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改变生存
作者：寇延丁
行动改变生存 第一部分
前言：什么人走什么路（1）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挂在我小学的教室里，旁边还有鲁迅的画像，两者都让我既敬且畏。上课的时候经常想入非非，有时就想鲁迅的这句话：硬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多苦啊。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知道走路不易。
所以，在我选择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就果断地做出了决定：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我选的那条路是很多很多人都在走的一条路——三十年前，进入事业单位过按部就班的生活对小城女子而言，是大家公认的最好的路。
当然喽，心里总还是会有一些个梦想的，一个或者几个梦想就像烛火一样，在晦暗的天幕下，在远远的、无路可通的地方，闪着诱人的光。那还是吃饭要粮票、出门要介绍信的年代，梦虽诱人，但寻梦上路之前失去的就已经太多，更不敢想上路之后还要面对什么，选择没人走过的路需要太多的勇气，多到我认为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具备。
既然走的是别人的路，当然要收束自己适应别人的标准，夜深人静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个“自己”跳出来嘀嘀咕咕的。“还想怎样呢？这已经很好了！”我在心里用更大的声音说。这条路已经被无数人踏成了大道，上班、下班、医疗保障、晋级、退休金……所有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在这条路上，可以从二十岁一眼看到我的四十岁和八十岁——如果我能活得那么长的话。
现在看来，我当时还是太年轻了，以为只有走自己的路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后来摔了跟头才知道，“别人的路”未必好走。
1996年，我已经在别人的路上走了十多年，在一个小单位当会计，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改变了我。承包人假造票据中饱私囊，被我发现了证据。当时自觉聪明：他蒙过了所有的人，怎么就蒙不住我呢？我向上级单位举报了承包人。举报的结果，不是承包人被制裁，而是我，我被制裁了——因“工作表现不好”下岗。这让我对自己的智商绝望：我头盖骨里面长的，根本就是猪脑。
事情弄到这一步，后悔也晚了。我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小城，一个人在小城里生活了三十年以后，绕来绕去的人际关系会将小城变成一个村庄，在这个“村庄”里若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别人是一定会知道的。我下岗不仅丢尽了自己的脸，而且牵累了父母与兄弟姐妹甚至包括亲戚。这需要太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当时我想的不是出路，而是——不疯。这才是我的当务之急。
为了不疯，我开始寻找寄托，憋在家里做服装设计、写字。服装设计多次参赛获奖，然后就放下了；写作一直没停，伴我熬过了漫长的等待，也熬过了终于能够上班之后“改造察看”的日子。即使智商再低，我也知道自己难熬回“正常人”的地位，要想在这个村庄里挺起腰杆活着，只能想别的办法，我停薪留职，去了电视台。我那时候还是脚踩两只船，心里想的是，最好能够留在电视台，实在不行还可以再回单位。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一年后就拍案而起，炒了自己，也没有回原单位，而是做了自由撰稿人，卖文。
也许是“性格决定命运”吧，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儿，居然在别人的路上总也走不下去，稀里糊涂就钻进了沓无人迹的山沟，经历了高原、山区、农村、军队、事业单位、企业，做过士兵、会计、保管、小职员、记者、服装设计、无业人员、自由作家、独立制片人……我居然拥有了同龄人里堪称丰富的一份履历。
前言：什么人走什么路（2）
不知不觉间，我成为国内最早从事残障美术家推广的人，快到四十岁的时候，我又一次面临选择：停薪留职政策取消，要么辞职，要么回单位上班。
我在两难间考虑了很久。
我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一次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不管选择了什么都是不归路。
在我的考虑中决定因素是：我花眼了。三十八岁就开始花眼，说明我生命的节令已经提前立秋，岁月给人的从来都只是裁决，没有商量的余地，这个裁决告诉我：现在不做，这辈子可能就没机会了。
我用辞职迎来了自己的四十岁，离开家乡去到北京，注册了一个名叫“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的非营利机构，专门做残障美术家推广。完成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残障美术家的纪实作品，办了一系列展出，拍了相关的纪录片，推动残障美术家成立了自己的自助组织，出了第一套残障美术家画册；5·12地震后，又开始长期关注因震受伤青少年的工作。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就这样一路做事、一路采访和写作，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完成了几本关于NGO的书。但我承认初上路的时候，心里还是怯，想通过别人的经历学点做事情的方法，也是在用采访和写作为走在路上的自己寻找一种陪伴。我自己的感触是：别人的经历可以借鉴、方法可以学习，但说到底，“自己的路”必须自己走。一定会碰很多壁，经历很多难处，不仅是脚、可能连心都会伤痕累累，而且，谁也不能给你打包票，这条路一定能走通。
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要走自己的路，走一条仅属于自己的路呢？那是因为，在自己的路上除了苦和痛之外还有快乐。一直喜欢“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这句话，在梦想的引领之下，走自己的路的人，在苦与痛之上，可以享受到追寻生命自由的高端体验，是幸福的。我自己体验到了这种幸福，太多人的经历让我看到、触摸到了他们的幸福。
十年下来接触了数百NGO人，对他们而言，我的记录只是他们路上的一些脚印，对我而言，这些文字像是一个驿站。走进驿站并不意味着就此可以有人陪着或者带着自己走，驿站只能让人从先行者留下的炉火中得到一些温暖，从他们匆忙中留在墙壁上的片言只字中得到鼓励，然后，不管第二天是不是雪霁风停，还是要独自上路的。
喜欢史铁生的这句话：“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给路。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用一种解释。”人生在世，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的行走中得到体现的。也许我们会像张锦雄一样经历对自己身份认定的痛苦，像邱璐和曲栋一样经历纠结与选择，像李波马小朵一样一波三折，但是，什么人走什么路，这是命定的“劫数”。想清楚了，就上路吧。跟随梦想走，跟随你内心深处的召唤走——只要走，就有路；只有走，才有路。
成为托起这个行业的水
“为村庄配备一个1000册规模的图书室，目标读者主要是青少年，需要多少钱？选配包装需要多长时间？”
——“建一个千册图书室需要一万元。我们有适合不同阅读对象的系统书目，有数百家出版社的3000多个品种备选书库存。资金到位后，我们可以用三到四天完成选配、包装，并发送到物流公司。”
“为每个班级配备一个图书角需要多少钱？多长时间可以完成前期工作？”
——“每班图书角70册左右，包括一个书架，共需一千元。我们常备适合小学不同年级阅读的图书角图书包，立即就可发出。”
“委托你们做图书选配发送工作，需要多少费用？”
——“全部书价的5%，如果建一个万元图书室，服务费用500元，一个千元图书角只需50元。”
“图书多长时间能够送到我们这里？”
——“最晚一周可以送达接收县城。……
提出的问题可能来自天南地北不同的角落，需求也各不相同，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为农村地区建公益图书室或者农村学校建班级图书角。回答问题的是北京的“公益图书中盘”，一个专门为中国乡村图书室的建设搭建的专业平台，提供书目服务、图书采购、藏书配置和物流运输的专业化非营利平台。
这个公益图书平台的发起人就是邱璐。
不走难过路（1）
有个著名的段子：“我家门口有道沟，很难过。”接下来的一句是：“再难过，也得过。”而邱璐没有这么做，折转身，要去找一条不让自己难过的路。
她的读书经历和职业经历一直一帆风顺，北大研究生毕业，在中华书局工作五年后辞职，在科学出版社工作五年后再次辞职，分别是最好的文科出版社和理科出版社。邱璐编的书获国家图书奖，年纪轻轻就赢得了这个行当里的最高荣誉，在单位也是个做得不错的中层负责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很难过”、“难过的不得了”。回述自己的职场经历时，邱璐反复提到了“难过”这个词。
“我非常非常喜欢编辑这个工作。我想做的，是那种学问型的编辑，做那种慧眼识才的事情，能够通过我的手，把人家抽屉里的好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流传于世的好作品。”邱璐娃娃脸，短发，那种中学生的发型，这样的脸上是看不出年龄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从她的嘴角荡起一波笑纹，把圆圆的眼睛挤成了两轮月牙，就像一个孩子，在吃一块很甜的糖。但是，做编辑的十年里，她吃到的这样的糖太少了，整天不得不面对的，是紧跟市场节拍追着利润走的教材教辅，是东拼西凑前后矛盾的“学术论文”，和整段整章从网上抄来的博士点“科研成果”……“我真的很难过。我生活的意义在哪里？虽然不缺钱也不缺地位，但我总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浪费了的，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人的生命是浪费了的。进了办公室你看吧，一个个埋头工作，我们工作量压力大得很，而且每年都要加码，那真的是埋头工作啊——那些刚毕业的、鲜嫩嫩的孩子，每个人都低着头，每天都是在数那些字数，算我做了这些能拿到多少钱。我看《肖申克的救赎》，觉得我们的大楼，就是一个大监狱，我们都是里面的囚徒。我太难过了。”
难过的不只邱璐一个，大家的感受都差不多，或多或少，每个人心里都一种东西跃跃欲试，但再一转念，想想收入、职称，想想房贷和未来就又忍了下来，在难过面前，总得找到自己的过法。发发牢骚，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再难过，日子也还是要往下过。邱璐也曾经试着调整自己，忍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觉得不可忍受，必须找到一种让自己不再难过的活法。
2007年底，邱璐在网上看到一个叫“天下溪教育研究所”的公益组织招志愿者，为农村地区建社区公益图书室和中小学公益图书室。“我们希望一所乡村图书室能为一个村庄/学校带来某些积极的变化，因为我们相信阅读能让人开阔视野，丰富生产和生活知识。”那时候，邱璐对公益完全不了解，但这事情跟书有关，自己也很认同这句话，就报了名，开始慢慢了解“天下溪”和“公益组织”是怎么回事。
“天下溪”是一个关注教育的民间公益组织，“乡村图书室”劝募城市白领给自己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最早与邱璐接触的乡村图书室项目负责人说，她一个人无力应对巨大的需求，需要再找一名兼职或者更多的志愿者来配合。
“巨大的需求”这个说法，一开始让邱璐多少有些意外。她在出版社工作多年，每年都会接到新闻出版署要求捐书的通知，支持贫困地区和农村义务教育，累积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那么，这个“需求”在哪里？“天下溪”做的这个事情，跟国家有什么不同？
不走难过路（2）
国家捐书一般是捐给学校，一般的中心校有图书馆或者图书室，但规模较小的学校比如村小可能就没有，属于村庄的社区图书室几乎是个空白，这真的是一个巨大到难以想象的需求。“乡村图书室”是2003年由“天下溪”的志愿者梁晓燕、徐晓、王小平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致力于为改善乡村教育提供最为基础的公共教育设施——社区公益图书室和中小学公益图书室，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三千块钱给你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希望那些告别土地走进城市的人，除了自我发展，也能用这种方式回馈家乡。乡村不仅向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赖以生存的食物，也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这片土地上最优秀的年轻人，恢复高考三十多年来，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才俊告别土地进入城市，已经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些村庄精英在进入城市自我发展之余，回馈亲人的方式可能有很多，“天下溪”做的，是邀请他们“给你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不仅支持到自己的家人，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身后业已远离、甚至是正在凋敝的土地，不仅要求你捐钱，如果是在村子里建图书室，还要求捐赠人先找到一间可以做图书室的房子，要求找到人兼做图书管理，还会邀请他们加入捐赠的过程，参与选书、整理、打包、发送、回访，这样带给家乡的，不仅仅是一个图书室。这本身就是一个公民参与、公民行动、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过程，每个人都是行动中的一员，在用自己的参与反哺土地，回馈家乡，参与公共事务，
曾经有一个企业找到梁晓燕，要捐出300万建1000个图书室，但她拒绝了。“我们希望这所乡村图书室是秉着平等、自愿、诚信的原则建立的，不是给予，不是扶助，而是合作、共建和分享。”乡村图书室不仅弥补当地不足，更重要的是一个公民建设的可用型的平台，这让邱璐看到了个体化的民间公益行为与大量的、集团化的国家行为的不同。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不仅仅是为了资源平衡，不仅仅是因为家乡缺图书室、缺书，如果只是讲规模比数量，别说1000个了，就是10000个也只是个数字而已，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在邱璐正式进入乡村图书室的工作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5·12地震。几乎全国的公益组织都在动，“天下溪”联合其他与图书、出版有关的志愿者发起面向灾区的“千秋助读”，紧急募集了一批图书，赶在“六一”之前送到四川。
那一次，“千秋助读”一共在灾区设立了50多个帐篷图书室，邱璐头一回做公益，没想到赶上了这么样的一件大事儿。她从单位请了假，全程参与，从在北京接收图书、装车皮发运，到成都后又负责分类发放。邱璐在成都，每天接待不同的NGO组织和志愿者团队，按他们的需求分拣图书，再由他们想办法把书送到灾民和孩子手里去。对中国民间公益和NGO原本所知不多的邱璐在短时间里接触了大量参与救灾的一线机构，地震之后百万志愿者、上千公益组织聚集到四川，环保、妇女、卫生、教育……紧急救援阶段不同的组织都在做近似的事情，热情高涨，人人投入，忙得不可开交，也乱得不可开交。面对那么大的一个事件，头绪那么繁多的需求，任何一个机构、一个团队都无法完全承担，很多的团队和个人形成一种接力的状态，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机构各负其责，像“天下溪”这类在北京有图书资源的在北京募集并运到四川，然后把信息发布出去，发布给那些已经在帐篷里开展工作的一线组织。叫第三部门也罢，叫NGO也罢，整个公益事业、公益行为就像是一个大拼图，不可能一家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希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合适也不专业，不同的机构和个人都像是这幅“拼图”里的一个部分，各有自己的专业和分工，拼成一个完整的图。
那时候邱璐还在出版社上班，回到北京接手了乡村图书室的运作，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志愿服务，暑假期间又请假去了一趟四川。这一次，她有机会去到了灾区一线，带了二十多位志愿者下到安置点亲手去建图书室。邱璐带着志愿者们在板房、帐篷或者农户的房子里，自己动手拆包、安装书架桌椅，她带的志愿者都是即将去国外读大学的高中生，需要有参与志愿服务的经历，邱璐愿意帮助这些即将远渡重洋的城市孩子利用这次机会，不是被动完成一样任务，而是真正接触到灾区，了解这片土地。
这一次真正进入灾区一线，接触到不同NGO组织，了解那些在帐篷和板房区开展工作的一线机构的日常工作和面对的问题，女性问题、医疗知识、儿童教育……需求很多，显然任何机构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可能由一个机构独力筹募所有的资源，应该有无数“天下溪”这样的机构为一线组织分别提供不同的服务，甚至，天下溪目前在图书和阅读相关议题所能提供的服务还是远远不够的……
每次去四川都是高强度的工作，还有太多信息和情感的撞击。刚刚经历了地震的灾区满目疮痍、余震不断，四川山高水急，通往汶川地区的路都是劈山建出来的，本来路况就差，因为地震和随后多次塌方泥石流多次被阻断，断了修、修了再断，人走的永远都是“刚刚修好的路”。一边的山坡偶有滚石，另一边陡峭的山崖下是奔腾岷江，走这样的路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并不夸张。路上隔不多远就会有人值守，来往车辆只能分路段、分时段通行，在等待通过的时候，看着脚下奔腾的岷江，人变得特别易感，实在觉得孤独害怕的时候，邱璐就给单位的同事和领导打电话。“邱璐你快回来吧，我请你吃饭”、“邱璐你下次带上我的孩子一起去”，还有人幽幽发出一声叹息：“邱璐我真羡慕你，你好有勇气”。
转过年来，邱璐2009年初向单位交了辞职信。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要离开这里，去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到自己的“水”（1）
“天下溪”的名称源自老子的那句话“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素来认真的邱璐做事之前要先想想清楚，反复琢磨这几句话，觉得“为天下溪”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太难达到了，怎么样才能为天下溪？自己如何跟这个机构的理念、跟这种境界匹配？全国的公益组织已经有很多，天下溪的定位应该在哪里？慢慢再琢磨后面那一句，“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就是你要退后，你要降卑，你要在最低的下面去滋润，就像溪水一样，不去争竞，但你要去滋润。嗯，这样，蛮好。邱璐喜欢这种状态，在纷繁的世界里，愿意守着这个雌，像水一样在最需要的地方去做滋养。特别是，所做的事情又与书有关。
那么，自己进入到公益领域之后、在天下溪这个机构里，自己在公益“拼图”中的位置在哪里？怎样才能把自己的这块拼图做到最专业、最好？
在接触到乡村图书室这个项目之后，邱璐一方面认同项目理念，另外在担心这种做法的可持续性，对于自己所提供的图书的品质，也有一点儿不安。
每个出版社都有一些库存书，里面也有许多经典的名著、有好作品，梁晓燕、徐晓和王小平都是资深的老编辑，是从事出版业多年的专业人士，她们拿出时间和精力带着志愿者专门去出版社的库房淘那些三折、二折甚至是一折的库存书，三千块钱诚然不多，但能用这笔极其有限的钱配备一千册左右图书。三千块钱门槛不高，只要有心，都可以参与，在公众对公益事业了解有限、“乡村图书室”刚刚发起的开创期，“门槛低”+“鼓励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随着图书价格上涨，好书的库存也有限，这种方式很难有可持续性，更难满足快速大量的需要。
“天下溪”的乡村图书室是国内最早的专门面向乡村推动公共图书室的尝试，慢慢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农村教育的公益组织，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在乡村开展其他工作的公益组织，不管是从事环保还是做生计项目、或者关注女性问题、从事老人、留守儿童相关的工作，也会关注到乡村的文化需求，当初发起“乡村图书室”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水利万物而不争”，那么我就要考虑另外的事情了，看看在当下，以我们能做什么？应该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做些什么？
许多公益组织需要兴建图书室的时候，会来最早从事这一块工作的“天下溪”取经和请求帮助，有的是希望提供书目，有的还想委托天下溪配书。而这个项目的操作方式决定了很难按照既有书目配书或者快速批量配书，因为他们的书，都是一本一本从不同的出版社库房里淘来的。
去出版社会库房挑书是个辛苦活儿，邱璐不怕辛苦，也不反对一本一本挑书，恰恰是在自己动手挑书的过程中会发现原来那种大批量、统一配书的做法有多浪费，就拿跟农村生产相关的技术书来说，有关农村的书可能讲的还是早已经淘汰的老机型，与种植相关的书，南方的作物与北方根本就不一样，是必须有针对性地挑选的。认真挑书、确定书目很重要，她也愿意做这样的工作，让邱璐不安的是，为了少花钱多办事，发往乡村图书室的书百分之百都是库存书，虽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尽可能保证内容品质，但书的印制、版本、品相是比较差的，不会产生让人看后“两眼一亮”的感觉。特别是其中的少儿读物，让邱璐觉得尤其遗憾。
到自己的“水”（2）
邱璐和老公都是爱书人，他们都喜欢买书、看书，也都喜欢美食，邱璐常爱把选书比作选食材，“宁食仙桃一口不要烂杏一筐”。邱璐的女儿刚上小学，也很爱书，孩子读书不是“教”出来的，而是他们夫妻潜移默化熏陶的结果，也是被精美读物吸引的结果。邱璐和老公给女儿选书很挑剔，从内容到形式都非常精美，美味面前谁都会胃口大开，孩子自然而然被吸引。精美的少儿读物定价都很高，被邱璐称之为“高端营养”的少儿绘本定价都在30元左右，而乡村图书馆平均三元一本的价位是不可能配备这样品质的图书的。
国家在大量建基层图书馆，也有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在农村基层开展工作要建乡村图书室，与当初发起这个项目时相比，氛围形势有了变化，“天下溪”能够做什么？我自己加入进来能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乡村阅读这块“拼图”里，如果国家大量铺盖，民间公益组织就应该做精选、核心，成为让孩子们、让农村的读者自我教育的食材。天下溪的强项不是做基层一线的扎根工作，但汇聚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优秀的两代出版人，有出版专业知识和网络，应该成为给一线公益组织提供不同类别方向的图书书目、配送物流和阅读培训的平台。邱璐找到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我就做那个提供最好食材的那个人，水要利万物而不去争，那么，这一本本最好的书，就是我的水。
邱璐开始勾画未来的“图书中盘”。它应该是一个中间环节，一方是农村的需求，另一方是关注农村阅读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公益组织以及志愿者团体；它做的事情是为中国乡村图书室的建设搭建一个基于书目服务、图书采购、藏书配置和物流运输的专业化、非营利的平台；这个平台的特点是能够适应乡村图书室建设过程中小批量、多批次、非标准化的图书采购需求。得到了“天下溪”的支持，邱璐准备自己拿出十万元做这个中盘，她一直认为，做公益，不可能只是工作、不可能只是完成任务而不用心，她不但要投入时间精力、投入心，觉得一定的成本投入也是非常必要的。
2009年，心平公益基金会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专业从事阅读推广的非公募基金会，由企业家段永平刘昕夫妇个人出资成立，面向中国广大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集中的中小学，与公益伙伴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帮助这些学校建图书阅览室。
“心平”不仅是国内首家专做阅读推广的基金会，运行方式也很独特，做了很多与阅读推广有关的支持工作，在提供资金支持时也不像既有的基金会运作模式一样根据自己的项目板块接受申请，而是会主动寻找那些关注农村阅读的机构，先“选对地方找对人”，再根据他们的需求提供支持。对“心平”而言，在“天下溪”这样的机构里，有像邱璐这样有资深专业背景，愿意全心投入做这样的事情、并拿出精力专做书目研究的人，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机缘：“这跟所有的资金关系都不一样，是心平的一个需要”， 松代表心平基金会主动提出为邱璐的设想提供十万元资金支持。
邱璐的想法最后定名为“公益图书采购中盘”，名称中甚至找不到“天下溪”三个字。因为她和“天下溪”的同仁们希望这个平台是开放的，为所有服务乡村教育、乡村图书馆的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团体服务，是超越机构、超越组织的。可能每一个图书室都不是我们建的，但每一个里都有我们，像水一样，在滋润。
水，流向哪里？（1）
“公益图书采购中盘”2010年1月成立，尽管得到了“心平”的资金支持，邱璐还是投入了自己的十万块钱。她在西南物流租了库房，有两位专职员工负责物流。这个中盘不做项目申请，只做面向不同需求人群的书目研究、图书储备和发送物流，专为有需求的公益组织服务。邱璐读书爱书，在书海中披沙拣金是她的长项；她熟悉出版业，了解其中的窍门，与此有关的猫腻也蒙不住她。很多机构在申请到图书项目支持后，委托图书中盘提供书目，做图书选配和物流。到2010年年底，公益图书采购中盘为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100余所中小学校和社区采选了超过11万册的高品质正版图书。
通过对已有图书室的调查，阅读人群集中在少年儿童，成人能够从外界获取阅读资源的机会也相对较多，但面向儿童的专业阅读推广仍然是个空白，而青少年时期又是影响人一生阅读习惯的时期，公益图书中盘聚焦儿童阅读，特别是小学初中阶段的阅读。目前已经有了3000多个品种的库存，常用的书有七、八十本副本量，有针对不同读者群的推荐书目。任何想做图书室的机构，只要资金到位、需求明确，三到四天就可以完成选配、包装、发货，加上物流中转时间，一般最晚十天时间能够到到达当地县城。图书中盘把自己进货的价格和物流费用明明白白提供给委托机构，并加收5%服务费，一方面大大降低了一线机构的执行成本，同时也能用于维持图书中盘自身运行。
很多接受了“心平”资金支持的公益组织都委托图书中盘选配图书，通过这些精美的书能够看到是在用心做事情，经常有老师和回访的志愿者对“心平”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捐来的书太好了，孩子们可喜欢了！”“自从心平的书来了以后，孩子们只借这些书来看，很快就都翻旧了”。也会有老师的感谢信和孩子们的小作文飞到基金会，表达他们心中的谢意。图书中盘的运行效果远远高于“心平”的预期，它不仅为心平基金会支持的公益项目服务，也是一个面向所有关注乡村阅读的公益组织开放的平台，在阅读这块公益拼图中发挥着关节、枢纽的作用。运行一周年后，“心平”根据中盘财务运行状况，再次主动追加了5万元，用于2011年度运行支持。预计2012年度，如果每年发送图书量能够稳定保持20万册左右，中盘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可持续运行。
除了选书配书，邱璐另外一块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做阅读培训。最早面向农村地区专做阅读培训的公益机构是上海的“微笑图书室”，他们在建设乡村图书室的同时，专门在农村基层做面向当地100名乡村老师、覆盖1000名学生的初阶阅读培训。 “天下溪”的阅读培训课每年利用假期在城市举办两次集中培训，面向全国关注阅读推广的农村学校教师和图书管理老师，属于深耕高阶阅读培训。培训费用都由“天下溪”负责筹集，每次做培训搞讲座，面向所有做基层阅读的公益图书室开放，不管是学校图书室还是乡村图书室，不管你是不是曾经从图书中盘进过书，不管是谁支持的项目，都可以申请参加。“天下溪”和邱璐在这个问题上高度开放，“公益需要很多人来一起做，这就是为什么叫公益而不是私益，不管是谁的合作伙伴，我们希望做的是让这个行业有整体提高”，只要是有志于阅读推广的老师和图书管理员都可以参加。
水，流向哪里？（2）
包括一些国家级基金会的培训项目，需要邱璐去做培训的时候她也从不推辞。这些基金会配书的时候往往都是大手笔，一个图书室花10万、15万很寻常，但使用效果却不理想，他们自己也很困惑，希望邱璐提供书目，也邀请她来给自己的项目点的老师和图书管理人员做培训。对于自己研发的书目，邱璐早已公开挂在网上，邱璐做培训总会自己带很多书到现场，都是精美绘本、教师朗读手册或者阅读教材，在培训开始之前，每个桌上都会放上一本，看完了眼前的内容，大家再串着换一换，她要在自己的培训过程中，保证全场人手中都有一本书。这些书都是她自己买的，声明培训结束后是要收回来的，但往往收不回来。有一次，一位老师从一楼培训教室一直跟到邱璐住的四楼，他就是想要那本教师朗读手册，“有了这本书，我回去也可以给孩子上阅读课了。”邱璐的培训偏感性，不很讲究培训过程的技术化，最后一个环节是请大家闭上眼睛，带大家一起回想：我们为什么当老师？我们跟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从孩子身上得到了什么……这些或多或少触动了大家个人生存和应试教育压力之下的被遮蔽的东西，很多人流泪了。虽然培训之后，大家还是要回到各自的生活之中，邱璐还会通过邮件沟通和好书QQ共享等方式，保持与大家的互动并继续提供支持。
邱璐也有拒绝继续提供支持的时候。
有次培训结束，一位老师问她：“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邱璐一开始没听明白，请他讲具体一点儿。那位老师说：“继续给我们提供支持啊。后续怎么给我们配书、怎么给我们培训。告诉我们，应该读哪些书？我们应该怎么指导孩子们读书？”
邱璐说我们只做第一步，第二步应该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
“你们不能这样！把我们带到这条路上就不管了。这岂不是很不负责任的吗？”
刚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邱璐一开始有点儿愣住了，后来越想越清晰，非常有勇气地说：“这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就是把你们领出来，带到这个道路上，如果你的观念没有转变过来，那是我的责任，但是你的观念都已经转变过来了，你还要我负什么责任？如果说我不负责任的话，我就应该这么不负责任。要想一想：你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呀，孩子们都是你的孩子呀，这个责任是你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呢？”
他想了半天：也对。
这位老师回去后，在网上找了好多资料，也在学校做了很多工作。后来联系邱璐：“现在我已经想到了第二步应该怎么做了：要在我们学校搞培训，把我们的学校的老师都培训起来，一起给孩子上阅读课，请你来给我们全校做培训。”
那好！定下时间，邱璐去了那个学校。
“水利万物”，水，应该是辅助、滋润，谁才是主体？公益图书室是给谁建的、为谁建的？怎样才能在乡村真正发挥作用？
早年自己建的乡村图书室，加上后来“图书中盘”支持别人建图书室，“天下溪”这些年来经手的基层图书室有300多个，邱璐发现，那些用得好的，房子、环境，甚至书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人，只要有了非常投入、非常热心的人，就能发挥很好的作用。现在，对农村文化的关注越来越多，个别村子里，有时候会发现有两三个图书室，有国家建的、有公益组织建的、有当地人自己的图书室，规模和硬件一般是从前到后排列，活跃程度则相反，能够对当地产生最大作用的，往往是老乡自己建的。为什么？有人。人是最关键的因素。山西麻田有个张小宝，从多年以前就一门心思要建图书室，为这事儿卖过粮食卖过树，跟家里人吵过架，他图书室里的书有买的、有捡的、还有跟人讨来的。后来，他在很多组织帮助下把家里的房子改成一座两层小楼，把整个一层专门拿出来做图书室。
水，流向哪里？（3）
据北大图书馆系的一个调研，这样的民间图书室，全国有300多家。这个数据带给邱璐好大的冲击：公益组织也到处在建图书室，在喊本土化，但有时候恰恰忽略了这片土壤里自己长出来的东西。我们为什么把他们遗漏了？
邱璐开始尝试与那些民间图书室接触，不是说“我想怎么做”，而是问他们“你有什么需求，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同时也做一些转介资源的事情。比如把心平基金会正在推广的乡村学校班级图书角项目介绍给张小宝。班级图书角是针对小学的需求，小学六年有六套书目，每个年级选70-75本书，在开展图书角活动的学校，每个班级都配一个小架放在教室里，方便孩子随时取阅，一个孩子在小学六年间有机会接触到500本优质图书。这个项目由“心平”提供资金支持，“图书中盘”负责选书配书发到麻田，将张小宝图书室作为当地班级图书角项目的总库，再以他的名义，在每个班级设置图书角并定期轮换。张小宝的妹妹就在当地小学任教，她和家人一直不认同哥哥的“异想天开”，现在通过配合哥哥执行班级图书角活动，觉得他做的事情好有意义，家人关系改善了，她还鼓励自己的学生放学后到哥哥的图书室去读书。
2011年暑假，邱璐又将“西部阳光”的志愿者短期支教小分队介绍给张小宝，他们住在图书室二楼，每天带着孩子们读书做游戏，最后还在村子里给全村人做了一场汇报演出。张小宝一开始不敢去看：“就我们这些小破孩儿能演出什么来呀”。后来，看到自己村庄的孩子们表演的绘本剧，全村老少像过节似的。民间自发的力量和公益机构的力量结合起来，比外来机构那种空降兵式的打法，效果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邱璐特别喜欢“水”这个词，水是流动的，哪个地方有需要，自然而然聚过去，等到更多资源过来了，这水又流去别的地方，“也许，这就是天下溪的使命吧”。“天下溪”不仅致力推动乡村图书室建设，也向不以城乡为区分标准、只强调面向社区提供阅读的“快乐小陶子”流动儿童图书馆提供了支持。
“快乐小陶子”取意陶行知先生“人人参与教育，人人贡献教育，人人享受教育”那句话，是一个以绘本为载体、以阅读为手段、以促进全民阅读为目标的志愿者成长支持服务体系，给0-14岁儿童提供阅读服务。“小陶子”为每一位（组）志愿者配备一个大箱子，里面有50本精美绘本和垫子，还有志愿者的统一服装（卡通帽和围裙），是一个小型的儿童流动图书馆，可以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在社区的大堂和空地摆开，甚至还有志愿者把图书馆拖到地铁里，在四号线上给孩子读书。“小陶子”的发起人的这个构想很长时间没有找到支持，“天下溪”觉得给儿童提供一个社区图书馆的意义不仅止于阅读，是“天下溪”的“水”应该流向的地方，决定先把事情做起来，就投入了最初的启动资金。后来事情做的效果非常好，渐渐有基金会开始支持这个项目，“天下溪”就又“流”走了。
邱璐爱说“拼图”这个词。当“天下溪”初创乡村图书室项目从无到有做推动的时候，一竿子从出版社插到了乡村读者，从筹款到志愿者动员、执行到回访，经历所有的环节和因素，这样五脏俱全的执行方式不是“拼”图。等到有了大量的一线机构（如“一盏灯图书室”、“走进石门坎”、“秀水镇爱心关怀”“浚县蔺其磊图书室”），有了专门支持阅读的基金会（如“心平公益基金会”、“陈一心家族基金会”），有了专门从事阅读课研发与推广的机构（如 “微笑图书室”、“亲近母语”），有专做基层标准图书室和图书管理软件开发的机构（如“真爱梦想”、“一公斤捐书网”），而天下溪也转而用这种方式发挥作用的时候，让人看到了一幅拼图的模样。把善意的愿望变成行动，把钱变成书、变成推动乡村改变的文化，是一个一环扣一环的过程，我们不光是来作好事的，是要来把事情做好的，而且还要带动这个行业的整体专业水准的提升。
邱璐很喜欢自己目前的活法，也喜欢“天下溪”的氛围与同事，为自己内心深处的愿望做事情，带着对这个世界和彼此的尊重和敬意生活，不急、不争。在问到对自己、对公益图书中盘未来的计划时，她讲了一个故事。
邢台永年是个武术之乡，梅花拳基地故城村素有自治传统，这里的乡亲们关注公共事务、热心教育，好多年前当地村民就自发捐钱修了周边最好的学校，村子里还缺个图书室，得到了“心平”基金会的支持，“天下溪”给村子捐了1200册书，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为了迎接这批书，村民专门修了一座二层楼做村子里的图书馆。在房子修好之前，那些书已经被借阅了无数次。这才是真正的乡村文化，是这片土地自己的生命力。“接下来天下溪会注重与乡村已有民间图书馆的合作，如果能够把外部资源与当地的需求和当地的人结合起来，很难想象将会焕发是怎么的活力。到了这一步，也许公益图书中盘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到时候，是不是又要去做别的了呢？”
释放生命的创造力
老早就跟曲栋通过电话和邮件，只是一直没有见到，直到2009年冬天在广州不期而遇。
在广州约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就去ICS办公室吧”，与公益相关的人约在ICS，就像平时人们把见面的地点约在茶楼、或者咖啡厅，ICS人来人往，是广州公益组织的社交场所。“ICS”是广东的“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简称。
想一句话说清楚ICS究竟是干什么的会很困难，看名称是大学里的一个研究机构；老早以前听说他们在做NGO能力建设相关的培训，那应该是个培训机构；我2006年第一次来广州做残障美术家展出就得到了ICS的支持，联系了活动场所、服务志愿者还有支持资源，感觉到这个机构在广州神通广大，与公益相关的事情无所不包，有点儿像个中介机构；后来了解到在这里办公的还有“灯塔计划”、“木棉花开”、NGOCN等一众机构，ICS不仅给初创公益组织提供办公场所和资金支持，还给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提供空间，再后来陆续听说，我在ICS见过的人创办了自己的这样那样的小机构，有的做起来的居然是基金会，几年后“孵化器”这个名称渐渐时髦起来，那么ICS老早就是个孵化器了……
那一次我在广州约了五个人，有认识的也有没见过的，她们有的是从ICS走出来的，有的是在ICS参加过活动，有的是ICS的合作伙伴，也有一位没有去过但仰慕已久，正好要借这次机会一睹ICS芳容，她们不约而同把地点定在ICS，好像那里是她们家的客厅。
如果说三个女人一场戏，那么那天的ICS根本就是个戏台，单单我们这个部队就六员女将，除了事先约定的人，在这里还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我进门最先看到了ICS前任总干事、现在的千禾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刘小钢，于是一进门我们就开始尖叫、狗熊式拥抱，热烈地开聊，然后，预约的人相继到来，话题被一次又一次的尖叫和拥抱打断并在之后继续。再然后，看到广西的解静进来，这可不是我们约的、纯属碰巧，跟解静一起进来的还有曲栋。正聊得热闹的一众女人站起来欢迎解静，照例尖叫、拥抱，然后转向曲栋，冲他尖叫，但没有人过去拥抱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曲栋，他比我多年前照片上看到的样子胖了不少，笑眯眯地把一双手搭在自己的肚子上，这个高高的东北大汉站在戏台中央，周围是一群兴奋地一再尖叫着的天南地北汇聚过来的女人。曲栋是ICS的执行主任，负责搭建这个戏台的人。
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找自我（1）
如果说有个“美国梦”的话，中国的年轻人会有近似的“北京梦”或者“上海梦”。对来自偏远的黑龙江小城的曲栋来说，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一个上海梦。
由于足够聪明又足够努力，曲栋一直是同龄人里的佼佼者，一路过关斩将考进复旦大学法律系，1995年毕业后留在上海，在待遇丰厚的外资房地产企业工作。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有户口、有家庭、有孩子、有房子，一个两手空空的年轻人从助理开始一路做到法律部经理，不断面对挑战，成为领导、成为主管，曲栋坦言自己曾经非常享受那个过程。
但那种新鲜感和面对挑战的成就感并没有维持太久，足够聪明又足够努力的他很快得到了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期待中的成功，但也早早触到了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和人事斗争，说到底，自己只是巨大商业机器里的一个小小齿轮，在这个巨大机器的运转规律面前，内心深处被称之为“理想”的东西显得又可笑又无力。当一切轻车熟路之后，工作和生活都进入了一种循环，“混成中产阶级”又当如何？人生就是上上班、打打牌、吃吃饭，如果说这就是所谓“成功”、就是人们追求的“上海梦”的话，曲栋觉得这样的梦想很没劲。一想到自己漫长的未来都将这样度过，在如许不真实的生活中，任凭自己的心在这错乱不堪的世界里变得麻木，空有一身才华、无穷的创造力无从挥洒，曲栋就觉得绝望：“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想要的人生吗？”
苦闷归苦闷，不甘归不甘，以曲栋的聪明不是看不透，不管曾经如何豪情万丈心比天高，数不胜数的年轻人都将一样，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在安逸的生活里被打磨成棱角全无的中年鹅卵石。
2000年9月，曲栋与几位复旦法律系师兄弟一起成立了一个为面临拆迁的社区百姓做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的公益组织“热爱家园”。这个事情的起缘偶然又偶然，由于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曲栋与几位复旦法律系的师兄弟碰到一起，然后，由于更加偶然的一个机缘，他们开始合计做点儿什么。当然，这帮学法律的人知道这是一个“非法组织”，在当时的中国，公益组织是个新鲜事儿，特别是在上海，更没有听说过NGO这个词。让人苦闷的是不像自己想象的一样能够得到社区居民热烈的响应，还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阻力。有一次，同伴老刘辑录《拆迁法律汇编》要去社区散发，有人担心惹事劝他不要去，最后都把老刘劝毛了：“不管你们去不去我自己反正是要去！”第二天，老刘进到社区发材料的时候，曲栋不远不近跟在后面，老刘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到后来才发现我一直悄悄在他身后，感动得不得了！”每回说到这件事，曲栋笑得像个孩子。
“热爱家园”激发出了曲栋人生里被压抑的创造力，他为此投入了自己所有可能的时间，搞网站、做活动、回母校联系大学生志愿者，甚至一次又一次专门跑到北京“寻亲访友”——看看人家首都的NGO里都是些什么人、在做什么事情。他通过别人做的和自己体会到的，看到一种普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生活其中的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可能性，虽然不可能决定历史发展的结果，但切切实实是在“为历史的发展创造着各种可能性”。以这种有些尴尬的身份从事民间公益事业并不轻松，但是，在面对那些所有的问题和阻力、接触到这个世界是更多真实的痛苦的同时，反而觉得自己的心变得更柔软、敏感了，觉得活着是有意思、有意义的，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里有是爱的。
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寻找自我（2）
一年、两年、三年，曲栋能够体会到自己心里那份被偶然点燃的热情并没有消退，相反，有一种力量正在慢慢长大，曲栋三十岁了，他确信这是自己人生想要的东西。想清楚之后，他要在这个东西和现实生活之间做一个选择，辞掉了外企的工作，做过一番斟酌后放弃自己开所，而选择加入别人的律师事务所。在当时的上海，全职从事NGO的工作无法养家，加入律所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自由度，把自己大半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到这件不赚钱只赚辛苦的事情上。
如果说曲栋加入“热爱家园”事出偶然，但此后所作所为则是他个性与特质的必然。后来由于更加偶然的一个机会，在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视察并指示之后，“热爱家园”名正言顺得以注册，也使得他们有机会体味现行管理体制下，有了社团身份之后的利与弊。后来，曲栋和几位朋友一起以企业形式注册了“绿根力量”，明确地把推动公民社会组织的成长作为机构目标，专门关注NGO能力建设，为民间志愿者组织提供评估、培训、咨询和网络建设。
逼仄的空间氛围、机构发展和日常工作遇到的问题都没有真正困扰曲栋，如果说这段时间里有什么纠结的话，就是自己在内心愿望和现实生活之间的摇摆。“热爱家园”最初的成员都是复旦学法律的师兄弟，情况很接近，大家都需要在“现实生活”和“公益事业”之间找寻平衡，每个人都要尝试寻找一种最适合自己的活法。看上去曲栋平衡得很不错，两边做得都很成功，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的纠扯如何煎熬。做NGO能够满足愿望，但做律师收入高，几年来一直处在这种“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切换之中。虽然他已经得到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开始有意推掉律所的事情，但这种纠结、和纠结带来的痛苦一直都在，直到2008年春天。
2008年春，律所同仁去风景优美的三清山。每年律所会选风景优美的地方做团队建设，为大家充电。同仁们用这段时间在山水之间放松自己，然后重回十丈红尘继续“战斗”。而这一次，曲栋把自己完整地交给了心中的那些纠扯，空对满眼美景，把自己坐成了一个“思想者”。他面前摆了两样东西，一样是NGO的事业，是理想，或者称之为生活的意义；一样是律所的工作，赚钱，享有更好的物质生活。这些年来，让他身心俱已疲惫不堪的是一直想两者兼顾，如果必须做一个选择，必须放弃一样的话，放弃哪个？放弃律所的工作吧？赚到的钱要比现在少很多，曲栋觉得有点儿不舒服，那就放弃NGO的事情吧。
从最初接触公益组织到现在马上就是十年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放弃”，包括这些年来承受那些纠结就是为了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如今，当逼迫自己做出一个唯一选择的时候，没有想到会让自己面临这样的境地。曲栋更加没有想到的是，一想到这一节，心里居然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放弃NGO生活就失去了意义，做律师赚钱究竟是为了什么？甚至，我还活着干什么？”曲栋决定把所有选择的烦恼都留在三清山，不再继续纠扯这个问题：全职去做NGO，过一种内心愿望与现实存在高度统一的生活。
在众多的邀请中，曲栋选择了ICS，负责机构日常事务和公民教育及NGO发展工作，即使是在NGO这个行当里，也不是待遇条件最好的，但这里做的事情和做事情的方式能够最贴近自己的愿望：“我的生命存在就是为了和更多的青年人一起，通过更多的公益服务，一起实现中国的公民社会”。
在现实世界里陪伴理想（1）
如果不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愿望讲和，不与自己的理想讲和，一个人不可能找寻到心灵的宁静。看上去是在两种并不严格互斥的可能性中做出的取舍，其实，对于曲栋这样的人来说，是别无选择，他只是在寻找能让自己心灵宁静的活法，不如此，就会觉得生活不爽、不舒服、不完整。在ICS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也许更多更琐碎，但曲栋能够体会到自己的心很安静，在繁忙的工作节奏里过上了一种平静的生活。“尽管我的工作中、生活中还有着非常多的困难与艰苦，但我的脚可以踏踏实实地走在土地上，我的心可以平等、真诚地和身边的人交流，我的生活可以有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不管是在绿根还是ICS，曲栋的工作主要是对NGO提供支持，接触各式各样的年轻人，与他们一起面对如自己当年一样的无穷无尽的困惑。同样的青春年华，同样的理想与现实的纠扯，与自己当年不一样的，已经进入到NGO里的年轻人更多提到的是现实生活里的问题。曲栋被称为“老曲”已经很多年了，面对年轻人的困惑，“老曲”常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没有困难”、“这些生活的困难是NGO的工作带来的吗”？
其实，就算是“老曲”，也在面对接近的问题。来到广州工作要先找地方住，他掂量自己眼下的收入，在中介提供的单子里选了两个月租一千多块的小单元。年久的老楼房、黑乎乎的楼道、窄小的房间和脏污的墙壁，曲栋脱口问人家：“这能住吗？”在看第二家之前，他先让自己想想清楚，如果顶不住这些现实的压力，就只能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去，于是说服自己换一种眼光，接受老旧的小窗户，接受水压不够无法使用的热水器。“老曲”会跟年轻人坦然分享自己当时的感受，要先想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人生选择，想清楚哪些是我们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只有这样的接受，才能让我们去面对而不逃避，让我们将我们的专注回归到自己该如何去回应和解决。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在面对生活的困难时，更多地在抱怨，更多地沉浸在自己的无力和焦虑之中。而这样的人是无法有积极的行动的，也没有耐心和平静去思考，当然也无法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两年之后，曲栋说服家人，举家迁来广州。提到自己全职从事NGO工作的感觉，曲栋一再用到了“幸福”这个词，真正过上理想与现实高度一致的生活，每天心里想的，全都是工作的事情，用上了所有的聪明才智，焕发了人生的创造力，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智都放在ICS的运行、转型与提升。
当初“绿根力量”做得最有名的事情就是NGO能力建设，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满足“热爱家园”自己的需求。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大家都有接近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推动社会进步，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体会到能力不足，迫切需要学习。怎么办？学习嘛，通常的办法是找老师来教，还有一种是同伴之间彼此学习共同成长。在当时中国的大环境下，NGO是个新鲜事物，根本没有现成的老师和培训课程，他们选择了后者，一群“最先吃螃蟹的人”扎堆取暖、互相学习。大家一起交流对公民社会的理解，学习交流项目管理经验，而且，会在更长一段时间里（三年或者更久）关注同伴的个人成长。作为主办方，曲栋对此的理解是，通过这样的项目创造了一个空间，让大家有机会彼此倾听，有共同学习，有彼此的支持也有价值观的影响，是人人互动以及个人自我内在的发现。他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觉得最为受益的人其实是自己，与在这里结识的许多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在现实世界里陪伴理想（2）
如今曲栋接触NGO已经十多年了，从青年到中年，经历了个人的困惑迷惘尝试摸索，也见证了NGO快速发展的过程，从当初“热爱家园”在上海“一百亩地一棵苗”到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涌现出来。2008年5·12地震后公益组织的抢眼表现是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十多年来飞速发展的结果，也是公益理念广泛传播、影响公众的契机，带动了民间资金的涌入以及政策的宽松，曲栋南下广州适逢广东着力推动民间公益组织成长和公民社会建设，ICS多年前就是“绿根力量”的合作伙伴，更多面对的是更富公民社会特质的80、90一代人，他们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追求自己的理想、更富创新精神且勇于实践，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对曲栋个人来说，在这个时候迎来人生的又一次转变适逢其时，因为他自己也在经历内心的蜕变，度过了个人成长的瓶颈期。作为一个带团队的人，首先要面对自己和团队的关系与问题，他有很美好的理想，思考很多问题，有段时间特别喜欢与人辨论，总觉得自己有道理，以他的聪明敏捷、雄辩和能力，这样的曲栋是强势的，给人压力，团队氛围就会有问题。曲栋还必须面对与“自我”的关系，一方面有清晰的目标和极强的行动力，另一方面也有自己天性中悲观与消极，看起来充满力量，但是内在动力不足。在朋友的支持下，曲栋参加了一些商业心灵成长课程，自己受益之余也将这类培训中的内心探索引入“绿根力量”的课程，注重个人积极心态的建设和内在力量的寻找，不仅用脑袋思考，也用心来感受。曲栋坦言，如果自己不曾经历这样的个人成长，很难具备足够的能力推动ICS的提升。这种内心成长对人的影响，会延伸到个人对机构发展的推动，而机构的发展又会影响到公民社会的发育。当然不能仅仅理解为“只要曲栋成长了一切就会变好”，但显然需要无数个“曲栋们”的成长，NGO的领导人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往往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就是在开创一个新的领域，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需要在“不可能”里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需要这个人内心强大、有开放的心态、能够接纳不同的意见、不断尝试，才有可能寻找到改变的可能性。曲栋希望通过ICS的工作，与大家一起分享生命中的思考与收获，共同经历这样的成长。
随着NGO组织大量出现，有越来越多的机构专门从事NGO组织能力建设，从最初的培训班发展到包括顾问咨询、交流访问、孵化器、领导力训练等多种形式，ICS怎么做？
最早ICS做的培训与“绿根力量”很接近，是针对起步阶段NGO领导人进行的能力建设，曲栋到来后改为支持不同省份的公益支持机构做类似工作，并重新定位了ICS的“公益领导力协力营项目”，致力于那些扎根社区的资深民间公益组织领导人的领导力提升，为那些“走在最前面”的人（具有5年以上民间公益组织领导人经验、长期开展社群或者社区服务的民间公益组织领导人）提供高端支持。他们已经坚定了投身公益领域的人生选择，并且具有长期的基层行动和服务的经验与能力，未来10年后他们将成长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中坚力量，而他们的成长将会有力地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无论何种形式的能力建设，根本都是支持人的成长。这样的成长应该是思想、行动力、内心力量等全方位的提升，是一个在团队中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曲栋在自己在过去的十几年经历的基础上，设身处地考虑民间公益组织的年青领导人成长的需求，致力于支持他们成长为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和中国公益领域的中坚力量。这样的过程，不仅是释放和发挥这些人、这些机构的生命力、创造的力过程，也是释放和发挥我们身处的时代的生命力、创造力的过程。
与恩友一起成长（1）
2008年底，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简称“恩友”）在北京顺义注册成立的时候，是个典型的“三无机构”——没有办公室、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固定业务。工商局注册大厅人头攒动，听说这样的小企业在北京每天都有上百家申请注册，一年后能活下来的没有几个。恩友的九位发起人自掏腰包凑足了开办注册所需的三万块钱，要让这个不起眼的小机构成为“NGO之友”（恩友），“通过为中国非营利组织提供财务管理的专业服务和支持，提升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能力，促进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这个新生的、小而又小的草根NGO，胸怀行业，放眼中国，人小志气大。
2008 故事从饭桌上说起
许多故事都与饭局有关，恩友也是如此。
2008年的一个春天，曲栋为手头的一个案子从上海飞来北京，约了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吃饭。
平时NGO圈子里的朋友聚餐，“吃自己”的时候居多——AA，要么有人有个由头抢着买单成心请客，被请的人点菜的时候都看着价位，这一行收入不高，大家心知肚明。我问付京平那顿饭是咋吃的，AA还是有人买单？她在电话那头哈哈一笑：“这种聚会一般是老曲请客，他是律师，有钱。”
大家从不同的地方聚拢过来，在曲栋住的亮马桥附近会齐。连他在内就四个人，虽然人不多，能聚齐了还真不容易。曲栋在北京的时间就那么几天；高天虽是北京人，但他的工作总出差；付京平呢，说她闲最闲，刚刚辞职，说她忙也最忙，正在为一件新的事情不亦乐乎；王锦辉从安徽过来，恰恰好也在北京，怎么就这么巧？
王锦辉目前在安徽某供电公司工作，这次来北京不是因公出差也不是度假旅游，是她在本职工作之外、接受一个公益组织“香港PCD”的委托来做一个项目审计，审计申请PCD资金支持的“中国发展简报”。
王锦辉和付京平都是NGO里年轻的老财务，她们接到的类似委托还真不少，有基金会委托做项目审计、培训和咨询，也有小的草根组织找到她们个人寻求支持帮助、委托记账代理的，有的时候，事情多了扎堆，一时还做不过来。不仅她们自己在忙，说到彼此熟悉的几个人，情况都差不多——看来这事蛮有市场的嘛”，高天加入进来，说如果再传播一下的话，需求量就更大，恐怕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都不见得忙得过来：“本来基金会、支持方的需求一直都有，而且它们对财务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越来越高，公众和NGO自身也会这方面的需求，天时地利，市场前景看好。你们都有财务专长，熟悉NGO，有支持方人脉，看来有必要做一个这样的组织，专门给NGO提供财务服务”。高天三句话不离本行，善做与公民社会推动有关的需求与市场分析，扶上马并送一程。他是香港乐施会北京办公室的项目干事，NGO支持是他的本职工作，但投入的热情和时间远远超出了本职工作的需要。他频繁出入并召集、推动各类NGO聚会，用线上线下各种方式传播NGO花边、正装之新闻与旧闻，热衷于推动各类虚拟和实体的网络建设，是著名的NGO交际花。
曲栋也说这件事情意义重大，公益组织公信力的问题至关重要，焦点就是财务问题。“像你们这样一些资深的NGO财务人员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不仅可以给NGO做专业支持，将来可能还会产生民间的、非营利组织的财务准则；甚至有可能联合其他NGO自律组织，为整个行业的财务自律提供标准，提升NGO的公信力。”
与恩友一起成长（2）
“不依靠别人为我们做主，也不幻想别人实现我们的期待。公民社会就是由有自决意识的公民主张自己的权利，通过自己组织起来解决的问题去推动社会进步”。高天曲栋参与其中的事情，十之八九会落入公民社会的陷阱，做事情的方式，也一定是一种鼓励参与、推动参与者自决的套路。
三说两说，饭局变成了一次工作会议，列出了一个十来人的名单，四个人分片包干各自联络。要在不改变大家现有生活的前提下成立一个机构，用各自的财务专业技能为NGO提供服务。以“提升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能力，促进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宗旨，以“中国非营利组织具有良好的自律意识，并有能力进行诚信、合法、透明的财务管理；中国社会形成对非营利组织有效的法律和公共监督的问责机制，以及对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任”为愿景。
那次还由付京平做了一份像模像样的会议记录。信息汇总和具体事务就交给了京平。
如此说来，恩友的诞生，很像是饭局上头脑一热的结果。其实，如果把恩友比作一株新芽的话，地层深处的“种子”是三年前一个叫“NPO财务支持网络及能力建设”的项目，在场所有的人以及接下来要联系的人，都与这个项目有关。
京平对干活没什么说的，本来，在这个项目里，她就是小组秘书，承担了琐碎的实际工作。“我看不到那么高那么远，我就看重自己专业性能发挥出来，NGO有需求，我们有专业能力，那就做呗。以高天老曲他们的视野，他们说是有很大的需求，那应该就是没错的。”
京平称曲栋“老曲”，其实老曲不老，不过三十多岁，大家这么叫他，有一份敬重在焉。他不仅是律师，还是上海公益组织“绿根力量”的负责人。“绿根力量”专为草根NGO提供咨询、培训、评估等支持性服务，天南地北的NGO里都有他们的学员。曾经有一段时间，面向全国草根NGO的能力培训做得风生水起，其中一个项目就是乐施会参与支持的“NPO财务支持网络及能力建设”项目，当时王锦辉是绿根力量的全职工作人员、财务主管兼项目协调人，付京平和刚才提到的一大串财务人员的名字都是这个项目的参与者。
在我国，NGO财务没有明晰可操作的非营利组织财务规范，由于规模小，资金困难等原因，很多机构没有专业会计人员，由工作人员兼任出纳，外聘会计做账，而NGO的特点是机构小头绪多，企业会计制度的下账方法与非营利有很多不同，执行过程中问题多多。“绿根力量”的项目叫“NPO财务支持网络及能力建设”，这个名称就蛮能说明问题。项目做了几年，聚起来的人都有财务专业背景，本身在NGO工作，或者了解NGO，对公益事业有感情、有期待，他们在2007年项目结束后仍然保持了联系，有每月的网络会，还在继续做一件共同的事，编制NGO财务管理手册，已经在计划成一个专门的机构，“为中国非营利组织提供专业的财务管理服务和支持，倡导和传播有公信力的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理念和制度”。
彼时付京平刚刚从一个关注智障人士的NGO“慧灵”离职，在另外一家以参与式戏剧为主要工作手法的“花旦”做一份兼职的工作。离职去花旦对她而言是个蛮重要的成长，但一直牵挂着做了多年的会计本行。
与恩友一起成长（3）
王锦辉刚刚经历了一次人生的变动，她在“绿根力量”工作三年，担任财务主管和“NPO财务支持网络及能力建设”项目协调人，平时调研、培训接触的是全国各地的公益组织，工作就是爱好，胜任并且愉快，但收入不高，一年前回到家乡，收入不错，生活稳定，但与前几年所做的工作相比总有一丝遗憾。
如此说来，恩友的诞生不是饭桌上拍脑袋的结果，而是一种水到渠成。
分头沟通之后，一共聚起了九个人，分布在天南地北不同的地方，各有自己的工作，大家约定发起阶段先不设专职人员和办公室，大家利用周末时间或者调休以个人名义做审计，有意识多招揽一些业务，为机构积累资源，发起阶段日常事务由付京平承担。
那段时间曲栋也在面临选择，他从复旦法律系毕业后一直在上海工作，有多年外企工作经历，也是一位收入不错的执业律师。曲栋离开企业做律师和发起“绿根力量”的时间差不多同步，身兼两职，都做得不错，不过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面临选择：做律师，收入高，做NGO，有成就感。曲栋心里的天平向后者倾斜，但接着就面临另一个选择：上海的机构刚刚注销，在当地已经不太可能继续做类似的事情，广东的公益组织ICS邀请他加盟负责日常工作，而他毕业后一直都在上海，老婆孩子和房子都在上海。当时，这个给别人提供支持的人，自己也正纠结着呢。
接下来就开始了“恩友”每月一次的网络会议，做更多有针对性的交流，明确了注册资金来源，个人及机构权益的明晰，收入分配比例等问题。没多久，5·12地震，这次地震震动了所有中国人，对NGO的影响尤其明显。地震后曲栋结束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去了四川，“恩友”也开始落地，决定在北京注册。2008年12月18日，经过半年忙碌，付京平拿到了“恩友”的工商登记证书。
转年春天，正在筹划成立大会的付京平接到一份审计委托“大单”。加拿大公民社会项目找到京平请她提供项目监测，这个项目在华工作10年，从中抽出了15个项目做审计，15个项目，分布在全国各地，从发布要求到提交审计报告，时间只有1个月。对于付京平个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好在现在有了“恩友”，这个委托成了机构诞生后的第一单。调动了“恩友”伙伴的力量，分组协作，完成了任务。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这次审计任务压力很大，比如付京平自己的承担的是西北一线，连跑西安、兰州和乌鲁木齐三个城市。遇到问题时你问问我我问问你，特别是老余（重庆的余剑峰，执业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关注环保）这样的高手。时隔三年，再次提起那件事情，付京平依然颇多感慨：“那种集体合作的感觉，特别有意思”，她在“特别”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虽然很累，但很快乐，有成就感，也有归属感，那种人与人之间是一个团队的感觉、那种向心力太棒了，让人体会到恩友这个机构对自己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被拉近了。这个件事情对恩友来说不止是一个项目，对我们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触动都很大”。
2009 愿望落地生根（1）
2009年6月12、13、14日，由付京平、高天、徐世元、余剑锋、曲栋、周早英、阚鸿涛、王锦辉、张振霞九人共同发起的“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恩友第一届伙伴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安徽合肥召开了。
机构名称是“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最后两个字已经明确了机构的性质——企业，是营利机构。所有发起人都很清楚，他们想做的不是一个公司而是一个非营利机构，只是因为现行法规条件下无法实现非营利注册（基金会、社团、民办非企业）才不得已用这种方式注册。
我们国家对非营利组织实行双重管理制度，若是想开办企业，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就可以开张大吉，但想实现非营利注册就没那么简单，非营利注册的登记机构是民政部门（国家有民政部、省有民政厅、地市及以下有民政局），但在登记之前首先必须先找到一个 “婆婆”——由一个体制内的行政事业机关做自己的“主管部门”，一旦出了问题，拿婆婆是问。找“婆婆”，成了实现非营利注册的头号难题：婆婆们哪个都怕出问题担责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找不到婆婆又想做事情，一种办法是不注册，不注册就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是没有合法身份不能开设机构账户，再一种办法就是以企业身份注册。“恩友”选择了后者。
工商注册就是“企业”，适用《企业法》。这会带出一堆问题。大家在最初的沟通中就已经确认，“恩友”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捐赠收入和其他所得都用于为服务对象提供支持及自身发展。“恩友”的九位发起人同时又是公司股东，成立公司的注册资金是大家自愿认捐的。虽然大家在捐出这笔钱的时候已经明确这是赠予，不要求收回，但是按照《企业法》，股东有权要求进行利润和收益分配。而且，身为一个“企业”，还需要向合作方、公众解释自己的非营利身份。为从制度上把这个问题掰扯清楚，与这份文本同时发到大家手中的还有一份《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文字不长，简单明了，全文抄录附后。
这个文本在明确了发起人权益的同时申明放弃权益，明确了这个企业注册的机构的非营利性质。一方面，不管将来如何发展，有了怎样的积累，都不会因股东提出权益要求影响机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这个文本，向合作伙伴、向公众证明机构的非营利性质。
合肥成立会议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了《恩友组织规则》，这个规则也即是机构的内部章程，是一个组织的“根本大法”，明确了恩友的性质、宗旨、工作领域、工作原则和组织治理机构。规则文本和前面的发起人协议草案都由曲栋提供，他是律师、熟悉法律条文，又有长期的NGO支持相关的工作经验，接触了大量草根机构，知道机构发起阶段与发展过程中对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需求，也了解公众的需求。这个文本经过恩友成员逐条讨论修订，参加会议的都有多年NGO工作经验，经过两年运行，在2011年北京伙伴会议上又做了修改，这样锤炼出来的，是一定程度上的治理范本，全文抄录附后。
《恩友组织原则》中，“股东、发起人与恩友伙伴”这一条，注明“非发起人的恩友伙伴不得取得股东身份”，也是与股东权益问题相照应的。最初九位发起人达成高度一致，明确放弃股东权益，不再增加新的股东，也就免去了未来可能发生的权益纠纷。
2009 愿望落地生根（2）
“恩友”最高权力机构是伙伴大会，“恩友”组织治理结构为伙伴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理事会任命总干事，总干事领导“恩友”日常工作，下设管理秘书处和项目执行小组。
产生第一届理事会后，到了任命总干事这一节，就被卡住了。在“恩友”发起成立阶段，日常事务都由付京平承担，她尚无全职工作，又任劳任怨，大家都了解她、信任她。理事会的意愿是任命付京平为总干事，但她坚拒，一方面在“花旦”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另一方面自己能力不足：“我是干事的，没有管理能力。”
作为见证了京平成长和人生变化的前项目负责人、和新的未来共同事业的发起人和理事长，自己又刚刚经历了一次人生选择，曲栋很清楚一心不可二用，开始游说京平全职投入“恩友”的工作：“第一，人的精力有限，只能专心做一件事，你必须要做出选择。第二，你的事业发展方向无疑是在恩友，不管你想怎么做，恩友都大力支持，你想怎么搞都可以，给你的空间足够大。第三，领导力不够不要怕，可以在做事的过程中成长自己。”
京平依然拒绝。当时所有发起伙伴都有自己的全职工作，在没有合适的总干事人选的情况下只能由她担当，所以京平只接受了“代理总干事”的任命。从那时候起，曲栋每次见到京平都会游说她，游说内容基本上还是那三步曲。
虽然付京平以半职身份，在恩友投入了堪比全职的时间和精力，但说到底，恩友还是一个“志愿者聚合”，一群理念接近的人聚在一起想做点什么，大家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出来做培训做审计，但怎么说都是一种“票友”行为。发起阶段这么做没有问题，不养全职不租办公室，大家自己动手为恩友积累资金和资源，也是在凝聚人心。机构成立之后继续这样走，人心就会散掉，即使完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注册，如果不能在一定时间内实现落地与转变，机构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前面说“恩友”是一个“三无机构”，这个三无还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可以解释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事没事，而“没钱、没人、没事”又是互为因果的，如果不打破这个因果链，机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成立，实际上还是空壳一个。
“恩友”真正落地，是从成立大会的那一天开始的。阿拉善SEE环保协会的财务总监张敏及两位同事列席会议，张敏不仅参加会议并成为“恩友”伙伴，还开始与“恩友”洽谈合作，他们正在寻找能够做NGO财务监测的专业机构，很快就确定了委托“恩友”执行为期一年的项目财务监测。这对刚刚成立的机构是一个重大利好消息，有了机构固定的业务。有了项目就有了钱，可以出用专职人员。SEE不仅是一个“客户”，还为他们提供了接触更多草根组织的机会，有机会实现“恩友”宗旨——“通过为中国非营利组织提供财务管理的专业服务和支持，提升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能力”。
成立大会之前加拿大公民社会项目的委托和成立之后SEE的委托都来得恰是时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恩友”这样的机构确实是有需求有市场的。
“恩友”成立后很快有了第一位志愿者付曦，这又成了一次正向推动的开始。她是执业会计师，在四大所任职，因为金融风暴的原因，四大所很多专业人员半薪在家休假，对这样的一个可以用会计专业服务社会的公益组织感兴趣，就来做志愿者。2009年9月，壹基金正在寻找合作伙伴，对30家“典范工程”入围机构进行考查，时间也是一个月，这对“恩友”来说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可以动员志愿者参与”，付曦通过她的网络发布信息，一下就有50多位四大所财务人员报名。为了帮助这些专业人员了解NGO，“恩友”设计了专门的培训课程，挑选15位报名者，由曲栋、高天进行专门的培训，并由恩友伙伴带他们执行最初的工作。他们都是资深的专业人士，业务没的说，这样的培训和带班过程，主要是为了增加对NGO的了解。
通过实施典范工程监测，“恩友”不仅接下了壹基金这样的大“客户”，也开辟了一种新的工作模式，“恩友”的工作中增加了一块新的内容，志愿者招募与管理。原来做事情都是合作伙伴亲力亲为，但他们都有本职工作，时间精力有限，承担业务内容和工作量自然会有很多限制。面向社会招募专业志愿者不仅可以突破这个限制，也是一个让主流精英人士了解NGO的过程，可以通过典范工程审核工作接触到各种各样最优秀的NGO组织，既有意思又有意义。按照约定，志愿工作会有一点儿补贴，但很多参加考查的志愿者又将补贴捐给了“恩友”，认为这样的工作给了自己一个了解民间公益组织的机会，许多人还以此与公益圈结缘，带孩子参加相关机构的活动，不仅做“恩友”的志愿者，也成了其他公益机构的志愿者。
2010 “异类”的声音
2010年9月15、16、17三天，“恩友”在泰山召开了第二次伙伴大会。
从2009年6月的合肥伙伴大会，到2010年9月在泰山召开的第二届伙伴大会一年间，是“恩友”落地成活并迅速成长的一年。有了固定的业务而且有供不应求的势头，开发出了自己的志愿者培训管理模式，也有了自己的志愿者团队，有了全职工作人员，有了与人合租的办公室，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项目”，“恩友”第一个主动申请的项目是向广东千禾社区发展公益基金会申请的“广东NGO财务状况调研”。
泰山会议是“恩友”的第一届二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恩友”三年战略规划：这颗种子活下来了，期待它长成什么样子？
伙伴大会是“恩友”最高权力机构。除了前面说到的放弃股东权益的文本，关于“恩友”最高权力机构一节，是非常值得拆出来单讲一下的。《恩友组织原则》明确规定“恩友伙伴大会是恩友的最高权力机构，恩友伙伴大会由全体恩友伙伴组成”，那么“恩友”伙伴又由什么人组成呢？似乎可以归结成一句话：“凡是有专业背景、认同恩友宗旨、愿意交费的无财务诚信不良记录”的人都可以自愿申请成为伙伴，交费标准是发起人中的最低认捐数额1500元，“门槛”不高。在伙伴权利中规定，伙伴大会是“恩友”最高权力机构，“恩友”伙伴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提案、表决、成为理事，“权力”够大的——之所以赋予伙伴这样的权力，与发起人共同认同的理念相关。为什么会有“恩友”？源自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实现内心的愿望，通过为NGO提供财务服务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是为了让它成为一个聚拢更多有着接近愿望共同情怀的人一起实现愿望的平台，在机构治理中也期待它能够实现自下而上的专业工作者自治，自然会在制度设计上给伙伴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参与决策的可能性。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恩友”就不是特定几个发起人的“恩友”，而是所有伙伴的“恩友”。所有“恩友”伙伴都是机构的主人，可以影响、推动“恩友”，只要按规则博弈，“恩友”愿意接受改变。
这次伙伴大会还有一位特邀成员，“北京一加一文化交流中心”主任解岩。由于解岩和另外一位伙伴的加入，带来了许多不一样的声音。
解岩是个非常直率的人，第一个问题直指“恩友”的定位：“恩友成立一年，你们是在给基金会打工，站在支持方立场上做审计，站在评奖方立场上提供排除依据。你们说自己是NGO之友，这样下去，你们不是NGO之友而是NGO之敌。”虽然很多伙伴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但这样的提醒对“恩友”很重要，相关的思考也体现在接下来制定“恩友”三年发展战略的讨论中，确定要用三年时间，把现在主要为基金会服务，转成25%的精力为基金会服务，75%的精力为直接为草根服务。
第二个问题指向组成“恩友”的群体：“同质化太严重。几乎全都成员是财务人员，财务人员都谨小慎微，遇事总是在考虑合规性规范性，考虑业务细节，没有想象力，缺乏开拓创新精神，在宣传方面，机构品牌建立方面，是很大的弱势”。
第三个问题指向总干事：“总干事任命不是恰当人选，京平的优势在于业务，而总干事是个管理角色。这样的任命对京平有压力，也没有发挥她专业的优势，是扬短避长”。这一点也正是付京平自己和“恩友”理事会正在考虑的问题，接下来“恩友”总干事人选将是很大的挑战，首先要求这个人懂财务，又擅长管理，还要认同“恩友”使命，但NGO行业内工资不高，想找到这样的人非常难。
解岩的每一条都引发了很多争论，有的伙伴理智上能够接受但感情不认同，有的干脆就不同意，对解岩认同度较高的“恩友”伙伴是王亮，他就是前面提到的带来了不同声音的“另外一位伙伴”。“我没有公民社会那么大的理想，我想的就是要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影响此中的一部分人。我们不要去试图想着改变国家的政策，而是要换一种思路，在这个框架下解决现实问题。就凭我们，离推动政策改变还远着呢。我们能做的就是踏实做事，帮助财务人员提高能力、发挥作用，就不错了。”
谈到“恩友’的三年战略规划，王亮大谈德鲁克。他不仅有过财务工作经验，也对管理感兴趣，曾经负责过所在企业的管理软件的开发，是德鲁克的忠实拥趸：“德鲁克对我影响很大，是我们要时常回味反复理解的。我进来之后观察恩友，它到底做什么呢？壹基金给了我们很多事情，可以轰轰烈烈做到年底，然后再做什么呢？恩友一定要产品化，实行项目经理制，一开始恩友刚成立时完全被动，到后来可以自己申请项目是一个重要的成长，但仅仅依靠项目制是远远不够的，不能总是被项目牵着走，要有自己的产品……”
所谓“恩友自己的产品”，王亮提到两个，一个是收费的管理软件，结合自己此前研制的已经在本单位交付使用的管理软件做一些调整，要先争取基金会的支持在草根机构中应用；第二个是“恩友”自己的财务培训课程。此前“恩友”做过大量培训，但王亮认为太过粗放，类似农村的复式小学，不管什么培训对象，都是从基本记账讲到报表、预算，模块很不清晰。他提出要针对不同受众开发不同课程，而且要模块化，可操作。
王亮虽然也认同解岩在总干事任命上的观点，但一再劝京平放掉其他事务，全力投入“恩友”：“一个机构在发起阶段，一定要有一个人把身家性命扑进去，才能把这个机构做起来，像解岩之于一加一。回过头来看一看，恩友就没有这个人，所有的伙伴都是外围，这种结构有问题。”
2011 “CEO TEAM”&…
2010年年底，凌晨五点，一份邮件从一夜未眼的付京平的邮箱发出，发给所有的恩友伙伴。一石激起千层浪，并在此后的整整一年里，余波震荡，拨动着这个机构。
京平在邮件里问大家：“我们成立恩友的目的是什么，还是大家一时冲动？”
“大家感觉恩友是我的不是他们的，而我认为恩友是大家的。如果是我的我就不会干，因为我顶不起那么大的压力。”
在随后召开的理事会上，京平提出辞职，不是赌气，而是身体与精神各个方面的压力都已经到了极限。辞职已经是她的决定。接下来具体的项目工作仍然会做，只是不做总干事，为给理事会留下一段反应的时间，会任职到2011年3月。
在“恩友”第一位全职工作人员胡春的眼里，京平几乎就是一台“永动机”：“不明白她小小的身体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力量，工作、工作、工作，她似乎永远都在工作，不管要做的事情多么多，从来也不抱怨，永远都是在工作。”
这些年来，“恩友”伙伴已经习惯了京平的存在，她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用曲栋的话说，京平是“恩友”的中流砥柱，有她，大家就有安全感，把“恩友”交给她，大家心里就踏实。京平用她的付出支持着机构的运行，大家忽略了，这个给所有人提供支持的人也是需要支持的。
回顾自己担任“恩友”代理总干事的一年多，京平的表述里频繁出现的词是“压力”，甚至用到了“很大的煎熬”这样的说法。
“恩友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但是，让我来领导恩友，压力实在太大，那一年多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煎熬。每天都让我感觉到自己能力的不足，这也不够，那也欠缺。我不怕做事情，怕自己能力不足。最明显的是对外交往、谈判、面对媒体时力不从心，发展到后来包括业务能力，都开始质疑自己。很多NGO都说恩友太重要了，你们还应该做这样那样很多事情，很多基金会也都说恩友成立得好呀，我们有这样那样的事情需求你们来做。但是，回头看看我们自己：我们没人，没钱，我们的理事会不理事，我们的伙伴，他们都太忙。我们的管理，就更谈不上了，我根本就不会管理……到处都是问题。外边对你的期待又那么高，你怎么办？”
泰山伙伴大会为本已疲惫不堪的京平注入了新的力量：“对我来说，发起阶段是各自为战，成立大会后的一年是被基金会的需求牵引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有了这个成型的战略规划，真正能够让人看到恩友成了一个有使命有愿景的组织，恩友作为一个机构，开始正式步入发展。”
泰山会议之后，原有项目正在进行，新的工作又铺排开来，让京平焦虑的是，回到各自的生活中，伙伴们似乎又回复了此前的状态，他们的热情好像是一下子就消退了。京平一个人承担了头绪繁杂的工作，同时又有一种巨大的孤单感，觉得“恩友”似乎成了自己一个人的“恩友”。
“恩友”有每月一次网络交流会议的习惯，合肥成立大会后京平被任命为代理总干事，名称就叫“总干事工作会议”。都是京平事先给大家群发邮件召集，大家同时在线进行交流。泰山会议后，京平分别在10月和11月召集了两次总干事工作会议，一次在她在内四人到会，另一次，在约定的会议时间里无人上线。
2011 “CEO TEAM”&…
12月18号，对“恩友”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日子，两年前的这一天注册成功，是个成立纪念日。12月初京平就发出了在这一天召集总干事工作会议的邮件，但她当时心里就有一种隐隐的感觉，预感这次会议大家都不会来。约定会议晚8点开始，京平一直等到10点，没有一个人上线，这两个小时时间在京平看来格外漫长，孤独、伤心，种种感觉越积累越浓重，觉得大家都不在乎“恩友”，不在乎自己的感受，觉得“恩友”只压在了自己身上，而自己的这种坚持又是没有意义的。
这份压力在京平心中确实积郁到了相当程度，在随后的一个小型读书会上，京平在发言的时候讲到自己的感受，忍不住哭了，是痛哭。这个坚忍内敛的人从来没有在同伴面前当众哭过，而且居然一哭不可收拾。高天也在那天的会上。
会后高天找到京平，不仅检讨自己，也鼓励京平把自己的压力向伙伴们表达出来。京平犹豫再三，才有了那份邮件。
对“恩友”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转折。
发起之初，登记证、章和支票，“恩友”的一切都装在京平的双肩背包里。如今虽然已经有了办公室、有了全职工作人员、有了应接不暇的业务、有了一定资金积累，但是“恩友”的一切，仍然还在京平肩头，总干事是她、项目负责人是她，内勤、外联、宣传、筹款还是她。很多新机构的命运都取决于某个关键人，一开始百废待兴，做不到分工明确架构清晰人员齐备，没办法只能一个人先顶着，机构存续，就看这个关键人能顶多久。对“恩友”来说，这个关键人是京平。她的请辞，是机构没有实现从最初发起阶段到正式运行之间转化诸多问题的积累。京平离职，处理得好，“恩友”会有发展，处理不好，可能就是生存危机。
“恩友”的应对方案是：成立一个以高天为首的“CEOT（CEO Team）”，在京平离任之后共同承担总干事的职责。“CEOT”由三人组成，高天、王亮、京平。高天负责行政管理相关工作，包括招人和签字审批一类的具体事务；王亮长于外联，承担与基金会的沟通谈判和业务拓展工作；京平专心做业务，这也是她最喜欢的事情。“恩友”自2011年4月起进入“CEOT”时代。
如果说“CEOT”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的话，首先是从付京平身上体现出来的。作为恩友代理总干事的她疲惫憔悴，到2011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恩友伙伴大会上，大家惊异地发现京平滋润了漂亮了，就像换了一个人。
事后回想那份引发“恩友”变动的邮件，京平说那不单是压力的释放和情绪的渲泻，对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成长。能够把自己最真实的东西在伙伴们中间做出表达。调整之后的工作模式对京平来说，比原来做代理总干事不知道要轻松多少倍。
另外一个看不到的变化是“恩友”真正稳定了。从一开始靠一个人苦撑的初创期开始转型，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
在2011伙伴会议上，“CEOT”拿出了清晰的“恩友”工作思路及策略。针对自己的三个服务对象：草根NGO、基金会和财务人员，分别向草根NGO提供工具，向基金会提供审计，向财务人员提供支持。面向不同服务对象的服务，都有分别细化的项目设计。
当然，总干事人选是这次会议的热议话题，
“CEOT”这个说法一开始是高天提出来的，因为“恩友”的Team由三人组成，又称“3T”。“恩友”伙伴们在“3T”产生后，发现这种事情在NGO里还真不少，有的还不止“3T”，甚至是“4T”、“5T”。
出现这种现象也不奇怪，一般说来，成立NGO，都有自己明确的想法，对CEO的要求会比较高，对“恩友”来说，要求这个人首先一定要懂财务，要有工作经验，有管理能力，还必须认同“恩友”理念。能够符合这样标准的人，差不多都人到中年，有自己的人生，很难重新开始来做这样一件事。而NGO里的收入又低，能够符合标准的本来就少，想用NGO里的薪金标准招到这样的人就更不可能。最后没有办法，只能从发起人中、从理事中产生一个团队，共同承担管理管理事务。
那次伙伴大会还是决定要先设一个总干事基金，一旦积累到10万元，立即开动招聘。年底，钱齐了，也启动了招募，但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3T”还是要继续下去。
行动改变生存 第二部分
2012 “他们”“你们”“我们”（1）
Team的好处是分工明确，不必像京平一样一肩挑，但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想法，机构内部的事情都都有内在关联，不可能分得那么开，这个团队的磨合至关重要。
这个CEO Team的成员，恰好映射着“恩友”的构成。组成“恩友”的差不多是三类人，有高天曲栋这样的公民社会推动者，有京平这样的带着强烈草根情结的NGO人，还有后来加入的志愿们如王亮，他把自己归入“社会企业派”。
王亮来自大国企，2010年初申请成为“恩友”志愿者，正逢国家调整外汇管理制度，影响到那些有海外资金来源的企业注册NGO，有些机构甚至因此停摆。王亮参加的第一次活动是与此相关的研讨会，大家的发言都比较“冲”。王亮则认为不能简单和政府对着干，首先要抱着接受的态度，不仅要理解其中的正当性，也要看到里面也有很多操作的空间。“他们这个圈里的人怎么都义愤填膺的？好像这事儿大错特错似的。”在王亮的表述里，NGO，是“他们”。
志愿者加入之后表现会有一些不同，一种人抱着献爱心的态度，只要是公益事业，做什么都行，上街捡垃圾为机构做日常事务都行；也有的接触到理念的不同选择离开或者“只干活不问政”。而王亮不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在坚持”。他坚持在一个不同于自己的氛围里留了下来，抓住机会了解NGO，并且在“他们”中坚持自己的看法：“我坚持下来，就是为了改变他们。”
王亮参加“恩友”的第三次活动，负责发展“恩友”伙伴的高天邀请他成为伙伴。高天分析志愿者与“恩友”伙伴的不同，志愿者是奔着做事情来的，是来奉献的，目标不在机构的未来和方向；而“恩友”伙伴是关心“恩友”的发育和成长的人，更关心“恩友”是什么，自己期待它成为什么，如何影响它。
王亮接受了这个邀请，一同受到高天邀请加入“恩友”伙伴的还有来自四大所的佟贞贞。当时王亮认为高天做的“有点儿仓促”。但是，半年后王亮加入了“恩友”理事会参与治理并承担了日常管理工作，贞贞辞掉原来的工作成为“恩友”的工作人员，可见高天这个NGO交际花不是浪得虚名，找人的眼光还是蛮准的。
对于志愿者的来与去，王亮有自己的解读：“之前没有人真正冲击到恩友已有的体系，要么离开，要么就屈从。而我就是要坚持，就是要改变他们，建立一个共同的模式。既不是他们过去的，也不是我自己带过来的。就是一个新的，我们叫妥协的结果吧。”
王亮的坚持，一方面源自他自己对财务工作的热爱和对其意义的认识：“财务工作绝不止是记账算账那么简单，它可以推动组织发展，推动社会发展，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个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出于自身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大学毕业十五六年的小中产，说好的是进入了衣食无忧的稳定期，说难听了就是人生事业的瓶颈期，要想想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怎么过的问题”。虽然不了解NGO，但以他的经历和个性，不管“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既然加入进来，就会用自己的方式推动这个机构的改变。
进入“恩友”“3T”，王亮负责与基金会的沟通，出面洽谈的第一单是SEE。
SEE每年都要对资助项目进行审计评估，自“恩友”成立后也一直都有合作。王亮认为原SEE提供的审计费用过低，审计是个非常高端的活，跟基金会谈判的时候不能降价：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收费标准，不然“恩友”就不可能可持续发展。最后没能谈成，项目黄了。
2012 “他们”“你们”“我们”（2）
一件事情可能不只是一个项目，对京平来说，SEE不仅是一个长期合作的老“客户”，也给“恩友”提供了一个接触到大量草根机构为他们服务的机会，审计费钱多钱少并不重要。
这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体系，于是高天这个Team负责人变成了一个翻译。
在“恩友”伙伴中，曲栋和高天是仅有的两个“非财务人员”，也是作为“恩友”推动力量的两个人，在那个播下了“恩友”这颗种子的项目里，曲栋是项目负责人，高天代表支持方。彼时，年轻的老曲有个绰号是“小霸王”（出自他推崇的西楚霸王项羽），此前六年，曲栋开始接触到公益事业，差不多同时，刚刚大学毕业的高天发起环保网络“绿网”，他在绿网里的名字是“绿风暴”。曲栋、高天两个，我都是先闻其名后见其人，“小霸王”和“绿风暴”这两个词带给我的是一种激情澎湃理想主义爱憎分明眼里揉不得砂子的预设，见面多少有些惊异于他们稍慢的语速和略低的声调，分析问题时能够感觉到他们在有着强烈驱动力和明确愿望的同时又带着一种平和包容，至少是我体会到了他们个人有着非常明确的意愿让自己指向平和包容。我在“恩友”成立之前就开始听到“恩友”的故事，几年来在与“恩友”合作、交往的过程中见证这个机构的成长与变化，我像关注“恩友”未来会长成怎样一样关注他们的当下与曾经，常常想象“小霸王”和“绿风暴”在这几年间曾经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与变化。
这两个人在“恩友”伙伴中的角色也非常有意思，从第一次成立大会起，曲栋就被大家一致推举为理事长，他在伙伴中常说“你们”——你们应该如何、“你们可以做得更好”，他代表、期待的是一种标准，是“理想状态”，是鞭策；高天的表达总带着对已有进展的认同，“虽然还可以更好，但我们已经做得足够好”，是一份信心，是鼓励。
对于目前“恩友”的状态，曲栋在“不着急、慢慢来”的前提下，认为“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三个CEO，让理事会怎么监管？恩友的架构越清晰，模块越明确，越需要有一个明确称职的总干事带领大家实现这个目标，还是要有一个明确的CEO才行。招不到合适的人，是执行问题”。
高天在京平请辞之后的伙伴大会上，提出增设一名负责执行的副理事长，并主动请缨。“恩友”的状态与此前绿网的经历有许多可参照之处，高天将自己对绿网的反思与检讨在“恩友”身上学以致用，投入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要拿出足够的耐心陪伴这个机构的蜕变与成长。他在此前做事一般只煽风点火，把事情撺掇起来之后自己撒丫子走人，而这一次，这个交际花不再只管招蜂引蝶，开始越来越多地沉入进来，承担了很多日常事务，也做了大量“翻译工作”，这个翻译，不单是在“3T”内部、在京平和王亮之间，是在不同的话语中明确共同认可的东西、寻找折中，也是在两种不同的期待之中寻找一种都能接受的、又是可以付诸实施的妥协状态。“恩友”应该有一个总干事，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人，我们就自己培养一个；公民社会未必就是我们自己期待的样子，而是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之间一种都能接受的平衡。
附：
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
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由下列人员于2008年12月18日发起并出资设立：付京平、高天、徐世元、余剑锋、曲栋、周早英、阚鸿涛、王锦辉、张振霞。
为明确恩友的法律性质，并确保恩友诚信、可持续地长期发展，上述发起人在此声明和确认如下：
第一条： 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宗旨是通过为中国非营利组织提供财务管理的专业服务和支持，提升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管理能力，促进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第二条： 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愿景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具有良好的自律意识，并有能力进行诚信、合法、透明的财务管理；中国社会形成对非营利组织有效的法律和公共监督的问责机制，以及对非营利组织整体的信任。
第三条：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是一个由从事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工作，或具有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专业知识背景的，或从事非营利组织自律、问责推动工作，致力于实现其宗旨和愿景的个人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机构。
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全部收入、接受的捐赠和其他所得都将只用于为其服务对象所提供的服务和支持，以及自身组织发展的需要，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股东利润和收益的分配。
所有发起人在此不可撤销地同意并确认，自愿并永远放弃其对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利润和收益进行分配的权利，尽管上述权利在中国法律项下是合法的、不受限制的。
第四条：本协议书所述内容一经签署即生效，并不可撤销。
第五条：本协议书一式十份，由各发起人各执一份，由北京恩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保存一份。
签署：
日期：
小荷才露尖尖角
“小荷计划”是北京工蚁坊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做的一件事情，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培训贫困家庭的低学历进城务工女孩子从事NGO基础服务。之所以叫“一件事情”而不是“一个项目”，是因为工蚁坊根本就没打算把这事做成一个向基金会申请资金支持来做的“项目”，而是以“用人机构购买服务”换取“工蚁坊劳务输出”的方式实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小荷计划姑娘们做出来的活儿），运转挺好的，用不着申请项目来支撑。
从2010年运行至今，从最初两个人慢慢发展到十几个女孩子加入进来，为三十多家机构提供服务，小荷计划的服务范围和用人需求日渐增加，有供不应求的趋势。
我们就是做小事儿的
代理记账做不做？做。
新机构注册做不做？做。
跑税务局报税做不做？做。
办理外籍员工就业证、居留证做不做？做。
发会议通知做名片录入做不做？做。
银行开户做不做？做。
档案管理做不做？做。
机构年检做不做？做。
注册商标做不做？做。
项目资金托管做不做？做
……
小荷计划到底做什么呢？
负责小荷计划的工蚁坊发起人郭小华哈哈一笑：“说白了，我们做的，就是机构里最低端的活儿，出纳、行政、文秘、档案管理、打扫卫生，没人做的、不愿做的、做不了的，我们全做。”
“我们就是做小事儿的”。郭小华在给小荷计划的学员上头一堂课的时候，一开始总是要说这句话：“我们就是做小事的。你到机构里看看，到处都是名牌大学生、都是海归，我们去的机构里不缺精英、不缺人才，就缺愿意踏下心来做小事儿的人，咱们去，就是做小事儿的。”
小荷计划服务的机构，有“浩得基金会”这样的国际机构，也有“中华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这类国字头，还有各式各样没有专职人员记账的的内资外资企业和草根机构。这些机构有大有小，有的小到根本没有注册，只是在做一些项目，对这样的“客户”，小荷计划不仅做低端服务，还负责托管资金。
小荷计划的目标就是为NGO提供低端服务的，服务方式也多种多样。
用小荷计划的人，让她到我们机构来上班，但她的工资关系、社保关系仍然放在工蚁坊行不行？行。
不让她来我们机构上班，人仍然在工蚁坊，我们把票据送去做帐做行不行？行。
让人按期来取发票做帐行不行？行。
用了两个月感觉不错，想把人转过来，工资和社保关系也都转到我们机构行不行？行。
到了我们机构，业务遇到问题，再送回去培训回炉行不行？行。
用全职、用半职、每周工作一天、工作半天行不行……？行行行，全都没问题。只要你把自己的需求说清楚，什么方式都可以商量着办。
郭小华是个好说话的人。
一个善愿结出的果子
之所以会有这个小荷计划，就是与郭小华这种好说话的特性有关。
郭小华原是国企职工，会计，十几年前成了下岗职工，就开始给人代理记账。
郭小华人缘好，朋友多，都叫她“郭姐”。请她做账的朋友一个传一个，越积越多，最后做不过来只能推掉。还经常有人请她推荐财务人员、特别是出纳。郭姐热心肠，爱张罗事儿，认识的人也多，那就推荐一个呗。对财务人员的需求还真不小，一个两个还行，要人的地方多了，郭姐手头就没那么多人了。一则会计是个专业活儿，不是人人都能干得了的，再则，想推荐给朋友做财务，一定得是自己熟悉、知根知底儿的人才行啊。哪来那么多靠谱的人啊？
事情也巧，郭姐的一个朋友，正在为自己手头的两个女孩子找工作呢。
这个朋友叫卢丽娟，是一个公益组织美新路公益基金的志愿者，郭姐和她，都是美新路的志愿者，她们共同出资注册了工蚁坊这个机构。
之所以会有小荷计划，要先从工蚁坊说起，而要介绍工蚁坊，又要先从美新路说起，要想说清楚美新路，又必须从发起人叶祖禹先生说起，如此一来，就有些说来话长了。
叶先生七十年代在美国读了电脑科学博士，曾经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取得了华人世界里顶级成功，是第一位做到美国朗讯公司副总裁的华人。叶先生在台湾长大，1995年因任朗讯中国区总裁来到北京，在那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见证了中国的成长与变化。叶先生看到美国很多好东西中国都在学，但大多是物质层面、技术层面的，美国差不多是一个全民公益的国家，还有一样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好东西——志愿精神。在美国生活几十年，从事志愿服务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朗讯带着最先进的电子技术进入中国，叶先生要把志愿服务把这样好东西也带过来。
1999年叶先生和夫人用个人财产在美国创办了美新路公益基金会，“美新路”的意思是“美好的新道路”，叶先生自己50岁就提前从朗讯退休，回国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合作，开始了自己生活的新道路，开创和传播美好的新道路。
“美新路”的中心词是爱，这个机构关注的中心是人。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最重要的就是给予爱、付出爱、传递爱。能够实现这种“爱的传递”的志愿者，首先自己应该是内心充满善意、快乐和爱的人。“美新路”要做的就是找到这样的人，为他们的志愿行为创造条件，与服务对象一起，用爱陪伴生命、坦诚、平等，共享喜乐奉献的幸福。同时，叶先生也认为爱的能力是可以学习的，“但它通常是在我们不断的努力中才能渐渐掌握的”，对志愿者来说是这样，对“美新路”来说同样如此，“美新路”愿意在与志愿者共同成长。
“美新路”的长期陪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专门面向老人的“晚缘”，另一个是面向河北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的“大朋友”，郭小华是晚缘的志愿者，已经在“美新路”从事志愿服务十多年了，卢丽娟是“大朋友”的志愿者，她的小朋友现在已经上大学了。能像她的小朋友一样上大学的在小朋友里并不多，更多的孩子勉强读到高中、技校，也有的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大朋友”计划几年来，一茬茬小朋友毕业走向社会，很多人来北京闯天下，低学历的孩子到了北京都感慨居之不易，特别是女孩子，遇到的困惑会更多一些，平时志愿者也会聊这样的话题。
我们陪伴的孩子长大了怎么办？丽娟开始设计一套课程，就是这些孩子初入北京的职业素质和职业生涯规划的教育，其实就是来北京后最基础的东西，包括沟通技巧和时间管理，希望帮小朋友走过进入北京的第一段路。小朋友在这里学习过后还是要自己去找工作，做什么工作就成了问题，郭姐那里依然是人人跟她要财务人员，两人一碰，火花出来了：要不，就培训我们的小朋友做财务吧。太好了，就把这个事情落到工蚁坊吧。
想把小事儿做好不容易
她们给这件事情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小荷计划”。之所以取小荷这么个名字，一方面“小荷才露尖尖角”，期待事情越做越有前景，还有一句话叫“家有小荷初长成”，第一批的两个孩子都是“美新路”陪伴着长起来的小朋友，就像自家的孩子一样，要把她们介绍给这个世界。
“美新路”的小朋友多来自河北贫困农村，当地女孩子很少读到高中，或者上职高或者初中毕业就去打工。第一批来到小荷计划的孩子都没上过大学，没摸过电脑，没进过写字楼，虽然年纪小，但此前可能有过各种各样不成功的职业经历，其中一个18岁的女孩子初中毕业就开始了打工经历，小小年纪颇多坎坷。
工蚁坊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就把办公场所安到了“美新路”，学员跟着“美新路”的志愿者称郭小华“郭姐”，郭姐则把学员叫“小孩儿”或者“小朋友”。小朋友刚刚走进来的开始什么也不会，那就一点点跟她讲，从办公室礼仪，到应该怎样跟同事交流，怎么用电脑、传真机、打印机、复印机。
“世界教育”为工蚁坊提供了几台笔记本，美新路的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教她们学电脑，从头开始学打字，学excle的使用，学怎么上网收发电子邮件。
小荷计划排在头一条的工作是现金出纳，出纳是个专业活。要让没有经过专业学习的小朋友尽快掌握什么是出纳，郭姐的办法是手把手一点一点儿教。
先在纸上画两个图，一个是银行，一个是保险柜：“我们出纳要做的，就是记录保险柜和银行存款的结存与变化，记录的依据就是原始单据和记账凭证。”然后，把所有讲到的东西都摆到桌上，再一样一样讲对原始单据的要求，讲支票的管理和记录。每个出纳手里有最基本的五张表，现金支票登记表，转账支票登记表，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发票登记表，讲完了这些表格的作用，然后再一个一个练习，现金支票怎么填，转账支票怎么填，收进来的钱怎么存到银行，转账支票怎么存银行，怎么办汇款，怎么存现金。练熟了，就把小朋友撒出去，实际做。
说让她们实际做就是真的要去做。郭姐一说就笑：“不是有三十多家机构委托工蚁坊代理记账嘛，这么多机构的事情就让小孩儿去做。一般都是同时派两个小孩儿一起去，一个做，一个记录。这一遍，支票没写对，下一遍，忘带章，再下一回，又忘什么了，忘了没关系，回来带齐了再去。就去银行转账这么简单的事儿，有时候能跑四趟。”
每个事情都会做了，再通过记账理清不同凭单之间的逻辑关系，了解报表和账目之间的逻辑关系，年度报告和月报之间的关系。
进入小荷计划的小朋友需要三个月实习期，中间接触大量实际操作，收银，文秘，人事助理，银行开户，外资，内资，税务登记，社保……三十多家机构里既有基金会也有民非和内资外资企业，一个月下来什么都做，就能把所有的工作都接触一遍，一般三个月就可以进入工作了。
她们进入工蚁坊要经过三个月实习期，初期期间有工作餐还有每月1200元津贴，负担在北京的生活没有问题。一般三个月后可以参加外派劳务，工资就会提高，还上社保。真正接触年度汇总年审等全部内容，要经过一年。
学习期间，除了财务文秘有关的事情，郭姐要求小朋友每天早晨必须打扫办公室卫生，餐后帮忙整理刷碗。同一幢写字楼里有机构需要打扫卫生兼做一顿中午饭的小时工，郭姐在工作安排上提供方便并鼓励她们“劳动不丢人”。
工蚁坊承接的代理记账业务有公益组织也有企业，派出工作都是派到公益组织，郭姐鼓励她们不仅做好出纳、秘书、行政一类的份内工作，也积极参与机构本身的公益工作，还介绍一些参与志愿服务的机会，比如有家机构介绍全国各地盲人来北京学习做寻呼员，学习两周，需要志愿者陪护，照顾盲人学员的饮食起居，工蚁坊就派出了小荷计划的女孩子们。
日志不是为我写的，是为你自己写的
事情做完了还不算完，要写日志。
初中水平的小孩儿不知道怎么写日志，郭姐要求她们：“你工作可以不做，但日志必须要写。不仅要写，还必须把自己从早晨到晚上，在工蚁坊都是做了什么一样一样写清楚。”
刚一开始，小朋友交上的日志只有一句话“去银行转账”。没关系，退回去重写，写你一共去了几趟，为什么要去这么多趟，第一趟忘了什么，第二趟忘了什么，这都是教训，最后，事先把哪些东西都准备好、把哪些资料都带齐就能一次办好，这就是经验。把经验教训都列出来，这就是总结。工作日志就是这么写的。
今天派你去银行转账，第二天的任务是去银行开户，然后还会派去税务局报税，又去公安局和劳动局，交社保，去工商局办新机构登记注册，办外籍员工就业证和居留证……不仅要办事情还要记日志。每周汇总一次，每个月还要交工作总结。
遇到问题怎么办，问郭姐。郭姐在身边的时候抬头就问，出门办事随时可以打电话。郭姐本来就是忙人电话不断，自从小荷计划开始后就更忙了。她一再说犯错不要紧，甚至罚款也不要紧，我们工蚁坊出了，我也不说她们，就让她们一趟一趟坐公交车跑去。但有一点提前说好了，同样的错，在同一个人身上，不能犯两遍。
等到了第二个月，同样的问题，如果再拿来问郭姐，她就不回答了：“这事儿你上个月做过一次，你不是有工作日志吗，找出来，看看那时候怎么做的。这个工作日志不是给我写的，是给你们自己的写的。”
一开始跟小朋友说日志的用处她们还不太明白，这下知道了。其实还有她们不知道的，要等到以后再说。
除了这些简单的，复杂的事情要交给小孩儿去做。比如说注册，从一开始，首先要准备好注册地址，有租房协议，再去核名，去工商局注册，银行开户，注册，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买税控机……所有的这些事情，要记清楚去哪个地方，带什么资料，到哪个窗口找什么人，问询电话是多少。最后把事情做下来再总结一遍，人力投入要一个人做十天要半月，资金花进去。这样就知道了，注册一个新机构至少花多少钱，再加上每个人的残保金每人每年大约500元、工会经费、社保，加税，运行起来要花多少钱。把这些事情办过一遍成立一个新机构的流程就有了，对人力成本、资金成本和时间投入也清楚了。工蚁坊在北京不同的区都代理过注册，不仅熟悉注册流程，还知道各个区的注册的条件，能以最快的速度，最简洁的办法，最优惠的条件，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注册；由于跟税务部门接触多了，也清楚什么样的机构在什么地方可以享受优惠政策。
等到一年过后，郭姐开始带着大家归集这些工作日志里所有的内容。比如，去工商局注册新机构应该怎么办，税务登记怎么办，社保怎么办，如果有外籍员工的话，外国人就业登记怎么办，年检怎么办。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就成了一个NGO效率手册。这，就是那个“以后”再说的成果。
我们做出来的账，就是自己的脸面（1）
一开始是郭姐带着两个小孩儿做，现在同时带了十几个人，十几个人管理三十多个机构资料，要让人人用，人人能够找得着。
做完了事情回来，用到的资料还要摆放起来。三十多个机构，两个大档案柜，一开始说收拾东西，小姑娘很麻利，把资料全挪到柜子里，桌面倒是干净了，但打开柜子一看，满满的全是东西，不知道哪儿是哪儿。没关系，也一点一点从头来：“档案资料的摆放，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能够找到，是为了让别人也能一下就找到。”每个机构一个盒子，一个夹子；先按机构做目录片，然后再分哪些资料在盒子里，哪些文件都在夹子里；不同类别的文件，注册文件、报税文件、规章制度怎么分，每个类别再按时间顺序排放。这样摆放的整整齐齐，不管谁接手，都能一下就把想找的东西找到，收拾成这个样子，就是咱们的脸面。”
脸面，是郭姐在跟小朋友交流的时候常说的一个词。小姑娘们刚上手的时候，一开始记账，写阿拉伯数字12345，各有各的字体，在帐表上挑勾，大的大小的小，排列也不整齐，订出来的凭单也是一样。“我们做财务的人，是可以不用语言交流的，你把内容整理清楚了，是可以用账来对话的，不用看到她的人，只看到账就行了。不仅能从账上看到会计结果和逻辑关系，也能看得出她的习惯与个性。你订出来的凭证，是要写上自己的名字的，这个凭证的保留期限是15年。别小看了这个数字写的好不好看，勾挑得怎么样，凭证订得齐不齐，这上面写着我们的名字，直到15年后别人一看，还在说我们呢，我们做出来的账，就是自己的脸面。”
爱，信，诚
小荷计划的头一批学员来自“美新路”的小朋友，后来，又有几个与“美新路”一直都有联系的蒲公英打工子弟职业学校的学生加入进来，还有一个关注打工子女教育的国际机构CMC职前培训班的学员，慢慢也有人把自己的同学和朋友介绍过来，有了大专生，也有了大学生。
人多了，范围宽了，但小荷计划的宗旨没有变，郭姐跟小朋友常说的三个字是“爱、信、诚”。爱，是美新路一直在讲的那个爱，也是指要热爱你做的事业，郭姐面试小朋友，就看你是不是真心想做财务工作；信，是信念，也是对自己有信心，遇到困难挫折百折不挠能坚持下去；诚是坦诚，也是诚信。
平时小荷计划就在美新路活动，美新路宽松的氛围给了小朋友很多爱和温暖，工蚁坊也在设身处地为她们做考虑。要想做出纳，会计证是必须的，但很多女孩子家庭负担比较重，拿不出这么多钱考证。加入小荷计划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工蚁坊会垫付1700块钱，让她们去上一个考会计证的班，等到她们可以参加外派劳务有了收入之后再每月100、200还回来。虽然给了她们很多的爱护，但郭姐有时候又是严厉的。
曾经有一个孩子，有一天跟郭姐说机构要加班不能来工蚁坊，然后去办自己的事儿。郭姐知道狠狠地说了她，后来小姑娘很委屈，专门写邮件问郭姐“您不是一直说允许我们犯错误吗……”但这个错误不一样，允许犯错误指的是技术性错误，与诚信有关的错误，是不可以犯的。
在刚开始做小荷计划的时候，有朋友对郭小华说，太贫困的人不适合做财务，特别是出纳，因为这里面诱惑太多了。郭小华说：“我知道出纳工作面临的诱惑多，我也承认，人的品格不是一天形成的，但是，我还是相信人心底里的那份善念。”
我们做出来的账，就是自己的脸面（2）
针对这个问题，小荷计划有专门的培训，着重强调知道什么错误是不能犯的。“每个机构的出纳都有好大的权力，管着单位的保险柜，存着我们的现金和有价证券。如果我手里没钱了，先从保险柜里拿点花了，等发工资再还回来行不行？——不行！这就是财务制度……”
小荷才露尖尖角
姑娘们加入小荷计划培训一段时间之后，会有几种不同情况，有的在工蚁坊承担日常工作，有的派驻到其他机构，称之为“劳务输出”，从每周一天到每周四天都有，要求一年之内每周要回来学习一天，并且要继续向郭姐报自己的工作日志，特别是在派出之后，每周的日志她都会仔细看过并且认真回复。
2010年，第一个与小荷计划做劳务输出的是一个基金会，派去了两个人试用，试用期间在基金上班，仍然由工蚁坊负责工资社保，基金会向工蚁坊付钱购买服务，半年之后，基金会把他们都转成了本机构员工。
在工蚁坊，每个小孩儿每个月都要接触三十多个不同类型机构的不同问题，一旦到了各个具体单位，会觉得事情格外简单。有位小朋友外派到两个机构。其中一个机构是出纳临时跳槽丢下一个烂摊子，把买发票的底单和手续都弄丢了，她到后连跑两趟税务局，终于买回了发票，一天就把事情归置就绪，用人单位给郭姐发短信“小朋友太负责了，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事情在成长，参与其中的孩子们也在成长。上面说到的这个姑娘的爸爸早年因矿难去世，为了让弟弟读书，从小成绩很好的她没有上大学，一直是她心里的遗憾。加入小荷计划后，她学习特别用心积极，进入工作后也看到了这份职业的前景和自己的发展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在读农大的成人教育本科班。
到2011年年底，小荷计划不仅有代理记账和劳务输出，现在又承接了一些机构的财务人员培训，在工作执行方面也做了新的调整，不再是郭小华一个人带着姑娘们做事情，外聘了两位兼职专业人员，都有过多年工作经历，一位会计一位审计，除了分担对小朋友的辅导工作，还计划带一些水平较高的学员参与审计，给她们提供上升的空间。
环保维权 路在何方
每天5万多辆车冲出隧道会带来什么？
隧道里大多是满载的货柜车，都是从香港开过来的，刚刚通过了跨海大桥来到深圳，正开足马力驶向广深高速公路。
有人说，带来的是巨大的财富；有人说，带来的是发展的机会；还有人估计，15年内可以带来630亿美元出口、旅游创汇，带来的是无限的前景。
这确实是一条前景无限的黄金通道，但是，隧道的开口设在了居民身边。
5万多辆货柜车带着财富和机会呼啸而去，把废气和噪音甩在身后，留给了住在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沿线的居民。
2003年以来，因为这份特别的“礼物”，深港西部通道沿线居民走上了环保维权之路，上访、诉讼、游行、千人集会、万人签名，抗议之声一浪高过一浪。2006年夏，国家环保总局介入，工程暂停，工地寂静一片，居民的维权活动也悄无声息，似乎一切都沉寂下来。进入2007年，随着正式通车日期7月1日日益临近，传来了开口方案修改、工程即将重启的消息，吸引着我们把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这里。
上篇：弱势上访，对话难求（1）
提起上访，人们也许会联想到讨工资的农民工、受开发商蒙骗的拆迁户和被乡官村霸欺压的农民等“弱势群体”。但在西部通道维权中，沿线业主多为中青年白领，受过高等教育，是“中产阶级”，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即使这样，他们在相关问题上依然“弱势”。首先是信息上的弱势，对即将从自己身边经过的工程没有知情权，他们极其有限的信息来源是媒体。
《深圳特区报》曾经提到：“皇岗口岸80%以上的过境车辆经过城市干道集中和疏散，污染严重。西部通道建成后，将有效缓解深圳的环境问题。”居民关心的是：改道后如何控制污染危害？2002年12月，在一篇题为《西部通道 南山黄金之路》的报道中这样写道：“西部通道侧接线地下通道的废气不会直接排放，而是通过两侧的排风口收集后，在大南山和口岸两处的风塔集中排放”，这样的表述让居民比较安心。
2003年8月28日，西部通道跨海大桥正式动工，《深圳商报》等媒体这才公布了接线工程隧道方案，居民发现，排放废气的高塔不见了，而是在隧道西侧开设了一个361米长的排放口。这条双向单行的封闭隧道长2726米，采用纵向通风，全部废气随车辆行驶由出口涌出，开口就像一个巨大的烟囱口，排出的废气量相当于一个日燃烧5万公升柴油的化工厂。报纸上说，之所以这样设计，是因为附近“人烟稀少只有少数临时厂房”。
事实上，排气口就设在了居民的鼻子底下，距最近的居民楼只有30米，受影响小区有十几个，住着几万居民。如此一来，这些小区就像是被一下子架在了化工厂的废气排放口上。
在这个提倡“以人为本”的时代，怎能如此“目中无人”？最早上访的是隧道西开口附近统称前海片区的业主。“上访”这个词，从字面看就是通过“访”与“上面”沟通。但是，想让自己的声音被上面听到，谈何容易。
单个上访无人理会，原本来往不多的邻居们走到了一起，先开楼道会议，又在小区召开业主大会，一些敢说敢干、又肯付出时间精力的人成了小区维权的带头人。现代城市都是封闭式居民小区，区内联系都不多，小区之间更加隔膜，共同威胁之下，人际关系好像一下拉近了许多，不同小区里的人用各种关系彼此影响着，联合起来一起上访。
最初有些“病急乱投医”的味道，不管深圳市的规划、国土、西部通道办、信访等部门，还是国务院信访办、中纪委、国家环保总局和省环保部门，只要觉得沾点边就试一试。如此维权不得要领，效果可想而知。
知识分子比较注重尊严和方式方法，有过回迁上访经历的建议找些老人去哭、去闹，这样的建议无人响应：太没尊严了。有人建议花钱买动关系走上层路线，也招来一片反对之声：我们表达正当的要求，一定要采用正当的手段。但是，眼看一个月过去了，依然什么回应都没有，业主们沉不气了，一卡车四五十人去堵市政府的门，但被工作人员架着抬到一旁，还是没什么效果。
9月25日，市政府在迎宾馆召开西部通道设计方案的专家评审会，业主代表几经努力冲破阻拦，在专家吃饭的时候进入饭厅，争得了一个简短发言的机会，并递交了意见书。
似乎一切手段都没有奏效，业主向公安局递交了游行申请。希望能够引起政府的重视，实现对话。
上篇：弱势上访，对话难求（2）
在第一次得之不易的“对话会”上，维权业主首先申明：“支持西部通道，反对废气直排”，“要为深港经济一体化锦上添花，而不要留下污染遗憾”，他们理性维权、依法维权的做法赢得了政府的尊重，南山区委书记还把个人手机电话留给了居民代表，并责成信访局长具体负责，街道办事处也说他们是依法维权的典型，并多次代业主转交有关信函。
后来业主发现，自己的行为缓和了，政府方面也就会懈怠一些。有一阵，业主们提出对话要求总没有回音，就又递交了一份游行申请。申请交上后接着就有了反应，在居民们申请的游行日期之前，南山区的公安局长带着几个人来了，在小区健身房找到了业主代表钱绳曾，请他到居委会谈谈，他拒绝：我又没有违法，不跟你们走，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
局长让居民放弃这次游行。原来，他们申请的游行时间正巧是北京市委书记刘琪造访深圳的日子，这时候有人上街游行，他这个局长是要负责任的。他甚至说只要过了明天，哪怕后天游行都行。大家坚持：不行，我们就是要明天游行！不让游行，我们明天到市政府门口静坐行不行？
其实，业主本来就不是为了游行而游行，达到了对话的目的，游行自然就放弃了。
经过了一段此消彼长、进进退退的过程，前海居民与深圳市政府之间信息沟通的渠道慢慢顺畅了。
都知道上访不是容易事，刚开始的时候，业主们或者放下自己的生意，或者跟老板请了事假，一时上访成了一份“全职工作”。但维权往往旷日持久，问题总是被“踢皮球”，一拖再拖。对相关部门来说，这是他们的工作，拖得起，但业主不同，时间一长肯定撑不住，太多公众维权在拖延过程中不了了之。这里的维权能够从2003年夏一直持续到现在，与形成了自己的维权方式有关。
到2003年下半年，前海居民就有了自己的维权骨干班底，六七个人、多的时候十来个小区代表，定期或遇事聚在一起开会，核心是两位退休高级工程师，施泽康和钱绳曾，是得到了小区业主委员会签名授权的环保维权代表。他们通过召开业主会议和楼道会议进行沟通，通过填写调查表了解民意，在小区内培训环保志愿者，还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所有上访文件和计算过程都在网络论坛公布。平时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一旦需要，又可以迅速动员起来。退休在家帮女儿照料外孙的钱工承担了与维权有关的大量日常工作，几年来，单是向政府和环保部门发出的各种信函就有四十几封，还要及时电话联系跟进，询问进展、催促了解查办。在旷日持久的维权过程中，不仅政府会懈怠，业主们也会被拖“疲”，针对这种情况，他们注意内部沟通，常将有关情况写成告业主公开信，或把自己收集到的与环保有关的信息通报业主，比如国家相关政策的发布、松花江污染和附近因污染造成的癌症村的报道等，都引起了极大反响。一旦信访要求得到有关方面的回复，他们也会立即写文章做出反应，以期形成一种良好的、常态性的互动。
2003年11月20日，市政府主动邀请前海业主参加“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会，公布了一个新的侧接线方案，西开口从361米缩短为100米，移出了污染最严重、也是抗议最激烈的小区。另在隧道东端后海片区增开一个200米的半敞开口直排废气（方案修改前后对比如图一、图二，口岸方向为东，高架方向为西。本图由刘淳提供），离最近的中学只有180米，附近还有小学和幼儿园等，改动之后，受污染影响的居民共有20万人。业主们仍然没有得到《环评报告》全文，只得到复印的部分内容，称“距西开口120米处的氮氧化物浓度符合国家二级空气标准”。
上篇：弱势上访，对话难求（3）
前海居民认为虽有改进但并不满意，特别是对《环评报告》中污染“达标”的结论存疑，开始推敲得到的有限数据。新方案使原本沉寂的后海居民也开始上访。
一片反对声中，接线工程于2004年7月动工。后海业主通过上访和召集小区内集会，终于获得了与有关部门的对话机会，并得到了《环评报告》全文，但同时也被告知：“现方案已经是最优方案，再进行讨论和修改没有必要，也不再进行公报和召开听证会。”
信访和抗议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是不是我们的声音还不够大呢？8月11日，前、后海业主联名到广东省环保局上访，并在两天后上书国家环保总局。
失望的后海居民相约在东滨路荒地集体“祈祷”。尽管由于不可知的原因，住在这里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公务员从不参与维权，就连有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大企业里，也早早有人打过招呼不准参加，“违者开除”，但到了8月29那天，还是有4000余人冒雨来到祈祷现场。虽然有许多陌生人不请自到，拍照、摄像，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业主们还是缠上“抗议废气直排”的黄丝带，打开“西部通道废气残害子孙后代”的横幅，表达着自己的意愿，许多人还带来了年幼的孩子。
2005年4月，深圳市委班子换届后，前、后海居民还发起万人签名，要求重新论证接线工程的路线和环保措施。
但一系列的抗议和集会都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后海业主开始自发募集律师费用和诉讼开支，准备诉诸法律。此间又经历了向广东省环保局提起行政复议等努力，几经波折之后，于2005年4月委托小区内一位知名律师，“与有关部门协商对话，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后海居民的信访努力告一段落，最终通过律师争取到一个相对满意的绿化结果。
业主们一直期待借助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直到维权进行了一年以后，有关内容终于见诸《外滩画报》、《香港商报》、《大公报》、《南方周末》等外地报刊。2004年11月27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深圳接见了西部通道沿线居民代表，本地媒体随即进行了报道。潘岳特别指出“公众参与并非政府的恩赐和施舍，它本身就是公民应该拥有的权利”，这番话和媒体的关注让业主们着实高兴了一阵。但在2005年4月22日市政府举行的“专家释疑会”后，关于环保维权和公众参与环评的内容就从媒体上消失了，代之以《给20万居民带来污染没根据》和《……环评报告没问题》，单从标题上就能看到媒体的倾向，维权业主的期待又落空了。
前海居民在旷日持久的尝试过程中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针对《环评报告》中的问题，通过信访，向政府摆明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要求，通过政府将专业问题传达到环保部门和有关专家，并积极努力，争取国家环保总局的介入。
下篇：法与科学，孰可相倚（1）
从维权一开始，业主们就要求得到《环评报告》，第二年7月才得到报告全文。《环评报告》说空气质量达标，业主觉得不对劲：每天几万辆货柜车在隧道中必然积累巨量尾气，怎么可能达标呢？
几乎每一个环保维权案都会遇到《环评报告》的问题，但大多数人只能是说说而已，环评报告往往牵扯到门类众多的专业术语，还会有一大堆迷宫般的数据来源与转换系数，让人看得一头雾水，虽然得出的最终结果明显有悖常识，但面对深不可测的专家和有关方面“要相信科学”一类的托辞，总是无可奈何，维权努力也只有恨恨而终。
但钱绳曾和施泽康偏偏与《环评报告》较上了真，他们查阅了大量资料，买来国家标准、有关规范、相关专业的大学教材，还有《隧道工程》一类的专业书，由最基础的数字开始一点点查证核实，连每一个数据来源和转换系数也不放过，甚至专门跑到路上去拦过路的货柜车，就爬坡时车速与耗油量的关系请教司机。算出来的结果把自己吓了一跳：开口中心线120米处氮氧化物超标10倍以上，随着风向转变，方圆几百米的小区都难逃污染厄运。
尽管早就感觉到污染肯定超标，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超这么多。面对这个对自己如此“有利”的结果，业主们还有些将信将疑。施工在各种场合都说过这样的话：“最好是拿一块黑板当众算，可以让深圳大学三年级以上学过高等数学的学生都来参加。”业主大多受过高等教育，验算起来并不困难。这样的结果让人震惊，长期呼吸这样的空气对人的危害显而易见，在特定的天气条件下（较高的臭氧浓度、空气湿度和无风条件下）还会酿成恶性环保事件，这样的污染强度是会死人的。（在汽车工业最发达、汽车污染恶性事件最早暴发的美国，就曾因汽车废气污染发生过持续4天、死亡4000余人的恶性案件。《中国环境报》2006-6-14《得环保者得天下——汽车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述评》，见“深圳市机动车环保网”，网址：）
2004年1月13日，参与撰写环评报告相关内容的专家来到小区与二位老高工面对面计算，本想证明这两位“外行”算错了。经过了七个小时的演算，专家并未如愿，但提出了另外的问题。专家说两位算出的只是风向角90°时的数值，不足为凭，应该多算几种情况。
这个问题真把他们难住了，只有在90°才能使公式简化成定积分，可以进行手工计算。好在还有电脑与数学兼优的业主，才没有被专家难住，编出了自己的电脑程序，结果与手工计算一致。
做到这一步该没问题了吧，可有关方面又说了，计算结果并非出自“具测评资质的第三方单位”，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