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床上，睡不着，都会想到那次旅行。
记忆中，积雪的山头、崩解的冰河、飞翔的水鸟，以及游着、跑着的各种动物，都那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我虽然受了不少苦，但在那苦难中，我始终张大眼睛，看每一个风景。
我曾经为那荒山野水的壮阔，而在心底惊欢；也为一双儿女的笑闹，而心中暗喜。我甚至忍着痛，跟同车的旅客、司机聊天，且把那灵感化成了后来的文章。
细想想，我其实并没白去那一遭！
我也想到"胆"，这小东西不知从何时，偷偷把岁月化为石头，堆成我胸中的垒块。磨我、损我，且流出苦苦的胆汁，如同我苦苦的人生。
我的胆不好，不能吃油腻的食物，不能穿太紧的衣裤，不能让另一只臂膀，在夜晚搂过我的胸腹之间。
我甚至只要把自己的手，放在胸口，就会感觉那"装满石头的胆囊"。
我也觉得那是生命的缩影--
痛，生命本来就有痛；苦，人生本来就有苦。
但我只要忍着，好好生活。就像那些贫困一辈子的人，在痛苦中，仍然看了时代的变迁，感受了自己的成长，并目睹了下一代的接班。
虽然痛苦，我们也无法否定这一生。
虽然痛苦，我们也不会白来这一遭。
遗忘，真好！
冬之爱
他终于出现了……
换了工作……
换了房子，换了邻居，
也换了能勾起他记忆的一切。
他成了一个新人，一个走出记忆的新人。
坐飞机回台北，正闭目养神，突然有个人一屁股坐在旁边的空位上，吓我一跳。
"你还记得我吗？"他转过脸，盯着我。
确实觉得眼熟，但记不得名字了，只能确定那是很早以前认识的一个人，怕他失望，我只好笑笑：
"记得！记得！"
"我本来不敢找你的，"他笑得很奇怪，"犹豫了半天，还是觉得应该跟你打个招呼。"
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着制服，原来是飞机的驾驶员。
"哇！你是机长耶！
"不！我现在还是副的。"他笑笑，"你不记得我以前念官校吗？那是……那是三十年前了。"他顿了一下，"三十年前，真对不起，希望你没有恨我。"
"恨你？"我一怔。
"你不记得那件事了？"
"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你的脸，记得你是个很早以前的朋友。"
"谢谢你！你真伟大。"他拍了拍我，"我得上去了，咱们回头见。"
他走了，留下我，直发怔，接着拼命想，从记忆的深处搜寻那张脸的拼图。似乎找到了，刚在脑海里"搭线"，又断了，只觉得他是以前台北云和街的一个朋友，往下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也便不再往下想，并且告诉自己，就算等下他又来了，要重提往事，也不必听，如果他觉得我会恨他，我忘了，不是正好吗？又成了一个无怨的朋友。
看祖国大陆的电视剧《一地鸡毛》。
这部以电影手法拍摄的戏，描写一个年轻人在办公室的种种。
人际的倾轧、形式的僵化、送红包、走后门的官场文化，和小职员讨生活的苦与乐，都被深刻地表现出来。
十几集连续剧的结尾，一个退休了的老干部老乔，回单位办事，在绿阴夹道的大院子里，与当年水火不容的男主角相遇。
"想想过去那么多年，咱们之间……真觉得对不起你。"老乔低声地、满怀歉意地说。
男主角笑笑，很淡很淡地说了三个字："全忘了。"
镜头拉开，是那片浓浓的绿阴，好宽，好大。
台湾集集大地震，一瞬间，死了两千多人，新闻媒体飞奔而至，争相报导这个世纪的大灾难。
许多孩子，一下子失去了双亲，张着无助又无知的眼睛，看着前去慰问的人，也盯着四周的镜头。
"你的妈妈呢？你的爸爸呢？你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吗？"有记者问五六岁的孩子。
隔天，报上就有了读者投书，骂那记者为什么故意问孩子，使他想起父母双亡，让他痛上加痛。
过一阵子，又在报上见到一篇专访，访问受灾户，也访问了协助复健的社工人员。
那专访的标题取得很妙--
"随兴式的关怀一再突袭，未必是好事。"
我的一位学心理的朋友，看了专访，很感慨地说："可不是吗？当那些可怜人正在淡忘的时候，何必再去勾起他痛苦的记忆？应该让时间的良药去治疗，让他去遗忘！"
去看一个画坛的老朋友的画展。
进门，眼睛一亮，不仅为他的画而眼睛亮，也因为每幅画下面挂的红条子。
"真恭喜你！"我对老朋友说，"才第一天，就被订光了。"
"这是有原因的。"他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因为我教了一批官太太，她们都有钱，又都爱表现，所以还没展，就都订了。"说到这儿，他居然叹口气，"唉！教学生，影响进步啊！所以你如果发现我跟前几年没什么变化，都是因为教学生，老重复那些基础的东西，帮他们一笔一笔改画。旧方法不忘，新风格怎么产生呢？"
初中最要好的同学，一家人在大园空难全丧生了。
去了他家、去了北海墓园的灵骨塔。也在空难后的第一个母亲节，去看他的母亲，看见他的几个弟弟、弟媳，正围坐在圆桌前，大家手牵手，以心灵"卫护着"伤心的老人。
接着我回美，画了一幅画，要台北办公室校好，送给她。
讲句实话，我真想去安慰她，却又不知如何做，才能使她早早脱离伤痛。
一年多过去了，有朋友打电话到美国："在电视上看到了张伯母耶！在教人做印尼菜，笑得很开心呢！"
"真好！"我说，"所以我以后去，一定要小心，不勾起她痛苦的回忆，让她逐渐地遗忘。"
到医院看我中风的母亲。
九十二岁的老人家，中风半年多了。虽然仍靠胃管进食，但是已经能吃一点冰淇淋。跟过去一样，她还是爱吃巧克力，不爱喝绿茶的，而且一边吃，一边往碗里望，看还有没有。
最近一次去，她正坐在轮椅上看电视。
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她身边，突然，她用能动的那只左脚蹬我的椅子，且发出鸣鸣的声音。
我不解，站起来，看着她，她直挥手，要我走开。我才发现原来隔壁病房的老太太正推着轮椅过来。
我赶紧把椅子移开，那老太太就把轮椅停在老母的身边，她们居然拉着手笑了。
"她的记忆可能是间断式的。"护士过来说，"她可能记得你，也可能不记得你，中风之后，她重新学，所以可能只记得医院里的新朋友，把以前全忘了。"护士突然笑了起来，"把以前全忘了，新生，像个小孩儿，多好！这比她总想起健康的时候伤心好得多，不是吗？"
每个新坟上，都可能有不时更换的鲜花；每个老坟上，都可能长着更生的野草。
生离死别，总在我们周遭上演着激越的悲剧。那哭声、那哀号，那枯槁的颜色以及痛不欲生的画面，总是让我们心颤。怕那伤心人，也将离我们而去。
他们确实不见了，躲起来，像是受了伤，躲在山洞中舔伤口的小动物，不知是生是死。
然后，他的影子，又渐渐闪过我们的眼角。
他终于出现了，正面地迎向我们，可能瘦了一圈，但看来更年轻；可能换了工作，但看来更有冲力；还可能换了房子，换了邻居，也换了能勾起他记忆的一切。
他成了一个新人，一个走出记忆的新人。
总想起医院护士的那段话，总想起飞机上遇到的那个机长。
回忆，真棒！
遗忘，真好！
当你成为一只候鸟
四季之爱
"千年暗室，一灯自明"，
人生的几十年，何尝不是"一灯自明"，
只是那明不见得是长明，
我们总是随着境遇与心情而明明灭灭，
又明又灭。
"每次坐飞机，就觉得又死了一次。"昨天我对朋友说。
"你为什么想得那么糟？"他瞪我一眼，"别说不吉利的话好不好？"
我笑了起来，因为他听拧了我的意思。
将近二十年了，总在太平洋的两岸穿梭，愈来愈倦，却也愈跑愈远。
虽然每次回家，都要待上好一阵子，但是因为一年的行程都已经排定，下飞机时便已经有上飞机的压力。
万里外的演讲是早答应的，出书的时间也已定下来，写作不能耽搁一天，演讲也都无法更改。
于是，闲散的心情愈来愈少了，好像在为别人活，为"日程"活。
直到三个月过去，拉出藏在床下的旅行箱，开始打包，才觉得过去的一百个日子，仿佛匆匆地跳了过去。
今天下午，如往日，端杯咖啡坐在窗前，发觉窗外的景色好美；整理桌上的文件，发现有些早收到的信件没回；太太开车带我去冲照片，发现附近又盖了些新的房子。
树梢已经染了一些霜红。秋天来了，想必院子里又将是一片艳，而我，却又将离开家了。
行前，不单忙，也有着一团离情与遗憾。怎么想，都觉得又虚度了回家的一段宝贵光阴。
该读的书没读，该约的朋友没约，该去图书馆借的录像带没借，该教孩子的东西没教完，该跟老婆说的话没说尽。
这不就像濒临死亡的情怀吗？
当有一天，我们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不是会有一样的遗憾吗？
所幸的是，我的旅行总是来来去去，上次的遗憾下次还能补。
只是，下次总有下次的遗憾。
读费慰梅写的《梁思成与林徽因》，这对中国建筑界的才子与才女，婚前在美国总爆发激烈的争吵，好像随时都会解除婚约。
梁思成的爸爸在给大女儿的信里说：
"今年思成和徽因已在佛家的地狱里待了好几个月。他们要闯过刀山剑林，这种人间地狱比真正地狱里的十三拷问室还要可怕。但是如果能改过自新，惩罚之后便是天堂。"
真是佩服梁启超这番境界，也真觉得自己的一生是在天堂与地狱中不断穿梭。
每个苦闷、矛盾与挣扎，都可能是地狱；每个顿悟、释怀与解脱，都可以是天堂。
"千年暗室，一灯自明"，人生的几十年，何尝不是"一灯自明"，只是那明不见得是长明，我们总是随着境遇与心情而明明灭灭，又明又灭。
如同我每次离家，都有死前的珍惜与遗憾；每次回家，放下行囊，放下心情，洗个澡，往床上重重地倒下去，觉得好轻松、好幸福，又恍如到了天堂。
只是深想，家不见得一定是天堂，异乡也不必然是地狱。
我 如果我觉得离家远行，是离开了自己的天堂，从别人的角度想，我何尝不是去了别人的家乡、别人的天堂。
漂泊久了，每架飞机落地的时刻，都觉得像回到了家，那大地、田野、房舍、迷迷离离的灯火，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都差不多。
总有人在候机门外伸着脖子、挥着手，总有握手、拥抱、车子来接。
这不就是"生"吗？
从上一个世界，被飞机带去下一个世界，被"新的亲人"欢呼、拥抱，接去新的家。
新的家里有新的朋友、新的责任、新的得与失。
就像我这次的远行，去祖国大陆一个多月，为下岗职工失学子女募款，为大中学生演讲，想必也会是丰丰富富的一生。
当我一个多月之后，离开的那一刻，会不会像每次去台湾，离开时想到某个朋友忘了聚会、某个学生忘了约谈，然后带一箱读者的信件和惶恐的心清，赶往机场、登上飞机？
每次离台，在往机场的路上，我总会对陪行的秘书交代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两三个月的停留，似乎只有到那一刻，才发现该说的都没说。
这又多像临终前交代后事啊！
"死"的那头，总有"生"在等着；离别的忧伤总有重逢的快乐来弥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相对，是"来也很好"、"去也很好"，于是，又有什么好怨？
一群黑影掠过我的窗前，伴随着一片嘎嘎嘎嘎的叫声，这些黑类加拿大雁，已经起程，先飞到我附近的公园停留几周，再转往温暖的南方。
据说有人在它们身上做记号，隔年发觉它们还会回到同一个地方，就像燕子，既然在你的檐下筑巢，就年年回来，街泥修补它半年末住的老家。
只是，在南方，它是不是也年年衔泥，到另一个屋檐下？
客厅里传来卫星电视报气象的声音，妻突然打开门：
"台北还很热，大连已经冷了。"
"纽约也快冷了。"我说着把记事本翻开，到10月中，写下："通知家里，把院里的花收进屋子，免得冻坏。"
突然觉得自己的世界变得好大，好宽。
又突然觉得自己加入了那群大雁，想着北方，飞向南方……
谁是真妈妈
四季之家
"起先我很想冲过去，
对我的孩子喊：
别忘了！那个女人不是你妈妈，
我才是你真正的妈妈！"
她沉吟了一下，
"但是后来我改了……"
到大连的少年儿童图书馆为读者签名。人太多，在图书馆里排了一圈又一圈，排到了门外。而外面，正是零度气温的隆冬。
"每个人只能签一本！""翻到你们要签的那一页！"
"不能握手了！不能握手了！""不准照相！不难照相！"
签名会的主办人员一边喊，一边推那些签完名却不肯离开的人，从他们焦急的样子，似乎只欠没对我吼"刘老师！快点！别再跟学生说话了！
尽管千叮万嘱，来签名的人还是会编各种理由，希望我能多签一本。
"您看，我买了几十本！"有个男学生举起一包书给我看。
"我是为同学带的，他生病不能来！"一个女学生愁眉苦脸地说。
"我今年都八十啦！孙子叫我来，看在我老，多签一本吧！"一位老奶奶说。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说，我都坚持只签一本。我知道只要为某人多签一本，其他人就会抱怨不公平，甚至已经离开的人都会冲回来，要求"比照办理"。
而室外，还有一条长长的队伍，站在冷风中。
我一边不断点头、不断握手、不断致歉，一边偷偷为自己能坚持"只签一本"、决不动摇的原则而自得。
轮到一个中年的妇人了。啪啪！她居然放了两本书在我面前，以很快的速度，小声说："我是后娘，前头生了个女儿，我又生了个女儿，两个人都要，我该给谁？您说，我怎么办？"
我怔了一下，但只有半秒钟的时间，立刻低下头，为她把两本书都签了。
在台北看电视新闻，播出个悲惨的画面。
一个嫁到台湾的日本女人，为亲戚带孩子，孩子从窗子跌落楼下，摔死了。
那日本女人居然抱着自己亲生的孩子，也跟着跳了下去。
"惨哪！惨哪！可是不这么做，怎么交代呢？"一起看电视的朋友说，"摔死自己的还好办，摔死人家的，该怎么解释？"
他的话使我想起以前在文章里所讲的"在紧要关头，每个人都会先顾自己的子女"。结果收到一个妈妈的来信，说她是后母，到了紧要关头，如果只能救一个，她会救"前面那个女人"生的孩子。
"因为我的孩子没了，我年轻，还能生。"信里写着，"但是我丈夫的前妻死了，我必须为她留下一个骨肉啊！"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另一些人身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个"电视配对"的节目。许多离婚或丧偶的人，各自讲他们的遭遇，然后在节目结束前，选择他们欣赏的"对方"。
多半都是离婚者，也多半诉说"前一半"的不是。似乎即使已经分离多年，都无法平复他们心中的怨恨。
只有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不一样，因为他的妻子是车祸丧生的。他拿着亡妻的照片，说着说着，哭了。对面好几个女人和许多观众，也湿了眼眶。
终于到按铃择偶的时刻了，我猜那有情有义的年轻男士，一定会获得许多女士的青睐，岂料，他居然一票也没得到。
"他有一个孩子，我也有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太爱他太太了，活人怎么跟死人去比，我怎么跟他死掉的太太抢他心里的地位？"
还有一位女士，想得更多--
"他的女儿现在还小，但是以后愈长愈大，不但愈来愈难管，而且愈长愈像妈，好像前妻和后妻住在一起，太麻烦了！"
看《读者文摘》， Lynn Schnurhoerger写的《继母的福气》。
那继母一开始，一点福气也没有，丈夫和前妻生的小女儿不但对着后母横眉竖目，大肆咆哮，而且像小野马似的，用两条腿狠狠踢后母的脸。更让后母痛心的是，有一次后母责备她，她不假思索地喊："你不是我真正的妈咪！"
在后母的爱心灌溉下，情况渐渐缓和了，有一天小丫头在床上大叫"妈咪！妈咪！"
后母犹豫了一秒钟，跑过去抚慰。却心想："她究竟是呼唤我，还是呼唤她的生母？"而那是她第一次听见小丫头喊"妈咪"。
整篇文章最令我感动的是，当小丫头有一天跟后母发脾气，又大喊"你不是我真正的妈咪"时，后母心平气和地回答："我是你的妈咪，我虽不是你的第一个妈咪，不过我实实在在就是你的妈咪。"
什么是妈咪？
妈咪是生我们的女人，还是抚慰我们、照顾我们、引导我们长大的"父亲的伴侣"？
抑或妈咪也不必是父亲的伴侣，只要能给我们如同母亲般爱心的女人，就可以被我们称作妈咪？
想起我认识的一个离了婚的女人。
离婚时，孩子留给了前夫，前夫又娶了新的太太。
这离巢的妈妈常偷偷在远处看她孩子上学、放学、"一家人"出门。
"虽然离婚是因为你出轨。"有一天我问她，"但你还是有权利去探视自己孩子的。你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去呢？"
"起先我很想冲过去，对我的孩子喊：'别忘了！那个女人不是你妈妈，我才是你真正的妈妈！'"她沉吟了一下，"但是后来我改了，我发现那个女人疼我儿子疼得要死。她每天送我儿子上下幼稚园，又抱又亲。我好惭愧，想到以前，有一天我去跳舞，回家晚了，发现孩子饿，自己翻冰箱，翻了一地，就把他狠狠揍了一顿。我惭愧，我觉得那个女人不是后母，是我儿子真正的妈妈，我才是后母，是那躲在后面的母亲。"
每个生母，如果不能表现母爱，都是后母。
每个后母，如果能视同已出，都是亲爱的妈妈。
而今每当我在签名会上斩钉截铁地宣布"每人只签一本，决不多签"的时候，都会想到大连那个自称后母的女人。
我知道，如果再碰上她，我的原则还是会动摇的。
描一次心灵的地图
四季之爱
当有一天，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会觉得自己活了一生，
还是只觉得活了几天，
全看有没有思考、回味、咀嚼……
有个老同学和他的太太吵架，太太气了，偷偷到旅行团报名，一个人不辞而别到欧洲旅行去了。
老同学跑来诉苦，说了一大堆他太太的不是。
我静静地听，听完了，半天没答腔，终于忍不住地说："作为你的老同学、好朋友，我想我不能不告诉你，这不能怪你太太，该怪你，因为这两年你变多了。大概因为人过中年，有点急功近利，远不如以前潇洒。你那心情的压力，也总是让人感觉得到。"拍拍他，我小声地说，"你知道吗？连我现在都不愿意跟你一起出去玩了。"
接着，我回到美国。静下来，想起自己说的那些话，觉得太重了，很过意不去，又打电话给他："要不要到纽约来？由我招待。一个人留在台北多寂寞。"
"不要了，我很好，不觉得寂寞。"他在那头回答。
"你在干什么？"我开玩笑地问，"一个人在看A片吗？"
"没看A片，在看照片。"
"看照片？什么照片？"
"看我以前的照片，还有我们一起出去玩的照片。"他说，"你说的没错，我这两年是变了，只有自己不觉得。看照片才发现，以前笑得多么开心，现在笑得多么勉强。"停了一下，很感慨地，"把过去和她的照片整个翻一遍，也才发现我们在一起这几年，其实也有很多很快乐的日子，现在吵架，真不应该……"
十年没开画展了，直到我最近打算出一本有文有图的书，才把十年间的作品纷纷拍照、分色、制版。
印刷前的打样出来了，三十多张画都校了色、修了边。为了编排，我把它们按照创作的时间，在桌子上排了一列。
排好了，一张张看下去，才惊讶地发现，虽然以为自己的画风十年来没什么改变，实际年年在改，年年在变，近期的作品限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是不是年纪大些，眼力差些，我工笔的作品减少了？"
"是不是胆子更大了，所以笔触变得更豪放了？"
"是不是受到西方的影响，有些立体主义的样子？"
"是不是因为有了女儿，心情更开朗了，所以画面变得比较明艳？"
我一张张地看，好像看到过去十年的岁月从笔底流过。"作品即生活"，每张画，无论画的是花鸟或山水，总藏不住我创作时的心情。
而心情竟然有那么大的改变。
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老影星的专访。
年轻时美丽妖饶的女子，早已进入中年。脸孔上少了艳丽，多了智慧；眼睛里少了流波，多了深潭。
"我跟我母亲从小就合不来，总是争吵，再不然就谁也不理谁。有十几年，我根本不去看她，"影星说，"直到她病危，死前，我到她床边，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跟她两个人，把几十年心里的话全说出来，好像重新活了一遍，才解开了这个心结。她，平平安安地走了，我也平平安安地活下来。"
因为工作，我一年总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在台湾。奇怪的是，我一样睡、一样起、一样写稿子，在美国却能比在台湾做更多的梦，那些梦更清晰、更丰富，也更能成为我写作的灵感。
这个人难解的现象，我想了许多年，最近终于想通了！
在美国，我不必急着去办公室，所以醒了之后，能留在床上好一阵子。心情既然轻松，又在半睡半醒之间，所以夜里的梦总在那时浮现。接着想一想、咀嚼一下，人也清醒了，也就把梦的记忆带入了白天。
在台湾则不同，才醒，就急着拿电话，打去办公室，把想到的事情留在答录机里，要秘书一早处理。既然从睁开眼睛，就没闲着，也就没时间去咀嚼夜里的梦，所以我觉得"在台湾不太会做梦"。
我不是没有梦，只是没机会想我的梦。
儿子的女同学多明尼卡·芭兰写了一本《我独自走过中国》，交给我出版。
为了让读者知道多明尼卡由美国到土耳其到乌兹别克斯坦，再进入中国，经太平洋回美的路线，我不得不在书中刊出一张她的旅行地图。
多明尼卡当时在波士顿，而书急着出版，我只好帮她画。
先去买了张世界地图，把半透明的描图纸铺上去，四边固定，再用钢笔描出整个地球的五大洲四大洋。
天哪，原本以为十分钟就能完成的事，我居然足足描了一个小时。
原来地球这么大，土地这么多。土地的边缘，又这么转来转去地变化。还有那许许多多的小岛，一个连着一个。从马来半岛一路延伸下去，跑去新几内亚，再往南，则是那大得惊人的澳洲和旁边的新西兰。
自以为已经旅行半个地球的我，到那一刻才发现还有太多没去的地方。也才发觉原本以为大的土地其实不大；本来只当不存在的世界，却又大得吓人。
在那广漠的土地上，都住着怎样的人？他们都怎样生活？怎样祈祷？怎样斗争？怎样看这个人生、这个世界？
他们对我的不了解，会不会也像我对他们那样陌生？抑或他们以我的世界为中心，我们却总是当他们不存在？
地球是圆的，哪个地方不能称作世界的中心呢？
我一边描，一边想：
我们总以自己为中心，以现在为中心，认为只有现在的自己最真实。这固然不错，只是当我们不检讨过去，不把过往的岁月摊在眼前，也就很难察觉自己的变化。
我们每天有每天的情绪，每年有每年的情怀，如同我们时时刻刻有不一样的遭遇。
我们的皮肤生了皱纹，手足生了茧子，心湖生了波纹，脑海生了浪涛。从那风风雨雨的岁月中走来，走过生命的海洋和欲望的城国，如果不把过去心灵的照片拿到今天比照，谁也难相信自己有了多大的变化。
昔日少年今白头，昔日壮怀今猥琐，昔日柔情今刚愎。我们的肚腩愈来愈大，却忘了更大的世界；我们的钱财愈聚愈多，却忘了"捐馆"的死亡就在眼前。
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因为常常在活着的时候思考过去，而觉得自己活了一生，抑或只因汲汲营营于眼前，而只觉得活了几天？
如同我的画，不排列起来看，不知自己的变化；如同我那同学，不把过去夫妻的生活想一遍，就不知相守的深情。也如同我描世界地图，不一笔一笔画过去、想过去，也就忘了这世界有多大。
当然，也如同我明明做了梦，如果不能静下心，回味、咀嚼，就只当无梦。
无梦的人生，有什么意思？
自从描那世界地图，我就常想，我心里也有张心灵的地图，是不是也该常常拿来重描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