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序
说实话，当别人最初建议我写这本书时，我有些忐忑不安。并不是因为我的生活经历没有小说丰富有趣，或者没有电影精彩刺激，也不是担心这本书写成后不能成为一本划时代的传记，而是如何把它写出来——这确实是个问题。
为了一个简单的舞蹈动作，我常常需要用几年的时间去研究和探索。我也非常了解写作这门艺术，我知道要写出简单精彩的一句话，同样会需要我花费多年的心血。我始终认为：有的人可以不远万里去赤道地区降狮伏虎，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惊世骇俗之举，但若让他把此举形诸笔墨，他可能会左支右绌；而有的人虽然足不出户，却可以把在丛林中伏虎的经过描绘得有声有色，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甚至能感觉到作者的剧痛与惊恐，能嗅到狮子的气味，听见响尾蛇发出的可怕的啪啪声。想象是最为重要的。我没有塞万提斯的生花妙笔，甚至不如卡萨诺瓦，我曲折丰富的生活经历恐怕会在我的笔下失去其应有的韵味。
再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用文字再现真实的自我呢？我们真的了解自己吗朋友们对我们有一种看法，我们自己对自己也有一种看法，爱我们的人对我们有一种看法，而仇恨我们的人对我们也有一种看法，所有这些看法都是不一样的。我这可不是无稽之谈。就在今天早上喝咖啡时，我看到一份报纸的评论，说我是美丽绝伦的天才；脸上的笑容还未褪去，我又随手拿起另一张报纸，上面的文字居然说我是一个丑陋不堪的庸才。我决定以后再也不看评论我的文章了，我不能阻止别人评论我，赞美的话固然会让我心情愉快，但批评指责的话却着实让我心灰意冷，而且这些话还往往带有恶意的人身攻击。柏林的一位批评家老是对我挑三挑四，他甚至说我根本不懂音乐。为了让他明白自己的错误，有一天我写信邀请他来面谈。他来后，我们相对而坐，我尽力地给他讲我根据音乐创造舞蹈动作的理论，足足讲了有一个半小时。可是我发现他迟钝愚蠢之极。而最令我哭笑不得的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助听器来，告诉我他耳朵很背，即使带上助听器坐在前排也很难听清楚乐队的演奏。让我夜不能寐的评论，竟然就出自这样一个人之手
既然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如此千差万别，我们又如何能在本书中写出更新的人物形象呢？该写成是圣母马利亚，还是淫荡的玛萨琳娜，从良的妓女玛达琳，或是才华横溢的女人呢在她们的经历中，我如何能找到女性形象当然，真实的女性形象也许不止一个，而是成百上千，但是我的灵魂超乎寻常，从来不受她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影响。
有人说得好，搞好写作的基本前提就是作者对其所写的内容毫无经历。当你想把自己的亲身经历用语言表达出来时，你就会感觉到这些语言有多么难以捉摸。对往昔的记忆并不像梦境那样生动有趣。我的许多梦可比真实经历的回忆要生动有趣得多。好在人生如梦，要不然谁能承受得了一生中如此多的经历比如经历过露西塔尼亚号豪华轮沉没事件的幸存者们，也许人们会认为他们脸上会铭刻着永恒的惊恐，但并非如此，不论在哪儿遇到他们，我都能在他们脸上发现幸福快乐的笑容。只有在浪漫故事里，才会发生身心突变的事情。而在日常生活中，即使经历了大喜大悲、大惊大恐，人们还是依然故我。你看那些俄国逃亡贵族们，他们在失去了曾经占有的一切后，现在还不是像战前一样，夜夜在蒙马特大街上和歌女们醉生梦死吗
无论是什么人，只要能够如实地写下自己的生活经历，都会成为一部杰作的。但是没有多少人敢写出自己生活的本来面目。让—雅克·卢梭为人类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他如实地再现了自己的灵魂、最隐秘的行为和内心深处的思想，因此他写成了一部不朽之作。沃尔特·惠特曼向美国人民展露真实的自我，他的作品一度作为“不道德的书”而被查禁。现在看来，这项罪名显得太荒唐了。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一位女性如实地讲过她生活的全部。许多著名女士的自传，讲的只是她们生活的表象及琐事和趣闻，都没有触及到她们真实的情感和生活。每当行文到欢乐或痛苦的关键时刻，她们都奇怪地顾左右而言他了。
我的艺术就是通过舞蹈动作和节奏来努力展现真实的自我。因此，为了发现一个绝对真实的动作，我要花费几年的时间。这与用文字表达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蜂拥而至的观众面前，我可以得心应手地用舞蹈艺术展示我心灵深处最隐秘的冲动。从一开始，我的舞蹈就是用来展现自我的。在童年时代，我用跳舞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万物生长而感到的难以抑制的欢乐。少年时期，当我初次意识到生活中存在悲剧的一面时，我的舞蹈开始由欢乐转向忧郁，我为生活的残酷和时间的流逝而忧郁。
十六岁那年，有一次我在无音乐伴奏的情况下表演舞蹈。舞蹈结束时，有一位观众突然喊道：“这是死神与少女！”于是这段舞蹈就叫《死神与少女》了。但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最初只是想表达对一切欢乐表象下所隐含的悲剧的认识。因此，那段舞蹈按我的本意应该叫《生命与少女》的。后来，我便用舞蹈来表现对生活的抗争，表现生活中难得一见的瞬间欢乐。
没有什么人能比电影或小说中的主人公更脱离现实的了。这些人往往具有出众的美貌和高尚的品德，绝对不会犯什么错误。男主人公一定是高贵、勇敢，女主人公肯定是纯洁、温柔。所有的卑鄙和罪恶都出现在“坏男人”和“坏女人”身上。其实，我们知道，生活中的人不能简单地按好坏来划分。我们并非人人都会触犯“十诫”，但肯定都有触犯的能力。我们身上都隐藏着另一个不守清规戒律的自我，一有机会他就跳出来。一个人之所以品德高尚，是因为他没有受到足够的诱惑，或者是他的生活较为单调平静，或者是他专心致志于某事而无暇他顾。我曾看过一部叫《铁路》的电影，其大意是说人的一生就像在固定轨道上运行的火车一样，一旦火车脱轨或遇上难以逾越的障碍，灾难就会来临。幸运的是当司机看到陡峭的下坡时没有产生恶魔般的冲动，要不然，他就会取下所有的制动装置而使火车冲向无底的深渊了。
曾经有人问我是否认为爱情高于艺术，我说二者不可分割，因为艺术家都是真正的性情中人，对美有着至纯至真的理解。当他满怀爱心去对待永恒的艺术之美时，艺术就是对心灵的阐释。
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名人也许应该是加布里埃尔·邓南遮①了。虽然他身材不高，而且只有在笑起来时才算得上好看，但是当他与所爱的人交谈时，却变得像阿波罗一样富有魅力。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赢得了当今的几位最著名、最美的女人的爱。当邓南遮爱一个女人时，他会让她的情绪高涨，使她觉得仿佛一下子由肉身凡胎变成了仙界的贝雅特里奇。但丁也曾为贝雅特里奇写过许多不朽的赞歌。有一个时期巴黎曾有崇拜邓南遮之风，所有的美女都爱上了他。受他宠爱的女人仿佛都蒙上了一层闪光的面纱，言谈举止间都洋溢着不同凡响的神采。但当诗人的热情退去后，面纱随之消失，这些女人神采不再，又回复到肉身凡胎。她自己也许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却能感受到这种由神仙到凡人的突变。回顾过去受邓南遮宠爱的日子，她会感到邓南遮是当世可遇不可求的情人，会更加哀叹自己的命运，心情会更加悲凉，也许有一天人们遇到她时会不解地说：“哎呀，邓南遮怎么可能喜欢这个姿色平平的红眼睛女人呢”邓南遮的爱的力量就是这样大，它可以使最平淡无奇的女人拥有天仙般的容貌。
在邓南遮的一生中，只有一个女人经受了他魔力的考验。这个女人本来就是仙女贝雅特里奇的化身，也就用不着邓南遮向她投去面纱了。我一直认为埃莉诺拉·杜丝②就是但丁笔下的贝雅特里奇的化身。因此，邓南遮只能仰慕拜倒在她的面前——这确实是他快乐的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事情。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改变别的女人，但只有埃莉诺拉像神灵一般高高在上。
面对美妙的赞誉，人们会多么无知啊邓南遮的赞誉，如同夏娃在伊甸园中听到毒蛇那不可抗拒的诱惑一样，具有非凡的魔力，能让任何女人感觉到自己就是世界关注的焦点。
我曾同他一起在林中随意地散步。停下来时，我们都沉默不语，然后邓南遮突然感叹道：“啊，伊莎多拉，只有与你独处才能领略大自然的美妙。别的女子会把风景糟蹋了，而你却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你与花草、蓝天不可分割，你就是主宰自然的女神。”——哪一位女子能受得了这样的赞词
这就是邓南遮的天才。他能让每个女人感到自己就是一位女神。
躺在内格拉斯的床上，我尽力地去回忆过去的事情。我感觉到了米迪炎热的阳光。我听见了附近公园里孩子们嬉闹的声音。我感到全身暖融融的。我看到我赤裸的双腿随意地舒展开来。我柔软的乳房和双臂从没有静止过，它们总是轻柔地波动。我意识到，十二年来我一直疲惫不堪，我的乳房一直隐隐作痛。我的双手满是忧伤。当我独处时，我的双眼很少是干着的，泪水已经流淌了十二年。十二年前的一天，我正睡在另一张床上，却突然被一声大喊惊醒，我看到洛③像一个病人一样，说：“孩子们都死了。”
我记得当时我猛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感觉喉咙灼痛，像吞下了烧红的煤块。但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想安慰他，温柔地对他说，这不是真的。后来又进来一些人，但我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接着，又进来一位留着黑胡子的人，有人告诉我这是医生。医生说：“这不是真的，我要救活他们。”
我相信了他的话，想跟他一块进去，可人们拦住了我。我现在才明白，他们是不想让我知道孩子们确实不行了。他们怕我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可当时我的心情却是很高兴。看到周围的人都在哭，我倒很想去安慰每一个人。现在想想，还是搞不清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心情。我真的看破红尘了吗我真的知道死亡不存在吗难道那两个冰冷的小蜡像不是我的孩子，只是他们脱下的外衣吗我的孩子们的灵魂会不会在天堂中永生在人的一生中，母亲的哭声只有两次是听不到的——一次在出生前，一次在死亡后。当我握住他们冰凉的小手时，他们却再也不会握我的手了，我哭了，这哭声与生他们时的哭声一模一样。一个是极度喜悦时的哭声，一个是极度悲伤时的哭声，为什么会一样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我清楚这哭声真的是一样的。在茫茫人世间，是不是只有一种伟大哭声，孕育生命的母亲的哭声，既能包含忧伤、悲痛，又能包含欢乐、狂喜呢？
第一章早慧的童年
个人的性格，其实在胎儿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在我出生前，妈妈正处在极度痛苦中，饮食很不正常，除了冻牡蛎和冰镇香槟外，几乎不吃其他任何东西。如果有人问我最早跳舞是在什么时候，我就会说：“在娘胎里时——大概是牡蛎和香槟的缘故吧，要知道那可是爱与美的女神阿芙洛狄特最爱吃的东西啊。”
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妊娠反应强烈，感到痛苦不堪，她总说：“这孩子将来肯定不怎么正常。”她也许以为会生个怪物呐实际上也是这样，从我降生后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不停地舞动小手脚，因此妈妈说道：“你们看我说对了吧这孩子真是个小疯子！”但是到了后来，我逐渐成了家人和朋友们的开心果，只要他们给我围上小围兜，我就会伴着音乐跳起舞来。
我最早的记忆是一场火灾。我记得我被人从楼上的窗户里扔到了一个警察的怀里。虽然那时候我只有两三岁，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火光熊熊，四周一片混乱，尖叫声不绝于耳。我还记得那个警察紧紧抱住我，我的小手勾住他的脖子。他大概是一个爱尔兰人。我还听见妈妈发疯般地哭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她想冲进楼里去，但被人拉住了——她以为我的两个哥哥奥古斯丁和雷蒙德还在楼里面呢。后来，两个哥哥找到了。我记得他们俩先是坐在一家酒吧的地板上穿鞋袜，后来他们又坐到一辆马车上，再后来他们就坐在吧台上喝热巧克力了。
我生在海边，一生中的所有重大事件也都发生在海边。我的第一个舞蹈动作就是从海浪翻腾的韵律中产生的。我是在阿芙洛狄特之星的照耀下降生的，她也生在海上。当阿芙洛狄特之星出现时，我往往就心想事成，一帆风顺；当这颗星消失时，我常常是坏运连连，灾难接踵而至。现在，占星术已经没有古埃及人或迦勒底人时代那么受重视了，但是我们的心灵却肯定仍然受星座的影响。如果当父母的了解这一点的话，他们肯定会研究星座的秘密，以便能生出更漂亮的宝宝。
我也相信，出生在山里和出生在海边，对一个孩子一生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大海对我有无穷的吸引力。但置身大山中时，我会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不适感，总感到自己变成了大地上的一个囚徒。仰望山峰，我不像一般游客那样会产生一种敬慕之情；相反，我总想脱离山巅的羁绊。我的生命和艺术属于大海。
我小时候，妈妈很穷，这我应该感谢上帝。妈妈雇不起用人，也请不起家庭教师。正因如此，我才会有可能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有机会把一个孩子的天性表现出来，而且从没失去过这种机会。母亲是个音乐家，靠教音乐糊口，她在学生家里上课，往往一整天都在外面，晚上很晚才能回来。只要能逃离学校的牢笼，我就完全自由了。这时候，我可以独自在海边漫步，任思绪自由飞翔。那些富家子弟虽然衣着光鲜，却老是由保姆和家庭女教师保护和看管，我真是可怜他们。他们哪有机会去接触真实的生活呢？母亲忙得顾不上考虑她的孩子们会有什么危险，因此我和两个哥哥可以毫无约束地到处闯荡。有时我们会做出些很冒险的事情，这要是让妈妈知道了，非急疯她不可。谢天谢地，她总算对此毫无所知，这真是我的运气。我说是我的运气，是因为我的舞蹈本来就是对自由的表达，而正是童年时代的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的灵感。从来没人对我说“不许干这”、“不许干那”，在我看来，这些没完没了的“不许”，恰恰是孩子生活中的灾难。
我早在五岁的时候就上公立学校了。现在想起来，母亲当时肯定虚报了我的年龄，因为当时必须找个安置我的地方。我认为，一个人长大后能做什么，在童年时期就已表现出来了。我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是一个舞蹈家和革命者了。母亲是受天主教的洗礼并在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家庭里长大的，本来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后来，她发现父亲并不像她心目中期望的那样完美，便与父亲离了婚，独自带着四个孩子闯荡世界。从那时起，她彻底抛弃了天主教信仰，坚定地信仰无神论，并成了鲍勃·英格索尔的信徒。以至后来她经常给我们读英格索尔的著作。
另外，母亲认为所有的矫情做作都是极其荒谬的行为。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她就给我们讲圣诞老人是怎么回事了。后来在学校过圣诞节，老师给大家分发糖果蛋糕时说：“孩子们，看圣诞老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结果我站起来很庄重地对老师说：“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从来就没有什么圣诞老人。”老师非常生气，说：“糖果只发给相信圣诞老人的孩子。”我说：“那我不要你的糖果。”老师听了更加气恼，命我走到前面坐在地板上，以示惩罚。我走到前面，站在那里，转身面对全班同学发表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著名的演讲。我高声说道：“我不相信谎话。妈妈告诉我她太穷了，当不了圣诞老人；只有有钱妈妈才能打扮成圣诞老人送礼物。”
听到我的话，老师一把抓住了我，使劲把我往下按，想强迫我坐在地板上。但我绷直了双腿，就是不肯屈服，结果她只能把我的脚后跟在地板上磕了几下。老师一看“罚坐”这一招不行，就罚我站在墙角。我虽然站在了墙角，但仍然扭过头大声说：“就是没有圣诞老人！就是没有圣诞老人”最后，老师对我毫无办法，只好把我打发回家了事。在路上，我还一直叫喊：“就是没有圣诞老人”对这次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我一直耿耿于怀：难道就因为我讲了真话，便不发给我糖果，还要惩罚我吗？我向妈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她：“我说错了吗没有圣诞老人，对不对”她回答说：“没有圣诞老人，也没有上帝，只有你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才能帮助你。”那天晚上，我坐在妈妈脚下的地毯上，她给我们朗读了鲍勃·英格索尔的演讲词。
我认为孩子们在学校接受的那种普通教育毫无用途。我记得我在学校时有时被当成绝顶聪明的好学生在班上名列前茅，有时被看作愚不可及的大笨蛋，在班上倒数第一。学习成绩的好坏全凭死记硬背，就看我是不是乐意去背诵我们学的东西。说实话我真不知道究竟学了些什么。不管是名列前茅还是倒数第一，上课对我来讲都极为乏味。我不时盯着钟表，指针到三点的时候我就自由了。到了晚上，我真正的教育才会开始。这时母亲会给我们演奏贝多芬、舒曼、舒伯特、莫扎特、肖邦的曲子，或者给我们朗读莎士比亚、雪莱、济慈或彭斯的作品。这时，我们都像着了魔一般。母亲朗诵的诗篇大部分都是她背诵出来的。六岁时，有一次在学校的一个晚会上，我模仿母亲的腔调背诵了威廉·利特尔的《安东尼致克利奥佩特拉》：
啊，埃及，我就要死了，就要去了
生命的红潮，
在飞速地退落
这使听众们大为惊异。
还有一次，老师让每个学生写一写自己的简历。我写的内容大概是这样：
“我五岁时，我们家住在二十三号大街的一所小房子里。由于付不起房租，我们就不能再在那里住了，于是就搬到了十七号大街。不久，由于没钱，那里的房东也不让住了，我们又搬到了二十二号大街。在那里我们也过不安生，于是就又搬到了十号大街。”
我的生活简历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搬家，没完没了。当我站起来读时，老师一听就生气了，她认为我是在捣乱，把我带到校长那儿，校长就派人把我母亲找来。可怜的妈妈读了我的作文后，泪水夺眶而出。她发誓说，这篇文章句句都是实话。这就是我们的流浪生活。
我希望现在的学校教育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了。在我的记忆中，公立学校的教育冷酷无情，丝毫不体谅孩子的感受。我记得那时候空着肚子，或者穿着冰冷潮湿的鞋子，还要强迫自己一动不动地坐在硬板凳上，真是活受罪。在我看来，老师就像一个不通人性的凶神恶煞，专门在那里折磨我们。对这些折磨，孩子们却从来不愿意述说。
家里的日子虽然穷困，但我并没感到难过，因为我们过惯了穷日子。只有在学校里，我才感到是受罪。在我的记忆中，公立学校的教育对于像我这样既敏感又骄傲的孩子来说，简直就像监狱一样让人感到耻辱。我一直是学校教育的叛逆者。
大概在我六岁时的某一天，母亲回家后发现我找来了街坊的六七个孩子，他们都小得还不会说话，我让他们坐在我面前的地板上，教他们挥动手臂。母亲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是我办的舞蹈学校。母亲乐了，就坐在钢琴前开始给我伴奏。这所“学校”就继续办了下去，而且很受欢迎，邻居家的小女孩都来了。她们的父母给我一点钱，让我教她们。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个很赚钱的职业就是这样开始的。
到我十岁时，来学跳舞的小姑娘越来越多了。我对母亲说，我已经会挣钱了，不想上学了；上学只会浪费时间，我认为挣钱比上学可重要多了。我把头发盘在头顶上，说我已经十六岁了。按年龄来说，我长得算很高的，说十六岁谁听了都会相信。我姐姐伊丽莎白是由祖母带大的，她后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并和我一同教这些孩子的舞蹈。我们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连旧金山的许多有钱人家都请我们去教舞蹈。
第一章我的初恋(1)
当我还在襁褓中时，父母就离了婚，所以我从没见过父亲。有一次我问姨妈我是不是有过爸爸，她回答说：“你爸爸是个大恶魔，他毁了你妈妈的一生。”从那以后我总是把爸爸想象成长着角和尾巴像画册上恶魔的样子。当学校里其他的孩子说起他们的爸爸时，我总是一声不吭。
我七岁时，我们住在三层楼上两间房子里家中徒有四壁。有一天听到前门铃响我跑过客厅去开门看到门口站着一位头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的英俊绅士。他说：
“你知道邓肯太太住在哪儿吗”
“我就是邓肯太太的小女儿。”我答道。
“这就是我的翘鼻子公主这个名字是我小时候他给起的吗”这位陌生人说。
他猛地把我抱在怀里，不停地亲我，脸上满是泪水。我一下子懵了，问他是谁，他泪流满面地说：“我是你爸爸。”
听到这里，我高兴得不得了，忙冲进屋里去告诉家里人。
“来了一个人，他说是我爸爸！”
母亲一下子站起来，脸色苍白，神情激动。她跑进隔壁房间，随手锁上了门。我的一个哥哥钻到了床下，另一个藏进了碗柜，我姐姐则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叫他滚开！叫他滚开！”他们喊道。
这让我非常吃惊。但我是个懂礼貌的孩子，我走到客厅对他说：“家里人不舒服，今天不会客。”一听这样，陌生人拉起我的手，要我陪他出去走一走。
下了楼来到街上，我快步跟在他身旁，感到困惑不解：眼前这位英俊的先生真是我爸爸吗可他既没有长角也没有长尾巴，与我以前想象的一点也不一样。他带我来到一家小冷饮店，给我买了冰淇淋和蛋糕，让我吃了个够。我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时，却发现全家人沮丧万分。
“他很英俊。明天他还要来给我买冰淇淋呢！”我告诉他们。
可家里人都拒绝见他，不久他就回他洛杉矶的家里去了。
从那以后，我有好几年没见到父亲，直到他再次突然出现。这一次，母亲很大度地见了他，他送给我们一套漂亮的房子，房子里有很大的舞蹈室，还有一个网球场、一个仓库和一间磨房。这是在他第四次发财时置下的产业。他以前曾发过三次财，但三次都破了产。他第四次发财最后又破产了，房子和其他家产都没了。可我们毕竟在里面住了好几年，它成了我们躲避惊涛骇浪的港湾。
在父亲破产以前，我常能见到他。我知道他是位诗人，并且很欣赏他的作品。他有一首诗，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我一生事业的预言。
我之所以提到父亲，是因为他给我的童年留下的印象对我以后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我那时把伤感的小说作为精神食粮，另一方面在我的眼前是活生生的不幸婚姻的例子。我的整个童年时代，似乎都没走出这位谁也不愿提及的、神秘的父亲的阴影。“离婚”这个可怕的字眼儿，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敏感的心中。由于对这些事情我无法从任何人那里问出个所以然，因此就只好试着自己分析原因。我读的小说中的大多数婚姻都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在这里就没有必要细细列举了。但有些小说，特别是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书中描写了一个女孩未婚而育，结果这位可怜的姑娘遭到了世人的侮辱和唾弃。在这类事情上，妇女总是受到伤害，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我把这些事情和父母的婚姻悲剧联系在一起思考时，我立即决定要与不公正的婚姻作斗争，反对结婚，争取妇女解放，争取每一位妇女都有权按自己的意愿决定要几个孩子，而不受社会的歧视和伤害。这些想法产生于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的头脑中，说来似乎很奇怪，但是当时的生活环境的确让我早熟。我研究过婚姻法，了解到妇女奴隶般的地位，这使我更加义愤填膺。我开始用探询的目光去观察母亲的已婚女友们的脸，我感到每张脸上都有魔鬼的影子和奴隶的痕迹。那时我就发誓，永远不要把自己降低到如此卑贱的地步。我终生恪守这个誓言，为了这个誓言我甚至不惜与母亲闹别扭，遭受世人的误解。苏联政府的善举之一便是废除了旧的婚姻制度，两个自愿结合的人只要在一本小册子上签上名就可以了。签名的下面印着：“本签字不需要任何一方承担任何责任，并可根据任何一方的意愿而废止。”这种婚姻是一切有自由思想的妇女所赞成的惟一的形式，也是我赞成的惟一的婚姻形式。
现在我认为我的想法或多或少地和每位有自由性格的女性有相同的地方，可二十年前我拒绝结婚和争取不婚而育权利的行为却招致了许多非议。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观念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认为今天的知识女性大都会同意我的观点，那就是任何婚姻道德观念都不应该成为女性追求自由精神的枷锁。虽然如此，有知识的女性还是一个一个地结了婚，道理很简单，因为她们没有勇气站起来维护自己的信念。如果你看一看近十年的离婚统计数字，你就会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听我宣传过自由婚姻思想的许多女性都胆怯地反问：“可是谁来抚养孩子呢”在我看来，这些人之所以认为婚姻形式必不可少，是因为觉得这种形式能迫使男人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义务，这岂不是说明你嫁的实际上是一个你感到很可能会拒绝抚养孩子的人吗？这种假定未免太卑鄙了吧，因为你在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认定对方是一个不道德的人。我虽然反对结婚，但对男人的评价还不至于差到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恶棍。
由于母亲的原因，我们的整个童年都充满了音乐和诗歌。每到晚上，她坐在钢琴前，一弹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作息没固定时间，她也从不用各式各样的规矩来约束我们。相反，我倒认为母亲忘记了我们，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完全沉浸在她的音乐和诗歌中了。她的一个姐妹，我们的奥古斯塔姨妈也极有天分。她常常来我家看我们，并经常参加一些私人的业余演出。她长得很美，有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乌亮的黑发。我还记得她穿着天鹅绒的“黑短裤”扮演哈姆雷特时的样子。她有一副好嗓子，要不是她父母把所有和戏剧相关的东西都看成与恶魔有关的话，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歌唱家。我现在才明白她的一生是怎样让今天看来难以解释的美国清教徒精神毁掉了。美国早期移民随身带来了这种精神观念，后来也从没有完全抛弃掉。他们以专横的方式把自己的性格力量强加给了这个荒蛮的国家，以惊人的方式驯服了原始的印第安土著和野兽。同样，他们也一直在驯服自己，这就给艺术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一章我的初恋(2)
奥古斯塔姨妈从小就受这种清教徒精神的摧残。她出众的美貌、优雅的仪态和美妙的歌喉，全都被埋没了。那时人们都会说：“我宁愿看着女儿死去也不愿看到她出现在舞台上”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今天的男女明星们连最为排外的社交圈子都可以出入，过去人们的那种思想观念简直无法理喻。
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爱尔兰血统的缘故，我们家的孩子们对这种清教徒的暴虐都极为反对。搬进父亲送给我们的大房子里后，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我哥哥奥古斯丁的剧院在粮仓中成立了。我记得他从客厅中的皮毛毯子上割下一小块做胡子，扮成瑞普·凡·温克尔。当我坐在一个饼干桶上看他演出时，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他演得太逼真了。我们都是感情很丰富的孩子，一点也不想压抑自己。
奥古斯丁的这个小戏院越办越好，在附近有了不小的名气。受此启发，我们便组织了一个剧团到沿海地区巡回演出去了。我跳舞，奥古斯丁朗诵诗歌，然后我们演了一出喜剧，伊丽莎白和雷蒙德也参加了演出。虽然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其余的人也不过十几岁，可是我们在圣克拉拉、圣罗莎和圣巴巴拉等海滨地区进行的演出非常成功。
反对当时社会的狭隘意识，反抗生活中的种种束缚和限制，以及对宽容的东方世界的日益向往，是我童年时期的精神基调。当时我经常给家里人及亲戚没完没了地说我的思想，最后总是这样结束谈话：“我们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在这里我们会一事无成。”
在我们家，我是最有勇气的人。当家里没有食物的时候，我总是自告奋勇到肉铺去，利用我的小聪明让肉铺老板赊给我几块羊肉。家里人也总是让我去面包铺，想出各种理由说动老板继续让我们赊购面包。在这些差事中，我总能体会到冒险的乐趣，特别是当我成功的时候。当我带着战利品，一路蹦蹦跳跳地回家时，心里高兴得就像一个抢劫成功的强盗。这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因为能够用花言巧语从凶恶的肉铺老板那里哄骗到东西，让我具备了一种能力，使我后来能够对付那些狡诈的经纪人。
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看见母亲守着一堆东西哭。她给一家商店织了东西，可人家却不收了。我从她手里接过篮子，把她织的一顶帽子戴在头上，把她织的手套也戴上，然后挨家挨户地去推销。我居然把这些东西都卖完了，而且得的钱比卖到那家商店还要多一倍。
我常听到一些家长说，他们努力工作就是为了给孩子们留下很多钱。不知他们是否意识到，这样做恰恰剥夺了孩子们的冒险精神。他们给孩子留下的钱越多，对孩子的伤害也就越大。我们留给孩子的最好遗产就是让他们自己闯天下，完全用自己的双脚走路。因为教舞蹈，我姐姐和我曾去过旧金山最富有的家庭。对那些富家子弟们，我不仅一点也不羡慕，反倒可怜他们。他们生活在狭隘而愚昧的世界里，令我十分惊异。同这些百万富翁的孩子们相比，我好像在各方面都比他们富有一千倍，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使生活更有意义。
我们的舞蹈学校名气越来越大了。我们把我们的舞蹈称为新舞蹈体系，可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什么体系。我完全是即兴表演，凭着想象进行创作，想到什么漂亮的动作就教什么。我最早表演的舞蹈之一是朗费罗的诗《我把箭射向天空》。我常背诵这首诗，并常教孩子们用舞蹈动作来表现诗的含义。到了晚上，母亲给我们弹奏钢琴时，我就即兴编创舞蹈动作。那时，有位可爱的老太太常在晚上到我们家来，她是我们家的朋友。她曾在维也纳住过，并说看见我就想起了著名的意大利芭蕾舞演员范妮·埃斯勒。她常向我们讲述范妮·埃斯勒的辉煌成就，还常常说：“伊莎多拉会成为第二个范妮·埃斯勒的。”她的话激励了我的勃勃雄心。根据她的建议，母亲把我带到旧金山一位很有名气的芭蕾舞老师那儿去学习，可我一点也不喜欢他教的课。老师要我用脚尖站在地上，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说“因为这样美”，我说这样既难看又别扭。就这样，上了三节课后我就走了，而且再也没回去。他竟然把这种做作而陈腐的体操动作称为舞蹈，这只能扰乱我对舞蹈的理想。我理想中的舞蹈可不是这样的。我也说不清楚我理想中的舞蹈究竟是什么样子，可我却感觉到有一个无形的世界，只要我能找到钥匙，就可以在这个世界里畅游。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具有非凡的艺术潜质了，它之所以没有被扼杀，是因为母亲的勇敢和不屈的闯荡精神。我认为，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应该从小时候做起。真不知道有多少父母能认识到他们给予孩子的所谓“教育”，恰恰使孩子变得平庸，剥夺了他们展现和创造美的机会。当然这样也未尝不可，要不然谁来当文明有序的社会生活中所必需的成千上万的商店店员和银行职员呢
母亲有四个孩子，如果遵照传统的教育制度，也许她早把我们变成居家过日子的普通人了。有时候她也很惋惜：“为什么四个孩子非得都当艺术家，就没有一个本分的呢”但实际上正是受她追求美好和不甘平庸的精神影响使我们成为艺术家的。母亲对物质生活毫不计较，她教育我们要看淡身外之物，对房子、家具和各种用品等都不要太放在心上。母亲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我终生都没戴过一件珠宝。她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中的累赘。
辍学后，我开始大量地读书。那时候我们住在奥克兰，那有一个公共图书馆，虽然离家很远，但我总是蹦蹦跳跳地跑着去。图书管理员是一位可爱的漂亮女子，叫爱娜·库尔伯斯，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女诗人。她鼓励我读书，每当我跟她借好书看时，她总是非常高兴，美丽的眼睛里闪烁着火一样的热情。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曾和她热恋过一段时间。她显然是我父亲终生挚爱的人，也可能是这条无形的命运之线把我们连在了一起。
那时，我读遍了狄更斯、萨克雷、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还有其他人的无数小说，无论好坏，也无论能给人启迪还是误导，我都贪婪地阅读。我常常就着白天捡来的蜡烛头的亮光整夜整夜地读书。那时我也开始写小说，还编过一份报纸，从社论到当地新闻和短篇小说都由我一个人来写。另外我还坚持写日记，为此还发明了一种秘密文字，因为当时我有一个无法告诉别人的天大的秘密：我恋爱了。
除了儿童班以外，姐姐和我还收了一班年纪稍大的学生，姐姐教他们跳“交际舞”，也就是华尔兹、玛祖卡、波尔卡一类的东西。在这班里有两位年轻人，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药剂师。药剂师长得很漂亮，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弗农。当时我十一岁，可是因为我盘起了头发，又穿着肥大的衣服，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一些。像《丽塔》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我在日记中写道，我狂热地爱上了一个人，而且我相信是这样。弗农当时觉察出来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在那个年龄，我实在不好意思向他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一块参加舞会时，他几乎每一场舞都同我跳。舞会结束后，我总是无法入睡，直到凌晨三四点钟还在写日记，记下我难以平抑的激动心情：“在他的怀抱里飘飘然。”他白天在大街上的一家药店里工作，为了能从药店门前走过，我常常要走上几英里的路。有时我鼓足勇气走进去说一句：“你好吗”我也找到了他住的房子，晚上我常从家里跑出来去看他窗口的灯光。这种单相思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我感觉非常痛苦。后来，他宣布要与奥克兰上流社会的一位年轻小姐结婚了，我只好把痛苦和绝望都写在日记中。我清楚地记得他结婚的那天，我看见他与一位头戴白色面纱、相貌平常的姑娘走出教堂时我的心情有多么难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最近一次在旧金山演出时又遇到了弗农，当时我正在化妆间化妆，一位白发苍苍的人走了进来，不过那人看上去很年轻，也非常漂亮。我马上认出他就是弗农。当时我想，过了这么多年，我总可以告诉他我年轻时的感情了吧我原以为他会让我逗乐了，可谁知他听后非常害怕，并马上谈起他的太太，那个相貌平常的女子。她好像还活着，他从来没背叛过她的感情。有些人的生活多么单调呀
这就是我的初恋。我疯狂地恋爱，我相信从那时起我就没停止过疯狂地恋爱。现在我正从最近一次爱的打击中慢慢恢复爱的伤痛，看来这次打击太猛烈、太残酷了。可以说，我现在正处在最后一幕开幕前的休息间隙。也许我的爱情剧已是最后一幕了吧我不知道。我也许会出版我当时的影集，问一问读者对此有何感想。
第一章青春的野菊花(1)
受所读书籍的影响，我计划离开旧金山到国外看看。我想跟随某个大剧团出去。于是，有一天我便去拜见一个巡回演出剧团的经理（当时这家剧团正在旧金山进行为期一周的演出），请求允许我给他表演一下舞蹈。试跳是在上午进行的，在一个又大又黑的空荡荡的舞台上，母亲为我伴奏。我穿着一种叫“图尼克”的希腊风格的白色紧身衣，和着门德尔松《无词歌》的曲调跳了一段舞蹈。曲子终了时，经理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扭头对母亲说：“这种舞蹈不适合在剧院跳，倒是在教堂里更合适些。你还是带着小姑娘回家吧”
我很失望，可并不气馁，开始想别的办法出国。我召集全家人开了一个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向大家说明我再也不能在旧金山呆下去的种种理由。母亲有点不理解，可无论到什么地方她都愿意跟着我，于是我们俩决定先动身，就买了两张到芝加哥的旅游优惠车票。姐姐和两个哥哥都留在了旧金山，我们计划在芝加哥站住脚后再来接他们。
到达芝加哥时，正是炎热的七月份，我们的随身之物有一只小箱子、祖母留下的一些旧式珠宝外加二十五美元。我希望立刻就有人请我演出，这样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但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带着那件希腊式的白色小图尼克紧身衣，我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经理，并为他们表演我的舞蹈。可他们的看法与最初的那位经理一样，都说：“你跳得确实很好看，但却不适合舞台演出。”
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我们的钱眼看就要花光了，典当祖母的珠宝也换不到几个钱。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我们身无分文，付不起房租，行李被扣，无处安身，只得流落街头。当时我的外衣衣领上有一条高级的真丝花边，就在我们被赶出来的那一天，在炎炎烈日下我沿街走了好几个小时想卖掉它，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才出手，我记得当时卖了十美元。那是一条非常漂亮的爱尔兰花边，换来的钱够我们再租一间房子了。另外还剩下一点钱，我出了个主意，买了一箱西红柿，以后整整一个星期我们都吃西红柿，没有面包和盐。可怜的妈妈身体虚弱得都快不能坐了。起初，每天一早我便出门，想办法去见剧团的经理；最后，我只好决定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于是便去了一家职业介绍所。
“你会干什么呢”柜台上的一个女子问。
“什么都会。”我说。
“哼，我看你好像什么都不会”
实在没办法了，有一天我只好去一家共济会空中花园剧院找那里的经理帮忙。我在小提琴演奏的门德尔松《春之歌》的旋律中翩然起舞。经理叼着一根很粗的雪茄，帽子压住一只眼睛，漫不经心地看完了我的表演。
“哎，你长得很漂亮，”他说，“气质也不错。如果你肯改改跳法，不跳这些，来点带劲儿的，我想我可以雇你。”想到家里剩下的最后那点儿西红柿，还有饿得发昏的可怜的妈妈，我便问道：“你说的‘带劲儿的’是指什么？”
“嗯，”他说，“不是你现在跳的这样。是穿着带荷叶边的短裙子，还得撩起大腿。你可以先跳一段希腊舞，然后换上带荷叶边的裙子，然后撩起大腿，这样就能吸引人了。”
可是到哪儿找带荷叶边的裙子呢我知道跟他借钱或要预付薪金是不可能的，于是只好说明天我会把荷叶裙和道具带来，就走了出去。那天可真是热，是芝加哥常见的天气。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又累又饿，几乎要晕过去。这时我突然看见马歇尔·菲尔德百货商店的一家分店就在眼前，于是就走进去求见经理。我被领进办公室，看见桌子后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看上去挺和善。我跟他解释说明天我得用一套带荷叶边的裙子，他能不能赊给我一套，我演出赚钱后会马上付清。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同意我的请求，反正他就这么同意了。几年后我又遇到他时，他已成了一位百万富翁，他就是戈登·塞尔弗里奇先生。我赊了做裙子用的白的、红的衬布和荷叶花边。我带着布料回到家里时，发现妈妈都快不行了。但是她听了我的叙述马上坐了起来，硬撑着给我赶制衣服。她干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的黎明总算缝完了最后一个裙褶。我带着这件服装再去找空中花园剧院的经理。这时，管弦乐团已准备好给我的舞蹈伴奏了。
“你用什么音乐”他问。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便随口说道：“《华盛顿邮车》吧。”这首曲子在当时非常流行。音乐开始了，我尽最大努力跳了一些“带劲儿”的动作，边跳边即兴发挥。经理非常高兴，从嘴里拿出雪茄说：
“很好！你明天晚上就可以来演出，我要把这作为特别节目来宣布。”
他给我周薪五十美元，而且预付了一周。我用假名在这家空中花园进行表演，非常成功。可这件事让我感到很恶心，所以一星期后他提出和我续约甚至让我参加巡回演出时，我拒绝了。那些钱虽然使我们免于饿死，但是让我违背自己的理想只是迎合观众的口味，这可让我实在受不了。做这种事情，我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我觉得那个夏天是我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从那以后，每当我再到芝加哥，一看见大街我就有种因饥饿而要呕吐的感觉。但是，在这次可怕的经历中，我那坚强的母亲从来没有提起回家的事。
一天，有人给了我一张安波尔的名片，介绍我去见她。她是芝加哥一家大报的助理编辑。我去见了她。她是个瘦高个儿，大约有五十五岁，一头红发。我向她谈了对舞蹈艺术的一些想法，她很专心地听我讲，并请我和妈妈去“波希米亚人”俱乐部，说在那儿我们会遇到文学家和艺术家。那天傍晚我们就去了那家俱乐部。俱乐部在一栋大楼的顶层，其实是几间没有装饰的空房间，里面有几张桌子和椅子，都是些我从未见过的人，一个个都显得与众不同。安波尔正站在他们中间，用男子一样的粗大嗓门吼道：
“豪放的波希米亚人，大家一起来吧！豪放的波希米亚人，大家一起来吧！”
她每吼一次，那些人就举起手里的大啤酒杯用欢呼声和歌声作答。就在这起伏不绝的声音中，我开始跳起了充满宗教情调的舞蹈。那些“波希米亚人”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我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并邀请我每晚都来参加他们的聚会。
这些“波希米亚人”形形色色，成分很复杂，有诗人、画家和演员，来自各个民族。看起来他们只有一点共同之处：身无分文。我觉得这里的许多“波希米亚人”就像我们母女一样，如果没有俱乐部里的免费三明治和啤酒就根本吃不上饭，这些免费食物大多是由安波尔赠送的。
第一章青春的野菊花(2)
在这群“波希米亚人”中有一个叫伊万·米洛斯基的波兰人。他大约有四十五岁，长着蓬松卷曲的红头发、红胡子，和两只炯炯有神的蓝眼睛。他总是坐在房子的一角，抽着烟斗，面带不屑的笑容看着“波希米亚人”们的表演。但是在看我表演的所有人里，只有他明白了我的理想和我的舞蹈的含义。他也很穷，可是他常常邀请我和母亲去小馆儿里吃饭，或者带我们乘有轨电车去乡村的林间野餐。他特别喜欢野菊花，每次来看我都带一大把野菊花。以后每次见到金黄色的野菊花，我总会想起米洛斯基的红头发和红胡子……
他是个诗人和画家，经历坎坷，在芝加哥经商谋生。可他并不会做生意，几乎饿死在芝加哥。
那时我只是一个小女孩，年龄还太小，根本不了解他的不幸或者爱情。在现在这个世态炎凉的年代里，我想恐怕没有人能够理解那时的美国人是多么天真，或者说多么无知。我那时的人生观完全是纯情的和罗曼蒂克的，还没有感受过或接触过爱情在身体上引起的反应，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意识到我在米洛斯基身上激起了狂热的爱情。这位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已经疯狂而愚蠢地爱上了当时还天真无邪的我，也只有一个波兰人才会有这种疯狂的爱情。母亲显然对此一点儿预感也没有，她允许我们长时间地在一起。面对面地促膝交谈和长时间地林中散步，使他的激情逐渐高涨。最后，他终于忍不住吻了我，并求我嫁给他。那时我相信这是我一生中一次最伟大的恋爱。
夏天快过去了，我们的钱也快花光了。我感到在芝加哥呆下去已没什么希望了，便决定必须去纽约试试。可怎么去呢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著名的奥古斯丁·戴利①和他的以艾达·里恩为明星的剧团就在芝加哥，我决定去见见这位大人物，因为他在美国是以最热爱艺术和最具有审美眼光的剧团经理的美誉而受人拥戴的。我在剧院的后台门口站了好几个下午和晚上，叫人把我的名字一次次通报进去，请求见一见奥古斯丁·戴利。别人告诉我他太忙，我只能见他的助手。可是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有要事相商，必须面见奥古斯丁·戴利本人。最后，在一天黄昏，我终于被恩准见到了这位大人物的庐山真面目。他确实很帅气，但对陌生人却总是摆出一副凶巴巴的面孔。我有点害怕，但最终还是鼓足勇气对他发表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长篇演说：
“戴利先生，我要告诉您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在这个国家恐怕也只有您才能理解它。我发现了一种舞蹈，我发现了这种已经失传了两千年的艺术。您是最伟大的舞台艺术家，可在您的舞台上缺少一点东西，然而正是它使古希腊的剧院变得无比辉煌。那就是舞蹈艺术——悲剧合唱队。没有它，就好比一个人只有头和身躯而没有腿。现在，我把这种舞蹈给您带来了。我给你的主意将会使我们的时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哪儿发现它的呢在太平洋的波浪里，在内华达山脉的松涛中。我看见了年轻的美国在落基山峰上翩然起舞的雄姿。我们国家最伟大的诗人应当是沃尔特·惠特曼，我发现的这种舞蹈可与惠特曼的诗相媲美。实际上，可以说我就是沃尔特·惠特曼灵魂的女儿。我要为美利坚的儿女们创造一种表达美利坚精神的新舞蹈。我会给您的剧院带来那种它至今还不具备的灵魂，舞蹈家的灵魂。因为您知道……”这位大经理有些不耐烦，想打断我的演讲：“好好，够了够了”可我不管这一套，继续说下去，并提高了嗓门：“你知道，戏剧是从舞蹈开始的，人类的第一位演员就是舞蹈家。他载歌载舞，这样就产生了悲剧这种艺术。如果您的剧院没有懂得最初那种伟大的优美艺术的舞蹈家，您的剧院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舞蹈表演。”
看到我这个瘦小的陌生女孩竟敢以这种口气对他喋喋不休，奥古斯丁·戴利好像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他只好说：
“好吧，我要在纽约排演一出哑剧，里面有一个小角色。你可以在十月一日来参加排演，如果合适，我会聘用你的。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伊莎多拉。”我答道。
“伊莎多拉。名字不错。”他说，“哎，伊莎多拉，我们十月一日在纽约见。”
简直是天大的喜讯，我急急忙忙跑回家去告诉母亲。“妈妈，终于有人赏识我啦！”我说。“大名鼎鼎的奥古斯丁·戴利先生聘用我啦。我们得在十月一日之前赶到纽约。”
“好，”母亲说，“可我们到哪儿去弄火车票呀”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我给旧金山的一个朋友发了一份电报：“荣膺奥古斯丁·戴利先生之聘，须于十月一日抵纽约，请速汇路费百元。”奇迹竟然发生了，钱很快寄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姐姐伊丽莎白和哥哥奥古斯丁。他们看了电报受到感染，认为我们成功的机会到了。我们设法坐上了去纽约的火车，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我想，这个社会一定会承认我的如果我当时知道要得到社会的承认需要经历那么多的坎坷曲折的话，也许就没有这么大的勇气了。
米洛斯基知道将要与我分离，非常伤心。可我们都发誓永远相爱。我还跟他说，等我在纽约发了财，我们结婚就更容易了。并不是我当时对婚姻抱有什么幻想，而是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母亲高兴。那时我还没有为争取自由的爱情而斗争——为爱情而战，那是后话了。
第二章朝圣希腊(1)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次奇妙的旅程，我们穿越蒂罗尔山，从山的南面顺坡而下，来到了翁布里亚平原。
我们在佛罗伦萨下了火车，然后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愉快地到处游览，看遍了美术馆、公园和橄榄园。在那段时间里，是波提切利吸引了我这颗年轻的心。一连几天，我在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的名画《春》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受这幅名画的启发，我创作了一段舞蹈，努力去表现这幅画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柔和、奇妙的动感。鲜花盛开的大地柔和起伏，山林女神们围成一个圆圈，风之神的凌空飞舞，这一切都环绕着中心人物——她一半是阿芙洛狄特，一半是圣母玛利亚，用一个很有意味的手势象征着春天孕育万物。
我在这幅画前坐着看了好几个小时，完全被它迷住了。一次善良的老管理员给我拿来一张凳子，并好奇而又饶有兴趣地观察我看画时的表情。我一直在那里坐着，结果我真的看到了鲜花在勃勃生长，赤裸的腿在翩翩起舞，画中人的身体在轻轻摇摆，而欢乐的使者来到我的身旁。于是我想：“我一定要把这幅画编成舞蹈，把爱的信息——曾经使我痛苦万分的爱的信息，以及春天——孕育万物的春天，带给人们。我一定要用舞蹈把我感受到的这种巨大的喜悦传递给人们。”
到闭馆的时间了，我还坐在画前不肯离去，想通过这美好而神秘的一瞬间发现春天的真谛。我感觉到目前为止，生活都是一种漫无目的的盲目追求；我相信，如果我能找到这幅画的秘密，就可以为人们指出一条多姿多彩、充满欢乐的生命之路。记得那时我对生命的看法就如同一个带着良好的愿望走向战场的人，他受了重伤，反思过去，他这样说道：“为什么我不去传播宗教福音，拯救别人免遭这种残杀呢”
这就是我在佛罗伦萨面对波提切利的《春》所作的思索，后来我就努力将它编成了舞蹈。在里面，甜蜜的异教徒生活时隐时现，阿芙洛狄特光辉通过更为仁慈温柔的圣母的形象来表现，阿波罗就像圣塞巴斯蒂安①一样来到嫩芽初上的树林中！啊，所有这一切就像充满欢乐的暖流涌进我的胸膛，我急切地想把它们表现在我的舞蹈中——我称之为《未来之舞》。
在佛罗伦萨的一座古老宫殿的大厅里，伴着意大利作曲家蒙特威尔第和早期的一些不知名的作曲家的音乐，我为当地艺术界的一些人表演了舞蹈。我还根据为古提琴（爱之梵娥尔）写的曲子，创编了一段舞蹈，表现的是一位天使在演奏想象中的小提琴。
我们仍然像过去一样任性而为，结果钱又快花光了，不得不给亚历山大·格罗斯拍电报，请他给我们寄一笔钱来，以便让我们去柏林找他。当时他正在柏林为我准备首场演出。
到了柏林，我们真有点出乎意料。乘车走过市镇的路上，我们发现到处都是写有我名字的灯箱广告，以及我将在克罗尔歌剧院与柏林爱乐乐团共同演出的海报。格罗斯把我们领进了菩提树下大街布里斯托尔旅馆的一个漂亮套间，似乎整个德国新闻界都在那里等着我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由于有在慕尼黑的学习研究和佛罗伦萨的经历，我当时精神状态很好，思维敏捷。我用美国式的德语详细解释了我对舞蹈艺术的见解，不假思索地把舞蹈艺术称为是一种“伟大而原始的艺术”，一种能够唤醒其他所有艺术的艺术，这种观点使新闻界的先生们大吃一惊。
这些德国记者仔细地倾听着。他们的风度与后来在美国听我讲述我的理论的那些记者是多么的不同啊！他们心怀钦敬、专心致志地听我讲解，第二天，德国许多报纸上都发表了谈论我的舞蹈艺术的长篇文章，写得庄重而又富含哲理。
亚历山大·格罗斯是个勇敢的开拓者。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拿出全部的资本来筹备我在柏林的演出。他在投入上不惜成本，广告宣传铺天盖地，租用第一流的歌剧院，聘请最好的乐队指挥。一旦大幕升起，露出我需要的那种蓝色天幕的布景后，我这么一个瘦小娇弱的人站在庞大空旷的舞台上，不能赢得困惑不解的柏林观众的碰头彩的话，那么格罗斯可就彻底破产了。但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知先觉者。他所预期的目标，我都为他实现了。啊，简直是一帆风顺。柏林的观众大为倾倒，我跳了两个多小时以后，他们仍不愿离开歌剧院，一再喊着“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最后，激情高涨的观众一下子涌到脚灯前，成百上千的年轻学生竟然爬上了舞台，我差点就被这种狂热的崇拜者挤死。后来一连好几个夜晚，他们都重复着当时德国流行的一种迷人的仪式——解下我马车上的马，他们自己兴高采烈地用车拉着我，穿过一条条大街，最后沿着菩提树下大街一直走到我住的宾馆。
从首演的那个晚上起，我就在德国观众中名声大振了，被称为“伟大圣洁的伊莎多拉”。一天晚上，雷蒙德突然从美国来了，他说太想念我们了，再也无法忍受与我们天各一方的痛苦。于是，我们又重新提起了酝酿已久的计划——到最神圣的艺术发源地，到我们最景仰的雅典去。我感到自己还仅仅停留在艺术殿堂的门口，需要到艺术的源头去寻求灵感。因此结束了在柏林的短期演出后，不顾亚历山大·格罗斯的恳求和惋惜，我坚持要离开德国。我们高高兴兴地又一块儿乘上了去意大利的火车，准备取道威尼斯，一起完成我们企盼已久的雅典的旅途。
我们在威尼斯逗留了几个星期，满怀虔诚地参观了一些教堂和美术馆。但是很显然，威尼斯这时对我们来说并不怎么重要，与它相比，佛罗伦萨至高无上的智慧和精神之美，更让我们百倍地敬服。威尼斯一直不肯向我展示它的秘密和它的可爱，直到多年以后，我和一位身材瘦长、长着橄榄色面孔、黑眼睛的情人重游此地，才第一次感到威尼斯的美丽是多么迷人。但初访威尼斯时，我却盼望能早点儿离开，只想乘船驶向更高级的艺术境地。
雷蒙德提出，我们的希腊之旅必须尽可能一切从简，因此我们就没乘舒适的客轮，而是乘坐了一艘航行于布林迪西和圣毛拉之间的小邮船。我们在圣毛拉上了岸，因为那里有古老的伊沙卡遗址，而且那里还有一座山崖，是绝望中的萨福纵身入海的地方。时至今日，当回忆起这次希腊之旅的时候，我还记得当时想到的拜伦的诗句：
希腊的岛屿啊，希腊的岛屿，
在这里，热情的萨福曾播洒爱情，引吭高歌，
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曾光照寰宇，
在这里，得洛斯浮出海面，太阳神奋然跃起。
永恒的夏天依然把它们涂成金色，
可除了太阳，昔日的一切已无处寻觅。
清晨，我们从圣毛拉乘坐一艘小帆船出发，船上只有两个黑人。头顶七月似火的骄阳，渡过蔚蓝的爱奥尼亚海，我们进入了安布鲁斯海湾，在一个叫卡瓦萨拉斯的小镇上了岸。
第二章朝圣希腊(2)
在租用这条小帆船时，雷蒙德用手语比比划划地给船夫解释了好半天，还用了一些古希腊语，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航程要尽可能像尤利西斯①的那样。船夫好像不怎么知道尤利西斯的故事，但一看到我们给那么多的德拉克马希腊货币，便鼓起勇气扬帆起航，虽然他们很不乐意走得太远，有好多次都指着天空说：“隆隆，隆隆。”他们还抖动双臂表示风暴即将来临，告诉我们海上风云多变。于是，我们想起了《奥德赛》中描写大海的几行诗句：
说完，他便操起三股神叉，
聚拢乌云，搅动大海，
让风暴从四面八方汇集。
乌云覆盖了大地和海洋，
黑暗从天而降。
东风、南风相逼，西风呼号凄厉，
还有寒气刺骨的北风，
掀起汹涌的波涛，
拍向他的木筏子，
瞬间撕碎了所有的希望和勇气。
——《奥德赛》第五章
再没有比爱奥尼亚海更加变幻莫测的大海了。我们的这次航行，真是拿富贵的生命去冒险，一旦不慎，真有可能像尤利西斯那样：
他正说着，巨浪迎头打来，
掀翻了他的木筏，
将他抛出很远，
舵被击落海中，
桅杆被拦腰折断，随着狂浪上下飞翻。
木筏失去了帆和舵，
他久久地在水中浸着，
风暴的冲击难以招架，
湿透的衣衫难以负荷。
但他最终一跃而起，浮出海面，
吐出苦涩的海水，
把滴水的乱发从眼前掠过。
尤利西斯的船被打翻以后，他遇到了瑙西卡亚：
我经受了千难万险，
在海上漂泊了二十天，
昨天才逃脱了海水的幽暗。
多少天来，我忍受着风吹浪打，
从俄古癸亚岛，无助地随波逐浪。
感谢上苍的旨意，
把我抛在这里，
漂到您的海岸，还有一丝残息。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
不，是不朽的天神，
在生命终结前还要降大任于我。
可是，我恳求您的帮助，女王，
在历经了那么多的劫难后，
我第一个遇到的就是您，
除了您，
这岛上我再也不认识其他人。
——《奥德赛》第六章
我们曾在伊庇鲁斯海滨一个叫普雷韦扎的希腊小镇上岸，买了一些食物：一大块干奶酪、一堆熟橄榄以及一些鱼干。因为帆船上没有船篷，我们整天都闻着奶酪和鱼干在烈日的暴晒下发出的气味，特别是小船总是颠簸摇晃，这种要命的感觉，我永远不会忘记。海面上还常常没有风，我们不得不亲自划桨。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在卡法萨拉斯靠岸了。
第二章朝圣希腊(3)
当地的居民都跑到海滨来迎接我们。或许哥伦布第一次在美洲登陆的时候，也没有让当地居民感到如此震惊——当雷蒙德和我跪下来亲吻土地时，他们都惊奇得目瞪口呆。接着雷蒙德朗诵道：
美丽的希腊，看到你，谁还能无动于衷，
谁还能沉浸于游子思乡的愁情；
望着你宫殿倒地、断壁残垣，
我悲从中来，泪眼
真的，我们高兴得想拥抱村里的所有人，简直有些忘乎所以了。我们大喊道：“经过多日的辗转漂泊，我们终于到了希腊圣地了啊，向您致敬，奥林匹亚的宙斯还有阿波罗！还有阿芙洛狄特啊，缪斯女神，请你们准备好，再来跳舞吧我们的歌声可能会惊醒狄奥尼索斯和他沉睡的女祭司们”
啊，来吧，女祭司，妻子和少女，
来吧，女祭司，你们来吧！
啊，带给我们欢乐，
带给我们植物神的种子。
从弗里吉亚的山崖，
带着神奇的布洛米阿斯，
来到街道、城镇和高塔，
啊，把布洛米阿斯带回家
穿上鹿皮衣衫，镶上雪白的饰边，
就像我们一样，让它在风中飞翻。
我在他面前起誓，要用灰色和洁白的兽毛，
来装点酒神的神杖，
穿起他的鹿皮衣衫，再戴上常春藤冠。
卡法萨拉斯没有大宾馆，也不通火车。那天晚上，我们睡在一间房子里，那是小客栈能给我们提供的惟一的房间。但实际上我们都没怎么睡，首先是因为整个晚上雷蒙德都大谈苏格拉底的智慧和柏拉图式的爱情在天堂中的补偿，其次是因为客栈的床板是由单块木板做成的，硬梆梆的很硌人，再就是希腊的蚊子多得无以计数，拿我们打了一顿牙祭
黎明时分，我们离开了这个小村庄。母亲坐在一辆双驾马车里，车上还装着我们的四个箱子，而我们则手拿着月桂树枝步行护送，全村的人都陪着我们走了好长的一段路。我们走的是两千多年前马其顿国王菲利浦率军走过的那条路。
我们走的那条从卡法萨拉斯通向阿格里尼翁的路，是一条蜿蜒、崎岖的荒凉山路。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碧空如洗，空气清新，我们健步如飞，还常常蹦蹦跳跳到车的前面，不时地大喊大叫或纵情高歌。当越过阿斯普罗波特莫斯河古阿基利斯河时，我和雷蒙德不顾伊丽莎白的苦苦哀求，执意要在清澈见底的河水中泡一泡，来一次洗礼，只是我们没想到水流那么急，差点就被卷走了。
在途经某地时，有两条牧羊犬从远处的一个牧场里跑出来，穿过山谷向我们冲来，要不是勇敢的车夫拿大鞭子把它们吓跑的话，它们肯定会像恶狼一样凶猛地袭击我们了。
我们在路边的一个小店里吃了午饭，第一次喝到了用松香封口的装在古朴的猪皮袋子里的葡萄酒。那酒喝起来有一股家具漆的味道，虽然我们暗暗地吐舌蹙眉，嘴里还一个劲儿地称赞说是好酒好酒。
后来，我们到了建在三座小山上的斯特拉图斯古城的遗址。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古希腊的废墟中漫步，陶立克式圆柱让我们兴奋不已。我们跟着雷蒙德到了西山上，看到了宙斯神庙的剧场遗址。我们的想象力被激活了，在夕阳残照中，一个幻景出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三座小山上，斯特拉图斯古城重新矗立了起来，焕发出神奇而美丽的光彩。晚上，我们终于到达了阿格里尼翁，虽然已是筋疲力尽了，但胸中却涌动着巨大的喜悦，这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幸福感。第二天早晨，我们乘坐公共马车去了迈索隆吉翁，在那里我们拜谒了拜伦那颗火热的心。他的骨灰就供奉在这个英雄的城市，这里的土地都浸染着烈士的鲜血。人们可能会想到，正是拜伦把雪莱的心从火葬柴堆的余烬中抢出来，这难道不是有些奇怪吗？雪莱的心现在供奉在罗马，可能这两位诗人的心至今还在沿着从“辉煌的希腊”到“壮丽的罗马”的历史轨迹而心交神会。
所有这些回忆使我们这些异教徒非同寻常的兴奋心情猛然间变得有些伤感。这座城市依然保留着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迈索隆吉翁城的突围》中的悲壮气氛，当时几乎所有的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在冲破土耳其防线时惨遭屠杀了。
第二章朝圣希腊(4)
拜伦于一八二四年四月死于迈索隆吉翁；两年之后，同样是四月，几乎是在拜伦的两周年祭日，这些烈士们也长眠在这块绿树成荫的土地上，与他相会了。拜伦为了他们的解放牺牲了一切，还有比他死在英雄的迈索隆吉翁城更激动人心的壮举吗他的心供奉在这些烈士中间，正是因为他们的死，世人才可以再一次感受到希腊的不朽之美。因为所有的壮烈牺牲都会得到回报的。薄暮中，我们登上了开往帕特雷的小轮船，站在甲板上，满怀崇敬地挥泪告别迈索隆吉翁，看着它在暮色中渐渐隐去。
在帕特雷，我们为是去奥林匹亚还是去雅典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瞻拜巴台农神庙的渴望占了上风，于是我们就乘上了开往雅典的火车。火车穿行在阳光普照的希腊大地上，时而望见白雪覆盖的奥林匹斯山峰，时而穿越树影婆娑的橄榄林，犹如身处翩翩起舞的林中仙女或欢呼跳跃的树精之间，我们简直高兴坏了。我们常常激动得难以自已，只能用相互拥抱和热泪盈眶来表达当时的情感。小站上的那些当地农民不解地看着我们，可能以为我们不是醉了就是疯了，而实际上我们只是因为找到了最崇高、最辉煌的智慧——雅典娜蓝蓝的眼睛而感到无比兴奋而已。
那天晚上，我们到达了雅典。第二天拂晓，我们满怀敬仰之情，爬上雅典娜神庙的台阶。因心情激动，我们都两腿颤颤，心口怦怦直跳。登到高处后，我感觉以前的自我就像一件五颜六色的外衣一样离我而去，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好像在长长的屏息敛气中，在对圣洁之美的凝视膜拜中，我才刚刚来到人世间。
太阳从彭特里库斯山边冉冉升起，山两侧的大理石崖壁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显得瑰丽壮观。我们登上了神庙正门的最后一级台阶，凝望着晨曦中光彩夺目的神庙，不觉相视无语，相互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这里的美是神圣崇高的，任何语言的表述都是对她的亵渎。我们诚惶诚恐，不再叫喊，不再拥抱，各自找到自己顶礼膜拜的最佳位置，一连几个小时沉浸在虔诚的静思之中，都感到浑身颤栗，四肢酸软。
现在，我们——母亲和她的四个孩子，又聚在一起了。我们感到，只要邓肯一家人在一起就足够了，其他人只会诱惑我们背弃自己的理想。看到巴台农神庙时，我们觉得好像已经达到了至善至美的顶点。我们不禁自问，既然我们已在雅典找到了满足我们美感需求的一切东西，那么为什么还要离开希腊呢？也许有人会问，当时我已经在社会上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在布达佩斯又有过一段火热的恋情，难道我真的毫无重温旧梦的渴望吗？然而事实的确如此，当开始这次朝圣时，我丝毫没有考虑功名和金钱。这纯粹是一次精神的朝圣，我要寻找的精神，正是那位虽然无迹可求，却依然端坐在倒塌的巴台农神庙中的女神雅典娜。因此，我们决定，邓肯一家要永远留在雅典，在这里亲自建造一座圣殿。
我在柏林的演出中，挣得了一笔似乎用之不尽的银行存款，因此，我们开始选择建造圣殿的合适地点。只有一个人似乎不大高兴，那就是奥古斯丁。他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终于承认，由于妻子和孩子不在身边，他非常挂念。我们都认为这是他的一大弱点，但是既然他已经娶妻生子，我们只好同意把她们接来。
他的妻子带着一个小女孩来了。她穿着时髦，还穿一双路易十五式的高跟鞋。我们都对她的高跟鞋有不同意见，因为怕亵渎巴台农神庙的大理石地板，我们都换上了平底便鞋，但她极力反对穿便鞋。我们觉得，即使我穿的那种执政时期的服装，还有雷蒙德的灯笼裤、开领衫及领带等，已经算是堕落的服装了。我们必须换上古希腊人的服装，我们真这么做了，这使当地的希腊人见了都大吃一惊。
穿上了“图尼克”，系上叫“克拉米斯”的古希腊斗篷，围上叫“佩普鲁”的短裙，用发带系住头发，然后我们就动身为我们的圣殿选址。我们走遍了科洛诺斯、帕勒农以及阿提卡的所有谷地，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最后有一天，在去伊梅图斯山——那里有很多蜜蜂，以盛产蜂蜜著称——散步时，经过了一座小山丘，雷蒙德突然把手杖放在地上，大声喊道：“看呀，我们现在这地方和卫城处在同一高度”的确如此，朝西看去，雅典娜神庙历历在目，好像近在咫尺，而实际上两地有四公里多的距离。
但是，选这地方也有不少麻烦。首先，没有人知道这片土地属于谁。这地方远离雅典，只有牧人放牧牛羊时偶尔来这里一趟。后来，费了很大周折，我们才了解到这片土地属于五家农民所有，他们拥有此地的所有权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这片土地就像蛋糕一样，被他们从中间分成了五块。经过长时间的询问，我们才找到这五家的主事人，问他们肯不肯出售这片土地。他们非常吃惊，因为过去还从来没有人对这地方感兴趣。因为它离雅典很远，又是一块石头地，只能生长一些荆棘，而且山的附近也没有水，所以从来没人觉得那块地有什么价值。可是一听说我们要买这块地，这几家农民就聚在一起商议，认为这块地或许是无价之宝，因此就漫天要价。然而，我们一家已决定要买下这片地了，所以就与他们讨价还价。我们宴请这五家农民，准备了烤羊羔和其他一些美食，还请他们喝了很多“拉其”——当地生产的一种白兰地酒。宴席上，在一位矮小的雅典律师的帮助下，我们起草了一份契约，这些农民不会写字，就在上面画了押。虽然我们买这块地的花费并不少，但是我们觉得请这顿饭还是很有收效的。这块与卫城一样高、自古以来被称为“科帕诺斯”的荒凉的山地，从此属于邓肯一家了。
其次，是如何弄到图纸和绘图工具，画出圣殿的设计图。雷蒙德觉得阿伽门农宫殿的平面图正好可以用来充当样板。他看不上建筑师，不愿让他们帮忙，自己雇来了建筑工和运石工。我们认为只有从彭特里库斯山运来的大理石才配得上我们的神殿，因为巴台农神庙那些雄伟的石柱就是从彭特里库斯山发光的山崖上开凿出来的。不过，后来我们降低了一点标准，觉得山脚下的红色岩石也挺不错。从那时起，每天人们都可以看到长长的运送红石的车队，蜿蜒穿行于彭特里库斯山和科帕诺斯山之间的山道上。看到一车又一车的红石头卸到工地上，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
最后，圣殿奠基的重大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应该认认真真地举行个仪式才行。众所周知，我们家的人脑子里都没有宗教的概念，每个人的思想都在现代科学和自由思想熏陶下彻底解放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觉得采用希腊人的仪式，请一个希腊祭司来主持奠基礼更和谐也更合适一些。我们还邀请了方圆几英里内的全部农民来参加这个仪式。
老祭司来了，他身着黑色的长袍，头戴黑色的帽子，黑色的面纱从宽大的法冠上垂落下来。祭司要我们找一只黑色的大公鸡来作祭品——这种仪式从阿波罗神庙时期起，以后经过拜占庭牧师的代代相传，一直就是这样。费了好大的劲我们才找来一只黑公鸡，连同圣刀一起都交给了祭司。与此同时，由农民组成的几支乐队从附近各地陆续赶来了。还有一些社会名流从雅典赶来助兴。到黄昏时，科帕诺斯山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老祭司庄重肃穆，行礼如仪。他要求我们划出房屋地基的确切界线。我们就沿着雷蒙德早在地上画好的一个四方形跳了一圈舞，表示这就是我们的地基。然后老祭司找到了离房子最近的一块基石，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他割断了黑公鸡的脖子，把鲜红的鸡血滴在那块基石上。他一只手举着圣刀，一只手举着那只黑公鸡，煞有介事地绕着地基走了三圈，然后开始祈祷和念咒语。他先为建圣殿用的每一块石块祝福，然后又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开始祷告起来。在祷告词里，能不时地听见伊莎多拉·邓肯我的母亲、奥古斯丁、雷蒙德、伊丽莎白和伊莎多拉我自己的名字。他每次都把“邓肯”说成是“僧肯”，因为从他的口中，ｄ音出来后就变成了ｓ音。他反复地劝诫我们要虔诚和睦地在这所房子里生活下去，还劝勉我们的后代也要虔诚和睦地在这里生活。他作完祷告后，乐师们便拿着希腊特有的古老乐器上来了。我们打开了成桶的葡萄酒和拉其酒，在山上点燃了熊熊的篝火，我们与邻近的农民们一起跳舞、喝酒，度过了一个欢乐的夜晚。
我们决定永远定居在希腊。不仅如此，我们还一起发誓，就像哈姆雷特说的那样，以后永远都不结婚、“已经结婚的就这样吧”等等。
我们对接受奥古斯丁的妻子都有意见，不免有所表现。但是我们自己在笔记本上制定了一个计划，规定了今后在科帕诺斯应遵循的生活准则，当然只包括邓肯家的人。我们的这些准则有点像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里所讲的那样。我们规定：日出即起，用欢快的歌舞迎接初升的太阳，然后每人喝一小碗羊奶来充实体力；上午的时间用来教当地的居民跳舞和唱歌，要让他们学会祀奉希腊众神并换下那些难看的现代服装；然后，简单地吃点新鲜蔬菜作为午餐，因为我们已决定忌吃肉食而奉行素食主义了；下午的时间用来冥思静想；晚上则在合适的音乐伴奏下举行异教徒的仪式。
接下来就开始兴建科帕诺斯的圣殿了。由于阿伽门农宫殿的墙大约是两英尺厚，所以科帕诺斯圣殿的墙也同样应该是两英尺厚。直到建墙工程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需要从彭特里库斯山运多少红石头，也才知道每车红石头得花那么多钱。几天以后，我们决定在工地上宿营过夜，这时我们突然意识到方圆几英里内连一滴水都没有！望着蜜蜂纷飞的伊梅图斯山高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股股泉水和一条条溪流；凝视着彭特里库斯山，它上面终年不化的积雪仿佛化成了湍急的瀑布直泻而下。但非常可惜，我们明白科帕诺斯是一块干旱的不毛之地，离最近的泉水也有四英里之远
可雷蒙德并不气馁，他雇了更多的工人，让他们动手挖一口深井。在挖井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好多种古代文物，便认定古时候这里曾是一个村庄。但是我认为那里不过是一块坟地，因为井越往下挖土层越干。最后，在科帕诺斯几个星期的找水工作毫无收获，我们又回到了雅典，去问讯能预言未来的神灵，我们相信在雅典卫城里肯定有这样的神灵。我们从城里搞到了一张特别许可证，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月夜去那儿了。我们养成了在狄奥尼索斯神庙的圆形大剧场中静坐的习惯，在那里，奥古斯丁背诵希腊悲剧里的片段，我们就跳舞。
我们一家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与当地的雅典居民毫无瓜葛。甚至有一天听农民说，希腊国王悄悄地来偷看我们的圣殿，我们也不为所动。因为我们生活在另外一些国王的统治下，他们是阿伽门农①、梅内厄斯②和普里阿摩斯③。
第二章雅典娜神庙前的遗憾(1)
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们正坐在酒神狄奥尼索斯神庙的剧场里，忽然一个男孩的嘹亮歌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那种哀婉、超俗的音色是男孩的童声所特有的。突然，又响起另一个男孩的歌声，接着又是一个，他们唱的是希腊的一些古老歌曲。我们席地而坐，敛神静听，不觉心旷神怡。雷蒙德说：“这一定是古希腊合唱队里男孩子的童声。”
第二天晚上，这样的合唱又出现了。我们给出了许多德拉马克，于是在第三天晚上，合唱队的人数增加了。渐渐地，几乎雅典所有的男孩子们都聚集在月光下的狄奥尼索斯神庙的剧场里为我们歌唱。
那时，我们对希腊教堂里的拜占庭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参观了希腊大教堂，并欣赏了唱诗班主唱那美妙、哀婉的歌声，参观了位于雅典城外的培养年轻牧师的希腊神学院。他们带我们看了他们珍藏的中世纪以前的古老手稿。与许多著名的希腊学专家的观点一样，我们那时就认为，被现在的希腊教堂所传承下来的对阿波罗、阿芙洛狄特以及其他所有异教诸神的颂歌，其实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于是，我们心中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把这些希腊男孩组织起来，再现古希腊合唱队的原貌。我们每天晚上都在酒神剧场举行歌唱竞赛，谁能唱出最古老的希腊歌曲谁就能得到奖赏。我们还聘请了一位拜占庭音乐教师来帮忙。我们从中选出了十名全雅典声音最美的男孩，组成了一支合唱队。一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他也是古希腊学的一个研究者——和我们一起为合唱队排练“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乞援者》。这些合唱曲优美动听，简直闻所未闻。有一首合唱曲我记得特别清楚，描写的是一群少女围在宙斯圣坛四周寻求保护，以阻止乱伦的堂兄弟跨海过来侮辱她们。
就这样，研究雅典卫城，建造科帕诺斯的圣殿，为埃斯库罗斯合唱曲配舞，我们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除了偶尔去游览远处的几个村庄，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我们阅读了《埃略西斯①的神秘教仪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神秘的事情无法表达，只有能亲眼看到这些神秘事情的人才能受到保佑，他死后的命运将与他人迥然不同”。
我们准备去参观埃略西斯。它离雅典有十三英里半远。我们赤脚穿着便鞋，沿着一条白色的尘土飞扬的路徒步而行。这条路沿着海边古老的柏拉图树林延伸。为了取悦众神，我们一路上以跳舞代替步行。我们经过了达佛涅的一个小村庄和一个叫哈吉亚·特里亚斯的教堂。经过一块山间开阔地后，我们看到了大海和萨拉米斯岛。我们就地休息了片刻，重新回顾了历史上著名的萨拉米斯海战的情景。当时，希腊人顽强迎战并击溃了国王薛西斯统率的波斯大军。
据说，当年薛西斯坐在埃加略斯山上的一把银腿椅子里观看了这场战役。公元前四八○年，希腊人组成了一支有三百只船的舰队，打败了强大的波斯军队，赢得了独立。当时大约有六百名波斯精兵驻扎在一座小岛上，想截断希腊舰队的退路，击毁他们的船只，把他们赶到岸上去。可是阿里斯泰德斯已经从流放地被召了回来，他识破了薛西斯要击毁希腊舰队的图谋，因而战胜了波斯人。
一只希腊战舰奋勇当先，
腓尼基船头撞上了敌舰前面的雕像。
船上伸出一只只挠钩，
缠住敌人，展开了近身搏斗。
波斯人起初顽强抵抗，
但庞大的队伍却成了失败的原因；
狭窄的海湾让他们无法施展，
慌乱中自身挤作一团。
铜造的船头相互碰撞，
自己撞碎了自己的船桨。
希腊人快而不乱，成竹在胸，
从四面八方灵活进攻。
海面上到处是翻倒的船舰，
还有士兵们的一具具尸骸。
一路上我们真是蹦蹦跳跳地往前走，只在一个基督教小教堂前停留了一回。教堂里有一个希腊牧师一直看着我们走路的样子，感到很有趣，坚持让我们看看教堂，并请我们尝一尝他的酒。我们在埃略西斯待了两天，观看了一些神秘的宗教仪式。第三天，我们回到了雅典，但我们不再只是我们一家人，而是多了一群新加入的影子伙伴：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和阿里斯托芬等古希腊剧作家和诗人。
我们已不想到远处游历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的圣地麦加，因为对我们来说，希腊就是至高无上的。我承认，我后来背离了对智慧的雅典娜的纯洁的崇拜，我最后一次到雅典时，吸引我的已不再是对她的崇拜了，而是达佛涅一所小教堂里耶稣受难像的面部表情。可在那时，我们正处在生命的早晨，雅典卫城对我们来说是一切欢乐和灵感发源地。我们年轻气盛，恃才傲物，热衷于挑战，还不能理解什么是怜悯之情。
每天清晨，我们都迎着晨曦爬上雅典卫城的城门，去探究这座圣山的每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我们还带着书，想考证每一块石头的历史。为了核实某些标记和特殊物品的出处和含义，我们学习了一些著名考古学家的很多理论。
雷蒙德也有了自己独到的发现。他和伊丽莎白一起考察雅典卫城，想用一些时间寻找到在修建卫城前山羊上山吃草时在岩石上留下的古老的足迹。他们还真找到了一些脚印，因为雅典卫城最初就是一伙牧羊人为了使羊群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安全地点而修建的。雷蒙德和伊丽莎白成功地画出了羊群经常行走的线路图，这至少发生在修建卫城之前的一千年。
在那位年轻的神学院学生的帮助下，我们从两百来名衣衫不整的雅典男孩中选拔出了十名嗓音非常优美的儿童，并在他的帮助下开始教这些孩子合唱。我们发现，在希腊教堂的宗教礼仪中，左右舞动时所唱的赞美诗的和声简直美妙绝伦，这印证了我们的观点，即：这些赞美诗本来是献给上帝、雷神和保护神宙斯的；它们也曾被早期的基督徒用来当成献给耶和华的赞美诗。在雅典图书馆里，我们找到了一些关于古希腊音乐的书籍，都记载有这样的音阶和音程。有了这些发现，我们都激动不已。经过了两千年的沧海桑田，我们终于发掘出了这些失传的珍宝，重新奉献在世人面前。
我们当时住在一家英国宾馆里。宾馆很慷慨地让我随意使用其中的一个大厅，我可以每天在那里工作。我一连几个小时给《乞援者》的合唱曲编配舞蹈动作，这都受益于希腊教堂音乐节奏的启发。我们当时对这些理论极为信服，以至于对其中使用的一些滑稽可笑的宗教表现手法都没有觉察。
就像平时一样，那时的雅典也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这一次，矛盾产生在王室和大学生之间，争论的焦点是，在戏剧演出中究竟该用古希腊语还是现代希腊语。成群结队的大学生上街游行，举着旗帜，坚决主张使用古希腊语。从科帕诺斯返回雅典那一天，我们的车子让学生们给围住了，他们对我们穿着古希腊图尼克大声喝彩，并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游行队伍。为了古希腊，我们欣然同意了。在这次游行中，学生们决定在市立剧院举行一场演出。那十个希腊男孩子和那位拜占庭神学院的学生都穿上了衣袖飘拂、色彩艳丽的图尼克，用古希腊语唱着埃斯库罗斯的合唱曲，而我则翩然起舞。这使大学生们如痴如狂。
第二章雅典娜神庙前的遗憾(2)
国王乔治听说了这次游行后，表示希望再在王家剧院表演一次。但是在王室和驻雅典各国使馆人员面前的这次演出，比起在市立剧院里给大学生们的表演，却缺少了那种热情和火爆的气氛。那些带着白色小山羊皮手套的手发出的掌声丝毫没有鼓舞力。乔治国王走到舞台后面的化妆室里，请我去王室包厢里拜见皇后，虽然他们看上去非常高兴，可我能看出来他们那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对我的艺术的欣赏，也没有真正理解我的艺术。对于这些王公贵族来说，芭蕾舞才永远是他们心目中正宗的、最好的舞蹈。
恰在此时，我发现我们银行里的存款已经花光了。记得在王家剧院演出后的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天一亮我就独自一人跑到卫城，走进酒神剧场，在那里跳起舞来。我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在这里跳舞了，然后我又爬上了卫城城门，站在巴台农神庙的前面，突然感到以前所有的美梦已经像五颜六色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我们只是现代人，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不可能拥有古希腊人的那种感情。我面前的这座雅典娜神庙，在过去的不同时代曾经有过不同的色彩，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拥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经过不同文化的融合后，我与红种的印第安人的亲缘也许要比与希腊人更近呢。在希腊度过的这一年的美丽幻想就这样在猛然间破灭了。拜占庭希腊音乐的旋律变得越来越微弱，而伊索尔达之死的和弦却在我的耳际回响。
三天后，我们告别了一大群热情的人，以及那十个希腊男童泪眼婆娑的父母，乘火车离开雅典前往维也纳。在火车站上，我身裹白蓝两色的希腊国旗，那十个男孩和所有送别的人一起唱起了优美的希腊国歌。
回顾在希腊度过的这一年，我认为确实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因为我们孜孜以求的是为了追溯两千多年前的美。这种美正如法国作家勒南所赞颂的那样：
啊，多么高贵！啊，多么朴实和纯真的美女神，你是智慧和理性的象征。你的神殿是永恒的良知和真诚的最好课堂。探索你的神秘，我自恨来得太晚；带着深深的愧疚，我跪拜在你的圣坛前。为寻找你，历经千辛万苦我心甘情愿。雅典人一降生便能得到你的恩赐，而我要得偿夙愿则需披肝沥胆，尽心竭力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希腊，在一天早晨到达维也纳，同行的还有我们的希腊男童合唱队和他们的老师，那位拜占庭祭司。
我们复兴古希腊合唱艺术和古希腊悲剧舞蹈的愿望，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但在实践中又有很大的难度。在布达佩斯和柏林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后，我已打算不再做巡回演出了，只想用赚来的钱建造一座希腊圣殿，复兴古希腊合唱艺术。回首年轻时的这种志向，真是有些可笑。
在一天上午我们到达了维也纳，向好奇的奥地利观众表演了埃斯库罗斯的《乞援者》。舞台上，我们的希腊男孩们唱歌，我表演舞蹈。剧中有五十位“达那俄斯的女儿”①，用我自己瘦弱的身躯同时表达五十个姑娘的情感虽然非常困难，可我具有将多种情感融于一身的能力，而且为此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维也纳距布达佩斯只有四小时的路程，但是简直难以置信，在巴台农神庙待了一年后，布达佩斯对我来说已相当陌生，因此“罗密欧”从没有花上四个小时的时间过来看我，我并不感到奇怪，也从来没有认为他应该来。我一心扑在希腊童声合唱队上，它占去了我全部的精力和感情。说实话，我还真没有想起过他，那时我脑子里充斥的全是理性的问题。另外，这些事情恰好使我的注意力能更好地集中在与一位才智超群的人的友谊上，这个人名叫赫尔曼·巴尔。
几年前在维也纳的“艺术家之家”里，赫尔曼·巴尔曾看过我为艺术家们表演的舞蹈。我带着希腊男童合唱队一回到维也纳，他更感兴趣，在维也纳《新报》上写了许多精彩的评论文章。
巴尔当时大概有三十来岁。他的头部长得很标致，留着浓密的棕色头发和棕色胡子。虽然他经常在演出后到布里斯托尔宾馆和我谈话到天亮，虽然我也经常起身和着一句一句的希腊合唱曲为他跳舞，以表达我对歌词的理解，但是，在我们中间却没有发生一丁点儿的男女私情。可能有人不会相信，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自从经历了布达佩斯的情变后，一连几年内，我的整个情感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那些风花雪月的日子已与我无缘，将来我只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之中。既然我天生就有“米洛的维纳斯”的那种气质，能够做到这样确实令人奇怪，我到现在也是这么认为的。虽然这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的情欲在历经了那次惨痛的觉醒之后，又沉睡过去了，已经没有了这方面的要求，我整个的生命都集中在了我的艺术之中。
我的演出又一次获得了曾在维也纳卡尔剧院获得的成功。观众们起初看到希腊男童合唱队时相当冷淡，可当我最后表演舞蹈《蓝色多瑙河》时，他们情绪非常高涨。演出后我对观众解释说这不是我要达到的效果，我希望表达的是希腊悲剧的灵魂。我说，我们必须复兴合唱的美。可观众依旧大叫：“好啦，不要说啦，跳舞吧！跳《蓝色多瑙河》，再跳一次吧！”他们一次次地鼓掌和叫喊。就这样，我们在维也纳获得了丰厚的报偿，然后又来到了慕尼黑。我们的希腊男童合唱队的出现，在慕尼黑艺术界和知识界引起了巨大轰动。著名的弗尔特汪格勒教授举行了一次专题演讲，论述我们这种由拜占庭琴师配乐的希腊赞美诗。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们对我们的演出大为欣赏，我们这些漂亮的希腊男孩子非常引人注目。只是我个人代表五十个姑娘跳舞，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只得在演出结束后向观众解释说，我不是表演单人舞，而是代表达那俄斯的五十个女儿在跳舞；我正在努力，现在是一个人，请耐心等待，不久我会建一所学校，把我现在的角色还原成五十个少女。
柏林对我们的希腊合唱队并不是很热情，虽然来自慕尼黑的著名教授科尼利乌斯先生亲自向大家介绍，可是柏林的观众还是像维也纳的观众一样大喊：“唉，跳《蓝色多瑙河》吧，别管什么希腊合唱曲了。”
与此同时，那些希腊男孩们自己也感到了与环境的格格不入。旅馆的主人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我抱怨这些孩子不懂礼貌，而且脾气很坏，总是要黑面包、熟透的黑橄榄和生洋葱，如果哪一天没有这些开胃的东西，他们就会对服务员大喊大叫甚至把牛排扣在服务员的头上，并用刀子袭击他们。好几家高级宾馆都把他们赶了出来。没办法，我只好在我柏林公寓的客厅里给他们支上十几张帆布床，让他们跟我们住在一起。
考虑到他们还是孩子，每天早晨，我们都照着希腊人的样子，穿上麻绳鞋，打扮得像古希腊人那样，然后带他们去散步。一天早晨，伊丽莎白和我正走在这个奇异队伍的前面，忽然遇上德国皇后骑马过来。皇后很是吃惊，在下一个拐弯的地方一下子从马上掉了下来，因为那匹普鲁士良种马从来没见过穿着这么古怪的人，因而受到惊吓，把皇后给掀翻到地上。
这些可爱的希腊男孩同我们只待了六个月。当时我们很意外地发现他们那天使般的嗓音开始变声了，就连那些对他们非常欣赏的慕尼黑观众都开始不满起来。我继续努力去扮演宙斯神坛前祈求保护的那五十个姑娘，但也是吃力不讨好，尤其是这些希腊男孩子们唱得越来越跑调，而他们的拜占庭琴师也越来越三心二意。
这位神学院的学生对拜占庭音乐越来越没有兴趣，好像已完全失去了在雅典时的热情。他还经常缺席演出，而且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终于有一天，警察当局告诉我们说，这些孩子夜里偷偷地从窗子里爬出来，就在我们以为他们睡熟的时候，他们却出现在那些廉价的咖啡馆，同当地最下等的希腊女子鬼混。我们感到，问题变得严重起来。而且，自从来到柏林后，这些男孩子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在狄奥尼索斯神庙剧场演出时的那种天真无邪的孩子气，而且每个人都长高了半英尺。每天晚上，剧院里《乞援者》的合唱越来越找不到调门，简直成了可怕的噪音，观众们再也不会因为是拜占庭音乐而原谅他们。有一天，我们经过多次痛苦的商议后，最后决定把希腊合唱队全部带到魏海姆大百货商店去。我们给所有矮个的男孩买了上好的成品灯笼裤，给个子高的男孩买了长裤，然后我们用出租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给他们每个人买了一张去雅典的二等车票，与他们深情地道别。送走他们后，我们就把复兴古希腊音乐的计划搁置在了一边，重新回到了研究德国作曲家克里斯托弗·格鲁克的《伊菲格涅亚和奥菲 士①》。
从一开始起，我就把舞蹈看成是一种合唱的形式，或者是一种通用的表达感情的方式。正如我过去努力向观众表现达那俄斯的女儿们的悲伤一样，现在我用舞蹈表现《伊菲格涅亚》中的一段情景：卡尔基斯的少女们在柔软的沙滩上玩她们的金球，后来是陶里斯凄惨的流放，看见希腊同胞及受害者的血祭，感到十分恐惧。我非常热切地想创办一个舞蹈乐队，这在我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在舞台金黄的灯光下，我看到了我舞蹈的同伴们雪白、柔软的身影围绕着我，还有强劲的双臂、摇摆的头颅、充满朝气的躯体和敏捷灵活的双腿。在《伊菲格涅亚》的最后，陶里斯的少女们为俄瑞斯忒斯②的得救而跳舞狂欢。当跳起这些如痴如狂的回旋曲时，我感觉到握住了他们伸过来的手；当回旋曲越来越疯狂时，我感到了她们小小身体的扭动和摇摆。最后，在极度的欢乐中我倒在了地上，这时我看见她们：
在长笛声中烂醉如泥，
还想独自在林阴中寻找野兽的足迹。
我们在维多利亚大街的家里每周举办一次酒会，现在酒会变成了狂热的文学艺术中心，举行过多次关于舞蹈艺术的学术讨论会。德国人对每一种艺术讨论都非常严肃认真，并追根溯源进行深刻的思考。我的舞蹈成了争论最激烈也最热烈的话题。各大报纸上经常刊登整版整栏的评论文章，有的称颂我是发现新的艺术门类的天才，而有的又把我贬成是真正的古典舞蹈芭蕾的破坏者。每次结束了令观众欣喜若狂的演出后回到家里，我就穿着白色图尼克，就着一杯淡牛奶，细细研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常常沉思默想到深夜。我当时是为了从书中找到能够帮助我创造纯粹之美的灵感，天晓得我是怎么找到的。
经常到我家来的画家和作家中有一位年轻人，他高高的额头，戴着一副眼镜，但目光特别锐利。他认为向我宣示尼采的天才思想是他的使命。他说，只有依靠尼采的指导，你才有可能像你希望的那样充分展示舞蹈的表现力。他每天下午都来用德语为我朗读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书，并给我解释其中我不懂的所有单词和词组。尼采哲学的魅力已经让我痴迷，而卡尔·费登每天给我讲哲学的那几个小时的诱惑力也非常大，因此，即便我的经纪人再三劝我去汉堡、汉诺威和莱比锡等地去做哪怕是短期的巡回演出，我仍然不愿意去，虽然那些地方有无数热情的观众和成千上万的马克在等着我。对于他常常向我描述的那种大获成功的环球演出，我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了。我要学习，继续进行我的研究，创作出当时还不存在的舞蹈和舞姿。从童年时代起，我就想创办一所自己的学校，这种愿望现在越来越强烈。我的这种要留在工作室中的愿望，把我的经纪人都快急疯了。他一遍遍地上门恳求我去做巡回演出，并拿来一些报纸让我看，那些报纸上说，在伦敦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的幕布、服装和舞蹈的仿制品大行其道且广受欢迎，人们都把它们当成是一个创举。但是，这些都无法打动我。当夏天即将来临时，我宣布将在拜罗伊特度过整个夏季，以便从真正的艺术源头上去研究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这个决定，让经纪人的恼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天，有人登门来拜访我，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瓦格纳的遗孀。她的到来，使我留下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从来没有哪个聪明热情的女人能像科西玛·瓦格纳那样给我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她身材高挑，雍容大度，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也许对于女性来讲她的鼻子稍高了点，额头显示出智慧的光芒。她精通各种深奥的哲学，并熟知大师的每一个乐句和音符。她以鼓舞人心的语气和优雅的方式谈起我的艺术，然后又对我说理查德·瓦格纳生前很不喜欢芭蕾舞和它的服装。她说，瓦格纳最为心仪的是酒神节歌舞和像鲜花一样的少女的舞蹈，还说那个季节将在拜罗伊特举行的柏林芭蕾舞团的表演根本不可能表现出瓦格纳的原意。接着，她问我是否愿意在瓦格纳的歌剧《汤豪瑟①》中表演舞蹈。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难题，我的意愿是绝不与芭蕾舞有丝毫瓜葛，因为它的舞姿会破坏我的美感，它的表现方式在我看来也是机械和粗俗的。
“噢，我为什么没有自己梦想已久的学校呢”对她的邀请我脱口而出，“这样，我就能把一群瓦格纳梦寐以求的山林仙女、田野之神、半人半马神和美惠三女神②给您带到拜罗伊特。但是现在我单独一个人能做得了什么呢不过还是要去的，而且要尽心尽力，至少将我设计的代表美惠三女神的可爱、温柔和丰富性感的舞姿表现出来。”
第二章再坠情网(1)
在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五月天，我到达了拜罗伊特，在黑鹰宾馆租下了几个房间。其中有一间房子很大，足够我练功用的，我便在里面放了一架钢琴。每天我都能接到瓦格纳夫人的邀请，让我去用午餐或晚餐，或者让我晚上到万弗里德别墅去玩。每天到那里赴宴的至少有十五人以上，都会受到极为真诚的盛情款待。瓦格纳夫人坐在餐桌的上首主持宴会，仪态端庄，言辞得体。她的客人中有德国的大思想家、画家和音乐家，还常常有大公、公爵夫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皇亲国戚。
理查德·瓦格纳的坟墓就在万弗里德别墅的花园里，从书房的窗口就可以望见。午饭后，瓦格纳夫人挽着我的胳膊走进花园，绕着坟墓缓缓而行，常常用非常忧郁而又神秘的语气与我交谈。
晚上常常有四重奏演出，每一种乐器都是由著名的大师亲自演奏。身姿挺拔的汉斯·里克特，身材瘦小的卡尔·马克，还有迷人的莫特尔、汉姆帕丁克和海因里希·索德，当时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都曾应邀到过万弗里德别墅，并在这里受到热情的款待。
身穿白色的小图尼克，竟然与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比肩为伍，我感到很骄傲。我开始学习歌剧《汤豪瑟》的音乐，它表达的是对骄奢淫逸生活的疯狂渴望，因为这种狂欢的情景总是在汤豪瑟的脑海中出现。半人半马神、山林女神和维纳斯隐身的洞穴，就是瓦格纳精神上的隐密洞穴。他的内心深处长期渴望能找到一个满足感官需要的途径，但是这一切只能在他的想象中才能实现。
关于这种狂欢的情景，我是这样写的：
“大部分演员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只能提供一个隐隐约约的暗示，只能勾勒一个粗线条的轮廓。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神秘的狂喜，身体在音乐的旋律中狂舞，像旋风一样旋转，像波涛一样奔腾。如果说我敢于独自去从事这样的冒险，那也是因为这一切完全出自想象的范畴。这一切都只是汤豪瑟睡在维纳斯怀抱里时看到的幻象。
“要想实现这些梦想，一个简单的求助手势，就应该能招来上千个伸出的手臂；一个特意的回头动作，就应该足以传达酒神祭祀的喧闹和狂欢，这才能表现汤豪瑟热血沸腾的情感。
“在我看来，这段音乐集中了一切没有得到满足的感官需求、狂热的渴望、激情压抑的烦闷等等，总而言之，它是人世间一切欲望的呐喊。
“这一切都能表现得出来吗这些幻想是不是不仅仅存在于作曲家燃烧的想象之中，而且也能穿上外衣予以清晰的再现
“为什么我要干这种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呢我再说一遍，我并不能去实现它，我只是想指出如何去实现。
“当这些可怕的欲望爆发的时候，当它们无法遏制，像一股冲破堤坝的洪流奔腾向前的时候，我便让烟雾弥漫在舞台上，使人们看不到清晰的景象，这样在各自的想象中结束，会比看到任何具体的场面具有更强的感染力。
“经过这种爆发和破坏之后，经过这种有创造有破坏的过程之后，出现的是一派和平的景象。
“这些就是美惠三女神，代表着安宁和爱欲满足之后的慵懒倦怠。在汤豪瑟的梦中，她们时而交织在一起，时而又分离开来，并且是相互纠结的同时，时分时合、时隐时现。她们在颂唱宙斯一次次即兴的爱情。
“她们在讲述宙斯的风流韵事，说到泅过海峡到达欧罗巴的那位姑娘。她们的头亲密地靠在一起，就好像沉浸在爱情之中的丽达和白天鹅一样。就这样，她们让汤豪瑟躺在维纳斯雪白的怀抱中。
“有必要把这些场面完整地再现在观众面前吗你是不是更愿意看到在朦胧的空间中，欧罗巴公主用她那纤细的胳膊搂住那只大公牛的脖子她紧紧地搂住宙斯，朝河对岸呼唤她的女伴挥手告别的场面呢
“你难道不是更想窥视被白天鹅的翅膀半遮半掩、在宙斯的热吻即将到来之前浑身战栗的丽达吗
“你或许会回答说：‘是的。那你又能在那里干什么呢’我只能这样回答：‘我可以暗示呀！’”
从早到晚，在山上的这所红砖建成的殿堂里，我一直在参加排演，等待着《汤豪瑟》的第一场演出。《汤豪瑟》、《指环》、《帕西法尔》连续公演，使我一直陶醉在音乐之中。为了更好地理解它们，我背熟这些歌剧的所有台词，这些传奇故事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我的整个身体都随着瓦格纳旋律的起伏而波动。我达到了一种忘我的状态，似乎所有的外部世界都是阴沉、冷酷和虚幻的，对我来说，惟一的现实就是发生在舞台上的事情。有一天，我饰演金发的西格琳达，她躺在哥哥西格蒙德的怀抱中，这时响起了嘹亮的春之歌：
春日来了，亲爱的，让我们跳舞吧！
让我们跳舞吧，亲爱的！
接下来，我又扮演了为失去戈德海德而哭泣的布伦希尔德，还扮演过在科林索尔的蛊惑下疯狂诅咒的昆德里。而最深切的体验还是我的心灵最激动的那一刻，我在鲜红的圣杯里全身震颤。多么非凡的魅力呀！啊，我简直忘却了蓝眼睛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和在雅典圣山上的那座圣洁的神庙。在拜罗伊特山上，另一座神庙正以其神奇的声浪和回响使雅典娜神庙黯然失色。
黑鹰宾馆拥挤不堪，让人觉得不舒服。一天，我正在巴伐利亚的由疯子路德维格修造的隐士花园附近散步，突然看见了一所建筑精美的旧石头房子。那是马格雷夫古老的狩猎别墅，里面有一个既非常宽敞又特别漂亮的客厅，古老的大理石台阶一直通到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花园。这所房子已经年久失修，显得有些破旧，现在有一大家子农民在里面住着，他们已经在那儿住了大概有二十年了。我许诺给他们很大一笔钱让他们搬走，至少我夏天能住得进去。然后我请来了油漆匠和木匠，把屋内修葺一新，所有的墙壁都进行了粉刷并涂上一层淡绿色的漆。接着，我赶到柏林，订购了一批沙发、垫子、藤椅和书籍。最后，我终于得到了这所叫“菲利浦雅舍”的房子，后来还总是想起它，把它当成是“海因里希的天堂”。
拜罗伊特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母亲和伊丽莎白正在瑞士避暑。雷蒙德已经回到他心爱的雅典，继续建造科帕诺斯圣殿。他常给我发来电报：“自流井工程进展顺利，下周有望出水。速汇钱来。”就这样，科帕诺斯花掉了令我吃惊的一大笔钱。
第二章再坠情网(2)
离开布达佩斯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中，我一直清心寡欲，就像回到了处女时代一样，过着一种奇怪的生活。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从大脑到躯体，前几年都沉浸在希腊狂热中，现在我又沉浸在对瓦格纳音乐的狂热中。我睡眠很少，醒来后就哼唱昨晚刚学的主题音乐。但是，爱情又一次在我心中苏醒了，虽然情形与上次完全不同了。也许，是同一个爱神戴上了另外一副面具
我的朋友玛丽和我两人住在菲利浦雅舍中。由于没有仆人的房间，所以男仆和厨子只能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有一天晚上，玛丽来找我，说道：“伊莎多拉，我不是有意想吓唬你，快来窗户这边看看，在那边，在大树底下，每晚上都有一个人在望着你的窗子，半夜后才走。恐怕这是个在打坏主意的贼。”
确实有一个瘦小的男人正站在树下朝我的窗子张望，让我大吃一惊。但就在此时，月亮突然露了出来，一下子照亮了他的脸。玛丽猛然抓紧了我，我们两人都看清了那是海因里希·索德仰起的兴奋面孔。我们赶紧从窗户前走开了，像女学生一样咯咯咯地大笑了一阵，这也许是恐惧消失后的自然反应吧。
“每天晚上他都这样在那儿站着，得有一个星期了。”玛丽悄声说道。
我让玛丽在屋里等着，然后在睡衣外面套上一件外衣，轻轻地走出了房间，径直朝海因里希站的地方走去。
“亲爱的好朋友，你这样爱我吗”我问道。
“是的，是……的，”他结结巴巴地说，“你就是我的梦想，你就是我的圣克莱瑞。”当时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他的第二本杰作，是关于圣弗朗西斯的。他的第一部著作写了米开朗琪罗的一生。索德像其他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会沉浸在他的作品创造的世界里。在那时，他把自己当成了圣弗朗西斯，而把我想象成了圣克莱瑞。
我拉着他的手，轻轻地把他领上台阶，领进别墅。可他却像在梦游一样，用朝圣般亮闪闪的眼光盯着我。我回头望他时，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精神亢奋，好像与他一齐飞升起来，穿越太空，到了天国的境地，又像是走在一条霞光万丈的路上。这种极其美妙的爱情感受，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它使我的整个身心都散发出光芒。就是那瞬间的对视（我也不清楚究竟有多长时间），使我感到四肢发软，头晕目眩，整个人都失去了知觉，在一种无法形容的极度的幸福中昏倒在他的怀里。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他那双漂亮的眼睛还在凝视着我的双眼。他轻轻地吟诵着这样的诗句：
幸福的爱情让我欲醉欲仙，
幸福的爱情让我欲醉欲仙！
我又一次体验到欲醉欲仙、虚幻飘渺的感觉。索德俯下身来吻我的眼和额，但这绝不是世俗间的情欲之吻。虽然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即不仅是那天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分手时，而且在以后的每一天晚上他来我的别墅时，索德都从来没有对我有过任何世俗间的行为。他总是那样含情脉脉地望着我，当我望着他时，就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悄然下沉，我的心就会长上翅膀，和他一起飞向蓝天。我并不期望他对我表达什么世俗的情感，我那沉睡了两年的感官现在已经沉浸在一种超凡脱俗的极乐状态之中。
拜罗伊特的排练开始了。我和索德一起坐在昏暗的剧院中，倾听《帕西法尔》序曲的开始。一阵阵快感传遍了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强烈得让我难以忍受。哪怕他的胳膊对我不经意地一碰，我的全身也会涌起一阵战栗，我就会感到一种甜蜜而痛苦的快感。这种快感就像千万道霞光在我的心中回旋，在我的喉咙中跃动，我真想大喊大叫一番。但他常常用手轻柔地按在我的嘴唇上，制止我不能自抑的呻吟和叹息。好像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达到了爱的高潮，这种极乐的感受通常只是一瞬间。我是那么执拗地呻吟，分不清那究竟是极度的喜悦还是可怕的痛苦。或许这二者兼而有之。我真希望能同剧中的安福塔斯一起大喊，与昆德里一起尖叫。
每天晚上，索德都来菲利浦雅舍。他从来没有像情人那样爱抚过我，也从来没有想去解开我的衣服抚摸我的乳房和身体，虽然他知道我身体的每一次颤抖都是因他而起。一种我以前从未感受过的激情，在他的注视下忽然醒来。这种激情在我身上迸发，令我难以忍受，常常感到这种幸福的感觉正在将我窒息，接着就晕了过去，然后又在他双眼神奇的注视中苏醒过来。他已经完全占有了我的灵魂，我渴望能在他奇妙的目光中死去。因为这不是世俗的爱情，没有什么满足或停止，只有我心目中的对某种感觉的沉迷和强烈追求。
我完全没有了食欲，甚至彻夜难眠。只有《帕西法尔》的音乐能使我激动以至于落泪，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暂时把我从这微妙而可怕的情网中解脱出来。
海因里希·索德的意志力非常坚强，能够马上从这些令人飘飘欲仙的痴迷和令人眩目的幸福中，转入纯粹理性的状态。在他会滔滔不绝地对我谈论艺术时，我觉得世上只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提并论，那就是邓南遮。索德在某些地方与邓南遮很相象，他们都是身材矮小，大嘴巴，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绿眼睛。
每天他都给我带来一部分《圣弗朗西斯》的手稿，每写完一章都要给我朗读。他还从头到尾给我朗读了一遍但丁的《神曲》。他一直给我读到深夜，又读到天明，常常在旭日东升的时候才离开菲利浦雅舍。他像喝醉了酒一样摇摇晃晃，虽然在一夜的朗读中，他除了用白水润润嗓子外什么也没喝。他已完全陶醉在他那超凡的智慧和圣洁的灵魂之中。一天早晨，当他准备离开菲利浦雅舍时，突然紧张地抓住我的手说：
“我看到瓦格纳夫人走过来了！”
真的，瓦格纳夫人在晨曦中走来。她脸色苍白，我以为她正在生气呢，其实不是这样。前一天，我们曾就《汤豪瑟》中酒神祭祀的狂欢场面里我为美惠三女神所编舞蹈的含义是否准确发生了争论。那天夜晚，瓦格纳夫人难以安睡，就起来翻看理查德·瓦格纳的遗稿，从中发现了一本小练习册，上面有一段文字，与已发表的任何资料相比，它都更准确地记录着大师对这段狂欢场面的构思。
这位可爱的女人再也坐不住了，天刚亮就跑过来告诉我说我是对的。不仅如此，她还用颤抖的嗓音对我说：“我亲爱的孩子，你肯定从大师本人那里得到了灵感。你看，他写的东西与你的直觉完全一致。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干涉你了，你可以在拜罗伊特自由编排这些舞蹈。”
我想也许就在那时候，瓦格纳夫人心里有过一个想法，即我会同西格弗里德结婚，与他一起继承大师的传统。但是，虽然西格弗里德与我情同手足，而且一直是我的朋友，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表露过要把他当成恋人的意思。我的整个身心已完全沉浸在与索德的超凡脱俗的爱情中了，那时我还看不出与西格弗里德的结合对我有什么价值。
我的心灵就像一个战场，阿波罗、狄奥尼索斯、基督、尼采和理查德·瓦格纳在那里争战不休。在拜罗伊特的日子里，我处在维纳斯堡和圣杯之间，备受煎熬。瓦格纳的音乐有如滔滔洪流，把我卷起来抛向远方。然而有一天，在万弗里德别墅的午宴上，我平静地说道：
“大师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像他的天才一样大。”
瓦格纳夫人吃惊地望着我。席间是一片冰封般的沉寂。
“是的，”我带着一种初生牛犊特有的自信，接着说道，“大师犯了个很大的错误，他所倡导的‘音乐剧’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沉默让人越来越难以忍受。于是，我进一步解释说，戏剧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产生于人类大脑的思考；而音乐是激情的迸发。想让这不同的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事情。
信口说出这些有渎大师威望的话，当时的我真是狂妄到了极点。我自负地环视四周，却看到了一张张写满惊愕的面孔。我那时的观点确实是莫名其妙，但我却继续说道：“是的，人都要说话、唱歌，还要跳舞。可是说话的是头脑，是能思考的人。而歌唱则靠情感，舞蹈更是情感的宣泄和迸发。把这些东西硬要揉和到一起，根本无法做到。所以说‘音乐剧’是不可能存在的。”
值得庆幸的是，在我年轻的时候，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也不像现在这样拒绝生活和享乐。在《帕西法尔》幕间休息时，人们很安详地喝着啤酒，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理性和精神生活。我常看到伟大的汉斯·里克特很随意地喝着啤酒吃着香肠，但是这并不影响他过一会儿像天神一样指挥乐队，也不影响他周围的人们继续交谈具有崇高的理性和精神意义的话题。
那时候，任性而为不等于灵性。人们认为，人的精神应该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而精神力量必须借助巨大的能量和活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头脑只不过是身体多余的动力；而身体就像章鱼一样，它吸收遇到的一切东西，而只把它认为不需要的送给大脑。
拜罗伊特的许多歌唱家都长得高大魁梧，可只要他们一张嘴，歌声就会传到众神居住的那个精神与美的不朽世界。因此，我坚持认为：这些人都没有意识到，身体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躯壳而已，重要的是里面蕴藏着表现上天音乐的巨大能量和活力。
第二章智慧的芬芳(1)
在伦敦时，我在大英博物馆读过德国博物学家厄恩斯特·海克尔著作的英文版译著。他对宇宙间各种不同现象的清楚明白的表述，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他表示感谢。也许是因为那封信里有些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所以后来我在柏林演出时他给我回了信。
因为自由派言论的缘故，当时厄恩斯特·海克尔遭到德国皇帝的流放，不能到柏林来。但是我们之间一直保持书信联系。当我到了拜罗伊特后，便写信邀请他来做客，并看一看节日剧场的演出。
在一个雨天的上午，我乘坐一辆双驾敞篷马车——当时那里还没有汽车，去火车站迎接海克尔。只见这位伟人从火车上走了下来，虽已年逾花甲，须发皆白，但身体健康，气度不凡。他的衣服很特别，松松垮垮的，提着一个毛毡旅行袋。我们虽然从未谋面，但却一见如故。我马上就被他那结实的双臂搂在了怀里，脸也埋在了他的白胡子中。他的全身散发出健康、力量和智慧的芳香，如果智慧也可以说芳香的话。他和我一起来到了菲利浦雅舍，我们为他准备了一间装点着鲜花的房间。然后，我一路奔到万弗里德别墅，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瓦格纳夫人，说伟大的厄恩斯特已经应邀光临，要来听《帕西法尔》呢！使我惊奇的是，瓦格纳夫人对这一消息反应很冷淡。当时我还不知道，挂在夫人床头上方的十字架和她床头桌上的念珠并非只是装饰品。其实，她常去教堂做礼拜，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写出《宇宙之谜》、信仰达尔文学说、自达尔文以来最著名的反宗教战士海克尔，在万弗里德别墅是不会受到热烈欢迎的。我坦诚地给瓦格纳夫人谈了海克尔的伟大和我对他的敬佩之情。因为我是她的好朋友，瓦格纳夫人不好意思拒绝我的请求，最后，她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在令人羡慕的瓦格纳包厢里给海克尔留一个座位。那天下午，在幕间休息时，我穿着古希腊式的图尼克，赤脚裸腿，与厄恩斯特·海克尔手拉着手在瞠目结舌的观众面前走过。他个头高大，满是白发的脑袋高出众人之上，格外引人注目。在观看《帕西法尔》的过程中，海克尔一直一言不发。演到第三幕时我才明白，舞台上的这些神秘激情根本就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的头脑过于科学化了，根本就不会被神话故事所感动。
由于万弗里德别墅没有宴请海克尔，所以我决定专门为他举行一个欢迎晚会。我邀请了一批很有名望的人，有当时正在访问拜罗伊特的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德，有德国皇帝的妹妹萨克森—迈宁公主——她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女性，还有雷乌斯的亨利公主、汉姆帕丁克、索德等人。
我在晚会上发表了演说，盛赞海克尔的伟大，然后跳了一只舞向他表示敬意。海克尔对我的舞蹈进行了评论，认为我的舞蹈与普遍的自然规律相联系，是一元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与一元论同宗同源，并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接下来，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冯巴里献了歌。然后，我们共进晚餐，海克尔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就这样，我们又吃又喝又唱，一直到东方将白。
可是第二天早上，海克尔仍像往常一样，天一亮就起床了——在菲利浦雅舍期间他一直保持这种生活习惯。他常常到我的房间来约我陪他去爬山。说实在的，我对爬山可真没有他那么大的热情，但是这种散步也很有意思，因为他对路上遇到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木、每一个地质层，都会讲解一番。
最后，我们爬到了山顶，他像一尊天神一样站在那里，面对大自然的美景，目光中充满了赞许。他随身带着画架和画盒，画了许多森林树木和岩石的速写。虽然他画得相当不错，可他的画缺少艺术家的想象力，更像是一个科学家熟练而准确的观察。我不是说海克尔不懂艺术，只是对他来说，艺术只不过是自然进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每当我给他讲述我们对巴台农神庙的热情时，他更关心的是大理石的质地如何、来自哪一个地层、从彭特里库斯山的哪一面取来的，而对于我大加赞美的雅典雕塑家菲迪亚斯的作品则不怎么感兴趣。一天晚上，保加利亚的费迪南德国王陛下驾临万弗里德别墅。每个人都站起了身，有人悄声提醒我也站起来。可我的民主意识非常强烈，仍然悠闲自在地如雷卡米耶夫人那样斜靠在长沙发上。费迪南德很快发现了我，问我是谁，这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有点尴尬。但是费迪南德却朝我走过来，很随意地坐在了我的身旁，并马上津津有味地对我讲起他对古希腊文化的喜爱。我告诉了他，我有一个梦想，想创建一所学校来复兴古希腊的辉煌。我刚一说完，他便用每个人都能听得见的声音大声说：“这个想法很好，你一定要到我黑海之滨的宫殿里来办你的学校。”在晚宴上，我问他能不能哪天晚上驾临我的菲利浦雅舍与我共进晚餐，以便进一步向他讲讲我的理想。这时谈话达到了高潮。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如约同我们在菲利浦雅舍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既是诗人、画家、梦想家，又是充满智慧的君王。
我的那位留着德国皇帝式的小胡子的膳食总管，对费迪南德的来访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他端上盛着香槟和三明治的托盘时，费迪南德说：“不，我是从来不沾香槟的。”可当他看到酒瓶上面的商标时，马上说道：“噢，是莫埃香东，法国香槟，那我倒想尝一尝。说实在的，喝德国香槟简直像喝毒药一样难受。”
虽然我们只是非常纯洁地坐谈艺术，可费迪南德陛下多次驾临菲利浦雅舍，还是在拜罗伊特引起了流言蜚语，因为他是半夜来的。事实上，我每做一事都显得与众不同，总会引起一些人的大惊小怪。
菲利浦雅舍里有许多长沙发、垫子，灯光是玫瑰色的，但一把椅子也没有。因此，在一些人看来，它就是“邪恶的殿堂”，尤其是自从伟大的男高音冯巴里晚上常来我这儿以后。他经常整晚上充满激情地引吭高歌，而我就表演跳舞，村民们都认为这是一所不折不扣的魔宅，把我们纯洁清白的宴会说成是“可怕的寻欢作乐”。当时在拜罗伊特有一家叫“猫头鹰”的酒馆，是艺术家们聚会的地方。里面常常是通宵达旦地狂歌豪饮，可人们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每个人都能理解，而且都穿着普通的服装。
在万弗里德别墅我认识了几位青年军官，他们邀请我早晨同他们一块儿去骑马。我穿着希腊式的图尼克和便鞋，头上什么也不戴，任卷发在风中飘舞，活像女妖布伦希尔德。因为菲利浦雅舍离节日剧场有一段距离，我就从一位军官那里买了一匹马，并且像布伦希尔德那样骑着马去参加所有的排练。这匹马原先是战马，习惯了挨马刺踢，所以特别难以驾驭。尤其是当它发现马背上是一个女人时，就会变本加厉地折腾。别的不说，在路上每经过一个酒馆它都会停下来，四条腿像柱子一样立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因为那些军官们常在这些地方停下来喝一杯）。这时它从前主人的那些朋友们就会大笑着从酒馆走出来护送我走一段。当我以这副模样到达剧场时，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那些早已等候在剧场门口的观众会有什么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