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一个小孩，嫁给一个男人，而那个男人的过往和国家，她几乎都不了解。那时她知道得那么少，现在她意识到，她一直随身携带着的除了她的美国护照，还有她的天真。事情原本可能变得更糟，糟糕得多。
她曾认为生活会是困难的，她的这种新生活。在离开夏威夷之前，她尽力去了解印度尼西亚：人口排名世界第五，有几百个部落和几百种方言；殖民社会的历史，起先是被荷兰人占领了三个多世纪，再后来是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想要霸占这片储存着大量石油、金属和木材的土地；战后争取独立的战斗和一个名叫苏加诺的自由斗士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位总统。苏加诺最近已经被取代了，但是所有的报道都说那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人们都对这样的变化表示支持。他们说苏加诺已经腐败了；他是一位煽动人心的政治家，一位极权主义者，对共产党太放纵了。
第二部分
第11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10)
这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不发达，完全不同于美国——这是她知道的所有情况。她已经准备好去面对痢疾和热病，洗冷水澡和蹲在地上开的洞小便，经常断电，热浪和打不完的蚊子。非常不方便，确实，然而她会比外表看上去的坚强，比以往她所认识的自己坚强。不管怎样，那是在巴拉克离开后，把她推向罗罗的部分原因，对崭新而重要的事情的承诺，在她父母不能及的地方，帮助她的丈夫在一个情感深厚但又困难重重的地方重建国家。
但是她没有准备好迎接孤单。持续的、令人窒息的孤单，那是她真的无法描述的一种感觉。罗罗热烈地欢迎她，尽他所能让她感觉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为她提供他所能给予的一切让她感到舒适。他的家人对待她的态度得当而宽容，把她的儿子看作他们自己的孩子。
然而，在她和罗罗分开的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夏威夷的时候，他充满了朝气，总是迫切地要实行他的计划。当夜幕降临，他们独处的时候，他会跟她说起，一个在战时成长起来的男孩的故事，看着他的父亲和长兄离家去参加革命军，听到他们战死了，还有一切都没有了的消息，荷兰人的军队放火烧了房子，他们的飞机在乡间的上空呼啸，他的母亲曾经为了换取食物把她的金首饰都卖了。事情会起变化的，因为荷兰人已经被赶跑了，罗罗告诉她；他会回到家乡，进入大学教书，成为那种变化中的一部分。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谈天了。事实上，他似乎很少和她说话，只有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只有当手头有事的时候，得修补漏洞或者准备一趟拜访住得远的表亲的旅行。好像他被拉进了一个隐藏的黑暗中，遥不可及，把他最明朗的部分带走了。某些夜晚，她听见他在大家都睡着后起床，手里拿着一瓶进口威士忌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独自舔舐着内心的秘密。还有一些夜晚，他会在睡前藏一把手枪在枕头下。不管什么时候，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总是温和地回拒她，说他只是太疲劳了。好像他变得有些不信任话语了。话语，有感情的话语不见了。
她怀疑这些问题跟罗罗的工作有关。她刚到印尼的时候，他在军队里当地质学者，勘查道路和隧道。那是一个枯燥的工作，并且报酬不多；仅仅是买一个冰箱就花了两个月的工资。而且现在还要养一个妻子和小孩……难怪他消沉了。她不远万里过来不是要成为一个负担的，她决定，她要拿出自己的力量。
第12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11)
她很快就谋到了一份差事，在美国大使馆里教印尼商人英文，这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计划的一部分。钱使得家庭经济有了起色，但是没有赶走她的孤独。那些印尼商人对英语的优美并不感兴趣，有些甚至不听她的课。那些美国人几乎都是一些年纪较大的男人，有些是国务院的野心家，那些经常神秘消失数月的临时经济学家和新闻记者，他们跟使馆的关系或者在使馆的作用从来都不明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丑陋的美国人的滑稽代表，喜欢开关于印尼人的玩笑，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她和一个印尼人结婚了，然后他们会试着澄清——不要太在意吉姆的话，他热昏头了。对了，你儿子好吗，那个可爱的，非常可爱的男孩。
这些人了解这个国家，即使只是不全面的了解，比如说埋葬尸骨的墓室。午饭后或者随意聊天时，他们会跟她说一些她无法从公开的新闻报道上知道的事情。他们告诉她，美国政府已经为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盛行而烦恼不已了，而苏加诺却如何使得美国政府的神经进一步紧张，还有他的民族主义之巧言令色以及他的不结盟政策——他就像卢蒙巴或者纳赛尔一样讨厌，只能是更令人讨厌，这让印度尼西亚有了战略重要性。即使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但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了政变。更确切的事实是，政变后，军队扫遍乡村，搜寻假想的共产党的支持者。死亡人数只能靠猜测：有可能是几十万，或者五十万。即使是使馆里最聪明的人也统计不出。
通过旁敲侧击地悄悄谈论，她发现，即使在现代，这个国家仍然存在残酷而又迅捷的镇压运动，而这种镇压过了不到一年，我们就来到雅加达了。这种想法使她感到惊恐，历史能够如此毫无保留地被吞没，富饶肥沃的土地能够一滴不剩地吸收那曾经流遍街道的血河；人们能够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在新总统的大肆宣传下继续生活，这是一个忙于发展的国家。随着她印尼朋友圈的扩宽，有些朋友会愿意同她说其他的故事——遍及政府机构的腐败现象，政府在警察和军队冲击下的摇摇欲坠，所有的行业都在为总统的家族及其随从服务。每听到一个新的故事，她都会自己跑去跟罗罗求证：“这是真的吗？”
他从不会回答。她问得越多，他就越坚持他那和善的沉默。“为什么你要为这些谈资担心呢？”他问她，“为什么你不为参加晚宴买件新衣服呢？”最后，她向罗罗的一个堂兄抱怨，这位堂兄是个儿科医师，他在战时曾帮忙照看罗罗。
第13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12)
“你不会明白的。”堂兄温和地告诉她。
“明白什么？”
“罗罗回来后的环境啊。你知道的，他并没有计划从夏威夷那么早回来。在肃清期间，所有在海外学习的学生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地统统被召集回来了，他们的护照作废了。当罗罗走下飞机时，他根本不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见他；军队的官员把他带走了，对他进行盘问。他们告诉他，他被征入伍了，并且得去新几内亚的丛林里一年。他算是其中幸运的一位。那些在东欧前共产国家里学习的学生情况更糟。许多人仍然被监禁着，或者失踪了。
“你不要对罗罗太苛刻了，”堂兄又重复说道，“这样的时代最好被忘掉。”
我母亲迷惑地离开了堂兄的住所。外面，艳阳高照，空气中弥漫着灰尘，她没有坐出租车回家，开始漫无目的地走着。她走到一个富裕的邻近住宅区，在那里，那些带着高高铁门的超大的房子里，住着的都是外交官或者将军。她看见一个赤脚的妇人，披着一条破烂的围巾，慢慢走进一个开着的大门里，走上一条车道。在车道上，一群人正在清洗一排车，都是梅赛德斯—奔驰和路虎。其中一个人喝斥着妇人，让她离开，但是妇人站着不动，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臂，她的脸上满是忧愁。最后，另一个人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把硬币，丢到路上。妇人飞快地追赶硬币，不断地反复检查路面，把硬币拢到胸前。
“权力。” 这个词就像诅咒一样烙在我母亲的心上。在美国，权力在表面上仍然是隐藏着的，除非你深入地挖掘；除非你拜访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或者和一个信任你的黑人交谈，你才能感觉到。但是在这里，权力是毫不掩饰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它赤裸裸地存在着，一直活生生地存在于记忆中。权力已经把罗罗带走了，把他拽进了他以为已经逃脱的世界里，让他觉察到它的分量，让他明白他的生命不仅仅是他自己的。那就是事实；你无法改变，你只能在规则下生活，一旦你明白了就是这么简单。罗罗已经可以和权力和平共处了，懂得了遗忘的智慧；就像他的妹夫那样，在一个国有石油公司当高管，赚取了几百万；就像另一个兄弟曾试过的那样，只是他失策了，现在沦落到不论什么时候过来拜访，总会偷走几件银器，然后把它们卖掉去换一些散烟。
她记得，曾经有一次她无休止的问题终于让罗罗生气时，他告诉她的话。“内疚是一种只有外国人才能拥有的奢侈，”他说道，“它就像随意地说出你脑中突然出现的想法。”她不知道失去一切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不知道醒来后她感觉胃部很疼痛是什么感觉。她不知道通往安全的道路会是多么拥挤险恶。稍不留神，人们就容易跌倒、后退。
第14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13)
当然，他是对的。她是一个外国人、中产阶级和一个白人，不管她是否愿意接受，她都被她的遗传所保护着。如果事情变得一团糟，那么她随时可以离开。这种可能性抹煞了她可能对罗罗说出的一切；这是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障碍。现在，她看着窗外，看到罗罗和我已经在继续打拳了，在我们站立的地方，草地被踩平了。这个景象让她轻微地发抖，她站起来，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
权力正在带走她的儿子。
回顾以往，我不敢保证那几年罗罗是否完全了解我母亲的经历和感受，为什么他努力工作为她所提供的一切，仅仅只是增加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不是那种会自我反省这些问题的人。相反地，他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情，在我们住在印尼的那段时期，他不断往上高升。借助他妹夫的帮助，他在一家与政府有关联的美国石油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我们搬到了位于更高档的邻近住宅区的一所房子里；汽车取代了摩托车，电视机和收音机取代了鳄鱼和猿猴塔塔；罗罗能够在公司俱乐部里请我们吃饭了。有时我会听到他和我母亲在房间里争吵，原因经常是由于我母亲拒绝去参加他公司的晚宴，在那些晚宴上，来自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商人会拍着罗罗的背，吹嘘他们成功地用贿赂取得的新的海面开采权，而他们的妻子会向我母亲抱怨印尼用人。他会问她，如果他单独前往，其他人会怎么想，提醒她，那些人是她自己国家的人，然后我母亲会近乎尖叫起来。
他们“不是”我的同胞。
然而这样的争吵并不频繁；在我妹妹玛雅出生后，在他们分离后直至最终的离婚，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到罗罗的十年之后，母亲帮他到洛杉矶治疗肝病，那种肝病原本会在他五十一岁时就夺走他的生命，母亲和罗罗之间始终保持着真诚友好的关系。我经历到的紧张气氛，大部分与我母亲对我态度的逐渐变化有关。她本来一直鼓励我尽快适应印度尼西亚：这使我相对自立，在紧张的财务预算下没有太高的要求，相对于其他的美国小孩显得特别有礼貌。她教育我蔑视在国外的美国人身上经常流露出来的无知、傲慢和自大。但是现在她已经明白了，就像罗罗早就知道的那些，一个美国人的生活机会和一个印度尼西亚人的生活机会是截然不同的。她清楚，她想要让她的孩子站在哪一边。我是一个美国人，她决定了，我真实的生活并不在这里。
第15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14)
她最初的努力集中在对我的教育上。没有钱送我去国际学校，那是大部分在雅加达的外国小孩读书的学校，于是，她从我们到达的那时起，就在我的印尼学校教育之余教导我相应的美国课程。
现在她得付出加倍的努力了。一个星期中有五天的时间，她都会在早晨四点就走进我的房间，强迫我吃早餐，开始教我三小时的英文，然后我去上学，她去上班。我强硬地抵制这种制度，但是不管我编造了什么样的理由，不管是对于不足信的（“我胃疼”）或者确切是真的（我的眼皮每五分钟就耷拉下来了），她都会耐心地用她那最有力的话反驳：
“小鬼，这对我来说同样也不是去野餐。”
还有一段时间我的安全问题让人忧心，外祖母的声音时不时因此出现。我记得有一天，天黑后回到家，我发现一大群由邻居组成的搜寻队伍聚集在我们的院子里。母亲看起来不太高兴，但是她看到我以后顿感宽慰了，几分钟后，她才注意到一只潮湿的袜子，沾满了泥土，包在我的前臂上。
“怎么回事？”
“什么？”
“那个。为什么你用袜子包着手臂？”
“自己不小心，被划到了。”
“让我看看。”
“一点都不严重。”
“巴里。让我看看。”
我解开袜子，一道长长的伤口从我的手腕延伸到手肘。险些伤到静脉了，伤口很深，粉色的肉翻了出来。为了让她平静下来，我向她解释发生了什么：我和一个朋友跑到他家的农场，后来却下雨了，农场是个非常容易发生泥石流的地方，很可怕，农场的四周围着尖锐的铁丝网，然后……
“罗罗！”
我母亲讲到这里的时候笑了起来，那是一个母亲原谅了她的孩子过去曾犯下的过失的笑声。但是当她想起罗罗建议等到早上再送我去缝合伤口，想起她不得不严词厉色地要求我们那个唯一有汽车的邻居送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她的语调稍微有些变化。她还记得，我们到达时那个医院大部分的灯都熄灭了，看不见一个接待的人；她回想起她狂乱的脚步声回荡在走廊里，直到最后终于在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找到两个穿着拳击短裤正玩着多米诺的年轻人。当她问他们医生在哪里时，他们欢快地回答“我们就是医生”，然后继续他们的游戏。游戏结束后他们才穿上裤子，给我缝了二十针，在我身上留下了一条丑陋的伤疤。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心头的最大感受就是，在她没有照看到的时候，她孩子的生命可能就会消逝，而她周边的每个人都忙于生存而忽略了这件事——她一直是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但是她身边没有人相信能与险恶的命运相抗争。
第16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15)
我现在意识到，那些问题不像学校课本或者护理治疗那样有形，而那些无形的东西却成为她对我的教育的核心。“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她告诉我说，“你需要具有一些价值观。”
诚实——税务官员来家里收税的时候，罗罗不应该把冰箱藏到储藏室里，即使包括那些税务官员在内的任何其他人也会干这样的事情。公正——有钱学生的父母不应该在斋月时给老师送电视机，他们的孩子对可能因此而得到的高分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直率——如果你不喜欢我在你生日时送给你的衬衣，你可以直接说出来，而不是把它塞在衣柜的最底部。独立判断——其他的孩子嘲笑那个可怜的男孩的发型，并不意味着你也必须这样做。
似乎是由于旅行了大半个地球，远离了原来熟悉环境中的矫矜和伪善，我母亲终于可以把她那中西部人所拥有的美德纯净地呈现出来。问题是并没有什么人支持她；不管什么时候当她把我拉到一边，解说这些事情，我总是顺从地点头赞同，但是她肯定知道，她的许多想法似乎都是不切实际的。罗罗只是解释了贫穷、腐败和对安全不停地寻求；他并没有赋予它们意义。我周遭的一切一如既往，这滋生了一种无情的怀疑态度。我母亲对那些微小的美德的信心建立在我所没有的信仰上，一种她不认为是宗教性的信仰；事实上，她的经历教给她的想法是亵渎神灵的，那就是理性的有思想的人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信仰。在那片土地上，宿命论仍然是为了度过苦难而必要的工具，最终的真理与日常的现实之间的联系被割断了，她是世间人道主义的孤独见证者，支持罗斯福新政、和平队和立场鲜明的自由主义战士。
关于所有的这些，她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我父亲那远在天边的威信。她越来越频繁地向我讲述起他的往事，他是怎样在一个穷苦的大陆、穷困的国家、贫穷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他的生活多么艰难，经历过任何就像罗罗所知道的那种困难。即使如此，他并没有抄近路，也没有不择手段。他始终勤勉、诚实，不管因此付出怎样的代价。他在一种不同思想的原则要求下，一种带来更高形式力量的原则指引下生活。我母亲决定，我必须追随他的榜样。我没有选择。这是骨子里的遗传基因决定的。
“幸亏你的眉毛像我……你父亲的眉毛有点儿稀疏松散。但是你的头脑、你的性格，都遗传自他。”
第17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16)
渐渐地，她带给我更多与黑人有关的信息。她会带着有关民权运动的书籍、黑人歌手玛哈莉娅·杰克森的歌曲或者金博士的演讲稿回家。当她告诉我那些南部学校的孩子们只能读从富有的白人学校里传出来的书，却仍然能成为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时，我为自己早上不愿起床学习而感到羞愧。如果我告诉她，我们印尼童子军队伍在总统面前表演踢正步，她会提到另一种不同的游行，那些孩子们与我年纪不相上下，他们为了自由而游行。每一个黑人男子都是索古德·马歇尔或者西德尼·波蒂埃；每一个黑人女子都是法尼·罗·哈默或者莱娜·霍恩。作为一个黑人，我继承了一笔伟大遗产，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命运，只有我们才够强壮得背负起这个光荣的重担。
我们要有风度地承担起这个重担。不只一次，我母亲都说：“哈利·贝拉方特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看的男人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偶然在《生命》杂志上看到了那个试图把他的皮肤剥掉的黑人。我想象着其他的黑人孩子，过去的和现在的，都在经历着类似的启示时刻。也许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样的时刻来得更快——父母对他们不要穿过特殊的邻近住宅区边界的警告，或者当不管梳理多久都梳不出像芭比一样的头发时的挫败感，或者当大人们认为你已经睡着了，你偷偷听到的关于父亲或祖父受到雇主或警察羞辱的故事。也许一点点地接收坏的消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更容易一些，这样可以建立起一个防卫的体系——虽然我认为我是其中比较幸运的一个，拥有一段远离怀疑自己的童年。
我知道看到那篇文章对我来说是一种暴力、一种突然的攻击。我母亲警告过我那些盲目信仰者——他们只是无知的、没有接受教育的人，应该离他们远点。如果我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个凡夫俗子，那么罗罗已经帮助我知道了生命无常，生一场疾病就可能成为跛子，遇上意外就没准变成残废，还有可能丧失财产。我能正确地判别其他人身上常见的贪婪或残酷，有时甚至是我自己身上的。但是那张照片告诉了我其他的东西：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一个可以在别人不知道、甚至自己也没察觉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敌人。那天晚上从大使馆的图书馆回到家，我走进浴室，站在镜子前面，我所有的感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所有的肢体器官看起来也没什么异常，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样子，我在想自己哪里不对劲。那种抉择简直太可怕了——我身边的大人都活在疯狂的状态之中。
最初那种泛滥的焦虑可以过去，我也可以像以前一样在印度尼西亚度过剩下的时光。我仍然保持着一种有时没来由的自信，保持着无法抑制的恶作剧天赋。但是我的视角永远地改变了。从晚间播放的一档舶来的电视节目中，我开始注意到，《我是间谍》中的考斯比从没有得到过那个女孩，注意到《谍中谍》中的黑人在地底下过了一辈子。从图和外祖父寄给我们的西尔斯罗巴克的圣诞目录上，我注意到没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圣诞老人是一个白人。
我没有和任何人分享这些观察的结果，我决心不让母亲发现，决心在她努力保护我的时候，不让她知道她的努力已经失败了。我仍然相信母亲的爱——但是我发现，她对这个世界的描述，还有我父亲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有些不全面。
第18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三章(1)
第三章
我用了一会儿时间才在人群中认出他们。在滑门刚打开的时候，我只能看到斜靠在栏杆外那一张张模糊的、微笑的、焦急的脸庞。最终，在人群后面，我看到了一位个子高高的、银白头发的男人，还有一位站在他旁边几乎看不见的、矮矮的、严肃的妇人。他们开始向我这边挥手，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向他们招手，他们就消失在模糊的玻璃后面了。
我向队伍的前方望去，一个中国家庭好像在报关处遇上了些麻烦。在从香港起飞的航班上，他们出演了一场闹剧，父亲脱了鞋，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孩子们爬过座位，母亲和祖母把枕头和毯子藏起来，一路上喋喋不休。现在这个家庭一动不动地站着，希望自己遁于无形，他们安静地看着那双翻查他们护照和行李的手，带着一种可怕的平静。不知怎的，这位父亲让我想起了罗罗，我低下头看看我手里拿着的木制面具。这是一位印尼飞机副驾驶员送我的礼物，他是我母亲的一位朋友，母亲、罗罗还有我刚出生的妹妹玛雅站在门口的时候，是他把我领走了。我闭上眼睛，把面具放到了脸上。这个面具有一股像坚果又像肉桂一样的味道，我感觉仿佛又漂洋过海，穿越云端，到了蓝紫色的地平线，回到了我原来的地方……
有人大声喊着我的名字。面具掉落在身旁，随之掉落的还有我的白日梦，然后我又看见外祖父母站在那里，着急地向我挥着手。这次我也向他们挥手；然后，不加思索地，我把面具又戴回了脸上，摇晃着头跳了一小段古怪的舞步。我的外祖父母指着我笑着，又再挥了挥手，这时海关人员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是不是美国人。我点头，递给他们我的护照。
第19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三章(2)
“走吧。”他说，然后叫那个中国家庭站到一边。
滑门在我身后关上了。图给了我一个拥抱，把一串糖果和口香糖挂在我的脖子上。外祖父拥着我的肩，还说那个面具绝对是一大进步。他们带我走向他们新买的那辆车，然后外祖父教我怎样开关空调。我们沿着高速公路行驶，路过快餐店、经济型汽车旅馆以及张灯结彩的二手车车场。我跟他们讲这趟旅行的故事，还有雅加达的每一个人。外祖父告诉我，为了欢迎我的归来，他们准备了欢迎晚餐。图则建议，得为我上学添置一些新衣服。
然而，突然间，谈话停止了。我意识到我将要和陌生人一起生活。
母亲刚开始告诉我这些新的安排的时候，听起来似乎并不坏。是时候让我入读美国学校了，她曾这么说过的；我已经读完了所有函授课程。她说，她和玛雅会很快到夏威夷来和我会合——顶多一年——她会尽量在圣诞节的时候过来。她让我回想以前和外祖父还有图度过的美好时光，以前的夏天——冰淇淋、漫画、在海滩的那些日子。“你就不用在早晨四点钟就起床了。”她说。这是最让我感兴趣的一点。
只是现在，我开始去适应这种不知多久的停留，听着外祖父母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他们的安排，我才意识到他们两个已经改变了那么多。我和母亲离开后，他们把位于大学旁边的那座宽敞的大房子卖掉了，现在在庇利天尼街的一座大厦里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小公寓。外祖父不再从事家具生意，转行做人寿保险经纪人，但是由于他自己都不相信人们需要他卖的东西，而且他对拒绝非常敏感，因此这份工作并不顺利。每一个星期天晚上，我都会看他越来越急躁的样子，他拿起公文包，在椅子前放个电视机托盘，哪怕多么细微的动静都能干扰到他，最后他会把我们都赶出客厅，然后打电话给潜在客户安排拜访行程。有时，我蹑着脚走进厨房去拿杯苏打水，会听见他的声音充满了绝望。当电话另一端的人告诉他为什么星期四不太好，星期二也不太方便时，他会陷入长时间的沉默，然后，他挂断电话，发出沉重的叹息声，他的手摸索着膝盖上的文件，就像一个负债累累的打牌赌鬼。
最终，还是有几个比较好说话的人同意面谈，他的痛苦就过去了，然后外祖父就会走进我的房间，跟我讲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或者他在《读者文摘》上读到的新笑话。如果某天晚上的电话打得特别顺利，他可能还会和我谈谈那些仍然搁浅的计划——他一度动笔开始写的诗集，略加渲染就能成为一幅画卷的草图，理想中房子的平面图，带有便捷的按钮开关还有观景露台。我看得出，这些计划越是雄心勃勃，就越是不可能实现，但是透过这些计划，我体会到他曾经的激情，我会经常提出一些鼓励性的问题，让他的好心情多维持一段。有时他讲到一半，我们两个会看到图站在我的房间门外的大厅里，歪着头，面带责备。
第20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三章(3)
“你想干什么啊，玛德琳？”
“你打完电话了吗，亲爱的？”
“是的，玛德琳。我已经打完电话了。都已经晚上十点了！”
“斯坦利，你没有必要大声嚷嚷。我只是想弄清楚现在我可不可以进卧房了。”
“我没有大声嚷嚷！上帝，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没等他说完，图已经径直走回了他们自己的卧室，然后外祖父就带着满脸的沮丧和怒气离开了我的房间。
我越来越熟悉这样的交锋了，因为外祖父母总是由于一个俗套的导火索而吵得不可开交，这个导火索源于大家都很少提及的情况——图赚的钱比外祖父多。她成为了一位成功的女强人，在一家当地银行担任首位女副总裁。即使外祖父会说，他始终如一地支持鼓励她发展自己的事业，但是随着外祖父的收入为家里做的贡献越来越少，她的工作就成为了他们之间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和产生痛苦的缘由。
即便是图自己也没有预见到她的成功。没有大学学历，她就从秘书开始做起，补贴由于我的意外降生所带来的额外支出。但是她思维敏捷、判断理智，并且工作能力非常强。她遵循着职场规则步步升迁，直到到了一个临界点，即便有能力也不足以让她继续发展。她在那个职位上工作了二十年，几乎很少休假，看着她的男同事不断地在公司往上升迁，懒洋洋地在高尔夫球场和马术俱乐部里交流信息，成为有钱的男人。
我母亲不仅一次地告诉图，银行不应该这么公然地纵容性别歧视。但是图对我母亲的评论不置可否，她说每个人都能找到抱怨的理由。图没有抱怨。每天清晨，她在五点钟醒来，脱掉在公寓里穿着的凌乱的穆穆袍，换上一套裁剪讲究的套装，穿上高跟鞋。她容光焕发，胯部系着腰带，她稀疏的头发变得有质感。乘坐6-30路巴士去市区的办公室上班，她总是第一个到达办公室。时不时地，她会对自己的工作流露出些许自豪，高兴地告诉我们当地金融报纸没有披露的内幕消息。我更大一些以后，她会和我谈心，告诉我她一直希望能有一所带着白色围篱的房子，每天可以烘焙蛋糕饼干、玩玩桥牌或者在当地的图书馆当志愿者。我对她这样的坦诚感到惊讶，因为她很少提及她的希望或者悔恨。这也许是真的，或许也不是真的，她会比较喜欢自己想象中的不同的过去。但是我了解到她的工作跨过了那样一个阶段，那时，一个离家在外的妻子的工作，无论对她本人或者对外祖父，都并没有什么可吹嘘的——它代表的只是逝去的岁月和违背的承诺。图认为支撑她能继续前进的是她外孙的需要以及她祖先的斯多葛哲学。
第三部分
第21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三章(4)
“巴，只要你能好好干，”她不止一次地说，“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那就是我的外祖父母生活的方式。他们还在为到他们公寓拜访的稀客准备生鱼片。外祖父还是会穿着夏威夷风情的衬衫去上班，图还是坚持被叫做图。然而，跟随他们一起来到夏威夷的雄心壮志却已经逐渐耗尽了，现在的生活一成不变——比赛日程、消遣和天气——成为他们的主要乐趣。他们偶尔会抱怨说，日本人怎样霸占了岛屿，中国人如何控制了岛上的经济。在“水门事件”的听讼期间，我母亲探听出他们投票支持尼克松，也就是1968年竞选中那位遵纪守法的候选人。我们不再一起去海滩或者远足了；在晚上，外祖父会看电视，而图会坐在房间里读凶杀恐怖小说。现在只有一面新窗帘或者一个制做冰淇淋的高手会令他们感到兴奋。似乎，人过中年，他们都不再关注那些曾经带给他们满足感的东西了。在流光易逝中不断积累的成熟、合理地释放活力以及对于取得成就的认可，让他们的灵魂得以自由。在我不在的有些时候，他们决定要减少损失，满足于彼此相依为命。他们不再有任何期待。
随着夏天接近尾声，要开学了，我开始越来越躁动不安。我主要是想找到许多同龄的小伙伴；但是对我的外祖父母来说，我能够就读普纳后私立学校，是个意义重大的起点，他们尽可能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这标志着家族地位的上升。普纳后私立学校由传教士于1841年创办，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享有盛名的预科学校，一个培养岛上精英的摇篮。如此高不可攀的声望还曾经让母亲犹豫是否把我送回美国：因为外祖父母告诉她，让我入学将会非常不容易；等候的名单很长，只是在外祖父上司（他是那个学校的校友）的帮助下，我才得以被纳入考虑范围（我第一次积极行动的经历，似乎没有受到什么种族的影响）。
在过去的夏天里，我已经被普纳后学校管理入学工作的人员面试过很多次了。她看上去是一个精干并办事有效率的人。她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脚才只能勉强够到地板，竟然盘问我设定了什么样的职业目标。面试过后，她带着外祖父和我参观校园，校园建筑占据了几英亩的面积，校园里到处是青翠的土地和成荫的树木，那些老旧的石头校舍和现代的钢筋玻璃大楼夹杂在一起。校园里有网球场、游泳池和摄影工作室。我们走在向导后面的时候，外祖父用手臂搂着我。
第22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三章(5)
“天呀，巴，”他小声地说，“这里不是学校。这就是天堂啊。我真想和你一起回到学校来上学。”
我的入学通知来了，是一袋厚厚的资料，图一直把通知书留到星期六的下午才郑重地翻阅。那封信上写着“欢迎加入普纳后之家”。我分到了一个储物柜；如果不在选框里打钩的话，我就被纳入了就餐计划；里面有一张需要买的东西的清单—— 一套上体育课用的制服、一把剪刀、一把标尺、一支二号铅笔、一个计算器（可选）。外祖父花了一夜时间通读了学校介绍，一本厚厚的书罗列出我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必须做的事情——学习学院的预科课程、参加课外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优良传统。每个新的项目，都让外祖父越来越高兴；有好几次，他站起来，用拇指捏住看到的地方，朝着图看书的房间喊着，“玛德琳，看看这个！”他的声音里满是惊喜。
于是，在入学的第一天，外祖父满怀极大的兴奋陪我去了学校。他坚持我们要提前一些到。到达之时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所在的霍尔楼甚至还没开门。不过有些孩子已经到了，相互之间忙着谈论夏天的新闻。我们坐在一个瘦弱的中国孩子旁边，那个孩子的脖子上套着一个牙齿固定器。
“你好，”外祖父对那个男孩说，“这是巴里。我是巴里的外祖父。你也可以叫我外祖父。”他和那个男孩握了握手，男孩的名字叫做弗雷德里克。“巴里是新生。”
“我也是。”弗雷德里克说，然后他们两个开始愉快地聊了起来。我尴尬地坐着，直到最后，门开了，我们走上台阶进入教室。在门口，外祖父拍了拍我们俩的背。
“不要学我当年的样子。”他微笑着说。
“你外祖父真有意思。”当我们看着外祖父向我们的指导老师赫福迪小姐介绍自己的时候，弗雷德里克说。
“是啊，他的确很有意思。”
我们两个和其他四个孩子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然后赫福迪小姐开始点名了，她的灰白色头发很短，但是个精神奕奕的中年妇女。她念到我的全名时，我听到了教室里响起了窃笑。弗雷德里克朝我靠过来。
“我以为你叫巴里。”
“你愿意让我们叫你巴里吗？”赫福迪小姐问道。“巴拉克是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呀。你的外祖父告诉我，你的父亲是肯尼亚人。你知道吗，我过去住在肯尼亚，教同你一般大小的孩子念书。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国家啊。你知道你的父亲来自哪个部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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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三章(6)
她的问题引起了更多的笑声，好一会儿，我一言不发。最后我说出“卢奥”的时候，坐在我后面的一个沙褐色头发的男孩大声地重复着那个词，他的声音就像猴子一样。孩子们都控制不住地笑了起来，直到赫福迪小姐大声地训斥他们之后，教室里才平静下来，我们才得以继续安静地点名。
我迷迷糊糊地度过了剩下的一天。一个红头发的女孩想要摸摸我的头发，遭到拒绝后，她似乎有些受伤。还有一个脸庞红润的男孩问我，我的父亲是不是吃人。我回到了家，外祖父正在准备晚餐。
“过得怎么样？赫福迪小姐曾经在肯尼亚住过，真是太好了！我打赌，这让你的第一天过得轻松多了。”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尽管我越来越没有归属感，教室里其他的孩子却很快就不再对我感到新奇了。外祖父和我一起挑选的衣服太土气了；我在雅加达穿得好好的印尼凉鞋在这里看起来是那么的寒酸。我的大部分同学从幼儿园开始就彼此认识了；他们住在同一个住宅区，住在带游泳池的高档房子里；他们的父亲在同一个少年棒球联赛运动队中任教，他们的母亲赞助饼干销售。没有人踢足球、打羽毛球或者下象棋，而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把一个橄榄球丢出去，也不知道如何在滑板上保持平衡。
那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噩梦。然而在入学第一个月，尽管我处境很不好，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处境更糟糕的孩子，他们被划为异类——包括那些个子太高的女孩或者太害羞的女孩，那些过分好动的男孩，以及患哮喘病而不用上体育课的孩子。
对了，我们班里还有另一个孩子，让我回想起了另外一种痛苦。她的名字叫做克莉塔，在我来班里之前，她是我们年级中唯一的一位黑人学生。她长得又黑又胖，好像没什么朋友。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都躲着彼此，但会远远地看着对方，仿佛直接的接触只会更明显地提醒我们，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孤立。
最终，在一个炎热的天气里，万里无云，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都在操场上的同一个角落里。不记得我们当时说了什么，但是我记得，突然间她就绕着体操设备和秋千开始追我。她开心地笑着，我逗着她，不时地避开她的追逐，她最终还是抓住了我，我们气喘吁吁地倒在地上。当我抬头向上看的时候，我看见一群孩子，在太阳耀眼的光芒下，脸庞模糊不清，他们指着我们。
第24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三章(7)
“克莉塔有男朋友了！克莉塔有男朋友了！”
随着围着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多，起哄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她不是我的女……女朋友。”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朝克莉塔看了看，想要寻求她的援助，但是她只是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克莉塔交男朋友了!你怎么不吻她呢，男朋友先生？”
“我不是她的男朋友！”我大声喊了出来。我跑向克莉塔，轻轻地推了一下她；她蹒跚地退了几步，抬起头看着我，但仍然一言不发。“走开！”我又喊了一声。猛地，克莉塔跑了，跑得越来越快，直到她的身影消失不见了。夸赞的笑声在我周围响起。接着，上课铃响了，老师们把我们带回了课堂。
在那个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都被克莉塔跑开之前脸上的表情所折磨着：她的失望，还有谴责。我有点想要对她解释，这不涉及到私人关系；我还没交过女朋友，现在也不想交什么女朋友。但是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只知道现在要解释什么已经太迟了，我受到了考验，而结果是不合格；不管什么时候我偷偷地去看克莉塔的桌子，我总看见她埋头做作业，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个人独处，也不理任何人。
我背叛的行为让我从其他的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些立足之地，但是就像克莉塔一样，我一般也是孤孤单单的。虽然我也算交了几个朋友，可以在课堂上偶尔主动发言，学会投出一个歪歪斜斜的球。但是从那天以后，我感到我身上的一部分被蹂躏得粉碎，我躲进外祖父母的生活中寻求避难。放学后，我走过五个街区，回到我们的公寓；如果我口袋里的零钱宽裕的话，就会停在一个盲人报摊前，他会跟我说新进了哪些漫画书。外祖父在家里帮我打开门，他躺下午睡以后，我就会看动画片和重播的连续剧。到了下午四点半，我叫醒外祖父，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去市区，接图下班回家。我会在晚餐前按时完成家庭作业，我们边看着电视边用晚餐。我整晚整晚地闲看电视，和外祖父争抢电视节目，一起品尝他在超市发现的最新零食。十点钟，我回到我的房间（那时约翰尼·卡森的节目开始了，而这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伴着收音机里排名前四十的歌曲，我进入了梦乡。
栖息在美国消费文化那温柔宽大的怀抱里，我感到很安全，仿佛进入了一段长长的冬眠期。如果不是有一天图在信箱里发现了那封电报，真不知道我会在那儿躲多久。
第25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三章(8)
“你爸爸要来看你了，”她说，“下个月。你妈妈到这儿的两周之后。他们两个都会在这里过新年。”
她小心翼翼地叠起那张纸，把它塞入厨房的一个抽屉里。她和外祖父都沉默了，那种沉默就像我想象中的当人们听到医生说，他们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但还能治愈的疾病时的反应。有好一会儿，沉默充满了整个房间，我们都站着不动，想着事情。
“好了，”图最终说，“我想我们最好为他找一个住的地方。”
外祖父摘掉眼镜，揉揉眼睛。
“将是一个难挨的圣诞节。”
吃过了午饭后，我对一群男孩说我的父亲是个王子。
“我的祖父，嗯，他是个酋长。就像部落中的国王，你们知道吧……像那些印第安人一样。所以我的父亲是个王子。在我祖父死后他会继承一切成为国王。”
在我们把盘子里的东西扔进垃圾桶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问道：“在那以后呢？我是说，你会回去，成为一个王子吗？”
“呃……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这可有点复杂，嗯，因为部落里有很多的勇士。像奥巴马……意思是‘燃烧着的矛’，我们部落的人都想成为酋长，所以我父亲得在我能回去之前先解决这些争斗。”
随着那些话从我口中滔滔不绝地说出，我感觉到那些男孩对我的态度在改变，变得更好奇、更亲近了。我们相互嬉闹着回教室的时候，我自己有一半真的开始相信这个故事了。但是另一半自己却清楚地知道我正在说谎，那不过是根据从我母亲那里零零散散听到的信息而编造出来的故事。我父亲出现一个星期后，我觉得我更喜欢他那遥远的形象，一个我可以在想象中任意改变的形象——或者也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忽略掉。如果我父亲没有让我失望的话，那么他就仍然是不被了解的，可随意发挥的，也是一种模糊的震慑。
那些天，随着他到来日期的临近，我母亲察觉到我日益忧虑起来——我想她自己的内心也是这样的吧——于是，在她努力布置我们为他转租的公寓的闲暇时间，她试着让我相信，重逢将会很顺利。她告诉我，在我们住在印尼的那段时间，她仍和他保持着联系，所以他知道有关我的一切事情。同她一样，我父亲也已经再婚了，现在我在肯尼亚已经有了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遭遇了可怕的车祸，这次旅行他也是为了在长期住院之后恢复一下身体。
第26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三章(9)
“你们两个会成为好朋友的。”她肯定地说。
除了说了父亲的新消息，她还开始给我讲述大量肯尼亚和那个国家的历史——这些大多来自一本关于肯尼亚的第一位总统乔莫·肯雅塔的书，我也是从那本书里窃用了“燃烧着的矛”的名字。但是我母亲对我讲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减少我的怀疑，她讲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有一次她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她告诉我，我父亲的部落，卢奥，是一个尼罗河流域的民族，从他们的故土沿着世界上最长河流的河岸迁徒，迁入了肯尼亚。这似乎带来了希望；外祖父仍然留着他的一幅画作，那是一幅复制品，画上消瘦的青铜色皮肤的埃及人站在雪白战马拉着的金色战车上。我似乎看到了古埃及，那个我曾在书上读到过的伟大国度，那里的金字塔和法老王，纳芙蒂蒂和克娄巴特拉。
一个星期六，我来到了公寓附近的公共图书馆，那里的一个大嗓门的老图书馆管理员被我认真的态度打动了，他帮助我找到了一本关于东非的书。只是上面没有提及金字塔。事实上，只有一段短短的文字提到了卢奥。书上说，尼洛特人，是在苏丹境内居住在白尼罗河畔众多游牧民族的统称。他们的领地在埃及王朝以南很远的地方。卢奥部落养牛，居住在土屋里，以谷物和洋芋以及一些叫做粟的东西为食。他们的传统装束是在胯上系一条皮带。我把书摊开放在桌上，甚至没有对那个管理员说声“谢谢”，就走出了图书馆。
终于，那个重大的日子还是来了，赫福迪小姐让我早点放学回家，并祝我好运。我像个犯人一样地离开了学校。我的步伐沉重，伴随着迈向外祖父母的公寓的每一步，我的心跳越来越快，越来越剧烈。走进电梯以后，我站着不动，没有摁按钮。电梯门关上了，接着又打开了，住在四楼的一个菲律宾老人走进了电梯。
“你外祖父说你爸爸今天要来看你，”那人欢快地说，“你肯定特别高兴。”
此时——在我站在门前，看着火奴鲁鲁的地平线，望着远处的一艘船，然后抬头斜望着天空，看着麻雀慢慢地消失在空中之后——实在想不出任何可以逃避的办法了，我摁响了门铃。图开门了。
“他来了！进来，巴……来见见你爸爸。”
在那里，在昏暗的门廊里，我见到了他，一个走路有些微跛的又高又黑的人。他蹲了下来，抱着我，我双手低垂着。我母亲站在他身后，下巴又开始颤抖了。
第27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三章(10)
“好啊，巴里，”我父亲说，“这么久之后再见到你真好，真的很好。”
他牵着我的手，走进客厅，然后我们都坐了下来。
“嗯，巴里，你外祖母告诉我，你在学校的成绩很好。”
我耸耸肩。
“我想，他有些害羞。”图解释道。她笑着摸摸我的头。
“好了，”我父亲说，“你没有理由因为成绩好而害羞。我告诉过你吗？你的弟弟妹妹们在学校里也表现得很优秀。我想，这是有遗传的。”他笑着说。
在大人们聊天的时候，我仔细地观察着他。他比我想象中的要瘦，他的裤腿脚在膝盖处尖尖地突了出来；我简直无法想象他把任何人举起来的情景。在他旁边，一根头部装饰着坚硬象牙的手杖靠在墙上。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运动夹克，里面是一件白衬衫，打着一条猩红色的领带。他那角质架的眼镜反射着灯光，所以无法清楚地看到他的眼睛，但是当他摘下眼镜按摩鼻梁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略微发黄，就像那些多次患上疟疾的人的眼睛。我想，他的体格很瘦弱，他在点烟或者是拿啤酒的时候，动作都非常小心。大约一个小时后，我母亲说，他看起来很累，应该去稍微休息一下。他收起他的旅行袋，中途停了下来，开始在袋里搜寻着，最后掏出了三件木制小雕像—— 一头狮子、一只大象、一个穿着部落服装的打着鼓的黑人——把它们递给了我。
“说谢谢，巴。”我母亲说道。
“谢谢。”我咕哝了一声。
我父亲和我同时看着那些小雕像，在我的手里毫无生气。他摸了摸我的肩膀。
“这些只是几个小玩意儿。”他温和地说。然后他对外祖父点点头，他们一起收拾起他的行李，下楼去了另一个公寓。
一个月，那就是我们能在一起的所有时间。晚上，大多数时候我们五个人都待在外祖父母的客厅里，而白天，我们有时在岛上驾车环游，有时沿着以前住过的地方散步：我父亲住过的公寓的所在地，我出生的医院，后来重建了；外祖父母在夏威夷的第一处房子，比在大学城的那处还要早，我甚至从来都没听说过。在那一个月里，有太多的东西要讲，有太多的解释要做；可是当我努力回忆父亲的只言片语，回忆那些我们可能曾经有过的短暂互动或对话时，它们却都不可挽回地消失了。也许是它们的印记太深了，也许他的声音就是我和自己对话时各种互相交错的论点的来源，就像我现在的基因遗传一样难以渗透，所以我能察觉的只剩下了破旧的外壳。我的妻子给出了一种更简单的解释——男孩们总是和他们的父亲之间没有多少交流，当且仅当他们信任他们的父亲——这种说法可能更确切，因为我经常在他面前陷入沉默，他也从不会迫使我开口说话。我脑海中最经常出现的，然后又像遥远声音一样消逝的场景是：母亲和我在挂圣诞装饰，他听外祖父讲着笑话，大笑着向后仰；他把我介绍给一个大学时认识的老朋友，他紧握着我的肩膀；他那狭长的眼睛；他一边阅读着他的宝贝书籍，一边捋着那稀疏的山羊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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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三章(11)
还有他的形象，他对其他人的影响。他只要一讲话——就会跷着二郎腿，伸出大手去指引或改变人们的注意力，他的声音深沉而有力。我突然察觉到家里的变化——充满了欢声笑语。外祖父变得更精力旺盛、更有想法了，母亲更羞怯了，甚至是图也不再躲在房间里抽烟了，开始和他争论政治或者经济领域的问题，她青筋暴起的手由于情绪激愤而挥动着。他的出现似乎唤醒了早先的灵魂，让他们每个人都重塑了他们以往的角色；就仿佛金博士没有被枪杀，肯尼迪家族仍继续统治着这个国家，战争、暴动以及饥荒只是暂时的倒退，除了恐惧本身，没有什么能够让人恐惧的。
我为他的这种特殊的能力而感到着迷，我第一次开始觉得我父亲是真实的、伸手可触及的，甚至也许是永恒的。即便如此，几个星期后，我感觉周围形成了一种紧张的气氛。外祖父抱怨说，我父亲坐在他的椅子上。图一边洗餐盘一边咕哝着，她可不是谁的用人。我母亲不发一言，吃晚饭的时候，她的眼睛总是躲闪着外祖父母。一天晚上，我打开电视机看一个动画特别节目——《圣诞怪杰》——那导致低声嘀咕演变成了大声咆哮。
“巴里，你今晚已经看了够多的电视了，”我父亲说，“现在进房间学习去，让大人们说说话。”
图站起来关掉了电视。“为什么你不在自己房间里看这个节目呢，巴。”
“不，玛德琳，”我父亲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一直不停地在看电视，现在他该去学习了。”
我母亲试着解释说，现在都快到圣诞假期了，那部动画是一个圣诞特别节目，我都盼了好几个星期了。“节目时间不会很长的。”
“安娜，这根本就是胡话。如果孩子完成了明天的作业，那么他可以去做后天的作业嘛。或者去做他的假期作业。”他转向我，“我告诉你，巴里，你学习得并不够努力。在我发脾气前，赶紧进你的房间里去。”
我走进房间，用力关上门，听着外面的争吵声越来越大，外祖父强调说这是他的房子，图说，离开了这么久，我父亲没有权力回来以后就管制每个人，包括我。我听见我父亲说，他们正把我宠坏，我需要一个严厉的人来培养我，然后我听到母亲对她的父母说，他们还是以前的老样子。后来我父亲离开后，但我们还都像被告人一样站着，图进来说，那个节目还剩下五分钟时间，我可以去看，我感觉，我们所有人之间仿佛有什么东西破裂了，好像有个小精灵从古老的揭去了封印的盒子里冲了出来。看着电视屏幕上的绿色怪杰，开始决心要破坏圣诞节，最终却被一个住在无名城的大眼睛生物的信仰所感化。我看着它想：骗人。我开始算着距我父亲离开的日子还有多久，生活可以回归常规。
第29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三章(12)
第二天，图让我下楼到我父亲住的公寓，看看他有没有要洗的衣物。我敲了敲门，我父亲赤裸着上身开了门。在屋里，我母亲正在烫他的一些衣服。她的头发束成了马尾辫，绑到了脑后，她的眼睛浮肿、暗淡，好像她刚刚哭过。我父亲叫我坐到床上，坐在他身边，但是我告诉他，图需要我帮忙，转达了图的话之后，我就离开了。回到楼上，我开始收拾我的房间，这时我母亲进来了。
“你不该对你爸爸这样冷淡，巴。他非常地爱你。他只是有时有点顽固。”
“知道了。”我低着头说。我能感觉到她的眼睛一直跟随着我，看着我在房间里忙来忙去，最后，她缓缓地叹了口气，走向房门。
“我知道所有这些事情都让你感到困惑，”她说道，“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记着我告诉过你的话，好吗？”她的手放在门把上，“要我把门关上吗？”
我点点头，但是不一会儿，她又把头探进房间。
“顺便说一下，我忘了告诉你了，赫福迪小姐已经邀请你父亲星期四去学校了。她邀请他给你们全班进行演讲。”
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更糟的事情了。那天晚上以及第二天，我都在试图抑制那挥之不去的想法：我的同学们听到土屋之类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表情，我所有的谎言都将大白于天下，随后就是痛苦的戏弄。每一次这么想的时候，我都会坐立不安，就像神经受到了刺激。
第二天父亲走进我们的教室时，我仍在盘算着要怎么样澄清。赫福迪小姐热情地欢迎了他，我坐下的时候，听到几个孩子相互问着发生了什么事。当我们的数学老师艾杰奇先生，一个魁梧而严肃的夏威夷人，带着三十个同样迷惑的学生从隔壁教室走进我们教室的时候，我更加绝望了。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节目，”赫福迪小姐开始说道，“这位是巴里·奥巴马的父亲，他从非洲的肯尼亚过来，他将给我们讲讲那个国家的故事。”
我父亲站起来的时候，其他的孩子都在看着我，我僵硬地抬着头，大脑一片空白地看着他身后的黑板。在我回过神来之前，他已经讲了好一会儿了。他靠在赫福迪小姐那厚重的橡木书桌上，描述地球上一条深深的峡谷，在那里，人类第一次出现。他讲了那些还奔跑在平原上的野生动物，那些仍然要求一个男孩去杀掉一头狮子来证明已经成年的部落。他讲了卢奥部落的习俗，长者怎样获得崇高的威严，怎样在一棵大树下制定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法规。他还讲了肯尼亚为了获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英国人怎样在那片土地上长久地驻扎，不愿离去，如何残暴地统治那里的人民，就像他们曾在美国土地上做过的那样；有多少人仅仅因为他们皮肤的颜色而被奴役，就像他们曾在美国土地上遭受过的那样；但是肯尼亚人，就像我们所有在教室里的人一样，渴望自由，并且通过努力和牺牲来争取自由、发展自我。
第30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三章(13)
他结束演讲的时候，赫福迪小姐显得骄傲自豪、神采奕奕。所有的同学都发自肺腑地鼓掌，一些学生鼓起勇气提问，在回答之前，我父亲似乎对每个问题都认真地考虑了一下。午餐的铃声响起了，这时艾杰奇先生向我走来。
“你有一位了不起的父亲。”
那个问了我父亲是不是吃人的问题的红脸男孩说：“你爸爸可真厉害。”
在另外一边，我看到了克莉塔，她注视着我父亲向孩子们道别。她看起来太专心了，专心得忘记了笑；她的脸上带着一种简单的满足。
两个星期后他离开了。那时，我们一起站在圣诞树前面照相，仅有的我们在一起的合影，我拿着他送我的橙色篮球，他系着我为他买的领带。（“哈，系着这样一条领带，人们都知道我是个重要人物了。”）在戴夫·布鲁贝克的音乐会上，在黑暗的礼堂里，我努力让自己安静地坐在他旁边，虽然跟不上演奏的节奏，但小心翼翼地跟着他拍手。白天，我会在他身边躺上一小段时间，转租来的公寓里只有我们两个人，那间公寓是从一个退休的老妇人那里租来的，她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公寓里堆满了棉被、桌布和针织椅套。我们各自看着书。他对我来说，仍然是陌生的，完全的陌生；当我模仿他的手势或者惯用语时，我并不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不知道它们随着时间流逝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但是我渐渐习惯了他在身旁陪伴。
他离开的那一天，母亲和我帮他收拾行李的时候，他从包里拿出两张唱片，那种老式的每分钟四十五转的密纹唱片，用陈旧的暗褐色纸包着。
“巴里！看——我忘了还给你带了这些东西。来自你的大陆的声音。”
他花了好一会儿时间研究我外祖父的老唱片机，终于唱盘开始旋转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唱针放到槽上。开场是一阵金属吉他声，接着是刺耳的号角声，然后是如雷的鼓声，接着吉他声又响起了，然后是伴着打击乐的歌声，纯净欢快，鼓励着我们前进。
“来，巴里，”我父亲说道，“你会从这些大师身上学到不少东西。”突然，他那单薄的身体前后摇晃起来，声音越来越高昂，胳膊像撒网般不断摆动，脚无声地在地板上迂回地走，他受伤的腿有些僵硬，但是他的臀部翘起，头向后仰，不断摆动着臀部。节奏加快了，号角响起，他把双眼闭起，感受着欢乐，然后睁开一只眼睛看着我，他那平时严肃的脸上满是憨憨的笑意，然后，我母亲也跟着笑了起来，接着外祖父母走了进来，看这些动静是怎么回事。我的眼睛闭上了，尝试地迈出第一步，向上，向下，我的胳膊舞动着，提高了声音。然后我听到他安静了下来：我随着父亲沉浸到那个声音里，他突然放出一声短促的喊声，明朗而响亮，他的喊声，沉淀了过往，又触及到更多的未来，那是渴求欢笑的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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