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在“艺术家之家”举行的一个表演各种节目的特别晚会上，坐在前排鼓掌的一个男人的容貌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他使我想起了一位我刚刚第一次接触其作品的音乐大师，他的额头也是那样凸出，鼻梁高高的，只是嘴巴柔和些，显得没那么有力。表演结束后我才知道他就是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瓦格纳。他加入了我们的圈子。初次见面便结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朋友，我感到非常荣幸，他以后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谈吐不凡，不时回忆起他那伟大的父亲的往事，就像环绕在他头上的神圣光环。那时，我也是第一次读叔本华的著作，他对音乐和意志力的关系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阐述，使我深为倾倒拜服。
我所遇到的这些超凡绝伦的知识界的精灵，或者如德国人所说的思想的神圣，让我感到就像被领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一般的思想家的世界，他们的思想比我在漫长的行程中所遇到的任何人的思想都博大和神圣得多。在这里，哲学的思考确实被当成了人类最高级的需求，只有更为神圣的音乐世界才能与之媲美。在慕尼黑的博物馆里，来自意大利的辉煌作品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启迪。既然知道离意大利边境很近，为满足不可抑制的冲动，母亲、伊丽莎白和我便坐上火车去了佛罗伦萨。
第五章爱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
当你拿起早晨的报纸，看到有二十个人死于火车事故（前一天他们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死），或者是整个城镇都毁于海啸或洪水，这时你可能不会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个上帝或命运之神控制着人们。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愚蠢而自私地想象有一个上帝会来引领我们这些小小的自我呢
然而，在我的生活中的确发生过许多很奇怪的事情，让我有时不得不相信命运。例如，开往圣彼得堡的那列火车没有按时在下午四点钟到达，由于风雪阻挡，整整晚点十二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才到站。火车站上没有一个人迎接我。当我从火车上下来时，气温在零下十度。我从没感到这么冷过。穿着厚厚棉衣的马车夫不停地用戴着手套的拳头敲打着自己的胳膊，好让血管里的血液流通。
我留下女仆照看行李，然后雇了一辆单驾马车，让车夫拉到欧罗巴宾馆。在俄国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驶向宾馆的车上，在途中突然看见了不亚于爱伦·坡①作品中描述的那种可怕的景象。
我看到远处有一长列黑压压的队伍走过来，队伍中充满了悲惨凄凉的气氛。男人们抬着一口口棺材，一个个弯腰驼背缓缓而行。马车夫让马慢了下来，他低下头在胸前划着十字。在朦胧的晨曦中看着这一切，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我问车夫这是怎么回事。虽然我听不懂俄语，但他还是设法让我明白了这些死者是前一天（一九○五年一月五日这个悲惨的日子）在冬宫前被枪杀的工人——只因为他们赤手空拳地请求沙皇帮助解决贫困，要求给他们的妻子儿女面包。我告诉车夫停下来。当这一凄惨的不见尽头的队伍从我面前经过时，我的泪水禁不住滚下脸庞，在脸上冻成了冰珠。可是为什么要在最黑暗的黎明时刻下葬呢因为怕天亮以后下葬会引起更大规模的骚乱，所以这个场面是不能让市民们在白天看到的。我无声哽咽，满腔义愤，目送这些抬着死难者缓缓行进的可怜的悲痛万分的工人们。如果不是火车晚点十二个小时的话，那我是永远也看不到这种场面的。
啊，这是没有一丝光明的悲惨黑夜，
啊，蹒跚而行的是穷人的悲惨行列。
双眼因多灾多难而泪水涟涟，
双手因辛勤劳作而长满老茧。
身裹破旧的黑色披肩，强忍内心的悲痛凄惨，
在死去的亲人身边呻吟哽咽。
在悲惨队伍的两边，
巡逻的卫队士兵正虎视眈眈。
如果我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的话，也许我的生命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面对这支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队伍，面对这种凄惨悲凉的场面，我不禁暗暗发誓：一定要尽全部力量，为身处社会下层的人民群众作出自己的贡献。啊，以前我个人的爱欲和痛苦，是多么的渺小和不值一提呀！即便是我的艺术，如果不能对这些人民有什么助益的话，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最后，那些悲伤的送葬者终于走远了。车夫转过身，看到我充满泪水的双眼感到大惑不解。他又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然后扬鞭催马继续朝宾馆驶去。
登上宾馆的楼梯，走进豪华的客房，躺在舒适的床上，我禁不住哭了起来，带着泪水进入了梦乡。但是那悲惨的一幕，那天凌晨黑暗中的绝望和愤怒，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心中。
欧罗巴宾馆的房间很宽敞，天花板也很高。房间的窗户都是封死的，从没有打开过，空气是通过墙壁高处的通风装置来流通的。我很晚才醒。我的演出经纪人来看望我，给我带来了几束鲜花。我的房间里很快就堆满鲜花了。
两天之后，在彼得堡的贵族剧院里，我出现在当地的社会名流面前。这些看惯了装饰有华丽布景的芭蕾舞剧的外行们也许会认为，看一个穿着蛛网般图尼克舞衣的年轻姑娘在简朴的蓝色布景前和着肖邦的音乐跳舞，并要用自己的灵魂表现出肖邦音乐的灵魂，这是一件多么怪异的事情啊但是，当我的第一个舞蹈刚结束，剧场里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一听到悲壮的序曲音乐，我便想起晨曦中悲惨的送葬者队伍，我的心瑟瑟发抖，痛苦难耐；一听到激昂的波洛乃兹舞曲，我的灵魂便恨不得完全融化在音乐里。我的灵魂因为愤怒而哭泣。这样的灵魂居然在这帮有钱有势、穷奢极欲的贵族观众中激起雷鸣般的掌声，简直不可思议！
第二天，有一位长相迷人、身材娇小的贵妇人来拜访我，她身穿黑色貂皮大衣，带着钻石耳坠和珍珠项链。她说她就是著名的舞蹈家可赛辛斯卡娅，这令我十分惊讶。她是以俄国芭蕾舞团的名义来欢迎我的，并邀请我去观看当天晚上在歌剧院举行的一个盛大的表演晚会。在拜罗伊特时，我已经习惯了芭蕾舞团的冷遇和敌意，他们甚至将图钉撒在我的地毯上，把我赤裸的脚都扎伤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让我觉得既高兴又突然。
那天晚上，一辆温暖舒适、铺着珍贵毛皮的气派的马车把我送到了剧院，坐进剧院第一排的一个头等包厢，里面摆满了鲜花、糖果，还有三位漂亮的圣彼得堡的青年。当时我依旧穿着我那小巧的图尼克和便鞋，在那些圣彼得堡的贵族和富人看来，我这副样子一定是很奇怪的了。
我是一直反对芭蕾舞的，我认为那是虚伪而又荒唐的艺术，甚至可以说根本就不是艺术。可是当可赛辛斯卡娅那仙女般的身姿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时，真像是一只可爱的小鸟或蝴蝶在飞舞，让我禁不住为她鼓掌。
在幕间休息时，环顾四周，我看到世上最漂亮的一些女人，她们穿着最华丽的袒胸露肩的晚礼服，满身珠光宝气，同样衣着华贵的男士侍立在她们身旁。这种豪华的场面与前天黎明时的送葬队伍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简直让人难以理解。这些满面微笑的人，与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难道不是兄弟姐妹吗
演出结束后，我被邀请到可赛辛斯卡娅的豪华府邸去进晚餐。在那里，我遇到了米哈伊尔大公，给他讲述了要为普通百姓的子女开办一所舞蹈学校的计划，他可真是有些吃惊。那时候，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人，但是他们还是以最大的热诚和慷慨接待了我。
第五章爱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2)
几天后，可爱的舞蹈家巴甫洛娃来访，我又一次被安排到包厢里，观看由她主演的芭蕾舞剧《吉赛尔》。虽然这些舞蹈动作与任何一种艺术和人类情感都是背道而驰的，可那天晚上巴甫洛娃在舞台上翩然起舞时，我还是忍不住对她的精彩表演报以热烈的掌声。
巴甫洛娃在家里举行了晚宴。她的家虽然比可赛辛斯卡娅的豪华府邸要朴素些，但同样也很美丽。用餐时，我坐在两位画家巴克斯特和别努阿中间，并在那第一次见到了戏剧活动家谢尔盖·佳吉廖夫，我同他就我对舞蹈艺术的见解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对他讲了我作为反对者对芭蕾舞的看法。
那天晚上用餐时，画家巴克斯特给我画了一张速写——现在这张速写已收入他的画集中。速写中的我表情严肃，几缕卷发忧伤地垂在脸的一侧。巴克斯特有着超人的洞察力，但那天晚上他竟然给我看起手相来。他发现我的一只手上有两个十字纹。“你的事业将会很辉煌，”他说，“可是你会失去你在人世间最心爱的两个创造物。”当时，这个预言简直让我莫名其妙。
晚饭后，不知疲倦的巴甫洛娃又为朋友们表演了舞蹈。虽然我们离开时已是早上五点多钟了，她还是邀请我当天上午八点半去看她练功，如果我愿意的话。三个小时后我到了（说实话，当时我已非常疲劳，我发现她早已穿着薄纱练功衣在做扶把练习，要完成一套极难的体操动作。有一位年老的绅士用小提琴给她演奏节拍，并督促她再作更大的努力。这位老绅士就是著名的大师珀蒂帕。
我坐了整整三个小时，瞪大了眼睛观看巴甫洛娃的惊人绝技。她好像是钢铁和橡胶制成的一样，弯而不折。她那美丽的面孔呈现出殉道者那种严肃而坚毅的线条，她练起功来一刻也没有停歇。这次练功，她好像是要把身体的动作与心灵完全分离开来一样，心灵只能远远地看着这些严酷的肌肉训练而空受折磨。这与我的那一套舞蹈理论是格格不入的。我的理论主张，身体只是一种工具，是用来表现心灵和精神的手段。
到了十二点，开始吃午饭，但在餐桌旁，巴甫洛娃面色苍白地坐着，几乎没怎么吃东西，也不喝酒。我承认当时饿坏了，吃了好多炸猪排。巴甫洛娃把我送回了宾馆，然后又去皇家剧院参加那些无休止的排练。我实在累坏了，躺在床上沉沉睡去。我禁不住赞叹自己福星高照，没有摊到芭蕾舞演员这样倒霉的命运。
第二天，我破例在八点钟起了个早，去参观俄国皇家舞蹈学校。在那里，我看见孩子们一排排站着，做着各种备受折磨的动作。他们用脚尖站立着，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就像是一些残酷而严厉的刑罚的受害者。空荡荡的大练舞房里缺少美感，也缺少灵感，墙上只挂着一张大大的沙皇画像，就像是一间刑讯室。从此我更加坚信，这所皇家芭蕾舞学校就是自然和艺术的敌人。
在圣彼得堡待了一个星期后，我就动身去了莫斯科。那里的观众开始时不像圣彼得堡的观众那么富有热情，不过，还是让我摘引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吧：
大约是在一九○八年或一九○九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有幸结识了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当今两位伟大的天才——伊莎多拉·邓肯和戈登·克雷格。我去观看伊莎多拉·邓肯的表演完全是一个偶然，因为在此之前我对她毫无所知，也没有看到预告她要来莫斯科演出的海报。因此，当我看到来看她演出的为数不多的观众里，却有以马蒙托夫为代表的一大批画家和雕刻家，还有许多芭蕾舞演员，以及许多常看首场演出的观众和新鲜事物的猎奇者后，简直是非常惊讶。邓肯在舞台上的首次露面并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因为我不习惯于看舞台上出现一个几乎全裸的人体，所以很难欣赏并理解这位舞蹈家的艺术。第一个节目演完后，只引起了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而且还夹杂有零零星星的喝倒彩的嘘声。但是，接下来的几个节目——其中有一个特别具有艺术表现力——演完后，我对其他观众的冷淡反应再也无法忍受了，就毫不掩饰地起身大声鼓起掌来。
到了演出间歇，我已经成了这位伟大艺术家的新的信徒，跑到舞台前去为她鼓掌。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发现马蒙托夫正与我肩并肩站在一起，而且他的动作和我完全一样。在马蒙托夫身旁，还有一位著名的舞蹈演员、一位雕塑家和一位著名作家。当其他观众们看到带头鼓掌的人当中有莫斯科著名的艺术家和演员时，感到非常震惊。嘘声停了下来，观众开始陆陆续续地鼓掌，直至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随后是多次要求谢幕。演出结束时，剧场里已是掌声雷动，一片欢腾。
从那以后，邓肯的舞蹈表演我一场不落地观看。去看她的演出，是受我内心深处与她息息相通的艺术感受的驱使。后来，当我对她的舞蹈创作艺术和她的好友克雷格的思想都有了进一步地了解后，我才终于明白，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虽然不同领域的人们受到不同原因的驱使，但是，其实大家都在艺术中努力追求着同样源于自然的创造原则。一旦相遇，他们都会为彼此思想上的共同点而感到惊喜。这种感受正是我在此描述的会见中所体会到的。我们几乎还没有交谈一句就已经相互理解了。邓肯初访莫斯科时我无缘与她相识。但当她第二次来时，我就把她敬若上宾了。这次接待成了我们大家的事情，因为我们剧团的全体演员都来欢迎她了。他们终于全都了解了她，并把她作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来喜爱。
第五章爱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3)
邓肯不知道如何系统、条理地来解释她的艺术。她的种种艺术想法大都是脱口而出，是日常生活中的奇思妙想。比如，当有人问是谁教她跳舞时，她回答说：“是歌舞女神忒耳普西克瑞。我刚学会站立时，就开始跳舞了。我跳了一辈子舞。人们、人类、整个世界都得跳舞。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永远是这样。即使有人想干涉这一切，不愿尊重自然赋予我们的这一本能的需求，那他们是枉费心机。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她用她独特的美式法语结束了讲话。她还谈到有一次刚刚演完了一个节目，就有人进入她的化妆室，干扰她下一个节目的演出，她解释说：“我不能不作准备就去演出。在走上舞台前，我必须要在自己的心灵中装上一台发动机。发动机启动时，我的胳膊、我的腿以及我整个的身体都会摆脱我的意志而自由起舞。可如果我没时间在心灵中安装那台发动机，我就不能跳舞。”那时，我正在寻找那种非常有创造性的发动机，想搞清楚一个演员如何学会在走上舞台前把它安装在自己的灵魂之中。很显然，我向邓肯问这些问题会使她感到厌烦，于是我就仔细观察她的排练和表演。只见她的面部表情随着情绪的变化而改变，她那亮闪闪的双眼充分显示了她灵魂里所发生的一切。回忆当时我们对艺术的几次随意的探讨，再比较一下她的追求与我的努力，我明白了，我们其实殊途同归，都在寻找着不同的艺术门类中的共同的东西。在我们谈论艺术的过程中，邓肯不断提起戈登·克雷格的名字。她认为他是个天才，是当今戏剧界中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不仅属于他的国家，而且属于全世界，”她说，“他应该生活在一个能够充分展现他天才的地方，生活在一个工作条件和大环境最能适合他要求的地方。他的位置就在你们的艺术剧院。”
我知道邓肯在给他的很多书信中，介绍了许多关于我和我们的剧院的事情，她劝他来俄国。至于我自己，我开始劝说我们剧院的领导聘请这位伟大的舞台指挥来为我们的艺术注入新的活力，就好比在面团里放入更多的酵母。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的剧院终于冲破了横亘在面前、阻碍它前进的一堵墙。我必须完全公正地对待我的同事们。他们都很积极，像真正的艺术家一样来讨论事情，决定动用一大笔钱来发展我们的艺术。
正如芭蕾舞让我害怕得颤抖一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给我的热情也令我激动得战栗。只要没有演出，我每晚都去那里，剧团里所有的人对我都很热情。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经常来看我，他认为通过向我追根刨底地提出问题，可以把我的舞蹈艺术变成他戏剧中的一个全新的舞蹈体系。但我告诉他，要想取得成功，必须从孩子们身上做起。对于这一点，当我再次去莫斯科时，我看到他剧团里的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正努力表演舞蹈，但结果却实在是糟糕透了。
由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整日在剧院排演，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习惯于在演出结束后来看我。他在他的书中曾写道：“很显然，我向邓肯问这些问题会使她感到厌烦。”其实不然，他并没有让我感到厌烦；恰恰相反，我倒非常急切地要传播我的艺术观点。
事实上，雪天冰冷的空气、俄国的食物尤其是鱼子酱，已经治愈了我因为同索德的精神恋爱而引起的消瘦病，现在我的整个身心都渴望与一个强壮的男人接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站在我面前时，我感到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有一天晚上，望着他匀称的身材、宽阔的臂膀和开始变灰的鬓角，我内心升出了一股强烈的反叛欲望，我再也不想扮演欧吉利亚的角色了。当他要离开时，我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双手勾住他的脖子，把他的头拉低些，然后我吻了他的唇。他温柔地回吻我，但他的脸上露出了极为惊讶的表情，好像这是世上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我试图进一步挑逗他，但他却吃惊地往后退，满脸惊慌地看着我，大声说：“可是，孩子呢，我们该怎样办呢”“什么孩子”我问。“当然是我们的孩子喽！我们该怎么办你想过没有”他继续若有所思地说，“我永远也不会赞成我的孩子在我的管教之外成长，但放在我现在的家庭里抚养又很困难。”
他关于孩子问题的极其严肃的态度可真是超出了我的幽默感，我禁不住大笑起来。他有些恼怒地盯着我，然后转身从宾馆的走廊匆匆离开了。我断断续续地笑了一整夜。可是笑归笑，我同时又感到很伤心，甚至有点愤怒。我想我终于彻底明白了，为什么一些情趣高雅的男人在与一些聪明智慧的女性约会几次后，不但弃之而去，反而跑到一些乌烟瘴气的地方去。可是身为女人，我就不能这么做，因此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第二天早晨，我到一家俄国浴室去洗澡，蒸腾的热气和冷水交替使用，使我精神振奋，恢复了正常。
然而与此相反，在可赛辛斯卡娅包厢里遇到的那一类年轻人，只要我答应他们求欢的要求，让他们做什么他们都做得出来。可是他们一开口讲话，我就感到非常厌烦，让我还来不及产生一点欲望便整个变得麻木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智慧优势”吧。当然，在与查尔斯·哈利和海因里希·索德这些启人心智、富有教养的人交往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忍受这帮浅薄的花花公子了。
许多年以后，我把这件趣事讲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妻子听，她很开心地笑了起来，大声说道：“啊，这倒很像他的为人。他对待生活一直都是很严肃的。”我后来虽然又发动过几次攻势，但得到的仅仅是几个甜甜的吻，有时还是冷冰的、坚决的回绝，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从此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出结束后再也不敢冒险到我的房间里来了。但是有一天，他用一辆敞篷雪橇把我带到乡下的一个饭店，我们开了个单间，在里面共进午餐，这使我非常高兴。我们喝伏特加和香槟，谈论了艺术。我最后终于坚信，就是让妖女赛克斯亲临，也无法攻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守志不渝的防线。
我常听人说，进入演艺界的女孩子会遇到许多可怕的危险。然而，正像读者看到的那样，至今为止，在我的艺术生涯中事实恰恰是相反的。我在我的崇拜者身上引起的那种敬畏和尊敬，反倒使我备受煎熬。
访问莫斯科以后，我到基辅作了短暂的访问演出。成群的学生站在剧院前面的广场上不让我通过，他们让我承诺举行一次表演，并且要让他们也能看得上，因为我演出的票价太高，他们根本负担不起。当我离开剧院后，他们仍然留在广场，发泄对我的经纪人的怨气。我站在雪橇上对他们发表了讲话，我说，如果我的艺术能够鼓舞俄国的知识青年，我将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学生能像俄国的学生这样关心理想和艺术。
因为需要履行原定的到柏林访问演出的合同，我对俄国的第一次访问就这样很快结束了。在离开之前，我签了一个春季再回俄国演出的合同。尽管我的这次俄国之行时间很短，但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就我的艺术追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在坚定的芭蕾舞迷和热心支持邓肯舞蹈的人之间好像是进行了一场决斗。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俄国的芭蕾舞开始使用肖邦和舒曼的音乐，并开始穿古希腊服装；有些芭蕾舞演员甚至走得更远，开始不穿舞鞋和舞袜表演。
第五章我的舞蹈学校
回到柏林以后，我决定创办我酝酿已久的学校。我不想再耽搁了，必须马上动手。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母亲和姐姐伊丽莎白，她们也同样表示赞成。我们立即着手去给我们未来的学校找房子，动作之迅速，就像我们干其他事情一样。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找到了一幢刚完工的别墅，就在格吕内瓦尔德的特拉登街上。我们把它买了下来。
我们的行为就像是格林童话里的人物一样。在威尔特梅尔的商店里，我们真的购买了四十张小床，每张床上都挂着白色细布的床帘，用蓝色的缎带拴着。我们开始着手把别墅布置成名副其实的儿童乐园。在中央大厅的墙壁上，挂上了一张希腊神话中的女英雄亚马逊的巨幅画像，比真人还大一倍。在宽敞的练舞厅里，有意大利雕塑家卢卡·德拉·罗比亚创作的浮雕像和多那太罗创作的儿童舞蹈塑像。卧室里装饰的是蓝白两色的婴儿像，圣母抱着圣婴的像也是蓝白两色的，外面环绕着花果编织的花环，这也是德拉·罗比亚的作品。
我把这些表现儿童形象的艺术品布置在学校里，有的是跳舞的儿童的浮雕和塑像，有的则是图书中的画像，因为它们都是不同时代的画家和雕塑家理想中的儿童形象。其中也包括希腊花瓶上跳舞的儿童形象，还有希腊塔纳格拉和皮奥西亚等地出土的小陶像，多那太罗创作的一组儿童群舞雕像，以及英国画家冈斯保罗的跳舞儿童的画像。
所有这些艺术品中的儿童，从他们天真无邪的形体和舞姿来看，就像是兄弟姐妹一样，又好像是不同时代的儿童跨越了时间的阻隔，手牵手地走到了一起。我们学校的学生将来要在这些艺术形象之间生活和学习，成长起来肯定会像它们一样，将不知不觉地对塑像进行模仿，在她们的脸上和每一个动作中都会表现出相同的欢乐心情和优雅舞姿。她们会变得越来越美丽，这将是她们的第一步，是迈向新的舞蹈艺术的第一步。
我还在我的学校里放置了一些表现跳舞、奔跑和跳跃的斯巴达少女的塑像——在古代的斯巴达，姑娘们都必须接受严格的体操训练，这样她们才能成为英雄战士的母亲。这些制作精细的塑像，表现的是在年度比赛中获奖的能征善跑的少女形象，她们纱巾飞舞，衣角飘扬，手拉着手，在雅典娜节上翩翩起舞。她们代表了我们追求的完美目标。我们学校的学生将逐渐地对这些少女形象产生亲近感，长得一定会越来越像她们，并且会每天都感受到这种神秘和谐的力量。因为我坚信，只有唤醒内心深处追求美的意识，人们才有可能获得美。
为了达到我所要求的那种和谐的意境，她们每天都必须做根据一定目标制定的训练。但这些训练应在某种程度上同她们内心的意愿相一致，是她们热情高涨地而且非常迫切地想去完成这些训练。每一种训练不仅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且其本身还应该是一种目的，这目的就是使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完美和快乐。
体操是一切形体训练的基础，需要给身体充足的空气和阳光。最重要的是循序渐进地引导的身体发育，要努力开发出身体的潜能并使其得到充分的发育，这就是体操教师的责任。接下来，才能进行舞蹈教育。只有身体和谐发育并发挥出了最大的能量，才能把舞蹈精神注入到人的体内。对体操运动员来讲，身体的运动与培养本身就是目的，但就舞蹈演员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所以舞蹈者应该忘掉身体的存在，它只是一种和谐匀称的工具，身体的动作不像在体操里那样仅仅是为了表现身体的和谐，而是通过身体的和谐舞姿表现出心灵的情感和思想。
这些日常的练习，其本质就是根据身体发育的每一种状态，尽可能把它演化成完美的表达工具，变成一种用来表达和谐并与自然相统一的工具。
这些练习，最基础的是锻炼肌肉的简单的体操动作，目的是使肌肉既柔韧灵活又刚健有力。经过这些基础的形体训练后，才能开始学习舞蹈。学习舞蹈的第一步是和着简单的音乐节拍练习简单的行进步伐，步伐要缓慢而有节奏；之后再和着复杂的音乐韵律快步行走；然后才是按照特定的节拍跑步，先是慢跑，最后再试着根据某一段旋律轻轻地跳。通过这一系列训练，学生们可以学习音乐音阶的各种音符，然后再学习舞蹈动作音阶的音符。因此，这些音符可以充当不同结构、不同体系间的作用微妙的使者。但是，这些训练只是他们学习的一部分。在嬉戏玩耍时，在操场运动时，在林中散步时，这些孩子们应该总是穿着宽大随意的薄纱舞衣，直到有一天她们学会了轻松自如地用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就像其他人用语言或歌声来表达自己那样。
她们的学习和观察不应该仅限于艺术形式，应该首先学习自然界的各种动作。风吹云动、玉树临风、飞鸟展翅、树叶飘落，这些自然现象对她们来讲都应该具有重要的意义。她们将学会观察每一动作特别的地方。她们应该感受到在心灵中有一种别人无法感知的神秘意志，引导她们探究大自然的秘密。因为她们身体的所有部位都训练有素、柔韧灵活，能与自然的旋律协调一致，与大自然同声放歌。
为了招生，我们在几家大报上都登了广告，宣传说伊莎多拉·邓肯学校是为天资聪颖的孩子开办的，目的是把她们培养成我希望的那种能把艺术传授给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家的艺术的信徒。当然，学校建得太突然，没有资金，没有筹划，没有周密的组织工作，简直有些鲁莽草率。我的经纪人快给气疯了，他一直在策划让我做环球巡回演出，而我则老是跟他作对。先是坚持要去希腊呆一年，他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现在我又完全把自己的事业停了下来，要招收并培养这些他认为绝对没什么用途的孩子们。但这件事与我们干的其他的事情倒有很一致的特点，都出自不切实际、不合时宜、心血来潮的怪念头。
雷蒙德从科帕诺斯传递来了越来越令人吃惊的消息。打井的投资越来越大，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简直让我不堪重负，而随着时间一周周过去，找到水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建造阿伽门农圣殿的费用大得惊人，最后我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科帕诺斯从那时起，先后被几个希腊革命派别当成一个堡垒，成了永远留在山上的一个美丽的废墟。现在它依然矗立在那里，或许将来还有建成的希望吧！
我决定把所有的物力、财力集中在给世界青年建造一所学校上。我把德国看成是哲学和文化的中心，因此把校址定在了德国。
成群的孩子们前来报名。记得有一天我演完日场戏回来，发现街道上挤满了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德国的马车夫回头对我说：“有一个疯女人在报上登了一条消息，所以就来了这么多的孩子。”
我就是那个“疯女人”。我们当时还不懂怎样挑选这些孩子，我只是急切地想填满格吕内瓦尔德的那四十张小床，因此我挑选孩子时也就没太多的计较，只要他们有可爱的笑容和漂亮的大眼睛就收下了。我根本就没有问问自己，这些孩子将来是否能够成为舞蹈家。
比如有一天在汉堡，有个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披着披风的男子走进我在宾馆的会客厅，手里抱着一个用长围巾包着的包裹。他把包裹放在了桌子上，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正看着我——是一个大约四个月的女孩，她一声也不哼，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孩子。这位绅士模样的先生问我能不能收下这个孩子，他好像很匆忙，简直都等不及我回答。我看了一下孩子的脸，又把目光移到他的脸上，这两张脸长得非常相象，也许这正是他的表情诡秘、行色匆匆的原因。和往常一样，我对将来的事情未加考虑就答应了收下这个孩子。那人马上就走了，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露面。
这就是把孩子扔到我手上的一种神秘的方式，就好像这个孩子是一个玩具娃娃似的。在从汉堡到柏林的火车上，我发现这孩子正在发高烧，是严重的扁桃腺炎。后来在格吕内瓦尔德，我们请了两个护士和一个医术高超的医生——著名的外科医生霍法，抢救了三个星期她才脱离危险。霍法医生对我办学的想法非常支持，免费为我学校的师生治病。
霍法医生常常对我说：“您这儿不像是学校，倒像是一所医院。这些孩子都患有遗传病。将来你就会明白，你得尽心尽力地让她们活下来，这将比你教她们如何跳舞花的精力还要多得多。”霍法医生是一位造福人类的大善人。他给一般人治病收费高得惊人，但他把全部的钱都捐出来在柏林郊外建了一所医院，用来救助贫苦的儿童，所有的费用全由他自己承担。我的学校一成立，他就自告奋勇做我们的医生，负责照料孩子们的健康和学校的卫生。说真的，如果没有他坚持不懈的帮助，我永远也不能让这些孩子在日后长得这么健康和漂亮。霍法医生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仪表堂堂，红红的脸膛上老是挂着和善的微笑，所有的孩子都和我一样喜欢他。
选拔孩子、筹建学校、开课及安排孩子们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我的经纪人不断告诫我，有人剽窃了我的舞蹈杰作正在伦敦或其他地方上演，取得了成功，正大发不义之财。但是，我还是无动于衷，说什么也不肯离开柏林一步，每天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我都在教这些孩子们跳舞。
孩子们进步很快。我相信，她们健康的身体都是得益于霍法医生制定的合理的素食。他认为，不管如何教育孩子，都有必要让她们大量的吃新鲜的蔬菜和足够的水果，但不要吃肉。
那时候，我在柏林名声大噪，人们对我的欢迎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被称作“圣洁的伊莎多拉”，甚至有人传言，只要把病人抬进我的剧院，病就能不治而愈。我每次演出日场，都能看到把病人抬进剧场的可笑事情发生。演出时我依然赤着脚穿着便鞋，除了小巧的白色图尼克外，从来没有穿过别的衣服。我的观众是怀着一种绝对的宗教狂热来看我演出的。
有一天晚上我演出回来时，一群学生们把我的马从马车上卸下来，他们自己拉着我来到著名的胜利大道，让我在大道的中央向他们发表演讲。我就站在敞篷马车上——那时还没有汽车，向学生们讲了这样的话：
“再也没有比雕塑更伟大的艺术了。可是，你们各位热爱艺术，怎么能容忍这座城市中心出现这么可怕的暴行呢看看这些雕像吧你们都是学艺术的学生，如果你们真是准备为艺术献身的学生，就应该在今天晚上拿起石头把这些塑像全部毁掉！艺术它们也算艺术吗不它们只是德国皇帝的幽灵。”
学生们拥护我的观点，纷纷大声表示赞同，要不是警察赶来的话，他们肯定会按我说的去做，将柏林城中德国皇帝的那些可怕的雕像全部砸个稀巴烂。
第五章爱情与生育(1)
一九○五年的一个晚上，我正在柏林表演舞蹈。虽然就像平时一样，我跳舞时从不去注意观众——他们总是把我当成代表全人类的天神，但那晚我却意识到有位特殊人物正坐在前排看我演出。我并没有去看，也不知道他会是谁，可是凭直觉我感到那人就在那儿。演出结束后，果真有一位英俊的男子走进了我的化妆室，而且带着满脸的怒气。
“您真了不起”他赞叹道，“演得太精彩了！可是，您为什么要剽窃我的思想呢您从哪儿弄到的我的布景”
“您说什么呀这是我自己的蓝色幕帘，我五岁的时候就发明出来了，而且从那时起我跳舞一直用它当背景”
“不！这是我的布景，是我的构想不过，您正是我想象中的在这种布景前跳舞的人！您是我所有梦想的活生生的再现。”
“可您是谁呀”
于是，从他口中吐出了这样一句美妙的话：
“我是埃伦·泰瑞的儿子。”
埃伦·泰瑞？！我心目中那个最完美的女人？埃伦·泰瑞！……
“啊，请您一定得赏光到我们家吃晚饭。”毫无戒心的母亲说道，“既然你对伊莎多拉的艺术那么感兴趣，你一定要到我们家吃晚饭。”
于是，克雷格就来到我们家吃晚饭。
他非常激动，要向我阐述他对艺术的全部思想，以及他自己的远大志向……
我对此也非常感兴趣。
可是，母亲和其他人都听得索然无味，一个个都找借口睡觉去了，最后就剩我们两个人了。克雷格还在讲他的艺术，手舞足蹈，喜形于色。
讲着讲着，他突然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你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却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唉，真是荒唐！是我发现了你，创造了你。你属于我的布景。”
克雷格身材高大，他的面孔很像他美丽的母亲，不过他的五官看起来甚至比他的母亲还要娇弱些。虽然他身材高大，但他的身上却有些女人气，特别是他的嘴唇薄薄的，显得很敏感。他儿时的照片上是金色的卷发（埃伦·泰瑞那个金发的小孩早就为伦敦的观众所熟知），现在看起来有点发黑了。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在眼镜后闪着金属的光芒。他给人一种细腻得甚至像女人一样娇弱的印象，只有一双大手、粗大的指尖以及两个像猿猴一样的大拇指，才让人感到他的力量。他常常笑说那是杀人的拇指——“亲爱的，可以很容易地掐死你”
我就像被催眠的人一样，任凭他将我的斗篷披在我小巧的白色图尼克外面。他牵着我的手，我们一起飞奔下楼走到大街上。然后他就用标准的德语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我和我夫人要去波茨坦。”
好几辆车都拒载，但最后我们还是雇到了一辆，于是我们就去了波茨坦。黎明时分我们才到了目的地，我们在一家刚开门营业的小旅馆前停了下来，进去喝了咖啡。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动身返回了柏林。
到柏林时，大约是上午九点钟左右。我们就想：“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不能回去见我的母亲，只好去找我的一个叫埃尔西·德·布鲁盖尔的朋友。布鲁盖尔是个波希米亚人，她以十分理解的态度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准备了早餐——煎鸡蛋和咖啡，又让我在她的卧室里休息。我昏沉沉地睡去，一觉睡到了傍晚。
克雷格把我带到他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位于柏林一座高楼的顶层。里面铺的是黑色的打蜡地板，上面到处是人造的玫瑰叶子。面对一位才华横溢的美男子，我内心的爱情火焰猛然旺盛起来，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我性情中潜伏了两年的那种撩人心魄的欲望一直蓄势待发，现在突然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在克雷格身上，我发现了一种与我息息相应的气质，找到一种与我骨肉相连的血脉。他常对我大声喊道：“啊，你真是我的亲姐妹。”我甚至感到我们的爱情中蕴藏着乱伦的罪孽。
我不知道其他的女人怎样回忆自己的情人，我想，比较合乎常理的该是止于头部、肩或膀和手，然后是描述他的衣服。但是我一想起他，我头脑中便现出那天晚上在他的工作室里看到的情景：他那洁白柔软、光滑发亮的躯体，挣脱衣服的束缚，以全部的光彩出现在我的眼前，简直美不胜收，让我眼花缭乱。
也许，月亮女神最初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看到恩底弥翁时，恩底弥翁想必也是这样身材高大、躯体洁白。海辛图斯、那西索斯以及勇敢智慧的珀修斯一定都是这个样子。克雷格看起来不像是一个人间的青年，倒更像是英国艺术家布莱克笔下的天使。他的美貌不仅使我的双眼矇迷离，而且我整个的身心都被他的美所吸引，与他拥抱在一起、融化在一起了。就好像两堆火焰相遇一样，我们两人合在一起燃起了一片熊熊的大火。我找到了我的伴侣、我的爱人、我自己——因为我们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就像柏拉图在《费德鲁斯》中所提到的那个不可思议的人一样，两部分公用一个灵魂。
这不是一个青年向一个姑娘求爱，这是两个孪生的灵魂的结合。肉体的躯壳已随着心灵的陶醉而变化，世俗的狂热恋情已化为炽热的烈焰，缠绵交织，向着天堂升腾。
这种欢乐如此完美，我真希望在其中得到永恒。啊，那天晚上我那燃烧的灵魂为什么没能找一个出口，像布莱克的天使一样，穿过我们地球的云层飞到另一个天堂
他的爱是那么年轻，充满了活力和勃勃生机，但他既不是沉湎于肉欲不能自拔的人，也没有那种本性，他宁愿在充分的满足之前就抽身而退，把火热的激情转化成他的艺术魔力。
在他的工作室里，既没有睡床，也没有安乐椅，甚至连饭都没得吃。那天晚上，我们就睡在地板上。他身无分文，而我也不敢回家要钱。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该吃饭时，他就赊购一餐，让人送到房间。人家来送餐时，我就躲在阳台上，人走了才爬出来同他一起吃。
可怜的妈妈四处打听，跑遍了所有的警察局和大使馆，她说有个卑鄙的家伙拐跑了她的女儿。我的经纪人也正为我的失踪急得快发疯了。许多观众都走了，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还是有几家报纸很聪明地在报纸上登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说伊莎多拉·邓肯小姐患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两星期后，我们才一起回到了母亲住的地方。说实在的，尽管我情感狂热，但还是感到有点累，因为几天来一直都睡硬地板，而且只能吃他从熟食店买来的那点东西，或者等天黑以后我们偷偷上街买点东西吃。
当母亲看到戈登·克雷格时，怒吼道：“滚！该死的恶棍，给我滚出去！”
她对克雷格的仇恨简直到了顶点。
第五章爱情与生育(2)
克雷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天才之一。他就像雪莱一样，浑身上下闪耀着火光和闪电。他的思想影响了当时整个世界的戏剧舞台。是的，他从没有积极地参加过舞台上的实践活动，总是远离舞台在一旁梦想，但他的梦想启迪了当今舞台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永远不会有莱因哈特、雅克·科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果没有他，我们会仍然停留在旧的现实主义的布景中，每一片叶子依然在树上闪闪发光，所有的房门还都能开来关去。
克雷格是位出色的伙伴。他是我所认识的那种为数极少的人中的一个，他们从早到晚整天都处在亢奋状态。从早晨喝第一杯咖啡开始，他的想象力就燃烧起来，开始发出智慧的火花。与他在大街上的一次普普通通的散步，感觉就像在尼罗河畔陪伴着古埃及底比斯的博学的大祭司。
也许是因为他的高度近视，走着走着他会突然停下来，拿出铅笔和一叠纸，望着吓人的现代德国建筑——一座很新的所谓“新艺术实践”公寓，解释它是多么的美丽；然后就饱蘸激情地为它画速写。画出来的速写却像是埃及的邓德拉赫神庙。
在路上遇到一棵树、一只鸟或一个孩子，他都会为此而激动万分。与他呆在一起，你一刻也不会寂寞。他有时处于极度欢喜的折磨中，有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沉浸在随之而来的另一种情绪中，整个心情的天空突然黑暗下来，恐惧充满了整个天空，好像连生命的气息都被抽空，只有无尽的痛苦充溢其中。
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阴郁的心情却越来越常见了。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每当他说“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时，我总是温柔地回答：“啊，是的，你的工作，太好了！你是个天才，可是你知道，我也有我的学校呀。”然后他就会一拳砸在桌子上：“是的，可是我还是要我的工作！”我接着说：“你的工作当然很重要。你的工作是绘制布景，但最重要的是活生生的人呀，因为一切都是从人的心灵放射出来的。首先是我的学校，在完美中行走的光辉灿烂的活生生的人，其次才是你的工作，为这个人绘制的完美的布景。”
这样的争论往往在雷鸣般的吼叫声中开始，以令人压抑的沉默结束。然后，我身上的女人本性会突然醒来，温柔地问他：“噢，亲爱的，我惹你生气了吗”他回答说：“生气噢，没有！所有的女人都是该死的讨厌鬼！你就是一个干扰我的工作的讨厌鬼。我的工作！我的工作！”
于是，他就会冲出门外，使劲地摔门而去。这摔门的巨响使我如梦方醒，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总是一直等他回来，在他回来前，我就会在提心吊胆和悲伤不安中哭一整夜。这就是我们的悲剧。这种情景常常反复出现，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和谐，最后终至难以忍受。
我激起这位天才身上伟大的爱情，这是我的命运；我努力使自己的事业和与他的爱情和谐发展，两全其美，结果吃尽了苦头，这也是我的命运。在经过了几个星期疯狂的、充满激情的爱情生活后，克雷格的天才和我的艺术灵感之间开始了空前激烈的战斗。
“为什么你不把手头的工作停下来呢”他常常说，“为什么你老是想走上舞台胡乱地挥舞胳膊为什么你不呆在家里给我削削铅笔呢”
虽然克雷格比任何人都更欣赏我的艺术，但是他的自尊心，他那作为艺术家的妒忌心，使他永远都不会把女人看作是真正的艺术家。
姐姐伊丽莎白已经为格吕内瓦尔德学校组建了一个学校董事会，委员是由柏林市的名流和贵族妇女组成的。当她们听到克雷格的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以严肃的口吻批评我说，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员，我这一校之长的道德行为和观念如此之差，她们不想再做学校的董事了。
她们推举大银行家门德尔松的太太来把这封信交给我。当她带着那封吓人的信来到我这儿时，她有点怯生生地望着我，突然放声大哭，然后把信扔在了地上，把我抱进怀里哭道：“请不要以为我在这封讨厌的信上签了名。至于其他的女士，那也毫无办法，她们将不再担任学校的董事了。只是她们还是挺信任你的姐姐伊丽莎白的。”
现在伊丽莎白也有自己的想法，可她没有公开说出来。现在，我终于看清这些贵妇的原则是：只要你不声张，什么事情都好办这些女人一下子激起了我的义愤，我利用爱乐协会的大厅对舞蹈作了一场专门的演讲，专讲舞蹈是追求自由的艺术。最后，我谈到了妇女问题，说只要女人愿意，她们就有恋爱和生孩子的权利。
当然，人们会说：“孩子怎么办”但是，我可以说出许多非婚出生的杰出人物的名字。这并不影响他们获得声誉和财富。撇开这点先不管，我自己想：如果一个女人认为一个男人如此卑鄙无耻，以至于一旦发生争吵，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管，她又怎么能与这样的男人结婚呢如果她认定他是个这样的人，那她为什么要嫁给他呢我认为，忠诚和互相信任是婚姻的首要条件。不管怎样，我认为作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女人，如果我作出体力和健康上的重大牺牲而生了孩子，但是到头来，这个男人却依据法律说这个孩子属于他，而一年中只允许我探望孩子三次，要是这样，我干脆就不生这个孩子。
美国有一位很聪明的作家，他的情妇问他：“如果我们不结婚就生了孩子，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将怎样看”这位作家回答说：“如果你我的孩子是这种孩子，我们就不在乎他对我们有什么看法。”
任何一位有头脑的女人，如果她读了婚约，并决定缔结婚姻的话，那么她就应该承担起全部的后果。
这一演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一半的观众赞同我的观点，而另一半则连声嘘我下台，并且把手头能找到的东西都扔上了舞台。最后反对的一半离开了大厅，我与支持的一半留了下来。我们就妇女的权利和不公正的待遇，兴致勃勃地进行了有趣的讨论，这个讨论可比今天的妇女运动激进得多。
第五章爱情与生育(3)
我继续住在维多利亚大街上的公寓里，而伊丽莎白则搬出去住在了学校里。母亲在这两个地方轮流住。从那时起，我那经历了贫穷和灾难、曾以非凡的勇气和毅力担当起所有磨难的母亲，开始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了。这可能与她的爱尔兰血统有关，也就是说不能像承受贫穷那样面对富贵。她的性格变得更加不稳定了，实际上，她经常是闷闷不乐，什么也不能让她提起精神来。自从我们离开祖国后，她第一次开始想念美国。她说这里的什么东西都比不上美国的好，比如食物什么的，什么都比不上。我们带她去柏林最好的饭店，想让她高兴高兴。我们问她：“妈妈，您想吃点什么呢”而她总是说：“来点儿虾吧！”如果不是产虾的季节，她就会一个劲儿地数落起这个国家的不是：怎么连虾都没有然后她就会什么也不吃。如果碰巧有虾，她也会抱怨，说旧金山的虾可比这里的强多了。
我认为，母亲性格的转变，可能是因为她过惯了以前恪守美德的日子。多少年来，她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自己的孩子们。现在，我们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一个个离她越来越远。这时她才认识到，她实际上已把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用在了我们身上，而自己则一无所有。我想，这是许多母亲特别是美国的母亲都有的想法。她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她一直说要回美国老家，不久之后，她真的回去了。
我一直挂念着格吕内瓦尔德别墅的学校和那四十张小床。命运真是难以捉摸如果我早几个月遇到克雷格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别墅，也不会有什么学校了。在他身上我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东西，那我就没有什么必要成立学校了。可是现在我童年时期就已开始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那也只能坚持下去了。
过了不久，我确定无疑地发现，我怀孕了。我梦见埃伦·泰瑞穿着亮闪闪的长袍出现在我面前，就像她在《伊摩坚尼亚》中穿的一样，牵着一个与她长得一模一样的金发小女孩的手，用她那特有的神奇嗓音对我说：“伊莎多拉，爱吧，爱吧……爱吧……”
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在从虚无的没有光明的世界上到来的将是什么。就是那个孩子，她将会到来，给我带来欢乐和忧伤！欢乐和忧伤生和死！这就是生命之舞的旋律！
神圣的信息在我的体内歌唱。我一如既往地在公众面前表演舞蹈，在学校教舞，同我的恩底弥翁相爱。
可怜的克雷格坐立不安，情绪烦躁，闷闷不乐。他常大喊：“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残酷的造化之神总是与艺术作对。但我从梦中的埃伦·泰瑞那里得到了安慰。这个美梦后来又出现过两次。
春天来了。我签订了去丹麦、瑞典和德国演出的合同。在哥本哈根，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年轻女人黑黑的卷发上都罩着一顶学生帽，她们像男孩子一样自由自在地独自在街上大步流星地走着，她们脸上洋溢着聪明智慧和幸福的表情。我真是惊奇不已。我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姑娘。后来有人对我说，这是妇女赢得选举权的第一个国家，我这才恍然大悟。
我不得不参加这次巡回演出，是因为学校的经费已告罄。我已经花光了几乎所有的积蓄，没有多少钱了。
在斯德哥尔摩，观众特别热情。演出结束后，体操学校的女孩子们送我回宾馆，一路上，她们在我的车旁又蹦又跳，看到我她们真是乐坏了。我参观了她们的体操学校，可是并没有因此成为体操的热心支持者。在我看来，瑞典的体操运动似乎是以静止不动的身体作为对象的，并没考虑到活生生的、能够活动的人体；而且它把肌肉发达作为一种目的，认为肌肉仅仅是机体的框架，未曾认识到它是从不停息的生长的源泉。瑞典体操是一套错误的身体素质教育体制，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人的想象力，只认为身体是一个物体，而不把它当成是充满了能量的能动体。
我参观了那些学校，并尽力把这些讲解给学生们听。但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她们对我的话并没听懂多少。
在斯德哥尔摩时，我给著名剧作家斯特林堡发了一封邀请信，请他来看我的舞蹈，因为我非常崇拜他。他回信说任何地方都不去，他憎恨人类。我给他在舞台上安排了一个位子，可是他就是不肯来。在斯德哥尔摩成功地演出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从水路回到了德国。在船上我得了一场大病，觉得应该暂停一切巡回演出。我渴望一个人呆着，想离人类的目光越远越好。
在六月，简单地看了一下我的学校后，我突然产生了想去海边的强烈愿望。我首先去了荷兰的海牙，然后从那儿去了北海边上一个叫诺德威克的小村庄。在那里，我租了一幢位于沙丘中的别墅，它的名字叫“玛利亚”别墅。
对于生孩子，我一点经验都没有，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个极自然的过程。我搬进的这幢别墅，离最近的城镇也有一百英里远。我又请了一位乡村医生。我无知地认为，这位乡村医生是给农妇接生的老手，所以我对这一做法很满意；现在想来，她也只适合于给农妇接生。
从诺德威克到最近的村子坎德威克大约有三公里的路程。在这里，我完全是独自生活。每天我都从诺德威克走到坎德威克，然后走回来。我一直渴望亲近大海，现在一个人在诺德威克那个小小的白色别墅里，美丽的乡村两侧是绵延几英里的沙丘，四周一片寂静。在玛利亚别墅，我从六月一直住到八月。
与此同时，我一直同伊丽莎白保持着频繁的书信联系，她在我外出期间代我负责格吕内瓦尔德的学校。在七月里，我在日记中写下了各种教学计划，我还创编了包括五百条内容的一整套练习，这些练习会引导学生们学习最简单的舞蹈动作到最复杂的舞蹈动作。我的小侄女坦普尔当时正在格吕内瓦尔德学校学习，她来别墅陪我住了三个星期，常常在海边跳舞。
克雷格仍然是一刻也不愿安宁，总是来去匆匆。可我再也不感到孤独了，我现在已有了孩子，她现在越来越能折腾。我美丽的大理石般的身体变软了，脆弱了，延伸了，变形了，这真是匪夷所思。神经越健全，大脑越敏感，人就越容易感受到痛苦，这是大自然对人的可怕的报复。漫长的不眠之夜，痛苦的分分秒秒，当然也有令人兴奋快乐的时刻。我每天往返于诺德威克和坎德威克之间的沙滩上，一边是波涛汹涌茫茫无际的大海，一边是高低起伏静谧荒凉的沙丘，真感到少有的赏心悦目。海滩几乎总是有风吹过，有时和风习习，有时狂风大作，我不得不顶风前进。偶尔也有可怕的风暴，那时的玛利亚别墅就像海上的一艘小船，整夜在风雨中颠簸。
我开始害怕与人接触。人们总是讲那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很少有人了解孕妇的神圣与尊严。我曾看见一位怀孕的妇女独自沿街行走，过路的人不但没有对她表示尊敬，反而露出嘲弄的微笑，好像那位身怀未来生命的母亲是一个极好的笑料。
我决定拒绝任何访客，只有一位值得信赖的好朋友除外。他骑自行车从海牙来看我，给我带来书籍和杂志，还给我讲最近的艺术、音乐和文学动态，以使我振作精神。那时他已与一位著名的女诗人结婚，常用一种饱含崇敬的口吻柔情地谈起妻子。他做事有条有理，总是定期到我这里来，即使是刮风下雨也依然如故。除了他，我几乎是独自与大海为伴，能缓解我的寂寞的只有沙丘和腹中的孩子，那孩子好像已经迫不急待地要降临到这个世界。
在海边散步时，我有时觉得自己充满了不可战胜的勇气和力量，感到这个小生命一定是属于我的，只属于我自己；可是当满天阴霾，凄冷的北海波涛汹涌时，我心情就会突然变得很沉重，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只可怜的动物困在了牢不可破的陷阱中，想拼命挣扎着逃脱。可是逃到哪儿去呢也许，会逃到那怒吼的波涛里去。我极力去避免这抑郁心情的到来，而且勇敢地去克服这种心情，不让任何人察觉出来。虽然如此，这种心情却还是时时袭来，让我无法摆脱。更糟糕的是，我觉得大多数人都离我而去了。母亲好像远在万里，克雷格也是咫尺天涯，总是埋头于他的艺术之中，而我对艺术的思考却越来越少了，只能全身心地去完成这个降临到我头上的严重的任务，做好这件让我疯狂、让我欢乐、让我苦痛的神秘的事情。
第五章爱情与生育(4)
时间如此的漫长难耐。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时间过得多慢呀就在这种希望与绝望的交替之中，我常常翻捡我的人生历程，童年时光、青春年华、在异国他乡漫游、在艺术世界中寻宝，这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就像是遥远的序幕，只是我的孩子降生的前奏。一个农妇会有什么呢？这，就是我所有远大抱负的顶点！
我亲爱的妈妈为什么不陪我一起住呢这都是因为她那些可笑的偏见，她认为伊莎多拉应该结婚。可她也曾结过婚，后来又发现婚姻难以忍受，同她的丈夫离了婚。她为什么让我走进那个曾让她饱受创伤的陷阱呢每一次深思熟虑都使我反对婚姻。从那时到现在，我一直认为婚姻是一种荒谬的、使人变为奴隶的制度，它不可避免地（尤其是对艺术家）导致男女双方走向离婚的法庭和庸俗无聊的官司。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观点，那么就请统计一下艺术家离婚的记录，以及最近十年美国报纸登载的离婚丑闻吧！虽然如此，我认为亲爱的公众还是热爱他们的艺术家，生活中也离不开他们。
八月份，有一位叫玛丽·奇斯特的看护来陪我同住，后来她成了我很亲密的朋友。我从没有遇见过像她这么耐心、可爱和善良的人。她的到来对我是极大的安慰。我承认，正因为这样，我开始受到各种恐惧心情的侵袭。我曾安慰自己说：女人都要生孩子的。可这样做也毫无用处。我的祖母生过八个孩子，母亲也生过四个孩子，这全是生活中很自然的事情。可是我还是感到害怕。怕什么呢当然不是怕死，也不是怕疼痛，而是一种莫名的恐惧。究竟是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
八月渐渐过去，九月到来了。我的身子变得越来越笨重，玛利亚别墅高踞在沙丘之上，每次上去我都要走将近一百级台阶。我常想起我的舞蹈，有时一想起不能从事自己的艺术，强烈的懊悔感就会猛然袭来。每当这时，我就感到体内的小生命用力地踢我三下，然后在里面翻一个身。于是，我又喜上眉梢了，并且会想：什么是艺术？艺术不就是一面反映生活中的欢乐和奇迹的朦朦胧胧的镜子吗
我那原本漂亮的身子变得越来越臃肿，我自己看了都感到不可思议。我那小巧结实的乳房变得又大又软，而且垂了下来；灵巧的双脚变得笨拙了，脚踝也肿了起来；我的臀部也感到有丝丝疼痛。我那如水中仙女奈雅德一样的美丽身躯在哪里？我的远大志向在哪里我的声誉又在哪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感到非常痛苦和忧伤。与伟大的生命进行的这场游戏，代价实在太大了。可是一想起即将出世的孩子，所有这些痛苦的念头就都烟消云散了。
夜晚躺在床上，我孤独地等待白天的降临。向左侧躺着，感到胸口发闷；向右侧躺着，仍然感到不舒服；最后就只好仰面而卧。我常常成了让腹中的孩子任意摆布的玩物。我将双手放在隆起的肚子上，安抚腹中的孩子。彻夜紧张的等待，一小时一小时，真是痛苦难挨。这样的夜晚，一次又一次，好像无穷无尽。为了获得母亲的荣耀，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以前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个可爱的朋友（她的名字叫凯瑟琳）从巴黎来了，她说打算留下来陪我住一段时间。她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精力旺盛，富有朝气，是个非常勇敢的女人。她后来嫁给了探险家斯科特船长。
有天下午，我们俩在喝茶时，我感到好像有人突然猛击了一下我的后腰，接着感到了剧烈的疼痛，好像有人用锥子扎进了我的脊椎，想把它们撬开一样。从那一刻起，痛苦的磨难就开始了，好像我这个可怜的牺牲品落入了一个强壮而又残忍的行刑吏手中。一阵阵强烈的剧痛不断袭击着我。人们常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可怕，但是凡生过孩子的女人都不会害怕那种痛苦的，因为裁判所的折磨对于生孩子的痛楚来讲，就不算什么了。这个可怕的无形的妖魔，毫无怜悯地、残暴地将我抓进他的魔爪之中，不断地折磨我，那一阵阵的绞痛几乎要撕裂我的筋骨和皮肉。有人说这种痛苦不久就会忘记的，但我对此的回答则是，我只要一闭上眼就会听见我当时痛苦的呻吟和尖叫，就好像我自己已不是自己，而是与我的身体无关的东西围着我旋转。
认为女人必须承受这种可怕折磨的观点，实在是一种空前绝后的野蛮行为的表现。这种情况必须予以纠正，必须予以制止。现代科技这么发达，无痛分娩应该早就实现了，但是却做不到，这真是一种罪过，就像医生不用麻醉药做手术一样不可原谅！一般的妇女得需要多么可怕的耐心，或者说得需要丧失多少智慧，才能在一瞬间忍受那种残暴的宰割啊
这一难以形容的可怕痛苦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第三天早晨，那位可笑的医生拿出来一副大产钳，什么麻药也没用，就完成了工作。我想，也许除了被火车轧以外，恐怕没有什么能与我受的罪相比较了。如果不能设法让妇女完全解除毫无意义的痛苦，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奢谈什么“妇女运动”或“普选权运动”。我坚持认为，生孩子应该像其他手术一样，做到没有痛苦且可以忍受。
是什么愚蠢之极的迷信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呢人们是多么习以为常，对这些痛苦视而不见，这简直就和犯罪一样。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遭受这么大的痛苦。是的，印第安人、农民或非洲黑人生孩子时，不会像我这么遭罪。但是，越是受过文明教育的女人，就越觉得这种痛苦可怕，越觉得毫无意义。即使是为了文明的妇女，也必须找到治愈这种可怕的痛苦的良方。
是的，我没有因生孩子的痛苦而死去。是的，我没有死掉，从行刑架上及时取下来的那个可怜的小牺牲品也没死去。那么你也许会说，当我看见孩子时我得到了回报。是的，我当时是高兴万分。可是至今一想起我受的罪，一想起由于操纵科学的人难以言说的自私自利和对痛苦的熟视无睹，使本来可以制止的残暴现象依然存在，无数的妇女还要继续遭受痛苦的煎熬，我就气得浑身发抖。
啊，可是孩子真是可爱。她真是一个奇迹，长得像丘比特一样，蓝蓝的眼睛，长长的棕色头发，而这些棕色的头发后来又变成了金色的卷发。最神奇的是那张小嘴，找到我的乳房后，用没有牙齿的牙床咬住奶头，吸吮着汩汩涌出的乳汁。当婴儿咬住奶头，乳汁从乳房中不断涌出，这时候，做母亲的真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感觉！这张使劲儿咬着的小嘴就像情人的嘴一样，而情人的嘴反过来又让我们想起婴儿。
啊，女人，当有了这样的奇迹以后，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当律师、画家或雕塑家呢现在我明白了这种博大的爱实在超越了对男人的爱。当这个小东西嗷嗷啼哭着要找奶吃的时候，我很是紧张，张开的四肢好像在流血，身体好像被撕裂了，但又无可奈何。生命，生命，生命给我生命啊，我的艺术在哪里呢我的艺术，任何其他艺术又在哪里去他的艺术！我只感到我是神，比任何艺术家都高明的神。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我常抱着婴儿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看着她睡去。有时我看到她小眼睛里流露出的目光，感到接近了生命的神秘边缘，接近了生命的奥秘，或许已看到了生命的根源。这个新诞生的身体中的灵魂，用好像是非常成熟的目光——那是永恒的目光，满怀爱意地回望着我。爱，或许是所有一切的答案。什么语言能表达这一欢乐呢我不是作家，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述，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我带着孩子和可爱的朋友玛丽·奇斯特回到了格吕内瓦尔德。学生们看到我的孩子都很高兴。我对伊丽莎白说：“她是我们最小的学生。”大家都问：“给她起什么名字呀”克雷格想出一个漂亮的爱尔兰名字——迪尔德丽，就是“爱尔兰的爱”的意思。于是，我们大家就都叫她“迪尔德丽”了。
我的气力在逐渐恢复，常常站在那尊我们尊奉的女英雄亚马逊的精美塑像前，心里充满了同情和理解，因为她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重展战场上的辉煌了。
第五章重返俄国(1)
朱丽叶·门德尔松是我们的近邻，她同富有的银行家丈夫住在一幢豪华别墅里。她不顾她的那些资产阶级朋友的反对，依然非常关心我们的学校。有一天，她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去为我崇拜的偶像——埃莉诺拉·杜丝表演舞蹈。
我把克雷格介绍给埃莉诺拉。她立刻对克雷格的戏剧观点着了迷。几次彼此热情的会晤之后，她提出邀请，让我们去佛罗伦萨，并且希望克雷格能安排一次演出。因此，我们决定由克雷格在佛罗伦萨为埃莉诺拉演出易卜生的《罗斯梅尔庄园》设计制作舞台背景。我们全体，包括埃莉诺拉·杜丝、克雷格、玛丽·奇斯特、我和我的孩子，都乘坐豪华列车去了佛罗伦萨。
在路上，由于奶水不足，我只好用早已准备好的一些食品装在奶瓶里喂孩子。尽管如此，我还是特别高兴。我已经让在这世界上我最为崇拜的两个人聚在了一起，克雷格从此大有用武之地，杜丝也将会拥有更适于发挥其戏剧天才的舞台背景。
到佛罗伦萨后，我们住在了一家小旅馆里，埃莉诺拉住在不远处一家酒店的豪华套间里。
我们开始了第一次讨论。我给克雷格和埃莉诺拉两人做现场翻译，因为克雷格既不懂法语也不懂意大利语，而埃莉诺拉自己则一句英语也不会讲。我发现自己被夹在了这两位非凡的天才之间，但奇怪的是，这两股力量从一开始就似乎相互对立。我惟一的目的就是让双方都满意，让他们都感到高兴。这个目的总算达到了，虽然我在翻译时对他们的原话作了篡改。但愿他们对我在翻译中编造的一些谎言予以谅解，因为说谎的目的是很神圣的。我希望这次伟大的演出能够获得成功，如果我把克雷格说的话原封不动地译给埃莉诺拉，把埃莉诺拉的命令原汁原味地转述给克雷格的话，这次演出肯定要流产。
在《罗斯梅尔庄园》的第一幕里，我认为易卜生笔下的客厅是“摆着舒适的家具，呈现出古旧的风格”的。可是克雷格却喜欢搞成埃及神庙内部装饰的风格，天花板好似高耸入云，四周的墙壁又好像无限延伸。只是有一点与埃及的神庙不同，那就是在客厅最尽头有一扇巨大的方形的窗子。按照易卜生的描述，这扇窗子正对着一条两边长有古树的小路，小路一直通到一个院落里。但是，克雷格却喜欢把这扇窗户变成十米宽、十二米高，窗户外面是五彩缤纷的风景，由黄色、红色和绿色组成，就像摩洛哥风光似的。所以，无论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旧式的院落。
埃莉诺拉有些不满，她说：“我认为这该是个小窗户，不可能是个大窗户。”
克雷格听了暴跳如雷，用英语喊道：“告诉她，我不想让一个老娘儿们对我的工作指手划脚”
我很谨慎地这样对埃莉诺拉翻译说：“他说他很钦佩您的意见，将尽力使您满意。”
然后转过身，我又很策略地把埃莉诺拉的反对意见翻译给克雷格：“埃莉诺拉·杜丝说，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她不会干预你的工作，你完全可以按自己的设想干。”
这种对话有时持续几个小时。有许多次，我不得不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参与他们的谈话，以便随时充当和事佬的角色。我给那两位艺术家解释着他们从来没说过的话，这样常常会错过了给孩子喂奶的时间，让我感到非常痛苦。当时我的身体很疲劳，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这些恼人的谈话使我在产后康复期间变得痛苦不堪。可是一想到克雷格给埃莉诺拉·杜丝演出《罗斯梅尔庄园》设置布景是一件艺术盛事，我就觉得自己作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应该的了。
克雷格埋头于剧院的工作。他的面前摆着十几大桶颜料，拿着一把大刷子，自己亲自去画背景，因为他找不到能够明白他的意图的意大利画师。也没有合适的画布，他就决定把粗麻布缝起来使用，一个意大利合唱团的老太太就坐在舞台上缝了几天粗麻布。年轻的意大利画匠们在舞台上跑来跑去执行着克雷格的命令。克雷格一头长发，一边大声朝他们叫喊着，一边用画笔蘸好颜料，爬上颤巍巍的梯子涂颜色。他几乎整日整夜地泡在剧院里，连吃饭都不离开。如果不是我每天中午给他带一篮子午饭的话，他甚至什么也不吃了。
他曾下了一道命令：“不许埃莉诺拉走进剧院。别让她到这里来。如果她来了，我就坐火车走。”
埃莉诺拉却很想去看一看布景画得怎么样了，我的任务就是既不让她去剧院，还得不让她生气。为此，我常常领她在花园里作长时间的散步，花园里可爱的雕像和漂亮的鲜花可以让她的情绪平静下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埃莉诺拉在花园里散步时那种非凡的神态。她一点也不像人世间的女子，倒更像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或但丁笔下下凡的仙女。所有的人都会给我们让路，他们用既尊敬又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埃莉诺拉不喜欢被众人盯着看。她专捡小路走，以避开众人的目光。她并不像我那样对可怜的穷人富有爱心，她把多数人都看成是“蠢才”，而且常常在讲话时表现出这种鄙夷的神情。这主要是因为她那过度敏感的性格，而并不是其他的原因。她认为公众对她太挑剔。但是，当埃莉诺拉与人单独相处时，没有谁会比她更富同情心、更善良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与她一起在花园中散步的情景。那一棵棵挺拔的白杨，还有埃莉诺拉那优美的头部——每当就剩我们俩时，埃莉诺拉就会摘下帽子，任一头乌发随风飘拂（乌发中夹着几根灰丝）；她那充满智慧的前额和一双神奇的眼睛，让我终生铭记。她的眼神老是那么忧郁，但当她充满激情时，便会容光焕发，光彩照人，我从来没在任何人的脸上或任何艺术杰作上看到过比这更美好、更快乐的表情。
绘制《罗斯梅尔庄园》舞台布景的工作正在进行中。我每次到剧院给克雷格送午饭或晚饭，总是看到他有时愤怒有时狂喜的神态。他一会儿认为自己的作品会成为艺术世界最伟大的景观，一会儿又会抱怨说这个国家没有好颜料，没有好画师，什么事情都要让他亲自动手。
到埃莉诺拉看全部布景的时候了。此前，我已经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不让她走进剧院。当这一天终于来临时，我跟她约了个时间，并把她带到了剧院里。她处于高度紧张和兴奋的情绪之中，我真怕这种情绪就像风雨欲来时的天气，随时会引来一场暴风骤雨。她在酒店的大厅里同我见了面。她穿着一件宽大的棕色毛皮大衣，头戴一顶棕色的毛皮帽子，就像一个俄国哥萨克。她的皮帽歪戴着，斜扣在眼睛上方。虽然埃莉诺拉有时听好朋友的劝告光顾高档时装店，可她却从来也不穿流行服装，在穿戴上一点都不赶时髦。她的服装总是一边高、一边低地歪斜着，帽子也总是歪戴着。不管她身上的衣服有多么昂贵，但总不像是穿在身上，倒好像是屈尊地把衣服扛在身上来回搬运似的。
第五章重返俄国(2)
在去剧院的路上，我紧张得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又一次以极其婉转的语气劝她不要先去舞台，而是让人打开剧院前门，先把她领进了一个包厢。等候的时间可真是难熬，我不得不忍受着说不出的痛苦，因为埃莉诺拉不停地问我：“我的窗子是像我说的那么大吗？布景在哪儿”我紧紧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拍着，说：“再等一会儿就好了，您一会儿就看到了。再耐心一点。”可是想到那个小窗户我非常害怕，那个小窗户现在可变得太大啦。
不时地能听到克雷格愤怒的叫喊声，一会儿试着说意大利语，一会儿则干脆用英语大喊：“该死！该死！你为什么不把这东西放在这儿为什么不按我的要求去做”接着又是一片沉寂。
时间过得真慢，好像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正当我感到埃莉诺拉的满腔怒火随时都要爆发的时候，舞台的大幕慢慢升起来了。
啊，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令人惊异和狂喜的一幕我前面曾说过埃及神庙吧，可埃及神庙也没有这么美丽！任何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和雅典宫殿都没有这么美丽。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景色。通过那无限扩展的蓝色的天空、和谐的空间、巨大的山峰，人的心灵马上就被那扇大窗户的光线吸引了过去。窗子里展现出来的不再是那条林荫小道，而是广阔的空间。在这蓝色空间里，包含着人类所有的思考和忧伤。窗子外面，是人类所有的神往、欢乐、愉悦和想象力的奇迹。这是罗斯梅尔庄园的客厅吗我不知道易卜生看了会作何感想，可能他也会像我们一样，目瞪口呆、心驰神往。
埃莉诺拉紧紧抓着我的手。我感到她的双臂环抱着我，紧紧拥抱着我。我看见，泪水从她那美丽的脸上滚滚而下。过了好大一会儿，我们就这样坐着，紧搂着彼此的胳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埃莉诺拉是因为对艺术的赞美和欢乐，而我则是因为解除了心理上的巨大负担，长久压在我心头的担心和焦虑被她的满意神情冲得烟消云散。我们就这样呆了半天，然后她拉着我的手把我拖出了包厢，走过漆黑的过道，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向舞台。站在舞台上，她用特有的嗓音叫道：“戈登·克雷格请您过来”
克雷格从舞台的一侧走出来，像个害羞的小男孩。埃莉诺拉伸出双臂把他抱住，嘴里冒出一连串表达赞美之意的意大利语，速度快得我都没法译给克雷格听。她的赞美之词就像汨汨而出的泉水一样。
克雷格并没有像我们一样激动得流泪，他长时间地保持沉默，这对他来讲就是感情极度强烈的表示。
然后埃莉诺拉把整个剧团的人都喊了过来。他们本来一直在舞台后面漫不经心地等着。她向他们发表了这样一段慷慨激昂的演说：
“我生命中注定要发现戈登·克雷格这个伟大的天才。现在，我准备把我余生的全部事业贡献出来，要向全世界证明他伟大的艺术创造力。”
接着，她又继续慷慨激昂地声讨起整个戏剧界追求时髦的倾向、所有的时髦布景和关于演员的生活和职业的时髦观点。
她说话时一直握着克雷格的手，而且她一次又一次地转头看着他，谈到他的天才和戏剧界的伟大复兴。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只有依靠戈登·克雷格，我们这些演员有朝一日才能够从现代戏剧这个恐怖的太平间里解脱出来。”
可以想象，听到这些以后我是多么的高兴。我那时还是少不更事，以为人们在激情迸发的时候所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想象着埃莉诺拉·杜丝将如何用其辉煌的艺术才华为我伟大的克雷格的艺术锦上添花，克雷格将如何取得伟大的艺术成就，并且戏剧艺术将获得多么巨大的辉煌。唉，可是我没有想到人类的热情是多么脆弱，特别是女人的热情更是变化莫测。埃莉诺拉毕竟是个女人，尽管她很有天才——这一切终将得到证明。
《罗斯梅尔庄园》公演的第一天晚上，佛罗伦萨剧院里涌满了期待已久的观众。帷幕升起，观众们都崇敬地屏住了呼吸。这种效果是意料之中的。时至今日，艺术鉴赏家们依然对当年在佛罗伦萨演出的这惟一的一场《罗斯梅尔庄园》津津乐道。
埃莉诺拉有了不起的艺术直觉，她穿了一件白色的长袍，衣袖十分宽大，垂落在身体两侧。她出场时，与其说像英国作家丽贝卡·韦斯特，不如说更像是德尔斐的女巫。依靠准确无误的天才演技，她巧妙地利用了周围的每一道光柱和每一条光线，婀娜多姿，瞬息万变。她在舞台上的一举一动，看起来就像一个宣示神谕的女预言家。
可是当其他演员走上舞台时（比方说双手放在口袋中的“罗斯梅尔”），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举止失当，就像是剧场服务人员走错了地方，真叫人难受。只有扮演布伦德尔的那个演员朗诵下面的台词时，才与周围这些绝妙布景和气氛完全吻合。他大声说道：“当金光灿烂的梦幻出现时，暮色将我包裹起来；当令人心醉神迷的新奇思想出现在我的心中时，它们鼓起翅膀，将我高高托起，自由飞翔。就在此时，我将它们变成了诗歌、幻想和画卷。”
演出结束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了住处。由于看见了未来光明的前途，将把自己一系列的伟大作品献给埃莉诺拉·杜丝，克雷格自然是喜气洋洋。他在谈起埃莉诺拉时开始不遗余力地赞扬，几乎和他以前对埃莉诺拉的愤怒程度一样的绝对。啊，人性是多么的脆弱呀！这是埃莉诺拉利用克雷格的舞台布景展现天才的惟一的一个晚上。那时，她的节目是轮流演出的，每天晚上都演不同的戏剧。
令人激动的事情过去后，有一天上午我去银行取钱，发现存款已全部用光了。生孩子、办舞蹈学校、佛罗伦萨之行，这一切把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一定得想办法增加收入了。恰在此时，圣彼得堡的一位演出经纪人给我发了一封邀请函，问我是不是还想跳舞，并且表示想跟我签订一份在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
这样，我就离开了佛罗伦萨，把孩子交给玛丽·奇斯特照料，把克雷格委托给埃莉诺拉，然后乘坐特快列车取道瑞士和柏林抵达了圣彼得堡。你可想象得出，这次旅程对我来说是多么的痛苦。这是我第一次同孩子分开，而与克雷格和埃莉诺拉的分离也同样让我黯然神伤。而且当时我的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因为孩子还没有完全断奶，所以我不得不用一个吸奶器往外吸奶水。这种经历对我来讲实在很可怕，我不知掉过多少眼泪。
第五章重返俄国(3)
火车向远方奔去，我又回到了那遥远的冰天雪地，它看上去比以前更寂寞荒凉了。近来我一直专注于埃莉诺拉和克雷格的艺术，而很少能想到我自己的艺术，所以对这场巡回演出所面临的严峻考验，还没有什么准备。可是，友好的俄国观众依然用热情接待了我，他们不在乎我演出中的缺陷。我记得跳舞时奶水常溢出来，顺着图尼克往下流，搞得我狼狈不堪。女人要想干一番事业实在是太难了！
这次在俄国巡回演出的情况，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毋庸讳言，我的心还一直惦记着佛罗伦萨。因此我尽可能缩短了演出的期限，又接了去荷兰巡回演出的合同，因为这样我就能离我的学校、离我思念的人近一点。
在阿姆斯特丹登台演出的第一天晚上，一场奇怪的病把我击垮了。我想，这可能与奶水有关，可能是乳腺炎。演出结束时，我倒在了舞台上，只好让人抬到了宾馆。我在宾馆的屋子里，敷着冰袋躺了好长时间。我被诊断为神经炎，据说那时还没有哪个医生能治这种病。有好几个星期我什么也不能吃，只能喝一点加鸦片的奶。我一阵阵地神志不清，最后昏昏睡去。
克雷格从佛罗伦萨火速赶来，专心致志地照料我。他同我一起住了三四个星期，尽心看护我。有一天，他忽然收到埃莉诺拉的电报：“我正在尼斯演《罗斯梅尔庄园》，布景不好。速来。”那时我已部分康复，因此他就动身去了尼斯。可是看到电报时我有种可怕的预感，我不在现场做翻译解决这两人相互的争执，他们之间可能会出事的。
一天上午，克雷格到了老尼斯娱乐场，发现有人把他的布景裁成了两半，感到非常气愤。克雷格不清楚，埃莉诺拉并不知道这一情况。看到自己的艺术作品、自己最得意的杰作、在佛罗伦萨花了那么大力气才得到的亲儿子般的成果，竟然被肢解、屠杀在自己的眼前，克雷格发起了他那可怕的冲天怒火（他过去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这样愤怒过）。但糟糕的是，他把怒火发在了当时正站在舞台上的埃莉诺拉头上：
“你都干了些什么”他冲她怒吼道，“你毁了我的作品，你糟踏了我的艺术你，我曾对你寄予那么高的期望。”
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数落，可从来没有人敢用这种态度跟埃莉诺拉说话，她也忍无可忍，怒不可遏。后来她跟我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人。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讲话。他那六英尺多的大个子立在那儿，抱着双臂，以英国人特有的神情暴跳如雷，吓人地大吵大闹。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对待我。我当然忍受不了。我就指着门说：‘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她曾经想把自己余生的全部事业献给戈登·克雷格，这种计划竟以这样的结局告终。
我到尼斯时，身体还非常虚弱，不得不让人抬下火车。当时正是狂欢节的第一个晚上，在去宾馆的路上，我坐的那辆敞篷马车受到了戴着各式各样面具和高帽子的人的围攻，他们的怪模怪样让我想起了垂死之际的死神舞蹈。
埃莉诺拉·杜丝也病了，住在离我不远的一家宾馆里。她派人给我带来温暖的问候。她还把她的医生埃米尔·博森派过来。博森医生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从那时起他也成了我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康复得很慢，时时遭受疼痛的折磨。妈妈赶来与我做伴，我忠实的朋友玛丽·奇斯特也抱着孩子赶来了。孩子发育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健康和漂亮。我们搬到了蒙布罗山去住，在那里可以一面俯瞰大海，一面仰望山巅，那里是祆教①创始人索罗亚斯德带着鹰和蛇沉思的地方。在阳光充足的寓所阳台上，我的身体渐渐恢复过来。可生活的担子比以前沉重了，经济情况更加窘迫。为了解决困难，健康状况刚一好转我就又回到荷兰巡回演出了。可身体仍然很弱，精神也很低迷。
我很崇拜克雷格——我愿把我所有的艺术灵魂奉献给他，但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的分手是不可避免的。我已经到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和他在一起不行，离开他也不行。同他生活在一起，就意味着要放弃我的艺术、我的个性，甚至要放弃我的生命和我的理性；而不和他生活在一起，我则是永远的情绪消沉，整日被妒火折磨着——唉，现在看来，我的嫉妒也不是没有道理。我看到英俊潇洒的克雷格赤身在其他女人怀抱里，这种幻觉始终萦绕不散，最后我再也无法入眠。我好像看到克雷格在给别的女人讲解艺术，女人们用充满爱意的目光看着他；我好像看到克雷格同其他女人调笑，他用他迷人的微笑——埃伦·泰瑞式的微笑——看着她们，对她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面爱抚她们，一面自言自语：“这个女人很合我的意。伊莎多拉实在太让人难以忍受了。”
这一切幻觉使我一阵阵地愤怒和绝望。我无法工作，也无法表演跳舞。观众是否喜欢，我已经都无所谓了。
我认识到这种状况必须马上结束，要么是克雷格，要么是我的艺术——但要我放弃我的艺术是不可能的，那会使我憔悴悔恨而死。我必须要找出救治的良方，找到聪明的顺水推舟的办法。真是天遂人愿，良方果然有了。
有一天下午，来了一个人，他仪态动人，温文尔雅，正值青春年少，金发飘逸，皮肤白嫩，衣着考究。他说：“我的朋友都叫我皮姆。”
我说：“皮姆，多么可爱的名字。你是艺术家吗”
“不我不是！”他断然拒绝，好像我在谴责他犯了罪一样。
“那你有什么呢有什么伟大的想法吗”
“啊，不，没有。我没什么想法。”他说。
“那你有生活的目标吗”
“没有。”
“那你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
“可你总得干点什么。”
“噢，”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收藏了一套十八世纪的非常漂亮的鼻烟盒。”
第五章重返俄国(4)
这就是我的良方。我已经签订了一个去俄国巡回演出的合同。这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巡回演出，不仅经过俄国北部，还要经过俄国南部和高加索，我对这独自一人的漫漫旅程特别害怕。“皮姆，你愿意和我一起去俄国吗”
“啊，我很愿意去，”他立刻回答说，“只是我还有母亲，不过，我可以说服她。还有一个人，”他脸红了，“她非常爱我，可能不会让我去。”
“可我们能偷偷地去呀。”因此我们就计划好，我在阿姆斯特丹做完最后一场演出后，有一辆汽车就在舞台后门等着我，把我们送到乡下。我们让女佣拿着行李先坐特别快车走，然后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下一站取行李。
那天夜晚雾很大，田野里雾蒙蒙一片。司机不想开快车，因为道路一旁就是一条运河。
“这很危险。”他告诫道，因此车子就慢慢往前爬。
可是这危险跟后来的相比却算不了什么。皮姆往后一看，突然尖叫起来：“上帝，她正在追我们呢！”
不用解释，我就明白了一切。
“她可能带着手枪。”皮姆说。
“快点，再快一点！”我对司机说，但他依然故我，指了指雾气中朦朦胧胧的运河。这可真够浪漫的。不过最后他终于甩掉了追踪的汽车，我们来到了车站，住在一家宾馆里。
已经是早上两点钟了。值夜的老门房用灯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
“要一个房间。”我们齐声说。
“一间房间不行不行，你们结婚了吗”
“是的，是的。”我们回答。
“噢，不行不行。”他咕哝着，“你们没有结婚，我看得出来。”尽管我们大声抗议，他还是把我们俩安置在走廊两头的两个房间里。他带着恶意的满足，在走廊中间坐守了一夜，提灯就放在膝盖上。每当我或是皮姆把头探出来，他就举着提灯说：“不行不行。没有结婚——不可能的。不行不行。”
第二天早上，在这场捉迷藏似的游戏结束后，我们乘直达快车去了圣彼得堡。我的旅程从没有这么舒适过。
当我们到达彼得堡时，搬运工从火车上运下了十八个刻有皮姆名字的大箱子。我感到困惑不解。
“可这是怎么回事”我疑惑不解。
“噢，不过是我的行李。”皮姆说，“这一箱是我的领带；这两箱是我的内衣，这是我的成套衣服，这是我的靴子，这一箱里面是我的毛皮背心——这在俄国很有用。”
欧罗巴酒店有一个很宽大的楼梯，每个小时皮姆都要飞速跑上跑下，每次都换上一件不同颜色的衣服，打上一条不同的领带，让所有看见的人都羡慕不已。因为他总是穿戴得很雅致，实际上他就是海牙时装潮流的标志。著名的荷兰画家范·弗雷给他画的肖像，背景全是郁金香花，有金色的、紫色的、玫瑰色的，事实上，他的样子也真像春季的郁金香花坛那样鲜艳迷人，一头金发就像一坛金色的郁金香，红润的双唇就像玫瑰色的郁金香……当他拥抱我时，我感觉就像展翅飞翔在荷兰姹紫嫣红的春天的郁金香花坛上。
皮姆很漂亮——金发碧眼，丝毫没有故作高深的压抑感。他的爱使我想起奥斯卡·王尔德的名言：“宁要瞬间的欢乐，不要永久的悲伤。”皮姆给我带来了一时的欢乐，而在此之前，爱情只是给我带来了浪漫、理想和痛苦。皮姆给我带来的是清纯的、愉快的享受，而这正是我现在最需要的。如果没有他的关怀照顾，我就会陷入绝望中，精神彻底崩溃。皮姆的出现给了我新的生命、新的活力。或许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单纯的、无忧无虑的青春的快乐。他对一切都持乐观的态度，总是蹦蹦跳跳。我也忘记了一切忧愁和烦恼，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放飞心情，快乐逍遥。因此，我的演出又重新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创作了《音乐瞬间》，在俄国演出时取得了巨大成功，每天晚上都得加演五六次。《音乐瞬间》是皮姆的舞蹈——“快乐的瞬间”——音乐的瞬间。
第六章美国在舞蹈(1)
如果我把舞蹈仅仅看成是一个人的事业的话，我的人生道路就太容易了。我已经功成名就，各国的演出邀请纷至沓来，我可以很容易的名利双收。可是，我并不是这样的人，我时刻梦想着要创办一所学校，一个能用舞蹈解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大型团体。晚上，每当我合上双眼，这些形象就组成一个盛大的阵容在我脑海里舞姿翩跹，诱使我把她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们就在这儿，您轻轻的点拨就能使我们生机盎然”第九交响曲：《欢乐颂》我终日沉浸在普罗米修斯的创造生命的梦想里，好像只要我一声召唤，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这些舞蹈形象就会从地下冒出，从天上下凡。啊，这真是一个让人心醉神迷、魂牵梦绕的景象，但正是它，让我的生活充满了灾难你为什么让我如此迷恋就像坦塔罗斯之光，要把我引向绝望与黑暗。不！那光明还在黑暗中闪烁，它一定会把我指引到一个光明灿烂的世界，最后实现我伟大的梦想。那摇曳不定的微光，你指引着我趑趄蹒跚的脚步，我依然相信你，依然追随你，在你的指引下我一定能找到那些超凡的神灵，在琴瑟和鸣的爱之中，跳出让世界期待已久的最辉煌的舞姿。
带着这些梦想，我又回到了格吕内瓦尔德去教孩子们。她们已经跳得相当好了，这更加坚定了我最后要建成一个完美的舞蹈团的信念，这个舞蹈团的表演，一定要像伟大的交响乐团的演奏让人的听觉享受到欢乐一样，让人们看到最绚丽多姿的画卷。
我时而摹仿庞贝古城遗迹中的爱的精灵，时而扮成多那太罗雕塑中那青春勃发的女神，时而做出泰坦尼亚仙女的舞姿，教学生们如何绕圈、分合及不断变换队形。她们一天天变得强壮，也一天天灵活起来。灵感和神圣的音乐的光辉，闪耀在她们青春靓丽的体态和面孔上。孩子们的舞蹈非常美丽，所有的艺术家和诗人都对她们赞叹不已。
可是学校的开支越来越大，经济上简直难以为继。因此，我就想了个主意，把孩子们带到不同的国家去巡回演出，看看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赞赏这种儿童教育，让我有机会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这种教育实验。
每场演出结束后，我都大声呼吁公众来宣传我们的艺术，把我在生活中所做出的这一发现广为传播，因为我认为它可以给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光明和自由。
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我在德国是找不到支持我的办学思想的人了。德国皇后的观点完全是禁欲主义的。每当她去参观雕塑家的工作室时，都要先派侍卫去把那些裸体雕塑用单子围起来。这种普鲁士强权政治使我不可能再对德国心存幻想。于是，我想起了俄国，因为我曾在那里受到过观众的热烈欢迎，经济收入也很可观。抱着可能会在圣彼得堡成立学校的梦想，我于一九○七年一月再一次踏上了俄国的土地。伊丽莎白陪我一同前往，我们还带去了二十个小学生。而这次尝试也不成功。虽然观众对于我复兴真正的舞蹈艺术的愿望非常支持，可是俄国皇家芭蕾舞团的影响在俄国根深蒂固，任何艺术改革都举步维艰。
我带我的小学生参观了芭蕾学校的孩子们的训练。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们看着我的那些小学生，就像笼中的金丝鸟看着天空中自在飞翔的燕子一样羡慕不已。但是在俄国创建一个提倡人体自由活动的舞蹈体系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芭蕾舞作为沙皇礼仪不可缺少的表达形式，依然坚如磐石，真是可悲可叹要在俄国办一所我的学校，对舞蹈艺术进行更伟大、更自由的表达，惟一的希望就寄托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努力上了。可尽管他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但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们的学校安排在他伟大的艺术剧院里——而我内心是很钟情于这家剧院的。
就这样，在德国和俄国寻找办学支持者的努力失败后，我决定去英国碰碰运气。一九○八年夏天，我带着全部人马去了伦敦。在著名的演出经纪人约瑟夫·舒曼和查尔斯·弗罗曼的安排下，我们在约克公爵剧院表演了几个星期的舞蹈。伦敦的观众认为我和我学校的孩子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可对我将来办学的愿望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从我第一次在新美术馆表演舞蹈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我很高兴能与我的老朋友查尔斯·哈利和诗人道格拉斯·安斯利叙旧。美丽而伟大的埃伦·泰瑞经常来剧院。她很喜欢孩子们，带她们去动物园玩，这使她们非常高兴。慈祥的亚历山德拉王后陛下也两次赏光来包厢看我们的演出。英国的许多贵妇人也来了，其中有著名的德·格雷夫人，也就是后来的里彭夫人，她们都很平易近人，还到后台来向我表示祝贺。
曼彻斯特公爵夫人提出建议，说我的愿望有可能在伦敦实现，我的学校有可能得到那里的支持。为此她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邀到她在泰晤士河畔的乡间别墅，在那里我们又一次给亚历山德拉王后和爱德华国王表演了舞蹈。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我满怀希望，以为建立舞蹈学校的愿望就要在英国实现了。可结果呢，还是空欢喜一场哪里有场地，哪里有校舍，哪里有足够的资金来实现我那宏伟的梦想呢
像往常一样，我们这一队人马的花费非常大。我的银行存款又花光了，我们的学校又被迫搬回了格吕内瓦尔德。与此同时，我与查尔斯·弗罗曼签订了一份到美国各地巡回演出的合同。
我只好与我的学生们，与伊丽莎白和克雷格，尤其让我痛苦的是与我的孩子分开了，这是多么巨大的代价啊！迪尔德丽快一岁了，她长着金发碧眼，脸蛋儿红润，非常招人喜欢。
七月的一天，我终于独自乘上一艘巨轮去了纽约——自从我们搭乘一艘运牲口的船离开那儿，已经八年了。现在，我已闻名整个欧洲了。我创建了一门艺术，建立了一所学校，生了一个孩子，也算成绩斐然。但单就经济而言，我比以前富不了多少。
第六章美国在舞蹈(2)
查尔斯·弗罗曼是个了不起的经纪人，但他没有认识到，我的艺术从本质上讲不适于商业演出，它只对有限的观众具有吸引力。他让我在炎热的八月天登台表演，想在百老汇制造一个轰动，但事实上却在一支很差的小管弦乐队伴奏下，表演格鲁克的《伊菲格涅亚》和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结果自然不出预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那几天晚上天气酷热（温度有华氏九十多度），来到戏院看节目的没几个人，而他们看得莫名其妙，大多数人对这并不喜欢。评论家也没几个，而且也没什么好评价。总之，我感觉回到自己的祖国是个极大的错误。
有一天晚上，当我灰心丧气地坐在化妆室里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亲切悦耳的问候。抬头一看，只见在门口站着一个人，他个头不高可身材很好，一头棕色的卷发，满脸迷人的微笑。他诚恳地向我伸出手，对我的表演大加赞扬，并说我的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顿时感到此次纽约之行有了回报。这人就是美国伟大的雕塑家乔治·格雷·巴纳德。从那以后，他每天晚上都来看我演出，而且还常邀集一帮画家、诗人和其他朋友同来。其中有和蔼可亲的主持人、剧作家大卫·贝拉斯科、画家罗伯特·亨利和乔治·贝洛斯、派西·麦凯、马克斯·伊斯曼等等，简直可以说纽约格林威治村所有的青年革新派都来过。至今我还记得住在华盛顿广场南面一个塔形建筑里的好得形影不离的三位诗人：罗宾逊、托伦斯和穆迪。
这种来自诗人和艺术家的友好问候与热情鼓励，极大地振奋了我的精神，也抵消了纽约观众的冷漠无知对我造成的伤害。就在那时，巴纳德想给我塑一座舞蹈的雕像，取名叫“美国在舞蹈”。沃尔特·惠特曼曾说过：“我听见美国在歌唱。”在十月的一天，在一个纽约特有的秋高气爽的晴朗的日子，我和巴纳德一起站在他位于华盛顿高地的工作室外的一座小山岗上，俯视着乡村的景色，我伸开双臂喊道：“我看见美国在跳舞。”这就成了巴纳德对塑像的基本构思。
我常在早晨去他的工作室，带着一个装有午餐的小篮。我们一起畅谈在美国复兴文艺的设想，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记得在他的工作室里，我曾看到过一个少女躯干的雕塑。他告诉我那是以伊夫林·内斯比特为模特儿而雕塑的。那时她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还没有认识哈利·绍。她的美丽曾使所有的美术家都为之倾倒。
自然，这些工作室中的交谈，这些相互感染的对于美学问题的倾心交谈，产生了火花。对于我自己来说，是愿意把全部身心献给塑造“美国在舞蹈”这一伟大雕塑的任务的，可是巴纳德则是那种把美德看得至高无上的人。任我激情澎湃也丝毫不能改变他那执著的宗教虔诚。因此，他的大理石雕像既不冷漠，也不严峻。我只是瞬间的过客，而他才是永恒的，所以我渴望通过他的天才塑像而不朽。我和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成为这位雕塑家手中任其摆布的粘土。
啊，巴纳德，我们都会变老，都会死去，而不会死去的是我们共同度过的那些神奇而美妙的时光。我是一名舞蹈家，而你却是一位魔术师，你能通过流畅舒展的节奏捕捉到舞蹈本质，你是非凡的大师，能够把稍纵即逝的闪电变成永恒的瞬间。啊，哪里是我的伟大作品——我的杰作——我的“美国在舞蹈”？我抬眼仰望，看见了悲天悯人的目光——那是来自于美国的亚伯拉罕·林肯的雕像的目光，那巨大的额头和脸膛爬满了道道皱纹，被悲天悯人和伟大的殉道精神的泪水冲刷而成的皱纹。而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要在这超人的信仰和超人的道德面前翩翩起舞。
但是，至少我还不是莎乐美①，我不想要任何人的头颅；我从来就不是吸血鬼，而永远是灵感的启示者。“约翰尼斯”，如果你拒绝“把你的嘴唇”和你的爱给我，我仍会以“年轻的美国”的聪明智慧祝你在修德养善的道路上一帆风顺。是祝你一帆风顺，而不是与你永别，因为你的友谊已成为我生命中最美丽、最神圣的事物之一。也许西方的姐妹比东方的姐妹要聪明些吧。“我要吻你的唇，约翰尼斯，你的唇”，而不是你那盛在大盘子里的头颅，因为那就是吸血鬼而不是灵感的启示者了。“接受我吧！”“啊，你不情愿那么再见吧。想着我吧，想着我，你将来就会有伟大的作品。”
“美国在舞蹈”的雕塑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只可惜没什么发展。不久，因为他妻子突然病倒，雕塑工作不得不停止。我曾希望成为他的不朽之作，可是激励巴纳德为美国创作出不朽杰作的不是我，而是亚伯拉罕·林肯，他的塑像现在还庄严地耸立在西敏寺教堂前幽静的花园里。
查尔斯·弗罗曼知道在百老汇已经遭受惨败，就想到一些小城镇巡回演出。可这次巡回演出安排得非常糟糕，比在纽约的演出还要惨。最后我沉不住气了，就去找查尔斯·弗罗曼，发现他正为赔了那么多钱而心神不安。“美国不理解你的艺术，”他说，“你的艺术完全高出他们的欣赏能力，他们永远不会理解你的艺术。你最好回欧洲去吧。”
本来我同弗罗曼曾签过巡回演出六个月的合同，合同上规定，不管是赔是赚都要履行下去。但是，由于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且我也看不起他试图违约的打算，就当着他的面撕毁了合同。我说：“这样你尽可放心了，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巴纳德不断地对我说他为我这样的生长于美国的艺术家感到骄傲，又说美国不能欣赏我的艺术，这让他非常难过。根据他的建议，我决定在纽约留下来。我在艺术大厦租了一间工作室，挂上我的蓝色幕帘，铺上地毯，每天晚上都给诗人和艺术家们表演舞蹈，并创作了一些新作品。
第六章美国在舞蹈(3)
对于我在那个时期夜晚的表演，一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太阳报》周日增刊曾刊登了一篇文章，作了如下的描述：
她伊莎多拉·邓肯腰部以下裹着一小件有中国刺绣的丝织服装。她那黑黑的短发卷曲着，编成了一个松散的发结，自然地垂在身后和脸颊两旁，就像圣母一样……她的鼻子微微上翘，眼睛是蓝灰色的。关于她的许多报道都说她身材高大，体态优美——就像一件艺术精品，可实际上她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体重一百二十五磅。
四周亮起了淡黄色的灯光，演出大厅的天花板的中心，有一个黄色的圆盘似的灯发出幽幽光晕，色彩效果非常完美。邓肯小姐上台先表示歉意，说用钢琴伴奏不太协调。“这样的舞蹈不需要音乐，”她说，“只可以用潘神在河边折段芦苇吹出来的音乐，或者用一只长笛或是牧人的短笛之类的乐器就足够了。其他的艺术——绘画、雕塑、音乐、诗歌等，都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舞蹈的发展水平，舞蹈实质上成了一门失传的艺术，如果想把舞蹈与另外一种比它先进的艺术——比如音乐——和谐搭配，是非常困难且难以协调的。我愿倾毕生的精力在舞蹈上，就是为了复兴这门失传的艺术。”
开始讲话的时候，她是站在靠近正厅的诗人们的座位那儿，而当她讲完时，却到了房间的另一头了。简直不知道她是如何到那里去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她的朋友埃伦·泰瑞，她对于空间也漫不经心。
她再也不是一个疲惫不堪、满脸忧愁的女主人了，而是像一个从破碎的大理石中自然诞生出来的异教的精灵，似乎那就是她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最平常的事情。她像是海洋女神伽拉忒亚，因为伽拉忒亚在刚解放出来的时候，一定是跳着舞的；又像是披头散发的月桂之神达佛涅，在德尔斐的小树林里狂奔，逃避着阿波罗的追逐。当她的头发披散开来时，这个形象就会涌入你的脑海中。
难怪这些年来，她厌倦了站在埃尔金大理石上供英国贵族开心，还要承受那些将信将疑的挑剔目光。现在，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列列塔纳格拉的陶俑，是雅典娜神庙的队列，是骨灰瓮和墓碑上那头戴花冠的悲情女神，是酒神节上狂欢的少女。表面上你是在看她跳舞，实际上你不是看邓肯，而是在欣赏人类天性的全景表现。
邓肯小姐承认，她的整个一生都在努力回到遥远的古代，去发现迷失在时光迷宫里的纯朴自然。
“在那个我们称之为异教的远古时代，每一种感情都有其相应的表达动作，”她说，“灵魂、身体与思想和谐统一。看看那些雕塑家捕捉到的希腊男子和少女们的魅力吧，简直不像是人工雕凿出来的冰冷的大理石，从他们开口的样子，你便知道他们要讲什么，即使他们不开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也能知道他们想说什么。”
然后，她止住话头，又变成了一个舞蹈的精灵、一个琥珀色的雕像，一会儿举起酒杯向你敬酒，一会儿把玫瑰花抛向雅典娜的神盆，一会儿又畅游于爱琴海紫色的波峰浪尖上。这时，诗人们津津有味地看着她，预言家则意味深长地捋起了胡须，不知是谁轻轻地吟起了约翰·济慈的《希腊古瓮颂》中的片段：
前来祭奠的人是谁
——啊，你所知道的事情，就是你的全部需要。
《艺术》杂志的编辑玛丽·范顿·罗伯茨满怀激情地说出如下一段话，邓肯小姐认为这是对她的创作的评价中最令人满意的总结：
“当伊莎多拉·邓肯小姐跳舞的时候，你的思绪和精神会回到那混沌初开的远古时代，回到这个世界的最初时期。那时，人类伟大的灵魂在美丽的身体上找到了自由表达的手段，动作的韵律和音乐的旋律和谐统一，人体的动作与风与海的运动和谐统一，女人手臂的摆动就像玫瑰花瓣的开放，而她的脚落在草地上就像树叶翩然着地。当所有的热情，宗教的、爱情的、爱国的、抛弃的和追求的热情，和着古弦琴、竖琴或铃鼓的节奏完全展露的时候，当男人和女人们在他们的壁炉和众神前，或者满怀幸福的欢乐在森林中或大海边，以宗教式的狂热情不自禁地舞蹈的时候，那一定是人类灵魂中所有的强烈的、巨大的及美好的激情尽情倾泻的时候，它们出自灵魂，用形体表现出来，与整个自然融为完美统一的整体。”
巴纳德建议我在美国留下来，万幸的是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因为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我的工作室，正是由于他，我才终于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喜爱。他就是沃尔特·丹罗希。他曾在克莱特里昂剧院看过我用舞蹈来表现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虽然当时伴奏的仅是一支又小又差劲的乐队，但他却清楚地感到，如果用他的那支优秀的乐队来伴奏，再加上他杰出的指挥艺术，这个舞蹈将会具有多么强的艺术感染力。小时候所学的钢琴和音乐创作理论一直留在我的潜意识中，因此，每当我闭上双眼静静地躺着的时候，我就会清晰地听见整个管弦乐队的演奏，就像在我的眼前一样。这时，我看到每一种乐器都以一位天神的模样，在音乐中尽情地舞动着。这个影子似的管弦乐队总是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跳动。
丹罗希建议我十二月份在大都会歌剧院连续演出，我欣然同 意了。
结果真的不出他的预料。第一场演出时，查尔斯·弗罗曼想订一个包厢，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剧院里的所有席位已经抢订一空。这件事足可证明，无论一个艺术家有多么了不起，也不论他的艺术有多么伟大，如果没有合适的环境，这一切都等于零。埃莉诺拉·杜丝首次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事先安排得不好，她演出时剧场里几乎空无一人，于是她觉得美国人永远也不会理解她的艺术。但是，当一九二四年她重返美国的时候，从纽约到旧金山，每到一地她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莫里斯·杰斯特真正理解她的艺术。
让我感到非常自豪的是，我是在著名的沃尔特·丹罗希指挥的一个由八十人组成的大乐队陪伴下进行巡回演出的。这次巡回演出非常成功，因为整个管弦乐队上上下下都充满了一种非常亲切、友好的气氛，对丹罗希和我都是这样。的确，我同丹罗希的感觉非常默契，当我站在舞台的中央开始跳舞时，好像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与这个管弦乐队和这位杰出的指挥家连为一体。
第六章美国在舞蹈(4)
我简直无法描述我在这个管弦乐队伴奏下表演舞蹈时的喜悦之情。它就在我的面前——丹罗希举起了指挥棒——一看到指挥棒挥动，我内心深处即猛然涌起所有乐器联合奏出来的交响和弦。强有力的回响震撼着我的全身，而我则成了一个集中表现的工具，来展示布伦希尔德被西格弗里德唤醒时的欢乐，和伊索尔达在死亡中追求完美的灵魂的愉悦。我的舞姿激越澎湃，就像风中的帆，推动我一直向前。我感到身体内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在音乐的指挥下，流遍了我的全身，试图寻找一个迸发的出口。这种力量有时非常猛烈，震撼着我的心，让我感到心将爆裂，末日将要来临；有时它又变得很阴沉，令我突然感到悲从中来，我昂首举臂，面向苍天，却呼天天不应。我常常独自沉思，称我是舞蹈家是个多么大的错误啊，我不是舞蹈家，我是传递乐队感人至深的表现力的磁心。我心灵深处发射出炽热的射线，把我与发出生命颤音的激荡的乐队融合在了一起。
乐队里有一位长笛手，他表演的《俄耳甫斯》里欢乐精灵们的那段独奏，简直像仙乐一般动听，我常站在台上一动不动地静听，泪水夺眶而出。由于我太痴迷于艺术，所以每当倾听他的演奏或者小提琴悠扬的声音，倾听那位杰出的指挥家鼓舞整个乐队演奏出的响彻云霄的协奏，我常会这样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巴伐利亚的路易斯在拜罗伊特常常独自一人坐着聆听交响乐队的演奏。如果他在这个乐队的伴奏下跳舞，他一定会感受到很大的快乐。
我和丹罗希之间有很微妙的默契，他的每一个手势，都会马上在我身上激发出与之呼应的颤动。每当他在渐强乐句上提高音量，我的内心也会激情高涨，把每个音符都会转换成更加猛烈的舞步，整个身心都与他一起和谐地跳动。
有时，我俯视舞台下面，会看见俯身在乐谱上的丹罗希巨大的额头。这时，我就会觉得我的舞蹈确实像雅典娜的诞生，全副武装地从宙斯的头颅中诞生。
这次在美国的巡回演出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只是对家的牵挂还不时地困扰着我。当表演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时，我的眼前便出现这样的情景：我周围是我的学生们的身影，她们已经长大，和我一同演绎这部交响曲。所以，这还不是完美的欢乐，而是寄希望于未来的更大的欢乐。也许生活中本来就没有完美的欢乐，而只有希望。伊索尔达情歌的最后一个音符似乎是完美的，但那意味着死亡的来临。
在华盛顿，我也遭遇了一场狂风暴雨，有几位部长对我的舞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后来有一次日场演出，罗斯福总统出人意外地亲临剧场，来看我的表演。看来他对我的表演很满意，每一个节目结束后他都带头鼓掌。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不知道这些部长们在伊莎多拉的舞蹈里能找到什么有害的东西在我看来，她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跳着舞穿过沐浴在晨曦中的花园，去采摘自己想象中的美丽的花朵。
报纸登载了罗斯福总统的这段话，使那些卫道士羞愧不已，从而大大地帮助了我们的巡回演出。事实上，整个巡回演出都非常愉快和顺利。再也找不出比沃尔特·丹罗希更善良的指挥和更可爱的伙伴了。他身上有典型的大艺术家的气质。休息的时候，他可以坐下来好好地美餐一顿，然后弹上几个小时的钢琴，从来不知疲倦；而且，他总是和蔼可亲，让人感到非常轻松愉快。
回到纽约后，我听银行说我的户头上已经有了一大笔存款，这让我非常满意。如果不是总挂念着孩子和我的学校的生活，我宁愿永远都不离开美国。一天早晨，在码头上，我同为我送行的朋友们——玛丽、比利·罗伯茨以及我的诗人和画家们，一一告别，然后返回了欧洲。
第六章找个百万富翁(1)
伊丽莎白带着我们学校的二十个学生以及我的孩子在巴黎迎接我。我已经六个月没有见到我的小宝宝了，可以想象得出我该有多么高兴！孩子看见我时，眼神里充满了陌生，然后就大哭起来。当然，我也哭了。我又抱着她了，这是多么奇妙的感觉啊！还有我的另一个孩子——我的学校。孩子们都长高了。这次团聚太令人高兴了，我们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玩了整整一个下午。
著名艺术家吕涅·波负责掌管我在巴黎的一切演出事宜，他曾经把埃莉诺拉·杜丝、苏珊·德普雷斯和易卜生介绍给巴黎的公众。他觉得我的艺术需要良好的背景衬托，就邀请了科龙尼乐队在欢乐剧场给我伴奏，由科龙尼亲自指挥，结果在巴黎产生了很大轰动。一些著名诗人，如亨利·拉夫丹、皮埃尔·米勒、亨利·德雷尼耶等，都用充满激情的笔墨赞美我的演出。
巴黎为我们展露出了迷人的笑容。
我的每一场演出，都吸引了很多艺术界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似乎我的美梦就要成真，我办学的渴望可以轻易地变为现实。
我在丹东路5号租了一套两层的大公寓，我住在一层，孩子们和教师住在二层。
有一天，日场演出即将开始前，我被一个坏消息吓了一大跳。我的孩子突然喘不上气来，而且咳嗽不止。我怕她得了可怕的咽喉炎，急忙叫了一辆出租车满巴黎去找尚未出诊的医生，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很有名气的儿科专家。他很爽快地跟我回到我的住处，并很快就让我放下心来。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病，孩子只不过是一般的咳嗽而已。
那场演出我上台时已迟到了半个小时，在这段时间里，科龙尼就为观众演奏音乐。整个下午我跳着舞的时候，都感到浑身颤抖，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担忧。我太热爱我的孩子了，如果她有什么不测的话，我也会活不下去的。
母爱是多么坚强、自私而又狂热地占据了我的整个情感世界啊！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赞美的。爱所有的孩子，这才是一种令人无限钦佩的情感。
迪尔德丽现在已经能跑来跑去，并且已经会跳舞了。她很招人喜欢，简直就是一个小埃伦·泰瑞，这也许是我老是思念埃伦、钦佩埃伦的结果。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将来所有的孕妇在生育之前，都应该隔离在某个地方并被进行妥善地保护，这个地方应该用雕像、图画和音乐包围着。
那个季节最著名的艺术盛事就是布里松舞会，巴黎文学艺术界的所有名人都接到了邀请。每一个人都必须以各种艺术作品中的人物的身份参加舞会。我是以欧里庇得斯笔下的酒神女祭司的形象去的。作为酒神的女祭司，我在那里发现了穿着希腊长袍的莫奈—苏利，他装扮的可能是酒神狄奥尼索斯。整整一个晚上，我都跟他跳舞，或者至少是围着他跳舞，因为伟大的莫奈很瞧不上现代舞。我们在一起跳舞的事后来被传得沸沸扬扬，好像我们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但我们真的清清白白，我只不过是让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享受到了应得的几个小时的放松。我的那种美国式的单纯，在那天晚上竟然震动了巴黎，这可真是咄咄怪事。
最近发现的心电感应现象证明，人的脑电波可以通过与其同频共振的空气传送到其目的地，有时甚至连发送者都意识不到这种脑电波的传送。
我又快到经济崩溃的边缘了。学校不断发展，开支也越来越大，凭我的财力根本不可能负担得起所有的开支。我一个人挣的钱，要用来抚养和教育四十个孩子，其中二十个在德国，二十个在巴黎；另外，我还要帮助其他人。一天，我开玩笑地对我姐姐伊丽莎白说：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银行的存款已经透支了。要想把学校继续办下去，非得找一个百万富翁不可。”
这个愿望一出口，它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我一定要找一个百万富翁”这句话我一天重复上百次。刚开始还是开玩笑，可是后来——按照法国精神治疗专家库埃的观点——就真的很希望它能变成现实了。
在欢乐剧场一场特别成功的演出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我穿着晨衣正坐在梳妆镜前，头发上卷着卷发纸，头戴一顶带花边的小帽，在为下午的日场演出作准备。这时，侍女过来送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一个尊贵的名字，我脑海中突然高兴地唱了出来：“这就是我要的百万富翁！”
“请他进来！”
他进来了，身材挺拔，一头金色的卷发，蓄着胡子。我马上就猜了出来，他就是洛亨格林。他想当我的骑士吗？他说话的声音很动听，好像还有点羞涩，像个戴着假胡子的大男孩儿，我想。
“您不认识我，但我常为您伟大的艺术鼓掌。”他说。
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过去曾见过这个人。这哪儿见过呢？就好像在梦中一样，我想起了波利尼亚克亲王的葬礼：那时，我还是个小姑娘，哭得非常伤心，由于是第一次参加法国葬礼，感觉很不适应。在教堂边的过道上，亲王的亲属排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有人往前推我：“得过去握手！”他们小声说道。我为失去这位亲爱的朋友感到十分悲痛，同他的每一位亲属都握了握手。我记得当时突然注意到其中一个人的眼睛，那就是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这个高个子男人！
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教堂里的一个棺材旁，那绝不是什么幸福的预兆！但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我就把他当成了我的百万富翁。我已经发送出脑电波去寻找他，而且，不管命运如何，我与他相逢都是早就注定的事情。
“我崇拜您的艺术，崇拜您办学的理想和勇气。我是来帮助您的。我能做什么呢？比方说，您是不是愿意和这些孩子们一起，到里维埃拉海滨的一幢小别墅里去创作几段新的舞蹈呢？至于费用问题，您不必担心，我愿意承担一切。您已经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一定很累了。现在，就请您让我替您挑起这副重担吧。”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和我的学生们就坐在了头等车厢里，向着大海，迎着阳光急驶而去。洛亨格林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满面笑容地在车站迎接我们。他把我们带到一幢可爱的海滨别墅里，从阳台上指着他那艘白色船翼的游艇给我们看：
“这艘游艇叫‘艾丽西娅夫人号’，”他说，“可是从现在起我们为它改名叫彩虹女神‘艾丽丝号’。”
孩子们穿着随风飘拂的淡蓝色图尼克，手捧鲜花和水果，在橘子树下自由自在地舞蹈。洛亨格林对每个孩子都很好，处处体谅和照顾大家，让每个人都感到很高兴。他对孩子们这么尽心，使我不仅对他心存感激，而且产生了充分的信任感。随着与他接触的加深，我天天都感受到他迷人的魅力，对他的感情也变得越来越强烈。不过，那时我只把他当成是我的骑士，远远地对他感激崇拜，完全是精神上的关系。
我和孩子们住在博利厄的一幢别墅里，而洛亨格林则住在尼斯的一家很时髦的大酒店里。他常邀请我与他一起进餐。记得有一次我穿着朴素的希腊图尼克，到那里时看到有一位身穿华丽的长袍、浑身珠光宝气的女人，顿时感到局促不安。我立刻感觉到她就是我的劲敌，心中感到一阵惊慌。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预感是正确的。
一天晚上，洛亨格林以其惯有的慷慨，在夜总会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化装舞会，并给每个来宾发了一套用白色锦缎做的飘拂的长袍作为化装舞服。这是我第一次穿化装舞服，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公开的化装舞会。当时的气氛非常热烈。但我的心里却有一片阴云——那个满身珠光宝气的女人也穿着白色的长袍来参加舞会了。我一看见她就感到很难受。可是，记得后来我又同她疯狂地在一起跳起舞来——爱与恨就是这样相伴相克——后来，舞会的总管拍了拍我们的肩膀，说不允许这样跳，于是我们才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