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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
作者：[美]巴拉克·奥巴马
第一部分
第1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一章
第一章那是在我二十一岁生日刚过几个月之后的一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当时我住在纽约哈莱姆以东和曼哈顿区交界处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位于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之间的第九十四街，那里的环境并不怡人，草木贫瘠，一排排灰黑色的临街公寓遮住了一天当中的大部分阳光。我住的那个公寓楼很小，地板已经倾斜，供暖断断续续，楼下的门铃也坏了，前来造访的客人必须事先在街角的加油站打一个付费电话才能上来。那儿还有条像狼一样大小的黑色杜宾犬，嘴巴里总是叼着一个空啤酒瓶子，夜幕降临的时候，它就会机警地走来走去。
其实这些都跟我没多大关系，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客人。那些日子，我总在焦躁不安地忙碌于自己的事情，忙碌于那些没有实现的计划，当时的我总是把其他人看作是多余的干扰，不过我倒也并不是不喜欢和人交往。我还是乐于与那些波多黎各裔的邻居们用西班牙式的客套语寒暄上几句的。在下课回来的路上，我还会经常停下来与一群男孩子们攀谈一会儿，他们整个夏天都待在门廊上谈论尼克斯队，谈论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听到的枪声。要是赶上好天气，我和室友就会围坐在炉火旁抽上几根烟，欣赏暮色渐渐淹没了城市上空的蔚蓝。要不然我们就会看着那些住在旁边高档社区的白人到我们街区来遛狗，让狗在路边拉屎。这时，我的室友就会怒气冲冲地朝他们大骂:“把狗屎弄干净，你这杂种！”在他们弯下腰去铲狗粪便的时候，我们就会面无愧色地嘲笑主人和狗。 每当那样的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快乐，但那快乐只是暂时的。一旦谈论的话题偏离了主题，或者转向了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我就会找个理由起身告辞。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享受孤独的世界，因为我知道只有那里是最安全的。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位就住在隔壁的老人，和我有着相似的性情。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偶尔外出时，人们就会看见一个苍老佝偻的身影，穿着一件厚重的黑色外套，戴着一顶怪模怪样的软呢帽独自蹒跚而行。有时候，我在楼下碰巧看到他刚从商店买东西回来，就会主动上前帮他把东西提上楼去，他会看看我，然后耸了耸肩。于是我们就一起上楼了，在每一层的楼梯拐角处他都要停下来歇一歇。终于到了他家门口，我小心翼翼地把袋子放在地上，他礼节性地点点头表示谢意，然后就走进房间关上了门。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也不曾向我表示过一次感谢。? 老人的沉默寡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心里我把他视作自己的同类。然而不久之后的一天，我的室友发现他倒在了三楼的楼梯平台上，双目圆睁，已经僵硬的身体像个婴孩一样蜷缩着。人们纷纷上前围观，一些妇女在胸前画着十字，小一些的孩子激动地窃窃私语。最后，医护人员把尸体抬走了。警察到老人的公寓里进行查看——这是一间非常整洁的公寓，空空荡荡的，几乎什么都没有。房间里只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还有一幅退色的妇人肖像，挂在壁炉架顶上。画中的妇人，眉毛浓丽，笑意温柔。有人打开了冰箱，在里面发现了将近一千美元的一叠小额钞票，这些钱都用旧报纸包着的，小心地藏在蛋黄酱罐头和泡菜缸后面。这个场景弥漫着的孤独感触动了我，在那一瞬间，我多么希望我知道这位老人的名字啊。然后，几乎与此同时，满怀着悲伤，我却又为这个愿望感到后悔。我感觉似乎这样的想法会破坏我们之间的灵犀——好像，就在那个空空如也的房间里，那位老人正在低声诉说着一个从未向人提及的故事，正在向我讲述一些我宁愿不去听的事情。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在十一月一个寒冷又阴沉的早晨，太阳被薄雾般的云遮住了，光线十分昏暗。这时，另一个电话打了进来。当室友把电话递给我的时候，我正在准备早餐，炉上煮着咖啡，锅里煎着两个蛋。电话里满是静电的噪音。“巴里？巴里，是你吗？”“是的……哪位？”“喂，巴里……我是简婶婶。我在内罗毕。能听到我说话吗？”“不好意思……你刚刚说你是？”“我是简婶婶。听着，巴里，你爸爸死了。他出车祸死了。喂？听得清吗？我说，你爸爸死了。巴里，打电话给你在波士顿的叔叔，告诉他这件事。我不能再说了，好了，巴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就这样，电话挂掉了，我跌坐在沙发上，任凭锅里的蛋烧焦，凝望着石灰墙上的裂缝，试图衡量自己的损失。直到我的父亲去世，之前，对我来说，父亲更多的还是一个虚构的存在，仿佛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男人，但又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1963年，我还只是一个两岁的孩子，他就离开了夏威夷回肯尼亚了。因此，作为小孩子的我，只能通过母亲和外祖父母讲过的关于他的故事来了解父亲。他们都有各自偏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因为讲过无数遍而无懈可击地通顺。现在我仍能回想起那些场景。晚饭后，外祖父斜靠在他那把旧式椅子上，啜着威士忌，用从烟盒上撕下的玻璃纸剔着牙，讲述我父亲因为一个烟斗而几乎将一个人扔下大风口的故事……“是这样，你妈妈和你爸爸决定带那个朋友参观一下这个岛。所以他们就开车前往大风口，巴拉克一路上几乎都开错了边——”母亲对我解释道：“你爸爸可算不上一个好司机，他习惯英国人的驾车方式，靠左边开车，而且如果你提出什么异议的话，他就会生气地嘲弄美国人的驾车规则——”“好了，这个时候他们到了目的地，下了车，站在栏杆内欣赏风景。巴拉克用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烟斗抽着烟，用烟管指点着所有的景点，活像一个航行在大海中的船长——”“你爸爸非常喜欢这个烟斗，”母亲再次打断了外祖父的话。“他学习的时候，整晚都要用这个烟斗抽烟，有时候还——”“瞧你，安，你是要自己讲还是让我把这个故事讲完？”“对不起，爸爸。你继续讲吧。”“不管怎样，他那位倒霉的朋友——他也是一个非洲学生，是吧？他刚刚来到这里。这个倒霉的家伙肯定是被巴拉克拿烟斗的样子吸引住了，于是他问，能不能也让他抽一下。你爸爸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小伙子抽第一口烟的时候，就被呛到了，他不停地咳嗽。由于咳得太厉害了，烟斗从他手中滑落，掉到了栏杆外，落在了一百英尺深的悬崖上。”外祖父停下来拿起酒瓶，抿了一小口。“嗯，当时，你爸爸非常有风度地等到他的朋友不再咳嗽了，才叫他爬到栏杆外把烟斗捡回来。那个小伙子瞥了一眼那个九十度的峭壁，然后告诉巴拉克他会给他买个新的赔偿——”“非常可行。”图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我们称呼我的外祖母为图图，图是简称；夏威夷语的意思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因为在我出生的那天，她认为自己仍然很年轻，不想被叫做外祖母。）外祖父皱了皱眉，但他决定当作没有听见。“——但是巴拉克坚持要拿回‘他的’烟斗，因为这是一件礼物，无可替代。于是，那个小伙子又向下望了一眼，再次摇了摇头。这时，巴拉克把他整个人提了起来，往栏杆外甩去！”外祖父大喝一声，高兴地拍了下自己的膝盖。在他大笑的时候，我想象自己正注视着我的父亲，他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得更为黝黑，那个冒犯他的小伙子被举了起来，乱晃着胳膊。多么可怕的审判情景啊。“他并不是真的要把他丢到栏杆外去，爸爸。”母亲关切地看着我说，但是外祖父又啜了一口威士忌，继续讲他的故事。“这时，其他人都开始来围观了，你妈妈恳求巴拉克放下他。我猜巴拉克的朋友只能大气都不敢出地祈祷了。不管怎样，几分钟后，你爸爸把那个人放下来了，拍拍他的背，让他平静下来，还提议大家一起去喝杯啤酒。你不知道，你爸爸在接下来的旅途中是怎样表现的——完全若无其事。当然，他们回到家之后，你妈妈仍然非常害怕。事实上，她几乎不敢开口跟你爸爸说话。而巴拉克也没有起什么帮助作用，因为你妈妈想要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只是摇摇头开始笑起来。‘放轻松些，安娜，’他对她说——你爸爸是低沉的男中音，是这样的英式口音。”外祖父用下巴抵着脖子，追求完全逼真的效果。“‘放轻松些，安娜，’他说，‘我只是想让那家伙知道，对他人的财产要小心照看！’”外祖父就又开始笑起来，直到他咳嗽起来，这时图就会小声地嘀咕着，她认为我父亲知道烟斗只是因不慎而掉落实在是件幸事，否则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母亲就向我眨眨眼睛，说他们都有些言过其实。“你爸爸是有点跋扈，”母亲微笑着承认，“但是他本质上是个非常诚实的人，这使他有时显得不那么变通。”她喜欢我父亲温和的一面。她会给我讲这样的故事。他穿着平时最喜欢穿的衣服去领取*9准BK联谊会的钥匙——牛仔裤和一件印着豹子图样的旧针织衫。“没有人告诉他那是一个多么高的荣誉，所以他进去之后，发现那个庄严的房间里，所有的人都身穿正装。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发窘。”接着，外祖父会突然深思起来，开始自己点起头来，他会说：“这是真的，巴，你爸爸能够在所有的情况下胸有成竹，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都喜欢他的原因。记得那时他需要在国际音乐节上唱歌，是吧？他已经同意演唱一些非洲歌曲，但是当他到达时会场已经是一片骚乱。紧挨他之前表演的是一个半专业的女歌手，一个带着整支乐队的夏威夷女孩。其他人可能会就此打住，你知道的，然后解释说出了什么差错。但是巴拉克绝不会这样。他站到舞台上，面对着满场的观众开始唱歌——我告诉你吧，这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演出——虽然他唱得并不算好，但是他极其自信，于是很快像其他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外祖父会摇晃下头，从椅子上站起身，打开电视。“现在，你可以从你爸爸身上学到些东西，”他告诉我，“‘自信’，这是一个男人成功的秘诀。”那就是所有这些故事的叙述方式——简洁明快，真实性可疑，一夜之间就能连续讲完。经年累月，这些故事就成为了我对家族的记忆，就像那些还保留在家中的父亲的几张照片一样，那是一些老旧的黑白冲洗照片，是我为了寻找圣诞节的装饰或者旧的潜水设备而搜遍储藏室时偶然翻到的。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已经开始与那个后来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男人谈恋爱了。无需任何解释，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照片会被藏起来。但是偶尔，曾经和母亲一起坐在地板上，在散发出灰尘味和樟脑球味的破旧相册里，我一面仔细端详着父亲——露出灿烂笑容的黑色面孔，突出的前额和一副厚重的眼镜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 一面还听着母亲独自讲着他生平的事情。我知道，他是一个非洲人，属于肯尼亚卢奥部落，出生在维多利亚湖畔一个叫阿兰戈的地方。村庄很贫穷，但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侯赛因·安扬高·奥巴马，是一位出众的农场主，他是部落里的长老，同时也是一个会看病的药剂师。我的父亲从小帮他的父亲放羊，长大后就读于英国殖民机构在当地设立的学校。在学校里，他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最终赢得了去内罗毕进修的奖学金；接着，在肯尼亚独立前夕，他被肯尼亚领导人和美国赞助者选中，前往美国大学深造，成为第一批为了建设一个全新的现代化非洲而到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并用这些先进技术建设家乡的非洲人之一。1959年，二十三岁的他就读于夏威夷大学，成为那所大学里第一位非洲学生。他主修计量经济学，经过极其专心的攻读，三年后他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广交朋友，协助成立了国际学生协会，并担任了该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在一次俄语课上，他邂逅了一位羞涩腼腆的美国女孩。她仅仅十八岁，后来他们陷入了爱河。女孩的父母起先非常谨慎，但最后还是为他的魅力和聪慧所折服；这对年轻人结婚了，她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给这个男孩取了自己的名字。后来他获得了另一项奖学金——这次是攻读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经费带上新家庭一同前往。接着，分别的时刻来临了，他回到非洲去履行对那块大陆的承诺。母亲和孩子则留了下来，尽管距离遥远，但爱的纽带却不会因此而中断……相册合上了，我却仍对听到的内容感到不解，我犹如置身于广袤有序的宇宙而迷失其中、不得其解。即使是母亲和外祖父母所讲述的简略版本，我仍然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我很少追问细节，比如说什么是“博士学位”或者“殖民主义”，或者阿兰戈在地图上的位置等等。父亲的生活历程取代了母亲买给我的一本叫做《起源》的书在我心目中的位置，这本书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故事。其中，有关于《创世记》和人类在其下诞生的树的故事，普罗米修斯和火种的故事，还有漂浮在宇宙中的神龟背负着整个世界的印度传说等等。后来，当我可以从电视和电影中更快地找到乐趣时，我开始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了。是什么在支撑着神龟呢？为什么万能的上帝会让一条蛇造成那样的悲剧呢？为什么我的父亲不回来？但是作为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我并不想解开这些谜团，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完整而真实的，能够让我平静地进入梦乡。对于我的父亲跟我周围的人看起来完全不同——他黑得像煤炭，而母亲却白如牛奶——那时并没有太多地引起我的注意。事实上，我只能确切回想起一个跟种族问题相关的故事；随着年岁逐增，它就更经常地被提起，似乎这个故事浓缩了我父亲生平德性诉说的本质。故事是这样的，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之后，我的父亲和外祖父以及其他一些朋友一起，在当地的一家怀基基海滩的酒吧里聚会。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听着调子和缓的吉他乐，吃吃喝喝。突然，一个白人用在场每个人都能听到的音量，对酒吧招待宣称，他不能“坐在黑鬼旁边”品尝佳酿。酒吧里顿时安静下来，人们都看着我的父亲，觉得他们要打上一架了。然而，我父亲站起身，走向那个人，面带微笑地给他上了一堂课，一堂关于固执的愚蠢、美国梦的承诺以及每个人都享有人权的课。外祖父说，“巴拉克讲完之后，那个小伙子羞愧难当，他当场从口袋里掏出一百美元给巴拉克，付了那晚我们所有的酒水费和小吃费，剩下的部分还够你父亲那个月余下的租金。”十几岁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并且和其他的故事一样，渐渐地被我淡忘了。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日裔美国人打来的电话，他自称是我父亲在夏威夷时的同学，如今在中西部的一所大学执教。他非常和蔼可亲，又为自己的冲动感到有一丝不好意思；他解释说，他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对我的采访，一看到我父亲的名字，回忆立刻涌上心头。在我们接下来的谈话过程中，他也提起了那个我外祖父曾经讲述过的故事，一位白人想要用钱获得我父亲原谅的故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件事，”那人在电话里对我说；从他的声音中我听到了许多年前我从外祖父那里听到的暗示，暗示着怀疑，还有希望。“种族通婚。”这个词扭曲、丑陋，就像“战前状态”或者黑白混血儿一样，预示着一种畸形的结果。它勾勒出另一个时代的景象，那是一个遥远的世界，充斥着马鞭和战火，到处是枯萎的木兰花和倒塌的门廊。然而直到1967年——那一年我度过了六岁生日，那一年吉米·亨德里克斯正在蒙特里指挥表演，那一年金博士（马丁·路德·金）已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三年了，那时美国人已经开始对黑人要求平等的呼声感到厌倦，以为种族歧视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美国最高法院才宣判弗吉尼亚州对种族通婚的限制违反了宪法。1960年，也就是我父母结婚的那年，在半数以上的州里“种族通婚”仍然是重罪。在南方的许多地方，仅仅因为以某种不当的方式看我母亲一眼，我父亲都可能会被吊到树上去；在北方那些最为世故的城市里，敌视和流言蜚语，可能会迫使一位身处类似我母亲境遇的女人去堕胎，或者至少逃到远方一个能够收养孩子的修道院里去。所有这些情景加在一起原来看起来非常可怕，也极为错误，但对那些少数支持国民权利议程又毫无见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报复工具。当然如此——但是，你会同意你的女儿和一个黑人结婚吗？我的外祖父母同意了这件事，不管同意得多么勉强。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个谜，我永远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同意。从他们的背景来看，并没有什么地方预示着这样的结果。在他们的家谱里，既没有新英格兰的先验论者，也没有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不过的确，堪萨斯州在内战的时候是属于联邦战线的；外祖父喜欢给我讲述家族的各种渊源，其中就包括了充满激情的废奴主义者。如果我开口询问，图就会把脸转向我，让我看她的钩状鼻，以及她那墨黑的眼睛，说，这都是切罗基血统的特征。然而，书架上那张旧照片更为清楚地解释了他们的起源。照片上，图那具有苏格兰和英格兰血统的祖父母，站在一所摇摇欲坠的破旧房子前面，穿着粗陋的毛线衫，表情严肃，强烈的阳光让他们有些睁不开眼睛，面前呈现的是艰苦严峻的生活道路。他们长着美国哥特式的脸孔，属于美国人（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那些美国人）的贫穷表亲，从他们的眼睛里你可以洞悉到真相，这些真相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事实：内战时，在热衷于用暴力手段废除蓄奴制的先驱——约翰·布朗率先起义后，堪萨斯州才加入了联邦；我的曾曾外祖父名叫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克拉克，是一位受过表彰的联邦士兵，据说，他妻子的母亲是南部邦联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排行老二的远房表亲；虽然他妻子的父亲确实是一位拥有纯正血统的切罗基人，但是这样的血统仍被图的母亲看作是一种奇耻大辱，每当有人提起这个话题时，她总是遮遮掩掩，希望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永远不为人知。那就是我的外祖父母生活的世界，在这个国家的内陆地区，那里庄重、忍耐和开拓精神与单调、猜疑和赤裸裸的残忍相伴相生。他们各自长大的地方相距还不到二十英里——我的外祖父在奥古斯塔，而外祖母在埃尔多拉多，这两个都是在地图上找不出的小城镇——外祖父母为了教育我而经常回想童年时代的小镇，描绘出了一个在大萧条时期带着淳朴气息的美国形象：国庆日的游行和站在谷仓旁边放映的电影；瓶子里的萤火虫和熟透了像苹果一样香甜的番茄；沙尘暴和冰雹以及坐满乡村男孩的教室，那些男孩在冬天刚到来的时候就穿上了缝制的毛纺内衣，但由于不换洗，数月后他们的身上散发着像小猪一样的臭味。在我外祖父母的回忆中，即使是银行倒闭和农场被封的悲剧也是浪漫的，在那每个人都极度贫困的年代里，相似的遭遇拉近了人们的距离。所以你必须认真倾听，才能发现统辖他们早期生活的微妙等级划分和潜在的标记，才能发现那些住在偏僻地带的穷人的差异。这事关社会地位——分为值得尊敬的人和不那么值得尊敬的人——虽然你没有必要通过成为富人来获得尊敬，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你不是富人，你就必须付出更多以便获得尊重。图出生在一个声名良好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在整个大萧条阶段拥有稳定的工作，他在斯坦福油田负责石油业务。她的母亲在生孩子之前，曾在一所师范学校教书。他们的房子一尘不染，通过邮件订购名著；他们阅读《圣经》，通常避免去野外露营，他们信奉虔诚的循道宗教义，重理性，轻激情，保持克制。我外祖父的境况却要糟糕一些。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抚养他和他哥哥长大的祖父母虽然并不富裕，但是他们是正派的虔诚浸礼会教友，在威奇托周边的石油开采基地工作，并以此来养活整个家庭。然而，外祖父却有些放荡不羁。一些邻居会提起他母亲的自杀：最终是斯坦利，年仅八岁的斯坦利，找到了她的尸体。另一些比较苛刻的人会摇摇头：这个男孩很像他那个风流的父亲，他们认为，他父亲无疑是他母亲不幸死亡的直接原因。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外祖父的声名显然是他自找的。他十五岁的时候因为打了校长的鼻子而被勒令退学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靠打零工为生，跳上前往芝加哥的列车，又去过加利福尼亚，后来他回来了，过着充满了月光、纸牌和女人的风流生活。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他非常熟悉威奇托，那时他的家庭和图的家庭都搬往那里，而图并不讨厌他。当然，图的父母相信他们听到的关于这个年轻人的情况，强烈地反对这段刚刚开始的恋情。图第一次把外祖父带回家见家人时，她的父亲看了一眼外祖父乌黑向后梳理的头发和永远自信的笑容之后，毫不掩饰地发表了他的看法。“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意大利人的后裔。”外祖母并不在意。对她来说，高中教育足以养家糊口了，而且她早已厌烦了“社会地位”这回事，而外祖父肯定让她眼前一亮。我有时想象着，在战前的那些年代，在每一个美国小镇里他们的样子，他穿着宽松的裤子和浆硬的汗衫，头上戴着宽檐帽，递给伶牙俐齿的她一支烟，而她涂着厚厚的口红，头发染成金黄色，修长的腿漂亮得可以给当地的商店做模特儿。他给她讲述那些大城市的事，望不到头的高速公路，他如何从空旷而尘土飞扬的平原迅速逃离，在那里伟大计划就是找到银行经理人的工作；在那里娱乐代表着一杯冰淇淋苏打水和一场星期天的音乐会；在那里恐惧和贫乏的想象扼杀了梦想，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你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将会在哪里结束生命，谁会把你埋葬。我的外祖父强调说，他可不想那样了此一生；他有梦想，有雄心；他用对自由强烈的渴望感染了我的外祖母，也正是这种渴望让他们的祖先在若干年前跨越了亚特兰大和半个大陆。他们就在珍珠港受到轰炸的时候私奔了，我的外祖父被应征入伍了。这时，这个故事就如同那些老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飞快闪现，墙上的日历被看不见的手一页页地、越来越快地扯下，有关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和诺曼底的头条新闻，伴着炸弹袭击的巨响、爱德华·R.莫罗的声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铺天盖地地袭来。我还看到我母亲在外祖父的扎营地出生；外祖母在一个轰炸机装备线上做工；我的外祖父跟随巴顿的军队踏上了去法国的征程。还没来得及真正参加一场战役，外祖父便从战场上回来了，全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根据《退伍军人法案》，他进入了伯克利大学。但是课堂根本无法容下他的雄心壮志和旺盛精力，于是他们再次搬家了。起先是回到堪萨斯，接着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些小城镇，最后到达了西雅图，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我母亲读完高中。我的外祖父做过家具销售员，他们买了一处房子，并且找到了桥牌牌友。他们为我母亲在学校智慧超群的表现感到高兴，不过当她得到芝加哥大学提前录取的通知书时，外祖父不让她去，认为她还太小，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讲到这里，故事应该就结束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种值得尊敬的生活。然而一定还有什么东西在拨弄外祖父那颗不安分的心。我能够想象得出，他站在太平洋边，头发过早地花白了，高而瘦长的体形变得富态了一些，他望着地平线，直到视线模糊，他深深地吸了口气，闻着油田设备和玉米的味道，还有他认为已经过去了的艰苦生活。有一次家具公司的经理偶然间提到将在火奴鲁鲁（即檀香山）开一家新店，在那个充满自主独立的州里，似乎有着无限商机。他听到这个消息的同一天，就跑回了家，说服外祖母把房子卖掉，再次收拾行李，开始了他们的最后一次旅程，西进，向着夕阳……我的外祖父总是这样，不断在寻找新的开始，不断从熟悉的环境中逃开。我觉得举家到达夏威夷之后，他的性格才最终形成——慷慨和渴望快乐，世俗精明和地方主义的矛盾结合，以及纯真的情感让他不怎么老练圆滑，容易受伤。他的性格具有典型的美国人特征，是他同时代人的典型，那个时代的人都崇尚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观念，从不估算选择朝天大路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的热情容易导致麦卡锡主义式的懦弱，就像二战时期容易滑向英雄主义一样。他们的身上同时混合了危险和希望，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单纯无知的；而最后，往往容易陷入失望。1960年，虽然我的外祖父还未曾经历过失望；不管怎样，失望可能来得更晚一些，来得慢一些，来得不那么激烈，从而也不改变他的性情，不论是朝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按照他的想法，他倾向于把自己当成一位自由思想家——甚至是波希米亚式的我行我素。他有时写诗，听爵士乐，把他在家具买卖中遇到的一些犹太人当作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他与有组织的宗教发生的唯一一次小冲突，就是在当地的上帝一神论普救论派的集会中登记了家庭的名字；他喜欢一神论者们对所有伟大宗教描绘出的景象。（“就像你可以同时把五个宗教归为一个宗教。”他说。）图最终更正了他对教会的看法（“看在上帝的分上，斯坦利，宗教不像买早点那样简单！”），不过外祖母生来就有些无神论，不赞同外祖父的那些更稀奇古怪的想法，她坚定自主，对某些事情经过深思后坚持己见，这都让他们形成了互补。即使他们的想法没有形成一种坚定的自由主义意识，他们的思想仍具有自由主义的雏形；同样地，在这个方面他们也具有典型的美国人的特征。所以，当有一天我母亲从学校回来后，提到她在夏威夷大学认识了一位朋友，一位名叫巴拉克的来自非洲的学生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邀请他来共进晚餐。外祖父的想法是，那个可怜的孩子可能很孤单，毕竟离家那么远。图则会这样对自己说，一定要对他好一点。我父亲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外祖父立即惊呆了，因为这个非洲人和自己最喜欢的歌手纳京高长得像极了。在我的想象中，他完全不顾我母亲流露出嗔怪的神色，直接就问我父亲是否会唱歌。外祖父可能忙着讲笑话或者与图争论着要怎样煎牛排，而没有注意到我母亲伸出手去握着她旁边那双光滑而有力的手。不过图注意到了，但是她礼貌地忍着没说什么，继续张罗着点心；她本能地让自己不朝那个方向想。那晚过后，他们谈论起这个年轻人，都说他看起来是多么聪明，品格多么高尚，举止得体，连跷二郎腿的样子也十分优雅——还有他美妙的口音！但是，他们会让自己的女儿和一个黑人“结婚”吗？我们还不知道答案；关于这一点，他们讲述的故事里并没有解释清楚。实际情况是，和当时的大多数美国白人一样，他们从没对黑人有过太多的关注。在我的外祖父母出生之前，黑人就已经出现在堪萨斯州以北的地区了，但至少在威奇托及周边，他们的生活更为随意、更有教养一些，不像在深南部地区那样充满了暴力。那些统治日常生活的潜规则使得白人和黑人之间基本没什么联系。外祖父母回忆起黑人出现在堪萨斯州的各个角落时，画面总是转瞬即逝——黑人男子偶尔来到油田，希望成为一名雇佣工；黑人妇女帮白人洗衣服或者帮白人清理房子。黑人无处不在，但又似乎根本不存在，比如弹钢琴的萨姆，或者女仆比拉，或者收音机里的阿摩司和安迪一样——他们虚渺而又沉默地存在着，既不会迸发出热情，也不会流露出恐惧。直到我的家族在战后搬往得克萨斯州，种族问题才开始侵入他们的生活。在那里工作的第一个星期，外祖父的一些家具销售员同事就好心地告诫他如何接待黑人和墨西哥客户：“如果有色人种想要看货品，得几个小时后才能让他们过来，并且他们得自己运走。”稍后不久，图和她工作所在银行的看门人熟悉起来，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人品不错的二战退伍老兵，一位黑人，她只记得他叫做里德先生。然而有一天，当他们两个在走廊聊天的时候，一位办公室秘书发怒了，叫嚣着对图说不能也不可以，“用‘先生’这个词来称呼黑鬼”。过了一会儿，图在大楼的一个角落里发现里德先生在暗自哭泣。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直起腰，擦干眼泪，用一个问题作了回答。“我们做了什么，要遭受这样的侮辱？”那天，我的外祖母没有作答，但是那个问题却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我母亲去睡觉了，有时候她和外祖父就会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决定，图还是称呼里德为“先生”，她理解为什么后来不管什么时候他们在大厅里擦肩而过，那个看门人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尽管这种理解夹杂着一丝悲伤和安慰。外祖父开始拒绝同事外出喝酒的邀请，对他们说，他得回家陪伴妻子。他们变得内向、浮躁，心中充满了不解，好像他们是小镇上永远的陌生人一样。这种不算良好的新氛围对我的母亲打击最大。那时她十一二岁，是家中的独生女，患有严重哮喘。疾病以及多次搬家，让她变得有点不合群——她是快活而性情温和的，但却只喜欢埋头读书或者独自散步——图开始担心最近的搬家更加重了女儿的孤僻。我母亲在她新学校没交到什么朋友。因为名字叫“斯坦利·安”，她遭到了无情地戏弄，（这源于外祖父一个不明智的想法——他本想要一个儿子）。斯坦利汽船，他们这样叫她。男人斯坦利。图下班回家之后，常常发现我母亲独自在前院，不是坐在走廊上晃着双腿就是躺在草地上，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只有一天例外，那是一个闷热无风的日子，图回家时，发现一群孩子围在自家房子的防护栏外。图走近之后，听到了低低的笑声，看到了那些孩子的脸被愤怒和嫌恶所扭曲，并正高声用变化的节奏唱着：“爱黑鬼！”“肮脏鬼！”“爱黑鬼！”那群孩子看到图以后，就赶紧四散跑开了，当时其中的一个男孩把手里的石头丢进了围栏。图顺着那颗石头掉落的树下望去。她看到了引起骚乱的原因：我母亲正和一个同龄黑人女孩并肩趴在草地上，裙子撩到了膝盖上，脚趾陷进土里，手撑着头，一起在读着我母亲的一本书。从远处看上去，树荫下的这两个女孩子构成了完美的画面。可是当图把大门打开的时候，她才发现黑人女孩正在发抖，我母亲的眼里闪烁着泪光。两个女孩一动也不动地僵在恐惧的阴影之下。图弯下腰，抚摸着她们的头。“如果你们两个要在一起玩的话，”她说，“看在老天的分上，就进屋去玩吧。来，你们俩。”她拉着我母亲和另一个女孩的手，但是外祖母还没有来得及再次开口说话，那个女孩就已经飞快地跑掉了，两条长腿轻巧得像惠比特犬似的，最终消失在街道上。外祖父听说发生了什么事以后，用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处理。他详细地询问了我母亲，写下那些孩子的名字。第二天他请了一天假去见学校的校长。他自己也给那些讨厌的孩子的父母打电话，谈了他自己的想法。然而，从每一个他接触到的成年人那里，他得到了同样的回答：“你最好教育好你的女儿，邓纳姆先生。在这个镇里，白人女孩是不能跟有色人种一起玩的。”很难知道该如何判断出这些插曲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形成了或者破坏了何种永远不变的印记，或者是否这只是在后来发生事情的映衬下才显得格外刺眼。外祖父不论什么时候跟我聊天时，总是坚持说他们离开得克萨斯州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对这样的种族歧视感到不满。图则更谨慎一些，曾经有一次，只有我们两人时，她告诉我，他们搬离得克萨斯州只是因为外祖父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并且有个西雅图的朋友承诺给他提供更好的工作。按照她的说法，“种族歧视”这个词从没在他们的词典里出现过。“巴，你外祖父和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公正地对待所有人。就是这样而已。”我的外祖母是那么聪明，她怀疑过分的观点或者夸大的说法，而相信常识。因此相比较而言，我更相信她对事情的说法；这也与我所了解的外祖父相符合，他习惯于重写他的历史，使过往更像是他所希望的情景那样。然而我不能像对待一个简单的广告那样，把外祖父对往事的回忆轻易抛开，那是白人修正主义的另一种行为。我不能这样做，确切地说，是因为我知道外祖父是多么坚定地相信自己编造的故事，他多么希望让它们变成事实，即使他并不总是知道该怎么做。在得克萨斯州的故事后，我觉得黑人成为了他所讲故事中的一部分，这些故事经过他的梦境而变得更为真实。在他的脑海里，黑人的处境、黑人的痛苦、黑人的创伤，与他自己的故事融合在了一起：失踪的父亲和流言对父亲人品的暗示，过世的母亲，其他孩子对自己的残忍，以及他不是金发男孩的现实——他看起来像一个“意大利人的后裔”。种族歧视是那段过往中的一部分，他本能地觉得，部分习俗和名望以及身份地位，假笑和谣传以及闲话都让他置身事外地向里面张望。我认为那些本能的想法的确意味着什么；对生活在我外祖父母那个年代，拥有相同背景的很多白人来说，这些本能却走向一个相反的方向，一个成为暴徒的方向。虽然当他们到达夏威夷时，外祖父和我母亲的关系很紧张——她难以原谅他的善变和暴躁脾气，对他粗鲁而愚笨的习惯感到羞耻——但是这正是他希望抹掉的过去，他有信心能够重新建立整个世界，这种自信是他留下的最大一笔永恒的遗产。不管外祖父是否意识到，他的女儿和一个黑人在一起的情形，在他心灵深处某个未触及的地方打开了一扇窗。尽管我外祖父接受了，但并不是他的那种自我认知让他能更容易接受我母亲的婚约。事实上，婚礼举行的方式和时间始终是不为人知的，这是我始终没有勇气去探索的。没有真实婚礼的记录，没有结婚蛋糕，没有戒指，没有对新娘的托付，没有家人参加，甚至不清楚在堪萨斯州的亲戚是否都得到了确切的通知。只有一场小小的简单仪式，一个主持婚礼的地方法官。回顾起来，整件事似乎是如此不堪一击，如此缺乏计划。也许那是外祖父母所希望的方式，只要他们闭口不作评论，并且不作出任何过激的行动，那不过是一场会过去的考验，一切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如果是这样，他们不但低估了我母亲暗自下的决心，而且也错估了他们自己情感的坚定。首先是孩子的出生，八磅二盎司，四肢健全，嗷嗷待哺。他们能怎么办呢？在时间和地点的共同作用之下，把一些潜在的不幸变成了可以容忍的事情，甚至成为一件引以为傲的事情。外祖父和我父亲一起喝着酒，一边听着他的新女婿对政治和经济的高谈阔论，谈论像白宫或者克里姆林宫那样遥不可及的地方，想象着自己能够预见未来。他开始更认真地阅读报纸，寻找近期美国关于取消种族隔离政策的最新报告，并且在脑海里认为这个世界正在变小，人们的观念也正在改变；这个从威奇托搬来的家庭事实上已经走进了肯尼迪新边疆政策的中心和金博士崇高的梦中。美国怎么能在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同时，却仍然让它的黑人民众一直处在被束缚的状态中呢？我最早的一段记忆是，当执行阿波罗计划的宇航员在成功着陆后到达希卡姆空军基地时，我坐在外祖父的肩膀上望着他们。我还记得那些宇航员，他们戴着飞行眼镜，因为离得很远，很难从隔离室的入口处看清。但是外祖父总是信誓旦旦地说，有一个宇航员只和我挥了挥手，而我也向他挥挥手回礼。这是他自己编造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和他的黑人女婿和棕色皮肤的外孙一道，外祖父进入了太空时代。还有什么地方比夏威夷，这个联邦的最新成员，更适合成为开始这段新冒险的港口呢？即使到了现在，这个州的人口已增加了四倍，怀基基海滩已经拥挤不堪，快餐店、色情录影带店和各式连锁店无情地踏进了这个地方的每一处青山绿水，我仍然可以回想起还是个孩子时的我刚到这里，并为这些岛屿的美丽所倾倒的情景。太平洋上空呼啸而过的蓝色飞机；绿苔覆盖着的悬崖和玛诺亚瀑布冰冷的急流。北海岸边声大如雷的海浪，潮起潮落、连绵不断。帕利山投下的阴影，闷热馥郁的空气。夏威夷！1959年我们才刚搬到那里，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它仿佛就是地球本身。倦怠的驻地军队和苦难的文化，看守着这条翠绿山石的海岸线，全球各地的移民带着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孩子从这里登陆。破裂的谈判、传教士带来的重大疾病对夏威夷土著进行的残酷征服；为了甘蔗和菠萝种植园，美国公司对富饶的火山土壤的瓜分；让日本、中国和菲律宾移民从早到晚在同一片田地里弯腰工作的契约制度；战争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扣留——这些都是近现代的历史。然而，我们家搬来的时候，这样的历史仿佛太阳照耀下的晨雾一样，已经开始从大众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这里有太多的种族，彼此之间的力量过于分散，无法在这里推行大陆严格的等级制度；并且几乎没有黑人，所以即使是最激进的种族隔离者也可以放心地享受假期，因为他们知道夏威夷的种族混杂和之前美国本土建立的秩序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神话是夏威夷创造的，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熔炉，夏威夷进行了一项种族之间和睦相处的试验。我的外祖父母——尤其是外祖父，开始通过他的家具业务和许多人接触——使他们融入到相互理解的事业中。在他的书架上还摆着一本老旧的戴尔·卡耐基的《如何赢得友谊和影响他人》。长大以后，我听他用轻松聊天一样的语气说，他决心一定要帮助他的客人。他会突然拿出家庭的照片，给刚见面的陌生人讲他的生平故事；他会去握邮差的手或者对餐厅的女服务生讲色情笑话。这些滑稽的事情经常让我感到不好意思，但是人们比他的外孙更宽容些，更会欣赏他的标新立异，因此虽然他从来没有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力，但还是交了一大群朋友。一位自称叫弗雷迪的日裔美国人在我们家附近经营着一家小超市，他会为我们留着最上等的生鱼片，给我裹着可以吃的糖纸的米糖。时不时地，在我外祖父店里当货运工的夏威夷人会邀请我们去吃山芋和烤猪，外祖父狼吞虎咽地享受这些东西（图则会不停地吸烟，回家后给自己煎几个蛋充饥）。有时我会和外祖父一起去阿利爱公园，他喜欢在那里和那个抽着廉价烟、吃着槟榔、吐出血一般的槟榔汁的菲律宾老人一起下跳棋。我仍然记得，有天凌晨，在太阳升起几个小时之前，一个和外祖父做了一大笔沙发买卖的葡萄牙人，带我们出海到凯卢阿湾叉鱼。小渔船的船舱上挂着一盏汽灯，我看着人们潜入墨黑色的海水里，当从他们身上发出的闪光灯在海水下闪现时，他们就会露出水面，鱼枪的一端叉着一条大鱼，闪闪发光，活蹦乱跳。外祖父告诉我这种鱼的夏威夷名字叫做“虎目—虎目—奴库—奴库—阿普赫”，在回家的路上，我们不断念叨着这个名字。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种族血统并没有带给外祖父母过多的困扰，他们很快就接受了一种态度，也就是当地人对表示出大惊小怪的游客所采取的轻蔑态度。有时，如果外祖父发现有游客正注视着在沙滩上玩耍的我，他就会走到那个游客的身边，用恰如其分的敬畏语气悄悄告诉他，我是夏威夷第一位君主卡美哈美哈国王的曾孙。“巴，我敢肯定许许多多的相册里都有你的照片，”他喜欢笑着告诉我，“从爱达荷州到缅因州。”我想，这个奇特的故事不知是真是假；我把这看作是为了避免麻烦而采取的策略。然而，这时外祖父往往就准备提起另一个故事了，有一天当一个游客看见我在游泳，不知道是对谁说道，“这些夏威夷人一定生来就会游泳。”对此番言论他做出了反应，他表示那可不一定，因为“那个男孩碰巧是我的外孙，他的母亲来自堪萨斯州，而他的父亲来自肯尼亚内陆，这两个地方之间可不是只隔着数英里的海洋。”对我的外祖父来说，种族问题不再是什么可担心的问题了；即使某些地方还存在无知和愚昧，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会逐渐开明起来。最后，我认为那就是有关我父亲的所有真实故事。相对于谈论他本人，他们谈论得更多的是他周围的人们身上所发生的改变，以及我外祖父母种族观念发生改变的曲折蹒跚的过程。这些故事流露出一种精神，一种在从肯尼迪大选到《投票权利法》的通过这段短暂的时期内统治全国的精神：人权普遍主义对狭隘主义和短浅思想的阶段胜利，一个全新的明朗的世界，一个不同种族和文化可以相互交流、相处融洽，甚至是高尚的世界。这是个有意义的故事，不仅仅深深影响了我，也深深影响了我的家族，它召唤回我童年期间失落的伊甸园，向未来延伸。只有一个问题：我的父亲不在这里了。他已经离开了这个人间天堂，我母亲和外祖父告诉我的任何事情，都无法避开这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他们的故事里没有讲述他离开的原因。他们不知道如果他留下来，事情会是怎样的。会不会像那个看门人里德先生，或者那个扬起灰尘消失在得克萨斯州一条小道上的黑人女孩，我的父亲成为另一些人的话题热点。他可是个吸引人的人物，人们把他形容为拥有金子般心灵的外国人，是挽救了一个城镇的神秘陌生人，并且赢得了女孩的芳心——然而仅仅是一个话题里的人而已。我并不是为此而真地责怪我的母亲或者外祖父母；我的父亲可能会喜欢他们为他创造出的形象——的确，他可能和故事里的人相似。他毕业时，在《檀香山明星公报》上，有一篇关于他毕业的文章，他被人们簇拥着，看起来是个谨慎而有责任心的人，他是模范学生，也是非洲的使节。他温和地谴责学校把访问学生关在寝室里，强迫他们参加为促进文化交流而设计的项目——他说，这与他寻找的实际培训完全背离。虽然他没有什么切身的经历，但是他发现了在不同种族群体间存在着种族隔离和公然的歧视，对夏威夷的“高加索人”有时会受到偏见的困扰，他以讽刺幽默的形式表示了异议，但是如果他的评价相对而言太过一针见血的话，他会谨慎地以一句乐观的话语来结束：他说，其他州可以从夏威夷学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各个种族都愿意为了共同的发展而一起努力，这是他在其他地方的白人身上没有看到的，他们通常都不愿意这样做。读高中的时候，我找到了这篇文章，把它夹在我的出生证明和旧的疫苗接种表格里。这篇文章篇幅很短，上面还有一张他的照片。文章里没有提到母亲和我，我很想知道是否这种避而不谈是我父亲故意要求的，那时他已经预料到了将会长久离开这里。也许采访者被我父亲专横的态度所震慑，于是没有问到私人问题；也许这是编辑的决定，他们想要的不是那部分单纯的故事。我还很想知道，是否这种避而不谈引起了我父母的争吵。那时我还不懂这些，因为我太小了，没有意识到我应该有一个活生生的父亲，同样也因为我还太小，而不知道我需要一个种族。在一个不可思议的短暂时期里，我父亲，似乎和我的母亲及她的父母一样，对我产生了影响；在我生命刚开始的六年里，即使幻影破灭，即使他们认为已经过去的世界又一一重现，我却占据着他们梦想开始的地方。
第2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1)
第二章
在通往大使馆的路上，交通状况拥挤不堪：汽车、摩托车、人力三轮车、巴士和小公共汽车挤在一起，这些车辆都搭载了两倍的量，在午后的热浪下，车辆和车上的人都在奋力为自己多挤出一点点空间。我们往前挪动了几英尺，停下来，再次启动，又停下来。我们的出租车司机赶走了一群沿街叫卖口香糖和散烟的男孩，差点又撞上一辆载着整个家庭的摩托车——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像一个人一样，紧紧贴在一起，他们用手帕掩着嘴，避免吸入尾气，活像一家匪徒。路边，一位消瘦的棕色皮肤女人穿着退色的褐色布裙，头上高高地顶着装满熟透了水果的草篮子。两个机修工蹲坐在露天修车场中，一边懒散地赶着苍蝇一边拆发动机。在他们身后，褐色的土地上堆满了发臭的垃圾，两个圆头圆脑的小孩正在疯狂地追赶着一只瘦瘦的黑母鸡。小孩扑倒在混杂了泥土、玉米壳和香蕉叶的垃圾堆里，高兴地尖叫着，直到消失在后面那条土路上。
我们行驶到高速公路上之后，世界就变得轻松舒适起来了，出租车在大使馆前把我们放了下来，两个穿戴齐整的卫兵站在门口向我们点头致意。进入庭院，街道上的喧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园丁手里的大剪刀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我母亲的上司是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头发乱糟糟的，两鬓灰白。在他书桌的旁边，立着一面重叠着垂下的美国国旗。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你好呀，年轻人。”他身上带着一股刮胡水的味道，浆硬的衣领深深地陷进了他的脖子。我站着，认真地回答关于自己学习情况的问题。办公室里的空气像山顶上一样阴冷干燥：纯粹而强烈的特权气息。
我们的拜访结束之后，母亲把我安置在图书馆里，就去工作了。我看完了连环漫画册，做完了母亲让我带来的家庭作业，然后就从椅子上爬了下来，开始浏览书架上的书。这里大部分书（的内容）都无法引起一个九岁孩子的兴趣——比如世界银行报告、地质勘测、五年发展计划。但是在一个角落我找到了一捆名为《生命》的杂志，用干净的塑料绳整齐地绑在一起。我翻阅着光滑的广告页，有固特异轮胎和道奇狂热汽车，有真利时电视（“为什么不是最好的呢？”），还有金宝汤（“嗯，嗯，好极了！”），穿着白色高领毛衣的男人往冰块上倒施格兰酒，而身着红色迷你裙的女人倾慕地看着他——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安心。当看到一些新闻图片时，我会在读标题之前试着猜测故事的主题。在一张图片上，一个法国儿童跑过鹅卵石铺成的街道：那是一幅快乐的场景，在完成了一天的学习和家务活之后，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他们的笑声中透着自由。另一张图片上，一个日本女人摇着小篮，小篮里躺着一个年幼的没有遮盖的女孩：那是一幅悲伤的景象；那个女孩生病了，弯曲着双腿，头靠在母亲的胸前，母亲的脸上满是悲伤，也许她正在责怪着自己……
第3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2)
最后，我看到了一张老人的图片，图片上的老人戴着黑色的眼镜，穿着雨衣，走在无人的路上。我猜不出这张图片在讲什么；这个主题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下一页是另一张图片，这张是同一个人的手的特写。它们带着奇怪的不自然的苍白，苍白得仿佛血液已经从身体中抽离。回看第一张图片，现在我看到了那个人的鬈发，他的厚嘴唇和宽厚的肉鼻子，一切都散发出同样怪异而可怕的色调。
我想，他肯定病得很严重。也许是一个核辐射受害者，或者白化病人——几天前我曾在街上看到过一个白化病人，当时我母亲告诉了我那是怎么回事。然而，当我读到配图的文字时，发现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那个人接受了一种化学医疗，文章说到，为了漂白肤色，他自己掏钱做了手术。他说，他对于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白人所做的尝试感到后悔，对事情变得这么糟糕感到遗憾。但是，结果是无法改变的。在美国，有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黑人男女，相信了那些广告，相信了可以让他们像白人一样快乐的承诺，而愿意接受同样的手术。
我感到脸和脖子都火辣辣的，胃绞在了一起；杂志上的字模糊起来。我母亲知道这些吗？她的那位上司呢——为什么他能那么平静地读着他那冗长的报告？我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冲动，想要蹦出房间，让他们看看我刚刚读到的东西，想听听他们的解释或者保证。但是不知是什么把我拉住了。就像在梦里，我无法高喊出新发现的恐惧。母亲来接我回家时，我的脸上挂着微笑，把杂志又都放回了适当的位置。那个房间，那里的氛围，安静如初。
那时我们已经在印度尼西亚住了三年多，因为我母亲和一个叫做罗罗的印尼人结婚了，罗罗是她在夏威夷大学认识的另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在夏威夷语中的意思是“疯狂”，这一直让外祖父觉得好笑，但是这其实名不副实，因为罗罗身上带着他的民族所拥有的礼貌和从容。就像墨西哥人或者萨摩亚人身上都会带有显著的民族特征一样，他的身上也有印尼人的特征，他个子不高、褐色的皮肤、长相英俊、头发浓黑；他的网球打得很好，笑容灿烂迷人，性情沉着；从我四岁到六岁的两年之间，他经常耐心地陪外祖父下棋，和我玩摔跤游戏。有一天我母亲让我坐下，告诉我，罗罗已经向她求婚了，并且希望我们跟他一起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当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也没表示反对。我只是问她，她是否爱他——我已经懂事了，知道这样的事情很重要。母亲的下巴不停地颤抖着，她强忍着眼泪，紧紧地抱住了我，很久很久，这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勇气，虽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第4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3)
之后，非常突然地，罗罗离开了夏威夷，母亲和我却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护照、签证、机票、酒店预定等一系列杂事。我们打包的时候，外祖父拿出一本地图集，勾出一连串印尼的岛屿：爪哇、婆罗洲、苏门答腊、巴厘岛。他记得其中几个的名字，他说，当他还是孩子时，从约瑟夫·康拉德的书上读到过。然后回想起它们曾被称作香料群岛，真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迷人的名字。“据说这里仍能找到老虎，”他说，“还有猩猩。”他睁大了眼睛在书上寻找着。“据说这里有‘猎取人头的蛮人’！”与此同时，图打电话到美国国务院，询问印尼现在是否安定。跟她通电话的每个人都告诉她情况稳定。然而，她还是坚持我们必须带上几箱子的食物：果珍、奶粉、沙丁鱼罐头。“你可不知道那里的人都吃些什么。”她不容置疑地说。我母亲叹了口气，但是图塞给我几盒糖果，让我和她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最后，我们登上泛美航空的飞机，开始了环球飞行。我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衬衣，戴着一条灰色的领结，女乘务员不停地给我拿来拼图、额外的坚果以及一套金属飞行章，那套飞行章戳破了我胸前的口袋。在日本中途停留的三天里，我们冒着冷得刺骨的雨水，步行去参观镰仓青铜佛，在高山湖的渡船上品尝绿茶冰淇淋。在那些夜晚我母亲就用提词卡学习。从雅加达走下飞机时，停机坪上的滚滚热浪扑面袭来，太阳耀眼得就像一个火炉，我抓住了她的手，决定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好好地保护她。
在机场，罗罗微笑着来接我们了，他长胖了一些，脸上长着浓密的胡子。他拥抱了我母亲，把我举到空中，让我们跟着一个矮小但结实的人，那个人正搬着我们的行李径直穿过报关处长长的队伍，钻进一辆等候的车里。当他把那些袋子从箱子里取出的时候，那个人开怀地笑起来。我母亲试图向他解释，但是那个人只是笑着点点头。人们在我们周围来来往往，快速地说着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一种陌生的感觉向我袭来。我们看着罗罗和一队穿着棕色制服的士兵交谈了很长时间。那些士兵的皮套里装着枪，但是他们看起来很高兴，笑着和罗罗谈话。最后，罗罗回来的时候，我母亲问他那些士兵是否需要检查我们的行李。
“别担心……都已经打点好了，”罗罗说，他坐进驾驶员的位子，“那些人是我的朋友。”
第5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4)
他告诉我们，车是借来的，不过他已经买了一辆崭新的日产摩托车，但是对当时来说，已经很好了。新房子盖好了；只剩下一些需要装修的地方。而我已经在附近的一所学校注册了，亲戚们都很希望见到我们。在他和母亲谈话的时候，我从后座的窗户探出头，注视着沿途的风景，褐色土地和绿色田野连锦不断，树林和村庄相映成趣，还有柴油和熏木头的气味。男人和女人像收割机一样在稻田里穿梭，他们的脸被头上宽宽的草帽盖住了。一个湿漉漉的男孩，灵活得像水獭一样，坐在一头低着头的水牛背上，用竹条抽打着它的屁股。街道变得越来越拥挤，出现了小商店和小市场以及拉着满车沙石和木材的人，接着建筑物变得高起来，就像夏威夷的高楼一样——印度尼西亚酒店，非常现代，罗罗说，还有新的购物中心，洁白而耀眼——但是只有少数建筑物高过马路边枝叶繁茂的树。我们经过一排围墙高耸并带有哨岗的大房子时，我母亲说了一些我不能完全听懂的事情，一些跟政府还有一个叫苏加诺的人相关的事情。
“谁是苏加诺？”我从后座上大声问，但是罗罗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他只是碰了下我的胳膊向前示意。“看。”他向上指着说。那里，横跨马路立着一个高耸的人身猿脸雕像，至少有十层楼高。
“那是哈努曼，”我们绕过雕像的时候罗罗说，“也就是猴神。”我从座位上转过头去，被这个孤独的雕像震撼了，在阳光下如此突显，泰然地高耸入天，脚下小小的车辆来来往往。“他是一位伟大的勇士，”罗罗坚定地说。“有百人之力。他和魔鬼战斗的时候，从来都没输过。”
房子位于市郊的一个开发区里。路上一座小桥横跨过一条宽阔的褐色河流；我们经过那座桥时，我看到村民们在陡峭的河岸下游泳、洗衣服。一路走来，车从停机坪驶出，经过了充满沙土和灰尘的地区，路过一些小店和刷白的平房，直到我们渐渐驶出那个村落和那些狭窄的小径。房子刷成浅浅的灰色，铺着红色的外墙，开阔通风，前面的小庭院里种着一棵大芒果树。我们走进门的时候，罗罗宣布要给我一个惊喜；但是他还没来得及细说，我们就听到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嚎叫从树顶上发出。母亲和我起先吓得直往后退，只见一只巨大的毛茸茸的生物长着一个小小的扁平的脑袋，垂着一双长长的、孔武有力的手臂。
第6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5)
“猴子！”我喊了起来。
“是猿猴。”母亲纠正我。
罗罗从口袋里掏出了一颗花生，递到那只动物紧握的手里。“他叫塔塔，”他说，“我从新几内亚把他带回来要送给你的。”
我开始向前走几步想要看得更清楚，但是塔塔让我感到害怕，不敢再前进，他那又黑又圆的眼睛里充满了狂暴和怀疑。我决定站在原来的地方。
“别担心，”罗罗说，又递给塔塔一颗花生，“它被拴住了。来——还有呢。”
我抬头看着母亲，她给了我一个鼓励的微笑。在后院，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到处乱跑的鸡鸭，一条狂吠的大黄狗，两只天堂鸟，一只白色的鹦鹉，还有两只小鳄鱼，在没有围栏的池塘里露出半个身子，沿着池塘边缓缓移动。罗罗看着那些小鳄鱼，“本来有三只的，”他说，“但是最大的那只从围栏的洞里爬了出去。爬到了别人的稻田里，把人家的鸭子吃掉了。我们不得不举着火把，开枪打死了它。”
天已经快黑下来了，但我们还是沿着通往村庄的小路散了一会步。成群的邻居小孩们咯咯笑着，从院子里向我们招手，几个赤脚的老人出来和我们握手。我们站在人群当中，那里，罗罗的一个朋友正在放羊，一个小男孩拉着一根绑着蜻蜓的绳子，跑到了我身边。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那个帮我们搬行李的人正站在后院，胳膊下夹着一只褐色的母鸡，右手拿着一柄尖刀。他对罗罗说了几句话，罗罗点点头，把母亲和我叫了过去。母亲叫我站在原地等着，疑问地看着罗罗。
“你不认为他还是个小孩子吗？”
罗罗耸耸肩，低头看看我。“孩子应该知道他的晚餐从哪里来的。你认为呢，巴里？”我看着母亲，然后转过身来，看着那个抓着鸡的人。罗罗又点点头，我看着那个人把鸡放下，用膝盖轻轻压住，把它的脖子从一个狭窄的凹槽中拉出来。那只鸡挣扎了一会儿，翅膀不断用力拍着地面，几根羽毛随风散落。然后它一动都不动了。那个人熟练而轻巧地用刀割了下那只鸡的脖子。鲜红的血不断地喷出来，就像一条长长的血红色丝带。那个人站起来，把鸡举得离身体远远的，然后突然把它高高地抛向空中。它砰的一声掉了下来，然后挣扎着站了起来，头怪异地歪向一边，腿激烈地抽动着，画出一个大大的歪斜的圈圈。我看着那个圈圈越来越小，血汩汩地流着，直到最后那只鸡终于死了，倒在草地上。
第7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6)
罗罗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让我和母亲在晚餐前去洗洗手。我们三个在昏暗的黄色灯光下安静地吃着晚餐——炖鸡和米饭，还有一种红色的毛茸茸的水果甜点，这种水果特别甘甜，我不断地吃着，直到觉得胃疼才停下来。之后，我独自躺在蚊帐中，听着蟋蟀在月光下唱歌，回想几个小时前我亲眼看见的生命的最后抽搐。我几乎不敢相信我的好运气。
“首先要记住的是如何保护你自己。”
罗罗和我在后院（模拟）对抗。几天前，我头上带着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回到了家。当时罗罗正在洗车，他抬起了头，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他，我和一个住在路边的大男孩打架了。我说，我们比赛还在进行中，那个男孩把我朋友的足球踢飞了。我去追赶他，那个男孩捡起了一块石头。这不公平，我说，我的声音委屈地哽咽着。他使诈。
罗罗用手撩开我的头发，默默地检查伤口。“没有出血。”他最后说，然后又继续洗车。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第二天他下班回家的时候，带回了两副拳击手套。它们带着崭新的皮革味，大的那副是黑色的，小的是红色的，两副手套用带子系在一起，挂在他的肩膀上。
他帮我的手套打上结，退后审视着他的手工成果。我的双手就像瘦长的茎上长着两个圆鼓鼓的果子一样，在身侧来回摇晃。他摇摇头，把拳击手套举到我的脸前方。
“这样，抬着双手。”他调整我的手肘，蹲下身摆好姿势，开始来回地跳动。“你不能停下来，但是身体要放低——不要让他们有机可乘。感觉怎么样？”我点点头，尽力模仿他的动作。过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把手掌摊开在我鼻前。
“好了，”他说，“让我们来看看你挥动拳头。”
我可以做得到这个。退后一步，身体绷紧，打出我最狠的一拳。他的手几乎纹丝不动。
“不错，”罗罗说。他点点头，表情不变。“不错。啊，但是看看你的手。我跟你说过什么？抬起来……”
我抬起胳膊，软绵绵地拳击着罗罗的手掌，时不时看看他的脸，忽然意识到，在我们相处的两年时间里，他的脸变得如此熟悉，熟悉得就像我们站立于其上的土地。我花了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学会了印尼的语言，了解了印尼的风俗习惯和传说。我在水痘、麻疹和老师手里的竹条中存活了下来。农民、仆人和底层官员的孩子们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从早到晚在街道上奔跑玩耍、做零工、抓蟋蟀、用一条坚韧的细线绑着风筝来相互斗——输的人只能看着他的风筝消失在风里，我知道在其他地方会有另一些孩子排成歪歪的一列，仰着头，等着从天而降的礼物。和罗罗在一起，我学会了怎样就着晚饭（许多的米饭）吃小绿辣椒，在我们的餐桌外，我还看到了狗肉（难吃）、蛇肉（更难吃）还有烤蝗虫（非常脆）。像很多印尼人一样，罗罗信仰伊斯兰教，供奉远古的万物之灵和印度神 。他认为一个人的力量可以从他的食物中攫取得到：他承诺说，将来有一天，他会给我们带回来一块老虎肉。
第8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7)
情况就是这样的，一段长长的旅程，一个小男孩生活中的各种奖励。在写给外祖父母的信中，我会如实地讲述许多这样的事情，确信很快就会寄来满是巧克力和花生酱的包裹。但是我没有把每件事情都写进信里；有一些事情我很难描述。我没有告诉图和外祖父，有一天那个来到我们门前的人，他那张没有鼻子的脸，鼻子的位置只有一个裂开的洞：当他向我母亲乞讨食物时，发出的那种哨声。我也没有提到，我的一个朋友在课间告诉我说，他的小弟弟前夜死了，死于伴着风而来的邪恶的灵魂——恐惧在我朋友的眼睛里一闪而过，然后他奇怪地笑了出来，甩开我的手，狂跑起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在干旱的年头里，农民面无表情，他们赤脚走在那贫瘠而龟裂的土地上，驼着背，时不时地弯下身子，捏碎他们手里的土块；还有第二年，雨持续下了一个多月时他们的绝望，大雨使得河水暴涨，淹没了田地，覆没了街道，涨到同我的腰一般高。即使人们的屋棚都被水冲垮了，他们也先仓促地抢救他们的羊和鸡。
从此我认识到，世界是如此暴力、无法预测，有时甚至非常残酷。我认为，外祖父母对这样的世界一无所知，不应该用他们回答不出的问题去打扰他们。有时母亲下班回家了，我会跟她说说我看到或听到的事情，她会摸着我的额头，注意地听着，尽力给我解释清楚。我一直非常喜欢这样的关注——她的声音、她的抚摸，都让我感到安全。然而她也不太了解洪水、驱邪和斗鸡。和我一样，每件事对她来说也都是新鲜的，如果感到我的问题给她带来了不必要的思虑时，我就会停止这样的谈话。
我转而向罗罗寻求指引。他说话不多，但是非常好相处。他向他的家人和朋友介绍我是他的儿子，但是他从不会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建议或者假装我们的关系比实际的情形更亲密些。我喜欢这种距离；这种距离意味着一种男人间的信任。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非常广泛。不仅仅是怎样换一个轮胎或者下国际象棋。他知道更多复杂的事情，比如怎样控制情绪，如何解释命运中不断出现的种种秘密。
再比如怎样打发乞丐。似乎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简直是病态的展览——男人、女人、孩子，他们穿着沾满泥土的破烂衣服，一些没有了胳膊，另一些失去了脚，坏血病人或者脑灰质炎患者或者麻风病人匍匐前进着，或者坐在简易的滑板车上滑进拥挤的人行道里，他们的腿就像一个身体柔软的体操演员一样扭曲到身后。开始的时候，我看到母亲把钱施舍给每一个在我们门前停下的乞丐，或者施舍给我们所经过的街道向我们伸手的乞丐。后来，她终于清楚地认识到这些痛苦是没完没了的，她开始学会怎样去施舍，学会如何辨别这些不幸的程度。罗罗认为她的人道主义盘算让她显得很可爱，但又是愚蠢的。任何时候，只要他碰到我想学母亲的样子，掏空我仅有的几个硬币之时，他就会扬起眉，把我拉到一边。
第9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8)
“你有多少钱？”他问道。
我掏空口袋。“三十卢比。”
“街上有多少个乞丐？”
我试着回想上个星期来敲门的乞丐数量。“你明白了吧？”在确定我根本数不过来之后，他说，“存着你的钱，保证你自己最终不会流落街头。这样要更好。”
他对仆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刚来到这个城市的年轻村民，一般为那些比他们自己也不富裕多少的家庭工作，然后把钱寄回村里或者存起来以便将来开展自己的事业。如果他们有雄心，罗罗会很乐意帮助他们开展他们的事业，一般情况下也会包容他们的独特个性，比方说他就雇了一个本质上不错的年轻人长达一年多时间，这个人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打扮成女人——罗罗喜欢他的厨艺。但是对那些笨手笨脚、健忘或者浪费他的钱，并且不知悔改的仆人，他就会开除他们；母亲或我试图为他们辩解的时候，他会感到为难。
“你母亲有颗温柔的心，”有一天，我母亲试图替人承担把收音机从梳妆台上打落的责难，罗罗跟我说，“那是女人身上的一种好品质。但是有一天你会长大成一个男人，而一个男人需要更多的理智。”
这与好或坏没有关系，他解释道，和喜欢或不喜欢也没有关系。这只是一种让生活按应有的方式继续下去的事情。
我的下巴被重重地敲了一下，我抬头看着罗罗满是汗水的脸。
“注意。手抬高。”
我们又继续练习拳击，半个小时后，罗罗决定休息一下。我的胳膊酸痛；头上的血管不断跳动着。我们喝掉了一整壶水，坐在鳄鱼池的旁边。
“累了？”他问道。
我向前趴着，只能点点头。他笑了笑，卷起一条裤腿，在小腿上抓痒。我注意到从他的脚踝到小腿处有一排排锯齿状的伤疤。
“那是什么？”
“水蛭的印记，”他说，“我在新几内亚时碰到的。你通过沼泽时，它们就爬进你的军靴里。晚上，你脱掉袜子，他们就粘在那里，吸满了血。只要往它们身上撒盐，它们就死了，但是你还必须得用烧红的刀子才能把他们挖出来。”
我用手指摸着其中一个椭圆形的伤口。它很光滑，在曾被火烤焦的皮肤处，毛发不生。我问罗罗是不是很疼。
“当然很疼了，”他说，从壶里抿了口水，“有时你不能担心疼痛。有时你只需要考虑能否到达你一定要去的地方。”
第10节：奥巴马回忆录：第二章(9)
我们沉默了下来，我从眼角处偷偷地看着他。我意识到我从没听他谈到过他的感受。我从未见他真的生气或者伤心。他似乎住在一个表面坚硬的世界里，拥有着明确的思想。我的头脑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你见过杀人吗？”我问他。
他看了我一下，很惊讶我提出这个问题。
“看到过吗？”我又问到。
“看到过。”他说。
“血腥吗？”
“血腥。”
我想了一会儿。“为什么那个人会被杀？你看见的那个。”
“因为他很软弱。”
“就因为这样吗?”
罗罗耸耸肩，把裤腿放了下来。“一般来说这就足够了。人们利用其他人的软弱。就像国与国之间一样。强者霸占弱者的土地。让弱者为他的土地工作。如果弱者的女人很漂亮，强者就会霸占她。”他停了一下，喝了口水，然后问道，“你想成为哪一个？”
我没有回答，罗罗斜望着天空。“最好是强者，”他终于开口了，并站起了身，“如果你不能变强，那就变聪明并且和那些强者和平相处。但是最好是自己变强。永远做强者。”
母亲在房子里望着我们，双手支在书桌上，倚靠着她的一沓年级论文。她自己想着。他们在聊什么呢？也许是耸人听闻的事，像吞钉子这样的。那么兴高采烈地，必定是男人的事情。
她大声笑了出来，然后自己抑制住了。那不公平。罗罗对我的关怀确实使她很感激。就算对他亲生的儿子应该也不过如此。她知道她是幸运的，因为罗罗本性的善良。她把论文放在一边，看着我做俯卧撑。她心想着他长得多么快呀。她回想起我们到达当天的情景，一个二十四岁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