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夫人，问题不在于愿意不愿意，而在于能够不能够。您大概不属于神经质的人。而我，一看见国防部部长夫人装模作样，我就禁不住模仿她。我这脾气真糟糕。”
“啊！对了，”戈达尔夫人说，“听说她有抽搐的毛病。我丈夫还认识一位地位很高的人，当然，这些先生们私下议论起来……”
“对了，夫人，正像那位驼背的礼宾司司长。他每次来，不到五分钟我必定要碰碰他的驼背。我丈夫说我会让他丢了差事，有什么办法呢，让他的部见鬼去吧！对，让他的部见鬼去吧！我该把这句话印在信纸上作为座右铭。我这样说一定使您听着刺耳吧，您是位和气的人，而我，我承认，我喜欢小小的恶作剧，不然生活就太单调了。”
她一个劲地谈论丈夫的部，仿佛它曾是奥林匹斯似的。为了转移话题，斯万夫人转身对戈达尔夫人说：
“您看上去真漂亮。是勒德弗商店做的？”
“不，您知道，我是罗德尼兹商店的信徒，再说，这是改的。”
“是吗，挺有派头！”
“您猜多少钱？……不，第一位数不对。”
“怎么，这么便宜，简直是白给的。人家告诉我的比这要贵三倍。”
“人们就是这样写历史的。”医生的妻子回答说。接着她指着斯万夫人送她的围脖缎带说道：“您瞧，奥黛特，您还认得吗？”
门帘掀开了一半，伸进一个脑袋，他毕恭毕敬、彬彬有礼，戏谑地假装唯恐打扰众人，这是斯万。“奥黛特，阿格里让特亲王正在我的书房，他问能不能来看看你。我该怎样回答他呢？”“我很乐意。”奥黛特显然满意地说，但脸色平静。这很自然，因为她曾接待过高雅人士（即使在她当交际花的时期）。斯万将这个批准令带去给亲王。如果不是在这个空隙里维尔迪兰夫人走了进来，他就要领着亲王回到妻子身边。
斯万和奥黛特结婚时，曾要求她不再和那个小集团来往（他这样做当然有许多理由，而且，即使没有理由，他也会这样做，因为忘恩负义是一条规律，它容不得例外，它更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牵线搭桥的中间人不是缺乏远见就是毫无私心）。他只允许奥黛特和维尔迪兰夫人每年互访两次。“女主人”的某些信徒十分气愤，认为这未免太过分，为她鸣不平，因为多年以来，奥黛特，甚至斯万，一直被她视为上宾。小集团中诚然有虚情假意的兄弟，他们不去维尔迪兰夫人家，而是偷偷地赴奥黛特的约会，而且，万一事情泄露，他们便借口说想见见贝戈特（尽管“女主人”说贝戈特不去斯万家，又说他毫无才华可言，但她仍然想方设法——用她的话说——吸引他），但小集团中也有“过激分子”，他们对妥善的个别处理方式（它往往使当事人避免采取极端态度来对待某人）一窃不通，而是盼望维尔迪兰夫人与奥黛特一刀两断（这个愿望当然落空），使奥黛特从此再不能得意洋洋地笑着说：“自从分裂出来，我们很少去‘女主人’家。我丈夫还是单身汉时，去她家比较容易，可是结婚以后就不那么容易了……说老实话，斯万先生受不了维尔迪兰大妈，所以他也不愿意我和她经常来往。而我呢，作为忠实的妻子……”斯万陪同妻子出席维尔迪兰家的晚会，但是当维尔迪兰来看奥黛特时，他往往回避。因此，如果“女主人”在座，他就让阿格里让特亲王一个人进去。奥黛特单独将亲王介绍给维尔迪兰夫人，她不愿意维尔迪兰夫人在这里听见默默无闻的姓氏，而愿意让她看到许多陌生面孔，从而自认为置身于贵族名流之中。奥黛特的这番算计十分奏效，维尔迪兰夫人当晚便带着鄙夷的神气对丈夫说：“她的朋友们真可爱，的确是反动势力的精华！”
奥黛特对维尔迪兰夫人也抱着相反的幻觉。这个沙龙当时并未具有后来的雏形，维尔迪兰夫人甚至还不到孵化期——在此期间停止大聚会，因为新近赢得的、为数可观的名流会被众多无名小卒所淹没，因此宁可等待，等到被吸引来的十位体面人物繁殖七十倍！如同奥黛特即将做的那样，维尔迪兰夫人也将“上流社会”作为目标，但她的进攻范围仍然窄狭，而且与奥黛特的进攻区相距甚远（奥黛特有可能达到同样目标，有可能进行突破）因此，奥黛特对“女主人”所拟定的战略计划一无所知。当人们对奥黛特说维尔迪兰夫人是赶时髦的女人时，奥黛特笑了起来，真心诚意地说：“恰恰相反。首先她不具备赶时髦的条件。她谁也不认识。其次，说句公道话，她觉得现在就很好。不，她喜欢的是星期三的聚会，愉快的谈话。”她暗暗羡慕维尔迪兰夫人作为“女主人”
所强调的艺术（奥黛特在这所杰出学校中也学到了这门艺术），那就是（对女主人而言），善于“聚集”，善于“组织”、“发挥”、“隐退”的艺术，充当“桥梁”的艺术，虽然这些艺术仅仅是为空虚涂上色彩，对空虚进行雕琢，确切地说是虚无的艺术。
斯万夫人的女友们看到维尔迪兰夫人来访十分诧异，因为在她们的想象中，维尔迪兰夫人与她高朋满座（永远是小集团）的客厅是无法分开的，而此刻她们惊奇地看到，在这位作为客人的“女主人”身上，在她那张安乐椅上，竟重现、凝聚、浓缩了整个小集团，她裹在一件和这间客厅墙上挂的白色皮毛同样毛茸茸的䴙鷈皮大衣里，仿佛是客厅中的客厅。胆怯的女客唯恐打扰主人，起身告辞，并且用复数人称说：“奥黛特，我们先走了。”就仿佛人们在探视刚能行走的病人时采用复数人称说话，以暗示别让病人过度疲劳。人们羡慕戈达尔夫人，因为“女主人”称呼她的名字。“我带您一起走？”维尔迪兰夫人问戈达尔夫人，她怎能忍受一位信徒不追随她而独自留下呢？“这位夫人已经好意要我坐她的车了。”戈达尔夫人回答，她不愿意让人以为她为了讨好有名气的人而将答应乘邦当夫人的三色标志马车一事忘在脑后：“我真谢谢你们这些朋友。你们要我乘你们的车，对我这个没车夫的人来说，真是运气。”“特别是，”“女主人”回答说（她不敢说得太多，因为她对邦当夫人略有了解，而且刚刚邀请她参加每星期三的聚会），“您住得离克雷西夫人那么远。啊，我的天，我永远也不习惯说斯万夫人。”对小集团这些才智平庸者来说，佯装不习惯称斯万夫人，这也是一种玩笑。维尔迪兰夫人又说：“我一向习惯于称克雷西夫人，刚才差一点又说漏嘴。”其实她在对奥黛特说话时故意说错，而决非差一点说漏嘴了。“奥黛特，您住的地方这样偏辟，不害怕吗？晚上回家我会提心吊胆的。再说，这里又潮湿，对您丈夫的湿疹十分不利。总不致有耗子吧？”“没有！多可怕呀！”“那就好，这是别人对我说的。我很高兴这是谣传，我这人特别害怕老鼠，都不敢来看您了。再见，亲爱的，回头见，您知道我多么高兴见到您。您不会摆弄菊花。”她一面往外走一面说，斯万夫人起身送她。“这是日本菊花，您得照日本方式插花。”当“女主人”走了以后，戈达尔夫人大声说：“我可不同意维尔迪兰夫人的看法，虽然在一切问题上我都把她当作戒律和先知。奥黛特，只有您能找到这么漂亮的菊花，用时新的说法，漂亮应用阳性形容词。”斯万夫人轻声回答说：“亲爱的维尔迪兰夫人对别人的花有时不够友好。”戈达尔夫人为了打断对“女主人”的批评，便问道：“您去哪家花店？勒梅特尔？那天在勒梅特尔花店前有一株很大的粉色灌木，于是我便做了一件大蠢事。”但她不好意思说出那株灌木的精确价格，只是说：“不易上火”的教授也暴跳如雷，说她瞎花钱。“不，不，除了德巴克以外，我没有固定的花店。”戈达尔夫人说：“我也一样，不过我承认我偶尔对它不忠，去拉肖姆花店。”“哈！您抛弃德巴克花店而去拉肖姆花店，我可要去告密了。”奥黛特回答说，尽量显
得风趣，好引导谈话。她在自己家中比在小集团中要轻松自如得多，她又笑着补充说：“再说，拉肖姆花店的价格惊人，未免太贵了，我觉得实在不像话。”
邦当夫人曾不止一百次地说过她不愿意去维尔迪兰家，此刻却因受到星期三聚会的邀请而兴奋不已，而且盘算着如何才能尽量多去几次。首先，她不知道维尔迪兰夫人是容不得任何一次缺席的。其次，邦当夫人属于那种人们不乐于与之交往的女人，这种女人被邀请参加“系列”聚会时往往不是干脆地赴约（她们不像那些稍稍有空便愿意出门的人那样使主人高兴），而是相反地强制自己不去参加第一次和第三次晚会，希望自己的缺席会引起注意；她们只出席第二次和第四次晚会，但如果别人告诉她们第三次晚会将十分精采，那么她们便将秩序颠倒一下，借口说“很可惜，上一次她们没有空”。邦当夫人既是这种人，便盘算在复活节前还有几个星斯三，她怎样才能多去一次，而无强加于人之嫌。她想在和戈达尔夫人一同回家的路上得到稍许启示。“啊！邦当夫人，您站起来了，这种逃跑的信号可真不好。您上星期四没有来，应该给我补偿……来，再坐下，就一会儿。晚饭以前，您总不会再拜访别人吧！真的，您不想尝尝？”斯万夫人一面递过点心，一面说：“您知道，这些小玩意味道不坏，虽然看上去不怎么样，您尝尝，您一定会喜欢的。”戈达尔夫人说：“不，看上去就好吃。奥黛特，您家里的食品可真丰富。我不用问是在哪里买的，我知道您总是去雷巴特商店。我得承认，我不像您那样专一，我常去布内博内商店买小点心和糖果，那里的冰淇淋可实在不好，而雷巴特商店对冰冻食品，不论是冷冻甜点还是果汁冰糕，都很拿手，我丈夫说，necpluscultra①。”“不过，这些点心是自己家里做的，您真的不要？”邦当夫人说：“不，要不我就吃不下饭了。不过我再坐片刻，您知道，和您这样聪明的女人谈天是件快事。”“您会觉得我多管闲事，奥黛特，不过我很想知道您对特龙贝夫人那顶大帽子的评价。当然大帽子是目前流行的款式，但是，是不是稍稍过分了？刚才她那顶帽子比起前几天她来我家戴的帽子，还是小巫见大巫哩。”“哪里，我可不聪明，”奥黛特带着理当如此的神气说，“其实我这人很轻信，人家说什么我都相信，常常为一点小事伤心发愁。”她影射的是最初因嫁给斯万这样的人而痛苦不安，斯万有自己的生活并和别的女人来往。阿格里让特亲王听见她说“我可不聪明”，立刻认为应该加以否定，但却缺乏敏捷的反应能力。“您胡说什么呀！”邦当夫人高声说。“您还不聪明？”亲王赶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说：“这是什么话？大概耳朵在骗我吧？”奥黛特说：“真的，我不骗你们，我确实是小市民，容易大惊小怪，满脑子偏见，坐井观天，十分无知，”接着她打听夏吕斯男爵的近况：“您见到亲爱的男爵了吗？”“您算无知？”邦当夫人惊呼道，“那么，那些官员们，那些只会谈论衣着服饰的殿下夫人们又算什么呢！……对了，夫人，就在上个礼拜，我和公共教育部部长夫人谈到《洛亨格林》②。她说：‘啊，《洛亨格林》，对了，这是牧羊女游乐场上一次的表演，据说逗人笑得直不起腰。’我听了真想给她一记耳光，您瞧瞧，夫人，有什么办法，这种话怎不叫人发火。我是个倔人，您是知道的，”接着她又转脸对我说，“您说呢，先生，我的话有理吧？”“依我说，”戈达尔夫人说，“这情有可原，我们常常被突然的问题弄得措手不及，所以答非所问，这一点我略有体会，因为维尔迪兰夫人经常这样让我们出洋相。”“谈到维尔迪兰夫人，”邦当夫人问戈达尔夫人：“您知道下星期三她家有哪些客人？……我记起来了，对，我们接受了邀请，下星期三去她家。您是不是先到我家吃晚饭？然后我们一同去她家。我独自去有点胆怯，也不知为什么，这位尊贵的女士一直使我害怕。”“我可以告诉您，”戈达尔夫人说，“使您害怕的是她的嗓音，这没办法，哪会人人都有斯万夫人那样好听的声音呢？不过，‘女主人’这话很对，只要你开口说话，冰雪立刻融化，维尔迪兰夫人确实很好客，当然我理解您此刻的心情，第一次去陌生地方总是不太自在的。”
“您也来和我们一道吃饭吧，”邦当夫人对斯万夫人说，“饭后我们一同去维尔迪兰家，玩维尔迪兰游戏，到那里以后我们三人呆在一边自己交谈，‘女主人’会对我瞪眼睛，从此不再邀请我，不过我不在乎。那会使我大大开心咧。”她这番话似乎不太真实，因为她接着又问：“您知道下星期三她家会有哪些客人？聚会都干些什么？客人总不致于太多吧？”“我肯定不会去，”奥黛特说，“我们只能在最后那个星期三露露面。如果您愿意等到那时……”然而，邦当夫人对这个延期的建议似乎毫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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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世界的尽头；好得不能更好了。
②《洛亨格林》是瓦格纳的三幕歌剧。
一个沙龙的才智价值往往与风雅成反比，然而，既然斯万认为邦当夫人讨人喜欢，那就是说一个人沉沦而被迫与另一类人为伍时，他对他们不再苛求，对他们的才智及其他不再挑剔。如果这一点是真的，那么，个人和民族一样，在失去独立性的同时也失去自己的文化修养，甚至语言。这种容忍态度的后果之一，便是从某个年龄开始，人们越来越喜欢听别人赞扬和鼓励自己的才智和气质，例如，大艺术家不再和具有独特性的天才交往，而只和学生来往，后者和他的唯一共同语言是他的教条，他们对他唯命是从、顶礼膜拜，又例如，在聚会中某位唯爱情至上的、卓越的男士或女士会认为，那位虽然才智平庸，但话语之间对风流韵事表示理解和赞同的人才是最聪明的人，因为他的话使情人或情妇的情欲本能得到愉快。再以斯万为例。邦当夫人说，有些沙龙只接待公爵夫人们，真是岂有此理！此时，作为奥黛特的丈夫的斯万便点头称是，要是往日在维尔迪兰家中，他会对邦当夫人不以为然，而此刻却说她是个好女人，既富有风趣，又不附庸风雅。他也乐于给她讲一些有趣的事，使她“乐得直不起腰”，她没听说过这些事，但一点就“通”她喜欢讨人欢心，喜欢取乐。
“这么说，医生不像您那么酷爱花？”斯万夫人问戈达尔夫人，“啊！您知道，我丈夫是圣人，中庸之道。不过他倒是有一个嗜好。”邦当夫人眼中闪着狡黠、欢乐和好奇，问道：“什么嗜好，夫人？”戈达尔简单明了地说：“看书。”“这种嗜好可没什么让妻子担心的。”邦当夫人惊呼道，一面克制邪恶的微笑，“您知道，医生完全钻到书里去了！”“那好呀，您不用担心害怕……力，您听说维尔迪兰夫人要在新买的房子里装电灯吗？这消息不是我的私人密探告诉我的，是从另一条渠道，电工米尔德那里听说的。您瞧我对消息来源毫不隐瞒。连卧室也要装电灯，配上灯罩使光线柔和，多么美妙的奢侈！我们的同代人总是追求新玩意，哪怕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玩意。我一位朋友的嫂嫂在家里装了电话，不用出门就能向供应商订货。我承认我略施小技让她同意我哪天去对着电话机谈话。电话对我很有诱惑力，不过我宁肯去朋友家打电话，而不愿自己装电话。新鲜劲一过，电话会完完全全成为累赘的。好了，奥黛特，我走了，别再挽留邦当夫人，她要送我回家，我必须走，您这下子可让我闯祸了：我丈夫比我先到家！”
我也一样应该告辞回家了，虽然还没有品尝菊花这些鲜艳斑斓的外壳所蕴藏的冬天的乐趣。乐趣尚未来到，而斯万夫人似乎不再等待什么了。她任仆人收拾茶具，仿佛在宣布：“关门了！”她终于开口说：“真的，您也要走？那好吧，再见。”即使我留下来，也就未必能体会到这陌生的乐趣，而原因不仅仅在于我的忧郁，也就是说这种乐趣并不存在于迅速导致告辞时刻的那条时间的老路上，而是存在于我所不知的一条小路上，我本该拐弯进去才对。不过，我的拜访至少已经达到目的，希尔贝特会知道她不在家时我来看过她父母，还会知道，用戈达尔夫人的话说，我“一上来，从一开始就征服了维尔迪兰夫人”（医生夫人从未见过维尔迪兰夫人如此“殷勤讨好”，还说“你们大概天生有缘份”）。希尔贝特将知道我曾恰如其分地、怀着深情谈起她，她将知道我们不见面我仍然能生活下去，而她最近对我的厌嫌，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她认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曾对斯万夫人说我不能再见希尔贝特。我这样说，仿佛我决心永远不再见她。我要给她写的信也表达同样的意思。但是，为了给自己鼓气，我要求自己作最后的、短暂几天的努力。我对自己说：“我这是最后一次拒绝她的约会。我将接受下一次约会。”为了减少这种分离的痛苦，我不把它看作是永久分离，虽然我感到它将是永久的。
这一年的元旦对我十分痛苦。当您不幸时，无论是有意义的日子还是纪念日，一切都会令你痛苦。然而，如果你失去了亲爱者，那么，痛苦仅仅来源于强烈的今昔对比，而我的痛苦则不然，它夹杂着未表明的希望：希尔贝特其实只盼着我主动和解，见我没有采取主动，她便利用元旦给我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爱上你了，你来吧，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见不到你我简直无法生活。”从旧年的岁末起，我就认为这样一封信完全可能，也许并非如此，但是我对它的渴望和需要足以使我认为它完全可能。士兵在被打死以前，小偷在被抓获以前，或者一般来说，人在死前，都相信自己还有一段可以无限延长的时间，它好比是护身符，使个人——有时是民族——避免对危险的恐惧（而并非避免危险），实际上使他们不相信确实存在危险，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需要勇气便能面对危险。这同一类型的毫无根据的信念支持着恋人，使他寄希望于和解，寄希望于来信。其实，只要我不再盼望信，我就不会再等待了。尽管你知道你还爱着的女人对你无动于衷，你却仍然赋予她一系列想法——即使是冷淡的想法——赋予她表达这些想法的意图，赋予她复杂的内心生活（你在她的内心中时时引起反感，但时时引起注意）。对希尔贝特在元旦这一天的感觉，我在后来几年的元旦日都有切身体会，那时，我根本不理睬她对我是专注还是沉默，是热情还是冷淡，我不会想，甚至不可能想到去寻求对我不复存在的问题的答案。我们恋爱时，爱情如此庞大以致我们自己容纳不了，它向被爱者辐射，触及她的表层，被截阻，被迫返回到起点，我们本人感情的这种回弹被我们误认为对方的感情，回弹比发射更令我们着迷，因为我们看不出这爱情来自我们本人。
元旦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希尔贝特的信没有来。那几天我收到几张迟发的或者被繁忙的邮局延误的贺年卡，所以在元月三号和四号，我仍然盼望她的信，不过希望越来越微弱。后来几天里，我哭了许多次。这是因为，我放弃希尔贝特并不如我想像的那样出自真心诚意，我一直盼望在新年收到她的信，眼前这个希望破灭了，而我又来不及准备另一个希望，我像服完了一小瓶吗啡而手头又没有第二瓶吗啡的病人一样痛苦异常。但是也可以有另一种解释，而这两种解释并不相互排斥，因为同一种感情有时包括相反的因素，那就是在我的内心中，对希尔贝特来信所抱的希望曾使她的形象离我更近，当初我急于见她，我如何见到她，她如何待我，凡此种种所引起的激情曾再次涌上心头。立即和解的可能性否定了顺从——其巨大力量往往不被我们察觉。人们对神经衰弱的病人说，只要他们躺在床上不看信不读报，他们便会逐渐安静下来，然而病人却不相信，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只会更刺激他们的神经，同样，恋人们从相反的心理状态来观察“放弃”，在未真正付诸实行以前，他们也不会相信“放弃”会具有裨益身心的威力。
由于我心跳过速，人们叫我减少咖啡因的剂量，我减量以后，剧烈心跳果然停止，于是我开始怀疑：与希尔贝特近乎绝交时我所感到的焦虑莫非是由咖啡因所引起的？而每当这种焦虑重现时，我总以为是因为我看不见希尔贝特，或者（偶尔与她相遇）看见她冷冷的面孔而感到痛苦。不过，如果说这药才是痛苦的根源，而我的想象力进行了错误解释的话（这也不必大惊小怪，因为情人们最沉重的精神痛苦往往是由和他们同居的女人的生理习惯所引起的），那么它仿佛是使特里斯多和绮瑟①饮后长久相爱的药酒。咖啡因的减量虽然立即使我身体好转，但并未消除我的忧郁。如果说这带毒性的药没有创造忧郁，至少它曾使忧郁更为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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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特里斯多和绮瑟是十二世纪法国民间传奇中的两个人物，他俩因误喝药酒永生相爱，并受迫害。
快到一月中旬，我对新年来信的希望破灭，失望所引起的附加的痛苦稍稍有所缓解，然而，“节日”前的悲伤又卷土重来。它之所以十分残酷，是因为我就是这个悲伤的制造者，有意识的、自愿的、无情的、有耐心的制造者。希尔贝特和我的关系是我唯一珍惜的东西，而我却不遗余力地破坏它，用长期不来往的办法逐渐制造我的冷漠（并非她的冷漠，但实际上是一回事）。我不断地、竭尽全力地使我身上爱恋希尔贝特的那个我进行残酷的慢性自杀，而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此刻的行为及将来的后果。我不仅知道再过一段时间我将不再爱希尔贝特，还知道她将为此感到遗憾，她会想方设法和我见面，但都和今天一样不能如愿以偿，并不是因为我太爱她，而是因为我肯定会爱上另一个女人，我将长时间地渴望她，等待她，不肯腾出一秒钟来和希尔贝特见面，因为希尔贝特对我将毫无意义。毫无疑问，就在此刻（我已决心不见她，除非她正式要求解释，或者表白全部爱情，而这是决不会发生的），我已失去希尔贝特，但我却更爱她（我比去年更强烈地感到她对我是多么重要，去年的每天下午，我都能如愿以偿地和她在一起，以为我们的友谊不受任何威胁）。毫无疑问，此刻我憎恶这个念头：有一天我会对另一个女人产生同样的感情。这念头从我这里夺去的不仅仅是希尔贝特，还有我的爱情和痛苦，而我是在爱情和痛苦之中，在眼泪中努力确定希尔贝特的意义的，现在却必须承认这爱情和痛苦并非她所专有，它们迟早会献给另一个女人。因此——这至少是我当时的想法——我们永远超然于具体对象之外，当我们恋爱时，我们感到爱情上并未刻着具体对象的名字，它在将来，在过去，都可能为另一个女人（而不是这个女人）诞生：而当我们不恋爱时，我们以明哲的态度对待爱情中的矛盾，我们随兴所至地高谈阔论，但我们并不体验爱情，因此并不认识它，因为对爱情的认识具有间歇性，感情一出现，认识即消亡。我将不再爱希尔贝特，我的痛苦让我隐约窥见我的想象力所看不到的未来，当然，此刻还来得及向希尔贝特发出警告，告诉她这个未来正逐渐成形，告诉她它的来临是迫近的，甚至无法避免的——如果她希尔贝特不来协助我对那尚在萌芽状态的未来的冷漠进行摧毁的话。多少次我想像给希尔贝特写信，或者跑去对她说：“请注意，我已作出决定。此刻是我最后一次努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很快我就不再爱你了！”可这又何必呢？我有什么权利责备希尔贝特无动于衷呢？我自己不是对除她以外的一切无动于衷，而并不引咎自责吗？最后一次！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事，因为我爱希尔贝特。但是对她来说，这就好像是友人在移居国外以前写信要求来访一样，而我们往往予以拒绝（仿佛拒绝爱我们的讨厌女人），因为我们在盼望快乐。我们每天所支配的时间具有弹性，我们所体验的热情使它膨胀，我们所引起的热情使它收缩，而习惯将它填满。
此外，即使我对希尔贝特讲，她也听不懂。我们说话时，总以为听话者是我们自己的耳朵，自己的脑子。我的话语仿佛穿过暴雨的活动水帘才到达希尔贝特那里，拐弯抹角，面目全非，仅仅是可笑的声音，而再无任何含义。人们借话语所表达的真理并不具有不可抗拒的确凿性，它不能立即使人信服，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真理才能在话语中完全成形。例如，在论战中，某人不顾种种论据证据，将对立面的理论斥为叛逆，但是后来他却皈依了这个最初被他憎恶的信念，而原先徒劳传播这个信念的人却不再相信它。又例如一部杰作，对于高声朗诵的崇拜者来说，它当然是传世之作，无需证明，而听者却认为它毫无意义或者平庸无奇，但后来听者也承认这是杰作，可惜为时太晚，作者已无法知道。同样，在爱情上，不论你做什么，障碍决不会被绝望者从外部摧毁；只有当你对它们不再感兴趣时，它们才会从另一方面，被不爱你的女人的内心力量所推倒；昔日你试图推倒但总不成功，如今它却突然倒坍，但对你已毫无意义。如果我将自己未来的冷漠及其防止办法告诉希尔贝特，她会以为我这样做表明我对她的爱情和需求超过她的估计，因此她更讨厌和我见面。确实，正是爱情使我比她更清楚地预见到这个爱情的结束，因为我连续处于前后矛盾的精神状态。我本来可以通过写信或见面对希尔贝特发出这个警告，因为这段时间说明我并非须臾离不了她，并且向她证明没有她我也能活下去。不巧的是，某些人，不知出于好意还是恶意，向她说起我，而那口气使她认为是我央求他们这样做的。每当我得知戈达尔、我母亲、甚至诺布瓦先生用笨拙的话语破坏我刚刚作出的牺牲，践踏我的克制态度所获得的结果时（他们使她误认为我不再保持克制），我感到双倍的气恼。首先，我那用心良苦又卓有成效的回避必须从头开始，因为那些讨厌的人在我背后破坏了我的努力，使我前功尽弃。不仅如此，我和希尔贝特见面的愉快也会减色，因为她不再认为我在体面地顺从，而认为我暗中活动，以谋求她不屑于赏赐的会晤。我诅咒人们这种无聊已极的闲言碎语，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刻深深地伤害我们，而并无使坏或帮忙之意。他们什么也不想，为说话而说话。有时是因为我们未能对他们保持沉默，而他们的嘴又不紧（和我们一样）。当然，在摧毁爱情的这项残酷工程中，他们的作用远远比不上两个人——这两人往往在一切即将圆满解决时使一切付之东流，其中一人出于过度的善意，另一人出于过度的恶意，而我们并不像怨恨不识时务的戈达尔之流一样怨恨这两个人，因为第二位是我们所爱的人，第一位是我们自己。
每次拜访斯万夫人，她总邀请我和女儿一道喝午茶，而且叫我直接给她女儿回信，因此，我常常给希尔贝特写信，在信中我没有选用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词句，而仅为我的眼泪寻找最温柔的河床，因为遗憾和欲望一样，并不试图自我分析，只要求自我满足。当一个人恋爱时，他的时间不是用来弄明白他的爱情是怎么回事，而是用来促成明天的约会。当他放弃爱情时，他不试图理解自己的悲伤，而是试图向引起这种悲伤的女人献上他认为最动人的话语。他说的是他认为有必要讲的，而对方不会理解的话，他在为自己说话。我写道：“我原先以为这决不可能，唉！看来这并非十分困难。”我还说：“也许我再不见你了。”我的话避免冷淡（她会认为那是矫揉造作），但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我在流泪，因为我感到它们表达的不是我可能相信的事，而是实际上即将发生的事。下一次她托人要求和我见面时，我也会像这次一样鼓足勇气不让步，这样一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我会逐渐达到因长久不见面而不想见面的状态。我流泪，但是我有勇气（而且感到愉快）牺牲和她相会的幸福，以求有朝一日吸引她，然而，到了那一天，吸引不吸引她对我来说已无关紧要了。我假定——尽管不太可能——此刻她在爱我，正如我最后那次拜访她时她说的那样，我假定她的厌倦情绪不是出于对我的厌烦，而是出于嫉妒的敏感性，出于和我相似的虚假的冷漠，这种假定仅仅使我的决定不那么残酷。我想象在几年以后，当我们彼此相忘时，我回顾往事，对她说我此刻写的信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她会回答：“怎么，你当时爱着我？你知道我多么盼望这封信，多么盼望和你见面，这封信使我哭得多伤心！”我从她母亲家一回来便动手写信，虽然我想到我可能正在制造误会，但这个想法，由于它带来的忧愁，也由于它带来的愉快（我想象希尔贝特爱着我），促使我把信写下去。
当斯万夫人的“茶会”结束，客人们告辞时，我脑子里想的是如何给她女儿写信，而戈达尔夫人想的却完全是另一种事情。她“巡视”一番，毫无例外地向斯万夫人赞扬客厅的新家具，醒目的新“添置品”，在其中发现奥黛特在拉贝鲁丝街的前寓所里某几件东西（虽然为数极少），特别是她的吉祥物——宝石雕成的动物。
斯万夫人从一位受她敬重的朋友那里学到了“过时”一词，它打开（新的眼界，因为它所指的恰恰是几年以前她认为“时髦”的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便统统隐退，与曾作为菊花支撑的金色格子架、许多希鲁商店的糖果盒，以及印有花饰的信纸堆在一起（还不算装饰壁炉板的硬纸钱币，早在她认识斯万以前，一位颇有修养的男人就劝她将它们收起来）。此外，在这些暗色墙壁（与斯万夫人稍后的白色客厅完全不同）的房间中，在这种艺术气质的紊乱和画室般的杂乱中，远东风格在十八世纪风格的进逼下节节败退，斯万夫人为了使我更“舒服”而拍打的椅凳上绣的是路易十五式的花束，而不再是中国龙。她经常呆在房间里，她说：“我很喜欢这间房，常常使用它。我不能生活在怀有敌意的、陈腐的东西中间。在这里我才能工作。”（她并未说明是画画还是写书；当时那些不愿无所事事，想有点作为的女人开始对写书感兴趣）。她的周围都是萨克森瓷器（她说这个字时带英国音，她喜欢这种瓷器，甚至不论谈到什么都说：这真漂亮，就像萨克森瓷器上的花）。她爱惜它们，甚过往日的瓷雕像和瓷花盆，唯恐无知的仆人碰坏它们。他们那无知的手常使她惶惶不安，使她大发雷霆，而斯万这位如此温顺和彬彬有礼的主人，竟目睹妻子吵吵嚷嚷而毫无反感。清醒地看到缺点，这丝毫无损于爱情，而是相反，使缺点更为可爱。如今，奥黛特在接待熟朋友时不再穿日本睡袍了，而是穿色彩鲜艳的皱丝浴袍，她用手抚摸胸前那花纹图案中的泡沫，她浸泡在其中，悠然自得，随心嬉戏，她的皮肤如此清凉，呼吸如此深沉，仿佛丝袍在她眼中并非像布景一样的装饰品，而是满足她对容貌和卫生的苛求的，如tub（澡盆）和footing（散步）一样的必需品。她常说她宁可没有面包，也不能没有艺术和清洁，她常说，如果《蒙娜丽莎》被烧毁，那会比“大量”朋友被烧死使她更为悲痛。这些理论在她的朋友们看来似乎荒谬绝伦，但却使她显得出众，因而引起比利时大臣每周一次的来访。如果以她为太阳的这个小世界的人们得知她在别处，例如在维尔迪兰家，被认为是蠢女人的话，一定会大惊失色。由于头脑灵活，斯万夫人更喜欢和男人来往，而不大喜欢和女人来往。当她评论女人时，总是从风流女人的角度出发，挑剔她们身上不受男人欣赏的地方，体型粗笨哪，面色难看哪，尽写错字哪，腿上汗毛太重哪，气味难闻哪，眉毛是假的哪，不一而足。相反，对曾宽厚待她的某个女人，她便不那么尖刻，特别是当这女人生活不幸时。她巧妙地为这女人辩护说：“人们对她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敢保证她是个好人。”
如果戈达尔夫人以及克雷西夫人旧日的朋友长时间没见到奥黛特，那么他们一定很难认出奥黛特客厅的摆设，甚至很难认出奥黛特本人。她看上去比以前年轻许多！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她发胖了，既然身体更健康，显得那么神色安祥，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另一方面是由于她的新发型，光滑平整的头发增加了面部的宽度，玫瑰色的粉使脸更有神采，昔日那棱角过于鲜明的眼睑和侧面现在似乎柔和多了。这种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如下：奥黛特到了中年，终于发现或者说发明她自己的独特面貌，某种永恒的“性格”，某种“美的类型”，于是她在那不协调的面部轮廓上——它曾被飘忽不定、软弱无能的肉体所左右，最轻微的疲劳使它在霎那之间长了好几岁，仿佛是暂时的衰老，因此，长久以来，它根据她的心情和面色而向她提供一个零散的、易变的、无定形的、迷人的脸——贴上这个固定的脸式，仿佛是永不衰退的青春。
斯万的房间里没有别人给他妻子拍的那些漂亮照片，尽管她在照片上的穿戴各不相同，但那神秘和胜利的表情仍能使人们认出她那洋洋得意的身影和面庞。他房间里只有一幅十分简单的老式照片，它摄于奥黛特贴上固定脸式以前，因此她的青春和美貌似乎尚未存在，尚未被她发现。然而，斯万忠实于另一种观念，或者说他恢复原有的观念，他在这位处于走动和静止之间的、脸色疲惫、目光沉思的瘦弱少妇身上所欣赏的是波提切利式的美。确实，他仍然喜欢在妻子身上看到波提切利的画中人。奥黛特却相反，她不是极力突出，而是弥补和掩饰她身上那些她所不喜欢的东西，它们在艺术家看来可能正是她的“性格”，而她作为女人，认为这是缺点，甚至不愿意别人提起这位画家。斯万有一条精美的、蓝色和粉红色的东方披巾，当初他买下来是因为《圣母赞歌》①中的圣母也戴这样一条披巾，但是斯万夫人从不肯戴它。只有一次她听任丈夫为她订做一套衣服，上面饰满了雏菊、矢车菊、勿忘草、风铃草，和《春》②一模一样。有时，傍晚时分她感到疲乏，斯万便低声叫我看她那双沉思的手，它们那无意识的姿势就像圣母在圣书上写字（那里已经写着《圣母赞歌》）以前往天使端着的墨水瓶里蘸墨水的姿势一样灵巧而稍稍不安。但是斯万接着说：“您千万别告诉她，她要知道了准会改变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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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波提切利的作品。
②波提切利的壁画。
除了斯万情不自禁地试图在奥黛特身上发现波提切利的忧郁节奏以外，在其他时刻，奥黛特的身体是一个统一体，它全部被“线条”圈住，线条勾划出这个女人的轮廓，而对旧款式的崎岖线路、矫饰的凸角和凹角、网络以及分散杂乱的小玩意统统删去，而且，凡当身体在理想线条内侧或外侧显出错误和不必要的弯曲时，这条线便大胆纠正大自然的错误，并且在整整一段路程上，弥补肉体和织物的缺陷。那些衬垫、其丑无比的“腰垫”已经消失，带垂尾的上衣也无影无踪，以前，这种上衣盖过裙子，并且由僵硬的鲸须撑着，一直给奥黛特一个假腹部，使她仿佛是一堆七拚八凑的、零散的构件。如今，流苏的垂直线和褶裥饰边的弧线已被身体的曲线所取代，身体使丝绸起伏。仿佛美人鱼在拍水击浪，贝克林纱也具有了人性，身体从过时款式那长长的、混沌和模糊的包膜中挣脱出来，成为有机的、活生生的形式。然而，斯万夫人喜欢并善于在新款式中保留旧款式的某些痕迹。有时，我晚上无心工作，又知道希尔贝特和女友们看戏去了，便临时决定去拜访她父母。斯万夫人通常身着漂亮的便服，裙子是一种好看的深色（深红色或桔红色），它不是流行色，因而似乎另有含义，裙子上斜绣着一条宽宽的、镂空的黑丝带，使人想到旧日的镶褶。在我和她女儿绝交以前，有一天，春寒料峭，斯万夫人邀我去动物园。她走热了便或多或少地敞开外衣，露出衬衣的齿状饰边，仿佛是她几年以前常穿而如今不再穿的背心上轻微的齿形贴边。她的领带——她忠实于“苏格兰花呢”，但是颜色柔和得多（红色变为粉红色，蓝色变为淡紫色），以致人们几乎以为这是最流行的闪色塔夫绸——以特有的方式系在颔下，人们看不出它在哪里打结，并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如今不再流行的帽“带”。如果她再“坚持”一段时间，那么，年轻人在试图解释她的服饰时会说：“斯万夫人本人就是整整一个时代，对吧？”优美的文体在于将各种不同形式重叠起来，暗藏在其中的传统使它更臻优美，斯万夫人的服饰也一样。对背心及圆结的朦胧回忆，加上立即被克制的“划船服”①趋向，甚至加上对“跟我来，年轻人”②的遥远而模糊的影射，这一切使古老的形式——重现（不完全的重现）在眼前的具体形式之中，那些古老形式是不可能让裁缝或妇女服装商真正制作出来的，但它却牵动人们的思绪。因此，斯万夫人蒙上一层高贵色彩，而这也许是因为这些装饰既然毫无用处，那么它应该有一种比实利更高的目的，也许是因为它是过去岁月留下的痕迹或者这个女人所特有的衣着上的个性，总之，这种高贵色彩使她千姿百态的装束神态如一。人们感到她的穿着不仅仅是为了身体的舒适或装饰。她的衣着仿佛是整个文明的精致而精神化的体系，将她团团裹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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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划船式的短上衣。
②此处指女帽上的花结，飘带披在身后。
一般来说，每逢她母亲的接待日，希尔贝特往往请朋友来喝茶，有时却不然，她不在家，我便趁机赴斯万夫人的“午后茶会”。她总是穿得漂漂亮亮的，塔夫绸、双绉、丝绒、绫罗绸缎，她的衣着不像平日居家的便服那样随便，而是精心配色，仿佛准备外出。在这样一个下午，她那居家的闲散中又增添了某种灵敏与活跃。衣服的式样既大胆又简单，与她的身段动作十分贴合，而衣袖仿佛具有象征性，因日子不同而改换颜色。蓝丝绒表达的是突然的决心，白塔夫绸表达的是愉快的心情，而为了显示伸臂动作中所包含的雍容高贵的审慎，她采取了闪烁着巨大牺牲的微笑的形式——黑色双绉。与此同时，既无实际效益又无明显理由的“装饰”给色彩艳丽的袍衣增添了几分超脱、几分沉思、几分奥秘，而这与她一向的忧郁，至少与她的黑眼圈和手指节所蕴含的忧郁是完全一致的。蓝宝石吉祥物、珐琅质的四瓣小叶三叶草、银质纪念章、金颈饰、绿松石护身符、红宝石细链、黄玉栗子，在这大量的珠宝首饰下面，袍衣本身具有彩色图案，它越过镶贴部分而贯彻始终，还有一排建设的、无法解开的、小小的缎子钮扣，以及富有微妙暗示的、既精致又含蓄的饰带；衣服上的这一切，和珠宝首饰一样，似乎——此外不可能有任何理由——泄露了某种意图，构成爱情的保证，保守隐情、遵守迷信，似乎是对痊愈、誓愿、爱情或双仁核游戏的纪念。有时，蓝丝绒胸衣上隐隐约约出现亨利二世式样的缝叉，黑缎袍上有轻微隆起处，它或是在靠近肩头的袖子上，使人想起一八三○年的“灯笼袖”，或是在裙子上，使人想起路易十五的“裙环”。袍衣因而显得微妙，仿佛是化装服，它让对往日的朦胧回忆渗入到眼前生活之中，从而赋予斯万夫人某种历史人物或小说人物的魅力。如果我向她提到这一点，她便说：“我不像许多女友一样玩高尔夫球。我没有任何理由像她们那样穿毛线衫。”
斯万夫人送客回来，或者端起点心请客人品尝而从我身边经过时，趁混乱之际将我拉到一边说：“希尔贝特特别叫我请您后天来吃饭。我原先不知道能不能见到您。您要是不来我正要给您写信呢！”我继续反抗，这种反抗对我来说越来越不费劲，因为，虽然你仍然喜爱对你有害的毒品，但是既然你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某种必要性而不再服用，你就不能不珍视这种恬静（你以前曾失去），这种既无激动又无痛苦的状态。你对自己说永不再见你所爱的女人，如果这话不完全属实，那么，你说愿意再见她也不全是真话。人们之所以能忍受和所爱的人分离，正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只是短暂的分离，他们想到的是重聚的那一天，然而，另一方面，他们深深感到，会见可能导致嫉妒，它比每日对团聚（即将实现但却一再延期！）的遐想更痛苦，因此，即将与所爱的女人相见的消息会引起不愉快的激动。人们一天天地拖延，他们并非不希望结束分离所引起的难以容忍的焦虑，但他们害怕那毫无出路的激情东山再起。人们喜欢回忆而不喜欢这种会见，回忆是驯良的，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往回忆中加进幻想，因此那位在现实生活中不爱你的女人却可以在你的幻想中对你倾诉衷肠！人们逐渐将愿望掺进回忆，使回忆变得十分甜蜜。既然它比会见更令人愉快，会见便被一再推迟，因为在会见中你再无法使对方说出你爱听的话，你必须忍受对方新的冷淡和意外的粗暴。当我们不再恋爱时，我们都知道，不如意的爱情要比遗忘或模糊的回忆痛苦得多。尽管我没向自己承认，但我盼望的正是这种遗忘所带来的安详的平静。
此外，这种精神超脱和孤独疗法所引起的痛苦，由于另一种原因而日益减弱。此疗法在治愈爱情这个固执念头以前，先使它削弱。我的爱情仍然炽烈，坚持要在希尔贝特眼中赢回我的全部威望。我认为既然我有意不和希尔贝特见面，那么我的威望似乎应该与日俱增，因此，那些接踵而至的、连续不断的、无限期的日子（如果没有讨厌鬼干预的话），每天都是赢得的、而非输掉的一天。也许赢得毫无意义，既然不久以后我就会被宣布痊愈。顺从，作为一种习惯方式，使某些力量无限增长。在和希尔贝特闹僵的第一个晚上，我承受悲哀的力量十分微弱，如今它却变得无法估量的强大。不过，维持现状的倾向偶尔被突然冲动所打断，而我们毫不在意地听任冲动的支配，因为我们知道在多少天、多少月里我们曾经做到、并仍将做到放弃它。在积蓄的钱袋即将装满时，人们突然将它倒空。当人们已经适应于某种疗法时，却不等它生效而突然中断，有一天，斯万夫人像往常一样对我说希尔贝特见到我会多么愉快，这话仿佛将我长久以来已经放弃的幸福又置于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我震惊地意识到，要品尝这种快乐，当时还不算太晚，于是我急切地等待第二天，我要在晚饭前出其不意地去看希尔贝特。
这整整一天，我耐心等待，因为我正在策划一件事。既然往事一笔勾销，既然我们重归于好，我要以情人的身份和她见面。我每天将送给她世上最美的鲜花。如果斯万夫人（尽管她无权当过分严厉的母亲）不允许我送花，那么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将送些更为珍贵的礼品。父母给我的钱是不够买礼品的，所以我想到了那个中国古瓷瓶，它是莱奥妮姨母给我的礼物，母亲每天都预言弗朗索瓦丝会来对她说：“它都散架了。”既然如此，卖掉它岂不更好？那样一来，我就有条件使希尔贝特高兴了。它大概可以卖到足足一千法郎吧。我让仆人把它包了起来。由于习惯，我一向不注意这个瓷瓶，它的易手至少产生这样一个效果——让我认识它。我带上它出门，我将斯万的地址告诉车夫，让他从香榭丽舍大街走，因为那条街的拐角上有一家我父亲常去的大的中国古玩店。使我万分惊奇的是，店主立刻出价一万法郎，而不是一千法郎，我兴高彩烈地接下这一叠钞票，整整一年我都有钱每天买玫瑰花和丁香花送给希尔贝特了。我走出商店坐上马车，由于斯万家离布洛尼林园很近，车夫没有走往常那条路，而是顺着香榭丽舍大街走。当车驶过贝里街的拐角时，在暮色中，我隐约看见在斯万家附近，希尔贝特正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她步履坚定，但走得很慢，正和身旁一位青年男子交谈，那人的面孔我看不见。我在车上直起身来，想让车夫停车，但又迟疑。这时，两位散步者已走远了，他们那悠闲的步伐所勾画出的两条柔和对称的线很快就消失在香榭丽舍的阴影之中。我随即到达希尔贝特家门前。斯万夫人接待我说：“啊！她会后悔的。不知怎么回事她不在家。刚才她上课时感到很热，对我说她想和女友出去换换空气。”“我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看见的可能是她。”“不会吧。总之，别对她父亲讲，他不喜欢她在这个钟点出门。goodevening（晚安）。”我告辞，叫车夫从原路返回，但没有找到那两位散步人。他们到哪里去了？黄昏中，他们神情诡秘地在谈什么呢？
我回家，绝望地想着那意想不到的一万法郎，它们本该使我有能力时时让希尔贝特高兴，而现在，我却决心不再见她。在中国古玩店的停留曾使我充满喜悦，因为我期望从今以后女友见到我时会感到满意和感激。但是，如果没有这次停留，如果马车没有经过香榭丽舍大街，那么我就不会遇见希尔贝特和那青年男子了。因此，从同一件事上长出了截然对立的枝桠，它此刻产生的不幸使它曾经产生的幸福化为乌有。我这次遭遇和通常发生的事恰恰相反，人们企望欢乐，却缺乏达到欢乐的物质手段。拉布吕耶尔说过：“无万贯家财而恋爱是可悲的。”于是只好一点一点地，努力使对欢乐的期望熄灭。我的情况却相反，物质手段已经具备，然而，就在同时，出于第一个成功的必然后果，至少出于它的偶然后果，欢乐却消失了。这样看来，我们的欢乐就该永远无法实现。当然，一般说来，欢乐的消失并不发生在我们获得实现欢乐的手段的同一天晚上。最常见的情况是我们继续努力、继续抱有希望（在一段时间内），但是幸福永远不会实现。当外界因素被克服时，天性便将斗争从外部转移到内部，逐步使我们变心，使我们期望别的东西，而不再是我们即将占有的东西。如果形势急转直下，我们的心尚来不及改变，那么，天性也绝不放弃对我们的征服，当然它得稍稍推迟，但更为巧妙，同样见效。于是，在最后一刹那，对幸福的占有从我们身边被夺走，或者说，由于天性的邪恶诡计，这种占有本身竟毁灭了幸福。当天性在事件和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失败时，它便创造最后一种不可能性，即幸福心理的不可能性。幸福现象或是无法实现或是产生最辛酸的心理反应。
我捏着一万法郎，但它们对我毫无用处。我很快就花光了，比每日给希尔贝特送花还要快。每当暮色降临，我心中苦闷，在家里呆不住，便去找我不爱的女人，在她们怀中痛哭。连使希尔贝特高兴一下的愿望也消失殆尽。如今去希尔贝特家只会使我增加痛苦。头一天我还认为，重见希尔贝特是世上最美的事，现在我却认为这远远不够，因为当她不在我身边时，她使我担心害怕。一个女人正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通过她给我们带来的新痛苦而增加她对我们的威力，但同时也增加我们对她的要求。她使我们痛苦，越来越缩小对我们的围困，增加对我们的枷锁，但同时也使我们在原先认为万无一失的枷锁之外增加了对她的束缚。就在头一天，如果我不害怕使希尔贝特厌烦，我会要求少数几次会晤，而现在我不能以此为满足，我会提出其他许多条件，因为，爱情和战争相反，你越是被打败，你提的条件就越苛刻、越严厉，如果你还有能力向对方提条件的话。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首先决定不再去她母亲家。我心中仍想：我早已知道希尔贝特不爱我，我如愿意可以去看她，如不愿意便可逐渐将她忘记。然而，这个想法犹如对某些疾病无效的药物，它对时时出现在我眼前的那两条平行线——希尔贝特和那位年轻男子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慢步远去——无能为力。这是一种新痛苦，有一天它会耗尽，有一天当这个形象出现在我脑海中时会完全失去它的毒汁，就好比我们摆弄剧毒而毫无危险，就好比我们用少许火药点烟而不用害怕爆炸。此时，我身上正有另一种力量与有害力量——一再重现希尔贝特在暮色中散步的情景——相搏斗。我的想象力朝相反的方向作有效的的活动，以粉碎记忆力的反复进攻。在这两股力量中，前一种力量当然继续向我显示香榭丽舍大街上的那两位漫步者，而且还提供取自往日的、另一些令人不快的形象，例如，当希尔贝特的母亲要求她留下陪我时她耸肩的形象。但是第二种力量按照我的希望所编织的蓝图，勾画出未来的图景，它比起如此狭小而可怜的过去来，更令人高兴，更充实。如果说，阴郁不快的希尔贝特在我眼前重现了一分钟的话，那么在多少分钟里我设想的是将来，她会想办法和我言归于好，也许还会促使我们订婚！当然想象力施展于未来的这种力量，毕竟来自过去。随着我对希尔贝特耸肩所感到的恼怒逐渐减弱，我对她的魅力的回忆也会减弱，而正是回忆使我盼望她回到我身边。过去还远远没有死亡。我仍然爱着我自以为憎恶的女人。每当人们夸奖我的发型或气色时，我总希望她也在场。当时不少人表示愿意接待我，我十分不快，一概拒绝，甚至在家中引起争吵，因为我不肯陪父亲出席一个正式宴会，而那里有邦当夫妇及他们的侄女阿尔贝蒂娜——几乎还是个孩子。我们生活中的不同时期就是这样相互重叠的。你为了今天所爱的、而有一天会认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而轻蔑地拒绝去会见你今天认为可有可无，而明天将爱上的东西。如果你答应去看它，那么你也许会早些爱上它，它会缩短你目前的痛苦，当然，用另一些痛苦取而代之。我的痛苦在不断变化。我惊奇地发现，在我心中，今天是这种感情，明天又是那种感情，而它们往往和希尔贝特所引起的希望或恐惧有关。这里指的是我身上的希尔贝特。我本该告诫自己，另一个希尔贝特，真正的希尔贝特，也许与这个希尔贝特截然不同，她根本没有我所赋予她的惋惜之情，她大概很少想到我，不仅比我对她的思念要少很多，而且比我臆想中她对我的思念也要少得多（我想象和希尔贝特幽会，探寻她对我的真实感情，幻想她思念我，一直钟情于我）。
在这种时期，悲伤虽然日益减弱，但仍然存在，一种悲伤来自对某人的日日夜夜的思念，另一种来自某些回忆，对某一句恶意的话、对来信中某个动词的回忆。其他形形色色的悲伤，留到下文的爱情中再作描写，在此只声明在上述两种悲伤中，第二种比第一种残酷许多倍，这是因为我们对所爱的人的概念始终活在我们心中，它戴上我们立即归还的光环而无比美丽，它充满频繁产生的甜蜜希望，或者（至少）永久的宁静忧伤（还应该指出，使我们痛苦的某人的形象，与它所引起的日益严重、不断延伸、难以治愈的爱情忧伤极不相称，就好比在某些疾病中，病因与连续发烧及缓慢痊愈极不相称一样）。如果说我们对所爱的人的概念蒙上了往往乐观的精神反光的话，那么，对具体细节的回忆，恶言，充满敌意的信（我从希尔贝特那里只收到一封这样的信）却是另外一回事，可以说我们所爱的人恰恰活在这些零散片断之中，而且具有比在我们对她的整体概念中更为强大的威力。这是因为我们读信时，一目十行，怀着对意外不幸的可怕焦虑，而并非像凝视我们所爱的人那样怀着宁静而忧郁的惋惜。这种悲伤是以另一种方式形成的，它来自外部，沿着最深沉的痛苦这条路一直深入我们的心灵。我们以为女友的形象是古老的、真实的，其实这形象一再被我们更新，而残酷的回忆却早于这个更新的形象。它属于另一个时期，是极端可怕的过去的见证人（少有的见证人）。过去仍然存在，但我们除外，因为我们喜欢抹掉它而代之以美好的黄金时代，代之以重归于好的天堂，而这些回忆，这些信件却将我们拉回到现实，对我们迎头痛击，使我们感到我们日夜等待的那种毫无根据的希望离现实多么遥远。这并不是说这个现实应该永远不变（虽然有时的确不变），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过许多女人，我们从不希望与她们相见，而她们当然以沉默来回答我们决非敌意的沉默。既然我们不爱她们，我们便不算计与她们分离了多少年头，这是个反例，但当我们论证分离的效果时却忽略了它，好比相信预感的人忽略预感落空的实例一样。
然而，分离毕竟可以起作用。重新相见的欲望和兴趣最终会在此刻蔑视我们的心中重新燃起。但是需要时间，而我们对时间的要求与心对变化的要求同样苛刻。首先，时间是我们极不愿意给予的东西，因为我们急于结束如此沉重的痛苦。其次，另一颗心需要时间来完成变化，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心也会利用时间来进行变化，以致当我们原定的目标即将实现时，它却不再是目标了。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幸福是最终可以获得的（当它已不再是幸福时），这个想法本身只包含一部分真理。当我们对幸福变得冷漠时，它降临在我们身上。正是这种冷漠使我们变得不大苛求，使我们认为它如果出现在往日会使我们心满意足（其实当时我们会觉得这幸福并不圆满）。人们对于漠不关心的事不太苛求，也缺乏判断。我们所不再爱恋的人对我们所表示的殷勤，与我们的冷漠相比，似乎绰绰有余，但对我们的爱情而言，却远远不足。甜言蜜语和幽会使我们想到的只是它可能带来的乐趣，我们忘记了当初我们会希望其他一系列的情侣幽会，而正由于这种贪婪的渴望我们会使幽会无法实现。因此，当幸福姗姗来迟、我们再无法享受它，我们不再爱恋时，这个迟到的幸福是否是我们从前苦苦期待的幸福呢？只有一个人知道，当时的我，但它又不复存在，而且，只要它再出现，幸福——无论相同或不相同——便烟消云散。
我等待梦想——我将不再依恋它——的实现，我像当初不太认识希尔贝特时一样任意臆想她的话语和信，她请求我宽恕，她承认除我以外从未爱过任何人，并且要求嫁给我，由于这些想象，一系列不断更新的温柔形象终于在我思想中占据很大地盘，压倒了希尔贝特和青年男子的幻象，因为幻象缺乏补给。要不是做了一个梦，此刻我会再次拜访斯万夫人。我梦见一位朋友，究竟是谁难以确定，他对我背信弃义，并且认为我对他也无情无义，这个梦使我痛苦得猝然惊醒，醒来后痛苦未减，于是我重新想这位朋友，试图回忆这位梦中人是谁，他的西班牙名字已经朦胧不清，我开始释梦，仿佛既是约瑟又是古埃及法老①。我知道在许多梦中，人物的外表是不足信的，因为他们可以伪装，可以交换面孔，正好比无知的考古学者在修复大教堂中被损毁的圣像时，将此像的脑袋放在彼像的身躯上，而且使特性与名称混淆不清，因此，梦中人的特性与姓名可能使我们上当。我们只能根据痛苦的剧烈程度来认出我们所爱的人，而我的痛苦告诉我，梦中使我痛苦的那位忘恩负义的青年男子正是希尔贝特。于是我回忆起最后一次相见的情景。那天她母亲不许她去看舞蹈，她一面古怪地微笑，一面说她不相信我对她真心诚意，她这话也许出自真心，也许是瞎编的。这个回忆使我又联想起另一个回忆。在那以前很久，斯万不相信我是诚恳的人，不相信我能成为希尔贝特的良友。我给他写信也无济于事，希尔贝特将信交还给我，脸上露出同样的难以捉摸的微笑。她并没有立即把信给我。月桂树丛后面的那整个场面，我记忆犹新。一个人痛苦时就具有了道德感。希尔贝特此刻对我的反感似乎是生活对我那天行为的惩罚。惩罚，人们以为在穿过马路时留心车辆，避免危险，就能逃过惩罚。其实还有来自内部的惩罚。事故来自未曾预料的方面，来自内部，来自心灵。我厌恶希尔贝特的话“你要是愿意，咱们就继续搏斗吧”，我想象她和陪她在香榭丽舍大街散步的青年男子单独呆在家中的内衣间时，大概也是这样。前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安安稳稳地栖息在幸福之中，如今我放弃了幸福，又以为我至少获得了平静，并能保持下去，这都同样地荒谬，因为，只要我们心中永远藏着另一个人的形象，那么，随时会被摧毁的不仅仅是幸福。当幸福消逝，当我们的痛苦得到平息时，此刻的平静与先前的幸福一样具有欺骗性，并且脆弱不堪。我终于恢复平静，那借助梦境而进入我们身上的，改变我们的精神和欲望的东西也必然逐渐消失，因为任何事物，甚至包括痛苦，也不能持久和永恒。此外，为爱情而痛苦的人，像某些病人一样，是自己的医生。既然他们只能从使他们痛苦的人那里得到安慰，而这痛苦又是那人的挥发物，那么，他们最终只能从痛苦中求得解脱。时刻一到，痛苦本身会向他们揭示良方，因为，随着他们的心灵将痛苦来回摆弄，痛苦便显示出那位被思念者的另一个侧面，这个侧面有时如此可憎，以致人们甚至不愿再见到她，因为在与她欢聚以前先得使她痛苦；这个侧面有时又如此可爱，以致人们将臆想的温柔变作她的优点并以此作为希望的根据。在我身上重新苏醒的痛苦终于平息下来，但我愿意尽量少拜访斯万夫人。这首先是因为，在仍然爱恋但遭遗弃的人身上，作为生活支柱的等待——即使是暗中的等待——自然而然地发生感情变化，尽管表面上一切如初，但第一种情绪已经为第二种相反的情绪所取代。第一种情绪是使我们惶惑不安的痛苦事件的后果或者反映。此时我们恐惧地等待可能发生的事，尤其是当从我们所爱的人那里没有传来任何新信息，我们更渴望有所行动，但我们不知道某个办法的成功率是多少，而在那个办法以后我们再不可能有所作为。然而，正如刚才所说的，等待虽然在继续，但很快便不再被我们所经历的过去的回忆所左右，而是对想象中的未来充满希望。自此刻起，等待几乎成为愉快的事。何况，第一种等待，稍稍持续以后，也使我们习惯于生活在期望之中。我在最后几次幽会中所感到的痛苦仍然存在于我们身上，但已昏昏欲睡。我们并不急于重温痛苦，何况我们并不太清楚此刻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们在自己所爱的女人身上所占的地盘越多，（哪怕稍稍多一点），我们就越觉得未被占领的部分对我们多么重要，而且它永远是不可得的，因为新的满足产生了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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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圣经《创世记》中法老做了两个梦及圣约瑟释梦这段故事。
后来，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完全停止对斯万夫人的访问。这个后来出现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忘记了希尔贝特，而是我试图尽快忘记她。我的巨大痛苦结束了，但仍然忧伤，这时，对斯万夫人的拜访又如当初那样成为珍贵的镇静剂和消遣。但是既然对希尔贝特的回忆与这些拜访紧密相连，镇静剂的效应无助于我散心。要想散心，我就必须激励自己身上与希尔贝特毫无关联的思想、兴趣和热情以与我的感情（由于和希尔贝特的分离而不再与日俱增）相抗衡。这种与我们所爱的人毫无关联的思绪会占据地盘，它虽然最初很小，但也是从原先占领我们整个心灵的爱情那里夺取过来的。我们必须发展这些思绪，使之壮大，与此同时，感情不断衰退，仅仅成为回忆，这样一来，进入我们精神中的新因素与感情展开争夺，夺得的地盘越来越大，最后整个心灵被夺了过来。我意识到这是消灭爱情的唯一办法，我还年轻，有勇气这样做，有勇气承受最残酷的痛苦，我相信不论付出多大的时间代价，我最终会成功。我在信中对希尔贝特说，我之所以不见她，是由于我们之间的某个神秘的误会，纯粹是莫须有的误会，我这样说是希望希尔贝特要求我解释清楚。然而，即使在极其一般的交往中，当读信人知道对方故意用一句隐晦、虚假、指责的话作为试探时，他高兴地感到自己掌握——而且保留——行动的控制权和主动权，他决不会要求对方解释。在亲密关系中更是如此，爱情口若悬河，而冷漠缺乏好奇心。希尔贝特既然不怀疑有误会，也不打听是什么误会，那么，对我来说，误会便成为真实的，我每封信都提到它。这种虚假的处境和矫饰的冷漠，具有一种魔力，使你不能自拔。我写道：“自从我们的心分开以后”，好让希尔贝特回信说：“可它们并未分开呀，咱们谈谈吧。”但我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最终我自己也相信我们的心确实分开了。我写道：“对我们来说，生活改变了，但它抹杀不了我们曾经有过的感情。”为的是让她说：“可什么也没有改变呀，这感情比任何时候都强烈。”然而，在再三重复下，我也认为生活确实改变了，我们所回忆的感情不复存在，正好比神经过敏者假装生病，久而久之，真正成为病人，如今我每次给希尔贝特写信，都必然提到这个臆想的变化，她在回信中只字不提，无异于默认，于是变化便存在于我们之间。后来希尔贝特不再保持沉默，而采纳我的观点，就好比在正式祝词中，受款待的国家元首和东道国的国家元首几乎说同样的话。每次我在信中写道：“生活纵然将我们分开，但我们对相聚时光的回忆却永存于心。”她肯定在回信中说：“生活纵然将我们分开，却无法使我们忘记那美好时光，它将永远是珍贵的。”（我们很难说明为什么“生活”使我们分开，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的痛苦减轻了许多。然而有一天，我在信中说香榭丽舍大街那位我们所熟悉的卖麦芽糖的老妇人死了，我写道：“我想这会使你难过，它唤醒我许多回忆。”刚一写完，我便泪如雨下，因为我发现我谈到爱情时用的是过去时，仿佛它是一位几乎被遗忘的死者，其实，我不自觉地始终认为这爱情仍然活着，至少可以复活。不愿相见的朋友之间的书信最温柔动人。希尔贝特的信象我给陌生人的信一样，温柔文雅，充满表面上的热情，但对我来说，从她那里得到这种表示已极其甜蜜。
此外，逐渐地，拒绝和她见面不再使我难过。既然她不再像往日那般珍贵，我那痛苦的回忆在不停的再现中失去了威力，无法摧毁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在我眼前日益增长的魅力。此刻我后悔放弃外交职业而选择了一种定居的生活，当初这样做是为了一位姑娘，但我将再也见不到她，并且几乎忘了她。我们为某人而设计我们的生活，但是，当我们终于能够在其中接待她时，她却不来，接着她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而我们成为为她建造的生活中的囚徒。我父母似乎认为威尼斯太远，气候也太热（对我而言），去巴尔贝克可避免旅途劳顿，因此切实可行。不过如此必须离开巴黎，放弃对斯万夫人的拜访。这些拜访虽然并不频繁，但我偶尔可以听斯万夫人谈起女儿。我开始从中感到某种乐趣，而它与希尔贝特毫不相干。
春天临近，天气骤然变冷。在冰冻的大斋期和冷雨夹雪的复活节前一周，斯万夫人怕冷，便常常裹在皮裘里接待客人，双手和双肩抖瑟地缩在硕大的长方形手笼和洁白发亮的皮毛披肩下。手笼和披肩都是白鼬皮的，她从外面回来并不将它们摘下，因此，它们仿佛是比其他白雪更为持久的残留冬雪，无论是热的炉火还是季节的转换都未能使它们融化。然而，在这间我后来不再光顾的客厅里，这几个虽然冰冷但已经绽开鲜花的星期的全部真理已在我眼前显露，而它通过的是另一种令人醉倒的白色，例如“雪球花”——它那高高的、赤裸的茎干象拉斐尔前派画家①作品中的直线型小灌木，茎干顶端是既分瓣又合拢的球形花，它象报信天使一样洁白无瑕，并向四周散发柠檬的芳香。当松维尔城堡的这位女主人知道，在四月份，即使天寒地冻，也不可能没有鲜花，她知道春夏秋冬决不像城里人所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城里人直到初夏时还仍然以为世上只有将房屋淋得透湿的淫雨）。斯万夫人是否只满足于贡布雷的花匠送来的这些花，而不从“特约”花店买来地中海岸的早春花以弥补这尚嫌不足的春之呼唤呢，我不敢肯定，何况当时我根本不在意。在斯万夫人手笼的晶冰旁，摆着那些雪球花（在女主人思想中，它们可能只是按照贝戈特的建议而组成一部与摆设和服饰相协调的《白色大调交响乐》②），这就足以使我思念乡村，因为它们使我想到《帕西法尔》③中《耶稣受难节的魔力》的音乐其实就是大自然的奇迹的象征（而如果我们稍稍理智一些，每年都可以亲眼目睹奇迹），因为它们夹杂着另一种花朵的酸酸的、令人心醉的芳香，我不知道那种花的名字，但我在贡布雷散步时频频停下来欣赏，因此，斯万夫人的客厅像当松维尔的小斜坡地那样纯净、那样花满枝头（虽无一片绿叶）、那样充溢着浓郁而纯正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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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派绘画藐视约定俗成的规则，其风景画中常有开满白花的灌木。
②法国诗人戈蒂埃（1811—1872）的一首诗。
③瓦格纳的歌剧，此处指最后部分。
然而我不该回忆往事，它很可能使我身上残存的对希尔贝特的爱情持久不灭。因此，尽管这些拜访不再使我感到任何痛苦，我还是一再减少拜访的次数，尽量少见斯万夫人。在我未离开巴黎以前，我最多答应和她散步几次。阳光明媚的日子终于到来，天气转暖。我知道斯万夫人在午饭前必出门一个小时，在林园大道，星形广场及当时称作“穷光蛋俱乐部”（因为他们总是聚在那里观看他们听说过的有钱人）附近散步，因此我请求父母允许我在星期日——因为平时我有事——晚一点吃午饭，先去散步到一点一刻时再吃饭。五月份希尔贝特去乡间友人家了，所以每星期日我都去散步。快到正午时我来到凯旋门，我在林园大道路口等待，眼睛紧盯着斯万夫人即将出现的那条小街，她的家离街口只有几米远。在这个钟点，散步者大都回家了，剩下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多半衣着入时。突然，在沙土小径上出现了斯万夫人，她姗姗来迟、不慌不忙，充满了生机，仿佛是只在正午开放的最美丽的花朵。她的衣裳向四周洒开，它们永远是不同的颜色，但我记得主要是淡紫色，她全身光耀照人，接着她举起长长的伞柄，撑开一把大阳伞的丝绸伞面，丝绸的颜色和衣服上的落花一样。整整一班人马簇拥着她，其中有斯万，还有五六位早上去探望她或与她相遇的俱乐部的男子。他们这一堆灰色或黑色的人顺从地做着几乎机械性动作，像无生命的框架将奥黛特围在中央。你觉得这个唯一的、目光炯炯有神的女人在注视前方，越过这堆男人而注视前方，她仿佛站在窗前凝神远眺，在自己那裸露的柔和色彩中显得纤弱而无畏惧，她似乎属于另一个种族、陌生的种族，具有战争威力，因此她一个人就足以应付那众多的随从。她微笑着，对美好的天气，对尚未妨碍她的阳光感到满意，象完成作品以后再无一丝顾虑的创作者一样安祥而自信，她确信自己的装束——即使不为某些过路的庸人所欣赏——是高雅中之最高雅的，这是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朋友，当然，她并不过分重视，但也不是无动于衷。她让胸衣和裙子上的小花结在她身前轻轻飘舞，仿佛这是些小生灵，只要它们能跟上她的步伐，她便慷慨地听任它们按自己的节奏尽情嬉戏。她出现时手中的阳伞往往还未撑开，她朝这把淡紫色的阳伞投去幸福和温柔的目光，仿佛这是一束帕尔玛紫罗兰，这目光如此温柔，即使当它不是投向一位朋友，而是投向无生物的物体时，似乎也洋溢着微笑。就这样，她为自己的衣裳保留了，或者说占据了一片高雅的空间，而与她亲热交谈的男人们也不得不尊重这片空间，当然他们象门外汉那样显出某种程度的敬畏，自愧不如，承认这位女友有能力和权利决定自己的衣着，正如承认病人有能力和权利决定吃什么特效药，母亲有能力和权利决定如何教育子女一样。斯万夫人在这么晚的钟点出现，又被那批奉承者簇拥（他们对行人视而不见），人们不免联想到她的住所——她刚刚在那里度过漫长的上午，并即将回去进餐。她从容安详地走着，仿佛在自家花园中散步，这似乎表明她的家近在咫尺，也可以说她身上携带着住所内室的清凉阴影，而正是由于这一切，她的到来使我感觉到户外的空气和热度。再说，我深信，她的衣着，按照她所擅长的礼仪，通过一根必然的、独一无二的纽带，与季节和钟点紧紧相连，因此，她那柔软草帽上的花朵，在裙衣上的小花结，象花园和田野的鲜花一样，自然而然地诞生在五月。为了感受季节带来的新的变化，我的眼光只需抬到她那把阳伞的高度，它张着大大地，仿佛是另一个更近的天空，圆圆的、仁慈的、活动的、蓝色的天空。如果说这些礼仪是至高无上的话，它们却在清晨、春天、阳光前屈尊俯就，并以此为荣（斯万夫人也以此为荣），而清晨、春天、阳光却并不因为受到如此高雅的女士的青睐而感激涕零。她为它们穿上一件鲜艳轻薄的裙衣，宽松的衣领和衣袖使我想到微微发湿的颈部和手腕，总之，她为它们打扮自己，就好比一位高贵夫人愉快地答应去拜访乡村人家，虽然谁都认识她，连最卑俗的人也认识她，她却执意在这一天作村姑打扮。我等斯万夫人一到便向他问好，她让我站住，微笑着说：“goodmorning”（早上好）。我们一同走了几步。于是我明白她遵守衣着法规是为了自己，仿佛遵守的是最高智慧（而她是掌握这种智慧的大祭司），因为，当她觉得太热时，便将扣着的外衣敞开，或者干脆脱下来交给我，于是我在她的衬衣上发现了上千条缝钮制作的细节，它们幸运地未曾被人觉察，就好比作曲家精心构思而永远不能达到公众耳中的乐队乐谱一样。她那件搭在我臂上的外衣也露出衣袖中的某些精美饰件，我出于乐趣或者出于殷勤而久久地注视它，它和衣服正面一样做工精细，但往往不被人看见，它或者是一条色彩艳丽的带子，或者是一片淡紫色衬缎，它们就象是大都堂中离地八十英尺高处的栏杆内侧所暗藏的哥德式雕塑一样，它们可以和大门廊上的浮雕比美，但是从来没有人见到它们，直到一位艺术家偶然出游到此，登上教堂顶端以俯瞰全村，才在半空中，在两个塔楼之间发现了它们。
斯万夫人在林园大道上散步仿佛在自家花园的小径上散步，人们——他们不知她有“footing”的习惯——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她是走着来的，后面没有跟着马车。因为从五月份起，人们经常看见她象女神一样娇弱无力而雍容高贵地端坐在有八条弹簧的宽大的敞篷马车里在温暖空气中驶过。她的马是巴黎最健美的，仆役的制服也是巴黎最讲究的。而此刻，斯万夫人却以步代车，而且由于天热步履缓慢，因此看上去似乎出于好奇心，想优雅地藐视礼仪规矩，就好比出席盛大晚会的君主自作主张地突然从包厢来到普通观众的休息室，随从们既赞叹又骇然，但不敢提出任何异议。斯万夫人和群众的关系也是这样。群众感到在他们之间隔着这种由某种财富筑成的壁垒，而它似乎是无法逾越的。当然，圣日耳曼区也有它的壁垒，但是对“穷光蛋”的眼睛和想象力却不大富有刺激性。那里的贵妇人朴实无华，与普通市民相似，平易近人，不象斯万夫人那样使“穷光蛋”自惭形秽，甚至自感一钱不值。当然斯万夫人这样的女人不会对自己那充满珠光宝气的生活感到惊奇，她们甚至不再觉察，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也就是说她们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合情合理，并且以这种奢侈习惯作为判断他人的标准，因此，如果说这种女人（既然她们在本人身上所显示的并在他人身上所发现的崇高，具有纯粹的物质性，因而容易被人看见，但需很长时间才能被获取，并且万一消失难以补偿）将路人置于最低贱的地位，那么反过来，她在路人眼前一出现便立刻不容辩驳地显得至高无上。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当时包括与贵族女人交往的伊斯拉埃尔夫人以及将要与贵族女人交往的斯万夫人，这个中间阶层低于它所奉承的圣日耳曼区，却高于除圣日耳曼区以外的其他一切。这个阶层的特点在于它已脱离富人社会，但却是财富的象征，而这种财富变得柔软，服从于一种艺术目的，艺术思想，好比是具有可塑性的、刻着诗意图案的、会微笑的金币。这个阶层如今可能不复存在，至少失去了原有的性格和魅力。何况当时组成这个阶层的女士们已人老珠黄，失去了旧日统治的先决条件。言归正传，此刻斯万夫人正走在林园大道上，雍容庄重、满脸微笑、和蔼可亲，仿佛从她那高贵财富的顶端，她那芳香扑鼻的成熟夏季的光荣之巅走下来，象伊帕蒂阿①一样看到天体在她缓慢的步履下旋转。过路的年轻人也不安地瞧着她，不知能否凭泛泛之交而向她问好（何况他们和斯万仅一面之交，所以怕他认不出他们来）。他们抱着不知后果如何的忐忑心情决定一试，谁知这具有挑衅性和亵渎性的冒失举动是否会损伤那个阶层不可触犯的至高权威，从而招来滔天大祸或者神灵的惩罚呢！然而，这个举动好比给座钟上了发条，引起奥黛特四周那些小人们一连贯的答礼，首先是斯万，他举起镶着绿皮的大礼帽，笑容可掬，这笑容是他从圣日耳曼区学来的，但已失去往日所可能有的冷漠，取而代之的（也许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充满了奥黛特的偏见）既是厌烦——他得向衣冠不整的人答礼，又是满意——妻子的交游如此广泛。这种复杂的感情使他对身旁衣冠楚楚的朋友说：“又是一位！我发誓，真不知道奥黛特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人人！”她朝那位惶恐不安的行人点点头，现在他已经走远了，但心脏仍然突突直跳。接着她转脸对我说：“这么说，结束了？您永远不再来看希尔贝特了？您对我另眼看待，我很高兴，您不完全‘drop’（丢弃）我。我很喜欢看见您。从前我也喜欢您对我女儿产生的影响。我想她也会很遗憾的。总之，我不愿强人所难，否则您就不愿意再和我见面了。”“奥黛特，萨冈在向你打招呼。”斯万提醒妻子说。果然，亲王（仿佛在戏剧或马戏的高潮场面中，或者在古画中）正拨转马头，对着奥黛特摘下帽子深深致意，这个举动富有戏剧性，也可以说富有象征性，它表达了这位大贵人在女人面前毕恭毕敬的骑士风度，哪怕这位女性的代表是他的母亲和姊妹所不屑于交往的女人。斯万夫人浸沉在阳伞所投下的如流体一般透明又蒙上一层清亮光泽的阴影中，迟迟归来的最后一批骑手认出了她，并向她致意。他们在大道的耀眼阳光下飞驰而过，就象在摄影机前一样。这是赛马俱乐部的成员，是公众熟知的人物——安托万·德·卡斯特兰、阿达贝尔·德·蒙莫朗西以及其他许多人——也是斯万夫人熟悉的朋友。既然对诗意感觉的回忆比对心灵痛苦的回忆寿命更长（相对地长寿），我当初为希尔贝特所感到的忧伤如今早已消逝。但每当我仿佛在日规上看到五月份从中午十二点一刻到一点钟这段时间时，我仍然心情愉快，斯万夫人站定在宛如紫藤绿廊的阳伞下，站在斑驳光影中与我谈话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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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伊帕蒂阿，公元四世纪希腊女哲学家及数学家，以美貌博学著称。此处指法国一诗人关于她的诗句：“……天体仍在她那白色的脚下旋转……”。
第二部 在少女们身旁 第二卷 地名：地方
手机电子书· 更新时间:2007-10-16 16:01:09 本章字数:260731
两年以后我与外祖母一起动身去巴尔贝克时，我对希尔贝特已经几乎完全无所谓了。我领受一张新面庞的风韵时，我希望在另一位少女帮助下去领略意大利峨特式大教堂、宫殿和花园的美妙时，常常忧郁地这样想：我们心中的爱，对某一少女的爱，可能并不是什么确有其事的事情。那原因是：虽然愉快的或痛苦的梦绕魂牵混成一体，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将这种爱与一个女子联系在一起，甚至使我们以为，这种爱定然是由这位女子撩拨起来的；待我们自觉或不知不觉地摆脱了这种梦绕魂牵的情绪时，相反，这种爱似乎就是自发的，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发出来，又生出来献给另一个女子。不过，这次动身去巴尔贝克以及我在那里小住的最初时日，我的“无所谓”还只是时断时续的。（我们的生活很少按年月顺序，在后续的日里，有那么多不以年月为顺序的事情插进来。）我常常生活在更遥远的时光里，也就是比我热爱希尔贝特的前夕或前夕的前夕更久远的时光里。这时，再也不能与她相见，便顿时使我痛苦起来，就象事情发生当时一样。虽然曾经爱过她的那个我，已经几乎完全被另一个我所取代，但是从前那个我，会突然又冒出来，而这种时刻的来到，常常是由于一件小小不然的事，而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例如——我现在把在诺曼底的小住提前来说，我指的就是在巴尔贝克的小住——我在海堤上遇到一个陌生人，我听到他说：“邮政部司长一家”时，（如果我当时还不知道这家人家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大概会觉得这句话毫无用处；可是对于与希尔贝特长期分离已经肌消神损、忍受巨大痛苦的我，这句话会引起我巨大的痛苦。其实希尔贝特当我的面与她父亲就“邮政部司长”之家谈过一次话，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再想到这个。对爱情的回忆并不超出记忆的普遍规律，而记忆规律又受到习以为常这个更为普遍的规律之制约。习以为常能使一切都变得淡漠，所以，最能唤起我们对一个人的记忆的，正是我们早已遗忘的事情（因为那是无足轻重的事，我们反而使它保留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所以我们记忆最美好的部分乃在我们身外，存在于带雨点的一丝微风吹拂之中，存在于一间卧房发霉的味道之中，或存在于第一个火苗的气味之中，在凡是我们的头脑没有加以思考，不屑于加以记忆，可是我们自己追寻到了的地方。这是最后库存的往日，也是最美妙的部分，到了我们的泪水似乎已完全枯竭的时候，它仍能叫我们流下热泪。是在我们身外吗？更确切地说，是在我们心中，但是避开了我们自己的目光，存在于或长或短的遗忘之中。唯有借助于这种遗忘，我们才能不时寻找到我们的故我，置身于某些事情面前，就象那个人过去面对这些事情一样，再度感到痛苦，因为这时我们再也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个人，那个人还爱着我们今天已经无所谓的一切。在惯常记忆的强光照射下，往日的形象渐渐黯然失色，模糊起来，什么也没有剩下，我们再也不会寻找到它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几个词（如“邮政部司长”之类）没有被小心翼翼地锁在遗忘中，我们就再也不会寻找到它，正如将某一书籍存在国立图书馆一册，不这样，这本书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但是这种痛苦和这种对希尔贝特的再生之爱，并不比人们梦中的痛苦和再生之爱更持久。这一次，倒是因为在巴尔贝克，旧的习惯势力再也不在这里，不能使这些情感持续下去了。习惯势力的这种效果之所以看上去似乎相互矛盾，这是因为这个习惯势力遵循着好几条规律。在巴黎，借助于习以为常，我对希尔贝特越来越无所谓。我动身去巴尔贝克，改变习惯，即习惯暂时停止，便圆满完成了习以为常的大业。这习以为常使事物变得淡漠，却又将事物固定下来，使事物解体却又使这种解体无限地持续下去。数年来，每一天我都好好歹歹将我的精神状态套在前天精神状态的套子上。到了巴尔贝克，换了一张床。每天早上有人将早点送至床边，这早点也与巴黎的早点不同，这大概就再也支持不住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所赖以生存的想法了：有时候（这种时候很罕见，确是如此），久居一地会使时日停滞，赢得时间的最好办法便是换换地方。我的巴尔贝克之行正如大病初愈的人第一次出门一样，单等这一时刻来到，便可发现自己已经痊愈了。
从巴黎到巴尔贝克这段路程，如今人们一定会坐汽车走，以为这样会更舒服一些。这么走，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这段旅程会更真实，因为会更亲切地、感受更深切地体会到大地面貌改变的各种渐变。但是归根结底，旅行特有的快乐并不在于能够顺路而下，疲劳时便停下，而是使动身与到达地点之间的差异不是尽量使人感觉不到，而是使人尽可能深刻感受到；在于完全地、完整地感受这种差异，正如我们的想象一个跳跃便把我们从自己生活的地方带到了一个向往地点的中心时，我们心中所设想的二者之间的差异那样。这一跳跃，在我们看来十分神奇，主要还不是因为穿越了一段空间距离，而是它把大地上两个完全不同的个性联结在一起，把我们从一个名字带到另一个名字那里，在火车站这些特别的地方完成的神秘的过程（比散步好，散步是什么地方想停下来就可以停下来，也就不存在目的地的问题了）将这一跳跃图象化了。火车站几乎不属于城市的组成部分，但是包含着城市人格的真谛，就象在指示牌上，车站上写着城市名一样。
但是，在各种事情上，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怪癖，就是愿意在真实的环境中来展示物件，这样也就取消了根本的东西，即将这些物件与真实环境分离开来的精神活动。人们“展示”一幅画，将它置于与其同时代的家具、小摆设和帷幔之中，这是多么乏味的布景！如今，一个家庭妇女头一天还完全无知，一旦到档案馆和图书馆去呆上几天，便最善于在当今的公馆里搞这种玩艺！但是人们一面进晚餐一面在这种布景中望着一幅杰作，那幅杰作绝不会给予人心醉神迷的快感。这种快感，只应要求它在博物馆的一间大厅里给予你。这间大厅光秃秃的，没有任何特点，却更能象征艺术家专心思索以进行创作时的内心空间。
人们从车站出发，到遥远的目的地去。可惜车站这美妙的地点也是悲剧性的地点。因为，如果奇迹出现，借助于这种奇迹，还只在我们思想中存在的国度即将成为我们生活其中的国度，就由于这个原因，也必须在走出候车室时，放弃马上就会又回到刚才还呆在里面的那个熟悉的房间的念头。一旦下定决心要进入臭气冲天的兽穴——经过那里才能抵达神秘的境界，进入一个四面玻璃窗的偌大的工场，就象我到圣拉扎尔的四面玻璃窗大工场里去找寻开往巴尔贝克的火车一样，就必须放弃回自己家过夜的一切希望。这圣拉扎尔车站，在开了膛破了肚的城市高处，展开广阔无垠而极不和谐的天空，戏剧性的威胁成团成堆地聚集，使天空显得沉重，与曼坦那①或委罗内塞②笔下那几乎形成巴黎时髦的某些天空十分相像。在这样的天空下，只会完成某一可怕而又庄严的行动，诸如坐火车动身或者竖起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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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曼坦那（1431—1506），意大利画家，他画过一幅《钉上十字架》，普氏时代已在卢浮宫展出过。
②委罗内塞（1528—1588），意大利画家，他画过数幅《钉上十字架》。
在巴黎，我躺在自己床上，从鹅毛大雪漫天飞舞中遥望巴尔贝克那波斯式教堂，不出此限时，我的躯体对这次旅行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有当我的躯体明白了它必须亲自出马，抵达的当晚，人家要把我送到它很陌生的“我的”房间去的时候，异议才开始出现。动身的前一天，我明白了母亲并不陪同我们前往时，它的反抗就更加激烈。我父亲与德·诺布瓦先生动身去西班牙之前一直要留在部里，他宁愿在巴黎郊区租一所房子度假。此外，欣赏巴尔贝克的美景，并不因为必须付出痛苦的代价去换取就使人的欲望大减。相反，这痛苦在我看来，似乎能使我即将去寻求的印象现实化，保证它的真实性。任何所谓相同美丽的景色，任何我得以去观看，而又并不因此就妨碍我回到自己的床上去睡觉的“全景”都无法代替这种印象。我感到喜欢做什么事的人和为此而感到快乐的人并不是同一些人，这已不是第一次了。给我看病的大夫见我动身当天早晨神色痛苦，大为惊异，他对我说：“我向你保证，哪怕我只能找到一周的时间到海滨去乘乘凉，我决不摆架子等人来请我。你马上可以看到赛船竞渡，太好了！”我认为自己和这位大夫一样深深向往着巴尔贝克。对我来说，甚至早在去听贝玛演唱以前，我就已经知道，不论我喜欢什么，这件东西永远牲我的快乐，而不是去寻求快乐。
和从前一样，我的外祖母仍然热切希望赋予人们给予我的馈赠以艺术性，自然她对我们动身的想法就不同。为了通过这次旅行对我进行一项部分古典式的“考验”，她本来打算一半乘火车，一半乘马车，来完成当年德·塞维尼夫人从巴黎经过肖内和欧德迈尔桥到东方①去所走过的这段旅程②。但在父亲的明令禁止之下，外祖母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我父亲知道，外祖母安排一次外出，以便将出门旅行所能包含的智力方面的好处全部发挥出来时，事先便可预知会有多少次误车，丢失行李，咽喉疼痛以及违章。她想到我们要到海滩去时，不至于突然来了“该死的一车人”而受阻去不成，会十分高兴。这“该死的一车人”，是外祖母喜爱的塞维尼夫人的叫法③。因为勒格朗丹没有为我们给他姐姐写封引见信，我们在巴尔贝克一个人也不认识（这一忽略，我的姨祖母塞莉纳和维多利亚④均很不欣赏。为了突出往日的密切关系，她们至今仍称那个作姑娘时她们就认识的人为“勒内·德·康布尔梅”，而且还保留着那个人送的礼物。这礼品装饰一个房间，也装点谈话，只是当前的现实与这些礼品已经对不上号。我的这两位姨祖母在勒格朗丹老太太家里，再也不提她女儿的名字，只是一走出他们的家门，便用诸如此类的话来互相道贺：“那个人，你知道的，我提都没提她。我想，他们心里自然明白。”她们以为这样便为我们报了仇，雪了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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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一个地名。该城建于1666年。在此两年以前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的造船厂造出的第一艘船定名为“东方的太阳”，取其中“东方”定为该城市名。后来该公司消失了，地名照旧。
②见塞维尼1689年4月27日、5月2日及8月12日各函，这三个地名分别在这三封信中出现。
③见1671年6月28日塞维尼夫人致格里尼昂夫人函。塞维尼夫人在这封信中写道：“令人愉快的来客走了，我多么伤心难过，你是知道的。叫我又受拘束又厌烦的该死的一车人走了，我又多么心花怒放，你也知道。正因为如此，我们认定：比起令人愉快的客人来，更希望来令人讨厌的客人。”
④在第一卷中，这两位姨祖母叫塞莉纳和弗洛拉。
所以，我们就要乘一点二十二分的那趟火车从巴黎动身。我花了好长时间在铁路局时刻表上找这趟车以自得其乐，每次这时刻表都使我激动不已，甚至使我产生已经动身那种兴冲冲的幻觉。花的时间那么长，不会不想到我对这趟车已经了如指掌了。我们对列车的想象中，幸福不幸福的决定因素更主要地是关系到它会给我们什么性质的快乐，而不是我们对这趟列车的情况是否了解确切，所以我觉得自己对这趟车已经了解得很细，我一点都不怀疑，当天气变得凉爽起来，我凝望着即将抵达某一车站会出现某种效果时，我将会在车厢里领略到一种特殊的快乐。这列火车，虽然在我心中总是唤起同一些城市的景象，我用列车穿过的下午时光的光线将这些城市镶嵌起来，可是我似乎觉得这列火车与任何其它列车都不相同。正像人们常常对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又喜欢想象已经得到他的友情的人常常所做的那样，我最后也赋予一个金发艺术家旅客以特有的不变的面容。他可能带我踏上他的旅途，我可能在圣洛大教堂①脚下向他告别，然后他朝着夕阳的方向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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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圣洛大教堂，又称圣洛圣母院，始建于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拉斯金认为该教堂三角楣的尖顶为火焰式建筑之典范。
我的外祖母好容易下定决心去巴尔贝克，总不能“白去”一趟，所以她将要在一位女友家停留二十四小时。我当天晚上从那人家里再度踏上旅程，以免叨扰，同时也为了第二天白天能去参观巴尔贝克教堂。我们早已获悉，这所教堂距巴尔贝克海滩相当远，从那里再赶到海滩开始我的海水浴治疗，可能就来不及了。我这次旅行中的精采节目，列在残酷的第一夜之前，这种感觉可能还会叫我好受一些。在那残酷的第一夜里，我要走进一个新住所，而且要同意在那里生活。
但是，首先得离开原来的住所。我母亲正好安排在同一天到圣克卢安顿，她早已采取了一切措施，或者佯装已经采取了全部措施，把我们送到车站以后，就直接去圣克卢，而不需要再回我们自己的家。她怕我不但不去巴尔贝克，反而要跟她回家。她甚至以在那所刚刚租下的房子里有许多事要做，她又时间很紧为借口，决心不与我们呆到火车开动，实际上是为了给我免去这残酷的告别。火车开动之前，她躲在来来去去、准备这准备那之中。再也无法避免分手时，因为精力完全集中在那无能为力而又无比高尚的清醒时刻上，分手也就突然显得无法忍受了。
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我母亲没有我，不为了我，而过另一种生活也能活。她就要和我父亲一起去住。说不定她觉得我身体不好，神经过敏，把我父亲的生活搞得更复杂，更惨淡了。这次分别使我更加难过，因为我心中暗想：说不定对我母亲来说，这是我引她不断伤心的结果。她没有对我说过我怎样不断使她伤心，但是经过那些事之后，她明白再也无法共同度假了。说不定也是过另外一种生活的初次尝试。随着父亲和她年岁的逐渐增长，为了将来，她要开始心甘情愿地接受这另一种生活。这就是与从前相比我与她见面要少；她对我已经有些形同路人；她成了一个人们看见她独自一人回到一幢房屋的妇人，而我并不在那房屋中；她向看门人询问是否有我的来信。这种情形，甚至在我做过的噩梦中也从未出现过。
车站雇员想把我的箱子拿走，我几乎无法答话。我母亲为了安慰我，使出她认为最有效的手段。她觉得对我的悲伤佯作不见没有用，便轻轻地拿这个开玩笑：
“喂，巴尔贝克教堂如果知道人家是这么愁眉苦脸地准备去看它，会说什么呢？拉斯金说的兴高采烈的旅行家①是这样的吗？再说，你是否能够适应环境，我会知道的。即使离得很远，我仍将和我的小狼在一起。你明天就能收到妈妈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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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斯金在《亚眠圣经》中，经常提到“旅行家”以及他在路上遇到了艺术品得到无限快乐的情形。普鲁斯特将拉斯金的《亚眠圣经》译成法文，对拉氏著作当然是了如指掌的。但拉斯金并不喜欢乘火车旅行。
“女儿，”外祖母说道，“我看你和塞维尼夫人一样，一张地图放在眼前，一刻也没有分开①。”
然后母亲又设法叫我开心，她问我晚餐时我要点什么菜，她对弗朗索瓦丝佩服得五体投地，称赞她把一顶帽子和一件大衣改得认不出原样来，她从前看见这顶帽子新的时候戴在我姨祖母头上，这件大衣新的时候穿在我姨祖母身上，曾经引起她厌恶的。那帽子顶上有一只大鸟，大衣上到处是难看的图案和乌黑发亮的点点。可是大衣不能穿了，弗朗索瓦丝叫人把大衣翻个个，将色调很好看的一色里子露在外面。至于那只大鸟，因为坏了，早就把它扔了。在一首民歌里讲到，最有艺术意识的艺术家费尽心血把最精致的装饰装点到农民住宅的门面上，使得这住宅门顶上正合适的地方开出一朵雪白或淡黄的玫瑰来。有时你遇到这么精致的东西，真叫你动心。与此种情形相同，天鹅绒结呀，鸡蛋壳形的丝带呀，这些在夏尔丹或惠斯勒②的肖像画上会令人兴高采烈的东西，弗朗索瓦丝用无懈可击而又纯朴的审美观将这些东西缀在那顶帽子上，那帽子便变得十分动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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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1671年2月9日塞维尼夫人致女儿函：“一张地图摆在我面前，你过夜的地方，我全知道。”
②（前）夏尔丹和惠斯勒的名字，在这部小说中，这是第一次出现。从普氏的美学观点形成来说，这两位画家极为重要。夏尔丹（1699—1779），是著名法国画家。普氏在1895年左右曾就夏尔丹写过一篇研究文章。后来又将他对于伦勃朗的研究补充进去，一起发表在《驳圣佩甫》一书中。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在巴黎和伦敦住过多年。普氏经人介绍，与惠斯勒相识，并见到1891年画家为孟德斯基乌伯爵画的肖像。但是斯金很看不起惠斯勒。普氏摆脱了拉斯金的影响，在1905年所写的文章及书信中，对惠斯勒极为推崇。普氏此处所提情形，在惠氏的许多肖像画中均可见到。
这事还得往从前说，谦逊和正直常常赋予我们这位年老的女仆以高贵的面部表情。她是内向而没有卑劣情感的女子，她很懂得“不越礼，保体面”，为这次出门，她穿上了人家不穿而送给她的衣裳，以便跟我们坐在一起既相配，又不致显出非要人家瞧她的样子。弗朗索瓦丝穿着樱桃红而又陈旧的大衣，毛皮围领并不硬扎扎地露出毛来，她那样子使人想到一位年长的大师在《时时刻刻》一书中所绘之安娜·德·布列塔尼①的某一形象。在那些形象中，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妥贴，整个画面的情感在各个部分也分布得特别匀称，以致那华丽而又过时的特殊服装跟眼睛、嘴唇和双手一样，都表现出虔诚的严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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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娜·德·布列塔尼的时时刻刻》于1508年出版，为法国画家让·布尔迪松（约1457—1521）的作品。
说到弗朗索瓦丝，就不能提到思想。她一无所知，这意思是指，一无所知就等于什么也不懂，但内心能直接领会的几条罕见的真理除外。庞大的思维世界对她来说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她清澈的目光面前，在她那鼻子、嘴唇细腻的线条面前，在所有这一切证物面前，人们会象面对一条狗那智慧而善良的目光一样心慌意乱。可是人们明明知道，对于人的全部意念，这狗是一窍不通的。在许多有文化教养的人身上，竟然缺乏这些证物！如果有，对他们来说，那就会意味着绝顶的优秀，杰出品德的高尚表现了。人们确实可以琢磨这样的问题，就是在其它的地位低下的兄弟中，农民中，是否有相当于头脑简单的人群中的上等人这样的人类，更确切地说，是否有由于不公正的命运而注定在头脑简单的人之中生活，被剥夺了知识，但是他们更天然地、更出自本性地接近像大部分受教育的人那样的杰出的人呢？这些人就象耶稣家族分散、迷失、被剥夺了理智的成员，象最有智慧的阶层的亲属仍停留在童年时期一样，对他们来说，要具有才具，只差知识这一着了。这从他们眼睛闪射出来的、不可否认的光芒中看得出来，可是这光芒没有用到任何事物上。
母亲见我强忍泪水，对我说：“雷古鲁斯对大场面可见惯了……①再说，你这样对妈妈可不好，咱们也像外祖母一样引用塞维尼夫人的话吧：‘我将不得不把全部勇气都用上，这种勇气你没有。’”②她又想起，对他人的深情可以转移自私的痛苦，便尽量叫我高兴，对我说，她想，她去圣克卢一路上会顺利，她对自己订下的出租马车很满意，车夫彬彬有礼，马车也很舒适。听到这些琐事，我强作微笑，并且用同意、满意的表情点点头。可是这些事只会叫我去更真实地想象母亲的离去，我揪心地望着她，仿佛她已经与我分离。她戴着为去乡下而买的圆草帽，穿着薄薄的长裙。因为要在酷热之中长途跋涉，她才穿上这件长裙，可是已使她变了样，她已经属于蒙特都③别墅了，而我则不会在那个别墅见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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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雷古鲁斯为罗马大将，在与迦太基作战中表现极其英勇。但是普鲁塔克并未为雷古鲁斯作过传，倒是西塞罗和贺拉斯称颂过雷古鲁斯的业绩。
②此处亦是引用1617年2月9日塞维尼夫人致女儿函的大意，原话是：
“你若是愿意真叫我高兴，就把勇气全拿出来，我倒是缺少这种勇气的。”
③蒙特都在圣克卢。
为了避免旅行可能造成我气闷发作，医生建议我在动身时稍微多喝些啤酒或白兰地，以便处于他称之为“欣快”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神经系统短时间不那么脆弱。是不是照医生的建议办，我还拿不定主意。但我至少希望，一旦我下定决心那么做，我的外祖母能承认我自己拥有这种权利和理智。所以我谈起这件事，似乎我的犹豫不决只在我到什么地点去喝酒的问题上，是在冷餐部还是酒吧车厢。我看到外祖母脸上现出责备、甚至根本对此不予考虑的表情。一见这种表情，我突然下定了决心非去喝酒不可，既然口头宣布未获得无异议通过，要证明我是自由的，实施这一行动变成了必不可少。我大叫起来：
“怎么？我病得多么厉害，你是知道的！医生对我说的话，你是知道的！可是你倒这么劝我！”
待我向外祖母将我身体不适的情形解释完，她现出那么歉疚、善良的神情，回答我说：“那就快去买啤酒或者白酒吧，既然这对你会有好处。”我听了立刻扑到她的怀里，在她的脸上印满了亲吻。我去酒吧车厢喝了过量的酒，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感到，如果不这样，我的病会剧烈发作，那样她会最难过不过的。到了第一站，我又上车回到我们那个车厢，我对外祖母说，我多么高兴到巴尔贝克去，我感到一切都会顺利，我内心感到会很快习惯与母亲远离，这趟车很舒服，酒吧老板和雇员都那么热情，我真愿意经常来往于这条线上，以便有可能再和他们见面。对于所有这些好消息，我的外祖母却没有表现出我那样的兴高采烈。她有意避开我的目光回答我说：“可能你该想办法睡一会了。”并且将目光转向窗户。我们已经放下了窗帘，可是窗帘逮不住整个玻璃窗框，所以太阳能将在林中空地上小憩的温和而又懒洋洋的光线投射在车厢门打蜡橡木上和靠椅的罩子上（比起铁路局挂在车厢高处的广告来，这似乎是对与大自然浑成一体的生活更有说服力得多的一则广告，车厢里的广告挂得太高，是什么地方的风景，我无法看清那地名）。
外祖母以为我闭上了眼睛，可我看见她透过她那带大圆点的面纱，不时向我投过一瞥，然后又将目光收回，然后再反复下去，就像一个人为了养成习惯，极力在进行困难的操练一般。
于是我与她谈起话来，不过似乎这并不使她开心。不管怎样，对我来说，我自己的声音使我感到快乐，同样，我的身体最令人觉察不到的、最内在的活动使我感到快乐。所以，我尽量使之持续下去，任凭我讲话的每一个抑扬顿挫长时间停留在字眼上，我感觉到我的每一目光都确确实实位于它落下去的地方，并在那里停留得超过惯常的时间。
“好了，休息吧！”外祖母对我说，“睡不着的话，就看看书！”
说着她递给我一本塞维尼夫人的著作。我打开书，她自己则沉醉在《博泽让夫人回忆录》①之中。每次旅行时，她非带这两位女作家的书不可。这是她偏爱的两个作者。这时，我有意保持头部不动，一旦取了某种姿势，就保持这种姿势不变，从中感受到很大的快乐。我手擎着塞维尼夫人的著作，并不打开，也不垂下目光去看书，在我的目光前面，只有蓝色的窗帘。我凝望着窗帘，觉得真是美妙无穷，这时如果有谁想叫我将注意力从这上面转移过去，我肯定不予置理。我似乎觉得那窗帘的蓝色并非由于其美，而是由于它生机勃勃，正在把自我出生直到我终于将酒吞下去，那酒也开始起作用为止这期间在我眼前出现过的一切色彩全部隐去，以致与这窗帘的蓝色相比，其余的色彩对我来说全都黯淡无光，毫无意义。那些先天盲人，很晚才给他们实行手术，他们终于看见了颜色，当初他们生活其中的黑暗世界想必就是这样的。一位上了年纪的雇员来查我们的车票。他身着制服上装，金属钮扣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又使我着迷。我真想请他在我们身旁坐一坐。可是他到另一车厢去了。于是我怀着眷恋的心情想到铁路工人的生活，他们的全部时间都在铁路上度过，大概没有一天不看见这个上了年纪的雇员吧！凝视蓝窗帘，感觉到我的嘴半张半合所感受到的快乐，程度终于开始降低。我想动一动。我活动活动。我打开外祖母递给我的那本书，能够将注意力固定在我这里那里挑选的页数上了。我一边看书，一边感到对塞维尼夫人越来越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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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书名为作者所虚构，并不存在，很可能来源于布瓦涅伯爵夫人回忆录。普鲁斯特曾就布瓦涅伯爵夫人回忆录写过一篇文章，发表于1907年。
千万不要为一些纯属表面的特点所蒙蔽，这些地方与时代、与沙龙生活相关。正是这些地方使一些人以为只要他们说了诸如“叫我好了，我的好人儿！”或“我看这位伯爵很有风趣”，或者“翻动割下来的牧草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①这类的话，他们就形成了自己的塞维尼形象。已经有德·西米阿纳夫人②的先例为证，她因为自己写了诸如“德·拉布里先生健康极佳，先生，听到他死亡的消息，他完全受得住”③或“噢，亲爱的侯爵，您的信多么叫我喜欢！有什么办法能不回信呢？”④或者什么“先生，似乎您欠着我一封回信，我欠您几鼻烟壶的香柠檬。我刚还清了八封信的债，马上又有别的信要来了……这大地从来产量没这么高过。看上去是为讨您喜欢”⑤。此类的句子，就自以为与她的外祖母很相象了。而且她也用这种体例写信谈放血，柠檬等等等等⑥，自以为这就是塞维尼夫人的书信。但是我的外祖母是从内在的东西，从作者对家人的热爱，对大自然的热爱来接近塞维尼夫人的，她教我喜欢塞维尼夫人真正的美妙之处，那与上述的例子毫不相关。我即将在巴尔贝克遇到一位画家，他叫埃尔斯蒂尔⑦，对于我的审美观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塞维尼夫人与这位画家是属于同一家族的伟大艺术家，因此她作品中的美此后不久便给我留下更深的印象。我在巴尔贝克意识到，她向我们展示事物的方式与埃尔斯蒂尔是相同的，是按照我们感知的顺序，而不是首先就以其起因来解释事物。那天下午，在那节车厢里，我反复读着出现了月光的那封信时，已经心花怒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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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句见于1671年7月22日塞维尼夫人写给库朗日的书信，当时被人认为极有风趣，争相传诵。
②德·西米阿纳夫人（1674—1737），是塞维尼夫人的外孙女，闺名波林娜—阿黛玛尔·德·蒙德依·德·格里尼昂，1695年嫁给路易·德·西米阿纳。她同意出版外祖母的信并亲自参加编纂，但出于某些顾虑，将她母亲的信大部分都毁掉了。她本人的书信于1773年发表。
③此句出于1735年3月15日致德·埃里古尔函。
④此句出于1734年3月8日致高蒙侯爵函。
⑤此句出于1735年2月3日致德·埃里古尔函。
⑥（前）谈放血的信为1734年11月17日；谈柠檬的信有二，1735年1月13日和1月15日，这几封信都是写给德·埃里古尔的。
⑦埃尔斯蒂尔的名字第一次在本书中出现。在《斯万之恋》中，这个画家以比施的名字出现。埃尔斯蒂尔的原型基本上是惠斯勒。1898年奥朗多夫书店出版的一本小说《亡人的太阳》中有一位画家，名字也叫尼尔·埃尔斯蒂尔。
我无法抗拒这种诱惑，我戴上帽子，穿上颜色鲜艳的上衣，其实并非必需如此。我来到网球场上，那里的空气非常温馨，与我卧房一样。我看到千百种莫名其妙的东西，着白衣黑衣的修道士，数位着灰衣和白衣的修女，散乱各处的内衣，挺直身体紧靠大树躲起来的男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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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塞维尼夫人1680年6月12日致格里尼昂夫人函片断。
这便是此后不久我称之为《塞维尼夫人书信》中的陀思妥也夫斯基一面（难道她描写景物和性格的方式不和他一模一样吗？）的东西。
我将外祖母送到她的女友家里，我也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然后，晚上，我又一个人乘上火车，至少我没有感到夜晚降临时光难耐。这是因为我不需要在旅馆房间那样的监狱里度过这一夜，而旅馆房间那睡意朦胧的模样大概会叫我毫无睡意。包围着我的，是列车各种运动那令人镇静的活动。这各种运动伴着我，如果我没有睡意。它们会主动过来与我聊聊，它们的声响像摇篮曲一样催我入睡。我把这声响像贡布雷教堂的钟声一样搭配起来，一会是这个节奏，一会又是另一种节奏（根据我的想象，首先听到四个叠声的等长的八分音符，然后是一个叠声的八分音符疯狂地冲到一个黑色的八分音符上去）。这声响使我那失眠的离心力动弹不得，对失眠施加了相反的压力，将我保持在平衡之中。我一动不动以及以后我的睡意来临，我都感到与那压力密切相关，那种清新的印象与在大自然和生活的怀抱中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作警戒，因而得到安息所给予我的印象完全相同，好象我在一瞬间得以化身为某种鱼类在大海中安睡，睡意朦胧中被水流和浪涛荡来荡去，或者化成一只鹰，仰卧在暴风雨这唯一的支柱上。
和煮鸡蛋、带插图的报纸、纸牌、船在其中拼命开动却不前进的河流一样，日出也是长途铁路旅行的伴随物。我正在清点前几分钟充斥我的脑际的想法，以便意识到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是确实没有把握才叫我提出这个问题自问，可是就是这个“没有把握”正在向我提供一个肯定的回答），就在这时，在窗玻璃里，一小块暗色的小树林上方，我看见了几片有凹边的云朵，那毛茸茸的边缘为玫瑰色；固定成形，死去一般，再也不会改变，有如点染鸟翼羽毛的玫瑰色，那羽翼也就化成了粉红，有如画家随兴所至将之置于画面上的粉画。但是我感到与之相反，这片色彩既不是毫无生气，也不是兴之所至，而是必不可少和蓬勃的生机。瞬间，这色彩后面，光线蓄积起来，堆积起来。这色彩越来越深，天空变成一片肉红。我将双眼紧贴在玻璃上，尽量看清楚些，因为我感觉到这与大自然的深邃存在紧密相关。可是铁路方向改变，列车拐弯了，窗框里的晨景为夜色笼罩的一村庄所代替。小村的屋顶为月白色，在仍然镶满星斗的天空下，脏污的洗衣池①有如夜色下不透明的螺钿。我正为失去那片玫瑰色的天空而惋惜，就在这时，我在对面的窗子里再度望见了它，但这一次是红色的。铁路又拐了第二个弯，这片天空又抛弃了对面的窗子。结果我就将时间花在从这一面窗奔向那一面窗之中，为的是将我这美妙的、火红的、三心二意的清晨断断续续的片断连接起来，将画面装裱起来，以便有一个全景和连续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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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农村多有公共的、露天的供村妇洗衣的地方，称为洗衣池。
景色变成地势起伏，更加陡峭，列车停在两座山之间的一个小站上。峡谷之底，急流岸边，只能看见守道口人的一所小屋，它陷进水中，那河水就紧贴窗下流过。如果一个人可以是土地的产物，人们从他身上可以品尝到土地独特的风韵，一个村姑就更其如此。我在梅塞格利丝那边鲁森维尔森林中独自漫步时，是多么希望看见一个村姑出现在我面前啊！我希望的，大概就是这个高个子姑娘。我看见她从这座小屋中走出来，背着一罐牛奶，沿着初升的太阳照亮的小路。向车站走来。在高山峻岭遮断了世界其余部分的山谷中，除了这些只停留一小会的列车，她大概从来没有在别处见到任何人。她沿着车厢走来，向几位已经醒过来的旅客出售牛奶咖啡。晨光映红了她的面庞，她的脸比粉红的天空还要鲜艳。面对着她，我再次感受到生活的欲望。每当我们重又意识到美与幸福的时候，这种生活欲望就在我们心中再次萌生出来。我们总是忘记美和幸福是单独存在的，在我们的头脑中总是用某一约定俗成的类型来代替，而这个类型是我们从讨我们喜欢的各个不同面庞之中、从我们领略过的快乐中找一个平均数而形成的。我们只有抽象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是死气沉沉的，沉闷乏味的，因为它们恰巧没有一件新鲜的与我们领略过的不同的事物的品性，这正是美与幸福所特有的品性。于是我们对生活作出悲欢的判断，我们还以为这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以为已经把美和幸福打到里面去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这两样东西并且用一些中和物来代替它们，而在这种中和物中连美和幸福的一个原子也没有。一个文人，人们向他谈一部新出的“好书”，他还没听就先生厌倦打起哈欠来，情形就是如此。因为他想象的是所有他读过的好书的综合，而一本好书是与众不同的，无法预见的，并不是由前面的所有杰作的总和构成的，而是由某种东西构成的，完全吸收前面的那一总和又绝不足以叫人找到这种东西，因为正好是在它之外。刚才感到厌倦的那个文人，一旦接触到这部新作，立刻会感到自己对这本书所描写的现实颇有兴趣。这位美丽的姑娘立即使我品味到某种幸福（唯一的，总是与众不同的，只有在这种形式下我们才能品味到幸福的滋味），一种生活在她身边可能会实现的幸福。这位美丽的姑娘也是如此，她与我一个人独处时头脑中描绘出的美貌模式毫无共同之处。但是这里在很大程度上又有一个习惯的短暂中止在起作用。我使卖牛奶的女郎受益于我的全部存在，是渴望品尝强烈享受、站在她对面的我。平时我们总是将我们的存在压缩到最低限度来生活。我们的大部分能力停留在睡眠状态，因为这些能力依凭着习惯，习惯知道要做什么，习惯不需要能力。但是在这旅途的早晨，我生活的老习惯中断了，时间、地点改变了，就使得各种能力必须出来。我的习惯是经常在家，不早起。这个习惯现在不在了，我的各种能力就全都跑过来以代替习惯，而且各种能力之间还要比比谁有干劲，象波涛一样，全都升高到非同寻常的同一水平——从最卑劣到最高尚，从呼吸、食欲、血液循环到感受，到想象。在我叫自己相信这个少女与任何其它女子都不同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这些地方优美的田园景色为她增加了魅力，还是她使这些地方产生了魅力。只要我能一小时一小时地将生命与她一起度过，陪伴她一直走到急流那里，奶牛那里，列车旁，一直在她身边，感到她了解我，在她的心里有我的位置，那我会觉得生活该是多么甜蜜！她会教我领略乡村生活和晨曦初现的魅力。我向她招招手，叫她给我送牛奶咖啡来。我需要她注意到我。她没有看见我。我叫她。在她那高大的身躯之上，她的面庞是那样粉红、那样闪着金光，似乎别人是透过灯火照亮的彩绘大玻璃窗在看她。她回过头，朝我这边走来，她的面庞越来越宽阔，有如可以固定在那里的一轮红日，我简直无法将目光从她的面庞上移开。这面庞似乎会向你接近，一直会走到你身边，任凭你贴近观看，那火红与金光会使你头晕目眩。她向我投过机灵的一瞥。就在这时，列车员关上车门，列车开动了。我看见她离开车站，重又踏上小径。现在天已大亮：我正远离黎明而去。不论我的兴奋是由这姑娘激发出来的，抑或相反我置身于她的身旁所领略的大部分快乐是我的激动心情所引起，总而言之，她与我的快乐是那样浑成一体，以至我要与她重见的欲望首先是精神上向往着不要使这种兴奋状态完全消失，不要永远与参与其事的那个人分离，哪怕她自己并不知晓。不仅因为这种状态是多么令人愉快，而且特别是（就象一根绳子拉得更紧会发出一种声响，或一根缀线更快地振动会产生另一种颜色一样）它使我看到的事物产生了另一种色调，它将我作为演员带进了一个陌生而又更加无比有趣的世界。列车加速前进，我仍然依稀望见那个美丽的姑娘，她就象与我熟悉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的一部分，一条带子将我的生活与她隔开。在那另一种生活中，事物唤起的感觉再也不相同，现在从那种生活里走出来，就好像自己要死掉一样。为了能享受到至少感到自己与那种生活相联的温馨，大概只要我住在小站附近就可以每天早晨向这位村姑买牛奶咖啡了。可叹！我向另外一种生活越来越快地走去，而她将再也不会出现在这种生活里！我设想着种种计划，好让我有一天再乘坐这同一列车，再在这同一车站停留，只有这样我才能勉强接受那另外一种生活。设想这种种计划同时还有一个好处，便是给我们那唯利是图的、活跃的、实用的、机械的、懒惰的、离心的精神状态提供了养料。我们的大脑确是这种状态，因为当需要作出努力，以便普遍地、不图个人利害地去加深我们有过的愉快印象时，我们的大脑往往喜欢避开这种努力。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继续想着这甜美的印象，大脑就宁愿从未来的角度对此作出设想，巧妙地为这甜美印象的再生准备时机。这对于理解那美好时刻的精髓丝毫无补，却免了我们费心劳神在自己内心重温一时刻的辛苦，使我们指望再度从外界得到这种愉快印象。
一些城市名，维兹莱还是夏尔特尔，布尔日还是波韦，通过这简略的形式，用来指明其主要教堂。我们常常使用这种局部的含义，如果是我们还不了解的地方，最后就会把整个城市的名字刻在心上。当我们打算把城市的概念加进去的时候，这城市的名字立刻就会象铸模一样，给它印上同一风格的同样的刻纹，也把它变成一种大教堂。不过这一次是在一铁路车站上，我看到了巴尔贝克这个地名，在一家冷餐馆的上方，在蓝色警报器上，几乎是波斯体的白字。我匆匆穿过车站和通往车站的大街，我向人询问海滩在哪，为的是只看教堂和大海。从人们的表情看，他们似乎不明白我问的是什么。我现在就在巴尔贝克老城，巴尔贝克陆地，这里既不是海滨，也不是海港。当然，依照传说，显圣的基督确是渔民们从海里找到的。教堂就在距我几米开外的地方，教堂里有一彩绘玻璃窗叙述的就是发现这位基督的故事。修建教堂大殿和钟楼的石头，也确实是从海浪拍击的峭壁上取来的。正因为如此，我想象的大海，是海水一直冲到彩绘玻璃窗前的。可实际上大海距这里还有五里①多路，在巴尔贝克海滨的教堂圆顶旁那个钟楼，我从前在书本上读过，说这钟楼本身就是一座诺曼底峭壁，上面各种籽粒会聚，群鸟盘旋，所以我一直以为那钟楼底座是接受大海激起千重浪的飞沫的。实际上，钟楼耸立在一座广场上，两条有轨电车线从这里分叉，对面是一家咖啡馆，门口金字招牌上写着“台球”二字。钟楼的背后是一大片住宅，住宅屋顶上没有掺杂一根桅杆。我一面留神咖啡馆，一面留神向其问路的行人，一面又注意着要回去的车站，走进教堂。教堂与其余的一切构成一体，仿佛是一种偶然，是这天下午的产物。那软绵绵的在天空中鼓起来的圆顶好象一颗果实，住宅烟囱沐浴其中的同一阳光，催熟了那粉红、金色而又进口就化的果皮。但是，认出众使徒的雕像——我曾经在特罗卡德罗博物馆看见过铸出的圣像——站在教堂大门口的门洞里，在圣母的两旁列队而立，等待着我，似乎是为着欢迎我时，我就只愿意考虑雕塑的永恒意义了。圣母那仁慈、温和的面孔，短而扁的鼻子，弓着的背，似乎唱着某一天的“阿累路呀”欢迎似地向前走来。但是人们发觉这些圣象的表情是呆滞不动的，正象死人的表情一样。只有人围着他们转时，他们的表情才有所改变。我心中暗想：就是这里，这就是巴尔贝克教堂。这个广场看上去知道自己的荣光，它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巴尔贝克教堂的地方。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是这个大名鼎鼎的教堂、这些使徒、这大门之下圣母的照片，仅仅是拓片。而现在，是真的教堂，真的圣母象，唯一无二的，近在眼前了：这就远远胜过从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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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古里，一古里约等于四公里。
说不定也不如从前。好比一个小伙子，到了考试或者决斗的那一天，当他想到他储备的知识和他准备表现出的勇敢时，会感到人们向他提出的问题、他打出去的子弹，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了。同样，我的头脑中远远超出我眼前的复制品的，是高高耸立在门洞中的圣母形象。各种变故可以构成对复制品的威胁，却无法企及我头脑中的圣母；如果有人将复制品摧毁，我头脑中的圣母却不受任何损伤；她是尽善尽美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现在，我的头脑见到了这个早已为人雕塑过一千次的雕象，对这个雕像外表仅仅是石头，我伸出手臂即可触及，占据着一席之地，还有一张选举布告和我的手杖头作她的对手，都感到惊异。这一席之地与广场连成一片，与主要街道的出口不可分，她无法避开咖啡馆里和电车办公室里人的目光，她脸上受到半抹夕阳的照耀——过一会，几小时之后，便是街灯之光的照耀了——另一半为贴现银号的办公室接受去了；她与那家信贷公司分理处同时被糕点铺灶间的怪味所降服，任凭凡人肆虐；如果我也想在这石头上刻上我的名字，那么她，这著名的圣母像，迄今为止我赋予她以凡人的生命和捕捉不到的美的，巴尔贝克的圣母，独一无二的（可叹，这也意味着只此一家）圣母，就要以她那沾满了与其毗邻的房屋同样的煤炱，向所有前来瞻仰她的崇拜者，显示我用粉笔划下的痕迹和我的名字的各个字母，而无法去掉这些字迹。总而言之，这向往已久的不朽的艺术品，我觉得她和教堂一样，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石头老太太，我可以量出她的身高，数出她的皱纹了。
时间过得飞快，该回车站了。我要在车站等待外祖母和弗朗索瓦丝到来，然后一起到巴尔贝克海滨去。我忆起从前读过的对巴尔贝克的描写，忆起斯万的话：“精美之至，和锡耶那①一样美。”我只能用偶然来解释我的失望，是我的精神状态不好，是我很疲劳，是我不会欣赏，我极力这样安慰自己，想到对我来说还有别的完美无缺的城市，说不定很快就能看到，就象在珍珠般的细雨中，在坎佩尔勒雨滴清新的淅沥中穿过沐浴着阿方桥②那绿色和玫瑰色的霞光一般，就巴尔贝克来说，我一走进这座城市，就好象把一个本应密封的地名打开了一条缝。这里，一列有轨电车，一家咖啡馆，广场上来往的人群，贴现银号的分店，无法抗拒地受到外部压力和大气力量的推动，一下子涌进了这个地名各个音节的内部。这些东西进去以后，这几个音节又关上了大门，现在，它任这些事物镶嵌起波斯式教堂的大门，再也不会将这些事物排除在外了。我在应该把我们送到巴尔贝克海滨的当地小火车里找到了外祖母，可是只有她一个人。她提前打发弗朗索瓦丝前来，以便事先做好一切准备。但是她指点弗朗索瓦丝有误，结果叫弗朗索瓦丝走错了方向。此刻，无需怀疑，弗朗索瓦丝的火车正向南特飞快奔驰，说不定到了波尔多她才会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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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锡耶那为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一古城。
②坎佩尔勒及阿方桥的联想，请见本书第一部。
车厢里充满了日落时分那转瞬即逝的余晖和下午那不肯散去的炎热（可叹，在落日余辉映照下，我从外祖母的整个面庞上看到她因天气炎热而多么疲惫不堪）。我刚一坐下，她就问我：“巴尔贝克怎么样？”因为满怀希望，她的微笑是那样热情爽朗，她以为我一定感受到了极大的快乐。见她如此，我简直不敢立即向她承认我很失望。加之，随着我的身躯越来越接近它应该习惯的地点，我头脑中追寻的印象不象从前那样萦绕我的脑际了。到最后，距旅行的终点还有一个小时路程时，我就极力想象巴尔贝克的旅馆老板是什么模样了。对他来说，此刻我还不存在。我多么希望向他作自我介绍时，有一个比外祖母更有名气的旅伴——外祖母肯定要求他降价。
似乎他必然十分傲慢，但轮廓很模糊。
在这段小铁路上，火车不时在一个车站停车，一站又一站，巴尔贝克海滨始终没有到。光是这些车站的站名（安加市，马古维尔多市，古勒夫尔桥，阿朗布市，老圣马尔斯，埃蒙维尔，梅恩市①）我就觉得莫名其妙。在一本书中读到这些地名时，说不定会觉得它们与贡布雷附近的某些地名有关系。但是对一位音乐家的耳朵来说，两个音节，即使由数个相同的音符组成，如果谐音色彩和组合不同，也可能毫无相像之处。同样，这些由沙子、狂风呼啸而又空旷的空间和盐分组成的难听的名字，“城市”一词安在上面安不住，就像“飞鸽”这个词里面的“飞”也安不住一样。没有什么比听到这些名字更会令我想到别的地名，如鲁森市或马丹市。我在饭桌上、在“大厅”里那样经常听到我的外祖母提到这些地名，这些地名早已获得了某种暗中的魅力，说不定其中还混进了果酱的香味，木材燃烧的味道和贝戈特哪一本书书页的气味，对面房屋那赭红的颜色，以至直到今天，这些地名象气泡一样重又从我脑海深处漂上来的时候，虽然它们要穿过一层层，才能达到表层，却仍然保留着自己独特的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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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些地名有真有假；有的在这条铁路线上，多数不在这条线上。
有些小站高踞于自己的沙丘上俯瞰着远方的大海，有些小站则位于大绿颜色、形状令人不快的小山脚下，已经准备睡去——那小山，形状就象刚走进去的一间旅馆房间里的长沙发，山下是一些别墅，再伸展下去便是一个网球场，有时是一家赌场。赌场大门上的旗帜迎着凉爽的海风飒飒作响，场中空荡无人，焦虑不安。初次向我显示自己主人的小站，乃通过其司空见惯的外表来显示——戴着白色遮阳帽的打网球的人，生活在自己的柽柳和玫瑰身边的车站站长，一位戴着扁平草帽的太太。那妇人沿着我永远不会体验得到的生活的日常轨迹，唤回在外久久不归的猎兔狗，然后回到自己的木头小板房里去，屋中已经燃起灯火。这些小站以这些司空见惯、使人非常熟悉的现象，无情地刺伤着我这陌生的目光和人生地不熟的心。
我们走进巴尔贝克大旅社①的大厅，面对着仿大理石的偌大楼梯，我的外祖母不顾会增加那些陌生人的敌意和鄙视——我们就要生活在这些陌生人之中——在和旅社经理讲“条件”时，又怎样加重了我的痛苦啊！经理是个普萨式的人物，满脸满嘴都是毛病（挖掉好几个疖子，在脸上留下了伤疤。由于祖籍遥远，童年时期起便在世界各地闯荡而口音混杂，给他的声调留下了毛病），他身穿花花公子的大礼服，闪动着心理学家的目光。“慢车”一到，他一般总是把阔老爷当成满腹牢骚的人，而把住旅馆的吝啬鬼当成阔老爷！他大概忘记了他自己一个月也挣不上五百法郎的薪水，却深深鄙视那些认为五百法郎——或者更确切些，如他所说，是“二十五路易”——“是个数目”的人，总是把这些人当成是贱民的组成部分，而大旅社可不是给这些人预备的。在这家豪华大旅馆里，有些人并不花很贵的房钱却也受到经理的敬重，这也是真的，条件是经理确切知道这些人注意开支是因为吝啬而不是因人穷。吝啬是一种毛病，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均可遇到，因此它确实丝毫不会损害威望。有社会地位，这是经理唯一注意的事情。有社会地位，更确切地说，在他看来有说明地位高的标志，例如走进旅社大厅不脱帽啊，穿高尔夫球裤和紧身短上衣啊，从镶金、带红的高级皮革烟盒里往外掏雪茄烟啊之类（可惜，这些优越性，我一样也没有）。他用讲究的字眼去点缀自己的生意经，但意义总是用得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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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氏1907—1914年夏天到卡布尔度假，他描写的巴尔贝克大旅社便是卡布尔大旅社。
我坐在一张长椅上等待。我听到外祖母拿腔拿调地问他：“房钱……是什么价？……啊！太贵了，我这点钱可不够！”他听外祖母说话时，帽子也不摘下，还吹着口哨，外祖母也不生气。我听着这话，尽量逃进自己内心深处，竭力到一些永不改变的想法中去游荡，不让任何有活力的东西露出我的躯体表面——就象动物的表皮出于抑制作用，当人们伤害它们的时候，它们装死一动不动一样——以便在这个地方不要太难受。我对这种地方还完全不习惯，看到别人对此很习惯就使我更加敏感。我看见一位衣着华丽的妇人，经理对她毕恭毕敬，对跟在她身后的小狗十分亲热；一个衣着讲究、样子可笑的青年，帽子上缀着羽毛，回到旅馆，问“有没有我的信”。所有这些人都将登上那假大理石的台阶视为回家，他们似乎对这一切都很习惯。与此同时，一些大概很不精通“接待”艺术却带有“首席接待”头衔的先生，严厉地向我投以迈诺斯、埃阿刻和拉达芒特①的目光（我将自己赤裸裸的心灵投入这目光之中，就像投入一个再没有任何东西保护我的心灵的未知世界一样）。再远一些，在一扇关着的玻璃门后，有一些人坐在一间阅览室内，要描写这个阅览室，要依次描写我想到这些有权利在那里安安静静阅读的人上人所享的清福，想到如果我的外祖母不顾我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命令我走进去的话，她会使我感到多么恐惧，我恐怕必须相继选择但丁笔下赋予天堂和地狱的各种色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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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宙斯的三个儿子，他们死后被召至地狱作判官。迈诺斯的名字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经常出现。
过了一会，我那种孤独的印象更加浓重。我向外祖母承认，我感到不舒服，我觉得说不定我们很快就不得不返回巴黎。她没有抗议，说她要出去买些物品，无论我们是走还是留下，反正这些物品都有用（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给我买的，因为所有这些我缺的东西，都在弗朗索瓦丝身上）；等待外祖母返回时，我到街上信步走走。街上熙熙攘攘，人群使大街保持着与室内同样的炎热，理发店和一家糕点铺子还开着门，常客们在糕点铺子里站在迪盖－特鲁安①塑象前吃冰淇淋。这塑象引起我的快乐，那与他的形象出现在一本画报中，也能使在外科医生的候诊室内翻阅画报的病人得到快乐一样。一些人对我相当无所谓，使我感到惊异。旅社经理满可以建议我到城里走走散散心，一个新住所，这种受罪的地方，在某些人眼里也是可以显得是“令人心旷神怡之小住地点”了。旅社的说明书就是这么说的。这说明书可能有些夸大其辞，不过这是面向所有主顾的，他们专门迎合主顾之所好。确实，为了把主顾招到巴尔贝克大旅社来，说明书不仅提到什么“美肴佳馔”、“游艺场花园令人销魂”，还说什么“时装女王陛下驻足，不被视为笨伯之人不会因奸污而不受惩罚，任何有教养的男子可能都不愿意冒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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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迪盖－特鲁安（1673—1736），是圣马洛的海盗。他的塑像也在圣马洛。他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许多历险事情。
我越是怕外祖母伤心，就越是需要她。她大概很灰心丧气，感到如果这么点累我都受不了，那就没有希望了，任何旅行对我都不会有好处。我下定决心回去等她。经理亲自走来按了一个按纽：一个我还完全陌生的人物，人称“lift”①的（此人被安顿在旅社的最高点，大概是诺曼底教堂灯笼式天窗的地方，好象是玻璃板后面的一幅照片或管风琴演奏者在自己的房间里）开始朝我走下来，动作之轻盈有如家养松鼠，灵巧而又是被束缚之物。然后他又沿着一个柱子滑下来，将我带在他身后朝这商业主殿的圆顶升去。每一层上，通道小楼梯两侧，阴暗的游廊成扇形展开。一个收拾房间的女仆人抱着一个长枕头，从游廊里走过。黄昏的光线使她的面庞模糊不清，我把自己最狂热梦想中的面具贴到她的脸上，但是从她朝我递过来的目光里，我看到的是对我这个一钱不值的人的厌恶。每一层唯一的厕所形成仅有的一排竖着的玻璃窗，从玻璃窗透进的光线照亮了这毫无诗意的半明半暗的地方，神秘得很。在永无尽头的向上走的过程中，为了打消我默默穿过这神秘地方所体验的致命焦虑，我便对那个年轻的管风琴演奏者、我的旅程的匠师、我被俘的伙伴开了腔、他还是继续拉他的乐器音栓和推导管。我为自己占这么大地方，给他惹这么多麻烦而向他表示歉意，问他我是否妨碍他施展艺术才能。在这种地方，为了吹捧名家高手，我不仅表现出好奇，而且还忏悔自己对此十分偏爱。但是他不理我，可能对我的话惊异不止；也可能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一心想着各种标记；也可能他耳背，对这个地点很尊重；也可能怕出危险；
也可能懒得动脑子；也可能这是经理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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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文：电梯。
一个人，哪怕无足轻重，我们认识他之前和认识他之后，他对我们所取态度的变化，恐怕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赋予我们对外界现实的印象了。我一直是同一个人，下午稍晚时候，乘坐了来巴尔贝克的小火车，一直怀着同一颗心。但是，六点钟的时候，由于无法想象出经理、豪华大旅社、其服务人员是什么模样，我抵达的时刻心中有一种模糊而又带几分恐惧的期待。现在，在这颗心中，则是走南闯北的经理那脸上挖掉的疣子（虽然如他自己所说，“特点是罗马尼亚”①——因为他总是使用他认为高级的词儿，而又没有发现用得有毛病——实际上他的国籍是摩纳哥），为招呼电梯而按铃的姿势，开电梯的本人，从大旅社这个潘多拉盒子②里冒出来的整个木偶戏剧场沿幕的人物。这一切都无法否认，终身在此。而且，象一切人造的东西一样，没有繁殖能力。我并没有参与这种变化，但至少这种变化向我证明在我的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事情毫无意义，是自在的——而我刚象一个游客，开始游览时，太阳在面前；待他看见太阳到了身后时，便得知时间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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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经理将“祖籍”origine说成了“特点”——originalité。
②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她有一个神秘的盒子。这盒子一打开，世界上所有的灾难、坏事都冒出来。
我累得骨头都碎了，我发着烧，睡觉必需的物品一点也没有，不然我早就睡下了。至少我想在床上躺一会，可是面对这一大堆强烈的感受，我反正是无法歇息的，又何必呢？这一大堆强烈的感受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不等于他的物质躯体的话，至少也等于他的有意识躯体，因为包围着这个躯体的陌生事物，虽然强迫它在一贯保持警觉的防御基础上进行感知，却也能将我的视觉、听觉、所有的感官保持在很受局限、很不舒服的姿势上（即使我把腿伸开），就象拉巴吕红衣主教①在笼子里的姿势一样，既不能站，也不能坐。在一间卧房里，我们的注意力要求将一些物品放在这里，待习惯了又好像将这些东西搬走了，给我们自己腾出地方来。可是在巴尔贝克的卧室里（仅仅名义上是“我的”卧室），我觉得没有一点空地方，房间里塞满了不认识我的器物。我向它们投去戒备的目光。它们也报我以戒备的目光。它们丝毫不在乎我的存在，现出我打扰了它们正常生活秩序的模样。在家里，一星期当中我只有几秒钟听见我的挂钟走动，那就是我从沉思默想中走出来的时候。旅馆里这只挂钟则一刻不停地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连续说着可能使我极为不快的话语，因为宽大的紫色窗帘默默倾听，不作回答，但是那种态度，与人耸耸肩膀用以表示看见一个第三者使他们很恼火极为相似。房间天花板很高，窗帘赋予房间几乎一种历史意义，简直能叫人觉得它很适于暗杀吉斯公爵②，以后又适于库克旅行社的一个导游率领旅游者前来参观③，但是决不适于我的睡眠。沿墙有数个玻璃小书橱，它们的存在对我是个折磨。特别是房间中横着一面全身大穿衣镜，这东西搞得我心慌意乱，如果不挪走它，我就觉得自己根本别想放松下来。我不时抬眼望望天花板——在巴黎，我房间中的各种器物不妨碍我的目光，不比我自己的眼球更妨碍，因为它们只不过是我的各种器官的附件，是我自己的一种放大——天花板上方是旅社最顶端的平台，是外祖母特意为我挑选的。库斯草的气味将其攻势一直推进到比我们看得见和听得见的更为幽密的地方，推进到我们感受到各种气味的特点的地方，推进到了我最后的战壕里，几乎推进到了我的内心。我不无厌倦地用惊慌不安的鼻子去嗅，以这种无益的不断反击去对付它的进攻。再也没有地盘，没有房间，没有躯体，只有一味受到将我重重包围的敌人的威胁，热度一直侵入我的骨髓，我孤立无援，我真想死。就在这时，外祖母走了进来。立刻，无限的空间向我受到压抑而要扩张的心敞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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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让·拉巴吕（1421－1491），本为路易十一之神师，后来为红衣主教，因为与斗胆查理进行秘密谈判，被路易十一关在洛什城堡国家监狱中，在铁笼中度过十一年，后来经教皇西克斯特四世干预，获得释放。
②吉斯公爵即亨利一世（1550—1588），他于1588年12月28日被觊觎其王位的亨利三世在三级会议上暗杀。画家保罗·德拉洛什（1797—1856）曾据此画了一幅油画，勒巴吉及加尔麦特于1908年亦据此事拍成电影。
③汤姆斯·库克（1808—1892）于1841年组织了一次“快乐列车”旅行，这便是他那鼎鼎大名的旅行社的起源。他死时将旅行社作为遗产交给了他的长子。
她身穿一件高级密织薄纱室内便袍。在家时，每逢我们这些人中有哪一个病了，她就要穿上这件便袍（她说，她穿了这件衣服很舒服，总是将她做的事归之于自私的动机），这件便袍是为了照顾我们，看护我们的，是她的佣人服，看护工作服，她的修女服。佣人和看护对人的细心照顾，她们的善良，人们体会到的她们的优点，人们对她们的感激，都更增加了她们对人的印象，她们觉得人的外表与内心不同，人自我感到孤独，自己背负着头脑中思想的重负、自己的生活欲望。我知道，我和外祖母在一起时，不论我内心多么忧郁，它都会被更大怜悯所接受。我的一切，我的烦恼，我的欲望，在外祖母那里都会得到支持。用以支持的东西，便是她保持和扩大我自己生活的欲望比我自己的这种欲望更强烈；我的想法在她心中延伸，不需要改变方向，因为这些想法从我的头脑里传到她的头脑里并没有改换地点，也没有换人。就象一个人站在穿衣镜前想要打上领带，可是不明白他看见的那一头与他的手动作的方向跟他本人相比并不在一边，或者一条狗在地上追逐着昆虫跳跃着的影子一样。在这世界上，人们总是受到躯体外表的蒙蔽，因为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到心灵。我也这样上当受骗，一头扎进外祖母的怀里，将我的双唇贴在她的脸上，似乎这样我就能进入她向我敞开的宽阔的胸怀。我这样把嘴紧贴在她的双颊上、她的前额上以后，我从那里吮吸到那样有益、那样富有营养的东西，我半天一动不动，是吃奶孩子的那种认真、放心大胆的贪婪。
然后我百看不厌地注视着她那宽大的脸膛，那轮廓就象一片热烈而又平静的美丽云霞，可以感觉到那后面闪射着柔情之光。一切多少还能接受她的感受的东西，一切还可以说属于她的东西，都因此而立刻变得那样神圣，那样超俗，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掌理着她那刚刚灰白的秀发，怀着尊敬、小心翼翼和轻柔，似乎我抚摸的是她的善良。她在难过之中又为使我免去了一种痛苦而感到那样高兴，就这样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对我那疲惫不堪的四肢，是那样平静安宁的一瞬，是那样甜蜜。过了一会，我见她想帮我睡下，打算给我脱鞋，我作了一个手势阻止她，开始自己脱衣裳。我的手已经碰到上衣和矮靴的头几个纽扣上，她用乞求的目光拦住我的手。
“噢，别这样，”她对我说，“对外祖母来说，这叫她多开心！尤其是你今夜需要什么时，不要忘了敲墙，我的床就靠着你的床，隔橱非常薄。等一会你睡下以后，就敲敲试试，看看咱们是不是能互相听得见。”
果然，那天晚上，我敲了三下。一个星期以后，我不舒服时，有几天我每天早晨都重复这三下，因为外祖母要早早喂我喝牛奶。当我觉得听见她已经醒了以后——为了不叫她等待并且能在喂我牛奶之后马上再度入睡——我鼓起勇气小声敲了三下，胆怯地，轻轻地，但不管怎样却是清清楚楚地，因为我担心如果搞错了，她还在睡，那就会打断她的觉，可我又不愿意她继续侧耳倾听是否是我呼叫，如果她起先没有听清的话。我不敢再敲了。我这边刚一敲三下，立刻就听到另外三击。这三击音调不同，充满平静的威严，为了更加清晰，重复两次，那意思是说：“别着急，我听见啦！过一会就来！”顷刻，外祖母来到。我对她说，我真担心她听不见我的声音，或者她以为那是隔壁的什么人在敲。她笑了：
“将我可怜的小狼①敲击声与别人混淆起来，怎么会呢！就是有一千个人敲，外祖母也辨别得出来呀！你以为世界上还有别人这么傻，这么激动，这么又怕吵醒我又怕人家听不明白他的意思吗？不管怎样，这个小老鼠只要一抓，人家立刻就能认出它来，特别是这个小老鼠跟我的小老鼠一样是独自一人，又叫人可怜的时候！我听见它犹犹豫豫已经有一会了，它在床上折腾，要各种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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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氏的母亲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均称“我的小狼”。
她半敞开百叶窗。在旅馆前突的附属建筑上，阳光已经在屋顶上安身，就象早起的盖屋顶工人早早就开始干活，默默地干完活计以免吵醒还在沉睡的城市，而城市一动不动使他显得更加心灵手巧一样。她告诉我几点了，天气会怎样，说我用不着一直走到窗边去，说海上有雾，告诉我面包店是否已经开门，对我叙说听到其声响从街上走过的那辆车是什么样的：这无足轻重的打开窗帘，这可以忽视的、任何人都不在场的清晨“序曲”，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一小块生活。白天，当我谈到早晨六点钟的漫天大雾时，我会在弗朗索瓦丝或一些陌生人面前高高兴兴地提起这些，那意图并不在于显示我获得了某种知识，而是要显示我一个人所得到的疼爱。这甜蜜的清晨一刻，由我敲三下、另三下作答这富有节奏的对话开始，象一曲交响乐般展开。柔情和快乐力透隔墙，那墙变成了和谐的、非物质的东西，象天使一般歌唱着。那为人热烈期待的三击回答，重复两次。隔墙善于通过这三击，以天神报喜的轻盈和音乐美的忠诚，将外祖母整个的心灵和就要过来的诺言传送过来。但是抵达巴尔贝克当天那一夜，外祖母离天我以后，我又难过起来，就象在巴黎离家时我已经很难过一样。构成我们眼前生活中精华的事物，对于我们从精神上以我们的接受能力来赋予其未来的模式，而上述事物并不在这未来模式之中的事物，总是以极大的拼死抗拒来对抗。我这种对于在陌生房间里过夜的恐惧——许多人也有这种恐惧——说不定只是上述这种抗拒最普通、最模糊、最机能性、几乎最无意识的表现形式。一想到我的父母有一天可能会死去，我可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远离希尔贝特而生活，或者只是不得不在一个永远再也见不着自己朋友的国度定居，常常使我感到可怕之极，那抗拒就在这恐惧的深处。我自己的死亡，或者象贝戈特向人们许诺的那种在自己著作中永生，我很难想象。我无法将我的回忆、我的缺点、我的性格带到那种虽死犹生中去，这些东西不能接受自己不再存在的概念，也不希望我有一个它们没有位置的虚无或永生。
在巴黎时，有一天我身体特别不适，斯万对我说：“你应该动身到大洋洲那些美妙的海岛上去。那时你就会知道，你再也不会回来了。”①那时我真想回答他说：“那我就再也看不见你的女儿了，那我就要在她从未见过的人和物之间生活了。”然而我的理智却告诉我：“既然你不再为此苦恼，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当斯万先生对你说你将不再回来时，他的意思是你会不想回来；既然你不想回来，这就说明，在那里，你会幸福。”因为我的理智知道，习惯——这种习惯现在即将担负起一项重任，要使我爱上这陌生的住所，爱上改变了位置的大穿衣镜，爱上改变了颜色的窗帘，爱上停摆的挂钟——也担负着使一开始并不讨我们喜欢的伙伴变成亲爱的朋友，赋予面庞另一种形状，使一个人的嗓音变得热情动听，改变心中爱恋对象的任务。自然，对某些地点、某些人新的友情，就是忘记昔日友情的网。但是我的理智正好认为，我可以毫无恐惧地设想一种生活前景。在那种前景中，我将永远与一些人分离，我将忘记他们。这种生活向我的内心作出了忘却的承诺，而忘却只会使绝望更加疯狂，这似乎构成一种安慰。这倒不是说，待习惯了分离之后，我们的心不会也感受到习惯势力那镇痛的效用，而是说，至今这颗心仍在痛苦罢了。惧怕将来我们再也看不见我们喜欢的人，再也不能与他们交谈，正是在这种前景下，我们今天才会得到最难得的快乐。如果我们想，在受到这种剥夺的痛苦之上再加上当前对我们来说似乎更为残酷的事：并不象感受一种痛苦一样感到这种担心，而是对此漠然置之，这种恐惧就不但不会消散，反而会更加增长了。因为，如果是这样，我们的“自我”就变了：不仅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情妇、我们的各位朋友的魅力再不存在于我们的四周，而且我们对他们的钟爱，也就完全从我们心中拔除了。而这种钟爱是我们今日内心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后我们会喜欢上这种与他们分离的生活，而今日一想到这种生活就叫我们感到恐惧。倘若如此，那便是我们自己真正的死亡。死亡继之以复活，这是真的，但这复活已在与前的自我的。如今恐惧、抗拒、反抗的，也正是原来的自我中注定要死亡的那些部分——甚至是最羸弱的部分，诸如对一个房间的大小、气氛莫名其妙的眷恋之类。必须看到，这是一种抵抗死亡的潜在的、局部的、确实的、真实的方式，长期地、绝望地、逐日地抵抗那一部分一部分的、连续不断的死亡的方式。这种死亡潜入我们整个生命进程之中，每时每刻从我们身上分离出一片一片的我们自己。正是在这些东西的坏死上，新的细胞增殖起来。对于象我这样一个天生神经过敏的人（也就是说，在这种天性的人身上，中间关节，即神经，不能正常发挥功能，阻挡不住哀叹沿着自己的道路朝意识驶去，而是相反，任凭这哀叹来到，清晰的、疲惫的、无数的、痛苦的哀叹，哀叹自我中那即将消逝的最朴素无华的成份）来说，在这陌生的过高的天花板下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焦虑的恐惧，只不过是一种友情发出的抗议。那种对于熟悉而较低的天花板的友情还劫后余生，活在我的心里。说不定这种友情也会消失，另一种友情占据了它的位置（到那时，死亡，然后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就会在“习惯”这个名词下，完成它们双重的大业）。但是，直到这友情消亡之前，每天晚上，它还要痛苦，这第一天晚上尤甚。它面对着已经成为现实的前景，再也没有它的位置的前景，在反抗。每当我的目光无法从伤害它的东西上移开，设法停驻在不可企及的天花板上时，它就用哭诉的叫喊来折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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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888年，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到大洋洲海岛上去休养，1894年死于萨摩亚群岛。画家高更，到大洋洲去以后，也于1903年死于马克萨斯群岛。
到了第二天早晨怎么样了呢？一个仆役前来将我叫醒，给我送来热水。我洗脸梳头，拼命在我的旅行箱里找我需要的物品，可是徒然，我从里面拽出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一点用也没有。我已经想到了早餐和散步的快乐，就在这时，从窗户和书柜的每一扇玻璃上，就象从船舱的舷窗上望出去一样，我看到了裸露的大海，无遮无拦，有一半是在自己广阔幅员的阴影中，那是一条纤细而移动的直线所划定的边界。啊，多么快乐！双眼追逐着浪涛，看那浪涛一个接一个地跃起，好象在跳板上跳跃的运动员。多么快乐！我手上拿着僵硬的、上了浆的、上面印着旅馆名字的毛巾，想用这块毛巾擦干身体，可怎么也擦不干。我不时回到窗旁，再向这令人头晕目眩、山岳一般的庞大马戏团再看上一眼，向那此处彼处磨光而又半透明的蓝宝石的波涛白雪般的峰巅再看上一眼。那浪涛，怀着沉着的凶猛和狮子皱眉般的架势，任凭其山坡崩坍，飞滚落下。阳光又用看不见面庞的微笑为这山坡增色。
此后，每天早晨我都置身窗口，就象在骚车里睡了一觉扑到驿车的玻璃窗口去一样，为的是看看我所向往的山脉在夜间是靠近了，还是远去了。在这里，这些大海的丘陵，在狂舞着回到我们身边之前，可能会后退得很远，以至常常要在一片长长的沙土平原后面，我才能在很远的地方依稀望见它们那最早出现的起伏，那远处半透明，雾气笼罩，蓝莹莹的，好似托斯卡纳①文艺复兴前期画家作品景深处的冰川②。有时，紧挨着我，阳光在这些波涛之上欢笑，那波涛呈嫩绿色，恰似潮湿的土地和光线液体般的流动使高山草地保持着嫩绿一般（在山上，阳光此处彼处展开，有如不均衡地跳跃着欢快地走下山坡的巨人）。此外，海滩与波浪在世界之余部分辟出这个豁口，为的是叫阳光从这里经过，叫阳光在这里积累起来。在这里，从大海过来的方向和我们的肉眼遵循的方向望过去，是阳光在移动着大海的山峦起伏，是阳光确定其位置。光线的千变万化同样会改变一个地点的方位，同样会在我们面前树立起新的目标，使我们产生要达到这目标的欲望，而只有经过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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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托斯卡纳为意大利中部地区。
②例如乔凡尼的名画《耶稣诞生》、《圣约翰·巴蒂斯特撤至荒原》等。
清晨，太阳从旅馆后方过来，在我面前展现出阳光普照的沙滩，直到大海最前沿的城堡。太阳似乎将城堡的另一坡也展示给我，并且鼓动我踏着它光芒的转轮，去继续旅行。这旅行是原地不动的，但是透过各个时刻起伏不定的景观中那最美妙的景色，它又是千变万化的。从这第一个清晨开始，太阳总是伸出一根微笑的手指，将远方大海那蔚蓝的峰巅指给我看。这些高峰在任何一张地图上都没有名字。太阳在山脊和雪崩那轰响而又纷乱的表面上尽情游荡累了，最后便来到我的房间里避风，在散乱的床上懒洋洋地躺着，在湿乎乎的洗脸池上，打开的箱子里，摘下它的珍宝。它那辉煌的光焰本身和用得不是地方的奢侈，更加深了杂乱文章的印象。
一个小时以后，在那偌大的餐厅里，我们正吃午饭，从柠檬的皮囊中往两条箬鳎鱼上撒上几滴金水。过了一小会，我们的盘子里就只剩下鱼刺了。鱼刺弯弯，有如一片羽毛；铮然有声，有如一把齐特拉琴。可惜，这时外祖母感觉不到海风那凉爽而富有活力的吹拂，她觉得真是残酷。这是因为门窗虽然透明，却关闭着，像一个橱窗一样，虽然让我们看到整个海滩，却将我们与海滩分隔开来。天空完全进入门窗玻璃之中，以至天空的蔚蓝色似乎是窗子本身的颜色，那雪白的浮云，似乎是玻璃上的毛病。我确信自己是如波德莱尔所说“坐在防波堤上”①和“贵妇人小客厅深处”②，我自问是不是他所说的“普照大海的阳光”③就是此刻的这种阳光——与落日的余晖很不相同，那是单纯而表面化的，如同一抹金光而又颤动不已——它像黄宝石一般燃烧着大海，使大海发酵，变成一片金黄而又成乳状，好似啤酒；浮着泡沫，好似牛奶。此处彼处，不时又有大块蓝色阴影游来荡去，似乎哪一位神祗在天空中摆动着一面镜子，将阴影移来移去以自娱。巴尔贝克的这间餐厅，光秃秃，充满绿色的阳光，如同游泳池中的水。几米开外的地方，涨潮的海水和日正中天，如同在天堂前面一样，正竖立起宝石和黄金的不可攻克的游动的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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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波德莱尔散文诗《海港》中描述的模糊的回忆。
②（前）出自《恶之花》中《忧郁与理想》。
③（前）出自《恶之花》中之《秋歌》。普氏深爱此诗，在著作及通讯中经常引用。
可惜这间餐厅与贡布雷那间朝着对面房屋的“大厅”不仅仅外表上不同。在贡布雷，人人都认识我们，所以我不顾及任何人。在行海水浴的生活里，人们是不认识他的邻居的。我年纪还不大，而且一直十分敏感，不会放弃讨人欢喜和占有他们的欲望。一个上流社会的男子对于在餐厅里用餐的人，可能会感到更为高尚的满不在乎。无论是他的这种满不在乎、还是从海堤上经过的青年男女那种满不在乎，我都没有。想到不能和这些青年男女一起去郊游，我心里就很难过。我外祖母对社交形式很鄙视，只顾我的健康，如果她向他们提出要求，要求他们接受我作为散步的伙伴，那对我真是侮辱性的，当然我就要更难过。不论他们回到某一陌生的木头别墅去也好，手执球拍走出别墅到网球场去也好，骑马也好（那马蹄就踩在我的心上），我总是怀着热切的好奇望着他们。在海滩那叫人眼花缭乱的光照中，社会惯常的比例改变了。我在这光照中，透过让这么多光线通过的透明大玻璃海湾，注视着他们的每一个动作。但是照我外祖母看来，这海湾挡住了风，乃是一个缺点。她一想到我损失了一个小时吹海风的益处就受不了，便偷偷打开一扇窗。忽地一下，不仅菜单吹跑了，所有正在用午餐的人的报纸、面纱和遮阳帽也都吹跑了。可外祖母自己，有这天堂好风的支持，在一片责骂声中，依然像布朗迪娜女圣徒①一样镇定，面带笑容。这些责骂使那些瞧不起人、头发给吹乱、怒气冲冲的游客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更增加了我孤独悲哀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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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女圣徒在公元177年受到严刑拷打，要她放弃自己的信仰。她始终镇定从容，回答：“我是基督徒。我们的人中间没有犯过任何罪行。”
这些游客的相当一部分，由法国这一地区主要省份的杰出人士组成，卡昂法院的主审官啊，瑟堡的首席律师啊，芒市的一位重要公证人啊之类。在那些地方，他们终年成散兵或者象国际象棋中的棋子一样分散着，每到度假时，便从各个点上来到这个旅馆里集合。巴尔贝克这些豪华旅馆的人口，平时一般是富有而且是国际性的，现在又赋予旅馆人口以一种相当突出的地区性了。他们在旅馆里总是保留着那几个房间，与他们那装成贵族妇女模样的妻子一起，构成一个小小的群体。巴黎的一位大律师和一位大夫也加入这一群之中。临走那天，这两位巴黎人对那些人说：
“啊，真是，你们不和我们坐同一趟火车，你们真有福气，能到家吃晚饭呢！”
“什么？您说有福气？你们住在首都巴黎，大城市，而我住在十万人口的可怜小省城。最近人口统计是十万零二千，这倒是真的。你们有二百五十万人口，你们就要回到柏油马路的巴黎上流社会灯火辉煌的大场面中去。跟你们比，我们这算什么？”
他们用巴黎卷舌“r”音说着这些话，并不含有尖酸刻薄之意，因为他们这外省的阳光似乎也能像人一样到巴黎去了。人家已经数次给卡昂的首席审判官一个上诉法院的席位——但是他们出于对自己城市的热爱，或是喜欢默默无闻，或是喜欢出人头地，或因为他们反动，或为了与别墅的邻居关系好，他们宁愿留在当地。再说，他们当中有好几位也并不立即回到他们的省城去。
在大宇宙之中，巴尔贝克海湾是一个特别的小宇宙，是一篮子四季水果，各种不同的日期和相继而来的月份集之一处，排成一圈。望得见里夫贝尔的日子，是暴风雨的信号。当巴尔贝克天色已经暗下来时，还看得见里夫贝尔房顶上的阳光。不仅如此，当寒冷已征服巴尔贝克时，可以肯定在另一侧海岸上还找得到加出来的两、三个月的热天。大旅社的这些常客中，假期开始得晚或持续得久的，当秋季将近，秋雨和浓雾来到时，便吩咐将他们的旅行箱装上一只船，过海到里夫贝尔或科斯特多尔去与夏季会合。
巴尔贝尔旅社的这一小群人以提防的神情，注视着每个新来乍到的人。所有的人都一面做出对这个人不感兴趣的样子，一面就此盘问他们的朋友——旅社侍应部领班。每年都是他——埃梅来干这一季，并且服侍他们用餐。这些人的太太，知道埃梅的妻子即将分娩，饭后每人都做一件婴儿用品，同时用她们手握的长柄眼镜对我外祖母和我指指点点，因为我们吃带煮鸡蛋的凉拌菜。这是普普通通的菜，但在阿朗松①的上层社会里没有这么吃的。对一个别人称之为“陛下”的法国人②，他们显露出讥讽加蔑视的态度。这个法国人也确实自称是大洋洲中一个小岛的国王，小岛上只有几个野人居住。他和他那漂亮的情妇住在旅舍里。每当她去洗海水浴，从这里经过时，淘气的孩子们便高喊：“皇后万岁！”因为她大把大把地把五十生丁的硬币朝他们扔过去。首席审判官和首席律师甚至不愿显出看见了她的模样。他们的朋友中若是有谁注视她，他们就认为应该提醒他，说那个女人不过是个女工兼妓女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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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朗松是这一地区的重要城市。
②此处影射当时的一位有名人物。此人名叫雅克·勒波迪，其父为百万富翁，糖商。他在阿特拉斯山中购得一小块土地，便自封为撒哈拉皇帝，分封贵族称号，将一个女歌星玛格丽特·德里埃立为皇后。他们在美国时，他遵照法老的先例，要娶自己的女儿为妻，“皇后”一怒之下，用手枪将他打死。
“可是有人向我担保，说他们在奥斯唐德用的是皇家舱室呢！”
“那当然啦！二十法郎租的！你自己高兴的话，也可以用这个舱室。而且我确切知道，他曾经要求国王接见，可是国王叫人告诉他，国王不想结识这位木偶剧场上的君主。”
“啊，真的吗？真是太有意思了！有的人还真……！”
大概这都是真的，不过也是因为他们感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只不过是上等资产阶级，他们为自己并不认识这位扔硬币很大方的国王和皇后而十分恼火。公证人，首席审判官和首席律师，在他们称之为奇装滑稽木偶的这两个人经过时，感到那样不快，提高声调表现出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朋友、旅社侍应部领班对此十分理解。对这两位慷慨大方更甚于货真价实的君主，他一面不得不作出笑脸，可是在记下他们点的菜时，又远远地向他的老主顾会意地挤挤眼睛。有一个他们称之为“漂亮先生”的服饰华丽、装腔作势的年轻人，是一个大工业家的儿子，身患肺病，且挥金如土。他每天换一件新礼服，扣眼上插着一朵兰花，午餐时喝香槟酒。然后，面色苍白，毫无表情，唇上挂着冷漠的微笑，到赌场的水晶玻璃赌台上去扔下很大的赌注。人家错误地认为他们这些人不如那个小伙子“帅”，他们也无法解释说他们就比他“帅”。可能也有点由于这种恼火，公证人对首席审判官说“他根本输不起这么大的数目”，首席审判官的老婆则“根据可靠消息来源”，说什么这个“世纪末”小伙子叫他的父母愁煞。
另一方面，首席律师及其朋友们又对一位富有而又有贵族称号的老妇人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为她到任何地方去都要把自己的整个日常生活原封不动地带着走。每次公证人的妻子和首席审判官的妻子在餐厅里吃饭看见她的时候，都用长柄眼镜狂妄地审视她，那种仔细和怀疑的劲头，似乎她是一盘菜。这盘菜名称古怪、外表可疑，经过系统观察，结果是予以否定，作出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姿态和恶心的怪相，叫人把那盘菜端走。
无疑，她们做出这种样子，无非是要表现出：如果说有些东西她们没有的话，诸如这位老妇人的某些特权，与她有关系之类，并非她们不能有，而是她们不愿有。久而久之，连她们自己也对此深信不疑，于是就成了对于自己不了解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欲望，没有任何好奇心，对讨好新认识的人不抱任何希望。在这些女人身上，这一切都为佯作轻慢、故作快乐所代替。这有一个弊病，就是叫她们在满意的幌子之下故作不快，而且经常不断地自己骗自己，这两条便足以使她们倒霉了。不过，大概这旅社里所有的人的做法都与她们相同，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这样，不是出于自尊心的话，至少也是出于某些教育原则或思考习惯，便牺牲了参与完全陌生的生活那种其味无穷的妙处。显然，老妇人与外界隔绝、自己生活其中的微型宇宙，并未因气急败坏冷嘲热讽的公证人老婆与首席审判官老婆那一伙人的尖酸刻薄而受到毒化。相反，这个小宇宙散发着高雅而又有点老气横秋的芬芳，这种香气也不就更不虚假。因为归根结底，老妇人如果能引来并维系住（为此，她本人也要不断更新）新认识的人神秘的好感，她肯定会从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而现在她只是跟她自己那个小宇宙的人来往，总是想着这个小宇宙是大宇宙之精华，对他人的轻蔑也不大知晓，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生活虽然令人愉快，却没有上述那种无穷的乐趣。可能她感到，如果她默默无闻地来到巴尔贝克大旅社，穿着她那黑毛料长裙，戴着她那过时的便帽，她一定会使哪位花天酒地的公子哥或者哪位要人发出一阵冷笑的。公子哥可能一面摇摇摆摆跳着舞，一面从牙缝里挤出“穷酸老婆子！”几个字来。要人，象首席审判官一样，在一圈花白连鬓胡子中保持住了红润的面孔和她喜欢的聪明智慧的眼睛，他那一双长柄眼镜的镜片一向眼睛靠近，就表示这奇人怪物出现了。人们知道这头一分钟是短暂的，但也令人畏惧——就像一头扎入水中一样。老妇人事先派遣一个仆人前来，将她的个性和习惯告知旅社。然后自己前来，打断经理的致意，那简短之中腼腆多于傲慢，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说不定就是由于下意识地惧怕这一分钟。房间里，自用的窗帘代替了原来挂在窗上的窗帘，屏风，照片等等，在她与她本应适应的外界之间安置了她自己的生活习惯这扇隔栅，安置得那样好，以至可以说，这不是她本人在旅行，而是她的家在旅行。她依然待在自己家里。
在以她为一方，旅社人员及供应商人为一方之间，她安排下自己的仆人。此后便是她的仆人代她与这里的新人类进行接触，同时在女主人周围维持着惯常的气氛。在她与洗海水浴的人之间，她也道出自己的成见，而不顾忌会得罪一些人，这些人是她的女友根本不肯接待的。通过与女友的通讯，通过回忆，通过内心意识到自己有地位，举止得体，礼节周到，她继续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每天，她下楼乘坐敞篷四轮马车去散步时，贴身女仆带着她的衣物尾随其后，小厮在前，有如在使馆门口值勤的哨兵。在挂着自己所属国家国旗的使馆门前，哨兵置身于异国土地上，为使馆确保其治外法权的特权。
我们抵达那天，老妇人下午没有离开她的房间，我们在餐厅中没有望见她的影子。因为我们新来乍到，开午饭时，旅社经理将我们置于他保护之下，送我们到餐厅去，就象一个军官将新兵带到下士裁缝那里让人给他们发军装一样。不过，过了一小会，我们在餐厅里见到了一位乡绅德·斯代马里亚先生及其女儿德·斯代马里亚小姐，他们属布列塔尼一个默默无闻而又非常古老的世家。经理以为他们晚上才会回来，把他们的桌子给了我们。他们父女就是为了会见居住在这附近的、他们认识的城堡主人而来到巴尔贝克的。除了接受外面的邀请和回访之外，他们在旅社餐厅中度过的时间只限于绝对必需的范围内。狂妄使他们对于坐在他们周围的陌生人没有丝毫近乎人情的好感，没有丝毫兴趣。置身于这些人之中，德·斯代马里亚先生始终保持着冷若冰霜、急如星火、拒人于千里之外、粗暴、脾气很大、心怀恶意的表情。在火车的便餐厅里，置身于从不相识、也不会再次相见的旅客之间与这些人的关系，除了保卫自己的冷烤鸡和车厢的这一角不受他们侵犯之外，就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关系，人的表情就是这样的。
我们刚开始用午餐，就有人来按照德·斯代马里亚先生的吩咐叫我们起身。这位先生刚刚来到，对我们没有丝毫致歉的表示，高声请旅社待应部领班注意，再不要发生类似的错误，他“不认识的人”占了他的桌子，他觉得很不愉快。
某一个女演员（她因衣着华丽、才思敏捷、有成套的德国瓷器而著名，远远胜过她在奥代翁剧院扮的几个角色）及她的情夫（一个极为富有的年轻人，为了他，她才培养自己的情趣），还有两个在贵族阶层中非常出头露面的男士，他们四个人在生活上自成一伙，非一起出门不可，在巴尔贝克用午饭很晚，所有的人都用完饭他们才来，终日在他们的客厅中玩牌。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情感中，自然是没有任何恶意的，只不过是他们对于某些幽默的谈话方式的趣味，对某些佳肴美馔的精细口味要求如此罢了。这种趣味和口味使他们从非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不可之中得到乐趣，如果和不得其中之韵味的一些人共同生活，他们就会受不了。甚至面对着已经上菜的桌子或一张赌桌，他们中的每个人还需要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客人或搭挡头脑中某些知识和在任何事情上他们区别善恶的共同标准是否悬而不用了。许多巴黎人的住宅都用一个所谓真正的“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的蹩脚货装饰着，某些知识使人能够辨别出真伪来。大概在这种时刻，这伙朋友希望到处都沉浸其中的那种特殊生活，就只能通过默默吃饭或打牌当中发出的难得而又滑稽的感叹或者年轻女演员为午饭或玩扑克而穿的迷人的新裙子来表现了。这种生活用他们了解透彻的习惯将他们包围住，也就足以使他们不为周围生活的秘密所侵害。漫长的下午，他们面前的大海，只不过象挂在有钱光棍小客厅墙上的一幅色彩柔和的油画罢了。一个玩牌的人，在出牌的间歇无事可干，才抬起眼睛朝大海望上一眼，看看是否有什么标志着天气晴朗或者几点钟了，并且提醒其它人该吃下午的点心了。晚上他们不在旅馆用晚餐。在旅馆里，电源使餐厅光芒四射，餐厅似乎变成了偌大的美妙的养鱼缸。巴尔贝克的工人、渔民以及小市民的家庭，躲在暗处。你看不见他们，他们却在这养鱼缸的玻璃四壁前拥挤着，想要远远看看这些人在金光摇曳中的奢侈生活。对贫穷的人来说，这些人的生活确与奇异的鱼类和软体动物的生活一样不可思议（玻璃壁是否永远能够保护住绝妙动物的盛筵，夜间贪婪凝望的默默无闻的人是否就不会到养鱼缸里来把这珍奇动物掠走并且将其吃掉，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这驻足凝视、黑夜里看不清楚的人群里，说不定有个什么作家，什么人类鱼类学爱好者，他们注视着雌性老魔鬼张开颔骨咬住一块食物又闭上的情景，便按照品种、生性以及后天获得的特性来对这些老魔鬼加以分类以自娱呢！一个塞尔维亚老太婆，口腔的延伸部分和一条大海鱼一样，因为她自童年时代起便生活在圣日耳曼区的淡水里。正是这后天获得的特性使她吃起凉拌菜来，犹如一个拉罗什富科家族中人。①
此刻，人们远远望见那三个身穿无尾常礼服的男子正在等待那位姗姗来迟的女戏子。过了一会，那女人穿着常换常新的长裙和按照她情夫特殊趣味选定的围巾，从她居住的那一层叫了电梯，象从玩具盒子里出来一样走了出来。这四个人觉得豪华大厦这种国际怪物移植到巴尔贝克以后，使奢侈之花盛开，远远胜过高级烹调。他们钻进一辆车，到半里②以外的一家著名小饭馆吃晚饭去了。到了这家小饭馆，他们就食谱编排和烹调技术问题，与厨师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从巴尔贝克出去是一条两旁都是苹果树的路，在漆黑的夜色中，这条路与他们巴黎家中到英国咖啡馆③或银楼之间相差无几，这段路程对他们来说无非是必须穿过的距离而已。他们抵达漂亮的小饭馆以后，富有的年轻人的朋友们对他有衣着如此华丽的情妇艳羡不已。那女人的围巾在小团体面前展开，有如熏香而轻柔的面纱。但是这围巾也将小团体与外界隔绝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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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罗什富科家族为法国一古老贵族家庭。
②法古里。
③这家饭馆因英国人常去而得到这个名字，当时很有名。巴尔扎克笔下，拉斯蒂涅曾在这里用餐。左拉笔下，娜娜也在这里吃过饭。该饭馆位于意大利人街与马里沃街相交处。
可叹，为了安静休息，我根本无法像这些人那样行事。我关心着旅社房客之中的许多人。有一个男子，额头凹陷，目光在其成见与所受教育之间游移不定，他是本地的大财主，我真希望这个人对我不要视而不见。他不是别人，正是勒格朗丹的姐夫：他有时到巴尔贝克来出访，每个星期天，他妻子和他举办每周一次的花园晚会，常常使旅馆的房客减少一部分，因为这其中常有一两位应邀参加这些节庆活动。其他人为了不要显出自己没有受到邀请的模样，便挑选这一天到远处去郊游。第一天，旅馆对他接待很冷淡，因为他刚从天蓝海滨①下船来，这里的工作人员还不知道他是谁。他不仅未着白法兰绒衣裤，而且对豪华大厦的生活完全无知，依然按照法国老规矩，走进大厅，看见那里有几位女士时，一进门便脱下了帽子。这一动作使得经理回答他的问话时，甚至没碰自己的帽沿一下，认为他大概是个出身最寒微的人，也就是经理自己称之为“老百姓出身”的人。唯有公证人的妻子感到自己受到这个新来人的吸引，认为他散发出有身分的人佯装俗气的味道。她宣称在他面前，人们感到对方是一位很出类拔萃的人，极有教养，而且在所有在巴尔贝克遇到的人当中，他如鹤立鸡群。她认为，只要她本人不能与他经常来往，那他就是不能与之经常来往的人。说这些话时，用的是对芒市的最上等阶层了如指掌、辨别能力万无一失、对其权威无可辩驳的人的口气。她对勒格朗丹的姐夫作出这样有利的评断，可能是因为此人外表极为平淡，没有任何借势吓人的地方，也可能是因为她从这个举止有如虔诚教徒的乡绅身上认出了自己那一教派——共济会——的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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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南方地中海海滨从马赛到尼斯一段，景色绝佳，人称“天蓝海滨”。
我已经得知——又有什么用！每天在旅馆门前骑马的几个小伙子，他们的父亲是一个新产品商店的老板，满肚子鬼主意。我的父亲永远不会同意与这些人结交。“洗海水浴的生活”使他们长成了大个头，在我眼中，简直是半人半神的骑士雕像。我抱的最大希望，就是他们永远不要将他们的目光停驻在我这个可怜的小男孩身上，这个就是为了到沙滩上去坐坐才离开旅馆餐厅的小男孩。我甚至希望得到曾是大洋洲某荒岛之王的那个冒险家和患肺病的小伙子的好感。我爱设想那个患肺病的小伙子在他那狂妄的外表下掩盖着一颗胆小怕事而又温柔的心，说不定对我一个人能慷慨赠予深情之珍宝。何况（与人们惯常对于旅途中之新交所说的情形相反），看见你跟某些人在一起，在有时再去的海滩上，会在真正的社交生活中给你增加一项无比的系数，在这里，也就只有洗海水浴的友情了。人们对友情倒也不是敬而远之，在巴黎生活中，人们还细心培植它呢！所有这些瞬时的或地方性的名人，他们会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很在意。我那爱为人设身处地、重现他们的思想状况的秉性，使我不仅把他们放在他们自己真正的地位上，把他们放在假如在巴黎他们会占据的地位上——那地位大概很低——而且还把他们放在他们自己认为应该处于的地位上。说老实话，在巴尔贝克，他们就是把自己放在了自认为应处的地位上。由于这里缺乏共同的尺度，便赋予他们某种相对的优越感和某种莫名其妙的趣味。可叹，所有这些人的轻蔑，没有一个比德·斯特马里亚先生的轻蔑那样叫我难受。
他的女儿一走进来，我就注意了。我注意到她那苍白而又几乎蓝莹莹的美丽面庞，注意到她那高高的个儿，她的举止中与众不同、令我不无道理地忆起她的遗传、她所受的贵族教育的地方，尤其是我知道她的名字，这一切就更加清楚，正像天才音乐家所发现的那些具有表现力的题材，将闪烁的火光、江河的声响和田野的宁静为听众描绘得那样精采一样。听众如果事先浏览过乐谱，更是早就将自己的想象力引导到了恰当的道路上。“种”，又给德·斯特马里亚小姐的风韵加上了其原由的概念，使其风韵更可理喻，更加完美。这也使其风韵更加撩人欲望，因为这等于宣布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正象一件物品很叫我们喜欢，而价格昂贵就更增加了它的价值一般。这精选的上等津液组成了面庞，遗传的茎杆又赋予它海外珍果或著名海鲜的香味。
一个偶然事件骤然间给我外祖母和我送来了合适的手段，使我们在大旅社的所有房客眼中，威信立即提高。确实，就在那头一天，那位老妇人从自己家中下得楼来。前有小厮开路，后有贴身女仆小跑跟随，手中拿着忘下的一本书和一条毯子。靠着这些，对人的心灵产生了影响，在所有人心中激起了好奇和崇敬。看得出来，德·斯特马里亚先生比任何人都更无法摆脱这种好奇和崇敬。就在这时，旅馆经理向我外祖母弯下身来，出于客气（就象将波斯国王或拉娜瓦洛王后①指给一个默默无闻的看热闹的人看一样。显然这个看客不可能与那权势炙手可热的君王有任何关系，但也会觉得曾在几步开外的地方见过他很有意思），向她耳边溜出一句：“德·维尔巴里西斯侯爵夫人。”就在此刻，这位老妇人远远望见了我的外祖母，情不自禁地射出惊喜交加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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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拉娜瓦洛娜三世（1862——1917），她1883——1897年曾为马达加斯加王后，后被流放到留尼汪及阿尔及利亚。
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于要接近德·斯特马里亚小姐而无可求助的我，最有魔力的仙女以一个小老太太的形象突然出现，还有什么会比这个更能使我心花怒放，诸位可以想见。实际上，我再也听不见任何人讲话的声音。从美学观点来说，人的数量极其有限，不论到哪里去，都经常会体验到见到熟人的快乐，即使不像斯万那样到前辈大师的画面中去寻找也会遇到。就这样，我们到巴尔贝克小住的头几天，我就遇到勒格朗丹，斯万的门房和斯万太太本人。勒格朗丹成了咖啡店的侍者；斯万的门房成了过路的陌生人，我没有再见过他；斯万太太则成了游泳教练。对于相貌和思想方法上具有某些特点的人，似乎有一种磁现象，将他们彼此吸引到一起，紧紧抓住分不开，以至于大自然这样将一个人引进一个新的机体时，并不会使这个人受到过分的损伤。勒格朗丹变成了咖啡店侍者，但是他的个头，他鼻子的侧影和下巴的一部分都保持完好。斯万太太变成了男性，加上游泳教练的身份，不仅仅她平时的长相跟随着她，甚至某种说话的模样也跟随着她。只是她现在系着红腰带，海上稍有长浪涌来，她便举起小旗，禁止游泳（游泳教练都小心翼翼，难得有人会游泳），对我已经用处不大，正像从前斯万在《摩西生平》那幅壁画中从叶忒罗的女儿的面庞中认出了她①，也不可能有什么用处一样。这位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可是货真价实的，她并没有受到魔法的折磨，魔法一施可就夺去了她的权势。相反，她能够将一种魔法交给我的权势使用，使这权势顿时增加百倍。多亏有了这个，我就像有神鸟的翅膀托着一样，很快穿越了将我与德·斯特马里亚女儿隔开的无限远的社会地位的距离——至少在巴尔贝克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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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万之恋》中描述的情节：斯万发现奥黛特与波提切利《摩西壁画》中叶忒罗的女儿西坡拉相像，因而越发觉得奥黛特美丽非凡。
可惜，如果说这世界上有谁比任何人都更离群索居的话，那就是我的外祖母了。如果她知道，我对舆论看得很重，我对哪一个人、哪些人有兴趣，她甚至不会因此看不起我，也不会理解我。而这些人，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她大概一直到离开巴尔贝克也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我不敢向她招认，如果这些人看见她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话，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感到侯爵夫人在旅馆中很有威信，而且她的友情能在德·斯特马里亚先生眼中提高我们的地位。再说，我外祖母的这位女友在我心目中也根本不代表贵族中的一员：我的思想还没有停驻在她的姓上面时，这个姓氏在我耳边就已那么熟悉，我已经司空见惯了。我还是孩童时，就常听见家里人提起这个姓。她的贵族头衔也只不过在姓氏上加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特殊玩艺而已，就像一个不常见的名字一样。街名也是如此。在拜伦爵士街①，那么大众化、那么俗气的罗什舒阿街②，或在格拉蒙街，③发现不了任何比莱翁思－雷诺街④或希波里特－勒巴街⑤更高尚的东西。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也好，她的表兄麦克马洪也好，并不使我想到一个什么特殊世界的人。对麦克·马洪⑥和也是共和国总统的卡尔诺⑦以及拉斯巴耶⑧，我也不加区分。弗朗索瓦丝一起买过拉斯巴耶和教皇庇护十一世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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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拜伦爵士街位于巴黎第三区，于这位英国诗人逝世的次年1825年命名。
②以蒙马特尔修道院女院长（1717——1727）玛格丽特·德·罗什舒阿的名字命名，位于巴黎第九区。直到十八世纪时，该区有许多下等酒馆。到普氏在世时，此区内有了布雷耶尔音乐厅及罗什舒阿通俗戏院（1910年成为现代剧院）。
③格拉蒙街位于巴黎第二区。此处原有格拉蒙家族之大公馆，十八世纪末以此命名街道。
④莱翁思－雷诺街于1884年命名，位于巴黎第十六区。莱翁思－雷诺本为工程师，领导海岸灯塔事宜，著有关于法兰西海岸照明之论文。
⑤希波里特－勒巴街于1861年命名，位于巴黎第九区。希波里特－勒巴为本区内洛莱特圣母院之建筑师。
⑥麦克·马洪，1873—1879年曾任总统。
⑦卡尔诺，1837年生，1894年被无政府主义者卡兹里奥在里昂暗杀。
⑧拉斯巴耶（1794—1878），政治家、医生、记者，参加了1830年和1848年革命。
我的外祖母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出门在外，不应该再有什么交往，上海滨不是为了去看望人的，要做这种事在巴黎多少时间都有；这宝贵的时间应该全部在露天，面对海浪来度过，而礼尚往来、客气俗套会使你浪费宝贵的时间。她还以为所有的人都同意她的这个观点，她下令，老朋友在同一旅馆中巧遇，要演一出相互隐姓埋名的戏。她觉得这样更方便一些。听到旅馆经理提到那个姓氏，外祖母只是扭过头去，作出似乎没有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样子。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明白我的外祖母并不一定要相认，于是自己也漫无目标地望去。她走远了。我孤独地留在那里，好似一个落水者，一艘船只似乎靠近了他，但是，接着，并没有停下便消逝了。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也在这个餐厅中用餐，不过是在另一头。住在旅馆里的人或者来这里拜访的人，她一个也不认识，甚至不认识德·康布尔梅先生。有一天德·康布尔梅先生和妻子接受邀请与首席律师共进午餐，果然我看到他并未向那位老妇人打招呼。首席律师与这位绅士同桌进餐，觉得十分光彩，喜不自禁。他回避往日的朋友，只远远向他们挤挤眼睛，以便（还算是不加声张地）暗示这一历史性重大事件，为的是不要让人理解为这是敦请他们前来。
“喂，我想您混得不错，成了个时髦人物啦！”当天晚上首席审判官的老婆对他说。
“时髦？为什么？”首席律师问道，故作惊讶地掩饰自己的喜悦，“是因为我请的客人吗？”感到自己再装不下去了，他这样说道，“可是有几位朋友共进午餐，有什么可时髦的呢？
他们反正得在哪儿吃饭呀！”
“就是，就是时髦！他们就是德·康布尔梅夫妇①吧，是不是？我确实认出来了。那是一位侯爵夫人。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并不通过娶妻得到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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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是加在贵族爵位上的一个标记，一般应说“德·康布尔梅侯爵”，不应与爵衔分开，只加“德”字。首席审判官老婆如此说话，表明她对上流社会很不熟悉。
“嗨，她是很朴实的一位女子，非常可爱，一点没有客套。我以为你们会来，我直跟你们打招呼……你们来了，我不就给你们介绍了！”他用轻微的讥讽口吻使这个提议的重要性稍微减弱一些，就像阿絮埃吕斯对爱丝苔尔说：“要不要把我这列国给你一半？”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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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拉辛名剧《爱丝苔尔》第二幕第七场。
“不，不，不，不，我们还是躲起来，像平平常常的紫罗兰一样的好。”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你们不该那样，”首席律师回答道，反正危险已经过去，他胆子壮起来了，“他们还会把你们吃了！
咱们玩牌吧？”
“太好了，我们都不敢跟您提这个了，你们现在请侯爵夫人吃饭了！”
“噢，算了吧，这些人毫无不同寻常之处。喂，我明天晚上要去跟她们吃饭。你愿意不愿意替我去？我这么说是真心诚意的。说老实话，我也一样喜欢呆在这里。”
“不，不，不！……那人家要把我当反动分子撤职了！”首席审判官大叫大嚷道，因为自己开的这个玩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您也一样，人家在菲特尔纳接待您，”他扭过身对公证人说话，加上这么一句。
“噢！我每个礼拜天去，一个门进，另一个门出。但是他们可不像在首席律师家那样在我家吃饭。”
德·斯特马里亚先生那一天不在巴尔贝克，真叫首席律师遗憾。但是他很狡诈地对饭店侍应部领班说：
“埃梅，你可以告诉德·斯特马里亚先生，他并不是在这间餐厅里吃饭的唯一贵族。今天中午与我一起用午饭的那位先生，你可看见？嗯？小胡子，军人模样？对，那就是德·康布尔梅侯爵！”
“真的吗？怪不得呢！”
“这应该向他表明，他并不是唯一有贵族头衔的人。捉弄捉弄他好了！煞一煞这些贵族的威风，不是坏事。埃梅，你知道吗，我说的这些话，请你一点也别告诉他。这倒不是为我自己。再说，这些他全知道得一清二楚。”
第二天，德·斯特马里亚先生知道了首席律师为他的一个朋友辩护的事，亲自出马自报家门。
“咱们共同的朋友德·康布尔梅夫妇本来正是打算让咱们在一起聚聚的，不巧咱们安排的日程凑不到一块，总之，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首席律师说道，像所有撒谎的人一样，自以为人家是不会设法弄清某一个无足轻重的细节的。实际上某个细节便足以（如果碰巧你掌握了朴素的事实真相，那真相与这细节相互矛盾）揭示某人的性格，并叫人永远对你存有戒心。
我象往常一样望着德·斯特马里亚小姐。她父亲走开去与首席律师谈话时，就更方便。她的仪态显得异常放肆，又始终特别优美。例如，她双肢支在桌上，将酒杯举到前臂之上，目光冷淡，很快就无精打采，固有的，家传的生硬，她的声音中个人的抑扬顿挫掩盖不住这种冷淡和生硬，从口气里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些东西。这使我的外祖母非常不快。那是返祖遗传的傲慢，每当通过某个眼神或某种声调她表达完了自己的思想之后，就要回到那种傲慢的表情上去。这一切必须使注视她的人想到她的家系上去，是这个家系将这种缺乏人情味、缺乏敏锐感受和缺少宽大胸怀传给了她。有时她的目光从眼珠那飞快干涸的背景上瞬息闪过，从这目光中可以感到几乎谦恭的温柔，那是感官享乐占主导地位的滋味赋予世界上最骄傲的女子的温柔。这女子转眼间就只承认一种威望，那就是任何可以使她体会到这些感官享乐滋味的人在她面前的威望，哪怕是一个喜剧演员或者江湖艺人。为了他，说不定她会离开自己的丈夫一整天。有时她的面色现出肉感而且鲜艳的玫瑰色，这玫瑰在她那苍白的双颊上盛开，那面色犹如将肉红色加进了维沃娜河中白色睡莲的花蕊。从某些这样的目光和这样的面色中，我似乎感觉到，她说不定会轻易应允，让我前来在她身上寻找她在布列塔尼过的那么富有诗意的生活的味道。也许是太司空见惯了，也许天生与众不同，也许厌恶自家的贫穷或吝啬，她似乎并未给这种生活找到很大的价值，不过，在她的身上就暗暗包含着这种生活。
遗传给她的意志力，储备量甚微，赋予她的表情某种懦弱，大概她从那微量的储备中找不到抵抗力量的源泉。她每次用餐都戴一顶灰色呢帽，从不变样，帽上插着一根已有些过时却又自命不凡的羽毛。在我眼中，这顶呢帽使她变得更加温柔，并不是因为这帽子与她那银白和粉红的面色十分相谐，而是因为这顶帽子使我设想她很贫穷，这就使她与我更加接近。父亲在场，她必须取一种合乎习俗的态度，但是对于她面前的人有何感受，如何对这些人进行分类，她已经有了与其父亲不同的原则。说不定她在我身上并没有注意到地位不够，而是注意到了性别和年龄。如果哪一天德·斯特马里亚先生单独出门，不带着她，特别是如果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走来坐在我们的餐桌上，使她对我们产生一个概念，我可能会壮起胆子去接近她，说不定我们就能交谈几句，约会几面，关系更紧密了。如果有一个月，她父母不在，她一个人就留在那富有浪漫情调的古堡中了。黄昏时节，在海浪汩汩敲击的橡树下，在那色泽暗淡下去的水面上，欧石南粉红的花朵发出更柔和的闪光，说不定那时我们两人就能单独散步了。我们会一起足迹踏遍这个岛屿。对我来说，这小岛充满了魅力，因为它隐藏着德·特斯马里亚小姐的日常生活，因为它安眠在她双眼的回忆中。当我穿过这些地点，这些地点以那么多的往事包围着她，我似乎感到只有在这里，我才真正地拥有她。这些往日的回忆如一层面纱，我的欲火真想将它掀开。还有大自然在女性与某些人之间投下的回忆（怀着同样的意图，大自然对所有的人，在他们与最强烈的快感之间，放上传宗接代的行为；对昆虫，在花蜜前放上花粉，好让昆虫将花粉带走），以便他们受到这样更能完全占有她的幻觉欺骗之后，不得不首先占有自然景色，她就在这景色之中生活。比起肉欲的快感来，这景色对他们的想象更有用。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肉欲的快感，这景色是不足以吸引他们的。
可是这时我必须将视线从德·斯特马里亚小姐身上移开了，因为她父亲已向首席律师告辞，并且回来坐在她的对面，提着双手，好像一个人刚刚得了什么宝物一样。他大概认为结识一位重要人物是一件奇怪而简短的举动，这举动本身就已足够；为了扩展这一举动所包含的全部意义，握一握手，注视一下也就够了，并不需要立即交谈，也不需要事后有什么交往的。至于首席律师嘛，这次会见那初次的激动一过去，他就象平日人们有时听见他谈话那样，对旅馆侍应部领班开了腔：
“埃梅，我可不是国王；你去国王身旁服侍吧……喂，这头一道菜小鳟鱼，看上去很好吃，咱们再向埃梅要点。埃梅，你们做的这小鱼，我看完全可以再叫几盘。你再给我们送点来，埃梅，悄悄地。”
他不时反复叫着埃梅的名字，这就使得他请什么人吃饭时，他的客人会对他说：“我看出来，你在这里完全和在家里一样嘛！”从这种想法出发，客人觉得也应该嘴里不断地叫着“埃梅”，这里面既有胆怯，又有俗气，又有愚蠢。某些人认为，一字不差地模仿跟他们在一起的人，是既聪明又漂亮的事，这些人就是又胆怯，又俗气，又愚蠢。他不断地重复这名字，但是面带笑容，因为他既要将他与旅馆侍应部领班的良好关系展现在人们面前，又要将自己高于他的那种优越感表现出来。旅馆侍应部领班也一样，每次他的名字又出来的时候，他都既感动又骄傲地微笑着，表明他既感到受抬举，又完全明白那是开玩笑。
大旅社这间宽大的餐厅，一般是座无虚席的。对我来说，在这里用饭总是很吓人的事。当旅社的业主（或者是合伙人公司选出的总经理，我不太清楚）来到待上几日时，这种情形尤甚。此人并非这一家豪华旅馆的业主，而是七八家旅馆的主人。这些旅馆遍布法国各地，他就在这些旅馆之间往来穿梭，在每一处不时待上一个星期。这时，几乎就在晚餐开始时，每天晚上在餐厅入口处，这个小老头儿就会出现，白头发，红鼻子，不动声色，衣冠整齐，不同寻常。据说，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蒙特卡洛，他都以欧洲最大的旅馆主之一而赫赫有名。
有一次，晚餐开始时我出去了一会，回来时从他面前经过。他向我施礼，显然是为了表明我是他的顾客，但是十分冷淡。我无法辨清这种冷淡的原因，是一个人忘不了自己的身分，而表现出的矜持，抑或是对一个无足轻重的顾客的蔑视。反过来，面对那些十分重要的客人，总经理鞠躬时亦同样冷淡，但是腰弯得更深一些，毕恭毕敬，垂下眼皮，好象在葬礼上站在死者父亲面前或圣体面前一样，除了这种冷淡而又难得的敬礼之外，他一动不动，似乎为了表明他那前突而又熠熠闪光的双眼什么都看得见，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在“大旅社的晚餐”中，既保证各种细处完美，又保证总体和谐。显然他感到自己比导演高明，比乐队指挥高明，是真正的大元帅。他认为，将凝视提高到最高程度，就足以保证一切就绪，犯下的任何过失也不会导致完全溃败。为了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他不仅仅不作任何手势，甚至眼睛也不眨一眨。由于注意力集中，那眼睛几乎都化成了化石。可这眼睛对全部行动一览无余，而且指导着全部行动。我感到甚至我那羹匙的动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一喝完汤，他就溜之大吉了。可是他刚才的检阅，叫我整个晚餐过程都没有胃口。
他的胃口倒极佳，因为他象一个普通人一样，与所有的人同时在餐厅中用午餐。大家都看得出来，他那餐桌只有一点特殊，那就是在他吃饭过程中，另一位经理，平常的那位，一直站在他身旁与他谈话。因为这位经理是总经理的下级，他极力拍总经理的马屁，而且对总经理怕得要命。吃午饭时我的恐惧有所减少，因为总经理这时消失在顾客之中，极力不引人注目，如同一位将军坐在一家饭馆里，饭馆中也有士兵，他要显出不管他们的模样。尽管如此，穿制服的仆役环绕四周，门房向我宣布“他明天早晨走，到迪纳尔去。从那，他到比亚里茨去，然后到戛纳去”时我总算呼吸更自由一些了。
我在旅馆中没有什么交往，而弗朗索瓦丝结交了许多熟人，这就使我在这里的生活不仅很凄凉，而且很不舒服。看上去，似乎她结交的人应该使我们办事方便。实际则正相反。虽然那些无产者很难叫弗朗索瓦丝把他们当熟人待，只有在极为彬彬有礼待她的某些条件下，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反过来，他们一旦达到这种地位，那弗朗索瓦丝心中就只有他们了。她的老经验已经教她明白了，对她主人的朋友，可以丝豪不受约束。如果她有要紧的事，就可以把一位前来看望我外祖母的太太打发走。但是对她自己的熟人，就是说那些难得为她那难得的友情所接纳的平民百姓，她的行为可是遵照最细致周到、最绝对的外交礼仪的。
弗朗索瓦丝认识了主管饮料的掌班，认识了一个小小的贴身女仆，她是给一位比利时太太做长裙的。弗朗索瓦丝认识他们以后，午饭后再也不马上上楼为我外祖母准备各种器物，而是在一小时之后，因为主管饮料的掌班要给她弄咖啡或者药茶喝，那个贴身女仆要她去看自己怎样做衣裳。而拒绝他们是不可能的，是属于不可为之事之列。此外，她对那个小贴身女仆特别关心。那人是一个孤儿，几个陌生人将她养大，她就要到那些人家里去过几天。这种情形激起弗朗索瓦丝的怜悯之情，也激起她那善意的蔑视。她自己有家庭，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所小房子，她的兄弟在那里养了几头乳牛。她不能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视为她的同类。这个小姑娘希望八月十五①时去看望她的恩人。弗朗索瓦丝情不自禁地反复叨念着：“她真叫我好笑。她说：‘我希望八月十五回家去。’她说‘家’！那根本不是她的老家，而是收养她的人，可她还说‘家’，好象真是她的家似的。可怜的小姑娘！她真穷得可以，都不知道什么叫有个自己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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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8月15日西方为圣母升天节。
弗朗索瓦丝与顾客带来的一些贴身女仆要好，这些人跟她一起在“邮件处”用晚饭。她们看见她那漂亮的花边便帽和条的体态，把她当作是一位太太，说不定是贵族太太，因境况不佳或者对我外祖母非常依恋而来给她当个随身人。如果弗朗索瓦丝只与这些人要好，一言以蔽之，如果她只与不是旅馆的人要好，那害处还不大，因为她还不会妨碍旅馆的人为我们做事。其实，即使她不认识旅馆的人，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对我们有什么用。可是弗朗索瓦丝也与一个饮料掌班、一个厨房里的人、一个管一层楼的女管事交上了朋友。结果是，在我们的日常起居上，弗朗索瓦丝新来乍到，还什么人都不认识时，为一点点小事，她就乱按铃叫人。有时时间不合适，我外祖母和我都不敢按铃，她却敢。我们如果为此对她稍加批评，她便回答说：“花了不少钱嘛，就得这样！”似乎那钱是她付的。而现在，自从她成了厨房里一个大人物的朋友后，我们本以为这对我们住得舒服一些是个好兆头。然而不是这样，如果外祖母或我脚冷，哪怕是正常时间，弗朗索瓦丝也不敢按铃。她说，这样会叫人产生不好的印象，因为这等于逼他们再把锅炉升起来，或者妨碍仆人吃晚饭，他们会不高兴的。最后她还要用上一个固定词组：“事实是……”，虽然她自己说时也不大有把握，可是这句话的意思仍很明显，明明白白地是说我们不对。我们也不坚持，生怕她再对我们来上一个固定词组，而且更厉害得多：“有什么了不得！……”结果是：因为弗朗索瓦丝成了烧热水的人的朋友，我们反倒再也没有热水了。
最后，通过我外祖母，我们也认了一个熟人，虽然她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有一天早晨她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在一扇门边迎面相遇，不得不上前搭话，事先双方都作出惊讶和犹豫不决的手势，作出后退、怀疑的动作，最后又因礼节和高兴做出抗议的动作，就象莫里哀戏剧的某些场面一样：两个演员相距几步远，但是长时间各自在一边进行独白，忽然，他们你看见了我，我看见了你，最后又两人一起说起话来，对话之后就来了个合唱，两人拥抱在一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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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普氏可能想到了莫里哀《妇人学堂》的开头。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出于谨慎，过了一会就想离开我的外祖母。可是外祖母相反，更希望一直挽留她到午饭时刻，极力想知道她是怎么搞的，收到信件既比我们早，又能吃到上好的烤肉（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很贪吃，她很少品尝旅馆里的饭菜。我们是在旅馆里用餐的。我的外祖母总是引用塞维尼夫人的原话，认为旅馆的饭菜是“富丽堂皇到叫人饿死”①的）。从此，侯爵夫人养成了习惯，每天在餐厅里等人家给她上菜时，便到我们身旁坐一会，而且不许我们站起身来，不许我们在任何事上为她忙碌，至多在我们吃完午饭，桌上杯盘狼藉的时刻，常常多待一会与她聊聊。
我呢，为了能爱上巴尔贝克，为了保持我置身于地球尽头的想法，我竭力向更远的地方望去，只看见大海，在那里寻找波德莱尔所描写的各种效果，只有上什么大鱼的日子我的目光才低垂下来注视餐桌。这海中魔怪与刀叉相反，与原始时代是同时代之物。那个时代，生命开始在大洋之中涌流，在西梅里安②时代，鱼类那无数椎骨和蓝色、粉红色神经的躯体已经由大自然创造出来，而且是按照一种建筑蓝图，好象一座多色彩的海上教堂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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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自塞维尼夫人1689年7月30日致其女儿函。说的是瓦纳主教的华宴。意思是菜肴极为丰盛，但是客人不敢吃，因为全是不好消化的东西。
②这是古代的一个民族，荷马在《奥德赛》中曾经提到。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数次提到。据说这些人生活在天涯海角，永远是黑夜。
一个理发师正在毕恭毕敬地服侍一位军官。一位顾客走进来，理发师见那军官认出了顾客，并与他搭起话来，聊上一会。理发师很高兴，他明白这两位属于同一阶层，去拿肥皂碗时，禁不住微微一笑，因为他知道在他这店里，在使用洗头肥皂这粗俗的活计之上，还可加上社会上的、甚至贵族味道的快乐。埃梅也像这个理发师一样，他看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发现了我们是老熟人，去给我们端漱口水时，那种微笑和一位很会适时走开的家庭主妇那既自豪又谦虚又非常不引人注目的微笑一样。也可以说那是一位兴高采烈而又深受感动的父亲，他密切地注视着在他的餐桌上结成订婚礼的子女的幸福，而又不去打扰这种幸福。再说，只要听人道出一个有贵族头衔的人名，埃梅就会显得兴高采烈。这与弗朗索瓦丝正好相反，谁若是在她面前说“某某伯爵”，她的脸色没有不阴沉下来，话语没有不变得干巴巴而又简短的。但这并不说明她钟爱贵族的程度就比埃梅差。
其次，弗朗索瓦丝还有一个本事，那就是她能从别人身上找出其最大的缺点来。她很为此自豪。埃梅属于令人愉快又充满善良纯朴的一类人，弗朗索瓦丝则不然。给埃梅他们讲一件多少带点尖刻味道、但在报纸上没有的、尚未发表的事情时，他们便感到非常高兴，而且形诸于色。弗朗索瓦丝可不愿露出惊异的神色。奥地利大公鲁道夫①，她从来就没想过有这么个人。若是在她面前说，这位大公并没有象人们认为确有其事那样已经死掉，而是还活着，她也会回答“对”，似乎她早就知道一样。此外，还应相信，她虽然那样谦恭地称我们为主人，我们也几乎完全驯服了她，但是她出身的家庭在自己的村庄里境况富裕，地位独立，享有一定威望，这个家庭的地位一定受到这些贵族的干扰。所以，即使是从我们嘴里她听到一个贵族的姓名，她也没有不强忍怒气的。而埃梅则相反，他自孩童时代起便在贵族家中当仆役，甚至可以说他是靠慈善在这些人家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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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鲁道夫（1858—1889）为奥地利国王弗朗索瓦－约瑟夫一世的独生子，1889年，人们在梅耶林的猎宫中找到他与情妇玛丽亚·维茨拉的尸体，不知他们是自杀还是被暗杀。
因此，对弗朗索瓦丝来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因自己是贵族就需要向人讨饶。至少在法国，这正是那些大老爷和贵妇人的天才之所在，也是他们唯一操心的事。有些仆人，就他们的主人与他人的关系，不断收集些只言片语，从中有时得出错误的推理——就象人对动物的生活得出错误的推理一般。弗朗索瓦丝遵循这个倾向，总是觉得人家“亏待”了我们。再说，和她对我们极度偏爱一样，她从别人使我们不快中得到快乐，这也很容易使她得到这个结论。但是，当她看到，而且决不可能看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我们和对她本人的百般殷勤照顾以后，她便原谅了这位夫人身为侯爵夫人，而且由于她不停地感谢这位夫人身为侯爵夫人，她喜欢这位夫人胜过我们认识的所有的人。这是因为我们认识的人当中，确实没有哪一个能努力做到这样持续不断地热情备加。每次我外祖母发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正看一本书，或者说觉得一位女友赠她的水果漂亮，一小时过后，一位贴身男仆就会上楼来将书或水果送给我们。待我们此后与她相见、向她表示感谢时，她总是作出要给她赠物找一个特殊用途以作为遁辞的模样，只是说：“那书并不是什么杰作，可是报纸到得这么晚，非得有点东西看不可。”或者说：“在海边，弄些可以放心的水果，是比较谨慎的做法。”
“可我觉得你们从来不吃牡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我们说（更增加了我那时的厌恶印象，因为牡蛎的活肉叫我讨厌，更甚于粘乎乎的海蜇，这两样使我觉得巴尔贝克海滩黯然失色），“这一带海边，牡蛎非常鲜！啊，我要吩咐我的贴身女佣人，去取我的信时将你们的信也一起取来。怎么，您的女儿每天给您写信？你们能找得出那么多话相互倾诉吗？”
我的外祖母沉默不语。可以相信这是出于蔑视。她在给我妈妈的信中反复地写到塞维尼夫人那句话：“刚刚收到一封信，过一会又想再收到一封，我全靠收信才能呼吸。①我的这种感觉，能理解的人微乎其微。”下面的结论是：“我寻求属于这少数之列的人，我回避其他人。”我真担心她会将这个结论应用在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身上。她不得不转换话题，对前一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叫人给我们送来的水果大加赞扬。那水果也确实精美之至，旅馆经理虽因自己的水果盘深受蔑视而妒意大发，依然对我说：“我跟您一样，比起其它任何餐后小吃来，我更喜欢水果。”我的外祖母对自己的女友说，旅馆里上的水果一般都非常糟糕，因此她对这些水果就更加喜欢。
“我可不能象塞维尼夫人那么说，”她补充一句道，“如果我们异想天开想找一个坏水果，则不得不叫人从巴黎弄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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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句见于塞维尼夫人1671年2月18日致女儿函。下面两句却不在此函中。
②见塞维尼夫人1694年9月9日函，原话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异想天开想找到一个坏甜瓜，可能就不得不叫人从巴黎弄来了，这里是没有的。”
“啊，对，您看塞维尼夫人的《书信集》。我从头一天就看见您手里拿着她的《书信集》（她忘了，她在门边与外祖母相遇之前，在旅馆里从未见过我的外祖母）。她总是操心她的女儿，您不觉得有点过分？她谈女儿谈得太多了，不可能是真心诚意的。她写的东西不够自然。”
外祖母觉得辩论毫无用处。为了避免在无法理解她之所爱的人面前谈论这些事，她干脆把手提包放在《德·博泽让夫人回忆录》上边，把那本书遮住。
弗朗索瓦丝戴着一顶漂亮的便帽，旅社的全体人员对她敬重备至。她下楼“到信件处去吃饭”，她称这个时刻为“中午十二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如在这时遇到她，便拦住她打听我们的消息。弗朗索瓦丝将侯爵夫人委托的话转达给我们，她模仿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嗓门说道：“她说：‘您一定向他们问好。’”她以为是逐字逐句引用那位夫人的话，可是歪曲的程度，不亚于柏拉图歪曲苏格拉底的话①，或者圣约翰歪曲耶稣的话。自然弗朗索瓦丝对这种关切十分感动。外祖母担保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从前姿色出众。弗朗索瓦丝可不相信，她认为外祖母出于阶级利益在信口开河，富人反正总是护着富人。确实，那出众的姿色，如今已残留无多。除非比弗朗索瓦丝更具艺术家气质，仅要注视她，而且要对每个线条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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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柏拉图确实在其《对话录》中经常提及苏格拉底。仔细研究以后，确实苏拉底的形象与柏拉图给我们描述的不尽符合。
“我得想着哪一次问问她，是不是我搞错了，她是不是与盖尔芒特家有什么亲戚关系，”外祖母对我说。这话激起我满腔怒火。这两个姓氏，一个是通过亲身体验那低矮而可耻的门进入我的心中，另一个是通过想象那金色的大门进入我的心中。说这两个姓氏之间有共同的宗室，我怎能相信？
人们经常看见卢森堡亲王夫人走过，已经有好几天了。车马华丽，她本人身材高大，红棕头发，美丽非凡，只是鼻子有些过大。她在此地度假，住几个星期。她的敞篷四轮马车停在旅馆门前，一个小厮过来与旅馆经理说话，又回到马车旁，然后送来一些上好的水果（集各种水果于一个篮子之中，正如海湾本身将各个季节都汇集在一处一般），附一张卡片：“卢森堡亲王夫人”，上面用铅笔写了几个字。蓝莹莹的、闪闪发光的、滚圆的李子，跟此刻大海那么圆一样；透明的葡萄挂在枯枝上，好似明媚的秋日；天青石般的梨子。这些水果，送给哪一位隐姓埋名住在这里的王子呢？这不会是送给外祖母的女友的，亲王夫人希望来拜访她。可是第二天晚上，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就差人给我们送来了新鲜而又金光闪闪的串串葡萄，一些李子和梨。虽然李子已变成了紫色，犹如我们进晚餐时刻的大海；虽然天青色的梨子上，已漂着玫瑰色的云朵，我们还是认出了这些水果来自何处。
过了几天，上午在海滩上有交响乐音乐会演出，散场时我们遇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我坚信自己听到的作品（《洛亨格林》序曲，《坦豪斯尔》①序曲等）表达了最高的真理，尽量提高自己以达到那作品的境界。为了理解这些作品，我从自身提炼出一切最美好、最深刻的东西，也将一切最美好、最深刻的东西赋予这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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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均为瓦格纳的歌剧作品，分别于1850年和1845年上演。
外祖母和我从音乐会出来，踏上归途回旅馆。我们在海堤上停了一会，与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交谈几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我们说，她在旅馆里为我们订了火腿干酪夹心面包片和奶油蛋。就在这时，我望见卢森堡亲王夫人从远处向我们走来。她半拄着一把阳伞，那高大而美丽的身躯现出微微的曲线，划出帝国时代美貌风流的女子珍爱的阿拉伯图案。这些女子双肩下垂，后背上提，臀部凹陷，腿部绷紧，很善于使她们的身躯像一条围巾一样无精打采地飘动。穿过躯体的那条肉眼看不见的柔软而倾斜的茎杆作为骨架，她们的身躯便围绕着这骨架飘动。
卢森堡亲王夫人每天上午出来在海滩上转一圈。那时节，所有的人都洗完了海水浴，上岸准备吃午饭了。她是非到一点半钟才进午餐的，所以，洗海水浴的人早就放弃了那空荡而灼热的海堤之后，她才返回自己的别墅。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向她介绍我的外祖母，也想介绍我。可是不得不向我询问我的姓名，因为她想不起来了。说不定她根本就不知道我姓什么，或者说，她早就忘记我外祖母将自己的爱女嫁给谁了。我的姓氏似乎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这时，卢森堡亲王夫人已向我们伸出了手。当人们向奶妈带着的婴儿微笑时，常常还要加上一个亲吻。她与侯爵夫人说话过程中，不时转过头来带着这种亲吻的雏形，向外祖母和我投过柔和的目光。她希望不要显出自己地位比我们高的样子，但是她肯定没有计算好这段距离。由于计算错误，她的目光充满了善意，以至于我看到她就要像抚摸两头可爱的动物那样用手来抚摸我们。在驯化动物园①里，两头可爱的小兽就会越过铁丝网，朝她伸过头去。顿时，这种关于动物和布洛尼森林的想法在我心中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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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巴黎布洛尼森林附近。
那时节，海堤上尽是来往走动、高声叫卖的小贩，卖的是点心，糖，小面包之类。亲王夫人不知道怎样表示她的好意，便拦住了从我们身边经过的第一个小贩。他只剩下一块黑麦面包了，就是人们扔给鸭子吃的那种。亲王夫人买了这块面包，对我说：“这是给你外祖母的。”可是她却把面包递给了我，微微一笑对我说：“你亲自交给她吧！”她大概以为，在我与动物之间如果没有中介，我的快乐就会更其完整了。
又有其他小贩走过来，她将所有的东西都买了来，塞满了我的口袋，有扎好的一包一包，有角帽形小点心，有罗姆酒蛋糕，有大麦糖。她对我说：
“你自己吃，也给你外祖母吃吧！”
然后她叫穿红锦锻衣服的小黑人给商贩付钱。那小黑人到处跟随着她，成了海滩上的奇景。此后，她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告别，并向我们伸过手来，有意对我们和她的女友一视同仁，当密友对待，而且有意降低自己的身份使我们能够接近她。不过有一次，她似乎将我们的水平在人的阶梯上放得不那么低，因为她与我们的平等，是通过亲王夫人向我外祖母温柔而充满母爱的微微一笑来表示的。人们像向一个大人告别一样向一个淘气孩子道再见时，就是这样微笑的。我的外祖母在进化上产生了美妙的飞跃，她不再是一只鸭子或一只羚羊，而已经成了斯万太太大概会称之为的“baby”①。最后，亲王夫人离开了我们三个人，到充满阳光的海堤上继续散步去了。她那美丽的腰肢弯曲着，象绕在木棍上的一条蛇一样，缠绕在合拢起来拿在手中、白底蓝花的阳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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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语：婴儿。
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亲王夫人。我说第一位，因为马蒂尔德公主从仪态上说完全不是亲王夫人。这第二位，以后诸位会看到，以其钟情也叫我大吃一惊。第二天，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我们说：“她觉得你们很迷人。这个女人很有眼光，心地十分善良。她跟那许多女君主或亲王夫人可不一样。她具有真正的价值。”这时我便明白了，那是一种大老爷的和蔼可亲，自愿在国君与资产阶级之间充当中间人。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又用坚信不疑的神情加上一句：“我想，她会很高兴再与你们见面。”她非常高兴能对我们这样说。
离开卢森堡亲王夫人之后，当天下午，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告诉我一件事，叫我更为惊异，而且又不属于和蔼可亲的范围。
“你父亲可是部里的司长？”她问我道。“啊！据说你父亲是个美男子。此刻他正在作美妙的旅行。”
几天以前，我们从母亲的一封信中获悉，我父亲和他的旅伴德·诺布瓦先生丢失了行李。
“行李找到了，更正确地说，根本就没丢，就是这么回事，”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我们说。不知道为什么，对旅行的细节，她似乎比我们知道更详细。“我想你父亲下个星期要提前回来了，他大概放弃去阿尔及西拉的计划了。不过他想在托莱多①多呆一天，因为他对提香的一个弟子②十分欣赏。我想不起此人的姓名了，不过在当地那是很有名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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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西班牙城市。
②此弟子即指西班牙画家格雷戈。
对她所认识的那群人单纯、细微而又模糊的骚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向是用不动声色的眼镜远远打量的。我自忖，是什么巧合，使得她观看我父亲的那个地方，正好嵌了一块无限放大的镜片，使她那么有立体感地、极为详细地看到了我父亲所有令人愉快的东西，例如使他不得不回家的偶然事件呀，在海关遇到的麻烦呀，对格雷戈①的兴趣呀等等。这块镜片改变了她视野的比例尺，在万头攒动的芸芸众生中唯一使她看到这一个人，就象居斯塔夫·莫罗画朱庇特在一个软弱的下界女子旁边，将他画得超人大小一样。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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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格雷戈（1541—1614），西班牙画家。
②大概指的是《朱庇特与塞墨勒》一画，画上，朱庇特将塞墨勒置于自己膝上，塞墨勒犹如其掌中玩物。也有说指的是《朱庇特与欧罗巴》。
我的外祖母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告辞，以便我们能在旅馆前多呼吸一会新鲜空气，一面等待着人家隔着玻璃窗向我们打招呼，说我们的午饭已经备好。这时只听得一阵喧嚣。原来是野蛮人部落国王那年轻的情妇刚刚洗罢海水浴，回来进午餐。
“这真是一大害，她应该离开法兰西！”首席律师此时正经过这里，他义愤填膺地大喊大叫。
公证人的老婆却眼睛睁得大大地，死死盯着冒牌女君主。
“布朗代太太那样望着这些人，多么叫我着恼，我简直没法告诉你，”首席律师对首席审判官说道，“我真想给她一记耳光！这个女无赖，你这么看她就提高了她的身份，她就盼着人家注意她呢！你叫布朗代提醒提醒她，告诉她这很可笑。我呀，如果他们再作出对这些冒牌货加以注意的模样，我再也不跟你们一道出去了！”
卢森堡亲王夫人的马车，在她前来送水果那天，已在旅馆前停过。她的前来，自然也未逃过公证人、首席律师和首席审判官的老婆那一群人的眼睛。这几个女人看见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这么受到敬重，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她到底配不配，她们已经手忙脚乱了一些时候，想知道她是真正的侯爵夫人还是一个女冒险家。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穿过大厅时，到处刺探不对头的事的首席审判官老婆从活计上抬起头来，望着那位夫人，那劲头叫她的女友们笑个半死。
“噢，我呀，你们知道，”她骄傲地说，“我一开始总是往坏处想。非给我拿出一个女人的出生证和公证人证件，我才会相信这个女人真正结了婚。此外，你们别害怕，我要进行小小的调查。”
于是，每天这些女人都笑着跑来问：
“我们是来听新闻的。”
卢森堡亲王夫人前来拜访的那天晚上，首席审判官的老婆把一根手指搁到嘴上。
“有新鲜事。”
“啊！她真了不起，邦森太太！我从未见过……你说，你说怎么啦？”
“咦，一个女人，黄头发，脸上擦的粉有一尺厚，一里开外就能闻到马车味，只有那些小姐才会有这样的车，她刚才来看望那位所谓的侯爵夫人啦！”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嘿，你们看哪！就是我们看见的那位太太，你想起来了吗，首席律师？我们真觉得她不怎么样，可不知道她是来看侯爵夫人的。一个女的，带一个小黑人，是不是？”
“就是，就是。”
“啊，你们说得够多了。你们不知道她的姓名吗？”
“知道，我故意装作走错门了，拿着了她的名片，她的外号叫卢森堡亲王夫人！我多加提防就是有道理嘛！这地方，人很混杂，还有这类天使男爵夫人①来搞鱼目混珠，真是够惬意的！”
首席律师向首席审判官引证了马杜林·雷尼埃和玛塞特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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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天使男爵夫人”是小仲马1855年写的一个剧本《半上流社会》中的女主角。她是一个交际花，试图通过嫁人进入上流社会，但是没有成功。
②马杜林·雷尼埃（1573—1613），著有讽刺作品《玛塞特》，叙述一个浪荡女人晚年成了虔诚的教徒的故事。
再说，这一误会，并非象一出轻松的喜剧里那些第二幕形成到最后一幕便解除了的误会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德·卢森堡亲王夫人是英国国王和奥地利国王的外甥女。当她前来接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一起出去坐马车兜风时，这两人总显得两大怪一般，属于那种水城难以躲开的怪物。圣日耳曼区的人，在大部分资产阶级人士眼中，有四分之三是输光了赌本的恶棍（再说，个别人有时也确是如此），所以，任何人都不会接待他们的。在这方面，资产阶级是太老实了，因为贵族老爷的毛病决不会妨碍他们自己在凡是资产阶级永远不会受到接待的地方得到垂青，受到接待。而贵族自认为资产阶级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在与己有关的事情上装得天真纯朴，而对他们那些穷愁潦倒的朋友则故作诽谤，这就造成了误会。如果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偶尔与小资产阶级发生关系，因为这个贵族非常富有，恰巧主持最大的一些财团，资产阶级终于会看到，一个贵族当资产阶级成员也很相称。但他还会发誓说，这个人绝不会与一个破了产的赌徒侯爵交往，认为侯爵越是和蔼可亲，他就越没有人缘。待到大宗生意管理委员会主席公爵先生娶了赌徒侯爵先生的女儿作自己的媳妇，资产阶级就更莫名惊诧了。那位侯爵虽是个赌徒，但他的姓氏在法国最为古老。正如一国之君宁愿娶已被废黜的国王之女作自己的儿媳，也不愿娶现任共扣国总统之女给自己儿子为妻一样。这说明这两个世界之间彼此的看法都很虚幻，正如巴尔贝克海湾这一端海滩上的居民对位于海湾另一端海滩的看法也很废幻一样：从里夫贝尔隐约可以望见马克维尔这个“骄傲的公主”。但是就是这一点也是骗人的，因为里夫贝尔的人以为，从马古维尔也能看见里夫贝尔。事实上与此相反，里夫贝尔的灿烂美景，从马古维尔那里，大部分是看不到的。
我突然发烧，请来了巴尔贝克的医生。这位医生认为我不应该整天待在海边风吹日晒，给我开了几个药方。外祖母表面上恭恭敬敬地拿了药方，但我从那表面的恭恭敬敬上立刻看出来，她已坚定地下了决心，不照任何药方去买药。但是她对医生的保健建议很重视，接受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好意，下午带我们坐马车去兜风。这样，上午，直到午饭前，我便在我的房间与外祖母的房间之间窜来窜去。
外祖母的房间与我的房间不一样，不直接面对大海，而且从三个不同角度采光：海堤的一角，一个内院，田野。这房间内的器物也与我的房间不同，有上面绣着金银丝线和粉红花朵的沙发。一走进去便闻到的那种清新芬芳，似乎从那玫瑰色的花朵上散发出来。我更衣出去散步之前，穿过这个房间。这时，从南面进来的光线，与不同时刻进来的光线一样，折断了墙角，在海滩的反光旁，将绚丽多彩的临时祭坛安放在五屉柜上，似乎放上了小径上盛开的鲜花；光线那收拢、颤抖而又温暖的双翼挂在墙壁上，随时准备重新飞起。那光线像洗浴一般，晒热了小院一侧窗旁一方外省地毯，阳光如葡萄藤一般装点着小院，为小院的美丽动人、丰富多彩又加上动态的装饰，好似将沙发上那绣花丝绸一层层剥下，并将其金银丝边一一取下一般。这个房间有如一面棱镜，外面光线的七色在这里分解；有如蜂巢，我就要品尝的白昼的津液在这里溶解，散开，芳香醉人，看得见，摸得着：有如希望之园，溶成怦然跳动的银光和玫瑰花瓣。不过，先于一切的，还是我迫不及待地要知道今天早晨在海滨如涅瑞伊得斯①般游玩的大海是什么模样。我拉开窗帘。每一个模样的大海停驻的时间从未超过一天。第二天，就是另一个大海了，偶尔也与前一日的大海相像。但我从未见过完全相同的大海出现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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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涅瑞伊得斯是涅柔斯和多里斯的五十个女儿之一，在希腊诗人笔下，她“以微笑自娱”，勒贡特·德·利尔则称她是“欢乐的格劳科斯女神”。在希腊神话中，海神格劳科斯本为男性。
有时，大海现出那样罕见的美，我远远见了，惊异万状，更加欢喜。是这一天早晨，而不是另一天早晨，半开的窗扉在我沉迷的眼前展现出格劳科期女神的丽姿。她那慵懒的秀色，无力的呼吸，像朦胧的蓝宝石那样半透明。透过这蓝雾，我看到了给她点染上颜色的可以称得出来的各种无素在涌流。啊，真是得天独厚！女神露出睡意朦胧的笑容，令肉眼看不见的薄雾使阳光发出千变万化。这看不见的薄雾，无非是在她那半透明的表面周围所保留的一块空间而已。正因为有这一方空间，那表面就变得更为缩小，更为感人，就象雕刻家从整块石头的残存部分上分离下来的那些女神，他又不肯将这整块石头做成粗坯。女神就这样身着单色衣裙，邀我们到那粗糙而又在陆上的道路上去散步。我们坐在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敞篷四轮马车里，从这道路上，整日依稀望见她那慵倦跳动着的仙姿，却永远也到不了她的身边。
为了使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或到圣马尔斯，或到格特奥尔姆山岩，或到别的什么郊游的地方去，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吩咐早早驾车。对于一辆行进缓慢的马车来说，这都是很远的地方，要走上一整天。想到我们要去远足，我十分快乐，哼起一首最近听到的什么曲子，来回踱着，等待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穿戴整齐。如果是星期日，那么在旅馆门口的就不只是她的马车了。好几辆租来的街车，不仅等待着应邀前往菲代纳城堡康布尔梅夫人家作客的人，而且也等待着别的人。这些人与其像受惩罚的孩子一样留在这里，宁愿宣称巴尔贝克的星期天简直腻死人，他们一吃完午饭便启程躲到附近的海滩去或去参观什么名胜。当人们询问布朗代太太是否去过康布尔梅夫妇家中时，她甚至常常断然回答说：“没有，我们到贝克瀑布去了。”似乎纯粹是因为这个她才没有到菲代纳去度过一天。这时，首席律师就会大慈大悲地说：
“我真羡慕你，我跟你们一样改变主意就好了，那肯定别有情趣。”
马车旁，我等人的门廊前边，一个年轻的穿制服的饭店仆役笔直站在那里，好像一株稀有品种的灌木。他那染色的头发惊人的和谐，较之他那树木的外表更引人注目。大厅相当于前廊，或初学教理者的教堂，或罗曼时代的教堂，不住在旅馆的人也有权经过。那大厅内的这位“外侍”的伙伴，并不比他多干多少活，但是至少还动弹动弹。很可能早晨他们是帮忙打扫的。但是下午他们就站在那里，像那些即使什么事也没有仍然站在台上增加哑角数目的合唱队员一样。叫我心惊胆战的那位总经理“站得高，看得远”，准备明年大大增加这些人的数目。他的这个决定叫这个旅馆的经理心里好生难过，因为他觉得所有这些小伙子无非是“碍事的人”，意思是说他们什么用也没有，还挡道。不过至少在午饭与晚饭之间，在顾客出入之间，他们还能填补情节的空白，就象德·曼特侬夫人的那些学生一样，他们身着年轻的古代以色列人的服装，每当爱丝苔尔或若阿德下场时，便由他们来演幕间插曲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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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影射拉辛的最后两个悲剧《爱丝苔尔》和《阿塔莉》，此二剧应德·曼特侬夫人之请为圣西尔的各位小姐写成，他们在这两个戏的合唱队中扮演角色。
门外的那个穿制服仆役，衣着华丽，身体修长瘦削。我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等待着侯爵夫人下楼来。他木然不动，而且木然不动上面又加上一层悲悲切切的神色，因为他的兄长都已离开了旅馆去寻找更光辉灿烂的前程去了，他自己在这块异乡土地上感到十分孤独。
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终于来到。照应她的车辆，服侍她上车，大概应当属于这个仆役职能的一部分。可是他也知道，一个随身带着仆役的人，是由自己的仆役来侍候的，而且一般来说，这种人在旅馆里给的小费很少，圣日耳曼老区的贵族们就是如此行事。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同时属于这两种人。于是这株灌木仆役得出结论，他对侯爵夫人不抱任何希望，便任凭旅馆侍应部领班和侯爵夫人的贴身女仆将这位夫人及其衣物安置停当，而他自己仍然在那里忧伤地梦想着自己那些小兄弟令人艳羡的命运，保持着他那植物般的木然不动。
我们启程。绕过铁路车站以后不久，便走上一条乡间小路。小路在迷人的园圃间拐一个弯，又拐一个弯。路两旁均为耕过的土地。很快我便感到这条小路像贡布雷的小路一样熟悉而亲切。耕地中间，不时可见一株苹果树。苹果树上确实已经没有花朵，只有一簇雌蕊。但这已足以令我心醉神迷，因为我又认出了那无法模拟的树叶。那大大的叶子，有如婚礼结束后台阶上的地毯，刚刚被红扑扑的花朵那白缎长裙的拖裾踏过。
翌年五月，在巴黎，有多少次，我在花店里买上一枝苹果树枝，然后在它那花朵前度过一整夜啊！花朵放出同样的乳白色的津液，将其飞沫又撒在叶芽上。似乎卖花商人对我十分慷概，出于创造性的趣味，亦出于巧妙的对比，又在白色的花冠间，每边都加上了恰如其分的粉红色花苞。我久久凝望着这花朵，吩咐将花放在我的灯顶上，直到黎明给花朵送来了曙光，我常常还在望着它们。在巴尔贝克，黎明大概也同时放出这曙光的吧？我在想象中极力将这花朵带回这条路，让这花朵大量增加，将它铺满已准备好的画布上那准备好的框架。边框便是那些园圃。园圃的图案，我已牢记在心。我是多么希望，也应该，在春天怀着天才美妙的热情，以其各种色彩覆盖住其画稿时，有一天重见这一切啊！
上车之前，我已经构思了大海的画面。我要去寻找这画面，我希望看到“普照大地的阳光”下的这一画面。而在巴尔贝克，在那么多的洗海水浴的人、小棚、游艇构成的俗气的插花地之间，我看到的只是支离破碎的画面，是我的梦幻接受不了的画面。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马车到了一处海滨的高处，当我从树木的枝叶间依稀望见了大海时，这么远，那些将大海移到大自然与历史之外的细节，自然都消逝了。我望着大海的波涛，可以尽情地想象，勒贡特·德·利尔在《俄瑞斯忒斯》①中给我们描绘的正是这样的波涛。那时，英雄赫楞手下那些长发勇士，“犹如食肉飞禽黎明时飞过”，“以十万船桨拍打着轰鸣的浪涛”②。反过来，我距离大海又不够近了，我似乎感到大海不是有生命的，而是固定不动的，我再也感觉不到在那一片色彩之中大海的勃勃生机，如同一幅画在树叶间展现出的一片色彩。此时大海显得和天空一样单薄，只不过比天空颜色更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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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埃斯库勒斯的三部曲是这个标题：但勒贡特·德·利尔从此汲取灵感写成的悲剧，剧名则叫《复仇三女神》。此剧于1873年1月6日首次在奥代翁剧场上演，剧本于当年出版。
②这是剧中人道尔迪比奥斯说的话。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见我喜欢看教堂，便向我许诺说，我们以后要去看这个，要去看那个，尤其要去看克拉克维尔的教堂。她说那个教堂“完全掩映在常春藤之中”，说着作了一个手势，似乎很有兴味地将那不在眼前的教堂正面包在看不见而十分优美的枝叶之中。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作出这种描写性的小小的动作，时常用很准确的字眼将一处古迹的诱人和特别之处表述出来，总是避免使用技术性的词汇。但她无法掩饰，对她所谈的事情，她是非常清楚的。她在她父亲的一座城堡中长大，那座城堡所在的地区有些教堂与巴尔贝克周围的教堂为同一式样。那座城堡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最完美的楷模，而她对建筑竟然没有产生兴趣，她似乎极力在为自己辩解。这座城堡也是一所真正的博物馆。另外，肖邦和李斯特在那里弹过琴，拉马丁在那里朗诵过诗作，整整一个世纪的著名艺术家都在那里，在她家的纪念册上写出感想，写过和谐的乐章，画过速写。因此，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出于美意，良好的教育，真正的谦逊，或缺乏哲学精神，对她自己掌握的对所有各种艺术的知识，只赋予这种纯物质的来源，最后也就显得似乎将绘画、音乐、文学和哲学均视为在著名的列入文物保护清单的古建筑中长大、受最最贵族式教育熏陶的一位少女的特权了。人们似乎有这样的印象，对她来说，除了她继承下来的画以外，就没有别的画。她戴的一条项链，垂到长裙上，我外祖母很喜欢，她感到十分高兴。在提香为她的一位曾祖母绘制的肖像上，就有这条项链。这条项链从来没有出过这个家族。这样就可以肯定这是真品了。不知怎样买来的画克里索斯的画，她听都不爱听，事先就确信不疑那肯定是赝品，根本不想看。我们知道她本人也画一些花卉水彩。外祖母曾经听人吹捧过这些作品，就与她谈起这事。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出于谦虚转了话题，倒也没比对恭维已经司空见惯的相当有名气的艺术家流露出更多的惊讶和快乐。她只是说，这是很令人愉快的消遣，虽然画笔下的花朵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至少画花使你生活在自然花朵的世界中。尤其当人们不得不仔细注视以求临摹得很象时，对天然花朵的美，是百看不厌的。但是在巴尔贝克，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给自己放了假，好让自己的双眼得到休息。
外祖母和我，见她甚至比绝大部分资产阶级都更持“自由派”见解，真是惊讶万分。人们对驱逐耶稣会士感到愤慨，她很迷惑不解。她说一直是这么做的，甚至王政时代，甚至在西班牙，也是如此。她捍卫共和，只在下列情况下才谴责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我想去望弥撒，人家阻拦我；我不想去，人家非强迫我去。我认为这二者都一样糟糕。”她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哟！今日的贵族，这算什么玩艺！”“在我看来，一个人不劳动，简直一钱不值。”说不定就是因为她感觉到人家从她嘴里撷取讽刺挖苦、味道醇厚、难以忘却的东西，她才这么说的。
我们很尊重一些人的聪明才智，采取谨慎而又小心翼翼的不偏不倚态度拒绝谴责保守主义者的想法。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正属于这种人。我外祖母和我，经常听到她坦率地表达一些很先进的见解——不过，还没有先进到赞同社会主义的地步。社会主义是她的眼中钉，我们几乎认为，在各种事情上，真理的尺度和典范都在她身上了。当她对自己的提香的画，她的城堡的廊柱，路易－菲利浦谈话的幽默发表评论时，真是她说什么我们信什么。
但是，那些谈起埃及绘画和伊特鲁立亚①铭文来令人着迷的学识渊博的学者，谈起现代作品来可就太平常了。我们不得不自忖，对于他们擅长的那些学问，是否我们估价太高，因为他们对波德莱尔的研究很简单，平平常常，而他们对现代作品的研究就连这种平平常常都显不出来。当我就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提问时——往昔她的父母全接待过这些人，她自己也隐约见过他们——她嘲笑我对这些人十分佩服。象她刚刚对一些贵族大老爷或一些政治家讲一些挖苦的话一样，也对他们讲上一些挖苦的话。她对这些作家品评很苛刻，说他们正是缺少下列的优秀品质：谦虚，不自我炫耀，满足于一种朴实的艺术，恰到好处而不再多加一笔，避免口若悬河以显得可笑。随机应变，总之，缺少那些判断适度，简单朴素的品格。人们告诉她，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会达到具有这些品格的高度。看得出来，她毫不犹豫将一些人放在这些作家之上。也说不定那些人由于具有这些品格，确实能胜过巴尔扎克、雨果、维尼式的人物，或在一间客厅里，一次学会上，一次大臣会议上，能胜过莫莱②，冯塔那③，维特罗尔④，贝索⑤，巴斯基埃⑥，勒布伦⑦，萨方迪⑧，或达吕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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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伊特鲁立亚为意大利古地区名。
②莫莱伯爵（1781—1855），参加过第一帝国政府，后拥护七月王朝，1836—1839年任路易－菲利浦政府的首相。
③冯塔那（1757—1821），曾拥护法国大革命，但又被革命暴力吓破了胆。为重建帝国的倡导人之一。“百日事变”时，他没有响应拿破仑的召唤，因此得到路易十八的青睐，曾任国务大臣。
④维特罗尔男爵（1774—1854），曾在孔德反革命军队中战斗，后投到帝国一边，但又参与了泰勒朗的阴谋活动，无论是查理第十还是路易－菲利浦都未能使他实现自己的野心，但他始终是狂热的保皇党。
⑤贝索（1816—1880），因政治活动成功先后获男爵及公爵称号，1851年拒绝效忠第二帝国。1871年以后，曾被任命为高师校长。
⑥巴斯基埃（1767—1862），恐怖时期被关进监狱，效忠帝国和路易十八，参加过黎希留和德卡兹内阁，被路易－菲利浦任命为元老院主席。
⑦勒布伦（1785—1873），七月王朝时期大为走红，拿破仑第三接纳他进了参议院，写过不少悲剧、诗歌。
⑧萨方迪伯爵（1795—1856），先后效忠于拿破仑和路易十八、查理第十、路易－菲利浦。
⑨达昌（1767—1829），先拥护革命，恐怖时期被捕入狱。曾为拿破仑勇敢作战。1819年成为法兰西元老院成员。
“这就象司汤达的小说一样。你好象很佩服司汤达，可你如果用这种语气与他谈话。那就会叫他大吃一惊了。我父亲在梅里美先生——至少这一位是个天才人物——家里经常见到司汤达，他常常对我说佩耶（这是他的真名）俗不可耐，但在晚宴上又十分风趣，叫人简直无法相信他会写出那样的书。再说，你大概也看到了，德·巴尔扎克先生对他极度赞美时，他是怎样耸肩膀来回答的。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出身高贵的人。”
所有这些伟人，她都有他们的真迹。她的家庭与这些人有过这样特殊的关系，她以此自夸，似乎认为与象我这样未能与这些人有所交往的年轻人相比，她对这些人的评论更为正确。
“我认为我可以谈论他们，因为他们常到我父亲家里来。正如很有风趣的圣伯夫所说，有关这些人，应该相信就近看见过他们而且能够对他们的价值作出更正确的评价的人。”
有时，马车在耕地之间走上一条上坡路，我们对田地感受更真切，上坡路给田地加上了真实的印记。像从前某些大师给自己的画幅添上一朵珍贵的小花一样，也有几株犹豫不决的矢车菊，与贡布雷的矢车菊十分相像，追随着我们的马车。很快，我们的马匹就把这些矢车菊甩在后面了。但是，再走几步，我们又远远看见另一株在等待着我们，早在草从中、在我们面前竖起了它那蓝色的小星。有几株更大着胆子走过来，立在路边。于是，这些矢车菊，与我遥远的回忆和家养的花朵一起，形成了一片星云。
我们下坡，向海岸走去。这时我们会迎面遇到步行、骑自行车、坐着蹩脚的车子或者坐着马车上坡的姑娘。她们是这美好一天的花朵。但是她们与田间的花朵又不相像，因为每一个姑娘都显示出某种特有的东西，这种特有的东西在另一个姑娘身上是没有的。这就使得这一个姑娘在我们心中激起的欲望，与她的同类在一起，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某一个田庄姑娘赶着自家的乳牛，或者半躺在小车上，某一个小铺掌柜的女儿在散步，某一个衣着华丽的小姐坐在敞篷四轮马车的折叠式座席上，对面是她的父母。
我在梅塞格利丝一侧独自散步时，曾怀着幻想，希望有一个村姑经过，我将她拥在自己的怀里。一天，布洛克告诉我，这种幻想并非是什么与我身外的任何事情都丝毫不相符合的想入非非。人们路遇的所有姑娘，村姑也好，小姐也好，都随时准备实现同样的幻梦。这一天，布洛克自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对我来说，改变了生命的价值。可我现在病魔缠身，从不单独外出，我是注定永远也无法与她们做爱了。一个监狱中或医院中生下的孩子，长时期以来，一直认为人的机体只能消化干面包和药，当他忽然获悉桃子、梨子、葡萄并不仅仅是田野的装饰品，而是鲜美、可以消化的食物时。该是多么兴高采烈，欢喜若狂！即使看守他的狱卒或他的看护不许他去采摘这些美丽的果实，对他来说，世界也显得更加美好，生活也显得更宽厚了。我就像这个孩子一样。当我们知道，在我们身外，现实与欲望相符，即使对我们来说，这欲望已无法实现，在我们看来它也更为美好，我们会更加有信心地依傍着它。我们会怀着更大的快乐想到，假设这种欲望得到了满足，那该是怎样的生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能够暂时从我们的思想中排除那个小小的偶然的特殊的障碍。正是这个障碍，使我们的这个欲望无法得到满足。自从我知道可以亲吻从身旁经过的美丽姑娘的双颊那一天开始，我对她们的内心活动就变得十分好奇起来，这个宇宙对我也显得更有兴味了。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马车飞快奔弛。我刚刚来得及看清迎面走来的那个少女。然而人的美与物的美不一样，我们感到这是一个唯一的少女的美，是意识到了的、有意识的美。她的个性，她那隐约可见的心灵，她那我不了解的意愿，刚刚在她那并不专注的目光深处——转瞬间，这目光成了与为雌蕊准备的花粉完全相仿的神秘物——形成一个大大缩小了的、而又不完整的小小的形像，我就感到从自己的肉心涌出一种尚为雏形的欲望，模模糊糊，很小很小，这个欲望就是：在她的思想没有意识到我这个人，我没有妨碍她的欲望向别人奔去，我没有停驻在她的幻想中，抓住她的心之前，不要让这个姑娘走过去！可是我们的马车走远了，那美丽的姑娘已经在我们身后。她对我没有产生任何构成一个人的概念，她的明眸刚刚看到我，就已经把我忘记了。是不是因为我只是对她瞥过一眼，才觉得她如此美貌呢？很可能。疾病或贫困使我们不能游历某一国度；此生所余时日无多，这时日已经黯然失色；首先，不可能在一位女子身边停留，很可能也不会再度与她重逢，这一切都顿时赋予她一种魅力，与上述那个国度，那些时日所具有的魅力相同。这是我们注定要失败的战斗。所以，如果没有习以为常这个因素的话，对于每时每刻都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也就是所有的人——来说，生活会显得十分甜美。其次，在这样的路遇中，一般来说，过路女郎的风韵与很快交臂而过紧密相关。对我们无法拥有的东西产生欲望，这种欲望导致的想象翻腾起来，不受上述路遇中完全感受到的现实的限制。尽管夜幕降临，马车飞快奔驰，在乡村，在城市，没有哪一个女性的身姿，象古代大理石像一般为将我们带走的快速所摧残；也没有哪一个女性的身姿受到将它吞没的黄昏的摧残。而这黄昏，在每一个路口，从每一家店铺的深处，无不向我们的心射来美神的箭矢。遗憾更挑起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想象又给那转瞬即逝的、残缺不全的过路女子添加了许多东西。我们有时真想自忖，在这世界上，美神是否正是添加的这一部分，而不是别的呢？
如果我得以下车，得以与这位迎面相遇的女郎交谈，说不定她皮肤有什么毛病会使我幻想破灭，而从车上，我则没有看清那个毛病（于是，一切要进入她的生活的努力，我都立刻觉得不可能了。美是一系列的假设。我们已经看到向未知展开的道路，丑一拦住路，便把那些假设都缩小了）。说不定她只说一句话，微露笑靥，就能给我提供意料不到的启示，数目字，使我能领会她脸上的表情和她举止的含义，而这一切立刻都会变得平淡无奇。这是可能的。有一阵，我与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在一起，尽管我找出千百个借口要把他甩掉，我都无法离开。我感到自己一生中遇到的姑娘，从未像那些日子里遇到的女郎那样撩人心弦！第一次去巴尔贝克以后数年，在巴黎，我与父亲的一位朋友坐马车兜风，夜色朦胧中看见一个女子匆匆行走。我想一个人就活一辈子，因为得体不得体的原因而丢掉这份幸福，未免太不讲道理。我于是没有道歉便跳下了车，开始追踪那个素未谋面的女郎。到了十字路口，我被她拉下两条街。到了第三条街，才又找到她的踪影。最后，在一盏街灯下，我气喘吁吁地与年老的维尔迪兰太太撞了个满怀。原来是她！这个人，是我到处避之不及的！她又惊又喜，大叫道：“啊呀，跑着追我，为的是向我问个好，这个可太客气了！”
这一年，在巴尔贝克，每逢这一类的相遇，我就对外祖母和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我头痛得厉害，最好我一个人步行返回。她们不肯叫我下车。这样，在我准备就近看个仔细的美好系列上，就又加上了这个美丽的姑娘（比一处古迹还要难找得多，因为她无名无姓，又是活动的）。不过其中有一个，碰巧又从我眼前经过，当时的情形，我认为是可以如愿以偿与她结识的。
那是一个卖牛奶的女郎，她从田庄来，给旅馆送增购的奶油。我想，她也认出了我，而且她确实也非常专注地望着我，大概这种专注只是由于我对她的专注使她感到惊异而引起。第二天，我整天上午都休息，弗朗索瓦丝近中午时分来拉开窗帘，她交给我一封信，是人家留在旅馆里给我的一封信。我在巴尔贝克一人也不认识。我毫不怀疑这信是那个卖牛奶女郎写的。可惜不是。那只是贝戈特的信。他从这里路过，想看看我，但是得知我在睡觉，就给我留了这封热情的短笺。开电梯的人给这封信写了一信封，我还以为那是卖牛奶女郎的字迹。
我失望极了。即使想到能得到贝戈特一函确实更为难得，更是一种恭维，也丝毫不能安慰我因此信不是卖牛奶女郎所写而感到的失望。比起我只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马车上远远瞥见的姑娘们来，就是这个姑娘，我也没有多见几次。一个个看见这些姑娘，又一个个失去这些姑娘，使我更加烦躁不安，我觉得那些告诫我们节欲的哲学家们确实很明智（万一他们肯谈到人的欲望的话。因为这是唯一能给人留下焦虑的欲望，适用于未知的意识。设想哲学肯谈论对财富的欲望，那恐怕太荒谬了）。不过我准备对这种不完全的明智作出判断，我心想，这些巧遇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更美了。这个世界要叫所有的乡间小路上开起既不寻常又寻常的花朵来，是每日转瞬即逝的珍宝，又是散步中意外的收获。种种偶然的情形可能不会经常重演，正因为偶然才使我无法受益，这又赋予生活以新的情趣。
我希望有一天，我更自由，能够在别的路上找到相同的少女。不过，也许我这样希望的同时，就已经开始歪曲了想生活在一个自认为漂亮的女人身边这种人欲望所具有的纯个人性质。我认为能够人为地使这种欲望产生，仅从这一点来说，我已经暗暗承认这种欲望的虚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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