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这位合尊大师的结局，怎么说呢？一个字：惨。《元史》中不见何时、因何将之处死，只见元顺宗时，将已故瀛国公赵显的田庄充为大龙翔集庆寺永业的记载。倒是《佛祖历代通载》中记下了死亡时间和地点：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据说之前赵显已被召至河西即今甘肃武威，住了几年，到现在武威还有关于他的传说。
关于赵显即合尊大师死因，直到元末，才有文章说起赵显之死为诗文贾祸，有人告发，亦即因旧诗"寄语林和靖"而获罪。成书于1434年前后的藏文史书《汉藏史集》谈到了原因：英宗皇帝听信了卜算师的说法"将有西方僧人反叛，夺取皇位"，急忙派人巡查，果见从者如云，簇拥着这位合尊大师。皇帝命将其斩首，以绝后患。书中寄予大同情，说合尊大师被杀时，"出白血"，或译言"流血成乳"。藏人传说，凡蒙奇冤而死者，鲜血才是白色的，汉地也有类似说法。
书中还写道，合尊大师临刑时发愿说："我并未想反叛，竟然被杀，愿我下一世夺此蒙古皇位！"由此愿力，他转生为汉人大明皇帝，果然夺得皇位。
后人分析，是因元英宗硕德八剌（藏语称其为格坚皇帝）的胸襟眼光不及先辈忽必烈，容不下一个失国之君，依然视其存在为威胁，必欲除之而后快。当然更有可能的是，与政治考量无关，只是随心所欲——你想啊，这位英宗皇帝硕德八剌在位仅三年，被手下群臣所弑时年方二十一岁，如此年轻难说老谋深算，极易受人撺掇而莽撞行事，即使对贬谪忠宣王这样的王者、诛杀合尊这样的老僧，也不过就凭一时性起。
在此插入一段故事，说明无独有偶：元代发配到萨迦的皇家僧另有一人，高丽国的忠宣王，其名王璋。有元以来皇室与臣属的高丽王室世代通婚，从王太后到王后到世子妃，无一不是元公主。所以这位高丽国第二十六代君主还是忽必烈的外孙，同时身兼前朝驸马。不过此人生性儒雅，无意王权，没过几年就传位于子，把后来所封的沈（阳）王也让于其侄，他自己则留居大都，在北京建起一座"万卷堂"，以儒生自居，以书史自娱，以高丽文士为侍从，往来者非文臣、鸿儒即高僧，风雅潇洒。这样一位世间高人，因何被英宗格坚皇帝流贬萨迦了呢？后世的专家众说纷纭，倾向于政治原因，是英宗排除异己，清算前朝旧臣。另一说为，是以其对前任国师八思巴不敬：此前有位河西僧沙罗巴，上书仁宗皇帝，称先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功莫大焉，请求皇上令天下郡国皆为之立庙，一如孔子。仁宗曾命大臣诸老讨论过此事，这位忠宣王虽然崇佛但更尊儒，发表意见说，孔子为百王之师，得享通祀，是以德而非以功；仅仅以制字之功就立庙享祭，后世恐有异论吧！
大概就为言论贾祸，史书上只记载了这位年过半百的王者僧沿途的"辛苦万状"，对他在萨迦寺的生活只字未提。但他显然比赵显幸运，待元廷换了新主，泰定帝即位时，依从其亲属的申诉，当即召还。
总之赵显死得冤，《佛祖历代通载》也说到赵显一死，英宗就后悔了，拿出内库黄金，延请儒僧抄写经书云云，当然不久后连他自己也一命归西。随之便有流言传播，称元顺宗妥懽帖睦尔本为赵显之子，与藏史所言之转世为朱元璋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元末开始流言之脉不绝，经后世诗文添枝加叶，说得煞有介事，以至于成为一段公案，明清以来有许多文豪像钱谦益、王国维等等也都加入了议论，最终归结为纯属中原遗老伤故国、思少帝的野史杜撰，聊以自慰罢了，一如清代称乾隆为汉人后裔的说法，同出一个情结。
可惜了藏文古籍中对于其人其事叙述过简，这位由亡国之君脱胎而来的佛学高僧，在萨迦数十年岁月终是模糊，他留下了多少译著，除此而外还有没有其他遗物遗作？另外还有一个悬念，那位后来做了萨迦法座的达尼钦波桑波贝，晚于赵显十年返回萨迦，而这两人的故乡与流放地正好错位，同在萨迦一地生活共事多年，不知交往如何？令人浮想联翩。萨迦寺素有"第二敦煌"之称，是由上师八思巴当年调动全藏之力搜集和翻译而来，成千上万的经卷尘封数百年，至今未经编目整理，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从中发现他的蛛丝马迹，而现今只存一个悬念。
这一悬念无关江山历史，只关乎一个人的人生际遇。
第八部分 1.仓央嘉措及其情诗
仓央嘉措（1683-1706年），一个闪光而又响亮的名字，身形隐入历史三百年之久，却正像所有不朽人物那样，其实又以另一种形式活在了今天。后世的人们提到他，无不顿生景仰赞叹之情，这种情感与被敬者所拥有的达赖喇嘛的身份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显然与虔诚啊敬信啊一类宗教情感大有距离。就其事迹和诗歌已成当今流行文化元素的情形看来，不由不让人感觉其实离宗教很远，离世俗更近。
且不说三百年来以藏语的民歌传唱下来，只说参与了当今流行文化，就有大量实例列队而来等候举证：你看首先是进入了文学艺术，入诗入画，成为小说、影视剧本（不过直到2008年的当下仍未开拍）的主人公；在21世纪，他的一系列情诗也被重新包装，一批大腕级的作曲家和一群顶尖歌手凝望着"东方的山顶"；而情诗中的某些人物意象，也成为经典，有仁增旺姆，比仁增旺姆更知名的，是玛吉阿米，或译作"未嫁少女""未嫁娘"，作为一间藏餐吧的招牌、品牌、名牌，从拉萨八廓街的"黄房子"一直开办到北京等大城市，就连"玛吉阿米"店内的留言簿，也自成一书得以出版。所有这些传播内容，无不传达了一个永恒主题，以至于仓央嘉措几成爱之神，连带他所在的宗教似乎也危险地改变了质地。由此可以说，对于其人其诗的艺术再现方兴未艾，一旦艺术家们修炼成既合乎常情又不致冒犯宗教的圆融智慧，以其为主人公的更富有表现力的影视剧作就该问世了。
仓央嘉措人生短暂，只在世间生活了二十四年，由于身份的特别，确切说来，是由于身份和行为的极端错位，使他的人生丰度、所隐含的深度，以及总体说来的复杂程度，则胜于常人百年。这样的一部大长篇难以一一道来，不妨截取三几个镜头，表现人生经历中有代表性的大逆转。
镜头一：公元1697年，藏历第十二绕迥火牛年十月二十五日燃灯节，六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时年十五的神王在第悉桑结嘉措等人的簇拥下，登上布达拉宫的制高点，在新近落成的红宫阳台上，俯瞰为典礼举行的盛大仪仗。桑结嘉措一一指点：前面穿僧装的，是三大寺、四大林和上下密院，以及前藏各教派二十多个寺庙的僧侣；随后是拉萨的僧俗官员，穿俗装的是名门世家的贵族，队伍中间的少年舞蹈者，是布达拉宫的卡尔舞队。而吉祥白伞盖的后面，一群头戴面具、奇装异服的人群是谁？桑结嘉措说，这些特别的服饰具有汉地风格，来自五世达赖喇嘛的梦境，他曾经向我详加描绘，此为再现。
那一天游行的队伍从八廓街出发，经过宇拓路到达布达拉宫下的跳神舞台，表演了金刚神舞，然后转到山后龙王潭。少年神王满怀欣喜，此前的十多年里，由于对前辈圆寂的隐匿不报，作为转世的认定也只好秘密进行，小灵童被从杜鹃鸟啼鸣和杜鹃花盛开的故乡门隅转移到错那宗。根据六世达赖喇嘛的传记《金穗》记载，从孩童到少年，仓央嘉措始终处于被（当地官员）虐待、被（不丹）劫持和被（舅父）谋害的威胁之中，身边只有父母姑姑陪伴，一家人被屏蔽在一处黑房中，形同囚禁。此刻，洁白祥云一朵又一朵，绽放在湛蓝的晴空，少年的心扉豁然开朗，笑容灿烂：从此可以尽情地享有阳光，可以自由欢畅地呼吸了吗？
镜头二：时隔五年，公元1702年，后藏扎什伦布寺，二十岁的仓央嘉措跪伏在五世班禅大师面前，怆然泪下。本来这次日喀则之行，是在第悉桑结嘉措的再三催促下，前来接受比丘戒的，但他却心生抵触。坐床以来到长大成人的五年里，虽然每天都在学习做功课，但在经书之外，他看到了在被佛家看空了的世界里，有美好的生活和美丽的姑娘，体会到写诗比习经更有灵感，"杜鹃从门隅飞来，大地已经苏醒"；美人比佛法更具魅力，"默想的佛祖不见踪影，没想的人儿不期而现"——如果接受了灌顶，意味着必须遵守戒行，意味着从此与自己的心仪之物一刀两断，这对于多情而敏感的心来说，是比性命的牺牲还要惨痛的抉择。所以，他跪伏在五世班禅大师面前，声泪俱下地说了这样的一番话：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感愧！我不仅不能再接受比丘戒，还请上师收回此前所授之戒；若是不能收回此前所授出家戒和沙弥戒，我将面向扎什伦布寺自杀，二者当中，请择其一！
踏上返程的仓央嘉措，已经决意自我放逐了。从此以后，夜晚的八廓街酒馆里，时常光临一位身穿便装、化名为宕桑旺波的英俊青年；从此以后，凌晨的布达拉宫下的雪地上，时常留下两行风雪夜归人的脚印，"守门的狗儿啊，你比人还机灵，别说我黄昏出去，别说我清晨才归"。
镜头三：又是时隔五年，蒙古汗王拉藏汗铲除了第悉桑结嘉措，失去了保护的仓央嘉措被废，遵旨将被解往北京。途经西郊，被敬爱他的哲蚌寺僧众"劫持"。蒙古重兵包围了寺庙，与僧兵对峙，战事一触即发。此时的仓央嘉措只身走出寺庙，步履从容，无怨无尤。在这个冬季里，他永别了他还没能爱够的拉萨的诗情和痛苦多于欢乐的人生，消失于风雪漫弥的途程。史书上说他圆寂于现今的青海共和县一个名叫贡嘎瑙尔的地方，在民间传奇中，则说他遁形北上，传法于蒙古各地，终成一代大师，最后的归宿在内蒙的阿拉善旗，此说有第一人称的《仓央嘉措秘传》流行于世。
第八部分 2.仓央嘉措情诗
在那东方的山顶，
升起洁白的月亮；
未嫁少女的面容，
显现在我的心上。
东方的山顶上啊，
一缕白云飘荡；
那是美丽的仁增旺姆，
为我燃起祝福的高香。
用墨写下的字迹，
一经雨水就洇湿了；
没能写出的心迹，
想擦也擦它不掉。
仓央嘉措身后的拉萨，依然是滚滚的风烟与红尘。十几年后，来自北方的准噶尔人横扫全藏，杀死了拉藏汗，废了汗王所立的另一达赖。不过三年，朝廷的官兵和颇罗鼐的藏兵联手驱逐了准噶尔……"天际洁白的仙鹤，请借双翼给我，不到远处去飞，只到理塘就回。"——按照诗中所指示的路径，人们从理塘迎回了他的转世。
对于仓央嘉措特立独行的品格，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各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看作净相，有人视为邪见，有说诗歌所传达的纯属一己之情的，有说是深奥的佛法教义的，有说那是政治抒情诗的。而民间的看法很单纯，有一首歌归纳得很精辟，是从拉萨的囊玛厅里传唱开来的——
喇嘛仓央嘉措，
别怪他风流浪荡，
他所追寻的，
和我们没有两样。
第九部分 1.从噶伦到音乐家--多仁·丹增班觉…
多仁·丹增班觉出身名门，豪门，权贵之门，家族的荣耀在当时无人可比：上溯两三代，是鼎鼎大名的康济鼐和颇罗鼐，前者做过首席噶伦，后者曾为西藏的郡王；前辈噶锡哇诺云班第达做了几十年的噶伦，告老而请辞，朝廷宣旨由丹增班觉世袭，时在1783年。二十三岁的丹增班觉一面感激皇恩浩荡，一面又不免若有所失。生长于光荣门庭，自小所受的教育训练自然是一流的，包括音乐天赋也得以尽情发挥——乾隆年间的拉萨市井繁华，歌舞升平，贵族少年每每混迹其中，跟从民间艺人学习演奏，从六弦的弹拨，到竹笛的吹奏，无不精湛。至于写歌编舞，此君风格影响到一个艺术新品种的创立：拉萨特有的"囊玛"女子歌舞。
步入仕途，就意味着向这一切心爱之物说再见，随即又要和心爱的拉萨说再见了，因为自打上任不久，西南边境就频频告急，生性强悍的廓尔喀部族统治了尼泊尔，借口掺假银币流通问题向西藏发难，终于在噶玛噶举红帽系沙玛尔巴的唆使下，于1787年出兵占领了聂拉木、绒辖、吉隆三个宗的领地。年轻的噶伦随后一直在喜马拉雅山林中奔波，辛苦也就罢了，只可惜不仅无功，反而有过，是大过。为何说是大过？因为与廓尔喀纠葛过程中的内幕交易对皇帝做了隐瞒。正如上文所言，协商不成，纠缠不清。朝廷所派四川将领鄂辉等人和特派的熟谙藏语的办事大臣巴忠，以及当时西藏上层主事之人无意打仗，力促和谈，结果无异于私相授受：要求廓尔喀从上述几地撤兵，西藏方面则按每宗赔银三百秤（每秤五十两）作为赎金，分三年缴清。又动员了廓尔喀人向朝廷进了贡，不知情的乾隆皇帝大喜，四川将军鄂辉升任了四川总督，噶伦丹增班觉也由此被赏戴了花翎——越发骑虎难下了。
那边的廓尔喀人还在不依不饶地索要赎金，你不给我钱，我也不给你面子。这一次在1791年藏历八月间，廓兵直捣后藏腹地日喀则，大肆抢掠了扎什伦布寺。乾隆闻讯大怒，特派爱将福康安大将军统兵过万，开赴拉萨，于次年三月连战连捷，不仅收复失地，驱逐入侵者出境，还追过边界热索桥，直达廓境。廓尔喀人只好求和投降，退还了扎寺宝物钱财。
这一场气壮山河的大反攻、大胜利，噶伦丹增班觉却不在场——早在一年前的六月间，他和另一位噶伦宇拓巴一起，应约来聂拉木谈判，被廓尔喀人诱捕了。作为人质软禁在尼泊尔，伤感地看过一整年的日出月落，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何命运。直到1792年六月某日，忽然人声喧嚷，有人牵来一头以金银和鲜花装扮的大象为坐骑，接他去廓尔喀王宫。直到此时，丹增班觉方知时局已根本逆转，皇朝大军压境，廓王逃往印度。临时主持国政的廓王的叔父，这一回一改凶悍模样，承认侵藏过错，愿将掠来的扎寺财宝如数归还，不仅永不犯界，还要进贡纳税，赔偿已死藏汉官兵命价云云，并且把责任都推诿到红帽系沙玛尔巴身上——此时那位始作俑者已服毒身亡。说来说去，是央求噶伦出面劝阻朝廷大军不要再继续前进了。
按照圣旨要求，丹增班觉以"投敌嫌疑"，被解往京城接受审查，至少是"说清楚"。丹增班觉自感惭愧，行前打算把花翎顶戴交还给福康安。不过大将军没有接收，安抚说，暂且留用，待皇帝降了旨再说吧。
丹增班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向北京的。他把内地沿途"不可思议"的新奇见闻记录下来，尤其是京城之大之繁华，令他应接不睱，一双惯于欣赏美声美色的耳朵和眼睛立刻就被征服了，他甚至忘记了等待他的可能命运，以戴罪之身，忘情地流连于京城天桥一带，把形形色色的曲艺戏剧看了又看：乐队伴奏的形式是他前所未见的，工尺谱的记谱方式也是藏地没有的，音色明媚欢乐的扬琴和京胡让他着迷，索性拜师学艺，掌握了演奏技艺；古典的笙也令他陶醉，正当开始学习的时候，不幸患了天花，只得中断，许多年后他还为此惋叹不已。在这一过程中，绝顶聪明的丹增班觉学会了汉语。最后，当判决下达，他只得从丝竹笙歌中抽身，很不情愿地告别京城。
最终的判决对于丹增班觉来说可谓正中下怀：革去噶伦之职，保留公爵名号并保留既得的顶戴花翎。朝廷对这位功臣的后代高抬了贵手，乾隆帝亲自召见；朝廷大员们在审问这位秀气的年轻人时显然动了恻隐之心，一句"年轻无知"就定了案。他们饶有兴致地打量他的装饰，那么严肃的庭审场合还忍不住询问关于耳饰的习俗呢。当然，那些谎报饰奏过军情的汉满军官就没那么幸运了，全都受到了严厉惩处：巴忠是畏罪投河自杀的，鄂辉等人先是被责令在福康安军前效力，战后被钦定在前藏枷号示众。
出过天花又大难不死，革职的同时又留足了面子，丹增班觉再回西藏时像是获得了新生，新的生命可以全力投注于所钟爱的事业了。从此西藏少了一个人皆可为的官员，多了一个千载不遇的艺术组织者和创作者——对于这个人来说，做官实属阴差阳错，从艺方为正途。拉萨的艺人们众星捧月般环绕着他，"囊玛吉度"成立了。这个名称直译为"内部人甘苦与共"的协会，与现代的文艺沙龙好有一比。起初只是同道者的自娱，后来才有了面向公众的演出。随着丹增班觉返藏的，还有此前本土所无的扬琴、京胡和二胡。扬琴不易仿制，后来都是经由海路买进；二胡则因地制宜，被改造为竹制的琴筒琴杆，羊皮或鱼皮的琴蒙，指法也有所改变，易名为"贴胡"。扬琴、京胡、贴胡、六弦琴、笛子、串铃，六样乐器的组合，开创了西藏器乐合奏的新形式，或作为伴奏乐队。此前藏地并无音阶概念，丹增班觉把内地的工尺谱改写为藏文乐谱，既方便记录保存也易于学习传播。从此以后，由妙龄女子群体出演的囊玛歌舞，传达了城市的优雅、舒展和华美，延续到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囊玛厅的轻歌曼舞普及到了西藏以外的藏区。
丹增班觉珍视家族荣誉，他撰写的《噶锡哇世系传》成为藏文史籍经典，连这篇小文的许多素材也都由此而来。噶锡哇是其家族房名，拉萨的府邸名为多仁府，所以在名字前面冠以府名，多仁·丹增班觉。珍惜自家的花翎顶戴，虽说已有许多官员也得到过，但雍正帝赐给他先辈的是第一顶，为此，他在一首囊玛歌曲中传播了家族的这一事迹：
在那印度东方的山坡上，
一群孔雀正在比肩行走；
但能做官人顶戴花翎的，
只有一只孔雀。
丹增班觉就像一位音乐之神，也进入了女子们的合唱中，从这位翩翩公子风流倜傥的样貌风度，到他华美尊贵的衣饰装束，无一不入歌。有一首《拉萨官府的楼上》称赞了他的才华——
在拉萨官府的办公楼上，
头戴巴角的贵族官员众多；
能精通汉语藏语的，
只有丹增班觉一个。
另一首《聂拉木通拉山》就更有意思了。相传丹增班觉本是一位多情浪漫的公子哥儿，爱江山更爱美人，从拉萨到边境，他走过的地方，一路开遍情爱花朵。此歌所唱是他的一夜情，或许就是他本人所作吧——
翻越聂拉木通拉山的时候，
马儿不时地回头张望，
是因为没吃完的草料，
还留在过夜的地方。
翻越聂拉木通拉山的时候，
骑手不时地回头张望，
是因为心中的所爱，
还留在过夜的地方。
第十部分 1.铭记一份清单
1903年底，由英军上校荣赫鹏率领的名为"和平使团"、实为侵略武装的英印雇佣军，越过喜马拉雅的冰峰雪岭，开始侵入西藏。西藏僧俗民众沿途顽强抵抗，从古道关隘曲米辛古的1904"木龙年之战"首役开始，历经乃宁寺、紫金寺和江孜城等若干大战役，前仆后继，屡败屡战。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战争，最先进的洋枪洋炮对阵相当原始的刀矛火枪，所以当荣赫鹏的一千二百人对阵西藏的两三万人，依然占有压倒性优势，可说是踏着抵抗者的血肉之躯前进——虽然举步维艰，闯进拉萨费时大半年。
这支由英国人、印度人和廓尔喀雇佣兵组成的队列中，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英国绅士。随军医疗总监是其人的一个身份，"文化顾问"则是他扮演的主要角色。荣赫鹏为了此人的特殊使命，特派一队士兵供其驱使。此人便每在攻占之地，扑向寺院大殿，指挥士兵把一摞摞经书从橱柜中搬出，搜拣有价值的典籍和文物。随着绸布包裹一层层打开，每当精雕细刻、装饰华贵的封板或以金汁书写在磁青纸页的手抄本映入眼帘，这个人都会欣喜若狂。他随后的工作便是，核对封面上的藏文或梵文书目，决定取舍，凡有重复者唯有忍痛割爱。这样做的原因无他，运力有限的缘故。即使这样，当战事结束，陆续运往印度的典籍珍品也有两千部之多，而每一部卷数不等，仅三部大藏经《甘珠尔》就含各类著作两千多种。据此人公布的数字，总共动用了三百多头骡子驮运。
这批珍品曾在印度加尔各答向公众展示，后根据英印政府要求，分别送往印度事务部、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可说是"借花献佛"了。
不消说，此人显然是位专业人士。奥斯汀·华达尔（1854-1938年），头衔计有东方学家、考古学家、自然学家、地理学家和西藏问题权威，一生出版过有关亚述人和闪族人语言、考古、亚洲历史、风俗民情、藏传佛教等方面的作品七百余卷篇。华达尔在当时的国际藏学界享有知名度，比较有名的作品有《神秘的拉萨》《西藏的佛教或喇嘛教》《喜马拉雅地区的艺术》等等。当这样的学者专家西装革履走上讲台，或后人在图书馆里查阅他们的皇皇巨著，理当肃然起敬的。
华达尔此番将西藏巨量典籍劫掠而来，可谓对西方世界的突出"贡献"。这个一向负有特殊使命的学者，早在1895年，就曾参与过巴基斯坦远征，并为英印政府搜罗到年代久远、学术价值可观的一批雕刻品；还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潜入西藏，发现了西藏各地珍藏的经典文献，不过，唯有垂涎不已的份儿。
这次借助武力，终于得手："1903年夏季，当组织'政治使团'前往西藏时，我向印度政府说明，这次任务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有助于我从那片与世隔绝的土地上收集到西藏人的手稿和书籍，这对于研究古代印度史的西方学者们犹如雪中送炭，而且我国的多家大型图书馆也正因缺少这方面的藏书而名声不佳。"华达尔撰文介绍"珍品的收集经过"，以上所表现的过程和场面就是这篇文章里所描述的，立此存照。这篇文章的标题为《在执行拉萨荣赫鹏使团任务期间收集到的西藏手抄本和书籍的情况》，刊载于《帝国与亚洲季刊——东方与殖民记录》，第33-34卷，1912年7月-10月，第3期。
这篇文章的主体部分，是对这批文献珍品的内容分类，同时列出一份长长的清单：篇名，编号，分赠何处。据此我们得知这批书卷被区分为五大类，其中手抄本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一。根据经验，我们可以设想手抄本中必不乏珍本、孤本和绝本。
一、佛教经书（手抄本和木刻印刷本）占据绝大部分，包括《甘珠尔》经书、《丹珠尔》注疏典籍、由梵文译成藏文的经文抽印本和西藏人编撰的典籍。
二、苯教，即佛教传入前的西藏本土宗教的经书。
三、历史书籍，包括世俗国王和佛教高僧的传记。
四、科技类的医学、数学、占星学、地理学和地方志。
五、语言学的词汇和语法、逻辑、修辞以及音乐等书籍。
华达尔为如此丰厚的战利品而得意洋洋，他在文章篇首即开宗明义地写道："在荣赫鹏执行拉萨使团任务期间，我奉英印政府旨意收集到这批数量众多、罕见的并且迄今为止绝对不为世人所知的西藏手抄本和书籍。这批文献是迄今为止欧洲从未获得的最大和最丰富的西藏文献。虽然我们在获得这么大批的书籍和手抄本时并没有费什么周折，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要获得这种罕见的文献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对这一获取的意义加以强调，他特别指出："我们肩负着强烈的政治责任，而且还被政治利益所左右，那么就更应该深入研究印度历史。但是在我收集到这样大批的西藏文献之前，大英帝国图书馆与其他欧洲大型图书馆相比，有关藏民族文献的藏书量是最寒酸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藏文藏书也相当有限……大英博物馆就更可怜了，根本没有整部的《甘珠尔》和《丹珠尔》，如果有的话，也只有从整部经卷中撕下的那么几页……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以及皇家亚细亚协会所珍藏的就更少之又少了。"现在好了，"英国图书馆的尴尬地位一去不复返了。目前，英国在这方面的藏书量，除了西藏、中国、圣彼得堡外，或许应该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了。"
1904年英军兵临城下，西藏方面被迫签约，虽然清政府未予承认，但被迫同意由国库支付侵略者强索的战争赔款二百五十万卢比，以换取对方撤军。这样的示弱和无奈在其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百年过去，世界格局发生了极大改变，日益强大自信的中国人说起当年著名的文化强盗伯希和、斯坦因，加上这个华达尔，说到其人其事，似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的切齿和激动。往深一步说来，这类珍贵文本毕竟未遭毁灭的命运。从今往后的年轻人回过头来翻捡这段历史，或许更多惊奇，是拍案惊奇：原来文明的西方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啊——不以殖民为贬义，别家的土地任意践踏，别人的东西顺手拿来，只在他们所开创的叫做"殖民"的时代里，才会发生这样明火执仗的文化劫掠，才会写作和发表这样以耻为荣的自供状啊！
对于所谓的学人来说，置身于殖民时代，成为帝国工具，有过与其时代和身份相符的言论行动也就罢了，遗憾的是，已经进入21世纪，一些西方人，尤其是某些英国学者，还在研讨会上大谈英国人给西藏带来的哪些"文明"，公然为当年入侵西藏的劣迹张目，真真令人为之瞠目。联想到几十年来某些人借助所谓"西藏问题"，高举民主人权大旗进行的种种反华分裂活动，看来百年前后一脉相承，不脱当年殖民思想窠臼。
第十一部分 1.有过更敦群培这样的人（1）
更敦群培（1903-1951年）是在去国十二年后返回拉萨的。这些年里，他在南亚诸国求学或游历，就像他所自诩的"疯子一样在大千世界流浪"：考察印度各地社会，遍访尼泊尔、孟加拉、锡兰（斯里兰卡），感知国际政治和世界潮流，接触形形色色的思想，进化论，人本、人文主义，治学的实证主义，包括在印度方兴未艾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继续着佛学研究的同时，涉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开始思考藏民族的命运走向，甚至参与了一项秘密政治活动——在国外，更敦群培并不是一个人，志同道合者还有一批，信奉三民主义的邦达饶嘎等几位藏族知识分子在印度组建了"西藏革命党"，试图在西藏掀起一场改革风暴。
更敦群培出生于青海安多藏区，幼年即被选为某位宁玛派活佛的转世灵童，自小接受宁玛派教育。十七岁时转往甘南拉卜楞寺求学，七年后前往拉萨哲蚌寺；再七年后随印度学者出国，在南亚诸国求学游历，著书立说，并将名著《罗摩衍那》《沙恭达罗》等译成藏文。1946年返回拉萨不久，即被捕入狱，1949年获释，1951年病故。他的部分作品被译成汉文，结集为《更敦群培文集精要》；另有研究更敦群培的专家杜永彬撰写的《二十世纪奇僧——更敦群培》，系统介绍了更敦群培的生平与思想。
更敦群培在此时归来，负有特别使命。
翻越喜马拉雅，更敦群培屹立山口，放眼望去，是一片遍野皆白的苍茫。1946年的风雪扑面而来，透过僧装，寒意沁骨。在这新的一年里，故土西藏能否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有所改观？更敦群培步履有些沉重，只有心头是温热的。一只大铁箱是他唯一的行李，铁箱里装着他多年所写手稿，还有新近秘绘的地图。当年的麦克马洪在地图上用红笔沿喜马拉雅随手一画，就此决定了门隅、珞隅、下察瑜大好河山的归属命运。归途特意取道非法麦克马洪线一走，并在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出生地门达旺等地盘桓、暗访了一个多月，完成了绘制地图的任务。此时的门达旺等地已被英印实际占领并且设置了管理机构，更敦群培是以游方僧的身份作掩护，一边防着英印政府，一边防着西藏当局，的确是一个人在战斗。
穿过西藏南部萧瑟的荒原田畴，拉萨渐行渐近。差不多二十年前，青年僧人更敦群培从家乡甘南、从拉卜楞寺第一次来到拉萨。在拉萨七年，以才华横溢和特立独行甚至是放荡不羁而闻名，无论僧俗眼中均属"另类"。这些年里，他在外部世界平添了广阔的视野和犀利的笔锋，他所标举的对于传统批判的旗帜招展。例如他在《智游列国漫记》中，从古西藏到古印度，透过文化与宗教的枝枝蔓蔓，追溯了精神流脉的源与流，可谓正本清源，匡正谬误，廓清真相，破除迷信，矛头直指宗教史观，直指西藏精神传统中对于印度的盲从。他以一贯的辛辣和幽默这样写道：凡印度的一切尽皆至高无上，颂诗中必以印度山川为譬喻，若用了西藏山川之名便会受到嘲笑。甚至连吐蕃王源，也附会为印度释迦族，何其荒唐。在详尽考证过古代印度人文地理后，他认为信众们应当对佛教世界观的由来享有知情权：位于须弥山四方大海中的四大洲，即东胜身洲、南瞻部洲、西牛货洲和北俱卢洲，均系印度中部地区及周围地区之名；所谓天龙八部、夜叉、人与非人等一应佛教世界的灵异，亦尽皆古印度不同地区的氏族和文字而已。至于藏传佛教中一应经典、偶像、修行、灌顶及供施仪轨等等，均有出处，均从印度古代各种习俗演变而来。在藏人心目中无限崇拜、作为精神楷模的印度又是怎样的情景呢？更敦群培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指出它的弊端所在：杀人祭祀和种姓制度。披露实情，旨在说明，只要把它当成哲学，而不是盲从；可以作为信仰，但是不要迷信。
更敦群培的归来，犹如飓风来袭，犹如地震引发。有少数开明的贵族欣赏他的学识才干，为他提供了食宿，作为施主，资助他写作完成民族历史的《白史》。但是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当局视他为颠覆者，对他既恐惧又仇恨：害怕他宣扬"地球是圆的"这样石破天惊的观点，害怕他有关进行土地和法律改革以及实行民主政治等一系列主张，害怕由于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导致理性的成长、神权统治的动摇。所以不久以后，达扎政权下手了，更敦群培被捕入狱，判刑三年。罪名不因政治，不因思想，是——伪造纸质藏币！
正在进行中的《白史》只写到吐蕃时代就戛然而止，注定了再也不能完成。为写这部史书，更敦群培准备了多年，搜集了大量的汉文史料、敦煌所藏吐蕃藏文史料、西藏的碑铭以及可能找到的藏文古籍，是藏族学者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宗教史观，以学术规范所写的第一部信史。
前无古人的著述半途而废，作者成为囚徒，先是关在八廓街的朗子厦，后来转移到布达拉的夏钦角监狱。这期间，远在印度的西藏革命党总部被英印当局捣毁，近在拉萨的前摄政热振活佛惨遭达扎政权毒手，冤狱中的更敦群培背负着人格侮辱的罪名，置身于黑暗势力的重围，看不到哪怕一丁点希望之光。他以绝望和毁灭，向这个社会表达了最后的抗争。
1949年，更敦群培获释出狱，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的一幅形象：形销骨立，乱发披肩，满身恶臭，病入膏肓。不再言说思想，学问，这个人只要酒，只要一醉方休。精美的玉器就此粉碎，黑暗腐朽势力将光明将新生之物一片片撕裂开来。更敦群培过世后，来自西藏的人向更敦群培的印度朋友索要遗著，遭到拒绝，对方激愤地高声喊道："是你们杀死了他！"
第十一部分 2.有过更敦群培这样的人（2）
这就是世界的看法。
（更敦群培诗选，分别作本节补白）
使愚人惊愕的浮夸之词，
向显贵谄媚的奴颜媚骨，
让信徒呻吟的神话故事，
统统远抛走我正直之路——
更敦群培
把隐私不露尊为高明，
把狐疑猜忌当作聪颖，
把一切陈旧颂扬为神灵旨意，
把一切新颖贬斥为妖魔作祟，
把一切奇迹认作恶兆，
这就是佛法圣地吐蕃忒，
我们西藏历来的传统——
更敦群培
强烈的欲望在烈火中燃烧，
不愿守的持戒状抛入灰坑，
想到何事就随心所欲去做吧，
像疯子一样在大千世界流浪——
更敦群培
智者周游列国所收集的，
撒在地上的穷人的珍宝，
那些以低声耳语传播的，
比富人的金卷更为奇妙——
更敦群培
望而生畏裸露无遗的真理，
决不使用自欺外衣作掩饰，
此乃学者至高至坚的誓言，
豁出性命亦将奋力信守之——
更敦群培
欢乐与痛苦交织的人世，
临终也值得如此留恋。
世间的人们啊，
当努力为后人留下自己的作品——
更敦群培
2003年，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组织的更敦群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各民族的藏学家们缅怀了这位先行者的一生，对他的思想、品质和学术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的发言题目为《纪念更敦群培的理由》，在此附上，作为本节补充——
这个人来到世间，距今已有百年；这个人离世而去，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不仅与他从未谋面，而且大都在他身后出生。在离这个人无论时空都很遥远的北京，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会议室里，我们以崇敬的心情谈论他，怀念他，究竟为了什么——在他以生命为代价所追求的思想已从者如流并人声喧嚷的当下，为什么还要充满依恋地回首顾盼荒漠中孤独前行的那个身影？在科技昌明、已是万家灯火的夜晚，为什么还会不由得想起如磐暗夜风雨飘摇中的那盏油灯？
至少在我，有如下三个理由。
首先是思想。当年更敦群培所标榜的、所苦求的思想观念，也许同一时期在国内在西方已算不得新奇，但是在西藏在僧侣界，却不啻一个奇迹。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不乏艰难地生长于因神权统治而格外保守的土地上，贯穿于他的人生态度和治学理念中，由此独辟一条艰难崎岖的理性之路，弥足珍贵。更敦群培无愧于西藏人文主义先驱的称号，虽因过早的夭折而仅仅光芒一闪，也足以使后来人骄傲地宣称："我们曾经有过……"
还有精神和勇气。是追求真知真理的意志鼓舞了他一往无前。众人皆匍匐于神佛脚下，唯有我独醒，我独省，我独行。渴望并坚守，需要智慧和勇气，需要胆识。缺乏智慧，陷于无明不能自拔，何言洞察明晰，何来对于真理的认知；而缺乏勇气，即便有可能接近真理，在强势的黑暗中也只能噤若寒蝉。独步于思想的高处，是要付出代价的，乃至生命的代价。因而更敦群培既是智者更是勇者。他的一席自白足可作为后世文人的座右铭："我摒弃了主观臆断；摒弃了为哗众取宠，随意杜撰一些毫无根据的离奇古怪故事的行为；摒弃了为讨好他人连讲真话的勇气都没有的行为；摒弃了为保住自己的糌粑口袋，置一切是非界限于不顾以图个'好人'名声的行为。"
才华。更敦群培拥有与其新鲜的思想和过人的勇气相匹配的学识与文采。不仅在宗教学方面，多才多艺的更敦群培同时身兼诗人、画家、语言学家、史地学家、民俗学家、考古学家、精通英梵藏文的译著家，甚至藏医学家。他周游了藏地和南亚诸国，遍览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他的知识学养惊人的广博深邃，他的诗文甚至连学术著述也文采飞扬，今天看来仍具魅力。譬如他这样描述行旅的藏北高原："红沙永恒的灵魂驻足于你的脑海，砾石向你诉说着涅槃低语。在这里，沙漠的灵魂得到释放，并且实现了它自己的威严和崇高。……"
纪念更敦群培，可以罗列更多的理由，或者并不需要具体理由。更敦群培就是更敦群培，唯一不再，珍稀资源。由此我想到，我们一群是作为他的读者、崇敬者和研究者聚集在此，在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充满热情和感慨地追忆怀念；但另一方面则不免心怀遗憾：国人对他知之甚少，主流的思想史、文化史甚至不见他的踪迹。这恐怕与我们工作得不够有关，推荐和宣扬更敦群培的生平事迹与千古文章，是我们的责任所在——藏民族的思想巨人和文化先驱，理应步入中华民族的正史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