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总统学领导：白宫实习大揭秘 [美]查尔斯·加西亚 著 科学出版社
第1部分 白宫实习生计划
第一章 白宫实习生计划的建立
真正的自由社会不是一个由旁观者组成的社会。自由的最深层意义在于参与——全心地、热情地、理智地参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今天发起了名为“白宫实习生”的计划。——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 1964年10月3日
最初的设想
1964年，一些颇为重要的政治人物纷纷向林登·约翰逊总统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国家应该为年轻人提供在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直接工作的机会。这个想法显然不是出于迫切的需要，暂且不说内阁成员们公务繁忙，单是将没有参政经验的年轻人带进白宫参与严肃的国家级政务活动，就已经是很冒险的举动了。然而，不知是命运，是天意，或是巧合，还是上帝的旨意，一些关键人物却几乎在同一时间产生了这样同一个想法。
第一个有此想法的正是约翰逊总统本人。约翰逊对于与年轻人共事有着很大的热情，他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像自己当初一样，有幸获得前辈的提携，为他们打开机遇的大门，并把自己的智慧与他们分享。
1937年，约翰逊获得了代表他所在的得克萨斯州中部地区的一个议员席位，这也是他的第一次选举胜利。选举结束后不久，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乘火车经过“孤星州”（得克萨斯州的别名）的时候，还特意邀请这位年轻的当选议员与自己乘坐同一班火车。后来，罗斯福总统预言，约翰逊将成为美国内战后 “第一位来自南方的总统”。［1］到了委员会任命的时候，约翰逊与罗斯福总统同乘火车的这段经历令他受益匪浅——在罗斯福总统本人和众议院多数派领袖山姆·雷本的帮助下，约翰逊被分配到海军事务委员会。1948年，约翰逊当选参议员时，他的另一位导师，佐治亚州参议员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理查德·罗素又为他谋得了一个好差事，让他有机会到颇具影响力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工作。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约翰逊非常感激那些信任他的政治家前辈们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他明白，如果年轻人能够像自己当年那样有幸得到良师益友的帮助，他们将来也一定会大有作为。
比尔·莫耶斯创作了很多电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节目，获得了三十多项艾美奖。在获得这些成就之前，他曾在林登·约翰逊1960年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担任他的高级助手。“林登·约翰逊从一开始就很喜欢把年轻人带进自己的圈子，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他信任年轻人，对他们有很高的期待，并且平等地对待这些年轻人和自己身边其他的人。”莫耶斯说，“之前，他从自己的导师那里得到过很多支持和帮助，所以，他本能地认为自己有义务为后来人提供帮助。令他很欣慰的是，白宫实习生项目是他自己发起的，而不是肯尼迪总统日程上遗留下来的项目。他自己虽为民主党人，但仍喜欢和温和派的共和党人交朋友，比如戴维·洛克菲勒和约翰·加德纳。”
项目起源
1964年7月中旬，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旧金山召开，这次会议要在党内选出一个在11月大选中与约翰逊竞争的候选人。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强硬的保守派巴里·戈德华特击败了他的温和派对手——来自纽约的纳尔逊·洛克菲勒，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这场激烈的角逐在共和党内造成重创，导致内部严重分裂。共和党代表大会结束后，戈德华特开始大张旗鼓地反对约翰逊提出的一些自由主义项目。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里，年轻的美国人认为戈德华特的政治宣言别具一格，开始纷纷加入支持戈德华特的组织。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一周后，卡内基公司总裁、共和党人约翰·加德纳就向约翰逊总统的特别顾问埃里克·高德曼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了一个他称之为“国家服务计划”的构想，希望约翰逊能予以考虑。
1912年，加德纳在加利福尼亚州出生。一年后，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带着儿时的加德纳改嫁了好几次。加德纳的一位继父是个淘金者，他给加德纳说了好多淘金热时期的故事。这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总会让加德纳感到兴奋。“每个故事都有着共同的主题——未被发掘的金子，”加德纳回忆时这样说。［2］加德纳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获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是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女子大学教书，然后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外国情报广播服务部负责研究敌人的宣传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1945年，卡内基公司聘请加德纳协助开发模拟联合国项目，以及在教室中使用电视等具有领先地位的项目。他还在建立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第一个该类别的研究中心。1961年，加德纳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卓越》，提出美国应该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努力做到卓越和公平。这本书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重视，因此，加德纳不仅有机会参与联邦政府改善教育系统的工作，还有幸编辑肯尼迪的演讲稿和意见书。此后，加德纳出版了他的第二本重要著作《自我更新》。在美国即将迎来社会、文化、政治的深刻变革之时，加德纳指出，个人和社会的变革都是更新的重要资源，应得到全力的支持。1964年，由于加德纳在领导力研究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他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
加德纳1957年的时候就写过一篇类似的备忘录，但当时支持者并不多，他只好把这份备忘录锁进了抽屉。1964年，他旧事重提，将备忘录递交给高德曼。在备忘录中，加德纳提议建立一个“总统训练营”，并提议“成立一个特别小组来选出全国范围内最有能力和最积极进取的一百名年轻人，让这些年轻人在政府里工作十五个月。”他还建议由总统本人担任这个选拔小组的荣誉主席，选拔小组的成员必须是位于社会顶层的人士。选拔的标准应该是“才智、品格、特殊才能、潜力，并且这个标准应该定得非常高，让年轻人觉得被选中本身就是一种殊荣。”加德纳建议限定候选人年龄在二十一岁至三十一岁之间，学历本科以上。他还提议，应该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份相对可观但并非丰厚的报酬，结婚的人可以有家庭补贴金。他还补充说，这个项目可以给参加者一定的学分，甚至是为服兵役加分。
加德纳希望每一个参加这个项目的年轻人都能在华盛顿得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他这样写道：“整个计划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些具体工作任务的教育意义。如果这些年轻人只是被分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日常工作，那这段经历就不会有什么特殊意义了。”他建议分配给每个人的任务都要与他们原来的工作或教育背景密切相关。比如，曾参加过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应该去武装部队工作，而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就应该去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唯一的要求就是让这些年轻人真正地接触和参加到政府工作中。加德纳还提到，为了使参加项目的年轻人彼此之间更具有凝聚力，还可以每周将他们组织在一起召开讨论会，向他们解释治理国家的一些根本的、全局性的问题，并举办一个为期十日的课堂学习，与他们讨论作为领导者的基本原则。他还设想，可以把这些年轻人分成不同的讨论小组，让他们探讨国家在未来几年即将面临的主要挑战，还要针对这些问题大胆地提出解决方案。他建议邀请一部分人继续参加第二期学习，工作地点可以选在他们所在部门的海外办公室。
最后，他建议如果入选者在十五个月的工作后选择留在华盛顿，应准许他们申请成为高级公务员。为了表明这个项目的合理性，加德纳还写道：“18世纪末期，美国还是人口稀少的殖民地，这块土地上诞生了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门罗、麦迪逊、汉密尔顿、富兰克林和其他一些才华出众、胸襟宽广、深谙治国之道的领袖。那么，我们的时代为什么不可以塑造出更多这样的人才呢？这样的人才又在哪里？我们能够看得到的真的很少。可是，那些可塑之才是存在的……这项计划应该按照这样的原则设计，让那些才智过人的年轻人得到必要的锻炼机会。在此之后，无论他们是否选择留在政府部门，对于我们的国家都将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约翰·加德纳就像他那个做掘金者的继父一样，通过提议这个“总统训练营”项目，探寻着未被发现的金矿。现在，就看总统是否认可自己“掘金者”的资格了。
项目步入轨道
埃里克·高德曼1915年生于华盛顿。年仅二十一岁的他就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教授，约翰逊总统上任后立刻邀请他来白宫做总统“谋士”。高德曼观察着社会上的各种现象，留意那些可能成为总统下一个议程安排的有发展潜力的提议。高德曼收到加德纳关于“国家服务计划”的提议后，马上写了回信，称这个计划“非常受欢迎”，“巧合的是，这个计划和我正在策划的一个项目如出一辙，也和约翰逊先生曾经提过的某个想法不谋而合。”高德曼还告诉加德纳，他已经将这个计划递交给了伯德夫人，等待听取她的意见。高德曼又写道，他比较担心的一点是，这个计划会不会又弄出一个新的“政府实习生”队伍，类似的实习职位在华盛顿已经有太多了。不过，由于他知道总统和第一夫人都很希望将最有才华的年轻人引进联邦政府，他本人对加德纳又相当敬佩，所以他会将自己的意见保留，并把这份计划呈递给总统及总统夫人。［3］
收到加德纳的提议后不久，高德曼又收到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年轻的校长威廉·佛里德的来信。佛里德对巴里·戈德华特在大学校园里获得学生支持的事非常忧虑，他希望总统先生进一步了解这些学生领袖，并邀请他们到白宫。“我决定将加德纳以及佛里德提出的设想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既不同于加德纳提出的国家服务式的‘总统训练营’，又和它的宗旨大体相似的项目。我决定在一次与大学生相关的会议上提出这个构想。”高德曼这样写道：“这样的结合会让我和加德纳（我想肯定也包括佛里德）的目标变得更具有长远意义，也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大选以及未来执政期间加强约翰逊总统和年轻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1964年9月15日，高德曼向约翰逊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简要地阐明了佛里德的顾虑，他写道：“看到少数年轻人对戈德华特的狂热，令这位年轻的校长忧心忡忡。但是，他绝不仅仅是从大选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佛里德等其他熟悉年轻人群体的人认为，与其他年龄段的人相比，年轻人更容易对政府不满。无论这些年轻人是否会投票给你，他们的这种心态都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佛里德认为，与大学里的学生领袖接触是政府与年轻人建立和谐关系的最有效途径，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各个组织和团体可能会因为政府邀请了谁或没邀请谁而批评政府不够公正，但是如果我们邀请的对象是学生领袖，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文章结尾处高德曼提到，还没有哪位总统邀请过大学生领袖访问白宫，所以这将具有首创意义。他还把加德纳提议的核心内容简要地附在了信后，并说明如果大幅削减参加项目的人数，他可以说服加德纳通过卡内基基金会向一个为期三年的试行项目提供资助。
在给高德曼的回复中,约翰逊总统表达了自己对这个项目的热情，并与伯德夫人一起在信上做了批注。约翰逊决定，入选项目的年轻人将被分配到联邦政府的最高行政部门工作，而非加德纳提议中描述的那些机构。人员总数要从一百人削减至十五人——每个内阁办公室各一人，副总统身边一人，总统办公室四人。第一夫人伯德表示她很喜欢“白宫实习生”这个名字，于是便以此为项目命名。约翰逊总统还要求在一个为学生领袖举行的特别活动上宣布这个项目，时间定在1964年10月3日，也就是两周之后。
高德曼曾提到卡内基基金会可能为“白宫实习生”试行项目提供资助，他说的没错。在加德纳的指示下，卡内基董事会向白宫实习生计划提供了22万5千美元的资金赞助。当时正在参加竞选的约翰逊总统为白宫实习生计划成立了一个两党联立（由共和、民主两党组成）的委员会，任命了共和党人——戴维·洛克菲勒担任委员会主席。戴维·洛克菲勒是纽约州长、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弟弟。高德曼这样写道：“总统先生是在竞选的专用飞机上向我传达这项任命的。那天天气很糟，刮起了暴风雨，总统又是用无线电话与我取得联系的，所以我很难听清他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斥责这项任命的提议还是表示赞同，过了好几分钟，我才确认他是批准了戴维·洛克菲勒担任委员会主席。他对此事非常赞同！”
当时，戴维·洛克菲勒兼任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主席、现代艺术博物馆主席、美洲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监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长及主席。此外，他还担任着一些其他重要职位。可以说，他的工作极为繁忙，但他认为自己有义务接受总统的任命。“当时，我正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办公室里，突然有人告诉我约翰逊总统要和我通话。他当时正在空军一号飞机上。” 洛克菲勒说，“总统并不经常找我。但我觉得总统的请求就是命令，于是我接受了这项任命。后来，这个委员会正式成为‘白宫实习生委员会’。” 2008年洛克菲勒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从未后悔做出这个决定。‘白宫实习生’这个项目一直都很成功。基于我和最初几届实习生的接触以及接下来的四十年间与一些实习生的交流，我认为约翰逊总统当初设想的所有目标都达到了。超过六百二十五名实习生在白宫工作过，离开白宫后，他们都在各自的事业中大展宏图，为我们的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利益。”［4］
从约翰逊总统为“白宫实习生委员会”物色负责人的事情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用心良苦，力保这个项目秉着多元化和不分党派的精神开展。他起用了自由派的《纽约时报》编辑约翰·奥克斯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兼商人的欧内斯特·阿布克尔；起用了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此人曾在当年夏天的共和党大会上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起用了当时的美国教育委员会会长弗朗西斯·凯珀尔，他曾负责在全国的公立学校中实施《1964年美国民权法案》；还起用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校长威廉·佛里德、得克萨斯大学校长哈里兰·塞姆和明尼苏达大学校长梅芮迪斯·威尔森，他们分别来自美国的不同地区，分别从学术的角度为这个项目带来了独特的观点。此外，非裔的民权主义先驱、巡回法庭法官威廉·黑斯蒂，美国电气、无线电和机械工会主席詹姆斯·凯瑞（当时被称为“工人的奇迹”）也为该项目提供了宝贵的意见。白宫实习生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约翰·梅西和约翰逊的共和党好友、白宫实习生项目的创始人约翰·加德纳。很明显，约翰逊总统希望竭尽全力组成一个具有社会威望又充分体现两党合作的委员会，完成白宫实习生的甄选工作。
邀请函发向了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让学生们选出前往白宫的代表，因为美国总统希望“了解他们，倾听他们的心声”。邀请函上写明：活动将由总统夫人主持召开，然后分别由约翰逊总统、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劳工部长威拉德·沃茨和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致词，再由约翰逊的女儿琳达主持晚宴和娱乐活动。
1964年10月3日，收到总统邀请函的年轻人齐聚白宫。约翰逊总统签署了11183号总统令，宣布了白宫实习生计划总统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当天下午，他面向现场的二百五十名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领袖发表演讲，拉开了白宫实习生计划的帷幕。正是在这番讲话中，他提出了“真正的自由社会不是一个由旁观者组成的社会。自由的最深层意义在于参与——全心地、热情地、理智地参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今天发起了名为“白宫实习生”的计划。”
建立基础
1964年10月4日，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向外界发布了这样一条新闻：约翰逊总统设立了白宫实习生计划，邀请美国优秀的年轻人向该项目提出申请。一旦入选，他们将会获得在华盛顿工作一年的机会。消息传开后，人们开始迫不及待地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更详尽的信息。仅仅几天内，就有超过八千名的美国年轻人向白宫询问该计划的具体情况。他们或是写信，或是打电话，或是发电报。总之，他们心中都饱含着对这个项目的无限憧憬与向往。
一个还没有正式办公室、没有预算、没有工作人员的项目竟然获得了如此多的关注，让人不禁喜出望外。是时候给白宫实习生项目找一个合适的负责人了——一个既有年轻人的热情，又有实干能力，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把项目运行起来的人。当时的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第一届“白宫实习生委员会”成员约翰·梅西起用了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职业发展办公室的年轻官员汤姆·卡尔，让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在正式任命一个常务负责人前代为管理这个刚起步的项目。三十五岁的卡尔毕业于城堡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并在越战中获得嘉奖。
“短短几天之内，我的办公室里就堆满了邮件袋，全都是咨询这个还没有启动的项目的信件，大概有八千多封。”卡尔回忆时说，“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派来了一个速记员，我之前的秘书爱洛伊丝·韦德就成了我的助理。那段时间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事情一件紧跟着一件，让人不得空闲。”
1965年11月15日，约翰逊总统接到了戴维·洛克菲勒的电话。向他汇报白宫实习生计划总统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情况。约翰逊总统经常会对电话的内容录音，这个电话也不例外。在四分钟的交谈中，洛克菲勒对约翰逊说：“我想向您汇报几件事，以确保这些做法符合您对这个项目的设想和期待。”委员会决定将受理申请的时间延长一个月，即1月15日截止，这样做能为大学校长提供更多的时间鼓励更多优秀青年俊杰提出申请。洛克菲勒还告诉总统，委员会已决定将原定十五个月的实习期改为一年，因为很多人的工作和学习都是以一年为一个阶段的。所以，第一届的白宫实习生计划将于9月1号开始。“您有什么意见吗？”洛克菲勒问约翰逊。约翰逊回答说他完全同意，他十分信任洛克菲勒和委员会的其他人，相信他们会为这个项目做出正确的选择。他同意了洛克菲勒的所有建议。从项目一开始，约翰逊总统就一直参与了相关的策划。
在短短几周之内，卡尔和他手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工作人员回复了所有信件和电报。约翰逊为学生领袖们举行的特别活动结束两个月后，洛克菲勒组织委员会成员开会。这时卡尔已经为整个项目制定好了具体的方案，从严格的选拔程序，到工作任务的分配，再到贯穿整个实习期的培养方案。委员会完全接纳了卡尔提出的方案，并当场任命卡尔为白宫实习生计划的第一任负责人。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卡尔为白宫实习生计划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很多国家和美国国内的一些州政府纷纷效仿卡尔的做法来运作自己的实习生项目。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曾经每年都来参加实习生们的午餐会。2004年，杰布·布什决定在佛罗里达州复制白宫实习生计划，建立了州级的“州长实习生”项目。每年，该项目选出十二名最优秀的本科或研究生毕业生到州政府从事高级别的政府工作，为这些年轻人们提供了最直接的公共服务经验。实习生们在实习期内搬到州首府居住，领取少量的工资，还可以因此减免一年的学费。实习生们每周都要聚集在一起听系列讲座，参加其他政府活动，如新闻发布会、预算汇报、政策汇报。“我复制了白宫实习生计划，为佛罗里达州那些渴望发展自身领导才能的年轻人创造了难得的机会，他们可以得到真正的政府工作经验，这将对他们未来的工作甚至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前州长布什说。檀香山市长慕菲·汉尼曼（1983—1984届白宫实习生）也在夏威夷创设了一个类似的项目。前国防部长多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派理查德·格雷高（2002—2003届白宫实习生）前往阿富汗，建立起一个相似的项目。此外，伯纳德·莱夫凯（1970—1971届白宫实习生）也曾为中国政府提供相关咨询，打算以“白宫实习生”为参照建立 “长城实习生”项目。
创始人问题
2005年10月，在纪念白宫实习生计划四十周年的庆典上，科林·鲍威尔说：“约翰·加德纳是白宫实习生计划的灵魂人物，他不仅是这个项目的首创者，还陪伴它多年。他为这个项目投入了自己的爱与心血、精力与时间，直至他离开我们……这是约翰·加德纳的项目，永远都是。”
虽然人们一直认为约翰·加德纳是白宫实习生计划的创始人，但在项目成立早期，约翰逊总统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却有不同的见解，认为人们应该更多地认可约翰逊为此所作的贡献。毕竟，这个项目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成果，是两党联立的果实。
比尔·莫耶斯明白这一点。2002年4月17日，莫耶斯在约翰·加德纳的追悼仪式上这样说：“合适的两个人在合适的时间走到了一起。约翰逊——冲动、高傲、急躁；加德纳——稳重、谦虚、果断。两人都是积极的核心政治人物，都希望能够拓宽机遇的大道，让更多的人迈向成功。在一个值得纪念的夏日的夜晚，我们六人坐在白宫的南草坪上——林登·约翰逊和伯德夫人、约翰·加德纳及其夫人、朱迪丝和我。当时我和朱迪丝还不到三十岁，我只是在静静地听他们谈话。他们两人，一个掌控权力、精通政治，一个善于项目运作。在他们两人的政治讲话中，平等从来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可是在那天晚上，这个话题尤其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都非常希望让美国社会更公平、更正义。林登·约翰逊知道如何创造机会，而约翰·加德纳知道怎样实现机会。”
将所有功劳都归于自己的朋友——共和党人约翰·加德纳，约翰逊心甘情愿。这充分体现了约翰逊的领袖风范和宽广胸怀。显然，约翰逊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他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他为美国最优秀的年轻人打开了白宫的大门，让他们可以在美国的首都与杰出的导师们共事，共同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就像约翰逊夫妇两人初到华盛顿时经历的一样。［5］这两位伟大的美国人——林登·约翰逊和约翰·加德纳，用一种真正的不分党派的精神，以公私合作的方式，共同为美国创造了第一个意义非凡的领导力培养项目。
第2部分 白宫实习生的领导力课程
第三章 领袖特质之一—— 平衡工作与生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会给自己生活的各个部分排出先后顺序。当你知道了哪些是对你真正重要的事情时，请制定一个计划，把你的时间在这些事情之间恰当地分配。一旦你的生活处于平衡的状态，你的内在就会迸发出更强的力量，让你成为更成功的领袖。
在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采访了二百二十名前白宫实习生。我询问他们每个人同样的问题：成功的领导人应该具备什么品质和特性。不出所料，答案中大都包括正直、远见、判断力、毅力以及激励他人和有效沟通的能力。然而令我吃惊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回答，优秀的领导人要始终能保持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总统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奖作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新闻评论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1967—1968届白宫实习生）就是其中之一。
1973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古德温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她知道电话那头是谁。前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自从离开白宫回到得克萨斯的农场后，每天早上都会给古德温打电话晨聊。古德温当时正在帮助约翰逊撰写回忆录，约翰逊对她也越来越依赖，这些年来，年轻的古德温已经成为了约翰逊的心腹和信赖的朋友。
“那天早上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很柔和，听起来还有些忧伤。”古德温回忆道，“他刚刚读完桑德堡著的《林肯传》，这不禁让他联想起自己在后人眼中会成为什么样子，他担心自己会被遗忘。我试着让他高兴起来，便向他承诺，我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的每一次考试中都会出一道关于他的试题，这样大家就会记得他了。说到这儿，他突然打断了我的话，还很奇怪地让我一定要认真听清他接下来要说的内容。他告诉我一定要结婚，要有孩子，还要常常陪伴家人，因为这是另一种幸福，一种和他整个政治生涯中都在追寻的幸福截然不同，却又更加宝贵的幸福。那是我跟他最后一次通话，因为两天之后他就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不过，他最后给我的忠告真是无比珍贵，我非常感激。”
数年后，在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古德温得到了一个竞争和平队负责人的机会，这时，她又再次记起了约翰逊的最后忠告。约翰逊逝世后，古德温听从了他的建议——结了婚，还有了孩子。当时她正在写一本关于肯尼迪的书。“我并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得到那个职位，但是我知道我绝对不会接受它。”古德温解释道，“我有家庭，有两个孩子，如果我接受了那份工作，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将无从谈起，因为那份工作要经常在外奔波。所以，我根本没有去争取。林登·约翰逊的忠告不仅在这个时候帮助了我，也影响了我后来的生活：我决定不赶着时间写书，而是放慢速度，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孩子们。我想，这些书五年写成还是十年写成都无所谓，但是我一定要在孩子小的时候陪在他们身边，保证他们放学回家后总能找到妈妈。看到林登·约翰逊晚年凄凉的样子，我有些震撼，我要努力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平衡。”
古德温相信，现代人总是自然而然地认为事业上的成就会带来快乐，但是真正完满的人生应该在工作、爱和娱乐之间有一个健康的平衡。“如果你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工作，那你就会有一个悲惨的晚年，因为一旦你不工作了，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爱好，也没有了体育活动。”古德温说，“家人还是会爱你，可是如果你过去没有把他们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现在也不会，你会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给他们更多的关注。我总反复强调一点，自我放松和自我充电的能力至关重要。”
古德温还谈及了美国历史上的领袖们如何自我解压。美国内战时期，亚伯拉罕·林肯去剧院看过一百多次戏，借此来缓解内心的忧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肩负重任，要带领美国度过战争的艰难岁月，可就在这样的时期，他却每天晚上都在白宫主持一场鸡尾酒会，来帮助自己转移注意力。“酒会上的规定是：决不能提及眼下的战争，只能谈论人、书籍或电影之类的话题。所以，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罗斯福可以暂时忘却战场上还硝烟正浓。”古德温说，“如果丘吉尔也来了，罗斯福就会和他一起抽烟，饮酒，聊得不亦乐乎，直到凌晨两点仍无倦意。有一次，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看到两人这么晚还没睡，就说：‘两位小朋友，该上床睡觉了吧！’”罗斯福还经常通过玩扑克来放松自己。约翰·肯尼迪喜欢去海厄尼斯港驾驶帆船或玩触身式橄榄球。这些伟大的领导们都知道，无论压力有多大，生活还是最重要的，并且，懂得放松会使工作更有效率。
小约翰·谢帕德（1988—1989届白宫实习生）很晚才明白这个道理，险些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2003年9月，谢帕德在诺斯罗普·格鲁门纽波特纽斯公司（Northrop Grumman Newport News）担任高级运营副总裁，管理一个550英亩的造船厂，厂里满是核动力航空母舰以及核动力潜艇。不巧的是，当年大西洋最具破坏性的飓风伊莎贝尔来袭，弗吉尼亚海岸正好位于飓风的通道上。谢帕德的任务是确保造船厂和里面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海军舰艇、建筑、升降设备、码头和其他所有设备的安全。飓风从海岸向纽波特纽斯直袭而来时，造船厂已经做好了抵御措施，因此，谢帕德估计自己还有点时间帮助妻子在家里做好防护措施。他抬着一盆植物前往车库时，突然感到头痛剧烈。“疼得就像一把刀插在头上，以前从来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简直无法想象。我还觉得恶心，就去卫生间吐了一会儿。我当时认为可能就是某种偏头痛而已。”谢帕德回忆说，“妻子坚决要求我去医院急诊室看病，我却没有听从。我说要回到造船厂去，领导那里的小组抵御风暴。我绝不能因为头痛这点小事就丢下下属不管，临阵脱逃可不是我的作风。”
就这样，谢帕德返回了船厂。在接下来的三十个小时里，即便飓风的风眼正好从摆放着舰艇和设备的地方通过，他还是带领团队顺利度过了危机。可是，剧烈的头痛一直没有消退，别人对此也毫不知情。风暴过后，他监督员工恢复船厂设备运营。虽然这次飓风给整个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船厂却没有受到损失，无人员伤亡，更没有海军舰艇受损。在周围的很多房屋严重受损的情况下，谢帕德的住所和家人也毫发无损。随后的几天里，谢帕德又往来于船厂和居住的街区附近，帮助人们清理倒下的树枝和其他残骸。“我的头一直在疼，丝毫没有减轻。”谢帕德说，“我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偏头痛了。不过，我医生的诊所那时已经不再营业，任何通信设备也无法使用，急诊室成为我唯一的选择。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急诊室应该用于救治那些飓风中受伤的人，而不应该在我这个脑袋疼得奇怪的家伙身上浪费资源和精力。我是这么认为的。”于是，谢帕德继续坚持工作。船厂在风暴过后六天重开，直到这时，他才答应去急诊室。主治医生给他做了一连串的检查后，诊断他患有蛛网膜下出血，这种病往往不是致命就是致残。他马上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并在接下来的两周内接受了一系列手术，抢救生命，防止复发。
“我得到的第一个教训是：作为领导人，我们总是会认为自己是多么不可或缺，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就像戴高乐将军说的那样，‘墓地里躺着的都是重要人物。’其实我们对于家人来说才是最不可缺少的，可是我们却总把全部精力投入在工作上，而无视家人的需要。”谢帕德说，“我们的船厂能顺利度过飓风袭击，主要是因为大家的事前准备和现场应急小组的工作出色。我在飓风袭击当时和事后所做的领导工作，别人一样能完成。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很大的勇气。如果我病发现场，甚至倒下的话，肯定会干扰当时的抢险工作，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惊险。我不想增加下属的负担，所以没有告诉他们头痛的事，承蒙上帝的慈悲，病魔没有让我因此失去生命或是成为残疾而无法继续工作。医生却毫不客气地警告说，我的身体都已经在不停地发出信号，我却还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去看病，简直愚蠢至极。如果真的因此死了，我就连五十岁生日都过不了了，那对我的家庭会是多大的打击啊！第二个教训是：如果你感觉头像被刀戳穿了一样疼的话，赶紧去医院。”这第二个教训显然也是在告诉我们要定期去医院进行全身体检。更重要的是，优秀的领袖知道保持锻炼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十分重要，它们可以像解药一样缓解巨大的工作压力。
谢天谢地，谢帕德最后一切无恙。可是威廉·比尔·德鲁蒙德（1976—1977届白宫实习生）却没那么幸运，他在经历一场人生悲剧后才真正明白平衡工作和生活是多么重要。德鲁蒙德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此后他的事业发展相当顺利，先是成为《洛杉矶时报》的特约撰稿人，又成为了新德里和耶路撒冷分社社长的助理编辑；接下来又被杰拉尔德·福特总统选中，前往白宫实习。实习期间，德鲁蒙德先被分到国务院；后来，1977年1月吉米·卡特就任总统后，又将他提拔为白宫新闻秘书助理。白宫实习结束后，他回到了《洛杉矶时报》，而后担任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早间综合新闻节目《早间播报》的第一任编辑。1983年，他离开了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专业的一名教授。德鲁蒙德从不否认，无论是在新闻第一线还是在讲台上，他都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直到1997年的一天，他的妻子菲斯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突然之间，办公室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
“她当时正在接受化疗，疼得很厉害。我感觉非常无助，一点儿也帮不上忙。我拼命地想要为她做点什么，于是就去报了一个按摩治疗的课程，还获得了一个针刺治疗师的证书。针刺疗法对她的帮助很大，我对这个疗法的极大兴趣又促使我参加了平衡情绪的课程。” 德鲁蒙德说，“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我们遵循这个课程的指导，重游了那些我们曾经有过美好回忆的地方。菲斯和我原来常去墨西哥。我们最喜欢的地方是墨西哥西海岸马萨特兰的普韦布洛·伯尼托度假区。1984年这个度假区刚开不久后，我们就在那儿买了一套分时共用的房子。曾经，我们常常在海边悠闲地散步，甚至熟悉度假区以南一里地的全部地形。我们十分怀念那个地方，脑海里经常浮现出海边水花晶莹剔透的样子。故地重游对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帮助。在发现身边的同事们的家庭生活也是一团糟后，我决定做些事情让他们知道生活不可以这样。我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了一门课程，叫做‘新闻工作者的情绪平衡课’，这门课告诉学生们人的身体和心灵是相互依存的，并教会他们一些不仅能够延长职业寿命更能提高生活质量的办法。有一句老话说，绝不会有人在临终前说‘我真应该多花些时间在办公室里’。现代社会里，几乎人人都知道过大的压力会对生活和生命造成多大的伤害。可是在新闻界，我们却总觉得压力是事业成功的必然代价。现在，我坚决抵制这种观念。我希望能帮助学生们获得内心的平静，让他们从一些简单的理念开始入手，加上平衡的饮食，适当的休息和锻炼。我还深信按摩神奇的疗愈力量。在新闻写作与报道基础课上，每周都有一节课的上课地点是健身房。我们会用两个小时来冥想，舒展身体，进行意象导引。”
如果在20世纪60年代，也有人告诉当时的新闻专业学生汤姆·约翰逊（1965—1966届白宫实习生）这些事情，或许他就会让自己和家人免受后来生活中的很多痛苦。汤姆十多岁就在一家日报社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从那时起，他的每一份工作都伴随着极大的压力，再加上他对成功和卓越过于执著，这些压力变得更加巨大。这些年来，从《梅肯电讯》到哈佛商学院、白宫、林登·约翰逊的家族企业，再到成为《达拉斯时代先驱报》的出版人，汤姆一直凭着一颗不肯罢休的事业心不停奋斗着，工作几乎完全吞噬了他的生活。虽然他很爱他的妻子埃德温娜和两个孩子——怀亚特和克丽丝塔，他却一心扑在工作上。1980年他的事业攀到了顶峰，成为著名的《洛杉矶时报》的出版人。在这个职位上，汤姆一如既往地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这让他的小女儿克丽丝塔极为难过，因为爸爸又一次错过了她的足球比赛，年仅九岁的她生气地朝汤姆大喊道：“别忘了你还是个父亲！”
汤姆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狂的性格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生活，可是他却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回生活的方向。这些年来，他一直仅仅把自我价值建立在事业发展和职位高低上。可是，1989年的某一天，这个基础也动摇了。尽管当年《洛杉矶时报》在收入、发行量和利润上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拥有时代镜报公司的家族却希望淡化《洛杉矶时报》的自由主义色彩，其结果之一就是要求汤姆开除社论版的主编托尼·戴。汤姆拒绝了这个要求，却直接导致自己被解雇。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失败”，他彻底被击垮了。
“从出版人的位置上被赶下来之后，我深信不疑地认为自己彻底失败了，觉得自己毫无价值，整个人陷入了很深的抑郁之中。那个感觉就像脚下的井盖突然打开，自己一头栽了进去，飞快地向下坠落，掉到最深最暗的井底，怎么望都见不到一点阳光。”汤姆这样说道，“妻子埃德温娜是第一个试着要拉我出来的人，她把我带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疗中心看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诊断说汤姆呈现出慢性抑郁症的很多常见症状：感到绝望，没有价值，与他人隔离，以受害者自居。他早上不愿意起床，其他时候宁愿独自呆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他很容易对妻子发怒，缺乏性欲。医生给他开了一系列的抗抑郁药，包括锂和百忧解。服过药后的汤姆简直成了行尸走肉，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并且还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我脑子里想，如果家里没了我这么一个成天暴怒、动不动就出口伤人的倒霉男人，埃德温娜和两个孩子没准会活得更好，我死了对他们应该是好事。”汤姆说,“可是，我没有选择自杀，因为这么做会让远在佐治亚的八十岁的老母亲崩溃的。我是她唯一的孩子，是她一生最大的骄傲。她认为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儿子。”
家人、朋友和同事都来到了汤姆的身边，给他支持和鼓励。此外，不断有人给他提供各种新的工作机会，要是在以前，汤姆肯定立刻开始行动起来了。唐·格雷厄姆及其母亲凯瑟琳·格雷厄姆和《纽约时报》的出版人庞驰·苏兹伯格为汤姆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去做《国际先驱导报》的出版人。莱德骑士报业集团（KnightRidder）的主席阿尔瓦·查普曼，总裁吉姆·拜藤和副主席李·希尔斯也为他提供了好几份工作，其中包括《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出版人一职。汤姆的朋友乔·奥尔布里顿则建议他到自己的媒体和金融公司任领导职位。虽然汤姆并没有马上走下病床，但是他逐渐注意到周围的人对他的关怀和友爱。“把我从悬崖边拉回来的是这样一个信念：或许我可以挣脱抑郁症的魔爪，找到一条生路逃出去。哪怕在最糟糕的日子里，我也这么想。人们给我提供了这么多工作机会，让我相信自己在职业圈里仍是受人尊重的。”汤姆说。“后来，1990年8月，特德·特纳让我担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总裁。我十分激动，运营CNN这样的全球新闻网是多么好的机会啊，而且工作的地点是在我的家乡佐治亚，再想到终于可以离开时代镜报公司了，我就答应了特德的请求。”
汤姆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并请艾莫瑞大学医学院精神科主任查尔斯·尼摩洛夫医生帮助自己。尼摩洛夫医生给汤姆开了一种叫做文拉法辛的药，它帮助汤姆找回了原来的自己，被汤姆称为“神药”。“现在，我的抑郁症有时仍会发作，但是无论是强度还是持续时间都比20世纪80年代末减轻了很多。”汤姆说，“我不介意公开讨论我的病情，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哪怕是极度抑郁的人只要能找到正确的专业帮助，也能走出抑郁。抑郁症是一种病，而非什么不可以公开讨论的变态问题。我们应该更努力地对抗这种令人痛苦的病症，我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汤姆说，如果他在事业发展初期就能有今天这样的对生活的认识，很多事情的结果会全然不同。“我会平衡工作和娱乐，会尽力做个好父亲，像现在对我的孙子一样好好对我的孩子，起码现在我自认是个不错的外祖父。我会给妻子埃德温娜更多的爱，用更多的时间来放声大笑，尽情享受办公室以外的美好生活。我会做一个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更加平衡的人，而不再是过去那个死气沉沉的工作狂了。”
总而言之，汤姆希望像白宫实习生计划创始人之一约翰·加德纳那样生活。
在我认识的所有卓越的领导人中，加德纳最懂得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保持平衡，为很多人做出了典范。在白宫实习的时候，别人告诉我，加德纳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数届总统的顾问、内阁秘书、作家、某公民游说组织的创立者等等，可是他却全然不是那种每周工作六七天、天天加夜班的工作狂。恰恰相反，他每个工作日下午都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刻下班回家陪伴家人。虽然他下班时通常都会带一个装满文件的公文包，可是他家里的办公桌却放在全家最热闹的位置，让熙熙攘攘的家庭生活伴随着他工作。
“他故意把桌子放在这样一个地方，家里人来来去去、吵吵嚷嚷，以及其他所有杂七杂八的家庭琐事他都能有份。家里的黄金规则是绝对不许关门，这对我们很好。”加德纳的女儿弗朗西斯卡说，“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问过他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告诉大家不关房门，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如果实在必要的时候我就把门掩上一会儿，但是仍会让自己停留在家庭生活的氛围之中。我了解家里每个人的想法，因为我们之间的联结是如此紧密。家庭生活才是无价的。’”
约翰·加德纳就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时，霍瓦德·内莫洛夫斯基（1965—1966届白宫实习生）是第一个为他工作的白宫实习生。内莫洛夫斯基说，加德纳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家庭生活上，也花费了很多时间与朋友交往，结下许多终生挚友，同时他还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对自己仕途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当然，他取得的成就已经非比寻常了。” 内莫洛夫斯基说，“其他那些获得了内阁职位的人或许会说：‘我的下一个事业目标是什么啊？谁来给我画一幅肖像让后人记住我啊’。加德纳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问题。1966年，他带我旁听总统的国情咨文。在乘车前往国会大厦的路上，他告诉我，肯尼迪总统曾经请他担任国际事务助理国务卿。可是他拒绝了这项光荣的任命，因为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人，也不想离开卡内基公司的工作。他认为以后还会有许多机会做有价值的事，不必牺牲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加德纳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从不处心积虑地盘算着下一步的晋升目标；他也从来不会故意彰显权利，比如，他从来不会在晚上七点召集大家开会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他不是那种对权力痴迷的人。” 内莫洛夫斯基回忆说，“他做了那么多有益社会的事，他的一生中充满了各种挑战，可他还是一直把自己的时间平衡地分配给工作、家庭、朋友和反思。他是一个另类，不同于我在华盛顿见到的任何人。”
加德纳是被许多人敬爱的导师和楷模，内莫洛夫斯夫便是其中之一。“加德纳对待朋友十分大度。有一次，他建议斯坦福大学给他的一个老朋友提供商学院院长的职位。这个朋友是美国一家大型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他并不知道是加德纳帮他联系的这个工作机会，就去找加德纳商量此事，说自己还是倾向于留在原来那个既有名望又舒服的职位上，继续做他的公司高管。加德纳的回答极其简单，在过去四十年中，每当朋友面临类似情况时，我就会把他那句精辟的话向他们重复一遍。他说：‘人嘛，每二十来年总得挪个窝啊！’”
加德纳生前对朋友是如此的关怀备至，使得大家对他去世之后发生的一件小事也不禁有些大胆的猜测。那是2002年一个灰蒙蒙的阴天，内莫洛夫斯基在斯坦福大学教堂参加了加德纳的追悼仪式。司仪请大家开始默哀。“风琴奏响音乐后不久，太阳竟然从厚厚的云层里穿了出来，阳光射进了教堂的彩色玻璃，耀眼的光芒把整个教堂都照亮了。” 内莫洛夫斯基回忆说，“仪式过后，我们讨论起这件事，就有人开玩笑说，上帝肯定知道加德纳希望他的朋友们在那么灰暗的一天里心情能亮堂起来，于是他就给太阳下了命令，让它穿过云层带给我们光芒。”
内莫洛夫斯基还回忆起加德纳追悼仪式上的另一件事情，这件事很能体现加德纳复杂却又朴实的人生哲学。“加德纳对朋友十分大度和慷慨，但同时他也深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文明社会中我们所有人相互之间都有义务和责任。加德纳悼词的首页里有这样一句他常说的话：‘自由与义务，自由与责任。生活就这么简单！’这正是约翰·加德纳思想的精华。”
加德纳似乎就是有一种直觉，知道自己会幸福地度过一生，知道自己能够在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中找到平衡点。这种本能帮助他在生活和事业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他也将他的智慧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白宫实习生计划传给了数百名年轻人。我想，他肯定会特别愿意听到蜜米·盖茨（2000—2001届白宫实习生）的故事，这个年轻的女性在实习期间找到了灵魂的寄托，让自己的生活走向了更高的平衡。盖茨的妈妈信仰天主教，爸爸却是犹太教徒。夫妻两人协商之后，决定都不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给孩子。结果，盖茨的成长过程中几乎对任何宗教都不了解。然而，长大之后她发现，宗教信仰对这个国家的很多最伟大的领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最吸引她的是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
盖茨成为白宫实习生之后，身边的人会经常讨论宗教和他们参加的各种仪式，这是盖茨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有个她交往甚密的实习生也是如此，她十分欣赏他的为人以及他遵从的信念。“我们那一届的所有实习生中，他是最正直和最有人格魅力的一个，他与大家的关系也十分融洽，绝不会说三道四。” 盖茨说，“有一次和他聊天，我们谈到了怎样对生活中的各个部分进行排序，比如对社会的贡献、人生中的各种关系等等。他告诉我，他从来都是将上帝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他挚爱的妻子。这令我既惊讶又好奇，因为我知道他十分爱他的妻子。我们还谈到了《圣经》中的很多地方，其实也可以理解成为关于领导力的寓言，他还告诉我他对《圣经》的理解和他对上帝的爱帮助他更好地与别人相处，包括他的妻子、同事和下属。”
盖茨的这个朋友经常邀请她和他们全家一起去做礼拜。实习的最后一个星期，她真的去了。这次经历再加上其他白宫实习生的支持，盖茨开始信仰上帝。她现在每周都会去做礼拜。“我经常会把我的这段经历与别人分享，因为就像我的那个实习生朋友一样，我的信仰帮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朋友、更好的领导。” 盖茨说，“回顾过去，白宫实习生计划赐予我的最大收获就是让我找到了信仰。我会永远感激这一点。因为我的信仰，我的生活更好更平衡了。”
一定要记得，杰出的领导们都在体力、情绪和精神上储备了很多的能量，这是因为他们能和自己所爱的人们保持稳固的关系，在生活中相互支持；因为他们经常进行体育锻炼，有好的身体；因为他们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经常留出一定的时间来思考和内省。以我为例，我每周尽量锻炼三次，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了保持生活中的平衡，我把黄金时间都用于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个部分。第一是我爱的人——家人和我的好朋友们。第二是所有那些让我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活动，包括工作、社会活动以及各项爱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精神生活——对上帝的信仰。我生活中的这三大部分达到平衡的时候就是我最快乐和最有效率的时候。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会给自己生活的各个部分排出先后顺序。当你知道了哪些是对你真正重要的事情时，请制定一个计划，把你的时间在这些事情之间恰当地分配。一旦你的生活处于平衡的状态，你的内在就会迸发出更强的力量，让你成为更成功的领袖。
第七章 领袖特质之五——诚实正直
作为领导，你若是想要取悦所有人，那你就一定会损害组织的利益。这就像在泰坦尼克号遇险前瞭望台上的人，当他已经看到不远处的冰山时，若是告诉大家“前方一切正常”，必然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会造成伤害。秉公办事，正义凛然，你才会赢得下属的信任。
伟大的领导者无时无刻不在其个人和职业生活中显示出诚信与正直的精神。当我还是美国空军军官学校的一名学生时，学校便教导我们要不计个人或职业得失，永远做正确的事。
作为学校联队荣誉委员会的主席，我负责逐步培养联队学员的荣誉感。我们宣誓遵循的行为准则是这样的：“我们发誓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窃，同时也不容忍我们中的任何人有以上之行为”。在担任荣誉委员会主席的一年中，我进行了两百五十多件调查，并召开了一百零六次荣誉委员会会议。我亲自担任七十二次会议主席——此职位类似行政长官。随机从学员联队里挑选八名学员作为陪审团成员，研究每个案件的证据，听取证人的证词。
荣誉委员会主席发挥准司法的作用，我参与审问证人，甚至旁听陪审团评议，从而确保学员陪审员在评议过程中不出现突然跑题的现象。在我主持的七十二次会议中，六十名被指控违反行为准则的学员因指控成立被开除。
我的一位高年级学员朋友已经完成了所有学术课程，等待着参加毕业典礼，恰值他高中时的朋友来看望他。当他的父母从缅因州开车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时，我的这位朋友和高中时的伙伴玩到很晚，并决定带着朋友来一次午夜空军军官学校宿舍之旅。但是，学校的宿舍是不允许普通民众进入的。当这位学员带着朋友去宿舍时，一位负责宿舍安全的低年级学员阻止了他们，并盘问其是否有权进入。这位即将毕业的学员掏出自己的证件并谎称他的朋友们是空军军官学校的学员。由于那位学员保证他的朋友有权进入，所以低年级学员放行了，但是鉴于这些访客看起来明显不是学员，他还是汇报了此事。
这位即将毕业的学员承认自己向低年级学员说谎，违反了行为准则。荣誉会议很快便召开了，那位学员就这样在毕业前被学校开除了。这位学员得到了学位，但是再也无法实现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的梦想。
无论你是否赞成这样的惩罚，空军军官学校历来遵循着这种制度，每个人都知道依此行事的重要性。在许多机构中，诚信仅仅是个口头禅，领导者不能信守承诺。如果没能得到人们的信任，那么就不可能领导一个机构。领导者仅仅将这些标准写入员工手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强化公司道德标准。要严格执行处罚，而处罚不应只是口头警告。
海军上将查尔斯·拉尔森（1968—1969届白宫实习生）在其海军军旅生涯，甚至是参加白宫实习生计划时，尽管顶着重重压力，仍然为保持诚信而战。作为前老鹰童子军和美国海军学院的毕业生，拉尔森形成了不可动摇的强烈是非观。在拉尔森早期的海军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大的一次挑战发生在他被委派为训练官员的时候。当时，他所在的班正在备战一次大检查，一位长官发现这个班尚未完成必修训练。拉尔森说：“他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我伪造训练记录，让记录看起来像是我们上了所有的课程。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我告诉他我可以提出一个完善的训练计划并保证实施，但是我不会伪造我们没有进行过的训练。我告诉他如果他想我那样做，那么他最好另外委派训练官员。他让步了。是的，我们在检查中失利，但是后来我们提出了良好的训练计划。从这件事中我明白了，当你还是下级时，如果对领导在小事上妥协，那么在面对重大事件时，你的意志力已然被消磨殆尽了。”
在训练事件后不久，拉尔森被选入白宫实习生计划，在实习期间，他被指派为尼克松总统的军事助理。当一位两星上将要他打探白宫信息时，他的正直再次经受住了考验。“他说他们需要知道一些事情。他想我在放置文件的地方窥探一下，成为他们的间谍并将信息传递给他们。”他解释道，“我告诉他我永远忠于海军，而且我也将很好地代表海军，但是我拥护总司令，我的忠诚天地可鉴，如果想在实习生中找到他们想要的那种人，那么他最好告知白宫选错了人，并将我送回海军。他屈服了，而我再也没被要求做这种事情了。”
拉尔森继续着自己辉煌的职业生涯。他曾两次担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以及亚太地区美国军队的最高长官——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2002年，已故参议院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的最年长的孩子凯瑟琳·肯尼迪·汤珊德在竞选马里兰州州长时，选择拉尔森作为副州长竞选伙伴。凯瑟琳未能如愿获选州长。目前，拉尔森是ViaGlobal 集团的创始人、总监和董事会主席。该集团位于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专注于高层管理人领导艺术培养，为军队和公司提供培训，拓展领导力，并提供策略支持。
同查克·拉尔森一样，前白宫实习生丹尼斯·布莱尔（1975—1976届白宫实习生）也曾担任过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布莱尔在海军服务了三十余年，直到2002年以上将的身份退休，他是第六代海军军官并且是罗德学者。在白宫实习期间，布莱尔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卡拉·希尔斯的特别助理小组成员。在此期间，尽管有许多可以浑水摸鱼的机会，他亲眼目睹了希尔斯部长是如何为保持诚信和透明的工作氛围而奋斗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多年来深受一桩又一桩的丑闻困扰。部门动用大量金钱，并将资金分到地方，但事情往往可能在地方变得复杂。”布莱尔说道，“操作运行的任何环节都可能最终演变为受贿，房地产开发商常常涉嫌其中，腐败的可能性极大。但是在领导力方面，我从卡拉·希尔斯那里学会了如何表明态度，坚持原则。她义无反顾，毫不退缩地做正确的事，泰然自若，从不犹豫。无论何时出现不当行为，她总是迅速且有效地进行处理，如果有必要，她会解雇某人，然后再继续原有的工作。”
布莱尔和其他特别助理经常会接到某些电话——人们出于政治原因试图向部长和其部门施压，让他们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譬如想让部长利用他的政治影响，给予某些优惠等等。“我们的统一答复是：‘好吧，史密斯先生，如果您将那项请求写下来并发给我们，我们非常愿意看一看’。”布莱尔笑着说道，“当然，他不会发来任何东西，也再没有给我们打过电话。”
布莱尔在华盛顿的日子里，福特总统被提名竞选连任。总统及其内阁，包括布莱尔的上司——卡拉·希尔斯，都为了赢得竞选担负着巨大的压力。尽管每个人的工作都危如累卵，布莱尔却没有发现任何人滥用权力，或使用卑鄙手段影响选举。“这并不表示这个部门是一片净土。在一个好的计划即将进入关键阶段时，阻力会随之产生，总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向你设下金钱的陷阱。反之，不好的计划永远不用为这种事情操心。”布莱尔说道，“卡拉·希尔斯从来没有走进办公室说：‘我们在俄亥俄州遇到了麻烦，所以我准备在俄亥俄州推进一些优惠政策，制造公众效应，从而在此地区获得大量选票。’她从来没有说过此类的话。他们遵守游戏规则，公平竞争，并且总是做正确的事情。这种思想影响了我。事实上，这是我在实习经历中最大的收获。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有过几次同样的选择摆在我面前——是做正确的事情？还是做容易的、‘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我总是尽力选择做正确的事。”
当布莱尔在海军不断晋升时，他发现了关于领导力的更为重要的事实，这帮助他保持了自己的军人风格。他意识到：在一个机构中，领导者的位置越高，诱使领导者背离原则的因素就越多，因此，保持强烈的是非观念所受的挑战就会越大。“当你是海军的一名初级军官或公司中的初级经理时，往往会有书面的或非书面的‘规则’供你遵守。如果你依照规则办事，并且比其他人更加努力地工作，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一名好的领导。”布莱尔说道，“但是当职位越来越高时，你受限的规则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少；当你达到大型机构的权力顶端时，就根本没有什么规则而言了。这样一来，所有事情的抉择都取决于你的内在品质、性格和以往的经验。我所敬佩的领导者是像卡拉·希尔斯一样力求保持简单、正直、不会大开方便之门的人。你不需要是一个精通事务各个环节如何运行的行家里手，也不必是一个能提出绝妙策略的天才，你只需要选择去做简单而又正确的事情，并坚持到底。做到这一点之所以困难，是因为身处领导职位的你，有很多逃避它们的方法，也有许多人乐于分担你的工作，让事情看起来简单、舒服和令人愉悦。但是如果你想要在职场上长盛不衰，保持自己的声誉，就不能被这种假想蒙骗。你必须要自己承担。”
当然，这往往要付出代价。布莱尔就曾因为自己的刚正不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虽然他不愿意提供细节，他还是透露了大致的经过。凭借出色的领导力，布莱尔本有机会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甚至是主席。如果要成为这些职位的候选人，他必须取悦上级，甚至必须调整自己的人生哲学，改变自己的领导风格。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坚持长久以来形成的领导方式和价值观，尽管他知道自己会因此得不到那些职位。“做这个决定并不是那么困难。”他说道，“我当然渴望有机会可以在更高职位上一显身手，但是我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原则和风格。虽然我明白这意味着在机构中自己无法再攀高峰，但是我对自己的方式非常有信心，不愿改变。”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已经任命布莱尔为国家情报局局长。
另一位不畏惧做正确的事情的白宫实习生是简·卡希尔·菲佛 (1966—1967届白宫实习生)。1978年，尽管距离菲佛完成自己的实习已经10年多了，她实习时结交的良师益友们仍和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关注她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她不断打破事业瓶颈而喝彩。约翰逊总统在任时的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便是菲佛的头号支持者，他表示自己和她在一起工作非常开心，因为“她正直、坦诚，并且充满干劲。她言出必行。”另一位非常赏识菲佛的人便是白宫实习生计划的发起人之一——约翰·加德纳，他非常满意菲佛的实习表现。菲佛在实习结束后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她回到了IBM工作，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小托马斯·华生的行政助理。托马斯·华生要求非常严格，但是他的远见卓识和杰出的领导力引领着IBM成为行业内的领头羊。
菲佛对自己的老板充满着无限的敬意。“汤姆坚信客户至上的真理，他希望我们可以竭尽所能帮助客户，不要畏惧任何任务。”她补充道，“IBM的指导方针非常简单，对公司的定位也很明确。公司应该用最大的尊重和支持对待所有的员工和客户，诚信是公司行为的标杆。最后，汤姆希望我们的公司成为所在社区的友好邻居。IBM倡导尊重他人，公平与诚信，自汤姆的父亲开始，便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看做是公司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汤姆秉承着同样的理念，而这些理念也成为IBM的一部分。”
小托马斯·华生以人为本的奉献精神深深地影响了菲佛。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菲佛在百慕大的导弹跟踪站担任现场主管时，出色地展示出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次，她的员工薪水未能按时支付，菲佛从当地申请银行贷款支付了员工工资。然后，她给IBM总部的顶头上司发了一封言辞坦率的信，建议上司们处理此事，因为贷款很快就要到期了。菲佛的主动性和大胆［1］给华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华生称她是自己所认识的最有能力的管理者［2］。
菲佛的工作和态度在IBM成为典范。不久，她便晋升为传播和政府关系副总裁，这份工作可以让菲佛充分汲取并传播公司诚信与正直的企业文化。她还成为了包括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在内的许多公司的独立管理顾问。后来，她本有机会成为总统吉米·卡特的商务部长，但是她委婉地拒绝了这项任命，因为她要花更多时间陪伴新婚丈夫，以及十个继子女，并且给自己的健康更多的关注——那时她正在甲状腺癌的恢复期。1978年，菲佛被任命为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主席，成为全美收入最高的女性管理者［3］。“我感到很幸运，因为生活中，总是有鼓励我的人陪在身边。”菲佛说道，“约翰·加德纳就是其中之一，当得知我到NBC工作的消息时，他兴奋极了。”
但是三周后，菲佛便给加德纳打电话，告诉他公司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她明显处于一件大丑闻之中。“就任不到一个月，我接到了三位美国联邦检察官打来的电话，他们告诉我公司有些严重问题，一些资金管理不当，我们正在接受调查。”菲佛回忆说，“我记得自己曾和约翰·加德纳谈过此事，当时我说：‘约翰，你不会相信曾令你开心的职位有多大的麻烦！’”
虽然菲佛受到三十年前签订的保密协议限制，不能提供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具体细节，但是我还是能从她提供的少量信息以及新公布的档案中，拼凑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菲佛说，当一些对公司不当行为有了解的人，向加利福尼亚、华盛顿和纽约的联邦检察官检举公司某部门存在着 “牵扯几十万美元的垫付费用和挪用公款”［4］等问题，事件由此被曝光。尽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准备进行全面调查，但是执法部门的执行官斯坦利·斯伯金还是给菲佛机会，让她先进行补救。经过调查，菲佛很快发现项目经理带领和支持组员在摄影棚以外的地方报道体育赛事或录制电视节目，带回的费用发票与实际不符。《纽约时报》报道称：“项目经理用公文包带着现金支付旅费、住宿费、餐费和各种各样的制作费用，但是他们不满足于平凡的账面擦边球。他们对需支付薪水的员工数量进行更改，套现没有使用的飞机票，并且从餐饮提供商、酒店经理和设备销售员那里收取回扣。”［5］
“我把来自莫斯科的电缆和灯光设备的发票拿到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翻译，发现它们实际上是珠宝、伏特加和鱼子酱的发票。”菲佛说道，“最奇怪的是一张摄影棚家具发票，购买的家具其实早已经在棚里了。他们肆无忌惮地伪造发票，这种行径令人忍无可忍。”菲佛开始亲自同项目经理谈话，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示自己是得到上司的命令，如果他们不照办，就会遭到威胁。“项目经理告诉我，他们的上司说：‘要么你给我把这个东西带回来，要么你就走人。’”菲佛说道，“显然，此类事情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事实上，《芝加哥论坛报》报道了NBC官员透露的内情，项目经理海外出差时会根据上司的订单购买“玉石、昂贵的鞋子、东方的地毯、金币和现金”，而收到的回扣用于项目资金支持。这种行为至少在菲佛来到公司10年前就开始了。［6］《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称：一位项目经理把在按摩院的花费当作“电影实验室费”进行报销。另一位项目经理宣称自己丢失了一个装有电视台重要文件的公文包。他从上级那里得到批示，如果公文包安全找回，可以支付一万元的“赎金”，后来找到的公文包里面塞满的只是报纸而已。［7］
这不是菲佛当初设想的在NBC从事的工作。她向约翰·加德纳和其他人寻求建议，最后归结为三个选择。第一，她可以按照原来的方式运作，仅仅停止最明显的违规行为，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有个交代；第二，她辞掉NBC的工作，另找一份比较有序的工作；第三，她继续现在的工作。“我是在一个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明白有问题就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它们。”菲佛解释道，“有机会看看自己是否是那种轻言放弃的人，那是多么有趣的考验。我选择继续这份工作，因为那是正确的事。”
没有征求董事会或NBC当时的母公司RCA的管理层同意，菲佛迅速引入外援——让一家拥有二百二十八名会计的独立审计公司［8］和著名的企业风险管理经理兼律师维克多·帕米尔立，来解决公司的重重问题。“我没有寻求意见，因为这是正确的做法。”菲佛说道。根据《时代》杂志的报道，调查人员为了保护潜在证据，特别请来木匠封锁项目经理的上司——副总裁史蒂芬·维斯顿的办公室。当调查小组要求对每个项目经理的打字机字体进行取样时，一位经理的打字机在其办公室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灾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五十五位项目经理中的十八位，包括他们的上司维斯顿被解雇。［9］
菲佛采用激进的方式曝光NBC的腐败问题使她开罪了很多人，也成为一些黑色笑话攻击的对象。据说在一次员工会议上，NBC 副总裁理查德·萨朗特说菲佛看起来是“派了整个海军陆战队去营救一只小猫。”［10］不满的工人开始叫她圣人简和修女阿提拉，暗指她在少女时期曾在修道院呆过一段时间，但是她仍然在反对声中继续自己的工作。每当遇到困难时，她总是以自己在白宫实习生的上司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鲍勃·维弗和IBM的首席执行官小汤姆·华生为榜样。她不顾困难继续前进，用“做正确的事”的信念支撑自己。“公司高层有人想扫清我这个障碍，”菲佛说道，“但是，一路上仍有很多人帮助我。我收到过许多署名或未署名的来信，他们很开心我在公司，因为NBC是一个优秀的公司，有着一群优秀的人，他们希望我能将公司的问题彻底解决。而我们确实解决了。”
尽管菲佛消除了有史以来对NBC声誉最大的威胁，她担任主席的职位并不长久。在她就任公司主席两年后的一天早晨，她从报纸中获悉自己被公司解雇了。那天晚些时候，曾招聘菲佛进来的公司总裁弗雷德·斯利曼屈服于母公司RCA的压力，又亲自将她解雇。据《纽约时报》消息：“（菲佛）感觉公司上层认为丑闻可能让公司重要人物处于尴尬境地，因而不想将它公之于众，仅仅想在形式上解决一下问题。”一位未署名的人也告诉《纽约时报》记者，菲佛之前工作的IBM公司运作“正规”，这妨碍了菲佛很好地适应NBC的工作环境，让她在NBC过早地树敌众多（包括RCA的高层）［11］。比尔·莫耶斯也同意这个观点，并表示“要当NBC公司的管理者，简还不够冷血和不择手段。如果她继续留在广播界,她会是业界能够得到文明和责任感奖杯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时代》杂志称她的离去是“管理者的斩首”［12］，并且暗示她的主席职位“引发了羡慕、敬佩、恐惧、憎恨和大男子主义等复杂情绪”。［13］ 《纽约时报》记者克莱恩菲尔德写道：“这件暴风雨般的事件必然引起了NBC和其母公司RCA公司之间的不愉快，因为很难决定处理事情的方式。”［14］
最初，在NBC工作的终结对菲佛而言是个打击，如今，她相信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离开NBC后，认为这或许是个好机会，就像在牌桌上拿到了出乎意料的牌，但是我在公司的时候，已经尽己所能将牌玩好。在帮助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