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肖尼，北美印第安人族名，原居中东部，现居俄克拉荷马州。
③怀恩多特，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族的一支。18世纪时，该部在中西部势力最强。
进一步的非正式交谈使宾州使者被告知，警觉到法国人已前进到俄亥俄的印第安人已两次警告法国人不得进一步侵入。后来，在罗格斯唐（皮兹堡附近）的参事会的一场火以后，各部落的首领分两路行事，一路同弗吉尼亚及宾夕法尼亚会谈，另一路给法国人送去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警告。如果法国人拒绝了警告，同英国人交善的印第安人必将向法国人开战。富兰克林一行视此为印第安的外交策略：索要货物以维持友好关系。他们决定就地再买一批货物，以免带来的“礼物”不足。
接受礼品的日子终于到了。货物已打开包放在地面上。使者们中明了来意，宣布“六族”将加入他们进行吊唁，而斯卡卢亚迪代表吊唁一方讲话。于是斯卡卢亚迪，对迈阿密和肖尼族的印第安人说，“我和我的兄弟奥纳斯①共同对你们说，如我们所知，你们家中的座位染上了血污。我们擦去血污，在你们参事会的大火后扶正你们的座椅，使你们能够和平安适地坐下来议政，同从前一样，使你们能控制并加强古老的联盟，将原有的联系继续下去。”说到这里，一根细绳被交付给了对方。斯卡卢亚迪又说，“特怀特威斯和肖尼兄弟，我们认为现在那鲜血已经洗去。我们和奥纳斯兄弟一道为你们死于本国的战士掘好坟墓，我们隆重地掩埋他们的遗骸，用这些毯子包裹他们，再将坟墓盖上。”说到这里，货物被交出去了。斯卡卢亚迪再说：“特怀特威斯和肖尼兄弟：我和奥纳斯兄弟一道为你们城镇的首领、妇女和儿童，为你们遭到的损失向你们致以哀悼。我们擦去你们眼中的泪水，使你们能看见太阳，使所有的一切在你们眼中变得喜人和清晰，愿你们节哀。”说到这里，一条腰带交付给对方。然后，全部仪式对着特拉华和怀恩多特族印第安人再重复一遍——
①指威廉·宾，或他之后的宾夕法尼亚的任何一名州长。
次日的会谈也举行了仪式。使团将一串贝壳数珠交给印第安人，上有6个图形，代表“六族”、特拉华、肖尼、怀恩多特、迈阿密和宾夕法尼亚，象征他们同意永远保持紧密联合。在此之后，双方才接触到有关的实质性问题。
在宾州代表委婉的敦促下，第三天，斯卡卢亚迪代表印第安人提出：英国人应留在山脉的自己那一方；假如法国人因宾夕法尼亚商人在中立地带增多而不安，那么印第安人也是如此。他们要求按业已达成的协议，只在三处贸易地点交易；他们指出英国人卖的货物太贵，应卖得便宜一些，并可以多卖些宝贵的火药和铅弹，而不是面粉和酒。斯卡卢亚迪尤其强烈地反对卖酒，说它毁了印第安人。
第四天，宾州使团原则上同意三处商埠的要求，但说必须得到政府的同意。
那天晚上，印第安人得到了他们拒绝过的酒，全都喝得酩酊大醉。
这是富兰克林初次以官方身份同印第安人——对这个民族，他一直以人类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领袖打交道。这也是富兰克林后来漫长而艰巨的外交生涯的开端。
★奥尔巴尼联盟计划
富兰克林曾自言对于公职，他“从不请求职位，从不拒绝职位，同时也从不辞职”。然而，对他的这一“原则”，他至少有过一次例外，那就是他对北美邮政总代理的职位争取过，并且是竭力争取过。
1751年5月，原任北美邮政总代理、弗吉尼亚的艾利奥特·本杰尔病危，宾夕法尼亚首席法官威廉·艾林将推荐富兰克林继任这一职务。那个月的21日，富兰克林给伦敦的彼得·柯林森写信谈及此事，因为柯林森可以影响英国邮政当局。但他这样做并非为了取得高官厚禄，而是为了实现一个他心怀已久的远大理想。
他在给柯林森的信中写道：“这个职位一般传说是年薪150镑，但因其他原因而适合于我，特别是它将使我能够实行一项久已形成的计划，……我希望这个计划不久会产生出令你和所有有用知识的爱好者喜悦的一些结果，因为目前我在美洲的才智之士中已有一大批熟识者。我不必告诉你费城——它是大陆殖民地的中心并与西印度群岛有着持久不断的通讯联系——是一个远比弗吉尼亚适于作为邮政总代理所在地的处所，而且我们这一州也具有在此设置该职的声誉。”那久已形成的计划就是10年前富兰克林倡办过的美洲哲学学会。尽管这个学会不如他所期望的那么活跃，而他的电学和政治上的兴趣也使他偏离了一般哲学，但他心里始终牵挂着他的美洲哲学学会。他希望使越来越多的有才智的人彼此间保持通信联系，不仅在费城，也不仅在宾夕法尼亚，而是在整个北美殖民地。但要实现这一宿愿的障碍之一是缓慢、昂贵且不安全的邮政系统。这一系统必须加以改造，而他，美洲哲学学会的秘书能做到这一点。同时，费城是学会的中心，富兰克林又是费城的市民，他希望费城在各方面都拥有重要地位。对他个人来说，他看重的不是拥有这一职位所能直接、间接得到的经济收益，而是作皇家邮政官员的荣耀和扩大对整个美洲了解的机会。
就在给柯林森写信的5月，富兰克林买下了里德家在市场街的一幢房子，把邮政局从印刷所迁到那里，并在本杰尔手下任主计官，管理各地邮局的帐目。本杰尔亡故后，身为主计官的富兰克林于1753年夏季花了10个星期时间巡视新英格兰的邮政事务。8月10日，英国邮政大臣任命富兰克林和威廉堡的邮政局长、《弗吉尼亚报》的出版者威廉·享特同为“英王陛下在北美大陆的各省及领地的邮政总代理”，年薪共为600镑，“从邮资所得中支付”。1730年，邮政总署设在弗吉尼亚，而从这时起，威廉堡和费城一南一北分管整个北美殖民地的邮政。富兰克林对威廉·亨特印象不错，两人在公务上配合默契，但享特健康状况不佳，主要邮政事务往往落在富兰克林肩上。
富兰克林任命儿子威廉·富兰克林为费城邮政局长，次年又擢升他为主计官。威廉·富兰克林遂将邮政局长之职交由黛博勒的亲戚约瑟夫·里德担任。约瑟夫后来又将此职交由波士顿来的彼得·富兰克林担任。留在波士顿的约翰·富兰克林——富兰克林之兄——则自1754年起任波士顿的邮政局长，他在1756年1月死去后，邮政局长之职由其妻继任，成为迄今所知北美妇女担任公职的第一人。
身任邮政总代理后，富兰克林便抓紧时间进行邮政改革。他建立起一套完整、清楚而简单的邮政系统，将表格和指示付印后发到各地邮局。1754年，他巡视了北部各殖民地的各地邮局，1755—56年又巡视了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各地方邮政，从而认识了各地邮政局长，使其帐目制度化，研究他们的具体困难，考察了各地的道路、河流涉水处和渡口。到1757年携其子东渡英格兰时，他仍身任这职位，只是将主计官之职委与纽约的合伙人詹姆士·帕克尔。由于富兰克林全面整顿了殖民地的邮政，他任职后第4年的邮政收入超过了前三年的总和。1761年，在4年多以后，富兰克林和享特终于收回了自己预支的钱，并向伦敦汇出了美洲邮政部门第一笔盈余。
富兰克林对邮政进行的大多数变革都是以他在费城的邮政经验为依据的。长期以来，他把有信待领者的名字登在《宾夕法尼亚报》上。这时他将这一做法推广到有报纸发行之地的邮局。1753年，他在费城建立了收费邮递制度，凡在到达当天未被领取的邮件由费邮递员（只有一人）递送，收取额外邮递费。这一做法在其他大城市也被鼓励实行。富兰克林还规定，将收信人姓名登在报纸上后，凡三个月内无人领取的邮件须送交设在费城的邮政总局——这是美国“无法投递邮件的处理部门”的开始。他废除了他们邮政局长期间邮差免费投递报纸的垄断做法，规定所有的报纸均由邮差递送，但要支付邮资。他最有意义的改革是要求各地邮政局长注意邮递服务的统一性和持续性，并且由于他改进了邮政服务的速度和安全性，使邮政事业广泛得到利用而繁荣起来。在使北美洲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各殖民地联结为一体方面，富兰克林贡献之大是前无古人的。
富兰克林对北美邮政的改革不仅是单纯的行政才干的表现，它和美洲哲学学会的创立一样，反映了富兰克林头脑中萌生的北美殖民地联合的思想，它代表了北美殖民地资产阶段发展经济、得到政治权利的利益需要。随着殖民地资产阶级这一要求日趋强烈，殖民地联合的思想也日益明确。
1751年3月的一天，富兰克林收到了纽约合伙人约瑟夫·帕克尔的来信，信中附有一份手稿。富兰克林读了以后，知道这是纽约州参事会一名参事写的关于北美殖民地联合的论文。他也明白帕克尔的用意是要听听他的看法。于是，他提笔给帕克尔回信。他认为，北美联合，无论其何等必要，如指望州长们来完成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对此并非真正有兴趣。联合是北美人自己的利益所在，应自己来进行。他写道：“我以为，较之英国国会强加的联合，由各殖民地加入的自愿联合要好得多。因为这并非很难做到，而且易于按时势的需要和在经验指导下对这种联合加以改造和改进”。
这一年，针对英国人限制宾夕法尼亚制铁业的法案，富兰克林写了《对人类增长、各国人口问题等的观察》，分析了北美殖民地的人口状况和劳动力价格之间的关系及殖民地经济和宗主国的关系，得出结论说：人口日益增长的美洲是制造业的日益扩大的市场，无论对英国还是对美洲都是如此，“所以，英国不应过多地限制她的殖民地的制造业。一位明智的好母亲不会那么做。限制等于削弱，而削弱了孩子也就削弱了整个家庭”。这里，富兰克林将北美殖民地同宗主国英国看作一体，他主张的殖民地联合也是在大英帝国范围内的联合。
中，富兰克林还以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英国为一体为前提，论述了北美殖民地边疆对英帝国的功能。他指出，美洲在一个世纪以后将容纳最大部分英格兰人，因此美洲的边疆也是英国的边疆，一个正在兴起的美洲殖民地是扩大着的英国的一部分。他强调，“对英国来说，同法国缔结条约来确定其殖民地与法国殖民地的边界是极其重要之事，英国在获取足够的空间问题应该要极其小心在意，因为这空间将大大解决她人口增长的问题”。
当时，在北美，英、法两国假定，英国有权占领阿勒格尼河以东的大西洋沿岸，法国有权领有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但“六族”的领土界限不清地分布在从阿巴拉契亚山到密西西比河之间，法国人和英国人则不断地向它侵入，同印第安人进行皮货交易。进入那一地区的英国人数量较多，但都是个人活动，与政府无甚瓜葛，法国人则于1753年派了一支官方探险队到俄亥俄一带构筑起堡垒，看来是向英国人、也是向“六族”发起挑战。弗吉尼亚州长率先应印第安人首领的请求，派遣当时21岁的乔治·华盛顿携带一份最后通牒于11月送交法军指挥官。但华盛顿并没有比1个月前去警告法国人的印第安人更幸运，他被法国人拒绝了。那一地区的印第安人酋长“半王”见俄亥俄的法国人比英国人势大，开始对原有的盟约有所顾虑了。在这种情况下，弗吉尼亚州长丁威迪派人在俄亥俄河岔处修筑堡垒准备抗击进犯，并在弗吉尼亚军队准备就绪后，立即派华盛顿前去增援。还通知哈密尔顿州长说宾夕法尼亚军队可以在1754年3月初在波托马克与弗吉尼亚军会合。
然而，宾州却反应迟缓：州议会中占多数的教友会信徒一如既往地拒绝为这次军事行动拨款。
5月，有消息传来，弗吉尼亚的那座堡垒已经落在法国人手中，议会才决定拨款1万镑，但州议会和州长却为争夺对筹款的数目和方式的决定权而陷入僵局，但双方同意派出使者前往奥尔巴尼，会同其他同“六族”有条约关系的殖民地的使者在英国商务部主持下召开会议。州参事会的约翰·宾（威廉·宾之孙）和理查德·彼得斯，州议会的伊萨克·诺利斯和富兰克林奉派出使，于6月17日抵达了奥尔巴尼。
自从得知将召开这一会议的消息后，富兰克林比以往更多地考虑了殖民地联合的问题。在法国人进犯的现实威胁下，这种联合的紧迫感突出了。5月9日，富兰克林的《宾夕法尼亚报》刊登了一幅漫画——看来是美洲最早的漫画，可能是出自富兰克林本人的手笔——一幅粗线条的图画，画的是一条分为八段的连贯的蛇，每一段上分别标着新英格兰、纽约、纽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和南卡罗来纳的第一个字母。漫画的标题是：“不联合，只有死！”
在前往奥尔巴尼的途中，宾州使团经过纽约。富兰克林将自己关于殖民地联合的主张作了一番清理，写成《关于北部殖民地联合计划的简短提示》。文中提出，这一联合体当由出席奥尔巴尼会议的使者们代表他们各自的议会来计划，而由英国国会来设立。整个殖民地的总督应该通晓军事，由英国王室任命和发给薪酬。这一联合体除了处理印第安人事务外，还应负责建立并支持新的移民点，并装备军舰保卫海岸。
中没有涉及到有关联合的细节问题。
在奥尔巴尼，受到邀请的各州中，纽汉普什尔、麻萨诸塞、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的代表已经到了，弗吉尼亚正忙于同法国人作战，无暇顾及于此，纽泽西则没有接受邀请。此外，罗德艾兰和康涅狄格的代表则是不请自来。
6月14日，会议开始。在商议抵御外侵和印第安人问题时，话题便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各殖民地联合的问题。6月24日，代表们决议，有必要建立一个殖民地联合体，并为此指派了一个委员会，富兰克林是委员会成员之一。28日，委员会提出一个方案，名为《简短的提示》。
就在会议上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商讨同印第安人的条约关系的同时，华盛顿的军队在尼谢西提堡垒向法军投降。英、法之间争夺北美的斗争开始了。代表们更加感到联合起来的迫切性。但是在如何联合的问题上，分歧仍然存在。富兰克林的《简短的提示》在讨论中被加以修改、增删。富兰克林接受了一些他不赞同的内容，以求保留主要的部分。7月8日，他受会议委托，准备一份“计划”草案，作为讨论的结论。他花了一个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写这一草案。次日，他的草案宣读后，被会议通过了，其抄本被分别送往各殖民地的议会，包括未派代表出席会议的纽泽西、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莱纳的议会。
然而，没有一个州的议会接受这一草案，包括宾夕法尼亚在内。其原因，富兰克林归结为“各地的州议会不赞成这个计划，因为它们都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但是在英国，人们却认为这个计划过于民主。因此商务部不赞成，也没有提请英王批准。”
这个“如果被采纳，将会使大洋两岸幸福”的计划草案没有结果，富兰克林深感遗憾。他的收获是同其他殖民地的有影响的人建立了友谊。通过和他们的交谈，富兰克林关于英帝国及其美洲殖民地的思想成熟了。他认为两者除了被大洋隔开外，应是一体的；美洲殖民地应加以扩大，应向阿巴拉契亚山那边求发展；如果让法国人占据那块土地，将是永久性的威胁，英国人应深入有争议的地区去保护业已得到的一切；和印第安人保持和平贸易关系，向他们购买土地，使其繁荣发展——他们也在英帝国境内。在英国和美洲殖民地的关系中，富兰克林始终坚持和强调的一点是殖民地应有自治权。他在会后的归途中，在纽约、新英格兰一带作了短期停留，为此和不少持不同看法的人进行了争论。他认为北美殖民地在英国国会中应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制定与殖民地有关的立法；如果不允许美洲殖民地代表进入英国国会，那么国会应注意立法的公正性，不应只顾及英国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损害殖民地的利益。否则便存在着“未来的分离之危险”。
在美国革命前20年，富兰克林实际已预言了这场革命。
1755年1月或2月初，富兰克林从波士顿回到了费城。这时，费城的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在战争拨款的问题上，州长罗伯特·亨特·莫里斯不同意由议会决定哪些方面的费用由议会拨款，议会则声言，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维护自己的土地同等重要，哪怕战火迫近，也不放弃自由和权利。双方各执己见，陷入僵局。富兰克林立即投身到这场对代表业主特权的州长斗争中去。
同时，战争在继续。英军计划了从新英格兰和纽约进攻尼亚加拉、克朗、波因特和阿卡迪亚的军事行动。由于不允许各殖民地联合抗敌，建立自己的武装，只得从英国本土运兵到北美作战。1754年12月，两团英国正规军由布雷多克将军率领运往北美，于次年2月在弗吉尼亚的汉普敦登陆。4月，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在亚历山德里亚同麻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州长会谈，商定布雷多克军队的军需和运输的负担由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三州承担。弗吉尼亚招募了年轻的美洲士兵加入布雷多克的军队作战，宾夕法尼亚则派富兰克林为这支军队解决行军中的运输问题。
由于听说布雷多克对教友会的信条抱有强烈的偏见和敌意，富兰克林假意以邮政总代理的身份与布雷多克商量如何最快捷、最稳妥地保证他同各州州长之间的信件往来，而隐瞒了议会代表的身份和真实使命。
富兰克林带着随行的儿子在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找到了布雷多克将军。那天布雷多克正焦急地等待他的副官们征集运货车辆的消息。在这样等待的几天中，富兰克林利用和将军一同进餐、一同消磨时间的机会，在交谈中消除了他对宾州议会的成见和误解，并表示愿意帮助他作战。正当富兰克林父子准备动身返回宾州复命时，征集马车的报告到了，副官们征集到的只有区区25辆货车，其中还包括一些破旧得不堪使用的。布雷多克闻讯大惊失色，埋怨英国政府命令军队在缺乏运输工具的地区登陆。副官们也纷纷议论说这次远征必败无疑。
这时，富兰克林插言说，如果在宾夕法尼亚登陆，那里每一家农户都有运货马车。布雷多克听了，马上请富兰克林帮他们设法征用马车。在谈定给车主的报酬后，富兰克林在兰卡斯特登了一则广告，以切身利害关系，实际上也利用了自己的号召力，为英军征集了150辆四马货车和两百余匹驮货的马，并亲自担保车马若有损失，照价赔偿。不久，又为军中的军官设法解决了一些日用品。其后，富兰克林应布雷多克之请，继续为其军队采办军粮。
布雷多克对美洲殖民地人民和印第安人的作用估计过低，对于随在军中的100多名印第安人很冷淡，渐渐地，这些本可以作为向导、侦察兵的印第安人离开了他；而他对自己的军队的战斗力十分自信。他告诉富兰克林说，他打算拿下法军从弗吉尼亚手中夺去的杜奎恩堡垒以后，便直取尼亚加拉，然后进攻弗兰提纳克。并预计三四天内便可攻下杜奎恩保。当富兰克林提醒他注意印第安人的伏击战术时，布雷多克却回答说：“这些野蛮人对于你们未经训练的美洲殖民地民兵来说可能是强敌，但对英王陛下的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来说，先生，他们是微不足道的。”
不久，布雷多克率军向杜奎恩堡进发，在距目的地9英里处，军队刚渡过了河，先头部队因等候全军渡河也停了下来，埋伏在这片林间空地周围的树林和灌木丛后的敌军乘英军比较集中之机发起进攻，英军措手不及，加上有辎重马车随行，全军秩序大乱，被敌军杀得惨败。布雷多克手下军官的三分之二、士兵的一半以上战死，将军受了重伤，几天后便死去了。率领后军押送粮草辎重的丹巴上校闻讯后，不仅不率领手下的1000余名士兵去与击败前队的400余敌军作战，以洗雪战败的耻辱，反而仓惶逃窜，一头扎进费城，不思战斗了。富兰克林后来对此写道，“这件事第一次使我们美洲殖民地人民想到：我们对于英国正规军的英勇无敌推崇备至，是毫无根据的。”
本来，富兰克林夹在布雷多克和议会中间奔走，既要调解误会，又要劳碌实务，而“双方对我的期望都超过了他们应该期望的，而有时候因为我没有办我办不到的事、我没有防止我防止不了的事而责怪我”（6月26日给柯林森的信），这些都使他“讨厌这些口角。如果我不爱国家和人民，我愿立刻就搬到有一个较平和的政府的康涅狄格去，在那儿我也有许多朋友，可以过得够愉快的”（8月27日所写）。然而，布雷多克军队的溃败把富兰克林留在了宾夕法尼亚。议会通过拨款5万镑，但要向人民、也要向业主征税，遭到州长的反对。双方冲突又起。富兰克林刚借助新任英军司令谢利将军之力才了结了他出面担保的车、马赔偿费，宾夕法尼亚已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已没有英军阻挡的法国军队，随时可能武装进犯；印第安人由于法军的胜利，转而与边疆地区的英国人为敌。尽管“六族”的官方还保持信用，但一些战士已投奔了法国人。1737年以来一直有所不满的特拉华部，现在开始报复了。西部的印第安人和特拉华部一样怀着敌意。由于没有英军的保卫，宾夕法尼亚必须武装起来。富兰克林不可能避开这一切，去寻找个人的安宁。
★在边境危机的日子里
在1755年外敌环伺、内争不断的乱世中，富兰克林的感情深处，的确出现了一块新的净土，那就是他和凯瑟琳·雷的友情的开始。
那是在出席奥尔巴尼会议之后，从1754年9月到1755年1月，他辗转在纽约、新英格兰同朋友们、特别是在波士顿同麻萨诸塞的州长威廉·谢利讨论关于殖民地联合的问题。就在他于1755年1月从波士顿返回费城的途中再次见到凯瑟琳·雷时，他们成了终生的好友。
凯瑟琳·雷那年23岁，是布洛克岛的西蒙·雷的女儿，通过她的母亲，和该州最有名望的家族沃里克的格林家是亲戚。她的一个姐姐朱迪丝嫁给了波士顿的托马斯·哈伯德，富兰克林似乎是在波士顿和朱迪丝及凯瑟琳见过面。凯瑟琳的另一个姐姐安妮嫁给了罗德艾兰州威斯特利的塞缪尔·瓦尔德。富兰克林在归途中去访问过那里，在新港及威斯特利见到了凯瑟琳，两人过从甚密。在不长的一段日子里，他们曾长时间地漫步在郊外；他曾注视着她制做蜜李，对她说“你的手真可爱”；他们也曾有过亲切的长谈，她喜欢他向她献殷勤。最后，他们在布洛克岛海岸告别，她将渡海回家，他则踅转威斯特利。
其后就是通信往来。富兰克林刚回到家中，凯瑟琳的信便到了，信的日期是1月20日。但是富兰克林由于忙于本城和本州及布雷多克军队的众多事务，不是碰巧外出、过了很久才看到她的信，就是读到信后也无暇回复。这种情况使得为富兰克林担忧的凯瑟琳写来更多的信。最初的几封信甚至被她自己后来、也被富兰克林认为是“不够谨慎的”。
富兰克林给凯瑟琳的第一封信写于1755年3月4日，信中写道：
“得知你安全无恙地抵达家中，给了我很大的快乐。当我看到你乘着那样的一叶轻舟下海而去，在波浪中颠簸着，我想得太多的是危险。但一位生病父母的召唤是强劲和正当的。我站在岸上，目送着你，直到我即使戴上眼镜也辨不出你的身影为止。然后我回到你姐姐家中，为你安全渡海而祈祷。
“我慢慢地，极不情愿地离开了新英格兰……我几乎忘了我有个家，直到我朝着它走过了大半路程，直到我一个一个地和我在新英格兰的朋友们作别，踏入康涅狄格的西界，完全置身在陌生人中。那时，如同一个埋葬了他在这个世界的所有至爱亲朋后，开始想到天堂的老人，我开始想见家，希望回到家，而且，离家越近，我感到那股吸引力越来越强。我的急不可耐加快了我不断行路的速度。我拼命地向前赶路，憋足了劲，使我短短几天的功夫便到了我自己的家，扑进我贤惠的老妻和孩子们的怀抱中，就那样不动，感谢上帝，在那一刻是那么美好幸福。
“易感时令的人抱怨说东北风加重了他们的病痛。但自从你说要让这风送来你的吻，而且我发现你是守约的，它对我来说就是最令人愉悦的风了——它吹来时给了我最好的心境。我写此信时，正有一场东北风暴风雪，是今冬我们所经历的最大的一场。你的信与雪片一同来到，那雪片像你少女的童贞一般纯净，如你可爱的胸一样洁白，也一样冷，但愿它对某位配得上你的青年热起来吧，让老天保佑你们俩得到一切幸福。
“代我向你尊敬的父母以及姐姐致意。让我经常听到你的好消息，因为我不大可能再有幸见到你。请接受我和我妻子对你和你的亲戚对我的好意致谢。亲爱的姑娘，请公平待我并相信我是你亲切的、忠实的朋友和恭顺的仆人。”
就在他写这封信的前一天，6月28日，凯瑟琳写了她焦虑万分的第二封信。信中写道：
“亲爱的先生：原谅我写的信，在信里我告诉你，是对你的极大关切使我不能沉默，因为见不到面，没有减少反而加深了我对你的感情。后来，我的三封信（3月3日、31日和4月28日）都没有得到你片纸只字的回复，使我极感不安，动辄落泪。的确，我写了那么多，你却泰然处之视同无物，要不就是没收到我的信，在那些信里，我告诉你了上千件我从不曾让他人知晓的事，因为我知道这些事告诉你是万无一失的。我只求有一两行字的回话来和我的那些信相抵。告诉我你很好，并宽恕和爱我哪怕只像我爱你的千分之一，我也就满足了，并保证改过。我极不情愿还没告诉你从我上封信以后的一些重大变化就结束这封信。但我已答应你了，因此，我将祈求上帝降福于你，并且，亲爱的先生，我自认是你最真挚、亲切和忠实的朋友。”然后，她又加上了一句：“请保重身体并接受这些蜜李，它们中的每一个都照你一向喜欢的那样用糖腌过了。”
但是，这么一封忧思万千的信却在3个月后才被忙于政务的富兰克林收到。9月11日，趁议会休会之机，他给她回了第二封，也是最长的一封信。信的开头写道：“走开一小时吧，公务，让我和我的凯蒂①谈上一小会儿”，然后解释说是“不间断地忙于公事”迫使他疏忽了“私人通信”，接着是：
“你在最后一封信里问我可好和在做什么，是否每一个人都还爱我以及为什么我让他们这样——
①凯蒂：凯瑟琳的昵称。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可以说，感谢上帝，我从不记得我曾像现在这样好过。我仍然享受着一个有节制的男人可以想到的一切生活乐趣，而由于利益，它们又都在我的控制之下。……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得承认（你可别妒忌），更多的人比以往更爱我了；因为从我见到你以后，我能够为这个国家和军队出了一些一般的力，因而国家和军队都感激我、赞扬我，并说它们爱我。它们说这些如同你以前一样；而如果我想从它们那里索取什么好处，它们或许会一定拒绝我；因此我从被人爱中得不到一点实际的利益，只是令我的心情愉悦。
“现在，从我得知你的一点音讯已有4个月了，但我并未生你的气，因为那是我的错。我欠了你3到4封信，只要我不补上，你就不会再相信我了，你是有理由的。可是相信我，我是诚实的，而且尽管我从来没有与你一样地回信，但你将看到，我会作仔细的叙述。同等地回复我永远办不到，尽管我应该让每趟邮差都带去我的信，因为我从你的一封信中得到的快乐比你从我的两封信中得到的还要多。那些琐碎的新闻，朋友们家中发生的事，你对人刻画出的自然的画面，那些理智的观察和思考以及你表达每一件事时那种聊天式的笔调，都增加了我的快乐，这些更使我回忆起了那些时光和里程：我们愉快地交谈，即使是在冬天里的一段行程上，在一条走错的路上，在一场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暴雨中，……
“富兰克林夫人对于一位年轻小姐对她年老的丈夫会如此关切而感到自豪。……她相信你是一位理智的姑娘和令人尊敬的家庭主妇，谈起要将我遗赠给你；但我应该希望你能有一位更好的，而希望她活上一百年。因为我们正一块变得年老，如果她有什么缺点，我也已经如此习惯，已经感觉不到了。……的确，我开始感到不怎么像想到你那样想到她，但正因为她愿意我爱你，如同你愿意被我爱那样，还是让我们一道来祝愿这位老夫人长寿和快乐吧。”
然后，他向她致以他妻子的问候，并向她的自己并不认识的父母致意，还附加了一句：“萨丽说：‘爸爸，告诉凯蒂小姐说我爱她。’”
10月16日，为了回复凯瑟琳6月28日那封忧心忡忡的信，富兰克林写了一封笔调活泼诙谐的信，信的最后说：“……当我再有幸见到你时，会发现你像我的葡萄树结了葡萄串一样，身边围着一些肥胖、水灵、红润，像他们妈妈一样漂亮的小淘气。再见。开会的铃响了。我得到那些严肃的面孔中去谈论政治了。……附言：李子已安全运到，由于你提到的原因，它们很甜，使我很少吃糖了。”
富兰克林和凯瑟琳从1755年1月在一起盘桓过数日后，一直到1763年7月才再次见面，那时，她早已于1758年嫁给了威廉·格林，生了她六个孩子中的两个。富兰克林带着女儿萨拉在去波士顿的途中到他们在沃里克的农庄去访问她和她的丈夫。那以后，他们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1775年富兰克林往坎布里奇去同华盛顿会晤时的顺访，一次是凯瑟琳偕其丈夫在1776年到费城探望富兰克林。但他们的友谊在相识后的30多年中始终未断，不时有书信往来。富兰克林83岁那一年在给凯瑟琳的信中写道：“我一生的幸福之中，包含着你的友谊。只要我活着，我便会愉快地想起它。”
而在他们友情初建的那一时期，尽管他们都理智地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的只是友情，但显然都感觉到了一些超过友情的东西。年轻的凯瑟琳为富兰克林那超越年龄的魅力所吸引，年届50的富兰克林则一眼就看到了凯瑟琳的迷人之处，多少有些相互倾心。在凯瑟琳这方面，这种情感似乎更加令她难以自持，而富兰克林毕竟是富兰克林，他深情而又冷静、理智的信将他们的关系界定在“友情”的范围之内。因为他眷恋着他相濡以沫的老妻，眷顾着他的家庭和孩子，他也真正地关心着凯瑟琳，特别是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属于自己和某一个人，而是属于他的人民和国家。他有着远为广大的世界。
当时，他的人民和国家正处于外部侵略的威胁下，他几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防御外侵的“公务”中去了。
1755年，边疆离费城已经很近，而且越来越近，不时进行袭扰的俄亥俄的印第安人出没在距费城不到100英里的内地丛林中。城镇尚未受到武力进犯，但一些孤立的偏远的居民点和农场却受到焚掠，常常是一家人全部被杀、剥去头皮，却没有人去保护他们，甚至没有人把他们的死讯带给他人。到了这年秋季，这种袭击越来越频繁，整个边境一片恐慌，城镇中挤满了逃难的人，混乱不堪。州长和议会再不弥合他们的分歧而后采取行动，宾夕法尼亚将永无宁日。
宾州议会通过了拨款6万镑的决议，但要求业主也应纳税。这时，一直顽固不化的业主由于受到伦敦方面一些了解议会、业主之争的人士指责业主破坏殖民地防务、理应剥夺其在殖民地的权益的舆论压力，也命令他们的总管拿出5000镑，以“礼物”的形式捐助宾州的防务。富兰克林劝说州议会接受了这笔捐赠，同时规定了只有议会拥有批准用于“王事”的供给的权利。州长也首肯了。这样，尽管矛盾仍未解决，议会同州长亦即业主暂时达成了妥协。富兰克林又起草了一个建立和训练国民自卫队的议案，其措辞尽量注意使反对战争的教友会教徒可以接受。11月25日，议案在议会通过。该议案规定，该州的自由人组成联队并选举自己的指挥官，由州长或司令官批准。因此，这一次的国民自卫队与1747年的不同，因为它具有法律地位。议会还指定了一个以富兰克林为首的七人委员会管理军费开支。
这时，边境的风声更紧了。有消息传来，一伙肖尼族印第安人袭击了位于费城西北75英里纳登赫廷，杀死了那里所有没来得及逃入森林的居民，焚毁了那里的房屋。闻讯逃离家园的诺桑普敦县和柏克斯县的农场主们携家带口地涌入费城。加强边防已是刻不容缓。七人委员会命令征召了300人入伍去防守边境或驻守即将修筑的碉堡。为了动员民众，富兰克林写了一篇《关于宾夕法尼亚目前局势的三人对话》，登在12月18日的《宾夕法尼亚报》上。文中尽可能提出了一切反对建立国民自卫队的观点，然后逐一地加以反驳。
就在12月18日这一天，富兰克林率领50名骑兵和3辆宽轮大篷车，出发前往摩拉维亚教徒聚居地的中心城市伯利恒。与他同行的有前州长、现任参事会参事的詹姆士·哈密尔顿，议会的计财委员会主席、教友会教徒约瑟夫·福克斯。若论官阶，哈密尔顿是远征队的头儿，他此次出行的目的之一是监视富兰克林的行动，向州长报告。然而，在过了一周左右官衔没有任何意义的跋涉生活后，有才干的人成为真正的负责人，这就是富兰克林，以他的儿子为助手。
宾夕法尼亚的边防是从特拉华西南的伊斯顿经莱希的伯利恒到舒基尔的里丁一线，在这个地点的后面有蓝山山脉的保护。距伯利恒不远的纳登赫廷是这一线的突出部，既容易受敌方的攻袭，但又是天然的设立防御堡垒的理想地点。倘若法军在此派军驻守，便可经常骚扰宾夕法尼亚全境，因此，委员会决定在此招募国民自卫队驻防，将这一业已荒凉的小村变为边防的天然堡垒。此外，委员会还准备在整条边防线上的山区内每隔一段距离设下一处哨所，派兵把守，防止敌军进犯和扰民。
富兰克林一行到了伯利恒，发现那里的防务井然有序。是纳登赫廷的毁灭警告了这个爱好和平的教派的居民。镇上的主要房屋都用栅栏围护起来，室内的窗户与窗户之间堆放了许多铺路石，以备妇女用它们打退企图侵入房屋的敌人。他们还从纽约买回来枪支弹药以便自卫。由于伯利恒的防务情况良好，富兰克林一行人在那里只过了一夜便向伊斯顿去了。
同伯利恒相比，伊斯顿一片混乱：食物储备已经耗尽，人们已准备放弃这里逃往费城。富兰克林当即着手组织城防。他在主要街道的两端设下岗哨，派出一支巡逻队绕城巡视，注意印第安人的动静，清除城镇周围的灌木丛，并安排通讯员定期到最偏远的农场去进行联络。同时，他和其他的巡察官员一道征集了两百名自卫队员。
10天后，他们离开伊斯顿前往里丁，到达那里时已是1756年元旦的下午。宾州州长莫里斯正在那里等他们共商同保持友好立场的印第安人签订条约以及防务措施的问题，然后同返费城。
然而，元月3日，一名通讯员来告知说，设防不久的纳登赫廷在元旦那天遭到印第安人袭击，守军中未战死者都被驱除。边防线上最薄弱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又一次暴露在敌方的攻击面前。正在会谈的州长及巡察官们决定悬赏40西班牙元收买战死的印第安人的头皮。同时，决定派一名巡视官返回纳登赫廷重建那里的堡垒。富兰克林被选中了去执行这一危险而艰巨的任务。元月6日临行前，富兰克林从州长莫里斯被授予在诺桑普敦施行行政管理，分发军火，任免自卫队军官的全权。
这并非出自州长的本意。他在纽约和麻萨诸塞、纽泽西的州长举行商谈，回到费城后，发现费城国民自卫队已选举了富兰克林为指挥官。这不是个令人愉快的消息：富兰克林是议会同业主势力作斗争的核心人物。州长和州参事会在批准选举结果时迟疑不决，一味拖延。直到国民自卫队在州长家的门前举行了一次游行，才使他同意认可了那一选择。
富兰克林在伯利恒逗留了一个星期，一边安抚民心，一边征召民兵前往纳登赫廷，并派出部队守卫位于山区的城镇。元月15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他们即将出发，“我们一起有130个人，一定要小心行事，不让我们的疏忽大意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元月15日，富兰克林率领着他的人马，包括士兵，一队熟练的伐木工人，边区农民，7辆大车各配置了6匹马，一名医生和一名随军牧师。在向纳登赫廷行进途中，队伍的两翼都派出了侦察兵在山林中搜索前进，以防敌人的袭击。富兰克林在艰苦行军的途中度过了他的50岁生日。
18日，他们抵达了纳登赫廷，那天是星期日。到星期五，他们的堡垒完工了。堡垒由新砍伐的木头一根接一根、牢固地栽在地里，地面部分高达4米，形成一堵高墙，墙的内侧搭有2米高的木板踏脚，供守军士兵站在上面从墙上的枪眼向外射击。整个堡垒长8米，宽17米。防御没有火炮的印第安人，这样简陋却也坚实的堡垒足够了。到第二个星期日，他们升旗鸣枪，用州首席法官的名字将这堡垒命名为“艾伦堡”。那天，富兰克林写信告诉妻子说：“我们一天比一天过得舒适些了”。当时，富兰克林和他手下的军官们总算可以睡在木堡内的地板上了。后来他在信中告诉妻子：“我想给你写封长信，可这里进来了一些人，从各个不同地方来的。他们有事找我而打断了我。我们只有一个房间，什么都相当公开。”已经习惯过舒适生活的富兰克林在边防线上的艰苦环境中却一直保持了愉快而幽默的心情。
后来，他们又筑起了两座木堡：艾伦堡以东15英里处的诺利斯（州议会议长的名字）堡和以东同样距离处的富兰克林堡。在此期间，富兰克林已在诺桑普敦县组织了13个联队共计500人左右的国民自卫队，分布在从纳登赫廷到伊斯顿之间的防线上，并解决了这支军队的装备、供给和相互联络等问题。由于仍然不断的敌方偷袭而出现的难民也得到了安置。他还亲自率侦察队往周围地区的树林中搜索印第安人，虽然没有找到印第安人的踪影，却使印第安人看到了他们升起的营火，加之已知道白人在这一带建了堡垒，派驻了守军，于是，印第安人一时不太敢于出山袭击了。
2月1日，议会开会的通知到了，开会日期是2月3日。
富兰克林带儿子立即上路，在2月5日夜里赶回了费城。在议会开会期间，费城国民自卫队2月24日正式选举了富兰克林为指挥官，得到州长的批准。在富兰克林第一次检阅了费城自卫队后，官兵们伴随他回家，并一定要在他家门前鸣炮致意。结果，炮声将富兰克林实验室里电学仪器上的几块玻璃震掉摔碎了。另一个结果是这炮声引起了宾州业主托马斯·宾的忌恨，他指责富兰克林是要倚仗手中这支军队攫取宾夕法尼亚的政权，并请求英国邮政大臣免除富兰克林北美殖民地邮政总代理的职务，被委婉地拒绝了。
就在托马斯·宾在英国得到关于此事的报告，并极尽其能事，在内阁控告攻讦富兰克林时，富兰克林已经在弗吉尼亚的威廉堡了，“快乐得像一只鸟”（他3月30日给妻子的信）。4月2日，他被威廉和玛丽学院授予荣誉学位。5月，他回到宾州议会开会。6月，他带了一份请愿书到纽约交给行将卸去赴美英军司令之职的前州长谢利，谢利不久要动身去英国。他的赴美英军司令之职将由7月赴美的劳顿勋爵继任。后来富兰克林同劳顿勋爵见过几面，但他并没有真正地陷入到军务中去。
当富兰克林返回费城时，宾州议会和州长、业主的斗争正在激烈进行。业主和州长这次想把富兰克林争取到他们的营垒中来。州长莫里斯提议由富兰克林以将军衔领兵前去夺取杜奎恩堡，但富兰克林看出了他们的用意，因而并不热心。不久，莫里斯便去职了。8月，继任的州长丹尼上尉从英格兰为富兰克林带回了皇家学会1753年授予他的金质奖章。在费城为丹尼举行的招待会上，丹尼把奖章交给了富兰克林，并作了表达敬意的致辞。饭后，宴席上的人们还在喝酒，丹尼把富兰克林拉到一间空房里，大谈对富兰克林的好感，然后话题便转到了议会业主之争上来。丹尼极力证明业主对于宾夕法尼亚怀有良好的意图，希望富兰克林从中斡旋，使议会放弃对业主的各项措施的抵制，使业主和他的臣民言归于好，会有利于宾州的政务，富兰克林本人也会得到业主的酬谢和报答。
富兰克林对此的答复是，“感谢上帝我的经济情况很好，我不需要业主给我任何恩惠；同时，作为一个议员，我也无法接受业主的任何赏赐”。他也说道：“我和业主之间并无个人的嫌隙，任何时候只要他提出的公共措施符合人民利益，我一定会比别人更热烈地拥护和赞成。我过去之所以反对是由于业主提出的措施显然只为业主的利益服务，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富兰克林对州长对他表达的好意表示了感谢，并表示愿尽力使他顺利执政，但希望他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带来业主的指示，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对这些，州长未作回答。
事实上，州长既为业主所委派，就不可能不按业主的意旨行事。在后来的施政过程中，州长和州议会的争执一如既往，而富兰克林仍然站在议会方面斗争的最前列：第一次要求州长将对业主的指示通知州议会的请求是富兰克林写的，后来议会对这些指示的反对意见也是富兰克林执笔的。但是，他和丹尼之间却维持了相当不错的私人交往。富兰克林从丹尼那里获知，他早年的朋友詹姆士·拉尔夫现在是英国最卓越的政论家之一，他的散文被认为是第一流的，但他的诗却遭人鄙薄，声名不佳。
4月14日，州长向特拉华族印第安人宣战，颁布了以重金悬赏印第安人的俘虏或头皮，包括妇女和12岁以下的儿童。这种无情措施的施行使大量的教友会教徒辞职离开了议会，非教友会教徒在议会中占了多数。在议会通过拨款议案时，州长仍坚持业主不能依例纳税。9月，议会按州长的条件决议拨款3万镑用于军务，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在自身权利问题上作了妥协，但决定向英格兰奇去一份抗议书。
到了年底，宾夕法尼亚的形势空前危急：法军仍然占据着杜奎恩，8月以来还拿下了英军在奥斯维格的堡垒。11月，一队印第安人袭击了艾伦堡，守军或被杀或被俘，剩下的被迫逃离，并烧毁了村庄和富兰克林指挥建造的木堡。莱希空地向法军敞开了。
12月，州长要求议会拨款12万5千镑用于来年的军务，议会只拨款10万。1757年1月，州长否决了这项议案，并说要将议案的副本上交国王。议会则于月28日决议派代表到英国去提交自己一方的理由，次日，又决定派富兰克林出使英国。正在这时，驻美英军司令劳顿勋爵来到费城，找富兰克林和州长晤谈，谋求调解此事，打开僵局。但劳顿主要是劝说议会方面依从州长的意图。富兰克林回忆当时的情形是，“他恳求我利用我的力量和他们一道来达到这个目的，他声言他不能分出英王的军队来保卫我们的边境，如果我们自己不继续作防御准备，我们的边境必然容易遭受敌人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下，富兰克林说服了议会，只是在这场合下让步，而不在原则上让步。议会另外通过了一项符合业主指示的议案，州长立即批准了。
同时，富兰克林作为州议会的使者，于4月4日偕同儿子一道，离开费城往纽约搭船，直奔伦敦向英王请愿去了。在纽约，经过长达两个多月的无谓拖延，一直到6月中，富兰克林乘坐的船才随船队驶离纽约。途中，船队几次遭到了敌船的追击，还差一点撞到礁石。富兰克林却在研究船速同载货、装帆和驾驶方法的关系，并注意到了灯塔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他为《穷理查历书》写了新序言，即《亚伯拉罕老者的讲话》。一个多月过去，船终于在英国南部的海港法尔默斯靠岸。富兰克林父子下了船，立即出发前往伦敦，在途中“只稍作停留参观了索尔斯伯里平原的史前石柱和威尔顿的潘布洛克勋爵的宅邸、花园以及他的珍奇古玩”，于7月26日到达了伦敦
五、不辱使命
★业主必须纳税
富兰克林父子于7月26日天晚时到达伦敦，第一夜是在米尔山的彼得·柯林森的家中度过的。第二天，富兰克林在柯林森家接待了到伦敦后的第一位造访者——威廉·斯特拉汉。柯林森是教友会教徒、商人，皇家学会的会员，多年来，富兰克林就是通过他向皇家学会报告他的电学实验和观察的结果的；威廉·斯特拉汉是伦敦的出版商，出版过约翰逊的辞典、休谟的第一部历史和后来亚当·史密斯、吉本、罗伯逊和布莱克斯图恩的著作，和富兰克林是通信14年的朋友却未曾谋面。他们两人和富兰克林一见面，便被他迷住了。斯特拉汉后来写信告诉黛博勒说，“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在每一方面如此完美地与我相投契。有的人在这方面，有的人在另一方面，而他是在所有各方面都同我合得来。”
几天以后，富兰克林父子已找好寓所，安顿下来，着手办理他此行身负的公务。
他首先去拜访了约翰·福瑟吉尔医生，几年前，富兰克林给皇家学会关于电学实验的信就是在他的敦促下方得出版的。福瑟吉尔得知富兰克林的来意后，认为他不应立刻就直接向政府申请，而是应该先向业主提出请求麦加拉派古希腊小苏格拉底派之一。由麦加拉（Megara，，并准备替富兰克林安排同业主托马斯·宾会面。
在等待同托马斯·宾晤谈的期间，柯林森通过弗吉尼亚大商人汉布雷介绍富兰克林拜会了枢密院议长格兰维尔勋爵。见面以后，彬彬有礼的格兰维尔勋爵询问和谈论了一番美洲的现状后，谈话便转入正题。格兰维尔说：“你们美洲人对于你们的政体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你们认为国王对州长的训令并非法律，以为你们可以任意决定遵守与否。但是这些训令……都是先由熟知法律的法官们起草，然后由枢密院考虑、辩论或修改，最后由国王签署。所以这些训令对你们来说是国法，因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富兰克林听了这话，回答说，“这对我是闻所未闻。根据我们的宪章，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法律是由我们的议会制订的，它当然要呈请国王批准，但一经批准，国王就无权加以废除或更改。所以虽然议会不经国王的批准不能制订永久性的法律，但是不得到议会的同意国王也不能立法。”
谈话的结果是双方都认为对方是错的。就这样，富兰克林告辞回寓所去了。和格兰维尔的谈话在他的心里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他看出，国王的一位大臣谈论此事的口吻同业主们竟然如出一辙，他感到这次到伦敦向国王申诉文》等。②卡尔·李卜克内西。见“历史”中的“卡尔·李，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
8月中，富兰克林和以托马斯·宾为首的业主在春园举行会谈。富兰克林陈述了议会申诉的要点，但业主们要求他用书面一一列出来交给他们。8月20日，富兰克林把一份书面的申诉要点交给他们时，他们又要他和他们的律师谈。富兰克林拒绝了，声言除了业主本人他不和其他任何人谈判此事。
这以后，直到1758年11月，业主们才准备了一份答复寄给宾州议会，指责富兰克林没有按正常礼节处理此事，理由是富兰克林在交给他们的申诉要点上没有写上“宾夕法尼亚州真正的绝对的业主”的称呼。然而，就在一年多的时期里，宾州议会已经说服丹尼州长通过了一个议案，规定业主的财产也要像人民的财产一样纳税。议会已没有必要回答业主的责问了。而业主们所要做的就是当这个议案送到英国来的时候，设法阻止国王加以批准。
就在焦急等待的过程中，富兰克林病倒了，一病就是8个星期。起切，他感到忽冷忽热，当冷或热过去时进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民主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他便认为自己痊愈了，挣扎着企图出门去办事。不想一开门吹了风，马上又病倒了。他写信告诉妻子说：“我的好医生〔福瑟吉尔〕对我违背他的警告和嘱咐十分气恼，要我保证以后更加注意。他非常细心，非常亲切地照料我，贤惠的房东太太也好心地伺候我。”这封信写于11月22日，是福瑟吉尔允许他写的第一封信。
他在恢复期间，还接待了不少来访者。其中有麻萨诸塞前州长谢利，富兰克林在殖民地邮政事务上的合作者威廉·亨特，还有詹姆士·拉尔夫。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拉尔夫友善而忠实，他得知他在美国的女儿和外孙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但他不愿意让他现在的妻子知道他有这个女儿。富兰克林告诉妻子，“在难得的晴天，我冒险在中午时分到室外去。我碰上的同有识之士的愉快交谈，名人们对我的注意，是在目前远离家庭和朋友的痛苦中给我的最大安慰。”在养病当中，他到周围的店铺去为妻子和女儿买礼品，包括各式各样的时装和衣料。到1758年2月，在房东太太的帮助下，他托运回去两箱这类礼品。6月，他花了一大笔钱——42个畿尼①——买下了上次因朋友的劝阻没有买的大键琴②，送给女儿。思乡病折磨着卧病后感情脆弱的富兰克林。他体力稍有恢复，便去出席皇家学会的宴会，频繁地乘车去怀特莱恩、去蒙塔古宅邸，去朋友的家中以排遣乡愁。
①畿尼，英国旧时的金币名，相当21个先令。
②大键琴，钢琴的前身，盛行于16、17、18世纪。
在业主们拖拉延搁答复的长时期里，富兰克林不期然而然地有了从事科学探索的空闲。这次到伦敦来，他随身携带或是就地设计制作了最强有力的电学器械。1757年12月21日，他写信告诉皇家学会会长约翰·普林格尔关于在宾夕法尼亚时一例电疗瘫痪病人的效果的记述，他写道：“我从不知道对永久性瘫痪病进行电疗的疗效。我也不敢妄自断言，这种明显的短暂的疗效，由于病人作长途行走练习并每日到我家来，由于它对病人带来成功希望的精神作用使病人花更多气力去活动他们的肢体，会维持多久。”他和第一个在英国从空中引下雷电的约翰·坎顿成了朋友；他还为哈佛大学购买电气设备，认真地装配它，并为之配备了一份详细的说明书；
他还在1758年5月和儿子一道到剑桥大学和化学教授约翰·哈德里一道作蒸发实验，并由此想到许多用水的蒸发来降温或测风向的事例。
7月初，富兰克林到剑桥大学参加了毕业典礼，受到校长和副校长的隆礼相待。那以后，富兰克林父子就出发到诺桑普敦去探访他们祖先的家乡。两位美洲的富兰克林到了爱克顿，在那里，英国的富兰克林们在他们那块小小的自由持有地上生活了那么久。现在，那块土地已经被并入了另一家农庄，老宅子里办着一所学校，那是一幢衰朽的古老的石头建筑物，仍被人认做“富兰克林宅”。富兰克林家的祖先们就是在这幢宅屋里出生、结婚、下葬，一直延续了200年。富兰克林父子在教区牧师妻子的指引下，在教堂院子里找到了富兰克林家的墓碑。墓碑上长满青苔，碑文难以辨认。那妇人叫人拿来一把硬刷子和一盆水，把碑清洗干净，再将碑文临摹下来。然后，父子俩离开了爱克顿，向伯明翰而去，寻访黛博勒娘家的亲属，他们所在的地区比富兰克林家更为僻远。
回到伦敦，已经是9月，富兰克林接到了共读社两位朋友——书籍装订工斯蒂芬·波茨和测量局长威廉·帕森斯——去世的消息。富兰克林难过之余，回想起两个朋友的一生，不由得在给带信来的休·罗伯茨的信中感慨万千：“两个人都有不寻常的性格。帕森斯是聪明人，可老干蠢事；波茨是一位智者，做事却总是欠明智。假如‘知足’是使人幸福的手段，那么他们中的一个人没有享受过什么却总是拥有这手段；另一个人拥有一切唯独不拥有这手段。帕森斯置身财富之中却总是烦躁不安；波茨居于贫穷可总是笑容满面。那么看来是，此生的幸福与其说仰赖于身外的状况，不如说取决于内心世界，除了智慧和美德，邪恶与愚蠢的自然而然的影响，还有这样一种东西即幸福的性情或不幸福的性情。”
12月到了，看来是具有他所说的幸福的天性的富兰克林将他房里的壁炉改造一番，使它既省柴，散热量又大。他的朋友们纷纷仿效，一时间，这种炉子竟然相当流行起来。
1758年元月，波士顿出现了古怪的谣言，说富兰克林被授予从男爵爵位，并被任命为州长了。但富兰克林真正的实实在在的荣誉却是在2月12日被圣安德鲁大学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同年晚些时候，他到苏格兰去旅行，于9月5日爱丁堡给予他市下院议员和同业公会成员的荣誉。他会见了不列颠最敏锐的思想家大卫·休姆，苏格兰的历史学家、后来的爱丁堡大学校长威廉·罗伯逊，格拉斯哥的教授亚当·史密斯。富兰克林父子还造访了普列斯顿菲尔德的医学院院长亚历山大·迪克爵士。格拉斯哥的自然哲学教授约翰·安德森则陪伴富兰克林经珀斯到圣安德鲁大学，在那里，富兰克林得到了学位证书。
富兰克林此行结识的最亲密的朋友是爱丁堡的开庭法官卡姆斯勋爵。在回伦敦的途中，富兰克林在贝里克的卡姆斯家中停留了数日。卡姆斯夫妇在富兰克林父子前往约克的路上伴送了他们一程。富兰克林父子在约克郡和林肯郡逗留了几个星期后，年底回到了伦敦。富兰克林对苏格兰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认为它是他“将选来度过余生的国度”，对卡姆斯，他在信中除了友好的问候外，还谈到自己对英帝国的看法，他说，“我久已有了这样的观点，大英帝国未来辉煌和稳定的基础在于美洲；尽管如同其他的基础一样，它们既低且不为人所见，但它们之广阔和强大足以支撑起人类智慧从未树立起来过的最伟大的政治结构体。”美洲的富兰克林念念不忘的仍是北美洲殖民地。
在等候业主答复的时间里，富兰克林绝不只是等待，他要争取一切机会，为他的殖民地人民争取权利。他除了和见到的每一个可能有影响力的人谈这件事，而且诉诸于出版物，以求影响公众舆论，目的是“消除过去在人为和偶然的机会散布在这个国家的人民中不利于我们的偏见，为我们争取没有隔阂的人类的良好看法”。（1758年6月10日致州议会的信）。他计划出版一本书，把这场争执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书名为《宾夕法尼亚宪法和政府的历史回顾》。这本书于1758年6月写成，但其出版却被延搁了一年左右。书的作者是一名英国律师，匿名写的。书中犀利的语言刺中了业主的痛处，业主被激怒了，他们以为该书系出于富兰克林的手笔。富兰克林于1759年6月9日写到业主宾时，说：“无论我在哪里见到他，他那令人不快的表情中总是出现一种奇特的神情，那是由仇恨、愤怒、恐惧和烦恼混合在一起的神情”。作为业主，这些人每年从其领有的殖民地获得大笔的收入，但是出于阶级的偏见，他们自视为那一州的所有者，却又不愿对它的发展甚至安全负任何责任。这时，他们的感觉是在自由的名义下受到了威胁，这威胁不仅来自顽固的议会，也来自这个来到伦敦的狡猾的能人，煽动舆论来反对他们以便褫夺他们的领地。他们决心阻止这一企图得逞。
1760年6月，枢密院种植园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反对宾州议会通过、州长签署的发行纸币10万镑以及业主的地产也须纳税的议案，理由是它“公然践踏天赋公理，英国法律和皇室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原打算不久便到爱尔兰去的富兰克林留在伦敦度夏，参加对此案的审理。
在审理中，业主和他们的两名律师极力陈说如果按照这项议案向业主征税，业主必将因负担过重而破产。富兰克林和他的两名律师则反驳说，这个议案并不含有这样的意图，估税人员也都是诚实而谨慎的人，增加业主的税额对他们并没有多少好处，他们不会因此而违背他们要合理估税的誓言。
此外，富兰克林一方强调指出废除这一法律将造成的严重后果：宾州已经发行了相当于10万镑价值的纸币，用于英王军务，纸币已经在民间流通。法律若遭废除，纸币顿时成为废纸，不少人必将因此而破产，对宾州来说不啻一场灾难。
听到这里，枢密院的一位大臣曼斯菲尔德勋爵站了起来，示意富兰克林跟他出去。他们到了秘书室以后，曼斯菲尔德问富兰克林是否真的相信执行这项法律时业主的财产不会受到歧视。富兰克林作了肯定的回答。曼斯菲尔德接着问：“那么你不反对立约担保这一点吗？”富兰克林答道：“一点也不反对。”于是，曼斯菲尔德将业主的律师请来。经过一番讨论，双方接受了曼斯菲尔德的建议——在议案的基础上略作修改。
8月28日，种植园事务委员会表示赞同这项法律，但须对它进行某些修改。
9月2日，英王批准了这一议案。
在这项法案的审理中，业主终于认识到，达成妥协比废除法案要好，而富兰克林作的让步是微不足道的。这场斗争以宾州议会获得胜利而告终。业主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所要维护的封建特权在英、美社会已是过时的东西，英王自己在英国也是要纳税的。
9月中旬，富兰克林带着儿子心安理得地离开伦敦，去了考文垂，在那里又计划去柴郡、威尔士、布利斯特尔和巴斯，后来又游览了利物浦、格拉斯哥和伯明翰。到11月中，他们已回到了伦敦，而且就留在了伦敦，因为富兰克林已担任了宾夕法尼亚的官方代理人，暂时回不了美洲。
★伦敦的“家”
富兰克林在伦敦有一个“家”，它和他在费城的家有些相似的地方：人口很多，规模较大。这个家不仅给了他住处，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亲情，使他在旅居伦敦先后长达15年的日子里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这个家位于伦敦斯特兰德的克雷文街7号。是宾夕法尼亚在伦敦的代理人查理先生在富兰克林父子抵达伦敦之前就帮他物色好的。房东是一位孀居的夫人，名叫玛格丽特·斯蒂文森，带着女儿一块过活。女儿名叫玛丽，家人称她“波莉”。在斯蒂文森夫人的宅子里，富兰克林父子及其仆人占用了4间屋子。
富兰克林从费城带了两名仆人同行。一个名叫彼得，主要随侍富兰克林并打杂。到伦敦不到半年，他便熟识了城里的大小道路，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办事了。另一名是个奴隶，名叫金。金主要伺候威廉·富兰克林，有些笨手笨脚。他从美洲来到伦敦以后，逐渐熟悉和适应了新的环境，一年以后，他逃跑了，从此以后便不知去向。
在到伦敦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前，富兰克林雇了一辆马车作为专车，每月租钱12畿尼。这样，富兰克林有和善的房东斯蒂文森夫人照顾，有仆人侍候，出门有专用马车，平时和朋友们频繁交往，俨然有了一个新家：除了儿子以外，玛格丽特·斯蒂文森仿佛是他的姐妹，房东女儿波莉如同他的女儿，这种家庭气息在他苦苦思乡思家的时候给了他最大的慰藉，也是他长期远离真正的家庭生活的某种补偿。他始于1757年出使伦敦的客居国外的时间之长远远超过了他最初的估计，那时他预期可以在次年（1758）春季返回美洲，到了春季，他又以为可以在夏天和家人团聚，再后来，回家的日期一年一年地往后延搁。
到了伦敦以后不久，威廉·富兰克林便进入米德尔·谭波尔学校学习法律。他还是和在费城时一样，活泼好动，衣着打扮上追求时尚。富兰克林曾有意鼓励儿子和波莉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当初曾使父亲在生活上走过一段迷途的“年轻人难以控制的感情冲动”同样也在儿子身上起作用了。威廉开始和一些女人交往，一直到1760年初，一个不知名的女子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孩子被取名为威廉·谭波尔。富兰克林对儿子的行为感到沮丧，但是，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孙子，并且及时地将他领回自己在伦敦的家中抚养。1760年11月到1762年8月将近两年的时间中，富兰克林主要是在伦敦活动，只在1761年的八九月间和儿子威廉到比利时和荷兰作了一次短期访问。
父子俩参观了格亨特和布鲁吉斯的教堂，然后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洛林亲王热烈地欢迎了这位科学家，带他观看了自己的物理实验室。在莱顿，富兰克林拜访了马森布洛克。一年前，马森布洛克曾将欧洲所有电学方面的重要作品整理出一份目录表，送给了在伦敦的富兰克林。在海牙，富兰克林和英国大使一同进餐，他们准备回到伦敦，以便能赶上乔治三世的加冕典礼——在富兰克林心目中，乔治三世是一位贤德、开明的年轻君主。
在富兰克林和斯蒂文森家的关系中，他和波莉的交往值得一提。那是一种介乎父女之间和忘年之交之间的友情。
在威廉·谭波尔出生之前的1759年5月，不知道是由于富兰克林对威廉和波莉居间作伐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波莉离开了克雷文街的家，去和在埃塞克斯的万斯特德的一位姨妈住在一起。后来，波莉请求和富兰克林以自然哲学为话题定期通信。富兰克林在他1760年5月1日的信中答应了，但他也写道：“可为什么你要在决定（如我所听说的）独自生活的时候，借修心养性使自己成为对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来说更为亲切，更为合意的伴侣呢？如果我们如你所提议的研讨伦理和自然哲学，我想在我充分树立我作为导师的权威之时，我要先教给你一星半点‘责任’这一问题。”在同一封信中，他还建议她阅读他推荐的书，然后把她的思考和问题写信告诉他。
那年夏天，波莉从布利斯特尔写了信来，问那儿的水在春天还很凉，而在抽水的过程中，水却变暖了。对这个问题，富兰克林没有冒险去回答，他在复信中引用了他在谢尔登的书中读到的一个妇女所说的话，“在弄清事实之前勿作解释”。但他的下一封信却是他给波莉的信中最长、也最专业化的了，信中谈到的是河水的潮汐问题。写完了信，富兰克林才想到读信人对信中所写真的会有兴趣吗？于是，他用一句巧妙的道歉作为信的结尾：“在给一位年轻姑娘写了6大页对开纸的哲学问题以后，还有必要在最后致礼吗？这样一封信本身不就是致礼吗？”的确，并不是每一个姑娘都有机会读到这样一封信的。
富兰克林对波莉谈论得最为详尽的是关于“衣料上的日光热”问题，那是他多年实验得出的结论。他在信中写道：
“由于我找不到我的实验笔记来寄给你，我只得凭我的记忆来告诉你。……我从一个裁缝的图样卡上取下了一些各种颜色的小块宽幅布，其中有黑色、深蓝色、浅蓝色、绿色、紫色、红色、黄色和白色以及其他颜色和深浅不同的各种颜色。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把它们拿出去，铺在雪地上。几个小时以后（现在我已不能说出精确的时间了），那块黑布由于在阳光下变得最热，陷进雪里很多，仿佛是被光线按下去了似的；深蓝布也陷得差不多深，而浅蓝布则不如深蓝布陷得深。其他的由于颜色更淡，也就陷下去更浅；白布停留在雪面上，一点也没有下陷。
“在哲学上有意义的难道在实际中就没有什么用途吗？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得知，黑布不如白布宜于在炎热的阳光逼人的气候或季节里穿用吗？必须在阳光下行军或工作的士兵和水手应当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穿白色制服吗？夏天的帽子，男式或女式的，应该是白色的，因为白色可以把热量反射回去，那热量会使人头痛，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有致命的危害。”就这样，富兰克林用最简单的实验证明自己的看法，比欧洲人普遍知道在热带应穿淡色衣服早一个世纪，提出了浅色衣料这一明显的优点。
在伦敦期间，富兰克林还研制了一种称为“玻璃琴”的乐器。那是他根据理查德·波克里奇1743年发明的“音杯”的原理研制而成的。音杯是在一些不同大小的玻璃杯里盛上水，排在桌子上，每只玻璃杯音调的高低可以用增减杯中之水来调整。然后用手指敲击杯的边缘便可奏出曲调来。富兰克林从皇家学会得知了这样的乐器，他为“音杯”音质的甜美所倾倒，同时也感到它使用起来颇为不便。于是他便动手来改制。他订制了一套半球形的玻璃器皿，一共37个——刚好够3个8度音阶及其所需的半音之用——每一个的中央有一个孔。这些半球形的玻璃器皿大小不一样，最大的直径为9英寸，其他的直径依次缩小，最小的直径是3英寸。这些“音杯”被按大小依次穿在一根长轴上，相互重迭，但互不接触。穿上了“音杯”的长轴被水平地装在一只长匣里，长匣下面有4条腿放在地上，有些像大键琴，演奏者演奏时坐在这木匣前，用一块踏板带动，转动那根轴，就像带动一只纺车转动一样。同时用手指敲击动着的“音杯”的边缘。手指用力大小不同使得奏出的音有强有弱，也可任意使每一个音持续多久。富兰克林将这种乐器称为“阿莫尼卡”（玻璃琴）。
阿莫尼卡问世后，骤然流行于世，而且持续了很多年。在伦敦，一架按富兰克林的规格复制的阿莫尼卡卖到40畿尼一台。玛丽安·戴维斯于1762年初在英国公开演奏阿莫尼卡，然后带着它到意大利去旅行，并把它引进到维也纳的帝国宫廷，后来的法国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公主跟她学习过弹奏阿莫尼卡。琴音之优美悦耳使它风靡一时。在一次皇家婚典上，玛丽安用这个“富兰克林创制的琴”为歌唱家谢西利亚·戴维斯演唱的作曲家梅塔斯塔西奥谱写的歌曲伴奏。1764年，这种琴传回了费城，并在议会大厅公开演奏。在音乐之乡德国和奥地利，这种琴制作得最多，在很长的时期里，由于他发明的阿莫尼卡和避雷针，富兰克林在德国的乐坛和电学之苑中同样地享有盛名。阿莫尼卡在那里被人效仿、加以机械学方面的改进、调整。包括莫扎特和贝多芬在内的音乐大师为它谱写乐曲。到了1800年，阿莫尼卡忽然不再流行，原因据说是玻璃杯的震动对演奏者的神经有影响。
由于阿莫尼卡不再流行，后世一般不大提及富兰克林在音乐方面的才能，但他对音乐的确十分喜爱，也有很深的理解力。他在共读社的聚会上和同伴们轮流唱歌，创作歌词，还抽时间学习弹奏竖琴、吉他、提琴，也弹他的阿莫尼卡。不论是在费城、在伦敦还是后来在巴黎，他以此自娱并使朋友们开心。而在1757—1762年这段时间里，在工作之余，比起其他的各种写作和实验，他更加投入于他在音乐方面的发明创造，为之着迷。
1762年1月，富兰克林决定返回费域，由于英法正在交战，他得等待军舰护航。就在等待期间，牛津大学授予他民法博士学位。4月底他去了牛津。在30日举行的典礼上，宾夕法尼亚省在英王陛下朝中的代理人、北美邮政总代理、皇家学会会员、声名卓著的富兰克林被授予了这一学位。威廉·富兰克林在同日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其后便是朋友的挽留和离别。
斯特拉汉一直想让富兰克林留居伦敦，不再返回美洲。他曾经写信给黛博勒·富兰克林，劝她到伦敦来。但富兰克林知道自己的妻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远涉大洋到英格兰来生活，他也不会坚持要她来。后来他又认真地向富兰克林谈到自己的儿子和萨拉的婚事（在富兰克林到伦敦来之前，两位朋友曾在信中戏言此事，当时萨拉才六七岁，那男孩也只比她年长三岁）。富兰克林把这事转告了妻子。可黛博勒自己不肯到英国来，又不愿意萨拉离开自己，使得这件事只得作罢。其后，斯特拉汉仍不断劝说富兰克林留下来，但富兰克林的回答是：“你的劝说很有力量，可以说服我做任何事。但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我必须回去”。并说他此去可能是永远地离开英国了。但是，在富兰克林内心深处，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和斯特拉汉的劝说相应和。8月23日，富兰克林在即将登船之际从朴茨茅斯写信给斯特拉汉说：“目前，理智将我拉向大洋的彼岸，而意愿却叫我留在这里。两者中通常何者占上风，你是知道的。……倘若我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说服富兰克林夫人前来伴我，那就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船终于驶离了朴茨茅斯港。对富兰克林来说，那是一次长而愉快的海上旅行。“因为在一艘军舰的护卫下，我们有10艘船同行。天气宜人，风向也顺，不同船上的旅客不时地互访和共餐；我们还在令人赏心悦目的马德拉岛上游览，在途中小客栈中休息。在那里，我们补充了我们的食物储备，购进了许多点心。其时，正值岛上的葡萄收获季节，我们在客舱的天花板上挂起了一串一串的葡萄，在后来的好几个星期中，葡萄成了我们的餐后甜食”。那次航行的时间特别长，是因为10艘船必须齐头并进，只能以最慢的船的航速航行。快船只得缩短每天的航程，有时还需要停下来等待后面的船跟上。“这是我们结伴前行的唯一美中不足，但它为更大的安全感、平时船之间的相互关照和其他令人愉快的交往所大大地弥补。”
这一次返回费城，威廉·富兰克林没有和父亲同往。他在船队启碇之前，被任命为纽泽西州州长。这项任命是乔治三世的国务大臣也是宠臣布特勋爵一手促成的，意在以此影响富兰克林对宾夕法尼亚的州长，当然还有业主的立场。托马斯·宾们相信，这一定会使富兰克林的立场有所改变。
9月，新任纽泽西州长威廉·富兰克林在伦敦同西印度群岛出生的伊丽莎白·道恩斯举行了婚礼。那时，他的父亲正在海上，向着宾夕法尼亚的费城航行。
★民军领袖
11月1日回到费城的富兰克林受到热烈的欢迎。
在家里，从他踏进家门，和亲人短短地相见之后，家中便从早到晚挤满了前来看望他、庆贺他的归来的朋友们。这使他感到欣慰。因为他在伦敦时曾听说朋友们不再忠实于他，这时看来，那不过是没有根据的传闻。
而他的乡人们已在一年一度的州议会选举中把他选入了议会，正如在他出使英格兰的5年中每年所做的那样。人们埋怨富兰克林不该那样悄悄地回到城里，不然的话，他们要派出500骑把他迎入城来。1763年2月19日，议会的议长代表议会发言，“为他特别为本省尽心尽力完成使命，也为他一样地报效美利坚而做的大量而重要的工作”而向这位代理人致谢。
富兰克林受到的欢迎也来自他的朋友凯瑟琳，现在是格林夫人。她从罗德艾兰写来了信，恳请他去看她。1月里，富兰克林答应她，如果那年夏天去新英格兰（他已计划要去），他一定在途中顺访沃里克。
2月，威廉·富兰克林从英国回到美洲就任纽泽西州长之职。他将州长所在地设在伯林顿——当年他父亲从波士顿出逃，在此偶然找到一只去费城的船的地方。富兰克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儿子的治下巡视了一番，最后满意而归。他看到儿子轻易地平息了一些对自己的不满，不仅结交了一些朋友，甚至还能化敌为友，将当地政务处理得颇为妥贴，不觉从儿子的这些方面多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3月28日，他兴致勃勃地告诉大西洋彼岸的斯特拉汉，“我刚从他的辖区旅行归来，我高兴地看到他在所到之处受到各阶层人民的极大尊敬甚至爱戴”。毕竟，当州长本身很难说是一桩不幸的事。
富兰克林将归美后第一年的很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邮政事务。当时，加拿大已在英国手中，纽约和蒙特利尔及魁北克之间必须建立某种通讯联系。富兰克林视察了从南部弗吉尼亚到东部新英格兰的地方邮政局。1763年4到5月，他在弗吉尼亚逗留了三四个星期同他的新同事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会晤。6月，他在纽约和那里的新州长卡德瓦拉德·科尔登及驻美英军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晤谈。
在纽约，已经20岁的萨拉·富兰克林同他的父亲会合，然后两人一同前往新英格兰。再到沃里克去拜访格林夫妇。在沃里克期间，富兰克林不慎从马上摔下跌伤，受到了格林夫人凯瑟琳的悉心照料。当父女二人出发往普罗维登斯和波士顿去时，格林夫妇送了他们一程又一程。凯瑟琳依依不舍，希望他们从波士顿返回时，再到沃里克来作客。然而，事与愿违，在从朴次茅斯返回时，富兰克林再一次坠马摔伤，肩骨错位。那时已是9月初了。3个星期以后，他们还耽搁在波士顿，富兰克林的胳膊还在痛。一直到11月1日，他们才在旅行了2千余公里之后回到了费城的家，当然是直接回去的。富兰克林和凯瑟琳此生只剩下一次见面的机会了。
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和约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争夺暂时告一段落，北美的英法对抗也停止了。然而，它并没有带来北美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和平。印第安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殖民者的所为，预计到在军队退去后，接踵而至的必将是越来越多的移民，夺去他们的土地，剥夺他们在故土打猎的权利。因此，印第安人，包括一向同英国殖民者友好相处的“六族”印第安人都在骚动不安起来。1763年夏季，在亲法的印第安人中爆发了一场被称为“旁提亚克阴谋”的大范围暴动。旁提亚克是渥太华族印第安人的首领。西部的印第安人向从底特律到皮特堡的长长的边境线上的英国人发起进攻。底特律和皮特堡的守军总算保住了这两处边防要塞，但是在5—6月期间，尼亚加拉以西的其他每处边防军队全都遭到突袭和屠杀。
其后，俄亥俄的各处堡垒也陷落了，像在数年前布雷多克的英军战败以后一样，一股一股的印第安作战人员蹂躏了东至坎伯兰县的宾夕法尼亚全境。一些边地的英国殖民者开始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在兰卡斯特县，一些帕克斯顿和多内戈尔城的苏格兰——爱尔兰籍移民组织起来，自称“帕克斯顿之子”，却将怒火发泄到和平居住在宾州境内安分守己的印第安人身上。一些这样的印第安人，如在莫拉维亚派教徒保护下的伯利恒附近的印第安人，已安全迁徙到费城。但在12月里，50多名“帕克斯顿之子”突然闯入兰卡斯特附近康内斯多哥族印第安人的和平村庄，杀死了全部村民。11月起，州长约翰·潘两次发布公告悬赏捉拿这伙罪犯，可是毫无结果。
对“帕克斯顿之子”屠杀和平的印第安居民一事，宾州居民持有不同看法。边境各县一向认为州政府抛弃了自己，州府之人对边境安全既冷淡又自私，他们只好自己来处理边防，而此时此刻则将这股宿怨用来同州府唱反调。如兰卡斯特人就支持或谅解这些杀戮，使得这伙嗜血的暴徒从团伙发展为数百人的军队，窜犯到费城，叫嚣要将莫拉维亚教派的印第安人斩尽杀绝，并口念圣经经文以为他们残暴行径涂上几分正义的色彩；东部的长老会派教徒也倾向于赞同他们，还有那些正直的国教徒、仇视印第安人的暴民，而且有人怀疑到因产业所有权问题而仇视教友会教徒的宾及其参事会也有这种倾向。宾夕法尼亚境内的印第安人眼看要大难临头。
在这种情势下，富兰克林认为，无论“帕克斯顿之子”的行径还可以是别的什么，它首先是彻头彻尾的暴行和残杀。1764年1月，他用热烈的感情和动人的笔调写下了《近来兰卡斯特县屠杀印第安人的实录》一文，在文中，他先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淋漓尽致地叙述了屠杀的经过，然后写道：
“有些人想为这种重大的罪行开脱，说是‘边疆的居民因为他们的亲属在最近的这次战争中被敌对的印第安人杀害而激怒了’。这很可能。然而，尽管这可以给他们以正当理由进入丛林中去搜寻那些杀人者，并向他们复仇，但却绝没有使他们有理由转身进入内地去谋杀他们的朋友。假如一名印第安人伤害了我，接下来我就可以向所有的印第安人报复吗？众所周知，印第安人有着部落、民族和语言上的区别，和白种人一样。在欧洲，如果法国人——他们是白种人——伤害了荷兰人，荷兰人就该因为英国人也是白种人而向他们报仇雪恨吗？这些不幸的人的唯一罪过是他们生着红棕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而看来是这种人中的某些人杀害了我们的亲属。如果为这样一个理由就可以去杀人，那么，假若一个脸上有雀斑、头发是红色的人杀了我的妻子或孩子，我就可以在以后杀死我在任何地方遇到的所有的有雀斑的红发男人、妇女和儿童作为复仇。
“这在欧洲是没有教化的民族之所为。难道我们是到美洲来学习并实践野蛮人的做法吗？但是，即使作为野蛮人，他们也只对敌人才这样干，而不是对朋友。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与这样的人为邻，他们真是不幸！”“简而言之，事情似乎是，他们在已知世界的任何一个地区都会得到安全，除了在帕克斯顿和多内戈尔的基督教白种野蛮人的邻近地区！”
章印成小册子发表之后，暴徒们顿时名声扫地。费城的大多数居民决心不让莫拉维亚教派的印第安人遭到屠杀，也不让城市被入侵。就在传闻暴徒即将到来的一片恐慌之中，头脑冷静的富兰克林组织了又一个协会，自己第一个报名，数百市民跟着加入，拿起了武器。
2月3日，州长召集议会，要求通过一项关于暴乱的议案，这在当天就完成了。8日，议长和15名议员碰了头，又匆匆散会了。突然，有人报告说，有一些暴徒正杀气腾腾地向城市逼近。全城都紧张起来。当天夜里，州长亲自来到富兰克林家中，后面紧跟着他的参事会参事们，来向富兰克林求教。不久，暴徒们在另一处渡口过了河，叫叫嚷嚷地来到距费城14或15公里的日耳曼城。在那里，他们停下来了。富兰克林应州长的请求，只带了3个人出城来见他们。
富兰克林他们4个人脸上露着不惜一战的无畏的神色，但对闹事者仍晓之以理。他们心里是紧张的：如果暴徒坚持要进入费城，费城人民即将面临一场浴血厮杀。
万幸的是，一番唇舌之后，暴徒们转身后退了。外表一直镇定如常的富兰克林望着他们退去，松了一口气，和同伴们回城去了。
11日，暴徒们便散去了。
3月14日，富兰克林在信中告诉了福瑟吉尔这番经历，“在4个小时零20分钟里，你的老朋友是一名普通士兵、一名参事、某种意义上的独裁者、一名派去与一群乡村暴众交涉的大使。一旦回了家，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这一事件，暴露了州长及其政府的庸懦无能，他们越来越遭到人民的蔑视。州长等人则加深了对富兰克林的忌恨。外患既经消除，议会和州长即业主之间的矛盾再一次激化，这一次，业主在宾州的统治开始动摇。
暴乱平息以后，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国民自卫队议案和拨款议案，但马上被州长约翰·宾否决了。其后，关于拨款的议案在议会和州长之间往返了一个月，仍不能达成一致。3月24日，议会将这一议案再次交给州长，并附上一张便条，那便条可能是富兰克林写的，措辞强烈并带有刺激性。同一天，议会决议休会，并决定上书英国国王，把宾夕法尼亚“转归他直接的保护和治理”。
在休会期间，富兰克林撰写并印刷了一本题为《关于我们公共事务目前形势的冷静思考》的小册子，在4月12日夜里散发到城里各处。在小册子里，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所有的业主统治者并非比其他的统治者更坏，在业主统治下的所有人民也不比在其他统治者之下的人民处境更坏；既然争执由双方引起，那么双方都有责任，其原因不在于人类思想的邪恶和自私，而应该在于宪法，在于业主政府的性质本身。
这一小册子的发表在费城的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英国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政策已经引起了殖民地人民普遍的不满。1764年3月，英王的忠实朋友乔治·格兰维尔宣布了向殖民地征税和管理殖民地贸易的新法规，包括当时提出的印花税议案。富兰克林自己也因之改变了对乔治三世的看法，从原来坚信“他那使人民幸福的真挚愿望的美德和良知”变为发现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像“泥土在制陶者手中”一样握在英国当局手中。但他那根深蒂固的殖民地和宗主国是个整体的观念，使他看不清宗主国是在有意削弱殖民地的商业贸易和制造业以发展本国的工商业，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有着根本的矛盾和冲突，也没有发觉自己的思想已经落后于北美殖民地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脱离了殖民地人民中正在升温的革命情况。
和他站在一起的是年轻的律师约瑟夫·加洛维。在富兰克林出使英国期间，加洛维多少代替了他在议会中的位置。此时，加洛维同富兰克林一样，相信乔治三世“只怀有为人民谋利益的愿望，他将委派一位州长，这位州长不受业主指示的制约，会自主地同议会一道，使健全的法律生效”。
站在他们对立面上的反对派以另一位年轻律师约翰·迪金森为首，他承认业主政府的不善，但认为没有充分的理由去以为内阁将委派比业主的州长更好的州长。
议会在5月间开会，真正的议题是向英王请愿，要求英王直接统治宾夕法尼亚。这时，伊萨克·诺利斯辞去了他荣任14年之久的议长之职，富兰克林当即被不记名投票选举通过继任这一职务（5月26日）。于是，富兰克林以议长的身份签署了他起草的请愿书。其后，他主持了5月会期中剩下几天的会议和9月的短期会议。10月1日的议会选举临近了。
在竞选中，迪金森将他在5月辩论中的讲话印成小册子，上有威廉·史密斯写的序言；加洛维则出版了他的小册子，富兰克林为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主要是颂扬议会，抨击议会的敌人。但是，在人们画的漫画中，报纸的批评中，人们尖锐的指责中，富兰克林成了主要的攻击目标。
费城的选举结果揭晓了，在近4千张选票中，加洛维以25票之差失败。但是在州议会中，加洛维一方仍保有多数，因而在新一届议会开会时，他们不仅决议向英王请愿，而且还于10月26日选举富兰克林为代理人，会同现任宾州代理人理查德·杰克森去完成这一艰难的使命。反对派举行游行反对这一选派。和在竞选中不同，这一次，富兰克林回答了。11月5日，他写了《评最近的一次抗议》一文，它的结尾是这样的：“现在我即将离开（也许是最后离开）这块我爱的国土了，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生命的最大部分。……我祝愿我的朋友繁荣昌盛，我宽恕我的敌人。”
黛博勒仍然不愿远渡大洋，也不答应富兰克林带萨拉同去。11月17日他只好把落成不久的第三街、第四街之间的市场街上的新宅屋留给了她们，独自一人出了家门。他和黛博勒都没有想到，他这一去便去了10年，更不知道这一别竟成了永决。
富兰克林由300位朋友骑马陪同到距费城21公里的切斯特搭船，从那里，加洛维和另两位朋友伴随富兰克林登船，一直送他到纽卡斯尔才下船离去。
这次航行一路顺风，1764年12月9日，富兰克林乘坐的船已经抵达怀特岛。富兰克林下船登岸，立即赶往克雷文街的斯蒂文森家。他进了门，发现家中只有女佣一人。好一会儿过去，街门响了，玛格丽特·史蒂文森走了进来，看到富兰克林，她手里拿的东西不由掉落在地上。
在大洋的另一边，朋友们得到富兰克林顺利抵达伦敦的消息，有的把钟声敲响了直到深夜，有的举杯祝他健康，共读社的休·罗伯茨则直到夜深了还不睡觉，一直讲着40年来自己知道的富兰克林的各种往事。
★创纪录的议会答辩
富兰克林又在克雷文街7号住下来了。距离1月10日英国国会开会的日期已经很近，富兰克林顾不上自己长途劳顿后染上感冒方才痊愈，咳嗽还在阵阵发作，就要集中精力考虑此行赴英为完成使命的对策。
富兰克林代表宾州议会来英请愿，在当时的形势下，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请求英王建立对宾夕法尼亚的直接统治，一是反对英王批准印花税法。前者是为宾州人民请命，后者是为全体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斗争。为达到目的，富兰克林得游说英国当权者，既不能让步，又不能触怒他们。因为宾夕法尼亚的业主们是有影响的，他们一直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富兰克林不得不同他们展开争夺，争夺当权者的支持，争夺舆论的同情。
关于请愿的第一项内容，富兰克林发觉枢密院的态度十分冷淡，甚至不愿意倾听请愿书的内容。一直到1765年11月，富兰克林才设法将请愿书呈递给那些大臣。这时，枢密院却推说国王无权干预业主和他的人民之间的事。实际上，由于殖民地人民反对印花税的浪潮正在高涨，英国当局对殖民地人谈论应如何治理殖民地讳莫如深。宾夕法尼亚议会请求英王直接治理在当时无法实现。在此不妨一提的是，剥夺宾州业主的统治权一直到美国独立后才得到解决。那时，宾州议会决议付给业主13万镑以赎买他对宾夕法尼亚的权利，而英国政府则以付给业主的家族4000镑年金了结了此事。
对于印花税的征收，富兰克林早就持反对态度。他在1763年4月30日从费城写给柯林森的信中就气愤地写道：“我们的看法或意愿，如果它们被了解，对你们而言或许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在你们的掌中，如同陶土在制陶匠手中……”他指出，“你们做的有害于我们的事，很少有不同样或更多地有害于你们。……所以你们从税收上从我们得到的必将在贸易上失去”，这是把英、美当作整体而论的。但就英国政府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整个方式和程序来看，印花税议案只是一例，富兰克林感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征税的方式。英国国会在不征求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意见的情况下决定向殖民地征收无论何种税，都是践踏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富兰克林反对通过印花税，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在英国国会通过印花税议案前，1765年2月2日，格兰维尔接见了各殖民地代理人。格兰维尔说他负责管理国家的赋税事务，只能用目前提出的税收政策来分配北美殖民地所应承担的税额。各位代理人如有异议，可提出建议。富兰克林认为通过“通常的宪政方法”更为合适，也就是说，由国王提出所需税额，由各殖民地议会进行相应的投票通过。
对此格兰维尔未置一词，便又问道，各殖民地议会是否同意他们各自在税额总数中所承担的数额。代理人无一作此承诺。格兰维尔又说，印花税议案是一种公正、平等的征税方案。当殖民地代理人坚持说，如果由英国国会向殖民地征税，那么殖民地的议会将失去它们的存在价值。格兰维尔却说，议案并不含有这方面的意图，议案的通过必须照常规进行。他希望殖民地的人民能有节制一些，如果他们鼓动闹事，是不会有所得的。
这次会谈，与其说是英国政府真正想倾听殖民地代表的意见，还不如说是走过场。更有甚者，格兰维尔的最后几句话听上去实际上是威胁。
印花税提案交付下院时，几乎没有进行辩论。只有爱尔兰籍议员伊萨克·巴雷在2月6日为殖民地人民激烈陈词：“他们是在你们的关照下成长起来的吗？不！是你们的压迫使他们到美洲求活路。他们因逃离你们的暴政而去到那未经开垦的不毛之地……他们是在你们的爱护下繁盛起来的吗？不！他们是在你们忽视他们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他们是在你们的武装保护下吗？更不是！相反，是他们拿起武器来保卫你们！他们不仅鼓起勇气去保卫已浸在血泊之中的国土，而且他们在内地还要用他们微薄的收入付给你们薪酬！”他将美洲殖民地人民称作“自由之子”。
但是，大多数英国议员并不为他那爱尔兰式的雄辩所打动。13日，印花税提案在一读时没有讨论便通过了。第二天，富兰克林向费城报告说，“尽管我们提出了所有的反对意见，印花税议案即将通过”。
果然，印花税提案在下院通过后，又在上院获准。3月22日，英国国王通过委员会批准了它，当时他正经受着他的精神错乱症的第一次发作。议案将于11月1日起实施。
这项法案规定，所有的法律文件必须加贴价格不等的印花。一份学位证书的印花价高达2英镑；一张提货单，4便士；
一份公务聘用书，年薪20镑的10先令，年薪20镑以上的4镑；一份售酒许可证，4镑；一份对开的报纸，0．5便士；一份全开的报纸，1便士；一份小册子，1先令；一份广告，2先令；一本历书，2便士。如此等等，规定应纳印花税的文件多达55种。
印花税议案通过以后的一天，富兰克林收到格兰维尔的秘书惠特利的一份通知，希望第二天上午见他。富兰克林去了，发现其他殖民地的代理人也在那里。惠特利告诉他们说，格兰维尔先生希望在实施印花税法案时尽可能地不使美洲殖民地人民不感到不便和不快，因此不打算从英国派去征收印花税的官员，而准备在当地居民中委任一些为人谨慎而又卓有声望的人士担任此职。这样做，殖民地人民会觉得容易接受一些。因此，惠特利希望各代理人为自己所属的殖民地提出一些人选。
显然，格兰维尔等这样做是在玩弄政治手腕，目的是顺利收取印花税，但富兰克林还是决定“合作”。因为他认为，既然印花税的征收已成定局，与其让英国官吏去征管，不如让殖民地的人自己管理。美洲的事情应由美洲人自己处理。因此，他提名自己的朋友约翰·休斯作为宾夕法尼亚的税吏，并建议当时康涅狄格的代理人贾雷德·英格索尔在该州担任此职。
然而，富兰克林还不知道，他在美洲的同胞们对这件事同他的想法不一样。他们并不以法案在英国通过为定局，而是认为凡是不正当的就要反对，英国国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是越权。因此，他们猛烈地反抗了。富兰克林不赞成用暴烈的行动对抗法定的议案，他主张一边依法实行，一边进行斗争，争取通过合法途径废除那不合理的法案。
其后的两个星期，富兰克林因痛风病复发而足不能出户。于是，他从事了另一些活动，他以“旅行者”为名为报纸撰写文章，谈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他又应卡姆斯勋爵的请求，6月2日为他写了《我返回美洲后的经历》（1762年），成为一部自传体的佳作。他还在给卡姆斯的信中谈到对音乐和一些乐器的看法。
富兰克林生活中短暂的宁静被北美传来的震撼人心的消息打破了。
那是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的消息——他们对英国政府的殖民地政策忍无可忍了。
多少年来，殖民地已习惯于自己的商业贸易由英国政府管理，为宗主国提供工业原料和制造业产品的市场，满足于节俭的生活。1764年以前，英国政府已向殖民地对非英国进口的商品征收新关税，禁止殖民地和其他国家甚至禁止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食糖条例的颁布断绝了西印度群岛和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贸易，使得殖民地人民没有足够的糖浆酿制糖酒，而糖酒是殖民地人民的主要饮料，是他们用以交换印第安人的皮货、非洲的奴隶和英国的制造业产品的主要货物。殖民地的整个经济生活因该项法案的实施而大遭阻挫。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英国甘蔗种植园主的利益。而对殖民地人民来说，印花税的征收意味着更严重的伤害。它不仅是要从殖民地搜刮巨额钱财，更是侵犯了殖民地的权利，殖民地人民绝不能容忍。
弗吉尼亚率先抵制实施印花税法案。该州议会的决议在波士顿用更加激烈的措辞重印出来，散发到殖民地各处，像警钟一样传遍了从哈利法克斯到圣奥古斯丁的北美殖民地，惊醒了那些尚未奋起的人。各州议会的抗议或许还有所克制，普通民众则直言不讳。当麻萨诸塞的州议会于10月份在纽约召集州际代表大会时，各殖民地的成帮结伙的普通老百姓已在组织起来，自称“自由之子”——巴雷上校在英国国会对他们的称呼。
9个殖民地向代表大会派了代表，在这次会上，各殖民地达成一致的程度超过了11年前奥尔巴尼会议，殖民地已空前地团结起来。8月，印花税征税官的姓名在殖民地公布，从纽汉普什尔到南卡罗来纳的殖民地人民揭竿而起。波士顿的反抗运动最为猛烈，富兰克林的朋友宾夕法尼亚的休斯和康涅狄格的英格索尔都受到了起义者的威胁，被迫辞职。在法案行将实施之际，殖民地的大地上已没有一名执行它的官吏；印花运到了，却没有什么人使用它。商业在不贴印花的情况下继续着，或根本不再进行；殖民地人民还准备恢复被英国政府禁止的制造业；人们为了抗议这项法案，广泛抵制英货；商人停止进口英国货，已经订了货的也停止偿付货款。债主们坐立不安，不少人失去工作，社会动乱不安。
在费城，富兰克林的政敌对他大肆攻讦，四出散布流言，说是他促成了印花税法案的通过，并从中获利；是他给他的同胞设下了圈套。对富兰克林来说，这是比宾一伙更为危险的政敌。一些受到煽动的起义者扬言要烧掉富兰克林的新住宅。威廉·富兰克林闻讯后，匆匆忙忙地从伯林顿赶到费城，劝母亲和妹妹到他那里避避风头。黛博勒只让萨拉去了，自己不愿离去。她的一个弟弟和她丈夫的一个侄儿搬来陪她同住，她让他们带了枪来。她知道她没有伤害任何人，她丈夫也没有；她也相信万一有什么麻烦，她的朋友会比敌人多。
消息在1765年下半年传到英国，英国为之震动。由于这场广泛的反抗和抵制，英美之间的贸易急剧减少达半数。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的英国制造商、大商人、船主、商贩开始加入到殖民地人民反对印花税法案的行列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