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出的力量>
序言：绝望的时刻，绝望的方法
现在是凌晨四点，已经63个小时没有睡觉的我，依然是那么清醒。思维早已不受控制——残疾的我，手脚不能动弹的我……一幅幅画面就像安全出口那醒目的红色标志一般，在我的头脑中不断闪现。我再一次把自己推进极度的恐慌和焦虑之中，又开始了一场令人厌倦的循环。我不禁这样想道：
我最终会在轮椅上度过余生。我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再也没能力养活自己。将来我肯定连字都没法写。我的朋友和家人也会将我抛弃，我的丈夫会嫌弃我，不愿再照顾我，他肯定会在我40岁之前就把我送进封闭的疗养院，让我自生自灭。在那里，已经被大家忽略的我，活不到45岁就得死于褥疮感染。
我再也没机会做母亲了。
我受了诅咒了吗？为什么我会得这种可怕的疾病？为什么医生们无法治愈这种多发性硬化症？为什么连一点真正有效的药都不能给我呢？我的生活毫无希望，我的一辈子就这么完了。
我不想活了。
我尽量让自己安静地躺在那里，不把马克吵醒。我那疲惫的丈夫正睡着呢，在我身边大声地打着呼噜。我真无法相信，我就在他身边6英寸的地方，我们躺在一张床上，在我紧张得快要崩溃的时候，这个浑蛋居然能够酣然入睡！
我哽咽着，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呼吸也越来越急促。这声音让马克在睡梦中动了一下，不过他还是没有醒过来。
母亲就在我们隔壁的客房里。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她就对我的哭声十分敏感。只要我稍有不安，她就会过来哄我、安慰我。现在还和以前一样，母亲依然能够感受到我的情绪。我敢肯定，她一直在担心我，没有睡着。母亲会和我们住一段时间，减轻一下马克的负担，在经历了数月的打击和变故之后，他已经心力交瘁了。
卧室的门被打开了一个缝，母亲那担忧的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宝贝，你还好吗？请尽量不要吵醒马克，他太累了，好不容易才睡着的。”
“不，”我哽咽着说，“我不好。”这些话好像都卡在了我的喉咙里，让我的声音听起来就像青蛙叫一样。我几乎说不出话来，就像有头大象正压在胸口上。不过我还是挣扎着说：“我害怕。”
母亲走了进来，蹲在我床边，把我的左手紧握在她手里。“我知道你很害怕，孩子。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伸手打开了我床头的台灯，安慰我说。
“不，不会好的！”我大叫起来，压在胸口的“大象”也被这尖厉的一声吓跑了。马克也被吓了一跳，惊醒之后翻过身来。我情绪激动，大哭起来：“我不好！什么都不好！不会好起来的！”
他们为什么就是不明白呢？
马克从背后抱住我。
“冷静一点，宝贝，”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你又在胡思乱想了。深呼吸，试着冷静下来。”
马克肯定也和我一样害怕，一样不知所措，但是他从来不会大喊大叫。
就在两年前，我们在墨西哥一处美丽的沙滩上举行了婚礼。那时的照片现在就摆在我床头台灯的旁边。照片里我们手拉着手，沐浴在漫天的玫瑰花瓣之中。虽然看上去我们好像是站在一道人造的布景前面，但那蔚蓝的天空和碧绿的海水都是真的。当我们向着大海的方向远眺时，心里想着将来的生活肯定和那海洋一样平静，美好的未来正等待着我们。我们说着“我愿意”，并发誓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健康还是疾病，都会互相支持，不离不弃。
可是谁能想到，结婚还不到一个月，疾病就来了呢？刚刚度完蜜月回到家中，我的健康状况就开始急转直下。我们的世界一下子就变得灰暗了。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就觉得双手无力，又麻又疼。之后又过了一些日子，我的右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家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一群专家开始给我检查。没到一星期，我的病就被确诊了——我得了多发性硬化症。
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由大脑、视神经和脊髓组成）的慢性进程性疾病。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就是说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攻击健康的细胞。一旦患上了这种多发性硬化症，免疫系统就会攻击病人的髓鞘（包裹在神经轴突外面的脂肪组织，具有绝缘作用，并提高神经冲动的传导速度），在髓鞘上面造成一些损害。我想我的髓鞘上一定是被“咬”出了很多个小洞，这样一部分神经就裸露了出来，无法正常运转。不同的神经受到影响和破坏，就会在病人身上呈现出不同的症状。这种病是无法治愈的。绝大多数医生能做的就是给病人提供一些药物、康复训练以及应对技巧，以控制病情的发展。一种新兴的干细胞疗法正处于实验阶段，一些其他的研究也在进行着，但是，就目前而言，这种多发性硬化症还只是一种必须要得到控制、却无法治愈的疾病。
髓鞘和神经纤维遭到破坏之后，就会直接引发一些基本症状，这其中就包括“疲劳”。80%的多发性硬化症病人都会感到十分疲劳，这是这种疾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疲劳不但对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行为能力干扰极大，而且可能也是行动功能障碍病人所呈现出的最突出的症状。
其他一些基本症状包括：肢体麻木、行动困难、平衡性和动作协调性差、膀胱和肠胃功能紊乱、视力丧失、头昏、眩晕、性功能紊乱、疼痛、认知困难、抑郁、肌肉痉挛、颤抖、语言混乱（例如语言含混不清或表达能力下降）、吞咽困难、头痛、听力丧失、抓取或呼吸困难等一大串令人恐惧的症状。当然，不同的病人会有不同的症状。
而以上这些基本症状还会诱发一系列的并发症，这些也可以说是这一疾病的“二级症状”吧。比如，一个人的膀胱功能受到影响，就很容易患上经常性的尿路感染；或者，如果某个人行动困难，无法正常行走，那么长时间的不运动就会导致他的肌肉紧张度下降，肌无力，骨密度下降，易发骨折。
无论是马克还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我们曾经一起憧憬未来，想要做很多事情。我们打算买一所大房子，要生好几个孩子。可是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毁了，感觉就像受了命运的捉弄一般。以前那些美好的计划，现在都成了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们能做的就只有紧紧抓住对方，共同面对这一切，让我的生命得以延续。
妈妈打开我床头柜上的抽屉，仔细辨认着那一大堆处方药的瓶子。昨天下午，她花了20分钟的时间给这些瓶子一一做了标记。她在每个药瓶的盖子上都贴了一块蓝色的胶纸，然后以幼儿园老师特有的清晰整洁的方式，用红色墨水在上面写上药的名字。这样就不需要每次吃药都把瓶子拿起来，费力地去确认药名了。
妈妈又伸手从桌子上拿下一张表格，这是两天前他和马克一起做的。用来记录我每天都吃了什么药。
“你8小时前吃了一片安定。”妈妈说。那是一种抑制焦虑的药。“你现在要再吃一片吗？”
“要，”我用力吸了一口气，“我能吃片安必恩吗？”我两小时前已经吃过一片了，但是看起来它一点作用也没有，我还是睡不着。
“你之前吃过吗？”妈妈问。
“没有。”我说谎了。也许双倍的药量能让我睡上几小时吧。我几乎3天没有睡觉了，浑身疼痛，每个细胞都在大叫着要休息一下。
妈妈递给我两个白色的药片。我接过来，熟练地把它们塞到舌头下面。这样药片就能快点融化，更快地进入到血液当中。多年前，我滥用处方药成瘾，在努力要戒掉的过程中学会了这个小把戏。不一会儿，药物就在我嘴里融化了，形成了一团苦涩的黏稠物。我感到肚子里一阵灼热。几年前，我好不容易才把药瘾戒掉，可现在吃了这么多药片之后，我的药瘾又复发了。之后，我从床头拿起一只绿色的小塑料杯，呷了一口水。这只杯子一直摆在我床头，因为它太小，每天至少要填20次水。没办法，我的双手和胳膊一点力气也没有，如果换了大点的杯子肯定会被我掉在地上，或者把水溅得到处都是。如果病情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想我就得退化到用吸管杯喝水了。
母亲陪了我20多分钟，一直在小声地和我说话，希望能分散我的注意力，让我不再那么焦虑。她说我在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总是想要爬到厨房的工作台上面；还说有一次她居然发现我坐在冰箱顶上。我很努力地想要跟上妈妈的讲述，可是我发觉自己很难理解她的话。马克一直抱着我，直到我从狂躁中平静下来。看到我渐渐安静了，妈妈这才离开，她说她要去补一会儿觉。
“我要尿尿。”我说。药物似乎开始起作用了。
马克把我从床上扶起来，从后面揽住我的腰，扶着我走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开始的几步还算协调，可是不一会儿我就像怪物弗兰肯斯坦一样步履蹒跚了。
之后，马克又把我扶回床上。就在那时，奇迹发生了！我居然睡着了！在药物的作用下，我睡了整整7个小时，连梦都没做。可7小时之后，我又在哭泣、疼痛和恐惧中醒来，开始下一次轮回。
四个月以来，每天都是这个样子，几乎没什么变化。这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自从12月我们从旧金山搬到洛杉矶的新家到现在，三个月里我已经被送进急诊室或入院4次了。而每次被送进急诊室，那里的分类护士都会再问我一遍那些熟悉而枯燥冗长的问题：
“您为什么会被送进急诊室？”
“因为我的多发性硬化症又发作了。”我有气无力地回答。
“您都有什么症状？”护士每次都会这样问。而我呢，也会把那一大串症状再重复一遍，“我的脖子、后背中部和上部都疼得不得了；四肢无力，还有些刺痛和麻木；肚子一点知觉也没有……就像里面的器官全都死掉了一样。你现在就是拿把刀从我肚子上刺进去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不过我的皮肤应该会感到疼痛，因为它过于敏感，哪怕是最轻柔的碰触都能感觉得到；我现在平衡力很差，没法像正常人一样走路；我在认知方面也有些问题——记不起短期内发生的事情，很难集中精力；我非常疲劳，非常虚弱，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我1小时内至少要排两次尿，有时还会大便失禁；我视力模糊，感到眩晕。”
“这是您发病时的常态，还是每次发病都有新的症状？”护士会问，这时她的眼神里会流露出一种温柔的怜悯之情。
“是常态。”我说。只是这种“常态”持续太久了！
每次，医生对我的治疗方法也是一样的。他们会给我打吊针，会给我预约核磁共振，还会给我注射很多盐酸氢吗啡酮（一种强力镇痛药，医药级海洛因），让我暂时从疼痛中解脱出来。因为我对大多数的麻醉类镇痛药都会过敏，他们还会给我注射一定剂量的苯海拉明（一种抗过敏药），以防我把自己的皮肤抓烂。他们会再给我打一针安定，来控制我的焦虑症。每次住院，医生都会连续5天给我注射1000毫克的甲强龙，一种用于免疫综合征的激素药。前四天这些激素会让我轻松许多，让我觉得生活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可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我就崩溃了。一方面是因为药物已经不再起作用，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药的副作用极大，会把我推入一种介于极度抑郁和狂躁的状态之中，让我十分痛苦。
每次我都会拿着一两张新的处方离开医院，而这只不过是往我那一大张药单上再增加几个名字。在24小时里，根据疼痛程度和焦虑症的发病次数，我要吃15到20片药。如果这些药有作用的话，我不介意吃下它们，可事实上，我的症状一点也没有减轻，每次发作都会让我更加绝望。
现在，马克和妈妈都对我的精神状态十分担忧。我不但严重抑郁，还无法和现实接轨，呈现出一些精神病的倾向。我会大声地胡言乱语，并不停地重复相同的话。出于对我的担心，马克打电话给我们上次去医院时遇到的一位神经科住院医生，向她寻求帮助。这位医生帮我们联系了另一位神经科医生，据说他是治疗疼痛、成瘾和多发性硬化症的专家。从四个月前我们搬到洛杉矶到现在，他已经是我们咨询过的第四位神经科医生了。
第二天，母亲、马克和我就去了N医生的办公室。我们在前台登记之后，就坐在那些铁蓝色的软椅上等待着。令我们惊讶的是，没过几分钟护士就叫到了我的名字。
N医生坐在桌子后面，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他是个很整洁的人，一头白发打理得很好，整齐地梳在头上。他戴着一副双光眼镜，这让他那双有神的蓝眼睛看上去被放大了3倍。他稍微有些啤酒肚，80岁左右的样子。在他面前，我感觉非常放松，因为他看上去不是那种匆匆忙忙、贸然下结论的医生。他坐在椅子上，身体稍向前倾，开始问我一些问题：准确地说，你哪些部位感到疼痛？这种疼痛是什么性质的？是灼痛，刺痛还是酸痛？如果把疼痛分为十个等级，十级代表你经历过的最为严重的疼痛，那么你现在的疼痛可以划为几级？……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他是对我的病情询问得最为详细的医生，从我小时候得过什么病，到我的家族精神病史等，都问得一清二楚。
对于一位医生肯花这么多时间来询问我的病情，我还真有些不太习惯。当我如实把这种想法告诉他时，他对我说：“我从医50年了。很多医生会因为没有时间而不听病人的陈述，我不愿成为那样的医生。”他一边耐心地听着我的回答，有时还会让马克或妈妈解释一下，一边还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一小时之后，询问终于结束了。他放下钢笔，甩了甩右手。估计他的手已经写酸了。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他问我。
“不，没有了。”我回答着，彻底呆掉了。这家伙肯定是从另外一个时代来的，现在这个社会不会有他这样的医生。我已经习惯于跟医生见面之后，不到15分钟就被送出门外，然后拿着一张新的处方被打发回家。
N医生又让我到他办公室隔壁的检查室去，换上病人穿的长袍，这样他就能更好地给我做检查。随后，他走了进来，开始了一次我有生以来经历过的最为细致的神经学检查。他缓慢而又谨慎地实施着标准的神经学检测。之后，又开始了一种他所说的“老派的擦、刺检查”。在这项检查中，他用棉球还有一根无尖的安全针测试我的每一寸皮肤，不断地问着：是针刺还是棉球？是针刺还是棉球？以此来确定我脊髓的哪个部分受到了损害。很明显，像他这样辛苦地为病人做检查的医生已经很少见了。
终于检查完了。N医生让我换上衣服，和妈妈、马克一起到他的办公室去，大家一起谈谈。到这时为止，他已经为我花费了一个半小时了。真不敢相信，这位医生还没有要把我打发走的意思。这真让我有些受宠若惊。
我们来到N医生的办公室，他开始向我们陈述他的观察结论：
“我对你目前服用的药物配比感到十分担忧，”他跟我说，“尤其是那些让你上瘾的药。”虽然我的病症不轻，但还是有一些正面的结论，那就是我大部分的神经都是完整的。根据这次检查的结果来看，我的神经系统很有弹性，自我修复能力很强——总算还有点好消息。之后他还告诉我，他从没听说过哪个患上多发性硬化症的人会疼到我这种程度。事实上，近几年很多医生已经不把疼痛看做是多发性硬化症的普遍症状了。N医生问我，以前有没有哪位医生跟我提到过，大部分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是不会感到疼痛的。嗯……没有医生跟我说过。我真的开始怀疑，还有多少事情之前的医生从来没向我提到过。
我开始为自己感到遗憾。我很倒霉地得了这种病，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要一直应付那些不断发作的新症状；情况再差点，我就得瘫痪，失明，甚至死亡——我已经忍受了这么多了，难道还要让我忍受疼痛的折磨吗？真是荒唐啊！
N医生打算联系一位精神科医生，跟他讨论一下我的病情。于是，他立马就给他的同事S医生打了电话，帮我们跟他预约了时间。N医生建议我对目前的用药配比作些调整，并告诉我，等我去过S医生那里之后，他会给我打电话，商量下一步的治疗。
我跟在妈妈后面，一只手扶着墙，费力地走出N医生的办公室。他一直看着我走到走廊尽头，跟我说：“很明显，你的平衡力已经受到影响了。你肯定也不愿意摔倒，去买根手杖吧，这样更安全。”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马克和我为手杖的事争吵了起来。妈妈坐在后面的座位上，默不做声。
“我不想要什么该死的手杖，”我对马克吼着，“我才35岁！我可不想像个老太婆一样拿着根破拐棍走路！”
马克还是把车开进了一家药店的停车场，然后走下车去买东西了。
回来的时候，他递给我一根丑得要死的手杖，那上面居然还用棕色、黑色和金色的人造大理石点缀了一下！“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用这根手杖，这没得商量！我不想看到你因为过于自尊而受到伤害。”马克这样对我说道。
“我也这样想，凯米。”妈妈轻轻地说，“为了别人的看法去冒摔倒、受伤的危险太不值得了。你就用用这根手杖吧。”
“你哪怕买根全黑色的也好啊。这个太难看了！”我抱怨着将手杖砸向车门，双手交叠在胸前，拒绝再看一眼那丑陋的东西。
“这家店里只有这一根了。只要它能不让你摔倒，谁会在意它好不好看啊？”
“我在意！”说着我的眼泪又涌出来了，“我在意它的样子！”整个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哭。
第二天我就去了S医生那里（手里拿着那根丑陋的新手杖）。S医生和N医生一样，都是十分细致谨慎的人。我和妈妈坐在他办公室的黑色皮沙发上，听着他用一种十分体贴而有分寸的方式，讲述他对我病情的看法。他认为我应该再次入院——不过这次是要做一个为期8天的药物解毒治疗。这样我体内的药物残留就会被去除，药瘾也会得到控制，我就能开始全新的治疗方法了。而且停止使用之前的药物可以为医生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能帮医生搞清楚，我的疼痛到底是神经受损的结果，还是药物依赖的产物。药物解毒之后，我的疼痛会不会减轻，就能告诉我们答案。
事实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治疗，我已经有些麻木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可是在见到这两位医生之后，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他们。所以，我同意了S医生的建议，答应来住院治疗。第二天，我就会住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UCLAMedicalCenter）的精神科病房。N医生和S医生都跟我说，在我的症状有所改善之前，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药物解毒是个异常激烈和痛苦的过程。我并不对此感到意外，不过我知道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我禁不住开始想象，能摆脱那一大堆药瓶子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那天晚上，我给姆巴利•克雷亚佐打了个电话，她是我的好友兼心灵导师——虽然她总说自己是个“女巫医”。姆巴利出生在南非，在她三岁的时候，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和家人一起移民到了英国。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安静、平和、有主见，会审慎地选择自己的言语。初次见面时，你可能不会觉得她有多么特别，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却能逐渐地对你产生影响。就是她把这种“29天付出”的治疗方法介绍给我的，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讲，我都觉得自己欠她一条命。
我和马克是在2005年的时候认识姆巴利的，那时她还叫托妮，是我们的邻居。我们曾在奥克兰的梅里特湖附近住过一段时间，以求暂时躲避一下旧金山那令人发狂的喧嚣生活。每周都会有那么几次，我会和她一起拼车上班。我就职于一家工作压力很大的广告公司，而托妮则在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的健康与康复研究所工作。她是个很有创新精神的治疗师，参与并倡导了一系列课程的建立。在那里，他们把西医疗法同很多替代性疗法相结合，取得了不错的疗效。那时，我们相互都很友好，但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我们认识大约六周之后，她打算去一趟南非，去拜访几位亲戚。这样，她敲开了我家的门，很礼貌地询问我和马克是否可以在她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帮她喂一下她的猫。当然，我们很乐意帮忙。
那天，我第一次走进托妮的家，差点被正门旁边一个很大的供桌绊倒。这个供桌上摆设的东西有些不寻常——在一个花瓶旁边，居然放着一瓶打开的伏特加，这让我很迷惑，据我所知托妮是不饮酒的。供桌上还摆着一个装满灰的碗，几堆石子和贝壳，还有几尊非洲的雕像，不过看起来都有些暴力、狰狞。
我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精神修炼，也因此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中有些人家里也摆着供桌，不过他们只是供奉一些漂亮的水晶，或是几张天使的画像，有些甚至干脆只放一个十字架。托妮家的这个供桌上摆放的东西真的让我很诧异。虽然我知道没什么可害怕的，托妮一直都是个善解人意、有爱心、乐于助人的人。可是尽管如此，我每次去照顾小猫的时候，还是会对这个大供桌敬而远之，刻意地避开它。我想过等托妮回来的时候问问她，看她在“修炼”什么，可是最后还是没有去问。因为我觉得如果她想告诉我的话，不用问她也会告诉我的。
托妮从南非回来之后，就向我们宣布，她改了名字，以后大家要叫她“姆巴利”了。过去我也有几个朋友，跑到印度去拜见古鲁（guru，印度教或锡克教的灵性导师或领袖），回来之后就改了名字；还有一个朋友改名是因为不喜欢父母给起的名字，这种事很常见。所以，我们就开始叫她“姆巴利”，并没有多想什么，她还是原来的她。不过很明显那次南非之行确实改变了她，至于改变了多少，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几个月之后，姆巴利也还了我们一个人情，在我和马克去墨西哥举行婚礼、度蜜月的时候，帮忙照看我们的猫咪。我向来都是个工作狂。作为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战略总监，我的收入很可观，当然这份工作的压力非常大，工作时间也很长，每周至少要工作60个小时。就在婚礼的前一个月，我还在为一个新接手的大型项目忙碌着。那时正处于项目的收尾阶段，我经常注意到自己的思维有些运转失常。有时，一些词就在嘴边，可是就是不知道如何表达出来；我发觉双手很疼，还有些僵硬，我可以让手指在键盘上舞动，但是却常常无法敲击到正确的键位。我把这一切都归结为压力太大的缘故。最后还是圆满结束了工作任务，愉快地登上了去往墨西哥的飞机，奔向我的婚礼。我和马克在卡门海滩度过了无比欢快、放松的三周时间，40位亲人和朋友同我们一起庆祝着这一幸福时刻。
可是，当我们回到家中，大约几星期之后，我们的生活就彻底崩塌了。
我大概是在2006年才注意到这些奇怪的症状，可是现在看来，在之前的15年里，我的身体已经明显地呈现出一些多发性硬化症的症状了。有时我的脚趾或手指会变得麻木无知觉；有时在入睡的时候，整个身体都会变得很迟钝、不听使唤，就像很多人入睡时双脚的感觉一样；有段时间，我呕吐得厉害，一星期瘦了20磅；我还感到十分疲劳，步行去两条街外的汽车站都要中途休息两三次。医生们总是告诉我，我的身体没有任何毛病，只是压力太大引发了这些症状。而他们给我的唯一药方就是让我多休息，放松自己。
于是在1997年的时候，我开始寻找一些替代性的治疗方法。那年我24岁，刚从内布拉斯加州搬到旧金山一年。在旧金山湾居住的十年间，在我的病还没有确诊之前，我一直定期地去做针灸，让几个不同的按摩师给我按摩；还去做脊椎指压、催眠、甚至是冥想；我还专门咨询了营养师，调节饮食；此外，我至少每周5天的时间去练习瑜伽。所有这些，都起到了很大的治疗效果。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这一大堆“非主流”的替代疗法，我现在的状况会更加糟糕。我觉得，是这些疗法暂时压制住了我的多发性硬化症，不过它们也只能压制这么久了，紧张的生活早已让我的身体不堪重负。长时间的高压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有很强的联系。科学家们也一直在研究着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过我认为，如果当初我能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或许这种多发性硬化症也就不会在我身上全面爆发了吧。
我和马克度蜜月的时候，我得了尿路感染。那时我们还有四天时间就要离开墨西哥了，于是我打算回到美国再去治疗。可是等我们回到家再去治疗的时候，感染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从那时我开始了解到，尿路感染可以说是多发性硬化症的催化剂，会使病情进一步恶化或者提前发作）。我看了医生，没多久感染就被治愈了。可是在第三天的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双手不能动了。我无法弯曲手指，只能让两手像动物的爪子一样直直地伸着。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感到极为疲劳，上班时什么都做不了。再后来，我的右眼就看不见东西了。在脱离正规治疗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不得不又回到了“主流”医生那里。
就在一个月之后的婚礼纪念日那天，我被诊断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三名穿着白大褂的神经科医生轮流查看我的右眼，不断点评着我视神经的退化程度。他们给我做了一系列的标准神经学检测：将食指和拇指捏到一起；竞走；用食指触摸鼻子。加州大学旧金山医疗中心的一位顶级神经科医生给我看了一张我的头部核磁共振扫描图片，确诊了我的病症。
“你看到这里的一个白色钩状缺损没有？”他指着他的电脑屏幕，问我，“这个是典型的多发性硬化症缺损。从你以往的病史来看，我估计你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患上这种病了。”
“十年！”马克喊道，不由得惊呆了，“都十年了，为什么没有医生早些发现呢？”
“我认为可能是她没有一次呈现出足够的症状，所以医生没法精确地作出诊断。”医生这样回答了我们。我明白这怪不了别人，可是对于那些在这么多年里，一直对我说“你没什么病，只是压力太大”的医生们，我还是禁不住要去抱怨。
现在，我正坐在那里，给姆巴利打电话。明天我就要住进精神科病房开始我的“戒药”之旅了。她专心地听我讲述着这段时间的经历，静静地听着我的哭泣。之后，她就用她那英式的很有节奏的语调和我说话，试图把我从自怨自艾中拉出来。
“凯米，我想你不应该再考虑自己了。”
有那么一会儿，我被惊呆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想象着电话那头的姆巴利正坐在她那独特的供桌旁边，她银色的头发和古铜色的皮肤在柔和的灯光下闪闪发光，她现在可能戴着自己做的那条漂亮的五颜六色的项链，微笑地面对着我惊呆的反应。
“考虑我自己？”我怒吼着。开始大声跟她讲，我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废人，我的身体多么地不中用。我告诉她，现在除了我自己，我的脑袋里没有地方再考虑别的东西。
“我知道，可这正是问题所在。”她说，“如果你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你的疼痛上面，那你就是在喂养你的疾病。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病痛上，只不过是让病情不断恶化。”
我静静地听着。
“凯米，”她说，她的嗓音温柔而让人安心，可是她的话却在重重地击打着我，“你现在就像是在黑洞中越陷越深，我只是想给你一份工具，帮助你把自己从黑洞中挖出来。”
“那我该做些什么呢？”我问。
“我有一份秘方要给你。我希望你可以在29天里送出29份礼物。”
我眨眨眼睛，思考了一下，最终还是觉得这方法不切实际。而且，我接下来的8天都要住院，在那里我怎么向别人送出礼物呢？
“医院里肯定会有其他人啊，”姆巴利反驳道，“你可以把礼物送给他们。而且这些礼物并不一定非要是物质性的东西。”
我仍然坚持认为，我应该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我的治疗上。可是姆巴利平静地指出了一件被我忽略的事情：“凯米，治疗不会发生在真空的环境下，而是在我们同他人的互动和交流中逐渐完成的。付出，会让你关注你有什么可以奉献给别人，这会让你的人生更加丰富。任何形式的付出都是一种积极的行动，都有可能开始一段变化的历程。它可以转移你对生活的能量。”
我已经有些心不在焉，开始思考自己要为此忍受些什么了。我浑身疼痛，连走路都很困难。你是在告诉我只要我施舍给别人几个零钱，或者给别人帮个小忙就能让这些症状有所改善吗？得了吧！
姆巴利开始给我讲述这个“29天付出”的挑战对她的影响。从某方面来说，她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可是我真的不打算接受这个建议。她说付出可以让人变得谦逊，可以让人心胸开阔，可以让人重获新生，等等。
除了要每天送出礼物之外，还要用日记记下这29天所发生的事情。如果哪一天不小心漏掉，没有送出礼物，那就要重新开始。这样就可以把之前聚集的能量释放掉，并且让它们重新聚集起来。
虽然我之前做过这样那样的替代性治疗和精神修炼，可是对于这个方法我还是没什么耐心。要知道我现在正处于一场医疗危机当中，我可没什么意志去坚持到底。我顺手抓过日记本，在上面写了一句“29天送出29份礼物”。然后我合上日记本，礼貌地对姆巴利说了句“晚安”，就挂断了电话。
第二天下午，母亲和马克把我送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科病房。入院之后，他们就不能再为我做任何事情了。妈妈告诉我，她会每天为我祈祷。马克也向我保证，等明天把母亲送到机场，让她回内布拉斯加州的家之后，他会在会见时间来医院看我。就这样，他们把哭泣的我扔在了护士站旁边的一张油灰色塑料椅子上，离开了。
在医院的那八天真是地狱般的生活。我和另外两个女人住在同一间病房里。我的病床夹在她们两人中间。而这两个女人一个是来戒毒的，常常会呕吐不止；另一个则患上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认为只要是走进她周围50英尺范围之内的人，都想要杀害她；而医生们之所以让我住进医院，是想要让我在他们严密的监控下，逐渐停止使用我之前的药物。到了第三天，我已经虚弱得不得了，只能借助轮椅代步。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参加医院安排的各种治疗和药物依赖治疗小组。我还在一期职能治疗课上，用贴纸装饰了一下我的手杖。我把它变得十分鲜艳，五彩缤纷，看上去就好像一件漂亮的服装配件，是我的一部分，而不是像之前那样，是因为我腿脚不好使而不得不拿着的一根丑陋的附属品。跟计划的一样，我终于摆脱了除克帕松之外的其他所有药物。克帕松是一种免疫抑制药物，我每天都会给自己注射一针，以抑制病情的恶化。N医生和S医生决定开始给我使用千忧解（Cymbalta，也叫盐酸度洛西汀），这种药既可以抗抑郁，又能治疗焦虑症和神经性疼痛。现在我不再使用之前那些肌肉松弛药、镇痛药和镇静类药物了，就是这些药物让我成瘾，而且据两位医生所讲，这可能还是种错误的药物配比。可是我还是感到周身灼痛。这样看来，这些药物的使用也没什么错。最新的核磁共振扫描显示，在我的胸椎上有一处缺损，而它可能就是引起疾病的罪魁祸首。
到了第八天的时候，我开始欣赏并且尊敬我的室友了。我们都在努力将各自性格中的恶魔杀死。我还和凯蒂，就是那个来戒毒的“邻居”，成了朋友。在我离开医院之前，我把自己带来的一本叫做《回家》的书送给了她。这本书讲述的是一对母女从女儿染上毒瘾到成功戒毒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故事。我还在书里写了一些话：请记住，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守护天使。你应当过上幸福的生活，请为自己作出选择。然后我告诉她，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在戒瘾互助会上见到她，并且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她。
我蹒跚着走出封闭的病房。八天了，我第一次走进那灿烂得让人睁不开眼的阳光之下。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是个多么幸运的人呀！至少我的思维还在正常运转着，虽然它不像以前那般敏锐。我低下头，看着我那漂亮的新手杖，我把自己最喜欢的两句话贴在了上面，希望它们能给我信心：
一句是：故事之外也有奇遇。
另一句是：事实上，好运往往会眷顾那些无法等待的人。
在经历了这么多病痛的折磨之后，我第一次觉得生活还有些希望，或许我开始踏上康复之路了吧。
总算到家了，我早已筋疲力尽，因为在医院的这些天里，我一直在失眠，每晚的睡眠时间都不会超过两小时。我像精神错乱一般，拉着马克和他聊了几小时。之后我们又开始做爱，这也是六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
不幸的是，失眠的毛病并没有因为我回到家里而终止，我还是会不断地感到疼痛、虚弱，很多其他症状还是像以前一样纠缠着我。过了一个星期，我走路还是很困难，我已经失去平衡。由于双腿十分虚弱，我只能蹒跚着行走，每一步都是那么沉重。这时疲劳的症状也更加严重了，我甚至没法自己从床上坐起来。我再次陷入到那种熟悉的恐慌和绝望之中。我在医院度过的那噩梦般的一星期就是这样的结果吗？我的努力都白费了？我才35岁，我的身体却背叛了我。我本应该和我的新婚丈夫好好地享受生活，可是现在我却成了一个废人。这不公平！就这样，我开始了新一轮的自我怜惜。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我坐在沙发上，打算写篇日记。我打开那印满淡紫色小花的日记本，恰巧看到了一个月前我用绿色签字笔随手记下的那句话：
29天送出29份礼物。
噢耶！我在心里喊道，这不是姆巴利给我的建议吗。既然我从日记本里找到了它，那么这次我就试试看吧。为什么不呢？同之前忍受的那些痛苦相比，这又有什么困难的呢？
我决定按照姆巴利的建议去做，虽然这个“药方”很特别。我并不奢求能有什么巨大的变化，但还是有些怀疑它会不会让我再次受到伤害。谁又知道呢？也许它会对我有些帮助吧，我这样想着，合上了日记本，开始思考我的第一份礼物应该是什么。
第1章 一个电话带来的惊喜
3月19日 星期三
  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就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全新的改变，而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你想让人生有更美好的改变，不妨就从这本书开始吧。
现在我要开始思考一下，这种多发性硬化症除了带给我这么多难以忍受的身体上的症状之外，又是怎样让我的自尊和自信一落千丈的。我觉得自己没法再过那种有价值的生活了，对这个世界一点贡献也没有。我的工作没了，随之而去的还有我大部分的自我认同感。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挫败感渗透到了我身体里的每一个角落。连我自己都有些讨厌自己了，还有谁愿意和我待在一起呢？所以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早就不再去拜访那些老朋友了，觉得没什么高兴的事可以和他们分享。
可是，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我要尝试这个“29天付出”药方的想法。我打算就在今天送出我的第一份礼物。我能送给别人什么呢？我试着回忆那天姆巴利对这个药方的描述，只是当时我还不太愿意接受这个方法。我走进厨房，给自己泡杯茶，就在这时，我突然知道该送什么了。
我要给我的朋友劳瑞打个电话，她也是一名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正是她给了我很多启发。虽然她只比我大十来岁，可是她在20世纪70年代就得了这种病，到现在已经和这病作了30几年的斗争了。她的症状比我严重很多，要依靠助步器、拐杖或者她的小电动摩托才能走动一下。尽管有这么多障碍，她每天早上7点依然会准时出现在健身房里，进行康复训练。
“凯米！”劳瑞接起电话后高兴地大叫我的名字，“能接到你的电话真是太好了！”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为彼此能够重新取得联系而开心。从电话里得知，她的丈夫现在不在镇上，她一个人很孤单，我就对她说这个星期要去她家里看她。挂断电话之后，我的心情平静、开朗了许多，我的脸上甚至还挂上了一丝微笑。
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我还在微笑着。令我惊讶的是，这是一家大型慈善性企业给我打来的电话，他们表示可以给我提供一份市场顾问的工作。这些天以来，当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算可以的时候，就会为一些刚刚开始创业的公司和一些非营利性组织提供一些市场营销方面的咨询服务，以此来补贴每个月那为数不多的残疾人保险金。这几个月我都没什么精力去工作，更别说去找客户了，可是这个电话太令人意外了！“是的，我非常感兴趣！”我对着话筒激动地说着。于是我们就开始筹划各种细节，并且约好几天之后再详谈。
哈！这也太快了吧。我禁不住要把这份刚找到的工作和我给劳瑞打的那个电话联系到一起，那是我送出的第一份礼物。不过我是个无神论者，就算是上天会把各种能量作一个转换，让人付出之后会有回报，那也得需要一些时间吧，怎么会这么快！无论如何，我还是为此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在心里为这份咨询工作做好了准备。我要出门去吃个早餐，还要到外面走一走，来庆祝这个好消息。不过我还是需要马克的帮助才能安全走出家门。我们现在住的是一栋两层的房子，里面的装修很有艺术气息——房间里有很多嵌入式的橱柜，门上镶着漂亮的铅玻璃，还摆放着很多古色古香的木器，可是在一楼和二楼之间，还有一段深颜色的、倾斜度很大的14级的楼梯。这对于一个四肢和大脑无法同步的病人来说，是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马克把我扶下楼，开车将我带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然后他就去参加一场配音甄试了。马克是个配音演员，靠给电视剧、电影、广播剧甚至是游戏配音来赚钱养家。他会在两三个小时之后来接我。
这家店的门口有一些拼在一起的小桌子，比起后面那些宽敞的大桌子来，这些小桌子更适合我这个拿着手杖的人。“我能坐在这儿吗？”我问旁边一张桌子旁穿着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蓝色制服的男士。
“当然可以，没问题。”
我是第一次来这家店，看了一眼菜单，我问旁边的那位先生：“这家店有什么好吃的吗？”
“我经常来这里，”他说，“我觉得这儿的食物都挺好吃的。”这时，他看了看我的手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吗？您出了什么事故吗？”
“不，”我向他解释着。思考着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得了一种病。自从我搬到洛杉矶以来走路就很困难了。”我还从没有像这样和陌生人开始一段对话，也从没有人像他一样注意我走路的方式。我们吃着各自点的食物，偶尔会简短地说上几句话。他比我先吃完，站起来向我说了声“再见”就离开了。我也回了一句，然后低下头继续啃我的马铃薯煎饼。
不一会儿，服务生走了过来，告诉我刚才那位穿制服的先生已经帮我买单了。
真的假的？我可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真是个善良的人。”我对服务生说。我们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居然帮我付了钱。“大概洛杉矶人要比传说中善良得多吧。”
服务生一边大笑着，一边帮我收拾了餐桌。我把手伸进钱包，打算给他一些小费，最后，我终于找到了3美元的零钱。我之前本来打算用信用卡付账的，顺便把他的小费也算在里面。
我一边吸着橙汁，一边看着其他食客。突然想到在马克来接我之前我还有好几个小时要打发。我真不愿意相信，我居然连一本书或者我的日记都没有带来！让享用免费早餐的喜悦变成闲得发慌的沮丧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我不想破坏这一早就聚集起来的良好气氛。那好吧，凯米，你是不会坐在这里无所事事的。我对自己说。不，我不会那样的。我要拿着手杖，自己走回家去。
其实和往常一样，我今天依然是浑身疼痛，双腿僵硬。今天的身体状况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我觉得与其坐在这个小餐桌前面发呆，还不如试着靠自己走回家去。我带着手机，可以随时跟马克联系。如果我走不动了，就可以让他到路边的长椅或者哪家的院子前面来接我。
凭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真是件困难的事情。我刚一迈出咖啡馆的门，立马就为要步行六个街区而感到心虚。这几个月以来，我连一两个街区都没有走过。
只要用心走好每一步就可以了。我心里想着。穿过停车场，就朝着家的方向出发了。我慢慢地在圣莫尼卡大道上穿行，还没等我走到路对面，路口的绿灯就变成红灯了。我站在路中间，虽然不是特别危险，但毕竟我正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尽管这一路我走了45分钟，可是我终于还是走到家了。我像胜利的将军一般站在自己房子前面，为今天的成绩感到惊讶。我几乎是爬着把自己拖上楼梯的。我坐在楼梯顶上，头倚着手杖，如释重负般地抽泣着。我一个人走回来了！我真的没想到我能走回来，真的。我还能不能做些别的事情呢？
我很累，但是也很激动。马克回来之后，我就滔滔不绝地把这一上午的事情都告诉了他。我们都觉得很开心。
“真是太棒了，凯米！我真为你感到骄傲！”马克笑着说。
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平静的下午，没有任何分歧。这可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们两人都为我的身体状况感到沮丧，经常会发生争吵。我几乎都想不起我们上次的和平共处是在什么时候了。
晚上，我又去参加了一场戒瘾互助会。我从12岁第一次喝醉酒开始，就养成了精神性物质滥用的习惯。我总是试图逃避自己的感觉，我想成为一个酒鬼，可是自己的酒量又不好，喝酒只会让我呕吐或者昏迷不醒。之后我开始吸大麻，吸很多大麻。接着我又染上了药瘾，一些处方药，比如安眠药、抗焦虑药和镇痛药成了我的新“嗜好”。每隔两三年我就要戒掉这样那样的不良嗜好。12年来，我一直都在努力过上清醒的生活，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节制，可是这些毛病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复发，我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这次从医院出来之后，我开始了节制的生活，不再吃之前的药了。实际上，我一直在偷偷地过量服用那些药物。所以，只要我能走出家门，我就会来参加这种聚会。马克过去也有物质滥用的问题。我们就是在一次戒瘾互助会上认识的。不过他的意志力很强，懂得克制自己，戒瘾对他来说并不是件困难的事。七年前他就戒掉了酒瘾和毒瘾，至今再也没有复发过。
在今天的聚会上，一个叫英格丽的女人给大家讲了一个她和她妈妈之间的故事。两星期之前，英格丽刚刚从母亲的葬礼上回来。她说，她的母亲死于多发性硬化症的并发症。
英格丽的故事吸引了不少人。她用她独特的伦敦口音向我们讲述着：“我妈妈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受尽了折磨。除了花钱雇来的护工之外，她身边几乎没人陪伴。就在她快要不行的时候，我来到了医院。就在那一刻，妈妈流下了眼泪，似乎她一直在等着我，只有我来了她才能安心地离开。”我听着英格丽用简单的话语讲述着这个感人的故事，眼里也充满了泪水。从小她的母亲酗酒，并且虐待她，但是最后英格丽用她的宽容让她和母亲都得到了解脱。在母亲戒除了各种不良嗜好之后，又和她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而早在十几年前，英格丽就已经开始节制自己的生活，不去沾染不良习惯了。
会后，我和英格丽还有其他一些人聊了一会儿，又向他们要了电话号码。我不太擅长交际，这还是我四个月前来到洛杉矶之后，第一次集中精力、专心地想要结识一些朋友。
从互助会上回来之后，我还兴高采烈地和马克一起出去吃了晚饭。回到家中，躺在马克身边，我开始回忆这让人无比惊喜的一天。我今天出去了三次，这比三四天才出去一次好多了。我给劳瑞打了电话，送出了第一份礼物。我一个人从餐馆走回家里。我甚至还在互助会上结识了几个新朋友。马克把我照顾得如此周到……他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我满足地翻了个身，许多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在没有服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安然入睡，一晚上也没有醒，足足睡了8小时。第二天起床时心情很好，准备愉快地迎接新的一天。我不知道这和我的第一份礼物有没有关系，但是我正考虑着如何送出第二份礼物。
第2章 付出让我学会了接受
3月20日 星期四
  用心地付出让我在生活中找到了归属感。
  学会优雅地接受别人的帮助，是我们在尝试付出时必须学会的一门艺术。
这些天，无论做什么事情，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我都要花上原来两倍的时间。以前我可以随便抓起一瓶洗发水，轻快地打开瓶盖，从里面挤出一些香波，这一系列动作可以在一瞬间完成。可现在，我只能把洗发水的瓶盖一直打开着，因为我的手已经虚弱到连瓶盖都无法推开的程度。就在今天早上，这瓶洗发水已经被我打翻两次了。这跟调节洗澡水的温度一样，都属于平衡问题。我真怀念那舒服的热水浴啊！但是现在，热水会让我的症状恶化，我不得不把水温调得很低，调到我能忍受的最低温度。我正准备着和金医生的会面，她是我的针灸医生，不过我可能要迟到了。
我的四肢都在缓慢地回应大脑的指令。目前，我的主要症状是极度疲劳、平衡性差、手脚活动不自如，以及认知困难，也就是说，我无法集中精力，记忆力也很差。我常常是开始了一项活动，没等到任务完成就已经忘了自己要做什么。我坐到电脑前面时，会惊讶地发现有一封我几小时前就开始写的邮件，到现在也没发送出去。有时，我可能会把食物放在灶上一直烧着，因为我根本就忘记了我正在做饭。马克也常常会感到十分沮丧，因为他不得不一直提醒我之前的谈话内容，这些我自己是没法想起来的。
我坐在浴缸里，正往身上涂抹着布朗纳医生开给我的薄荷精油香皂。这时，我听到有人在按门铃，一定是金医生来了。她很准时，可我却还没准备好呢。她每次都会到家里来接我去她的办公室做针灸。因为她换了办公地点，而新地方离我家很远。如果这还算不上慷慨的话，我还告诉你，到现在为止，她一直都没有向我索要治疗费用。自从上次出院到现在，我每天都到她那里针灸，却一直没有付钱。这让我感觉很不好，可是说实话，我现在真的没有钱支付这个费用。而金医生却一直跟我说，如果我需要的话，她会一直帮我治疗，等到什么时候我的症状减轻了，可以重新开始工作，那时再向她支付医药费也来得及。
终于洗好了，我关掉水龙头，小心翼翼地从浴缸里走出来，把身上的水擦干，穿上衣服，拿起手杖，艰难地走下楼梯，走出门外。金医生正坐在那里，耐心地等待着。
“对不起，我迟到了。”我一边锁门，一边对她说。
“没关系。”她站起身，挽着我的胳膊，把我扶到她的车上。
金医生是韩国人，虽然她在洛杉矶从事针灸治疗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可是她的英文还是不太好。相对来说，她能听懂我说的话，可是却无法将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我们常常要通过手势和肢体语言来交流，就像猜哑谜一样。
“真的很感谢你每次都来接我。”我对她说。我们正沿着日落大道一路朝东面驶去。
“没关系。”她又说了一遍，“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很奇怪。”我回答说。然后机械地罗列出一些问题的答案，因为这些问题是她每天必问的：“胃口好。昨晚睡觉好。精神和平衡好了一点。”
“好，好，这很好。”前面有红灯，金医生一边说着一边放慢了速度，把车停了下来。她回过头看着我，乌黑的波波头来回晃动着。她今年37岁，比我还大两岁，却长着一张娃娃脸，看上去像个小女孩一样。“那便便呢？你有便便过吗？”
“昨晚一次，今早一次。”我告诉她。她脸上顿时洋溢出胜利的微笑。
“哦，非常非常好！”她坐在椅子上开心地颠着，不一会儿交通灯变绿了，她才安静下来。
金医生对我的胃肠功能十分关注，或者准确点说，对我胃肠功能的衰退十分关注。有时，我连续4~6天都不排便。现在，金医生想通过她给我配的一些苦涩的草药，来改善我的胃肠功能，让我能够正常排便。看起来，她的药开始起作用了。
当我们在她的新办公室门前停下时，一种愧疚感再次涌上我的心头。洛杉矶的交通十分拥堵，金医生要开车从韩国城出发，一路开到好莱坞，到我家来接我。而且等下她还不得不开车把我送回去。向别人寻求帮助会让我感到不安，可是从11月初开始，我就不再开车了。那次我把朋友的车撞到了水泥墙上，只是因为我的右脚不受大脑控制，没法从油门上挪开。
“金医生，真的很抱歉，每次都麻烦你接送我。”我向她表达我的歉意。
我们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扶着我坐到一张椅子上，然后自己坐到了办公桌后面。上次我来的时候，带给她一盆很水嫩的植物，希望能给她的办公室增添一些生气。我还用橙色记号笔写了一张“谢谢你”的小纸条，把它粘在一根牙签上，插到盆里的泥土里，表达我的谢意。现在那盆植物就放在她身后的一个架子上。
“凯米，没（别）担心。”她说，“你不只（是）病人，你（是）我第一个美国朋友。我帮你。这个开车（接送），治疗，（都）是礼物。你（能）接受（它们），会让我开心。”
我沉默了一会儿，眼泪不自觉地涌了出来。她的慷慨和无私让我如此感动。我也开始明白，或许我应该接受别人的帮助。就像现在一样，我正尽力想要送出一些“礼物”，那么也应该试着接受别人的“礼物”。
“谢谢你。”我流着眼泪对她说，“真的非常感谢你。”
“没关系。”她说着，递给我一张纸巾，“现在（开始）治疗。你脱下衣服。到台子上去。我洗手。（一会儿就）回来。”
这种治疗持续了一小时左右。之后金医生开车送我回家。这次，我只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没有再因为自己需要她的帮助而向她道歉。这简直是一门艺术，让我学会了如何优雅地接受别人的帮助。
回到家里，午饭之后我小睡了一会儿。最后是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
打电话的是我的朋友艾琳，最近她也从旧金山湾搬到了洛杉矶。因为我病得太严重，以至于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见过面。她说她想要过来看我，这样我们也可以一起出去走走。对！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有力气，都应该出去走走，这是很重要的。行走不但能帮我恢复身体机能，还能增强神经、肌肉和肌腱的协调性，抑制病情的发展。总之，这种运动可以帮我拖延时间，不用那么早坐上轮椅。
下午4点，我和艾琳一起走出家门。外面还很暖和，不过好在我们不用顶着洛杉矶的大太阳散步。走了几个街区之后，我的步伐不再像刚开始那么僵硬了，差不多都能跟得上艾琳的脚步。每走一步，我的手杖都会轻轻地敲击着地面。有人陪着一起散步真好——我就不用为走不回去而担心了。我们踩着好莱坞大道上粉红色的小星星（好莱坞大道上有数千枚星形奖章，上面刻有影星的名字），一直走到柯达剧院，每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在那儿我们看到一群人聚集在人行道上，有些人还用脚在地面上敲打出hip-hop的节奏。原来他们正在观看九个年轻人的街头表演。
我们也停了下来，走过去看看这几个年轻人的演出，感受一下霹雳舞那让人震撼的威力。那几个舞者像弹力球一样从水泥路面上弹跳起来，给他们的表演增色不少。这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的喝彩，还有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当中，和他们一起蹦跳着。一个男孩来了个大幅度的身后屈，两脚一踢，居然倒立了起来。这还不算，他用一只手就能把整个身体支撑起来。就这样，他两只手轮换着撑在地上。可刚换了两三下，音乐就停了。领头的一个拉美男孩走了出来，告诉大家马上就到精彩的结尾部分了，不过大家先得给他们“捐”点钱。这个十七八岁的漂亮男孩像个拍卖师一样向观众游说着。我不自觉地把手伸向腰带，我在那里夹了一张5美元的纸币，留着紧急的时候用。这让我很惊讶，我是很少把钱送给街头的乞讨者的。那个年轻的男孩拿着一个紫色的天鹅绒钱袋，径直走到我面前，好像他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一样。我把那张钱抽出来，递给了他。他眨了眨眼睛，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他和我握了握手，然后转向其他人，把我那5美元拿在手里使劲地挥舞着，好让别人都看见。他回头指向我，喊道：“嘿！瞧瞧！这位富有的白人女士给了我5块钱！”
这似乎起了个带头作用，围观的人们纷纷掏出自己的5美元纸币。很多人都和我给的差不多，有些人甚至比我给的还多。而表演的结尾部分就是从观众里走出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加入到表演当中。舞跳得不错，大家都很喜欢。
回家之后，我决定给姆巴利打个电话，告诉她我接受了她的建议，按照她的方法一步步开始实行了。“你知道吗？”我对她说，“我之前从没想过要尝试这种‘29天付出’的方法。不过从昨天开始，我已经这么做了。而且好事情真的发生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笑意。“这一点也不奇怪，凯米。”她说，“不管物质生活有多丰富，人们总会觉得缺少些什么：我们总是觉得拥有的还不够多，自己还不够完美。但是一旦我们意识到自己是某些更大的团体中的一员时，我们就不会在这种缺失感中迷失自我，就会知道我们其实有很多礼物可以奉献给这个世界。”
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姆巴利的话。“29天送出29份礼物。你把你送出的礼物都记下来了吗？”她问我。
她解释说，把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是个很好的方法。只有用心地记录每一次经历，用心地送出每一份礼物，这个方法才会真正起到改变你的作用。她还提到，每天早晨醒来时，冥想一会儿或者给自己一些自我肯定都会对我有帮助。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练习冥想了，不过还是很希望能重新修炼一下。至于“自我肯定”嘛，一些简单的句子，例如“今天我要快乐地付出”或者“今天我会耐心地付出”等，都可以为全天定下快乐的基调。
礼物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几元零钱，也可以是一句关心的话或者一个善意的想法。除了要送出礼物，“29天付出”的药方还要求我们每天都要心存感激，要不断反思自己家族里奉献的传统。
“感恩可以让你心胸开阔。当你带着一颗宽厚之心去付出时，你也会收到很多礼物，它们会让你变得谦逊。”姆巴利说。
现在，我属于某一个团体了，我没有被抛弃，也不是独自一人。我会在这种动力之下开始新的生活。
第3章 帮劳瑞找回生活的勇气
3月21日 星期五
  如果一直关注错误的东西，就会错过正确的事物。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多跟那样的人接触。只有这样，生活才能变得更加的积极。
我和马克坐在车里，车窗外面是一幢小小的、可爱的农场屋。房子前面有一排很长的黑色金属扶梯，一直延伸到正门前面。我很害怕，也很紧张。这种事不能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想靠什么扶梯、助步器还有该死的轮椅来走路。
我来这儿是要拜访这所房子的主人——我的朋友劳瑞，我第一份礼物的接受者。她也是一名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或者我应该说，她是一位正与多发性硬化症作斗争的“战士”。虽然她面临着各种身体障碍，但她还是带着极大的热情追寻着自己的生活。在与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各种病痛作斗争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两种“病人”：一种人在听到医生的诊断时，就被这种疾病控制住了。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个不幸的受害者，整日为自己的命运黯然神伤；而另一种人会正视自己的疾病，负责任地为自己治疗，会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在不同的时期，我在两个阵营之间来回游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经在受害者这边浪费了六个月的时间了。上帝，我已经准备好要脱离那个阵营了。
这也是我今天到这儿来的原因之一。我曾在精神健康恢复课上学到过，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跟那样的人多接触，这是改变自己的最佳方法。劳瑞拥有生活的勇气和动力，而这正是我迫切想要找回的东西。
现在是上午11点20分，比我预计的到达时间晚了很多。虽然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准时准点的人，不过自从得了多发性硬化症之后，守时变得更困难了。劳瑞对我每天都要面临的困难再熟悉不过，所以当我打电话告诉她我要迟到的时候，她并没有感到不愉快。
我和劳瑞是在一个叫做“最佳生存计划”的多发性硬化症社团工作室里认识的，我们俩一见如故。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到她家里拜访，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门前修了一排扶梯的房子。马克扶着我走上扶梯，我差点被从门里冲出来的大狗扑倒在地。它叫“薯条”，是条澳大利亚牧羊犬。很明显，我的到访让这个大家伙很是兴奋。房间的角落里摆着一架钢琴，琴盖上堆满了女孩子的衣服。劳瑞有个十二岁的女儿，这些衣服肯定是她的了。房子里有一块敞开的空地，是她家的起居室、阳光房和餐厅。我扑通一声紧挨着劳瑞坐到了她漂亮的碎花沙发上。马克把我的大购物袋放了下来，那里面被我塞得满满的，都是我从家里带来要送给劳瑞的东西：一些我自己种的有机草莓，一本书，还有金医生秘制的神奇的通便药。把我们安顿好之后，马克就离开了。有人照顾我他也就放心了。
“我喜欢你家的房子，”我跟劳瑞说，“它看上去真可爱。”
“谢谢。”她有气无力地回应着我。
“怎么了？你今天不舒服吗？”我问。
劳瑞的情绪似乎很低落，没什么精神。她长长的棕色卷发都黏在了头皮上，似乎她根本没心思去打理自己的头发。她没用任何化妆品，就连衣着也毫无生气——上身是一件淡蓝色的背心，腿上套着一条白色棉布裤子。平常，她每次出现都穿着颜色鲜艳的印花服装。今天，当她穿着完全不同的衣服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她已经瘦成这个样子了。
“我心里很不舒服。”她说，“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是在一天一天地混日子，生活没有目标。我怀念上班的日子，我怀念工作时的那种成就感。”
这真让我感到意外，像劳瑞这么乐观的人居然也会有这种想法。“但是你已经很有成就了啊，”我对她说，“你在唱诗班唱歌，你是个伟大的母亲。老天，你还坚持每天到健身房训练！你比很多身体健全的人更有成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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