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有一种人，他们出于宗教的动机担任起不愉快的工作，作为对社会的特殊形式的服务. 但这是不够的. 于是，在乌托邦又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存在看起来似乎是和莫尔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总的精神相违背的. 但是，从莫尔的角度来说，这类人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比起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来说还前进了一步. 这个阶层就是所谓的奴隶. 乌托邦的“奴隶”实质上是被判处终身强迫劳动的人. 奴隶的来源有两个——俘虏或法庭判决. 必须指出，根据莫尔的说法，凡是在乌托邦受这种惩罚的人在别国都是会被判处死刑的. 而且乌托邦人对本国的自由公民从不采用死刑，他们还把在邻国被判处死刑的人赎买过来.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莫尔认为乌托邦的“奴隶制”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制度正是针对莫尔时代英国法庭判决的惨无人道而提出的.莫尔的前辈大多数把共有首先了解为消费品的共有. 然而，我们看到，在莫尔的观念里，中心思想却是生产的共有.当然，莫尔并不反对集体消费，相反地，他显然是赞成的.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极大的容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他懂得，社会关系中的基本东西决定于生产组织，而不决定于消费组织. 因此，我们在乌托邦看到有公共食堂，绝大多数公民都在这里吃饭. 不过，愿意单独起伙的家庭，也可以从公共市场领到食物. 单独起伙并没有什么害处，因此莫尔是允许的.在对待住宅和土地问题上如果有了单干思想，就会大大动摇社会的基础. 这样，危害共有制的思想的确会得到滋长. 因此，莫尔规定乌托邦的房屋和园地每十年必须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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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重新分配一次.由此可见，莫尔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办法服从于最高的社会利益，即维护乌托邦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对乌托邦政治制度的描写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乌托邦的全体官员都由公民选举产生. 下级官员（摄护格朗特）由家长选举产生，高级官员（特朗尼菩尔及总督）由摄护格朗特选举产生. 这种民主的管理制度和莫尔时代的政治实况成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照，因为莫尔的时代正是专制制度发展和巩固的时代，当时的原则是官员一律由上面委托. 乌托邦的教育制度也具有同样民主的性质，那里所有的儿童，不分男女，都受到社会教育，既包括书本学习，也包括实际工作——手工业和农业的学习. 高等教育的组织形式是社会训练班，凡是预定从事科学活动的青年必须在这里学习，同时，体力劳动者也可以参加.《乌托邦》一书能有这些民主主义的特点，拿十六世纪的思想水平来说，是很少见的.作为一个思想家来说，莫尔在社会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给后代留下了第一个经过全面考虑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方案，——尽管在这个方案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空想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乌托邦》这本书的另一个方面也有同样重大的意义，这就是在论证社会主义原则时所采用的方法.在中世纪后半期，我们知道有不少次社会运动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要求财产“共有”。
所有这些运动都具有相当明显的宗教色彩. 共有制被这些运动的发起人宣传为“上帝的法律”
，私有制被斥之为违法，为“犯罪”。莫尔是第一个剥掉“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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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历史意义１５１
制“
的宗教外壳的人，是第一个从理性出发论证“共有制”
的人. 他认为乌托邦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因为从人们的尘世生活的利益来说，这是最明智、最恰当的制度. 上帝规定人们按照自然法则来生活. 因此，必须遵循本性的要求，要用理性去判断：应该追求什么，应该避免什么，才不至于因为最小的快乐妨碍最大的快乐. 人是生来要享受幸福的. 刻苦修行，放弃人生的欢乐，是愚蠢的. 人的本性就是要愉快地生活，这就是说，把享受当做我们一切行动的最终目的；德行就是按照本性的要求去生活. 但是，为了更好地安排幸福的生活，理性和本性告诉人们：人生在世要互相帮助. 所以，人们应该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条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乌托邦人的公共道德和关于财富分配的公共法律，就是以这种合理的原则为基础的. 无怪乎莫尔认为，任何地方也不会有如此高尚的人民，如此幸福的国家.莫尔对乌托邦人的宗教也很重视. 在乌托邦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理性化的宗教，这种宗教抛弃了这位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者的理性所认为多余的一切成分. 非常有趣的是，莫尔甚至在乌托邦推行了选举牧师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当时刚开始进行宗教改革的情况下是严重地违反传统的.一般说来，在乌托邦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所尊奉的，都是从唯理论的人文主义伦理观点和政治观点来看所必须加以神圣化的东西. 这个范围以外的一切事情，都是公民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危害社会，都是可以容忍的. 如果危害社会，也不是作为异端处理，而是作为违背正确的社会道德原则处理. 同样，凡是根本不相信天命和灵魂不死的人都要受到公众的谴责，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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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１附　录　二
所不信任，因为按照乌托邦人的看法，这些人丧失了效忠公共秩序的重要动力.莫尔的这种唯理论的论述，代表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早已过去的阶段. 然而，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空想社会主义的进步意义日趋泯灭. 在十九世纪的空想主义体系中，唯理论的成份已经是反动的东西，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把这些成分一直保留到二十世纪. 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交，唯理论意味着社会思想摆脱了宗教的蒙蔽，因而起了进步的作用.莫尔的那种乐生的伦理观点，他提倡人们遵循合理的本性要求的主张，甚至他的功利主义，在当时都具有很大的革命意义. 虽然莫尔对旧的东西作了让步，虽然他也象大多数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力求调和宗教和理性，但是他仍然是一位为建立新的非宗教的世界观而斗争的光荣的战士.十六世纪初怎么会产生出这样一部了不起的作品呢？这部作品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下形成的呢？甚至就一个人文主义者来说，莫尔也是一个思考领域极其广阔的人. 他不仅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而且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和对周围社会现象的极其敏锐的洞察能力. 他在《乌托邦》的第一部分中，以极其有力的文学笔法写下了他从观察社会现象所获得的最强烈的印象. 这就是关于土地制度变革和农民失去土地的印象. 在这个时代的农民群众中间，我们能够断定，仅存在一种隐隐约约的、还没有任何明确的社会理想的不满情绪.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够，因为下层群众表达其社会愿望的方式，并不一定是历史学家所能理解的.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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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历史意义３５１
一百五十年以后，在英国革命时期，我们才在英国农村里看到了一个以“共有”为口号的规模不大的运动，即所谓的掘地派①运动.莫尔的伟大功绩，就是他在贫苦农村的不满情绪的影响下，能够运用他那人文主义的学识，制定出一种比无产阶级化的农民本身的社会觉悟水平高得无可比拟的社会方案.如果说促使《乌托邦》产生的基本动力是原始积累过程在农村中所引起的群众的疾苦，那么，在制定乌托邦的各种制度方面，毫无疑问，主要是根据城市手工业的情况. 因此，乌托邦的基层经济单位具有家庭手工业的性质；因此乌托邦在结构上是城市化的，农业生产是按特殊方式组织的，它是居民（基本上是城市居民）的一种临时性的义务，等等. 乌托邦的这些特点的产生是十分自然的. 历史上有不少的事实证明人文主义者和手工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有着联系. 莫尔本人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城市家庭，不用说，他必然把城市的生活方式看得比农村的落后状态高得无可比拟.以莫尔为代表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是和刚刚出现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有联系的. 由于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的特殊结合，莫尔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黎明时期，在看到这个社会走向统治的迹象的时候，就不但能够用批判的态度对待这个社会的各项原则，而且还针对这些原则提出社会平等
①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个最激进的派别，代表少地的农民和雇农的利益. 掘地派提出原始的“平等共产主义”主张，要求劳动者平分一切土地.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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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有的原则. 当然，这位天才的单枪匹马的思想家所制定的“最好的”社会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 莫尔也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任务.《乌托邦》虽然并不象某些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那样是莫尔的一种空洞的消遣文学，但是它也不是一个行动纲领.只有当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天才学说里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结合时，只有当这种思想把广大的劳动群众团结在它的周围时，社会主义才从幻想变成生活中的实际力量.然而，在财产共有原则的最初的预言家当中，莫尔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 直到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为止，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还找不出一部堪与《乌托邦》媲美的作品. 莫尔完全有资格被称做是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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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小传５５１
莫尔小传彼得罗夫斯基
托马斯. 莫尔于１４７８年生于伦敦.他的父亲约翰. 莫尔属于富裕的城市家庭. 在托马斯的幼年，约翰曾任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 托马斯. 莫尔受到很好的教育. 当他还在孩提时代，就被送入伦敦的圣安东尼学校，在那里很好地掌握了拉丁文. 十三岁时，由于父亲的关系，他寄住在坎特布雷大主教、红衣主教莫顿的家中. 莫顿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著名的政治家，甚至一度当过大法官. 莫尔很喜欢这位红衣主教，他一生中都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忆起寄住红衣主教家中的情形.１４９２年，莫尔进入牛津大学，在大学里，由于他的卓越的才能，不但很快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和他的老师科利特、格罗辛、林纳克等人成了忘年之交. 这些人都是人文主义者——把人格和人性的研究放在第一位的中世纪烦琐神学的反对者. 在牛津大学期间，莫尔对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米兰多拉伯爵皮科（１４６２—１４９４）的著作非常着迷，莫尔曾将他的传记以及他的叙述十二条人生准则的作品《十二把利剑》译成英文. 皮科关于教会的见解，以及他想“清除”基督教教义的污垢的意向，都是莫尔感到亲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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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附　录　二
可是，莫尔的父亲想把他造就成一个法学家，对他的向往古代语言和文学不表赞同.１４９４年，父亲迫使他离开牛津大学去专攻法律. 莫尔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经验的法学家的指导下很好地研究了英国的法律，使他很快得到了头等律师的声名. 可是，他没有放弃对古代典籍的研究，并且在拉丁文和希腊文上都继续不断地精益求精. 他仍然从事在牛津大学早已开始的文学生涯.到１４９７年①，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莫斯第一次来到英国时就和莫尔结识了. 他们二人是在伦敦市长举行的一次隆重的宴会上见面的，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他们都以自己的才思敏捷而博得彼此的爱慕. 伊拉斯莫斯最后不禁失声叫出：“你不是莫尔还是谁！”莫尔立刻回答：“你要不是伊拉斯莫斯，才见鬼！”和伊拉斯莫斯结交后，莫尔更多地接近了人文主义者，他成为１４９８年担任牛津大学希腊文讲座的伊拉斯莫斯的小组里的活跃分子. 后来，于１５０９年，在莫尔家中并在莫尔的影响下，伊拉斯莫斯写成了他的有名的《愚赞》一书.象《乌托邦》中的主人公拉斐尔. 希斯拉德一样，莫尔对希腊作家的爱好，甚于他对拉丁作家的爱好. 他尤其重视柏拉图，并对他加以研究. 据伊拉斯莫斯证明，莫尔早在青
①根据〔英〕钱伯斯所著《托马斯. 莫尔》一书第７０页以及英国百科全书（ｎｃｙｃｌｏｐｄｉａ
Ｂｒｉｔａｎｉｃａ，１９７６年）第１２卷，第４３７页，伊拉斯莫斯K L首次来到英国并与莫尔相识是在１４９９年，而不是在１４９７年. 本书附录二照俄译本译出，文中关于史实的叙述有些地方与有关的英文书籍所载不同. 不一一加注. ——中译本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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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小传７５１
年时代就对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思想很入迷. 研究柏拉图的《共和国》的痕迹在《乌托邦》中清楚可见，他也熟读并且爱好琉善.象当时的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一样，莫尔还不能完全抛弃宗教的世界观. 他认真地研究了奥古斯丁的作品，甚至一度进入卡特豪斯修道院. 修道院生涯使莫尔有可能潜心研究科学，可是修道院的生活方式，在他熟悉之后，使他不得不拒绝削发出家，仍然回到尘世.莫尔作为一个律师，在数年之中，由于他主持公道，替受屈的人撑腰而闻名伦敦.１５０４年，当他已满二十六岁的时候，他被选为议员. 在议院中，他更是声望卓著，同时也引起英王亨利七世的憎恨，因为亨利七世曾为公主的婚礼以及皇太子的晋爵士礼（顺便提一提，这时这个皇太子已经死了）向国会勒索一笔补助费，莫尔发言反对. 议会削减了这笔补助费，为此，亨利七世向莫尔进行报复. 他把莫尔的父亲囚禁在伦敦塔里，并罚以巨款，因为莫尔本人的人身不可侵犯，要罚莫尔出钱是不成的，何况莫尔并无很可观的财产.此后，莫尔觉得脱离政治活动才是明智的. 他回到律师界，重新研究人文科学及自然科学. 他进一步深入钻研数学和天文学，并且研究音乐.１５０５年，莫尔认识了苏格兰的约翰. 科尔特这家人，并且过从甚密. 他锺情于科尔特家的二小姐，可是又不愿得罪大小姐，还是和大小姐结了婚. 莫尔婚后有子女四人：三女一男. 莫尔是很顾家的人，十分钟爱他的子女，尤其钟爱他的大女儿玛格丽特，对她进行了很好的教育. 玛格丽特精通古代语文，甚至获得学者的荣誉. 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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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１附　录　二
的丈夫罗珀是第一个为莫尔作传记的人. 莫尔在自己家中实现了他在《乌托邦》中所发挥的妇女平权的理想.１５１１年，莫尔丧偶，另娶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寡妇，名叫米德尔顿.１５０９年，亨利七世病故，莫尔觉得自己可以重新从事社会活动了.他被选为伦敦林肯法学协会的公断人；１５１０年，他担任伦敦市的司法官.这时，他已博得了市民的充分信任.英国商人两次促使英王委派莫尔先后到荷兰及加来，调解和当地商人发生的商务纠纷.当１５１６年的一次出使时，莫尔在法兰德斯开始写《乌托邦》。
他这次出使的经过构成了本书的背景.《乌托邦》很快名闻遐迩，给作者带来了应得的荣誉. 在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中，这书曾经印行多次，被译成欧洲各国文字. 虽然莫尔早先用英文写作（他的作品之一《理查三世的历史》，于１５１３年写成，享有盛名，并为莎士比亚的一部历史剧的蓝本）
，但是他用拉丁文写了《乌托邦》。拉丁文在当时是学术著作的国际语文. 莫尔的拉丁文是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所赶不上的，虽然缺乏伊拉斯莫斯的文体的那种轻快和优雅.莫尔博学的名声，以及他实际活动的政绩，传到了英王的耳里，英王就想和这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接近.１５１８年，莫尔被任命为王室请愿裁判长、枢密顾问官，于是他很快投身到国务活动场所中去了.１５２１年，他出任副财务大臣，并受封为爵士.莫尔这时在宫廷上声望很高.英王经常和他谈论，不拘礼节地约他同餐，和他研讨天文学和数学. 可是，莫尔并不因为这些邀请而感到任何的高兴.１５２３年，经过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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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小传９５１
沃尔西①提名（实际上是由于宫廷任命）
，莫尔当选为下议院议长.１５２５年，他受命为兰开斯特公国的首相.１５２９年，他又代替沃尔西为英国的大法官，成为英王下面的第一号要人.他是出身于资产阶层的人中第一个担任大法官的. 可是，莫尔不曾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他仍旧是个朴素、谦逊、和蔼可亲的人，如同伊拉斯莫斯所描写的一样. 他的老父继续在皇家法庭工作. 莫尔每天在执行大法官公务之前总跪在他父亲的面前，请求赐福.莫尔对自己地位的不稳固很有先见之明.英王亲自来访问过他，拥抱过他，和他在花园中散步，莫尔事后告诉他的女婿说，若是用付出莫尔的头颅的代价可以换得正和英国交战的法国任何一个无足轻重的城堡，英王会不加思索地把莫尔的头颅割下的. 在大法官就职时举行的传统的庄严的庆祝会上，莫尔致答辞说，等待着他的与其说是荣誉，还不如说是困难和危局. 莫尔明白，他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尤其是爬得高，必然会跌得重.他在从事全部国务活动过程中，完全独立自主，从不肯附和别人，委曲求全.１５２８年，莫尔遭到荣誉流放的威胁，即出使西班牙，因为在国会中投国家预算案的票时，他没有站在英王一方. 这次失宠于英王虽然是暂时的，可是，几年之后，莫尔便遭到总的报复了.由于宗教政策发生了冲突.莫尔赞成保持教皇的政权，虽
①沃尔西（Ｔｈｏｍａｓ
Ｗｏｌｓｅｙ，约１４７５—１５３０年）
，煊赫一时的大法官及红衣主教，因激怒英王亨利八世，被判为国事犯，解赴伦敦，途中病死. ——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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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１附　录　二
然他在论及宗教问题的作品中主张用全教会代表会议来限制这种政权. 赞成这种政权，并不能阻止他非笑骗子僧侣的迷信无知和烦琐神学者的愚蠢.他对于由路德倡导在１５１７年发生的宗教改革不曾表示同情.英王亨利八世是宗教改革的彻底反对者，支持教皇，并于１５２１年发表一整本书攻击路德，该著作是委托莫尔编辑的. 路德著文反驳，在文章里骂亨利八世是“粗笨、糊涂、愚蠢的脑袋”
，是“荒唐的小丑，不懂得什么是信仰”。
１５２３年，《莫尔答路德所散布的对英王亨利八世的嘲弄》（“Ｔｈｏｍａｅ
Ｍｏｒｉ
ｒｅｓｐｏｎｓａ
ａｄ
ｃｏｎｖｉｔｉａ
Ｍａｒｔｉｎｉ
Ｌｕｔｈｅｒｉ
ｃｏｎｇｅｓAｔａ
ｉｎ　Ｈｅｎｒｉｃｕｍ　Ｒｅｇｅｍ　ＡｎｇｌｉａｅｉｕｓｎｏｍｉｎｉｓＯｃAｔａｖｕｍ“）一文刊出，对路德这个”醉汉和野人“充满着人身攻击.几年后，英王亨利八世由于和教皇发生纠纷而改变了对宗教改革的态度. 引起纠纷的起因是，教皇完全受制于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不肯同意亨利八世和西班牙公主凯瑟琳离婚. 亨利八世要离婚，乃是因为想纳美貌宫女安. 菩琳为皇后. 而实在的原因却更深一层：和西班牙皇室联姻这时已经失去了意义，而和教皇决裂，并使英国教会分立，意味着可以从拥有巨量珍宝和地产的英国天主教寺院手里获得大宗财富.在莫尔看来，这样的改革比路德的改革好不了多少.１５３２年，他辞去大法官职务，这正是英王特别需要他支持的时候.莫尔回到隐居的生活中，但这挽救不了英王向他报复. 他拒不出席安. 菩琳的加冕典礼，这就使英王对他更加怀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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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小传１６１
了.莫尔被控告犯了叛国罪，说他和修道士尼巴顿有勾结，尼巴顿曾预言英王如纳安. 菩琳为后必遭毁灭. 可是对莫尔的控告是毫无根据的. 莫尔被宣告无罪. 当他的女儿因此表示高兴时，他对她说：“把事情搁在一旁并不等于把事情就抹掉了.”
１５３３年，亨利八世迫使议院通过法令，宣布他是英国教会的首领. 此外，他与安. 菩琳重婚也被认为有效，而菩琳的女儿（即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则被宣布为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 全英国最杰出的人物，包括莫尔在内，都必须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的首领.莫尔因拒绝宣誓而被关进伦敦塔.他在那里关了一年多. 他坚不吐露他拒绝宣誓的理由.１５３５年７月１日，他经由法庭特种委员会审讯，有一个暗中派到狱中摆布他的名叫里奇的人，出面做假证人来控告他. 莫尔为自己辩护，神色自若. 可是，他还是被判有罪. 判词称：“送他回到伦敦塔，从那儿把他拖过全伦敦城解到泰柏恩行刑场，在场上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得半死，再从绳索上解开他，乘他没有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撕下他的心肺放在火上烧，然后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钉在四座城门上，把他的头挂在伦敦桥上.”可是英王命令单把莫尔杀头，以代替这种刑罚. 莫尔听见后指出：“天呀，救救我的朋友们免叨这样的恩惠吧！”
托马斯. 莫尔于１５３５年７月７日被处死刑. 他不屈不挠，视死如归，临刑前还说笑话. 莫尔被禁止最后向人民发出呼吁. 他告别了家人，自己用头巾扎住眼睛，并且对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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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说：“我的颈子是短的，好好瞄准，不要出丑.”莫尔的头终于挂在伦敦桥上示众.英王继续迫害莫尔的家人，把他的妻子从家中逐出，剥夺了她的一切生活来源. 他的儿子有一段时间被囚禁在伦敦塔中.１８６年，天主教会为了把这位人文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杰出人物列入它的“殉道者”之林中，以力求巩固自己的威信，便追封莫尔为圣徒，尽管莫尔的观点绝不是正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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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版本和翻译３６１
《乌托邦》的版本和翻译马　列　因
《乌托邦》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 它的初版于１５１６年出现在比利时的卢万城，当时莫尔的朋友伊拉斯莫斯居住在卢万.主要的出版监督人，除伊拉斯莫斯外还有彼得. 贾尔斯.正文前载有作者致彼得. 贾尔斯的信. 在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说明它的刊印是“异常精密的”。
但这不过是老一套的印刷上的吹嘘而已.正文中印错的字及拉丁文的各种错误很多.例如，在第１０１页（据卢普顿版）上有一句话，它的主语名词是阴性（ｏｒａｔｉｏ谈论）
，而属于它的述语中的形容词却用阳性（ｉｕｃｕｎｄｕｓ快乐的）。对于精通拉丁文的莫尔来说，这样的性属关系是绝不容许出现的. 因此最初的原文是根据口授这一个假设，可能不失为聪明的假设. 像这类的事先防范，和在别的城市刊印一样，最可能的一个解释便是为了担心检查.第一版的《乌托邦》是属于珍本书之列的. 举世共知的只有五部. 苏联的一部藏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由于本书第一版难以令人满意所引起的兴趣，使得书商吉尔. 德. 古尔蒙于１５１７年将其在巴黎重版问世. 这一版（Ｂ版）付印时同样未经作者本人看过，印错的字比第一版还多. 它是把第一版（Ａ版）作为蓝本的，可是提出许多有趣的文字出入. 其中我们可以举出两处，在这里强调执政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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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１附　录　二
人民大众间的不协调的趋势是显然可见的.那就是，在第１９３页（据卢普顿版）上，仅Ｂ版原文上有这些字样：“受暴政压迫的人民”
，而在其他的版本上措辞的含义便不这样尖锐.在第３０３页（卢普顿版）上也正是如此. 对富人“剥削他们”
（穷人）这样的词句，只有Ｂ版更加上“如同驮载的牲畜一般”。
Ｂ版也留传很少，我用的样本是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的.头两版错误百出，迫使伊拉斯莫斯向巴塞尔城出版他本人作品的可靠的印刷商傅罗本接洽.１５１８年一年中，傅罗本就发行了两版《乌托邦》（一版在３月，另一版在１１月）。这两个版本，尤其是第二版的本文要精确得多了.１５１７年３月１日伊拉斯莫斯曾从安特卫普城写信对莫尔说：“请尽快寄下你修订过的《乌托邦》”。
莫尔没有辜负朋友的希望，因为１５１７年５月底，这位伊拉斯莫斯又写信告诉莫尔说：“你的嘲讽短诗和《乌托邦》已经由我寄往巴塞尔城了.”由此可以断定，１５１８年版（Ｃ版）
是据莫尔修订过的Ａ版本的原文印出来的.当然，这就使这个版本具有特殊的价值. 但是Ｃ版的两种本子也有不少的误印. 我用的Ｃ版是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的（１月本）
，以及文献局图书馆的（３月本）。
其余的版本是在莫尔死后印行的，因此对于恢复原文的原来面目起不了什么作用①. 诚然，校订家们有时对个别错误的改正很是中肯，可是也加进了新的错误.例如１５６５年的莫尔拉丁文集所载的《乌
①除了上面所说的，本书在十六世纪尚用原文印过四版，并译成各种语文：德文（１５２４年）
、意大利文（１５４８年）
、法文（１５０年及１５９年两版）
，英文（１５１年及１５６年两版）及荷兰文（１５６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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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版本和翻译５６１
托邦》本文（据Ｂ版）
，以及１６８９年全集所收的《乌托邦》本文（据Ｂ版和Ｃ版）
，都有这样的情况.十九世纪，米歇尔斯和著名的教育家齐格勒合作，以Ａ版为基础，再版了《乌托邦》，列入《十五及十六世纪拉丁文学名著》（柏林，魏德曼公司，１８９５年版）这部丛书中.米歇尔斯盲目地翻印Ａ版，不曾更正它的种种缺陷. 此外，他附载了Ｂ版及Ｃ版的主要异文，可是做得极其草率，对Ｂ版尤其如此.也就在１８９５年这一年中，出现了以Ｃ版（３月本）为底本的卢普顿版，并附有很好的注释①.我把卢普顿版当做我翻译时的主要用本，再参照Ａ、Ｂ及Ｃ版（１１月本）
，以修正它的误刊，并加以检查. 仅在比较重要的场合指出译文未能苟同卢普顿版本文，以及改正其误刊的地方.Ａ、Ｂ、Ｃ版上的边注也省略了，只有少数极重要的地方除外.现在谈一谈各种译本，仅举出其中最有名的和最有价值的译本. 属于这一类的首推鲁宾逊的经典性的英译本，这个版本于１５１年初版发行，此后印行多次.这个译本翻译非常正确并接近原著. 译者所用的语文在英国被奉为典范.鲁宾逊的译文附在上面所说的卢普顿版本内.法文译本中可举革得维尔的译本. 这个本子对《乌托
①《托马斯. 莫尔爵士的〈乌托邦〉，１５１８年３月拉丁文版及１５１年鲁宾逊英译第一版，附卢普顿新增译文、引言及注释……》，牛津，１８９５年版.较后的版本，据我们知道的，有１９１０年桑普森版和１９３６年戴尔库尔版.但直到目前为止，卢普顿版仍然是较好的版本. ——俄译本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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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与其说是翻译，还不如说是转述，有些地方很不精确.它的特点是附有版画. 就我所知道的，除掉Ｃ版上有霍尔拜因作的一些画外，这是给《乌托邦》加上插图的唯一的尝试了.这些图画中最有意思的是乌托邦人的公共食堂和新郎新娘互相审视图.这个译本于１７１５年刊印于来丁城.文献局图书馆藏有此书.其他的法文译本则有托马斯. 卢梭的，这人是雅各宾党人俱乐部的档案管理员. 第二版发行时正值法国大革命的一年（１７８９年）。
这也是一个和原文相去很远的译本，而且对原文有所增加，虽然尚不到革得维尔译本的程度. 可是卢梭的译本在法国竟俨然是拉丁文圣经一般，并于１８８年再版.科德的德文译本是臭名昭著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赖克拉”公司于１８４６年印行的译本，后来重印，列入这个公司的“万有丛书”中. 科德的译本，已有难以驳倒的证明，肯定它不是从原文译出，而是从一个靠不住的法文译本转译的，并且这个法文译本本身也没有依照原文，是依照伯内特的英译本转译的. 结果全书都很糟.最后我来谈谈俄文译本.“勤勉的语言学家”
塔拉吉雅科夫斯基是向俄罗斯读者介绍莫尔的最初的人物之一. 奥尔洛夫院士现在所确定的这位作家的政治面貌，证明他远不是如别人所通常描写的那样一个谄媚的帝制分子，而是善于在他必须从事翻译的那些原著的选择上巧妙地表示出自己反对政府的心情. 在罗兰的《罗马史》第１１卷的《译者前言》中，执笔人用诗歌的体裁转述了“这位光荣英明人物”
“英国托马斯. 莫尔”的一部作品.[【电子书.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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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版本和翻译７６１
就《乌托邦》本身说来，它的两个初译本出现于十八世纪末. 我们把两个译本的标题①照录如下：（１）关于大同盛治或乌托邦的叙述.作者英国首相托马斯. 莫尔，共分二卷.卢梭从英文译成法文，本版俄文系从该法文本转译的. 教区管理局批准.印于圣彼得堡，担任费用人施诺尔.１７８９年，２１０页.（２）哲学家拉斐尔. 希斯拉德的新世界游记，一部值得注意的搜奇探胜的叙述文，也是关于乌托邦岛上爱好和平国民的明智生活方式的叙述文. 从英文译出，原作者托马斯.莫尔. 简装每册定价１卢布. 印于圣彼得堡. 教区管理局批准. 担任费用人施诺尔.１７９０年.２１０页.这两种译本的标题尽管不同，译文则完全一样. 第一个译本的标题中所提到的卢梭正是上面已经指出的那个人. 这个俄译本的缺点在和它同时出现的卡拉津出版的《莫斯科杂志》（１７９１年，第１期）的第２版（１８０１年）第３６１—３７１页上已经指出来了. 书评作者录下该书的标题（即上文所引的《哲学家拉斐尔. 希斯拉德》等等）
，简单地叙述了莫尔的生平，然后很详尽地转述了全书的内容；在结尾中，他认为“这部政治性的小说的俄译本是艰涩难读的”
，并摘引译文的若干片断以证明这点，书评的结尾这样写道：“文体上有许多处是法国语风，说明这个本子不是从英文译出的，而是从法
①比较契丘林《论托马斯. 莫尔的〈乌托邦〉十八世纪的俄译本》中的评语，载《国民教育部公报》，１９０５年，第５卷，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契丘林关于两个标题，尤其是关于第一个标题，引得不够精确.（契丘林把莫尔的名字Ｍｏｐ竟拼作Ｍｙｐ，引用人在其后用ｓｉｃ来标出. ——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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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１附　录　二
文译出的“
（这意见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它用的是卢梭的法译本）
；《译者不用，而用，不用，M N O I J P Q R I S F T Q F U V Q T F W X Y I R X而用，诸如此类.可见译者的法文和俄文都不M H N Z [ W X Y I R T X高明“。
在丹尼列夫斯基１８７４年发表的小说《巨浪》中，提到过（据１９０１年圣彼得堡出版的《涅瓦》杂志，第５卷，第１８５页）
《托马斯. 莫尔的乌托邦岛》一书. 可是在查阅各大图书馆的书志和目录之后，无从证实这样的版本的确存在过.１９０１年，塔尔列译出《乌托邦》，作为他的硕士论文《从莫尔时代英国经济状况论莫尔的社会观点》的附录（圣彼得堡，１９０１年）。
这个译本显然是在匆忙中赶出来的，一般说来不太成功.按时间说，最后的俄文翻译是耿凯里的译本：《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个国家即乌托邦新岛国的大同盛治，著者英国知名人士大法官托马斯. 莫尔）
①. 从拉丁文译出者耿凯里，参加工作者马克什威，附马克什威编的莫尔传略（刊有莫尔画像）
，圣彼得堡，１９０３年》。这个译本（是个不能令人满意的译本）甚至在十月革命后还重版过数次. 譬如，第三版是作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版》于１９１８年在彼得格勒印行的，而第四版则由哈尔科夫城”无产者“出版社刊行，并且这一版的每册上写着”修订本“字样，但实际上并未修订和增补.
①括号内的原文系拉丁文，但“国家”的语尾有误，拼成ｒｅｉ
ｐｕｂｌｉｃｉ，应为ｒｅｉＰｕｂｌｉｃａｅ。这个误印经引用人用ｓｉｃ来标出. ——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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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版本和翻译９６１
我在自己这个译本中首先力图对原文意义作准确的传达. 也许由于我力图这样做，在许多地方我过分依赖了和俄文文体完全不同的拉丁文原文的结构，虽然我是始终力求避免拉丁文结构的.尤其困难的是克服原文的很长的复合句.要彻底抛开那些很长的复合句在我还不能做到，因为那样会丧失原著中的雄伟的气魄.末了我应该感谢科学院院士沃尔金和奥尔洛夫，以及安林斯基，他们曾向我指出翻译中某些文体上的毛病. 安林斯基对这个译本出力尤多，他不辞劳苦地根据拉丁语原本校订了全文，同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因而不但从易读这一方面看来，而且从更接近原文这一点说来，也使译文生色不少.
本版即第三版《乌托邦》译文经过彼得罗夫斯基重新修订，编者并力求以慎重的态度对待已故马列因教授的译文.译文的注解中也作了一些更正确的说明和细微的修改. 马列因的译本初版１９３５年由苏联科学院出版局印行.第二版由苏联科学院出版局于１９４７年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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