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智慧的芬芳(2)
在《汤豪瑟》第一次公开演出时，我穿着透明的图尼克舞衣跳舞，使我身体的各个部分都显露无遗，置身于芭蕾舞演员粉红色的紧身衫之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最后就连可怜的瓦格纳夫人也失去了勇气，派她的一个女儿给我送来了一件白色的无袖女衫，让我套在薄披纱里面（薄披纱是我的戏装）。但我毫不动摇，坚持按自己的方式穿戏服和跳舞，不然就干脆不跳。
“你们等着吧，用不了几年，你们就会看到所有的酒神祭女和鲜花般的少女都会像我这样穿着打扮的。”我的这一预言后来果真应验了。
可是在当时，我那双美丽的大腿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我裸露光滑亮丽的皮肤是否合乎道德，我是否应该穿上一身肉色的紧身丝质衣服。我多次竭力辩白，认为穿着肉色的紧身衣服粗俗而又猥亵，而当赤裸的人体充满高尚的思想时，又是多么美丽与纯洁
就这样，我被大家当成了一个十足的异教徒，同那些不懂艺术的俗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是，我这个异教徒即将被从崇拜圣弗朗西斯中所产生的狂热的爱征服，按照银号角的仪式，宣布举起圣杯。
在这个奇怪的神话世界里，夏天正慢慢地消逝。索德要离开这里去做巡回讲学，而我也为自己安排了一次德国全境的巡回演出。我离开了拜罗伊特，但我的血液里却带走了一种烈性的毒素。我已经听到了海妖的召唤。思恋的痛苦、无尽的悔恨、辛酸的牺牲、爱呼唤死的主题，所有这一切，都淹没了我心中对陶立克式圆柱及苏格拉底推理智慧的清晰印象。
我巡回演出的第一站是海德堡。在那里，我旁听了索德对学生的演讲。他用时而温和、时而激昂的声音对学生畅谈艺术。突然在他的演讲中提到了我的名字，并告诉那些学生说，一个美国人给欧洲带来了一种新的美的形式。他的称赞使我感到幸福而自豪，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那天晚上，我给大学生们表演了舞蹈。后来，他们排成长长的队伍上街游行，我与索德并肩站在了宾馆的台阶上，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海德堡的青年人像我一样崇拜他。每个商店的橱窗里都挂着他的照片，每个商店里都堆满了关于我的那本书《未来之舞》。我们两人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
索德夫人接待了我。她是个非常和善的女人，但在我看，她与索德的高尚境界根本无法匹配。她过于讲究实际了，不是索德心目中的伴侣。事实上也是如此，到了晚年，索德终于离她而去，与小提琴家皮耶德·帕波一起住在加德西的一栋别墅里。索德夫人的眼睛一只是褐色的，而另一只则是灰色的，这使她看起来老是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在后来的一场很著名的案件中，竟然发生了关于她身世的争论，她究竟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儿还是德国宰相冯·布劳恩的女儿。不管怎样，她对我还是很好的，就算她心存嫉妒，但也没表现出来。
无论哪一个女人，如果因索德而吃醋的话，只会使自己陷入犹如遭受中国式酷刑一样的痛苦深渊，因为不管是女人还是男孩，每个人都崇拜他。每一次聚会，他都会成为大家的中心。研究一下嫉妒都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虽然我同索德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夜晚，我们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但是他的一言一行，都会使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处于一种极度的亢奋状态。一次不经意的触摸，或者随意地看一眼，都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感，让我内心产生浓浓的爱意，那感觉就好像品味梦中的快乐一样。我感到这种状态太不正常，不能老这样发展下去，因为到后来我竟然毫无食欲，而且还常常感到莫名其妙的晕眩，我的舞蹈也变得越来越空洞、软弱。这次的巡回演出我没带家人，身边只有一名女仆。最后，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只要夜里我老是听到海因里希·索德喊我的名字，那么第二天我肯定会收到他的来信。人们开始为我的日渐消瘦而担心，并且对我憔悴的面容说三道四。我已经到了吃不下、睡不着的地步，经常整夜整夜地合不上眼。我感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好像有成千上万个魔鬼，便常常用柔软发烫的双手揉搓全身，企图找到一个摆脱这种痛苦的途径，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我的眼前常常出现索德的双眼，耳边常常回响起他的声音。在这样痛苦难耐的夜晚，我常常在极度的绝望中起床，在凌晨两点钟乘坐火车跨越大半个德国，目的只是为了靠近他待上一个小时，然后我单独返回继续进行巡回演出，忍受更巨大的内心痛苦。他在拜罗伊特用智慧激起的我心中的精神狂热，现在正逐渐变成一种无法遏制的强烈的肉体欲望。
我的经纪人给了我一份去俄国演出的合同，才终于使这种危险状态有了一个结局。从柏林到圣彼得堡只有两天的路程，但自从跨越德俄边境的那一刻起，却好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极目所见是一望无际的林海雪原，白色的原野泛着彻骨寒心的白色光泽，好像使我过热的头脑冷静了下来。
海因里希！海因里希他现在又返回了海德堡，正在给漂亮的男学生们讲述米开朗琪罗的《夜》和美丽的《圣母像》。而我却正离他越来越远，进入了一片辽阔而凄冷的白色世界，偶尔能看到几个零星的贫穷村庄和从木头房子里发出的微弱的灯光，使茫茫雪原显得不那么死寂。我仍然能听见他的声音，可是已很微弱了。终于，维纳斯山可望而不可及的阵痛、孔德利的号哭和安福塔斯痛苦的呼喊，都冰封进一个晶亮的冰球。
那天晚上，我在卧铺车厢里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地跳出了车窗，跳进了冰雪世界里，缠裹，然后冰封起来。对这个梦，不知弗洛伊德博士该如何解释。
第三章舞台生涯的开端
我对纽约的第一印象是它比芝加哥有更多的美景和艺术气息。而且我又可以很高兴地去海边玩了这让我感到非常惬意。在内陆城市里我总感到透不过气来。
我们在第六大街的一条小巷中找到了一家包饭的客栈，租了一间房住了下来。这里也住着一群怪里怪气的人，就像“波希米亚人”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付不起房租，随时都有被驱逐出门的危险。一天上午，我去戴利剧院的舞台门口报道，再一次见到了这位大人物。我想把我的想法再跟他说一遍，可他看起来很忙，又似乎心事重重。
“我们已经从巴黎请来了著名哑剧名星简·麦，”他说，“如果你能演哑剧的话，倒可以给你一个角色试试。”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哑剧算不上艺术。在哑剧中，人们是用动作来代替语言，用动作来表达感情的，感情的流露和语言没有关系。因此，哑剧既不算是舞蹈艺术也不算是话剧艺术，什么都算不上，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可是，我当时别无选择，只好扮演这一角色。我把剧本带回家研究，我认为整个作品非常愚蠢可笑，和我的理想、抱负简直有天壤之别。
第一次排演就让我大失所望。简·麦是个脾气极为乖戾的小个子女人，动不动就大发雷霆。我被告知，用手指她，是表示“你”的意思；用手按着胸口，是表示“爱”的意思；用手击打自己的胸部，是表示“我”的意思。在我看来，这一切真是滑稽可笑。因为心不在焉，我做得很糟糕，因此简·麦很生气，她对戴利先生说我没什么天分，根本不能演这个角色。听到这些话时，我马上想到我们全家就要困在那家可怕的客栈里，任凭那个狠心的房东太太摆布了。我脑海里浮现出前几天看到的一个合唱队的小女孩被房东扣下箱子赶到大街上的情景，又想起我那可怜的妈妈在芝加哥遭受的种种痛苦。想到这儿，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顺着双颊簌簌而下。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凄楚可怜，因为戴利先生的脸色变得温和起来。他拍了拍我的肩，对简·麦说：“你看，她哭起来表情还是挺丰富的。她能学会的。”
可是这种排演对我来说简直是殉道。他们老让我做一些我认为是很粗俗、可笑的动作，而且那些动作跟他们配的音乐没任何关系。毕竟年轻人的适应能力很强，我最后还是设法让自己进入了角色。
简·麦演哑剧中的男丑角皮埃罗，有一段戏是我向皮埃罗表达爱情。在三段不同音乐的配合下，我得走近皮埃罗并在他脸上亲三下。在彩排时我用力大了点，居然把自己的红唇膏印在了皮埃罗白色的面颊上。就在此时，皮埃罗立刻变成了恼羞成怒的简·麦，她狠狠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这就是我舞台生涯动人的开幕式
可随着排演的不断进行，我越来越钦佩这位哑剧女演员那非凡的充满生气的演技。如果不是错误地选择了虚假做作的哑剧，她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舞蹈家的。但哑剧的形式困住了她。我一直想对哑剧发表如下的建议：
“如果你想说，那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要像在聋哑人医院里一样，费尽气力地去做那些动作来表达思想感情呢”
首演之夜来临了。我穿了一套法国执政时期式样的华丽的蓝色缎面服装，戴着金色的假发和一顶大草帽。我孜孜以求地要带给这个世界的艺术革命难道就此完结了吗？我完全被伪装了起来，成了另一个人。妈妈就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心里非常别扭。即使在那个时候她也没有提出让我回旧金山。但是我能看出来她非常失望。花费了这么多的心血和努力，结果却如此可怜
在哑剧排演期间，我们是没有酬金的。我们被赶出了原来那家客栈，搬到了一百八十号大街的两间没有家具的房子里。由于没钱坐车，我经常得步行到二十九号大街的奥古斯丁·戴利剧院。为了少走几步，我常常在土路上走，在车行道上奔跑，总之我为此想了种种办法。因为没有钱，我吃不上午饭，常在午饭时间躲在包箱里打个盹儿。下午又得饿着肚子继续参加排演。就这样排演了六个星期，直到这出哑剧上演一个星期后，我才领到了工资。
在纽约演出三个星期后，剧团开始外出做巡回演出。我每周的工资是十五美元，一半作为我的全部开支，另一半寄给妈妈供全家人生活。每到一地，下了火车后我不敢进宾馆，而是扛着行李徒步去找包饭的便宜客栈。我一天所有的费用最多只能花五十美分，因此为了找到便宜的客房我常常要步行几里地，直累得两腿发酸。有时我租住的客栈里，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房客。记得有一次，我租的房间锁不上门，那里的男人多半都喝醉了，他们一次次地砸我的门，想闯进我的房间里来。我吓坏了，拖过一个沉重的衣柜把门堵住。即使这样，我也不敢上床睡觉，胆战心惊地坐了一夜。到现在为止，我也想不出有什么生活能比参加巡回剧团时的生活更糟的了。
简·麦真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她每天都要求我们排演一次，但即使这样仍不能让她满意。
我随身带了几本书，有时间便拿出来阅读。我每天都给米洛斯基写一封长信，好像我并没有告诉他我当时的处境是如何艰难。
两个月后，我们终于结束了巡回演出，哑剧团又回到了纽约。让戴利先生苦恼的是，他的这次巡回演出的尝试并没能盈利。简·麦也就回巴黎去了。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我又去见戴利先生，想努力让他对我的艺术产生兴趣。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对我提出的任何话题都很冷淡。“我要派一个剧团去演《仲夏夜之梦》，”他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在表现仙境的场景里表演一段舞蹈。”
我主张用舞蹈来表达真实人物的思想情感，对仙女之类的可不怎么感兴趣。不过我还是答应了，并建议在泰坦尼娅和奥伯龙出场前的森林场景中，我在门德尔松《谐谑曲》的伴奏下来一段舞蹈。
演出《仲夏夜之梦》时，我穿着一件白色薄纱做成的直筒长裙，头戴着金色纱巾，还插着两个亮闪闪的金色翅膀。我坚决反对挂那两个翅膀，因为它们看上去很可笑。我试图说服戴利先生，不挂这两个假翅膀，我照样能表现出有翅膀的样子，可他坚决不同意。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在舞台上单独表演舞蹈，我感到非常高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一个人在大舞台上，为很多观众表演跳舞。我跳了，跳得很精彩，观众情不自禁地为我鼓掌叫好，我引起了轰动。当我戴着那两个翅膀走到后台时，原以为戴利先生会高高兴兴地向我祝贺，没想到他火冒三丈地对我大吼大叫：“这里不是歌舞厅！”难道他真听不到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吗第二天晚上，该我上台跳舞时，突然所有的灯光都关了。以后每一次演出《仲夏夜之梦》我都是在黑暗中跳舞，舞台上别的看不清，只能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若隐若现。
在纽约演了两星期后，《仲夏夜之梦》也要巡回演出了，我又开始了令人苦闷疲惫的旅程和寻找便宜客栈的日子。不过我的工资已涨到了每周二十五美元。就这样过了一年。
我心里非常难受。我的梦想，我的理想，我的抱负，这一切都成了泡影。我在剧团没几个朋友，他们都觉得我怪怪的。我常到幕后读古罗马诗人马库斯·奥列留斯的书。我努力用斯多葛学派的禁欲哲学来冲淡我时时感到的痛苦。不过，在那次巡回演出中我交了一位朋友，一个叫莫德·温特的姑娘，她在剧中扮演泰坦尼娅皇后。莫德长得很可爱，而且富有同情心。可她有种怪癖，除了柑子，其他什么都不吃。我觉得她本不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几年后，我听说她因恶性贫血症而死。
戴利剧团的明星艾达·里恩是一个出色的女演员，可对地位低于她的演员没有丝毫同情心。不过在剧团时惟一让我高兴的事情是看她演出。她很少随我们的剧团巡回演出，可当我们回到纽约时，我经常去看她扮演的罗莎琳德、比特阿丽斯和鲍西娅。她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女演员之一。可是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却不愿得到剧团中同人的喜爱。她傲气十足，少言寡语，好像连跟我们打声招呼都觉得多余。有一天后台的墙上贴出来这样一张通知：“谨告知本剧团各位演员，不必向里恩小姐问好”
真是这样，我虽然在戴利剧院呆了整整两年，却从没有得到与里恩小姐说话的荣幸。她显然认为剧团的所有配角演员根本没资格引起她的注意。记得有一天排练，由于戴利先生临时进行人员调配，有的演员来晚了一点，她就冲着我们这些人指指点点地喊道：“咳，怎么能让我等这些无名小卒呢”我自然是这些无名小卒中的一员，但却不喜欢被人这样称呼我不明白像艾达·里恩这样的艺术家，这么迷人的女士，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想这也许与她的年龄有关，那时她快到五十岁了吧。她一直是奥古斯丁·戴利所宠爱的人，因此她反对戴利先生从剧团里挑选漂亮的女孩演重要的角色，她也许怕这些女孩会在两三个星期或两三个月内取代她的地位。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对她极其敬佩，在那时如果能得到她哪怕一点儿善意的鼓励，我都会珍视一生的。可在那两年的时间中，她却从来都没用正眼看过我。相反，她用行动明白地表示她的鄙视。记得在《暴风雨》的一场戏中，米兰达和裴迪南德举行婚礼，我跳舞向他们表示祝贺。在我整个的表演过程中，她故意扭过脸不看。这让我非常尴尬，简直跳不下去了。
在《仲夏夜之梦》的巡回演出中，我们最后终于到达了芝加哥。我又见到了我的男朋友，这令我欣喜若狂。那时正好也是夏天，如果没有排练，我们就出去在林中作长时间的散步，我也进一步了解了米洛斯基的智慧。几个星期后，我要回纽约了，我们已经商量好，他随后到纽约跟我结婚。万幸的是，我哥哥知道这件事后，经过了解，发现米洛斯基在伦敦已经有了太太。母亲吓坏了，坚决让我跟他一刀两断。
第三章初遇大师
现在我们一家都来到了纽约。我们设法在卡耐基会堂内弄到一间带洗澡间的排练房。为了腾出足够的地方跳舞，我们只买了五个弹簧床垫，没有放置其他任何家具。排练房四周的墙壁上都挂着幕布，白天我们就把床垫立起来，没有床铺，晚上我们就睡在床垫上，只盖一条被子。就像在旧金山一样，伊丽莎白在这间排练房里办她的舞蹈班。奥古斯丁加入了一家剧团，大多数时间他都到外地巡回演出，很少在家。雷蒙德则在新闻界闯荡。为了增加收入，我们把排练房按小时租给人教演说、音乐及唱歌等。但全家只有这一间房子，租给别人时，我们全家人只得出去散步。记得我们曾在中央公园的雪地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以使身上暖和一点。回来时，我们常站在门口听一听。有一位教演讲的老师老是教一首同样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梅布尔，小梅布尔，总是把脸贴在窗上”。这位老师总是用很凄凉的声调来朗诵，他的学生却总是毫无生气地慢慢重复，老师就大声训斥：
“你体会不出诗中的感情吗你真的一点也体会不出吗”
这时，戴利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模仿日本艺妓的表演方式。他让我参加四人小合唱，但是我从来就不会唱一个音符！其余的三个人也说我老是带得她们跑调，因此我常常是很自然的站着，光张嘴巴不出声。母亲说我们演唱时，其他三个人的表情很难看，只有我的脸却还是那么可爱，这真是太有意思了。
扮演艺妓这件蠢事，使我跟戴利原已紧张的关系走到了破裂的终点。有一天熄灯后，他走过黑乎乎的剧场时发现我正躺在一个包厢的地板上哭。他停下来问我怎么了，我告诉他对剧团最近干的这些愚蠢的事情，我再也受不了。他说对于这种“艺妓”表演，他跟我一样也不怎么喜欢，可他得考虑剧团的经济收入。接着，为了安慰我，他就用手抚摸我的后背，这让我非常气愤。
“我有我的才华，您既然不想让我发挥作用，又何必把我留在这儿呢？”我说。
戴利只是吃惊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嗯”了一声就走了。
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奥古斯丁·戴利，因为几天之后我鼓起勇气把工作辞掉了。从此，我开始讨厌剧院。在这里，你得夜夜重复那些无休止的台词和动作，忍受别人任性的、反复无常的变化。戏剧中对生活的看法和长篇大论的废话，都让我难以忍受。
我离开了戴利后，回到了在卡耐基会馆的排练房，我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但我又可以穿上练功服，在母亲的音乐伴奏下跳舞了。可白天我们很少能用上这间房子，可怜的母亲不得不经常为我整夜地伴奏。
那时我深深地喜欢上了埃塞尔伯特·内文的音乐，根据他的《纳吉苏斯》、《奥菲利娅》和《水仙女》等乐曲创作了舞蹈。有一天我正在排练房练舞，突然门开了，一个年轻人闯了进来。他双眼冒火，头发直立。虽然他还很年轻，可他看上去好像染上了某种可怕的致命的疾病。他冲了过来，朝我大喊大叫：
“我听说你在用我的音乐跳舞！不行，不行！我的音乐可不是舞蹈音乐，任何人不得用它来跳舞。”
我拉住他的手，把他领到一把椅子旁。
“请坐，”我说，“我先用你的音乐跳个舞给你看看，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用了。”
然后我用《纳吉苏斯》跳了一段舞。在优美的旋律中，我仿佛看见：年轻的纳吉苏斯站在小溪边，凝视着水中的倒影。他看着看着，终于爱上自己的影子，最后他憔悴而死，变成了一朵水仙花。我就这样按我的理解给内文跳了一曲。最后一个音符还没完全结束，他就从椅子上跳起，冲过来一下子抱住了我，双眼满含泪水地望着我。
“你真是个天使，”他说，“你是歌舞女神。你跳的这些动作，正是我创作这首乐曲时想到的。”
接下来，我又给他跳《奥菲利娅》和《水仙女》。他的情绪越来越高昂，最后他干脆主动坐到钢琴前，为我即兴创作了一首名为《春天》的优美舞曲。——使我终生遗憾的是，这首曲子他虽然给我弹奏过很多次，却始终没有记录下来。内文被彻底征服了，他建议我在卡耐基会堂的小音乐厅里举行几次舞蹈演出，他要亲自为我伴奏。
内文自己亲自策划和筹备音乐会，租场地，做广告等。每天晚上，他都要和我一起排演。我一直认为内文完全具备成为一个伟大的作曲家的素质。他本可以成为美国的肖邦，可在残酷的生活环境中他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这使他患了严重的疾病，不幸英年早逝。
第一场演出极为成功，接着又演了几场，在整个纽约引起了轰动。如果当时我们实际一点，找到一个好的经纪人的话，也许那时我就可以开始自己一帆风顺的事业了，可是当时我们简直无知得可怜。
观看演出的人中有许多上流社会的女士，表演会成功之后，她们纷纷邀请我去她们在纽约的客厅中演出。这时我根据波斯诗人奥马尔·海亚姆的一首诗编了一段舞蹈，我跳舞时，有时是哥哥奥古斯丁，有时是姐姐伊丽莎白为我朗读。
夏天就要来了。阿斯特夫人请我到她新港的别墅去跳舞。我和妈妈及伊丽莎白三人一块儿去了。那时的新港可是最时髦的娱乐场所。阿斯特夫人在美国的地位极高，就像女王在英国一样。人们见到她时比见到英国女王陛下还要毕恭毕敬，不过我倒觉得她挺平易近人的。她安排我在她的草坪上跳舞，新港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也都来看我在草坪上表演。我还保留着一张那次演出的照片，德高望重的阿斯特夫人坐在亨利·莱尔的旁边，在她周围，有范德比尔特、贝尔蒙多及菲什等几大家族的一大群人。后来我也到新港的其他别墅去跳舞，可是那些太太们都很吝啬，付给我们的报酬连路费和饭费都不够。而且，虽然她们很喜欢我的舞蹈，认为我的舞蹈很优美，可她们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理解。总的来说，新港之行让我很失望。这些人老是自命不凡，为富不仁，他们根本不懂艺术。
那时，人们认为艺术家是低人一等的，只不过是高级仆人罢了。现在这种观念已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在帕德列夫斯基当上波兰共和国的总理以后。就像在加利福尼亚一样，纽约的生活也不能让我满意。因此我非常希望能找到一个比纽约更令人愉快的生活环境。于是，我想起了伦敦，在那里你可以见到很多作家和画家——乔治·梅雷迪克、亨利·詹姆斯、瓦茨、斯温伯恩、伯恩—琼斯、惠斯勒……这是些多么神奇的名字呀。说实话，在纽约的这些日子里，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人对我的理想表示理解和支持。
这时，伊丽莎白的舞蹈学校人数越来越多，于是我们就从卡耐基会堂的排练房搬到了温莎旅馆一楼的两个大房间里，这儿每星期的房租是九十美元。不久我们就发现，舞蹈班的学费根本不够支付房租和其他开支。虽然我们表面上很成功，实际上我们的银行账户上却出现了赤字。温莎旅馆气氛沉闷，我们住在那里没有丝毫的快乐，却还要支付那么多钱。有一天晚上，我和姐姐坐在火炉旁，筹划着到哪里去弄点钱来支付这些费用。我突然脱口喊道：“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我们，就是旅馆失火烧掉！”三楼住着一位老太太，她的房间里塞满了古旧的家具和名画。老太太有个习惯，每早八点钟准时到楼下餐厅吃早餐。我们决定第二天见到她时由我向她借点钱。第二天我向她借钱时，正好老太太心情不好，她不但拒绝借钱给我，还不停地向我抱怨咖啡不好。
“我在这家旅馆里住了好多年了，”她说，“如果他们不给我好咖啡的话，我就离开这里。”
当天下午她真的离开这里了：整个旅馆突然起火，化为一片焦土，她也被烧成了焦炭。伊丽莎白镇静从容，勇敢地救出了舞蹈学校的所有学生，带领她们手牵着手安全地逃离了旅馆。可我们的东西都来不及抢救，全部烧毁了，其中有我们家十分珍视的画像。我们在同一条街上的白金汉旅馆暂时住了下来。几天后，我们就和刚到纽约时一样了，一文不名。“这是命，”我说，“我们必须去伦敦。”
第三章伦敦在召唤
在纽约遭受了种种劫难后，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所以我打算到伦敦去。温莎旅馆的一场大火烧掉了我们所有的行李，我们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受雇于戴利剧院，在新港为纽约上流社会表演舞蹈，这些经历使我陷入了希望幻灭后的痛苦之中。如果这就是美国对我付出的辛勤努力的答复的话，我想，面对如此冷漠的观众，我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敲那扇紧闭的大门了。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到伦敦去。
现在，家里就剩四个人了。奥古斯丁有一次随一个小剧团外出巡回演出，他扮演罗密欧，爱上了扮演朱丽叶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有一天，他跑回家来宣布了他的婚事。这件事被大家看成是对家庭的背叛。我至今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母亲知道这事后非常恼火，就像父亲第一次去我们家时一样，她走进另一个房间，“哐啷”一声撞上了门。伊丽莎白沉默不语，保持中立，雷蒙德则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我是惟一一个对奥古斯丁抱有同情心的，我告诉他，我愿意跟他一起去看他太太。他把我带到一条小巷中的一座陈旧的公寓里，爬了五层楼梯，走进一个房间，见到了他的朱丽叶。她长得很漂亮，但身体虚弱，看起来像是有病。他们告诉我，她已经怀孕了。因此，在我们去伦敦的计划中，自然就不再考虑奥古斯丁了。家里人好像把他看成是旅途中掉队的人，没有资格和我们一起去追求远大前程。
现在，我们像初夏时一样，又住进了卡耐基会堂徒有四壁的工作室里，而且身无分文。当时，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就是去求新港那些看过我跳舞的阔太太们，求他们资助我们去伦敦的费用。我首先去拜访了五十九号大街的一位夫人，她家的楼房像宫殿一样雄伟，楼房俯视着中央公园。我把温莎旅馆失火以及我们的家当全部丧失的事告诉了她，并告诉她我在纽约得不到足够的理解，确信能够在伦敦得到社会的承认。
最后，她走到书桌旁，拿起笔签了一张支票，叠好后交给了我。我眼含热泪与她告别后，满怀感激之情离开了她的家。可是到第五大街时我才发现，这张支票上只有五十美元，远远不够我们家去伦敦的旅费。
接着，我又去找另一位百万富翁的妻子，她住在第五大街的尽头。我从第五十九号大街走了整整五十个街区才到达她们家的豪宅。在那里，一个老太太接待了我，态度更加冷淡。她指责我的请求是非分之想，还给我解释说如果我当初学的是芭蕾舞的话，她对我的请求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了，她说她认识的一位芭蕾舞演员就发了大财！这时，我由于又着急又疲劳，竟突然晕倒了。当时已经下午四点多了，但是我还没吃午饭。那位太太看到我这样子，也许有点担心。她叫进来一位威严的男管家，给我送来一杯可可和一些烤面包。我的眼泪扑簌簌地落进杯子里，掉在面包上，但是我还是极力向这位太太阐述我们伦敦之行的重要性。
“将来我一定会名扬天下的，”我对她说道，“您也会因独具慧眼，能够赏识一位美国天才而备受赞誉的。”
最后，这位拥有六千万家产的贵妇人也送给了我一张支票——同样也是五十美元她还没忘了再加上一句：
“你挣了钱后可别忘了还给我。”
我可以把钱送给穷人，但绝不会还给她的。
就这样，我游说了纽约很多百万富翁的太太们，最后我们终于凑够了三百美元这一大笔钱，算是有了去伦敦的路费。但如果想到伦敦后还剩点钱的话，这笔钱还不够买普通的二等舱船票。
雷蒙德想了个好主意，他到各个码头去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了一艘开往赫尔的运牛船。船长被雷蒙德的话感动了，他同意我们坐他的船走，虽然这样做违反船上的规定。一天早晨，我们只带了几个随身的包就上船了，因为我们的箱子在温莎旅馆的那场大火中烧掉了。我相信是这次航行使雷蒙德成了素食者。船上装着二三百头牛，是从美国中西部的平原上买来运往伦敦的，它们乱哄哄地挤在货舱里，日夜用牛角互相碰撞，不时发出令人伤心的哀号，这情景让我们觉得特别难受。
后来，每当我坐在大型客轮豪华的舱室里时，我就常想起这次乘坐运牛船的航行，想起我们那时难以抑制的喜悦，我真不知道长时间的舒适豪华生活会不会引起神经衰弱。当时我们的主要食品是咸牛肉，喝的是有稻草味的茶，床铺很硬，船舱很小，伙食也很差。可是在去赫尔的这两个星期的旅途中，我们都很高兴。乘坐这样的船出行，我们都不好意思用真实姓名登记，因此我们签的是外祖母的姓——奥尔戈曼，我改名叫玛琪·奥尔戈曼。
船上的大副是个爱尔兰人，我同他在船上的瞭望塔上一起度过了好几个迷人的月夜。他常对我说：“玛琪·奥尔戈曼，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给你做个好丈夫的。”好心的船长有时候晚上会拿一瓶威士忌，加上点柠檬，给我们做香甜的热饮料喝。尽管在船上的生活很艰苦，可我们在一起过得非常愉快，只有货舱里牛的呻吟和哀鸣使我们心情压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还用这种野蛮的方式运牛。
在五月的一个早晨，“奥尔戈曼”一家在赫尔上岸了，乘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后，到达了伦敦，又成了邓肯家的人。好像是通过《泰晤士报》上的一则广告，我们在大理石拱门附近找到了一家小旅馆。到伦敦的头几天，我们天天坐很便宜的公共马车到处闲逛，满怀欣喜，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赏心悦目，完全忘记了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钱了。我们喜欢上了观光游览，往往花几个小时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大英博物馆、南肯辛顿博物馆、伦敦塔；我们还参观了国立植物园、里奇蒙公园和汉普顿宫等。回到住处时，我们又兴奋又疲劳，就好像是美国有个富爸爸给寄钱的游客一样。就这样过了几星期，直到有一天女房东气冲冲地催要房租时，我们才从旅游梦中惊醒过来。
有一天，我们在国立美术馆听了一场叫作“克雷格的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非常有趣的演讲，回来时就看到房东太太当着我们的面“砰”地一声关上了门，我们仅有的那点行李也被扣在了里面，我们只能站在门外的台阶上。我们大家翻遍了各自的口袋，只找出了大约六先令的钱。我们只得走回大理石拱门和肯辛顿花园，在一条长椅子上坐下来，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第三章遭遇激情(1)
如果我们能看到一部反映自己经历的影片的话，我们一定会对其中的场面感到惊奇：“我怎么会是这样！”当然，我还记得我们一家四人流浪街头的情形，正像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那样，但现在我很难相信那是真的。我们年轻人当时经历了一系列的灾难还仍然乐观向上，这可以理解；但我那可怜的母亲此前已经遭受过无数的磨难，人已老了，当时她却跟我们一样，面对困难，等闲视之，现在回想起来，总觉得难以置信。
徘徊在伦敦街头，我们身无分文，没有朋友帮助，也没有找到过夜的地方。我们试了两三家旅馆，但因为我们没有行李，他们都坚持要我们预付押金。我们又试了两三家提供寄宿的房屋，可所有的女房东都表现出同样的铁石心肠。最后，我们只好在格林公园的长椅子上将就，然而不一会儿来了一个警察，恶狠狠地让我们赶快滚开。
就这样过了整整三天三夜。我们只能以廉价的小面包为生，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去大英博物馆打发时光，可见我们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记得当时我在读德国作家约翰·温克尔曼的《雅典之旅》的英译本，完全忘记了我们的艰难处境。我哭了，但不是为我们的不幸遭遇，而是为温克尔曼在经过伟大的探险活动归来后不幸身亡而哭泣。
第四天黎明时分，我下定决心，要采取行动了。我让母亲、雷蒙德和伊丽莎白一声不吭地跟在我后面，我们大模大样地走进伦敦一家最豪华的酒店，告诉那个半睡半醒的夜班侍者，我们刚下火车，行李随后就从利物浦运来，要他先给我们安排房间，并把早饭给我们送到房间里，要有咖啡、荞麦蛋糕和别的美国式的美味佳肴。
那天我们都在舒适的床上睡了一整天，还不时地给楼下的侍者打电话，责问他我们的行李为什么还没到。
“如果不换衣服，我们根本无法外出。”我说。那天晚上，我们就在自己房间里吃了饭。
第二天一早，估计再装下去就要漏馅儿了，于是我们又大模大样地走出了酒店，跟进来时一样，只是没有惊动夜班侍者
来到大街上，我们感到精神大振，又有精力面对这个世界了。那天早晨，我们溜达到切尔西，在一个老教堂的墓地中坐下来。这时，我看到地上有张报纸，就拾了起来，目光落在一篇文章上，说某太太在格罗夫纳广场买了一座房子，要在那里大宴宾客。在纽约时，我曾在这位太太家跳过舞，于是我灵机一动。
“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对他们说。
午饭前，我独自一人赶到格罗夫纳广场，找到了那位太太的房子。她正好在家，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她，我目前正在伦敦很多人家的客厅里跳舞。
“太好了，星期五晚上我要举办一个宴会，”她说，“饭后你能给跳几段吗”
我当然同意了，并委婉地暗示她，若要我按时来，必须预付一笔钱。她很通情达理，马上就开了一张十英镑的支票。我拿着支票直奔切尔西墓地，到那儿时发现雷蒙德正在发表演说，大谈柏拉图的灵魂观。
“星期五晚上我要到格罗夫纳广场某夫人的家里表演跳舞，王太子威尔士亲王可能到场。我们发财了”我给他们看了支票。
雷蒙德说：“我们得用这笔钱找个排练房，并预付一个月的租金，再也不能忍受那些卑俗的房东太太的侮辱了。”
我们在切尔西的国王路附近租到了一小间房子，那天晚上我们就睡在了那里。没有床铺，我们只好睡在地板上，可感到又可以像艺术家那样生活了。大家都赞成雷蒙德的主张，再也不能住寄宿客栈那种粗俗的地方了。
预付完排练房的房租，还余下点钱，我们就买了些罐头食品以备不时之需。我又在自由商店里买了几码薄纱，披着薄纱出现在星期五晚上那位太太的宴会上。我先跳了内文的《纳吉苏斯》，在这个节目中我是一个纤弱的少年，因为我那时特别瘦，正好扮演主人公迷恋水中影子的形象。接着，我又跳了内文的《奥菲利娅》。这时我听见人们小声说：“这孩子怎么表达得这么悲惨”晚会结束时，我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母亲给我伴奏，伊丽莎白为我朗诵了几首安德鲁·兰翻译的古希腊诗人戴奥克利图斯的诗，雷蒙德简单地阐述了舞蹈及其对未来的人类可能产生的心理影响。后面的这个观点有点超出了这些衣食无忧的听众的理解能力，不过也很成功，女主人很高兴。
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上流社会的聚会，没有人对我跳舞时赤脚穿浅帮便鞋、着透明纱衣有什么评论，但好多年后我这一身简单的穿着却使德国人议论纷纷。英国是个极其有教养的民族，甚至没有一个人评论我装束别具一格，当然，也没有人谈论我的舞蹈独树一帜的特点。大家都说“太美了”、“好极了”、“非常感谢”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仅此而已。
但从那次晚会起，我就开始收到许多邀请，让我到一些名人家里去跳舞。前一天我可能还在皇亲贵族家或者劳瑟太太的花园表演，可第二天却连饭都吃不上。因为有时我可以拿到酬金，可更多的时候他们连一个便士都不给我。女主人们总是说：“你会在某某公爵夫人某某伯爵夫人面前跳舞。很多的名人显贵都看你跳舞，你的名字会在伦敦大红大紫的。”
第三章遭遇激情(2)
记得有一天，为了一次慈善募捐我连续跳了四个小时，所得的报酬是一位有地位的女士亲手给我倒了一杯茶，并且给我草莓吃，可当时我因为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上东西了，正在生病，草莓和奶油一起吃下去使我更加难受了。就在这时，另一位夫人举起一大袋金币说：“看，你给我们‘盲女之家’募集到了这么多钱”
我和母亲都太爱面子，实在没有勇气告诉这些人，指出她们的做法是对我们前所未有的残酷伤害。恰恰相反，为了装出发迹的样子，我们甚至连必需的食物都舍不得吃，就是为了能省下钱来买点像样的衣服。
我们在排练房中添置了几张轻便单人床并租了一架钢琴，但是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大英博物馆度过的。雷蒙德把那里的所有希腊花瓶和浮雕都画了素描，而我则想用舞蹈和音乐来表达花瓶和浮雕上的人物造型，不管什么音乐，只要符合舞蹈节拍及与酒神祭祀群舞的甩头动作和牧人挥舞手杖的动作相一致就行。我们每天都在大英博物馆待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午饭只有便宜面包和牛奶咖啡。
伦敦的美丽简直使我们着了迷。在美国寻觅不到各种文化和建筑的美，我可以在伦敦尽情欣赏了。
离开纽约前，我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见过米洛斯基了。有一天，我收到一位芝加哥朋友的来信，说米洛斯基志愿参加了对西班牙的战争，随军在佛罗里达宿营，在那里因伤寒病死去了。这封信对我是个极大的打击，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一天下午，我到库珀学院查阅了旧报纸的合订本，在用很小的铅字印刷的众多死亡者的名单中，我找到了他的名字。
那封来信中也告诉了我米洛斯基的妻子在伦敦的地址，于是有一天我就雇了一辆双轮座马车去找米洛斯基太太的家。她家离城很远，在哈默史密斯的某个地方。当时我多少还受美国清教徒的影响，认为伊万·米洛斯基在伦敦竟然留下了一个妻子，这事他从没有向我提起过，因此我去看她时谁也没告诉。我把地址告诉了马车夫，上车就走了。不知走了有几英里路，几乎到了伦敦郊区了。那里全是一排排的灰色小房子，样子都极为相似，前门灰暗沉闷，而每栋房子的标记图却都标新立异，引人注目，什么舍伍德别墅、格伦宅院，还有埃尔斯米·恩尼斯摩尔及其他一些不相符的名字，最后我找到了斯特拉府第。我按了门铃，开门的是一个满脸阴郁的女仆人。我说要见米洛斯基太太，她就把我领进了闷热的客厅。那天我穿了一件格里那维式的白色细布连衣裙，腰部系一条蓝色彩带，头戴一顶大草帽，卷曲的头发披在肩上。
我听到楼上响起了脚步声，有人用尖细清晰的声音说道：“好了，姑娘们，静一静，静一静。”原来斯特拉府第是一所女子学校。虽然米洛斯基已不在人世，但当时我的心情极为复杂，我既感到害怕又有些嫉妒，就在此时，走进来一个女人。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矮小的人，她身高不足四英尺，而且非常瘦弱，头发灰白稀疏，灰色的双眼很有神，脸型很小，双唇薄而苍白。她很热情地请我进去。我向她解释了我是什么人。
“我知道，知道，”她说，“你是伊莎多拉，伊万在写给我的好多信里都谈起过你。”
“很遗憾，”我嗫嚅着说，“他从来没跟我谈起你。”
“是的，”她说，“他不会的，我本来打算到那边去找他的，可是现在……他走了。”
她说这些话时的语气一下子使我哭了出来。然后，她也哭了。就这样，我们好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她带我到了楼上她的房子里，四壁挂满了伊万·米洛斯基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他年轻时的照片，显得英俊潇洒、刚健有力。有一张相片是他的戎装照，她已用黑纱围了起来。她告诉我他们的生活经历，他怎样去美国寻找机会，以及因为没有足够的钱他们没能一起去。
“我真应该和他在一起。”她说，“他总是给我写信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有钱的，这样你就可以过来了。”
可是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她仍然在女子学校当老师，头发都等白了，可伊万一直没有寄给她去美国的路费。
把这位耐心的小老太太在我看来她已经很老了的命运同我大胆的旅程相比，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既然是伊万的太太，她想去怎么不去呢？坐货仓去也行啊！我始终不明白，一个人想做一件事时为什么不马上去做呢因为如果我想做什么事的话，绝不会犹豫不决的。虽然这常常给我带来灾难和不幸，但至少我从自行其事中得到了满足。这个可怜而有耐心的小女人怎么能年复一年地等着一个男人——自己的丈夫——来请她去呢
我坐在房间里，四周都挂满了伊万的相片，她紧紧抓着我的手不停地给我说伊万，不知不觉天已黑了下来。
她让我答应以后再来看她，我说让她去看我们，可她说抽不出时间，她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一直到夜里都得教孩子们做练习和批改作业。
由于我已打发马车走了，所以只得乘坐公共马车回家。路上，想起伊万·米洛斯基和他瘦小可怜的太太的苦命，我忍不住哭了，但同时我也很奇怪地因自认为具有追求理想的坚强个性而自喜，对那些生活中的弱者和消极等待的人则感到鄙视。这也许就是易走极端的年轻人的残酷吧。
以前，我都是头枕着米洛斯基的照片和信件睡觉的，但从那天起，我就把它们放到箱子中的一个袋子里去了。
当我们在切尔西的排练房第一个月租期满后，天气已经非常热了，于是我们就在肯辛顿另外租了一间带家具的排练房。在那里我有一架钢琴，工作空间也大了些。可是到了七月底和八月，伦敦的社交季节结束了，我们手头却没有几个钱。整个八月份，我们是在肯辛顿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度过的。我们经常在大英博物馆闭馆后，步行回到我们在肯辛顿的排练房。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三章遭遇激情(3)
有一天晚上，让我十分惊讶的是，米洛斯基太太来了，邀请我去吃饭。她很兴奋。这次外出对她来讲可真是一件大事，她甚至点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她不停地让我告诉她伊万在芝加哥时是什么样子，说过什么话。我就告诉她伊万是多么喜欢在林中采集黄菊花；还说有一天我如何看见阳光照耀在他的红胡子上，照在他抱着的一把黄菊花上；我还告诉她，我总是把他与这种黄菊花联系在一起。听了这些事，她哭了，我也陪着落泪。我们又喝了一瓶勃艮第酒，让自己完全沉醉在回忆中。最后，她换乘了好几次马车，才回到斯特拉府第的家。
进入九月后，伊丽莎白决定回美国挣些钱。因为她一直与我们在纽约时的学生的母亲们通信，其中一位寄给她一张支票，足够她买回纽约的船票。
“如果我挣到钱，就可以给你们寄些来。”她说，“很快你就会有名有钱的，那时我会过来与你们团聚的。”
记得我们去了肯辛顿大街上的一家商店给她买了一件暖和的旅行外套，最后送她上了轮船。剩下的三个人就回到了排练房，从那以后好多天，我们都感到很失落。
温柔活泼的伊丽莎白走了，而寒冷阴郁的十月来临了。我们第一次见识了伦敦的雾天。天天喝廉价的羹汤可能让我们患了贫血症，连大英博物馆都失去了吸引力。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甚至都不敢外出，整天裹着毯子坐在排练房里，在用硬纸板临时制成的棋盘上下跳棋。
就像回首以往精神很高涨时的欢快心情，我感到非常吃惊一样，回首这段精神异常萎靡不振的日子，我也是非常惊讶。事实上，有时候我们早上都没有勇气起床，在床上一睡就是一天。
后来，收到了伊丽莎白的来信和汇款。她已到了纽约，临时住在第五大街的白金汉旅馆，开办了一个舞蹈学习班，日子过得还不错。这个消息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这时排练房租期满了，我们就在肯辛顿广场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小房子，这样我们去广场花园就方便多了。
在深秋的一个暖和的晚上，我和雷蒙德正在花园中跳舞，突然来了一位头戴大黑帽的美艳绝伦的女士，她问道：“你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不是哪里来的，”我答道，“是从天上下来的。”
“好吧，”她说，“不管是地上来的还是天上来的，你们都很可爱，想不想到我家里去玩玩”
我们跟她来到近处她十分可爱的家里，墙上挂着伯恩—琼斯、罗塞蒂和威廉·莫里斯等著名画家给她画的很多漂亮逼真的画像。
她就是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①。她坐下来给我们弹钢琴，唱古老的英国歌曲，接着又背诗歌给我们听，最后我给她跳舞。她美丽非凡，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眼睛又黑又大，皮肤像凝脂一样娇嫩细腻，还有一副女神般的美妙歌喉。
我们很快就喜欢上了她。这次见面，毫无疑问，她把我们从忧郁和沮丧的心境中解救了出来，也成了我生命中的转折点。坎贝尔夫人对我的舞蹈非常欣赏，她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乔治·温德姆夫人。她告诉我们，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第一次演出就是在温德姆夫人家里，背诵的是朱丽叶的台词。温德姆夫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那时我是第一次在炉火前喝英国式的下午茶。
炉火很旺，有黄油面包和三明治，还有诱人的酽茶。屋外是一片浓重的黄色雾气，屋内是一种优雅和闲适的气氛，这一切使伦敦变得更加可爱。如果说以前我已被伦敦吸引的话，那么此刻我是深深地爱上了它。温德姆夫人的房子里真是有一股魔力，那里既安全、舒适，又从容、优雅，充满了文化气息。在那里我如鱼得水，真有一种从容自在的感觉。还有那个漂亮的书房，也很让我着迷。
在温德姆夫人家，我第一次见识了气质优雅的英国仆人所具有的风度，他们的神态稳重高贵，行为端庄大方，为自己能服务于“高尚的家庭”而骄傲，不像美国仆人那样为自己的身份而自卑，一心想往上流社会爬。这些仆人世代为仆，他们的后代也乐于步他们的后尘。这样会让社会生活平静而安定。
有一天晚上，温德姆夫人安排我在她家的客厅里跳舞，伦敦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几乎都在场。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的男人。那时他大约有五十岁，是我见过的男人中最美的。他额头突出，双眼深邃有神，希腊式的鼻梁，双唇温柔优美，身材修长，后背微弓，中分的灰白头发自然地盖在耳朵上，面部表情让人感到格外温馨。他就是画家查尔斯·哈利，一位著名钢琴家的儿子。这真是怪事，此前我遇到的年轻人很多都向我表示爱意，却没有一个让我动心的，实际上我甚至没有注意过他们的存在，可我却突然对这个五十岁的男人产生了炽热的感情。
他曾是玛丽·安德森年轻时的知己。他邀我到他的工作室去喝茶，并给我看安德森扮演《科里兰纳斯》中的弗吉利亚时穿的戏装，他一直把它当成神圣的纪念品来珍藏。这次初访后，我们的友情越来越深，几乎没有一个下午我不往他那里跑的。他告诉了我许多关于伯恩—琼斯的事，他曾是哈利的密友；还有罗塞蒂、威廉·莫里斯以及整个前拉斐尔派的许多人和事。另外，还谈到长期侨居英国的美国画家惠斯勒和“桂冠诗人”丁尼生，所有这些人他都很熟。在他的工作室我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我对那些大师们的艺术成就的了解，大都来自于与这位招人喜爱的艺术家的友情。
第三章遭遇激情(4)
那时，查尔斯·哈利是新美术馆的馆长，在那里展出所有当代画家的作品。那是一个精致迷人的小美术馆，中央有大厅和喷泉。查尔斯·哈利建议我在那儿进行舞蹈表演，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们，这其中包括画家威廉·里奇蒙爵士、学者安德鲁·兰先生和作曲家赫伯特·帕里爵士。他们答应作一次演讲，威廉·里奇蒙爵士讲舞蹈与绘画的关系，安德鲁·兰讲舞蹈与音乐的关系。我在中央大厅中表演舞蹈，中间是喷泉，四周是珍稀的花木和一排排的棕榈树。这些节目都极为成功，报纸以极大热情加以报道，而查尔斯·哈利也为我的成功而异常高兴。伦敦的名流都纷纷邀我去喝茶或用饭，在这段时间内，幸运不断地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中。一天下午，在罗纳德夫人家的酒会上，有人当着很多人的面，把我介绍给威尔士王子，也就是后来的爱德华国王。他赞美我是著名画家盖恩斯伯罗笔下的美女，这一赞誉更增加了我在伦敦社交圈子中的名声。
我们的运气越来越好，于是就在沃里克广场租了一个大排练房。在那里，我有很长时间都沉浸于一套新舞蹈的编创中，其灵感主要来自于在国家美术馆欣赏意大利艺术品时的新发现，尽管我认为这段时期我也深受伯恩—琼斯和罗塞蒂的影响。
就在那时，一位年轻的诗人闯入了我的生活。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嗓音温柔甜美，有一双梦幻般的眼睛。他出身于斯图尔特家族的旁系，名叫道格拉斯·安斯利。每天黄昏，他都挟着几本诗集出现在我的排练房中，然后给我读斯温伯恩、济慈、勃朗宁、罗塞蒂和奥斯卡·王尔德的诗。他喜欢大声朗诵，我也特别爱听。可怜的母亲认为她绝对有必要在这种场合中陪伴着我。虽然她懂得这些诗，而且也很喜欢，但却不欣赏诗歌朗诵的牛津风格，因此往往过了一小时左右，特别是在读威廉·莫里斯的诗歌时，她就睡着了，这时刻，年轻的诗人就俯下身来轻轻地吻我的脸。我对这样的友情感到非常满足，除了安斯利和查尔斯·哈利外，我不想再交其他的朋友了。一般的年轻人都让我厌烦，虽然当时有许多人在伦敦的客厅里看了我的舞蹈后，常常兴致勃勃地来见我或者想带我外出，但我的态度非常高傲冷漠，因此他们也就知难而退了。
查尔斯·哈利住在卡多根大街一座古老的小房子里，家里还有一个年轻可爱的小妹妹。哈利小姐对我也很好，经常请我出去吃便饭，就我们三人在一起。我第一次见著名演员亨利·欧文和埃伦·泰瑞，就是同他们俩一起去的。我第一次看欧文的演出是《钟楼》，他伟大的表演艺术激起了我由衷的热情和敬佩，令我沉醉其中，以至于几个星期都睡不好觉。至于埃伦·泰瑞，她是我终生崇拜的偶像。即使从没看过欧文演出的人，也能理解他那令人激动的、优美和崇高的表演的。他智慧的力量和阐释戏剧的能力让人心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就连他的缺点也成了人们赞美的优点。他的身上，有但丁式的天才和高贵的品质。
在那年夏季的一天，查尔斯·哈利带我去拜访大画家瓦茨，我就在他的花园里给他跳舞。在他的房子里，我看到埃伦·泰瑞那美妙的面孔多次出现在他的画布上。我们一起在花园中散步，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她的艺术和生活的趣事。
埃伦·泰瑞当时已是成熟的女人，女人的天然美丽在她身上充分地展现出来，已不再是瓦茨想象中的修长苗条的少女。当时的她，丰乳肥臀，仪态雍容，体现了与当今人们的审美理念迥然不同的健壮的美！如果现在的观众见到当时的埃伦·泰瑞的话，肯定会不厌其烦地劝她如何如何节食减肥，令她无暇他顾。但我敢保证，如果她当时像现在的女演员一样，耗时费力地使自己变得更年轻更苗条的话，她那伟大的演技将会受到损害。她不苗条消瘦，但她无疑是成熟女性美的典范。
就这样，我结识了当时伦敦文学界和艺术界最优秀的许多名人。随着冬天的过去，沙龙举办的越来越少了。有一段时间，我参加了本森剧团，但也不过是扮演《仲夏夜之梦》中的第一仙女。剧院的经理们似乎总是无法理解我的艺术，或者说他们不明白我的想法能给他们的经营带来多大的收益。但自从赖恩哈特、吉梅尔和其他先锋派作品上演后，舞台上却突然出现了那么多模仿我的舞蹈流派的坏版本，这真是令人奇怪的事情！
一天，我被引见给泰瑞女士那时已是夫人了。在排练期间我上楼去了她的化妆间，她很热情。根据她的安排，我换上舞蹈服装，然后她带我去舞台上为比尔博姆·泰瑞跳舞（我给他跳了一曲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可他却心不在焉地向上盯着几只苍蝇，几乎都懒得瞧我一眼。后来在莫斯科的一次宴会上，当他举杯祝贺我成为世界上伟大的艺术家时，我向他提起了这件事。
“什么”他惊诧道，“我看到您的舞蹈、您的美丽和您的青春竟会不欣赏？唉，我是多么蠢啊”他又补充说：“现在太晚了，太晚了”
“永远不会太晚的，”我回答说。从那以后，他对我的评价很高——关于这件事，下面还要提及。
说实话，我那时真不明白，既然我已在伦敦激起了几乎我所遇到的每一位画家和诗人的热情赞赏，如安德鲁·兰、瓦茨、埃德温·阿诺德爵士、奥斯丁·杜布森和查尔斯·哈利等，为什么伦敦的剧院经理们却无动于衷？也许我的艺术所传递的信息都源自灵魂深处，是他们那种粗劣而又功利的舞台艺术观点所难以理解的。
我白天都在自己的排练房里练功，每到黄昏时，要么是诗人来给我读诗，要么就是画家带我出去或看我跳舞，他们两人从来都不碰面，因为相互之间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妒意。诗人说他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和那个老家伙在一起，而画家则说他实在搞不懂我这样一个聪明的女孩子怎么和一个毛孩子搅在一起。但我在与他们俩的友谊中都感到了快乐，实在弄不清究竟更喜欢哪一个。不过星期天是完全留给哈利的，我们俩在他的画室中一起用午饭，吃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鹅肝，喝点雪莉酒和他自己煮的咖啡。
有一天，他允许我穿上了玛丽·安德森那件著名的演出服，摆出各种姿势，为我画了好几张速写。
冬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四章在塞纳河畔(1)
他的口语式的讲话方式、亲切表达的独白，使他成为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最重要的演员。他与埃伦·泰瑞合作达二十四年之久，创造了许多著名的演出，成为英国戏剧史上的佳话。上图为他扮演的夏洛克剧照
虽然我们总是入不敷出，但是那段时间的生活很稳定。可这种日子让雷蒙德感到不舒服，他去了巴黎。到了春天，他接连从巴黎发来电报，催我们到那里去。就这样，我和妈妈收拾了一下行李，便坐上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轮船。
离开了大雾弥漫的伦敦，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我们到了法国的瑟堡。法国看起来像个花园，从瑟堡到巴黎，我们一路上老是把头伸出三等车厢的窗口，饱览窗外的美景。雷蒙德在火车站接我们，他留着齐耳长发，穿一件翻领上衣，领带飘垂。我们对他的装束的怪异表示不解，可他说这是他所居住的拉丁区的时尚。他把我们带到他的住处，我们看见一个女店员正从他那里跑下楼来。他为给我们接风准备了一瓶红葡萄酒，说值三十生丁。喝完酒，我们就开始出去找排练房。雷蒙德会说“chercher”（寻找）和“atelier”（排练房）这两个法文单词，于是我们就沿街边走边喊：“Chercher ate-lier。”可是我们并不清楚，法语中atelier这个词不仅指排练房，它还可以指任何一种工作场所。黄昏时，我们在一个院子里找到一间排练房，房租非常便宜，一个月才五十法郎，还有家具。我们喜出望外，立即预付了一个月的租金。当时我们不明白房租为什么那么便宜，可到了夜里就明白了。我们静下神来刚要休息，忽然感到一阵可怕的震动，整个排练房和里面的一切东西好像都跳到了半空中，然后重重地摔了下来。这样的震动出现了一次又一次。雷蒙德下楼去查看，结果发现我们正住在一个夜间印刷厂的上面，难怪房租那么便宜呢。这件事让我们感到很沮丧，可是当时对我们来说五十法郎可是一大笔钱，所以我说我们就把这种噪音权当海涛声吧，就算我们是住在海边吧。这里看门的给我们提供伙食，每人午饭二十五生丁，晚饭包括酒是一法郎。她常常给我们送来一盘沙拉，然后很有礼貌地笑着说：“先生、女士们，沙拉就由你们自己来调一调吧！”
雷蒙德断绝了与女店员的来往，一心陪伴我们。初到巴黎，对什么都感到新鲜。我们常常在早晨五点钟就起床，先到卢森堡花园里跳舞，然后走几英里到巴黎卢浮宫待上几个小时。雷蒙德有一本包括各种希腊花瓶图案的画册，我们在希腊花瓶陈列室里待的时间太长了，结果让管理员起了疑心。我只好连连比划着给他解释我们是来研究舞蹈的，他大概觉得我们是无害的疯子，于是就不再干涉我们了。记得我们常在打蜡地板上坐上几个小时，滑着看下面的几个架子上的展品，或者踮起脚尖叫喊：“看，这是酒神狄奥尼索斯！”或者说：“快来看，这是美狄亚①在杀她的孩子呢”
那段时间，我们天天去卢浮宫，直到关门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虽然没有钱，在巴黎也没有朋友，可我们好像应有尽有，卢浮宫就是我们的天堂。那时我常穿件白色外衣，戴一顶自由帽；雷蒙德则戴一顶大黑帽，衣领上翻，领带系得很随意。当时在那里见过我们的人后来对我说，两个年轻人完全陶醉于希腊花瓶的世界中，就像两个疯子。卢浮宫关门后，我们便踏着暮色往家走，还要在杜伊勒利宫花园里的雕像前逗留很长时间。回到家吃完芸豆和沙拉，喝过红葡萄酒后，我们真感到像神仙一样快乐。
雷蒙德的铅笔画画得特别好，几个月内他已经临摹完了卢浮宫内所有的希腊花瓶。但后来他出版的画册中有几张侧面人体画像，人们误以为那也是从希腊花瓶上画下来的，实际上是雷蒙德在我跳舞时为我画的裸体舞蹈像。
除了卢浮宫，我们还去了克吕尼博物馆、卡纳瓦莱博物馆、巴黎圣母院和巴黎其他所有的博物馆。我对巴黎歌剧院门前正面卡波尔创作的群像和凯旋门上吕德创作的浮雕也特别着迷。每一座历史建筑物都令我们驻足观赏良久，悠久灿烂的法兰西文化使我们两个年轻的美国人心驰神往，兴奋不已。春去夏来，规模宏大的一九○○年巴黎博览会开幕了。一天早晨，查尔斯·哈利突然来到我们在盖特街的排练房，我又惊又喜，而雷蒙德却很不高兴。哈利是特地来参加博览会的，从那一刻起他就几乎与我形影不离。像他这样聪明而又迷人的向导再难找出第二个了。我们整天都在各种建筑物中穿梭游逛，晚上就在埃菲尔铁塔上就餐。哈利温柔体贴，当我累的时候，他就用轮椅推着我走。但我却总感到很疲倦，因为博览会上的艺术品根本无法与卢浮宫的艺术品相提并论。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爱巴黎，也爱查尔斯·哈利。
一到星期天，我们就乘火车去乡下，在凡尔赛宫花园或圣日耳曼的森林散步。我在林中给他跳舞，而他则给我画速写。夏天就这样很快过去了。当然，可怜的妈妈和雷蒙德并不像我这样高兴。
一九○○年的博览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本伟大的悲剧舞蹈家贞八重子的表演。接连好几天晚上，我和查尔斯·哈利都为这位伟大的悲剧演员绝妙的表演所倾倒。
博览会留给我的另一个终生难忘且更为深刻的印象，是“罗丹馆”。在那里，罗丹这位伟大的雕塑家的全部作品首次公开展出。我第一次进这个展馆时，我对这位艺术大师还没有什么了解，只是感觉到自己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里。每次参观时，当听到那些无知的观众说“他的头在哪儿”或“他的胳膊怎么没了”时，我都非常气愤，常常回头厉声斥责他们：“你们懂什么！这不是人体，是艺术，是一种象征，是对人生的理解。”
秋天到了，博览会也临近尾声。查尔斯·哈利就要回伦敦了，回去之前，他把我引荐给了他的外甥夏尔·努夫拉尔。“我把伊莎多拉托付给你来照顾！”他叮嘱道。努夫拉尔大约有二十五岁，看起来有些玩世不恭，但他对照顾一位清纯美丽的美国女孩还是很乐意的。他马上对我进行法国艺术教育，给我讲了许多哥特建筑的知识，而且使我懂得了如何欣赏路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时代的艺术。
那时，我们已经离开了盖特街的排练房，用仅有的积蓄在维利埃大街租了个大排练房。雷蒙德颇具匠心地进行了装饰，他把锡纸卷成筒套在煤气灯的煤气输出口上，让煤气穿过锡纸筒吐露出火焰，就像古罗马的喷灯一样。这样一来，我们的煤气费一个劲地增加在这里，母亲又开始演奏她的音乐，就像我们童年时代一样。她能够一连几个小时地弹奏肖邦、舒曼和贝多芬的乐曲。我们的排练房没有卧室，也没有浴室。雷蒙德在四壁上画满了希腊圆柱，我们还有几个雕花的柜子，里面放着床垫，到了夜里就取出床垫铺在柜子上面睡觉。雷蒙德感到什么鞋都不舒服，于是就发明了他那著名的休闲鞋。雷蒙德很有发明创造的才华，每天夜里都花大半夜时间来从事他的发明，没完没了地敲敲打打，我和可怜的母亲只能躺在柜子上尽最大的努力入睡。
努夫拉尔是我们这儿的常客。有一天，他把他的两个好朋友带到我们的排练房来了，一位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叫雅克·博吉耶；另一位是个青年作家，叫安德烈·博尼埃。努夫拉尔很自豪地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把我看成是美国人中的佼佼者。当然，我给他们表演了舞蹈。那时我正在研究肖邦的序曲、华尔兹和玛祖卡舞曲。母亲给我伴奏了好几个小时。那天她弹得棒极了，犹如男子般刚健有力而又激情洋溢，对作品的驾驭恰到好处。就在那时，雅克·博吉耶想出了一个办法，请他母亲德·圣马索夫人——一位知名雕塑家的妻子，邀请我在某个晚会上给她的朋友们跳舞助兴。
德·圣马索夫人的沙龙是巴黎最具艺术性也最时髦的沙龙之一。她在她丈夫的工作室里为我组织了一次排练，一个很英俊的男子为我弹奏钢琴。一看他的手指就知道他是一个行家，我马上就被他吸引住了。见到我，他就高声惊叹道：“多么美丽、多么迷人的孩子啊！真叫人喜欢”然后，他按照法国人的习惯，把我搂在怀里亲了亲我的双颊。他就是著名作曲家梅萨热。
在首演的晚会上，观众对我的表演表现出极高的热情，简直让我受宠若惊。往往是一只舞还没跳完，他们就大喊起来：“好太好了！太精彩了太妙了！”第一曲刚跳完，就有一个双目炯炯、身材高大的男子站起来抱住了我。
“你叫什么名字，小姑娘”
“伊莎多拉，”我回答。
“你小名叫什么”
“小时候他们叫我多丽塔。”
“噢，多丽塔，”他喊着，同时吻我的眼、我的脸和我的双唇，“你太可爱啦！”后来，德·圣马索夫人拉住我的手说：“刚才那位就是著名的萨杜先生。”
事实上，当时在座的几乎都是巴黎的顶尖人物。当我离开时，可以说是满载鲜花和赞美。我的三位骑士努夫拉尔、博吉耶和安德烈一起把我护送回家，脸上写满了自豪和得意，因为他们推荐的美国小女孩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
第四章在塞纳河畔(2)
在这三个年轻人中，后来和我关系最密切的不是玩世不恭的努夫拉尔，也不是潇洒倜傥的博吉耶，而是身材矮胖、面色苍白的安德烈·博尼埃。虽然他面色苍白，小圆脸上还戴着一副眼镜，可他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可能别人不相信，其实我一直是一个理智型的人，我的许多爱情事件都是在理智的驱使下发生的，这与激情之中产生的爱情同样强烈和有趣。博尼埃那时正在写他的头两本书《彼特拉克》和《西蒙德》。他每天都来看我，也正是在与他的交往中，我了解了法国文学中所有最优秀的作品。
那时，我已经能够用法语很轻松地阅读和会话了。博尼埃经常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我的排练房里给我朗读，他的嗓音富有韵味，声调抑扬顿挫。他给我读过莫里哀、福楼拜、狄奥菲·戈蒂耶和莫泊桑的作品。通过他的朗读，我第一次听到了象征派剧作家梅特林克的《普莱雅斯和梅丽桑德》，以及许许多多的当代法国文学名著。
每天下午，我的排练房都会响起笃笃的敲门声，那一定是博尼埃来了。他腋下总夹着一本新书或杂志。妈妈不理解我怎么对这个人那么热情，他可不符合妈妈理想中的恋人标准。我前面已经说过，他又矮又胖，眼睛很小，只有真正的智者才能从那双闪烁的小眼睛里看出聪明和智慧。通常是在他给我朗读两三个小时后，我们就出去坐在塞纳河边公共马车的上层，到城岛去欣赏月光下的巴黎圣母院。他了解巴黎圣母院正面的每一个雕像，并能讲出每一块石头的来历。然后我们就步行回家，我能够不时地感到安德烈胆怯地用手指碰我的胳膊。每逢星期天，我们就乘火车到马尔利，他在书中曾描写过我们林中漫步的场景——我怎样沿着小路在他面前跳舞，怎样像个林中仙女或精灵一样，咯咯咯地笑着向他招手。
他向我描述了他想要创作的所有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这些作品当然不会是“畅销书”，可是我深信安德烈·博尼埃的名字将会作为本世纪最优秀的作家而名垂青史。安德烈·博尼埃曾有两次情绪非常激动。一次是因为奥斯卡·王尔德的去世。当时他来我这里，浑身颤抖，脸色更加苍白，情绪非常低落。我听说过王尔德，但对他知之甚少，对他的作品也没有太深的印象。我曾读过他的一些诗，感到很喜欢，安德烈就告诉了我一些王尔德的事。我问他王尔德坐牢的原因，但安德烈红着脸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只是颤抖着抓住我的双手。我们俩在一起呆到很晚，他不停地对我说：“你是我惟一的知己。”这让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感觉，好像可怕的灾难即将降临。另一次是一天上午，他脸色惨白地来找我，但又一言不发，脸上毫无表情，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前方。他不告诉我为什么如此激动，临走时郑重其事地吻了一下我的额头。我突然预感到他要死了，这让我感到痛苦而焦躁不安。可是三天后他神采飞扬地回来了，并坦诚地告诉我他决斗去了，手受伤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决斗，实际上我对他的生活毫无所知。他一般是下午五六点钟来我这儿，然后根据天气情况或我们的情绪决定是他给我读书或是带我出去散步。有一次我们坐在墨登树林中的一块空地上，有四条路在那儿交汇。他把右边的路叫“成功”，左边的路叫“和平”，向前的直路叫“不朽”。我问他：“我们坐着的这条路叫什么名字呢”“爱情。”他小声说。“那我情愿永远留在这里。”我高兴地大叫。可他却说：“我们不能留在这里。”然后，他站起身，沿着“不朽”飞快地走了。
我感到非常失望和迷惑，于是就急忙跟在后面追问道：“可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要离我而去呢”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陪我走到排练房门口后，就突然转身走了。
我们这种不正常的热烈友情持续了一年多以后，出于一种真情，我希望它能朝另一种方向进一步发展。于是有一天晚上，我设法支开了母亲和雷蒙德，让他们去看歌剧，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下午我还偷偷地买了一瓶香槟酒。晚上，我摆开小桌，上面放着鲜花、香槟和两个酒杯；然后，我穿上了一件透明的舞衣，头上带着玫瑰花环，就像古代名妓泰绮思一样，专心等安德烈到来。他来了，但非常惊异，显得手足无措——香槟酒连碰都不碰。我给他跳舞，可他显然心不在焉，到最后他突然要走，说晚上还有很多东西要写。就这样，面对着玫瑰花环和香槟，我独自垂泪，哭得伤心极了。
如果你们想到我那时正是含苞欲放的妙龄少女的话，就会对这件事情感到难以理解。实际上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只能绝望地认为：“他不爱我。”由于我的虚荣心和自尊心受到伤害，我不禁又气又恼，就开始疯狂地与这三个好朋友中的另一个——雅克·博吉耶调情。他身材高大，金发飘逸，相貌堂堂，而且在拥抱接吻方面很主动，与安德烈的畏畏缩缩大相径庭。但这次尝试也未得善终。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了一顿真正的香槟晚餐后，他把我带到一家旅馆里，用化名以夫妻的名义开了一间客房。我浑身颤抖，但内心感到很幸福：我终于可以品尝爱情的滋味了！他把我抱在怀里，如狂风暴雨般地爱抚我。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每一根神经都感到非常兴奋，整个人沉浸在极度的欢乐中。就在此时，他突然惊跳起来，跪在床边，用难以言状的表情对我喊道：“啊！你为什么不早提醒我我差点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不！不！你应当保持纯洁。穿上衣服，赶快穿上衣服吧”
他对我的哀叹充耳不闻，给我披上了衣服，然后急忙把我带上了马车。在回去的路上，他一直痛苦地咒骂自己，直到把我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扪心自问：罪行他到底差点犯下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呢？我头晕目眩，四肢酸软，心神不安，又一次被孤独地扔在排练室门口。从那以后，我这位金发碧眼的年轻朋友再也没有来过，不久，他去了法国的殖民地。好几年之后我又遇到他时，他还问我：“您总该原谅我了吧”我反问道：“但是让我原谅你什么呢……”
这就是我青年时代在爱情这片奇妙的土地上所经历的最初几次探险。可多少年来，我一直渴望进入这片乐土，但却总被拒之门外。这也许是因为我总是让我的追求者感到严肃甚至敬畏。不过最后这次打击对我的性格气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促使我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到我的舞蹈艺术中，让我在其中体味到爱情所拒绝给予的欢乐。
我夜以继日地在排练室中潜心创造一种新的舞蹈，它可以通过肢体动作把人类的神圣精神表现出来。我常常一动不动地伫立几个小时，双手交叉放在胸前。母亲见我一动不动地呆立那么长的时间，往往感到非常紧张。但我仍然不停地思索，并最终找到了一切舞蹈动作的弹力中枢、本能动力的喷发点、一切动作发生变化的核心以及舞蹈动作的幻觉反应——从这些发现中逐渐形成了我的舞蹈体系的理论基础。芭蕾舞学校一般都教育学生说舞蹈的弹力中枢在中心脊椎下端，人的胳膊、腿和躯干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自由运动，像一个连接起来的木偶在动。但是这种方法产生的动作机械做作，体现不出人的灵魂。而我要寻找的则是表现人类精神的源头，由此注入到人体的每一部分，使人体闪现出生命的光辉，这种向外散发的光辉就是人类精神的幻象。经过几个月的探索，我学会了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在这个源头，我感到以后再听音乐时，音乐的光芒和振动便源源不断地流入我心中这个独一无二的源头，在那里形成精神的幻象，不是大脑的反映，而是心灵的反映。从这个幻象出发，我的舞蹈就能把音乐的光芒和振动表现出来。我一直竭力向艺术家们解释我的艺术中的这一最重要的基础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的《我的艺术生活》中曾提到过我向他讲述的上述见解。
第四章在塞纳河畔(3)
这个理论似乎很难用语言解释清楚，但站在舞蹈学习班的孩子们面前时，哪怕是面对最年幼无知的学员，我也会说：“用你们的心灵去听音乐。现在，你一边听，是不是同时能感觉到有一个自我正在你内心深处觉醒——正是靠这个自我的力量，你才抬起你的头，举起你的臂，慢慢地走向光明。”她们都能领会。这种觉醒，是学习我理想中的那种舞蹈的第一步。
即使是最小的孩子也能懂得我的理论。从那时起，即使在走路时，她们的一举一动也都具有一种精神内涵和优雅神韵，这并不是外在形体动作所能达到的，也不是靠理智所能创造的。这就是我的舞蹈学校中很小的孩子都能在特罗卡第罗剧院或者大都会歌剧院的大庭广众面前显示出磁石般的吸引力的原因，而这种吸引力一般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拥有。可惜当孩子们长大以后，在物质文明的反作用下，这种能力离开了他们，她们也就随之失去了灵性。我青少年时代独特的生活环境和经历已使这种能力在我身上发展到极致，使我在任何时候都能排除外界的一切影响而靠这种能力独自生活下去。所以在经历了一次次追求世俗之爱的打击之后，我的情感取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又回到了这种能力上面来。
此后，当安德烈心怀胆怯和内疚地来我这儿时，我便滔滔不绝地用几个小时给他讲关于我的舞蹈艺术和人体动作的新学说。实事求是地说，当我向他解释我所发现的每一个动作时，他从未表现出厌倦和心不在焉，而是以最诚挚的耐心认真倾听，并深表赞同。我那时也梦想能发现一种原始动作，可以由此产生出一系列的舞蹈动作，而这些舞蹈动作只是原始动作下意识的反应，而不是靠我的能力去创造。在这方面，我已经有了一定的收获，有几个主题舞蹈都是由一个原始动作生发出一系列不同的动作。例如“恐惧”这个原始动作，它先是自然引发出“烦恼”的情绪，由此自然产生出一系列“悲伤”的舞姿，或者说是哀怜的动作。一套优秀的舞蹈动作的展现应该像鲜花绽放，舞者所要表达的就是四溢的馨香。
这些舞蹈没有现成的伴奏音乐，但它们又好像是从某些不可知的音乐中自然演化出来的。在这些研究中，我最初曾试图表达肖邦的序曲，也曾研究过德国作曲家格鲁克的音乐，母亲不厌其烦地为我一遍又一遍地弹奏《奥尔甫斯》的整个音乐，直到曙光爬上窗口。
那扇窗子很高，覆盖了整个天花板，而且也没有窗帘——因此母亲一抬头，总能看到天空、星星和月亮。有时候，大雨如注，水流如幕，细流会洒落在地板上，因为排练房顶层的窗子一般很少防雨。冬天，排练房寒风刺骨，冷得要命；而到了夏天，我们则像住在烤炉里一样。因为只有这么一间房子，所以我们挪动地方总不是那么方便。可是年轻人毕竟适应能力强，我们对此并不怎么在乎，而母亲又是那么忘我，只要对我们的工作能有所帮助，她宁愿牺牲自己。当时巴黎社交界的头面人物是格雷菲尔伯爵夫人，有一次，我接到邀请去她家的客厅跳舞。那里云集了上层社会的人，包括巴黎社交界的所有名流。伯爵夫人赞叹我复兴了希腊艺术，可我觉得她深受皮埃尔·路易的《阿芙洛狄特》和《比利地之歌》的影响，而我表达的则是在大英博物馆暗淡的灯光下见到的陶立克式圆柱和巴台农神殿的山形墙。
伯爵夫人在她的客厅里建造了一个以格子墙为背景的小舞台，在每个小格子里面都放有一朵玫瑰花。这种玫瑰装饰的背景与我朴素的舞衣和我舞蹈的宗教含义颇不相符。虽然当时我已经读过了皮埃尔·路易的书及《比利地之歌》，还有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和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诗歌，但我并没有完全领会其中的肉欲描写。这也说明限制年轻人的文学读物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没有亲身体验，你是不会读懂书中那些文字的含义的。
我当时依然是美国清教徒信念的产物——也许是因为我外祖父母的那种开拓者血统的缘故。一八四九年，他们乘坐篷盖马车穿越中部平原，抄近路越过落基山脉的原始森林，又经过炎热的平原，与满怀敌意的印第安部落周旋或激战；也许是因为我父亲的苏格兰血统或别的什么缘故——总之，美国这片土地把我塑造成一个清教徒，一个神秘主义者，一个崇尚英雄行为超过追求物欲的奋斗者，就如同它塑造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相信大多数的美国艺术家与我都同出一辙。例如惠特曼，尽管他的作品曾一度被列为不受欢迎的文学作品而受到查禁，尽管他曾不断宣扬肉体之乐，但在心底里他仍然是个清教徒。我们绝大多数的作家、雕刻家和画家也是这样。
美国艺术之所以与法国艺术追求感官享乐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对比，是不是因为它广袤开阔的土地、风吹日晒的原野，或者是亚伯拉罕·林肯的影子主宰着一切？有人或许会说，美国艺术的倾向就是把感官享乐减少到几乎等于零。但真正的美国人并不像人们传统观念中认为的那样，是缺乏情趣的拜金狂或守财奴，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我丝毫没有说美国人缺乏七情六欲的意思。相反，一般来说，盎格鲁—撒克逊人或带有凯尔特血统的美国人，在关键时刻会比意大利人更富有激情，比法国人更注重情感，比俄国人更偏激。但是早期的磨练却使他们的性情被禁锢在了铜墙铁壁之中，凝固了，只有当生活中非同寻常的事件打破了这种禁锢，他们的这些性情才得以展现。那时，人们会说盎格鲁—撒克逊人或凯尔特人是所有民族中最火热的情人。我曾认识这样一些人：他们上床睡觉时要穿两套睡衣——里面的一套是丝绸的，因为它贴身的感觉柔软舒适；外面的一套是羊毛的，因为它保暖——手里拿着《泰晤士报》和《尖刀》杂志，嘴里叼着一只欧石南木根烟斗；可就这样的人，会突然间变成一个连希腊神话中的萨蒂尔都望尘莫及的色情狂，其激情如火山爆发，连意大利人见了也会自叹不如
那天晚上，在格雷菲尔伯爵夫人的沙龙里，处处是服饰华丽、珠光宝气的女士，千百束红玫瑰的花香缭绕空中。我跳舞时，坐在前排的几个年轻的崇拜者紧紧地盯着我，他们的鼻尖儿紧挨着舞台，几乎可以碰到我的舞鞋了。当时我感到非常不自在，并感觉跳得非常糟。可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伯爵夫人一张彬彬有礼的便条，说感谢我的演出，并让我去门房那里取酬金。我不喜欢到人家的门房那里去，因为我对钱太敏感了。但最后我还是去了，因为毕竟这笔钱够付我们排练房的房租了。
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有一天晚上我在著名的玛德莱娜·勒玛尔夫人的工作室伴着奥尔菲的音乐跳舞时，在观众中第一次看到了法国的萨福即诺瓦伊伯爵夫人那灵感洋溢的面庞。让·洛兰也到场了，后来他在《日报》上记述了对这次舞蹈的印象。
除了前面提到的卢浮宫和国家图书馆外，此时我又发现了第三个快乐的源泉，那就是可爱的歌剧院图书馆。图书馆管理员以极大的热情支持我的研究，所有关于舞蹈方面、希腊音乐和戏剧艺术方面的书籍，他都搬出来让我随便翻看。我专心致志地阅读从久远的古埃及到当代的一切关于舞蹈艺术的书籍，并且把读书心得和摘要记在专门的笔记本里。可当我完成这个巨大的实验之后我才发现，我真正能够求教的舞蹈大师只有三人，即让—雅克·卢梭著有《爱弥儿》、沃尔特·惠特曼和尼采。
一个阴沉沉的下午，有人敲响了我排练房的门。一个女子站在门口。她气质不凡，令人敬畏。我感到，她的到来带着瓦格纳音乐的气氛，深沉而有力，好像有什么重大事件将要发生。确实如此，这种深沉有力的气氛从那时起贯穿了我的一生，其震荡的旋律带来了悲壮的、暴风雨般的起伏跌宕。
“我是波利尼亚克亲王夫人，”她说，“是格雷菲尔伯爵夫人的朋友。我看了你的舞蹈，我很感兴趣，我的丈夫更感兴趣，他是一位作曲家。”
她的脸端庄秀美，美中不足的是下巴稍大，过于前突，面容很像罗马皇帝，显得有些倨傲武断。不过若没有孤高冷漠的矜持神态的话，她的面容和眼神还是让人感觉很娇艳温柔的。她说话有鼻音，生硬而不带任何感情，话音一出口让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原以为她的声音会圆润而深沉的。后来我才觉察出，虽然她贵为亲王夫人，但她那冷若冰霜的面孔和生硬的口气却是为了掩饰内心极度的敏感和羞涩的。我向她谈了我的艺术和希望，亲王夫人马上提出在她的工作室里给我安排一场演出。她会画画，并且是个不错的音乐家，既会弹钢琴又会弹管风琴。亲王夫人似乎从我们简陋的排练房和消瘦的面容中看出了我们的贫穷，她动身走时，突然很羞涩地把一个信封放在了桌子上——里面装着两千法郎。
我相信波利尼亚克亲王夫人经常这样做，尽管有人说她非常冷漠寡情。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她家，并见了波利尼亚克亲王，一位很有才华的优秀音乐家。他是一位高雅清瘦的绅士，总是戴着一顶黑色的小丝绒圆帽，与他那张清秀的脸庞正好相配。我穿上舞衣在他的工作室给他跳舞，他看得如醉如痴，并说我正是他长期梦寐以求的幻象。我的运动和音乐关系的理论使他大感兴趣，我对把舞蹈作为一门艺术而复兴的种种理想和愿望也同样打动了他。他兴致勃勃地为我弹奏一架美丽的拨弦古钢琴，他那修长的手指弹上去，仿佛恋人间轻柔舒缓的抚摸。最后他突然说：“伊莎多拉，多么可爱的孩子，多可爱呀！”而我则羞怯地回答说：“真的，我也非常喜欢您。我希望能永远为您跳舞，伴着您富于灵感的乐曲，创作出更多充满宗教虔诚的舞蹈”
随后，我们真的打算合作，那将会成为我极其珍贵的经历。但天有不测风云，时隔不久，由于他的英年早逝，我的希望也随之化为了泡影。
在波利尼亚克亲王夫人工作室里举办的演出极为成功。而且，由于她很慷慨地向公众开放了她的工作室，来的观众不仅仅限于她的朋友，这就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我的艺术开始感兴趣。从那以后，我们也在自己的排练房里安排了一系列的收费演出，每次大约有二三十个观众，波利尼亚克亲王和夫人每一次都来，记得有一次亲王摘下他的小丝绒帽在空中挥舞着，兴高采烈地喊道：“伊莎多拉万岁”
欧仁·卡里埃尔也常带着他的全家人来观看，有一次还作了关于舞蹈的简短演讲，这给了我很大的荣耀。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讲的：
伊莎多拉为了要表现人类的情感，在希腊艺术中发现了最精彩的表达方式。她很欣赏那些美丽的浮雕，而且从中得到了灵感。然而她更富有创新的天赋和本能，带着这些灵感，她又重归自然，从中创造出她的一切优美的舞姿。在模仿和复兴希腊舞蹈的同时，她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她想到的是古希腊人，但展现给我们的是她自己的艺术。她的愿望便是忘却时空，不懈地追求幸福。她把希腊艺术完整地呈现给我们，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在她为我们复活希腊艺术的同时，我们变得与她一样年轻了，我们心目中又升起新的希望。当她的舞蹈表达命运的不可抗拒时，我们也只好同她一样屈从。伊莎多拉·邓肯的舞蹈不再是一种余兴节目，它是个性的张扬，是生命力的体现。作为艺术作品，它的内涵无比丰富，激励着我们为自己的艺术使命而努力去创造。
第四章激情澎湃的罗丹(1)
虽然我的舞蹈已经得到了许多名人的赏识，但是我们的经济状况仍然很不稳定，常常为无钱支付房租而犯愁，或者因没有钱买煤生炉子而受冻。但即使在这种穷困的环境中，为了能用舞蹈动作表现自我，我也能独自在凄冷的排练房里一连站立几个小时，期待着灵感能在刹那间来临。最后，我的情绪终于亢奋起来，于是我便在灵魂的指引下流畅地舞动起来。
一天，我正这样站着时，有一位衣着考究的先生来拜访我们。他穿一件很贵重的毛领大衣，手上戴着钻戒。他说：
“我从柏林来。我们听说您在表演赤脚舞蹈。你们可想而知，把我的艺术称作这样的名字，我该有多么吃惊呀！我是代表一家最大的游艺场来的，想和您立即签订演出合同。”
他搓着双手，脸上堆满笑容，好像给我带来了天大的幸运。可我像只受伤的蜗牛一样急忙缩在壳里，淡淡地说：“噢，谢谢你。但是我绝不会同意把我的艺术带进游艺场去的。”
“可您也许不知道，”他大声说道，“有很多最伟大的艺术家都去我们的游艺场演出过。再说能挣很多钱。我现在可以答应您每晚五百马克的演出报酬，以后还可以增加。我们还要为您做宣传，称您为‘世界最伟大的赤脚舞蹈家’。一个赤脚舞蹈家，了不起，太了不起了。你肯定会同意吧”
“绝不，绝不。”我反复强调，并感到非常气愤，“给任何条件我都不会同意的。”
“但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绝不可能，我可不想听到不同意的答复。我已经把合同准备好了。”
“不，”我说，“我的艺术不会在游艺场演出的。将来我肯定会去柏林的，并且希望能在你们的爱乐乐团的伴奏下跳舞，但是一定要在真正的音乐殿堂，而不是在表演马戏和杂耍的游艺场。上帝呀，真是太可怕了！不，什么条件我都不会答应的。晚安，再见！”
看到我们简陋的住处和破旧的衣服，这位德国经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第二天又来了。过了一天，他又来了一次，提出每晚付给我一千马克的报酬，先签一个月的合同。但是我仍不为所动。他很是生气，骂我是一个“傻丫头”。到后来我也急了，冲他喊道：我到欧洲来跳舞，是想用舞蹈传播宗教信仰，复兴伟大的艺术，是想通过舞蹈动作让人们认识到人体和灵魂的纯美和圣洁，可不是为了让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资产者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
“请你快点出去！出去！”
“每晚一千马克你还要拒绝吗”他气呼呼地说。
“当然。”我厉声答道，“即便是一万马克、十万马克，我也不会答应。我追求的东西你永远都不会懂。”他走时我又加了一句：“将来有一天我会去柏林的。我要去为歌德和瓦格纳的同胞们跳舞，但要在与他们两人相配的剧院里跳，可能一晚上还不止一千马克哩”
我的预言后来果然应验了。三年后，在柏林爱乐乐团的伴奏下，我在科隆歌剧院进行了演出，当时歌剧院的票房收入高达两万五千多马克。那时，就是这位经理先生手捧鲜花到我包厢里来表示祝贺，很诚恳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用德语对我说：“小姐，你过去的话是对的。请让我吻一下你的手吧！”
可是当时我们的经济情况很糟糕，王公贵族的欣赏和我与日俱增的名声并不能御寒充饥。当时有位瘦小的女士经常光顾我们的排练房，虽然她长得很像一位埃及公主，实际上她来自美国落基山脉以西的某个地方。她的歌声非常迷人。我发现清晨时我们的门下常塞进带有紫罗兰芳香的便条，然后雷蒙德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因为雷蒙德没有早餐前外出散步的习惯，所以我把这两件事一联系就得出了结论。终于有一天雷蒙德宣布，他已经受某一乐团之聘去美国进行巡回演出。
这样一来，在巴黎就剩下我和母亲了。当时母亲正在生病，所以我们只好搬到玛格丽特街上的一个小旅馆去住。在那里，母亲可以睡在床上，免遭排练房地板上冷风的侵袭，饮食也规律些，因为我们住的是负责食宿的公寓。
在这家公寓里，我发现有一对夫妇，格外引人注目。女的大概有三十来岁，相貌出众，有一双出奇的大眼睛，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眼神温柔、深沉、妩媚，充满了诱惑力和吸引力，洋溢着火一样的热情，同时还流露出纽芬兰犬那样的温驯谦恭。当时我想，无论什么人，只要看一下她的眼睛，肯定就会有掉进火山口里的感觉。男的身材修长，双眉清秀，脸上常带着年轻人少有的疲惫。一般还有另外一个人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总是很专心地谈着话，气氛热烈，激情洋溢。这三个人好像与平常人不一样，从来都精神十足，一直让自己内心的火焰燃烧着。男的燃烧的是纯洁美丽的智慧的火焰，女的燃烧的则是激情的火焰，是甘心让大火吞噬或毁灭的成熟女性的激情的火焰。只有第三个人显得沉稳凝重一些，但也更显露出一种尽享人生欢乐的情趣。
有一天早晨，那个年轻的女士来到我的桌前，说：“这是我的恋人亨利·巴塔伊先生，这是让·洛兰先生，他曾为您的舞蹈写过文章，我叫贝尔特·巴蒂。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想哪天晚上去您的排练房请您为我们跳舞。”
当时，我非常激动，也非常高兴。我在这之前从没听过、以后也再没听过像贝尔特·巴蒂那样充满魅力、那样热情洋溢、那样充满生机和爱意的声音。我多么仰慕她的美呀！那时女子的服装是不符合审美观点的，但她总是穿着让人惊异的紧身的衣服，而且颜色不断变化，上面还装饰着闪闪发光的金属片。有一次，我见她穿这样的衣服，头戴紫色的花冠，正动身去参加一个聚会，她要在聚会上朗读巴塔伊的诗。那时我想，哪个诗人能拥有比她更美的缪斯女神呢？
那一次认识之后，他们就经常来我的排练房，有一次巴塔伊还在那里给我们朗读他的诗。就这样，我这个渺小的、未受过教育的美国女孩用某种神秘的方式找到了一把钥匙，为我打开了巴黎知识界和艺术界名人的头脑和心胸。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巴黎所处的地位，恰似古希腊全盛时期的雅典。
我和雷蒙德习惯于在巴黎长时间地散步。在散步时，我们经常走到一些很有趣的地方。比如，有一天在蒙索公园区，我们发现了一位性情古怪的法国富翁留下来的中国博物馆。又比如，有一次我们去吉梅博物馆，看了里面收藏的各式各样的东方珍宝；还有卡纳瓦莱博物馆，里面陈列着拿破仑的遗容面具，这让我们激动万分。在克吕尼博物馆，雷蒙德在一只波斯古盘子前面待了几个小时；在那里，他还疯狂地迷上了一块十五世纪的挂毯，上面织着一个女子和一只独角兽。
有一天，我们信步来到特罗卡第罗剧院，我们的目光立刻被一张海报吸引住了。海报上写着，当天下午将上演由莫奈—苏利主演的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名剧《俄狄浦斯王》。当时莫奈—苏利这个名字我们还比较陌生，但是我们很想看看这出戏。我们看了看海报下边标出的票价，然后把衣兜搜了个底朝天。我们兜里只有三法郎，而最便宜的楼上观众席后面的站票也要每位七十五生丁。这意味着如果看戏，我们就会吃不上饭；可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了楼上的站票。
特罗卡第罗剧场的舞台没有幕布，舞台背景是现代人根据对希腊艺术的想象而布置的，看起来非常粗糙简陋。合唱队上场了，他们的穿着很不像样，是对某些书上所描绘的希腊服装的拙劣模仿。音乐也很差劲儿，枯燥无味的曲调不断地从乐队那里向我们侵袭过来。我和雷蒙德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感到为了这种演出而牺牲一顿饭真不值得。这时，从左边表示宫殿的门廊里上来一位演员，面对着舞台上的三流合唱队和二流法国喜剧场面，他举起了一只手唱道：
孩子们，年迈的卡德摩斯的年轻后代们，
为什么用哭声包围这座宫殿
为什么手执枝条哀告，泪水洗面
一听到这种声音，啊，叫我怎样形容当时自己的激动心情呢？我真不知道历史上所有的那些最著名的时代——在古希腊的全盛时代，在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戏剧舞台上，在索福克勒斯成就辉煌的时期，在整个古罗马帝国，或者在别的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是否曾有过这么美妙的歌声？从那一刻起，莫奈—苏利的身影、莫奈—苏利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伟大，它包容所有的语言、所有的艺术、所有的舞蹈，变得无比的崇高和广博，以至于庞大的特罗卡第罗剧场也容纳不下这位艺术巨人了。我和雷蒙德在观众席后面屏息静气，一动不动，我们激动得脸色苍白，热泪夺眶而出，几乎要晕倒了。当第一幕结束后，我们欣喜不已，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幕间休息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感到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艺术顶峰，是我们漂泊海外的根本目的。
第四章激情澎湃的罗丹(2)
第二幕开始了，伟大的悲剧在我们面前逐渐展开。因得胜而满怀自信的年轻国王开始起了疑心，感到焦躁不安，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弄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的原因。接下来，壮丽的一幕开始了——莫奈—苏利跳起了舞蹈。啊，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形象——跳舞的伟大英雄。
又到幕间休息了，我看了雷蒙德一眼，他依然脸色苍白，眼中燃烧着火焰，身体在颤抖。第三幕开始了。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只有亲眼目睹过伟大的莫奈—苏利表演的人，才能体会到我们当时的感受。最后时刻，场面惊心动魄——宗教罪恶和自尊心被极度挫伤，俄狄浦斯王处于狂迷和恐怖之中，内心极为痛苦，终致神智错乱，因为他和国人一直在努力寻找的万恶之源，竟是他自己！他把自己的双眼挖了出来，知道自己再也看不见任何东西了，便把孩子们叫到跟前，与他们作最后的诀别，然后寂然离去……这时，特罗卡第罗剧场里的六千多位观众都已是痛哭失声了。
我和雷蒙德慢慢地走下楼去，恋恋不舍，直到剧场看门人不得不把我们推到门外。就在那一刻，我才认识到什么是伟大的艺术表现，明白了以后自己的艺术道路该怎么走。我们沉醉在灵感带来的欢乐中，晕头转向地走回了家，以后一连几个星期，我们都处于这种状态。我做梦都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能与伟大的莫奈—苏利同台演出
自从在博览会上看了罗丹的作品后，他的艺术天才久久地萦绕在我心头。有一天，我去了他在大学街的工作室，去参拜这位艺术大师，就好像古代神话中普赛克去寻找山洞中的潘神一样，只不过她问的是寻找爱神厄洛斯的路，而我问的是寻找艺术之神阿波罗的路。
罗丹个子矮小，健壮有力，留着精美的短发长须。他的作品，简洁中蕴含着伟大的精神。他时而轻声念叨着自己的雕塑的名字，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些名字对他来说并没什么意义。他常常抚摸着那些大理石雕塑——当时我想，这些大理石在他手下大概像熔化的铅一样在流动吧。最后，当他拿着一小块粘土在手掌中揉捏的时候，他的呼吸急促起来，一股热流在他的胸中激荡，好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会儿工夫，他就做出了一个女人的胸部雕像，那雕像在他手中好像在不停地扭动。
他扶着我的手，雇了一辆车来到我的排练房。我很快换上舞衣，根据安德烈·博尼埃为我翻译的古希腊诗人忒奥克里斯托的一首牧歌，为他表演舞蹈：
潘神爱恋少女艾柯，
但艾柯爱恋着萨蒂尔……
然后，我停下来给他解释我那套创造新舞蹈的理论，可是很快我就发现他并没有专心听我讲，而是低垂着眼睑盯着我，双眼冒着火，那表情就像面对着他自己的作品一样。接着，他朝我走过来，伸手抚摸我的脖子和胸部，轻轻捏了捏我的双臂，然后手又滑过我的臀部、我赤裸的腿和脚。他开始像揉捏粘土那样揉捏我的身体，他身上散发出的热焰就要把我烤焦、把我熔化了。我当时非常渴望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他——真的，如果不是我所受的荒谬教育使我恐惧的话，我真会那样做的。但是非常遗憾，我躲开了，并急忙把外衣套在舞衣外面，送走了满脸困惑的罗丹。后来，我常常悔恨当年自己的少不更事，错失了把贞操献给伟大的潘神的机会，也让伟大的罗丹丧失了一次展示天才的机会。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的艺术和生命就会更加丰富多彩了！
两年以后，我从柏林回到巴黎时才又见到了罗丹。以后的许多年中，他一直都是我的朋友和老师。
我与另一位伟大的画家欧仁·卡里埃尔的相识，同样令人兴奋，但情景却大不相同。是作家凯切尔的夫人把我领到欧仁·卡里埃尔的工作室去的。凯切尔夫人同情我们无依无靠的生活，她常请我们到她家吃饭。在她家，她学小提琴的小女儿和她很有天赋的儿子路易（他现在已是很有名气的青年作曲家了），常常在灯下一起演奏，组成了一幅极其优美的画面。我注意到她家的墙上有一张奇异的画像，透出一种迷人而又忧郁的气息。凯切尔夫人说：“这是卡里埃尔给我画的肖像。”
一天，她把我带到卡里埃尔在埃热西佩摩罗街上的家里。我们爬到卡里埃尔在楼顶的画室，卡里埃尔就坐在那里，被他的书籍、家人和朋友团团围住。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谁有他那样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智慧的能量。他的身上散发着对他人宽厚博大的爱。他的画中，一切的美、力量和奇异都是他那崇高心灵的表现。当看到他时，我感到仿佛是见了基督耶稣一样，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敬畏之情，要不是我生性羞涩矜持的话，我真的会心甘情愿地跪倒在他的面前。
多年以后，约斯卡夫人描述了这次会面的情景，她写道：
也许除了我与卡里埃尔的第一次会面以外，我终生难忘的是，当我还是个年轻姑娘的时候，我在卡里埃尔的画室里遇到了她，她的容貌和名字在那天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天，我像往常一样，敲响了卡里埃尔公寓的房门，心里怦怦直跳。每次走近这所“贫穷的圣殿”，我都不得不拼命压抑自己内心的情感。在蒙马特的那所小房子里，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正在他的亲人们中间幸福安详地工作着。他的妻子和母亲都穿着黑色的粗呢衣服，孩子们也没什么玩具，但他们都因为深爱着这位伟大的人而容光焕发。啊，多么圣洁的心灵！
伊莎多拉站在这位谦逊的大师和他的朋友——巴斯德研究所文雅的梅基尼科夫中间。她比这两位先生还要文静。除了丽莲·吉丝之外，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她那天那样羞涩的美国姑娘。见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欧仁·卡里埃尔便拉着我的手，好像领着一个孩子去见识他梦寐以求的东西一样，把我拉到伊莎多拉的跟前，对我说：“这就是伊莎多拉·邓肯。”接着是一阵沉默，把这个名字烘托得更加响亮。
突然，一向说话声音很小的卡里埃尔用深沉响亮的声音宣布：“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即将给世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每当我在卢森堡展览馆里看到卡里埃尔创作的全家人团聚的画像时，就禁不住热泪盈眶，因为这使我想起我很快就成了卡里埃尔画室的常客，他们一家人非常喜欢我，把我看作是他们的亲密朋友。这是我青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从那以后，每当我怀疑自己的时候，就会想起跟他们家在一起的情景，然后就恢复了自信。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欧仁·卡里埃尔的成就就像上天的祝福一样无处不在，激励我追求自己的最高艺术理想，引导我为探索艺术世界里神圣的人类精神幻象而永远奋进。简直难以置信，当悲伤快要把我逼疯的时候，正是卡里埃尔的作品坚定了我活下去的信念。
没有什么艺术能像他的艺术那样表现出如此强大的力量，没有哪位艺术家像他那样能给周围的人以如此圣洁非凡的同情和帮助。他的画不应该摆放在展览馆里，而应该供奉在神圣的庙堂之中，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他的伟大精神，并得到洗礼和护佑。
伟大的艺术家萨拉·伯恩哈特
洛伊·富勒1862—1928
美国舞蹈家
比“现代舞之母”伊莎多拉·邓肯年长十五岁，更比她早成名。严格地说，富勒不仅没有任何身体技术，而且没有一般舞者所应具有的苗条身段。她是靠在如梦如幻的七色灯光与相映生辉的轻盈绸缎中随机应变地即兴表演来取胜的；也正因为如此，她的表演从来没有形成过什么僵化的模式，因而总能给予观众一种鲜活的雕塑感，并在云山雾笼的光效中，创造出某种荡气回肠的力度和气势恢宏的氛围。她的舞蹈表演的独创性和对灯光别具一格的运用，被史学家当作整个现代舞运动的发端。
亲眼目睹了富勒跳舞的邓肯说，没有哪个模仿者能够在舞台技术上与富勒媲美。
富勒著名的代表作《火之舞》是其舞作中最最激动人心的一个，在大约只有六七分钟的时间里，她达到了自己的实验目的，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舞台奇观。
第四章布达佩斯之恋
西方夜莺曾对我说：“萨拉·伯恩哈特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但遗憾的是，她不是个好女人。现在我有洛伊·富勒，她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也是一位纯洁的女人。她的名字还从没有与什么丑闻沾边呢。”
一天晚上，夜莺把洛伊·富勒带到了我的排练房。自然，我给她表演了舞蹈，并向她讲述了我所有的舞蹈理论。事实上，即便是水暖工来了，我也会这样做的。洛伊·富勒非常热情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还说她第二天要去柏林了，希望我到柏林去找她。她自己不仅是一位艺术家，而且还是贞八重子的演出经纪人，而贞八重子的艺术我一向是很钦佩的。她建议我同贞八重子一块到德国各地去演出。我非常高兴，当然接受了她的建议。就这样，我们商量好了我在柏林同洛伊·富勒合作的事情。
临动身那天，安德烈·博尼埃来与我告别。我们到巴黎圣母院作了最后一次瞻仰，然后他把我送到了火车站。他像往常一样，很克制地与我吻别，但在他的眼镜片后面，我好像看到了一瞥痛苦的目光。
到达柏林后，我在布里斯托尔宾馆的一套豪华房间里见到了洛伊·富勒，她正被一群侍女簇拥着。有十几位漂亮少女正围着她，挨个地抚摸她的手并亲吻她的脸。在我朴实的家教中，虽然母亲热爱我们每一个人，但她很少爱抚我们，所以一见到这种表达感情的极端方式，我就感到非常新鲜，甚至有些不好意思。这里洋溢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热烈气氛。
富勒简直慷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她按了一下铃，叫了一份极为丰盛的晚餐，我想象不出这么一餐饭得花多少钱按照约定，那天晚上她要在冬日花园跳舞，可我真不知道她能不能如约去表演，因为她正忍受着脊椎剧痛的煎熬，那群可爱的侍女不断地拿来冰袋，放在她的后背和椅背之间。“再来一个就行了，亲爱的，”她总是说，“好像不怎么疼了。”
那天晚上，我们都坐在包厢里看洛伊·富勒跳舞。我们面前这个光彩照人的形象，跟几分钟之前备受病痛折磨的富勒简直判若两人。我们亲眼看到，她一会儿变成了绚丽多姿的兰花，一会儿变成了摇曳飘逸的海葵，最后又变成了旋转升腾的百合花，流光逸彩，变幻无穷，就像古代术士梅林的魔术一般匪夷所思。多么伟大的天才啊！再高明的模仿者也难以再现富勒天才的万分之一。我陶醉了，但我意识到这是她天才激情的突然迸发，再也不会有第二次了。她在观众面前把自己幻化成了千百个光彩照人的形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场面不仅无法再现，而且也无法形容。洛伊·富勒别出心裁地最先使用了所有变幻莫测的色彩和飘逸不定的纱巾，她是利用光影及色彩变幻的先驱者之一。回到宾馆时，我依然神不守舍，还沉浸在这位艺术家的神奇表演中。
第二天上午，我第一次外出观赏柏林的景色。我对希腊和希腊艺术的向往由来已久，柏林的建筑却在短时间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里就是希腊呀”我不禁惊叹道。
可经过仔细观察后，我感到柏林与希腊并不一样。这里只是希腊艺术的北欧翻版。柏林的柱子不是希腊那种耸入奥林匹亚蓝天的陶立克式圆柱，而是日耳曼式的、学院派的、考古学教授们构想的。当看见凯泽里奇的皇家卫兵踏着正步从波茨坦宫的那些陶立克式圆柱中间走出来时，我就返回了布里斯托尔宾馆，用德语对侍者说：“请给我来一杯啤酒，我累坏了。”
在柏林逗留了几天后，我们就随富勒的剧团去了莱比锡。我们没有带装衣服的大箱子，就连我从巴黎带来的小箱子也和别的箱子一起被留下了。最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一位那么成功的游艺场艺术家的身上。在经历了香槟大餐和豪华套房的奢侈生活后，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还得被迫留下箱子离开柏林。后来我才发现，这是因为富勒在经理贞八重子的演出时遭遇失败，她因为偿还债务而变得一无所有了。
在这群光彩夺目的海仙和精灵中，有一位身着简陋的黑色外衣的少女，羞涩娴静，少言寡语，显得与众不同。她娇丽的面容里透着一股坚毅，漆黑的头发从前额向后梳起，聪慧的目光中带着淡淡的忧伤，双手总是插在上衣的口袋里。她对艺术很钟情，谈起富勒的艺术便滔滔不绝。她穿梭于那群色彩艳丽的花蝴蝶中，像古埃及护身符上的一只圣甲虫。我马上被她吸引住了，但我感觉到对富勒的热情占据了她所有的情感，她已无心留意我的存在。
在莱比锡，我仍然每晚都在包厢里看富勒的舞蹈，越来越热爱她那变幻无穷、不可捉摸的精湛艺术。她真是一个尤物——通过优美的动作，她时而像飘流无形的液体，时而像异彩斑斓的光柱，时而像跳动不息的火焰，最后在光与色交织的漩涡中向无限的空间扩散开去。
在莱比锡时，记得有一天凌晨两点钟左右，我被一阵谈话声惊醒了。声音嘈杂不清，但我听得出是那个红头发的女孩在说话——我们大家都叫她“护士”，因为无论谁有个头痛脑热时，她总是乐于帮助别人减轻痛苦并给以悉心照料。从她们兴奋的低语声中，我逐渐弄清了“护士”说她要回柏林去与某个人协商一下，以便筹集到足够我们去慕尼黑的费用。后来，也就在那天凌晨，这位红发女孩来到我的床前，很动情地亲吻我，并用颤抖的声调对我说：“我就要去柏林了。”去柏林也就是几个小时的路程，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激动不安。不久，她就带着去慕尼黑的钱回来了。
到了慕尼黑，我们又打算去维也纳，可我们的钱又不够了。看来这次已不可能再借到任何钱了。我就毛遂自荐到美国领事馆去寻求帮助。我请求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给我们弄到去维也纳的车票。经过一番努力，我们总算来到了维也纳。虽然我们并没有什么行李，但还是住进了布里斯托尔宾馆的豪华套间里。此时，尽管仍然很钦佩洛伊·富勒的艺术，但是我开始向自己提出疑问：为什么要把母亲一个人扔在巴黎？我在这个由一群美丽而又疯狂的女子组成的剧团中又做了些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在巡回演出的一切戏剧活动中，我只不过是充当了一个无所事事的看客。
在维也纳的布里斯托尔宾馆，我与那个被大家称为“护士”的红发女孩住在一个房间里。一天凌晨四点钟左右，“护士”起来点了一根蜡烛朝我的床走来，嘴里大叫着：“上帝叫我来掐死你”
我曾听说过，如果一个人突然发起疯来，千万不要惹怒他。尽管我当时很害怕，可我还是尽量控制住自己，对她说：“可以。你先让我做个祷告吧。”
“好吧，”她同意了，说完把蜡烛放在我床头的小桌子上。
我悄悄溜下床来，就像被魔鬼追赶一样，猛地打开了房门，飞也似地跑过长长的走廊，跨过一段宽宽的楼梯，闯进宾馆的办公室，大声喊道：“有个女的疯了。”这时我还穿着睡衣，卷曲的头发乱蓬蓬地垂在身后。
“护士”紧随而至，宾馆的六个职员向她扑了过去，把她摁在了地上，直到医生到来才松开。医生的诊断结果让我非常担心，于是我决定拍电报让母亲从巴黎赶来。母亲来了，我把对这里的一切感受告诉她后，母亲和我就决定离开维也纳。
之前和洛伊·富勒一起待在维也纳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在“艺术家俱乐部”里给一些艺术家跳舞，到场的每个人都带来了一束红玫瑰。当我跳完酒神舞以后，整个人被红玫瑰淹没了。那晚在场的有一位匈牙利剧院的经理亚历山大·格罗斯，他走到近前跟我说：“如果你希望有美好前景的话，就到布达佩斯来找我吧。”
现在，面对这个吓得我要死的环境，我和母亲都渴望赶快离开维也纳，我们自然就想起了格罗斯先生的话。于是，带着对美好前景的憧憬，我们到达了布达佩斯。格罗斯先生跟我签了一份合同，让我在乌拉尼亚剧院单独表演三十个晚上。
第一次签订这种在剧院里单独表演舞蹈的合同，我倒有些犹豫了。我说：“我的舞蹈是给社会名流表演的，是给艺术家、雕塑家、画家、音乐家们看的，不是给一般观众的。”但是格罗斯则反驳说，艺术家是最挑剔的观众，如果连他们都喜欢我的舞蹈的话，那么一般观众肯定会百倍地喜欢它。
我被亚历山大·格罗斯说服了，签了合同。他的预言果真应验了。在乌拉尼亚剧院第一个晚上的演出大获全胜，其盛况简直无法言表。我在布达佩斯表演的三十个晚上，观众场场爆满。
啊，布达佩斯阳光明媚的四月，万物复苏的春天。第一场演出结束不久的一天晚上，亚历山大·格罗斯邀请我们去一家饭店进餐，饭店里正巧有吉卜赛人在演奏音乐。啊，吉卜赛音乐是它第一次唤起了我的青春的情感。简直不可思议，听了这种音乐，我那情感的蓓蕾就开始怒放了。还有哪一种音乐能与这种生长在匈牙利土地上的吉卜赛音乐相媲美呢记得多年之后，有一次我与约翰·沃纳梅克交谈——当时我们俩正在他商店里的留声机销售区，他请我听他的机器里播放出来的美妙音乐，我对他说：“发明家创造的所有这些构造精巧的机器，没有一台能代替得了匈牙利农民在乡间土路上演奏的吉卜赛音乐。一个匈牙利的吉卜赛音乐家胜过世界上所有的留声机。”
第四章爱情的晕眩(1)
美丽的布达佩斯城，是花的海洋。在河畔和山坡上，紫丁花在每一个花园里绽放，浓郁的花香弥漫在空中。每天晚上，热情豪放的匈牙利观众都欢呼雷动，把帽子扔到舞台上，不停地高喊：“好呀！”
一天晚上演出时，我头脑中忽然闪现出早晨看见的阳光下波光粼粼的多瑙河的景象，就让人告诉乐队指挥，要他在演出结束前演奏施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我要即兴表演舞蹈。加演的效果出乎想象，全体观众都欢呼雀跃，就像疯了一样，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跳这支圆舞曲，才使狂热的气氛渐渐稳定下来。
那天晚上，有一位相貌非凡、身材健美的匈牙利青年，也在观众中和别人一样大喊大叫。后来，他使我从纯洁的仙女一度变成了狂野不羁的酒神祭女。所有的一切都在促成这个变化：和煦的春风，撩人的月色，还有离开剧院时弥漫在空中的紫丁花香；观众狂热的激情，与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一群放浪不羁、纵情声色的人共进晚餐，还有吉卜赛人的音乐；用辣椒粉调味的匈牙利洋葱烩牛肉，以及浓烈的匈牙利酒（说实话，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吃得这么饱，食物多得简直让人无法消受）——所有这一切都使我的身体开始觉醒，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除了能充当表现神圣的音乐和舞蹈的工具外，我的身体还有别的需求。我的乳房过去还小得简直看不出来，但现在我发现它们已经轻轻地膨胀起来，这让我感觉到了一种既惊喜又羞涩的内心震撼。我的臀部过去就像男孩子一样，现在也显示出了一种曲线。一阵阵强烈的冲动、一股股难以抑制的欲求，在我的身体内激荡涌动。晚上再也不能安然入睡，常常在兴奋躁动的痛苦中辗转反侧。
一天下午，在一次友好的聚会上，透过一杯金黄色的托卡酒，我看到了一双黑亮的大眼睛正注视着我，那双眸中火一样的爱意和匈牙利式的激情灼痛了我的心，我感觉到，这双眼睛就是布达佩斯的整个春天。他的身材高大匀称，一头浓密的黑色卷发泛着紫红的光泽。事实上，他完全可以为米开朗琪罗雕塑大卫充当模特儿。微笑时，在鲜红性感的双唇间，他那雪白坚固的牙齿闪闪发光。从第一次对视起，我们心中所有的吸引力都迸发了出来，使我们疯狂地合成了一体；从第一次对视起，我们已经不由自主地融入了对方的怀抱，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力量能把我们阻止。
“你的脸蛋儿像花儿一样，你就是我的花儿。”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我的花儿——我的花儿。”在匈牙利语中，“花儿”就是“天使”的意思。
他给了我一方小纸片，上面写着“匈牙利皇家剧院的包厢”。那天晚上，我和母亲一起去看了他演的罗密欧。他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后来成了匈牙利最伟大的演员。他扮演的罗密欧，以青春火热的爱情征服了我的心。后来我去他的化妆间里看他，剧团里的所有人都面带奇怪的笑容打量我，好像每个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很高兴，只有一位女演员似乎闷闷不乐。他陪我和母亲回到饭店，然后我们在一起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因为演员在演出之前一般是不吃饭的。
后来，妈妈以为我睡着了，实际上我又回到饭店的客厅同我的罗密欧相会去了。客厅与我们的卧室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这时他告诉我，那天晚上他改变了罗密欧的表演：“过去，我跳过墙头后就马上用程式化的声调说：
‘他常嘲笑从未感到疼痛的创伤，
可是，——别出声，那边窗户里透出的是什么光
那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
可是今天晚上你记得吗，我是在低语，好像这几句话把我噎住了一样，因为自从我认识了你之后，才体会到陷入情网的罗密欧该用什么样的声调说话。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伊莎多拉，是你第一次让我明白了罗密欧的爱情该是什么样。从现在起，我要把他演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接着，他站了起来，一幕幕地对我朗诵罗密欧的台词，还经常停下来说：“是的，我现在明白了，如果罗密欧真的在恋爱的话，他肯定会这样说话——这可跟我过去演这个角色时想象的大相径庭。现在我终于知道了。啊……亲爱的，花儿一样的姑娘，是你给了我灵感。有了你的爱，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的。”他就这样给我朗诵罗密欧的台词，直到曙光爬上窗子。
我欣喜若狂地看他表演，听他朗诵，并不时大胆地模仿他一下或做一个手势。演到牧师的那一场戏时，我们两人都跪下来海誓山盟，表示终生相爱。啊，青春和春天，布达佩斯和“罗密欧”当我想起你们的时候，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就好像昨天晚上刚发生过一样。
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我们两人去了客厅，这事妈妈一点都不知道，她还以为我睡着了呢。一开始，“罗密欧”眉飞色舞地讲他的角色、他的艺术和他的剧院，我听得津津有味；可渐渐地，我感到他好像很激动，有时甚至显得很紧张，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他紧握双拳，好像病了一样。这时，我发现他那张英俊的脸涨得通红，两眼喷火，紧咬嘴唇，几乎都咬出血来了。
我自己也感到头晕目眩，有一股不可遏制的欲望在我心中奔腾，驱使我要把他紧紧地拥抱在怀中。最后，他终于失去了自制，猛地把我抱进屋里。我又惊又喜，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坦白地说，第一次的感觉简直是一种折磨，可看到他那痛苦不堪的样子，我也就不忍心逃避开始时的剧痛。第二天早晨天刚亮，我们就一起离开了饭店，在街上雇了一辆迟归的马车，走了好几里路来到了乡下。我们停在了一家农舍前，农夫的妻子给我们腾出了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张老式的四柱床。整整一天我们都呆在乡下，“罗密欧”不断劝着小声哭泣的我，并为我擦干眼泪。
因为心情不好，那天晚上我的演出恐怕特别糟糕。可后来我在客厅里遇到“罗密欧”时，他倒是非常高兴，我也就感到自己遭受的所有的痛苦都得到了回报，渴望再来一次，特别是他温柔地安慰我说，要让我最后知道什么是人间天堂。这一预言后来很快就实现了。
“罗密欧”有一副金嗓子，他给我唱了他们国家的所有歌曲和吉卜赛人的歌曲，还给我讲了歌词的字句和含义。有天晚上，亚历山大·格罗斯给我在布达佩斯歌剧院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晚会。当时我有一个安排，在跳完了由格鲁克的音乐伴奏的舞蹈之后，把一个小型的匈牙利吉卜赛乐队带到舞台上，我在他们的乐曲伴奏下跳舞。其中有一首爱情歌曲，内容是这样的：
世上有个小姑娘，
是我可爱的小鸽子。
上帝一定很爱我，
因为他让我拥有你。
这首歌旋律优美，充满了激情、渴望、泪水和爱慕。我把全部情感都倾注在了舞蹈中，使观众禁不住热泪盈眶。最后，我穿着红色的舞衣跳了《拉科夫斯基进行曲》，这是我为匈牙利的英雄们献上的一首革命颂歌。
这次晚会结束了我在布达佩斯的演出。第二天我就和“罗密欧”去了乡下，在农夫的家里住了几天。我第一次尝到了整夜缠绵的欢乐。早晨醒来时，我发现我的头发和他散发着香味的黑色卷发绕在一起，感觉到他的胳膊搂着我，顿时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感。回到布达佩斯后，幸福天空中的第一片乌云就是母亲极度的痛苦。这时，伊丽莎白也从纽约来了，她似乎把我看成了罪人。她们的忧虑简直让我无法忍受，最后我就撺掇她们到特利尔旅行去了。
第四章爱情的晕眩(2)
从此以后，我的性格中一直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不管感情变化多么强烈，我的头脑同样保持着敏捷的反应。我从来没有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失魂落魄”；相反，肉体的欢乐越多，我的思维就越敏捷。可是，当追求肉体欢乐的意愿遭到理性的反对甚至伤害时，冲突就会非常激烈，这时，我就渴望有某种麻醉剂来消除理性的没完没了的评判。我很羡慕那种人，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地纵情于一时的欢乐，而不怕理性的反对，不怕别人强加给他们的评判。
当然，理智投降的时候总是有的，它喊着：“是的，我承认在生活中所有其他的东西，包括你的艺术，与这一刻的欢乐相比，都是毫无疑义的扯淡。所以，为了这一时刻，我情愿放弃一切，毁灭一切，甚至不惜去死。”这种智慧的溃败，往往会引起最后的混乱，使一切都归于虚无，其结果对智慧和精神来说，都是最严重的灾难。
由于我的欲望无法遏制，我便不顾一切地走下去。为了这一时刻，我不在乎我的艺术可能会毁于一旦，不在乎母亲的绝望，不在乎世界是否会毁灭。谁想评论我，那就让他去说吧。但是，如果要评论，首先还是去责怪自然或上帝吧，是上帝让人们觉得这一时刻比宇宙中我们所知道的和所经历的更有价值，更让人渴望。自然，正因为飞得太高，觉醒时就摔得更惨。
亚历山大·格罗斯为我安排了一个环匈牙利的巡回演出。我曾在许多城镇进行了表演。在西本科钦镇，曾有七位革命将军在那里被绞死，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为了纪念这些将军们，我在镇外一片很开阔的土地上，和着李斯特英雄悲壮的音乐，创作演出了一段进行曲舞蹈。
整个巡回演出的过程中，在所有的这些匈牙利小镇，我都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地演出，亚历山大·格罗斯都准备好一辆套着白马的敞篷马车，上面堆满白色的鲜花，而我则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坐在车上，在人们的欢呼和叫喊声中缓缓地穿城而过，就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年轻女神。可是，虽然观众的喝彩让我飘飘欲仙，艺术的成功让我欣喜若狂，我却仍然无法遏制与“罗密欧”欢聚的渴望，特别是晚上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因而感到非常痛苦。我宁愿用所有的成功甚至我的艺术，来换取在他怀抱中的片刻时光。我渴望着回到布达佩斯的那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罗密欧”当然兴奋异常地到车站接我，可我感到他内心深处发生了某种奇怪的变化。他告诉我，他就要去排练马克·安东尼这个角色，并将进行首场演出。难道戏剧角色的变换对一个艺术家的热情和性格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我不知道，但我当时的的确确感觉到我的“罗密欧”当初纯真的爱情已经发生变化。他谈起我们的婚姻，就好像婚事早已定好了一样，他甚至带我去看了几套公寓，让我选一套我们居住的。那些公寓的房间没有浴室，到厨房要走过长长的楼梯，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沉甸甸的郁闷感。
“我们住在布达佩斯干什么”我问道。
“怎么了，”他说，“你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包厢里看我演戏，你还要学会和我对话，帮助我练功呀。”
他给我背了一段马克·安东尼的台词。现在，他的一切热情和兴趣都集中在了这个罗马平民身上，而我，他的朱丽叶，已不再是他关注的焦点了。
有一天，我们在乡下漫步了很长时间后，在一个干草垛旁坐了下来，他问我是不是觉得我们两人各自去追求自己的事业会好一些？当然，他的原话要婉转些，可意思是这样的。现在我依然还记得那个草垛，我们面前大片的田野，以及当时我内心的战栗。当天下午，我就和亚历山大·格罗斯签了去维也纳、柏林及德国其他所有城市演出的合同。
我观看了“罗密欧”扮演安东尼的首场演出，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剧院里观众的狂热之情，而与此同时，我正坐在包厢里吞着泪水，感觉就好像吃了几箱碎玻璃似的。第二天我就到维也纳去了，“罗密欧”消失了，我跟“马克·安东尼”道了别。他看上去面色严峻，似乎很有心事。我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的这段路，是我所经历的最痛苦、最忧伤的一次旅程。所有的欢乐好像从这个世界上突然消失了。在维也纳我病倒了，格罗斯把我送进了一家医院。
一连几个星期，我都处在极度虚弱的状态，痛苦不堪。“罗密欧”从布达佩斯赶来了，他甚至在我屋里支了张床。他对我非常温柔和体贴。可是一天早晨醒来，我看到那位护士——一个天主教修女的脸，她围着黑色的面纱，站在那里，正好把我和睡在小床上的“罗密欧”隔开，我听到了爱情的丧钟。
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全康复，因此格罗斯就带我到弗朗曾巴德去疗养。我的情绪很低落，整天无精打采，乡村的美景和好心的朋友都不能让我提起精神。格罗斯的太太特地赶来了，她悉心地照料我，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幸运的是，在我银行里的存款被医生和护士们的昂贵费用花光了时，格罗斯为我安排了去弗朗曾巴德、马里安温泉和卡尔斯巴德演出。因此，一天我打开了行李箱，取出了我的舞衣。记得当时我一边泪如雨下地吻着那件我穿着跳了所有的革命舞蹈的红色舞衣，一边发誓再也不因爱情而抛弃艺术了。当时，我的名字在那个国家简直有了魔力，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正同经理和他的太太吃饭，饭店玻璃外面聚集了很多人，人群竟然把一大块玻璃都挤破了，弄得饭店经理束手无策。
我把烦恼、痛苦和爱情的幻灭都融进我的艺术中，根据希腊神话中伊菲格涅亚在祭坛上告别生命的故事创编了一段舞蹈。最后，亚历山大·格罗斯安排我去慕尼黑演出，在那里我又同母亲和伊丽莎白会合了。她们看到我又是独自一人了，感到很高兴，尽管发现我变得很忧伤。
第四章爱情的晕眩(3)
在去慕尼黑表演前，我和伊丽莎白到了阿巴沙，乘车在街上寻找供应食宿的旅馆。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旅馆，却在这个平静的小镇上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费迪南德大公路过这里时看到了我们，他很感兴趣，很亲切地同我们打招呼，并邀请我们住到斯蒂芬妮宾馆花园他的别墅里。这件事本来是一个很纯洁的插曲，但是却在贵族圈里变成了一桩丑闻。那些贵族阔太太们不久就开始拜访我们了，不过与我那时天真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是，她们并不是对我的艺术感兴趣，只是想弄清楚我们在大公别墅里的真正身份究竟是什么。就是这些贵妇人，每天晚上都在宾馆餐厅大公的桌前深深地行屈膝礼。我也依俗而行，而且屈膝更深。
就在那个时候，我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泳衣，后来非常流行。那是用一种质地精良的中国丝绸做的浅蓝色的衣服，大开胸，细肩带，裙摆刚到膝盖上面，光腿赤脚。在那个时代，女士们下水游泳时一般是穿一身从头包到脚的黑色泳衣，黑裙摆要到膝盖和脚踝之间，还要穿黑色长袜、黑色泳鞋。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我当时该引起多大的轰动。费迪南德大公经常在跳水桥旁散步，常用看戏时用的小望远镜看我，还用别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嘀咕：“啊，邓肯小姐多么漂亮呀啊，多么好看呀就是春天也没有这样美呀”
不久后，当我在维也纳的卡尔剧院跳舞时，大公每天晚上都带着一群年轻英俊的护从和副官到特别包厢里来看我演出，这自然引起了流言蜚语。可是大公对我的兴趣完全是出于对美和艺术的欣赏。实际上，他似乎在有意躲避与女性的交往，总是与他那群年轻漂亮的随从们在一起。几年之后，听说奥地利法庭发布命令，把费迪南德大公囚禁在了萨尔茨堡一座阴暗的城堡里，我很是同情他。也许他与其他人是有些不同，但是哪一位真正富有同情心的人与常人一样呢
在阿巴沙的别墅，我们的窗前有一棵棕榈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长在温带的棕榈树。我常观察它的叶子在晨风中颤动的姿态，后来我就据此创作了胳膊、手和手指轻颤的舞蹈动作。后来，这种动作被我的模仿者们用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追根溯源，去观察和思考棕榈树在风中的颤动，忘记了必须先在内心有所感悟，才能给予很好的外部表达。当我久久凝视这棵棕榈树时，我常常忘记了艺术的思考，脑海中只有海涅动人的诗句：
南方有一棵寂寞的棕榈树……
我和伊丽莎白从阿巴沙来到了慕尼黑。那时慕尼黑的整个生活都以“艺术家之家”为中心，一些著名的艺术大师，如卡尔巴赫、伦巴赫、斯塔克等著名画家，每天晚上都聚集在这里，喝着上好的慕尼黑啤酒，畅谈哲学和艺术。格罗斯希望能把我的慕尼黑首演安排在这里，伦巴赫和卡尔巴赫表示赞同，只是斯塔克坚持认为舞蹈不适合在“艺术家之家”这样的艺术殿堂里演出。于是在一天上午，我去登门拜访斯塔克，想说服他相信我的艺术的价值。我在他的工作室里脱下衣服，换上了图尼克给他跳舞，然后不停地给他讲我的神圣使命和舞蹈作为一种艺术的可能性，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后来，他常常对他的朋友们说，他一生中从没有感到这样震惊，他说他觉得好像是奥林匹亚山上的林中仙女突然从另一个世界来到了他的面前。他自然是同意了，而我在慕尼黑“艺术家之家”的首演也成为这个城市许多年以来最为轰动的艺术盛事。
后来，我在卡恩学院表演舞蹈，那些学生们简直如痴如狂。一夜又一夜，他们卸下我马车上的马，由他们拉着我穿街过巷，在我的敞篷马车两边唱着学生歌曲，举着火炬又蹦又跳。他们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在我住的旅馆的窗下歌唱，直到我把鲜花和手绢从窗子里扔给他们，他们就争抢这些东西，然后每人分一点戴在帽子上。
有一天晚上，他们把我簇拥到他们的学生咖啡厅，然后抬着我在一张张桌子上跳舞。他们整个晚上不停地歌唱，不断重复着：“伊莎多拉，伊莎多拉，啊，生活多么美好”那天晚上的事情第二天见了报，城里的规矩人很是惊讶。其实当时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非常纯洁无邪的“淘气”行为，虽然他们在早晨将我送回家的路上，把我的衣服和披肩都撕成碎片抢去戴在了帽子里。
当时的慕尼黑的确是一个艺术和学术中心，大街上到处都是大学生，每个女孩的腋下都夹书本或乐谱。每个商店的橱窗里都陈列着珍贵的古代书籍和画作，以及新近出版的各种图书。除此之外，还有众多博物馆里的珍藏，从阳光照耀的大山里吹来的阵阵秋风，造访满头银发的伦巴赫大师的工作室，结识卡维尔霍恩这样的哲学大师，等等，这所有的一切都激励我回到那中断已久的理智和精神生活中去。我开始学习德语，阅读叔本华和康德的原著，不久我就能够与每晚来“艺术家之家”聚会的艺术家、哲学家和音乐家长时间地交谈了，我从中受益匪浅。我也学会了喝慕尼黑啤酒，近来在感情上所受的打击也渐渐地淡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