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
一连串儿的偶然，媒界十年穿梭，全部是逆来顺受
阿忆在军营长大，从小舞刀弄枪。北大求学7年，学的是法律。工作之初投身经济潮，干到厂长助理和销售经理的位置。可以说，直到1994年夏天，还全然看不出阿忆喜爱电视节目制作并愿为之献身的任何迹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后来近8年的电视制作生涯中，成为大策划人和大撰稿人，简直是炙手可热。与其他策划人和撰稿人不同的是，阿忆不怕镜头，不怕场面，他的近视眼原本怕所有光，但却意外发现唯独不怕演播室的灯光，这使得阿忆可以直接担当主持人，获得切肤的主持经验。在京城各种策划会上，请到阿忆不是一件容易事，他身兼数职，分身乏术，根本无暇他顾。可一旦他意外出现，坐进策划人和传媒专家的行列，人们很快便会发现，这唯一一位有着丰富主持经验的策划人，他看出的问题最准，说出的招数儿最实际，表述问题最清晰，而且总能勾起与会者一阵阵笑声。
如此的阿忆没有颐指气使，非常和善，甚至不太把自己当人，很善于瞬间揣摩出对方的意图并积极迎上去配合，这曾使所有被他辅佐过的主持人都感到惬意，当然也使这篇采访完成得异常顺利。
阿忆是1989年冬天辞去公职，从此离开实业界。在老同学们的劝说下，准备同去加拿大，拿一个教育学博士。但阿忆是远近遐迩的大孝子，舍不得丢下父母，因此护照、托福、GRE均办得拖泥带水。等到一切手续齐全，小平南巡讲话也传开，同学们争相回流，抢占内地基业，阿忆正好找到借口废了护照。在办理出国种种手续的过程中，阿忆没闲着，应河南出版社一位老同学邀请，抛却国人的虚话空话传统，按海外自助书体例，写成《青春的敌人》。不过，书写成了，就是没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那年月，涉及“青春”的文字都是“放歌”类型，是海迪姐姐、曲啸叔叔、歌谣快手汪国真的天下，哪容得下切中要害的自助书！阿忆无奈，虽然完全不懂印刷和发行，却贸然采取自费出版手段，跑到沈阳开机便印了5万册。等到成书送到北京，阿忆惊恐地发现，5万册书摞起来，竟把父亲的4居室凭空铺高了1米。慌了神儿的阿忆开始骑车奔波于京城书摊儿之间，偶然路遇《北京青年报·青春星期刊》主编夏鸿（现任新华传媒在线副总裁）。1993年春天，“专栏撰稿人”刚刚兴起，红极一时。夏鸿邀请阿忆加盟，一下子给了阿忆3个栏目。阿忆不懂报纸业务，只知率性而作，全然不顾同仁套路，竟迅速引起读者热烈关注，转而受到《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邀请，成为最红最热的撰稿人。直到今天，记性好的读者依然清晰地记得，阿忆接手《老外随笔》那段时间，这个栏目如日中天，顿使此前此后黯然无光。其中的故事让人看了捧腹喷饭，忍俊不禁，其中《淑女难寻》一篇曾在许多办公室热烈传播。由于阿忆在《北京青年报》名声鹊起，导致《青春的敌人》异常畅销，累积卖过16万册，令出版界和坚决反对阿忆贸然自费的亲友大惊失色。从此，阿忆的自行车换成吉普车，阿忆自己也改头换面，从“企业青年”彻底化作“报刊新秀大撰稿”。
由于来路不同，阿忆的文章显得独树一帜，不拘一格。他从不呻吟，全然没有撰稿人行列弥漫着的浓重的小情小调，而是更多地表现出超脱的幽默或者社会关怀意义上的深刻的忧伤。这个特点被北京新闻台副台长苏京平的严重欣赏，阿忆受邀进了《人生热线》陌生的直播间，不久竟从嘉宾位置突然崛起，迅速换到电台直播主持的位置。1994年深秋，苏台邀央视《夕阳红》主持人黄薇来做嘉宾，黄小姐看中阿忆能写能说，生生把阿忆从苏台身边拉走，跳入央视，直接担当陈铎和她共同主持的120分钟的大型科教专题节目。在4个月的加速工作中，阿忆从一无所知迅速成材，顺利完成第一个电视节目总撰稿的角色。让同仁们甚为满意的是，除了博闻强记，阿忆与人为善，脾气极好，从来不难为人，最妙的是，他能把复杂艰深的科技知识瞬间变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
阿忆在央视做的最大一件事，是1996年7月1日至1997年7月1日每天在《新闻联播》前撰写一段香港专题，那就是香港回归前后非常有名的《香港百年》。阿忆把原本枯燥烦琐的香港史写得激扬澎湃，跌宕起伏。回归日迫近，在同组编导关玲（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系主任）和凤凰策划部经理程鹤麟（现任凤凰资讯台副台长）内外配合下，阿忆第一次融入凤凰，与央视胖张越联袂主持《凤凰48小时回归直播·妙语论尽港督》。那是阿忆第一次上镜，觉得比写书和做广播节目主持人难度大多了。
阿忆跳跃式交代完发家史，我不禁问他，您在媒体10年，包括电视业8年，似乎从不找工作，都是工作在找您。阿忆回答说，不仅是传媒10年，此前3年企业经历，同样如此。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我有多大才能，而是我有良好的天性。我的脾气实在太好，人缘儿实在太好，大家舍不得不跟我在一起工作，就拼命希望我赶快失业，然后到他们那里工作。所以，我从没体验过没工作和找工作的悲伤和艰难。
每天告诫自己，我是一个读书人
学者使电视相对深刻，电视却让学者绝对浅薄。这个道理读书人深有体会，可电视界却依然懵懂不知。法国大哲学家萨特说：“学者不要开口讲话，因为一张嘴就低于你的水平。”学者必须在一个完整的时间里，表达一整套思想，并把每一个观点挂在该挂的地方。假如这些观点被肢解单挂，必定显得浅薄而怪异，常常遭到围攻和奚落。而电视编导的习惯做法恰恰是肢解学者观点，断章取义地为我所用，害得参与过电视节目的学者纷纷发誓再不会凑热闹。这就是《世纪大讲堂》何以打破电视规律，把一半儿时间拱手交给学者单独演讲的理由——思想，总是需要完整的表达——让学者完整表述思想的节目，不愁没有观众，也不愁没有丰厚的广告收入。
阿忆透露说，江苏海澜集团投资《世纪大讲堂》的年广告额是1000万，险些令我跌下座椅。
阿忆说，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告诫自己，阿忆是一位读书人，尽管被各方朋友拉入电视界不能自拔，但必须洁身自好，至少要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保持书卷气。阿忆自己主持的节目，自然如此。即使在他担当总策划的节目组，一期节目的策划文本交上来，阿忆也总是剔除其中的庸见和无聊的东西。在英达的《夫妻剧场》和陈鲁豫的《鲁豫有约》中，这种校正工作与两位截然不同的主持人甚为相合。英达是幽默的，动感十足。鲁豫是娴静的，安然有余。无论是幽默，还是娴静，两人的节目都带有鲜明的读书人的味道。这种味道在众多同类节目鹤立鸡群，一样赢得了令我跌落座椅的巨额广告收入。
阿忆涉足凤凰的这5年中，人们每每从《红河·皇牌大放送》中看到文字清丽、人物和故事勾带自如、努力恢复历史真实的历史专题片，那都是阿忆的手笔。这种动辄纵横百年的大片，唤醒了一大批观众的兴趣，如果撰稿人不是读书人，肯定是勉为其难。在央视写专题片，多是编导至上，先是编导编出片子，再请阿忆见缝插针，配上解说词。现在在凤凰，阿忆是先写词，陈晓楠照着一字不差地录好主持人串场，其余部分由各位编导分头构造衔接画面，各部分按顺序合在一起，就是一部大片。
编导们都说，凡是阿忆撰写的专题片，观众不是在看画面，而是在听解说词。
幽默是男人的勇敢
1997年，胖张越的《半边天》有过一个节目《给女人打分》，她给出中国女人名录，要侯跃文和阿忆来一套说辞，然后给她们评分。侯跃文给女人打90分，阿忆只给78分，并直言女人多数不合格，这与他指导美国女留学生舒炊溪写《淑女难寻》，颇为合拍。但在节目最后，张越要两位男士自省，也给男人打个分。侯跃文还是打90分，阿忆却打58分。阿忆说，我不像侯老师那样谁都取悦，我要十分悲痛地说，如果中国女人不合格，那中国男人根本不及格。张越问及理由，阿忆说，好男人必须首先是幽默家，但中国男人有几人幽默？
阿忆告诉笔者，男人可以没有钱，可以肢体不全，唯一不能缺的是幽默感。幽默的男人勇敢，甚至敢于自嘲。凡是遇到一逗就急的男人，阿忆总是大惑不解，深深地为他的婆姨担忧。和这样不及格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有无乐趣不谈，至少是提心吊胆，不知哪句话会刺伤他的弱小心灵。幽默的男人宽容，阿忆小肚鸡肠的男人避而远之，每当看到自己喜欢的女人嫁到这等人家，总像古时候看到河伯娶亲，抱怨鲜花为什么总是插在牛粪上。幽默的男人智慧。阿忆主持《谁在说》时，刚从科索沃回来的中国第一位战地女记者黄文大声惊叫，我发现你天生有一种功夫，总是领着人往圈套里跳！这种惊叹，潘石屹、张朝阳、吴士宏、杨澜、甚至窦文涛都曾有过，只是末了大家都发现，所有圈套都是善意温情的。一次又一次，嘉宾进套后自己笑自己，观众看见嘉宾进套笑嘉宾，只有阿忆不出声，又在设置下一个套。只因为幽默和智慧同在，因此套套不伤人，落得个皆大欢喜，天下同乐。
阿忆忽而俯身过来，小声告诉我，幽默还能挣大钱。不信，你就去问问崔永元、窦文涛、英达，如果夺去他们的幽默，他们是否会大幅度贬值。
这道理不用问，阿忆写专题片，靠的是记忆力超强而博学多才，但他主持《往事》和《世纪大讲堂》，同样是靠幽默夺人。大家乐于参加他召集的策划会，除了学他迅速修正节目的天才思路，还包括想听他的连绵不断的幽默。
好名声，是人生最好的投资
与阿忆真正接触过的人，人人都说他是好人。阿忆风流倜傥，在短暂的一生中，换过数不清的工作环境。但他在长征路上，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因此人虽远走，好名声却余音袅袅，不绝于耳，引得旧同事无限怀念。比如说电视圈儿，那是一个欺生的势利世界，没有有势力的大哥领你进门，休想轻松入轨，因此大哥总要占些小便宜。但阿大哥拒绝一切回报，经常不辞劳苦地推荐落魄新人，使许多后辈摆脱了饥寒交迫。9年前，阿忆与素不相识的丁天邂逅相遇，竟把《北京青年报·老外随笔》专栏拱手相让，救了这位小弟的生计。几年后，丁天名声鹊起，成了小说家，倍受王朔推崇。8年前，阿忆在地铁里遇到小学教师术术，激励她笔耕不辍，为之四处推介。术术终于辞掉教职，摆脱拮据，成为京城名记。7年前，阿忆告诉《青春地敌人》的小读者邱薇，记录身边事是一种好习惯。几年过去，邱薇成了音乐制作人，兼做广播主持，也出了书，卖得颇好。6年前，史树国经朋友介绍，与阿忆吃饭，表达想进入电视业的愿望。阿忆努力而为，为其谋得凤凰卫视《爱心大使》的撰稿人职位。史兄为了报答阿忆老弟，强烈要求稿费终生分阿忆一半，遭阿忆夫妇痛斥。史树国便换啤酒一箱，阿忆欣然笑纳，当场喝掉10瓶。
其实，文化圈不大，有时朋友相遇，忽然发现彼此都是阿忆提携，一时唏嘘不已。
阿忆有性情，但从不以性情伤人。于是在电视业顾主眼里，阿忆不仅是高效高能的业务高手，同样也是名声遐迩的好人。电视圈儿很怪，制片人欠钱不给，理所应当，打工者拿不到钱向制片人索要，立刻会名声扫地。阿忆一直为此困惑，有时，明知道制片人不会给自己钱，还是不好意思说“不”。没办法，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有一天深夜，阿忆送崔永元回家。崔兄说，对那些有坑人嫌疑的制片人，建议阿忆以“拖下去”的方法对付。他找你，你就说手里有活儿，等完了以后再说。以后再催你，你就说，活儿还没完，完了以后一定去……直到永远。这样，你既没得罪人，无清高之嫌，又避免了浪费时间。阿忆听后，茅塞顿开，两年来屡试不爽。明明是崔永元的高招，反被阿忆用得如火如荼。许多坏制片人碰在一起，也都说阿忆人好，尽管没合作过，但人家谦虚呀！
热爱妇女是男人的天职
阿忆从小喜欢女人，青春期也没和女生产生隔阂，反而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占尽了便宜。从小学到大学，阿忆一直是班里的高干。高干就有权沟通男女，理所应当，名正言顺，因此常见阿忆与女生们在白桦林里畅谈理想。不过，阿忆心里一直不解，这么多女孩子和自己畅谈理想，可为什么没人和自己谈恋爱呢？这问题，换个男的都懂，那是因为你没向女孩子示爱！但阿忆深受古典小说和金庸毒害，直到30岁才惊讶地得知，世界上的道理竟是男人追女人！等阿忆撸胳膊挽袖子准备开始追女孩子，他却悲伤地发现，人家大都成了有夫之妇。从此，阿忆开始从热爱女孩子向热爱妇女转变，终于在32岁那年爱上一位美妇。她本是阿忆的小学同学，中学毕业后曾和阿忆一起爬过香山，逛过颐和园。但阿忆奇怪，这小美妞始终不言爱，而且忽然嫁了别人。32岁时，小美妞变成美妇，带着6岁的小儿子，被出国的丈夫遗弃。阿忆想，咱不救她谁救她，连美妇带儿子一起娶过来！阿忆问，为什么不在香山上跟我谈恋爱？美妇反问，你自己不说，人家怎好意思说……此后的阿忆，气宇轩昂，成了丈夫和父亲。要知道，阿忆可是初婚。
但结婚后，阿忆仍爱吾爱以及人之爱，不改热爱妇女的天性。阿忆为凤凰撰写和主持大型专题片《中国电视台40年》，曾为此写了一首歌——《第一次飞》——为了录制这首歌，百位华裔主持人共聚北京，吴小莉特意从香港赶到，一进棚便被阿忆拥抱，在摄像机和照相机的睽睽注目下，施了贴面礼。又一次，甲丁和阿忆策划一台大型文艺晚会，特借杨澜穿插人物访谈。深夜时分，杨澜录制了一整天《百年叱咤风云录》，又赶来与10多位嘉宾会面，因而声音渐渐嘶哑。阿忆心疼，揽着杨澜纤腰，送她进车。周围男女无不羡慕，但这种高雅不含淫欲之肌肤接触，也唯有阿忆使得。别人模仿，会立即遭到对方怀疑。2000年盛夏，杨澜怀上第2胎，却如期来京做《谁在说》的嘉宾。杨澜一边进门，一边喊：“阿忆在哪儿？”阿忆迎上前，径直去摸杨澜肚子。杨澜自豪以待，俨然是圣妇承受圣徒的探视。
有人到阿忆太太处告发，阿太太说，他要不是这样，我还不嫁他呢！
阿忆最看不起对女人吆三喝四的男同事，每每撞上，都会力禁阻止，使女同仁倍感温暖。这种对女性的温暖，也阿忆在采访女嘉宾时战而不胜，从没一次失手，总是极其流畅地顺利完成节目。
现实主义是我永远的准则
除了不知道男人追女人，阿忆在其他方面还是早熟的。许多大人的道理，阿忆从小悟彻。８岁上小学的时候，中国正流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小学生到校第一件事情是背诵伟大领袖的语录，然后批评自己，揭发别人。有一天，他看到住邻居的同学以一种诡秘的眼神不断地瞥看自己，凭直觉知道大事不好。这同学的母亲是多事之人，说不定子承母业，要陷害自己。果然，这个同学报告侯老师，说阿忆背后辱骂侯老师是“大猴子”。侯老师信以为真，勃然大怒，把阿忆推进办公室罚站。回到家里，阿忆满心以为父母会听自己申冤，哪知道父母严于律己，对儿子这么小就敢辱骂老师感到非常失望。阿忆痛苦思索了一个晚上，第2天一大早便跑到侯老师那里，诚恳做出严肃而沉痛的自我批评，还狠狠深挖了思想根源，于是一场横祸在阿忆的身边海阔天空。
既已无人相信，那就干脆满足他们。上大学时，候老师邂逅阿忆，得知当初是一幢冤案，一时后悔不已，反听到阿忆的劝慰。阿忆只是希望侯老师不要同样冤枉了别的孩子，可惜的是，侯老师当时已经退休。这种冷静而现实的考量，实出于一般孩子的承受力，也为后来阿忆的工作方法奠定了基础。他能真切而豁达地观察一个节目的优劣，不因其中有着自己的心血而不言缺陷，也不因没有自己的心血而吝惜赞扬。
阿忆应付童年危难的实践，使他实质上变成一个十分狡猾的人。他坦言自己有十分严重的多重性格，但却因此养成了多维思考方式以及与任何人迅速沟通的能力。很多读书人不具备的行动能力和不敢做的怪异行为，在阿忆那里，做得坦坦荡荡，表现得淋漓尽致。阿忆曾雷厉风行地开着二手桑塔纳来来往往，车后窗上贴着横幅——“人是高手，车在磨合”——目击者尾随其后，无不哑然失笑。众人不断劝他换辆好车，阿忆却说，车能跑就是好车，等磨合好，要把横幅换成“高手不鸣镝”，贴上一年，再换成“好司机不占人行道”，再帖一年，换成“雨天慢行，高手不溅行人衣”……
谈到未来，阿忆说，我没把事业当成目标去努力，只是把它当成生活和乐趣，这注定我不会特别成功，但却永远不会彻底失败。
阿忆小档案——
出生：1964年4月10日
出生地：北京
属相：龙
血型：A型
身高：1.83米
阿忆语录——
最喜欢的人：不知道自己漂亮的漂亮女人。
最讨厌的人：所有开着手机上课的混蛋。
最讨厌的事情：和缺乏想象力的人在一起工作。
最遗憾的事情：生活在一个充满国界的时代。
最难忘的往事：八岁时被一位邻居的孩子陷害。
最渴望的生活：空想社会主义。
最喜欢的小的动物：火狐狸。
自画像：唯心主义大师。
最信奉的真理：“我思，故我在。”
最想对朋友说的话：尊重比你强的人，同情比你弱的人，与和你一样的人结为同志和朋友。
《青春的敌人》自序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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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4月16日 作者：阿忆 【编辑录入：阿忆】
＿＿＿＿题赠：＿＿＿＿＿＿＿＿
当我们滑向核心的边际
精神便化作两枝梨花，一枝雪白
静置于金色书房，一生默默无语
另一枝招展在蔬菜市场，毫无意义
我们渐渐感到肩膀承受的风
一点点滋养起与涵养对立的事体
我们甚至视之为坚硬的逻辑
恰如大雨深处，雨伞之必须
我们踏过自己的心灵，躬腰拾掇
在一群恶劣的人民中寻找缝隙
我们放弃铅笔，只是无力拿起它
因为有许多餐具等待我们去洗
阿忆摘自旧作《生存十四行》
四版自序
□ 阿 忆
完全没有料到，我这本12年前写的小册子，竟长销了整整10年，即将刊发第4版。
我是知道的：在这转瞬即逝的10年间，内地书市上的自助丛书（Self-help Books），仍未摆脱空洞无物的传统；内地书市上这个巨大的空间，仍为海外译著牢牢占据，而国人自著，仅能以滥竽充数的方式，苟且偷安，分出小小的一杯羹；而这，正是《青春的敌人》仍能卖得出去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你很难买到一本国人自己撰写的货真价实的秘籍。
我们中国人有许多"中国病"，为其他民族所没有，其中"一提到'青春'便觉得幼稚可笑"便是典型的一种。这使得有自尊的学者从不涉及这个一贯被视为"浅薄"的领域，干脆把它拱手交给无论是知识层次上还是智力上都有些欠缺的人。于是，一个失恋者很难从这些人写的书中获得失恋症结的经验。书告诉她/他，要陶冶自己的情操，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仿佛没这样做便是失恋的根源。但实际上，他无非是忘记了把皮鞋擦干净再去约会，这便是他失恋的全部原因。
把所有实际问题上纲上线，拔到离地很远的虚空，这是大多数国人的写作习惯。给青年人写作，更是如此。阿忆不耻于此，便把人人必然经历的10年青春细分为前后5个阶段，逐一列出每段岁月中的主要困难，名曰"敌人"，对其一一审视。这种结构方法，受益于美国病态心理学家J·维尔斯特的《必要的丧失》。在谈到人的一生必然丢掉的种种心爱，这位美国老太太采取的就是这种"阶段展现，逐一诠释"的方法。这种结构从一开始便杜绝了国人传统，避免了浮光掠影，不做扯起高调的泛泛之论。它增加了内容上的理性成分和学术色彩，能描绘出更加真实的生活图景，因而相比而言，对读者更有助益。
至于本书主要读者群，本来仅仅圄于60年代出生8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们，对这个范围以外的其他人，本书没有和作者主观目的相一致的影响力。因此我曾在10年前发行第1版时估算，这本小册子的功利影响，最多不过7年寿命。尽管10年间我收到大量来信，写信者出生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人，大有人在，但对2002年《青春的敌人》尚能第4次改版，第4次加印，我仍然是将信将疑，恍如梦中听雨。
我不知道，30年代出生的老人和80年代出生的少年，究竟能在这本写给60年代出生的人的小册子里，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只能宽慰自己说，D·卡耐基写《人性的弱点》，是在1936年冬天，但我们今天看起来，它依然像是专为我们而作。没错儿，近70年来，只要没对照卡耐基这部著作一一校正，我们人性上的弱点，就依然和他当年描述的一模一样。或许，虽然12年光阴似箭，但大多数人在青春时节必然遭遇的种种困苦也依然如是，这就是《青春的敌人》依然畅销的主要原因。
那就由它去吧！
我只想请大家记住这个略有陌生的书种--"自助书"--它是心灵的慰汲，它是经验的陈列，它使我们向远看，向前进，向上走，它是纸上医院。
2002年12月3日子夜
北京天通东苑一区
目录
导言：告别十六岁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
恐慌感仍在延续
责任感如期而至
现实感把握住我们的灵魂
难以避免的极端化
矛盾化，人生的永恒特征
爱，是一种权利
把自卑消灭掉
不必完美
适可而止
为生活鼓掌
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我们是读书人的后代
打破思维定式
二十岁谈信仰还太早
绝不背离这个世界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
时间，不回头的溪流
伟大的尝试性
坏牌不一定输
热恋·慰籍·归宿
朋友是另一个自己
沟通四面八方
海外生活总带着乡愁
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世界需要热心肠
我们劳动，我们收获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
突破贫穷：不懈地追求物质幸福
从小生意作起
矢志于一个领域
就地开源
地位即是金钱
向洋人纳财
从作助手开始
热忱七大原则
安度贫穷：在一贫如洗的岁月中健康地走过
幽默是一种力量
花钱买欢乐
精神胜利法
伟人也曾贫寒
尽兴将是第一原则
享受贫穷：向苦难的生活索取教义
贫寒是一所学校
苦难使人深刻
患难之交·糟糠之妻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
作凡人，还是继续追求不朽？
面对竞争，还是逃避考验？
另寻一个美差，还是继续混日子？
改变积习，还是顺应它？
继续反对父母，还是招安和好？
结婚，还是独身？
我是个多余的人
我的心呵，我的心
在恶劣的人民中
在阳痿的土地上
不良的预感
多么小的空间呵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
丧失的容颜
与死神交谈
声声打响，步步走赢
宽容
你是否已经成熟
向独身挑战
寻找一个家
夫妻冲突·婚外情·离异
爱孩子，就是爱世界
逝水流年
缀语：三十岁，秋天的早晨
《青春的敌人》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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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4月16日
导言
告别十六岁
你在睡梦中没有察觉到这一天的第一分钟已飘然而至。也许你并非情愿地看到这一天的朝阳冉冉东升。但这一天却如期而至，这是一个自然的承诺。不过，你并没有察觉到此前此后有什么明显不同，甚至是好多年以后，你才偶然翻看到《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则--从十六岁开始，你必须对自己的全部行为，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因此，十六岁比起十八岁来，显得更为重要。从那时起，你已在法律意义上，长大成人。
过了十六岁生日晚会，你已抬起腿，跨越交界地，走进了纯粹的青春地带。
这是一个内心纷繁的极不平静的年岁。你怀揣着童年之梦，为流行风和男欢女爱而欣喜陶醉，但所有所有的困惑又刺伤着你从未受过伤害的心灵。此时，由于学龄限制和教育水准的阶区不平衡，南方诸省的十六岁少年已走到十字街头，面临人生的第一次抉择：是作工，还是上大学。而大多数江北少年却相对平稳，处在高中二年级的好年华，壮怀激烈而又心事忡忡。因为尚未意识到自己就要去应付生活了，或者刚刚有所意识，因此你只是觉得，许多担子注定要你承担，但无论如何，都谈不上迫切。
一九八八年夏末，大型系列电视政论片《河殇》震动了中国，在参加研讨会之后，我约了发言的几位少年，去北京素食斋共进晚餐。
"我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好像现在还是十五岁。"范向后仰身，翘起座椅的前腿，又挥着餐勺说："可能十八岁会有点儿变化吧，谁知道呢！"
黄和孟说，学习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几乎没有别的生活内容，但隐约中，又困扰在无穷的问题之中，好像在跟一大堆无形的敌人打仗。"觉得累极了，真想让时间停下来，让我们好好睡一觉。"黄补充一句话说："最后是一睡不醒。"
姜，十七岁，明年就要毕业了。除了硬着头皮去高考，他别无选择，也无话可说。倒是我慷慨请客的作法，让他充满好奇，"是不是常常这样做"、"去过哪些有名的酒家"、"哪儿来得这么多钱"，一直是他最想知道的问题。
何沉默寡言，是中专护校的学生，日后我们成了朋友。在随后的整个冬天，他多次说没办法把心思集中在学业上，他在为一位出色的女同学，害单相思病。在他的学校里，每天下午最后一次下课铃响过，男生们早已候在教室门外，等着女朋友，然后骑车去"老地方"。
韩是一位活泼的女孩子，第二天便把电话勇敢地打到我的办公室，希望超越友谊。
宋显得桀骜不驯，天天跟父亲对骂，恨透了家长制。而一切造反精神，都能引起他的共鸣，为此，他崇拜《河殇》。
他们兴奋极了，不断地打断别人的话题，滔滔不绝地证明自己，甚至开始不耐烦地刁难餐厅服务员。是呵，十六岁本该是轻松欢愉的年纪，但他们却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尽兴。于是，他们渴望表达，渴望有人倾听，渴望知道真象。
"我们这么大的人，和你们，有什么不同吗？"黄突然问。
"你们想说话，对古往今来的事情都要评价。我们只是在听，有时候笑一下，好像有点疲倦，也可能是学会了容忍。"我的回答得到了尊重，但却没有得到认同。这太好理解了，因为十六岁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年龄。和你一样，他们认为世界应该为他们而存在，而一切原本就应该如此。
你无法清楚地知道，前辈心中沉淀着怎样的沧桑。实际上，在父母孕育你的生命时，中国社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们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颤巍巍第一次触到录音机的按键，那感觉，就像是古时候的乞丐摸到了皇上的衣袖。那时，一位名叫白桦的老诗人曾为"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而奔走疾呼，人们更多地记得他，是因为他的《苦恋》，他曾被迫低下头去，保持沉默。那个年代，着实荒唐，居然所有的杂志都在喋喋不休地争论同一个问题--艺术作品能不能描写爱情！在你的脑海里充满着罗大佑、谭咏麟、张学友、王靖雯、朱哲琴的时候，你注定无法想象，就在二十年前，李谷一曾为演唱中运用"气声技巧"而艰苦抗争，一位名叫周荫昌的专家，竟把自己的讲座制成录音带，告诫青少年说："港台歌曲是黄色的糜糜之音！"在整个八十年代，邓丽君的名字十分可怕，只因为她曾在台北表达过"将用歌声征服大陆"的艺术野心。这一串串与政治风云有关的名字，深埋在长辈心中，一经提起，往事如云。当他们在现实世界生活时，往昔一直是他们抹不去的记忆。对他们来说，崔健完全是一种陌生而又别开生面的歌喉，他用"这世界变化快"描述了八十年代。
然而你，十六岁的新人，从你记事起，组合音响就在你的沙发旁大声喧嚣着。你有幸乘坐叔父的本田车，不到两个小时，便以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完成了从天津到北京的全程奔跑。于是，你对着京津高速公路说："世界真小。"在餐桌旁，母亲请来的那位历史学者让你看不顺眼，不知道他何以那样自得，于是你会单刀直入地对他说："我不想知道你的历史，只想知道你赚没赚到钱？"母亲立刻现出窘态，客人也为此感到尴尬。但你却踌躇满志，自认为切中时弊，敢想敢说。你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没有错，并且强调说，世界本该如此。
你哪里知道，金钱也只是九十年代以后才显得如此重要。在这个日趋享乐的现实社会中，前辈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因为亲情越来越廉价，人情费却越来越高。他们曾在漫长的年代里与世隔绝，故步自封，过着平均主义的日子，直到一九八一年才真正打破死气沉沉的生活，开始向幸福转折。但他们的舞台被动而狭小，历史留给他们修改错误、建设图强、迎接挑战的时间又是那样短促。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猝不及防，长期的闭关主义使他们丧失了应有的天才。在他们的眼里，世界已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越来越难于适应。
不过，你却无从比较，生下来就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长辈们经历过的那些动荡，在你记事之前业已完成，人们已从集体主义走向各行其是。你比旧时代更自由，更不容易满足，并且已习惯了享受生活和肯定个人之间的爱情。
你不打算像父母那样关心政治新闻，讨论时势，尽管你有着比他们更加强烈的同情心，但是谁对谁错，你并不想知道。你可以一读再读琼瑶的《我是一片云》，读金庸的《侠客行》，看数字视盘，摆弄令人着迷的电脑游戏。这倒不是逃避不理解的事物，更多的只是你不关心那些远离你的故事。你的生活信条不再是斗争，而是幸福。
我在河北一家宾馆遇见过一个十七岁的南方少年，他已读完高中，做了打工仔。他可以把福建沿海各个节气的各类虾价，津津乐道地叙述一番。那种精确程度令我瞠目结舌，然而他却不知道当时的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委员长，究竟是万里，还是李鹏。起初，我不无忧虑地望着他，但后来当我们作成一些小生意之后，我的确为他生意方面的精明所倾倒，他的热忱的奔忙、天才般的精打细算、适度的慷慨，渐渐感染了我的心。他留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而他的"不完美"，完全是因为他的新信条。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曾把《尼克松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摘录下来--
对美国社会的一般风尚和日益严重的自行其是，对嘲弄或抛弃社会行为和两性行为的传统准则，心理学家、教士、家长纷纷忧心忡忡。我的确也认为，这些越轨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种富裕病，但从一定意义上讲，它又是美国文化有了真正改变的表现。所以，共和党人与其只是哀叹世道不古，还不如去设法理解它。
尼克松说这段时，美国的成年人正隔着大代沟，俯视着新青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慌。那时，整个世界经历了现代人最痛苦剧烈的精神质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人们痛苦的记忆、共产主义的崛起使全球动荡不安、铜臭味在人们心灵中飘荡--于是，"垮掉的一代"应允而生，美国社会发生了剧变。面对一九六四年美国各大学的第一次暴乱、性解放的过头、毒品的迅速蔓延，美国长者无不觉得新一代染上了世界末日的气息。那情景，与今天中国的恐慌十分相似。然而，让我们抬眼看一下，今天坐在总裁办公室里的大亨、市政厅里的要员、机场候机楼里的外交家，哪个不是从那个动乱的年代走来。他们的头上没有圣人的光环，却分明带着世界的朝气。
这是一个提示：未来不会在新生代手中丢失。
在走访了形形色色的十六岁人之后，我们得出了一个普遍的结论：十六岁看不起周遭，但又被周遭所吸引，努力抵制着世界，同时又在适应它。就在这种抵触和适应的矛盾中，内心冲突和精神压力产生了。十六岁的人认为，这种无处不在的压力，妨碍了行动自由、理想的实施、个性发展、含蓄而沸腾的初恋，因此是一切烦恼之源。
此时，你向少年时代不停地挥着手，转身靠近青春的门槛，但迎面扑来的风却令你窒息。你的父母变得更加鸹噪，每天都要唠叨你，为此你几次想到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再回来。你珍视与父母不一样的东西，为之不懈抗争，以争取它的合法存在。于是，你第一次伸展腰肢，试着与父母唱对台戏，并把一切叫倒好的观众，视为青春时代的第一批敌人。
在很多宽容或溺爱的家庭里，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感到舒心或无所顾忌。在另外一些家庭，情况却不是如此。你必须不停地以各种方式警告父母："时间到了！""我要自己下地了！"但他们既不像那些无知的父母疏懒于管教子女，又没有西洋家庭中那种脉脉含情的从容。他们依然报着包办带管之爱，紧盯着你，企图拆看你的信件，得到你的日记。但你珍视自己的隐私权，甚至恨不得如法炮制，也拆开母亲的几封信，然后告诉她："请记住您现在的愤怒，这和我的愤怒没什么两样！"的确，隐私权，成长的标志。一个女孩子可以因为自己的日记本被好朋友不经意地翻看而痛哭失声。十六岁，心灵在日渐丰满，你开始把自己迷乱的星空、羞于启齿的冲动、不着边际的向往、对周围人的怒气，统统记录下来。恐怕直到大学毕业，日记将是你最好的、悉知你一切秘密的伙伴。
你没有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父母也不打算把上大学对于中年生活的益处，用一种显而易见的办法说给你听，或许他们自己也并不清楚读书的真正好处，只是想以父母的名义胁迫你放弃别的兴趣。你哪里知道，你的父母都曾参加过或听说过七十年代末的那几次高考，被吓怕了。一九七七年冬天，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但全部高校只能从其中招收27.3万名学生。一九七八年夏天，1160万人挤进考场，但录取名额仅有50万。直至80年代，高考始终是激烈竞争的代名词。我的一位北大同窗回忆说，十六岁那年她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妈妈劈手夺走她的《悲惨世界》，转身投入火中。理由是，两年后她要参加高考，因此她必须把全部心思，铺在早已烂熟于心的数理化课本上。此外，她家在青岛农村，高考是改变农民身份的唯一办法，必须全力以赴。实际上，今天的高考只是在应届毕业生中进行，本来你可以轻松地对付它。只因为父母过分地要求你把一切精力献给它，你才变得如此讨厌它，讨厌一切考试和读书。在很长一段时光中，你是靠沉默不语的赌气，打发掉了饭桌上的时间。
不过，这是美丽的16岁，无数新奇而神秘未知的幻境夜夜集临。一种晶亮的情愫在身体里涌动，就连肌肤与衣服的轻微摩擦，也会带给你某种震颤。有种似曾相识的情绪使你坐卧不宁，念不下书。你总像是企盼着什么人的出现，只要那个人与你不期而遇，你就会凭空增添出喜悦，觉得充溢在胸中的全部都是明媚的阳光。你也会发现，许多男生每逢从眼缝里瞥见女生来了，便会拼杀得更勇，施展出全部球技，而十六岁的女孩子已学会含情脉脉，用眼波传达声音。那时，最淘气的同学天天宣布着"午间新闻"：李在食堂替梅买饭了，陈总是借赵的小说，周最爱给王讲题，林在生物课上一共看了阎27眼……在这种新闻的包围下，你的目光瞟来瞟去，最终落在了最能吸引你的那个人身上。为此，你写下了无数封从未发出的长信。由于你一段时间内神情恍惚，你的父母确信这是"早恋"，于是他们和他们所构成的社会舆论，再也没有放过你。直到你捂着伤口，痛苦地退却。
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在北京农业大学见到一位十四岁的少女。她漂亮、多情、爱读言情小说。在她略略早熟的眼神里，可以看到奇异的梦幻。但十六岁时，她却疯了。她的父母为阻止她继续追求语文老师，把她强行转到延庆县一所中学。在一段时间的反常的静默后，她爆发了第一次间歇性精神分裂。在大雨滂沱的深夜，她跑到长安街上，在幻象的精神世界里躲避着魔鬼的追逐。人们找到她时，她正惊恐万状地躲在公安部大门旁的一只邮筒下。此后，她每每发作起来，总是对男性施以恶性纠缠，即便是正常时，她对那些正常的年轻夫妇也总是怀有一种神经息息的病态看法。一九九零年，我在先农坛再次见到了她。她围坐在一把吉他旁，对爱情话题依然有着浓烈的兴趣。我不得不在简约的和弦中，为她唱《玻璃心》，那是她十分喜爱的一首老歌--
爱人的心是玻璃做的
既已破碎了就难以再愈合
就像那支摔破的吉他
再也听不到那原来的音色
她对多年前发生的一切小事，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可想而知她热爱那些岁月，依旧愿意充当她曾梦想过的那些角色。
我常在想，为什么看到孩子长大了，懂得恋爱了，首先涌上我们心头的不是喜悦，而是忧虑和恼怒。退一步说，不高兴他们情窦初开，就非要用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甚至用非人道的手段去对待他们吗？为什么我们不能以特殊的开明态度，去应付这个富于特殊激情的女孩子留给我们的难题？为此，我常常感到一股《儒林外史》的味道，似乎作父母的责任，只是为了阻止感情问题带来麻烦，至于儿女是否快乐，那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因此，宁可把儿女逼疯也不能让他们谈上恋爱，成了一条天经地义的原则。当我们看到《成长的烦恼》时，每个人都会为那位美国父亲用自如的方式向十四岁的儿子解释爱情而感到，但回到我们自己的现实中，却没有多少中国夫妻能善待十六岁的初恋。
我们可以断言，两代人由此造成的紧张关系，不会在10年之内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不取决于父母认识几个字，读过几本书，看过几部美国家庭片，它必须依靠于文化环境的整体变化。可以说，家庭民主不是学来的，而是滋生在心灵深处的宽容的流露。因此，你注定要在长久的受挫中，幻想出这样一种父亲，每当你心神不定时，他便拉来一把椅子，坐到你的旁边："怎么样儿子，谈谈你的看法？"你甚至想象出，他轻轻地点燃一支烟，亮光在星夜中一闪一闪。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仅仅是一个梦。而班主任与你的父母联手，共同对你不依不饶，倒成了一个明显的现实。而且，比起父母来，老师作得更高明，她要你自己拆开信，快速读给她听。事后，还为这种既不侵权违法又没对你放松要求的作法沾沾自喜。当她敏锐发现了苗头，她会连连找你谈心，说些大而无当的空话，要你不要"早恋"。
但实际上，"早恋"是一个内涵极不科学的概念。既然大多数的十六岁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恋"，那就说明十六岁之恋完全正常，何以称之为"早"？可以说，只有那些不善思考、人云亦云、习惯了以简单划线的办法来认识世界的民族，才会偏执地硬性规定说，某某年龄之前的恋爱，即是"早恋"。他们忽视个体成熟的差异，至于你的身心是不是已发育到了必需爱情不可，他们不屑花时间去研究。
此时，学校不再是现代教育家们构想的那样，成为为学生排忧解难并纠正父母错误的机构，相反却成了延续和扩大家庭失误的场所。老师们禁止学生去尝试个体之爱，以便始终如一地强化竞争训练，把智商当作是学业成绩的最高标准。他们没能增添学生们的社会情趣和从属感，而是在天下为公的大话下，赋予学生一种纯属于个人的生活意义。实际上，这为你的整个人生抹上了一层阴影，以致于当你处理未来的友情、职业、婚姻时，竟不知道可以用对话和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面对这一切，你总是不欢愉，却总是充满梦。你对未来有着任性的设计，认为只要有机会实施，准能大功告成。但那一天太遥远了，于是，你期盼着十七岁、十八岁、十九岁、二十岁的到来，觉得时间过得好慢。为了抵御烦恼，你作过许多梦。你甚至想过用私奔、自杀、以及一切消极的办法去恐吓父母，让他们后悔终生。你曾发誓说，有朝一日，自己有了孩子，你一定会是位好父亲或者良母，绝不打骂孩子，给他充分的自由。你曾幻想过，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去作一名坏警察，天天把在学校路口，专门刁难那些曾和你过不去的老师。你也曾作过梦，幻想自己成了权威，宣布一切清规戒律犯法。
十六岁，人人的口袋里都藏着一长串闪闪发光的名字。此时，你把伟人的长明灯毫不犹豫地接过来，供奉在心中。你崇拜自己的英雄，并成为英雄的捍卫者。对于那些与你有着相同缺陷的英雄，你会格外推崇，以此例证自己也会成功。矮个子一定会爱拿破仑、列宁、邓小平。不被人理解，便想想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打不好篮球，就抬出尼克松，这位美国总统从未在运动场上感到过协调。提起果戈里终身没能改掉手淫的习惯，许多惊惧的男孩子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而西塞罗的口吃和马连良的大舌头，使无数口腔缺憾者不甘于现状，崔健别具一格的摇滚更是鼓舞着大批人，操着货真价实的破锣嗓子满街在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无穷无尽的烦恼和漫无边际的梦幻，叠迭交织，晖映明灭。此时，青春的顽敌，一半来自于环境，比如社会不允许你释放少年人的感情，另一半则藏在你自己的性格里，比如你的自卑。你决定要勇敢战胜它们，并看到了希望的灯火在未来闪烁，也看到灯火辉煌的路途中出现了更多的敌人。你必须不断地击倒它们，从它们身上跨过，才能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为此，你向你崇拜的几位兄长请教，你找遍所有书摊儿，去购买涉及青春的书，付不起钱，便蹲在地上，一声不响地读完。为能找到一剂万能良药，你苦思冥想着。但你的收获并不大，甚至常常得到刚好相反的效果。或许，你听到D·贝尔这样一句话，会恍然大悟。贝尔说："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看来，往往平淡无奇！"正是因为世界的复杂多样化和无限运动性，前一段时间的经验和教训常被后一段时间否定掉，一个人的经验和教训常被另一个人所推倒。这就是你总想从别人那里学点儿什么经验，但到了你那里却统统变成了教训的原因。
我必须在你读这本书之前告诉你，智者增添自己的感受，愚者才寻求别人的答案。
感受将增加你的水平高度，使你变得成熟和健康。当你陷入困境，感受会使你自发地得出自己的答案。即使你无法直接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感受也会让你保持达观。事实上，困扰你的事情，特别是来自环境的那部分困扰，你完全可以采取一种迂回的办法来对付。你可以绕到它们身后，继续走你的路。
如果是为你开启皆大欢喜的药方，这本书可以叫《消灭青春的敌人》，或《怎样度过青春》。但我坚持认为，一部书的好坏，不在于它提供给你多少答案和照章行事的办法，而在于它是否提出症结，给你启示。一部书，当它流畅的语言吹进你的心湖，揉碎蔚蓝的波影，引起你胸中美丽的回声，当它轻轻诉说，把特殊的形式美舒展在你面前，当它不断勾起你的追忆，使你感到朦胧和醉心的澎湃，当它优美的思维超越你想象力的边缘，使你发现许多事情你早想宣泄但却始终没能形成语言，当它把你渐已逝去的从前一步步复原，又把你正要面临的未来说给你听，这部书便当之无愧堪称好书。尽管它罗致了不少伟人的格言和劝诫，罗致了大量的现成办法，但你不要刻意遵从。答案--特别是别人的答案--远不及你自己的感受博大精深。
读书不是为了记诵别人的答案，而是为了增添自己的感受。
中国的大学教育思路和中小学判若两地，几至截然相悖，其区别正在于此。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向我感叹说，教育界形成了一个"怪圈"，搞"题海战术"，自己身不由己，也陷了进去，不得不让学生们去死背习题。但是我想，如果派一位历史系教授下挂中学教职，去教那6本薄薄的《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他却会引领学生走上一个制高点，转而俯视史料，达到有趣而轻松。另一方面，他会把乱七八糟的考题扔在脚下，要学生们老老实实地直接熟悉那几本书。当这些史书进入了学生的心扉并成为他们想法的一部分时，学生们就会获得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考试中，这种感觉会面对不同的难题，自然迸发出相应的答案。因为历史就在你心中，你自己也就成了历史书，而万变不离其宗。这样想来，那些使历史学习脱离了整体性，让学生们割裂发展逻辑而硬记考题的办法，实在是笨得出奇，它把历史流程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断点，降低了历史学的深沉和趣味性，求"变"而无视"宗"。
那么，你不会希望《青春的敌人》也失之根本吧？
这部书的终极目的是，开启你的观察目力，使你能洞彻表象，获得生活的真实性，最终打破你内心深处那些自欺欺人的谎言。一句话，就是成熟和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说："健康的含义，是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在这部书中，我将使我们常常无视心理卫生而奢谈健康的习惯得以更正。我所说的"成熟"，多是指心智的完善。在确立了这些基本原则之后，让我们继续读下去，去看青春。
《楚辞》中有"青春受谢，白日昭只"之辞。起初，青春只是指大自然的一段时节。每年春天，草木一片绿意，故被称之为"青"春。到后来，它被挪借出来，喻指人的那段年富力强（准确说，是完成成熟过程的）的年岁。《文选·潘尼》就有"予涉素秋，子登青春"之句，感慨陆机出任吴王郎中，正值人生的好时节，而自己却已走向了生命的秋天。
严格说，青春只有十年光景，起于十八岁，结束在二十八岁。
从十六岁到十八岁，不过是青春的序曲，就像是这部书的导言。无论是从洞察力上讲，还是从身体状态上看，十六岁都只是一只花蕾，摇曳在宁静的初春。真正的，还都没有开始。而二十八岁至三十岁，却是尾声的回响。那时，青春的帷幕已幡然落下，人生的新章已在大幕之后悄悄地酝酿。
歌德说过："每一时刻，自然都在启程。每一时刻，它都到达了终点。"是的，你无从停顿，无从逃脱留给历史的印记。你的每一个足迹，留在了你曾走过的土地上，每一个步伐中的每一个空中停顿，也都作为轨迹，永远地镶嵌在了青春年华的时光中。你的每一个动作，在动作的同时就已经完成，而每一个新的生机，在每一分钟里都在开始。时光在消逝，青春和整个人生，也许你总认为一切还没有真正开始，但它们却行色匆匆，马不停蹄地行将逝去。就像席慕蓉在那首清淡的诗中写道的："十六岁花季只开一次……而在陌生的城市里/ 我夜夜举杯/ 遥向着十六岁的那一年。"
这是挑战的十年。尽管开始时，你没有充足的力量，但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凡是父母说的，你都不屑一顾。你分明已对老师提出了刁钻古怪的质疑，并且逐渐认为，崇拜是件滑稽的事情。
十年里，你几度失恋，为此还曾仇视过异性，可最终你还是结婚了。也许此刻，你正在为儿子的入托而奔忙，途经一个小书摊儿，回眸间瞥见了这本书。也许后来，你离婚了。也许你根本就没有结婚。这是感情动荡不已的季节。
为了适应社会，成长壮大，你曾放弃梦想、依存、初恋。这些牺牲和代价换回了成功，使你置身于一种职业。你或者为之骄傲，或者依旧感到怀才不遇。
尽管淡淡的忧伤一直萦绕着你的心灵，但当你走过青春，回头望去，凭着梦一般的依稀的记忆，你会有一种纱一样的透明印象，认定青春十年，到处撒满着阳光，觉得那个时候，不曾有过多少阴天，连下雨的时候也出着太阳，雨后是七彩的虹和更蓝的天空。
那是一个鲜明的季节：春天。
第一部分
烟雨蒙蒙的梦幻
（18岁-20岁）
成年意味着放弃童年最可爱的夸大妄想的梦，意味着懂得了这些梦不会实现。成年意味着掌握智慧和技巧，从而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获取我们所需求的东西。这个现实，包括减少了的权利、有限制的自由、与我们所爱的人的不完美的联系。
--J.维尔斯特《必要的丧失》
A·阿德勒恐怕是搞错了什么，这位世纪初伟大的个体心理学家，在他那部思想熟透了的《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中，谦逊地说，他无法给青春期订下严谨的起始界限。他认为，青春期大致是起于十四岁，也有可能是从十二岁开始，最终在二十岁结束。
但今天，我们认为，青春期（也称"青春发育中期"，即"少年时代"）是在十二岁至十六岁之间完成的。此前一段时间叫作"青春发育初期"，包纳在人的童年之中，它仅仅反映为身高和体重的变化。此后直到二十四岁，是"青年期"，也就是肌肉、骨骼、心血管系统的发育完成阶段。看来，认为青春期的性发育一直要拖到二十岁才结束，可能是时代差距所致，也可能是阿德勒博士真的错了。
不过，认为青年期可以在二十四岁之前完结，也够戗能站得住脚。特别是在中国，尽管二十四岁的人已经完成了身体成熟，但心理的完善尚在缓慢进程中。他们对生活和爱情、处境和事业、人际关系和自身的认识，还都停滞在书本知识上，没有深刻的实际体验。可以说，中国人的心智完善，一直要推迟到二十八岁才能初步完成。
不过，阿德勒说，青春期是一个无法使人格发生整体改变的"危险期"，这个观点与众不同，但却完全能够站得住脚。按照他对青春期的划法，十八岁到二十岁仍在青春期内，因此仍然符合这个结论。而按本书的分法，十八岁至二十岁已是十年青春的第一个阶段，但对这段时间，我十分愿意挪用阿德勒关于"青春期里有惊无险"的观点来描述它。事实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在这段岁月中有着真正的变化，但从总体上看，它不过是十六岁的延伸。十六岁有什么，十八岁就有什么样的影子。这段时间，无论是身体生长还是智力发展，都远远没能达到一个可以暂时停留一下的地点。而变化只是斜风细雨，潜移默化的。我们心中原有的困惑不安、冲动的激情、愤怒、被我们称之为"幸福"的东西，都不因哪一天的到来而突然改变方向，骤然倍增或是锐减。
因此，十八岁只是文化心理上的里程碑。
如果我们十八岁的时候已经走上社会，我们就可以在生日那天和父亲一起喝酒。这一天，我们第一次被容忍在家里公开吸烟。而乡村的十八岁，意义更加重大。从这天起，我们已被绝对地认可，可以寻求占有一位女人。我们下田劳动，并在每一次婚丧仪式中，享有成年人的一席之地。中学生的十八岁，在喜悦的节日气氛中度过，随后便被迫在眉睫的高考情绪淹没了。大学生的十八岁生日，不是吹蜡烛，切蛋糕，而是靠着远方父母汇来的紧巴巴的一点钱，喝得大伙酩酊大醉，胡说八道，最后纷纷栽倒。醒来时，除了头脑发涨，胃里火烧火潦，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变，太阳照常升起。
从法制角度看，一九八零年的《婚姻法》把男女婚龄统统推迟到二十岁以后，所以和十六岁比起来，十八岁便并无新事可言。从心理状态上看，十六岁曾有过的恐慌感、责任感、现实感，只是在十八岁时有所加深，变得显而易见，至于行为上的矛盾化和极端化也只是因为生活领地的变宽而显得格外刺眼。我们通过逐步拓展自己的责任范围，长大成人，但我们只是一点一点地成长，一点一点地对周围的事务负起责任。此时，我们的恐慌感、责任感、现实感、矛盾化、极端化相互渗透，或者成为阻碍我们茁壮成长的敌人，或者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内在推动力--
恐慌感仍在延续
十六岁的时候，我们对青春期初期的一系列变化，记忆犹存。当初潮和第一次梦精出现时，由于没有预先的知识，我们都曾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我们在失去一个十二年来为自己所熟知的身体，开始陌生的转变。
一九九三年，我在协助《北京青年报》和北京电台进行生活咨询时，获得了大量的相关经验。一位小伙子说，他在十二岁时进入了变声期，但在最初的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十分讨厌听到自己发出这种陌生的声音。他变得沉默寡言，或用小嗓说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时常遭到其他尚未变声的同学们的取笑。到了十三岁，一见到自己日渐其长的小腿，他便感到莫名的惆怅。他依然愿意过从前那种熟悉的生活，作母亲的小儿子，因此这么早便与父亲变得一样，简直令他害怕。另一位女孩子接受不了让别人看到自己有阴毛，每次去公共浴室之前，她都要花很长时间把它剪光。初潮第二天，母亲才告诉她，女人都是如此。至今，她仍为几十年里不得不忍受经期的不断骚扰而感到不公平，认为作女人简直太麻烦了。
青春期的少年身高猛增，手脚加大。由于心理依旧孱弱而身躯快速发育，这种极度的失调反映在行动中便会笨手笨脚。那时，我们需要重新训练身体的平衡协调和灵敏度。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遭受别人的讥笑和呵斥，我们就会真的相信自己比别人差，变得更加手忙脚乱。我们在白天作着未来的好梦，却夜夜在惊雷中发抖，认为自己很有可能会一事无成。我们读不进去书，终日作着粗鄙的性尝试的幻想。对异性，我们总是渴望见到，但见到后又忸怩不安，不知所措。如果必须回答问话，还会感到舌头发硬，面红耳赤。为此，我们感到无比绝望，不知道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
也许是渐渐习惯了，长到十六岁的时候，这些恐慌仿佛消失了。与其为变化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听其自便。此时，我们已凭着猜测，完全弄懂了童年时代萦绕在我们脑际的疑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让我们对生育的高尚性，产生了怀疑。我们开始用观察的眼睛，环顾四周，变得愤愤不平。
到了十八岁，当我们走向车间和麦田，当我们在高校图书馆里浏览报纸，恐慌感再次涌上心头。我们还不强大，社会又不公正。我们为"明天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感到深深的忧虑。
这时，我们必须充当主角，对人生道路作出第一次重大抉择。
但我们只有四条大道可选--
第一：上大学，为更远的未来铺平道路。如果不谈目前正在酝酿的人事制度改革，我们可以在毕业后终生享有"国家干部"的资格。只要不辞职，人事关系永远在人事局。即使辞职，关系可以转到人才交流中心，由此保留干部资格，延续工龄。从人生的创造性、仕途中的评职称和晋升、调动工作的便利程度和谋求更高发展的可能性而言，上大学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而且社会地位最高。
第二：不再深造，立即就业。由于国有机构面临巨变，铁饭碗被事实砸烂，因此非把人事关系弄到劳动局的人，日渐其少。许多人把档案存放在劳动交流中心或职业介绍所，然后去各种新兴企业应聘，成为打工者。尽管打工的日子朝不保夕，但好在这个领域流动性大，你方唱罢我登场，总能找到一席之地。此时，如果我们的档案，被毕业学校转到了家宅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那我们的头衔将是"无业人员"，即失业者的代名词，而其实际的社会地位，几乎和农民一样倒霉。不过，几乎所有没有大学文凭的私营企业家、合同制工人、临时工、跑到海外去扒分的人，都是"无业人员"。换句话说是，这个年月，当无业人员并不可怕。
第三：考不上大学，选择自费攻读。目前，中国尚有一些机构提供一部分公费医疗，更多的新企业为员工们投下越来越多的医疗保险，因此可先行就业，解决衣食之忧，而后再在工作之余，弄个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自修大学的文凭，作到糊口和学习两不误。
第四：自己掏钱，或签劳务合同，去海外谋生。
总之，许多人在回首往事时一致认为，在整个一生中，此次的大方向抉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能规定一个人的一生浮沉。一方面，中国社会并不浪漫，因此道路的选择，就像是单行线，一经踏上，难以调头他往，甚至一朝出生就已无可选择，数千万农业人口涌入城市，作着最辛苦的工作，但即使挣到了钱，依旧改变不了农民身份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不丰满的年纪，在不精通繁文缛节的父母的帮忙下，对未来进行了一番单相思般的推测，如此确定下来的方向选择，不可不说是草率。或许，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了选择失误，但却无从改变它。我们因此初尝了事业黯然无光的苦痛，并要随波逐流地飘下去，越来越糟。对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人来说，这种惊恐是不言而喻的。
即使走上了较为理想的道路，我们也会马上发现，代价是巨大的。
我们在教室里听教授讲课，他把建筑力学讲得栩栩如生，他谈起梁思成和大屋顶，谈起维斯宁兄弟，又从"干打垒"和公社大楼，讲到了人民住宅、长官楼、贵宾入口。窗外阳光灿烂，思维无比瑰丽，我们拥有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大世界。但是有一天，我们邂逅一位昔日同窗。过去，她因为不爱学习而屈尊为一家书店照看仓库，但她的老爸颇具活动能力，竟在一个挣了钱便分光吃净的小广告部，为她谋下一职。现在，她花枝招展，眼光里流露的不光是自信，简直是对我们的同情。望着她扭搭扭搭地走远，除了觉得她夸张得令人作呕，剩下的便是感到自己可怜。瞧！我们穿的竟还是过了时的细跟儿皮鞋。
假如我们是司机，十九岁，却已跑下八万公里的路程。我们拼命劳动，一年时间中，把固定薪水、公里数奖金、帮忙礼金、黑车收入加起来，已超过五万元。但有一天，我们心满意足地收车回家，在运动场的外街上，被一位老同学叫住。早听人说起，两年前他去了复旦大学生物系。现在，他领着我们第一次走进健身房，看他躺在卧推长椅上，一下一下地推举着210斤的重量。他的胸臂肌肉线条分明，优美地隆起，而我们却骨瘦如柴，没有头脑。分手时，他说他一星期后就要去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了。想到未来的他，将用一个半月时间，挣够我们两年里的全部所得，强烈的自卑便袭上心头。为什么他总比自己强？我们一心赚钱，却忽略了其他。
假使我们边学边作，结果只是一切平平。我们进了绣花厂，托了人情，坐在厂长办公室里，虽说没有消耗性的体力劳动，但每天一张报纸十杯茶的工作，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傍晚，同事们抱着孩子，奔回温暖的家，我们却骑着破车，从城南窜到城北，冒着大雨去听课。我们清楚地知道，与一心挣钱的人比起来，我们的所得甚微，加起来不过八顿涮羊肉的钱，和专业学生们坐在一起，我们的谈吐又总进不了层次，每一次张口都被惊疑地盯住，仿佛我们都是些三个鼻子的怪物。后来，为了心理平衡，我们开始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不足，看不起工人的无知，又指摘学生们缺乏生活经验。久而久之，错把幻觉混为现实，终于变成了高低难就的人。事实上，仅凭一张成人教育的文凭，已越来越难以提升自己。
我们生活在明灭闪映的恐慌感之中。但这时的恐慌，既不像青春期那样强烈，又不像十六岁时那样容易被忽略掉。它隐约可见，而且持久地延续着，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妨碍我们向往美好生活。此时，恐慌的愁绪和担当重任的野心，一同争夺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光里，我们的忧愁和好梦参半，这种混沌未开的性格，几乎把我们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习惯于把冷与热、光明与黑暗、强弱、左右、爱恨、阴阳男女，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东西。殊不知，在科学领域里，它们根本不是两种东西，而是同一事物的变异。不是吗？在若隐若现的恐慌之中，也同时蕴涵着期待、野心、责任感。
责任感如期而至
为了战胜心中的恐惧，我们安慰自己说，也许再过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做得比现在更好。我们崇拜自己的偶像，以大英雄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苏格拉底、屈原、唐宗宋祖、白发飘逸的爱因斯坦、温文善辨的肯尼迪、刚毅铁血的里根、容貌高贵的撒切尔夫人，甚至隆梅尔、蒋经国、毛泽东，从乔丹到李宁，从赫本到姜文，一切能催促我们追求不朽的大人物大明星，都成了我无限讴歌的神明。我们在自己的床榻边，挂上他们的肖像，好像鲁迅每每倦怠于劳作，抬眼望见他的藤野先生。我们和父母无话可说，却可以随时向偶像倾诉。我们向伙伴们推介着自己的英雄，当我们察觉到听者不以为然时，便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转身告诉他人："冯其实根本不懂霍金，真浅薄！"十八岁，所有风云人物都会从我们空空如也的心田走过。我们追随伟人，成为他的战士。他们时常投以目光，督促着我们，要我们朝更高的目标奔跑。
时间慢慢地在我们肩头加着分量，一次又一次。为了胜任，我们开始学习克制自己多余的欲望，并且学习技巧，去适应生存环境。作为一个推销员，我们有责任熟悉手中商品的性能，并对它表现出格外的热心。我们必须不疏漏每一张经手的票据，懂得业务规则。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我们有责任了解文史长河的来龙去脉，并向其它领域突破。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有责任保持自己所及范围的美丽，并增加它的色彩。作为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我们有责任呵护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而且，只能在尊重长者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异议。当我们欺骗了别人，哪怕只是为了一桩合理的阴谋，我们也会在心底感到害羞，因为，我们是妹妹弟弟的榜样，也是父母的面子。我们不断地作出一些小小的决定，独立承担起它们的后果。我们打碎了邻居的暖瓶，不得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偿还。一切的一切，只要稍一疏忽，强烈的内疚便会澎湃在心头。
如果十九岁时，我们的责任感没有如期而至，这便是我们茁壮成长的敌人。
假如此时，我们仍拒绝接受应尽的义务而且毫无愧疚，我们就属于那些被庞坏了的孩子。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个习惯了凡事都要父母照料、总是要求别人服从自己的孩子，要他担负起成年人的责任，便会显得格外不开心。于是，他就会用恶意的破坏、冷酷的待人态度、多生一些与活动能力和神经有关的疾病，来证实自己还没不到负责的年龄。这就是青年时代一种比较典型的失败者的心理，而正常的十九岁人应该有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并为得不到救世主的委任状而郁郁寡欢。
这时，我们活得还是不轻松。多少次，我们的心情就像临近高考时那样沉重，真想停下来不干了。但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而且这一次，完全是我们自己不愿停顿。比一比那些成功的幸运儿，妒忌心也不允许我们甘心。我们自以为身肩大任，把未来的工作想象为史诗，认为自己有权成为世界的代言人，并理应为此占据一个席位。在迷蒙的好梦中，我们认为随便拿出哪一个，只要把种子播出去，两年之内就会发芽抽技，二十一岁就会成为名人。我们手倚长剑，在所不辞。为了夺得青睐，为了向父母证实自己的实力，为了给导师们争光，也为了祖国，我们觉得有责任要这样作。
一位外贸中专的男学生，坚信毕业后立即就会赚到几笔大钱，并把想象中巨款做了预先分配，一半给母亲，一半和女朋友享用，给她买最好的衣服。目前，他最为不满的是"时间过得太慢"，无法证实他的自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作？他的回答是："我想这样做，并且有责任。"这是一个体魄健壮的男孩子的责任心。他认为，梦到明天，就是现实。
另一个女孩子，从皖南农村只身来到北京。四年后，在一家仪器公司作会计。她的身上，已很难看出乡土痕迹，她的梦想是当律师。为此，她申报了自修大学考试。但每次考试前，她都能找到一个恰当的理由，躲避验证自己的机会。她常说："阿忆，我又病倒了。"或者说："年底结算太忙了，经理没给我假。"不过，每逢来拜访我，她却依旧雄心勃勃，重复着她的理想，发誓要对得起一切帮助过她的人。实际上，这是柔弱之人对于难以承兑的责任，抱着不灭的幻觉。她常常安慰自己："再等些时候，一切都会好的。"
十八岁之前，我们对自身、社会、未来还没有真正形成冷静客观的看法，因此还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减损冲淡我们理想中不切实际的成分。但是到了十八岁，特别是十九岁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而稍微真切地看清自己。于是，我们不得不在幻象和现有条件之间，作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检验，从而在人生旅途中进一步缩小梦想与可能性之间的差距。这种反省工作，加大了实现责任的可行性，大大减少了失败机率和慌恐感。这是我们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因为现实感已经开始把握我们的灵魂。
过去，一个八岁的男孩子想做司令官，指挥100位元帅打败自己的仇敌。十二岁时，他可能又想去当画家，专画小动物。到了十三岁，他想作革命党人，发起几次暴动，铲除他所遇见的不平。十五岁，他在日记里写下了"爱情价更高"，他埋头苦干，为能燃烧而积蓄木材。十六岁，他的理想不只一个，既想当数学家，也想当物理学家、运动员、军事专家、半导体修理工，他还想写自传！十八岁，他突然发现这样漫天幻想不行，于是他想把写作当成人生的职业，并异想天开，认为只要发表一篇短文，世界就会轰动。
但十九岁时，我们又长高了两厘米，尽管少年美梦并未消失殆尽，但在我们急速成长的过程中，原来数以百计的理想，已被现实地割舍掉一大批，剩下的一些梦又被合并同类项，变成为数很少的几个。因此，就这几个梦想所平均承受的关注而言，每一个梦都得到了相对更多的浇灌，加大了实现的可能性。
第一部分
烟雨蒙蒙的梦幻
（18岁-20岁）
成年意味着放弃童年最可爱的夸大妄想的梦，意味着懂得了这些梦不会实现。成年意味着掌握智慧和技巧，从而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获取我们所需求的东西。这个现实，包括减少了的权利、有限制的自由、与我们所爱的人的不完美的联系。
--J.维尔斯特《必要的丧失》
A·阿德勒恐怕是搞错了什么，这位世纪初伟大的个体心理学家，在他那部思想熟透了的《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中，谦逊地说，他无法给青春期订下严谨的起始界限。他认为，青春期大致是起于十四岁，也有可能是从十二岁开始，最终在二十岁结束。
但今天，我们认为，青春期（也称"青春发育中期"，即"少年时代"）是在十二岁至十六岁之间完成的。此前一段时间叫作"青春发育初期"，包纳在人的童年之中，它仅仅反映为身高和体重的变化。此后直到二十四岁，是"青年期"，也就是肌肉、骨骼、心血管系统的发育完成阶段。看来，认为青春期的性发育一直要拖到二十岁才结束，可能是时代差距所致，也可能是阿德勒博士真的错了。
不过，认为青年期可以在二十四岁之前完结，也够戗能站得住脚。特别是在中国，尽管二十四岁的人已经完成了身体成熟，但心理的完善尚在缓慢进程中。他们对生活和爱情、处境和事业、人际关系和自身的认识，还都停滞在书本知识上，没有深刻的实际体验。可以说，中国人的心智完善，一直要推迟到二十八岁才能初步完成。
不过，阿德勒说，青春期是一个无法使人格发生整体改变的"危险期"，这个观点与众不同，但却完全能够站得住脚。按照他对青春期的划法，十八岁到二十岁仍在青春期内，因此仍然符合这个结论。而按本书的分法，十八岁至二十岁已是十年青春的第一个阶段，但对这段时间，我十分愿意挪用阿德勒关于"青春期里有惊无险"的观点来描述它。事实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在这段岁月中有着真正的变化，但从总体上看，它不过是十六岁的延伸。十六岁有什么，十八岁就有什么样的影子。这段时间，无论是身体生长还是智力发展，都远远没能达到一个可以暂时停留一下的地点。而变化只是斜风细雨，潜移默化的。我们心中原有的困惑不安、冲动的激情、愤怒、被我们称之为"幸福"的东西，都不因哪一天的到来而突然改变方向，骤然倍增或是锐减。
因此，十八岁只是文化心理上的里程碑。
如果我们十八岁的时候已经走上社会，我们就可以在生日那天和父亲一起喝酒。这一天，我们第一次被容忍在家里公开吸烟。而乡村的十八岁，意义更加重大。从这天起，我们已被绝对地认可，可以寻求占有一位女人。我们下田劳动，并在每一次婚丧仪式中，享有成年人的一席之地。中学生的十八岁，在喜悦的节日气氛中度过，随后便被迫在眉睫的高考情绪淹没了。大学生的十八岁生日，不是吹蜡烛，切蛋糕，而是靠着远方父母汇来的紧巴巴的一点钱，喝得大伙酩酊大醉，胡说八道，最后纷纷栽倒。醒来时，除了头脑发涨，胃里火烧火潦，其他的一切都没有变，太阳照常升起。
从法制角度看，一九八零年的《婚姻法》把男女婚龄统统推迟到二十岁以后，所以和十六岁比起来，十八岁便并无新事可言。从心理状态上看，十六岁曾有过的恐慌感、责任感、现实感，只是在十八岁时有所加深，变得显而易见，至于行为上的矛盾化和极端化也只是因为生活领地的变宽而显得格外刺眼。我们通过逐步拓展自己的责任范围，长大成人，但我们只是一点一点地成长，一点一点地对周围的事务负起责任。此时，我们的恐慌感、责任感、现实感、矛盾化、极端化相互渗透，或者成为阻碍我们茁壮成长的敌人，或者成为鼓舞我们前进的内在推动力--
恐慌感仍在延续
十六岁的时候，我们对青春期初期的一系列变化，记忆犹存。当初潮和第一次梦精出现时，由于没有预先的知识，我们都曾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我们在失去一个十二年来为自己所熟知的身体，开始陌生的转变。
一九九三年，我在协助《北京青年报》和北京电台进行生活咨询时，获得了大量的相关经验。一位小伙子说，他在十二岁时进入了变声期，但在最初的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他十分讨厌听到自己发出这种陌生的声音。他变得沉默寡言，或用小嗓说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时常遭到其他尚未变声的同学们的取笑。到了十三岁，一见到自己日渐其长的小腿，他便感到莫名的惆怅。他依然愿意过从前那种熟悉的生活，作母亲的小儿子，因此这么早便与父亲变得一样，简直令他害怕。另一位女孩子接受不了让别人看到自己有阴毛，每次去公共浴室之前，她都要花很长时间把它剪光。初潮第二天，母亲才告诉她，女人都是如此。至今，她仍为几十年里不得不忍受经期的不断骚扰而感到不公平，认为作女人简直太麻烦了。
青春期的少年身高猛增，手脚加大。由于心理依旧孱弱而身躯快速发育，这种极度的失调反映在行动中便会笨手笨脚。那时，我们需要重新训练身体的平衡协调和灵敏度。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遭受别人的讥笑和呵斥，我们就会真的相信自己比别人差，变得更加手忙脚乱。我们在白天作着未来的好梦，却夜夜在惊雷中发抖，认为自己很有可能会一事无成。我们读不进去书，终日作着粗鄙的性尝试的幻想。对异性，我们总是渴望见到，但见到后又忸怩不安，不知所措。如果必须回答问话，还会感到舌头发硬，面红耳赤。为此，我们感到无比绝望，不知道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
也许是渐渐习惯了，长到十六岁的时候，这些恐慌仿佛消失了。与其为变化惶惶不可终日，不如听其自便。此时，我们已凭着猜测，完全弄懂了童年时代萦绕在我们脑际的疑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让我们对生育的高尚性，产生了怀疑。我们开始用观察的眼睛，环顾四周，变得愤愤不平。
到了十八岁，当我们走向车间和麦田，当我们在高校图书馆里浏览报纸，恐慌感再次涌上心头。我们还不强大，社会又不公正。我们为"明天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感到深深的忧虑。
这时，我们必须充当主角，对人生道路作出第一次重大抉择。
但我们只有四条大道可选--
第一：上大学，为更远的未来铺平道路。如果不谈目前正在酝酿的人事制度改革，我们可以在毕业后终生享有"国家干部"的资格。只要不辞职，人事关系永远在人事局。即使辞职，关系可以转到人才交流中心，由此保留干部资格，延续工龄。从人生的创造性、仕途中的评职称和晋升、调动工作的便利程度和谋求更高发展的可能性而言，上大学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而且社会地位最高。
第二：不再深造，立即就业。由于国有机构面临巨变，铁饭碗被事实砸烂，因此非把人事关系弄到劳动局的人，日渐其少。许多人把档案存放在劳动交流中心或职业介绍所，然后去各种新兴企业应聘，成为打工者。尽管打工的日子朝不保夕，但好在这个领域流动性大，你方唱罢我登场，总能找到一席之地。此时，如果我们的档案，被毕业学校转到了家宅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那我们的头衔将是"无业人员"，即失业者的代名词，而其实际的社会地位，几乎和农民一样倒霉。不过，几乎所有没有大学文凭的私营企业家、合同制工人、临时工、跑到海外去扒分的人，都是"无业人员"。换句话说是，这个年月，当无业人员并不可怕。
第三：考不上大学，选择自费攻读。目前，中国尚有一些机构提供一部分公费医疗，更多的新企业为员工们投下越来越多的医疗保险，因此可先行就业，解决衣食之忧，而后再在工作之余，弄个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自修大学的文凭，作到糊口和学习两不误。
第四：自己掏钱，或签劳务合同，去海外谋生。
总之，许多人在回首往事时一致认为，在整个一生中，此次的大方向抉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能规定一个人的一生浮沉。一方面，中国社会并不浪漫，因此道路的选择，就像是单行线，一经踏上，难以调头他往，甚至一朝出生就已无可选择，数千万农业人口涌入城市，作着最辛苦的工作，但即使挣到了钱，依旧改变不了农民身份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在不丰满的年纪，在不精通繁文缛节的父母的帮忙下，对未来进行了一番单相思般的推测，如此确定下来的方向选择，不可不说是草率。或许，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了选择失误，但却无从改变它。我们因此初尝了事业黯然无光的苦痛，并要随波逐流地飘下去，越来越糟。对于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人来说，这种惊恐是不言而喻的。
即使走上了较为理想的道路，我们也会马上发现，代价是巨大的。
我们在教室里听教授讲课，他把建筑力学讲得栩栩如生，他谈起梁思成和大屋顶，谈起维斯宁兄弟，又从"干打垒"和公社大楼，讲到了人民住宅、长官楼、贵宾入口。窗外阳光灿烂，思维无比瑰丽，我们拥有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大世界。但是有一天，我们邂逅一位昔日同窗。过去，她因为不爱学习而屈尊为一家书店照看仓库，但她的老爸颇具活动能力，竟在一个挣了钱便分光吃净的小广告部，为她谋下一职。现在，她花枝招展，眼光里流露的不光是自信，简直是对我们的同情。望着她扭搭扭搭地走远，除了觉得她夸张得令人作呕，剩下的便是感到自己可怜。瞧！我们穿的竟还是过了时的细跟儿皮鞋。
假如我们是司机，十九岁，却已跑下八万公里的路程。我们拼命劳动，一年时间中，把固定薪水、公里数奖金、帮忙礼金、黑车收入加起来，已超过五万元。但有一天，我们心满意足地收车回家，在运动场的外街上，被一位老同学叫住。早听人说起，两年前他去了复旦大学生物系。现在，他领着我们第一次走进健身房，看他躺在卧推长椅上，一下一下地推举着210斤的重量。他的胸臂肌肉线条分明，优美地隆起，而我们却骨瘦如柴，没有头脑。分手时，他说他一星期后就要去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了。想到未来的他，将用一个半月时间，挣够我们两年里的全部所得，强烈的自卑便袭上心头。为什么他总比自己强？我们一心赚钱，却忽略了其他。
假使我们边学边作，结果只是一切平平。我们进了绣花厂，托了人情，坐在厂长办公室里，虽说没有消耗性的体力劳动，但每天一张报纸十杯茶的工作，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傍晚，同事们抱着孩子，奔回温暖的家，我们却骑着破车，从城南窜到城北，冒着大雨去听课。我们清楚地知道，与一心挣钱的人比起来，我们的所得甚微，加起来不过八顿涮羊肉的钱，和专业学生们坐在一起，我们的谈吐又总进不了层次，每一次张口都被惊疑地盯住，仿佛我们都是些三个鼻子的怪物。后来，为了心理平衡，我们开始用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不足，看不起工人的无知，又指摘学生们缺乏生活经验。久而久之，错把幻觉混为现实，终于变成了高低难就的人。事实上，仅凭一张成人教育的文凭，已越来越难以提升自己。
我们生活在明灭闪映的恐慌感之中。但这时的恐慌，既不像青春期那样强烈，又不像十六岁时那样容易被忽略掉。它隐约可见，而且持久地延续着，但却不能从根本上妨碍我们向往美好生活。此时，恐慌的愁绪和担当重任的野心，一同争夺着我们。在很长一段时光里，我们的忧愁和好梦参半，这种混沌未开的性格，几乎把我们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习惯于把冷与热、光明与黑暗、强弱、左右、爱恨、阴阳男女，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东西。殊不知，在科学领域里，它们根本不是两种东西，而是同一事物的变异。不是吗？在若隐若现的恐慌之中，也同时蕴涵着期待、野心、责任感。
责任感如期而至
为了战胜心中的恐惧，我们安慰自己说，也许再过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做得比现在更好。我们崇拜自己的偶像，以大英雄作为鞭策自己的力量--苏格拉底、屈原、唐宗宋祖、白发飘逸的爱因斯坦、温文善辨的肯尼迪、刚毅铁血的里根、容貌高贵的撒切尔夫人，甚至隆梅尔、蒋经国、毛泽东，从乔丹到李宁，从赫本到姜文，一切能催促我们追求不朽的大人物大明星，都成了我无限讴歌的神明。我们在自己的床榻边，挂上他们的肖像，好像鲁迅每每倦怠于劳作，抬眼望见他的藤野先生。我们和父母无话可说，却可以随时向偶像倾诉。我们向伙伴们推介着自己的英雄，当我们察觉到听者不以为然时，便按捺不住心中的不平，转身告诉他人："冯其实根本不懂霍金，真浅薄！"十八岁，所有风云人物都会从我们空空如也的心田走过。我们追随伟人，成为他的战士。他们时常投以目光，督促着我们，要我们朝更高的目标奔跑。
时间慢慢地在我们肩头加着分量，一次又一次。为了胜任，我们开始学习克制自己多余的欲望，并且学习技巧，去适应生存环境。作为一个推销员，我们有责任熟悉手中商品的性能，并对它表现出格外的热心。我们必须不疏漏每一张经手的票据，懂得业务规则。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我们有责任了解文史长河的来龙去脉，并向其它领域突破。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有责任保持自己所及范围的美丽，并增加它的色彩。作为一个十九岁的小青年，我们有责任呵护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而且，只能在尊重长者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异议。当我们欺骗了别人，哪怕只是为了一桩合理的阴谋，我们也会在心底感到害羞，因为，我们是妹妹弟弟的榜样，也是父母的面子。我们不断地作出一些小小的决定，独立承担起它们的后果。我们打碎了邻居的暖瓶，不得不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偿还。一切的一切，只要稍一疏忽，强烈的内疚便会澎湃在心头。
如果十九岁时，我们的责任感没有如期而至，这便是我们茁壮成长的敌人。
假如此时，我们仍拒绝接受应尽的义务而且毫无愧疚，我们就属于那些被庞坏了的孩子。这一点不难理解，一个习惯了凡事都要父母照料、总是要求别人服从自己的孩子，要他担负起成年人的责任，便会显得格外不开心。于是，他就会用恶意的破坏、冷酷的待人态度、多生一些与活动能力和神经有关的疾病，来证实自己还没不到负责的年龄。这就是青年时代一种比较典型的失败者的心理，而正常的十九岁人应该有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并为得不到救世主的委任状而郁郁寡欢。
这时，我们活得还是不轻松。多少次，我们的心情就像临近高考时那样沉重，真想停下来不干了。但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而且这一次，完全是我们自己不愿停顿。比一比那些成功的幸运儿，妒忌心也不允许我们甘心。我们自以为身肩大任，把未来的工作想象为史诗，认为自己有权成为世界的代言人，并理应为此占据一个席位。在迷蒙的好梦中，我们认为随便拿出哪一个，只要把种子播出去，两年之内就会发芽抽技，二十一岁就会成为名人。我们手倚长剑，在所不辞。为了夺得青睐，为了向父母证实自己的实力，为了给导师们争光，也为了祖国，我们觉得有责任要这样作。
一位外贸中专的男学生，坚信毕业后立即就会赚到几笔大钱，并把想象中巨款做了预先分配，一半给母亲，一半和女朋友享用，给她买最好的衣服。目前，他最为不满的是"时间过得太慢"，无法证实他的自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作？他的回答是："我想这样做，并且有责任。"这是一个体魄健壮的男孩子的责任心。他认为，梦到明天，就是现实。
另一个女孩子，从皖南农村只身来到北京。四年后，在一家仪器公司作会计。她的身上，已很难看出乡土痕迹，她的梦想是当律师。为此，她申报了自修大学考试。但每次考试前，她都能找到一个恰当的理由，躲避验证自己的机会。她常说："阿忆，我又病倒了。"或者说："年底结算太忙了，经理没给我假。"不过，每逢来拜访我，她却依旧雄心勃勃，重复着她的理想，发誓要对得起一切帮助过她的人。实际上，这是柔弱之人对于难以承兑的责任，抱着不灭的幻觉。她常常安慰自己："再等些时候，一切都会好的。"
十八岁之前，我们对自身、社会、未来还没有真正形成冷静客观的看法，因此还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减损冲淡我们理想中不切实际的成分。但是到了十八岁，特别是十九岁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而稍微真切地看清自己。于是，我们不得不在幻象和现有条件之间，作出一番前所未有的检验，从而在人生旅途中进一步缩小梦想与可能性之间的差距。这种反省工作，加大了实现责任的可行性，大大减少了失败机率和慌恐感。这是我们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因为现实感已经开始把握我们的灵魂。
过去，一个八岁的男孩子想做司令官，指挥100位元帅打败自己的仇敌。十二岁时，他可能又想去当画家，专画小动物。到了十三岁，他想作革命党人，发起几次暴动，铲除他所遇见的不平。十五岁，他在日记里写下了"爱情价更高"，他埋头苦干，为能燃烧而积蓄木材。十六岁，他的理想不只一个，既想当数学家，也想当物理学家、运动员、军事专家、半导体修理工，他还想写自传！十八岁，他突然发现这样漫天幻想不行，于是他想把写作当成人生的职业，并异想天开，认为只要发表一篇短文，世界就会轰动。
但十九岁时，我们又长高了两厘米，尽管少年美梦并未消失殆尽，但在我们急速成长的过程中，原来数以百计的理想，已被现实地割舍掉一大批，剩下的一些梦又被合并同类项，变成为数很少的几个。因此，就这几个梦想所平均承受的关注而言，每一个梦都得到了相对更多的浇灌，加大了实现的可能性。
《青春的敌人》第一部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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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4月16日
现实感把握住我们的灵魂
首先，现实感确立了我们的发现能力和估价能力。
实际上，人的现实意识最早曾是发现和估价的产物，但在一定时间的相互作用下，现实感最终成为我们发现一切和评价一切的基础。
在襁褓中，我们曾用哭声抗议我们发现的不适。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父亲抱我们不如母亲柔和。七岁时，爸爸打了我们，可我们没有错，只是说不出道理，于是我们含着眼泪，不服地盯着他，发现他也有错的时候。十五岁，我们纯洁的良知不能容忍父亲在打电话时说假话，为了一套更大的房子，便违背了他曾教导我们的诚信原则，妈妈曾对登门求救的落难者表现出彬彬有礼的搪塞，他们甚至不爱祖母。我们还发现，老师对高官的孩子有着特殊的偏袒，在讲台桌上，她说的是爱国心，而且情真意切，但为一台东芝彩电，她能跑遍全城。我们还注意到，大人物的讲话平淡空乏，服务员们专司迫害顾客。这一切，与我们早期教育的童话世界，竟是天壤之别。这一发现，险些让我们玩世不恭。
十八岁，但愿不是因为看惯了，我们认为世界就是如此。有纯真，也有谎言。没有一个人绝对好，也没有一个人百分之百的坏。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两个方面的交合。对此，上了大学的人有着更深入的发现。由于众多的至高理论的照耀，从前大部分的美丽童话和虚妄的自我，在跨进校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便轰然倒塌了。我们发现，事物甚至不是两个方面的集合，而是复杂得多。进而，我们还发现，世界的发展竟是荒诞的，人性中充满了无可奈何的东西。此时，一部分人疯了，要去自杀，另一部分人却发现了"对发现处之泰然"的方法。我们乐于现实地接受荒诞性并力求减少它，我们不畏惧在复杂性中生活，允许我们所爱的人、所爱的社会、所爱的世界，有那么一丁点儿无关痛痒的小毛病。
当我们对真实的世界有了初步的认识，现实感就会把着我们的双手，教我们学习妥协和选择的技巧。
现实感对我们在环境中的位置，已作出了估价--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它的一部分--由此，为了生存，为了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不得不以相应的丧失为代价，求得最终的胜利。我们曾向自己妥协，牺牲一些不关键的原则，让不良的社会现实容纳我们，为的是更长久地与其中美好的一面结缘。如果我们毫不退让地把自己罩在玻璃杯子里，企求一尘不染，那么个性很快就会枯萎。我们也向别人妥协，以谋求合作的成功。就像"沉默是金"一样，妥协也是金。特别是在商业谈判和恋爱中，不会妥协就是不给对方希望，注定会一败涂地。
从经验上说，二十五岁以前的人，不可能对"合理妥协以夺得最终胜利"的方法，拥有较为深沉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现实感尚未达到成熟的地步。我们总认为，只要坚持到底，就可以取得胜利。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是因为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而造成了难以预料的失败，甚至付出了几倍的牺牲。
当我们学会了有条件地让步，我们也就掌握了选择的要义，即，在现实允许的范围里，挑选出最适合于我们的东西。一个婴儿会把柜台上的所有玩具抱在怀里，不问母亲的购买能力，于是选择只能由母亲进行，婴儿仅有为之放声大哭的能力。如果一个成年人永远停留在"什么都想要"的选择梦想中，那他唯一的结局将是"什么也得不到"。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自己无力负担的那部分东西，学会让步，放弃它们。
此外，现实感还使我们渐渐地学会了宽容。
我们最先学会的是宽容自己。当我们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生活的一切被父母的清规戒律牢牢束缚着。他们教导我们的，不是生活，而是规矩。因此那时，不能抽烟喝酒、不能骂人打架、不能"早恋"、不能赌博，曾是我们的金科玉律。大约十三岁左右，我们的好奇心再也憋不住了，如果不稍微尝试一下干坏事的滋味，那生活就太单调了，只能知道了世界的一半。于是，我们打算宽容自己，爬过墙头，去看看那一半的事情--给女孩子写一封让她心惊肉跳的短信，在她的铅笔盒里藏一只蛤蟆，躲到厕所里抽烟，偷看《医疗卫生手册》和《红楼梦》，听美国之音，上网查一些自己不该查的东西--成年以后，我们不再恶作剧，但当年对清规戒律的嘲弄，却使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新教条，并宽容自己对教条的违背。
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我们学着灵活地运用宽容。当我们与老朋友不期而遇，便摸出三块大洋，像中年人那样，买两瓶啤酒，感受一下初为青年的自豪和扑溯迷离的酒神精神。美餐之余，我们点起两支最便宜的雪茄。烟雾中，我们无须讲话，却也并无尴尬，风云中体验这种妙不可言的静寂。愤慨时，我们骂将起来，用最刻毒的语言表达对丑恶的批评，并且发现，那是我们宣泄不满的最好的办法。如果对方执迷不悟，我们操起拳头，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追逐自己热爱的女孩子，把渴望和她们生活在一起的梦想告诉她们。在游戏中，我们掏出五分硬币做赌注，享受一下意外收获的刺激，并在输赢中观察朋友的性情。所有这些自我放松，并没有招致父母警告过我们的后果，反而增添了我们的生活情趣。
不过，我们还是发现了另外一些人。他们终生的生活原则，只是儿时依偎在母亲膝下所聆听到的训言。那些限制婴孩、不使其在无助的情况下越出轨道的紧绷绷的家训，一辈子没有宽容他们自己，更不放过别人。这些人常常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左派的角色，因为单调的生活，曾造就了他们简单的头脑。他们迟迟没有获得现实感和宽忍心，并在尚未真正认识生活的情况下，仇视生活的新意，认为一切过去没有的事情，现在和将来都不该发生。他们因噎废食，对人缺少怡怡深情。
难以避免的极端化
对别人多几分宽容，自己就多了几分成熟。不过，十八岁是刚刚从童话世界中苏醒的年龄，过去十几年的纯真纯善纯美的教育，如同美丽的谎言，占据着我们的身心。我们嫉恶如仇，几乎把所有不完美的事物视为敌人。殊不知，对社会问题的极端化认识以及个人行为的极端化，才是我们真正的劲敌。十八岁时，我们开始对过去熟知的事物，第一次用成年人的眼光，进行再审视。我们往往因为发现了一点瑕疵，便对整块白玉忍无可忍。为了发泄被蒙骗的不满，我们把"一片洁白"从端点推到另一个端点，斥为"漆黑一团"。如果发现教育过我们的人还是对瑕疵视而不见，我们便想用极端化的挑衅拨开他们的双眼。我们不再把父母当为先知圣人，他们不仅仅是有错，简直就是误国误民的罪犯。我们暗地里奚落老师，直呼其名。前辈理论如果和我们的空想不一致，便会被全盘否定。民国时代被看得一片光明，共和国没有一个白天。爱和性的传奇，从不可触知，一变成为了精神寄托。像一九八四年的电影《红衣少女》那样不出大格的自行其是，已远远不能使九十年代的孩子们得到满足。
就像梅子说的，这时的情感,"说它盲目，却也清醒，人海的噪音即使铺天盖地而来，它也一样我行我素"。我们走在大海边缘的浅滩上，不必为"可能淹死"或"怎样远航"而担忧。成功了，我们会走得更远，失败了，就转回家。十八岁，是一个自立而不必谋生的年纪，因此我们的想法有恃无恐，丝毫不姑息。
我们几乎一直认为，十八岁最重要的一桩事，就是必须证实"自己不再是孩子"了。如果父母和社会能设法使我们相信这是桩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的极端主义造反精神，会相对减少。但假使得不到肯定的回答，我们便只得过分地强调自己的立场。
二十岁之前，我们的许多个人壮举，都是这种正常欲望的表现。单小燕，一九八四年春秋时装大奖赛中唯一一位男装设计一等奖的得主。当时，她只有十九岁，但她凭着艰辛的自学，又用600CC血换得了参赛资格。她告诉记者说，之所以必须这样奋争，就是要向社会宣布她的存在。可以说，青年时代如何表现独立性，如何表现出"与成年人的平等"，取决于我们对"成长"的概念持有什么样的看法。假如成长意味着独立存在，我们就会像单小燕那样，努力争得展现自己才华的一席之地。如果成长仅仅是指不受约束，我们就会以极端化的方式，从事破坏法则的事情，也就是"青年反抗主义"的作法。我们会刻意模仿中年人的抽烟姿态，在情敌面前表现出中世纪骑士般的仇恨，也会学着电影里的坏女人和画报上的明星姿态，吸引各种各样的男孩子。
这种走极端的作法，多年以后想起来，的确是杂乱无章的。翻一翻这个时期的日记，我们会轻而易举地发现许多颠三倒四、前后冲突的观点。但当时记录这些感想时，我们相信自己的头脑并不幼稚，我们是严肃的，完全没有想到多少年后的某一天，我们会对昔日的这些想法感到脸红。可以说，十八岁的极端化，是矛盾化的姊妹。
矛盾化，人生的永恒特征
我们一睁眼就陷落到各种纠缠不清的冲突之中，我们总在思考，却一直不得其解。因此，在每一个行动中，在我们极端化的情绪中，总藏有一丝不安。这使我们保持了几分谦逊，没有把话说绝。或许，我们还陷在了矛盾之中，自我否定，难以自拔。
有许多人，直至十八岁仍未能果断地承认自己的性别现实，朝自己的方向行走。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些脂粉气很重的男孩子，他们在内心深处不愿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而是模仿女性的姿态。轻微的，孤僻清傲，时而发出几声娘娘腔。严重的，沾上了被庞坏了的女人的恶习，他们搔首弄姿，虚张声势，乱发小姐脾气。与此同时，由于人类文化中"男人比女人优越"的想法根深蒂固，因此女孩子"不喜欢身为女性"显得比"男孩子女性化"更为显著，这就是阿德勒在弗洛依德影响下提出的那个著名的"男性钦羡原理"，它或者表现为对男孩子，特别是对漂亮男孩的无比讨厌，或者表现为对所有男孩子的过分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