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萨特写下"必须一个小时比另一个小时干得更好"时，我们可以从这位目空一切的伟人的"小时计时法"中，感受到一股总在爆发的全新的力量。假如我们把小型计划由一个时期分解成若干天，再在每一天里，以小时为单位，制订下分门别类的子计划，此后再给每小时里的每刻钟作出一套孙计划，那么我们的生活将是紧张的。如果我们60%的孙计划和子计划能在相应的时间里完成，我们就会在日积月累的朝气中，不断有所收获，并且日益加深着信念，那就是：只要努力去作，就会有结果。
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强化训练自己，就如同一个超级指挥官接受残忍的军事训练，也像争作球星的运动员们在他们熟悉的大路上日复一日、上气不接下气地奔跑，只要坚持下去，就会出类拔萃。因为，我们在单位时间里，充实了最大程度的内容。
新计时法很像警钟，不断地提醒我们时间并不多。你看，1000亿秒之前，地球上发生了特洛伊战争，1400亿秒之前，最古老的金字塔在埃及建成，而人的一生如果按80岁计算，也不过只有3万个日子。这种换算，其效果就如同H·凯勒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提出的那种"末日假设"一样，对我们的懒惰，是一个常鸣的警钟。
H·凯勒说："把每一天，都看成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是的，恐怕这样我们就会珍惜末日前的每一分钟了。
♂ 自甘寂寞的人上人：
如果想在未来的某一天领取时间的奖赏，那么二十岁时，我们就必须为作一个出色的人而锻炼自己甘于寂寞的本领。巴尔扎克曾经长年从事着每天十二个小时不受打扰的写作生活，每天里，他面对的只是一套桌椅，一大叠白纸，一支削好了的鹅毛笔。在他完成了包纳九十六部巨著的《人间喜剧》和使自己成为伟人的长途中，他曾面对着怎样的寂寞。
远离熙熙攘攘的环境，暂时搁下爱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一个绝对目标而回绝一切密友的造访，这需要一种不畏孤独的勇气。许多女人不适合担当伟业，多半是因为她们天生缺少这种勇气。为了争取获得担当伟业的条件而长期独处，密闭自己的大量时间去为之努力，这对一般的女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二十岁到二十三岁，是大批青年被作为没有发芽希望的种子而被社会淘汰的时期。育苗室的种子越来越少，大批人在落伍。看一看这些不幸的落伍者，他们几乎都有不能自甘寂寞的弱点。哪怕高考之前的几个月，他们也不曾为了高走一步而暂时收敛一下，静寂几天。他们或者被朦胧的爱情所诱引，或者过分留恋甜如蜜的朋友亲情，舍不得每一次出游和聊天的机会。现在，他们已早早结束了梦想，开始了那种不求进取、四平八稳的日子。
而每一位成功者，也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为了成功时的一声喝彩，他曾忍受了多少默默无闻的日子。这就是那些被掌声证明了第一次演唱成功和被掌声欢送结束一生舞台生涯的演员们，为什么都会垂泪的原因，所有的掌声，都是他们寂寞苦斗的结果。
♂ 花时间陪陪你自己：
我的一位小学同窗，他有一副滚烫的热心肠，从早跑到黑，从一家跑到另一家，梦想着自己赚大钱，又为别人救苦救难。一点浮夸和虚荣之外，这多半是因为他那热情洋溢的天性。像所有把自己的时间全部交给别人的人一样，他的这种放不下的心肠中，暴露了一个致命的弱点。他把自己的所有权利交了出去，又把别人所有的义务揽了过来。结果是，既没有把自己照顾好，也没有真正帮上别人的忙。许多年过去，有的同学从清华大学毕业，先从雇主那里得到稳定的住房，然后跳了槽，去南方经营房地产。有的同学一步一个脚印，先是爬到了区政协与自己年龄相当的官阶，而后辞了职，跑到广州去经营大酒店。有的同学从国家足球队退役，饮誉安生之后，又奋斗着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而他，却还是马不停蹄地向四面八方奔走，一事无成。有时，我真想呵斥他："停一停吧兄弟，回到你自己的屋子里，安静一段时间，静静地想想自己到底在哪里！"
如果我们已在胡乱的奔忙中迷失，赶快把自己找回来，花时间陪陪自己。
一个人，常常需要一种面对自己的宁静，自省并且休息，否则在繁多的交际中，自己必然消失，成为别人的手足、传声筒、甚至是牺牲品，成为没有根据地的流寇大军。一个人独自面对中秋满月时，会感受到另外一种与众人共婵娟时截然不同的体验。人生是一个整体，有亲朋，也应该有自己，有自己的独立而安静的心灵。
♂ 别做时间的守财奴：
我们对那些挥霍时间的人感到惋惜，但同时又看不起另外一些人。他们为了能在世界上多存在几天，很早便开始节制，把自己包裹起来，放弃一切被怀疑是影响健康的乐趣。但是，生活的第一意义，并不是活得长久，而是活得欢乐而有意义。还有一些人，他们不肯与周遭的人们多说一句话，多看一眼春天的新绿，多给别人一点帮助和温情，对于大多数美好的事物，他们缺乏兴趣。这也是一种可怜虫，他们惜时如金。当我们向他们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停一下，回忆一下大家共同走过的岁月，或者欢庆某一个伟大的日子，他们会显出不解的神情，像一个担心自己被打劫的守财奴一样，冷漠地避开。
时光对于人生有着众多的意义--睡眠，娱乐，学习，工作，生育，梦想--当我们不能在这些要义之间找到一种适于自己的平衡和组合关系时，实际的问题就会出现。沉于睡眠，会造就白痴。迷于玩乐不能自拔，将一事无成。只知读书，可能会成为理论家，但可能沦为书虫子。对工作的狂热，可能成为事业的领袖，也可能变成冷酷的工作狂，早晚会离婚。不停地生育，是畜类和原始农夫的习惯。天天梦呓的人，如果成不了艺术家，就只能是个眼高手低的人。实际上，在人生的大部分时光中，除了少数时候需要我们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其余大部分只是用来从容地生活。它不是挥"时"如土的人可以真正作到的，也不是守"时"奴可以理解的。从容生活，不是时间的虚掷，它需要以健康的态度去珍惜光阴，珍惜每一次睡眠，每一场游戏，每一个问题，每一项工程，每一只胚胎的孕育，以及每一阵美丽的好梦。
♂ 守时是一种文明：
一个恋爱失败过好几次的女孩问我，她新认识了一位男朋友，赴约时她该不该晚到三十分钟，拿他一下。"如果他是个俗男人，也熟悉你这套世故把戏，你这样作肯定会十分有效。"她说，那个人是个硕士，很有现代气息。"那你会永远失去他。"不过，这个女孩子似乎听不懂我的话，终于还是晚到了半个小时，以显示自己尊贵。遗憾的是，当她姗姗来迟时，她的这种尊贵也没有了观众。
在现实生活中，常有人靠不守时来表达诸如"我不想马上给复印机厂回款"、"我的身价不低，所以我想知道那个男人能不能容忍我的小脾气"、"我本来不想参加你的婚礼，所以也没给你带份子钱"。我们习惯了曲意表达，就像骡马市场中那些贩子一样，要在长长的袖筒里推扳着对方的手指，暗中讨价还价。但无论如何，这种方法并没有因为隐晦而缓解紧张关系，反而浪费了很多脑筋和时间。实际上，生活原本有着更为澄明的方式，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去表达。比如，尊重别人的面子（如守时），尔后，艺术地宣布我们的看法（如"我恐怕不喜欢热闹，因而无法使你的晚会增添一个人"）。这样，我们大家就都会生活在明白之中，清楚地知道谈判失败、爱情破裂、为什么无法吸引那个不愿赴约的人的真实原因。
而守时，是对他人的时间和人格的尊重。商业谈判不守时，是一种恶劣的居高临下的姿态。恋爱不守时，显得市民气十足。社交活动不守时，必然引起人们的担心和恶感。如果我们想建立起现代化的精神文明，那这些是功利化的世故手段，应该首先被破除掉。除此之外，我们应该知道，许多内心懒惰的人完全是因为在前一个约会中无原则的拖沓，因而破坏了下一个约会的准时开始。这不倒不是处于什么恶意，只是他的个人习惯颇成问题。此外，当我们在一个地点等候赴约者时，可以不必太苛严，因为我们的交通能力常常不允许我们言出必果，或许我们应该宽容那个因为堵车而迟迟未来的人。此刻，他也一样心急如焚。
♂ 把时光记录下来：
许多二十岁的人都曾抱怨说："生活一点意思也没有。"而且强调说，已经没意思到了连烦恼都没有的地步。我想，多数的人是因为没有从一开始就培养起对生活的兴趣，如果失去激烈的刺激，他们便会感到生活是如此的百无聊赖。而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有较高的智商，因此在永恒无尽的时间里，感到人生苦短，不知为什么要来人世一趟。
人生短促与永恒时间的矛盾，自古以来就被明白人看到。为了使早晚一死的人生能与未来的时间永远有所联系，人们想出了许多办法，去增添人生的"意思"，并想让这种"意思"脱离肉体，永恒地存在下去。关于"来世"的传说，就是对"入世"生活的鼓励，鼓励人们积善行德，以便获得来世的美好生活。而隋唐士大夫，以"建功立业"，一改两晋时代寻求"长生不老"的风俗，以求得事业永存于身后。莎士比亚说："我的爱，在我的诗里，将万古长青。"这也表达了另外一种延续生命的方式，人们著书立说，传之后人，让自己的精神永生不死。而那些一代代平凡的人们，则在子孙的身上，看到了生命得以长存的证明。
今天，我们的生活原则变得越来越极时行乐，我们愿把百分之百的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生活上而不愿去想死后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我们"极时行"的那个"乐"，多少应该有那么一点长久性。假如我们把这些乐趣记录下来，若干年后，当我们翻看这些记录着青春心跳的纸片时，便会因为回忆起从前那种苦中带甜的味道，发现生活有那么"一点意思"。如果我们不间断地写日记，我们还会回忆起日常生活中那些微妙有趣的小故事--春天第一只燕子什么时候回来的，残冬时最后一次寒潮如何冻死了坚忍地熬过一冬的热带鱼，第一次长薪是在哪个月份，提出存款去桂林度假是怎么玩的，旅途上怎样发生了爱情纠葛，失恋后又是怎样度过的，怎样又渐渐忘记了"永不再爱"的誓言。只有在将来翻看这些日记时，我们才会明白，一切事情都不像当时想得那样糟，那样淡而无味。
此外，我们可以尽量多拍一些照片，记录下脸上没有皱纹时身后飘过的白云，脚下的青草，以及我们当时的男朋友。因为，二十三岁以后的照片，再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欢跃和轻松。我们还可以偷偷录下好朋友之间的热烈谈话，八年后再放给大家听，王粲赋中"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之句的通感，会一下子抓住每个人的心。
时间是青春最难对付的一个老家伙。李白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牛顿说："所有的运动，可能都是加速的或减速的，但绝对时间的流逝却不会有所改变。"是的，时间已自信到一无反顾的地步，在它四平八稳的步伐中，许多人生化为泥土。但愿我们都能珍爱未成泥土之前的每一个日子，也永远不要在某一天里，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王二世那样悲伤地感叹："我曾消耗过时间，现在，时间却在把我消耗。"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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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6月7日
伟大的尝试性
笛卡尔指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真理寻求者，那么在你的一生中，至少应该有一个时期，要对一切事物都尽量怀疑。”
没错，怀疑意识是探索和尝试性的开端，是观察力的母亲，是真理的老祖母。马克思博士曾把他著名的人生格言“怀疑一切”讲给女儿，写进篇章。可以说，怀疑精神正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根本原因，它是生活中那些稍有头脑的人们的共同特征。诚如罗素在《宗教对文明有过贡献吗？》里指出的——
具有科学的公正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如果幻想有某些事物他有责任非相信不可，他便很难具有这种品质。
怀疑意识的孕育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尝试，它蕴藏着真正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不过，由于怀疑精神包涵着摧毁力，因此在青年时代，如果我们是在对自己毫不怀疑的前提下，去怀疑其它的一切，我们青春的敌人就会在我们摧毁环境的同时，摧毁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留下一块禁地不容怀疑，尔后再去狠狠地怀疑别的存在，严重的问题就会由此产生。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罪过，不在于“怀疑一切”，而恰恰在于没有怀疑“一切”。它是在绝对肯定一个人的前提下，去绝对怀疑其他的一切人，这使马克思的伟大格言，失去了平衡，走向了反面。如果一个人长期纵容自己的一切，却对周围的一切喋喋不休地谩骂，那么他就破坏了健康的怀疑观，也破坏了自己的心态和观察力，破坏人们的欢乐情绪。
此外，对于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说，怀疑情绪应该是一个短期状态。我们应该尽可能快地用审慎的头脑得出结论。发现它错了，马上进入批判状态，以寻求答案，去建设或重建。发现它是正确的，那么就支持它。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长期生活在对什么都不信任的精神状态下，那我们迟早有一天会被送进医院。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经过怀疑而不断得到充实的确定性，而且踏着一个个确定性向前走，去观察新的事物。
敢怀疑未必是真的会观察，也不能保证观察得正确。但不敢怀疑，则肯定不会观察，并且肯定得不到真理。观察，离不开怀疑的态度和客观的眼睛。在采访盲人文学家海伦·凯勒时，记者问她：“人生最可悲的是什么？是不是没有眼睛？”海伦·凯勒回答说：“不，不是，最可悲的是——有眼睛而看不见。”一个善于提问题而又有眼有珠的人，会懂得如何留意和发现，对于世界、事业、个人行为，他都有着恰当的态度。许多人举止不当，如，露骨地表现自己，或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都与他们从未冷静地进行观察或观察结论错误有关，他们之所以那样作，是认为别人会羡慕自己，根本不知道那是在招人骂。
理论上讲，二十岁到二十三岁应该是缄口观察、在学业上和工作上默默钻研的年代。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这样作。我们有了最初的一点点浅得不能再浅的社会阅历，便自信可以与父辈的生活方式彻底决裂。凭借已知的几条定理和几个不甚准确的事实，我们就想确立起自己对于宇宙的猜测，并几次想宣布说，自己已有了可以与名家抗衡的理论体系。于是，我们大张着嘴，无休止地争论，认为什么都不合理，都值得怀疑，并能举出几条数据去证明自己。
那时，我们尽情地希望赶快证实自己的看法正确，因此，盲动不仅仅局限于学习和观察的领域，而是整个青春都处在盲动之中。不过，盲动却是探索的前兆。这种探索，尽管在没有发育成熟的观察力和知识结构的指引下，常常显得出格，但它对我们的一生来说，仍然是一种伟大的尝试。我们怀疑吸烟禁忌的说教，抓起一支烟，放在嘴里，尝试性地点着了火。比起那些一辈子没敢触动烟盒的人，我们多了一份洒脱。在得到了这份坦然之后，我们或者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扔掉了后半支烟，或者干脆上了瘾。我们尝试着证明自己的海量，一连喝下三瓶啤酒，并学着在酒杯前刁难别人，以展示自己像个爷们儿。女孩子在场，我们会愈演愈烈。
那个时期，我们与父母走得更远，初步开始了自己对自己负责的生活。男孩子们否定、挖苦、摇撼着束缚自己手脚的枷锁，肆无忌惮地开始了成年人的人生。所有少年时不许作的，现在都要一一尝试。多数人二十二岁以前，已经有了性尝试。在这个关键性的突破中，爱情因素只在男孩子心中占据着一点点地位，我们多半只是为了尝试，认为自己该有最终得到那部分神秘经验的权利了。就像罗素在《婚姻革命》中指出的：“青年人中的性关系，采取了一种极其愚蠢的方式。他们采取这种方式，并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勇敢。”
可是，假如我们始终在这些非实质性的自我证明中沉溺不前，我们将溺死在烟瘾、酗酒、泛性乐趣之中，永远跨越不了成熟的门槛，最多不过是抓到几张成年人的标签。当一支瘦得可怜的手，拿起粗大的雪茄，当我们在酒桌上没有学会风雅随意的原则，而是像野蛮人那样醉心把人灌倒，当我们把伟大的情感扔到床下而单单体验床上的迷醉，我们还是没能最终长大。这时，我们需要审视怀疑自己，需要使自己的胳膊粗壮一些，去健身房，需要找到交际之中相悦的轻松方式，把民族习俗中的陋习扔掉。当我们寻找可心的姑娘，如果我们真的熟透了，就会赞同卢梭的话：“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并不一定在于感观的享受，主要在于生活在她们身边的某种情趣。”
在这个时期，女孩子显得心事忡忡，小心翼翼。对于人生、爱情、性、社会的认识，女孩子一般不是源自尝试。女性的生活意识多半自发于内心深处，这是因为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她们是先验的，不需要什么经历，只要偷偷看几本相关的书，听几句过来人的话，再多作几个浪漫的梦，就可以在一般意义的生存智性上，超过同龄的男孩子。这时，除去一部分天性泼辣者之外，大多数女孩子都是通过学习温存待人、谨慎控制自己的言谈举止、改善服饰和化妆，以此来展示自己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另外，结伴赴约、去公共场所、舞会，是她们普遍期望的尝试，幻想突然而至的爱情，则是每一个少女的美梦。
女孩子更多的不是怀疑什么，而是无边无际的期待。她们怀着一丝惊疑和难于割舍的好奇心，迎接来临的事物——第一张邀请赴约的长信、第一朵传递相思的礼品花、第一个吻、甚至其他，她们被动地尝试着那些主动到达她们身边的事物。女孩子渐渐从社会中失去中心地位并且时常显得忧伤，一般来说正是因为“女人不及男人”的文化熏陶在其童年埋下恶果，在这个时期开始迅速发酵了。特别是当她们在恋爱中找到了一个可以作她们丈夫的人时，她们便毫无惋惜地终结了一生的尝试，成为一个专司丈夫的女人。如果不能在开始人生的前夜，铲除这些恶果，女性就有可能一代一代成为社会的附流，最多只能在家庭中以管教丈夫和子女的乖张暴戾，来宣泄自己的不平。
我们说，十年青春中最大的敌人，恐怕要算是屈服于工作的不理想状态。在二十岁的前三年里，尽管我们无所顾忌地反抗一切说教，怀疑一切，甚至破坏一切，但是敢于向自己工作条件挑战的人却少得可怜。除了抱怨头头不行之外，很少有人想到去尝试一下被提拔的乐趣。或许我们走进社会时地位太低，无论我们提出怎样的蓝图和合理化提案，我们都无从使长者和官僚们看上一眼，甚至无法交给他们。但是，这不是我们自暴自弃的理由。我们可以在足球场上为争夺一个射门机会摔倒二十次，为博得一个男孩子的好感而无数次地默默改变自己以取悦于他，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同样的劲头，失败一千次，调整自己一千次，去争取一项更适合于自己的任务和职位呢？
日本人在职时都有一个信念：“忠于公司，渴望提拔。”当然，中国人的性格中存有太多的阻碍英雄出头的症结，那种“木桶理论”（构成木桶的那些竖板中最糟糕最短的一块，决定着木桶盛水的高度）不仅使家庭质量将就于夫妻间水准较低的一个，而且使整个民族都习惯于把出色的人拉回到和自己一样平凡的程度，以此来告慰于自己的嫉妒和敌意。我们已习惯了指责杰出的人脱离群众，而对群众脱离英雄，被远远地落下，却并不担忧。我们要求杰出者屈就，拍一些水平低到每一个群众都能看懂的电影，但从没有强迫群众使其欣赏水准提高，以求得看得懂杰出者最高水平的杰作。这种严重的社会弊病，一方面不太允许杰出产生，另一方面不允许杰出者向要职进军，不允许“渴望提拔”，以致于常常将这种升迁尝试，推向卑鄙和阴谋的一端。
可是，在我们不顾一切地追求一个众矢之的的女孩子时，在挽起她的手臂时，我们是否在意过世俗的眼光、情敌的嫉妒、不择手段的挑动以及许许多多不测的凶险？如果没有，让我们持有同样的勇气，为在事业上争夺一个属于自己的最佳位置，一刻不停地劳动吧。
在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时，严歌苓说：“从童年，少年，直到如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躲避作一个平凡的人。”是的，我们不断地扬弃自己的过去，向高处攀登。我们尝试着第一次迈进我们崇拜的某位名人的家门，去了解作一个不平凡的人需要哪些东西。我们尝试着向权威提出礼貌的质疑，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一个事件，我们构想一个相应的方案，尝试它的成功的可能性。我们尝试着骑车从哈密，途以大沙漠，直到北京，去看大河、牧场、去看首都，并在艰苦的奔走中，发现自己的无限能量。一切新鲜而未知的领地，我们都去大胆地尝试，健康地怀疑，寻找真理，塑造健康的成年人的眼睛、语言能力、身躯、心灵。这样，当我们有朝一日回首往事，想起这一段黄金岁月，我们就不会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没去尝试而后悔。
关于是否可以尝试着从二十岁开始，就作一名职业革命家，去改造社会，是我最不愿意谈及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只是，上溯十九世纪，凡是在这个年纪就对变革社会的理想着迷的人，特别是那些急于有所行动的人，不是毁坏了国家的实力，就是厄运缠身，英年早逝。实际上，历史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创造的。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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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6月7日
坏牌不一定输
☆ 修正理想观：
十三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都曾被语文老师要求去完成一篇作文，叫《我的理想》。那时，就连最没有出息的学生也必须硬着头皮，用接二连三的错别字，联缀出一段大话，说自己要当物理学家。其实，他一直在为自己的低能而担忧，打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度日去作一个职业小偷。但是，我们那种好高骛远的理想观教育，却没有从一开始就有效地阻止他这种念头，帮他出个好一点的主意。我们只是在不切实际地要他吹牛，写一些纸上的文章。当然，这种远大理想的教育，的确偶然使班级里几个资智较高的学生，成了牛顿和爱因斯坦，但它同时也暴露了严重的缺陷，那就是使更多的才能平平的学生失去了与之相符合的一般理想。他们会认为，社会中除了牛顿和爱因斯坦，剩下的全都是烂货和渣滓。他们没能被教育去作一个快乐向上的普通人。如果他们只愿意作蔬菜售货员，他们会被讥笑。如果只求静静地生活，做个贤妻良母，那简直是思想颓废。可如果谁声明要当国家主席，他又会被认为是放肆妄想，有狼子野心，仿佛那个职位只是留给哪位神的。总之，我们只能设想作一个政府机构以外的高级而高尚的公仆，比如大科学家，著名运动员，不要命的战士、救死扶伤的医生。这种粗暴的理想教育，除了贬低普通人的生活之外，还给某些耀眼的职位蒙上了神圣的纱巾，划出禁区。这种教育的恶果还在于，一旦有一天，学生们发现这些理想不能实现，极度的自卑会使他们走向美好理想的反面，并且恶毒地嘲弄理想，然后再把这种嘲弄说给他们的孩子听。
诸葛亮曾寄语他的儿子：“志当存高远。”他是个聪明人，他这样说，一定是因为他曾认为自己的儿子有潜能，符合高远之志，否则他不会勉为其难。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必然要过平凡人的生活的，因此我们不能使属于全社会的理想观教育长久地停留在只为少数牛顿和爱因斯坦服务的地步。我们应该教会人们，把现存的职业类别加以区分，然后准确地找出一种比自己的能力略高一点的那个层次，再在这个层次里找到适于自己天性的行当。
尽管我们终归平凡，但甘于平凡，又是我们的敌人。当我们面临一次考试，如果我们为自己确立了一个争得90分的目标，我们可能得80分。如果我们只想得60分，那我们常常会不及格。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找到那种比自己能力略高一些的职位，以便在生活实践中，多得一些分数。
☆ 向合适的职位靠近：
向合适的职位靠近，首先要找到合适的职业。而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冷静不虚荣，并且一经定夺，再不轻易更改它。实际上，单单是选择一个合适的职业，并不难。我们只需知道自己真正的爱好是什么、自己爱好的那种职业需要多少员工、对员工要求的基本条件是什么。真正难的是，向符合自己能力的职位攀登。
我们知道，一个胆怯自卑和精力不足的人，即使他有着多么大的虚荣心，他也不可能作好一个大部门的首脑。一个才华横溢而斗志昂扬的人，即使一时落难，他也不可能在普通人的行列里长久地忍耐。而那些能力一般的人，则只能在社会中，求得一个中等地位。这是我们中国人极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人，生而是有层次之分的——既然同样的生育程序既可以造就爱因斯坦那样大脑沟回超过常人四倍的神童，又可能生出一辈子不言不语的白痴，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推测，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一个个渐变的智力层次，标准层次以上的人渐近神童，以下的渐近白痴。当然，良好的早期教育可以使人向神童靠近更多一些，成年人的自我努力也能向高一层次跨上一个阶梯。在承认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加客观地判断自己，健康地选择合理的层次目标。这样，于已于社会都是有益的，我们的辛勤劳动都应该在自己的层次里内，开花结果。
如果可以随便找到几本关于成功测试的书，按照上面不同的测试规则去作，我们便可以大致得到一个关于自己究竟适于作领袖，还是适于作中级人员、或是适于作蓝领劳动者的答案。参考这些结论之后再去进行行业选择，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大致适于作哪种领袖，作哪个行业里的中级干部，以及该从事哪一类体力劳动。
☆ 坏牌不一定输：
远大理想，终将在绝大多数人的声明中，成为少年时代的遗梦。
这是因为，我们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没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很少很少的人能天生得到一副好牌——不同一般的家庭背景、超常的智力、充沛的精神、以及命定的幸运——多数人并不是这样。我们多是降生在普通人家，容貌平平，记忆力欠佳，缺乏眼界和财力，甚至比这还要糟，也许我们的父母早早离了婚，带给我们一个阴郁的童年，或许我们有着伤感的心和伤残的器官。面对这一切，我们无法不对未来的人生抱有极大的怀疑。
但是，一定要记住：① 如果我们摸到的是一副不算太差的牌，一定要争取去赢。② 即使不幸摊上一副不能再糟的牌，我们也应该尽可能找出一两张还算不赖的牌，以它作为强项，使结局变得相对好一些。牌桌上不只我们一人，它是一种机制，如果能利用上下家的环境机运，把一张张没用的牌巧妙地打出去，或许我们还是能赢。坏牌不一定非输不可。③ 诗人荷马是瞎子，海伦·凯勒聋哑瞎三位一体，比谁的牌都糟，但他们最终没有输。
☆ 成功的秘诀：
能使我们追求成功的努力得以善始善终的保障，首推持久的热忱和自甘寂寞的实干精神。人的天性中存在着太多喜新厌旧的和易于善罢甘休的情绪，这种情绪尽管还不至于使我们停止工作，但它那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的特征，却严重破坏了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具备的性格，即，长期性和热忱。这种情绪不是不能克服的，如果我们每天都为目标实现之后那些迷人的赞美作好一番沸腾的想象，恐怕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热忱，着迷于这个目标的持久性，也会渐渐成为我们的习惯。不过，假使我们不能在具体而微的努力中，暂且忘记一下沸腾的想象，把全部的静思投入进去，我们就可能陷入另一个泥潭，即，空想和轻浮。我的许多小咨询者都曾有过“等到我成功了，我就可以站在讲台上向别人介绍经验了”的想法，这种沸腾的病态空想，消磨了他们的大量时间，以至于他们最终没能有机会真的向别人介绍经验，因为他们总是在幻想，没时间实干。
其次，乐趣会使追求成功成为我们生命的习惯。一九八四年的时候，张海迪冒天下之大不韪，第一次提出，人应该“爱一行而干一行”，而不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看，张海迪当然是对的。我们姑且不谈那种把一个人强行安排在一种行业中，并试图强迫他喜欢这个行业的作法是否人道，我们只是很难想象，那种对自己从事的工作缺乏乐趣的人，怎能把事情作得不同凡响。可是，如果一个人爱上一行，哪怕这一行在别人看来是多么的枯燥乏味，他却会把生命献给它，因为它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另外，能否保持乐趣，是我们能否执著于某项事业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学习英语时总因愈加感到乏味而每每半途而废，一本英语书总是学不过第五课，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下，从最后一课向回学。这样，会有一些新的乐趣，至少能让我们多学了后五课。或许，在新鲜感的刺激下，我们还有可能意外地全部学完它。
再次就是考查一下社会对我们的可接纳程度。如果我们一直从事京剧艺术而又始终找不到增加其听众的办法，或许社会是在告诫我们，放弃它，去寻找一种更加接近于人民的形式。如果我们醉心于开办一家营业性赌场，哪怕是文明经营，那也是痴人说梦。有两种道路最容易走向成功：第一，找一个冷门，另辟蹊径，一炮打响；第二，投身于一个即将热起来但暂时还没有热起来的事业。
第四是要知道，人际关系可以把我们扶上天，也可以把我们摔下地狱——
◎ 知识分子应该在走向社会的第二年，尽量使除了人事部以外的人，忘记自己有学历。此时要注意两点：第一，我们的目标是作成几件事情，不是以卵击石般地向习俗挑战。说心里话，这个社会是不喜欢我们的，它更喜欢大老粗，因此我们刚出校门的任务是，扎下根子。第二，别傻息息地相信同事们个个都是好心眼儿，也别认为到处可以挣到钱。过不多久，我们便会发现，事实正好相反。
◎ 少说话，特别要注意的是，少说别人的坏话。如果我们对某个方案有自己的看法，不要轻易地说出来。每一项提案的真正出台，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上海，都有它一定的出台时机。假如我们刚刚进入一个企业或科室，可以默默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再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未能全面了解各个环节的情况下，任何议论都显得不切实际，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别相信那种轻飘飘的热情，历史上有几件好事是热情有余而沉稳不足的人作成的？也别想念自己“一看就知道”的小聪明，我们刚刚二十二岁！
◎ 对各个阶层的合作者，进行一下分析。上司和女人喜欢赞美，越肉麻越爱听。别忘记处长夫人要我们转告处长的话。厂长秘书不喜欢我们不通过她便直接闯进厂长室。工人们愿意我们和他们一样，有一身泥污的脏衣服。政要和工程师惜时如命。外商不喜欢低三下四的崇拜。不要得罪工商局的人、税务审计、水电人员、形形色色的记者。在中国，司机是个不可怠慢的、无时无处不在索要实惠的特殊队伍。最后一定要记住，没有哪位作了爷爷的人不曾当过孙子。
◎ 在我们这个老年型的社会里，对老人和上司的尊敬显得比什么都重要，哪怕他说得不对，我们必须用一种不伤其面子的办法提醒他：“我们可不这样认为。”心理学家杰姆斯说：“人性最深层的需求，就是渴望别人的欣赏。”因此说，学会赞美，我们也就接近了成功，这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观点。
◎ 团队精神是中国人自古缺少的，几十年来它又淹灭在集体主义的那种变态的求同伐异之中。实际上，青年时代比张扬个性更需要学习的，是相处和平衡。我们有必要学会带着个性，融进千百万人之中，真正作到彼此间的求同存异。在现代社会中，成功往往不是一个人的成功，而是团队的。
◎ 容忍别人的缺点会使我们成为交际圈里最受欢迎的人。假如我们讨厌吸烟，千万别因为讨厌烟草味而讨厌抽烟的那个人。要知道，我们的事业需要他。
◎ 注意倾听别人的谈话，表现出自己的兴趣。不要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事情，尤其是不要大讲那些显然比听者优越的事情，也不要大讲自己的异性朋友。即使轮到我们说话，也要常常问一问听者的意见，这显示出我们很重视对方，甚至可以随时帮助他。不过，我们可要学会在乐善好施的同时，不惧怕说“不！”，拒绝我们不该答应的事情。
◎ 和那些与我们事业有关的人，保持不断的联系。但不要让他们认为我们是有求于他们，要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喜欢他们，愿意跟他们作朋友。过节的时候，打个电话或寄张贺卡，准确记住他们的生日、他们的妻子甚至孩子的名字、他们由于沾沾自喜而曾经喋喋不休地向我们讲述过的光荣历史。只是要记住，不要在吃饭的时候深夜打电话，这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 与同事保持适度的距离。生活中常有这样的女人，当她与密友要好的时候，便把一切，甚至床上的隐秘，也全盘告诉她们。可一旦关系破裂，她们便水火不相容，双双忙着把对方告诉自己的秘密散向全城。所以说，保持自己多一些的秘密，以求得人际关系间恰当的距离，既可以求得相互尊敬，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此外还可以为自己节省一些时间。
最后是，我们需要多与成功者交往。这会使我们发现一些真谛。当我们看到袁隆平面对来自全世界的奖赏，依旧保持着农民的模样，看张海迪怎样面对厄运，看聂卫平横扫日本后怎样对记者说话，看到刘欢对于艺术的痴狂，看到深居简出的大人物是怎样地运筹帷幄，一句话便结束了一场风波，我们会为之心动。当我们尽览了这些过去和现在的成功者，我们就会对自己在未来的成功率有个真切的估计，并且了解到成功前，成功之时、成功后，我们该作些什么。
☆ 新世界远远没有到来：
二十岁时，我们有一种冲动，认为自己不是已经全线崩溃沦为渣滓了，就是已经全面出击胜利在望了。这些都不对。实际上，除了很少的几个童星、运动员、神童之外，其他的人此时才刚刚开始人生，在尝试。因此，颓废的人应该振作，未来还有无数更好的机会，只要我们不停努力，一切会有所变化。而那些过早陶醉于速胜论之中的人，应该找盆凉水，泼在脸上。我们现在只是站在大门口，抬眼瞥见了门外的一小片阳光，一切真正的，还都未开始，新世界还远远没有到来。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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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6月16日
热恋·慰藉·归宿
爱情与成功构成了尝试性岁月的两大诱人的主题。如果我们成功的幻想在刚刚走上社会时，由于各种意料之外的打击而破灭，那么爱情就显得更为重要，甚至成为我们生活的唯一主题。爱情对于人生之所以重要，也恰恰在于，它是一种关键性的支配力量，它能恢复关于成功的信念，也能让我们提早地退避到安乐窝之中。
爱情观在这短短的三年里，有着极大的跳跃性的变化。十八岁的爱，是一首流行歌，我们一见钟情，或者依照心中的偶像，按图索骥地寻找一个能让我们寄情的人，但我们找到的大多是痛苦，十八岁的爱结束得很仓促。二十岁，星空进一步迷乱，我们的心灵充溢着夏日傍晚的气息，我们生吞活剥地接受了大量思潮，让许多异性同时走进了我们的心扉。二十二岁，我们经验过了一些失败和成功，开始用全新的眼光和方法对待爱、性、婚姻理想。二十三岁，长期的努力或者令我们更加伤心，或者促成了我们相对美满的婚姻。在婚姻历程中，我们第一次为自己短暂的流年而黯然神伤，感到伤心和无奈总是要比快意多许多。
由于中国社会很晚才放任少年独立发展，因而中国人爱情心理的成熟进程是缓慢而绵延的，大约要从十三岁的萌动状态一直发展到二十四岁才得以完成，甚至更晚。假如我们处在正常的人文环境，心理和生理的发展相协调，那么理应是十七岁开始真正意义的恋爱（马克思就是十七岁时开始与燕妮恋爱的），十八岁的人可以结婚，二十岁便已成熟到完全可以无愧于作父母（这也是我始终不渝地反对所谓"早恋"说法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爱情成熟过程，比起其他文明国家来，长出去了整整一倍。在中国，二十岁开始起步尝试，完全属于正常，这之前的爱还带有太多的孩子气。而直到二十岁之后，我们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初恋，即双方言明的，接触性的，视角广阔的，结成家庭可能性更大的初恋。直到这时，我们才真正在实践中，学习爱人和被爱。
Y 第一次，永世难忘。
我在那时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
这是周作人在他的散文《初恋》中描述的一种滋味。这种滋味，我们十六岁时曾尝过一口。而今，它的剧烈程度已远远超过那时，我们坦诚布公而且名正言顺的恋爱，有了完全的使命感。我们遥想到未来的家，想到如何与对方的父母相处，甚至连将来儿女的名字也想到了。这时，我们已说不清爱过几次，但如果细细盘查它业已扩展的范畴和责任，它却是第一次，真正的初恋。无论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它的影响都会深入我们的骨髓。即使是那些由十九岁延续下来的恋爱，也都会由于二十岁的到来而面临全新的挑战和更宽的领域，仿佛是新的一样。那些由于纯情而无暇虑及身体、门户、学历差异的爱情，很快瓦解了一大批。
十八岁之前，正常的男孩子都曾经历过猜想吻住眼前那张女孩子翕动的嘴唇，或者触摸一下她的手臂皮肤是什么滋味的过程。去试一试的念头，一直折磨着他们的心。直到社会的约束力由于他们的成长而一点点放松，他们才第一次鼓起了尝试这个猜想的勇气。因此，在20位被调查的男孩子中，真正出于灵魂之爱而进行初吻的，仅有4个，其他均是为了体验。而且十分遗憾的是，他们并未从中发现书中描述的那些乐趣。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约翰生说："只有在动情时去吻你的初吻，你才体会到沉醉一般的境界。"可惜的是，过于压抑情感的社区文化早早毁灭了"动情"的可能性，忍耐过久的饥渴一改它应有的面孔，使尝试心远远超过了爱心。也许这就是人们主张初恋时不宜接吻的主要原因吧。这种弊端，往往还会造成终身的不良后果，成千上万的妻子抱怨丈夫在作爱前不注意兴致和亲吻，而是粗暴地单刀直入。男人们的这种疏忽大多与初吻时没有得到陶醉有关。
女孩子对初吻的想象，要比男孩子早得多，但一般不与沸腾的性欲相联系，它只是渴求慰藉，寻求美丽的幻觉。但是，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事实--女孩子的初吻，20人中竟有13个不是与自己的第一个恋人发生的，而是被他们的中学老师或者邻居的大哥哥所占据。不过，女性对于吻的爱恋，却均不因此而减灭，这是因为女人的心是诗情画意的，而吻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诗句。后来，当她们经历了与第一个恋人的"初吻"时，无论对方怀有怎样的尝试心理和不真诚的把戏，她们依旧会永远记住那个时刻，并且一时涌起终身相许的庄严。女孩子的初吻总是不由自主，应该被提醒的是，把我们的"第一次"献给自己真正爱的人。拜伦说："初吻并不能当作是永远相爱的保障，但它却是盖在生命史上的一个永久记忆的印章。"是的，吻我们的那个人不一定是我们的终身伴侣，但必须是我们认为值得记忆的人。
第一次性爱是个敏感的话题，是隐私中的隐私，我们永不吐露，却终生难忘。这个问题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Y 别让标准卡住自己的脖子。
不成熟的人在爱情目标上有偶像心理。这个偶像是由各类艺员和角色、前人和同龄人的直观向往、模糊的儿时印象融汇而成的。我们甚至把自己偶像特征叙述给别人，自己满世界寻找的同时，还要别人帮着寻找。一旦发觉目标，我们就会想当然地一口咬定，这就是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当实际的交往告诉我们认错了人的时候，上了当的委屈让我们恸哭失声。这种情况大多出于女性，男孩子很少见到，这是因为男性倔强的独立意识不容易使他们顶礼膜拜，特别是崇拜一个女孩子。但男孩子又易于陷入另一种缺陷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到底爱什么，大街上任何一个美丽的女人，都值得他去增大她的回头收看率。
偶像心理是必须破除的。天下没有完美的男人。我们只能学会与男人的优点生活在一起，同时又与他的缺点相毗邻，在接受他耀眼的长处的同时，现实地承受他的不足。另外，在与他的不足和平相处时，还要特别精心照顾他在梦呓中的夸大其辞。男人的人格是双重的，而且时常分裂，他既生活在现实中，又活在理想中，当他不满意现实中的自己时，理想中的自己就会说起梦话。我们爱一个男人，就等于同时爱上了两个。不要讥讽和打灭他的梦幻，想个办法去浇灌它，去除过于不实际的杂草，使他的花朵转变成果实。
作为男人，如果还像十六岁那样，按照衣着和面容姿态，再加上一点点可怜的性格特色去寻找可心的女人，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得来的女人一天比一天黯然失色。假如我们连连失恋，又连连交上了新友，我们还会徒然感到女人和女人之间竟然相似得令人苦恼。但如果我们不甘将就，我们就会希求找到一位无论是情操和智性，还是在阴柔世界的观照上都能有助于自己成为完人的女人。那时，我们的目光还是会因为街市上漂亮女孩子而闪亮，但这已与窥见大自然的美景没有太大的区别。街市上的女人只是一道令人愉悦的风景，而我们真正的爱情目力，却集中在了一个能使自己趋于完善的女人身上。
我们不必用某种标准卡住自己的脖子，拒绝一个在大多数情形下值得我们去爱的人。只要有爱，我们都会以妩媚的方式，修改各自的习惯，以求得与爱人的嗜好相适应，就会如同无悔于牺牲物质利益和自己的一些自由那样，无悔于爱上一个有缺陷的人。我们不会觉得，爱上眼前的这个人亏了，那边的那个更好。我们爱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完美的石膏像或者几条达标数字。实际上，爱人类并不难，但爱一个人却很难。这是因为人类不会跑到我们的家里，展示它的缺陷，每时每刻折磨我们，但我们爱的人却终有一天会被请进门来。或许，我们害怕与其一同到来的缺憾包围我们的心，但是想一想看，我们也同时请来了欢乐。
Y 选择应该自己去作。
人的审美心理和择偶理想，一个国度与另一个国度不同，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也不一样，一个人又与另一个人更是不同。美国人喜欢沉默能干的人，中国人却多半喜欢会说话的人。八十年代以前，军人是中国人择偶的第一目标，尔后是文凭第一，身高第一，全才第一，直至今天变成了洋人和有钱人第一。有的人喜欢白面小生，另一些则只能对身强力壮像运动员一样的人情动于衷。因此，择偶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毫不相干。
我们不必打扰与自己不相干的人为自己定夺犹疑不决的目标。第一，别人实际上在内心深处是觉得我们这样作是有点傻的，而且有可能认为我们无非是在显示追自己的人多。第二，没准儿自己的目标也正是自己请来的这位仲裁人的目标，我们可能因此得到错误的指导，或者干脆是引狼入室。实际上，征询别人的意见无非是想映证一下自己心中已经有了的答案，正中不怀的我们接受，不中听的我们依旧不听。如果真的拿不定主意，这说明我们对心中的那两条影子还都不算了解，而只要我们去实地接触，我们便会发现，总有一个人会让我们厌倦一些。世界上没有两片一样的叶子，也不可能有两个在同一个水准上一样吸引我们的人。
Y 有话直说。
在我们终于胆战心惊地求爱之前，常有一段长长的游移不定的迷宫般的岁月，有的人甚至在其中煎熬了两年以上的时间。实际上，我们真正的任务在于大胆地接触和尝试，越早打破这种隐晦酸涩的朦胧状态，对我们的生活就越有益处。我们不应该让爱情的向往和青春的光阴白白消磨在毫无接触的长梦之中。有时，曾经为我们魂牵梦系的人，在和我们相爱不到一个月时，便由于各种致命的冲突，完全毁掉了我们心中幻想出来的完美形象。由此看，接触之前空想所耽误的时间很不值得，不如速战速决，早看分晓。仔细想想，就算经过真正的交往考验，我们心爱的人被最终确定为自己的未来，可那段长长的自思自量的日子却没有对这个过程有过什么推进，相反只是推迟了幸福的来临，并且是自己折磨自己。
对女人说"我爱你"，是对她的赞美。无论她是不是喜欢我们，此时，一个正常的女人都会在心里张开一枝鲜艳的花朵。所以，不要害怕直言不讳，只要我们明白了其中的奥秘，我们会害怕一个因为得到了赞美而心花怒放的女人吗？而且，我们是有勇气向亲朋言及目标的，甚至还虚荣地已在背后把目标谎称为"密友"，那为什么不去把这种勇气施展在目标面前？不要让胆怯和病态的不屈服，凝结在我们的胸中。当一个伟大的人蹲下身去，与一个稚童说话，当他承认为另一个人的动人之处而臣服，他显得更加伟大，而且必将赢得那个孩子和那个得到了夸奖的人的爱戴。
东亚的电影文化中有一种很坏的习惯，它总把爱情描绘成好几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凶神恶煞般的追逐。这种古典艺术传统，无疑缠绕着男孩子的心。然而，实际的生活不会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女人过于主动，不是轻浮，或者不漂亮，再就是无法压抑的单相思。这些都对承接这个女人的人不利，就算是第三种情况，我们也不能沾沾自喜。在我们的多次调访中，凡是女方主动而促成的婚姻，都呈现出一些问题，比如妻子无时无刻不疑神疑鬼，而且常常使这个家庭达到了无法继续的程度。所以在婚恋中，男人主动发帖子，对自己，对对方，都有好处。而古代弱文人想象出来的爱情传统，除了会使我们不明不白地延误机会，剩下的就是让我们自作多情，病态地自尊。
在男人的求爱方式中，有一种成功率最高但危险系数最大的方法，那就是跪请钟爱。如果把握得好，女孩子是最吃这套大礼的。在一个宁静的美丽的地点，我们跪下，向心上人求爱（但最好是单腿跪下，而且别总是这样干），抬头期待着她，挺起胸，让高贵从这种臣服的请姿中渗透出来。很快地，我们就会看到那种由惊讶慌张转变为疼爱感动的表情。除此之外，用一封言简意赅的短信，几次随机的电话，或是某种场合下顺水推舟的幽默语言，都可以转达"我爱你"的意思。此外，女性最易受到坎坷经历和歌声的迷乱。
要女孩子直言不讳地回答，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作为女孩子，假使我们并不反感求爱的人，那么当我们回信时，尽管在关键问题上怎么也摆脱不了模棱两可，但我们一定要写一封长一点的信给他。对于幽默的口头求爱，我们的回答无论能否满足对方，但都必须也是幽默的。我们可以用显而易见或水到渠成的方式表达婉约的"是"或"不"，但切莫直白地嘲笑他，这样会使他感到我们是个粗俗而没有情趣的人。要知道，痛快地认可他，可以一下子抓住他的心。
在发放爱情的要约和承诺时，我们考验不出对方什么，因此没必要假托拒绝，这只能表现出我们的市侩气和庸俗。许多人从谈恋爱到结婚，无休止地讨价还价、摊牌、争吵，不像是为了爱，反倒像是敌对的双方在过着谈判生活。在许多问题上，恋人们完全可以采取明白却无损于自尊的态度，更多地说一些实话。如果我们拒绝，也不要以无所谓、轻蔑、甚至是愤怒的方式来处理。大家都知道，我们无非只是想以此表示自己高贵，就像天鹅肉一样难得，可是我们的作法却太像一只蛤蟆。在我们得意扬扬，四外张扬那个倒霉鬼的动人的情书时，我们有着一副自己无法看到的丑恶的嘴脸。
女孩子要记住一点：好男人需要长时间地一点一点发掘。求爱只是开始，不必在意他的笨拙。相反，善于讨女人欢心的男人，必定有一天会让我们吃尽苦头。
男人也要记住一点：追求的过程中，充满着乐趣，不要轻易放弃拒绝过自己的女孩子。几次切磋而终成眷属的家庭，比比皆是。持久的进攻，更显得我们真诚。
Y 可夺之爱，并非真爱。
这句话在我们漫长的一生中，应该常常被提及。从初恋失败、婚姻破裂、同志背叛，直到儿女不孝，我们都必须知道，一切可被夺去的爱，原来就是脆弱的，只值得深思，不值得为之悲伤。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躺倒在女人面前的人，怎么也支撑不起来沮丧的精神。他们哭，消沉。单是，我们也同样见到过一些坚强的人。我的大学同窗陈戎，在历时两年的恋情消逝时，同舍在为她悲泣，但她却在朗诵莎士比亚光辉灿烂的抒情诗。是的，无病呻吟故然令人生厌，但有病呻吟依旧不会使人愉快。每每看到那种面对突然打击而不在人前流泪的人，特别是女人，我们总是感到由衷的敬意。
我们应该知道，不牢固的爱的消亡，是一种迟早将至的必然，也许不勉强为之反而对自己有利。失恋一次，我们就会对自己是什么人、将会有什么改变、让什么人伴随自己的一生，有了更深刻和真切的认识。失恋后一段黑暗的日子，往往能使人专注到一项事业之中，历史上许多诗篇和伟业，恰好是失恋的人创造的。这段时间，对失败的爱情的沉思，有助于我们洞悉人生。这段时间，无论是学会吉他，四方去游，还是拼命工作，都会有助于我们在排遣坏情绪的同时，意外地掌握一些新东西。
在慰藉失恋后破碎之心的办法中，切忌使用"赶快再找个恋人以弥补心灵空虚"的方法。在失恋后，人的情感形成了真空，对于企图介入的关怀几乎达到了饥不择食、无以抵抗的田地，这时最容易铸成新的错误。对于失败，我是指的是所有失败，我们必须首先作到冷静。
Y 情感车站，从家到达另一个家。
从父母的家走出来，走累了，害怕了，失望了，便找到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人，建立了自己的家。二十三岁左右，我们的情感到达了一个车站。在那里，爱情告一段落。也是在那里，我们从车站出发，继续前行。我们为之梦寐以求的家，竟然如此平静地来到了。一间小小的陋室，一套再基本不过的生活用具，一个渐已熟悉的朋友，一段以往感情的记忆，以及一本极好的关于夫妇性生活的参考书。我们希望，这一切就是一个小小的天地，一种慰藉。
一段时间过后，妻子不妨省问自己一次--
① 你还继续给你丈夫干事业和广泛社交的自由吗？你对他的事业还像从前那样投以兴趣吗？
② 你还像以前一样静静地倾听他的大话、烦恼、不安吗？你还为他保守这些秘密吗？
③ 你还愿意在业余生活中投其所好吗？
④ 没钱的时候，你能默默地度过难关，并且给丈夫以鼓励，始终不把他与其他富人相比吗？
⑤ 你还时常使家庭布置、饭菜、活动安排有所变化，以图丈夫能大吃一惊地高兴吗？
⑥ 你对自己的衣着颜色和式样，对化妆，还像恋爱时那样顾及丈夫的好感吗？
作丈夫的，也要经常问问自己--
① 你允许她因为工作的缘故，晚一点儿回家吗？允许她从前的男朋友们继续与她交往吗？
② 你是不是能避免当着别人的面，指责她的缺点，并能陪伴她，度过每一次疲劳、焦躁、易变易怒的不适？
③ 你仍旧时常买一些她喜欢的小玩意给她，而且不忘记她的每一次生日，时常作出一些她意想不到的温存吗？
④ 你留心赞美她吗？是否一直避免使她的治家本领，与你母亲或是别人的妻子相比较吗？还常说"我喜欢你"吗？
⑤ 你仍像初恋时那样，向妻子献殷勤，抢着干活，保护她不受劳累和伤害吗？
⑥ 你在背后说妻子坏话吗？对她额外的小帮忙，是否像初恋时一样，报以微笑和谢意？
如果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家，就是快意的，真的是一个安慰，一个港湾。假使我们因为一两条没有作好，出现了种种不愉快的磨擦，我们不必太烦躁，那些烦恼是每一个家庭都会有的。现在，我们是二位一体的两个人，无论如何也要感谢上苍，它赐给我们一个爱人和一段难得的情爱，使我们从没有遮掩的沙漠太阳地，找到了绿荫，进入了一个可以栖息的避风港。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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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6月16日
朋友是另一个自己
从一个个体生命的降生到死亡，其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要历经无数次的重大变化。最初来到世上，我们********，彼此相似得很，男婴和女婴之间也不过只有一处区别。但是两岁前后，我们的个体意识开始成长，开始排斥其他孩子，有时我们会与陌生的孩子厮打起来，抢夺他们手里的苹果。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学会了那首广泛流传的儿歌：“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一个好朋友。”社区文化中的这种团结意识，注入了我们的心灵。于是，除了与所有的人保持平和，我们还凭借天然的好恶，特意与那些邻居的孩子，夸奖过自己、给过自己糖吃的人，以及比自己有本事的小朋友保持密切来往。大约七岁左右，我们第一次较为明显地以家庭的光荣，区别我们所见到的人，罪犯、穷人、父母关系不正常的孩子，受到歧视，有生理缺陷和体质弱、智力差的人，也受到集体的冷落。到了青春期，男女的性别差异极度加剧，异性之间的交往受到明显阻隔，来自遗传的因素、十二年来的经历和幻想，在我们身体里进一步生根发芽，使我们在十四岁时，明显分出了各自的交际圈子，有共同志趣的人走到了一起。十六岁，我们与父母的隔阂越来越大，十八岁发现社会有问题，历史书上尽是假话，二十岁时我们已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世界，至此，人和人之间常常隔墙而邻，甚至自己和自己闹起别扭，我们在茫茫的人海里，感到万分孤独。此时，我们需要两种东西以慰心灵的清苦：一种是爱情；另一种就是友谊。
爱因斯坦说：“世间最美好的，莫过于有几个有头脑和心地都很善良的朋友。”
有许多曾经被我们一度引以为近友的人，由于经不起漫漫岁月的消耗，已渐渐疏离了我们。剩下的一些，有的或许能与我们一同走完生命的长路，有的依旧慢慢地与我们分离。我们理当珍视早年的交情，当年我们不曾把密不可喧的烦扰和扑朔迷离的壮志告诉父母，却无一保留地说给了朋友听。当我们力不胜任的时候，我们曾为了同胞般的情谊，相互提携着。凭经验而言，儿时和少年时的友情，在人到中年时，常常变为手足关系，这对人生的快意而言，对在事业上形成鼎力相助之势，有着无可估量的价值。失去它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尽管我们可以摆出许多理由说自己只是出于无奈：性格志趣越来越不相投，对方的缺点越来越多等等，但是我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注意一个敌人，即，那个已经为我们所熟知的顽敌：苛求完美。寻找没有缺点的朋友的人，永远不会有朋友。谁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和自己步步合拍、一模一样的人。
二十岁到二十三岁，面对更强大的孤独和更复杂的人生，本着现实的宗旨结交一些新知，就显得同样的重要。这是我们结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的最后三年。
培根说，真正的朋友具有三种人生意义。首先是“通心”，他说：“你可以服撤尔沙以通肝，服钢以通脾，服硫华以通肺，服海狸胶以通脑。然而，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之外，没有任何药剂是可以通心的。”此所谓，快乐说给朋友，欢乐从一份倍增为两份，清愁说给朋友，忧愁由一份减半为二分之一。其次是告诫，朋友从旁观者的角度，时常提醒我们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作更好。第三即是亚里士多德的那句至理名言：“朋友者，另一已身。”也就是朋友之间的互助关系。
二十四岁以前的朋友可以胜任这些，堪称“永远的朋友”。但此后的朋友却不能完全作到这一点，除非我们经历了一段较为特别的遭遇（就像后面将要提到的一段贫寒的日子），并在这段落魄时节里得以知音，就如恩尼乌斯所云：“在命运不济时，才能找到忠实的朋友。”否则，那些朋友就只能是临时性的生存同盟，或者由于我们暂时有求于他们，或者由于他们认为我们身上有利可图。恐怕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才会发觉，他们和早年之交不一样。他们有可能锦上添花，但不会雪中送炭。
以前，我们找到的都是与自己性格相近的朋友，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易于交谈，使人轻松。但是到了二十二岁，我们会觉得自己的交友范围太窄了。我们尝试着交一些和自己不太一样的朋友，以便弄清楚自己以外是个什么样子。这些独具特色的朋友们，扩大了我们的视野，我们也通过这种新尝试，变得更加善解人意和乐于合作了。
这种尝试有利于日后为事业结成功利性友谊的建设，也利于我们提早从心理上扫除模范文化的偏见和博奕论“有胜必有败”的狭隘竞争观念。比起统一或斗争来，世界更需要艺术性、丰富性、谈判双方互益的合作性。许多人在事业上不举，在世界观上格外狭隘，其主要原因之一，恰是他们一直缺少和自己不一样的朋友。
除了恋人之外，我们有了其他异性朋友。有了年龄或比自己小或比自己大的忘年之交，以打通时间的隔墙。我们有了更多的海外朋友，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时，朋友们构和的总体已不仅仅是“另一已身”，它代表着社会和人的各个不同的断面。朋友越多，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就越全面和丰富，对信息的感知就越快速灵敏，生存能力也就越强。
朋友对我们是那样至关重要，我们也当涌泉相报——
♀ 我能理解你：儿时我们曾有过无数伙伴，现在却已无影无踪。回想一下，活到二十三岁我们至少会经历过200个同龄人，为什么我们没有与所有这些人交上朋友？精力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多数的人不能与我们互予理解。我们的朋友之所以也把我们当作手足，也正是因为我们有可能懂得他们。如果我们不能设身处地而始终如一地理解他们，并为他们提供一些启迪，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被他们从心目中的名单上，轻轻地勾掉。此外，我们一定要作到，不要把他们的秘密泄露给他人。
♀ 我愿倾听你的心声：就像对恋人和配偶一样，倾听永远是一门动人的艺术。倾听除了可以获悉许多人和事的知识，还可以让朋友觉得他很重要。至少，倾听是一种行为语言，它的含义是，我对你的生活感兴趣。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种人，他们对朋友的事情不算很关心，经常打断别人的话头，莫名其妙地用诸如“特逗”、“真的”、或者“就跟我那回一样”，谈起自己的事情，比如自己如何被好多个异性追逐，自己如何赚了大钱，如何如何不可被公司缺少……正因为这种孩子气的人太多了，才显得乐于倾听愈加重要，更为动人。
♀ 我为有你而光荣：当我们有了恋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多年来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结交的八方朋友统统忘在脑后。我们可以让他们出席我们的婚礼，依旧可以结伴交游，可以打电话给他们，说他们出的主意使我们得以在某件事上成功了，我们甚至可以被自己的独生子起名字全力交给他们，使朋友们感到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有着点点滴滴的光荣。
♀ 你悲伤的时候有我在：不要取笑朋友的懊丧、失败、软弱。他们作了错事，需要我们去鼓励改过，并且找个办法摆脱困境。失恋时，他们需要我们给出一个信心，一个证明，让他们觉得自己还不至于糟到没人要的地步。丧失亲人时，他们需要我们无言的问候，轻抚他的背，握紧他的手。实际上，他们在快乐的时候，并不像此刻这样需要我们。
♀ 我永远是你的劝告者：凡事最怕遇到道德冲突。比如一个朋友因为偷了巨款被发现，或是因为酒后暴怒打伤了别人，在警方追捕下，他要求我们帮忙藏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叛卖朋友是一种罪，违背法律也是一种罪。假如这种冲突已经到了必须背向朋友而支持法度的时候，我们除了应该为没有提前劝告他中止犯罪而追悔，别无选择，只能力劝其自首，然后告诉他，他依旧是我们的朋友。
♀ 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襟怀的人不会有朋友。歌德说：“我再次发现，误解和成见往往会在世界上铸成比诡诈和恶意更多的过错。”的确，误解和冲突在生活中来得太容易，而且每个人又都总是轻信自己可以无须深究细问便能得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总爱轻易地把朋友的行为误解为恶意。假如我们真的被误解了，不妨忍让一下，退一步，等待一个时机，恢复自己的形象，给朋友一个更正自己的机会。
人们每失去一个朋友，就等于经历了一次死亡，每获得一个新知，就会多出一份新力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伴侣过世后，天天坐在暮阳下。数一数家珍，他们的全部财富只是一个勉强可以称之为家的根据地，一群散落四方而不常回家的子女，银行里一小笔积蓄，一段为期数十年的回忆，一副行将化为泥土的躯壳，还有几个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老朋友。那时，最代表生命意义的，只是一根拐杖和三五个默不作声的老朋友。六十岁时，朋友已经化为了同胞兄弟和姊妹。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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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7月1日
沟通四面八方
人类文明史上有过几次绝对的隔代质变，而且每一次都会形成一道鸿壑难填的代沟。离现在最近的要算本世纪五十年代的那一次，那是一次青年人与大战前成长起来的父辈们最为严重的冲突。希特勒时代费解的残酷和斯大林可怕而固执的铁幕，彻底改变了整整一代新人关于历史、世界现状与未来、人生道德的认识。当时的世界青年几乎全部采取了与祖辈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由此构成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世界性大代沟（Generation Gap）。
这道深刻的大沟没有在当时的中国发生裂变，原因有四点：（1）中国有着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战地情况，环境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人们的注意力在大战后不久便转移到了内战之中。（2）整体的文明素质低劣，对于令人困惑的灾难性事实，缺乏洞察力，那些灾难不足以使国人的世界观发生震颤，人民只求活下去。（3）五十年代，为了抵御西方干涉，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封闭性国界，在同仇敌忾的民族情绪下，力求独立，在经济重建上有求于苏联。（4）集中制原则只允许一种生活态度：把一切交给共产党和祖国。
这一切不留余地地截住了世界青年转折性步伐在中国的回声。此后三十年，所有中国人的文化信念依然故我，和民国时期相比，只是在形式上有了一条浅浅的小沟，没有层次上的变化。不管生活多苦，人们还是相信有某个人，有某种东西可以救世。直到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自己救自己。那时，开放政策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世界，人们在赶路，三十多年前的那条世界性大代沟开始默默地向中国蜿蜒。于是，整整一代人背叛了原有的生活，就像五十年代的世界青年一样，混乱地在寻找。
但是，尽管共和国史上这道最刺眼的代沟，与世界性大代沟在层次上有着承接和延伸的关系，但由于时代和环境毕竟变了，因此它在特征上便很独特。我们是以对十年动乱痛苦的反思开始叩问自己的灵魂的，尔后新诗的论争、经济大潮的刺激、各种迷人的理论的输入、大多数人朝外看和向里比得到了朴素的认识，所有的这一切拧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大代沟的这一面。我们坚硬的观点，无时无刻不在与对岸强硬的老人们，碰得叮当乱响。
我们的父辈停留在代沟那边，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生下来就去捍卫一种自己没有读过的理论。讨论问题时，他们火冒三丈，思维混乱，认为自己的个人经历就是整个民族的经历。他们常常把"政府"和"祖国"混为一谈。在生活上，他们为自己的旧衣衫扬扬得意，夫妻之间缺少看得见的恩爱形式。他们认为看报纸就是读书，他们喜爱的所谓"艺术"，基本上与艺术无关。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青年朋友，没有一次真正的和和气气的对话，但却想当然地坚持说，青年人不可救药。他们并不了解世界的真相，但当一个香港人坐在他们面前，他们却要评一评自己一次没有去过的香港。他们总是把人分成两类：一部分是好人，另一部分是坏人。
在这个父亲们握有权柄的社会中，我们被视为一批不招人喜欢的害群之马。他们把我们与他们不相同的信仰，睁着眼睛指责为"没有信仰"。当触及复杂性时，我们对一件事物的优与劣的细致论述，被他们说成是爱憎不分明，前后矛盾。他们企图让我们和他们一样，过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对我们的夜生活和晚睡晚起，对我们的畅所欲言，读所有的书，听所有的广播，开展异性友谊情，他们均认为是对生活的不恭敬。当他们显然是门外汉时，他们却能天花乱坠地把我们最清楚的事情，分析得乱七八糟。
另一方面，让我们更为难过的是，我们青年人自己也不能彼此接受，我们在代沟的这一面挖来挖去，营造了纵横交错的小沟小坎。我们各自抱着自己的杂七杂八的生活观念，相互诋毁着，表示着对对方的轻视。于是，健康的个人主义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私，经济领域和爱情领域里出现了日渐其多的骗子，而在每一种反抗社会的行为中，都隐隐显露着矫枉过正的报复心理和破坏性。我们的一部分人寻欢作乐，十分可怜那些穷酸的有教养的人；另一部分人钻进象牙之塔，不齿于走入尘世。
当我们由于对社会的不公道表示不满和无奈，开始过上得过且过甚至纸醉金迷的生活时，我们终夜投赌，溺于酒色，我们不是对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采取破坏环境的办法去发泄。但是，这样作是不是有助于我们说服长辈认同我们的思想，我们已由最初可以被理解的消极，蜕变成混世魔王，这又怎能不引起长辈们的激烈指责？
我们一边翻着书本，大谈新思维，一边却在想着个人的实惠。看一看考场有多少人在作弊，看一看至今仍没有学会排队的人，看一看食堂里浪费的粮食和无人熄灭的盏盏室灯，我们是不是的确像自己标榜的那样，是个"纯粹的人"？我们真的可以去任何一所高校看看，看看有哪一幢宿舍楼的墙壁能在刷洗过一个半月后还保持洁白！
世界从来不曾被简单的仇视和几套支离破碎的原理所改造，其污垢也不会被一场革命所清除。它需要几代人默默地工作，既不失于信仰的初衷，又与世界找到调和的基点，去接近社会管理的中枢，慢慢使之趋于完美。
颓废主义不能证明我们所信奉的东西是正确的，相反，只能更加招致社会对我们的排斥。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这本书已经反复强调过几遍的合作精神。相处--各种不同的人相处--是二十一世纪的颜色。确立了这个原则，我们会清醒的意识到，父亲们不会认可我们的信念，正如我们也不会认可他们的一样，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时间里两种经历不同的移民，但我们必须相处在一起，保持和平，承认与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也存在价值。
〇 和自己相处--
巴尔扎克十九世纪时描述过这样一种人，他们"与别人和睦共处，却跟自己过不去"。实际上，二十世纪的人在与长辈和同龄人过不去的同时，也和自己过不去。换句话说，他们和什么都过不去。从这个角度上看，当代人更接近于自杀的边缘。有时，看着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父母，我们甚至禁不住流露出羡慕。他们并不知道许多人生哲学，然而，他们没有那么多烦心事，显得很有奔头儿。但我们不可能为那种闭着眼睛摸来的幸福而关闭自己的心扉，自甘作个乐呵呵的白痴。于是，现代社会中内心矛盾的三大根源--远虑、自卑、时间短缺--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们的心。那么，我们不妨尝试一下，这样作：
--"立足于今天" 我们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和无以捋清的矛盾，实际上它们与眼前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它们有的源于历史缺憾，有的则是未来的问题，总之那都是些我们毫无必要杞人忧天的远虑。如果我们总是把眼前的生活小事扯得很远，再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批判一番，那大多数欢乐都将终结。生活就是生活，它只需要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不太需要波澜壮阔的理论去指手画脚。
--"欣赏你自己" 很难想象大自然会造就一个全然没有长处和用途的人，让他来占据现代社会不算充裕的空间，它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以使其他人感到深深的自卑。漂亮的人由于自小常常轻易得到夸赞和宠待，变得凌傲而思想浅薄。聪明人仍有其解不开的难题。那些有性情的人容易吸引人们的目力，但却会被世俗的积习所摧折，生命之树一天天枯黄。成功者招致的抵毁，使他们苦不堪言，他们再也得不到普通人的宁静生活和安全感，失去了逛商店和游泳的自由权。那些缺乏人之亲情的权贵子弟，在其卖弄显尊时绝对猜不出，仰观者的妒慕中藏着多少想唾他一口吐沫，或者恨不得把他剁成肉酱的念头。可是，我们却没有这些不足，因而是值得自我欣赏的。
--"留下一点隐私" 我们理应有一块秘密的空地给自己，它包括藏信件的抽屉、不为人知的隐私、小小的阴谋。我们还有一段自己的时间，用于睡眠、思索、独处，以生发出别的更有意义的东西。这些就像金钱一样，应该得到最高程度的珍惜。假如我们要在一连几天的电话里分别告诉各方朋友，自己最近在作什么，我们就有权表示厌烦。如果我们总是被人打扰，用自己的时间作无益的奔忙，那么下决心告诉他们，我们不想让自己"渴望回绝但又总是违心应允"的老毛病继续折磨自己了，我们的嘴要和我们的心协调好。
〇 和同代人相处：
--"自己的理想是否公道" 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真理守护者，他们一面声嘶力竭地呼唤爱的真谛和真善美，一面却借口爱的解放去欺骗爱。他们可以一面发自真心地争取自由和民主，一面却又咬牙切齿地在内心里盘算，计划着得势后该怎样把对立面的权力剥夺得一干二净。说穿了，这种理想只为自己服务，它没有对全民（包括对政敌）的公道。
--"自己是否有绅士风度" 当我们从那些不愿排队而蜂拥挤向车门的人群中脱离出来，并且远远地看着他们为无关紧要的一席之地仓皇争抢，我们除了可怜他们竟是那样如临大敌之外，还会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这种狼狈不堪的竞争而暗自庆幸，即使为此只得再等下一辆车，我们也还是会因为没有使灵魂蒙垢和汗流浃背而自感光荣。知道吗？当我们把一份小小的礼让含笑送给儿童、女性、老者，把一点点温情送给弱者和残疾人，那种心满意足的自豪感是难以描绘的。可是，问一问自己，我们这些文明人有过这种自豪吗？
--"真理是否只有一个" 胡平在《哲学随感录》中这样写道："现代社会不应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人都持有相同的一大套所谓现代观念；现代社会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们具有着各种各样的思想而又能很好地共处。"如果我们还是像父亲们那样，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而且自己的那一个就是真理，全社会都必须服从它，那么我们就和父亲们没什么两样。依旧不会尊重别人的意见，不会相处和合作。事实上，真理有许多，我们不能让真理和真理相互厮杀。
〇 和社会相处：
在观念大裂变的时代，人们可以有三种生活方式去选择。第一，以我行我素的方式，对抗社会，一无成就，自我牺牲。第二，完全听命于积习，同样一无成就，过一种不生气的生活。第三，像芥川龙之介在《水虎》中说的那样，即："最明智的生活方式，是既蔑视一个时代的风尚，又在生活中丝毫不违背它。"
这第三种方法最值得推荐，它可以以稳健的方式，逐步接近目标。
--"不断声明基本出发点" 一个很难办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被看作是越来越没有道德的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进行所有推论时扣紧出发点，不断提醒他们，我们的愿望就是他们的愿望，只是我们认为自己的结论对大家的初衷更有益处。苏格拉底发明过一种"问答术"。即，与论敌争论时，不要从分歧出发，把他吓住，而是强调共同之处，先使对方说"是"，取得一致后，再转入自己的主张。
--"不要与不相干的人争得面红耳赤" 我们常和火车上的乘客或者退休在家的老父亲无休止地争论政治大事。可是想一想，就算我们赢了，我们能就此获得什么？这种争论不仅没有，而且还破坏了亲情和快乐。
--"别为小事恼怒" 在大问题的对峙中，我们不必对小事纠缠不休。不必把社会和长辈的小毛病看成是他们的大问题的一部分，那样只会增加敌对程度和范围，而且还会使我们在观念冲突之余，很可惜地在生活乐趣上也丧失了求得唯一一点一致的机会。
--"用一语不发表示反对"：在我们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平静的场合去系统地批评一个早已枝繁叶茂的体系时，决不要用三言两语的指责，去随便地触动它。那样，我们的观点会被轻而易举地肢解歪曲，我们自己会被最终封上嘴巴，忍受现在和未来的、当面和背后的奚落。如果是这样，倒不如用沉默表达我们的异议。沉默柔中带钢，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态度，可以以守代攻。
--"留下完好的树皮" 如果我们以为重创掌权者的面子，使他的精神全面坍塌崩溃，然后就能使他在废墟上重建起和我们一样的新观念，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那样，只会使他对我们耿耿于怀，恨之入骨！去郊游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老树，它的树干已被蚁虫吃空，成为小生命们随意出入寄栖的领地，可是它的绿意不减当年，而且并不在意寄居者的蚕食。这是因为，那些聪明的小生命从来没去破坏大树的皮表。
最后，我们需要明确事实，即，与社会习俗的隔膜不算是太可怕的事情。我们不必苛责自己与环境的不和谐，就像罗素在他的长书《幸福之路》中说的：
与环境失和，当然是一桩不幸，但它并不是非要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的不幸。遇到周遭的人们愚蠢，有偏见，或是残忍的时候，同他们失和反倒是德性的一种标记。
此外，我们知道，如果高贵而不幸的少妇维维安妮没有被迫进修道院，雪莱就不会写出《伊壁斯去亭翁》，如果威廉斯可以不是一个相当贤慧的妻子，他也不必只是写部《回忆录》，这位杰出的诗人所痛斥的那些社会积习，对于他的事业，是一种主要的推动力量。所谓"困难创造解决困难的英雄"，就是这个道理。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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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7月1日
海外生活总带着乡愁
区别于严复、孙中山、秋瑾的一代，蒋介石、李四光、周恩来、邓小平的一代，华罗庚和钱学森的一代，以及叶选平、李鹏、李铁映的一代，七十年代直至今天的赴洋者被称为“第五代留学生”。区别于世纪初俄国人往之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往之美国，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又被看作是“第三次大流亡”的主体。有人说：“有路便有丰田车，比比皆是中国人。”许多人已在漂泊，另一些人急待出发。《美洲华侨日报》描述了这些出走的中国人：“他们中有的是蒙受冤屈而伤了心；有的是遭尽歧视而冷了心；有的是希望落空而灰了心；有的是政见不同而铁了心；有的是为了儿女而狠了心……境遇平常者，惶然而行；境遇稍好者，怅然而辞。”
有很长一段时间，出国者与其说是为了逃离铁板一块的生活，追求自由和更高的学位，或者多多地“扒分”，还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放逐”。无论登上座机时是多么的如愿以偿，但当他们走下飞机，特别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异域生活，他们就会感到某种流亡的孤苦情绪，就会知道在一个没有屏弃国界意识的世界里，失去了祖国和原有的社会地位，即便多赚了些钱，也无法寻见想象中的天堂。学位并不新鲜，汽车只是代步工具，房子依旧买不起，大家躲在别人的屋檐下，从昔日粗糙窒息的生活，逃到了另一种全新的困扰之中。关于他们在海外多么风光的传说，也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那不是真的。但关于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凶险，也仍然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那也不是真的。
他们在别人的美丽富裕的国家里，享受着自由自在的空气，但也承受着无边无际的孤独，无言而垂泪地回望着东方。他们大都订阅华人报纸，而且人手一份，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这边的一切有着一颗放不下的心肠。可想而知，这块土地上又是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问题，以致于他们夜夜思归不敢归，甘愿忍受自我放逐。
冰心在《往事（二）》中写道：“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总带着乡愁。”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
谭轩在《故乡的云》写下：“踏着沉重的脚步，归乡的路是那么漫长。”
张慈在《继续漂泊》说：“土地和语言！不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讲自己的语言，是一种残酷的惩罚。”
阿忆也在《爱你五百里》中写道：“人们泪如雨下，却头也不回。”
无论出国大潮与我们是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瓜葛，或者根本与我们无缘，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它的确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在我们的意识中，它朦朦胧胧地触及祖国、生活状况、劳动尊严等等问题。
首先是爱国主义。世界华人都热爱故土是个极清晰不过的事实，就像梁启超在流亡海外时所说的：“衣冠虽异，肝胆不移。”当他们刚刚看到这块土地上有一点点转机时，他们便会像美国人去阿拉斯加，日本人去北海道一样，怀着拓垦的决心，不顾一切地回到祖国。这一点在历史上几经得到证实。他们期待着变革。他们所惧怕的不是洪荒和艰苦，而是使洪荒和艰苦不能得以改变的约束力。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滞留不归似乎与爱国心相抵触，而且无可否认，大批出走的人多少是与国家有对立情绪的，似乎是对爱国主义构成了严重威胁。不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必介意他们一直在奢谈国际主义、世界公民、地球村，但也不必对爱国主义深信不疑，这个概念一直是功过参半的，它使美利坚成了独立富饶的联邦，却使德意志走进过深渊。此外，在政治学上，祖国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祖国是永恒的，而政府是暂时的，当爱国心指引我们爱自己的土地和民族，它就格外高洁，当它要求我们去讴歌某一个政府，爱国主义就因为阻止我们挑毛病而埋下可怕的恶果。
其次是生活理想。一个接受过启蒙的人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再过启蒙之前的生活，习惯了畅所欲言的人再也不会重新接受逢人只说三分话的环境。一个每天洗澡如同每天洗脸一样的人，已经很难适应在简易房屋里居住。在空气清新的环境里生活一段时间，再回到一个尘土飞扬、痰迹斑斑的污染区，他的神经就不会轻松。一个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生活的人，在只允许一种生活模式的社区中，将会感到暴躁郁愤。对于那些渴望前一种生活，甚至已经在过着前一种生活的人，让他们回到后一种生活中去，无疑是一种折磨。假如，我们认为后一种生活可以净化灵魂，并且执著于让每一个人净化一番，接受这种折磨，那么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不仅是外边最优秀的人不能回来，而且是里边最优秀的人也将大批走光。
最后是工作环境问题。五十年代，华罗庚曾在世界应用数学界，被尊为“十大”，但他回国后，由于长期囿于闭塞的环境，一切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尽管他在国内学术界还是首屈一指，但在国际上他和他的国家已经排不上名次了。就他的个人素质而言，假设他能留在海外，他依旧会是个主领风骚的大家。如果其他归来的人也同此命运，那样无论是对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还是对于中国，都是一个灾难。八十年代，陈省身进入应用数学界的“十大”，他曾是华罗庚的学生，但在科学面前，陈省身没有给老师留面子，也没有给中国的人才环境留面子，他说：“中国的应用数学等于零。”
我们缺乏的，是拿破仑说过的一句话：“为人才开道！”
如果我们不打算在这个年龄汇入出国大潮，那么知道这些也就足够了。如果也出去看看，那我们便需要看看下面这些技术性的问题。
苏格拉底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遵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我没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
如果我们的想法长期不为社会所接受，而且我们对逐步地改变这种局面不抱什么幻想，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苏格拉底的前一种方法，换到一个自认为可能被接纳的环境。这样，对我们发挥个人才能，对国家的安定，都有好处。春秋战国时代，如果一个士大夫闲居三月，自己的主张不被国君采纳，他们便不会长久地住在这个国家，他会驱车行路，周游列国，寻找自己可以有所作为的国家。或许，我们会像他们一样，发现一个能使自己感到惬意的地方。即使一切有悖于我们行路前的初衷，但在这个尝试性的岁月里，我们有用之不竭的时间、体力、精力。即使由于依旧无处容身最终还是会回来，但那时我们以不是空手而回。只是，我们应该提前预测一下，我们的收获与为之付出的代价之间，成不成比例。
如果我们已决意要走，或尚在犹豫，那么不妨找一个知情人，咨询一下。我们会发现，在手续上，从办理护照到申请签证，都要比我们原先想象得简单。而我们最该关心的首先不是护照和签证问题，而是——
第一：“我们的语言过关吗？” 到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语言就是一切，就是生命和成功的可能性。没有语言，我们将丧失乐趣、认知、基本的社会交往能力，失去获得高薪职业的可能。没有语言，无异于残疾青年。如果我们在语言方面很愚钝，那么不妨暂且打消计划。
第二：“有一定的硬通货币以维持最初一段时间的生活吗？” 如果没有，那么推迟一下计划，筹足这些钱再作打算。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没有钱也能勉强地活下去。如果是在海外，特别在自己尚且无法进行语言交流时，那种日子是无头无绪的，没有钱也就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可能性。
第三：“出去能使自己的未来变得更好吗？” 如果肯定不能，不如推翻出走的设想。如果我们没有申请到全额或半额奖学金，我们的生活将陷于维持生计的忙碌之中，除了一张文凭之外，身无它物。如果这张文凭不能保证我们找到较好的职业，我们还得回来，但是花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精力体力，远去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只弄回一纸空文，回来后却又过着与出走前并无异处的生活，这值得吗？尽管我们得到了更高的学历，但我们却也因此失去了在中国晋升职位所必备的时间资历。对于没有可能赚到大钱的人来说，地位的设计比赚些小钱要重要。小钱改变不了太多的生活。
我们这代人可以有两种人生设计：其一，是去一个没有束缚的地方大获全胜地干一番，跻身于世界；其二，是根杆在本国的土地上，步步荣升，及至目睹墙外的世界，自己的地位也已立于世界的一隅。尽管这两种方式极不相同，但它们所必须付出的操劳、智慧、勇气、胆量却几乎是相同的，它们最后到达的高度也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平分秋色。海外华人倾心奋斗，为的是争得一席之地，国人则是为了争得看世界的机会。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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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7月26日
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魅力是由健康心境、内在的胆识和自信、沉稳的自制力、好的思维、一定的知识和口才、适当的外部修饰诸因素构成的综合性吸引力。它常常表现为开朗幽默、温文尔雅、对环境的通融忍让。魅力只能经由一段的漫长时间而形成，由于终于有了相当的工作背景，一部分二十三岁的人便开始有了最初的魅力。可以说，这种萌芽的魅力将随着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改变，呈现出不同的光彩。
魅力的释放一般是在社会交往的场合。一个人衣冠楚楚故然可爱，但假如他的谈吐举止总是不得体，那么他的灵魂就依旧如同裸体行走在街市上，使人忍俊不禁。魅力，在文明社会中是最美的服饰，赫拉克利特说：“比起人来，最美的猴子也还是丑的。”因为，最美的猴子依然不会有一件像样式的文明外衣。
魅力还有一种特殊的功效，它可以从容地面对任何一种失败。即使十点钟要上绞刑架，八点钟却依然安详地下棋。迎面泼来一盆水，弄湿了衣服，不过是耸耸肩，坦然地走向洗手间。简居的房间，高朋满堂，尽管是陋室，但它却“惟吾德馨”，而且“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魅力可以不眨眼地对待这一切，因而使旁观者涌起千般敬意。魅力指点出了人们的真实身份，并把殉道者、罹难者、落魄者，与那些羞耻的失败区别开。如果把“平凡”视作生活的一种失败，那么面对这种失败，魅力便有了更加直接的现实意义。当我们自育为饱有魅力的人，我们可以抵消这种失败的色彩，我们可以坦然地拿起钳器，走向充满油污的车间，我们照料排泄系统出现了故障的病人，或者身处严寒的草屋，拥衾执笔，写下一般化的诗篇。谁都会相信我们将来会变好，因为世界上没有哪能种持久的魅力会永远滞留在简单而粗糙的生活中。二十三岁以前，我们应该培养自己这种风范，向自己反复重申要作一个有身份的人，在胜利面前不失态，在失败面前不惊慌，使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变成诗。
首先，我们要形成一个准确、完整、良好的自我感觉：
自知：许多人，甚至那些确已成功的人，没有魅力。这倒不是由于他们不修边幅，或者长得不漂亮，而是因为不自知。假如我们的弦外之音，总是传达出比自己的客观水准高得多的自满，或是比真实水平低得多的动摇，那么周遭的人就不会认为我们吸引人。相反，不是认为我们在恬不知耻地吹牛皮，就是以为我们在假模三道地谦虚。自知意识的得来，一是靠自己冷静地内省，二是靠观察旁人的眼神（千万别相信别人的嘴巴，嘴巴尽管里面是臭的，但外边却很甜）。自知的原则是，使人感到适度。
自豪：没有一个魅力十足的人会看不起自己的遭遇、家庭、未来。许多人之所以缺乏魅力也正是由于他们除了看中个人奋斗之外，常常把他的社会背景扔到了一边。他们不知道，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经历有着不衰的美好回忆，对家庭充满感激，对爱情和乡土有着自豪，对未来和信仰有着健康的陶醉，那么他的身体里就会每时每刻地渗透出活力，这种活力会深深地感染别人。自豪是一种乐观的情绪。
自持：自持的人对即将到来的滔天洪水，有着大畏惧的安详和镇定。从就义者不朽的最后时刻，竞技健将们大赛前的恬静，领袖们大战前的从容，伟人们面对突然的打击而依旧沉静的描绘中，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种自持精神。一个经常手舞足蹈、眉飞色舞的人，很难具有魅力，他缺乏与成熟和稳健相关的自制力。而自持使人感到庄严。
自嘲：成熟的人善于用自嘲为自己的困境解围，强大的人敢于揭自己的伤疤。实际上，自嘲不会使人变得低贱，反而会生成大度和诙谐的魅力。它既是良好的自我认识，又宽广的胸襟。自嘲使人感到潇洒。
这“四自”离不开构建魅力的各种基本要素。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会有什么魅力，流氓英雄时而显现出的也只是可爱，一种偏邪的美感。即便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假使我们迫使他穿上从厕所里捞出的破棉袄，剃光他的头，再把一手煤灰抹在他脸上，我们知道，这下子他的魅力肯定完了。
另外，在使自我感觉得以调整后，我们还需要与环境达成默契，以使魅力得以最后实现。生活中有的人无论在哪一群人中，我们都可以把他们从人群里一眼分辨出来，此所谓“冲破环境线”，它主要取决于内在气质能否透过躯壳和衣着，散发出夺目光芒。他们在任何场合，凡一举手，一投足，所有的言谈话语，全都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最好地施展出自己的魅力，此所谓“主导社交圈”。实际上，作到这些也并非难事，除却我们此前提到过的种种作人方法，只要在社交环境里稍稍把握一下契机，就完全可以拥有这种谈笑风生的魅力。比如，要大声介绍自己的姓名，给对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要接触对方的目光，显示出我们的自信。要作交谈的中心，但又不时向对方发出诱导性的提问，给受问人以鼓励，而且刺激谈话的继续深入。同时要注意，不要把时间拖得太长，及时结束谈话，干脆地道别，做一个让别人留恋的人。当环境气氛围绕自己一段时间并呈现出微微的醉态时，我们要适可而止，别让人们的注意力长久地过于集中在自己身上，以免引起嫉妒以及行将产生的过于单调的感觉。
魅力是个迷人的东西，它可以在很多时间里左右人们的判断力，为拥有它的人增加更多的支持者。魅力还会以无形的方式存在，比如说李是个慷慨好施的人，但他的恩泽并没有施于每个人的身上，可是由于他有魅力，人们却乐于竟相传诵他的故事，形成口碑。假如这种口碑崇高肃穆，它就有可能传播得旷日持久。伟人们死后仍有人惦念，正是这种无形而巨大的魅力所至。
女人的魅力主要表现为美丽，这毋须多谈。“追求美”是女人毕生的职业。我们今天的社区文化并没有多少压抑女性形成魅力的因素，问题大多出在男性上。古去今来，培育男性阳刚之躯和健康心理的养分，变得越来越少。今天的文化已不适合男性心灵的成长，因而比起魅力十足的女性来，有魅力的男性则为数很少。无论是从性别到位的情形上分析，还是从仪表追求上观察，中国男人都不能与中国女人相媲美。以致于一位美国佬曾对我说：“中国的女孩子，嫁给中国男人，亏了。”我们的文化革命在倡导“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同时，一再疏忽了告诫男人们有挺身而出捍卫生活的义务。纵览中西历史和传说，自古至今，中国的女英雄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要多。实际上，我们的文化环境本末倒置，阴阳颠倒，中国的男人需要补课，但我们无法用雌性文化去滋养出雄性血色。这是一个问题。
《青春的敌人》第二部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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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7月26日 【编辑录入：阿忆】
世界需要热心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