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知道孩子们在挨打，舅母却平静地说了句：“只是脱掉裤子拍几下屁股。”就去厨房干活了。
那天晚上，我睡在新被褥里，紧张得尿了床。我怕挨桑琼的骂，可是桑琼知道了后只是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听说美里喜欢看书？把衣服换了，去看和夫的连环画吧。”大概桑琼很喜欢女孩子吧。
我们住了一个星期，刚回到家，还没开门就听见屋里电话响，妈妈急忙接了电话，是桑琼打来的。
“你们回去后，邻居们看我们的眼神很怪。你们在外面用韩语说话了吗？”
“没有啊。”
“问问孩子们说了没有。”
《水边的摇篮》 第二部分孩子们不会说韩语
“孩子们不会说韩语。”
“大概是叫名字叫了琼斯（春树的韩语读音）琼博（春逢的韩语读音）吧。”
妈妈没有再说什么，放下了电话。
这是我头一次意识到自己是韩国人。我觉得自己的内心仿佛有一个决不向任何人开启的黑暗的洞穴，是个一不小心走路就会掉进去的“陷阱”。我从来没有请朋友到自己家来玩过。管父母叫爸爸妈妈，决不用韩语称呼，可能也是由于潜意识中惧怕那个洞穴的存在。
我还有一个人称“大马桑琼”的舅舅荣敏。
他和“八王子的桑琼”截然不同，是个非常开朗的人。原来住在韩国，几个月前到我家来住了一段时间。他一进我家，就把行李一扔，趴在榻榻米上，让我们骑在他的背上和腰上，他学着马叫，在狭窄的房间里转圈。只要桑琼在我家的时候，我们几个就一天到晚缠着他要骑大马玩。
桑琼的职业每次来我家都不一样。最早是延世大学的学生。为了挣学费从日本购进家电，到韩国去卖。后来热衷于学生运动，做了政治犯在监狱里呆了五年。出狱后，对韩国产生了绝望，决心在日本生活下去。不知他说的有多少是真的，据说后来进了某公司，还当了个经理。
我只去过一次桑琼的公寓，相当豪华。他当时和头发披到腰间的时髦模特裕子同居。不用脱鞋就可以进去的屋子里，有一条良种虎头犬。客厅里有一个巨大的鱼缸，养着许多从没见过的荧光色的热带鱼。
去桑琼家后不久，爸爸从百货商店的宠物店买了一个最大号的鱼缸，还买了很多好看的热带鱼。鱼缸里密密麻麻地游着各式各样不同种类的热带鱼，可是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就陆续死光了。起初是活鱼吃死鱼，后来互相吃起来，鱼缸里的水变得像米汤那么浑浊。鱼死光后，爸爸又开始收集世界和日本的名犬图鉴。虽说是一百卷一套的小册子，爸爸也贴上标签，分类摆在书架上。
第二学期刚开学的运动会给我留下了最坏的印象。
在做团体操时，只有我一个僵直地站着不动。不仅如此，在退场时，后面的男孩子揪我的头发，我回头打了他的脸，于是两个人打了起来。老师来劝架，光说我不对。
“怎么又是阿柳啊。”
老师拽着我的衣领，像提溜小猫似的把我拽到了观礼台上。
二年级和三年级的老师见了七嘴八舌地说：
“她就是一年级三班的阿柳吗？”
“噢，就是那个问题少女呀。”
我在台上罚站。只能看着一年级的五十米赛跑之类的比赛。在学生会主席做总结时，我被带下了台。朝妈妈和弟弟呆的地方一瞧，早就没有他们的影子了。他们已经回家了。
晚饭吃的是白天没吃成又带回家的盒饭。
“真是丢死人了！这孩子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怎么这么傻呀。”
说完，妈妈把上次家长观摩课上发生的事讲了一遍。
那天上的课要求用从花和水果里挤出的汁液在绘画纸上作画。同学们都围着围裙，留心着教室后面坐着的爸爸妈妈，有的用擦子擦苹果，有的用纱布把草莓包起来挤汁。我只从家里带了橘子，就用手捏出汁来，往图画纸上抹。家长们见了都惊讶得笑起来。一回到家，就被妈妈劈头盖脸训了一顿。
“我以后再也不去你们学校了。”
妈妈嘴里包满油炸豆腐酸饭团，对我说。
在学校里没有朋友，我就在家里和弟弟妹妹玩。我把妹妹和两个弟弟当成小狗，把妈妈给的小点心扔给他们。不许他们用手拿，必须像狗那样汪汪地叫着，用嘴叼起来吃。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用牙签和黏土、餐巾纸做娃娃，或者拿空纸箱当房子过家家玩。游戏渐渐升级，发展到用针线把碎布头缝起来给娃娃做衣服了。我剪下自己的头发，用木工用的黏合胶把头发贴在娃娃的头上。“这是个非常不和睦的，自相残杀的玩偶家庭。”我怪声怪气地自言自语。
《水边的摇篮》 第二部分你们都去死吧！
“你们都去死吧！”
玩偶妈妈叫道。
玩偶爸爸慢慢站起来，用沙哑的嗓音说：
“该死的是你。”
一次和爸爸散步时，他忽然停下脚步，隔着篱笆向一个铺着草坪的宽阔的庭院里张望。这庭院里住的是给成美学园提供地皮的地主，他在大冈一带拥有很多土地。一只小狗正趴在草坪上睡觉。
“那是条好狗。叫做波音达犬，是英国猎犬。”
不管是生气还是高兴都是一副恍惚表情的爸爸，眼睛里闪着光。
一天放学回家后，我看见那条狗在家里。
“这是怎么回事？”我一问，妈妈把食指挡在嘴上，冲我“嘘”了一下。
“别让它出去啊。”爸爸往嘴里塞了块面包，说了一句。
“要是被人家发现了可怎么办？”妈妈轻轻叹了口气。
“就说是咱们自己的。喂它吃嚼过的东西，它就跟咱们了。”爸爸吐出嚼烂的面包喂给狗吃。
“先在家里关上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过一个月，它就会把原来的主人忘掉的。”
这条狗整夜地在大门口尖声地叫个不停，每当它叫唤的时候，我就觉得房子嘎吱嘎吱作响，吓得缩成一团。爸爸打着鼾照睡不误，我却一夜都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妈妈说：“我看你还是把它送回去算了。”爸爸不吭声，在自己的米饭上盛上洋葱酱，放在狗面前。狗等不及米饭变凉，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但给这条狗起了个贝贝的名字的却是妈妈。去买东西的时候，妈妈看见写着“贝贝”的咖啡店招牌，兴奋地对我说：“美里，就管那条狗叫贝贝吧。”
几个星期后，爸爸又带了一条玛尔济斯幼犬回来。
这条小狗只认爸爸，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它就钻进床底下，不管我们怎么叫奇罗，它都不出来。非得把饭盆和水盆塞进床底下去，它才肯吃东西。有一次我们拿着一片火腿，摇晃着引它出来，它呜呜地低声叫着，伸出头，连拿火腿的手指头都一块儿给咬了。爸爸回家时，即使开着门，他也故意按门铃把它吵醒。奇罗从床底下飞快地蹿出来，扑到爸爸身上，舔他的脸。
——过了两年，两条狗都没有了。
贝贝被爸爸工作的“本垒打球殿”的经理给要走了。爸爸和现任经理的父亲李先生两人创办了“本垒打球殿”，李先生患胃癌去世后，二十多岁的独生子继承了公司。他和日本女人结了婚，入了日本籍，谎称和安田财团有血缘关系而改姓了安田。
详细过程不清楚，反正爸爸跟职员们吹嘘狗的话传到了经理耳朵里，经理就对爸爸说：“把那条狗给我吧。”
那天晚上，爸爸没有按门铃，在狗舍前蹲了一夜。没等天亮，就把贝贝放进车里，送到经理家去了。
一个星期后贝贝死了。听爸爸说，经理用链子锁上贝贝，不给吃不给喝，把它活活饿死了。他并不是想养狗，只是想把狗从爸爸手里夺走。
奇罗被和考嫫住在一起的堀江的亲戚抱走了。那对夫妇在原宿有公寓，靠出租公寓生活，没有孩子。
他们跟爸爸妈妈提出想要刚上幼儿园的爱里做养女。
我听见爸爸妈妈半夜三更还在小声商量是不是把爱里送给人家。
最近，我去了一趟妹妹和妈妈一起生活的公寓，偷看了妹妹放在书架最里面的日记。日记上写着：“爸爸从来没有抱过我。爸爸的膝盖上总是坐着那家伙，那家伙的脸还蹭着爸爸没刮干净胡茬的下巴。”我为妹妹对我的怨恨之深而愕然。的确，爸爸和妈妈只疼我一个。也许是出于把我寄养在考嫫家直到三岁的愧疚感吧。妹妹却认为是因为我“很可爱”，而爱里“就像小猴子”。还说我是爸爸的宠物、妈妈的活布娃娃。
《水边的摇篮》 第二部分记得妈妈跟我悄悄说过好几次
记得妈妈跟我悄悄说过好几次。
“美里和春逢像妈妈家的人，而春树和爱里像爸爸家的人。特别是爱里，从小就长得特别像考嫫，连寒毛重都像。她从妈妈肚子里一出来，就有好多头发，连背上都长了毛，跟小猴子似的。前几天给考嫫剪头发时，妈妈吓了一跳。发现连发旋长的部位，爱里都和考嫫分毫不差，耳朵也一模一样。”
其实我觉得爱里很像妈妈。虽然脸不太像，可是胳膊爱脱臼，还有因贫血而生病等等都继承了妈妈的体质。血型也和妈妈一样是B型。爸爸和两个弟弟是AB型，只有我是A型。
爱里凡事都和我对着干。别看她个头小，嘴可不饶人，不管说她什么都要还嘴。每次和她吵完架，我都必须把自己做的娃娃等藏到爱里够不着的地方。可是爱里幼儿园放得早，总是趁我还没回来，蹬在椅子上，把我藏在棚架上的东西找出来，踩得稀巴烂。或者用碳素笔在我的Licca娃娃脸上画胡子，用爸爸的打火机烧娃娃的头发。
所以当我知道了要把爱里送人后，很高兴，一点儿没有悲伤的感觉。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晴天。爸爸说带我们去看奇罗。换乘了好几次电车，我们几个脱了鞋，脸贴在玻璃窗上入迷地看外面的景色。爱里穿着给她买的新衣服，高兴得又说又笑。她并不知道自己要被送人了——我有点可怜她，可是一想到她对我干的那些事，就很解气地想：“活该!”
到了竹下马路边的堀江亲戚的公寓。爸爸按了门铃，奇罗也不出来迎接。它完全把爸爸忘了，和那对夫妇混得很熟，也不知为什么，他们给它改名叫寿无限。天黑了，到了该回家的时候，妈妈眼睛里露出了不安的神色，“对不起，我跟你说两句话……”妈妈把太太叫到厨房去了。她实在做不到丢下爱里回家。我们一起回了家。电车外面黑得什么也看不清。我们依偎着睡着了。
春树为了考上横滨国大附属小学而上了幼儿英才教育的补习班。
在补习班的IQ考试中，弟弟的成绩很突出，连老师都很吃惊。就是说，这十年来他一直名列前茅。可是一次合格，二次合格，却在三次抽签时落选了。
两年后，爱里通过了考试，上了横滨国大附属小学。就是说，爱里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就考上了。看着她那深蓝色的运动衣校服，用链子固定在口袋里的月票和大冈小学禁止戴的手表，我嫉妒极了。学校的一切妹妹都引以为荣，甚至自豪地谈论分到各班的几个残疾儿。
我带领两个弟弟欺负妹妹。有一次我命令春树把爱里仰面朝天地翻倒，给她进行“电按摩”。一开始爱里还嘎嘎地笑着，扭来扭去，不一会儿突然翻了白眼，抽搐起来。我害怕了，用脚踢她，让她缓过来。结果趾甲伤了妹妹的右眼睑。我吓坏了，心想这下可闯祸了，但已经晚了。爱里的眼皮眼看着肿成了紫色，妈妈买东西回来见了，吓得惊叫起来。
弹子房一年到头不休息。别人家的爸爸双休日都在家里休息，正是赚钱的好时机，而爸爸不去店里，却在家打开电视和收音机收看收听赛马转播。他把红铅笔夹在耳朵上，看着赛马报，给赛马场打电话。
调钉师的薪水很高，爸爸当时每月挣八十万日元，却只给妈妈一点儿生活费，其余的全都投进了赛马。
据说在春逢幼儿园的爸爸参观日时，当老师问“你爸爸的爱好是什么？”的时候，他大声回答“赛马”。而其他孩子说的是“钓鱼”“读书”“跑步”等等。
妈妈为了挣钱养家，把家里腌的朝鲜辣菜拿到横滨桥头去卖。
可是爸爸说“你腌的辣菜太难吃”，从来不吃妈妈腌的辣菜，自己动手在大缸里腌辣菜。
有一次爸爸正在浴室里腌菜，店里来了电话，爸爸急忙去了店里。和爸爸前后脚，春树在学校弄了一身沙子回来了。因为妈妈给他理的西瓜头和当时很好看的动画片里的头上扣着个蛋壳的小鸡很像，被同学起了个“蛋壳头”的外号，老是受欺负。这一次大概也是被人欺负了，春树径直走进浴室，冲洗掉头发里的沙子。
深夜回家的爸爸，不停地开关家里的灯，用韩语扯着嗓子叫喊：“是谁干的！是谁把肥皂扔到爸爸腌的辣菜里了！”妈妈和我们都装睡。
对我来说，辣菜和受人欺负似乎有些关联。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我和弟弟因为是在日韩国人而受欺负。可是我不能不认为妈妈像要饭的似的在桥头卖辣菜，弟弟的西瓜头，都因为我们一家是“异物”。或许是家庭日常生活中固有的韩国风俗以及辣菜的气味极其自然地熏染了我们姐弟吧。
《水边的摇篮》 第二部分有件事决不能忘记
有件事决不能忘记。
姨嫫辞掉了美容院的工作，为了结婚要回韩国，回国前一天到我家来了一趟。
“美里，要是姨嫫生了女孩儿，可以从美里的名字里取一个字吗？”
我没有回答，心里嘟哝着：净撒谎骗人，还跟我拉钩，说自己不结婚，要认我做养女呢。
一年后，姨嫫来了信，说生了个女孩，取名叫“里惠”。
在学校里，对我的欺负逐渐升级。拖鞋被扔进炉子、椅垫里被人放图钉是家常便饭，最使我受刺激的是轮到我当值日生时，全班人都不吃我盛的菜。
“你们为什么不吃？”班主任问。
“因为有细菌。”有人这么一说，大家哄笑起来。班长举手说：“阿柳太脏，我们不要让她当值日生。”
在学校虽然受尽欺负，但是上四年级时，大野清美老师当了班主任后，我感觉有了救。
三年级的班主任把我的读后感作为最差的范文在班上念，而大野先生给我的语文打了“很好”的分，而且用红铅笔写了“读解能力和写作能力都达到了大人的水平”的评语。而且有一次我把东西忘在教室里，回教室去取时，正在教室判考试卷的大野老师对我说：“只要你努力就能超过其他的人。因为你的祖先是骑马民族，是不服输的。”
惟独手工课的成绩从一年级开始一直是“很好”。一次手工课是做花盆，我用黏土做了个背着书包抱膝坐在地上的少年。我把它拿回家摆在电视机上，爸爸拿起来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皱着眉头说了句“下流”。因为花盆下面的漏孔正好在少年屁股的肛门处。
爸爸常说我“下流”。
我小时候长了虫牙，吃冰激凌时不能咬，只能嘬，爸爸见了就说：“吃相真难看。”为什么难看，长大以后才明白。当时妈妈听了，红着脸说：“别瞎说！”我朦胧意识到一定和性有关。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在大冈小学附近的弘明寺商店街上的一个商店里偷过东西。我骗妹妹说星期三买东西不要钱，把印有Kikilala、Kitty娃娃和Paty娃娃的文具一个个装进从家里带来的纸口袋里。大概因为我过于明目张胆了，售货员没有发现。每次我都带着妹妹去。如果被人发现了，好推到妹妹身上。要是星期四去，就骗妹妹说：“星期四买东西不要钱，爱里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我把偷来的东西藏到过生日时爸爸送给我的百宝箱里，装满了以后，就放进塑料袋里埋在成美学园的角落里。
我经常从百宝箱和塑料袋里把东西取出来带到学校去。
午休时学校规定不能离开校园。我总是离开校园一会儿，又偷偷回到教室，把偷来的文具放进同学的课桌里。铃声响了，大家进了教室，我假装看书偷偷观察大家的动静。看到同学像中了邪似的惊叫着：“今天是垫板！”我感到非常满足。
我还喜欢用碳素笔把布告板上的显示汉字练习和算术练习的进度加长。只给自己加长容易暴露，所以连班里领头欺负我的女孩子的进度也给加长了。
我还撕过展出的“爸爸的脸”的图画。为了表明是别人欺负我，而把自己画的那张撕得粉碎。
“咱们班里好像有妖精啊。课桌里出现礼物，进度表被涂改，真奇怪。”
我感觉大野老师好像在看我，就故意往窗外看。
班里其他人都不和我说话，只有瑶子渐渐和我熟络起来。
《水边的摇篮》 第二部分祝你生日快乐
瑶子生日那天，我偷东西的事情暴露了。我让瑶子在商店门口等我，自己一个人进了店，偷了条印有Kitty娃娃的大红毛巾出来，把它送给瑶子，对她说：“祝你生日快乐。”
“怎么没包上？”
她觉得没有包装很奇怪。
“我说要赶时间，不用包了。”
“很贵吧？”
“不怎么贵……”
“可是写着二千元呢。”
“是减价的，一千元。”
我和瑶子的家方向不同，就分了手。第一次送给朋友东西使我非常兴奋，连蹦带跳地回了家。
后来我才知道，瑶子把毛巾拿到收款台还给了店员。于是店员给学校打了电话。
第二天早上我一进教室，瑶子就把我拽到外面来。
“店里的人说，你没有付钱。”
“当然付了。收款台人很多，我把钱放那儿就走了。”
“放哪儿了？”
“放——在——收款台旁边。”
“后来我去看了，收款台旁边没有钱哪。”
“……唔那个……大概是我记错了……可能是本子上面。”
大野老师走进教室时扫了我一眼。她的脸色阴沉而悲哀。
“起立！”
为了不让老师看到，我躲在前面同学的背后，两手扶着桌子，猫着腰站着。
“敬礼！”
“早上好。”
我的腿在颤抖，不等喊“坐下”，就坐在了椅子上。
“昨天，弘明寺商店街的文具店打来电话，说你们中间有人偷东西。就是现在不敢看老师的脸，低着头的人。”
我想抬起头来，却怎么也抬不起来。
我背叛了大野老师。瑶子背叛了我。把我叫到教员室去训我一顿也好，却在同学们面前揭发了我——大野老师也背叛了我。我想讨瑶子喜欢。想讨大野老师喜欢。可是，我所做的一切都适得其反，我越来越孤立了。
姨嫫事先没有任何联系，就像从邻街来家里玩似的带着两个孩子——里惠和悠真从韩国回来了。
“哎呀。”妈妈一声惊叫，里惠抓紧姨嫫的裙子，姨嫫背着的悠真闹腾起来。
“怎么回事，你这么突然回来。”
“先进去再说吧。”
把婴儿从背上放下来后，姨嫫一把抱住了我。
“美里长这么大了。真对不起，没来得及买礼物给你。”
姨嫫脸上没有化妆，也不见当年从巴黎回日本时的影子。
姨嫫给婴儿换了尿布，目不转睛地瞧着没什么节目可看的电视，和妈妈用韩国语说了起来。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声音沙哑，就像朝着虚空倾吐似的。里惠抓着姨嫫的裙子，一直不松手，不时用警惕的目光瞧瞧我们几个孩子。
姨嫫突然回韩国结了婚，生了孩子，又突然带孩子回到日本来，怎么会这样呢？当时我一点儿也理解不了。
后来听姨嫫说，在日本长大的她和在韩国农村长大的丈夫根本没有共同语言，也忍受不了丈夫的亲戚。为什么本来不想结婚，想自由地生活，在巴黎学美容的姨嫫，只看了相片就同意和对方结婚，还生了孩子，在韩国的农村种地呢——我想问，可是看见姨嫫阴郁的脸色就没敢问。现在回想起来，恐怕是对从小就离开了的祖国的思乡之念促使她这么做的吧。
找到工作之前，姨嫫和孩子就住在我家。爸爸、妈妈、我、春树、爱里、春逢、里惠、悠真九个人睡在六铺席的房间里太挤了，所以爸爸在汽车里睡觉。
出我意料，姨嫫没有再去当美容师，而是去酒吧工作，后来在离我家不远的公寓里租了房。
表弟妹的爸爸从韩国来了信，说他正在学习英语准备去美国留学，在美国学成之后，就来接里惠和悠真，让他们等着他。
后来他频繁地从韩国寄信来，每次姨嫫都翻译成日语念给我听。她说：“今后不会英语可不成。”她还经常听FM的英语会话讲座，几年后里惠进了美国人办的学校“圣母玛利亚”。
我们难得有这样不会日语的表弟妹，常常说些他们不懂的日语逗他们玩。这样里惠逐渐学了些日语。半年工夫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了，却把韩语忘得一干二净。我对于她半年就把自己出生的国家的语言忘光了，比对她半年学会了日语更感到吃惊，同时也深受震动。
一个晴天，我正在家门外的地里抓蚂蚱，听见了婴儿的哭声。我扔掉手里装着蚂蚱的塑料袋，就往姨嫫家跑。姨嫫和里惠买东西去了，不在家。我从开着的窗户爬进去，学着大人的样子给婴儿换了尿布，用手纸擦掉了芥末色的，又给婴儿扑了爽身粉，好容易婴儿才不哭了。我解开上衣扣子，抱起婴儿，把自己还没有长硬的奶头塞进婴儿的嘴里。被婴儿哧溜哧溜地吮吸着，觉得很舒服，我眯着眼睛，望着窗外刮着窗玻璃的玫瑰花。
《水边的摇篮》 第二部分爸爸很讨厌姨嫫的小孩
爸爸很讨厌姨嫫的小孩。
有一次，爸爸躺着木枕在走廊晒太阳，里惠悄悄走过来，胳肢爸爸的胳肢窝。
“爸爸。”里惠抱住了爸爸。
“你爸爸在韩国呢。”爸爸冷淡地说了一句，里惠还不停地胳肢他，“去，去。”爸爸用手扒拉开里惠。
不多久，姨嫫和她的一个客人谈了恋爱，为了和那人同居搬了家。这男人有妻子，但里惠和悠真管他叫爸爸。
妈妈频繁地和姨嫫通电话，姨嫫这一句“我存了一百万了”使妈妈动了心，妈妈不再卖朝鲜辣菜，当上了酒吧的女招待。开始的时候爸爸用车接送妈妈，后来妈妈说：“被陪酒的客人看到不太好。”改骑摩托车上下班。妈妈的服装和化妆也越来越花哨。家长听课时，妈妈一进教室，大家都回头看，“谁的妈妈呀？”妈妈烫着发，涂粉红色的口红，穿紧裹身体的黑色皮夹克，瘦腿裤——停在校园里的妈妈那辆天蓝色的250CC的摩托车反射着初夏的阳光，闪闪发亮。
爸爸妈妈都是深夜才回家，晚上只有我们姐弟四人。电视随便看，点心也随便吃，可以不洗澡不刷牙就钻进被窝睡觉。最初的一个星期挺开心，渐渐就忍受不了了。我揪前额头发的毛病和抽动左鼻翼的毛病就是这段时间养成的。直到现在，一遇到令我心情不安的事，还会出现这样的症状。爱里染上了咬趾甲的毛病，弓着身子咬脚趾甲，咬出了血还咬。很温顺的春树也变得因为一点儿小事就生气。我是小学四年级，春树小学三年级，个子已经超过了我，真动手打架的话，我打不过他。一天晚上打架时，我突然抄起了靠电视机放着的爸爸的高尔夫球杆（爸爸一次高尔夫球也没打过），春树也挥舞着金属杆，用快要变音的嗓子声嘶力竭地吼着：“混蛋！打死你！”他的嘴唇却因恐怖而扭曲着，眼看就要哭出来了。爱里站在春树一头，朝我的脸扔高尔夫球。有几个打中了，几个没打中，玻璃被打碎了。
“不关我的事。妈妈和爸爸饶不了你。”我这么一说，爱里哇地哭起来。
我脸上被高尔夫球打出的坑儿好几天都没消下去。
那天是星期日，天气很好。
爸爸和往常一样趴在赛马报上画记号，妈妈把胸部紧贴到他后背上，晃着手里的不动产广告说：
“咱们今天去看房吧。”
然后妈妈又向我使个眼色，说：“美里也想住自家的房子吧？”我马上顺着她说：“想住。”其实对我来说，房子怎么样都无所谓，倒是更想去玩前几天在储藏室里发现的登山缆绳。
我、春树、爱里和阿梢、阿良五个人用缆绳玩起了“特攻队”游戏，我们分成了蓝队、黄队、绿队、红队、粉队，将缆绳系在二楼的铁栏杆上，抓着缆绳往墙上爬。被排除在外的春逢，羡慕地看着我们玩危险的游戏。我们玩得兴起，一边叫喊着：“蓝队进攻！”一边从门外的啤酒箱里拿出空啤酒瓶往地上砸。
“咱们骑自行车去成美学园。”好像是我提出这个建议的。
五岁的春逢还在骑儿童车，我们嫌他碍事，不想带他去，他吓唬我们说：“那我就告诉妈妈你们砸碎了啤酒瓶。”没办法，春树把春逢的儿童车的车把系在自己自行车的后座上。这样春逢不用蹬也比自己骑得快，他高兴得不得了。
我们在成美学园玩捉迷藏。到了傍晚，必须回家的阿梢和阿良嚷着“少了一个，少了两个”回家去了。我们姐弟几个又玩了一会儿，我觉得没意思，手上脚上被花蚊子咬了好几个包，就从自己的藏身处跳出来说：“不玩了！比赛骑自行车回家的人，都出来。”
我听见藏在树上的春树说：“真狡猾！”也没理他，就和爱里两个人拼命蹬着自行车走了。
我第一，爱里第二回到家，爸爸妈妈正光着身子在卧室睡觉。我轻轻地拉上窗帘，和爱里涂起蜡笔画来。我们攥着滑溜溜的蜡笔，一心涂着画，竟然把春树和春逢一直没有回来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
“柳先生！”
大门外响起了男人急切的叫门声，我手一抖，把“魔女之子美戈”的头发描出了格。不知为什么我的脑子里一闪念，感觉一定是春树和春逢出了什么事。
“柳先生！”
男人又喊了一声。我的心脏像跑步时那样剧烈地怦怦跳起来。几秒钟后妈妈像刚出浴似的迟缓地起了床，穿上衣服去开门。
妈妈惊叫起来。开酒铺的叔叔抱着浑身是血的春逢站在门外。春逢满头满脸都是血，也不知道哪儿受了伤，昏迷不醒。手脚像刚洗的衣物似的软软地耷拉着。
爸爸把目光转向了酒铺前面停着的面包车，以为是酒铺老板撞的，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酒铺老板把春逢放在大门口，在等急救车来的工夫，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在他开车去给客人送酒时，遇见了倒在成美学园前的陡坡下面的春逢和自行车。
“自行车摔坏了。是用绳子捆在另一辆自行车上的。只有孩子一个人。”酒铺老板用沾着血的手抹着头上的汗。
斜坡尽头是个丁字路口。系在一起的两辆车，下坡时速度加快，春树拐弯时，后面的春逢来不及拐弯，冲着水泥墙撞了过去。
《水边的摇篮》 第二部分春树在哪儿呢？
春树在哪儿呢？
急救车鸣着笛开来了。我的心跳已不再那么剧烈了。爸爸妈妈坐上了急救车，酒铺老板开着自己的车回去了。
一个小时后，我听见后门有人绊倒的声音，跑去一看是春树。给他开了门，他仍然站在门口不进来。
我告诉他：“春逢去医院了，爸爸妈妈也在医院。”他这才木然地进了屋。
爸爸十二点过后回了家。他死死地盯了春树老半天，冷冷地反复说：
“是你杀死他的。是你杀死他的。是你杀死他的。”
爸爸攥紧拳头，照着春树当头就是一拳。那一顿殴打实在是凶狠，就连习惯于爸爸的暴力的我，都吓得直打哆嗦。
春树被打得嗓子眼里咕噜响了一声，就昏过去了。
“春逢没救了。今后咱们家就是五个人了。人死了不能复活。剩下的人要好好过。”爸爸冷静地说完，回医院去了。
我全身就像触了电似的一抖一抖地翻来覆去睡不着，天快亮的时候，提到嗓子眼的紧张才得以消解，渐渐有了睡意。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发觉家里电灯都被打开了。我假装睡觉观察着动静。睡在旁边的春树不见了。听见大门响了一声，原来他到外面去了。怎么办，我的腋下湿漉漉的，睡衣也贴在背上。过了大约十分钟，又听见了大门响。
“你怎么了？”
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干脆坐了起来。春树把衣柜和梳妆台的抽屉都打开，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他打开爸爸桌子的抽屉，抓起勃朗宁手枪形状的墨水瓶就往自己嘴里塞。
“把它放下。”
我把瓶子从他手里拿走了。春树的手上都是泥土。再往下看，脚上也满是泥土。他光着脚深夜去了外边。
“喂，阿春，你怎么了?”
我摇着春树的双肩问他。可春树脱下睡裤，在梳妆台的抽屉里尿了尿，钻进被子里睡了。从窗帘的缝隙里已经露出了夏天早晨的晴空。
第二天，接到“春逢病危”电报的考嫫来了。
“临死前，应该让他多吃点好吃的东西。”
考嫫提着一大包点心、水果和糖果去了医院，昏迷不醒的春逢根本吃不了，护士小姐严厉地申斥了她。
春逢在生死的边缘徘徊了十天后，突然苏醒了。医生说即使能救活也极有可能变成植物人，春逢能苏醒真是个奇迹。可是他左眼的视力很差，和失明差不多，脑电波也异常。医生说恐怕会得后遗症，便给我们介绍了某大学医院的专家。
春逢平均一星期要发作一次，究竟属于外伤还是精神刺激，专家也难下判断。他常常半夜惊叫着跳起来，喊着：“疼！疼！妈妈。”左半边身子不停地抽搐。两眼睁得大大的，跟他说什么都没有反应。医生告诉妈妈：“打他也可以，要让他缓过来。否则会永远恢复不了的。”于是每当他发作时，妈妈就用针扎他，或往他头上浇水。大人不在家的夜晚，这些必须由我来做。
春逢的发作，春树的梦游——家里的夜晚就像爬不上来的洞穴，我滑进了疲劳的深渊。夜很漫长，每当夜晚降临，我总感觉早晨不会再来。
《水边的摇篮》 第二部分等着爸爸妈妈回来
“在爸爸和妈妈回来前，你们看电视等着。”有时，我为了不让弟弟们睡着，还给他们的眼睛上抹过牙粉。
在四年级的第二学期，我转了学。妈妈说服了退休的堀江：“你从退休金里拿出一千万付首期，剩下的六百万的分期贷款，由我们来付。”以爸爸和堀江两人的名义，买下了位于西区住宅街的一所旧房子。我家住一层，考嫫和堀江住二层。
在同一个时期，也是根据妈妈的“现在买绝对不吃亏”的建议，爸爸和堀江以低价共同购买了一百坪横滨市绿区（现在的都筑区）山里的土地。可是最近我问妈妈“那块地多少钱买的”时，如果妈妈没有撒谎的话，三十年前堀江买的绿区的一百坪土地，实际上一测量只有七十坪。据说堀江曾半开玩笑地对爸爸说过：“如果能找回那三十坪，就送给你。”不知爸爸用了什么办法，怎么问妈妈也不说，反正爸爸用了十年时间，不仅堀江的那三十坪，还把相邻的一百坪弄到了手。
当时这里只是一座山，还有个小湖，后来开发成“港北新住宅区”，泡沫经济时价值二亿日元。现在据说连一半都卖不了。
我的小说《客满新居》里描写了这块土地。
我家从中区到南区，然后到西区，这样在横滨市中心搬来搬去。随着从南区租住的房子搬到西区的独门独户的日期临近，“转学”两个字在我的心中变得越来越大了。不光是我，爸爸和妈妈都喜气洋洋的，一见面就嘻嘻哈哈地摔跤玩。家里充满了乐天的气氛，仿佛只要一搬家，一切都会如意似的。
听说我家要搬家，隔壁的阿梢非常悲伤，这使我很意外。她把最心爱的不干胶贴画和色纸整盒地送给我，还要把手表也给我，我坚决不要，她一生气，把手表扔进了河沟。回家后，她又把娃娃、教科书和文具统统从窗户里扔出去——阿梢的哭闹声和她妈妈的责骂声传了过来。
第二天早晨，坐在同一辆班车上，我对她说：“我给你写信。”她把脸一扭：“瞎说，你根本不会给我写信！你会把我忘了的。”一路上无论我跟她说什么，她一直都没理我。
那时候，我朦胧注意到，阿梢的爸爸一喝醉酒回来就打家里人，每个家庭都有着像手帕脏了洗不掉的污渍一样的不幸。从隔壁传来的叫唤、呜咽，阿梢妈妈脸上的紫红色瘀痕——可见阿梢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幸福。
临转学的前一天，大野老师对我说：“阿柳，扫除完了留一下。”
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以为要挨训，心里很紧张。谁知大野老师把和已去世的丈夫去英国旅游时买的工艺品八音盒和绣花手帕悄悄递给了我。之后的几分钟，老师什么也没有说。我坐得直直的，两手放在膝盖上，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回家的路上，我陶醉于映入眼帘的所有风景，传入耳膜的所有声音。各种各样的回忆消失不见了，我被包裹在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幸福里。我干脆地告别了我熟悉的人和物，我想要改变。回忆已没有必要了。我把老师给我的八音盒和手帕埋在了公园里。
窥视着我的天空是没有虚假同情的遥远的蔚蓝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