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选举跟此前选举谘议局、资政院一样，是由地方士绅负责操办的，所以到最后选举过程就成了一个具文，主要是由地方士绅来决定谁当选。投票只是个过程，事实上是没有投的。那谁来当呢？由于地方士绅并不确定共和制是什么，更不清楚共和制下的国会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他们倾向于选那些出头露面的革命党人或者是与革命有关系的人。很多代表都回忆说，他们是在家乡被提名为国会议员的，但他们既没有去竞选，也没有去拉票，什么都没搞，坐在北京就当上了国会议员。那个时候是革命缔造共和的嘛，所以，多数的选票都是这么来的。
但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实际上是没有力量的。在革命之前同盟会已然出现了分裂的迹象，革命之后，由于利益之争，这种分裂的问题更为严重。同盟会中光复会一系本来就对孙中山不满意，现在因为政权建设之争，对孙更为不满。原来华兴会系统的这帮人，很多都把票投给了孙武参与组建的民社（后来并入共和党）。孙武这人很有意思，为了革命把名字都改了，当时革命党党魁乃是孙文，于是他就改名叫孙武，以致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孙文的弟弟。当然，这应该也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革命后这位以孙文弟弟自居的孙武居然投到了黎元洪帐下，与同盟会相颉颃。同盟会人心离散，没有重心，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缺少可称道的表现，因此这一时期他的威望跌落了很多，缺乏笼络众人的能力。黄兴在革命中打了那么多的败仗，虽然做了很多事儿，但没有获得广泛认可。宋教仁参与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四处张罗选举，但他也没什么服人之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不一定只是章太炎的说法，我们毋宁把它看成当时真实状况的反映。因为会党的参与，革命后建立的秩序往往被这些人破坏，弄得一团糟。地方上的民众对于革命党的印象很不好，认为这些干革命的人都是乱党，就跟前清时候的会党一样。因此，国民党虽然在选举中成了国会第一大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有很强的力量。在国民党成立以后，其议员也常常倒戈，可能吃顿饭就被拉走，就叛党了。这其实就证明了当时的国民党处在一种虚胖的境地。孙中山被袁世凯忽悠去当铁路督办了，他声称要在十年内为中国建二十万英里铁路，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根本不靠谱的事儿，但他就那样去张罗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他就是喜欢这么去说话。但这么说话的后果就是，那些搞实业的人也觉得孙中山不靠谱了。我们搞铁路搞了这么多年也没弄出什么大名堂，你一来就声称能修出这么多的铁路来，这不是孙大炮嘛。
也就是说，国民党看起来力量强盛，实际上则是一盘散沙。而经过几次交锋之后，袁世凯已看透了国民党的诸多弱点，也看透了孙中山等人的毛病。此时的袁世凯对于共和是没什么认识的，他认为此时的中国跟以前一样，办不了共和制，但是既然已经建立了，那就只能这样将就了。但即使是将就，也不能任由国民党去闹。
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
而袁世凯习惯的是用传统政治的那些方式来对国家政局进行控制。比如说，尽量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尽量用权力技术进行操控。他相信对所有人都可以实行笼络，包括国民党此时的实际党魁宋教仁。他还喜欢进行实力控制，喜欢玩儿点小花样——虽说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北京政变是袁世凯直接下令的，但是他跟这一事件肯定脱不了干系，至少是跟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有关联。如果袁世凯不愿意南下就职，直接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即可，但是袁世凯一边答应迎袁公使团的要求，一边又组织一场兵变，然后以此为借口，称自己去不了。这种做法仍然遵循着传统政治的权术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式在中国非常有效。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不仅试探出了国民党的实力和能耐，他也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能力和权限扩大化。唐绍仪当第一任国务总理的时候，曾想超越党派，好好办共和，但是办不了。袁世凯为了保护核心利益，比如在决定直隶都督的人选上，可以绕开与其政见不符的唐绍仪，直接任命。唐绍仪很生气，按照民初体制，我不副署，你的任命怎么能够生效呢。但按照袁世凯的想法，他的总统就是按皇帝的方式当的，直隶都督对于袁世凯而言关系重大，这个他不能让步，即使是违规他也认了。
因为宋教仁案，袁世凯也跟其他人发生冲突。现在宋案的研究很多，各种说法也很多。以前是一边倒地认为这是袁世凯个人的阴谋诡计，但现在很多人认为暗杀不一定就是袁世凯最真切的意思，可能是袁世凯手下人猜度他的心思猜度错了，想讨好他，所以就直接办了。还有一些研究者干脆断定这根本就不是袁世凯的意思，因为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也有人认为这个可能就是国民党自己内部火拼闹出来的。反正众说纷纭。现在让我看来，袁世凯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北洋集团参与这件事的可能性最大。不然，正如上一讲提到的，应桂馨这样一个小小的江苏驻沪巡长，怎么就会与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和国务总理赵秉钧等人有这么多的单线电报往来呢？而正好这个应桂馨又是直接收买杀手的操作者。所以，国民党实际的党魁被杀，尽管这一案件事关重大，如果能够通过法律解决最为恰当，但在当时，可能双方都没有通过法律解决的耐心，尤其是国民党这边，最后就仓促发动了战争。而国民党在此前也的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认为武力反抗袁世凯是没有大问题的，至少能够在南方造成一个割据之势，但最后根本不是这样，二次革命基本是不旋踵就失败了，失败后大批革命党人被迫流亡。
在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过程中，显然袁世凯得到了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人们认为国民党比较没理，因而国民党相当孤立。但是袁世凯的解决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天衣无缝。宋案本身的疑云仍有很多，在此之前，为了拉拢黎元洪，还曾经有过杀害张振武的案件。这样一些疑云为后来袁世凯的统治造成了障碍，这就是过去中国王朝关于得天下是正还是不正问题的讨论，若是在建国之初发生了这样一些案件，就说明得国不正，是有问题的。
而袁世凯还要依靠国会把他选成大总统。虽然说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但袁世凯很清楚，这些议员是会把他选出来的，因为他已经打完仗了，而国民党本来就是一盘散沙。这些议员主要是想来北京当官的，他们不认为自己乃是民意代表，而自认为是国家的官，所以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并不多，很多都是贪图个人享受。国会第一个议案，就是给议员加工资，一个月五百大洋。当时两院共计八百人，号称八百罗汉，仅一家机构就有这么大的财政负担，很离谱。自己给自己定这么高的工资，显然他们很贪图享受贪图富贵的。袁世凯因此而吃定了他们肯定会把自己选为总统，否则就不会放手让他们选了。袁世凯只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派出一些由军警组成的公民团去包围国会。但是这么做就惊动了一些人，结果反而使得投票很麻烦。不管怎样，到最后总算是把袁世凯给投出来了。他当选正式大总统以后，就把国会给抛弃了——追缴国民党议员的代表证书，然后就把他们驱散了。而国民党代表当时占国会多数，现在他们一走，国会投票无法构成最基本的法定人数，就等于废掉了。开始梁启超等人还很高兴，认为国民党的刺头走了，进步党等其他党派就能在两院占多数了，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结果是国民党都被赶走了，这时国会不能成其为国会，那么所谓的相对多数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梁启超等人也很疑惑，为什么搞完革命之后，这个共和制政府的国会状况还不如晚清。后来袁世凯为了安抚这些人，搞了一个政治会议，但这个会议不是议会，只是一个政府的咨询机构。这就是袁世凯的不对了，如果觉得议员不行，应该重选国会代表，但现在只是把国会降级缩编为政治会议，这大有问题。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但是此前我们讲的共和制所带来的那些问题依然困扰着他。他认为老百姓还是不习惯没有皇帝，而且整个统治体系，包括他的官僚集团和他的亲信部下都出现了疑问：需不需要效忠？向谁效忠？怎样从忠于皇帝转向忠于国家？忠于国家了，袁世凯高不高兴？可否使民众对国家的效忠转变成对袁世凯的个人效忠，以强化总统的权威？这样的问题都很明显地摆在了他眼前，他是没有权威的，他连那些当了国务总理或是各部总长的老朋友都控制不了，更不敢处理手握重兵的军头。
老百姓琢磨不清总统是什么东西，总统跟皇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中国没有皇帝了，等等。老百姓如此，官僚如此，军头更是这样了。二次革命以后，大批北洋军都被派驻到地方各省，于是一些高级军官也转成了地方各省督军，当了督军的各个军头有了地方行政权以后，很快培植和扩张起各自的势力，不大听中央的话，而中央也没法处理。袁世凯时期，层次低一些的文官犯事了他还是敢处理的，比如也杀过一些局级的官员，但是对于犯错的军头他不敢处理，这就加重了骄兵悍将的骄横程度。这是北洋系统内部的问题，所谓的内忧问题，主要集中在权威性不够这一点上。所以，这个时候国家比较乱，从白朗起义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出现白朗起义原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白朗起义就是一帮土匪闹事，但是因为有国民党人的掺和，所以后来的历史记载把它抬得很高。这次起事规模也不大，而且没有基础，但是各地就是剿灭不了，北洋政府费了很长时间才总算把白朗干掉了。北洋军最初打国民党打得那么轻松，现在围剿一个白朗却这么费劲，白朗起义背后所反映的是各地的割据与秩序的混乱，也暴露出了袁世凯政权的虚弱性。[1]
袁世凯本人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他对于整顿内政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正因此，原来在革命前对革命抱有极大憧憬的人在看到民初政局乱象横生的现实后，都感到非常失望，那些本来就很怀疑革命的人此时就更加失望了。所以这一时期大批的遗老遗少都出来了——清朝覆灭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有谁要为这个王朝殉节，但这个时候都出来了。他们都觉得民国不好，鼓吹民国还不如清朝的言论，对民国极尽冷嘲热讽。而且这些人也不是泛泛之辈，像沈增植、劳乃宣等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很大，一说话就能引领社会潮流的，所以大家普遍觉得，民国的确没有搞好。
而这个时候，外交也出事了。1914年，一战开始了，欧洲列强忙于内部厮杀。对我们东方人而言，一战就是欧战，因为战场基本就是在欧洲。当时东方的日本也参战了，但是它只打了一仗，就是发动了对驻扎在中国青岛的德军的攻击。此时德军并没有多少力量，而且大多是海军，日本人攻击德国人，基本是杀鸡用牛刀了。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打了两个多月，中国人对此也毫无办法。当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开战，日本胜利之后，沙俄在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范围被日本继承，相对来说，日本的统治比沙俄要温柔一点。但是在山东，胶济线和青岛原来是由德国人统治，他们的统治方式又要比日本人文明一点。所以，日本人取代德国人对青岛及胶济线沿线地区进行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温柔的统治被一种蛮横的统治所取代，这样老百姓是很不舒服的。后来美国人曾经做过调查，他们问中国人，当时德国人占领这块土地时，中国人好像没有进行强烈抗议，但是换成日本人后，为何中国人的反应会这么强烈呢。中国人解释道，德国人的统治比较规矩，而日本人相对不规矩。
日本人的这场战争虽然规模较小，但对中国的骚扰却是比较大的，而且日本人很蛮横，在打德国的过程中，其实占去了山东各个地方，它根本不把中国的驻军当回事儿。而且日本并没有就此罢手，有一部分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独占中国的一个良机。所以，麻烦来了。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时带了《二十一条》，要求直接面见袁世凯总统。《二十一条》中的每一条都很不好，其中最可恶的是第五号条款，它要求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其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而且在某些时刻日本顾问有权做出决断。这就相当于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使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袁世凯看到这一条款后，意识到日本“直以朝鲜视我”，震怒，也很惊慌。本来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第五条是建议性条款，就是说中国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交这一文本时，根本就没提到这一点，他就是要让中国全部接受。袁世凯当时立即找来各部总长和机要秘书商量对策，那时候陆军总长段祺瑞非常愤怒，主张和日本开打，认为这些肯定不能接受。袁世凯问段祺瑞，若真打起来，中国军队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段祺瑞想了想，说估计只有三个月。袁世凯一想，这肯定不是上策啊，那还是先谈吧，于是他就让外长陆征祥想办法去谈，去跟日本人磨，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在谈判的过程中，日本人曾警告陆征祥，这些谈判都是机密，不能透露给任何人，不能告诉别的国家。但中国代表一边谈，一边又把谈判细节通报给英美各国的驻华使节，希望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所以很快《二十一条》的消息就走漏了，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政府都开始对日施加压力。比如英国，英国此前跟日本是有合作盟约的，但这个时候开始有人质疑和日本结盟的前景。英国人当然也不希望日本人完全控制中国，因为英国在中国仍然有很大利益，事实上，作为侵略中国最早的西方国家，在中国利益最多的一直就是英国人。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日本被迫作出声明，称第五号条款只是一个建议性条款。后来曹汝霖自己贴金，说这个成果是中国人争取来的，中国人也派了说客去日本游说日本政府。其实在一开始，日本政府就定第五号条款为建议性条款，只是日本公使在向中国传达的过程中有意做了改动。而且日本公使把第五号这个建议性条款和其他条款放在一起本来就是个阴谋。为什么呢？这个条约统称《二十一条》，人们提到它就会首先想到第五号条款，日本政府逼着中国签，这样即使第五号条款没有被中方接受，但在外界看来，如果中国签了《二十一条》，那么可能中国还是接受了第五号条款，那这样袁世凯就完蛋了。日本政府当时并没有做好全面与中国交战的准备，它当时进行战争动员时，也只是动员了在华的日军，并没有真的想要跟中国打，但是袁世凯却屈服了。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人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图谋，就是搞臭袁世凯的声望。他们对袁世凯真的很头痛，在朝鲜时日本面临的中方对手就是袁世凯，而在和袁世凯的几次冲突中，日本人都没有占便宜，所以历史上日本政府就跟袁世凯有宿怨。在日本人眼里，袁世凯是政治强人，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改变，如果袁世凯能力足够强，那么，中国可能真的会由弱转强，成为日本扩张的重要障碍。因此，日本要做的就是把袁世凯搞下去。所以日本人曾在中国鼓吹，说孙中山搞共和是可以的，因为他之前就是叛党，袁世凯凭什么共和啊，他是清朝的重臣。这是他们的宣传噱头，实际上他们是想将袁世凯除之而后快。
在1915年5月9日，袁世凯签了《二十一条》之后，他也很难受。我们不能说袁总统就是不爱国，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他来说可能比一般的老百姓所想的更为息息相关。所以他声泪俱下，跟他的部下说：我们一定要奋起，我们再不自强就要完蛋了，我们要好好地干，十年后再跟日本人算账。但是，不管袁世凯是何心境，他的确因为这个《二十一条》而声望大跌。内政如此，外交还办成这样，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怎么服人呢？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袁世凯自己也很焦虑，考虑该如何挽回这个局面。按道理，应该把政治弄得更加清明一点，然后再去做几件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事儿，这是中国人对权威塑造的一般性理解。而当时的环境给袁世凯留下的余地并不多，树立威信的方法的确没多少，然后就有人给他出主意了：那你干脆称帝吧！称帝很简单啊，称帝就是一个政治程序操作，又能够很快就塑造起自己的权威，而做好内政外交比称帝要难得多。
在最初思考这个建议时，袁世凯是有些顾忌的，筹安六君子在外界为复辟鼓噪时，其实跟他有间隔，更多的事情都是袁克定在具体操办。袁克定这个人对袁家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比袁世凯更喜欢权术，正是因为他的存在使得袁世凯和外界存在间隔，而袁世凯一度还坚决反对称帝。所以曾有人认为，这事儿跟满洲宗室也有关系，鼓吹帝制可能是想恢复清朝。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是想先趟个路、搭个桥，把权力交还给清朝皇室。到后来形势越来越明朗的时候，袁世凯也听不到多少反对的声音。这的确非常奇怪，虽然有些媒体对恢复帝制持批评态度，但没有哪一派政治势力公开出头反对，梁启超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也是在袁世凯称帝前夕才发表的，此前看不到任何所谓的强烈反对。
只有袁世凯的一些老朋友向他表示过明确的异议，比如严修。严修在当时真的算是一个世外高人，而且品格很高尚。当年袁世凯被载沣赶走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为他送行，只有杨度和严修前来，而且严修送完人后还回到衙门起草了一个奏折，言辞激烈地表达抗议，抗议清政府罢免袁世凯的举动，然后挂冠而去。等到1911年袁世凯被再度起用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严修，希望他回来襄助大事，并明确提出把财政总长的位置留给他。但袁世凯再三诚邀，严修一直拒绝。严修希望到民间办教育，在社会中支持袁世凯（后来南开大学的建立就有他的贡献）。严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够意思的朋友，但在此时严修就直接言明，不同意袁世凯称帝。
此外，还有些遗老也不同意，不过他们的理由是另一回事儿。总统是任期制，就是说你当总统了不意味着国体会发生改变，你上台不意味着国家进入了“袁家王朝”，但是你当皇帝就是另一回事儿，这样就会开创一个新朝。而若是要建立新朝，你总得有一点点文治武功吧，比如对外有点征服事业，把日本人打败了，这样国内士气就会大振，然后所有人就都老实了，或者就在国内把各种政治势力摆平一点，取得一点政治功绩。但事实上，袁世凯两个方面都没有，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让人非常沮丧和焦虑。在这种普遍的焦虑当中，袁世凯没有解决的办法，反而想通过称帝来渡过危机，这是很荒唐的。遗老们认为，一般的开国元勋、开国皇帝都是有两下子的，至少他的文治武功能够把人震了，这样称帝才能顺理成章。而当时袁世凯的逻辑正好颠倒了，他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政治资本来当皇帝呢？
还有一些人本来就对袁世凯有疑虑，他们主要是各地的军头。尤其是那些非北洋系的军人，本来就和袁世凯统治集团有点离心倾向，一直害怕袁世凯把他们铲除了，比如南方的唐继尧、陆荣廷他们。袁世凯不称帝，还真不好反，一称帝，正好可以借口反复辟反他。此外还有些文化人，比如梁启超认为，中国已经共和了，按照他们当时所秉承的进化史观，历史只能进步不能回退，而历史的进步和制度的演进是相匹配的。康有为的新三统里面曾经说过嘛：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民主共和，就是太平世了。我们好不容易已经进入第三统了，制度不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弥补，怎么能倒退呢？怎么能复辟呢？对于梁启超这种深受进化历史观影响的人，历史是绝不允许倒退的。
所以，尽管袁世凯在复辟准备阶段没有看到过多少反对的力量，但其实反对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被表面现象遮蔽掉了。就是说，袁世凯一旦当了总统，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看到许多真实的情况，即使看到了，可能也会倾向于视而不见。因为人们总会偏爱选择性知觉，好的东西，表面的东西他就愿意看，连一个外国人办的报纸，也就是《顺天时报》刊登的关于支持帝制的消息，袁克定都要把它重印后呈交袁世凯。古话讲忠言逆耳，很多时候忠言是进不去耳朵的。之所以进不去，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政者主观上不愿意听，他自己有一个心理屏蔽机制，在接触到这些信息时就把他不想听的东西屏蔽掉了，袁世凯也不例外。严修后来回忆，帝制闹起来的时候，最初他能见到袁世凯，后来就见不着他了。袁世凯传话，让他去跟筹安会的人讲，严修就火了：我跟筹安会的人说得着吗？我凭什么跟他们说啊？我就要跟你说，你不听拉倒，就算了。所以，袁世凯不称帝还好，一称帝就乱了。
袁世凯的悲剧
袁世凯称帝时，古德诺那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影响很大，古德诺当时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的文章本身没什么大错，中国的国民的确不适合总统制，但是他也没说现在就是适合复辟。袁世凯此时是当不了皇帝的，因为各种势力都在反对。而且，由于历史已经走到这里了，进化论的价值观还没人能够质疑，它是一种很强势、很有市场、很有说服力的价值观。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人就认为，袁世凯称帝，就相当于反对人类进步，反对历史进化。总之，不管反对者所持的是什么居心，各自有什么样的怀抱，进化论的声音已然把所有的想法都统一起来了。这就极大地孤立了袁世凯，连他的亲信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都反对他，所以袁世凯最后就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还好袁世凯死的时候像一条汉子，他没有把复辟一事推诿于人，而是承认是自己糊涂，贪恋权位，并对没有听严修的话悔恨不已。袁世凯认为严修不求名不求利，乃真正之国士，国士在前，自己却听不进忠言，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袁世凯觉得自己是咎由自取，但是没办法，现在局面已经变成这样了。
再说杨度。复辟的主意出得很馊，但是杨度在中国历史上也能算一个智者，他先是办新政，后来又到袁世凯处当幕僚，做得都挺好的。本来袁世凯想让他做教育部部长，但他不屑于做，他一直以帝师自诩，自认为学的都是屠龙之术，要做的是大事儿。杨度看到中国当时不适于共和制，可能恢复帝制要好得多，便把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不过，他确实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虽然说从道理上讲，当时中国有个皇帝最好，但在情势上，没人有资格做皇帝，谁做谁倒霉。袁世凯曾说过，让他做皇帝，简直是把他放在火炉上烤，但是最后他真的就坐上去了，而且还是杨度把他推上去的。杨度是一个真诚的君主立宪者，他认为中国适合的就应该是君主立宪，所以他一手策划的复辟并不是说要回到君主专制，而是要建成君主立宪。张勋复辟之后，杨度非常失望，认为张勋彻底地把他的理想糟蹋了，所以后来就比较颓唐了。
当然，袁世凯的死亡也存在偶然性。袁家流传着一个迷信，说男性都活不过六十岁，所以袁世凯只能活五十九岁。不过我觉得，如果没有称帝这回事儿，他应该能够活得更久，他称帝就赶上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然后他在一急之下就病倒了。即便他不死，复辟失败后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经过这次大挫之后，他肯定是当不成总统了，即使可能还会在总统的位置上待段时间，但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
袁世凯死后，中国的政局就陷入了一种更加混乱的境地，没有当家人了。以前至少有一个人还能当总统，但现在想找一个能服众的人来当总统也是不可能的了。黎元洪为人不错，他是早期的海军学生，后来一路走来当陆军军官，在武汉新军当旅长，随后任湖北都督、副总统。他杀张振武是被这帮革命党人逼的，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而且他也没把在报纸上抨击他的人怎么样。他算是个好人，但是，他的确没什么用。忠厚老实的好人当不了中国的总统，他只能挂牌当虚位总统。段祺瑞可不可以当呢？段祺瑞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次于主公袁世凯，他很有政治野心，也很有手腕和想法，也有很多特别的优点，比如用人不疑，对自己帐下的人非常信任，从来都不吝啬，自己不贪财、不好色，等等。但实际上，从气局上讲，他要比他的主公差一点：他能够对进入自己帐下的人全力包容，但袁世凯也是对所有人都能包容的（如果不是革命党在宋案之后挑起战端，他连革命党人也能包容，可以给他们找块地方设个职位），而段祺瑞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另外，段祺瑞在知人方面的确远远不及袁世凯，袁世凯对自己所用的人是非常清楚的，但段祺瑞常常会用一些草包，这些草包经常会给他坏事儿，就算用的是能人也有问题。比如他的第一号谋士徐树铮的确算个能人，但太过独断专行，后来段祺瑞很多事儿都是被他搞坏的。
除了北洋系之外，当时的西南军阀也较有势力。比如唐继尧，此人野心也很大，他自称是东大陆主人，自诩东亚第一人，他创办的云南大学当时的校名就叫东陆大学。他特别自信，但事实上能力比段祺瑞还要差。而草莽出身的张作霖、陆荣廷等就更不行了，他们的修养和文化水平比段祺瑞、唐继尧等人差得更远，可能他们会一点笼络之术，但除此以外就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本事了。至于说已经没有什么实力的孙中山等人就更不行了。总体上说，当时中国真的没什么人物了，中国当时就处在一个无权威状态。
而这样陷入无权威状态的中国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处于政治上的纷乱状态对日本人而言极为有利。所以袁世凯死后，中国的地方割据真正开始，各地军阀并起。袁世凯时代，各省的督军还多少对中央保持着一点服从，还能给中央上解一点钱粮税款，但是袁死后，这种事情就没了，中央政府从此政令难出都门。当然，也不是说中央完全控制不了地方，而是要想控制，就得先给钱。往往地方从中央拿一万块钱，就给中央办一千块钱或者一百块钱的事儿，要是中央不给钱，地方啥事也不办，中央政府对此毫无办法。整个体系，上下不服从的问题更为严重，原来是革命党不行，他们捣乱有余、治国不足、内讧不断，现在问题迁移到了北洋系身上。所以，就国家重建而言，袁世凯的失败意味着中国也输了。
有人讲，如果袁世凯不称帝，那么他可能会慢慢走出困境，可能会使中国顺利地往前走一点。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袁世凯能不能经受住考验，能不能坚持他的信条，按照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做法坚持做下去，能不能让中国变个模样，他有多少有效的杠杆、有效的手段，这些其实都不好说。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许多问题，他也曾试图解决，比如面对社会伦理道德水准不断滑坡的现实，他也尊孔，主持祭天了，有关军事的问题他也在动手解决。但这些改革的效果都不太明显。向前看，他无法摆平那些先进知识分子的舆论抨击；向后看，那些遗老遗少也对他很不满意。在没称帝时，袁世凯就是因为看不到能够解决问题的出路才出此下策，想通过称帝的方式来重塑权威，进而雷厉风行地推行一整套治国策略。可能今天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什么事都希望通过中央集权这个杠杆来解决问题，这在当时中国是行不通的。如果换一个思路，按照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慢慢走，可能中国还有希望。不过我们也不能太乐观，毕竟现实的环境实在恶劣，当时的外部环境和世界秩序都不允许你慢慢变法图强。那是个丛林时代，西方的列强，尤其是日本给不给中国这样一个转变的机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 * *
[1] （白朗起义纵横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地，自1913年起持续了一年多，其间袁世凯曾派陆军总长段祺瑞拼凑二十万人的军队进行围攻，仍使其走脱。北洋军号称劲旅，但面对区区万余人的流寇竟大费周章，其战斗力固然存在疑问，但各省之间互不通气、信息隔绝乃至相互猜疑和陷害，乃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十四讲 黯然北洋
袁世凯的失败使得中国在经历大变革之后失去了政治重心，唯一一个有希望统一中国，有希望成为政治强人的领导者去世了，他的去世使中国陷入了一种因权威缺失而导致的混乱。
我们通常以“北洋时期”一词来指称民国后到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前的这段历史。北洋时期包括：袁世凯当政时期，也就是从1912年到1916年这四年；然后是皖系，从1916年到1920年一共四年；然后是直系，从1920年到1924年，又是四年；最后是奉系，从1924年到1928年，四年。四四一十六年，北洋统治时期基本就是这样安排过来的。1928年以后就是国民党当政时期了。从严格意义上讲，奉系不能算是北洋军阀，它顶多是北洋军阀的一个支系。张作霖等人根本就是土匪，不是北洋出身，他们原属于巡防营系统，只是后来跟北洋系统搭上了关系。他跟张勋一样，本来都是在正统的北洋系之外，非嫡系部队，但我们为了研究方便，一般都将奉系统治时期也算进北洋军阀时期。
段祺瑞与黎元洪
在袁世凯主政时，中国还存在着统一政局的可能性，毕竟袁世凯是个政治强人。但是在他死后，这个统一的事儿基本就没戏了。随后，中央政府进入了皖系主导的时代。皖系这个词儿也是后来人封上去的。袁世凯去世以后，按照约法规定，应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之位，总理是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有没有能力阻止黎元洪登位，或者自立为总统呢？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当时北洋系还是国内最有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基本还可以控制大部分国土，袁世凯去世以后，大家公认的北洋系统领袖就是段祺瑞。那么，为什么段祺瑞不当总统呢？因为他希望在袁世凯去世以后采取跟袁不一样的统治方式，尽量向民主共和方向靠拢，因而恢复了《临时约法》。我们前面讲到过，《临时约法》事实上是将中国政体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政体，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内阁制，如果强调责任内阁这一部分，那么总统就是虚位的。段祺瑞现在就是刻意强调这一点。他宣传自己所遵循的就是一种责任内阁制，这样总统就是虚位的，而总理就是有实权的，那他当然是要当有实权的总理啊。所以，袁世凯死后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不过，虽然段祺瑞和他的幕僚认为中华民国采纳的是内阁制，但黎元洪和他的幕僚仍坚持民国实行的是总统制。民国初年的多党制实践已脱离了最初按美国经验设计的两党制模式，但尽管如此，黎元洪等人仍然坚持总统应该握有实权。这就是当时中国制度的含混之处，而这也种下了后来府院之争的伏笔。
再讲北洋，虽然袁世凯没了，但是北洋系统还在。那个时候的北洋，包括此前的湘军、淮军（淮军后来变成了淮系），都是带有很强个人色彩的政治军事集团。虽然北洋军比之前的湘淮军更加现代化，但它依然带有很强烈的个人效忠色彩，也就是说，这种人身的依附关系仍然很强固。最牛的人是袁世凯，其余所有人都是他提拔的，都是他的部下，因此所有人都听命于他，但在袁世凯死后，他的继承者就很难有这样的权威。像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冯国璋和段祺瑞，平起平坐，而且跟他们资历基本相同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张勋、陆建章、段芝贵等，其实有一大堆人，原来都是称兄道弟的，基本都差不多。这个时候要想从筷子里面拔将军，谁能赶得上袁世凯的权威呢？差得太远了。不过，相比较而言，资历最老的还是先前提到的三个人。王士珍后来不管事儿了，很淡泊；冯国璋有野心，但与段祺瑞比起来要差一截儿。北洋系统的所有军校都由段祺瑞来当总办，这是他的优势。也就是说，对所有北洋系统的军官而言，段祺瑞都是他们名义上的老师，包括后来的蒋介石也管段祺瑞叫老师，只要是在北洋系统混过的，都和段祺瑞存在师生关系。就凭这一点，段祺瑞的人气绝对是能大大盖过冯国璋，其他人也没法跟他比，所以此时就让他当了头。
府院之争
在段祺瑞主政的头两年里，北洋军中开始出现派系纷争，主要是皖系和直系。但是那个时候直系真的不足以跟皖系抗衡，所以段祺瑞掌权的时代，有句口号就叫“皖系即中央”，大家也都认账。再说，当时的派系也不像我们后来说的那样分野清楚，现在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常常说谁是谁的人，但这些都是相对的。尽管每个派系都有核心圈子，这是没问题的，比如冯国璋和李纯的关系是很铁的，这个是不能动的；冯国璋跟他一直带在身边的十五师、十六师的关系是很铁的，这也是不能动的；段祺瑞跟他周围的人，比如徐树铮、靳云鹏等人，也是走得特别近的。这些已经进入核心的上层分子基本不会发生变动，但在边缘处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就说不清了。我们很难说清楚谁是谁的人，因为许多人常常两边动摇。比如说曹锟，后来说他是直系，但在头两年他跟冯国璋走得并不近，反而跟段祺瑞关系不错，否则他不会在1917年去南方替段祺瑞政府打仗，而且那么卖力。当然，我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一开始就是和段祺瑞一伙，只是后来加入直系。总之这些都是很难说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以皖系和直系这种地域取向划分两大派系并不是绝对的，只是说两派的首脑是安徽人和直隶人。曹锟可以说是直系的，因为他是保定人，当时还是首府，冯国璋是河间人，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你看冯玉祥，他是皖人，加入了直系。陆建章，皖人，也是直系的，而且反皖系反得特别凶。所以，各派系的参与者不是按照地缘关系来选择的。也就是说，在最初还没有打起来的时候，北洋的直系、皖系和奉系，乃至张勋，还有其他的毅军，乃至原来淮军留下来的各个山头的部队，存在犬牙交错的联系，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边界。大家要注意，在分析帝制或者民国时期的派系问题时，千万不要用今天的思维去套取古代的逻辑，边界清晰的派系只可能产生在现代政治中，以前不会这么清晰的。
段祺瑞当家，由皖系统治的这四年，其实是整个北洋时期最民主的四年。所有的当家人都是吃历史饭的，他们都会从过去不远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调整统治策略，筹划下一步的制度变革。其实每个人都是如此，经历过什么事儿，就会对这一段历史有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当这件事折腾得很厉害，或者自己被卷入的程度很深时，无论成功或失败，都会对你产生很大影响。段祺瑞也是如此，他接受的，是袁世凯帝制自为这样一个失败的教训。对此，段祺瑞就认为，他应该改弦更张，正经八百儿地按照民国的要求，按共和国的精神，遵守民主体制的规矩来办事儿，所以他恢复了民元国会，而且自己也比较守规矩，他按照他想象中的民国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但他也有很多障碍，最大的障碍仍然和袁世凯一样，就是权威不足。前面讲了，当年袁世凯之所以称帝，主要是因为他在体制转换后丧失了大部分权威，无法按照现代国家官僚制的逻辑实现对昔日幕僚和朋友的有效控制。袁世凯的确有统一中国、重新建成一个强大国家的野心，但他在这方面的确是权威不足，所以只有帝制自为了。不过，袁世凯毕竟还是政治强人，也是北洋的大头，在他去世后，继承者就更加缺乏权威了。
袁世凯统治时期，各省虽然说有抗命的行为，但基本上是听话的，各省的税款也基本是要上解中央的。但到了段祺瑞时代，戛然而止，没人给中央送钱了，而且中央没办法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各省都有自己的借口，比如说，因为此前跟国民党打过一仗，所以地方不甚太平，军饷也有欠发，只能把地方财政截留了，不然士兵就要哗变了。中央若是想要我们上解税款，那就先帮我们把军饷发了吧，先把军费拨下来再说。然后各省就会开出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如果地方一共只能往中央上解一百万税款，那么它常常告诉中央需要一千万才能弥补军费损失。中央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根本做不到。而且，中央根本没有能力对这些地方军头进行处罚，不可能因为不上解税款就把他们撤了。袁世凯都不可能撤换督军，那么段祺瑞就更做不到了，因为他只是袁世凯手下众多大将之一，权威已经大大消解了，哪有资格随便撤换地方督军的位置啊。
所以，当时中央财政十分窘迫，财源寥寥无几，一部分是关余和盐余，就是关税和盐税扣除了庚子赔款所剩余的那一点儿钱，这笔钱有时多有时少，却是当时最重要的收入；其次是交通部的收入，交通部当时管了几条铁路，比如京汉铁路、京浦铁路和京张铁路，这几条线的收入是可以预期和掌控的；还有就是北京崇文门的关税，当时北京地区商税都是在崇文门征收的。但想想看，一个中央政府，总共就只有这么一点钱来维持开支，真的是非常窘迫的。所以，自从段祺瑞以后，北洋政府里只有两个部门比较有钱，一是财政部，二是交通部。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民国的交通系这么厉害，它的财力比财政部还牛，因为它能控制几条重要铁路的收入，所以前交通系、后交通系、交通银行，都是这一系统之内的。其余各部都是穷部，从袁世凯死后就开始欠薪。
手里头没有钱，因此段祺瑞在主持政局时所能依凭的资源就很少，能力就很弱。本来政治权威就不够，没钱就更不行了。段祺瑞遇到了一个大瓶颈，他想有所作为，但不知道该如何操作，这是个大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当时国会两院八百议员，人称八百罗汉，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定了每月五百大洋的工资，相当于次长级的待遇。五百大洋在当时是个挺大的数字，可惜政府没法满足这个数目的要求，如果政府能够足额发薪，可能国会也不难驯服，但是当时的民主还是非常薄弱和幼稚的，政府老欠薪，议员焉有不闹之理。所以，内阁跟国会之间的回旋余地也就很小了，段祺瑞不能像袁世凯那样直接把它废了，而且袁世凯手腕更多，即使不废也有办法，但对于权术稍逊的段祺瑞而言，这就是个大麻烦事儿。
再就是总统府，黎元洪手下也有一帮人。黎元洪人缘不错，本来武昌起义时他是被强拉出来的，但当他想干点事儿之后，就有一帮人开始围着他。黎元洪的确很厚道，但当周围围了太多人时，这个人也会有点变化。按理说黎元洪是个不爱争的人，没什么武力资源，没什么嫡系，更没什么财力，本身又是个很平和、挺老实巴交的一个人。我研究辛亥革命的材料时发现，之所以当时湖广总督瑞澂会起用他，就是因为他老实、憨厚。但是等他当了总统以后，周围的人就会开始鼓噪，他们认为即便民国已变成了法国体制，但总统还是有实权的。因此，他们和国务院的矛盾逐步恶化，尤其是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的时候。徐树铮这人特别专横，什么公文到了总统府，就直接嚷嚷着让黎元洪盖章，黎元洪想仔细看看，这时徐树铮就会非常不屑地说：“看什么看，你盖章不就完了吗！”最初黎元洪忍了，盖就盖吧。一来二去，底下的幕僚们就不干了，凭什么总统不能看公文啊，后来黎元洪也就硬碰硬，索性不再给徐盖章，然后矛盾就闹起来了。
此时的段祺瑞还真是不错，直接把徐树铮免了。本来徐树铮跟段祺瑞的关系，就跟亲兄弟一样好。后来徐树铮被刺死，段祺瑞把他安葬到自己家的墓地里，这一举动等于是告诉徐家，徐树铮也是段家的人。而且徐树铮的确非常聪明，段祺瑞的那些幕僚都称赞他就像三国时的庞统一样，可以耳听判词、口中发落、笔下批文，可以说是能一心几用，极聪明。他本来只是个秀才，后来被段祺瑞相中当秘书，然后就被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算得上是文武双全。我看过他留下的几首诗，写得的确都很棒。他和北洋时期的林琴南、杨云史这些文化名人都过从甚密，关系非常铁。但这个人的问题也很多。第一，刚愎自用，觉得全世界就他最聪明，其他人都不行。这就使得他与别人的关系很紧张，比如他跟同是段祺瑞重要幕僚的靳云鹏就是死对头，皖系后来在崩溃之前内部先发生分裂，与此就有关系，靳云鹏本是段麾下武将中最好的一个，后来却率先反叛了。第二，徐树铮太好独断专行，遇事不请示就直接干了。他的主公后来主张对德宣战，是想站在协约国一边，而徐树铮却认为德国人好，因为他去过德国，对德国人很佩服（当然，段祺瑞也去过德国），所以他认为政府应该站在德国一边。当年一战爆发后，日军围困青岛，德国守军反应很仓促，毕竟大部分是海军，所以陆战武器紧缺，没有枪支弹药。然后小徐就偷偷往德国守军方面运送了一万多支步枪，这些事儿当时若是被抖出来就会造成很大的国际麻烦，但是小徐敢在他的主公段祺瑞不知道的情况下这样做，由此可见其独断专行的风格。第三，徐树铮最大的毛病就是好用权术，他太爱这东西了。我曾讲过，当年袁世凯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总用权术。权术并不是不能用，但若是一个人没有大韬略、大格局、大想法，那么，权术用多了，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段祺瑞对徐树铮的确是非常好，而现在为了能够平息府院之争，他竟然能够把自己最亲密的政治幕僚开了，由此可见，段祺瑞在当时还是很想按照民主的议事规则把这件事儿处理好的。但是，他越想办好越办不好。比如，他跟国会的关系怎么协调也没法玩活，跟总统府也一直存在纠纷。后来他急了，干脆还是来权术，玩黑的，直接拉督军团，让军人干政。后来段祺瑞每次跟黎元洪的关系一紧张，就让督军团出面嚷嚷，这时候黎元洪就软了。要知道，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一大难题，每逢当政者想按照民主的程序办事时，这套东西玩不转，而用传统的方式办理时，可能又会很灵。你让他怎么选择？段祺瑞绕开民主规则的第一次成功，就是处理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起于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到1916年时，日本和美国都希望说服中国参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欧战陷入了胶着状态，双方逐渐转入阵地战，掘战壕以备长期固守。这就需要征集大量的劳动力，当地的民工不够了，缺乏挖战壕、抬伤员、运送枪弹的人手，这一系列的苦差事在当时欧洲也没人愿意干，于是一些国家就希望到中国招募华工，尤其是中国北方山东的农民，身材高大，能吃苦耐劳。但如果中国不参战，那么他们从中国招募华工就很麻烦，此前他们已经通过“绑猪仔”这种方式弄了一些人过去了，但这极不光彩，也太麻烦，不能一直这样做。当时尤其是协约国，特别希望从中国招募华工，因为整个山东实际上都已经被协约国占据了，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了青岛和胶济线，而威海又被英国人占领。英国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弄了一些华工到欧洲，但它不能大规模地弄，所以希望借美国人之口来说服中国，而日本也一直怂恿中国参战。当然，协约国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让中国人出兵，其实他们都没指望日本出兵，日本打完青岛以后就没打了，所以说日本参加了一战也是件玩笑事儿。
当时为了说服中国参战，列强肯定要做出一些美好的允诺。而段祺瑞政府此时又的确比较困窘，财政捉襟见肘，内政外交也都不大顺利。列强在这个时候开出的价码包括重新议定关税税率啊，取消庚子赔款中中国需向同盟国偿付的赔款，等等。协约国承诺，只要开战，中国就不必再向德国和奥匈帝国赔款了，而向这两国偿付的庚款比例很大，一来一去就是不少钱。那个时候段祺瑞是当家人，他觉得这个参战是有油水可捞，于是就想干。但是也很奇怪，黎元洪从北洋水师毕业，我们的海军是学英国的，所以他受的是英式教育，老师全是英国人，而段祺瑞学的是炮兵，他是到德国留过学的，但他却力主对德宣战，而黎元洪倒是一直觉得德国不能惹。就学背景完全不起作用，这就很奇怪。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后来黎元洪表示可以让一步，中国跟德国及奥匈帝国断交就算了，起码应该保持中立姿态，但不能宣战，万一打不过别人，中国就彻底玩儿完了。黎元洪一直很忧虑，担心打不过德国人，到时候德国人卷土重来该怎么办，但是段祺瑞则是执意要打，结果就闹得非常僵。段祺瑞这次又找来督军团想压服黎元洪，但黎犯了倔劲，死活不同意，坚持不能对德宣战，最后闹翻了，黎元洪干脆就把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了。
其实，按照责任内阁体制的设计，总统是不能罢免总理的，罢免总理只能由国会通过不信任票决议。但是，段祺瑞被免了以后，也不好意思继续在北京，就跑去天津了。这下各省的督军就都闹起独立来了，一则总统罢免总理不合法理，二则地方都不想跟着黎元洪干。黎元洪一看免了段祺瑞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就真的害怕了。此前督军团一直是在徐州开会，而徐州是张勋的大本营，所以张勋在这里就俨然以大哥大的身份行事。其实，督军团里并非没有比张勋更牛的人，毕竟军人干政也不是件光彩的事儿，所以希望找个比较傻的人当头，可以让他承担大部分的风险，所以就选中了张勋。这时张勋就表示，可以担当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调解人，黎元洪巴不得有个人来居中调停一下，于是就招呼张勋赶紧进京。其实黎元洪在罢免段祺瑞时，相关的公文都没人愿意副署，没人愿意卷入这档子事儿，他没什么后台，此时还是很尴尬的，这个时候有人愿意出面缓解一下，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张勋复辟
张勋是那种很一根筋的人。不过说良心话，在民国时，无论是在军阀的圈子里，还是在社会上，其实他的口碑和声望不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么臭。虽然他统领的军队的纪律不是特别好，但据当年那些伶人回忆，其实张勋蛮厚道的，他请人唱戏、开个堂会什么的，给钱都很多，北京的江西会馆主要就是由他来资助的，他也对家乡奉新县所有进京读书的学生给予资助。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清朝，所以他的军队一直没有剪辫子，习称辫子军，他自己也不剪。袁世凯当政时期对他很优厚和关照，因为他只是北洋系统的支系，属于巡防营系统，但是他又属于巡防营系统中比较能打的部队。辛亥之后，有几支部队不是新军，一个是张勋的，一个是张作霖的，一个是陆荣廷的，他们都不是新军，其前身都是巡防营或是土匪，但都久经战阵，他们总打仗，新军反而很少打仗。打过仗的和没打过仗的军队是不一样的，辛亥革命时攻打南京的民军有那么多人，而张勋就那么几千人，打了那么长时间才打下来，而且还没能把张勋的部队都吃了，还是网开一面让他跑了，可见张勋的厉害。张勋就是一门心思想复辟，想回到清朝，其实当时这个基本是没戏了，但是他总喜欢提这事儿，开会的时候就喜欢往外捅，而这个时候，徐树铮就显现出玩弄权术的手腕了。
徐树铮当然不希望府院之争继续僵持，而且也明白一定要把黎元洪赶走。黎元洪怎么样才能被赶走呢，就靠张勋。督军团开会的时候，张勋又抬出复辟的调调，这时候徐树铮就怂恿督军团成员同意张勋的意见，最后签字的时候，这家伙又偷偷溜了，别的督军代表就真签字了。张勋看到这个，心里就踏实了。他手下辫子军一共两万五千人，他提了五千人进京。进京以后，张勋就肆无忌惮地复辟，声势特大。当时北京驻军其实有好几个师，但是大家听闻张勋要复辟，都不敢吱声了。本来是来当调解人的张勋，一进京就闹复辟。这个时候黎元洪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是引狼入室，只有赶紧逃命。他躲进日本使馆后就下了道命令，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任他组织讨逆军，总统则由尚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
段祺瑞其实一直知道张勋可能会复辟，但是他却没有像徐树铮那样耍阴谋。张勋路过天津的时候，段祺瑞问他是不是要去复辟，张勋说是，然后段祺瑞就说，你若是复辟，到时我就要打你啊。所以后来张勋复辟失败，指着敌方战将说，你们哪里有资格打我，只有段祺瑞有资格打我，因为他跟我说过要打我的。这个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但是那个时候就没人管啥信义了。
段祺瑞开始组织讨逆军，然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手里既没有钱，又没有嫡系军队，一兵一卒都没有，连个警察都没法使唤。那个时候他跟曹汝霖关系很好，曹汝霖又跟日本人关系很好，于是曹汝霖就向日本三菱公司借了一百万，当时日元和中国的银元是同比值的，一个日元相当于一个银元，所以这笔钱来得很及时。然后段祺瑞就开始到各方收买军队，他首先收买李长泰的部队，就是驻扎在天津马场的第八师。李长泰很怪，给钱也不干，段祺瑞没办法，后来听闻李长泰新娶了一个小老婆，李长泰特宠爱这个新欢，于是段祺瑞就向李长泰的小老婆送钱，这女人就怂恿李长泰去打仗，结果就成功了。接着又找曹锟，曹锟不愿意干，但是吴佩孚愿意干，于是曹锟也被说动了。然后还有冯玉祥，冯玉祥此前刚刚被陆军部长免了，当时他是第十六混成旅的旅长。这个旅很大，因为冯玉祥也是一个不爱钱的军阀，有点钱就去扩军，整兵整枪，别人的一个旅少则两三千，多则四五千，他那一个旅就有九千多人，比别的一个师还多。那些团长之类的军官都只听冯玉祥的，冯玉祥被免了之后没人敢来十六旅，这时段祺瑞又让冯玉祥官复原职了。冯玉祥是个有点革命思想的军阀，复辟还了得，冯玉祥辛亥时候就搞过革命的。
所以，这三支主力部队一拉，其他人从旁跟上，然后就开到北京去打张勋了。当然，仗打得很热闹，却没怎么流血，象征性含义很强。用莫里循的话说，双方之间枪是放了不少，几百万发子弹都给打出去了，但是没伤几个人，倒是几公里以外的一只羊被流弹伤到了。双方军队没什么直接接触，还第一次用了飞机，当时南苑那边有航校，于是讨逆军派了两架飞机上京城扔炸弹，丢了几个手雷下去，据说炸死了一个宫里的太监和一条狗。复辟就这么解决了，然后段祺瑞就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这次反复辟战役虽然很儿戏，但毕竟打完这仗后，张勋队伍从此土崩瓦解，他在北京的五千辫子军被缴械了，他留在徐州的两万人也被人收编了。而黎元洪也不可能再回来当总统了，冯国璋那个时候刚刚从南京过来继任总统，自己也不便跟段祺瑞抗衡，所以参战就没有问题了。中国正式参战，加人协约国，这一事件就种下了后来五四运动的伏笔。如果没有参战的事儿，五四也许就没有了。
南北交战
参战粉碎了复辟，虽然复辟和讨逆都只是儿戏，但这一过程为段祺瑞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而日本国内此时也发生了变化。此前日本一直逼迫着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那时日本认为一战是日本独霸中国的天赐良机，以为可以借此把中国一举拿下。但在操作时困难重重，这种强势的压迫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同时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不满。日本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知道自己不可能一口吞下中国，如果真要冒险强行开战，那么列强在结束了欧洲战事以后，很可能会马上调转头来，回到亚洲打它。所以，日本逐渐改变了对华的强硬路线。1916年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发生转变，大隈内阁下台了。当时日本的军国大事都是一帮军界元老说了算，大隈虽是武人出身，但干得不好，结果就被撵下台了，然后由寺内正毅组阁。寺内内阁是一个财阀性的内阁，寺内正毅原本是朝鲜银行的总裁，他在当总裁时和西原龟三的私交甚好。寺内当了首相之后，西原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寺内的内室，由此可见两人的亲密程度。
寺内为了掌控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就把西原派往中国，希望他亲身观察一下中国的情况，与有关政界人士联络，为日本制定对华政策搜集资料、提供建议。西原龟三到中国转了一圈，搜集到很多情报。当他回去向首相复命时，觉得日本应该在中国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并加以支持，应改变以前那种霸道的方式，转而运用比较柔和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援助、贷款等经济计划来获得对中国的间接控制，使中国的货币与日元挂钩，然后逐步实现日本以前希望攫取的利益。日本将这种通盘计划视为一种王道的统治策略，而不是霸道的统治策略。寺内内阁随即采纳了西原龟三的建议，寺内首相委任西原龟三来具体操办这一事情。
段祺瑞刚刚在日本人的金元支持下领导讨逆军取得胜利，自然就对日本人抱有好感，他一看日本这次又伸过橄榄枝，而且开的条件很优厚，似乎也不要中国出卖什么国家权益，不像以前一说贷款就要中国放弃诸多主权。现在日本提供的借款不需要抵押，这样的借款谁不愿意要啊？本来段祺瑞是没什么雄心来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但这个时候有钱了，有钱就可以放手干了。当时西原借款的数额是很大的，前前后后将近有两亿四千多万，那时这是个天文数字。段祺瑞自恃财力雄厚，也希望建立赫赫武功，而当时他最大的心腹之患，就是西南军阀以及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非常军政府。
孙中山在讨袁护法的时候就一直很失落，二次革命后他在日本搞了一个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后来成了一个小圈子，所有人都要按手印向孙中山宣誓，以表示个人效忠。国民党的大部分人都不干，一些有实力的大佬都纷纷抗议，像黄兴、李烈钧、陈炯明等人都不同意，核心圈子内讧使得中华革命党能力很弱。在讨袁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基本没起多大的作用，风头都让进步党，也就是梁启超、汤化龙等人抢去了，这让孙中山很没办法。等到段祺瑞当政时，孙中山又不甘心，就悄悄把中华革命党废了，重新回来当国民党的总理事长，但事实上，孙中山在国民党内部已经离心离德了。此时孙中山既想抗衡北洋势力，又缺乏应有的本钱，于是只能依托西南军阀，依托陆荣廷、唐继尧他们，然后举起护法的旗帜。
这个护法的理由是很牵强的，因为段祺瑞其实已经恢复了民元约法。在粉碎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认为第一届国会的任期已经到了，应当改选议员代表。若是按照年头来排，这届议会已经到期（其实已经过了），的确到了重选的时刻。但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第一届国会的实际任期没有到，孙中山就拿这个说事儿。这么弄就很麻烦，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但其实也是完全可以协商的，但孙中山就像宋案发生时那样，直接搞武装反抗。西南军阀本来就不希望段祺瑞真正统一中国，所以他们也都半真半假地同意参与组建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然，对段祺瑞来说，这种事情是不能容忍的，不可能让中国存在两个中央政府，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按道理，段祺瑞本来是没能力去征服广东的，但这个时候有日本人的钱了，就可以派兵去打了。所以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南北就开始交战。这都是钱起了作用的，没钱就打不了仗。
北方进攻南方，必须经过湖南这一关。湖南是南方的门户，因此首先就要打湖南。湖南守不住，向南宁求助，桂军一加入，双方就开始拉锯。一开仗段祺瑞就发现一个问题：他没有嫡系武力，想找人打仗就必须给人钱，而这帮军阀拿了钱还不一定就出力打。当时各省督军向南方前线派出的军队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军队，比如此前张勋的辫子军就是被安徽军阀倪嗣冲收编了，段祺瑞让倪嗣冲出兵，他就直接把张勋的部队派出去了，让江苏督军李纯出兵，李纯就把他之前接收的那些杂牌军，比如张宗昌派过去了，当时北方各省各种零散部队都被派到了湖南。在第一轮派兵中，唯一一支像样的嫡系就是第七师，也就是张敬尧的部队。张敬尧的部队在以前还是不错的，当年攻打武汉三镇的时候都非常生猛，经常光着膀子提着大刀往上冲，但现在基本没戏了，也不能打。所以第一轮的战役基本是北方战败。第二轮战役就出了生力军，直隶督军曹锟把他的第三师派来了。曹锟之所以愿意干，是因为当时曹锟和段祺瑞走得比较近，段祺瑞为了促使曹锟出兵，就向他许愿，说第二届国会选举时，一定把曹锟选为副总统，曹锟这人特别喜欢当总统，所以他就答应了。
再来说吴佩孚。吴佩孚本来是曹锟手下不得重用的一位将领，曹锟从来没觉得吴佩孚是个人物，一直让他当副官长，一直到曹锟驻扎在湖南时才开始重用他。国庆时要举行民众大会，当时湖南督军汤芗铭要找驻军来讲话，但是曹锟哪里干得了这种事儿啊，就让吴佩孚去讲，吴佩孚讲得特好。汤芗铭想，军中哪里有这样的人才啊，这样的人才却只是个马弁头，办公室主任，太可惜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曹锟，想索要吴佩孚。曹锟一想，既然你想要，就说明吴佩孚是个人才了，那我干脆自己用吧。当时第三师有两个旅，曹锟就让吴佩孚当其中一个旅的旅长，然后又逐渐升为师长。吴佩孚当时也想打，因为打仗可以建功，而且当时他这师里有个旅长资格比他还老，不听话，他想借打仗之机把他给撸了，后来果真就这样把那人换了。虽然吴佩孚还是忠于曹锟的，但他已经可以自行其是了。
吴佩孚属于北洋军阀的第二代，是很能打的。北洋军阀的第一代虽然也学过军事，有的还留过洋，但学的东西都有限。按照外国武官的说法，他们打仗基本上都是按照演习的方式，一丝不苟地开展，别的都不会。但是第二代就开始有自己的心得了，开始琢磨怎么带兵打仗。吴佩孚也属于那种不爱钱，就喜欢带兵，就喜欢训练军队，喜欢琢磨怎么打仗的人。他的第三师加入后，整个战局就不一样了，一下子就把南军打了个稀里哗啦，从岳州冲到了衡阳。当他进入衡阳城的时候，他和张敬尧同时接到了北京的命令，给张敬尧的命令是委任其为湖南督军，给吴佩孚的是要继续前进，打到广州去。吴佩孚当时就火了：我打下的江山，让别人来当督军，还要我继续拼命！他震怒至极，干脆就屯兵衡阳，不打了，接着就跟南军，也就是当时谭延闿、赵恒惕统领的湘军搭上了话，自此休战。吴佩孚把湘南所有的税收尽数截留，同时还通过曹锟不断地向中央要钱，仗虽然不打了，但钱还是一直要催的。段祺瑞可能一直没觉得其中有问题，就觉得吴佩孚这仗打得很好啊，再往前就到广州了，于是就一个劲儿地督促，希望吴佩孚再接再厉，一直给钱，勉励他继续往前打。虽然吴佩孚不打了，但是段祺瑞相信他还会继续往南打，于是不断地把钱往里砸。吴佩孚就用这些钱继续招兵买马，拼命扩军，新增了好多的补充旅，这样他的一个师可以顶别人的三个师。
这场战争使得吴佩孚迅速崛起。在此前，老直系，也就是冯国璋等人，其实并不希望打，因为这仗若是打赢了，那么他们就无法跟他的老把兄段祺瑞抗衡，那时候段祺瑞的威望就会更高了。本来冯国璋已经处于直皖争斗的下风，这个时候就更不行了，所以只能背后捣乱。在南北开打以前，冯国璋就经常指使长江三督，就是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和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人发些电报，捣捣乱，但是也没有阻止战争开打，也没有阻止战争进行。当时北军的后勤兵站都在湖北，如果王占元真要捣乱的话，可以干很多坏事儿，但他其实也没有干，毕竟此时北洋还没有真正裂变。
总统冯国璋在北京其实就是个囚徒，基本没什么行动自由，也干不了什么事儿。每次小徐找他盖章的时候他都非常痛快，他真不像黎元洪那样，时常还要犯点儿倔脾气。现在想想小徐处死陆建章一事，不管怎样，陆建章当过督军的陆军上将，小徐不经审判就把陆骗到他的司令部吃饭，然后在花园里溜达时，后面一个卫士一枪就把陆毙了。把人杀了以后，徐树铮又要伪造证据说经过了正式审判，说陆建章干了诸多坏事，而且承认犯罪事实，然后就去找冯国璋盖章。冯国璋看了一下，你居然把陆建章杀了，这是你们闯的祸，我可不同意，但你们是搞责任内阁，你要我盖章我就盖章，但这事儿我不担责任。他就是这样，根本不管政事。据说有一次冯国璋突然不想在北京住了，觉得太闷，他想回南京，就带着卫队南下，走到安徽蚌埠的时候，被倪嗣冲派人截住，然后送回北京。其实他手里有兵，真要动武，倪嗣冲也未必真的敢动手。
接下来，段祺瑞利用西原借款，编练了自己的嫡系武装参战军，刚编好，这边欧战结束，就改成边防军。一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中国也跟着成了战胜国，段祺瑞的威望达到了顶点，随即却跌落了下来。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居然像战败国一样，成为人家的战利品。失去的青岛和山东胶济线收不回来，治外法权不能废除，关税也不能自主，这一切的责任，都落在了段政府的亲日政策上。五四运动爆发，刚开始皖系政府还尽可能地克制，满足学生的要求，但反日运动兴起，还是让皖系大失颜面。这个时候，直系的吴佩孚趁机发难，高调声讨卖国政府，批评皖系的亲日政策。经过五四运动，直系声望直线上升，直皖矛盾也日益激化，皖系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严重削弱。
第二年夏天，直皖开战。虽然战前皖系在兵力和武器上占优势，但在士气和作战经验上处于下风。作为皖系主力的边防军，虽然装备很好，军官也多为军校学生，但毕竟从未打过仗。加上五四运动刚过，皖系士气低落。所以，接战不久，皖系便大败。说起来，这场几十万人参与的大战，直接战斗却不多，一共死伤不过几百人。由于此前徐树铮已经得罪了奉系的张作霖，所以，在战争中，奉系帮着直系。
战争结束，作为最大军阀集团的皖系基本瓦解。北京政府由直系和奉系两家控制，当然，直系的份额要大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直系和奉系的矛盾就开始激化。奉系张作霖的胃口很大，步步紧逼。曹锟犹可，吴佩孚却不买账。五四以后，吴佩孚变得非常“进步”，因为他占了进步和爱国的便宜，得了甜头。他对于张作霖这种思想落后，又是绿林出身的人，压根就看不起。况且，直奉之间，不仅观念有别，也的确存在着利害冲突。所以，不到两年，双方就打了起来。相比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激烈程度要稍高一点。奉系的军队虽然装备不错，但依旧是巡防营的套路，指挥官多为张作霖做胡子时的班底，所以一败涂地。幸亏郭松龄和张学良训练的二、六旅还能打一点，又加上日本人的袒护，奉军总算退出了关内。从此之后，直系独占北京政府。
但是，直系内部很快就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内部分裂，曹锟周围人的保派（保定）和吴佩孚的洛派（洛阳）出现分歧。吴佩孚跟直系另一员大将冯玉祥也闹得势同水火。由于吴佩孚高调爱国，所以，直系控制的政府，不能做任何以往政府跟列强做的交易，因此财政极为困窘，不仅政府工作人员欠薪，连直系的军队也欠饷。在这种情况下，曹锟还要过总统瘾，花大钱收买议员，投票让他当总统，弄得直系声名狼藉。1924年，奉系在准备了两年之后终于发难，奉直双方爆发第二次大战。由于事先奉系已经收买了冯玉祥，所以，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冯玉祥突然倒戈，会师北京，囚禁了曹锟，导致前线溃败。
战后，北京政府由冯玉祥和奉系联手控制，重新抬出段祺瑞做临时政府的执政。但奉系的实力要大大超过冯玉祥，不久，奉系和冯系闹翻。在一连串交战中，冯玉祥的国民军失败，冯玉祥下野，北京政府由奉系单独掌控。
然而，奉系的迅速扩张，又引起了关内各派军阀的紧张。孙传芳崛起于东南，吴佩孚也在各地军阀的拥戴下再度出山，号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于是形成了张作霖、孙传芳和吴佩孚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这个时候，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开始了。自五四形成的民族主义和进步思潮，最终合流为国民革命。由于列宁主义的思想和组织渗入，国民党面目一新。在国民党旗下的军队开始北伐，但此时所谓的三大军阀却各怀鬼胎，因此被北伐军各个击破。到1928年，张作霖出关被日本人炸死，北京被北伐军占领，北洋军阀时代就结束了。民国，进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
第十五讲 众说纷纭的“五四”
过去我们把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史和现代史分界的标志，按革命史的划分，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野的一个标志。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五四运动实际是分为两个部分的。第一部分是新文化运动，叫五四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时就已经开始了，第二部分是1919年5月4日前后的抗议运动。一般来说，这两个事件在研究中是不太加以区分的，统而言之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在我看来，这两个实际上是两回事、两个事件。
“五四”的确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它的意义、它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而不仅仅是传统上说的那些东西。
白话文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启蒙。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有识之士对辛亥革命的现状不太满意。他们很不满意，感觉为什么革命之后，国家的政治、社会现状还不如清朝。不满意就找原因，他们认为我们的启蒙不够，中国人没有经历一次比较深刻的思想文化的变革。所以在很早之前，就有人开始做启蒙工作，比如章士钊办《甲寅》、陈独秀办《新青年》（《新青年》开始不是在北大办的，是在上海办的）。新文化运动首先是白话文运动，一种文体的改革。这个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对旧的文学、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批判，很激进。他们为了推行这种新的文体，就对旧的文体尤其是清末以来那种桐城派的文体进行批判，同时又往上追，追到唐宋八大家，追到《昭明文选》。后来有一个说法叫“桐城谬种，文选妖孽”，它实际上是对当时流行的古文体进行了批判，他们要实行白话文。白话文运动的起点是胡适，胡适后来说，他的主张还是技术性的，到了老革命家陈独秀手里，才变成革命。
其实中国早就有白话文，宋朝的平话就是白话文小说，后来的很多小说戏剧基本上是白话体。清末各地的有识之士进行启蒙，办俗话报、白话报，也是用的白话体。那么，中国已经有白话文了，为什么这时白话文运动会成为思想界的潮流？放到今天看，他们提倡的白话文，实际上有两个东西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第一，过去的白话文是不强调和古文体决裂的。它们是并存的，互相之间还有掺杂，许多白话小说中间都会夹杂一些文言诗词，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虽然士大夫们还是以做两汉的散文、六朝的骈文，或者变形的四六文来展示自家的功夫，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至少有一些人不认为）通俗白话就是引车卖浆者流的东西。其中很多人，如冯梦龙、金圣叹等，也在整理白话小说。很多白话小说也是文人创作出来的。但是，到新文化运动时出现了问题——提倡白话文，要把文言打倒。提倡创作新的小说、新的诗歌、新的散文，打倒一切旧的文体，不用典故、不用成语，完全就是一种跟文言决裂的状态。
第二，它跟以往的白话文不太一样，它有很强的欧化的意味。它要讲求文法，也就是讲究语法结构。这是胡适先生提倡的，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什么是文法呢？讲究白话，讲究语法结构，它讲究词性，形容词、动词、名词这样的概念。把当时流行的西方这个语法引进到中国语文中来。这个工作《马氏文通》就在做了，但此时落到了白话文头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时候学界认为中国语言学是一种科学，中国人没有语法不科学，书写说话都不科学，太不像话，因此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书写。当然最激进的方式就是把汉字废了算了，干脆用拼音字母。随着新文化运动一出来，胡适说是陈独秀让它革命的，其实他一出来就有一种革命姿态，只是他不说出来而已。当然陈独秀更加具有革命的姿态，三个成立，三个打倒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我们一系列欧化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在整个知识界引起的反弹不是很强烈。那个时候，整个知识界欧化的风尚远比我们今天要猛烈。也有人不满意这样全盘西化，但是他们抵抗力是很微弱的，因为在当时知识界看来，欧化进步就是科学、就是现代，在那个时代谁能够抗拒这些东西啊？实际近代很多变化都有这样的意味，只要打出科学、进步的招牌，如果再打出人民的招牌，那么对方基本上就只能缴械了。
今天来看这个白话文运动，它其实不是很成功的。把中国语言强安在这种主谓宾、定补状的结构里，害得现在语文教学很失败。语文界的大师吕叔湘先生说，我们的母语教学真是很失败，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几万个小时下来，还不能很自如地掌握语言。为什么这么失败？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汉语的方式，我们实际是用英语的方式教汉语，我们强加于汉语这样的词性和语法结构，把这个语言教死了。反过来，私塾的教育方式非常有效。一些电视人对我说，他们最头疼的是“的、地、得”，总得请教语言专家怎样分辨。我说这玩意其实就是从“五四”冒出来的，以前没有。“的、地、得”跟语法结构有关，古文不讲语法，更不要提什么“的、地、得”，那你会因此而看不懂古文吗？会因此而觉得古文不美吗？古汉语的魅力不在这，汉语本身是讲究抑扬顿挫、合辙押韵的，那才是它本质的魅力。
我们学这种英语式的汉语，实际上唯一的好处是，在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时候稍微方便了一点。因为我们可以按语法结构对应嘛，我们可以往里加、往里套，用大长定语，还可以加补语。虽然看起来是很难看，但据说意思准确性增加了——其实有时候还不如直接看原文清楚。
这个白话文运动现在看来不是很成功，但在当时真是获得了很大成功。到1924年，教育部颁布命令，所有学校都得用白话文了，它从一场民间运动变成了官方法令。这跟后来废中医一样，虽然中医没有被当场废掉，但中医的卑微地位从此就定下来了。再怎么牛的中医也不能叫医师了，只能叫医士。按这个架势，如果不尽量把中医科学起来，中医就要被废掉，但中医科学化了以后，它还叫中医吗？中医等于不废而废。这实际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传统学术，传统学科，传统技艺，我们应该怎样保持、保存它们？即使谈不上发扬，但都把它当垃圾淘汰掉肯定是大有问题的。
当时就是这个趋势。所以后来新文化运动更进一步输入新思想、废除旧伦理、打倒孔家店。到了这一步，五四运动才回到它的本意，当年陈独秀和章士钊的启蒙，是进行深度启蒙，要摧毁旧的框架、旧的伦理。虽然在白话文运动中，章士钊和陈独秀是分道扬镳的，但分别起到了对传统的批判，起到进一步引进西学这样一个启蒙的作用。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个性解放和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调，大批青年投入其中。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并不是一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革命，而主要是一场文学性的革命，或者说，是从文学角度开展的社会革命。当时兴办了大量的刊物，其中许多都是文学性的。很多人表现出个性的张扬和解放，追求冲脱旧的婚姻和家庭的束缚等。
五月四日政治运动
如果没有这场新文化运动，有没有可能在1919年5月4日发生抗议运动？我认为是可能的，但它们两个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是说先思想解放了，他们才能够抗议卖国贼，抗议卖国政府。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出现了人们认为的政治危机或亡国危机，就会有学生起来。以前叫太学生，现在叫大学生，没什么区别。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冲动，比较爱管这种大事。再一个，整个社会对学生比较宽容，学生们就可以享有一些特权。过去每逢科举考试到试期的时候，学生也闹事。学生砸个什么店啊，上街撒个泼啊，只要是群体性行为，大家都不太管，社会对学生有一种天生的宽容。
“五四”时之所以发生抗议活动，主要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而与前面思想解放关系并不大，要我说双方还有一点抵触。为什么会发生五四运动？“五四”当天，大家都说中国要亡了，青岛要亡了，山东要亡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显然是当时许多人的真实看法，但我认为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是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此前，日本已经占了青岛、占了胶济线、占了山东，当时武力发生的关头，人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扩大。而且日本又把条约递了过来，不签就要开打。显然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但是当时有大规模的运动吗？没有。有一些抗议，但是绝对没有达到“五四”这样的规模。
而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中国人以为自己最牛的时候，民国以来最顺利的时候。因为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第一次成了战胜国。尽管我们没有出兵，但我们是战胜国了，所以当时中国人很兴奋。庆祝停战时的北京几乎跟后来的“五四”一样热闹。蔡元培先生放假三天，北大学生也是到天安门游行集会，北大师生在那演讲、游行、提灯庆祝，非常兴奋。陈独秀先生还写了一篇名为《公理战胜》的文章。中国人把克林德碑推倒，重新刻上“公理战胜”四个字树在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里（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又把“公理战胜”去掉，刻上“保卫和平”）。成为战胜国了，就可以从此摆脱过去的半殖民那种屈辱，可以跟列强改订条约，人们很兴奋啊。
第二年参加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当时有三种参会资格，一种是派五个代表，一种是派三个代表，一种是派两个代表。我们当时认为自己是大国，肯定是五个代表，到那一看才知道只有两个代表，而这两个代表中还有一个是南方政权的。就像被泼了一瓢凉水，原来我们被视为最弱国，原来认为我们当时对战争没有多大贡献。他们不认为几十万华工挖坑道、挖战壕、救伤员是一个贡献，他们认为招劳工已经付费了，因此华工所做的事并不能算是一个国家行为。中国的意见是没有多少人认同的，但是中国人也看到了希望。因为作为强国之一的美国代表威尔逊发布了十四点声明，美国第一次提出无论国家大小都有同等的权利。这让我们中国人很兴奋，毕竟有一个大国的总统来为中国人说话了，而且当时威尔逊的国际威望也很高啊，于是中国人就认为他的话是最有分量的。当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折冲也集中体现了美国人争夺话语权的心态。后来这个话语权一直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人也许只是为了自己，但中国人听着很兴奋，感觉看到了希望。
但毕竟那个时候国际政治还是丛林政治。实际上，中国代表的发言权大小要看国家实力的，而非国家的贡献。要论贡献日本有多大贡献？日本整个期间就攻打了青岛，没向欧洲派一兵一卒，但它有实力，所以战后是五大强国之一。五大强国里，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因为它们实力最强，在战争中贡献也比较大。意大利虽然是一战时的战胜国，但它在战争中表现得特别不好，打一仗败一仗，所以虽然它勉强被列为五强之一，其实没多少人理它。日本人不想就欧洲问题发言，它参加会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守住它在一战中拿到的亚洲的利益。什么是日本的亚洲利益？主要就是它在青岛和胶济线、山东的权益。当时中国人大的要求是整个把不平等条约全废掉，重新确立关税自主的地位。我们知道这在当时是没戏的，而最后的防线就是要收回山东和青岛。但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恰恰跟日本的底线重合在一起了，日本要的就是这些。而日本是五强之一，欧洲列强能不满足它吗？必然满足它，所以我们最后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原来信心满满，从外交界、政府到知识界都很膨胀，但是到了巴黎和会上被一瓢凉水浇下来。说实话，我们在和会上表现不错。尤其是顾维钧先生头脑很清醒，他确实是口才很好，很有逻辑性，工作也做得很好，他每次发言完毕大家都跟他握手，说这小子真棒。因为开会要用英语发言，而日本人说英语是很糟糕的，日本当时的外长，讲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他说什么，每次发言都很尴尬。但是弱国无外交，国际交往不是比口才，关键是看实力。所以到最后威尔逊也变卦了，威尔逊找借口说，你们1918年和日本都换文签约了，都承认日本占领的地位了，这个时候还跟我们谈什么啊。
开会的时候，梁启超和一大帮人一起旁听，这时候他们找到了借口：我们外交失败是因为有内奸的缘故，尤其胶济铁路的换文，我们已经签了，那你还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这个所谓内奸的消息捅给林长民，林长民捅给报界，第二天大家就都知道了。首先，我们期望很高，我们自认为是战胜国，但是我们得到的很少，这令人失落。其次，我们发现这个失败是因为有了内奸的缘故，这是最容易出事的。如果我们真的打不过人家那就忍了，外面太强大，如果有内奸大家就受不了，内奸就是曹、章、陆。所以五四运动实际上是这样两个因素促成的。
这个事情非常吊诡，中国为了参战最后跟日本走到了一起，实际上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合作得亲密无让，那段时间是中日关系的一段蜜月。日本原来是强横的，强横之后发现不行，突然就从霸道改成王道，然后用柔的方式跟中国政府合作，这一合作就引出了内奸的问题。如果中国对青岛问题、对胶济线延长线的问题从来不发言，从来不交涉，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由于它们合作了，问题就产生了。当时中国外交官出于什么目的跟日本交涉山东的问题呢？反正胶济线你已经控制了，青岛你已经占了，我没有能力赶走你，既然你还宣称名义上是我的，那我就得给你定一个条约式的东西，我约束一下你的行为，要不然你在这胡来随便折腾，我不就损失更大吗？
晚清的外交就是这个路子，就是说我们不能避免损害，但我们争取把损害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在大损害前提下减少一些损害。李鸿章他们办外交就是这个思路，你说这个是卖国也可以，但是他有他的不得已。谁有本事不签这个条约？谁都没有。实际上换文就是这个意思。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为防备俄国事变，日本要拉拢中国，所以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后来我们称为防共协定，它就是怕共产主义或俄乱引发周边国家不安宁。说日本人为什么要拉中国？是像春秋时的故事“假途灭虢”一样，借道把中国灭了吗？实际上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没有“假途”对中国动武，并没有把中国灭了。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拉中国做个小兄弟，帮它做后勤供给。但是这一系列东西一签之后问题就大了，因为这等于是一种军事合作。最关键的问题是“西原借款”，中国政府拿人那么多钱，而且用这些钱来打内战，确实有卖国嫌疑。这些疑问原本就在，所以巴黎和会不开便罢，一开这些问题都冒出来了，中国要不回山东和青岛，问题就全爆发了。
所以五四运动表面打的是曹、章、陆，就是经手中日关系的这几个人，实际上反的是整个的皖系政府。这一点段祺瑞非常清楚，所以在火烧赵家楼之后，他对曹汝霖讲，他们打的是你，实际目标是我。但是，打他的不仅仅是这些学生，还有知识界，首先就有研究系。研究系为什么此时把这个事情捅出来？曹汝霖很浅薄，他后来回忆说，林长民当时向他借三千块钱，他没借给林长民，林长民就报复他。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林长民是个名人，曹汝霖不借他钱别人也会借。民国的风尚如此，只要有名就有钱，人家不在乎这个。林长民是研究系的干将，研究系辛辛苦苦替皖系打了半天工，最后被皖系一脚踢开了，这个仇当然要报，所以研究系那些人首先发难。此外，所有不满皖系、不满安福国会，尤其不满徐树铮的各种势力全都冒出来了，所以五四的抗议其实不仅是学生的抗议，是所有对皖系不满的人的抗议。
各地不满皖系的军人也加入了抗议队伍，尤其是吴佩孚骂得最凶。他一个外地驻军的师长敢骂政府总理、骂国会、骂总统，而且骂得非常过瘾。那个时候，他的幕僚四六文做得好，这种文章实际是骈体文的转化，有一点八股文的味道，又有点时务体的流畅，所以骂得非常尽兴。这样一骂，吴佩孚声名鹊起，不仅很多军人佩服他，连学生也很崇拜他。实际上，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缘故，所有反皖系的人都找到了突破口。在巴黎和会中国人是不是什么都没得到？也不是，首先德国、奥匈帝国的租界我们收回了，它们份上的庚子赔款我们不用赔了，日本也在巴黎和会上承诺在适当的时机把山东归还。德国还把八国联军入侵时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观象台上的古代天文仪器退回来了。中国人的地位跟战前比还是有所提高的，战前西方列强是不跟中国谈关税自主、治外法权的，但是这个时候它们也准备谈了。经过这一场战争，中国作为战胜国并不是一无所获，只是说和当时知识界的期待相差甚远。
五四运动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当时所谓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在政治运动中并不是领袖，这场运动也不是他们这些启蒙导致的。一到那种时候，学生就会上街，有没有新文化运动都会。学生运动中先进分子还没有去动员，也还没有跟工人运动相结合。不论是北京的学生还是上海本地的学生，到上海后，没有一个去动员工人罢工。相反，他们主张工人不罢工，只需和平抗议就行。但工人说我们干吗不罢工，你们爱国我们不爱国？工人听帮会的，根本不听学生的。
这个运动到上海的时候成了一种时髦，成了战胜国反而权利被剥夺的委屈感，是很容易把大众鼓动起来的。于是，它很快成了从知识界到学生、再到一般大众普遍参与的爱国热闹。而且在那个时候，军阀政府也不镇压，他们自认为是民主政府。所以，参加这种活动的人自认为是没有风险的。没有风险又能表现自己的爱国精神和高尚，谁不愿参加？所以当时的工人运动并不表示这个成熟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了，而且所谓的工人阶级跟知识分子结合还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迹象。
五四运动的吊诡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发生以后的一些现象跟原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抵触的。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提倡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个政治运动中经常是限制别人自由的。只要民族主义起来了，道德口号起来了，你不跟着走就是卖国贼。说要抵制日货，买日货的就是卖国贼，卖日货的更是卖国贼，要被戴高帽子游街，要被关起来挨打。甚至有的人乘日本轮船，学生就在背后盖个章“你就是卖国贼”，这不是跟新文化运动的主张相悖离的吗？但是当时的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我是爱国的，怎么做都可以。他们去冲击赵家楼，把曹汝霖家烧了，把章宗祥打个半死。当时大家认为他卖国了，然后就打了他，把他家烧了。曹汝霖幸亏躲起来了，否则可能被学生打死了。学生认为自己完全正当，整个社会也认为这些行为是正当的。只有两个人不这样看：一个是梁漱溟，他说，虽然你是爱国的，但你必须承认你的行为是违法的，还有一个北大法学教授也说学生这个行为真是违法的。除此以外，大家一边倒地说打得有理、烧得有理。最后审判的时候，连那些警察甚至曹家的保姆都不认账了，包括谁打的、谁烧的都说没看清楚，全不作证，最后只好把抓的学生都放了。[1]
这一系列行为与原来主张的自由主义精神相背离，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新文化运动还在往前走，经过政治运动催化后，新文化运动走到了另外的方向，从原来的个性解放变成反政府，后来就从反政府走向政治了。再后来，五四青年开始分化，什么国家主义派、自由派、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都出来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却是从俄国输入的。
1920年以后，苏俄解困了：所谓十四国武装干涉结束了，国内的叛乱也平息了。解困了之后，苏俄发现本来预想的欧洲革命没发生，很孤立，它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帮手，欧洲不能指望了，就把眼睛投向了东方。于是它急于在东方掀起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是一个主战场，苏俄开始往这里投入，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契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主要是共产国际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者。
五四运动本身也像各种政治运动一样，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充满了为爱国而做出的牺牲，但这场运动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动员、悲情制造等权力技术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说当时的北洋政府是军人政府，但它也有克制的一面。整个运动中总的是军警怕学生，不是学生怕军警。学生和军警之间，稍微有一点什么事，就被渲染得非常大——进行政治迫害了，暴力镇压了，怎么杀人了，怎么打人了，怎么伤人了，等等。在运动中只要是死了人了，无论是病死的还是累死的，都会被渲染成被政府迫害致死的，借以制造悲情。
五四运动的影响
最有意思的是，这场运动激化了北洋军阀内部的裂痕。它给了反皖系势力一个最好的口实——一个爱国的口实、一个民意的口实。当时皖系政府在这场运动中穷于招架，步步退让。本来在收回山东的要求被拒绝之后，政府是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签了之后就可以继续走嘛，但是运动一来，就不能签，没人敢签。本来没什么证据，曹、章、陆是不能被罢免的，但是非被罢免不可，结果真的被罢免了。这个罢免的要求，不是说，工人一起来就罢免了。其实当时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以及江苏督军李纯，都认为该罢免，吴佩孚就不用说了，甚至皖系的心腹大将张敬尧都拍来电报，说把他们几个文官牺牲算了。这些军阀都表态了，所以政府顶不住。说实话，上海罢工对北京的影响并不大，当时军阀割据，不管上海有多少钱，一分钱也到不了北京，所以上海罢工威胁不到北京政府。
但是北洋军阀却因为这场运动发生了裂变，主要是直系和皖系分裂了。以前直系跟皖系一直没有撕破脸皮，无论是段祺瑞和冯国璋，还是下面的人，都是如此。冯国璋死后段祺瑞还去大哭了一场。这次由于五四运动的缘故，吴佩孚破口大骂，甚至声言要动武，就撕破脸皮了。而这最终变成了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皖系在这场交锋中完全处于下风，一点话语权没有，它没法为与日本的合作辩解。如果日本这个时候把山东交回来那就万事大吉，但日本不肯交，你皖系跟日本又这么好，这个无论如何都说不清楚了。本来就是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打打电报仗，打打嘴仗，妥协让步就可以了，但现在这种笔仗、电报仗已经升级了，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直系把它变成一种政治动员，皖系整体失语，所以直系就很占优势。我们前面讲过了，那个时候军阀打仗还不认真，更多是打一种气势，或者互相的收买等。气势一没，仗就没法打了，皖系尽管在军事上占优势，结果仗却打得一塌糊涂。所以五四运动最后的结果是直皖交恶，北洋军阀真正分裂，而北洋军阀的核心部分就是直系和皖系，这一分裂就不行了。从此以后，分裂之势不可遏制，军阀就不断处于裂变之中，皖系裂完直系裂、奉系裂，没有一个军阀能够控制住全国，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派系，当然北洋军阀的统治也就不行了。
北京城有个传说，说清朝亡之前在崇文门边上开了一个小门（水关），以方便使馆人员进出，而小门一开北京文气就泄了，清朝就亡了；1924年，宣武门又开了个门（和平门），这门一开北京政府的武气也没了，所以北洋军阀也亡了。实际上北洋军阀整个统治的结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分裂，而这个分裂从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帝制结束后，再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统住这些人了。既然大家都不忠君了，我凭什么忠于你？五代十国也是如此，藩镇也是如此，一旦上司不忠君了，底下就可以叛变了。只是这可能要经过一个代际的转换，第一代没有撕破脸皮，第二代就可能这样做。第二代跟第一代思路不一样，代与代之间很多东西是会发生转换的。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说有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有了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虽然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小支部。共产国际开始跟中国某一势力合作，开始找吴佩孚、陈炯明，不行，后来找孙中山，但孙中山缺少实力。除了孙中山外，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肯跟共产国际合作，所以共产国际便跟孙中山合作。但是，这个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跟国民党的合作，还不是中国共产党跟它的合作。发生这件事之后，中国大变化了，但大变化的前提是军阀的分裂。
等到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开始北伐的时候，军阀的裂变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说重新崛起的吴佩孚统领的所谓十四省联军，实际上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体系，他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吴佩孚跟孙传芳之间，孙传芳跟奉系，奉系自己弟兄之间，张宗昌、李景林、郭松龄之间都存在着种种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大到必须得兵戎相见不可，他们全都互相打过。孙传芳和奉系打过，郭松龄反过奉、反过张，更不用说冯玉祥了。裂变达到这个程度，军阀实际上已经没有力量了。列宁主义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以及非常好的机会，而且采用了新的话语体系——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诸如此类。这样的话语体系跟“五四”后来的激进是有关系的。新文化运动走到最后，其中一翼就沿着某一路径走到了布尔什维主义，走到了列宁主义。“五四”的确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它的意义、它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而不仅仅是传统上说的那些东西。
* * *
[1] （参见《北京档案史料》，1986 （2），3页。）
后记
这本小书，实际上是我的近代政治史讲稿，由我的几个学生根据录音整理出来，最后由我定稿。其中，秦长俊作用最大，其次是路阳，汪吉庶也参与了一章的整理。没有他们，这本小书根本无法问世。当然，我还应该感谢本书的策划，如果不是她的建议，她的督促逼命，这本书连影子都不会有。
附录：中国近代历史大事年表[1]
1840～1842年 清道光二十～二十二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2年 清道光二十二年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1853年 清咸丰三年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发动北伐和西征。
1856～1860年 清咸丰六～十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 清咸丰八年
中俄签订《瑷珲条约》。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
1860年 清咸丰十年
中俄签订《北京条约》。
1864年 清同治三年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
1882年 清光绪八年
中俄签订《伊犁条约》。
1883年 清光绪九年
中俄签订《科塔界约》。
1884～1885年 清光绪十～十一年
中法战争。
1885年 清光绪十一年
中法签订《天津条约》。
1894年 清光绪二十年
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
1894～1895年 清光绪二十～二十一年
中日甲午战争。
1895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占台湾。
1897年 清光绪二十三年
沙俄舰队驶入旅顺湾。
1898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变法”。
1899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
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
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1901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
清政府与入侵帝国主义者签订《辛丑条约》。
1905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
1911年 清宣统三年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
1912年 中华民国元年
1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2月，清帝溥仪下诏辞位，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1913年 中华民国二年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