鸟的呜叫，还有母亲那温暖的怀抱?我想到了“灰胡子戴维”以及贡贝的其他黑猩猩。我再次看了看还在抚摸我的“乔乔”，我的视线一下子模糊了。一天的时间怎样度过，在什么地方度过，跟谁一起度过，他都无权选择。森林中柔软的地面和树上用枝叶搭起的舒适的窝，已经与他无缘。大自然的声音也已经与他无缘：他听不见小溪里的潺潺流水声，在暗绿褐色的森林中传来的哗哗的瀑布声，从林中穿过的风声和枝叶发出的飒飒声，也听不见叶子上蠕动的小动物的窸窣声，远处的山丘上黑猩猩发出的清晰的叫喊声。
“乔乔”很久很久之前就失去了这个世界。现在他呆在我们为他所选择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冷酷凄凉的钢筋水泥的世界。他听到的是咣当咣当的铁门声和关在地下室内的黑猩猩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叫声。这是一些可怕的声音。这是一个没有窗户的世界，没有可看的东西，也没有可玩的东西。没有手指轻柔抚摸所产生的舒适快感，没有朋友们早晨见面时的拥抱、亲昵和问候，没有可以展示雄性强健体魄的机会。“乔乔”并没有犯罪，可是他却被终身囚禁。我感到惭愧，因为我是人。“乔乔”从铁栅里伸出手，摸了摸我的面颊，摸了摸我流淌下来的泪水。他在手指上闻了闻，看了看我的眼睛，然后继续抚摸我的手腕。我想象到圣方济各仿佛也站在我们身边，也在流泪。
任何想使动物生活得到改善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人的批评，因为那些人认为在一个人类还在受苦受难的世界上，这样的努力是明珠暗投了。我在美国旅行时所遇到的一位妇女就持这样的看法。那天正巧是我过生日，当时有人为我开了一个使我颇感惊喜的小型生日宴会。明媚的阳光和春天的花朵使人的心里发出微笑。突然女主持人有几分担心地走过来，指着一位刚刚到场、脸绷得紧紧的妇女对我说：“她有个女儿心脏有毛病。他们对她说，她女儿之所以能得救，就是因为在狗身上做了许多试验。她属于‘支持用动物做试验的组织’。”我熟悉那个组织，事先得到提醒，我也很高兴。我预期会有麻烦事出现。果然，那位妇女很快来到我面前，接着就劈头盖脸地数落我，说什么如果要照我说的，她女儿早就死定了，还说我这样的人使她感到恶心。她的恶意攻击简直像连珠炮，周围的人感到很尴尬，都纷纷退避。最后，等我终于有机会说话的时候，我告诉她说，我母亲的心脏上就移植了猪的瓣膜。那瓣膜是取自屠宰后供应市场的猪，可是手术程序却是根据在实验室猪身上所做的试验。我还跟她说，“我也很喜欢猪，猪的智力跟狗差不多——而且往往有过之。我非常感谢那头救了我母亲命的猪，感谢那些为手术成功而受到痛苦的猪。所以我愿意尽我的努力来改变猪的生活条件——包括实验室里的和农场上的。难道你不感谢那只救了你女儿一命的狗吗?我们要努力找到其他方法，目的是为使未来不再用狗——或者猪——来做试验品，难道你不愿意支持这样的努力吗?”
那位女土看着我，张口结舌了一阵，然后说道：“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她脸上的敌意和怒气已全然消失。临了她说道：“我会把你说的话告诉我们组织里的人。”
用动物做试验是个极有争议的问题。这种争议在那些关心动物的人土看来毫不奇怪。为了科学事业，为了增进人类的健康、挽救垂危的生命、确保人类的安全，为了验证研究人员的假设，为了教学的需要等各种目的，动物们受到的侵犯和惊吓是数不清的，有时受到的是极端的痛苦。为了检验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在田鼠、老鼠、豚鼠、猫、狗、猴子之类的动物身上做试验，就把许许多多东西注射到它们体内，或者强迫它们吞下，或者滴进它们的眼睛里。医学院的学生在学习做外科手术的时候，就是以动物做试验品，新的手术操作程序也要先在动物身上做试验。为了试验烧伤治疗技术，就要让动物身上出现大面积的一度烧伤。为了对吸烟、吸毒、摄人过量脂肪等等对人这种动物的影响有更多的了解，其他动物就被迫吸人大量的烟气、吸食毒品或者让它们摄入过量食物。为了了解生理系统，科学家们把电极插入动物的大脑，使它们变聋、变瞎，把它们杀掉，对它们进行解剖。为了了解它们的心理功能，研究人员对动物进行各种测试，如果它们出了错，就会受到电击、不给吃、不给喝等惩罚，或者受到其他残酷的对待。简而言之，在科学的名义之下对动物所采取的做法，从动物的观点来看，就是纯粹的折磨——如果干这种事的人不是科学家，这种做法就是对动物的折磨。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深思动物研究的伦理道德含义。不论这样的研究对人类健康的好处大小，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对待动物?人类也是动物。在纳粹时期的欧洲，就曾经在活人身上做过试验。在其他一些国家，在其他一些时期，都用人做过试验，而有的被试者对试验的潜在危害还一无所知。对不经被试验者同意而故意进行试验的行为，我们感到震惊。这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一个痛苦的试验不是在人类身上，而是在其他动物身上进行，我们的忧伤的程度就与我们认为那个动物所受到的痛苦程度有关。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各种动物的遭遇，那就好了。遗憾的是我们永远也做不到——即使人类对痛苦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差别。同样一个过程，对某个人来说可能非常痛苦，而对另一个人来说不过是轻微的痛苦。然而，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对人和动物所造成的痛苦是相同的，比如吞下毒药对五脏六腑所造成的疼痛。如果为的是让将来的人类免除某种痛苦，那么我们给健康的动物造成这样的痛苦对不对呢?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的各种回答将取决于：1)所涉及到的动物；2)我们对那种动物的了解；3)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亲人受到这种病痛折磨的体验。
所幸的是，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运动日益发展，这促使人们在药物和医疗试验中努力寻找其他东西来代替活动物。遗憾的是，找到了这样的东西，而且其有效性也得到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认可，但却没有任何立法来防止继续利用动物来进行试验的做法。同样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要想新出台一项非动物试验程序，要越过层层障碍才能得到批准，而要想新出台一项利用动物进行试验的程序，批准起来障碍要少得多，而且也容易得多。对医学史上动物试验的贡献，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这些研究中可以明显看出，动物对医学发展并不像动物试验支持者们所说的那样至关重要。此外，许多动物试验研究起了误导作用：一些药物的应用被推迟，有的长达数年之久，可是后来却证明它们对人类很有好处；一些药物虽然对动物伤害不大，但人使用之后却非常痛苦，甚至发生死亡。
我认为，未来的一大挑战——对年轻一代的医学和兽医研究人员的挑战——是要找到一些东西来替代各种用于研究的活动物，从而永远取消用动物进行研究的做法。我们需要一套新的思路：我们还是不要这样说，尽管用一些动物做试验是很不幸的，但却是少不了的。我们还是承认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早停止早好。让科学将其集合的智慧引向停止所有动物试验的方向上来。人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令人振奋的故事，说的都是创造难以想象的奇迹。
当然，动物所遭受的痛苦，包括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很多都与科学有关。但是，因虐待动物而感到愧疚的却不仅仅是科学家。在集约化的粮食生产过程中，亿万个动物正在遭受难以言状的疼痛、苦难与恐惧。它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在笼舍里或者在囚禁状态下度过的，有时候则是走在不可逆转的通向被屠杀的道路，而最糟糕的是进屠宰场。野生动物仍在不断遭到猎杀，或者落人陷阱，或者被毒杀。在交易场上被买卖的动物，娱乐业中被训练从事表演的动物，宠物业中被繁殖的动物，种类之多，令人乍舌。还有不计其数的被当成工具使唤、受到近乎野蛮对待的动物。
在过去40年里，对动物的养殖日益集约化。这是一种为求最大产出的生产装配线式的方法，但却被用到有知觉的动物身上。这种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大型农业企业公司应运而生，许多小型农场被弄得走投无路。我是在读了彼得·辛格所著的《动物解放》之后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这种做法所产生的后果。在养鸡场，蛋鸡饲养密度很大，有时一只18英寸长16英寸宽的笼子里要养5只，有时鸡在笼子里就会自相残杀。于是就对它们进行“去喙”处理——把它们倒吊在长绳子上，依次送到机器前面，切去它们的喙。这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且残存的喙会给那些蛋鸡留下终身痛苦。书中还说，猪被养在小得几乎无法活动的圈里，站的地方是一块便于冲洗清除粪便的窄板。猪站得腿酸疼，变得畸形，加之缺乏活动，腿没有力气，在把它们拖到屠宰场的时候，它们那过重的躯体经常压得腿部发生骨折。产崽儿的母猪被用铁环固定起来，，一动也动不了——偶尔还会压死小猪崽。猪鼻子非常敏感(还记得法国那些采集块菌的猪吗?)，真正使它们的鼻子遭殃的，是它们自身排泄的粪便臭气和尿臊气——即使我们人类不太灵敏的鼻子闻了也觉得受不了。我发现，喂养小牛的圈栏太小，那些牛在里面连身子都转不过来。它们被养在黑暗中，不见阳光，不接触铁质，为的是使它们的肉质白嫩。它们极度缺铁，所以就喝自己的尿液。
我发现在吃肉的问题上，我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看着自己盘子里的肉，就仿佛看见一个曾经活蹦乱跳的动物，是为我而宰杀的，它仿佛成了恐惧、痛苦和死亡的象征——我顿时没了胃口。所以我就把食肉的习惯给戒了，成为素食者。这对我来说有一个好处：我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变化。我发现自己体重变轻，浑身充满清洁的能量。我无须让自己的身体去区分什么是有用的蛋白，什么是那些动物活着的时候也曾想排出的废物。
饲养供食用的动物还带来其他一些问题。成千上万英亩的热带雨林被砍伐后变成牧场，或者变成动物饲料的种植场。这种做法使得亚马孙河流域的土著居民失去了森林遗产，而且整个过程浪费非常大。据估计，1英亩月巴沃的土地，如果种植豌豆或者大豆，可以产出500到600磅植物蛋白。如果把这1英亩的土地用来种植饲料，而后用它来喂养宰杀后供我们食用的动物，我们只能得到40到55磅的动物蛋白。
这里，我想说清楚：我并不谴责肉食的人——我只谴责集约式的饲养方式。我们的肉食者们——我的朋友大多数都是——所享用的肉，应当来自那些曾经生活得不错，而且是在尽可能无痛苦地被宰杀的动物。难道我们不能为那个为我们而献身的动物亡灵作点祈祷吗?古时候的人们尚且这样做了。土著的居民现在依然这样做。任何使我们回到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的小事，任何渗透到所有生命中的精神，都有助于我们在道德和精神演化道路上的进步。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不是惟一具有个性特征的动物，不是惟一能进行理性思维、解决问题的动物，也不是惟一能体验欢乐、悲哀和绝望的动物，尤其不是惟一懂得心理和肉体痛苦的动物，(我希望)我们就不会那么傲慢，也不会那么坚定地认为只要能对人这种动物有利，就可以绝对有权随意地利用其他的生灵。诚然，我们人类是很独特的，但我们也不像旧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与动物王国的其他成员有多大的不同。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少一点傲气，对与我们共享这颗星球的可爱的动物，特别是具有复杂的大脑和社会行为的动物，包括我们了解较多的狗、猫和猪等，我们应当另眼相看，尊重它们。尽管我们现在只是猜测其他动物也有感觉，而且与我们的感觉类似或者差别不是很大，我们也应当考虑，为了人类自身的目的，把它们仅仅看成是“东西”或者“工具”的观点在伦理道德上对还是不对。即使我们
所食用的动物是我们为了自身目的而喂养的——试验用、食用或者用于娱乐——难道它们因此就不是猪?不是猴子?不是狗了?难道它们因此就没有感觉了?就不知道疼痛了?如果我们喂养供医学研究用的人，难道他们就不是人了?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感到痛苦?或者就不在乎痛苦了?难道从前的奴隶对疼痛、悲伤和绝望的感觉会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奴隶而感觉不到?
我们只要列举几个大声疾呼对动物要有仁爱之心的人为例，就会意识到他们之中有多少真正伟大的人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恳求我们把爱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生灵以及整个美丽的大自然”。阿尔贝特·施韦策①[4]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包括对待动物在内的无限制的道德规范。”圣雄甘地说，“从一个国家的人对待动物的方式就可以知道他们的为人。”
千百年来，不少知名人士都对吃肉的问题发表过直言不讳的见解。毕达哥拉斯写道：“地球提供了大量的财富、无害的食物，给你们提供了无须流血和杀戮就能享用的盛宴。只有野兽才以肉食充饥。”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说，“我们不想打打杀杀，可是我们却用死东西来填自己的肚子。”本杰明·富兰克林说食肉是“无人提出质疑的谋杀”。达·芬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言辞非常激烈地说，食肉者的身体是“坟场，是埋葬他们所食动物的坟墓”。
在我看来，残忍是人类最大的罪恶。只要我们承认每个生灵都有感觉，都能体验到痛苦，那么如果我们仍然故意让动物受苦，我们同样是有罪过的。我们无论是这样对待人类还是对待动物，都是在残酷对待我们自己。
这种话不是很容易就能被人们所接受的。
我非常喜欢提到的一件事：有一天早晨，我乘出租车上希思罗机场。我要外出讲学两个星期。当时我很累，打算在出租车上打个盹。不知道怎么搞的，司机知道了我是研究黑猩猩的，就对在动物身上“浪费”很多钱的人展开了长篇大论的批评，其中特别谈到了他妹妹。她为当地一家动物保护组织工作。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人在受苦受难，有这么多的儿童受到虐待。有这么一个对动物很关心的妹妹，他感到讨厌。电视上有关动物的节目太多了。他(因此)经常关掉电视。
我当时没有情绪听他说这些。我刚想靠在座位上闭目养神，可是意识到他正是那种不了解情况、使人生气但却需要晓之以理的人。像他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他们不了解这些问题，不懂得如何探讨，只是炫耀他们所听来的陈词滥调，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复。显然这辆出租车就该我来坐。
于是，我很别扭地斜靠在座位上，通过他身后一扇小窗户，跟他一路谈到希思罗机场。我以黑猩猩的故事开始讲述，他也在认真地听讲，可是似乎没有什么触动。我告诉他黑猩猩能学会手势语，有些猩猩喜欢画画，他们如何感受情感，如何相互关心，甚至还互相救援。我讲述了狗和其他动物如何救下自己主人性命的故事。我说对于处于囚禁状态下的动物，我们是有责任的，因为是我们剥夺了它们自我保护的能力。对人类的问题表示关心的人已经有很多了，所以有些人出来关心关心动物自然也是无可非议的。
可是，我的话像是对牛弹琴。他依然固执地认为关心动物是浪费时间。“不过，祝你在美国生活愉快。”我下车的时候他对我说。
不论他持的是什么观点，给他点小费还是必要的，只是我没有零钱，他也没有零钱找我。于是我让他留下一两镑钱给他自己，其余的钱都给他妹妹，支持她的动物保护工作。我想他是不会那么干的，不过我倒很欣赏自己的幽默。
我讲学回到英国之后，发现有一封信是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妹妹写给我的。
她写道：“我哥哥把你的捐款给了我。你真是太好了。可是最奇怪的是，我的哥哥发生了变化。你究竟是怎么开导他的?他突然对我变得特别好，还问了我许多关于动物的问题。他真的对我的工作感起兴趣来。他已经判若两人。你做了他什么工作?”
我一个小时的疲劳得到了回报。他不仅使他妹妹很高兴，而且也许已经把他的新感受说给他的朋友们听，也许已经改变了他们之中一两个人的观点。
如今，人们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并且还将发生变化，因为公众了解动物的情况越来越多，此外还因为有些受到公众喜爱的人士在帮助宣传，比如保罗·麦卡特尼勋爵，他在妻子去世后就决心更多地介入妻子生前非常热爱的动物保护事业。许多医学院的课程中都取消了用狗做试验。美国的许多兽医学校已经放弃了用健康的、无主人的狗和猫做试验，而改用其他替代品——一旦学生们在它们身上动了刀子，它们就无健康可言了。SEMA实验室是我见到“芭芘”的地方，现在已经改了名字，这也反映出态度上的变化。实验室里的那些保育箱已经没有了，黑猩猩的笼子都变大了。无论进行什么试验的黑猩猩都是两只关在一起。我所认识的那只可怜的黑猩猩“乔乔”所在的灵长目实验医学与外科实验室关闭之后，黑猩猩“乔乔”被送到加州一个禁猎区去了。那个实验室里的其他猩猩也被安置到北美其他一些禁猎区。
我们面前的路程依然很漫长，不过我们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只要我们能有爱心，不残酷对待人类和动物，我们就将站到一个人类道德与精神演进的新时代的门槛上，并最终实现我们独有的品质：人道主义。希望之光
我到世界各地讲学时，人们对我提的问题大多数都出自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简，你觉得还有希望吗?”非洲的热带雨林有希望吗?黑猩猩呢?非洲人呢?这颗正在被我们弄得乱七八糟的美丽的星球还有希望吗?我们、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下一代还有希望吗?
有时候很难乐观。在非洲上空飞行的时候，可以看见连绵不断的几乎沙漠化了的土地，而这些地方在15至20年前还曾经是茂密的绿色森林。现在这些地方的人和牲畜太多，已经到了土地无法合理支撑的地步。尤其是，这些地方的人太穷，没有钱到其他地方去购买粮食。他们的前途如何?贡贝的前景如何?我1960年刚到那里的时候，沿湖‘带整个都是被森林覆盖的。这些年来，树木渐渐地被当地人砍掉当柴烧、用作房子的梁柱，或者砍伐后清出空地来种庄稼。如今，国家公园地界之外的树木已经砍伐殆尽，只留下了荒山秃岭，可贵的表层土壤越来越少，每下一次雨，就有一些表土被冲进湖里，这就淤塞了鱼类的繁衍场所。就连最陡峭的山坡上，树木也都砍光了。农民把树木砍去之后，勉强地在那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上种植木薯和豆类
作物。在国家公园之外的地方，黑猩猩和其他大多数动物都已经销声匿迹。人们开始遭殃。有些地方的妇女为了做饭，不得不把多年前砍伐后剩下的树根挖起来当柴烧。这些变化的原因就是人口急剧增长——主要是因为人口爆炸性的增长，但是，另一个原因是从北面动荡不安的布隆迪不断有难民涌人，最近还有来自刚果东部的难民。在非洲大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下列情况：人口不断增长，资源不断减少，自然遭到破坏，最后导致贫困和人类受难。
是的，我们正在毁掉我们这颗星球。森林在逐渐消失，土壤在遭到破坏，地下水在减少，沙漠在扩大。还有饥荒、疾病、贫困和5C知，人类的残酷、贪婪、忌妒、报复和腐败。在大城市里有犯罪、吸毒、团伙暴力；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他们仅有的财产就在小孩的推车里、包装纸箱里或者背在肩上。他们生活在街头，露宿在街头，死在街头。大街上无家可归的儿童越来越多。还有伦理道德的冲突，肆无忌惮的杀戮和被破坏的和平协议。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或者伤于枪口之下、砍刀之下和地雷的爆炸之中。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成了难民。还有团伙犯罪、武器交易问题；因俄罗斯的经济严重滑坡，人们担心它那巨大的核武器库里的军火会流人国际黑市武器市场。
从最近发生在非洲的一些反美炸弹爆炸事件可以看出，国际恐怖活动已经进一步发展，变得更加危险。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使馆成了攻击目标。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开普敦的一家餐馆遭到袭击，其原因只是它模仿了一家美国主题餐馆。在世界各地的美国人回头看的时候，所惧怕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影子，而是他们国家的影子。利用自杀炸弹的恐怖活动，完全是受到仇恨的驱动。这是一种狂热的仇恨。我最近看到一条消息，在巴勒斯坦的夏令营里，对7岁的儿童就在灌输仇恨。在一个很受喜爱的电视系列节目《儿童俱乐部》里，一个8岁的小女孩振振有辞地说，“如果让我走进耶路撒冷的大门，我将成为一个自杀的武士。”一个小男孩接着说， “我们要把他们赶进大海，我们用石头和子弹解决问题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正是这种盲目的仇恨，导致了最近在北爱尔兰奥马的令人震惊的炸弹爆炸事件，而且发生在签订和平协议的时候。正是这种仇恨，导致了近期在布隆迪发生的暴动中，图西族的修女杀害了她们自己修道院中的胡图族修女；导致了在难民营中4名胡图族成年男子想掐死一个年仅7岁、因父母亲死亡而与同学逃出来的图西族小男孩的事件。
我们所惧怕的还不仅仅是人类的暴力。数十亿吨的化学合成剂不计后果地进入了我们的环境里(尤其是滴滴涕和氟利昂)，不仅破坏了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而且影响人类内分泌系统，伤害母亲体内的胎儿，减少男人精子的数量。在英国，生活在离废渣处理场两英里范围内的妇女，患癌症的可能性显然比较大。只要我们继续研制和使用新型的合成化学药物，就有可能导致其他形式的灾难，不过现在还无法预言。在深受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之害的白俄罗斯，放射性沾染超过了广岛的90 倍，只有1％的土地没有受到核沾染。婴儿都显得衰老，面部有深深的皱纹。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
所有这一切似乎表明，未来的千年没有希望了。的确，环境保护主义者拿出了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用以“证明”地球上的生命快完蛋了。他们的统计数字是根据热带雨林被毁的速度、温室气体不断增加和人口不断增长的速度等计算出来的。我们似乎是在一条大船上。在船头观察的人突然发现了前方的礁石，于是向船员发出警告。可是一条大船要改变航向是需要时间的，因而各种避开灾难的努力都会失败。当然，船要想摆脱大浪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的世界“不会在大爆炸中结束，而将会在哭泣声中结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样的命运正等待着地球飞船上的生命，这并非危言耸听。可是尽管如此，我对未来——我们的未来——依然抱有希望。但只有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而且要快才行。我认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作出这样变化的只有我们——你和我。如果我们继续把它留给其他人去做，触礁将是不可避免的。
我说有希望，有如下四条理由：(1)人类的大脑；(2)大自然的复原力；(3)全世界年轻人身上所具备或者能唤起的精力和热情；(4)不可战胜的人的精神。
首先我们来探讨人类的大脑。这是一团神奇的灰色物质。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有备用的生命来研究它的神奇功能。正是有了这样的大脑，人类的早期祖先才能在艰难的原始世界中生存下来，通过文化适应而不是通过缓慢的身体适应征服了极具挑战性的环境。其他动物则是在漫漫岁月中，通过缓慢的身体变化，在越来越不适宜居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渐渐地，类似于黑猩猩使用的原始工具变得越来越精巧，最后导致现代技术的形成。一方面，很多了不起的发明因此而产生。这些发明既有利于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类，有时也有利于动物。如果不是令人惊叹的现代医学科学，我的母亲就活不到今天，我认识的许多人也活不到今天。我们确实在许多方面都是受益者。这些技术以及想出、造出和利用这些技术的人类的大脑，使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精彩的世界。另一方面，带悲剧色彩的是，技术使人类创造出大规模屠杀的武器，还有机器。即使机器满足了人类的需要(无论是真的，还是想象中的)，却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界。技术的这个阴暗面是灾难性的，因为数量庞大而且不断增加的人类要依靠这颗星球上有限的资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贪婪、自私、追求物质享受的西方生活方式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这种生活方式驱使人们去追求成功，去加入为攫取财富而进行的不适宜的争夺，去获得越来越多，多了还要多的“东西”。
我们终于开始认识并正视这些问题了，这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些问题不是少数环保活动分子的臆造(以前曾经被认为是这样)，而是确实存在并且威胁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些问题关系到地球上的生命能否继续生存。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问题首脑会议证明，到1992年，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虽然会议的结果有些令人失望，但它得以召开并有那么多国家参加，本身就是非常重大的第一步。1998年在京都召开的防止空气污染的最高级会议又是一次证明。
许多环境问题是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现了的。可是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开始产生严重影响。关心这些问题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数年前，中国的媒体否认有环境问题，可是1998年的特大洪水使它大为震动，现在已经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如今，中国的媒体上已经在自由探讨这个问题。所以说，尽管我们把这个问题耽搁了一段时间，但我仍然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免遭灭顶之灾。如果全世界的人全力以赴，齐心协力，我们肯定可以找到与自然协调的生活方式，并开始医治一些由我们造成的创伤。毕竟人类在以前曾经完成过“不可思议的”任务。如果在一百年前你预言说很快就有人要登上月球了，会有人相信你吗?或者预言传真机?喷气式客机?人们会认为你是痴人说梦，对你说的置之一笑，因为这些东西会被认为是纯粹的科学幻想，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们发明了这些技术，造出了这些东西。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例子(其中许多对我来说依然像是魔术)。
还有更多的好消息。许多公司开始“绿色运作”。英国石油公司投入上千万英镑的资金来研制一系列利用太阳能的产品。大陆石油公司是一家跨国石油公司，曾经对我们在刚果(布)建立的黑猩猩禁猎区予以赞助，现在以真正环境保护的意识在非洲进行石油勘探和地震钻探。它的考察队员步行穿过森林，设备则常常是用直升飞机运到现场。他们没有采用人到那里就把道路修建到那里的办法。他们处于非洲人迹罕至的地区，却非常注重环境保护，在人员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坚持使用与发达国家同样的标准。非洲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寻找“黑金”，所以勘测、钻探和开采石油都应当由最负责、最有道德的公司来承担。如果你我不以购买他们公司产品的方式对他们予以支持，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难以生存下去。
类似的注重环保的公司还有成百上千。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许多迹象，表明人们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1997年春，我第一次坐上了电动汽车。那的确是一种全新的感受：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行驶，绝对不排放任何污染气体，其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而且可以百分之百进行回收利用。人们还在研制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发动机，例如，用比较粗俗的话来说，利用氢与氧的强大结合力(也许是反过来?)的燃料电池。这两种元素的聚合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产生的能量足以驱动一辆汽车。这种聚合最终的副产品是水——可供驾车的人饮用的水!前不久，在乘坐大陆航空公司一架飞往日本的飞机上，我发现菜单就印着“用再生纸印刷”的字样；我看过的报纸被他们作为造纸原料加以回收；我的方便袋是用有机棉制作的。在曼谷机场等候换机的时候，我买了一张当地报纸，看见上面一篇关于防止空气污染法律的文章：让发动机空转的驾驶员，一经发现，定将重罚。到了日本之后，我被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所吸引。在东京一所规模不小的女子学校，提供给学生的校服全都是用回收的塑料瓶生产的——就像我当时身上穿的上衣一样。在我下榻的饭店里，卫生间里和床边都有提示，说我可以不必每天都换床单和毛巾。由于我要呆好几个晚上，所以我按提示的要求，把毛巾叠好后挂在架子上。因为毕竟我在家里也不是天天都换毛巾和床单的嘛。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宾馆饭店都贴出了类似的提示。环境保护是有好处的，宾馆饭店也从中受益，因为它可以节省开支。
加里·泽勒发明了一种“生态砖”。它与我们盖房子用的砖相比，重量要轻，价格要便宜。这种砖是他采用特殊工艺，用工业废料，甚至有毒的废料加工制成的。它的外层非常坚硬，至少可以使用300年。生态砖有利于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地区废料问题的处理，同时可以用来建设造价较低的学校、医院等等。我希望能多建几家生态砖制造厂。在欧洲，有人认为居住在垃圾场四周两英里之内的妇女，所生的婴儿可能带有严重的先天缺陷，如先天脊柱裂和心脏空洞。显而易见，我们需要生态砖工厂，需要其他一些创造性的方法来处理市场上的以及垃圾场上的废料。
如果我们能给大自然一个机会，在必要的时候给它一定的帮助，它便能产生神奇的复原功能。这是我抱有希望的第二条理由。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处于伦敦地区的泰晤士河下游曾经受到重度污染，河里的生物几乎绝迹。如今，经过大规模的清理之后，鱼儿开始在河里畅游，鸟儿也回来哺育后代了。几年前，我到过长崎。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二枚原子弹就投在那里。科学家曾预言，在30年内那里将寸草不生。实际上，绿色植物很快就开始生长起来(毫无疑问，开始时是带放射性沾染的)。有一棵小树甚至没有死。它现在已经长成一棵长得曲曲弯弯的大树，树干上带着巨大的裂缝和深深的裂痕，而且里面都是黑色的。可是每年春天，它都长出新的枝叶。我采集了一片叶子，把它作为希望的象征。
两年后，我在加拿大的萨德伯里讲学。那里有一座镍矿，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它排放的有毒物质对方圆数英里地区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我从几张乡间的照片上看出，那里曾经简直就像月球上一样荒凉。可是现在我的周围却是树木茂盛，郁郁葱葱。当地人终于意识到，他们的健康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于是他们决定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状况。在15年中，镍矿的污物排放量减少了98％。他们送给我一根游隼的羽毛作为希望的象征。这种游隼在当地绝迹40年后，又回来筑巢了。
最近，我有幸与一位很了不起的护林员默夫·威尔康森和他的妻子安娜呆了一天。自1939年以来，默夫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这块面积136英亩的土地上，已经进行了9次采伐。如今在这片土地上行走，就像走进一座自然大教堂。那里的树林非常美丽，巨大的老树依然挺立。林中的动物种类比他刚去的时候增加了许多——他从来不使用化学杀虫剂。周围的人也很高兴——他们有了常年不断的工作。你们看，这是可行的。
我1960 年刚到贡贝的时候，坦噶尼喀湖沿岸是连绵数十英里的森林，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小村落和有限几处因种庄稼而砍去了树木。可是到了1995年(我在前面已经提到)，惟一剩下的森林就是那30平方英里的贡贝国家公园。公园周围的人们正在为生存而挣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全这一小块宝贵的森林绿洲?简·古多尔研究所得到了欧盟的经济赞助，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涉及到重新造林、农业造林、水土保持、梯田种植，或者与其他水土保持形式配套的梯田修建。如今，我们有了才华卓著的项目负责人乔治·斯特伦顿以及他手下以伊曼纽尔·姆蒂蒂为队长的坦桑尼亚人工作组，他们在27个村庄建起了育林场，里面有果树、绿荫树，还有用于建筑梁柱的生长迅速的树木品种，其中还套种了各种不同的当地树种。此外还营造了一些深受妇女欢迎的小树林，因为这样她们就无须为砍柴而跑得越来越远。在乡村和学校里还进行有关环保的教育。还有对妇女的小规模贷款的计划，帮助她们组织起来搞一些既不会破坏环境，又可以改善生活质量的可持续发展项目。与当地医疗卫生部门合作，把主要医疗保健、计划生育和防艾滋病教育深入到每个村庄。配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国际救援委员会，向33个村庄推广淡水和新型公共厕所。现在，成千上万的人对未来有了新的希望——他们懂得了保护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为数不多的黑猩猩的必要性。他们已经加入了这项计划，成了主人。在我们撤出之后，这项计划依然可以继续下去——黑猩猩也将继续生存下去。
有些动物被从濒临灭绝的边缘拯救下来，并且被重新放回野生状态下去生活。我见到拯救新西兰黑鸫的唐·默滕。他开始着手繁殖黑鸫的时候，这种小鸟只剩下了5只 ——当时知道的情况是，只有1只雌鸟和1只雄鸟具有生殖能力。现在黑鸫的数量已经达到250只。当然，从遗传上来说它们是相同的，不过，它们被放飞到不同的岛上，即使发生什么流行病，它们也不至于全部死掉。在台湾，我看见一群美丽的台湾梅花鹿。那是一项放养计划的一部分。过去30年中，这种鹿在野生状态下已经绝迹。后来用几家动物园仅存的17只鹿进行繁殖，使它们的数量回升。现在在一个国家公园里就放养了许多这样的鹿。从第一只准备放养的鹿身上切取的鹿茸片又是一个希望的象征。
实际上，成功的范例比比皆是。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没有介入，也没有意识到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往往喜欢指责别人，而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会说，“那些污染、废料以及其他坏事肯定不能怪我们。造成这些问题的是工业、商业和科学，是那些政治家。”这最终将导致一种破坏性的、具有潜在危险的冷漠态度。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是消费者。通过行使自由选择权，通过选择购买什么，不购买什么，我们可以用集体的力量来改变商业和工业领域的道德。运用这一巨大力量的潜力永远掌握在我们手上——在我们每个人的钱包里、存折上或者信用卡上。谁也不能强迫我们去购买通过遗传工程方法生产的食品，或者饲养场里生产的肉食品，或者靠毁林生产的家具。我们可以寻找购买在接近自然状态下生长的食品，放养的家禽所下的蛋，等等。可是你会说，那些食品价钱要贵一些。不错。可是随着购买这些产品的人越来越多，它们的价格是会下降的。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未来，我们愿意不愿意多花一点点钱呢?
责备政治家，尤其是责备那些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是无济于事的。除非一个政治家知道他至少能得到50％的选民支持，否则他(或者她)是不会提出一项严厉的、需要作出某种牺牲的环保法律。我们都是选民。我们的选票是举足轻重的。你的选票，我的选票都是举足轻重的。
问题是，我们——我们大家——都抱着只靠我不行的态度。“我只是一个人。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无足轻重。那我还何必管它呢?”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环境和社会而言，什么好，什么不好，那么这就意味着有成千上万、上百万、上亿的人都会有这样想法：“我所做的不可能有什么用处——我一个人不行。”如果不是这种态度，又会怎样呢?——成千上万、上百万、上亿的人都知道他们所做的会有用处。假定某城有一处满地都是乱扔的果皮杂物，要是每个过路人都从地上捡起一些，那里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人乱扔杂物，那岂不更好。如果每个人在刷牙的时候都能随手关上水龙头，就能节约许多水。如果我们离开房间——无论什么房间——的时候能随手把灯关掉，就能节约很多能源。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骑自行车或者步行，或者合用一辆车，或者乘坐公交车，空气污染的程度将大幅度下降。试想，如果谁都不去买在动物身上做过试验的化妆品或者家用品呢?这样做所带来的变化将大大超过动物权利倡导者试图影响政府立法的做法。如果每个人都要求购买放养的家禽所下的蛋，那么家禽饲养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素食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试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不吃肉，即使每个星期只有一两天不吃，会出现什么变化?因为，如果需求下降，动物饲养的条件就可以不那么残酷了。
有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变化会导致很大的社会不公现象。例如，从事饲养业的农户就需要有其他的谋生手段。同样，靠设置陷阱捕捉动物的人、下井采矿的人和在动物实验室等地方干活的人，都要这样。我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内在联系，及其社会、政治含义。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解决不道德、残酷、具有破坏性行为会造成新的问题，因而就永远地容忍这些问题。难道有人会鼓吹继续搞集中营，因为要保证让负责集中营的人不丢掉工作?
我抱有希望的第三个理由是，世界上的年轻人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精力充沛而且愿意献身。他们发现环境和社会问题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于是他们决心纠正这些错误。他们当然会这么做——他们将是既得利益者，因为未来的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将逐步走上领导岗位，进入劳动力大军的行列，他们自己也将成为人之父母。他们着手解决问题的时间越早越好。年轻人一旦明白了事理，有了动力，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所为将真正起作用，是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他们已经在改变它了。
我花了大量时间启动了一项为了年轻人的计划——“根与芽”(Roots&Shoots)组织，因为我相信没有比这个更重要。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名字：根深深地扎进土壤，向各处延伸，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芽看起来幼小稚嫩，但是为了获得阳光，它能穿破厚厚的砖墙。过多的人口、森林的破坏、水土的流失、土壤的沙漠化、贫困、饥饿、疾病、污染都是这样的砖墙。人类的贪婪、物欲、残酷、犯罪、战争——这些都是我们人类带给这颗星球的。“根与芽”所要传递的是希望的信息：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根和芽——也就是我们的年轻人——定能破墙而出。这项计划强调了个体的价值——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都在起一定的作用，都能有所作为。在生活中，我们没有一天不在影响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想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个体而言，不仅人类很重要，动物也很重要。
“根与芽”的小组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其涉及的活动项目有三个方面：即(1)关心环境，(2)关爱动物，(3)关心当地社区。他们所依靠的是知识和理解、坚持不懈和努力工作、仁爱和同情心。他们的实际活动取决于他们所在的地点、当地一些问题的性质，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使他们周围的世界变得更美好。在坦桑尼亚，他们可能会去种树，去设法改善市场上动物的生存条件，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儿童。在洛杉矶的中南部，他们可能去清扫垃圾，讲解宠物饲养方面的知识，帮助邻里做好事。如此等等。
如果组织成员有兴趣——他们几乎总是如此——他们可以跟其他地方或者其他国家“根与芽”组织的成员结成伙伴关系。作为伙伴，他们可以就各自的问题互通信息，交换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看法，还可以相互了解对方的生活等情况。这个运动特别强调打破种族、宗教、社会经济群体的界限，打破代沟，打破国界。此外还要打破人和动物的界限。到1999年4月，它已经在40多个国家发展了2000多个小组。
鼓励年轻人，给他们以力量，以希望。这是我对他们的未来所尽的力量，也是对我们这颗星球所作的贡献。对于这些年轻人从事的这项活动，对于活动从学校到学校，从城市到城市的扩展，我还能说出很多。不过，那将是另一本书的内容。我在这里只想说，我有很大一部分力量来自这项活动，来自阅读各地小组介绍他们如何用各种方法开展工作的报告，来自我对学校访问时所看到的那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那种热情、那种执著，也因为我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孩子们已经在影响他们的父母。
年轻人一旦决心要做一件事情，就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力量。有一个小姑娘，她相信自己的行动会有作用，她的信念打动了许多人的心。她叫安伯·玛丽，5岁那年由母亲陪着来找我。当时我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一次讲学刚刚结束。她一只手抓着小玩具狗，一手拎着一只装了几个硬币的塑料袋。她母亲那天上午才发现女儿为什么把零用钱积攒起来。安伯·玛丽看了国家地理杂志的特别报道《在野生黑猩猩之间》，节目里的小“弗林特”在母亲“弗洛”死后显得特别悲伤。安伯·玛丽懂得什么是悲伤——一年前，她的弟弟患白血病死了。她弟弟特别喜欢去动物园看黑猩猩。安伯·玛丽还知道我是保护失去母亲的小猩猩的，所以她就开始积攒零用钱，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积，最后终于买了一只玩具狗——我能不能替她把玩具狗送给一只可怜的小猩猩?也许那样他在晚上就不会感到太孤单。我能不能用那几枚硬币买点香蕉给小猩猩吃?她讲完后，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
安伯·玛丽的例子能说明我抱有希望的第四个理由。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我遇到过许多好人，或者听说过他们的事迹。有些人开始做一些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事情。凭着孜孜以求的精神，他们顶着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达成了自己的目的，或者成了新道路的开拓者。还有些人随机应变，挺身而出，做出了英雄般的业绩——包括他们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样做。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战胜了难以想象的生理缺陷而活着，实在令人鼓舞——他们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还有许许多多高尚的人，他们在为他人服务(包括人和动物)，在默默地奉献着。使我们感到鼓舞，感到兴奋，感到无比高兴的是，我们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的是世界上的领袖人物，有的是普通的儿童、科学家、服务员、艺术家、卡车司机。有人问我，“简，你的精力是从哪里来的?安排得这么紧张的时间表，你是怎么应付的?”我总是笑一笑，然后告诉他们，“来自从我们中间感受到的精神力量。但有很多是来自我所遇见的那些了不起的人。”这也是继续到新的地方访问学习的惟一好处。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跟他见面我感到非常激动。他敢于向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发起挑战——那个阵营修建了一道墙不是为了阻挡外敌入侵，而是为了隔断内外交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有机会见到纳尔逊·曼德拉也是非常幸运的。我没有想到种族隔离会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寿终正寝，而且我以为要结束这种现象，一定会发生大规模流血。可是曼德拉的领袖魅力，把种族隔离埋葬了，而且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当然，在前苏联、在新南非，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变得突出了。看来在走向民主道路的国家，由铁腕独裁者控制的种族和部落仇恨，会导致最初的一些混乱和动荡。然而对戈尔巴乔夫和曼德拉为了人的尊严和自由所采取的重大步骤，我们是不能怀疑的。
我在世界各地都遇到许多很了不起的人。他们为了改善很多穷人的生活尽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当然，也有许多人在帮助动物。例如，乔恩·斯托金原来是一艘金枪鱼捕渔船上的厨师。他看见海豚被渔网困住几乎快被憋死的情景，感到毛骨悚然。他听见一只小海豚的叫声，发现海豚妈妈看着他的眼睛，仿佛是在哀求他，他情不自禁地跳进聚集了体型巨大、受到惊吓的金枪鱼、鲨鱼和海豚的水里。尽管他自己也吓得不轻，但他抱住小海豚，感到它在放松，就把它举起来，放到渔网外面去。接着，他又把小海豚的母亲弄到网外。最后，他拿出小刀，割破渔网，把它们全放了。他因此丢了饭碗。回到家之后，他想到了海豚的景况，想到了所有被弄得即将绝种的动物。他能做什么呢?他没有学位。他也不是阔老。可是他很希望能起一点作用。他做到了。现在他在生产巧克力——最好的巧克力。每块巧克力的包装纸上都印着一种濒危动物。他把(减免税收前)利润的11．7％送给为保护那种动物的组织。他被我们称为“巧克力乔恩”，是我心目中又一位英雄。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从收入中拿出一定比例捐助各种各样的善事。
我有幸见到一些北美土著人的精神领袖。他们遭到种种迫害，他们的文化遭到肆意破坏，可他们依然坚持原有的部落风俗，坚定地信仰他们的大神或者造物主，相信人类与地球、动物、植物、岩石、水、太阳、月亮、星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现在，他们正准备摆脱一个世纪来的压迫和压制所编织成的冷漠。来自温哥华的精神领袖伦纳德·乔治用他的歌声和他的鼓声打动了我的心灵。那鼓声是地球母亲那急迫、执著、无限耐心的心跳。他经历了许多痛苦和磨难，成为一位真正的精神领袖，文静温和、质朴无华。还有我在加州的精神兄弟奇特库斯(泰伦斯·布朗)。他母亲是部落里最后一位真正会医术的女人。他本人最后终于一步步地成为卡鲁克部落里通医术的人。每天黎明时分，他都为我焚香，以印第安人的方式祝我在世界各地周游时精力充沛。在越战中获军功章最多的美国印第安人埃德·拉莫内甚至给我以 “地球母亲之妹”的殊荣。阿帕切人乔纳森·卢塞罗赠给我一只雕刻的小黑熊，它代表着力量和勇气，我讲学的时候常把它捏在手里。
几年前，一位因患麻风病而失去所有手指和脚趾的坦桑尼亚人送给我一把普通木梳。他靠残留的指桩和牙齿，用毛线编织出图案来装饰所制作的木梳，这样他就可以把木梳卖掉，堂堂正正地活着，而不必去乞讨。
一位台湾的音乐人也有类似的故事。12岁那年，他在海边捡起一只亮亮的金属球，结果被炸掉了一只手，炸瞎了两只眼睛；原来那是一枚地雷。他一直想玩吉他琴，于是他的朋友们为他制作了一个金属箍，那上面带一个结实的塑料琴拨，他可以把这东西套在断臂上弹琴。我与他见面的时候，他刚刚与他的盲人伙伴出了一张CD 专辑，在台北非常热销。我在北京的时候，看见街头一个没有任何手指头的人在弹琴，而且弹得很高兴。
最动人的还是保罗·克莱因的故事。保罗是6岁时被一管炸药炸伤的，伤得很重。在那之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接受了一系列痛苦的外科手术。医生给他修补左眼，后来又给他治疗残废了的双手。他的左手伤得最厉害，拇指和部分手腕被炸烂。不过医生替他把炸得掉下来的手指进行了再植。他的右手拇指、无名指和小指也被接活。在痛苦的手术过程中，他决心将来也当一名外科医生——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永远也实现不了这个目标。可是，正如他对我说的，“通过积极思维以及许多人的帮助”，他真的成了称职的、一流儿科整形外科医生。他发现人们在接受再造手术的时候，往往感到很尴尬，不愿让别人看见自己变了形的样子。为了帮助他们，他把自己的手给他们看，跟他们讲述自己是如何克服困难的。
还有加里·豪恩。他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时失明的，当时他才25岁。可是他经过勤学苦练，成了一名魔术大师——不可思议的豪恩迪尼。孩子们在看他演出的时候，直到最后才意识到他是一位盲人。他跟孩子们谈如何战胜困难，如何在生活上不断奋进。他还学会了戴水肺的潜水、越野滑雪、特级跳伞、柔道和空手道。最近他还登上了乞力马扎罗山。他是我认识的适应性最强的人。1994年4月，是加里给了我一只玩具猴子，它后来成了我的吉祥物。加里原以为他送给我的“不过是一只玩具猩猩”，我告诉他，它还有条尾巴，所以不是猩猩。我对他说，它像一个形状怪异的狒狒，耳朵装倒了，尾巴也略长了些。“没关系的。”他坦然地说。 “无论到什么地方，你都带着它。你会感到我的精神和你在一起。”于是被他称为H先生(Haun的首字母)，成了我的吉祥物。在我得到它的4年半时间里，它陪伴我到过30个国家(其中有些国家还去过多次)。它是一个旅行中的好伴侣。它总是乐呵呵地笑着，总是抓着那根准备吃掉的香蕉，再忧郁的人见到它也会露出笑容。我对人们说，只要碰它一下，他们就会变得判若两人，因为加里·豪恩那顽强的精神会传递给他们。现在摸过它、拍过它、抱过它、吻过它的人已经超过了 20万——难怪它那身上的绒毛都起了结，它那原先白净的脸现在已经脏兮兮的(尽管我经常给它用香波来洗)，它的外形也越发怪异了。可是，它很有特色。有人最近指出，因为那个H也代表希望(Hope的首字母)。
当然，我无需花很大力气，就能找到许多令人鼓舞的例子。我母亲万妮75岁还接受了心脏外科手术。她那被阻塞的心脏主动脉被换成了“原生质管”，实际上是一头被屠宰的猪身上取下的。当时我看她的气色不好，动员她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结果他们立即给她安排了手术。当然，那次手术非常成功。事后我与医生交谈时，他问我手术前万妮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正值圣诞节前，她一直在忙于买东西，做节前的准备工作。他对我说，“唔，我说了你也许会很感兴趣。从体力上来说，她也许只能坐一坐、躺一躺。她所做的其他事情，全都是意志力的驱动。”他告诉我，他进行这种手术的10年来，万妮的心脏阻塞是他见到的最为严重的病例。我是非常走运的——不妨这样说吧，我有内在的激励源，而且就在眼前!
我将以一个很典型的故事来作为本章的结尾。它说的是一位到动物园玩的游客，名叫里克·斯沃普的美国人。他跳进绕黑猩猩区四周的防护河里，救起一只快要淹死的成年雄猩猩。尽管动物园管理人员警告他那样做很危险，而且那个群体里其他成年雄猩猩还向他发出威胁。人们问他，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去冒生命危险，他回答说， “我看着他的眼睛，就像是看着一个人的眼睛一样。它传达的信息是：谁来救救我?”
这样的眼神，我从被拴在非洲市场上的黑猩猩眼睛里、从实验室里被囚禁在铁笼子里的黑猩猩眼睛里、从其他受到折磨的动物眼睛里，都看见过。从那些父母在种族暴力中被屠杀的布隆迪儿童的眼睛里，从那些流落街头的儿童的眼睛里，从我们的城市里陷入暴力冲突之中的儿童的眼睛里，也能看到。这种哀求的目光的确随处可见。阿尔贝特·施韦策曾经写道，“一个受到别人敬重的人，不会只是做做祈祷而已。他将投身保护生命的战斗。如果出于这个原因，那他本身就是周围生命的延续。”
我真诚地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已感觉到周围哀求的目光，他们的感觉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正投身到斗争中去。这就是我们未来希望之所在。我们正走向人类的最终命运—— 同情和仁爱。是的，我的确认为有希望。我的确相信我们可以希望我们的后代以及我们后代的后代能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那里仍将有绿色树木，有黑猩猩出没其间，仍将有蔚蓝的天空，有小鸟在歌唱；土著人的击鼓声将使我们强烈感到自己与地球母亲以及大神的密切联系——那就是我们所崇拜的上帝。可是，我已经反复指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地球上的资源正在枯竭。如果我们真的关心这颗星球的未来，我们就不能再把所有问题留给“他们”去处理了。明天的世界要靠我们去拯救——要靠你和我劫后余生
我现在还有最后一段旅程要与大家一起走；这是一段从邪恶到仁爱的思想旅程。人性邪恶的证据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对此都感到毛骨悚然。我小时候就知道痛恨德国人，因为他们造成了那么多的痛苦。就连我3岁的妹妹朱迪也熟悉一些遭到万人痛恨的德国人的名字——希特勒自不待说，还有希姆莱、戈培尔和格林。丹妮曾用金色的糖浆在我们下午茶的面包和果酱上“画”上他们的脑袋或者身体。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在咬他们，咬掉他们的脑袋、胳膊和腿的时候，感到一种满足。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来解我们对这些人的心头之恨。纳粹大屠杀的细节公布之后，就连丹妮的做法也无助于我表达心中的仇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0多年后，我去参观了死亡集中营。我知道自己有义务这样做。在几个集中营之中，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一定要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是大屠杀的象征。我觉得一次访问还不能使我理解，还不能使我头脑中那些可怕的形象得到安息。我只是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应该去。所以我终于在一位叫迪特马尔的德国朋友陪伴下了却了这桩心愿。也许，他比我更有必要面对历史，接受历史事实。他与我同岁，战争爆发时他在柏林，当时也是个孩子。
我们先在柏林参观了一家博物馆。那里收集了当年大屠杀的照片与文件。其中有一封信是我永远难忘的。那是一系列来往通信与命令的一部分，是希特勒的心腹为实现其“最后解决”的具体安排。这封信的大意是：可以预料到，有些监狱看守会对被囚禁的人表现出同情，这种情绪必须立即铲除。它体现了德国人干事情的彻底性，对每件事情都有考虑，对每个细节都有周密的安排。在纳粹德国遭到苦难的不仅是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还有精神病患者和同性恋者；还有那些不愿意放弃人类爱心的德国人。
迪特马尔和我乘火车到达波兰的克拉科夫，从那里再转车到奥斯威辛。那里有两个集中营，即奥斯威辛一号和奥斯威辛二号。后者又叫比克瑙集中营，专门关押从欧洲各被占领国运来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我们进入那条臭名昭著的拱形通道，上面写着冷酷的格言：“死亡的自由”。是啊——死亡的自由。今天的奥斯威辛一号集中营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建筑物的砖墙上挂着一排排照片，穿着不合身的条纹囚衣的囚犯正在接受头部尺寸的测量。这是一项非常庞大、令人震惊的举动，为的是从生物学方面来证明种族之间的区别。照片上有集体大屠杀，有战斗场面，还有纳粹军官以及希特勒。一大堆鞋子，是走进煤气室之前的那些人脱下来的。一个堆放着大大小小箱子的房子，那些箱子都是到集中营来的囚犯们的。一大堆头发，是从囚犯们头上剃下来的。还有许多拐杖、畸形矫正器、假肢、牙拖等物。一个用人皮制作的灯罩。一座焚化炉，旁边有一段介绍它如何运作的详细说明。囚犯们遭到毒打和射杀的场地。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不胜枚举。那些遗物不过是凤毛麟角，被送到集中营来的人有成千上万。而且奥斯威辛不过是许多死亡集中营之一。
我觉得脑袋发木，一片空白，对自己似乎缺少共鸣感到惊讶。突然，一只小女孩的鞋子引起我的注意。它放在一只小箱子里，边上有一只布娃娃。在恶梦般的火车旅途中，那孩子肯定曾经紧紧地搂过它。在她抵达一生中最后一次旅行的终点时，布娃娃被一只粗暴的手无情地夺走了。这些情景强烈地冲击着我发木的脑袋。我感到怒火中烧，心跳加快。接着是难以自控的悲伤。我转过脸，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在我的印象里，比克瑙大约在两英里之外。尽管天下着雨，而且很冷，我们还是步行去的，因为乘公共汽车似乎不大合适。在乎坦空旷、荒草满地的大院子里，只留下 6座长长的小木头房子。这块地方被占领之后，冬天是一片寒冷的泥沼，夏天是晒得硬邦邦的焦土。地上是一排接一排的柱子，标志着原来房子所在的位置。它们看上去就像被摘去树叶、呈几何形状的人造树林。当年由于苏联军队日益逼近，盖世太保为掩盖其罪行曾企图摧毁这个集中营，可是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件事情，就逃之天天了。一座座哨兵嘹望台还高高地立在营地上。此外还有哨兵的掩体，哨兵在里面站着，眼睛可以与地面齐平向外看。谁也逃不掉。集中营残酷无情的电网和铁丝网外面，是盖世太保住的小楼。
残存的6座木屋中，有一座是厕所。里面是一排排蹲坑，背靠背地排列着。我当即回想起从书上看到的一些内容：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哭喊声，闻到那臭气，感到看守的皮鞭在抽打那些因患痢疾而体力不支、超过规定时间、在地上多坐了一会儿的人。在其他几间低矮阴暗的长条型小屋里，贴墙放着上下三层的小床。小床是板条钉的，中间缝隙很大。囚犯们瘦得皮包骨头，无法取暖，只有相互依偎在一起，他们身上发出异味，不时去抓被臭虫咬得发痒的皮肤。寒冷。经常挨打——随时都会遭来毒打，有时是无缘无故的毒打。总是挨饿。饥饿难忍的痛苦是我们从未体会到的，甚至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严寒的早晨，气温降到了零下，西伯利亚寒流从平原上滚滚而来，赤身露体的囚犯们站在那里接受无休止的点名。想到这里，我觉得原本感到的些许凉意的地方仿佛突然成了冰天雪地。每天早晨如此。又冷又饿，还拖着带病的身躯。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在比克瑙没有博物馆。没有照片。那天去的人，除了我和迪特马尔之外，只有一对夫妇。大屠杀的恐怖，使我不寒而栗。痛苦。无助。绝望。活死人的漠然。天哪!他们究竟怎么活的呀!
3 年之后，我遇到了一个叫亨利·兰德沃思的人。他不仅幸存下来，而且摆脱了痛苦和仇恨心理，为身患绝症的儿童创办了一个充满温暖、光明和仁爱的疗养院。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讲述他的故事之前，我先再说一点在奥斯威辛看到的情况。在6座房子中最黑暗的那一座里，在一张床的下面，从水泥裂缝中冒出了一棵小植物。它的枝叶朝着从狭窄的“天窗”(大约为四英寸长、两英寸宽的厚毛玻璃)中透进来的昏暗光线生长，它那充满希望的芽苞即将绽放。它在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精心策划的邪恶时期的遗址上破土而出。它说明，任何邪恶的计划都是短命的。除了在地狱，哪里还能看到比这个更有说服力的象征?这个地狱就是那些心灵扭曲变态的头脑。
我原以为第二天会在静静的反思中度过——把印象中的东西加以归纳整理，到达一种新的体验。可是，并非如此。因为那一天正好是克拉科夫“春天的孩子节”。教堂的钟声响起来。孩子们穿上了漂亮的民族服装，在大街上唱歌跳舞。太阳出来了。这似乎又是一个象征，它进一步加深了奥斯威辛之行对我所产生的强大震撼。
后来，我见到了亨利·兰德沃思。这仿佛给我的精神之旅画上一个句号，使我走出仇恨、残酷和难以言传的罪恶，走进仁爱和同情。战争爆发那年，他才13岁。他被强行与家人拆散。在随后的5年中，他被从一个苦力营送到另一个苦力营，从一个集中营转到另一个集中营，其中包括奥斯威辛一比克瑙。他在自传《生命礼物》中描述了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和亲身体验到的非人道行为”。他侥幸活了下来。可是他曾经“被仇恨蒙住了双眼……像小孩那样想报仇，像我受到别人伤害一样去伤害别人”。他最终的逃脱很有神奇的色彩——他和另外两个犹太囚犯原本要被押去枪毙的，可是，当时战争已快结束，那几个当兵的也不想杀死他们，就叫他们站成一排——就像亨利父亲被枪毙时那样——然后叫他们快跑。他们拔腿就跑。亨利虽然病得很厉害，头上还带着被枪托砸出的伤，两条腿因为发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成了坏疽，可是他还是获得了自由。
他和其他许多幸存者一样，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美国。他当时身无分文，可是他凭借自己的艰苦奋斗、有魅力的人格和精明的生意头脑，在饭店经营上获得很大成功。接着他开始转向，把自己充沛的精力和坚强的意志转向新的事业——帮助那些身患绝症或者不治之症的儿童实现他们的最后愿望。他意识到，许多孩子的最后愿望是能去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尼乐园见一见米老鼠，可是由于旅馆早就被预定出去，他们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就已离开了人间。亨利着手改变这一状况。1988 年，在许多大公司的帮助下，他在离迪斯尼很近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孩子村——“把世界献给孩子们”。从孩子和他的家人到达奥兰多机场的时候起，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一切都享受免费——住宿(每个家庭在孩子村都有自己的假日小屋)、用餐、车票；迪斯尼乐园和其他主题公园全部免费。大约两千名志愿者在孩子村当工作人员。亨利领着我参观了这个令人赞叹的地方。我看见那些身患绝症的孩子们脸上的灿烂笑容。在这短短的几天中，他们可以忘却住在医院里的那种痛苦与恐惧。他们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他们那些常常感到愧疚、感到被冷落，或者两种感觉都有的兄弟姊妹，现在也觉得受到了特殊的待遇。父母亲——有时候是祖父母或者叔叔阿姨们——都可以稍微放松放松，跟能充分理解他们的人谈论他们的痛苦和问题。那里还有个类似小教堂的地方，家长可以去那里祈祷，或者在里面坐下，冷静地面对既成的事实。那里面还放了个本子，供人们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我随手翻看了一段，上面的大意是，主啊，克里斯托弗是个好孩子，他一直很勇敢。他很快就要到您身边去了。请代我们照顾他吧。我们非常爱他。这是孩子的祖母写的。
亨利创建了一座爱的殿堂。那是真正的爱——我看见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看见他、还有那些孩子们闪烁的目光。“把世界献给孩子们”的魔力有时候导致了奇迹的发生。许多父母写信说，孩子到那里去所得到的欢乐和喜悦使他们获得了新生。有些孩子甚至完全康复了。
亨利在他的书中说，在死亡集中营的时候，他失去了与自己精神方面的联系，“放弃了上帝，因为我感到自己遭到了遗弃”。他是怎么重新信仰上帝的呢?他怎么看待在死亡集中营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和那些病魔缠身的无辜孩子所遭受的痛苦?这些与公正、至仁至爱的上帝有什么关系呢?亨利写道：“一颗真正破碎的心，一个被无可奈何抛弃的生灵，到何处去寻找希望?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是什么东西使得他继续生存下去呢?肯定是上帝……否则还能是谁呢?”
50 年了，纳粹大屠杀的恐怖一直在我心中难以磨灭，酷刑与死亡的情景在我幼小心灵中留下的烙印从来就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去奥斯威辛和比克瑙的参观使我内心的痛苦得到一些宣泄。我认识了亨利，对他的勇气和成功极为钦佩。这对我有莫大的帮助，因为我认识到自己必须与过去达成妥协，与自己内心的一些黑暗阴影决裂。在这一精神旅途上，我明白了，虽然我疾恶如仇，可是我的大脑能力有限，有些事情我是永远无法理解的——我指的是那些故意或恶意残酷对待人和动物的罪行。虽然我仍然要不断与之作斗争，但是我不必对它在我们身上的存在进行解释，因为我们现在只能“模模糊糊地从镜子中”观察。
所以说，从几个原因来看，这一精神之旅是我在时空中精神朝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新的起点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尚且健在的人的书，这样的书应该如何结尾呢?死是个非常方便的结局，即使我们跟西雅图酋长①[1]一样，认为“死亡并不存在，它只是两个世界的交替变化而已”。可是，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来结束这本书。
此刻我正坐在白桦山庄。在外面那个可爱的园子里，树还是我小时候见到并且爬过的树——当年在树上我曾遐想过人猿泰山和非洲。我突然会被有些事情或者有些声音下意识地带回过去，一时之下我又变成了孩子。我走进洒满阳光的园子里，又一次听到苍头燕雀或者紫色鹩哥的呜叫。那只在园子里经历了60 个寒暑的灰色石蛙依然伏在那里。它附近那只供鸟儿嬉水的古老菊石浅盆依然如故。那只沉重的草坪石磙的把手已经朽烂。丹妮曾用它压平草坪上的坑坑洼洼，把那些草压得伏贴一点。厨房里那些刀具都是设菲尔德钢具厂生产的，其中有一把骨柄刀，埃里克舅舅经常把它放在磨刀石上磨。现在的简·古多尔和很久以前那个小女孩是通过什么相联的呢?有人说，那只不过是存储在像计算机一样的大脑中的一系列记忆。从我出生到现在，有没有人们所说的“灵魂”与我在一起呢?一种与大脑没有关系，甚至与思维也没有关系的东西?一种把我和我感觉到的存在与我们周围的精神力量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我认为我是有灵魂的。每一个相信神的人都对我说我有一个老的灵魂——换句话说，一个经历过多次转世重生的灵魂。如果有转世这样的事情——我信其有——那么他们所说的就不无道理。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那样。我今生今世是没有把握的了。不过我可以相信，我们神奇的大脑的确把我们的记忆存储了起来。这本书就是根据回忆写成的，是我从大脑的记忆库中挖掘的，为的是与那些愿意看的人共享。
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它被分成了一系列界限非常分明、但相互有所重叠的阶段。开始是准备阶段，从总体上说，是为生活做准备，具体地说是为非洲之行、为研究黑猩猩做准备。当然我现在仍然在做准备，是为我将来可能遇到的情况做准备。第二阶段是最能引起我怀旧情绪的，是寻找和收集信息的阶段。这一阶段，我在森林中研究黑猩猩，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对这种神秘动物的了解还在不断加深。第三阶段是做妻子、做母亲、抚养儿子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我仍在研究分析黑猩猩并出版了研究成果。我认为，把我所获得的信息与人们共享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皈依”之前，它却从来没有成为我生活中的动力。这一共享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我生命的终点，并将通过书籍等形式使之在我死后得以延续。至少我希望如此。
我到各地的讲学就是这种共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工作非常辛苦。可是，与此同时，我可以到世界上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接触到新的文化，尽管时间非常短暂，但却使我在智力与精神方面得到了充实。更重要的是，我遇到了许许多多人，他们都给了我鼓舞和力量。每次讲学一结束，我就坐在桌子旁边，进行签名售书。这无疑起了促销作用。这对简·古多尔研究所的资金筹措，对信息的传播都很有好处。可是，它的重要性还不仅限于此。我还在节目单、入场券、小册子以及人们20年前购买的书上面签名。我认为这段时间很重要，因为它使我有机会和部分听众接触。那些排队等候的人有时要等上两个多小时(最多的等了4小时10分钟)。他们给了我力量，这是我急切希望得到的，因为在讲学过程中，我几乎用尽了所有力量。我感到自己“空”了，也“冷”了。曾经在讲学过程中帮助我的一名志愿者说了一句一语中的的话：“那些人在给你以营养，对吧?”是的，正是这样。我竭尽全力把我的信息传达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希望他们不仅把我的话听进去，而且把它记在心里。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携起手来，同心协力使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灵都生活得更好。所以，每当有人在听讲之后走上前来，从他们所说的一些话就可以看出，我的信息的确打动了他们，帮助了他们——是的，他们在给我以营养。
我发现所到之处，无论是来自什么文化的人，在听了我所讲的东西之后，都有到我身边来的，有时候他们的眼睛里还饱含着泪水。我以前一见到这种情况就会感到不安，感到不知所措，现在我认为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了。我认为我虽然与他们共享了信息，但这些信息的实质则是我从外部吸收来的；我就像是风弦琴，是一股看不见的风吹得琴弦颤动。也许这是特雷弗多年前的布道对我产生的影响，也许是巴黎圣母院那感人的乐曲潜入了我的心田?
虽然当年在那座大教堂里感受的心醉神迷状态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可是时隔20多年，现在已很难重新捕捉到这种体验。但是，它已经融人了我的心灵。只要听到巴赫的赋格曲，无论在什么地方，其结果都是一样的：这就像大笨钟敲响时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恐惧一样，音乐会使我的身心完全沉浸在仁爱、欢乐和愉悦之中。我认为，至于是不是巴赫的乐曲，是不是那首特定的赋格曲，都无关紧要。我认为，这样的体验也可能会发生在其他的大教堂、小教堂、清真寺、喇嘛庙或者犹太教堂。那是一座古老圣殿中管风琴发出的壮丽声响，是被千百年来无数虔诚信徒的祈祷所净化了的。它之所以影响如此巨大，是因为它发生在我的生活发生许多重大变化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易受影响的时候，也是我在不知不觉中需要与被我称为上帝的精神力量重新取得联系的时候——也许我应当说，我得到了某种启示，需要进行这样的联系。不论这一体验有其他什么影响，它使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路上，迫使我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意义进行重新思考。
只是到了最近我才开始思考，那没有任何词句的强有力的音乐是不是向我传递过某种特别的信息，被我吸收，但我还没有来得及或者没有能够作出解释。现在通过体验与反思，我认为的确有这样的信息，而且很简单：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都在起一定的作用，都能有所作为。我们每个人不仅对自己的生命负有责任，而且应当尊重和热爱我们周围的生命，特别应当相互尊重、相互给以爱心。我们应当同心协力，重建与自然界以及我们身边精神力量的联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胜利地、快乐地进入人类进化的最后阶段——精神进化。
如果我认为自己听见过上帝的声音，这岂不太自负，太傲慢了?其实不然。我们都有过体会——我们常说到的“静静的、细细的声音”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我认为那就是上帝的声音。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它被称为意识的声音。如果我们认为那样的定义更好，那也无妨。我认为，不管我们称之为什么，重要的是按照那个声音所说的去做。我在巴黎圣母院的体验是富有戏剧性的，振聋发聩。我现在所听见的就是那个静静的、细细的声音——它让我与大家共享。
我想极力去做的也正是这个。在世界各地的讲学中，我把我的信息与各种各样的听众——特别是孩子们——共享。我一直有这样的感受——也许根本就不是真的——我成了上帝的信使。我在讲学之前，有时会感到特别疲惫，有时则感到非常难受，还有的时候怕自己讲的东西无法使听众满意。而出现这种情况，我的讲演就显得特别好。我认为，这是因为我利用了精神力量。这是一种永在的力量，只要我们去争取，它就会给我们以力量和勇气。“只要你发出请求，它就会给你。只要你去寻找，你就能找到。”这种力量是我们大家都可获得的。当然，我也从听众身上汲取了力量。听众的热情越高，表现得越激动，我就讲得越发生动活泼。
如果把这些都看成是理所当然应当得到的，那就很危险。我受到的教诲是：“上帝只助佑自助者。”我的讲学都是经过认真准备的。尽管类似的内容我讲过多遍，每次开讲之前，我都要从头到尾看一遍讲稿，还有要使用的幻灯片。在这方面，埃里克舅舅是我最好的榜样。他在每次手术的前一天晚上，都要躺在床
上，把表上的每个病例都在脑子里过一遍，就连阑尾切除这样的小手术，他也要把手术过程认真想一遍，把可能出的错误考虑到，还要考虑适当的应急措施。我认为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成功的外科医生——他对细节问题从不放过，他对每个病人都怀有深深的同情。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人们经常问我的：你怎么能显得那么平静?几乎在世界各地，几乎在每一次讲学中，人们都问这样的问题，都作出这样的评论。他们想知道我是否进行沉思。我告诉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沉思；不过倒也不妨这样说，我确实经常想跟精神力量进行沟通。对于我生活中所出现的这么多神奇的好运，对于所有支持我的好人——我所骑的那只雄鹰身上的羽毛——我经常表示感谢。我还感谢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感谢我所得到的每一天，因为我知道在这方面我是非常幸运的，这样的礼物是非常脆弱的。
能了解森林中的平静也是我所特有的机会。在我看来，无论是什么地方的森林，都是精神最足的地方。在山里也是一样。不过我跟山没有打多少交道。我在贡贝的森林中所度过的岁月，所经历的日日夜夜，使平静深深地与我融合了，所以我能在一片混乱中保持平静。最近我经历了一件对我影响极大的事情，使精神上的平静再度复活。我与“根与芽”组织的一些成员漫步在俄勒冈州胡德山国家森林公园，穿越长满原生林木的山坡小路时，我突然发现一棵令人惊叹的树。那棵树毁于大约一百年前的一场大火，只剩下40 英尺左右的树干。它的中间完全空了。我从形似一扇小门的树洞钻进树干，朝上面指了指。树干只剩下一个空壳，就像教堂塔尖那笔直的锥体。在周围一片葱茏的映衬下，我顺着那树干向上望去，一直看到了上方的天。我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为世界上现存的森林向上帝作了个祈祷。我的祈祷词似乎在不断向上浮，它肯定到达了目的地。“根与芽”小组的人也作了祈祷。他们5个人一批，手拉着手站在那里，为森林祈祷。我的美国精神兄弟奇特库斯也在场。他用神圣的基什沃夫植物的根燃起了烟，作了印第安人的祝福。我的内心又恢复了平静。我觉得身上又有了无穷的力量。
人的记忆太神奇了!在心情忧郁的时候，我就想一想过去的美好时光。有一天早上，我坐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沙滩上，写下了如下的诗：
五 只 鹭
五只鹭鸶贴着水面飞翔，
长长的脖子伸向后方；
在波光粼粼的金色海面和
金灰色的朝霞间飞翔，
在浅白的蓝色天空中，
在一片片棕榈叶上方，
黄色的月亮慢慢西沉。
哦，稍纵即逝，珍贵无比，
飞逝着的金色时光，
从记忆的宝库中取出
记忆中的宝贵珍藏，
让灵魂摆脱痛苦的围困。
我也学会了在某种程度上抵御愚笨的循环思维。为了去参加一次令人生畏的会议或者讲学，我努力地进行准备，简直不遗余力——然后又放弃了。这就像去看牙医一样。“明天这个时候(或者下星期或者随便什么时候)，这事就了结了。”我会这样对自己说。当然还有丹妮最喜欢的那句口头禅：“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人们经常问我的还有一个问题：你走进动物研究实验室，怎么能保持平静呢?你怎么能抑制自己不大声喊叫，不责备别人残酷呢?答案很简单：那种咄咄逼人的方式行不通。此外，虽然有些人真的有点虐待狂，但大多数残酷对待动物的人都是出于对动物的本性不了解。他们不相信动物，特别是那些大脑比较复杂有着与我们类似的思维和情感的动物。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责任来改变他们的态度。如果我提高嗓门，对他们指指戳戳，他们是不会买账的。他们会很生气，会产生敌对情绪。这样一来，对话就无法进行下去。真正的变化是在内心产生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固然有用，但不幸的是，很容易遭到践踏。我当时虽然也有气，但却尽量不露声色，不让它发作。我力争以温和的方式打动他们的心。
人们经常问我：“你这样的耐心还能支撑多久?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肯定会有这么一天，我的体力不允许我再这样到处奔波，而且这一天的到来只会早不会晚。我们都无法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只要我还有力气，还有精力，我就会继续这样做。我自然希望自己能够多有几年这样的时间，因为毕竟丹妮到了97岁高龄才离开我们。奥莉已经97岁，依然健在。万妮和我父亲分别活了94岁和93岁。所以，我希望自己至少再有10年的活跃时期——此后的时间能静下心来思考问题，做一些我现在的生活方式下已经开始、但尚未完成的工作。
对未来，我有许多明确的目标。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基金，这样我们在非洲贡贝的工作即我们建立禁猎区和帮助村民的计划，就能永远持续下去。我想以较大的精力把“根与芽”这个组织向全世界推广，使之不断加强，以鼓励、动员、鞭策我们的年轻一代。我们把他们的世界破坏得太厉害了，以致他们许多人觉得希望渺茫，有的甚至变得极度绝望。他们需要得到各种各样的帮助。我希望为年轻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多写几本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书，帮助他们理解为什么保护自然资源、尊重生命如此重要。有朝一日，我还要写一部小说!它的基本情节构思我现在已经有了。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把白天那些问题搁置一边，钻进我的小说世界中，所以对其中的人物已越来越熟悉。我还有一件非常想做的事：对贡贝黑猩猩的资料再进行一些研究，特别侧重于对黑猩猩母亲和婴儿的长期跟踪研究，记录小猩猩的成长过程，把贡贝黑猩猩的一生中的变化记录下来。这样，在将来的某一天，我就能看见《贡贝的黑猩猩》第二卷的问世。但是，我预感到自己也许已经没有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了，我希望能有一个学生参与进来，把这项任务完成。我非常想在我的孙子默林和孙女儿安吉尔身上多花一些时间。他们和他们的父母格拉布和玛丽亚一起住在达累斯萨拉姆。
当然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会继续唤起人们的意识，让他们了解动物真正的本性，动物所受到的虐待以及我们对动物所负的责任。我仍将致力于反对用动物做试验，反对机械化养殖，反对进行毛皮动物的养殖，反对设置陷阱捕捉动物，反对作为游戏的狩猎活动，反对利用动物从事娱乐表演，反对驱使动物去干活，反对把动物当成宠物来饲养。最近我碰到一次极佳的机会，使我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环境中与别人共享我对动物的感情。这要感谢旧金山市美丽的格雷斯大教堂的主教艾伦·琼斯。他邀请我在圣方济各节做了一次布道演讲。当时，会众带了动物——各式各样的动物——到祭坛来祈福。这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我把《创世记》第1章第26节作为我的布道词：“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解释说，许多希伯来学者都认为“管理”一词翻译后跟希伯来文中v'virdu一词的意思相去甚远。因为它的原意是“仁治”，像明智的国君“以仁慈的方式”统治其臣民那样。它包含着责任感和开明的治理方法。接着，我谈到自己从黑猩猩身上明白了我们要恭谦的道理——我们人类并不像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与其他动物有很大的区别。我在结束语中引用了阿尔贝特·施韦策一句动人的祷告词：“为了那些被过度驱使、吃不饱、受虐待的动物，为了所有在囚禁中扇动翅膀就会碰到铁笼、感到苦闷的动物，为了所有被捕猎、被丢失、被遗弃、被惊吓或者被饿着的动物，为那些一定要杀掉的动物……为那些去宰杀它们的人，我们请他们要有怜悯之心，要手下留情，要为它们祈福。”
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呢?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我们人类社会还没有摆脱战争、犯罪和暴力这些该诅咒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从未间断过的事实。在世界上所有出现麻烦的地区，每一次意识形态、种族或者领土争端刚解决，另一个地方就又起了战端。也许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注定了的。这是一个充满精神与道德障碍的进程，换句话说，是对胜利者有所回报的进程。当人们面临真正的危险时，他们无疑会表现出自己的本性。有的人会完全垮下去，有些人会支撑着活下来，但却充满了仇恨与玩世不恭，而有些人则成为胜利者，变得比以前更强大。
我有幸会见了一批真正令人鼓舞的年轻人。他们是可怕的战争中的幸存者。他们之中有萨拉热窝炮击中的幸存者米基·亚切维克，有在波尔布特可怕的战争中当过娃娃兵的彭安春(音译)，还有从尼日利亚逃出来的哈夫萨特·阿比奥拉。她的母亲被杀害，她的父亲还被关押在国内的大牢里。他们都表现得非常坚强，就像被锤炼过的钢，决心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年一起，为了他们的的下一代能有个美好的明天而奋斗。还有一些年轻人没有能逃出恐怖。我在基戈马地区的难民营里见到一个年仅10岁的图西族小男孩。我看着他的眼睛后，不禁打了个寒战。后来我写了如下一首诗：
难 民
她坐在外面的凳子上发愣，
对明天依然不抱任何希望。
深陷在痛苦的回忆之中，
即将结束的今天仍然与往常一样。
她的大腿上放着半碗米饭，
碗上的反光来自残阳。
她闭上眼睛没有吃饭，
任凭晶莹的泪珠流淌，
泪珠折射着西边的残阳。
不知她看见了什么样的恐怖?
她和她的家人被迫离开家园，
逃离那恐怖只能凭我的猜测，
毫无表情，她静静地坐在那里，
充满忧伤，一个人默默地承受。
我无法知晓她所遭受的苦难，
我从未体验那样的背井离乡。
那些人对待他们，像赶牛一样，
他们不管什么面孔，只管数量，
他们都是好人，难民营里的人。
一看见那些面孔，他们就会心伤。
她的四周全都是陌生面孔，
那些人不知来自什么文化，
操着她不熟悉的声音说话。
相同的只有太阳和星星月亮，
昨天就挂在天空。还有上帝?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骨瘦如柴
看着她木然的面孔，向她走来
看着她手里那只碗。
她睁开眼，还是昨天的痛苦眼神，
可是明天——明天是属于孩子的!
她把米饭给了他。他吃了。
他迷茫的眼里反射着残阳的光，
他梦想明天将成为一个男子汉。
“仇是我的，我报，”是主的话。
可是孩子并没有听见。
满腔仇恨，要报仇的是他。
这就是他梦想中明天的他。
诚实、自律、勇气、对生命的尊重、礼貌、同情心和忍耐是我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价值观念。可惜今天的许多孩子都没有受过尊重这些基本价值观念的教育。在富裕的西方社会中，无数的孩子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暴力之后感到非常刺激，对“虚拟”现实的世界非常熟悉，而脱离了“真实”的现实世界。他们的父母亲都要去上班，没有人给他们进行示范，使他们成长为有责任心的、关心人的人，所以他们就把流行歌星和屏幕上其他不适当的英雄作为自己的偶像，殊不知这些人中有许多都在吸毒。难怪他们表现出暴力，对自己漠不关心——很久以前，我从黑猩猩身上就明白了早期经验和楷模示范的极端重要性。
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呢?我在对年轻人讲话的时候经常对他们说，为了我们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可以帮助一个孤独、忧伤的人露出微笑；我们可以让一条可怜的狗摇起尾巴，或者让一只可怜的猫发出满意的呼呼声；我们可以给一棵正在枯萎的幼小植物浇水。我们虽然不可能把世界上的所有问题统统解决，但却可以作出努力，解决我们身边的一些问题。我们虽然不可能解救非洲和亚洲所有的饥饿儿童和乞丐，但我们自己的城市大街上的流浪、无家可归的儿童和年迈的老人呢?
孟加拉国农村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是看到一个在贫困中挣扎几近绝望的女人后，给她发放了第一笔小额贷款。他并没有把自己的银行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大的计划。同样，亨利·兰德沃思是看到一个孩子的需要，才创办了孩子村——“把世界献给孩子们”。这个孩子村如今已经把欢乐和爱心带给了数百万名患病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如果我们听见呼救声而无动于衷，我们今后可能会终身感到愧疚。我依然记得小时候的一件事：几个男孩在拔一只活螃蟹的腿——我哭了，可是因为见他们都比我大，所以害怕得什么也没说。格拉布5岁的时候，在学校里看见一个比他大的男孩在吓唬一只小兔子——用水龙头里的水喷它，他就和那个孩子打了起来，为此他还受到老师的批评。格拉布真不简单。
我的故事已经快讲完了。对于人们向我提出的问题，包括我的宗教和精神信仰、人生哲学，以及我为什么对未来抱有希望等问题，我已经尽量作了回答。我尽量如实地、坦诚地作出回答。我把自己的许多思想，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灵魂都掏了出来。可是有一件事我还没有说。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象征主义的人(这无疑是从我的迷信的威尔士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这件事也许能够解释我为什么做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像这样生活，为什么我必须继续坚持到底——也许是个痛苦的结局，抑或是个光荣的结局。
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不满1周岁的时候，当时我还不会说话。我当时坐在婴儿车里，小车就放在一家杂货铺外面，在旁边看着我的是我们家的白狗佩吉。保姆在里面买东西。有一只蜻蜓绕着我飞，我吓得哭起来。一位好心的过路人用手上的报纸把蜻蜓打落在地上，然后用脚把它踩死了。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哭个不停。我哭得像发了疯似的，于是家里人把医生请来了。医生给我开了些镇静剂让我镇定下来。我是大约5年之前才第一次听到这件事。当时是万妮在写关于我早年生活的回忆，问我记不记得这件事情——我为什么那么害怕?
我看了她所写的东西，又回到了60多年之前。我想起自己躺在婴儿室的情况。我想那里面有很多绿色，万妮说是的，绿色窗帘，绿色油地毡。我记得当时看见一只大蓝蜻蜓从窗户里飞进来。保姆把它赶到窗外的时候我吵闹起来。可是她说它会叮我的，说它的螫刺和它的“尾巴”一样长(当然她说的是腹部)。那个螫刺可真长呢!难怪有个蜻蜓在婴儿车旁边飞的时候，我吓坏了。但是害怕一样动物并不是说就要让人把它杀死。如果闭上眼睛，我真受不了，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它那亮闪闪的翅膀还在不断抖动，那蓝色的“尾巴”在阳光中闪闪发亮，那脑袋被踩烂在人行道上。它是因为我才死的，也许死得很痛苦。我无可奈何地大哭大闹起来。我感到特别内疚。
也许我的一生中一直在下意识地缓解这种内疚。也许那只蜻蜓是某个计划的一部分。它在那么多年之前就把一个信息传达给一个小女孩。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只能对上帝说：“信息收到，明白。”我试图减轻的是我们大家都感到的内疚，无论它是对人还是对动物的不人道行为。我得到过许许多多有同情和仁爱之心的人们的支持，我将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终结。这个终结……将成为新的起点?后 记
1984年，菲利普·伯曼问我，是否能为他当时正在编的《信念的勇气》一书提供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可不好写，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12年之后，菲利普又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合作，把我那篇文章中的观点展开来谈。我对他说我没有时间。可是他却提出我们出一本访谈录——以神学家与人类学家对话的形式出现。我只要提供答案部分就行了。
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在编写过程中，书的范围和重点发生了变化。原先设想的范围广泛的访谈录变成了带有更多个人观点的书，变成了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深入思考的“精神自传”。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而且我知道这意味着长时间的思考和写作。
在初期阶段，菲利普对我的采访有时候是在美国，有时候在我英国的家里，也有的时候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或者贡贝。他还采访了许多在我的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接下来他就要着手对数英里长的磁带进行整理和编排。
写这样一本书的确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种挑战。我对自己说，这也许是人生中的机会之一，是抓住它还是放弃它，全在于我们自己。
根据菲利普所提供的结构框架和他对访谈的阐述，我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如果我当时知道写这本书要花多少时间，有时候要深深触及自己的灵魂，进行那样痛苦的思考，我想我就不会接受这样的挑战了。当时除了每年300来天在外讲学，其余所有时间我都在伯恩茅斯的家中写这本书——那是我惟一可以潜心写作的地方。为写这本书，我起早贪黑，将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统统放在一边。就这样，所花的时间也比我预期的要长得多。谢谢你万妮，你牺牲了那么多我们原本可以在一起的时间。
在这本书里的有些段落是我从其他书里逐字逐句摘录的。我尽力争取用最佳方式通过语言来表达思想，或者描述特别有意义的体验，有时候我所写出的字句似乎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发挥。
现在这本书稿已经完成，照片也都已选定，书名也经商谈确定。
可是这个旅程却是永无止境的。关于简·古多尔人、动物与环境研究所
每个个体都很重要。
每个个体都有其作用。
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之处。
简·古多尔研究所(JCl)是一个不纳税的、非盈利性机构。它创建于1977年，目的是支持在非洲进行的黑猩猩和其他野生动物研究以及环境保护项目，改善被捕获囚禁的黑猩猩和其他动物的生存环境，并让尽可能多的人意识并理解这些问题。
简·古多尔意识到整个非洲的黑猩猩都面临着生存空间不断缩小，不断遭到猎杀的危险，她知道必须离开自己在森林中的那片乐土，来帮助那些使她获益匪浅的生灵。由于她到世界各地讲学的时间越来越多，她的知名度和人们对她的兴趣不断增加，简·古多尔研究所的研究项目也随之扩大。
“根与芽”是针对下一代的有关环境与人道的教育项目。它的目的是使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年轻一代能够行动起来，为了环境、动物和他们自己的社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黑猩猩园的研究者们研究并改善了囚禁状态下猩猩的生活条件。在坦桑尼亚、刚果(布)、肯尼亚和乌干达的禁猎区，为那些被偷猎者夺去母亲的黑猩猩提供了新的家园。在坦桑尼亚的“关护工程”的参与者包括生活在坦噶尼喀湖畔以及贡贝附近的村民，使他们从事从环保角度来看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使他们减少对现存森林资源的依赖。从根本上来说，黑猩猩的生死存亡把握在当地人手中。当然，在贡贝的研究仍然在进行，使我们对我们这一近亲的行为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一批有献身精神的学生正在把从1960年至今的所有研究材料输入电脑并对之进行分析。指导这些学生的是曾经在贡贝从事黑猩猩研究，如今是明尼苏达大学简·古多尔灵长目动物研究中心的安妮·普西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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