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凡摆在面前的都可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林前10:27)。
十五、禁止女人编发、以黄金、珍珠和贵重的衣服为装饰（提前2:9）。
十六、禁止性方面的不道德行为（徒15:29）。
十七、不要想娶妻（林前7:27）。
十八、不在公众场合祷告（太6:5-6）。
十九、私下说方言，公开作先知讲道（林前14:5）。
二十、作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作工（帖前4:11）。
二十一、举起圣洁的手祷告（提前2:8）。
二十二、有求你的就给他（太5:42）。
二十三、只登记六十岁以上，一直对丈夫忠实，又有行善名声的寡妇，为要救济她们（提前5:9-10）。
二十四、妻子要顺服丈夫（西3:18）。
二十五、不要偏待富有的人（雅2:1。7）。
二十六、不要欠人任何东西（罗13:8）。
二十七、禁戒勒死的牲畜（徒15:29）。
二十八、如果有人不工作，就不得吃（帖后3:10）。
二十九、每逢七日第一日要把给穷人的钱分别出来(林前16:1-2)。
三十、欠税的要纳税（罗13:7）。
圣经学者可以研究那些他认为是应时的命令，并解释为何圣经作者会用那种特殊方式去强调应用那些原则。譬如，使徒保罗写了很多有关吃肉的指示，却是今天西方国家并不常碰到的。那是与当时异教庙宇祭典有关的问题。同时，在当时像哥林多这样的教会，妇女是受严格的社会习俗批判的对象。如果妇女在公众集会的地方发言，群众会自然地认定她必是个妓女或异教徒的女祭司，女人编某种发式也是如此。
保罗体认到按照他所面对的不同团体，有调整强调重点之必要。他拒绝让犹太基督徒强迫外邦人受不情愿的割礼，然而他自己还是在耶路撒冷圣殿行洁净的礼仪（徒21），为的是赢得犹太基督徒的信任。
今天我们也会面对自己要特别强调的地方。当人类尚年轻，地球上有无穷大的空间，而人口又很稀少时，“要生养众多”的律法显然很合适。不幸的是我们一直很专注地服从这律法，以致人类面临人口爆炸的威胁。也许今天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人类对土地、野生物所应负的责任上面；而把人类繁殖的速度减慢下来。
今天因为科学的进步，我们已经可以把享受性的乐趣和必须冒险生孩子分成是两件事。因此我们需要用新的方式来强调基督徒的性观念:性是达到一个目标的方法，性的本身并不是目标。既然性行为不一定是制造孩子的步骤，我们要如何来重新肯定性仍是联系婚姻和爱情的象征，而不是满足可怕淫欲的工具呢？
教会中有些人试着适应医生们所带来的压力。过去当主要的疾病攻击健康时，人们发现了很多延长寿命的原则。但今天，科学已有能力无限地延长人的寿命，即使那生命本身已经毫无意义和知觉，也不再有复原的盼望。
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不一定要马上对信条和教义提出修正，但他却表明一种需要:教会需要有一些信徒起来思考这些问题，研经、祷告，然后重新诠释上帝在他们的时代所定的旨意是什么。这些人——先知和教师们——其功用就像基督身体中活的骨头细胞，把无机的矿物质放进我们的骨架中。他们应有谦卑和奉献的心志，设法保存基督信仰的伟大原则，然而他们也应当同样考虑到使这些原则切合时代需要，在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它们的能力。
1892年，吴尔夫(Julius Wolff)首先注意到人类骨骼在细胞排列上，所显示的压力线条，结果发明了Wolff定律，这是每个医学生都知道的。吴氏从此满腔热诚地宣称，骨骼一直处在一种极大的流动状态中，随时预备配合环境和功能的改变作调整。事实上，当我去参观博物馆，比较几世纪以来所留下来的骨架时，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骨骼的一致性，而压力的调适，只不过在骨头上形成小结痂或轻微的隆起部分，对骨头本身固定的长度和形状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在每一次为了圣经中的某种特殊文化，而必须对神圣律法加以凋适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原则。虽然我们今天在新的医学进展，生命已有了新的定义，但我们仍须尊重生命。正如我们要拥护谦逊的态度，但今天妇女留短发并不表示她不谦逊。骨头很耐久，倒是身体必须学会适应新的压力。
13 里外颠倒
你的骨无髓，你的血冰冷。
——麦克白
每年两次，总有一阵奇妙的狂热，像雾一样，从河岸开始，扩散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全平原。破旧的餐馆外，纷纷竖起手写的广告牌:新鲜小龙虾上市！赤着脚、汗流满面的小学生爬上沟渠，拖着水桶，里面有不少看来像史前生物的东西在爬行。每个桶子里都挤满了一大堆盘绕的触须，弯曲的虾脚和嘎嘎作响的骨架（壳）。
在路易斯安那和其他大多数州，几乎每一条河流、水塘或壕沟中，你都看得到小龙虾。那些横贯东西、堤岸高高的壕沟里，是最容易找到小龙虾的地方；因为小龙虾怕见炎热的阳光，那些高高的堤岸正好提供所需的阴影。无论是一大早或是傍晚，只要蹲在河边等待，你的眼睛很快就会适应波光闪闪的水面，看到水底的世界，也许你不会马上发现小龙虾，因为它们很聪明，知道怎样巧妙地借绿色或棕色伪装自己。
但只要你仔细寻找，慢慢就会看到一只怪物。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只穿着甲胄的钳子，钩在肘上，看起来很可怕。小龙虾的钳子占其身长的一半，好像炮艇上突出船头的两副榴弹炮，使它看起来很不平衡，一副军事武装的样子。两颗闪亮的黑眼球突出于两钳之间；它们生在会转动的茎柄末端。如果小龙虾想换一个更好的角度来看你，它不必转头，只要转动眼球的茎柄，这和你抬一下眉毛一样地容易。
如果说鲶鱼是池塘收垃圾的工人，那么小龙虾就是垃圾车。任何东西都进得了它的口:蜗牛、别的小龙虾、植物、青蛙、鱼——不管是活是死，是新鲜或腐败，都能照吃不误。它们的长兄，大龙虾，则醉心于咀嚼更硬的螃蟹、蛤蚌和蚝。小龙虾这种吃硬东西的本事是由于它们具有一副天生的装备，包括两只节状的前短足，即所谓的足钳；任何东西被钳进去，都有被压碎的可能。小龙虾的胃里，还有三只坚硬的牙齿，会继续咀嚼的过程。
小龙虾身体的其他部分则与海中的大龙虾大同小异:一片片的甲胄，一直盖到宽大扇形的尾巴为止。
1879年，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写了一本有关小龙虾的书。他说到某一种小龙虾具有卑鄙的习性，它会攻击自己的子女，或者在生龙活虎的交配期后，吃掉自己的配偶。他也报道了奇异的再生过程:断了一只足钳的小龙虾，会奇妙地长出一只新的足钳来。他更描述过小龙虾血液的特性——无色，且会随着周围的水温调节体温。从一只受伤的小龙虾身上流出来的透明液体，很难使人相信它就是生命的水流，但对小龙虾而言，红色的血看起来才奇怪。
我之所以谈到小龙虾，不是因为它们的血液、坏习性或再生的能力，而是因为它们的骨骼。敲开一只小龙虾，你会看到柔软、白色的肉，好像期待着你来饱食一场，饕餮者不用担心肉中会有骨头鲠住喉咙——外壳就是它全部的骨骼。当路易斯安那州的小龙虾上市时，当地的餐馆会给你一盘三十只左右、煮好的小龙虾。它们的壳经过烹煮后，呈现出一片绚烂的红色。经过一小时的剥皮、刮肉、挖肉之后，食客的桌上只会剩下满盘薄壳，如果把这些骨骼拼起来，你又可组合成一只完整的小龙虾。
小龙虾有一副外骨骼，它的肌肉被骨骼包围着。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中，小龙虾的坚硬外表成为它主要的攻击和防御武器。
在用好几章篇幅谈到基督身体骨骼中不可缺的坚硬度，如教义和原则之后，为了平衡起见，我必须再插进一段强烈的警告。当我们拿小龙虾或螃蟹家族来与人类相比时，我更感到提出这项警告的重要性。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特别当你试着比较与两者握握手时:人的手让你感觉柔软、温暖、有反应，如果与小龙虾握手，你会觉得没有弹性、冷酷、可能还会痛，一只大龙虾更可能用它的钳子一下子钳断你的手指。
当我读教会历史时，我看到许多的失败——这是因为人们对基督身体中骨骼所应占的位置有所误解，才导致这类失败。有些基督徒体认到律法、操练的重要，但很不幸的是他们却把骨骼穿在外面。当你碰到这些人时，他们的教条突出，好像小龙虾的硬壳突在外面一样。
我立即想到的例子，是那些公开表示将自己身心奉献给上帝的修道士们。死于公元后459年的“柱上的西门”(Simon Stylites)是首开其端者:他栖息在安提阿东边一根柱子上，有36年之久；而且连续用前额触脚，超过一千二百四十四次之多。有的修道士只靠吃青草维生。西肯的提奥多(Theodore of Sykeon)是第7世纪的圣人，大半生都住在悬在一块岩石上的窄笼里，暴露于冬天的暴风雨中，一边挨饿，一边热情地唱着赞美诗。
这些修道士们，有的只是想用个别的方式来证明愿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但也有一些人努力在公众面前表现他们的热心，为的是让旁观者对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却正是被耶稣责骂的法利赛人所犯的错误（看马太福音23章和路加福音11章）。
今天，宗教信仰最激烈的表达方式可以在东方宗教中看到:热心的信徒走在火热的煤炭上，躺在钉床上，基督教虽然没有这么极端，但也有一套巧妙展示外骨骼的方法。
在你所居住的城里，随便在街上找一个非基督徒，拉他到一旁问问，他对于真正奉献的基督徒有何印象——不是那种只在主日上上教会的，而是那些热心的、重生的基督徒，他会很快想到什么呢？他可能会提到世界末日的漫画；提到身上挂着海报板、成为新闻题材的先知；他也可能提到收音机中的传道者，大声用地狱的恐怖来威胁世人信主。他也许是用某一种生活方式，或不作某一类的事，例如抽烟、喝酒、发誓、看电影、跳舞等，来辨认他周围的基督徒。
今天世人如何认出一个福音派基督徒呢？他们往往被认为是一群严守教规的人。心理医生责怪他们是引发罪恶感的人，宣称他们的病人当中，有一半以上是在教会中变得精神错乱的。总之，还是有很多像住在木柱顶上的圣徒一样千奇百怪的基督徒出现。我们倾向于缩在外骨骼里面，借着与世人不同的行为，来界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我常常只想把律法主义当做是真道信仰中一个无害的分支。如果有哪一个教派决定禁止某种单纯的活动，那又何妨呢？有些教派的会友又喝酒、又抽烟，却对基督徒穿牛仔裤、嚼口香糖的事无法接受，这不是很好笑吗？也许我们文化中的某些花样只是无害的分支。
但律法主义本身却包含了某些危险性，促使圣经发出最强烈的警告。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如色情、淫乱、暴力，或今天最令基督徒心痛的事情——会像律法主义一样，那样让耶稣愤怒。
奇怪的是使耶稣气得脸色发青的，也正是今天新闻界所谓“圣经带”的基要派信徒。这一群法利赛人奉献他们的生命跟随上帝，忠心地奉献十分之一财物，一文不少，他们服从旧约律法中的每一项细节，也差派宣教士出去领人归主，在法利赛人当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性犯罪或暴力的事件，然而耶稣却当众责骂这些标准公民，为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要重新回头谈到那些沿着路易斯安那河底爬行的小龙虾。拿它们的外骨骼与我比较进步的内骨骼来比较，两者间有几项不同点，正好说明耶稣借马太福音23章和路加福音11章所论律法主义的危险性。
首先，小龙虾几乎完全靠它的骨骼来保护自己。它那副可靠的甲胄可以击退人。相反的，人类的外表是柔软的，易受到攻击。上帝赐下使他的身体得自由的原则，但当这些原则开始钙化时，我们就很容易改用这些原则来保护自己，而发展出一副防卫性的外骨骼。路易斯(C.S.Lewis)在《致一位美国妇女的信》中说道:“没有一件事比遵守规则更能提供人虚假的良心，即使这些人心中完全没有慈悲和信心。”
律法主义者会玩弄你，好像法利赛人和那些“为上帝作秀”的人一样，他们借着自己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使人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人以为他们对上帝有很崇高的看法。但由于我是在一个律法主义的环境中长大的，我知道律法主义事实上会使我们低看神。它说明了一个人必须做哪些事，才能得到上帝的赞许。在如此做的过程中，律法主义很可能反而看不见最重要的一点:救恩是上帝白白赐下给那些不配得的人的礼物。
有一个人名叫史笃门(Merton Strommen)，是位非常细心的研究员，最近调查过七千位来自不同教派的年轻人，问他们是否同意以下的声明:
“蒙上帝悦纳的途径就是要努力活出良善的生活。”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同意这个看法。
“如果一个人能活出最完美的生活，上帝就会满意。”几乎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同意。
“福音最主要的内容强调上帝对正当生活所定的规则。”有一半以上的人同意！看到这个统计数字，你可能会以为使徒保罗和马丁·路德从来没有开过口，或耶稣从来没有来到地上受死。基督徒——大多数年轻的基督徒——仍然相信只要遵守一套规则过生活，就必能蒙上帝悦纳。
除了我们不懂怜悯，只坚持严守教条外，还有什么会导致这种现象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奉献同样的时间，来解释那些规则不过是关节和骨头而已，为的是使我们的身体能更有效地运作，它们并不是通到上帝面前的阶梯。
律法主义的第二种危险是:它使得一个原来可以互相接纳的团体长出一层坚硬的外壳，而限制了我们的成长。
一只长成的小龙虾一年只有一次机会成长，它是借着一种激烈而痛苦的蜕壳过程成长的。这种过程使小龙虾全身暴露在致命的危险中，固定的外壳必须脱落，为了迎接这种可怕的经历，小龙虾必须将足肢互相摩擦，一个个摆动，然后倒躺下来，尾巴上下弯曲地摇着，这些动作能使它的身体在壳里多有一点空间。
经过几次突然的抖动后，小龙虾用力推，上层的甲胄就会脱落下来，单与嘴部连在一起。然后它又很谨慎地把头部脱下，它知道要特别小心保护自己的眼睛和触须；因为有时候这些器官会在蜕壳过程中受伤。接下来，它会用力把腿拔出来，但有时因拔得太用力，它很可能就折断了一条腿。最后，它会突然向前一弹，将腹部弹出壳，小龙虾就赤裸而虚弱地躺在那里。
因为脱了壳，小龙虾躺卧休息过一阵后，会潜到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地方。此时，它的身体不再是坚硬像上了漆似的壳质，而是像被润湿的纸张包裹着一般。蜕壳的小龙虾往往把脱下来的壳当作第一餐，吸收其中的矿物质，以长成新的外壳。
在接下来几个星期中，小龙虾必须完成一年所有的成长工作。趁着新的外壳硬化及大小固定之前，它的身体通常会多长一寸左右。
我也经过类似的蜕壳过程。我是在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中长大的，我们坚持一些严格的观念，告诉我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哪些人值得我们与他来往。当我到处旅行，见识更广之后，我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与我一样，有同样的崇拜形式，强调同样的教义。因此，我长出了一个新壳，直到又遇到另一个新的经验为止。我错误地以为基督徒大家庭就是把一群像我一样的人圈在一个硬壳内；里面温暖而舒适，外面有硬壳，保护我们远离“世界”。
但耶稣从未说到任何把所有基督徒划分出来的外骨骼。他一直指向一个更高超的命令，他用的字眼是爱、喜乐、生命的满足——这些都是用来形容内在生命的字眼。当有人向他问起某项旧约律法特殊的解释时，通常他都会指出其背后的原则。
耶稣知道规则和行为控制都是为了使人能自由行动，好像脊椎骨促使人成长一样，而不是要像外骨骼，阻碍信徒的成长。
律法主义最要命的影响，也许是对于那些守律法的团体之外的人的影响。螃蟹和小龙虾因为有坚硬的外壳，很少人会把它们当作宠物来饲养。如果我们把教义和规则穿在外面，为的是借此显示出自己属灵的优越感和骄傲，这些外骨骼就会抹杀上帝的恩典和慈爱，使基督福音变得丑陋而无法吸引人。
上世纪初期在印度和亚洲国家，宣教士倾向把教会两化，结果造出一层坚硬的外骨骼，触犯了当地的社会，而限制了教会对当地的影响力。
在美国，这种例子也屡见不鲜。找一个曾经热心参与教会，后来却决定离开的人谈谈吧，你就会听到是一些很严酷的事情阻碍了那个人的信仰。也许是有些基督徒对某种婚姻状况定罪的态度，使离了婚的人觉得自己好像教会中的二等公民，而黯然离开；也许是对某一种习性的定罪，像抽烟，使抽烟的人无法进入教会。我曾经医过肺气肿，开刀切除过有癌细胞的肺，我讨厌抽烟；我恨离婚所加给人的伤害，尤其是对孩子们。但我不能让自己对抽烟或离婚的看法影响我对人的态度，把人赶走。我必须学习耶稣当年的榜样，他恨罪，却爱罪人。虽然他公开宣扬上帝的律法，但是他总是以爱来表达神的心意，因此人家都知道他是罪人的朋友。
我们是否因为划定了一套行事为人的标准，而把人吓跑，使他们看不见上帝丰富的爱呢？行为的准则有它一定的功用，圣经中充满了各种的律法，但神要我们把这些规则穿在里面，而不是露在外面，用以展示自己比别人优越。
在完整的家庭及健全的教会中长大的年轻基督徒，常会有一种令人困扰的现象产生，他们在早年往往是很有信心的模范基督徒，但有很多在后来却成为属灵的离经叛道者。他们是不是因为只知专注在外表看得见的行为上，所以失败了呢？是不是因为只学会模仿某种行为，学会说某种术语和情绪的反应，而无生命的实质，所以离开了早年的信仰呢？他们是不是像小龙虾一样，只学别人的外表，发展出一个坚硬的外壳，而误认这就是上帝的国度；但实际上他们里面却很脆弱，很易受攻击？
当基督教变得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时，我们就可以把它像小龙虾蜕下的壳一样，丢在一边。事实上，有很多小龙虾是在蜕壳时灭亡的，有的是因为精力耗尽，有的是由于很容易受外在敌人的攻击所致。
外面的壳可能看起来很吸引人，很可靠，又有保护作用。它比那些死的、无用的骨架，或根本没有骨架要好得多。但上帝却要我们具备一副更进步的骨架，隐藏在体内来服事。
14 可见性
这一副完美的身体到底是什么？外表约有两平方米，会变红、变白、流汗、闪烁发光、起皱纹、感觉刺痛、发痒；在一生中使我们感到快乐，也使我们感到痛苦；一方面保护内在的器官，同时又敏感地探测外在的世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谢尔哲
在印度，当我的时间都用来研究麻风病时，我太太玛格丽特则利用这段时间接受了眼科医生的训练，成为眼科手术专家。因为很多有需要的病人都不能到医院来，她与一组协助她的人就乘着一部装备齐全的车子，每个月到偏远地区巡回一次。每个月的某一天，在某一幢建筑物里，也许是学校或旧的碾米厂，总会有一大群眼睛有毛病或瞎眼的印度人来求医。工作是在很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的，他们有时必须在令人窒息的热度下，从事一连串的医疗工作。如果找不到可用的建筑物，他们就会在榕树下就地摆起轻便的手术台。有时两个医生一天要做一百次以上的白内障手术。
1956年，玛格丽特的医疗队在印度某一个受到干旱肆虐的地区搭起帐篷，停留了几个星期。这个地区已经有五年没有收成了，可以饮用的井水都已干涸，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以为一定要留在帐篷里才能得到食物，因此很多人做不必要的手术——甚至请求挖掉他们的一只眼睛——为要得到一些吃的。
有些小男孩志愿在热腾腾的帐篷里帮忙，玛格丽特叫了一个害羞、大约十二岁的黑发男孩帮忙，她给他裹上一件医用长袍，虽然松弛垂到地上，却也满神气的。她要他站在一只箱子上，给他严格的指示后，要他拿着一个靠三个电池发电的闪光灯，让灯光能直接照射在病人的眼角膜上。玛格丽特心里却很怀疑:一个乡下小男孩，从来没有看过任何手术，会受得了看见人的眼睛被割开又缝回去的那种震惊吗？
然而，这个男孩子倒是相当沉着地执行他的任务。最初五个手术他都小心翼翼地按照玛格丽特的指示，随时变换灯光的角度，稳定而自信地把灯光对准目标。但到了第六个手术时，他就有一点不稳了。玛格丽特一直很温柔地对他说:“孩子，把灯拿稳。”他暂时可以稳住，但很快又会偏离她正在动手术的地方。玛格丽特看得出他是受不了了，于是停下来，问他是怎么回事。
眼泪从他的脸颊上滚下来，他结结巴巴地说:“噢！大夫！我……我不能看，这个女人是我妈妈。”
十天后，小男孩的痛苦结束了:他母亲的眼睛拆了线，医疗队给她戴上眼镜。起先她还想逃避刺眼的光线，但最后慢慢地适应了，她终于在一生中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孩子。当她伸手去抱住他时，微笑绽放在她的脸庞上。“我的孩子，”她说，“我以为自己认识你，但今天才真正看到你。”说完她把他抱得更紧了。
这位印度妇人以生动的方式表达出她的感受——他的儿子终于以她能辨认的形象出现在他眼前了。在这之前，她只能借着触摸或听觉来感觉他的存在，如今却看得到他的体形与长相。如果他出现在她的梦里，她一定会认得出他来。然而她却是凭她身体上的一种器官——皮肤来辨认他。我们对彼此的印象和记忆，也都是靠这一个可见的器官来决定，我们借他来判断人，并传达我们自己的看法。
有时候我会嫉妒我太太，她的医疗范围只局限在两颗不会被不透明的皮肤挡住的圆形眼球里。她可以不用动刀就看清眼球里的情形，即使需要开刀，她也很容易看出眼球里复原的情形。只有眼睛会将体内潮湿的、活的细胞暴露给医生看:看出血球在微血管中疾驰的情形，也看得出细菌和癌细胞的形迹。
然而皮肤也像眼睛一样，可以成为人体之窗，只是方式要隐蔽多了。从皮肤我们可以看出体内的健康情形。贫血症可以从指甲和皮肤上看出来；患者的指甲和皮肤会显得特别苍白。黄疽病会使皮肤变黄；有一种糖尿病会使皮肤变成青铜色；有些药物会使皮肤变成闪亮的剌青色，在卡维尔我们就有这样的病人；血中缺氧皮肤会呈紫色。当患有坏血病、脚气病、内分泌腺失调等症时，皮肤会显示这些病症的存在和它所缺乏的养分。
除了各种颜色变化外，皮肤还会显出其他征象:当病人的神经末梢停止活动时，这就显明他得了麻风病；当皮肤出现红疹或黑痣扩大时，它表示病人得了癌症。过敏症患者只要在背部划出方格，用一点点样品刺入皮肤内，马上就可显出身体所喜好、所厌恶之东西的密码——是狗毛？是花粉？是贝壳类动物？你的皮肤会解开令你呕吐或打喷嚏之谜。
皮肤也会反应内在的感情世界。比较起来，我们皮肤上的自主肌肉相当少——我们无法像马一样，靠意志来扭转肌肉，但我们可以控制脸部的诸多表情。童年的痛苦有时会表现在脸部的轮廓上，好像刻在树干上的草书一样，不易消失；夫妻一方的嘴唇若稍往下拉，另一方就要提高警觉了。
有时候身体会反抗，不理我们而把真实的情感显示出来。马克·吐温说:“人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或必须脸红的动物由”脸红表示突然有一阵热，像蒸汽一样充满血管，不由自主地，甚至反抗性地，有五十倍以上的血液冲向皮肤（想象一个城市的供水系统，要应付突然增加五十倍的需要量）。青年人比老年人容易脸红，而女人又比男人容易脸红。没有人例外:瞎子也会脸红，所有的种族都会脸红，包括最黑的种族在内（他们的白化体可资证明）。脸红使别人可由皮肤看到一个人潜藏的感情。
没有任何器官像皮肤一样，平均只有九磅，却能在关节四周、头部、多节的脚趾和多肉的臀部，呈现变曲、重叠和卷曲的形状。有的地方很圆滑，好像婴儿的肚子，有的地方又像鳄鱼一样粗糙。一个砌砖工人的手也许像角一样硬，绷得紧紧的，好像砂纸一样，但他肚子上的皮肤却是松软、柔顺的。
取下一小部分头皮、嘴唇、乳头、脚跟、肚皮和指尖，透过显微镜的观察，它们好像许多种不同的皮肤，有如一块拼补起来的布，实际上却全都长在身体上。皮肤表面有高低不平的纹沟，以提供摩擦力，就像雪胎一样。奇怪的是，没有任何理由，我们每个人却都有一套不同的纹沟，这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能设立指纹档案的原因。这些皮肤隆起的部分，正好帮助我们抓取光滑的物体。
人人都爱自己的皮肤，而我们对它的反应就是加以装饰。男人每天早晨的例行公事，就是剃掉昨晚长出来的胡须，梳理头发，也许为少数几颗青春痘忧虑，并仔细检查脸上的那一两颗痣。女人比较麻烦，要把鼻梁上渗出的脂油用粉擦干，卷睫毛、拔眉毛，再为眼睑涂上一层亮丽的颜色；有的人更像涂油画一样，把脸上的皮肤抹上厚厚一层色彩。大部分女人都会涂口红，以配合当天的衣饰。然而，地球上的动物也只有人会这么作，就是把全身大部分的皮肤用布包起来。这个过程，每年支持了几亿万美元的时装行业。
在研究地球上几百万种动物之间的竞争后，我似乎更能了解人为什么急着要打扮。随便找一种动物——蛇、昆虫、鸟、哺乳动物——翻翻这些动物的彩色照片，所看到的都是光彩夺目、美好的造型。似乎造物者兴致勃勃地开始创造，用尽心思在鹦鹉、杀人鲸、珊瑚蛇身上，喘一口气后，他又开始造灰色蜥蜴、雀鸟和鱼；然后又用刚发明的颜料造豪华的热带鱼。在开始设计更复杂的爬虫的鳞片、斑马的条纹和猎豹的斑点之前，他会先泼上一点深红，再一点中蓝。然后，创造力用得差不多了，颜料也快用完了，他才开始用一致的颜料创造人类——当然他不忘加些黄、褐、红色的变色。但一般来说，人身体上除了嘴唇和乳头外，其他肤色都是一致呈肉色的。
创造主的手艺有多高明？想想自山顶洞人以来，人类针对皮肤所画的线条、网画、雕刻及所拍摄的相片，就能看出人对平凡的皮肤多么感兴趣了。
研究皮肤的生化学，我可以探究何以某些分子与阳光交互作用后，会改变颜色（黑人只因有三十分之一盎司的黑色素，就变得那么黑）；我可以了解潮湿、黏胶似的细胞跑到表皮，会失去颜色，干燥、角质化后，变成一层保护性的薄膜，脱落下来；我也可以了解复杂的角质化，如何产生粗糙的指甲和马蹄。但没有一种训练会降低我对造物者的惊奇，当我看到一根角质冲出滤泡，笔直而骄傲地成长，丝毫不弯曲，像孔雀羽毛一样笔直，化学变成美丽的事物；这就好像岩石中突然展现出一幅闻名的阿帕拉契山区，所出产绚丽的棉被般的喷泉；又好像沙漠中突然跳出一群跳跃的海豚一样。
与其他打扮漂亮的动物比较，人类似乎是赤裸、易受伤的，也是不够完全的。但比其他的动物进步的是，我们的皮肤并不是单为好看设计的，更为了与外界有联系，为了能被触摸。在这方面，皮肤正好能归纳出基督身体内的基本功能，在这个身体内，皮肤变成基督同在的象征，它变成分别基督徒社群的薄膜，为基督的身体裹上一层衣服，使它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已谈到基督徒常常在世界面前展露教义的骨架，基督对这种倾向加以定罪；他把爱的原则摆在我们面前，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13:35）
用皮肤来作类比，它的柔软、温和、可亲近，正好能传达上帝迫切要在爱里，与他的创造物亲近的信息。基督对我们说:让世界先看到基督徒社群的美丽、感受它的柔和与温暖，然后再慢慢让它体验到重要的内在结构。
当世界遇到基督的身体时，它的结构是什么？它的外表和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它的皮肤像什么？人们有没有看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5:22）?我们凭外表来判断人，看人的脸部表情来研究他们内在的情感。同样的，基督的身体也是这样被人判断、评估，别人是从我们的外表来认识基督的，教会的气氛会像皮肤一样，显出其潜在的本质。
15 知觉
人体最伟大的感官是触觉。我们之所以会有感觉、会爱、会恨、会感动人与被人感动，乃是经由皮肤的触觉微粒而来。
——泰勒
1953年，我以洛克斐勒基金会的名义到了美国，在许多著名的手掌外科医生和病理学家手下学习，为的是要探讨麻风病之所以引起瘫痪的原因。纽约是我旅程的终点站；我要到那里美国麻风传道会演讲，同时拜访几位外科医生。在聚会当中，我开始觉得想吐、头晕。我勉强发表完演说，但在我走向地下铁路车站途中，我身体的热度不断向上升，到后来我甚至站不稳，跌落在地下车厢的地板上；头晕眩到一个地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车上的乘客也许认为我是喝醉了酒，根本不睬我。
我总算摇摇晃晃地走回旅馆，迷迷糊糊中觉得应该打电话找医生，但旅馆房间没有电话，我又病昏了头，只好蜷缩在床上呻吟。有好几天我一直如此，每天由一位侍者带些橙汁、牛奶和阿司匹林给我。
我总算在船要开回英国南安普顿之前复原了，虽然人还很虚弱、不稳定。在南安普顿登陆后，我搭火车回伦敦，一人蜷曲坐在一个车厢的狭小角落里，盼望这一趟似乎没有尽头的旅程能赶快结束。
最后我终于身心俱疲地到了姑妈家，我好像一袋马铃薯似的，塌陷在椅子上。脱掉鞋子，我突然面临到生命中也许是最黑暗的一刻。当我将身子往前倾，脱掉袜子时，我开始意识到一件恐怖的事实——我的脚跟没有感觉。
一种比作呕更糟糕的恐惧感控制了我的胃部，在麻风病人当中工作七年之后，这事终于发生了吗？难道我自己也要成为一个病人？
我僵硬地站起身来，找到一根针，又坐了下来。我轻轻地戳脚踝下的一小块皮肤，竟无痛觉！我把针刺深一点，期待会有反应——还是没有，只有一丝血渗了出来。我用两手托住脸颊，全身颤抖起来，希望会痛，但痛却不出现。
七年来，我们加入了对抗已有好几世纪传统的麻风病阵线，希望帮助麻风病人重享自由。我们试着战胜恐惧，帮助拆除了围绕维罗麻风村丑陋带刺的铁丝网。
我也曾向新进职员保证，麻风病是所有传染病中最不容易感染的疾病，只要清洁卫生做得好，他们保证不会受感染。如今我——他们的领导人——竟然成了一个“麻风病人”。这个可怕的字眼我是从来不用的，如今却像妖怪一样，带着新的意义出现。我曾能言善道地鼓励病人，要他们学会克服过去的羞耻，超越社会上的偏见，为自己创造出新生活。
我心乱如麻。如今我可能就必须与家人隔离；理所当然地，病人的子女是最容易被感染的一群，也许我应该留在英国。但如果这个消息走漏出去呢？我几乎可以想象得到报纸上的大标题。这对我麻风病的工作会有什么影响？还有多少人肯再冒成为社会所遗弃的一群之险，帮助那些不幸的受害者？
我整个晚上躺在床上，除了鞋袜，其他衣物都还穿在身上，人因紧张呼吸急促，汗流不止。一幕幕的景象掠过我的心头——残酷无情地提醒我，身为麻风病人会失去的东西。虽然我知道有些药物，如砜(Sulfone)，也许很快可以控制病情，但我还是难免想到麻风病蔓延到我的脸、我的脚，甚至我的手指头。我这双手是我的注册商标，如果没有纤巧的指头控制和对压力的反应，我怎么还能在活的器官上操作手术刀呢？我外科医生的生涯马上就会寿终正寝。
很多美好的事物也会消失。我一向觉得最能使我身心放松的就是园艺，我喜欢用锄头捣碎泥块，然后弯下腰来挤捏泥土。让泥土从我的指间挤过会带给我很丰富的感受:土块的硬度、草上的露珠、泥土湿黏黏的感觉；这些感受我也许都会失去。
我可能再也感受不到拍小狗时柔软的快感，觉不出六月小甲虫从我手心鼓翼而去的感觉，或毛毛虫要挣脱硬茧时的悸动。羽毛、田蛙、花朵、羊毛——我的世界一向充满触觉的亭受。由于我工作的对象是那些失去大部分感官的麻风病人，因此我比一般人更能欣赏这些感受。
黎明终于来到，我下了床，没有休息，满心沮丧。我对着镜子凝视一会，再度鼓起勇气，拿起针来想知道受感染范围有多大。做了个深呼吸，我一针戳下去——结果人痛得大叫起来。当那活动的、电流般的剧痛惊动我全身时，我从来没有尝到如此甜美的感受——我跪下来感谢上帝。
事后我大笑出声，为自己前一晚的愚蠢摇头叹息。当然，我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当我坐在火车上时，因为太虚弱，因此肌肉痉挛时:我也没有力气调整，以致脚上的一条神经完全麻木了。身心俱疲使我夸大了自己的恐惧感，因此太快作出错误的结论。我根本没有染上麻风病，我只是一个累坏了的、神经兮兮的旅者。
那一次凄惨的经历，使我很不好意思，多年来一直不肯向任何人透露，它留给我很深的有关痛苦和感觉的功课。从那次以后，我总是故意去感觉，“真正”去感觉环绕在我四周数不尽的事物，树林、动物、衣服、雕像、绘画——这一切东西都会使我禁不住要用渴望有感觉的指尖去触摸，看看是怎么回事。
皮肤的存在不只是为了给躯体一副外表，它也是不断向我们提供外在环境资料的充沛来源。我们身体上大部分的感官——如耳朵、眼睛、鼻子——都只限制在某一点，皮肤则像饺子皮一样，压得薄薄的，布满五十万个小型发报机，好像一大堆电话，随时将重要消息通知大脑。
想想皮肤每天所接收到的各种不同刺激:风、微粒、寄生虫、压力、温度、湿度、光线、辐射的改变。皮肤的韧度足以承受在柏油路上跑步的剧烈冲击；然而其敏感度却能使赤裸的脚趾因微风的轻拂而感到瘙痒。“触觉”这个字眼有那么丰富的意义，代表那么多形象，因此有很多英文字典，包括牛津英文字典在内，它的定义总是占最长的篇幅。我几乎想不出任何人类的活动——运动、音乐，艺术、烹饪、机械操作、性活动——是不靠触觉的（也许纯数学例外？）。
当我们睡觉时，触觉是一切感官中最灵敏的，并且似乎是最能引起我们情绪激动的工具:想一想爱人的拥抱、按摩之后满足的叹息、搂抱着小婴孩、热水澡的刺激等。读一读海伦·凯勒的思想——她以优异成绩从学校毕业，又是十二本书的作者——你就会看到大脑只要触觉提供资料，就能成就何等伟大的工作。
虽然科学家们对于触觉如何产生作用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他们知道触觉的功用有多大。用指甲轻轻敲就能知道我所接触的是纸张、纺织品、木头、塑胶，还是钢铁。一只正常的手可以分别出光滑面的玻璃和以二千五百分之一英寸深度刻划出线条的玻璃的不同。一个摸惯纺织品的人可以靠摩擦马上认出粗麻布——这还算容易；但他也可以蒙着眼睛，从丝料中把缎子挑出来。用手揉一揉合成纤维，他可以知道尼龙混成物是否增加了百分之五。
覆盖身体的毛发看起来似乎没有用，却能像杠杆一样，加强触觉。在半英寸毛发的顶端，我们可以感受出千分之一盎司的压力。（我的好朋友柯博士曾经对一群妇女进行试验，要找出敏感度的正常开端，因此而对毛发的敏感度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他发现那些不常剃腿毛的妇女在剃掉腿毛接受试验时，那些剐剃毛的地方都很不敏感，简直像麻风病人一样，但慢慢她们的皮肤就适应了。皮肤有发展更大敏感度的潜能，但如果有毛发存在，这种潜能就受到抑制。当毛发剃掉后，身体注意到腿上有一片“听不到声音”的区域，因而把那地区感觉细胞的开关开大一点，使声音传出来。）
皮肤具有传送消息的能力，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为基督身体前线精兵的人的主要责任:他能敏感地察觉他所接触到的人。初学辅导的人，因为急着要帮助人，都会受到这样的警告:“首先，你必须聆听。除非你开始小心聆听人们的需要，否则你睿智的劝告产生不了作用。”皮肤则提供了一种更基本的聆听方式，从成千个传感器中产生灵敏的知觉，爱别人就是从这种最基本的接触开始。
如果空气压力、所穿的衣物或温度有所改变，皮肤的传感器就会马上把消息发射给大脑。同样的，基督的教会就如耶稣所说:“在这世界，但不属于世界”，常会收到有关外在环境的光景和需要的信号。身体是大的，普世性的，其传感器可以同时由不同的地方发报，有从芝加哥的马里纳塔、纽约哈林贫民区、秘鲁和斯里兰卡的原始森林，以及俄罗斯和阿拉伯沙漠而来的消息。
在基督的身体里，有些肢体是特别为收听世界不断改变的需要而设计的。譬如，今天许多基督教差会，对人们物质和社会性的需要愈来愈敏感，而不只看到他们灵性上的需要。
但早期的差传工作经常是靠一些对环境没有反应的人去从事的。他们感受不到已存在于陌生文化中的价值和美丽，他们视裸胸、敲鼓的非洲人犹如未开发的欧洲人一样，一定要想把他们包裹在一个并不合身的外衣中，教他们唱马丁·路德喜欢唱的圣诗。
他们设计出一种圆滑的解决方式，把带着优越感的爱心强加在别人身上，完全不适合当地人的需要，其实最有效的爱是由安静的聆听开始，这是一种敏感的认知。
在所有感官中，触觉是最值得信赖的。婴儿最先就是透过触觉与世界产生关系。给他一件东西玩，他会先抓住它，然后往嘴巴塞、咬。对他而言，听觉和视觉是次要的，总要等到稍长，他才会体会到视觉的价值。即使我们成人，有时候也会比较相信触觉。“可触摸”的证据较易接受。多马怀疑别人眼见基督复活的报告，宣称道:“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约20；25）。
小孩子要摸摸魔术师的魔杖，要看看是不是真的——他不信任自己的眼睛。海市蜃楼可以愚弄眼睛和大脑，但却骗不了皮肤。
我想起当我女儿三岁时，她一直努力要克服对暴风雨的恐惧感。她知道住在房子里很安全，但当闪电愈来愈近时，她就会跑到我身边，把她的小手放在我的手上，说:“我们不怕，对不对，爸爸？”但语气却不很肯定。
正在那时，雷电就在附近造成轰然一声巨响，所有的灯光都熄了。玛俐的呼吸急促，怕得哭出声来，但她仍是说:“爸爸，我们不怕，是不是？”她的话很勇敢，但我可以从她那双因害怕而僵硬及颤抖的手了解她的感受。皮肤可以对皮肤说话。
我们接下去会看到皮肤对环境改变能很快地适应，但如果皮肤的接收器麻木了，这种皮肤的品质就毫无用处。上帝自己选择要在世上与人同在，他就像人一样，要透过皮肤来感觉——会疲倦、痛苦，最后死亡，除了他的独生子，我们找不到更实际可触摸到的爱的模范。而如今，我们也被呼召成为他在世界上敏感的“皮肤”。
16 适宜性
除了国王和王子以外，没有人应该生癣，因为抓痒的感觉太美妙了。
——英王詹姆士一世
我在伦敦当实习医生时，很荣幸能在威廉姆斯(Gwynne Williams)医生手下受训练。他是一位一向很强调医药之人性面的外科医生。每次在暖气设备很差劲的病房中巡视时，他就像拿破仑一样，把右手藏在外套里面，其实他身上藏着一个热水瓶，不让病人知道。
“不能听信病人告诉你他们的肠子有什么毛病，”威医生会这样劝诫我们这些实习医生，“让他们的肠子自己说。”热水瓶会使他的手成为更好的倾听者。他教我们要跪在病人的床边，温柔地把温暖的手由床单下面伸到病人的肚子上。“如果你站着，”他解释道，“你就只能用向下的指尖来感觉；但如果你跪着，你的整个手掌就可平放在他肚子上。不要太快移动，先让手放在那里。”
我们学会感觉出病人肠胃肌肉的紧缩——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作用。如果医生的手是冰冷的，那些腹部肌肉会一直紧缩着，但是一只温暖的手，会诱使它们放松下来。我们柔和地抚摸病人的肠胃，先赢得它们的信任，一旦肌肉缓和下来，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肠子的蠕动，与简单的呼吸动作相呼应。
戚廉姆斯医生说得不错:不用问问题，一只温暖而有经验的手，就能查出肌肉紧张、发炎的情况；也能肯定其他医生要靠过程才能测出的瘤的形状。触觉是我最珍贵的诊断工具。
我们把触觉叫作“基本的”感官，这个形容词往往会使人产生误解。事实上，触觉是我们最复杂的感官中的一种。
人体的每一平方英寸对触觉都有不同的反应。科学家如范福瑞(Maximilian Von Frey)曾巨细靡遗地绘出人体神经分布图，好像马雷利(Rand McNally)绘世界地图一样。范氏还算出触觉的开端，需要有几克重量才能让一个人感觉到有东西与他的皮肤接触。例如，脚掌因为经常受折磨的缘故，非到每平方厘米承受二百五十毫克的重量，否则它是不会有感觉的。前臂的背部施加三十三毫克的压力就会有感觉，手背则需要十二毫克。人体最敏感的地区是指尖（三毫克）和舌尖（二毫克）。
与眼角膜比较起来，其他所有神经似乎都算是迟钝的；眼角膜是透明的，不含血，因此极易受伤，只要施加十分之二毫克的压力，它就会产生激烈反应。一根无意中掉人眼中的睫毛，足以使棒球投手无法继续参加比赛。相反地，一根睫毛掉到手臂上，他根本毫无所觉。同样的，聪明的蚊子不会去停在敏感的手上，而是停在人的前臂，这样才不会被发现，只有笨头笨脑的昆虫才会想秘密地停在柔软的嘴唇上。
触觉的分配并不是出于偶然的（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玩骰子），每平方英寸的敏感度都是出于精心的设计，以配合那一部分身体的功能。我们的指尖、舌头、嘴唇，乃是全身最敏感的部分。
科学家根据人体对刺激的“正常”反应，做成一张表，其实，触觉常随环境的改变，譬如，皮肤就是根据适应力来反应。将一百毫克的重量放在我前臂上，蒙起眼睛，我会感觉有东西触摸我:但这种感觉只会持续四分钟，以后就消失了，我的神经系统已经适应了，我不会再去注意那些重量。我的身体将前臂末端神经所传来的讯息加以过滤，觉得它没有任何危险性，不需要再让有关我手臂上有重量这件事，阻碍神经网路的通畅。很自然地我不再注意到重量的存在，直到重量挪去了，那时我的大脑才会清楚地报告我前臂的情形有所改变。如果不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奇特的开关，我就无法穿毛料或其他粗糙的衣服，因我的身体会不断提醒我，身上有东西在刺激我，这么一来我那还可能集中精神做其他事？
每次浸入热水浴缸时，我就经验到皮肤适应的能力。我用很热的水，几乎到我无法忍受那么烫，然后慢慢地把身体浸入水中，最初的反应就好像躺人一堆毛刺刺的荨麻上一样。十秒钟以后，我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同样的热水，现在却令我觉得又松弛又舒适，我可以继续将水温升高，身体还是一样会适应——可以一直升到华氏一百十五度，超过这个限度，我就会感到持续的、无法适应的痛楚。
是什么原因激起如此复杂的知觉系统？是不是头脑渴望有所感觉，盼望充满来自外在世界的报告？身体的感官是出于好奇才收集资料的吗？不，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身体上的肢体能有明智的反应。
譬如，产生触觉的精致机械结构，是为了使皮肤能适应不断改变的外界。生物工程师用适宜性(Compliancy)这个字来表示这种反应。适宜性说明了皮肤能适应所接触任何东西的能力，这也是皮肤所特有的一种能力。适应使身体得到自由，能在任何环境中自由活动；虽然本身暴露在改变的情况中，然而还能保住一张不破又具保护性的表皮。一般人对皮衣、皮鞋都有很高的评价（价钱也高），因为它们是动物的皮，不但具有伸缩性和柔软性，而且还有“呼吸”的本事。杜邦公司花了几百万元想设计出一种人造皮代替皮革，最后还是失败了，只好取消计划，他们的发明甚至还比不上死皮（皮革）的适宜性。
过去几年，当我试着为缺少基本触觉的麻风病人设计鞋子和手工的工具时，我曾经花了好几百个小时研究生皮的构造。在手掌皮肤下面有一些看起来像木薯粉制成的布丁一样的一种脂肪球，这些脂肪球很柔软，呈液体状，因此必须靠骨胶质盘错的纤丝包围着，好像气球被装在一个支持它的线网一样。在最需要的地方，譬如手掌等，脂肪则紧紧地挤在一起，受纤维的组织包围，形状就像出名的比利时花边一样。
当我手掌握住一把铁锤时，每一团脂肪细胞都会因承受压力而改变形状。它会向后缩，但不会被挤到一边，因为有坚固的骨胶质纤维包围着。因为不停地移转震动，结果组织为了适应的缘故，止好变成与铁锤把手的形状和压力点完全相符的形状。工程师分析这项奇妙的特性时，都会惊讶不已，因为他们永远无法设计出一种物质，能如此完美地保持弹性与黏性之问的平衡。
如果我的皮肤组织再硬一点的话，我也许会掐破一个握在手上的水晶高脚杯，如果再软一点，东西就抓不紧。当我的手握住一样东西——一颗熟透的番茄（番茄证实了人类皮肤超越的品质。市场上卖的番茄皮是厚的，因此可以用不具备适应力的机器手去采摘，而不致损坏它。我则推崇自己种的，在枝条上成熟的番茄，因为我的皮肤有适应力，因此我知道何时是它们汁液最饱满的时候，才去摘它，皮既较薄，尝起来当然更好吃。）握住一只滑雪杆、一只小猫或另一只手时——脂肪和骨胶质都会重新分配，形成一个与所握住物体形状配合的形状。这种反应会扩散接触的范围，避免高度压力集中在某一点上，既能抓得紧，又可减低压力。
拿起一副嘎嘎响的乎骨——譬如在生物学教室展示的那一种人的手骨骼——把它包在铁锤的四周。面对这么坚硬的表面，铁锤把手只能接触到四个压力点。如果没有我手上那种高度适宜性的皮肤和支持它的组织，只要我敲几下铁锤，这四个压力点就会开始发炎、生疮。但由于适宜性之故，我整个由皮肤覆盖的手臂就把这些冲击全吸收了。
适宜性，这个对我的工程师同事有特殊意义的字眼，也是生物学上一个很好的字眼，它更是属灵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字眼。我需要骨架的不可伸缩性来保持身体的正直，并在不同环境下维持我的意志力；但在我抓东西时，幸好我的骨头不必接触到物件，覆盖在我骨头上的柔软组织能配合物件的形状——不管形状古怪或圆滑，我都不需要物件来配合我的手；我的手会自然去适应，去分配压力。
我相信这个适应的观念也可以应用在基督徒生活的艺术上。在每天的活动中，当我的形状与别人不同的形状相接触时，我的皮肤会有何反应？谁的人格要适应？我是否像要去抓东西的手掌一样，对圆的物体我就变成圆的，方的物体我就变成方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49章19—22节为这个类比作了结论:“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没有律法的人，我就作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
17 传达
当乌干达落在阿敏血腥的统治下时，英国一传道会写信给当地的一位主教问道:“我们可以送什么给你们？”回信说道:“不要食品，不要药物，只要二百五十条牧师的衣领。”他们这样解释说:“你们西方人的偏见认为这是奇怪的请求，但你们要了解:当我们的人被围起来要被枪毙时，他们要能认出哪些人是牧师。”
——西贝利
何乐（Harry F.Harlow）医生喜欢站在威斯康辛大学实验室的动物笼旁边，看里面的小猴子。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他注意到这些猴了在情感上，似乎很依附于放在笼子内的布垫。它们抚弄着布垫，身体贴着布垫睡觉，待它们就好像小孩子对待玩具熊一样。结果他发现，住在有布垫笼子里的猴子，要比关在铁笼里的猴子强壮得多，布的柔软性和可触摸性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呢？
于是何乐用毛巾布做了一个猴妈妈，里面装一盏灯泡以发散热气。他又在布妈妈身上装上塑胶乳头，直接与奶源相连，用来喂小猴子。这些小猴子非常欢迎这位后母，有何不好呢？她总是随侍在侧，也不会像真妈妈那样，对它们动粗、咬它们，或把它们推到一旁去。
证明了小猴子可以靠代理妈妈来喂养后，何乐医生下一步又想估计母亲可亲近性的本质到底有多重要。他把八只小猴子放在一个大笼子里，里面除了布做的猴妈妈以外，他另外又放一只用铁丝做成的猴妈妈。何乐的助手控制着每一只猴妈妈奶的流量，并且教会四只猴子从布妈妈吸奶，另外四只从铁丝妈妈吸奶，而且每一只猴子都只能从指定的妈妈那里得到奶吃。
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几乎是立刻出现的，八只小猴子清醒时（每天约十六到十八小时）都会挤在布妈妈身旁。它们抱住她、拍她、骑在她身上。指定要喝铁丝妈妈奶的小猴子，只有在喂奶时才肯去，吃饱后又会马上溜到布妈妈那里，寻找舒适和保护。
何乐医生结论说:“接触的快感，是一项重要而基本的情感和爱的变数，对这个发现，我们一点也不惊奇；但我们没有想到这项变数会完全超越喂奶的变数；这其中的差异竟然这么悬殊，致使我们不得不假定，喂奶的重要功能是为了确保幼儿与母亲的身体能有经常而亲密的接触。的确，婴儿光靠奶是活不下去的。”
存另外一些实验里，小猴子被养在只有铁丝妈妈的笼子里，它们也只存喂奶时才肯就接近她，而且其中有很多小猴予都没有活下来。它们对危险所采取的反应是抖缩在一个角落、尖叫或用手捂住脸。
人类学家满大古(Ashley MonLagu)在他有名的《触摸》（Touching）一书中，也报道过这一类的实验。他发现小动物要有正常的发育，就必须与妈妈有亲密肉体的接触，除了人以外，所有的动物都会花大量时间用舌头舔自己的幼儿，如果生下以后不被妈妈这样舔，小动物往往会夭折；它们绝不会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满大古的结论是:舔幼儿不是为了清洁，主要是得到触觉的刺激。
喜欢养宠物的人都知道，小动物一生下来就喜欢有人摸它。小猫会拱起背米，轻轻摩擦主人的腿；小狗会在地板上打滚，希望你在它肚子上抓抓痒；猴子会小心翼翼地梳理同伴的毛发。
满大古甚至提到，人的胎儿需要在生产时得到大量的接触的刺激；只有人类必须经过如此漫长、辛苦的生产过程；他相信，十四小时左右的子宫收缩对胎儿某些身体功能的成熟可能是很重要的刺激，但我们往往是从母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从来不从胎儿的观点来看。他还说，这一点是否足以说明，为什么剖腹生产的婴儿死亡率较高，而且出现透明软骨膜病症的机会也比较大。
虽然生产时接触刺激所扮演的角色还无法证实，但生产后需要抚摸，这一件事实却已得到戏剧性，甚至悲剧性的明证。1920年代后期，美国某些弃婴养育院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百。当时波士顿的达波特（Fritz Talbot）医生就从德国引进一种听来不很科学却很有效的“温柔抚爱”的观念。他在拜访杜梭朵夫儿童诊所时，注意到有一位老妇人常在医院巡回，身上总是摇弄着一个生病的婴孩。他的向导告诉他:“那就是老安娜，当我们尽一切努力还治不好一个婴孩时，我们就把他交给安娜，她会有办法！”
当达波特把这个奇怪的观念带回美国时，一些机构的行政主管嘲笑他，他们认为这种又古老、又简单的抚触不可能帮助治疗，但很多统计数字就使他们无话可说了。当纽约的贝尔夫医院规定，婴儿室所有的婴儿每天都要抱起来几次，走一走，好像被妈妈抚弄一样时，幼婴的夭折率立刻从百分之三十五降到不到百分之十。
即使有这些发现，今天“抚触”仍被人看成是在喂奶、洗澡等重要、且是不能少的工作中不得不做的一部分而已，很少人会认为这是婴儿的基本需要，也很少人相信少了这些，婴儿也许永远不会成熟。犹太人是最懂得抚触的，拉丁民族也是如此，盎格鲁撒克逊族和德国人在这方面最差。然而一般来说，社会阶层愈高的父母，愈不抚触他们的幼儿。也许美国已走到极端，母亲往往把婴儿放在塑胶座椅上抱着，而父亲每天平均只花三十秒钟与孩子有亲密的接触。
在一些心理失常的孩子中，譬如有自闭症的孩子，也许唯一能治好他们的方法就是不断给予强有力的抚触，这些自闭症的孩子需要常常被人抚摸，才能使他从自我孤立的心态中释放出来。
满大古肯定地结论说:皮肤是所有感官中最重要的，甚至比眼睛或耳朵还重要。皮肤不单只传达外界的信息，它也能感受到一些基本的感情。我是否被爱、被接纳？这世界是安全的，或是充满敌意的？皮肤会慢慢地领悟这些观念，而产生对世界的看法。
在我们的字汇里，“抚触”已渐渐变成表达我们与别人关系的字眼。我们说“安抚”某人，或“触怒”某人；“脸皮薄”、“厚脸皮”可用来形容一个人；易怒的人要“少碰”；我们说与某人的关系“亲密”或“疏远”等。
性行为带给我们最多肌肤接触的经验。我们热切地抚触，以致两个个体合而为一。在西方注重视觉的文化里，有的人就借着暴露大幅度的皮肤来表达性的需要（且常常误以为性就是爱），用大胆的穿着来表示自己渴望被人触摸。
当我们年长了，皮肤就成为我们沟通基本感情最自然的媒介，譬如用来表达爱意。它是我们与别人接触的最主要器官，皮肤细胞提供了通往人类内在感情储藏室——“人心”——的途径。
抚触包含着冒险。对一个不肯接受安慰，心灵受伤的配偶，或是孤僻冷漠，坚持“不要管我！”的小孩子，抚触会激起他们冷冰冰的反抗。但它也可以引发做爱时像电流一般的激动。在脸颊上的一个吻或一个巴掌——两者都是触摸的形式，两者都可用来传递信息。
基督身体上的皮肤也是一个沟通的器官，是我们表达爱的工具。
我想到耶稣以肉身出现时他的种种行为，他伸手抚触瞎子的眼睛、麻风病人的皮肤和瘸腿的人的腿。当一个妇人在人群中挤向他，希望摸着他身上医治的能力时，他觉得有能力流出去，于是止住喧嚷的群众，问道:“是推摸我？”他的抚触可以传递能力。
我有时会想，耶稣为什么要常常摸他所医治的人，这当中一定有很多人长得不好看、有很明显的病症、不干净且有怪味道，凭他的能力，他可以轻松地挥一下魔杖就够了。事实上，一根魔杖比手能接触到更多人。他也可以把群众分类，按部就班地行神迹一瘫痪的人在一处，发烧的人在一处，麻风病人在一处——只要举起手来，就可以有效地大批治好他们，但他没有这么作。耶稣的使命主要不是医病（如果是，他何以还在这世界上留下那么多人没有得医治，或总是告诉被治好的人不要透露医病的细节？）他关心个人的需要，而这些个人碰巧有病，于是他就医治他们。他要那些人个别地感受他的爱和温暖，以及他对他们完全的认同。耶稣知道他无法马上向群众证明他的爱，因为爱往往离不开抚触。
在第七章中，我提到身为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借着奉献资源，分配食物和药品到全世界，以帮助基督整个身体。多年在海外最前线从事这类活动，使我确信这种爱心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经由个人与个人的接触。我们愈不与有需要的人个别联系，我们就愈远离耶稣为我们立下服事的榜样。
在印度，当我看完一些严重的病例，开出药方后，病人的家属会去买了药拿回来给我，要求我用“我这双慈手”喂病人吃。他们相信如果药是由医生手中分出来的，就会更有效。
我住在美国唯一的一所麻风病院里，这间麻风病院有一段生动的历史。它是在美国内战之后，为了表达这些修女们服事麻风病人的特殊呼召，由一个天主教修道会创立的。因为没有人肯住在麻风病院附近，她们只好在密西西比河旁偏远地方买下一小块沼泽地，假装是要盖一座养鸵鸟的农舍。早期的病人都是在半夜全身涂黑，藏在运煤船的防水布下偷运进来。
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建筑工人马上辞职不干，对这种病的错误观念使人害怕，没有人敢冒险接近这个地区。但呼召就是呼召，这些修女已下定决心。在坚定、勇敢的领头修女的指导之下，她们亲自拿起锄头、圆锹，挖出一条运河，输导沼泽的水流。过去从来没有建筑经验的修女们，穿着僵硬、不透气的修女服，挖出地基，建造起房子，只有她们关心那些半夜送到的畸形病人，抚摸、医治他们。
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也在同一个医院医治麻风病人。对他们而言，任何东西——不论是家具、纺织品、青草、柏油——摸起来都是一样的，当我看到他们把手放在热炉灶上面，还以为那是冷的，我就必须医治他们受伤的手。
我恨恶麻风病，没有接受医治的病人，会觉得病慢慢蔓延到手上、脚上，最糟糕的是:他们从此完全丧失与人接触的能力。很多病人甚至感觉不到别人握他们的于或抚摸他们。无知和迷信更破坏了病患与他们的朋友、同事、邻居之间社会性的接触。麻风病实在是一种可怕的孤独病。
在卡维尔因为基督徒的行动，特别是麻风传道会和相关的美国麻风传道会的努力，使麻风病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麻风病值得成立专门的传道会，我不曾听过有“疟疾传道会”或“霍乱传道会”，我想是因为麻风病人对人类的接触有迫切的需要，这是一种独特而可怕的需要，只有靠基督徒的爱心和敏感的心，才能满足这种需要。
类似印度维罗地方和医疗队，的确能为麻风病人做很多伟大的事。他们以移植筋腱和整型外科手术来医治麻风病人，辛苦地恢复他们的手脚。他们也移植眉毛，修补无用的睫毛，有时甚至使瞎眼的重见光明，他们更训练病人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带给他们新生。
但我们能给予麻风病人最大的礼物就是握住他们、抚摸他们，不在他们面前畏缩，而是用我们自己的皮肤，借着抚触来表达对他们的爱。
18 爱心
基督教对生命的看法不是按统计数字来衡量的。
——马加力奇
一位名叫特蕾莎修女的简朴妇人，因为在印度加尔各答最低阶层的人当中服务，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救不了全印度，因此她就专门服事那些最无可救药及快死的病人。一旦在加尔各答路边的水沟或垃圾堆里找到他们，她就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医院，用爱来围绕他们。医院里笑容可掬的妇女用药抹他们的伤口，除掉污垢，给他们盖上柔软的床单。这些乞丐往往虚弱得连话都讲不出来，只能睁着人眼，观望着在他们生命中，这么晚才临到他们的爱心，事有蹊跷，他们是不是已进入天堂？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多的关怀——为什么有人温柔地把热腾腾的肉汤送到他们的嘴里？
纽约的一个报人，穿着笔挺的两装，遵照电视演讲提示机的指示，对特蕾莎修女问了一些同样的问题。他似乎对自己寻根究底的发问颇为得意，为什么她一定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那些没有希望的人身上？为什么不去找值得救治的人？大部分的病人最多只会活几天或几星期就要去世，她的医院还提得出什么值得夸口的成功率呢？特蕾莎修女安静地看着他，思考他的问题，想透过事物的表层，来看问这些问题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想不出任何对他有意义的答案，因此她柔和地说:“这些人一生都被人当作狗一样看待，他们最严重的病就是觉得别人不要他们，难道他们没有权利像天使一样地死去？”
马加力奇写了一本介绍特蕾莎修女的书，他在书中也绞尽脑汁想回答这些问题。他观察了加尔各答的肮脏与穷困之后，回到英国，满怀热情与愤慨地写成了这本书。但是，他说道，他与特蕾莎修女不同的是，他回到英国……而她却一直留在加尔各答。他承认从统计数字上来看，特蕾莎从人类需要的污水池中拯救出来的，不过是少数的漂泊者，这算不得什么成就。但马氏又用结论说:“然而基督教对生命的看法并不是按统计数字来衡量。”
基督教的确不是。一个牧羊人把里面有九十九只羊的羊门关上就立刻心痛地冲出去，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要救一只迷羊。才被雇用一小时的雇上，所接受的工资与整天工作的人并没有两样（太20:1-16）。可恶的罪人一旦悔改，不管九十九位义人的反应，天上就会开出庞大的宴席庆祝（路14:4-7）。
基督教的爱（希腊文agape）是一种给予的爱，也不是可以用统计数字计算出来的。由皮肤得到的知觉，比由眼睛或耳朵得到的知觉更重要，当感受到一种需要时，它立刻以个别的方式，本能地予以回应。
我不相信宣教工作愈发展得专门化、愈不讲人情，就会愈有效果。科技的发展是免不了的，正如基督教医学院发展的情形。但我也看到在印度很好的基督教医疗机构，当他们慢慢走向组织化，有了宏伟的建筑，及大量工作人员有待支持时，他们就逐渐失去了最初的使命感。他们服务的“品质”提高了，但经费的需要也跟着提高。为了使本身的经济更独立，他们发展出一些只能吸引付得起医药费病人的技术。至于那些付不起医药费的穷人、没有人爱的人，就只好转向政府设立的诊所求助。
相反，我看到我父母所带给我的深刻印象。虽然他们到印度的目的是去传福音，但因为与当地人朝夕相处，深深知道人们的需要，他们开始在各个层面展开行动。几年的工夫，他们开始涉及医疗、农耕、教育、传道、语言翻译等工作。他们对需要的认知，决定了他们表达爱的方式，这就是适宜性。
我父母辛苦工作了七年，才带一个人信主，而这第一个信主的人还是靠他们在医病时，所显出的爱心所带来的直接效果。印度的村民经常把快死的病人遗弃在户外，我父母就去照顾这些病人。有一次一个印度教祭司得流行性感冒，快死时，他把自己体弱多病、才九个月大的女儿送来给我父母扶养。没有一个祭司肯接容她，但我父母收留了她，把她养得很健壮，而且领养为自己的女儿。我因此多了一个妹妹，路得，我父母也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信任，这些村民深受基督徒爱心榜样的感动，以后有少数人很快就接受了基督的爱。
许多年以后，我母亲年高85岁，父亲已去世很久，她还帮忙寻找到一种医学上的突破。她常常医治山地人脚上一种可怕的脓肿，她先把脓排掉，再切掉上面扁长的珠鸡虫。因为这些脓肿经常出现，令她很沮丧，于是处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她发现珠鸡虫的生命环中，有一个幼虫期是在水中度过的，如果她能破坏这个生命环，她就能扑灭珠鸡虫。因为很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她很快就想起这些人经常涉水，也许这种病是这样传染来的。基于几十年来个人工作所建起别人对她的爱与信任，她就骑马从一村走到一村，劝人赶快在浅池塘四周围起石墙，并避免脚部与水接触。几年以后，这位老太太竞单枪匹马地消灭了两个山区内所有的珠鸡虫，以及它们所引起的脓肿病。
我太太玛格丽特对于儿童的眼病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从当天晚上她脸部沮丧的表情上，我就可以看得出来，我总是很同情地看看她，喃喃地说一声:“又是角膜软化症？”她就会点头说是。
这种病是一至二岁的小孩子，由于缺乏维生素A和蛋白质所引起的。一个婴儿若是还在吃母奶，营养都很好，但一旦新的小弟妹出现，母奶只好让给他们。一成不变的米食无法供给孩子身体所需要的维生素，这些小身体特别容易受感染。最后，结膜炎出现了——这种感染在营养良好的人身上，原是很容易医治的——开始侵蚀营养不良的孩子的眼睛。观察那些受感染的眼睛，你会看到一团软软、湿湿的东西，好像有一阵奇热的光线把整个眼睛都给融化了。每次与这些眯着眼睛、怕光的孩子接触，总会使玛格丽特深受挫折——不论她当天做了多少成功的治疗手术。
因为受玛格丽特感到需要的策励，有些医学院的研究生发现了一种很普通的绿色药草，在那个地区，这种药草长得到处都是，这种药草含有高浓度的维生素A。他们又发现当地用来做花生油的花生，含有孩子们所需要的蛋白质。通常搅碎花生榨出油后，村民一直用花生渣来喂猪。
现在最需要的工作就是教育村民。玛格丽特和卫生局的人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很快孩子的母亲们就很兴奋地告诉左邻右舍，绿药草和花生可以防止孩子瞎眼。这个消息如野火般地传遍了各个乡村，很快，孩子们得以免受可怕角膜软化症的侵害。
当然，以上两个都是不寻常的例子。很多宣教工作费心费力，却少有这么戏剧性的结果。但这两种情况都能证明基督徒亲密的爱心所能产生的果效。政府、进步的医院、农业专家都有足够的知识，知道如何对抗角膜软化症和珠鸡虫，但他们得不到村民的信任。医药发展的原动力，反而必须靠那些与受苦的群众有接触，并已建立起村民足够的信任和尊敬的人，这些人能带出医治的果效。
中国谚语这么说:“除了施予的人的爱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弥补捐赠带给人的侮辱。”如果我走到一个穷人面前，塞一张十元钞票在他手上，然后走开，我实在足在侮辱那个人，我的行动似乎在说:“你照顾不了自己——让我捐一点钱给你。”但如果我肯把自己投入他的生命中，认识他的需要，与他站在一起，与他分享我所有的，他就不会感到生气。
我怀疑如果我的母亲从飞机上丢下单张，告诉村民要用石头墙围着池塘砌起来，这样作会有多少效果。
每星期我的信箱都会塞满基督教机构求援的信件，要我帮助他们给饥饿的人吃、给赤身露体的人穿、探访囚犯、医治病人。他们向我解说这个受伤世界的可怕状况，要求我捐钱帮助减轻这些痛苦。我也经常捐钱给他们，因为我就住在世界上正受苦的人当中，并在其中工作，同时我也知道这些机构都能善尽职责，把爱和同情播散到海外。但令我伤心的是，把这个痛苦的世界与几百万奉献的基督徒牵连在一起的，只有那些来自远方、脆弱的信件。在信纸上盖个印信，收集一些真实故事，而期望能借此达到最好的募捐效果——其中完全没有皮肤亲密的接触。
如果我靠一张支票表达爱心，我就会失去体会由亲密相爱所能引起令人难以想象的反应。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人类需要最多的第三世界中去工作，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监狱探访，带东西给囚犯吃，照顾未婚妈妈，哺养幼儿。如果我们只愿意以长途方式表达我们的爱心，我们会损失许多感受。皮肤要想保持敏感、有反应，就需要有经常性的接触。
最能说明这个真理的是耶稣基督，上帝借他道成肉身住在这地上。希伯来书总结他在地上生活的经历，说:如今我们的引导者，他能触摸到我们软弱的感受（来4:15）。上帝看到我们的需要，就亲自来到我们身旁，而不只是以保持距离的方式来爱我们。除非自己成为人，他怎能将自己的爱表达完全呢？耶稣乃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来5:8）这里有一个令人震惊的观念:连上帝的儿子也要透过在地上的经历来学习。在尚未以肉身出现时，上帝没有肉体痛苦的个人经验，也没有与需要的人相接触的经验。但上帝住在我们当中，触摸我们，他花在我们身上的时间，使他更能认同我们的痛苦。
最理想的是把你的爱给一些你触摸得到的人——邻居、亲戚、你周围有需要的人。我在印度就能做到这一点，如今回到卡维尔，我也在寻找一些可以借触摸表达我的爱的人。当然，我还是很关心印度人的需要，我也在找一些能通过触摸去爱印度人的人。我用捐献、祷告来支持这些人与他们的机构。
不论是身体的接触还是教会的接触，都有可能是第二手的。触感的血球微粒深藏在皮肤的下层，而表面的活动的确可以由其他细胞来反应，以传达触摸的感觉。我通过在庞贝的女儿，或在卡拉几里外麻风病院的朋友傅力奇医生，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送东两给印度人。他们个别地应用了我的爱心，而我也期待从他们那里知道这份爱所带出的结果。我的责任是深入他们的工作中了解他们，看他们的报告，为他们祷告。当我为那些在前线工作的细胞祷告时，我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与挣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与海外作的肢体保持联系，利用他们作为我们与当地人接触的触感血球微粒。
这世界的需要正像快要爆发之火山口上的岩浆一样，在不断增加。每一天我们都看到饥荒、战乱、流行病的报道，我们甚至可以一边看，一边还在享受我们丰盛的饮食。我们漫不经心地翻阅一些宣传单，上面的图片是因营养不良，肚子胀得好大的婴孩。这些需要这么惊人，不但不使我们采取行动，反而会使我们的心愈来愈刚硬，变得毫无感觉。
在某些方面，我们也开始背负起令人无法忍受的罪恶感，担子重得甚至使我们不能动弹。我又想到耶稣的工作。他医治人，但只限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影响到塞尔特人、日本人或墨西哥的印第安人。然而他引起向全世界宣教的基督教传道运动，回应各处人们的需要。我们必须从我们的资源、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服事范围开始，虽然我们不能单枪匹马改变整个世界，但大家一起来，就能完成上帝的命令，使世界充满他的爱与同在。当我们伸出援手时，我们就是伸出基督身上的手。
19 面对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耶稣
如果我带给大家的印象是:皮肤唯一的功能就是传递我们外在环境的消息，并借着触摸和外表与环境取得联系；那么，这就是我的疏忽。自然界绝不会这么奢侈，皮肤的存在主要功能是形成一道障碍，一道马其诺防线，使得内外分明。如果没有皮肤，我们身体上的某些肢体就会像果酱一样，混在一起，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生物体应有的定义。
如果要我说出皮肤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我要说是保水。人体百分之六十是由液体组成，如果没有皮肤提供潮湿、保护的环境，则这些液体很快就会挥发掉。如果没有皮肤，一个热水澡就足以使我们丧命；液体会像水溢出泄洪道一样，冲进体内，使身体涨满液体，稀释血液，同时肺部会被水灌满。皮肤细胞严密的防线则可防止这种可怕的事发生。
近代文明却加重了皮肤的负荷量:我们用厉害的清洁剂和肥皂擦洗皮肤（很讽刺的是，这种清洁法会改变皮肤的酸性基础，而加速细菌的成长）；每逢周末，我们会到氯化的游泳池中游泳，使皮肤饱受虐待；烤肉时，任凭煤油溅到手上；我们拿着松节油清洗油漆刷子，又用腐蚀性的清洁粉和粗糙的垫子洗手。即使如此，皮肤还是可以活得好好的。
皮肤也提供一道防卫线，抵挡密布在它表面上的成群的细菌和霉菌。由尼尔逊(Lennart Nilsson's)所拍摄精巧的人体表面显微照片中，可看到一排排的汗腺和油管好像巨大、锯齿状的洞穴一样，形成进入表皮更深处的通路。在这些洞穴的进口，潜伏着发光的绿色细菌和蔓生的霉菌。单独的一个细菌虽只能活二十分钟左右，却能在八小时内繁殖到一百万个。我们每个人的体表所携带的这些生物，其数字有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口那么多。皮肤会防备一些化学药品、电极，而且有成队的防卫细胞，使侵犯者不敢越雷池一步。
较大的动物也会爬到这些裂缝中。直到本世纪，在发展中国家中，蛆、蚤、臭虫、虱子都还是皮肤上常见的东西。
即使今天，有一种只有三分之一毫米长的八脚生物——皮脂腺虫还是常潜伏在眉毛的毛孔里，满足地在那里过日子。这种幼虫形状像香烟，看起来似乎无害，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找得到。公的、母的快乐地在毛发间交配。如果有二十五只，就可以在温暖的脂肪腺上聚成一团。
皮肤也必须对抗较大生物的攻击，诸如葡萄牙虫、蝎子、壁虱、跳蚤、庖甲虫和刺蝇等。有些臭虫嗜食人的体液，会跑到人体因肌肉收缩的压力，使皮肤很接近血管的部分，以每分钟三英寸的速度刺人体内，很快穿过血管薄弱的表皮，饱餐人血。
像拳打、鞭笞等的冲击会很快散布到成千的皮肤细胞上，然后这些细胞又像蹦蹦床一样弹回来，以吸收足以伤害内在器官的冲力。
外面的世界是严酷的，而表皮正好供应不断牺牲自己的细胞。这一层粗硬的外皮就像干燥卷曲的玉米片一样，随时准备脱落，让下面潮湿、新鲜的细胞上来顶替。有些人很注意这种事，他们估计我们每天大约失去十亿万个皮肤细胞。光是握握手或开个门就会牺牲好几千个皮肤细胞，我们甚至不能计算打一场桌球赛的后果。
死去的细胞会依附在打石膏的手臂上好几个星期之久，但其他的细胞又都到那里去了呢？有一大堆会留在躺卧的床单上，有些会随风飘失，但大部分还都是掉在家里。家里的灰尘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死细胞组成的——这就是你和你的家人、访客身上掉下来的友善的皮肤屑，在那里等待着被人用抹布抹掉，然后抛到室外；对于皮肤所作的牺牲，没有人会表示一丝感激。取代它们的细胞主要是在晚上十二点到凌晨四点之间，当大多数身体都在休息时长出来的。
有一次有位正在热心学吉他的年轻学生跑来看我。他带着忧虑的神情，要我看看他的手指尖。它们都已红肿，有时候弹吉他时还会流血。他忧愁地问我:“它们是不是太脆弱了，不适合弹吉他？我永远不可能成为吉他手了吗？”
我对他这种检查皮肤细胞的方法只有觉得好笑。纵使皮肤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忠心为他效劳，他却好像老板对待员工一样，怀疑它们是否管用。我劝他慢慢来，他的皮肤因工作太激烈，承受不了那么多压力，像纸张一样薄的表层掉了，而新的细胞却来不及长出来，但很快他手上细胞的繁殖速率就会赶上来，会以坚硬的外皮包住于指尖的。
在所有的人体器官中，我看皮肤是最懂得牺牲的，这也难怪一般医生的病人，有四分之一是属皮肤科的。皮肤能忍受令人无法置信的虐待，以维持体内生命器官的平衡，这些器官是受不了环境的改变；体温只要提高7度或8度，就足以丧命。因此，皮肤的使命就好像一部散热器一样，把液体急速输送到体表，以供蒸发，使身体冷却。增加皮肤表皮的血液供应也能驱散热气。在夏天，人体有时要流两加仑的汗水，以使活跃的身体得以冷却。
就某种角度来说，由基督门徒所组成的社群，乃是对外代表基督的身体，因此，所有的基督徒都带有皮肤的表面功能。又有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会因为要在这世界中尽保卫基督身体的功能，而遇到摩擦。然而我相信，就好像我们的身体必须保护眼晴或肝脏精致的细胞，免于外在环境的残酷现实一样，教会也有一些人，需要与外在环境分离，以便多有时间沉思默想。还有的人在他们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需要保护，为了这些人的缘故，基督身体中的某些肢体，需要站在最前线、最暴露的地方，为其他人忍受痛苦。
皮肤并不是生手所在的地方，它是老练的器官，装备有免疫和抵抗疾病的系统。过敏症、天花、肺结核都要在皮肤表面进行试验，因为它代表身体的内在部分，而且保护它们。我们往往因为站在虎视眈眈的世界的最前线而感到焦虑，就忙着把新人往前推，使他们成为暴露的器官，可是这些人还不够有智慧，不够成熟来应付这种冲击。我可以列出一大串运动健将的名字，起初他们都是基督徒运动员当中有名的发言人，但后来就消失了，如今对基督教的事再也不感兴趣。他们使我想起那位年轻吉他手红肿的手指尖，因为被迫要按钢弦，还无法适应增加的压力。
新的人容易受陌生环境的危险影响，因此特别需要保护，以学习身体的生活方式。如果使徒保罗尚且需要花一段时间反省，今天我们是否也该问问新加入的基督徒需不需要如此？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蒙召站在最前线。那些在体内作更谦卑的服事工作者，也要面对特别的危险:他们会觉得自己比不上那些别人比较看得见的肢体。打字或清理病房的工作，会不会像看得见的基督徒代表所从事的活动一样，对神的国有所贡献呢？圣经往往把焦点集中在少数几位蒙召作前锋，为宗教信仰开拓新领域的人。他们当然是我们很重要的模范，但我们不会全是使徒，圣经也没有任何暗示，要我们都该如此。整体来说，教会还是由普通人组成的，不同的只是他们对生命表现的忠贞态度。
有的人是蒙召站在前线的，如特蕾莎修女、彭柯丽和葛培理，他们配得我们的支持与代祷，而不是嫉妒，因为在身体的表面生活并不容易。
教会历史是由那些愿意活在冲击点上的细胞串连起来的；这些人没有因肿伤、燥热、难耐的压力而萎缩。我读希伯来书11章的英雄谱，就好像读到前线争战之殉道者的点名簿:“他们因着信，制伏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势、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争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来11:33-38）。
我想到我的母亲，她本来住在伦敦郊区，却跑到印度去当宣教士。当她69岁时，差会要她退休，她照办了——但等到她一旦发现有一片小地区没有宣教士，她又起来工作，没有差会的支持，自己爬到那些山区，盖了一幢小木屋，继续工作了26年。因为股骨破裂和蔓延的瘫痪，她只能靠两根竹棒走路；但她还是骑在一匹老马上，背个医药箱，踏遍整个山区。她找出那些被遗弃的、不可爱的、病的、瞎眼的人，医治他们。一到人们认识她的社区，就会有一大堆人涌出来欢迎她。
我母亲在1947年，95岁时去世，由于营养不良、健康欠佳，使得她关节肿胀，身体既憔悴又软弱。她老早就不再注意个人的外表了；她甚至拒绝照镜子，以免看到困苦生活所带来的结果。她是前卫队的一份子，站在最前线向受折磨的人们展示神的爱。
还有另一位也在最前线服务的女人，令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她最能代表基督身体皮肤上的所有元素。1950年代，我来到巴基斯坦，在一个我所见过最悲惨的地方，拜访了这个修女——傅医生。离她住的地方不很远，我就闻到令人难以忍受的腐臭味，那是一种足以使人昏倒的气味。
很快我就看到靠海的一大片垃圾堆，是由附近一个大城市送来的，已经堆在那里好几个月，任其腐烂，到处都是蚊蝇。最后我总算认出那些人影——身上长满脓疮的人——在垃圾堆上爬来爬去。他们都患有麻风病，约有一百位以上，都是被人从城里赶出来的，只好以垃圾堆为家。他们用铁锈皮当屋顶，垃圾场中一个滴水的排水管就是他们唯一的水源（今天这个垃圾堆已经不在了，傅医生则在巴基斯坦一家现代医院里当麻风医生）。
但就在那个可怕地方的旁边，我看到一间干净、木造的诊所，我就在那里面找到傅医生。她得意地向我展示她那井然有序的架子和上面完整的记录，也就是每一个在垃圾堆中的病人的病历档案。外面可怕的景象和里面整洁的诊所所流露的爱与关怀，形成强烈的对比，我的内心深处像火一样地燃烧起来。傅医生每天都显露出皮肤的特质:美丽，对人的需要敏感，顺应当时的需要，透过人性的接触，恒久地、不畏缩地表达出神圣的爱。世界上凡是像她一样的人，都已达成基督的命令，使世界充满了她的同在。
20 运动
即使没有任何其他的证据，光是大拇指就足够让我相信上帝的存在。
——牛顿
出现在舞台上的老绅士看起来很慈祥，脸上满布皱纹，有一个相当突出的大鼻子，他的两肩下塌，眼深陷，视线模糊——他已超过九十岁了。坐在黑色的板凳上，稍微调整一下身子，做了个深呼吸，他举起微微颤抖的双手，放在黑白键上一阵子，然后音乐开始了，突然一切年老和脆弱的形象，很快就从四千位聚集要听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演奏的人心中消失。
他今晚演奏的节目很简单:舒伯特即兴曲、拉赫马尼诺夫的序曲和贝多芬著名的月光奏鸣曲；这些曲子在音乐学院的音乐会都听得到，但要听鲁宾斯坦弹奏就很难了。不顾自己的老朽，他以无懈可击的技巧，配合诗的形式，诠释这些乐曲，激起狂热的听众久久不歇地欢呼。鲁宾斯坦微微欠身，合起那双永不老化的手，步下舞台。
我必须承认像鲁宾斯坦这种出神入化的演奏，不仅使我耳朵听得入迷，连我的眼睛也看得入迷。手是我的专长，我毕生都在研究手。钢琴演奏是手指的芭蕾舞，是韧带、关节、筋、神经，和肌肉光彩夺目的挥舞。我一定要坐近舞台，以便观察它们的移动。
经过我仔细的计算，我知道有些乐章，譬如月光曲第三乐章中有力的急速和音，实在是太快了，身体很难在意识清楚的情况下与之配合。神经刺激的速度没有那么快，脑部来不及在中指一举起来，就命令无名指马上敲下一个键。一定是经过好几个月的训练，使脑部对这些运动产生一种下意识的反射作用，音乐家称之为“手指记忆”。
我也会对缓慢、轻快不同的乐章感到惊奇。好的钢琴家有本事个别控制他的手指头，如果两手要同时按一个八音和弦，每一个手指会使出稍微不同的压力，让主旋律那一个音显得最响亮。在一个具关键性的弱音节中，只有少许几公克压力所产生的效果是如此微小，只有精致的实验室才测得出来。但人的耳朵就有这么一个实验室。像鲁宾斯坦这样的音乐家配得赞赏，因为这些耳朵精灵的听众听得出他最精巧的手指控制。
我常常要站在一群医学生或外科医生面前，分析一个手指的动作。我在他们面前拿着一只解剖过的手；一旦从身体中割断，它看来是很怕人的；我告诉学生，现在我要使小指的尖端移动；要如此，我必须先把那只手放在桌子上，用四分钟的时间，把错综复杂的筋和肌肉的网状结构加以分类（为了使钢琴演奏家有一双灵巧与轻盈的手，手指本身并没有肌肉，筋把在前臂和手掌的力量轻移到手指头上），最后，当我把至少一打的肌肉排成正确的方位和张度时，用一个微细的动作，我就可以牵动它们；如此，小指头附近的关节不用弯曲，它就可以移动。
手要靠七十条分开的肌肉才能运动。如果把各种谈到修补受伤之手的不同方法的外科手术指导收集起来，可以堆满一个房间，但四十年来的研究，我还没有读过有哪个专家能把一只正常、健康的手改得更好。
当我坐在音乐厅看那些细长的手指上下左右地在键盘上滑动时，我就想起我上课所讲的。我尊敬手；鲁宾斯坦把手的功能视为理所当然，手是他顺服的仆人；他常常闭起眼睛或向前直视，根本不看它们。他不是在想他的小指头，而是沉思贝多芬和拉赫马尼诺夫。
有许多其他的肌肉都愿意助鲁宾斯坦的手一臂之力。他的上臂绷得很紧，手肘弯成九十度，以配合键盘的高度。肩膀的肌肉必须收缩，以便上臂拉到一定的地方；颈部、胸部的肌肉要能稳定肩膀。当他弹到特别费力的地方时，他的整个躯干和腿部肌肉都会僵硬起来，形成一个坚固的基础，让手臂有力。如果没有这些稳定的肌肉，鲁宾斯坦在每一次倾身向前去按琴键时都会摔跤。
为了观察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经年研究、花费巨资所设计出来的人造手臂，我曾经专门造访过生产放射性物质的设备厂商。科学家们很骄傲地显示那些帮助他们免于暴露在放射线之下的高明机器。借着调整关节和杠杆，他们可以控制一只手腕可以向上反转的人造手。最新发明的机器手还有可以反转的大拇指，这是自然界中只有灵长类才有的特征（只有人类才可以用食指和大拇指的尖端接触，轻易而正确地抓住或握住东西）。这位科学家像一位骄傲的父亲一样，摇动着机器大拇指给我看。
我赞许地点点头，称赞他所作的机器手居然会做那么多事。但是和我一样，他也知道如果与人的大拇指比较，他那原子时代的手就显得笨拙、有限、甚至很可怜——好像拿小孩子的泥巴塑像与米开朗基罗的杰作比。鲁宾斯坦的演奏会证明了这点。
六百根肌肉，组成我们身体重量的百分之四十（约是骨骼重量的两倍），消耗了我们消化食物后的大多数能量，才能使我们的身体有所行动。小肌肉管制进入眼中的光线。大约一英寸长的肌肉则能使脸部表情千变万化——使桥牌的搭档或谈判的会谈者，可以从其中得到重要信号。更大的肌肉——横膈膜——则控制咳嗽、呼吸、打喷嚏、笑和叹息。臀部和大腿有大量的肌肉，使我们一生都能走路。没有肌肉，骨骼将会塌成一堆，关节会松散，运动也会停顿。
人类肌肉可分成三种:平滑肌控制自主程序，我们意识不到它的运作；横纹肌会有自发的运动，譬如弹钢琴；而心肌很特别，又自成一类。（蜂鸟心脏重一盎司，但一分钟跳八百次；鲸鱼心脏重一千磅——与这两者都不同的是，人的心脏似乎功能迟钝，但却很尽职，足够使大多数的人活到七十岁，而从来不需要休息。）
我们被人所制造的动作所包围——飞机、汽车、透过电视荧光屏跳舞的色点等——于是我们慢慢对靠肌肉才可能做的高超运动变得麻木。但即使是低等动物，也会展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动作表演。一只普通的家蝇肌肉会在千分之一秒内有所反应，这就是为什么人用手很难抓到它的原因。被人轻视的跳蚤会表演特技似的跳跃和翻筋斗，如果真有改良品种的可能，使它变成人一般大小，则必定会使我们最佳的体操世锦标赛选手看得目瞪口呆，吓得退出比赛。到有水族馆的动物园去看看水底活动的海豹和海狮，在陆地上它们又可怕又笨重，但在水中，你我看出所谓的“美妙”是怎么回事；你也可以站在农舍庭院中，看见一只突然飞下来的燕子，必会使你对飞翔有新的领悟。
与其他动物比较，人类的运动都比较保守，而且范围要小许多。我们没有老鹰一样的视力，也没有猫头鹰一样的听力，更不会像萤火虫一样发光；我们不能像狗一样跑，像蚊蚋一样跳，像野鸭一样飞，但我们的肌肉中储备有足够的潜能，让我们能跳芭蕾、滑雪、做体操。在电视上的表演者是轻盈美人的典范:滑翔过空间、靠一个趾尖急速旋转、借一个轻弹簧从高杠上跃下；但是在私底下，这些美妙的动作都是苦心练习的副产品。那个地方是很吵闹的；重重的撞击声、木板轧轧作响，加上气喘如牛、汗如雨下的身体。人类能把如此艰辛的肌肉活动，转变得如此顺畅和美妙，这是运动双重本性的贡献:强壮的体力和熟练的控制。
21 平衡
基督教以融合强烈的对立态度克服困难，它容纳对立的双方，而且继续让双方保持强烈的态度。
——切斯特顿
鲁宾斯坦、巴力斯尼可夫或海顿的动作并不是轻易得来的。头脑里能记录各样有意识动作的运动皮质，刚开始的时候就像一块洗过的黑板，上面一片空白。纵使本能行为的种子已经存在，但幼儿受重力的控制，无法抬起头或挺立腰杆。他手脚的运动都是突然的、不平稳的，好像旧式的无声电影一样。可是他学得很快，一个月后就能抬起头，两个月后连胸部都挺得起来。到了七个月，如果一切正常的话，他可以不靠任何支持坐起来。到了八个月，不用人扶就可以自己站立；但平均还要七个月，他才能平稳地以每秒钟踏一步的速度走路，而且不会有意识地想到他的行动。
如果我们要追溯身体在走路时所用的信号，我们可以从一个笑嘻嘻的、冒险摇摇摆摆走路的幼儿身上，找到一个无法想象有多复杂的机器。当他走向一张桌子时，每只眼睛里有一万万个感觉细胞组成那张桌子的图样；颈部的伸展感受器在调整头部与躯体的角度，以维持合适的肌肉张力；关节感受器发出信息，报告四肢骨骼的角度；耳朵里面的感觉器官，将重力的方向和身体的平衡情形报告给大脑；每根脚趾头感受到地板压力，很快会发出信息，向大脑报告他所踏的是怎样的平面。
只因为学步的幼儿要站起来，他的臀部、膝盖和脚踝上互相对立的肌肉就必须发挥平衡、相对张力的作用，以稳定关节，避免关节重叠，“肌肉张力(Muscle tone)”说明了肌肉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使幼儿所有的肌肉保持在缓和收缩的状态，使他站起来走路时，可以很活泼、有劲。
偶然低头要避开地板上的玩具，就会引起所有这些感觉器官戏剧性的转移:地板的形象很快通过视网膜，但内耳和伸展感受器却向头脑保证身体没有跌倒。头部的任何动作都会改变身体的重心，影响到四肢肌肉的张力。初学步的幼儿身上有几百万个信息，随时与大脑连络，并给予指示，以操作走路这项了不起的技艺。
肌肉要靠更高层的组织来组合个别细胞，狭长、光滑，带有黑核的肌肉细胞只会做一个动作——收缩，它们会拉不会推，好像两个蛋白质分子交互作用，这些分子就像两根相对的梳子上的齿一样，滑在一起。细胞联合串成纤维，好像盘绕的绳子，纤维则向更高层的组织——运动单元（motor unit group）报告。
一个运动神经控制一个运动单元，包住肌肉群周围的顶盘，好像章鱼圈住一根柱子一样。如果运动神经发出信号，则所有它所控制的肌肉纤维就会很快变短、变粗。有些纤维是“急性的”，能一下子爆发出许多能量；有些则是“慢性的”，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疲倦。肌肉纤维乃遵循所谓的“全有或全无”原则，他们无法调节能量，只有一个简单的开关。像鲁宾斯坦那样或需轻轻触键、或需重重敲击，完全是靠运动单元所发出的能量来定。
大合唱团的指挥常会警告他们的团员，不要在唱完尾音时马上吸气，因为很多团员同时吸气的声音会影响听众。他们应在音节中间换气，轮流呼吸，每一次只有少数团员呼吸。但是肌肉与合唱团不同，它不能要求自己的成员唱轻一点；如果要二头肌发出不同的力量，只要改变参与的肌肉数量即可。每个运动单元可以轮流休息，但肌肉的收缩仍一直可以稳定进行。
大肌肉上的所有运动单元很难得一次同时用力。偶尔肾上腺素会引发讯号，使身体生出许多能量，这叫作歇斯底里似的力量，比如一个母亲可以把一部车子从孩子身上抬起来——也许这是所有的运动单元都受到刺激而一同参与行动所致。
如果用一根针刺入皮肤，接到机器上，把电能转换成声音，则可清楚听到肌肉“合唱团”的声音。这是一种持续流动，报告肌肉声调活动信息的声音，慢慢弯起二头肌，这种声音就会加速；突然转动手臂，这种声音就会快得像机关枪发射一样。细胞从来不会停止不出声，如果脑部要马上有行动，则在一秒钟之内，他们就会马上从命。
当码表从只有一个针头大小的范围，记录肌肉的固定流动时，其他几百条肌肉可以都毫不被察觉。有一大群重要的肌肉是不管我们有没有想到它们，它们都会继续工作，比如控制眼睑、呼吸、心跳和消化的自动肌。这好像我们身体的智慧，它信不过我们健忘的、会出差错的自由意志，不敢把这个生死攸关的功能交给我们操作。因此它们就自己保护自己，使我们无法故意停止心跳或呼吸。没有一个人能靠不呼吸来自杀；肺部一旦积多了二氧化碳，身体就会发动超越意识的机械作用，强迫肋骨、横膈膜和肺部采取行动。
想一想连接纽约市区每一个家庭、每一幢建筑物的电路系统。在任何一秒钟内，电灯都在开关；烤面包器开始工作，微波炉开始倒数计时，水流使铁肺开始工作。但是这种互相有关联的决定和活动仍是按各人随意进行的。有一个更复杂的开关系统正在你的体内操作，不但管理完善，而且是井然有序的。当你读到这页的末了时，你很自然会用手指翻开下一页，却不会意识到能产生这种动作的复杂系统。
属灵的身体和肉体一样，要肌肉不断成长就必须运动。如果由于瘫痪，失去运动的能力，则那一部分的肌肉就会萎缩，有一天就会被身体的其他部分吸收掉。同样的，基督的身体最能显示它很健康的方法，乃是借行动向别人表示爱。当它对痛苦和不公平的事不再有主动的反应时，它就开始退化了。一个有机体一旦不用，就会开始退化，寄生虫就很可怜地表明了这个自然律。
基督身体的活动在某一方面一直很困扰我；从历史上来看，它似乎带有一种混乱的、骚动性的本质。在任何一个世纪，教会历史上都出现过分裂现象，激烈地辩论有关社会关怀的角色，以及对世界影响过度的反应。因为教会历史包括有这些暂时的、骚动性的活动，我们也很容易对基督身体活动的有效性大打折扣（至少有一部分混乱的产生是基于下面的事实:在任何时间，可见的、有组织的教会往往与真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大不相同。牧师，甚至主教，有时候也可能在历史上的某一刻，离开基督的身体，甚至做敌对基督身体的事）。
当我再仔细看生物的运动时，我就更能看出彼此不连贯的能量，一样能对身体的顺畅运作有所贡献。在人体内，一个动作并不是靠所有肢体一致做同样的活动所产生的；事实上，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相等的负面反应。我们说过，肌肉是成对比排的，当三头肌收缩时，二头肌就放松，反过来也是如此。但神经生物学的先驱者，谢灵顿医生（Sir Charles Sherrington）却证明，所有的肌肉活动都牵涉到刺激与抑制；每一条肌肉都有一个制衡的“但是”。
膝盖的跳动牵涉到两条肌肉，足以说明谢灵顿的原则。当医生敲打病人的膝盖时，大腿前面的肌肉会兴奋地弹起来。但除非使膝盖弯曲的小腿部决定不收缩，否则这种弹起来的动作就不可能发生。两个刺激同样有力，一个引出行动，另一个却使之不动。在复杂的运动，像走路、打棒球时，就有好几百个相对的反应同时发生，因此，所有的肌肉动作都牵涉到这个施与受的原则。谢灵顿更深入说明这个观念:“常言说道:生命的目标是动作，而不是一种思想。今天这句格言必须加以修正。我们必须承认，不去做一个动作与做一个动作一样重要，因为在神经活动中，抑制与刺激同时存在。”决定不行动也是一种决定。
抑制的协调与全身有关，它可以调和心跳与呼吸、呼吸与吞咽；调整肌肉声调、适应在运动中的所有改变。简单地说，抑制的作用使身体某一部分的机件能脱离其他机构而自由运转。
这种生物学的原则可以用来解释在教会历史上初看之下似乎重复出现的困扰，基督的身体曾受一些极端的、夸大的反应所牵引。在该行动或不该行动这个问题上，早期教会就已开始争论。在行为上，就如查理·威廉斯（Charles Willams）所指出的，有两种相反的倾向，“第一个说:‘每一件事都非常重要。’第二个说:‘的确不错，但只要脑筋清醒的人就知道，我们不应该把每一件事都看得那么严重。”’对事情抱严肃态度的人，会对世界产生尖锐化的、紧张的看法，认为所有的行动都会产生永恒的后果。发展到最糟的形态，就变成法利赛人式的律法主义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圣洁”运动。对事情抱轻松态度的人会比较清醒，却也会朝另一糟的方向发展，即对不公义和罪，产生一种“谁管它？”的不行动态度。
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与罗马书中，对这两种极端对立的论点特别提出反驳，一方面他责备律法主义者藐视上帝的恩典，一方面他又推崇基督徒要有好行为，来印证自己有一个正常发展的新生命。
在与世界的关系上，基督徒也在两个相反的力量中摇摆不定。在教会史的前两百年，兴起了肯定派与否定派，每一派都吸引许多热心的跟从者。肯定派立下了严格的教会政策:“如果任何一个主教、祭司、执事或圣职人员禁止婚姻、肉、酒……要纠正他或予撤职，甚至赶出教会。”
禁止婚姻、节庆的人被称为“自然界的亵渎者”，此外，肯定派还有很多攻击的目标，诸如那些隐居旷野、衣衫褴褛的敬虔信徒，也是他们攻击的对象。这种矛盾现象早就存在:耶稣指出有人攻击施洗约翰是禁欲主义者，而对这位上帝之子，又有人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太11:19）。每一种倾向都会从冲突中表现出好的一面:肯定派留给我们的是伟大的艺术、浪漫的爱情、哲学和社会公义；而否定派则给了我们深奥的、神秘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只有在不受干扰的神圣默想中才写得出来。
今天的基督教也试着在人口过剩的世界中，维持教会唯美主义观点与实用观点之间的平衡。有没有可能不必消耗那么多艺术活动所需要的资源，而仍能保持美丽的艺术与豪华的建筑？有的人又重新看到共同生活的必要性，像西方这种强调民主的社会里，可能需要一种架构更好的公社形态。宗教机构的领袖们常常在属灵的传福音工作和属世的社会关怀，这两种目标所产生的压力下挣扎。即使是一间小教会，其会众也可能反映出相互对立的倾向。
如果我拜访一群由青年政治激进派的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看他们强烈反对美国政府，而且主张绝对的和平主义和故意表现贫穷，我就可能会得到一种偏差的观点，以为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活动就应该像这样。然而这样的一种基督教反传统文化，抑制的过程，却足以平衡组织化教会的活动，除去对世界漠不关心的心态，使人对公义有新的体认。也许他们的贡献，就是能保持基督的身体不致倾向某一个极端。
这些争论合一的因素必须是对元首——耶稣基督有共同的委身。我们对基督对一个敌意的世界所说的话、所想成就的事，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如果我们不能对它顺服，及彼此在顺服上有好的交通，那么我们的行动将不但不能互惠、彼此制衡，反而成了一种无意义的痉挛。
22 官能失调
我们的才能，就像只能提炼纯度很低之矿砂的冶炼工程，如果亮度太大，我们就看不见了。
——马加力奇
在印度，一个身材笨重的男人走进我的办公室里，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澳洲工程师，已经在印度工作多年。但是因为他的颈部抽动得很厉害，所以每隔几秒钟，他的下颚就会碰撞右肩。他有痉挛性的斜颈，也叫扭颈症，这是一种使人全身虚弱的病症，通常是由根深蒂固的心理失常所引起的。
他一边间歇性地甩着下颚，一边对我倾诉他的沮丧。他那又矮又胖的身材，加上长期酗酒，似乎更增添了他自怜的理由。他说斜颈症是自他澳洲旅行回来后不久开始出现的。在印度作了多年的单身汉，再从澳洲回来时，他带回了一个妻子——一个美丽宜人的女子，比他高，也比他年轻。很快她就成为邻里街谈巷议的对象:她到底看上他哪一点？这种不配的婚姻是如何促成的？
我除了能暂时给他一点镇静剂外，别无他法，就把他转介给一个心理治疗医生。这个心理医生私下告诉我，他认为这位工程师的情况是因为担心自己无法与太太匹配而引起的。他告诉他诊断的结果，却没有暗示治疗的方法。几个星期后，这个工程师又回来找我，心情比以前更加沮丧。他穿得很邋遢，颈部仍然间歇性地扭转，看来非常可怜。
如果他自己独坐，没人注意，他的颈部就很少抽动，一旦有人开始与他讲话，他的下颚就会又甩动起来，结果在肩头上造成一个长期的瘀肿。我仔细研究这种状况，想办法帮助他，但除了给他镇静剂，并在他的神经末梢打一针奴佛卡因(Novocaine)的局部麻药外，也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最后他在绝望中想以自杀了断，他用很坚决的口吻表示，他会不断尝试，直到自杀成功为止，他再也无法继续活在控制不了自己颈部的情况中。
我想把他送到海外治疗，因为印度没有神经外科的医生，他却不肯，最后我只得同意给他动一项危险而复杂的手术，这手术必须打开他的脊髓和脑部。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复杂的手术，但因为这个人坚持要自杀，我只好尝试。
我想不起还有哪一次手术比这一次还要多灾多难的。我们在普通手术台上临时制造了一个伸展台，让病人可以向下俯卧。不幸的是，这样却使麻醉师很难更换插在他气管中的管子，结果氧化过程不够完全，浪费了很多血，接着烧灼器在关键性的时刻，也正是我们最需要控制血流的时候短路；接下来医院的灯全熄了，我只好靠手电筒继续工作，就在看得见脊髓时，烧灼器又坏了。此外，在手术前，我忘了先小解，这使我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一直非常不舒服。
就在这许多使人分心的情况下，我还是尽量集中精神从事精密的切除手术。切开脊髓和下脑后，我先找出像毛发一样细的神经，这是连到颈部痉挛肌肉的，只要手术刀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斩断一束神经，毁坏整个运动或感觉功能。
纵使经过这么多困难，手术还总算成功。当这位工程师醒来时，他的背都扎着绷带；他也发现使他害怕的颈部抽动不再折磨他了。当然不会，因为我已经把从脊髓连到颈部肌肉的运动神经切断了；他再也作不出先前控制他的那个动作。那一束肌肉因为反抗大脑的命令已经失去效用；因为不用，这肌肉会慢慢被身体吸收掉。
当人们看到有人肌肉痉挛时，他们往往以为是肌肉本身功能失常。实际上，肌肉非常健康，没有病，而且因经常使用，反而会发育得更好。所谓功能失常是由肌肉与身体其他部分不能配搭所引起的，它运动的时刻不对，当身体不需要，也不希望它有所行动时，它却偏要表现自己的强壮有力，这就是功能失常。像那位澳洲工程师所遭遇的情况一样，痉挛性的肌肉会使人不知所措、痛苦，甚至绝望。
就像一个不正常的脂肪细胞会形成害瘤，吞噬身体资源一样，痉挛性的肌肉也会干扰身体的正常运作。道理非常简单，痉挛性肌肉往往不顾身体其他部分的需要，它的功能失调的方式比较接近反抗，不能算是病。
爱的行为——医治、喂养、教导、宣扬基督——这些都是属灵身体正常的运动功能，但这类健全的运动，也可能陷入危险的功能失调情况中。就像痉挛性的肌肉一样，我们也可能为了自己的好处、目的、名声，而表现仁慈。在服侍别人肉体、精神上的需要时，我们很容易落入“扮演上帝的角色”，落入自满、骄傲的试探中。爱心变成假神，成为魔鬼的工具。我们这些从事基督教工作的人，必须经常不断与这种骄傲的倾向对抗。有人到我这里来寻求属灵的辅导，我给了他，但在他尚未走出房间时，我很可能就会开始庆幸，自己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辅导！
耶稣一手训练出来代表他的门徒，就常常在这一点上跌倒，他们为一个卑贱的题目争论:谁是最伟大的门徒，可以在天上得到最大的荣耀（太20:20-23）。耶稣刚刚对他们谈到自我牺牲的必要性，曾当众把小孩子拉到他面前，让他们看到作门徒应有柔和态度，他甚至洗他们的脏脚，说明服侍的态度，但这一切似乎没有在他们心里留下多少印象——直等到加略山上黑暗的日子过后，他们才总算明了主的心意。
我不想提名指出哪些是只知道运用肌肉服事自己，而不是服事整个身体的基督徒，但我始终想不通电子教会爆炸性的成长方式。这种强而有力的新肌肉可以一次就接触到好几百万人，得到好几百万元的收入。但这样的传播媒体，会不会使某些领导人拥有太多的权力与影响力？我以一个扮演配角的宣教士的眼光来看，我太了解人类有倾向属灵骄傲的弱点。借传播媒体传福音的传道人及讲员们，就曾对我谈起他们所要面对的独特压力:他们很容易因为别人热诚接受他们，因为受人抬举，而沾沾自喜。基督教机构的负责人和牧师们也同样会受这种骄傲和地位的试探。
没有一个人能幸免。不管是热衷于都市传道的激进基督徒，还是奉献大笔资金给宣教工作的政治保守分子，是为新发现的知识狂喜的神学生，或是教会中的长老执事——我们都需要回头来看上帝之子的形象，他如何双膝跪在坚硬的地板上，替一双双满布巴勒斯坦灰尘的脚松鞋带。作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肌肉单元，我们无法靠每一种肌肉的活动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的活动都必须是为了整个身体的缘故而发的。如果因为我们忠诚地服侍基督而受人赞扬，得到好名声时，我们更需要神特别的恩典来面对这种试探。但我们如果有意无意地老想要得到人的称赞，有好名声、财利；则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像原本是很健康的肌肉，都会产生痉挛一样。就如同亚拿尼亚和撒非喇，他们所做的本来是一件好事，却因为不单纯的动机，而变成一项不单纯的行动。
身体的运动需要各部分肢体臣服于头的领导，乐意顺服、合作。如果偏离头的命令，它们的动作纵使强而有力，能带给人深刻的印象，却对身体无甚益处。
运动也涉及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足以使身体瘫痪。当各部分肢体密切合作时，他们会产生摩擦。英国一位有名的钢琴家有一次问过我这个问题，使我想起这种危险性来。她说她在演奏时，一直被一种特殊的痛苦困扰着她，使她不能集中心思于音乐的流畅、韵律等之上，却一心只想到痛；每当大拇指与手腕形成某一个角度时，痛苦就出现。因为这种讨厌的痛苦，使得她即使在音乐诠释、肌肉运动、触感、时间的掌握等方面的技巧相当完整，却也不得不取消了最近一连串的音乐会。
我告诉她，问题是由大拇指基部两块腕骨之间的一块小小的、粗糙的关节所引起的，我建议她不妨继续演奏，只要尽量不用到那个关节就成。“可是如果我必须担心大拇指的角度，我怎么还能想到肖邦呢？”她抗议道。只要一演奏，她的注意力就会盯在那个引起痛苦摩擦的小小关节上。
为了医治像这位钢琴家这样的病人，促使我研究关节的润滑作用，这才让我看到我们身体最令人惊奇的一面，也就是我们的关节怎么会那么圆滑、毫无痛苦地运作。在英国剑桥的卡文迪什(Cavendish)实验室里，有一群化学家和工程师以连接人体关节之软骨和工程师用来作轴承的材料，就两者的摩擦特性加以比较，希望能进一步设计出一种适于做人工臀部的材料。起先他们算出一只公牛膝盖上所能承受的压力，是高度光滑金属的五分之一——约与冰块与冰块间的摩擦力一样。生物学提供的关节竟能比科技所能达到的成就要高五倍效率；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再经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又发现关节的较骨里面充满着细小、装满滑液的小管。软骨是可压缩的，只要关节运动，承受压力的软骨就会收缩，使得滑液从这些小管中喷出，起到压力润滑作用，使两个关节表面不必直接接触。关节在往前运动时，不同部分的表面又承受压力，新的地方的滑液就喷出、扩散，而被压力解除之部分的小管吸收。因此在运动过程中，关节表面并没有真正接触，只不过漂浮在滑液上面。工程师们非常惊奇，因为他们一直以为区域润滑和压力润滑的技术，是工程界最近才发明的。
在基督的身体中，关节就是摩擦力潜伏的特别区域，信徒必须在有压力的运动中一起合作。身体在休息状态时，不大需要应付摩擦力；但只要肌肉和骨头一开始运动，关节马上就变成关键性的焦点。想一想一部新的机器，过不了多久，其连接处和轴承就会出毛病，然而我的关节可以用上好几年，仍不会吱吱作响，或有任何刺耳的摩擦声出现，这是多么奇妙的设计。但即使关节有杰出的润滑能力，滑动的表面一旦受伤，或开始磨损变薄时，关节还是会失去它的功能。
老年人很普通的一种情况是，摩擦会开始引起关节的酸痛——这是骨头经年磨损而引起的一种自然反应。在基督的身体中，这种自然的磨损，有时可以从一些比较老而有智慧的基督徒无法容忍那些新近信主、为真道大发热心，但在行为、教义上还要多多学习的基督徒，这件事上看来。近年来，教会已吸收了很多新鲜血液，特别是60年代的“耶稣子民”和70年代的灵恩派信徒。有些较老的会众发觉自己简直无法忍受这些新的教会成员，这时我们就需要上帝的恩典如同软骨喷出的滑液似的，来庇护我们，帮助老基督徒了解如何去与年轻的基督徒相处，并帮助这些年轻的信徒学习如何行事为人。
比一般关节痛更严重的是风湿性关节炎，这种病甚至会使年轻人瘫痪。我们还不知道这种会使关节细胞过度敏感之疾病的成因是什么，突然之间，关节中充满酵素；通常这是只在有细菌或外来的蛋白质开始繁殖、身体需要发挥防卫功能时才会发生的情况。原属健康的反应，现在却变成可怕的情况，滑膜细胞如同受到感染似的发起炎来，然而剖开关节检查，我们又找不到敌人，只能看到愤怒的防卫细胞，拼命攻击体内的软骨和韧带——可怕的内战爆发了:防卫机能本身变成一种病症。
人用很多理论来试着解释风湿性关节炎的原因，有的}兑体内的确有敌人存在，只是之前我们还无法把它分离出来，也不知这敌人到底是谁。不管这个理论是否正确，细胞这种过度的反应，总是引起痛苦以及无法弥补的伤害。即使真的有敌人存在，那个敌人所加诸于肉体的伤害，大概也不会比这些细胞的反应所造成的伤害更甚。
属灵的风湿性关节炎有时也会破坏基督教会的事工，会友变得过度敏感，对想象出来的批评、论断采取防卫态度，他们把自己的自尊和地位看得比整体的和谐更重要。他们也许还会挑一个微不足道的教义问题，作为达成属灵合一的要件。
我们在这里要学的功课很明显，不必再加说明，但重要的是必须学会活用。在我所处的环境中，有无摩擦和压力突然出现？是不是由自义而来的愤怒，使得我对家人、同工、教会采取敌对的立场？我的愤怒所引起的伤害，会不会比引起我愤怒的错误更甚？
关节炎之所以舍伤害关节，因为运动引起摩擦的后果相当严重。有些人也许以为基督徒比较不会被摩擦所苦，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事实上，基督徒的工作因要“属灵”，反而会使正常的工作压力变得更为复杂。在印度的基督教医学院里，我们有一位心理医生，他的病人往往都是宣教士。这些宣教士因为心志高昂，在孤单的环境中工作，经常都只有一个同伴，似乎更容易变成尖锐的人际压力下的受害者，不等到摩擦破坏了他们所成就的一切好事，他们往往不愿意肯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
两个女宣教士必须在同一个工作站服务，除了彼此，没有其他沟通的对象。当她们一起面对庞大的工作时，使她们破裂的不是工作的庞大，而是彼此间的摩擦。她们每天就在摩擦中工作，但又不想承认有这些压力的存在，因为她们认为那是不属灵的。就这样，问题被埋在心里，导致情绪上、肉体上许多的伤害。当摩擦终于爆发时，追溯摩擦的导因，结果发现都是一些芝麻小事所引起的，例如不合时宜的玩笑、打鼾，或看不惯对方剔牙的习惯等。
人们常以为基督徒对于摩擦具有自然的免疫力，其实不然。人体会尽一切可能要避免摩擦，基督的身体也应该谨慎，当我们从事一些共同活动时，总要尽可能地化解一切的摩擦。
23 阶级管理
神经元就好像一个缩小的人——有人格、有一系列不同的肢体、有自发的动作、也会因受刺激而行动……它最后却以同一个声调说话，把前面的一切都整合起来。
——布洛克
我有时会把联系整个身体的力量说成是电流。电流？今天被我们视为是理所当然存在的东西，却是昨天大胆冒险才能得到的经验。电流这个名词会使人想到霹雳闪电和烧焦了的人体；对上一代的人而言，它是一个可怕而神秘的字眼，就好像我们谈到原子能一样。但今天我们能制造电流，只要问问电力公司需要多少钱，他们就可以很快地把电流接到我们家里来。即使如此，电流还是常常以闪电的形式，以上千条锯齿状的火舌攻击地球，只有勇敢的人才敢在雷神面前站立。
这种出现在天空中可怕的东西与连接我身体的几亿万细小神经细胞有何关联呢？比勇敢的富兰克林晚生30年的意大利人加凡尼（Luigi Galvani）对人体神经之谜做过深入的探讨。在加凡尼之前，自公元130年以来，科学家和医生都遵循古希腊名医伽林(Gden)的理论，认为是一种谜样的“动物灵魂之流”，透过一套空心管的网路，造成人体内部沟通的情形，他的理论一直很管用。除了我们这个时代，谁会把爱欲的刺激、对维瓦尔蒂音乐的欣赏和一个圣徒所信仰的神秘主义，降为可测量的化学反应公式和电流刺激呢？
可怜的加凡尼，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借化学家、物理学家用以解释无生命物质的理论，来阐明所有生物过程的尝试会带来什么后果。一开始，他只是在某个阴天带回几只青蛙，挂在走廊上准备做晚餐。凭着一种疯狂难以描述的直觉——也就是这种直觉造成科学史上的大改变——他把青蛙的头剁掉、剥了皮、用避雷针上的一条电线把青蛙的脊髓串连起来。他记载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当夏天的雷雨扫过天空时，“闪电一出现，所有的青蛙肌肉也同时剧烈地收缩，闪电闪得愈辉煌，肌肉的运动收缩也就愈剧烈……这种收缩在雷声来临之前出现，似乎是对雷声的来到提出预告。”
加凡尼是个科学家，如果他是个作家，也许会下笔大大形容被这些抖动、扭曲，好像正要跳过池塘一样的无头青蛙，吓得惊惶失措的客人的表情。空气中的电流通过青蛙的神经，使这些已死的动物竟活泼地运动起来。
加凡尼还用青蛙作了很多别的实验，有些实验多年来经人伪造，因此很难辨认出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加凡尼是个个性害羞的人，直到晚年才把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世，由他的侄儿公开为他的理论辩护。但他最大的发现却是在一个大白天发生的，他把几只去了头的青蛙挂在走廊铁栏杆下的铜钩上，每当青蛙腿被风吹上铁栏杆时，它就会剧烈地抖动。
死青蛙在雷雨交加时会跳动是一同事，但在大晴天也会高挂在走廊上跳动？这种发现就不得不令科学界注意了。
加凡尼的对手是意大利物理学家伏塔(AlessandroV0lta，1745-1827)认为电流与青蛙无关，而是两种不同的金属借一根导线所引起的结果。他凭这个理论发明了电池；我们要感谢他的帮助，使我们发明了记分板、时代广场的电动报纸、芝加哥城的聚光灯，还有能在零度以下的清晨用以发动汽车的蓄电池。
加凡尼则坚称这种反应是由“动物电流”而来，但我们也要感谢他，是他使我们发明心电图检验器、生理反馈器、电击疗法，还有挂在各地医学院实验室几百万只乱跳的死青蛙。
又过了150年，科学家才终于找出电流如何通过人体的合理解释。显然，它不能从电插头一样爆出电流，人体内的神经过于细小，像一根毛发宽度的神经就拥有十万条“电线”，人体的电流必须透过钠、钾离子之间的化学反应才能进行。现在医学教科书上都以彩色图描出神经细胞，以正号“+”标识细胞膜外边，而以负号“一”标识细胞膜内，说明分子如何传递神经的信息，如同赛跑选手传递火炬一样。
神经元细胞是人体内沟通最重要的单位。人一生下来就有一百二万亿个神经元预备参与身体活动。每隔几年，人体内每两个细胞中就会有一个死去，被新的细胞取代，神经元却不然。如果我们的记忆仓库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陷人混沌状态一次，那我们还能做什么事呢？神经元一旦死了，就不能再长。医学专家都一致同意，在整个机体中，神经元可说是最重要，也是最有趣的细胞。
生物学教科书都有单个神经元细胞的图片，从体内取出来后，染上合适的颜色，以它生前从未有过的姿态出现在读者眼前，但即使光靠这种图片，人们还是可以揣摩出神经元原先那种庄伟的样子。它由一团错综复杂、薄似纱的树状突开始，然后汇集成一根轴。再传入神经元上，也就是把信息传回脑部的神经元上，这些树突可以伸展到身体各个报告刺激来源的部分；而在传出神经元上，也就是控制肌肉的神经元，各支于则包住肌肉纤维，最后形成盘状，直接控制肌肉的活动。
在课堂上学过排列整齐、标识清楚之人体器官的医学生，第一次剖开人体，看到一大堆血肉模糊、挤成一团的人体器官时，一定会吓一大跳。同样的，一个外科医生剖开人体时，绝不可能只看到一个神经元细胞；他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的神经元，好像绳子一样缠绕在一起，形成一根较粗的缆绳，最后连于脊髓。树突错综复杂地绕着，即使用显微镜观察，也不太可能分辨出头尾。我把这种景象想象成冬天站在树林的边缘，横在我面前的是一路排列下去的几百棵树木，每一棵树上又有很多带有雪花的分枝。如果能把这些树压缩成几平方码，让树上所有枝干部保持完整、充满整个空间，彼此又不真正接触，那么这就是体内神经束的模样。
几十年来，神经生理学一直在激烈辩论一个问题:树突之间的分枝，到底有没有互相接触？家庭中的电线通常是用螺丝帽与其他电线相连，使整个系统是相通的。但人体内一百二十万亿的神经元，每一个却都正好与最近的神经元分开一点，形成一个空隙，就是所谓神经突触。
神经突触的复杂性也足以令人咋舌，就以手上控制肌肉纤维的一个运动神经元为例，在一个神经细胞的度范围内，与几千个其他神经元的点和节形成神经突触（大的运动神经有一万个不同的接触点，脑神经也可能有八千个）。如果有一个信号刺激某个运动神经，使它产生行动，则其他邻近地区的几千个神经细胞也会同时进入警戒状态。生物学课本上所画的单一神经细胞实际上会伸展到皮肤的每一角落、每一条肌肉、每一条血管——它们能渗透到体内各处各方。
我想移动我的手，从脑部来的刺激会强到足以引起肌肉收缩吗？需要有多少肌肉纤维参与，才能产生足够的力量呢？对抗的肌肉能适当的抑制自己吗？单一的神经细胞带着以上这一切电子信息，以一秒钟搏动一千次的速率，外加中间适当的休止符，每一次搏动都有一万个神经突触在监听。肌肉运动时那种啪嗒作响的形象，只不过是幼稚园阶段的观念而已，事实上，人体每一时刻都在发出惊人的臣响。
我们要不要设法减轻身体因连续沟通所引起的紧张状态呢？我要不要在打字时，稍停片刻，让我手指的神经元能恢复元气？不必的，我们的身体似乎需要极大量的刺激。实验已经证实，剥夺人体每天正常所需的刺激足以引起可怕的后果。有的人把自己蒙在黑暗、壁上有软垫的箱子里；有的人蒙起眼睛，完全不动地漂浮在一缸温水中。如果说自然憎恶真空状态，则头脑也憎恶寂静状态；如果头脑处于寂静状态太久，它就会开始崩溃，很快就会充满虚宅的幻象。这些自愿做实验的人不到几小时就要乞求解脱——没有刺激，他就不能保持心智清醒。
头脑不能直接指挥体内的每一项决定——这有损分派职务的管理原则。身体有时是靠一个精确的、一致性的反射系统来处理多种状况。
当我轻叩病人膝盖下面的肌腱时，他的腿会飞起来，直到肌肉紧张时，才停下来。我再叩一次，但这一次我会先告诉病人，要抑制反射作用，但他做不到；腿还是一样弹起来。到底他的肌腱有什么魔力，胆敢反抗他的大脑？其实这只是一个先天的保护系统。它是一个细小、纺锤形的结构，就在腱的旁边，借肌肉的伸展，警戒神经纤维马上把信息传给脊髓。通常（医生的反射试验除外），当这块肌腱突然受到压力时，乃是表示他的腿已背负了太大的重担。这种情形往往发生在一个人快要挥跤时，这种快要摔跤的过程激起一种自动把脚伸直的反应。这种反应是天生的，且是独立自主的。
这正好显示出身体良好的管理原则，分派肢体做打喷嚏、咳嗽、吞咽、流口水、眨眼等动作。说到眨眼，我已经提过失去眼睑反射作用的麻风病人，结果会变成可怜的瞎子，因当视网膜干燥需要眨眼来滋润时，身体却不知通知它要这么做。有时候我们可以教病人眨眼，以防瞎眼。人们会以为这些很看重视力的病人会热心学习，但反射作用并没有那么容易学，病人必须靠布告牌、码表、训练、责骂、夸奖、诱导等，才能学会。进步的头脑会告诉他们，不用为这么基本的反射作用操心（谁会去让一个复杂的IBM电脑，做每三十秒要从一数到十的工作呢？）有些病人一直学不会，他们的眼睛最后就干掉。
但人体有些功能是与精细的、机械似的反射作用不相合的。脑的基部另有一层指挥部，下意识地规范着呼吸、消化和心脏的跳动。这比反射作用更需要注意:人的呼吸作用要靠90条胸部肌肉来合作，而且身体需要的改变很快；譬如，当我爬楼梯时，心跳和呼吸必然马上急速加快。
神经系统的最高阶层是脑半球，它是身体的至圣所——受颅骨保护，如果保护出了漏洞，它则最容易受伤害的。在那里有一百亿个神经细胞和一千亿个胶质细胞(Neuroglia Cell)（提供生物电池供脑部活动）漂浮在一团糊状液体上，做传送资料、贮藏记忆、创造意识的工作。脑部存在着我们罪恶、易怒的倾向，也有朝向纯洁、爱的原动力。
科学家已经能够把一个输送器移植到一只暴怒的公羊脑部，用带电流的开关控制它的脾气，使它变成一只温驯可爱的宠物。有些人喜爱把一些复杂的概念，像浪漫的爱、利他主义，或对上帝的观念，微笑地用钾离子、化学平衡、脑部记忆、联想的功能来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是行不通。我怎么知道上帝的观念不过是脑部一系列的电流刺激？答案是:我怎么知道电流刺激不是上帝用来对我沟通属灵实际的工具？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途径了解属灵实际。
人体的阶级管理似乎安排得很完整。但有一个问题总会不断出现，好像把一枝铅笔丢到滑润良好、正在转动的齿轮中一样。控制肌肉和运动的最后决定——这种地区化的“意志”，并不存在于脑部奇异的缝隙里，而是在于控制肌肉纤维的单一神经细胞或神经元上。神经生理学之父谢灵顿医生（Charles Sherrington）发现了这种使人混乱的特质，很堂皇地标识它为“最后一条民主大道The Final Common Path)”。
这种神经元和细胞体从周围的神经中枢接受了一连串的刺激，一直对肌肉张力保持警戒状态；痛苦的出现、相对肌肉的活动，任何活动所需的力度、刺激的频率，可用的氧气、身体的温度、衰竭的因素等都被列入考虑范围。从脑部传来的命令很多:手臂举起来——但箱子很重，因此先把运动神经元编队。经过建议、修正，所有的信号都打出来以后，脊髓下面的运动神经元就要决定是收缩还是放松，因为它不但与大脑，也与成千的不同区域的神经突触有亲密的接触，所以神经元最有资格作此决定。
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布洛克(Bullock)教授就这种过程得出结论说:“即使这么低阶层的神经元所享有的自由，足以在人体中产生无限度的复杂性。”我们在看过身体一系列的阶级管理制度后，就会明白一件简单的事，只有让神经无决定怎样做才最好，谁能说自然界中没有民主制度？分子生物学家已在几十年前就告诉我们这个事实，如今我们的头脑和它的下属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只有“最后一条民主大道”可以在无法并行的命令和反射之间做最后决定，我们应当为此高兴。我站立在洛杉矶陡峭的花岗岩悬崖七面，看到有一朵从未见过却十分可爱的野花。我向前倾，遵照大脑的指示，站稳脚步后，开始拍照。我的特写镜头离开野花只有几寸之遥，突然有一根线抽动，我好像一只木偶一样，很快向后倒退。我的心脏狂跳，是谁打扰我照相？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声音沙哑的坚鸟好像在骂我。
当我开始从山崖上见到下面两千尺深的溪谷时，我的细胞已经被化学作用所充满，对潜在的危险有了高度的认知。我的头脑希望拍出一张野花的照片，我潜意识的反射作用，却从耳朵的平衡器官中听到危险的声音，因此切断大脑的命令，直接传送紧急信息给控制肌肉的神经细胞，突然用力拉我往后退。
同样反抗性的救命行动，也发生在当我赤脚走在卡维尔医院的地板上时。（我是鼎力拥护赤脚走路的，我相信这会使脚健康、强壮，而且也会开启整个感觉世界和对我所走的地板的认知。）如果我踏到刺，我的脚会中途停顿，在痛苦的感觉还来不及传到大脑之前就抽回来。但如果我正要逃离燃烧的飞机，我的细胞会了解脑部对他们的要求，甘心忍受一些不寻常的压迫，以避免更严重的压迫。因此我突然可以有本事跳在燃着的金属板上，因为正常的反射作用被切断了，为要达成更紧急的目标——逃命要紧！柯吉姆(Jim Corbet)在描写有关印度的事时，说到一个很有名的，在受逼迫时靠意志克服痛苦的例子。在检查一个受老虎攻击过的女人时，他发现这个女人因为拼命抓住树枝，以致老虎把她的身体拖走时，她的皮肤还留在树枝上。
神经系统的阶级管理制度能帮助我求生存。有时我的大脑会宣布最后的决定，有时它却会将决定权分派给别人，它如何下命令往往要靠各区域的自主细胞——最后一条民主大道——来作最后的定夺。
24 引导
决心完成一件事只能指决心为善而言，因为任何其他目标都不是整体的。如果意志力只用在完成某个目标上，那么，这种意志力会使人变得三心二意。
——克尔凯廓尔
我们前文已说明人体的阶级管理制度:从细胞开始，经神经冗、反射、条件反射，以至脑以及脑半球，最后又回到所谓“最后民主大道”的控制神经元，纵使要靠成千条神经突键复杂的交互作用，这整个系统基本上还是一个简单的没计。它把自由与合作结合在一起，举凡像打蚊子、给一朵花拍照这一类普通的动作，都要靠这整个奇妙系统的通力合作才行。
我再也想不出一种比这更好的类比，可用来比喻联结基督身体上各肢体的沟通网。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对元首效忠，这元首就是基督。但上帝又绝对深切关怀个人的自由，因此他把最后行动的抉择权留给完全独立自主的人。
人体显明一件很清楚的事实:任何层面的沟通都很重要。如果我的头脑必须对每一个肌肉的收缩负责，生命将会变得多么复杂？当我清晨漫步时，我可以毫无拘束地想到我的病人，也可以想到在头上啼叫的小鸟，我的脚却不需要想该朝哪个方向前进，它们的肌肉是遵照上帝设计好的反射作用收缩。运动单元自动交互休息，而不是同时休息，因此我可以不断行走，而非间歇性的。我的神经元会随时注意全身其他部分，一旦心脏受不了，它会叫我停；一旦要跌倒，它也会马上采取行动。
健康的身体是中枢神经系统和它所控制的组织间最美妙的和音，但在这一切和音中，每一个神经元都必须根据所接收到的刺激作基础，来决定全身的行动，每一个神经细胞中的微电脑会测出我的意图、询问其他肌肉的意见、分析荷尔蒙的存量、可用的能量、疲乏或痛苦所引起的限制等，然后对它所控制的肌肉群发出“可”或“不可”的命令。
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运动单元，是几百万单元中一份子。你要知道如何及何时该采取行动吗？何谓真正的引导？一个“高”刺激是否一定比“低”刺激更有力？
每一个细胞接触最多、最频繁的是与它同一个区域的神经元。有的刺激是由其他运动细胞而来，有些则由痛觉细胞、压力细胞、温度细胞、肌肉平衡细胞而来；这一切资料都经电波传递至个别的神经元，通知它该如何在社区内采取行动。我相信上帝也同样分派一些控制权给地方教会。教会对正在腐化的城市应有何反应？对破坏家庭的压力有何反应？对刚发生的可怕水灾有何反应？上帝已经定下控制整个身体反应的原则，但他也让跟从他的地方教会决定自己所该扮演的角色。
圣经列下各种不同的属灵恩赐，让我们知道应当如何把它们应用在地方教会的管理制度中。论到教会的职位，圣经并没有指明我们应推举哪些专业人员，它从来没有说一个教会领袖必须是一个好的经理人才，或一个精明的会计，或甚至是有领导潜能的人，但在寻找人才时，某些属灵的特质是不可少的；他们对上帝奉献之心如何？他们能不能控制自己的脾气？他们的家庭光景如何？所有教会同工最主要的素质，不是才干，而是忠诚。上帝似乎是说，我乐意与任何人同工，只要他们忠诚就行。他既把自由赐给我们，当他在我们当中设立领袖时，他所寻找的领袖就是能与上帝站在同一阵线，适当地应用这种自由的人。一个能干却不忠诚的细胞，可能会推动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但就像痉挛的肌肉一样，除非他能配合身体的需要，否则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们这些在西方民主社会中长大的人，很高举自由及独立自主的精神，会不假思索地把基督身体的形象，当作是一个复合的民主体制，认为最后的抉择权还是在于个别的细胞，但这并不完全。就如牛毕根(Lesslie Newbigin)主教说过的:“上帝的目的并不是集合彼此分离的个别灵魂……这种思想与圣经对上帝、对人、对世界的观点不合。他所关心的救赎是社会性的，也是宇宙性的，因此，他工作的方式一直牵涉到真正人际关系的再造，以及人与其他创造次序之间的真正关系。他的工作中心建在历史上的某一定点，在一个特定地方施行出来的作为。他沟通的方式是通过人类社群，在这社群中，人借重生，进入一个新的、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这种关系又能带领他人进入这种新关系中。”上帝往往不直接对我们个别的灵魂说话，而是通过他身体上其他的肢体说话，这种特殊的过程能把信徒联结在一起。
有些领袖用挑战性的方法发展这种相互关系。约翰·卫斯理的“循道会”（即卫理公会，译者注）之所以会得到这个名称，是因为他设立很多方法，使每个人都要向别人负责，以使大家“循规蹈矩”。他们每周聚会一次，每个会员要向团体交代:这周内我有没有遇见试探？有没有被试探所胜？这周内我的属灵长进多少？我生命中哪一方面需要你们代祷？早期的循道会友很把这种受命的秩序当作一回事，不论是对基督的身体或对自己的身体皆然；他们把这种关系很广泛地同时应用在对人与对神两方面。
作为个别的细胞，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很多抉择:早餐吃什么？要听哪个电台？用哪种牌子的牙膏？探望哪一个邻居？打哪个电话？……除了这些芝麻小事以外，还有很多道德性的抉择:我如何才能爱邻如己？用这份额外的收入买件新衬衫对不对？如何处理免税事宜？我如何在这些事上寻找上帝的引导？心理医生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宗教虚虔诚人士，为了这些困惑人的问题而精神崩溃。我们的头脑会被这一类像暴风雨来袭一样的知识所占满，而致全身瘫痪，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圣经鼓励我们要把自己完全根植在上帝和他的话语上，使我们基督徒的行动就好像身体的反射作用一样自然。如果在每种情况之下，我们都必须决定是否该说实话，那我的生活就太复杂了。但如果我不必靠大脑指挥，很自然就是个诚实的人，那么当我在“行走”基督徒生活时，就不必常常想到每一次该怎样举步。
保罗用下面的经节归纳出，怎样才能将属灵的反射作用影印在我们心上，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12:2）然后他在新约圣经中第一次提到身体的类比，接着又提出一系列命令，说到上帝的旨意所要的乃是: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互相尊敬、彼此推让、圣徒缺乏要帮补、不要志气高大及尽力与众人和睦等。
保罗从来没有用过巧妙的心理分析，也不探讨家庭或社会的因素如何会使得信徒难以顺服上帝的命令；他从不劝诱我们行出正直的生活，他只是说明事实的真相，劝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想这句话可以改写成:“要提醒个别的细胞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新身份。”我们常有遗忘的倾向，会用聪明的自我来取代基督为元首，保罗则提出一种炼净心智的方法，叫我们向上帝所设立的阶级制度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