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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
琼瑶
缘起
一九八八年四月九日，我在离开故园三十九年以后的第一次，从台湾飞抵北京。展开了我为期四十天的大陆之行。关于我的大陆行，我另有一本书，名叫《剪不断的乡愁》，已经写过我的感触和经过，这儿就不再赘述。当我初抵北京，就有读者和朋友，拿著坊间出版的各种介绍“琼瑶”的书籍来给我看，我这样一看，才知道自己这“浑浑噩噩”的大半生，已被“糊糊涂涂”的报导过了。其中不少“新闻”，是我从来都不知道的。在阅读这些刊物的时候，我不禁震动，不禁感动，原来在海的两岸，竟有这么多人对我关心著！当时，我就激动的说了一句：“回台湾后，我要写一本书，来介绍真实人生中的我！”回台后，这愿望一直缠绕著我。但是，真实人生中的我，是那样难以下笔啊！镜中的我非我，别人眼中的我非我，未来的我不知何在？今天的我仍在寻寻觅觅……那么，能谈的我只有过去的我！过去的我是怎样的？当前尘往事，在我脑中一一涌现，我真不相信自己已走过这么长久的岁月，历经了这么多的狂风暴雨，目睹过生老病死，体验过爱恨别离。至于人人皆有的喜怒哀乐，在我的生命中也来得特别强烈！我的过去，原来堆积著这么多的汗水和泪水，这么多的痛苦和狂欢，这么多的相聚和别离，这么多的寂寞和挣扎，这么多的矛盾和探索，这么多的错误和抉择……还有，这么多的“故事”和“传奇”！我细细整理，前尘如梦！我细细整理，为那些关心我、爱护我的朋友们！且听我“从头细述”！
第一部
一、我出生
我的故事，开始在我出生以前。我必须先从我父母的故事说起。我父亲名叫陈致平，祖籍湖南衡阳，长大于北京。
我母亲名叫袁行恕，祖籍江苏武进，也长大于北京。
北京，可以说是我父母两个人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这儿长大，在这儿相遇，在这儿相恋，在这儿结婚。他们从相遇到结婚，就带着些浪漫和传奇的色彩。那时，我母亲在北京的“两吉女中”读书，父亲在“两吉女中”教书，就这样结下一段师生姻缘。据说，他们的结合，也经过了一番奋斗和挣扎，因为母亲有个大家族，她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家教非常严谨。而父亲却独居于北京，生活有些潇洒不羁。外祖父对父亲摸不清底细，对于母亲这段婚事，非常迟疑。远在湖南的祖父知道之后，立刻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外祖父，代子求婚。据说，外祖父一读完这封信，立刻大大叹赏，说：
“虎父怎会有犬子！父亲有这么好的文笔，儿子还会弱吗？”
于是，父亲和母亲结婚了。他们结婚那年，父亲二十七岁，母亲刚刚二十。年轻时代的母亲，非常好胜，非常要强，学习力也非常旺盛。结婚后，她仍然不想放弃学业，所以进入北平艺专，开始学画。事实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是母亲自幼不曾间断的家庭课程，她对于绘画和诗词，爱之如命。
在我出生前后的许多事，我都只能用“据说”两个字来开始。据说，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就有个附带条件：婚可以结，学业不能停！所以，母亲一点也不想当“母亲”，她还要继续念书。可是，母亲的愿望被破坏了，她结婚后没多久，就发现她怀孕了（那并不是我）！据说，母亲当时非常恼怒，一心想要拿掉孩子。但，在那个年代，如此“不道德”的行为和思想，简直是荒唐的！决不允许的。母亲怀着她的第一胎休学了，心里实在不甘心，也实在不开心。
就在这种不开心又不甘心的情况下，有一天，父亲和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吵架了！这一架吵得惊天动地，天翻地覆。母亲在盛怒中，要离家出走。于是，跑进卧室去搬箱子，这一搬箱子就惊动了胎气，当晚，就把已怀孕五个月的一个成型男胎给流产了！父亲这一下伤心欲绝。在祖母的遗像前掉了一夜的眼泪。提一提我这位早夭的哥哥，只因为，他在我们家庭的传说中，似乎是永远存在的。
失去了我那位哥哥之后，母亲又继续念书，念了没多久，七七事变发生了。父亲和母亲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北京，迁移到四川成都。这时候，我和我的孪生弟弟来报到了。
关于我们两个，又有许多传说。其中一个说法是：母亲发现自己再度怀孕时，非常震怒。她还没有准备好要当“母亲”，正准备继续求学呢！一怒之下，她就去医院要求堕胎，医生看了母亲一会儿，安抚的说：
“不忙，不忙，你的胎儿看起来有点不寻常，让我先帮你照张X光片子，看看为什么胎儿会这么大？”
X光片子照出来一看，赫然是两个胎儿，清清楚楚的一正一倒的蜷缩在母体中。医生惊喜的对母亲说：
“你怀了一对双胞胎呀！”
据说母亲一看到片子，当时，所有的“母性”都在一刹那间醒觉，她立即爱极了腹中这对未出世的双胞胎！她欢天喜地的回家了，再也不提要堕胎了，开始为双胞胎准备一切小衣服小被包小枕头，一切都是双份。她兴冲冲的告诉我的姨妈和舅舅：“我会生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女儿！想想看，一对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儿，像一对白雪公主一样，多么可爱呀！我要给她们梳一样的小辫子，打一样的蝴蝶结，穿一样的小纱裙……带着她们上街逛公园！”母亲当时的心态，大概多少有点扮家家酒的味道。毕竟，那时母亲还很年轻！但，母亲要生双胞胎的这个消息，却震动了袁家亲人。那时候，外祖父母都留在北京。有些舅舅和阿姨已纷纷移居四川。我父母就和我的五舅及三姨，一起在成都暑袜街布袋巷中租了一幢屋子合住。在我出世以前，我的舅母和姨妈们，都帮着母亲准备双胞胎的衣物——都是粉红色的，而且全是女孩子的用品。因为，母亲坚持说：
“女孩子才好玩，我要一对女儿，不要一对儿子！所以，我‘一定’会生一对女儿！”
母亲的个性那么强，自信心又那么重，谁都不敢提醒她，生儿子的可能性也很大。至于我的父亲呢？我们后来一致猜想，他大概是希望生儿子的。一来，他尚有传统的思想，二来，他对前面失去的那个儿子，余痛犹存。可是，当母亲强烈的表示，她要生一对女儿时，父亲可不敢说什么，就怕扫了母亲的兴，又去卧室搬箱子！
这样，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晚间八点，母亲开始阵痛，住进成都市四圣祠的仁济医院。距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半月。我们这对双胞胎在母亲肚子里已经挤得不耐烦，竟提前来到世间！四月二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先出世。母亲正在产床上痛得呻吟不止，当我一出世，母亲第一句话就是：
“是男孩还是女孩？”“是个女孩！”医生说。
母亲心中大喜，一对女儿的愿望显然已经实现。她一放心之下，忘了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就打起瞌睡来。在医生又鼓励又催促下，足足过了两小时，她才又生出了我那孪生弟弟，当医生惊奇的告诉她：
“第二个是个男孩！”母亲这一惊，真非同小可，差点没有晕倒。再仔细一看两个孩子：弟弟皮肤黑，我皮肤白。弟弟头大，我头小，弟弟浓眉大眼，我小鼻子小嘴。两个孩子别说“一模一样”，简直是没有一个地方相像，何况还是一男一女！刚出世的我和弟弟，因为是早产儿，都瘦弱不堪，我只有四磅十三盎司，弟弟略重，也只有五磅十二盎司，看起来又脆弱又苍白。母亲看来看去，真是失望极了。医生安慰母亲说：
“别难过，他们虽然瘦小，看来情况还不坏，尤其这个男孩，大概可以带大，至于女孩嘛，反正是个女孩子……”
医生的意思，女孩先天不足，不带也罢！这一下，激起了母亲所有的母性，怎可放弃这女孩呢？说什么也要把她带大的！一瞬间，母亲忘记了她所有的失望，只想如何带大她这两个娇弱的早产儿！至于父亲，当他知道他竟在一胎之内，获得了一儿一女，别提他有多高兴了！据我舅母告诉我，好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兴致勃勃的说：“以前失去了一个儿子，现在不是又来了吗？”
这话可有些玄，好像弟弟是我那个哥哥投胎转世而来的。不过，如果世间真有转世之说，我的孪生弟弟，说不定正是我的哥哥，谁知道呢？瞧，我和弟弟的出世，就带着点传奇色彩！父亲在喜悦之余，就忙着帮我们取名字。因为我们是双胞胎，父亲决定用双并的字来为我们命名。又因为父母相识于“两吉女中”，就把生为长女的我，取名为“□”，弟弟取名为“珏”。这两个名字，念起来都有点拗口，当下，又为我们取了两个乳名，我是“凤凰”，弟弟是“麒麟”。
这样，一下子，我们家里，凤也有了，麟也有了。只是，我们这两个小东西，却全然不知我们正来到一个多难的人间，和一个多难的时代。我们的父母，在新生命来临的喜悦里，也暂时忘了生活的困难，和战争的阴影，只是全心全意的抚养我们。因为是早产，我们从呱呱堕地，就必须特别照顾。尤其是我，生下来连吃奶都不会，还在保温箱里放了二十天。这二十天中，母亲就忙着选奶妈，她虽然深爱两个孩子，却无法同时哺乳两个孩子。二十天以后，母亲带着我们一对双胞胎出院，也带回家我的奶妈。奶妈姓区，是从一百多个应征的奶妈中选出来的。我和麒麟满月的那天，父亲在所有的红蛋上，都画了两个娃娃，分送亲友。有位久婚未育的伯母，一口气吃了六个红蛋，想分沾母亲的“福气”。父亲在踌躇志满的心情下，还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至今都被我们全家津津乐道：
“一男一女同时生，喜煞小生陈致平，
待到男婚女嫁后，一声阿丈一声翁！”
我和麒麟，就这样结伴来到人间。
二、四岁以前
从我出生，到我四岁，我一直住在成都。
这段童稚的年龄，我几乎没有任何记忆了。所有的事，都是我“听”来的，小时的我，是个安静的、依人的、喜欢听大人谈话的孩子。据父母说，小时的我很“乖”，但是，非常害羞，怕见生人，家中一来客，我就会把自己藏起来。我自我分析，童年的我，一定颇有自卑感。
谈起“自卑感”，我觉得这三个字，一直到现在，还常常缠绕着我。我常常会莫名其妙就犯起“自卑感”来，此症一发作，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做什么都错！
童年的我，总自认为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母亲希望她的女儿像白雪公主，我和白雪公主差了十万八千里。我的眼睛不够大，鼻子不够挺，五官中，勉强只有嘴巴合格。所以，小时母亲惟一可以对别人夸耀我的地方就是：
“你们相信吗？凤凰的嘴，小得连奶头都放不进去！”
奶头放不进去？想必也有点夸张。不过，我因为不会吸吮，确实用滴管喂奶，喂了将近两个月。
我生来就不够漂亮，这使我从小就对母亲很抱歉，抱歉我不能成为她的骄傲。最让我泄气的还有一点，就是在我面颊右上方，有一块面积颇大的胎记。小时候，姨妈或舅母常抱着我说：“糟糕，脸上有块胎记，将来一定嫁不出去！”
后来，我六岁的时候，跟着父母逃日本兵，有一次，坐在一辆木炭汽车中，急驶在贵州一个荒山上，那山路名叫“七十二道弯”，由这名称，就知地形的险恶。我坐在门边，谁知汽车一个急转弯，门竟然开了，我从车中直摔出去。当时，全车都认为我不死也将重伤，父母都吓坏了。当车子停了，下车去察看时，却惊见我坐在山壁下哇哇大哭，浑身上下，只有鼻子上有好大一个伤口，其他地方都只有擦伤。当时在逃难，荒郊野外，既无医院，也无医药。母亲用牙膏粉扑在我的伤口上，为我消毒。从此，我的鼻子上又多了一道疤痕。亲友们对我更加同情了：“糟糕，糟糕，脸上有胎记，鼻子上有疤痕，将来一定没人要，一定嫁不出去了！”
小时候，我觉得最严重的事，就是“嫁不出去”。对于自己这么丑，感到好悲哀。（后来，随时间的流逝，鼻上的疤痕越来越淡，以至于完全看不见了，脸上的胎记，却始终是我的烦恼，一直到二十几岁，我才学习用化妆技巧来淡化它。所以，直到如今，我总是“略施脂粉”，当别人给我拍照时，我总是习惯把左半边脸对着相机。）
话题扯远了，且回到我四岁以前。
我虽然不是个很漂亮的娃娃，但是，我仍然是我母亲的心肝宝贝。因为我和麒麟结伴而来，一般的中国人又比较重男轻女。母亲为了表示她“一视同仁”起见，虽然雇了奶妈，却定下了规矩，我和麒麟两个轮流，一个月我吃母奶，一个月麒麟吃母奶。母亲和奶妈，轮流喂我们两个，以免造成“母亲偏心”的错误观念。母亲想的确实很周到，谁知喂到六个月大，我刚好轮到奶妈喂，要换回母亲喂的时候，我竟然认起人来，不肯换奶了。因而，我是奶妈喂大的，麒麟是母亲喂大的。我四岁以前，惟一有记忆的，就是奶妈。而我那位奶妈，更是爱我如命。每次我和麒麟打架了，奶妈总是提着嗓子嚷嚷：“是麒麟的错，麒麟先打凤凰！”
于是，麒麟会被母亲打手板。而我很“乖”的观念，也是由奶妈灌输给每一个人的。
当我和麒麟两岁的时候，母亲的肚子里又有了小宝宝。这时的母亲，已经认命了。对于“母亲”的身分，也十分熟悉了，这次，竟心安理得的期待着又一个小生命的来临。我和麒麟已经都会说话了。提起说话，母亲总是坚持说：我九个月就会说话，会喊妈妈爸爸。两岁半时母亲因小病卧床，我嬉戏于母亲床前，母亲拿着父亲的教科书，指着“国文”两个字教我认字。据母亲说，我从此就认识了“国文”两个字！这说法实在有些离谱，但母亲言之凿凿，我们也就姑妄听之。
一九四○年秋天，我的弟弟巧三出世了。巧三的名字也是父亲取的。因为这个弟弟和“三”字十分有缘，他在家中是第三个孩子，出生于阳历的八月十三日。阴历的七月初十，正好是七巧后三天，所以，就取了个小名叫“巧三”。我的姨妈舅舅都认为这名字非常女孩子气。我那远在湖南的祖父，听说又添一个孙子，高兴极了。那时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第四年，全国上下，渴望胜利。祖父写封信来给小弟弟命名为“兆胜”，这个名字，阳刚得像个军人。于是，小弟弟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字，兆胜和巧三。
小弟弟巧三出世时重达八磅半，是个胖小子。长得眉清目秀，非常逗人喜欢。我和麒麟一下子就被这个小弟弟给比下去了。小弟弟从小爱笑，胖乎乎的人见人爱。我和麒麟自幼多病，又瘦又小，和这个胖小弟比起来，简直不够看。父亲从巧三弟一出世，就爱极了这个孩子。母亲坚持不偏心，但新生的婴儿总得到较多的照顾，我和麒麟变成了奶妈的工作。这时，我们两个，已经懂得自己开门出去玩，去门前欣赏油菜花，去巷口叫住卖白糕的小贩，“买”白糕吃，吃完了从不懂得付帐，抹抹嘴就回家啦！据我五舅母后来告诉我：
“那个卖白糕的也是个小孩子，只有八九岁，不敢向你们要钱，每次跟着你们回到大门口，就坐在门槛上等，一等就是大半天，等到有人进出时，才拉长了脸说：‘双胞胎吃了我的白糕！’”我已记不得吃白糕的事，记不得在成都的生活，对于成都，我除了记得门前的油菜花以外，就只记得我和奶妈分手时，双双抱在一起，哭得难舍难分的情景。
和奶妈分手，是我四岁的时候。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但是四川省得天独厚，算是大后方，所有其他各省的人，都迁移到四川来，四川一下子变成了人口汇集之地。我们一家，早早就到了成都，原该好端端的住在成都，不要离开才是。如果我们不离开成都，以后许许多多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都不会发生。可是，我们却在一九四二年离开了成都，去湖南老家和祖父团聚，这一团聚，才把我们全家卷入了漫天烽火之中。
原来，到了我和麒麟四岁，小弟两岁那年，成都的生活程度，已经越来越高，物价飞涨。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的附中当训导主任，又在光华大学兼了课，还在华西大学附中也教课，好几份薪水，仍然不够维持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就在这时候，祖父思儿心切，更盼望见到从未见过面的三个孙儿。就三番两次的写信给父母，催促父母早日回湖南老家，让祖孙三代，能有团圆之日。当时，父母分析，抗日战争绝不会打到湖南，在祖父声声催促，而成都物价飞扬的双重因素下，就毅然决定，带着我们三个，动身回湖南，去和祖父相聚了！
所以，我必须和奶妈分手了。我只记得，奶妈抱着我，哭得天翻地覆。据说，我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缠着母亲不停的追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带奶妈一起走呢？为什么要和奶妈分开呢？我不要和奶妈分开！我们带她一起走！”
我们当然不可能带奶妈一起走的。所以，哭着，哭着，哭着……哭了好几天，我和奶妈终于分别了。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认识“离别”，也是我童年中最早的记忆。母亲说，以后接下来的许多日子里，我都在半夜中哭醒，摸索着找奶妈。
三、祖父和“兰芝堂”
在我印象中，祖父是个很威严、很有气派的老人。
祖父名叫陈墨西，他有五个兄弟，都住在老家衡阳县渣江镇的一栋祖屋“兰芝堂”里。祖父在家乡小有名气，他曾跟随孙中山先生，留学日本，参加北伐，足迹踏遍东南西北。祖父年轻时，一定是风流倜傥的。因为，他在家乡有元配夫人，又在南京娶了我的祖母。据说，祖母并不知道祖父家里还有太太，直到祖父要带祖母回家乡时，祖母才赫然发现，自己不是元配。祖母一怒之下，拒绝跟祖父回家，竟带着我父亲和伯父，去北京定居了。也亏得祖母个性如此倔强，父亲才会在北京长大，才会遇见母亲，也才有了我和弟弟们。
当我们一家五口，到湖南去见祖父的时候，我的祖母和那位元配夫人都已作古。祖父又纳了一位“许姨”做为老年的伴侣。而且在兰芝堂旁边，盖了一栋小小的房子，和许姨同住。兰芝堂的陈家人，都称这幢小屋为“新屋”。
我们一抵家乡，拜见了祖父之后，整个兰芝堂都震动了。大家抢着看第一次回乡的父亲，抢着看那一口京片子的新媳妇，抢着看一男一女的双胞胎，抢着看那个“会让墨西老人拿着照片偷笑”的巧三！（在这儿，要补充说明，据说，我小弟巧三因为生得乖巧，非常得到祖父的钟爱，祖父把小弟的一张照片，贴身藏在胸前的衣兜里，没事时就拿出来看，看着看着就会悄悄笑起来。如果他心情不好，他也会拿出这张照片来看，看完了，就得意的说一句：“有这么好的孙子，我还有什么事可烦恼呢！”说完，立即就笑逐颜开了。所以，我家小弟未回乡，已先轰动。）
这样，我们一家人都成了兰芝堂的娇客。祖父成天带着我们，拜见这位爷爷，那位奶奶……还有各房的叔叔伯伯姑姑婶婶。祖父的旧礼教很严，拜见长辈，一律要磕头。我和麒麟、小弟这三个孩子，几乎变成了三个“小磕头虫”。就不知道家乡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长辈！后来，我才弄清楚，祖父虽是陈家长房，元配却没有生儿子，只生了女儿。我的父亲是祖父四十岁时才生的儿子，所以，我们在兰芝堂的同辈，都比我们大了一截。兰芝堂在我幼小的观念中，是个深院大宅，有好几个院落，有好多好多间房间，我和弟弟们在这些房间中捉藏，常常躲得连父母都找不到我们。祖父对我们这三个孙儿，真是爱极了。麒麟从小就有个“大头”，我和小弟常常拍着手笑他：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祖父却欣赏麒麟的方头大耳，认为将来必有后福。小弟巧三非常机灵，嘴巴又十分会说话。我们初抵家乡，和祖父一起住在新屋。祖父买了各种糖果饼干给我们吃，又怕我们吃多了，就把饼干盒糖果盒都放在高高的架子上，让我们拿不到。有天，祖父一进房，就发现我那小弟已从厨房偷了很多白糖吃，白糖沾了满脸，像长了白胡子一样，而他还不满足，正爬上高椅子，在那儿钩饼干筒。祖父一见，不禁大惊，生怕他摔了，忍不住大喝了一声。据说，我那小弟回头一看，竟面不红、气不喘的说：“爷爷，我爬上来拿饼干，要给爷爷吃呀！”
祖父这一听，心花怒放，本就疼小弟，这一来更宠爱无比。至于我呢，我是祖父惟一的孙女儿（我的伯父也只生了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再加上我比两个弟弟文静多了，常跟着祖父去拜望朋友，带出带进，不吵不闹。所以，我虽是个女孩子，祖父仍然视我为掌上明珠，至于我脸上有块胎记什么的，祖父认为根本不损我的容貌。在他老人家的眼中，这三个孙儿孙女，个个都好！
和祖父团聚，那种生活真好！祖父有个长工，名叫黄才余，对祖父忠心耿耿。没事的时候，黄才余就带着我们三个去后山上玩，我依稀记得的，是我最喜欢在松林中捡松果。童年的我，没有多少玩具，我的玩具就是松果、竹叶、狗尾巴草。我们在新屋住了一段很短的时间，父亲就跟着祖父一起去南华中学教书，连母亲也在南华中学教国文。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和祖父，都搬到学校的宿舍里去住。南华中学在衡山的山凹里，风景优美。回湖南家乡这段时间，是我童年生活中比较幸福的日子。在兰芝堂的院落中，我曾奔来跑去享受大人们的疼爱。在家乡的后山上，我捡松果找鸟窝玩得不亦乐乎。在南华中学的校园里，我学着放风筝和认方块字……但是，好景不常，漫天烽火已逐渐逼向湖南。学校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大人们的脸上，失去了笑容，堆上了层层阴霾。祖父和父母亲常常聚在一起商讨大计，满面忧愁。
那是一九四四年，中日战争席卷了整个中国，在我刚刚初解人事的时候，我的童年就被战争的火舌一下子卷走了。所有的欢乐和幸福，全在一夜间化为灰烬。
以后这段童年往事，我在我的书《不曾失落的日子》中写过。所以，从下面一段到抗战胜利，我将部分引用自该书的“童年”篇。
四、小锦旗
孩子的记忆力是很奇怪的，他们会忘记一些很重要的事，却记得一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在我印象里，与战争第一个有关连的记忆，是一面小锦旗。
锦旗是父亲的一个同事送我的。一天，学校里开运动会，那些彩色缤纷的小锦旗，悬在操场中随风飘扬，在阳光照射下，闪耀着艳丽的光泽。我迷惑了，缠着母亲，固执的要求给我一面小锦旗。母亲不允，父亲叱我胡闹，我哭哭啼啼，只是要一面小锦旗。父亲的一位同事（不记得姓什么，反正是位好伯伯）取下一面锦旗对我说：
“你跳一只舞，我就送你一面锦旗。”
童年的我，是腼腆而羞涩的，要我跳舞，比登天还难。但是，那面锦旗光滑艳丽，带着那么强烈的诱惑力对我闪耀着，我的占有欲胜过了羞涩感，我跳了一只“弟弟疲倦了”，换得了那面锦旗。得到了这面锦旗，我的快乐简直难以言喻，似乎我整个人的喜悦，都被这面锦旗所包裹着，我终日拿着这面锦旗，爱不忍释。可是，战火蔓延过来了，学校解散了，我们全家几度迁移，东藏西躲，我仍然随身携带着我的锦旗。一天夜里，我从熟睡中被炮火声惊醒，我爬起床来，看到父母和祖父都聚在窗边，满脸凝重的遥望着衡阳城——那城市已被一片大火所吞噬了，连黑夜的天空，都被火映成了红色。
第二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片混乱，母亲匆忙的收拾着箱笼，告诉我说，这些箱子要寄放到农家的阁楼上去，因为日本散兵已遍布四周，所有财物，随时可能遭遇洗劫。我望着母亲收拾箱子，想起我的小锦旗——我真担心日本人会抢走我的小锦旗。于是，我郑重的把那面锦旗交给母亲，要她帮我锁进箱子里去，免得被日本兵抢走。母亲把锦旗收进了箱子里，我亲眼看到祖父的长工黄才余，把那几口箱子搬到农家的阁楼上去。我很安慰，觉得我的锦旗已到了世上最安全的所在。因为，母亲说，日本兵不会去抢农舍——农舍中除了鸡鸭猪狗外，只有一些稻谷。
那夜，我睡得很甜，半夜里，却被母亲仓皇的摇醒了。我睁眼一看，父亲正手忙脚乱的给麒麟小弟穿衣服，满屋子的人奔来奔去。我胡乱的下了床，怔忡不已。然后，我听到了枪声，此起彼伏，惊心动魄。我跑到窗口一看，不得了，农庄中到处都是火光。人声、枪声、追逐声、鸡鸭犬吠声乱成了一团。我还没从睡梦中完全清醒，这时，吓得完全呆住了。父母和祖父已急忙拉着我们三个孩子，匆忙的说：
“嘘！不要出声音，我们要躲到山里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躲到山里去，但，已完全体会出周围的紧张气氛。于是，我们摸黑离开了居住的农家，父母扶着祖父，抱着小弟，拉着我们这对双胞胎。大家跌跌冲冲的走入山里。山中遍是荆棘和杂草，我们刺到了，割伤了，却没有人敢哭。一直摸到一个山谷里，大家藏在巨石堆中，紧紧拥抱在一起。整夜中，我们看到火焰冲天，处处都冒着火舌，天空都染成了红色。慢慢的，天亮了。枪声逐渐远去。当黎明终于来临，四周变得特别的安静。然后，我们听到黄才余的声音，在呼唤着、找寻着我们。我们从蛰伏的地方跑了出来，黄才余找到了我们，见我们完好无恙，又惊又喜。接着，却又哭丧着脸告诉我们：一队日本兵连夜侵袭了农庄，他们果然没有抢劫农舍，却很干脆的放了一把火，把整个农庄烧成了平地。烧掉了阁楼，烧掉了我们全部的箱笼，也烧掉了我的小锦旗。
于是，我失去了心爱的小锦旗，于是，我也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和喜悦——在记忆中，这是一连串苦难的开始。
五、在山沟里
接下来，日军大量的拥到了乡间，洗劫村落。他们所过之地，杀人放火，搜刮一空。据说，日本兵最恨知识分子，凡是搜到读书人，一概杀无赦。我们家，祖父、父亲和母亲都在教书，又都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平时在教室中，祖父和父母都不厌其烦的灌输学生民族观念，此时，想当然耳，会成为日军杀戮的目标。事实上，那时日军铁蹄践踏之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不论老弱妇孺，士农工商，都惨遭杀害，又岂是读书人而已。但，读书人，尤其是教书的，确实更难幸免！因而，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父母，和我们三个孩子，有一段时间，完全隐藏在深山里。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条山沟。
这条山沟原来是有泉水的，现在水已经干了，我们用油布铺在地上，露天席地而坐，已经坐了整整三天。山沟的出口处直通山下的小路，黄才余砍了许多松柏树木，伪装的种满了那出口，遮住外界视线。我们就待在那窄小的泥土沟中，靠黄才余冒着生命危险，每天送食物来给我们吃，并报告我们外界的消息，那消息一定越来越坏，因为父母的眉头是越皱越紧了。我真不知头两日是怎么挨过去的，只记得麒麟总是哭，总是吵肚子饿了。母亲为了安抚他，把皮包里的钥匙链、发夹、口红套子、小梳子、小镜子……都搬出来给他玩，他藏了一口袋的叮叮当当，仍然又哭又闹。小弟才只有四岁，更是无法讲道理的年龄，他爱动物，抬起头来，他就研究松树里有没有鸟窝，低下头去，他就在草丛里猛抓蚂蚱，他惟一的好处是爱睡，一无聊就哭，哭哭就睡着了。三个孩子里我最安静，坐在那儿，我一直在追悼我的小锦旗。
第一天，我们全家只吃了黄才余送来的两大碗白饭，第二天，仍然只吃了两碗白饭。第三天，长工一直没有出现，我们饥肠辘辘，麒麟和小弟又开始哭。我听到父亲在悄声对祖父说，他真担心黄才余的安危。时间从清晨一直挨过去，太阳从山沟的那一边移向山沟的这一边，在饥渴交加之下，最安静的我也不能安静了，麒麟叫饿，小弟叫渴，我开始抽抽噎噎的哭。一时间，我们三个孩子闹成一团，父亲喝骂着，祖父直摇头叹气，母亲左手搂着弟弟，右手搂着我，不停口的安慰，整个山沟里都是我们的声音，就在此时，山沟外面，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有一个人影从我们掩护着的松柏外面闪过去。我们全吓怔了，忘了哭，也忘了叫，瞬时间，山沟中寂然无声，我从松树的隙缝里望出去，正好看到那奔跑着的人——一个平凡的农人，腿上滴着血，一跛一跛的飞跑着逃走，然后，就是一阵日本人的呼喝声，又一排枪声，那农人倒了下去。我呆住了，第一次了解死亡是怎样突然就能来临的，第一次看到鲜血从一个活生生的人体里流出来。母亲的脸色雪白，她紧搂着麒麟，用手按住他的嘴，阻止他哭出声来，小弟的头全埋在父亲的长衫里，吓得身子发抖，祖父的嘴唇颤动，在那儿不出声的诅咒。时间似乎过了有一世纪那么久，然后，那批日本兵从山沟出口的松柏掩护之处，一个个的走了，居然没有人发现我们。
目送那群日本兵走得看不见了，母亲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来，脸色依然发青，麒麟挣出了母亲的手心，坐在地上直喘气，也忘了吵肚子饿了，小弟抬起头来，那对又黑又亮的眼珠骨溜溜的转着，嘴里结结巴巴的叽咕着：
“枪，枪，好长……好长……的枪！”
母亲伸手要去抱小弟，小弟仍然结巴着：
“枪，枪，有枪！有枪！”
母亲的脸色猛然间僵住了，我们都不由自主的抬头向上看，这才发现，居高临下，一排日本兵站在山沟外，俯身注视着我们，一管管长枪，正对着我们。我和弟弟挤在一堆，全倚进母亲怀里。有几秒钟，山沟里的我们，和山沟外的日军，大家彼此注视着，都没有出声。然后，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跳进了山沟，拿枪对着祖父指了指，用中文说：
“站起来，给我检查！”
祖父不得已的站了起来，那军官在祖父的口袋里搜出了钱、名片、钢笔、校徽……等一大堆东西，他收起了钱，紧盯了祖父一眼：“教书的，嗯？”祖父拒绝答复，那军官也不再问，同样的，他又搜查了父亲，洗劫了父亲身上的钱，母亲早已悄悄的把皮包塞进了草丛中，站起身来，她主动的拍了拍自己的身子，她只穿了件旗袍，实在无处可以藏钱。
那军官仍然握着枪，望着手里的校徽、名片等物，犹豫的看着父亲和祖父。山沟里的空气僵着，母亲的嘴唇越来越白，忽然间，我那孪生弟弟麒麟排众而出，大踏步走到那军官面前，昂着头，清清楚楚的说：
“你不用检查我，我身上的东西，都给了你算了！”
他从口袋里，叮叮当当掏出他那些钥匙链、口红套、梳子、小镜子、发夹、弹珠，还有些小石头子儿，全递给那个军官。一时间，那军官怔着，接着，一丝笑意忽然掠过他的嘴角，同时，山坡上的日军，也发出一阵哄笑。在这突然爆发的笑声里，那军官跳出了山沟，对他的部下挥了挥手，示意离去。显然，祖父和父亲的命是捡回来了。那些日本兵正要走开，其中却有个身材高大、相貌粗鲁的大汉，突然窜了出来，用日本话吼了几句，就一下子跳进了山沟，直奔母亲而来。这一下变生仓促，我们全呆了，母亲慌忙说：
“我身上没有钱！”那日本大汉敞着胸前的衣服，军装上一个扣子也没扣，手里没有拿枪，却握着一根大木棒，他咧着嘴，面目狰狞而凶恶，一伸手，他抓住了母亲的手腕，用生硬的中文，口齿不清的说：“跟我走！”说着，他就死命的把母亲向山沟外面拖，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立即爆发了，他陡然间冲过来，抱住母亲，对那日本兵大吼大叫：“放手！你这禽兽！放手！”
一切发生得好快，我看到那日本兵举起木棒，对父亲拦腰一棒，父亲站立不稳，那山沟又是一个往下倾斜的斜坡，父亲摔了下去，顺着斜坡，就一直往下滚。祖父忍无可忍，也冲上前去，日本兵再一棒，把祖父也打落坡下，然后，他继续拉着母亲，往山沟外面拖去。母亲用手抓紧了山沟两壁的青草，哭着往地上赖。我眼看父亲和祖父挨打，母亲又将被掳走，恐惧、愤怒，和无助的感觉一下子对我压了下来，我用双手扯住母亲的衣服，放声大哭。同时，麒麟和小弟都扑了过来，分别抱住母亲的腿，也放声大哭，我们三个孩子，这一哭哭得惊天动地，我们边哭边喊着：
“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
我们哭，母亲也哭，那日本大汉却用日文大声咒骂，顿时间，哭声、喊声、咒骂声，闹成了一片。而母亲的身子，逐渐从我们手中滑了出去，我和弟弟们惊恐之间，哭得更加惨厉。就在这时，那戴眼镜的日本军官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忽然用日文喝叫了一声，那大汉立即松了手，抬头和那军官争执着，军官叽哩咕噜的讲了一大串，一面用手指着哭成一团的我们，脸色非常严厉。终于，那大汉悻悻然的一摔手，跳出了山沟，背着他的木棒，扬长而去。我们惊惶之余，都扑进了母亲的怀里，母亲用双手紧抱着我们，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半晌，才发现那日本军官并没有走，一直站在那儿望着我们发愣。等我们哭声稍歇，他就跳进山沟，把小弟拉到他身边，我们以为他要掳走小弟，又都惊恐的扑过去抓小弟，谁知，他却用手帕拭去了小弟的泪痕，转头问母亲：
“他几岁？”
母亲颤声回答：“四岁。”那军官仰头看了看遥远的云天，若有所思的轻声说了句：
“我儿子和他一样大！”
说完，他转身走出山沟，手一挥，带着他的队伍，头也不回的走了。我们惊魂未定，实在不相信就这样度过了一场大难。我那时还不能了解，即使是日军，也有妻儿，也有子女，在他们残杀无辜的当儿，也会有几个无法全然泯灭“人性”的军人。这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想必也是个知识分子吧！当时，父亲和祖父都从山坡下爬了上来，一家人我望望你，你望望我，刹那间已恍如隔世。父母执手相看，惊吓未消。我们三个孩子，用手臂紧拥着父母，仍呜咽未已。祖父用拐杖一跺地，毅然的对父亲说：
“湖南不能待下去了。我已经老了，不拖累你们，你们还年轻，给我趁早离开！你们到后方去，想办法回四川去！走！一定要走！”父母和祖父在山沟中默默相对，彼此心中都明白，大难已在眼前，分离是必然的事。只是当时，谁也无法就去面对这个事实！
六、在柴房中
从山沟到柴房，这两个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之间到底隔了几天，还是一星期？我已经完全记不清楚。童年的记忆，往往只是一些片段的“面”，而不是一条清晰的“线”。只记得那些日子里，日军整日在乡间搜刮抢掠，杀人纵火之事，更是每个村子中都经常遭遇的。我们一家东迁西徙，到处躲避日军的耳目。主要的，仍然因为父母是“读书人”的缘故，日军可以放过一般农民，却杀掉了无数的知识分子。
似乎在离开山沟后没几天，我们一家就和我表叔的一家会合在一起了。表叔是父亲的表弟，年纪很轻，表婶在我记忆里是个娇小玲珑的小美人，他们有个一岁大，还抱在襁褓中的儿子。我那小表弟长得白白胖胖，面貌清秀可人。很明显的，他是我表叔和表婶的命根子。当我们结伴迁移的那些日子中，他们最关心和最保护的，就是那个怀抱中的小儿子。
那天，我们到了祖父以前的一位老佃农家中，这位老农夫已经自己有田有地有农庄，是个敦厚朴实善良的典型农人。他的房子占了一个极好的地理环境，是建造在一座竹林的深处，因为单独隐蔽在密林之中，极难被外界所发现。更妙的是，这屋子背后就是一座未开发的山林。万一给日军发现，往这深山里一躲，那就更难被找到了。所以，我们投奔到这老农夫家里来。到了老农夫家里，我们才发现那儿已成为附近所有知识分子及乡绅们的避难所。老农夫热情而慷慨，来者不拒，家里已挤满了人。这是父母始料所未及，而最没料到的，是这“避难所”早被日军所发现，据老农夫说：
“昨天一天，来了三批鬼子，到处抓人。我早派了人守在竹林外面，一有鬼子来，我就叫大家躲，十分钟之内，所有的人都可以疏散到山里去。所以，日本鬼子一个人也没抓到！”湖南人称“日本人”，都称“鬼子”。
那老农夫一股得意样儿，他的太太是个憨厚的老太婆，老夫妇俩对祖父和我们招呼得无微不至，细心的告诉我们如何躲藏，如何走捷径入山，如何在山里找山洞树洞等等。我们这才知道，他们几日之内，已救了无数人。而那些其他的避难者，也早对入山之路，熟悉万分了。
那是午后，我们走了许久的路，抵达老农夫家里时已又饿又累。老农夫对我们指示完了，就立刻弄了一桌子的饭菜，招呼我们吃饭。我们都饿得头发昏，坐下来就开动，谁知才拿起筷子，就听到门外一阵吆喝，马上就是一阵人来人往，大呼小叫的混乱之声，我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老太婆已冲进屋子，对我们挥着手叫：
“快！快！快！去山里！鬼子来了！快快快！”
父母丢下筷子，七手八脚的来抱我们，孪生弟弟麒麟赖在饭桌上不肯下来，小弟弟塞了一嘴的炒鸡蛋。表叔表婶同时扑到床边去抱他们那才睡着的宝贝孩子……混乱中，老农夫已冲了进来，口齿不清的，脸色仓皇的喊：
“来不及了，没时间进山里了！鬼子来得好快！找地方躲一躲，快找地方躲一躲！”
说得容易，农家的房子家具简陋，房间都一目了然，我们两家老老小小有九个人，什么地方可以躲？我们正犹豫间，农夫的儿媳妇又冲了进来：
“鬼子已经进来了！这次来得凶，看样子知道我们家藏了人！别人都躲进山里去了，只有陈家……”
再没时间耽误，老太婆当机立断，招手把我们带出屋子，绕到农庄后面，把我们两家老小，全塞进了一间堆柴的柴房，仓促的对我们抛下一句叮咛：
“千万千万不要出声音！”
说完，她带上房门，匆匆而去。
我们挤在那小房间里，大家面面相觑，呼吸都不敢大声，我记得，麒麟手里，还紧握着一双筷子，嘴里叽哩咕噜的唠叨着：“我饿了，我要吃饭！”
母亲用手蒙住麒麟的嘴。父亲试图把柴房的门拴起来，这才发现，这柴房根本没有门闩，乡下人堆柴的房间也实在不需要门闩。而且，那简陋的木板门上有着手指一般粗的隙缝，从内往外看，可以把农庄天井看得清清楚楚，可想而知，从外向内看，也不难发现我们这群妇孺老小。这个“藏身地”，实在是糟透糟透！父亲挥手要我们远离门边，但是，天知道！那柴房一共有多大，挤了我们两家人，已经是密不透风了，还能退到哪儿去？我们紧倚着柴堆站着，孩子们都瑟缩在母亲的怀里。很快的，我们听到日军走进农庄的声音，一阵大声的吆喝，日本兵立刻分散在农庄各处，显然在大肆搜寻，有个发号施令的军官，似乎就站在柴房外的天井里，在用日语大声下令。于是，我们听到，日兵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的搜查，有箱笼倒地声，有桌椅翻倒声，有日军呼喝声，有老农夫喊叫解释声……在这一大片混乱声中，还有日兵在抓老农夫的鸡鸭宰杀，于是鸡飞狗跳，人喧马仰，闹得天翻地覆。而那些挨房搜查的日兵，已逐渐走近了柴房……。
我们倾听着那日军的靴声，沉重的敲击在晒谷场上，发出重重的声响，我们听老太婆在赌咒发誓，呼天呼地的乱喊：
“什么人都没有！鸡也快杀光了，狗也给你们杀了，你们还要什么……”外面很闹，柴房里却静得出奇，母亲紧紧的搂住麒麟，因为这些孩子里，麒麟最会闹。可是，我们却没算到表叔的小儿子，那个在襁褓中的婴儿，会忽然间放声大哭起来。
这婴儿的哭声把我们全体都震动了！表婶也无法避讳，立即解衣哺儿，想堵住他的哭声，谁知那孩子拒绝吃奶，却哭得更加厉害，表婶急了，用手去蒙他的嘴，但是，却蒙不住那哭声，孩子的脸涨得通红，哭得更响了，祖父长吸一声说：
“命中注定，该来的一定会来！”
表叔的脸色在一刹那间变得惨白，他迅速的对我们全家看了一眼，这一眼中包涵了太多的意义。在以后很多年很多年后，我才能体会到表叔那一眼的深意，然后，忽然间，表叔从表婶怀中抢过了孩子，迅速的用手勒住了孩子的头颈，死命的握住，孩子不能呼吸了，脸色也变了，表婶扑过去抢，哭着喊：“你要做什么？你要弄死他了！”
“是的，我要勒死他！”表叔哑声说：“可以死他一个，不能死我们全体！”“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表婶忘形的大嚷，眼泪流了一脸，她发疯般扑过去抢孩子，一面哭着喊：“要勒死他！你先勒死我！”“你要识大体！”表叔叫：“我不能让这一个小小婴儿，葬送了我们两家的性命！尤其是连累表哥一家人……”
“你要杀他，先杀我！先杀我！”表婶是疯了，她的头发披散了，泪流满面，喉咙嘶哑，居然拚命的抢过了孩子，孩子能够呼吸，就更大声的哭了起来，父亲立刻抱住表叔，表叔还要挣扎着去抢孩子，父亲沉着嗓音喝阻着：“够了！如果日军要发现我们，这样一闹，他们已经发现，你杀他也没用了！”真的，在这一时间，孩子哭叫，大人吵闹，表婶狂喊，表叔怒吼……什么声音都有过了，我们大家彼此注视着，父母脸上，都有着听天由命的平静。而忽然间，那婴儿却止住了哭声，柴房里顿时又鸦雀无声了。同时，靴声清脆的停止在柴房的前面。“打开门！”是日军的日本国语。
“啊呀，老天爷！”是老农夫的太太，那从没受过教育的老太婆，在唉声叹气的叫着：“连茅厕都要检查呀！”她用手推门，声音又平静又自然：“门都没有闩，能藏得住什么人？”
“我至今还在想，那老太婆真该得最佳演技奖。”
门已经开了一条缝，我们的心怦怦跳。但是，像奇迹一般，那日军用日本话叫了一句什么，就径自掉头而去。我们几乎不能相信那日本兵是真的走了。难道我们那一阵哭叫和喧闹，他们会听不到？这是不可能的事！父母和祖父以及表叔和表婶都瞪大了眼睛，不信任似的彼此注视着。然后，又一阵鸡飞狗跳，那些日本兵抓了许多鸡，一个军官一声令下，这队日军居然不可思议的走了，不可思议的放过了我们。
好半天，当外面完全平静了以后，老太婆推门走了进来，这时却苍白着脸，又嚷又叫的说：
“老天爷！你们怎么弄的呀！小的哭大的叫，我放了一笼子鸡出来，赶得它们满天飞，才掩过你们的声音呢！”
我们彼此凝视，又一次厄运被逃过了，又一次灾难被避免了！我太小，还不能了解那种死里逃生的滋味。但是，当表叔知道危机已过，立刻就抱住表婶，不顾一切的，疯狂般的吻她，又抱过那差点死去的儿子，含着泪，满头满脸的乱吻时，我才第一次体会到，人类的“爱”，是多么复杂，多么珍贵的东西！如果说我是个早熟的孩子，大概就由于我自幼体会了太多的东西吧！
七、“中国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不知怎的，又和表叔一家分开了。父亲知道老佃农之处已不是藏身之地，事实上，整个衡阳县的境内几乎没有一块净土。我只记得，父母和祖父常彻夜商量，如何越过日军的封锁线，并且讨论又讨论，祖父是否和我们同行的问题，因为祖父已年近八十高龄，如何能承受颠沛跋涉之苦？可是，把耿直的祖父留在沦陷区，父亲却怎样也不放心。这问题最后终于有了结论，祖父留下，我们走。于是，我们先要把祖父送回老家渣江去。记得我们全体化了装，穿着老佃农给的衣服，打扮成一家乡下人。不过，尽管父母都穿上了粗布短衣，但父亲的文质彬彬，和那近视眼镜，母亲那口北平口音，以及风度举止，都很难掩饰原来面目。不管怎样，我们又离开了佃农家，冒着被日军捉住的危险，往老家走去。这天是倒楣的一天！这天是充满了风浪与戏剧化的一天！
这天也是我记忆中很深刻的一天！
我们大约在动身后两小时，遭遇了第一批日兵。
“站住！检查！”日军吼着。
我们全站住了，这大约是日本兵来中国之后“必修”的一句中国话。以后我们遭遇了几次日军，都是用这句话来喝止我们的。带队的日本军官大踏步对我们走来，上上下下的打量我们，父母都不说话，以免暴露身分。那军官指着祖父，对手下的士兵命令了一句，大约是要搜查祖父。祖父的眼睛要喷出火来，却无法阻止日本兵在他浑身摸索。因为我们都化了装，那日本兵主要是想搜查有没有武器。既然找不到武器，他洗劫了祖父身上所有的钱，然后，就轮到了父亲。
这批日本兵没有为难我们，只是，他把祖父和父亲身上所携带的金钱全洗劫一空，就挥手命令我们离去。我们默默的走着，祖父、父亲，和母亲都那么沉默，使我们三个孩子也静悄悄的不敢吵闹。那时，在我们童稚的心灵里，只觉得日军是一群令人恐怖的劫掠者。但，对于父母们那种受异族迫害的耻辱及愤怒却无法深深体会。（直到我长大后，童年点点滴滴的回忆，才带给我更深的感受。）
中午时分，我们遭遇了第二批日军。
“站住！检查！”同样的一句话，同样是日本兵，同样第一个搜查祖父，同样再搜查父亲。所不同的，是祖父和父亲身上找不到金钱了。但，那日军却在祖父身上找到一张写了字的十行纸，他看看，显然并不懂中文，又对祖父那身老农的装束仔细打量了一番，似乎找不到什么嫌疑，他就抛开那纸条不管了。叽哩咕噜的，他用日本话骂了一大堆，就带着队伍扬长而去。父亲透过一口气来，才对祖父说：“爹，你那首诗就丢了吧！”
“不！”祖父简单而固执的说，把那张写满字的纸又郑重其事的揣回了怀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祖父所作的一首长诗，主题是忧国哀民，咒骂日军的。如果落在一个懂中文的日军手里，我们必被枪杀无疑。”
午后，我们“运气”真好，又碰到第三批日军。
“站住！检查！”父亲忍无可忍了，他翻开自己所有的口袋，把口袋底都拖了出来，愤愤的说：“你们要检查几次？身上的东西，早被前面检查的人拿走了，再也没有东西了！”那日军不见得懂中文，但是，他懂得了父亲的意思，知道我们已不是第一次遭遇日本兵，更明显的，是知道我们这疲倦的，老老小小的一家人，身上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搜刮了，于是，他又放走了我们。
一天里遭遇三批日军，使我们深深明白，整个乡间已遍布日军了。对我们来说，这天还是幸运的，因为这三批日军都志不在人而在财，除了抢劫以外，没有发生在山沟里那种掳人的恐怖事件，也没有被识穿本来面目，在不幸中，这已是万幸了。黄昏时分，我们已走得又饿又累又渴，再加上随时可能听到那声“站住，检查”的声音，使我们都精神紧张而心力交疲。小弟弟开始哭，父亲只得背着他走。当夕阳衔山，晚风拂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已经越走越荒僻了，乡间四顾无人，只有山林树木，四周安静得出奇。在遇过三次日军的吆喝与跋扈之后，这份“安静”居然也使人惴惴不安，尤其是在这暮色渐浓，山树模糊的景象里。
我们走了一大段山路，什么人都没有碰到，连个农家和茅屋都没有，父亲怀疑我们已迷路了。大家□徨四顾，犹豫不决是否往前走，尤其，前面是不是没有日军占领？正在磋商而举棋不定时，忽然间像天神下降般，我们迎面走来了一个乡农，这农夫一目了然就是湖南乡间那种最老实憨厚的乡民，他大踏步而来，手上拿着一枝竹枝，肯上背着两个叠起来的竹篓，通常，是农夫们用来装鸡鸭或红薯的。
父亲和祖父都兴奋了。有什么事比迷路在荒郊野外——
遍布日军的荒郊野外——时，遇到一个自己的同胞，一个中国人，更令人兴奋和快乐的呢？祖父拦住他，几乎是喜悦的问：“你从前面来，有没有遇到鬼子呀？”
那农夫瞪眼望着祖父，似乎不了解祖父在说什么。湖南人一向称日本人为“鬼子”。父亲怕那乡下人误会我们的来路，又重复了一句：“前面是什么地方？我们在逃难，前面有没有日本人？”
那农夫的眼光从祖父身上移到父亲身上，他没有笑容，湖南民风憨厚，最爱交友，对陌生人也是笑容满面的。他慢吞吞的放下背着的竹篓。父亲觉得不对劲了，拉拉祖父，说：
“我们走吧，别问他了！”
那农夫迅速的拦住了父亲，用标准的国语，厉声的说了一句：“不许走！站住！检查！”
父亲母亲都呆了，祖父的脸色也顿时大变。我们三个孩子，虽然懵懂无知，对这“站住，检查”四个字已经十分敏感，就也都怔住了，呆呆的望着那个农夫。在这一瞬间，我们都明白了，这农夫和我们一样化了装，他不是普通的乡下农民，而是“知识分子”，为日本人做事的知识分子。是的，他是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可恶更可怕的中国人，日本人到底是为他们的天皇打仗，这中国人却为日本人来打中国人，这是一个——汉奸！那“农夫”用手指着祖父：
“你站住，我先检查你！”
每次都是先检查祖父！祖父瞪视着那“农夫”，忽然间爆发了，他高昂着白发萧萧的头，坚决而果断的说：
“不行！我不给你检查！日本人检查我，我无可奈何，你，中国人！不行！我不给你检查！”
那“农夫”脸色立刻变得铁青，把地上那垒着的竹篓打开，里面没有鸡鸭，没有红薯或任何收成，只有一堆稻草，稻草上，赫然是一把手枪！
“很好，”那“农夫”拿起手枪，对祖父扬了扬：“听你的语气，就知道你的身分，农人？你是个老农夫吗？不给我检查？你身上藏着什么吗？”
祖父的脸色更难看了，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个注视，空气好沉重好紧张，我想着那张写着字的纸，望着祖父和父母，我知道，他们也在担忧那张纸，一个中国人，他会认得中国字！“你不许碰我！”祖父严厉的说：“今天我们已被三批日本鬼子检查过！我再也不被中国人检查！”
那“农夫”大大的发怒了，他吼着：
“不检查，也行，我马上枪毙你！”
他舞动着手枪，样子是完全认真的，绝非虚张声势。祖父挺直了腰，更坚决，更固执的说：
“你枪毙我，我也不给你检查！”
那“农夫”举起了枪，父亲立刻扑过去，拦在祖父面前，急急的说：“爹，让他检查吧，你就让他检查吧！”
“不行！”祖父斩钉截铁的说：“我宁可死，也不给他检查！”他望着那“农夫”说，“你枪毙我吧，放掉我儿子和孙子们！”
“你是个顽固的老头，嗯？”那“农夫”有些困惑的看着祖父：“我只要检查你，并不想要你的命，你对检查比生命还看得重？”“是的，你可以枪毙我，就是不能碰我！”祖父越来越固执。“你开枪吧！”
那“农夫”再度举起枪，脸色严厉，看样子，祖父的生命已系之于一发，小弟弟首先“哇”的一声吓哭了。立刻，父亲对祖父跪了下去，含泪祈求：
“爹，让他检查吧，请您让他检查吧！”
“检查了是死，”祖父低语：“不如维持尊严，让他枪毙我，你们给他检查，你们到后方去！”
“爹，”母亲看父亲跪下了，就也对祖父跪下了。“要死，就全家死在一块吧！”小弟弟素来是祖父所钟爱的，此时已明白这“坏人”要打死祖父，就哭着跑过去抱着祖父的腿，一个劲儿的叫：
“爷爷不要死！爷爷不要死！”
我和麒麟也熬不住，扑过去，和父母们拥成一团，也抱着祖父，哭着叫“爷爷”。一时间，我们三个孩子哭声震野，祖父只是用颤抖的手紧搂着我们，却依旧固执的嚷着：
“不检查！不检查！不检查！”
那“农夫”大概被我们这一幕弄傻了。半天都直瞪着我们没说话。然后，他忽然粗声吼了一句：
“别哭了！还不快走！”
“走？”父亲愣了愣，站起身来，望着那“农夫”。“你不是要检查我们吗？”那“农夫”凝视着父亲，轻轻的摇了摇头，哑声说：
“检查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我还记得那泥沙上的“中国人”三个字，我总是迷惘的想着，那“农夫”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没天良的“汉奸”？还是个有人性的“中国人”？他为何在最后关头放了我们？而且指示我们正确的方向？
于是，我知道，即使一个“坏人”，也有一刹那的“良知”，即使是“汉奸”，也不见得完全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我的国家民族观念，就在这枪口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常说，别的人童年的教育来自学校，我童年的教育，却来自战争。
八、夜半，穿越火线
终于到了那一夜。父母和祖父殷殷话别，我们孩子们一个个的吻别了祖父。门外，夜色深沉，天空中有几颗寒星，和一钩冷冷的月亮。乡下人都睡得早，这时早已入梦，四周鸡不鸣，犬不吠，寂静得令人心慌。院子里，我们白天雇用的两个挑夫正在等待着，他们每人挑两个大箩筐，箩筐中，只有一个装着我们全家的衣服（是乡农们的衣物，我们仍然化装成乡下人），另外三个箩筐，却是为我和弟弟们准备的。这是一次长途的跋涉，按父母的意思，要从湖南走到四川，这漫长的旅程，不知道要走多久。而正在稚龄的我们，却无论如何禁不起这种步行之苦。因此，竟采取了乡下人的办法，把孩子挑着走。
自幼，我坐过各种交通工具：轿子，车子，轮船，手推的“鸡公车”……而乘坐箩筐旅行，这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对那“箩筐”的好奇冲淡了我对祖父的离愁，但是，当我看到父母和祖父都满眶泪水，执手无言之时，我才蓦然兜上一股难解的酸楚，第一次体会到那种“生离死别”的滋味。
我们出发了。盘腿坐在箩筐里，我和麒麟被一个挑夫挑着，小弟和行李被另一个挑夫挑着。我们要“夜行晓宿”。四周早已被日军包围封锁，我们必须连夜穿过敌人的火线，如果被发现了，连挑夫带孩子，一个也别想活着走出沦陷区。我和弟弟们早被父母再三叮嘱，路上绝不可说话、咳嗽，或发出任何声音。事实上，我和弟弟们已被这些日子的各种遭遇所惊慑住了。早就知道日军是随时可以出现，刀枪都不再是“玩具”，而生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不用父母叮嘱，我们也不敢轻易出声了。大家“静悄悄”的“摸黑”进行，没有火把，没有灯笼，也没有乡下人用的风灯。父母、挑夫，和我们孩子都穿着全黑的衣服。
不敢走大路，我们穿小路往前走。两个挑夫显然对路径很熟悉，对日军驻扎的区域也很熟悉，大约他们并非第一次送人出沦陷区。这次我们雇用他们，却不止于送出沦陷区，还要一直把我们送到广西境内，听说，到了广西，就有难民火车，可以到桂林。我们的路线，是乘湘桂黔铁路的火车，越过广西，穿过贵州，再赴四川。多么一厢情愿的打算！我们怎么知道，这条路竟整整走了一年之久！当我们在一年之后，终于抵达重庆时，正是家家鞭炮，户户欢声，大街小巷，一片旗海，抗战胜利的时候了。
在暗沉沉的夜色里，我们这一行人悄悄的、小心翼翼的往前移进。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走在路上，而是穿过一人高的稻禾，从田里面走过去，那分开稻禾的沙沙声，以及偶尔踩到一块碎木的破裂声，都足以使我们胆战心惊。从衡阳沦陷起，我们似乎一直有逢凶化吉的运气，这穿越火线的一关，是不是也能安然度过？我想，父母一点把握也没有。支持我们做这样“壮举”的只是父母的那份决心与勇气而已。
那种“夜遁”的日子只有几天，白昼，我们会被好心的乡农所留宿，夜里，又继续我们的行程。在箩筐里的旅行一点也不舒服，两腿盘坐久了，就酸麻无比。因而，一路上，我们孩子们总是要求“下来走一走”，孩子的腿短步子又小，进度缓慢。所喜的，是这段路程，我们始终没有遇到过日军。但，我们所经之地，已遭日军蹂躏过的村镇却不在少数。记忆中最难忘的，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小女孩——小娟。
怎样“捡”到小娟的，我已经记不很清楚。好像是我们听到哭声，追踪而至，她正躺在田里哭泣。她大约和我差不多，或者比我还大一点，父母把她抱起来，她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在简短的对话里，我们已知道她父母双双遇害，他们遭遇到一批残暴的日军，在乡间滥杀无辜，她侥幸逃开毒手，孤身飘零，而饥寒交迫。她带哭带说，浑身泥泞，我却大大的“激动”起来，自幼，我就是个感情丰富的孩子。
“妈妈，我们带她一起走！”我说。
那女孩用一对渴求的眸子望着母亲。至今，我对那乌黑的、期望的、无助的眼神仍念念不忘。母亲叹口气，没说什么，却把那孩子揽进了怀中，为她拭净了嘴脸，又找出东西给她吃。我把这种举动看成了“默许”，于是，我兴高采烈的让出了我的箩筐（反正我已坐得腿发麻）。我在她身边走着，悄声的，絮絮叨叨的安慰她，在我的心目中，她已经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员，将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了。因为，她已没有家了。在战争中，收留捡到的孩子是常有的事。
一夜之间，我和小娟已成为了好友、姐妹、及亲人。凌晨，我们投宿在一个农家。母亲给她洗了澡，换上我的衣服，受伤的地方也搽上了药。于是，我和她躺在一张床上，我挽着她，头靠着头，肩并着肩，就这样亲亲热热的睡了。
那天我睡得不安稳，依稀恍惚的听到，父亲母亲一直没有睡觉，而在研究路线，似乎，当夜我们就可以穿出日军的火线，走出沦陷区了，因而，他们特别紧张，也特别兴奋。然后，他们在讨论捡到的女孩，讨论了很多很多，什么人性、现实、经济、自身难保……我听不懂，后来，我睡着了。
迷糊中，我被母亲摇醒了，我坐起身子，母亲轻嘘了一声，示意我不要吵醒小娟。我睡梦朦胧的被穿好衣服，带出农舍，天上无星无月，又是一个暗沉沉的夜！直到我坐进箩筐中，我才陡然惊醒了过来。我挣扎着站起身子，惶惑的嚷着：“妈妈，你们忘了小娟了！”
母亲按住我，她试图对我说明白：
“凤凰，我们没有办法带小娟一起走，我们要走的路太长了，已经自顾不暇，实在没办法再多带一个小孩！这家农人认得小娟的舅舅，我已经留了钱，托他们把小娟送到她的亲人家里，这是我们惟一可以做的事。”
“可是，妈妈……”我慌乱的喊：“小娟以为我们会带她一起走的！你也答应了的……”
“孩子！”母亲长叹了一声，满脸凝肃。“你要懂事一点！”
我不敢再说话了。坐在箩筐中，我们开始了前进。箩筐颠簸着，四周寂然无声，我们涉过小河，穿过稻田……夜风带来深深的凉意。我瑟缩在箩筐里，悄悄的哭泣着。孩子的感情多么奇怪，离开祖父时我没哭，离开小娟时我却哭了。我哭了很久，因为，我总是想着，当小娟醒来后找不到我们，将多么伤心和绝望呢！（事后很多很多年，我才能体会父母毅然留下小娟的那份无可奈何。战争中，生死聚散，原是那样不由自主的事！）黎明时，我们穿过了火线。
中午时分，我们见到了第一队国军，看到了第一面国旗，在父母欢欣雀跃中，我以为，前面都是光明大道了。怎料到前面还有重重困厄，和更多更大的风浪呢！
无论如何，我们结束了“夜遁”的时期，恢复了“晓行夜宿”的生活，开始一段长途的跋涉。那一路上，我始终依依怀念着那女孩——直到如今。
九、曾连长
曾连长，那是我一生难忘的人物！
曾连长，那是我们这一次逃难中，命运安排给我们的最大的奇迹！曾连长，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他，我们一家人的历史都必须改写！曾连长，曾连长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当我们穿出了日军的封锁线之后，眼见的是宽敞的大道，耀眼的阳光，和一队队南下的中国军队。我们不必再偷偷摸摸躲日本兵了，不必再担心被捕和枪杀，天知道我们有多高兴！那些日子，我们孩子们依然被挑夫挑着，沿湘桂铁路的路线往广西走。但是，才走了几天，我们就发现情况完全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首先，这条路上已经少有难民，老百姓要走的早就走了，剩下的农民是根本不预备离开乡土的。（湖南人土观念极重，轻易不离故乡。）我们这挑着孩子，打扮得不伦不类的一家人，显得非常特殊。其次，我们正赶上了抗战史上的“湘桂大撤退”，各路驻守国军，正撤离湖南，因而整条马路上，有骑兵，有辎重，有步兵，有伤兵……一队一队，不知道有多少人马。这些国军行军速度极快，我们这家人却进度缓慢，杂在军队中前进，难免会妨碍行军。于是，牵牵绊绊，推推拉拉，我们一直被前面的军人往后挤，后面的军人往前推，经常弄得进退无据而狼狈不堪。母亲生平没有受过这样的罪，没多久，就走得双脚都起了水泡，再两天，水泡磨破了开始出血，一跛一跛的显得极为痛苦。两个挑夫不堪负荷，也开始抱怨和提出辞意，父亲竭力挽留，一再提高他们的待遇。我们孩子在风吹日晒之下连日奔波，也逐渐困顿了下来。这样，我们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就在这艰苦的行程里，日军的轰炸机出现了，经常是一阵降隆机声，由远而近，然后呼啸着从我们头顶掠过。国军们虽在撤退中，仍然纪律严明，他们背上都背着掩护用的稻草，轰炸机一过来，他们就地一滚，就只看到一片稻草。日本飞机很少投弹，（它们多半是奉命去炸城镇的。）却偶尔会来上一阵扫射，那就相当可怕而触目惊心了。
危机越来越重，几天后，我们得到消息，日军正沿湘桂铁路追打过来，国军奉命保全实力，尽量撤向广西，而避免正面交战。于是，军队的行军速度更快，我们夹在军队中，也更加行动不便。国军作战之余，饱受风霜之苦，难免都脾气暴躁而易怒，当我们妨碍了行军时，各种吆喝也纷纷而至：
“让开！让开！老百姓别挡住军队！”
“你们不会走小路？一定要妨碍行军吗？”
“你们懂不懂，军队为你们老百姓打了多少仗？你们还在这儿碍事！”我们被推前推后，说不出有多狼狈。
这样，一天中午，敌机又隆隆而至，军人们都伏下身来，辎重和马匹也被牵往隐蔽的地区。我们一家人没有掩护，就都避向山腰底下的一棵大树下面，站在树下，眼看那些敌机一架架的掠过头顶。在那大树底下，并不是只有我们一家人，还有几个军官，带着辎重也在那儿掩蔽。其中有一个军官，一直对我们不住的打量着，他手里牵着一匹马。说实话，我对那军官的注意力远没有那匹马来得多。那马是褐色的，高大而魁梧，鼻子里不停的喷着气。父亲看着敌机掠过，看着满路的军队，又看看委顿不堪的我们，忽然叹口气说：“不甘异族迫害，要付出多少代价！”
穿着一身农装的父亲，一句话就泄了底牌。那军官把马绑在树上，对我们大踏步走来，望着父亲，他问：
“你们不是普通农民吧？”
对中国军官，父亲不需要掩饰身分，他坦然回答：
“我是一个教员。”“教书的老师？”那军官眼睛一亮，又望望母亲：“那是你太太？”“是的，她也是个教员。”父亲说。
“哦！”那军官黝黑的脸庞上涌起了一片肃然起敬的神色，他看看父亲又看看我们，简单明瞭的问：“你们要到什么方去？”“四川！”“四川？”那军官像听到了什么希奇古怪的话一般，讶然的大叫了起来：“你知道那有多远？”
“我知道，”父亲冷静而坚决。“离开家乡，我就知道这是条多远的路，但是，我必须走！我不能留在沦陷区，让日本人侮辱！”那军官紧紧的盯着父亲。我这才注意到他，方面大耳，浓眉大眼，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他看来和他那匹马一样；雄赳赳，气昂昂，一个典型的，粗壮的军人！一个典型的，抡枪打仗的军人！他对父亲不解的注视着，我想，他一生也没看过像父亲这种书呆子。好半天，他才问：
“你预备就这样挑着孩子，走到四川吗？”
“有难民火车，就搭难民火车，没车，就走了去！”
那军官重重的摇头。“你们走不动！”“走不动也要走！”那军官又蹙眉又怀疑，他仔仔细细的看父亲，又研究着我们，忽然说：“你们读书人真奇怪，我没念过书，生平就佩服读书人！这样吧，让我指示你们一条路。像你们这样混在军队里乱走根本不是办法，我注意你们已经很久了，目前我们在撤退，军队情绪坏，脾气坏，你们迟早要惹麻烦！现在惟一的办法，你们找广西军队，让他们保护你们往广西走，广西军队的路线和你们相同，有军人保护，你们不至于受欺侮，也不会落后，这样，或者能走到目的地！”
“广西军队？”一直不说话的母亲插了进来。“这么多军队，我们怎么知道哪一队是广西军队？”
“我就是广西军队。”那军官推推帽子，忽然朗声的说：“你们如果愿意，我保护你们到广西！”
这一下，父母都呆了，他们面面相对，彼此交换着目光。乱世之中，人心难测，父母必须面临一个决定，这军官，是好人？是坏人？很快的，父亲下了决心，他伸出手去，坦然的，诚恳的说：‘我姓陈，陈致平，我们诚心接受您的帮忙。感激您的热心！”那军官用大手一把握住父亲的手，热烈的摇着，爽朗而愉快的说：“我姓曾，名彪，第二十七团辎重连的连长！”
这就是曾连长！从此，我们成了他保护下的老百姓，跟着他的军队走，吃他的军粮，喝他水壶里的水……曾连长，他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十、骑马
和曾连长同行的那段日子，是令人刻骨难忘的。
首先，曾连长发现母亲的脚跛了，父亲也步履蹒跚，他立即命令手下一位排长把他的马让给母亲骑。那排长姓王，是位和气而服从的好军人。他把马牵了过来，母亲一看那又高又大，直甩头，鼻子里直喷气，蹄子直踹土的庞然巨物，就已经吓坏了。拚命摇着头，母亲说：
“我走路！我宁愿步路！”
“不行！”曾连长皱着眉，命令的嚷着，完全把母亲当成他手下的“军人”，他横眉竖目，十分威严。“非骑马不可！上去！”母亲不敢不“听命”，只好压抑着恐惧心，乖乖的往马背上爬，她才碰到马鞍，那马认主人，一声长嘶，吓得母亲回头就跑。军人们忍不住都笑了，曾连长却丝毫不笑，对母亲严厉的看着。于是母亲又乖乖的走回那匹马身边，在王排长的扶持帮忙之下，好不容易总算爬上了马背。可是，才坐直身子，那匹马又一声长嘶，背脊一耸，前蹄直立，吓得母亲尖声大叫，抱着马脖子，死命不放。这一下，连曾连长也忍不住笑了。他摇摇头，示意王排长把母亲搀下马背，拉过他自己的马来，他简单地说：
“换马！”
原来他自己那匹马十分驯良，母亲坐上去之后，它丝毫没闹脾气。但是，母亲仍然战战兢兢，脸色发白，于是，连长又派了一个士兵，帮母亲牵马，并且，“负责保护陈太太的安全！”他自己却骑了王排长那匹劣马。后来，我们才知道，曾连长对他自己那匹马，是十分珍爱的，轻易不肯让给别人骑。我们就这样跟着曾连长走了。两个挑夫仍然负责挑我们孩子和行李。一经上路，我们才发现行军的速度和我们那慢吞吞的走走停停完全不同，他们可以一连走数小时不休息，而且包括“夜行军”。深更半夜，也可能突然开拔。这样走了两天，两个挑夫开始怨声不断，对父亲表示，他们决定不干了。父亲只是软言相求，希望他们忍耐一点，无论如何要挑下去，两个挑夫猛烈的摇头，不停的说：
“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回家了！这笔钱不好赚，我们不干了！”父亲怎么说好话都没用，两个挑夫执意不做，就在纠葛不清的时候，曾连长大踏步走来，一声怒吼，大嚷着说：
“不干了？谁允许你们不干？事先讲好到广西，没到广西之前，你们敢不干？”两个挑夫看到曾连长就害怕，畏缩着不敢多说什么，其中一个仍然在念念叨叨的低声诉苦，曾连长“啪”的一声，手重重的按在腰间的手枪上，竖着眉毛问：
“哪一个要不干？”两个挑夫再也不敢开口了。当天，我们仍然往前行走着。黄昏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吃饭。军队都有伙夫，专管做饭，随时随地，就可以搭起炉灶来煮饭吃。吃饭时，一个挑夫露出他肩头的肌肉来察看，父亲才赫然发现他肩上已磨掉了一层皮，正流着血。父亲不禁恻然满面。曾连长站在一边，也看到了，他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当军队再度要开拔的时候，曾连长却牵了一匹马过来，对父亲说：
“陈先生，你带你女儿骑马，挑夫的负担必须减轻！”
父亲欣然从命，不为了自己，而为了挑夫。于是，父亲也被送上了马背，我仰头望着父亲，对他骑马的姿势不太信任，他颤巍巍的坐在那儿，样子一点儿也不“威武”。曾连长把我抱到父亲前面，让我坐在父亲怀里，问：
“行不行？陈先生，你会不会骑马？”
“没问题，”父亲愉快的说：“我不是我太太……”
父亲的话没完，那匹马突然一甩头，又一蹶屁股，我只听到父亲大叫一声“哎哟！”就抱着我从马背上直滚了下去，我尖声大叫，接着就重重的摔在地上，父亲在我身边直叫哎哟，我却吓得放声大哭，母亲慌忙抱住我检查有没有受伤，而四周的军人却爆发了一场哄然大笑。还好，我没摔伤，只是吓坏了，父亲也没摔到什么筋骨，站起身来，他讪讪的对曾连长说：“看样子，这马对我没什么好感！”
曾连长哈哈大笑：“陈先生，念书，你行！骑马，你不行！”
说完，他翻身上了马背，对我说：
“跟我骑马吧！”我拚命摇头，往母亲怀里缩。“我不像你爸爸，我不会摔着你！”曾连长对我嚷着，下了马，不由分说的一把抱住我，就又跃上了马背，我连怎么上去的都不知道，就已经稳稳的倚在他怀里了。他用手臂环绕着我，对我说：“怎么样？很稳吧？”
我不说话。在我童年的印象中，这位曾连长是个使我又敬又畏的人物，他威武而神勇，粗犷而凶猛，我实在有些怕他。他不再问我什么，一拉马缰，他大喝一声：
“准备——开拔！”就带领着整队人马，往前行去。我坐在那儿，山风吹着我，马背上一颠一簸，腿伸得直直的，说什么也比坐箩筐舒服。想想麒麟和小弟都想骑马，曾连长却选了我，我心里不禁得意起来，把刚刚摔的那一交也忘了。悄悄的，我回头去看曾连长，立即，我接触到他的眼光，原来他正对着我笑呢！
“我有两个儿子，”他对我温和的说：“就是少个女娃娃！所以，我喜欢女娃娃！”我笑了，没说话，童年的我又安静又害羞。
“以后，你都跟我骑马！”
于是，从这天起，我不再坐箩筐，我都跟曾连长骑马，羡煞了小弟，气坏了麒麟。而，这一项安排，竟使我和弟弟们，在以后的一个大变故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十一、大风坳
后来，我们开始翻越“大风坳”！
大风坳是一个山的名字，这名字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极深刻、极惨痛的印象。那时候，我们已在湖南边境，正朝向广西进军，虽然有好几条大路可去，但路途遥远，并且日军又节节进逼，情况十分危急。曾连长细细研究地图后，翻越“大风坳”是到广西的一条捷径。军队中有向导，但他们也没有翻越这座山的经验，当地人用“上七下八横十里”来描写这座山，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没有人真正知道，只知道这是一座奇怪的山，荒芜之至的山，毒蛇猛兽密集的山，总之是一座没有人能翻越的山！
但曾连长所决定的，绝不改变！
他把马队集中起来，他领先率马队在前面开路，步兵和辎重跟在后面。我母亲本来也有一匹马骑的，那时候，也得把马让出来，给精于骑术的兵士前去开路。
我还是骑在曾连长的马上，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我颇有些骄傲和兴奋，因为不必像弟弟们那样盘膝坐在箩筐里，可以坐得正正的，任两腿伸得直直的，并且还是开路的先锋呢！但一上山，我的骄傲与兴奋一下子全给扑灭了！山上长满了比人还高的野草，曾连长和其他骑士穿了长裤和高高的马靴，我穿的是短裙，裸露的两腿被锋利的草缘割出无数伤口，曾连长全心带路，当然不会注意到这件小事，我虽然疼痛不堪，却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咬着牙，哼也不哼，我觉得，骑在马背上的人是不能流泪的。
我们从清晨出发，虽然据说上山只有七里路，但走了好几小时，还没到达山顶。烈日当空，人人汗流浃背，军人们的制服都被汗水湿透。山上遍布荆棘石砾，没有水源。大家随身携带的水壶都已喝光了。山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陡峻，烈日越来越炙热……有位士兵晕倒了，引起一阵骚动，曾连长这才下令停下来休息一下。
他把我抱下马来，吃惊的发现我两腿上的伤痕，他大惑不解的瞪着我说：“被刺成这样子，怎么话都不说一声？”
他永远不会了解，在我当时的心目中，他像个神。我怎能在一个“神”的身边，还呻吟叫痛？
他叫医官为我敷药，又解下他的水壶给我喝水。他的水壶还是满满的，一路上，所有的士兵都把自己的水壶喝干了，只有曾连长，始终没动过他那个水壶。我喝了两口水，知道此时水比什么都珍贵，不敢多喝，就把水壶还给了他。他还是没喝，把水壶递给了我父母和两个弟弟，他们也只喝了一两口。曾连长再把水壶递给那晕倒的士兵，等水壶终于传回来的时候，里面的水已涓滴不剩！
曾连长，这奇怪的军官，给了我太深刻的印象。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所崇拜的男子汉，都是曾连长这种人物。若干若干年后，我写《六个梦》，其中有一篇《流亡曲》，就以曾连长为范本来写的。话说回头，那艰苦的行程，又开始了。
山更陡，无路的荒山上横亘着无数大石块，大家连走带爬，马的进度往往比人还慢。士兵们不叫苦，但都已委顿不堪。曾连长已经下了马，牵着马走，马上坐着我，还着一些行囊。此时，有个身背辎重的工兵，眼看着步伐蹒跚，又快倒下去了，曾连长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去卸下那工兵的辎重，回头看看已不胜负荷的马背，他就把那份辎重，全背到自己背上去了。下午，终于，我们到达了山顶。
我们站在山峰的最高处，居高临下，望着山的下面，大家都怔住了。接着，所有的军人，全都欢呼起来了！
原来，山下已是广西省境。“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只有见过广西“山水”的人才能了解。这“大风坳”一山之隔，竟是两个世界。山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布满了一座座的石峰。那些石峰形状怪异，嵯峨耸立，有的陡峭尖利，有的圆秃光润，一座又一座，全散布在平坦的、绿草如茵的大草原上，真怪极了，也真美极了。但，让军人们欢呼的，并不是这“甲天下”的风景，而是水！好久看不到的水！大家渴求已久的水！原来，在那些石峰之间，一条蜿蜒的河流，正盘旋着一直流经山脚下，水声淙淙，都清晰可闻！
这一下，大家都疯了！
忘了军纪，忘了疲惫，大家狂喊着，蜂拥的往那山下冲去。曾连长第一次没有约束他的队伍，他一任士兵们连滚带爬的冲下山，冲向河流。不知道是怎样的，我也冲进河水中了，我和父母、麒麟、小弟，我们一家人全在河里。我们泼着水、溅着水，又叫又嚷。流亡以来，这是第一次，全家都笑得好开心。河水又清又凉又舒服，我们人人都浸得透湿透湿。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水边扎营。
那夜有星有月，那夜有山有水，那夜的一切都很美，但是，那夜以后呢？
十二、弟弟失踪了
第二天，又开始行军。曾连长的部队不是作战部队，而是辎重部队，沉重的装备，不足的人力，在人疲马乏的情形下，行走那些崎岖的小路，仍是十分艰苦。那天的目的地是广西边境的一个大城东安，但走到东安前的一个小镇，那小镇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白牙”。到了白牙，大家实在疲乏得寸步难行，更河况黑夜早已来临，大家已摸黑走了很久。于是，曾连长下令在白牙的镇外扎营。
曾连长尽量不在城镇中扎营，尽量不使老百姓受到任何骚扰，也避免士兵在城镇中受到物质的引诱而犯纪。记得有一晚我们驻扎在一个小镇，半夜里突然被两声枪声惊醒，一时还以为日军追杀而来，后来才知道是曾连长处决了手下的一个士兵，因为那士兵窃取了农家的一根甘蔗，被曾连长发觉，当场枪决。我父亲为此事深表不满，向曾连长抗议，说一条人命怎可低于一根甘蔗呢？这种处分不太重了吗？曾连长大不以为然，他说行军而不守纪律的话，所到之处，必然像蝗虫过境，为老百姓带来极大灾难，日本人蹂躏人民，还不够吗？还容得了我们自己的军队去骚扰？一根甘蔗事小，但这是一个原则，一个不容许违反的规定！曾连长真是一个奇怪的人物！话说回头，我们那晚在白牙扎了营，不久后伙夫们已煮好了又烫又香的稀饭，来叫我们吃。接下来，那晚的一切，都清晰得如同昨日。母亲为我装了稀饭，就去招呼弟弟们也来吃稀饭，发现他们不在身边，就高声喊叫他们的名字，竟然没有人答应！“麒麟！小弟！麒麟！小弟！”母亲的叫声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恐惧，越来越惊惶。“麒麟！小弟！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挑夫！挑夫！两个挑夫呢？孩子呢？孩子呢……”
父亲加入了呼唤，声音更急更凄厉：
“小弟！麒麟！你们在哪里？”
没有回答。箩筐不见了，挑夫不见了，我的两个弟弟也不见了！
整个队伍都惊动了，曾连长也赶了过来。因为行军的队伍很长，两个挑夫前前后后混杂在队伍里，不一定随时在我父母视线以内，我父母已对他们很信任，又觉得有军队在保护，不怕他们开小差。可是，现在，连挑夫、行李、箩筐，带弟弟们，一起不见了！我父母几乎要发狂了。他们抓着每一个士兵问：
“有没有看到挑夫？有没有看到孩子？”
曾连长立刻派了两个人，全队搜查，并分别到前后各路去找寻，回报都说，开拔后就没人见过他们。
弟弟们丢了！弟弟们失踪了！我父母急得快疯了。
“别急！”曾连长镇定的说：“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安，临时决定在白牙驻扎下来，一定是挑夫走得快，先到了东安，说不定，他们正在东安找我们呢！不要慌，明天我们早一点到东安，保证一找就找到！”
曾连长自有一股镇定人心的力量，我父母听了，大概也觉得言之有理。虽然惶急得坐立不安，粒米难下，也只得眼巴巴的等天亮。那一夜实在太漫长了！父母和我，都整夜没有阖眼，母亲急哭了，一直自怨自艾没有看好两个弟弟，父亲不住的安慰母亲，自己的眼眶也红着。我咬着牙默祷，天快一点亮吧！弟弟们一定在东安城里，一定在东安！
终于挨到天亮，终于大队开拔，终于到了东安城！
一进东安城，父母和曾连长，就都怔住了。
原来，东安是个很大的城，居民很多。但是，东安在政策上，准备弃守，所以，城里的老百姓，早已在政府的安排下，完全撤走了。我们现在走进去的东安城，已没有一个居民，所有的民房都敞着大门，城里驻扎的全是国军。各师各营各连的国军都有，这根本是一个大军营！
城里哪儿有两个挑夫？哪儿有两个弟弟？
曾连长叫来几个士兵，走遍全东安城找！
找不到！根本没有人看到过两个挑夫挑着两个孩子！
父母亲伤痛欲绝，连一向镇静的曾连长，也开始不安起来。他又说，可能他们还在白牙。我们从大风坳山下到白牙走的是小路，路较近，如果挑夫走了大路，或在中途休息，那么可能比我们较晚才到白牙。也可能从白牙到东安走了一条与我们不同的路，尚在路上。于是，他一面安慰我们，一面分派两批快骑，分两路向白么赶去！
第一批快骑回报：没有踪迹。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第二批快骑身上，等待中时间变得特别缓慢，焦虑也越来越重，然后，第二批的王排长快马跑回来了，他大声叫着说：“我们找不到陈家的娃仔，却与一批日军遭遇上了，他们向我们放枪，我们也向他们放枪！我想找娃仔事小，回来报告日军的动向更重要！”据说，政府为了保持抗战的实力，不愿意作无谓的消耗战，军队都奉命退守到各地。东安既不是迎战的战场，又知道日军加速进逼，于是，顿时间，东安城乱成一团。各路军队都纷纷提前向各自目的地开拔。曾连长率领的是辎重部队，更不能不与其他部队一起撤离！
眼看别的部队都已撤离，曾连长不能再犹豫，一面大声下令自己的部队撤退，一面飞快的把我抱上马，对我父亲大叫着说：“陈先生，年纪轻轻的，还怕没儿子吗？生命要紧，快走吧！”说着便拍马疾驰。也许在他想来，只要把我带走，我父母也就会跟上来了！这些日子来，我一直跟着曾连长骑马，也因为跟着曾连长骑马，我才没有和弟弟们一起失踪。曾连长马背上的位子，我都坐熟了。可是，这次，我惊惶回顾。只看到我那可怜的爸爸妈妈，呆呆的站在路边，像两根木桩，动也不动。我心中大急大疼，那位子就再也坐不稳了。我嘴里狂叫了一声：
“妈妈呀！”一面，就挣扎着跳下马去，曾连长试图拉住我，我早已连滚带跌的摔下马背，耳边只听到连长那匹骏马一声长嘶，再回头，那马载着曾连长，已如箭离弦般，绝尘而去。我没被马踩死，真是古怪！我从地上爬起来，跌跌冲冲的爬到母亲身边。
母亲用双手紧拥住我，父亲愣愣的站在旁边。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呆呆的、失魂的，眼看着军队一队队飞驰而去。
一切好快，曾连长不见了，所有的驻军都不见了，只有滚滚尘埃，随风飞扬。偌大的东安城，在瞬间已成空城。城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四周变得像死一样寂静。风吹过，街上的纸片、树叶、灰尘……在风中翻滚。家家户户，房门大开，箱笼衣物，散落满地。
我们伫立在街边上，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心里想的，只是那两个现在不知流落何方的弟弟！
十三、投河
我不知道我们在东安城里站了多久。只知道，最后，我父母终于开始走动了。他们牵着我的手，一边一个，很机械化的，很下意识的，很安静的向城外走去，没有人说一句话。
我从马背上摔下时，把鞋子也滑掉了。跟着父母走出东安城，在那种慑人心魄的肃穆气氛下，我想也没想到我的鞋子。出了东安城，地上满是煤渣和碎石子，我赤足走在煤渣和碎石子上，脚底彻骨的刺痛，但我咬紧牙关，不说也不哼。父母的沉默使我全心酸楚。虽然我那么小，我已深深体会出当时那份凄凉，那份悲痛，和那份绝望！
城外有条河，叫做东安河，离城要经过东安河上的那座桥——东安桥。我们机械化的走上桥，母亲走到桥的中央，便停下步子，站在桥栏杆边，痴痴的凝视着桥下的潺潺水流！
我还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父亲已闪电般扑过来，一把抱住我母亲，他们虽然没说一句话，但彼此心中已有默契，父亲知道母亲要做的事。“不行！”父亲流着泪说：“不行！”
“还有什么路可走吗？”母亲凄然问：“两个儿子都丢了！全部行李衣服也丢了！凤凰连双鞋子都没有。曾连长走了，日本军人马上就要打来……我们还有路走吗？孩子失去，我的心也死了！而且，日本人追来了我们也是死路一条，与其没有尊严的死在日本人手里，不如有尊严的死在自己手里！”
父亲仰天长叹。“好吧！要死，三个人就死在一起吧！”
母亲俯下身来，对我说；“凤凰，你要不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死？”那时候，我只有六岁，根本还不了解“死”的真正意义，我既然跟定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死”，我焉有不死的道理。我只觉得心里酸酸涩涩，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想麒麟、想小弟，我知道他们丢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所以，我回答说：“好！”
说完，我哭了。
母亲也哭了。父亲也哭了。我们一面哭着，一面走下桥来，走到岸边的草丛里，我亲眼看到父母相对凝视，再凄然地拥吻在一起，然后从岸边的斜坡上向河中滚去，滚进了河水。
河水并不很深，我看到父亲把母亲的头按在水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母亲不再动弹，父亲也不再动弹，河水不能使他们沉没，但已使他们窒息。
我开始着急，我不知道父母是否已死，我既然答应说也愿意死，当然也得一死，我不知道怎样才会死。既然父母说要死便滚进河水，谅必要死就得下水。
因此，我一步一步的向河水中走去，慢慢的挨向父母。水流很急，我的身子摇摇晃晃只是要跌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维持身子的平衡。河水逐渐浸没了我的小腿，浸没了我的膝盖，当河水没过我的腰时，我再也无法站稳，就坐了下去。这一坐下去，河水就一直淹到我的颈项了。这样一来，恐惧、惊吓、和悲痛全对我卷来，我本能的就放声大哭，边哭边喊：“妈妈呀！爸爸呀！妈妈呀！爸爸呀！……”
我泪眼迷糊的看到，母亲的身子居然动了，接着，我感到母亲的手，在水底摸到了我的脚。
原来，母亲并没有死，她只是被水淹得昏昏沉沉，这时，被我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喊，竟然喊醒了。她母性的本能还想保护我，伸手在水底摸索，正好握住我的脚。顿时间，她醒了，真的醒了。
我看到母亲挣扎着从水里坐起来，又去拉扯父亲，父亲也没死，从水中湿淋的坐起来，怔怔的看着母亲。母亲流泪说：“不能死！我们死了，凤凰怎么办？”
一句话说得我更大哭不止。于是，三人拥抱着，哭成一团。突然间，父亲和母亲决定不死了。
我们三个，又从水里爬上岸。
那天，有很好的太阳，我们三个人，从头发到衣服都滴着水，除了身上的湿衣服以外，三人都两手空空，别无长物。离开家乡以来，这是第一次如此“一贫如洗”。我们还真是入水“洗”过了。顶着满头的阳光，我们大踏步的往前走去。因为我没鞋子，父亲心痛，常常把我背在背上，我对亲情的感受从没那时来得深厚。尤其，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弟弟！
父母都走得很安静，很沉默，也很轻松，因为他们真的一点“负担”也没有了。他们似乎连顾忌和害怕也没有了。对一切都不在乎了。（事实上，以后许多年，父母都常谈起这次“死后重生”，认为那是一生中最“海阔天空”的一刹那，对生与死，得与失，都置之脑后了。）
我们就这样又“活”过来了。
十四、老县长
一家五口，现在只剩下三个人。我喉咙中始终哽着，不敢哭，只怕一哭，父母又会去“死”。
以往，我们的旅程中虽然充满了惊险，也曾在千钧一发的当儿，逃过了劫难。但是，总是全家团圆在一块儿，有那种“生死与共”的心情。现在，失去了弟弟，什么都不一样了。麒麟爱闹，小弟淘气，一旦没有他们两个的声音，我们的旅程，一下子变得如此安静，安静得让人只想哭。
我们忍着泪，缓缓而行，奇怪的是，一路上居然一个人也没有碰到。连那队被王排长所遭遇的日军，也始终没有追来。东安城外，风景绝美，草木宜人，花香鸟语，竟是一片宁静的乡野气氛。谁能知道这份宁静的背后，隐藏着多少的腥风血雨！发生过多少的妻离子散！我们走着，在我那强烈的、对弟弟的想念中，更深切的体会到对日军的恐怖和痛恨！
平常我也常和弟弟们吵嘴打架，争取“男女平等”……湖南人是非常重男轻女的。而现在，我想到的，全是弟弟们好的地方。我暗中发过不止一千一万次誓，如果我今生再能和弟弟们相聚，我将永远让他们，爱他们，宠他们……可是，战乱中兵荒马乱，一经离散，从何再谈团聚？他们早已不知是生是死，流离何处？那一整天，我们就走着，走着。母亲会突然停下脚步，啜泣着低唤弟弟们的名字。于是，我和父亲也会停下来，一家三口，紧拥着哭在一起。一会儿，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一天是那么荒凉，那么渺无人影的。郊外，连个竹篱茅舍都没有，国军都已撤离，日军一直没有出现……彷佛整个世界上，只剩下了我们这三个人。
我们似乎走过一座小木桥，似乎翻过了一座小荒山，黄昏的时候，我们终于听到了鸡声和犬吠，证明我们已来到了人的世界！加快了脚步，我们发现来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村庄。
那村庄房屋重叠，像一个小小的市镇（可惜我已忘记那村庄的名字），在村庄惟一入口的道路上，却站着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像站岗般守在那儿。我们跋涉了一天，在剧烈的哀痛中，和长途步行的劳累下，早已筋疲力尽而饥肠雷鸣。再加上一路上没见到一个人，现在，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同胞，心里就已热血翻腾，恨不得拥抱每一个中国人。我们感慨交加的往村庄中走去，谁知道，才举步进去，那站岗的年轻人就忽然拿了一把步枪，在我们面前一横，大声说：“什么人，站住，检查！”我们愕然止步，父亲惊导和悲伤之余，忍不住仰天长叹，一迭连声的说：“好！好！好！我们一路上听日军说这两句话，想不到，现在还要受中国人的检查！只为了不甘心做沦陷区的老百姓，才落到父子分离，孑然一身！检查！我们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被检查！”父亲这几句话说得又悲愤，又激动。话才说完，就有一个白发萧萧、面目慈祥的老人从那些年轻人后面走了出来，他对父亲深深一揖，说：“对不起，我们把村子里的壮丁集合起来，是预备和日军拚命到底的。检查过路人，是预防有汉奸化了装来探听消息。我听您的几句话，知道您一定不是普通难民。我是这儿的县长，如果你不嫌弃，请到寒舍便饭，我们有多余的房间，可以招待您一家过夜！”老县长的态度礼貌而诚恳，措辞又文雅，立刻获得父母的信任和好感。于是，那晚，我们就到了老县长家里，老县长杀鸡杀鸭，招待了我们一餐丰盛之至的晚餐。席间，老县长询问我们的来历和逃难经过，父亲把我们一路上的遭遇，含泪尽述。老县长听得十分动容，陪着父亲掉了不少眼泪。最后，老县长忽然正色对父亲说：
“陈先生，您想去后方，固然是很好，可是，您有没有为留在沦陷区的老百姓想过？”
父亲不解。老县长十分激昂的说：
“您看，陈先生。中日之战已经进行了七年，还要打多久，我们谁都不知道。日军已向东安进逼，打到我们村里来，也是弹指之间的事，早晚，我们这里也要像湖南其他城镇一样沦陷。我已经周密的计划过了……”他完全把父亲引为知己，坦白的说：“我把附近几个村庄联合起来，少壮的组织游击队，发誓和日军打到底。老弱妇孺，必须疏散到深山里去，我们在山里已经布置好了，只要日军一来，就全村退进深山，以免被日军蹂躏。那深山非常隐蔽，又有游击队保护，绝不至于沦入敌手。可是，陈先生，我一直忧虑的，是我们的孩子们，这些孩子需要受教育，如果这长期抗战再打十年八年，谁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谁来教他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谁来灌输他们的民族意识？陈先生，您是一个教育家，您难道没有想过这问题吗？”父亲愕然的望着老县长，感动而折服。于是，老县长拍着父亲的肩膀，热烈的说：“陈先生，留下来，我们需要您！您想想，走到四川是一条漫长的路，您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未来仍然吉凶难卜！与其去冒险，不如留下来，为我们教育下一代，不要让他们做亡国奴！”老县长的话显然很有道理，因为父亲是越来越动容了。但是，父亲有父亲的固执：“为了逃出沦陷区，我已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在这么高的代价之下，依然半途而废，未免太不值得了！不行！我还是要走！”“留下来！”老县长激烈的说：“留下来比走更有意义！”
“不行，我觉得走比留下来有意义！”
那晚，我很早就睡了，因为我已经好累好累。可是，迷迷糊糊的，我听到父亲和老县长一直在争执，在辩论，在热烈的谈话，他们似乎辩论了一整夜。可是，早上，当老县长默然的送我们出城，愀然不乐的望着我们的时候，我知道父亲仍然固执着自己的目标。父亲和老县长依依握别，老县长送了我们一些盘缠，他的妻子还送了我一双鞋子，是她小脚穿的鞋子。我只走了几步路，就放弃了那双鞋。我至今记得老县长那飘飘白发，和他那激昂慷慨耿直的个性。长大之后我还常想，一个小农村里能有这样爱国和睿智的老人，这才是中国这民族伟大和不朽的地方！
我记下老县长这一段，只因为他对我们以后的命运又有了极大的影响。我们怎知道，冥冥中，这老县长也操纵了我们的未来呢？和老县长分手后，我们又继续我们的行程，在那郊外的小路上，行行重行行，翻山涉水，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另一个乡镇。这个乡镇并不比前一个小，也是个人烟稠密的村庄，我们才到村庄外面，就看到一个三十余岁的青年男人，正若有所待的站在那儿。看到了我们，他迎上前来，很礼貌的对父亲说：“请问您是不是陈先生？”
父亲惊奇得跳了起来，在这广西边境的陌生小镇上，怎会有人认得我们而等在这儿？那年轻人愉快的笑了，诚恳的说：“我的父亲就是您昨夜投宿的那个村庄的老县长，我父亲连夜派人送信给我，要我在村庄外面迎接您。并且，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请您留下来！”
原来那老县长的儿子，在这个镇上开杂货店，老县长虽然放我们离去，却派人送信给儿子，再为挽留我们而努力。父亲和母亲都那么感动，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们去了这年轻人的家里。在那家庭中，我们像贵宾一样的被款待，那年轻人有个和我年龄相若的女儿，他找出全套的衣服鞋子，给我重新换过。年轻人不住口的对父亲说：
“爸爸说，失去您，是我们全乡镇的不幸！”
父亲望着母亲，好半天，他不说话。然后，他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下决心的说：“好了！你们说服了我！我们留下来了！不走了！”于是，我们在那不知名的乡镇里住了下来。
这一住，使我们一家的历史又改写了。假若我们一直住下去，不知会怎样发展？假如我们根本不停留，又不知会怎样发展？而我们住下了，不多不少，我们住了三天！为什么只住了三天？我也不了解。只知道，三天后，父亲忽然心血来潮，强烈的想继续我们的行程，他又不愿留下来了，不愿“半途而废”。虽然，老县长的儿子竭力挽留，我们却在第四天的清晨，又离开了那小镇，再度开始了我们的行程。
这三天的逗留，是命运的安排吗？谁知道呢？
十五、难民火车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抗战时期的“难民火车”？我不知道坐过那火车的人能不能忘记那种经验？
我们离开那小乡镇后，翻过了一座荒山，就第一次看到了去桂林的难民火车！初听汽笛的狂鸣，初次看到那么多的人，车厢里，车厢顶上，车厢下面……人叠着人，人挤着人……我们兴奋得大叫。有火车，我们不必再走路了！有火车，我们就安全了！有火车，可以把我们带往四川！于是，我们爬上了车顶，挤进了人潮里。
在我记忆中，那难民火车有“上……中……下”三等位子。“上”位是高踞车厢顶上，坐在那儿，无论刮风、下雨、大太阳，你都浴在“新鲜”的“空气”中。白天被太阳晒得发昏，夜晚被露水和夜风冻得冰冷。至于下雨的日子，就更不用去叙述了。“中”位是车厢里面，想像中，这儿有车厢的保护，没有风吹日晒雨淋的苦恼，一定比较舒服。可是，车厢里的人是道道地地的挤沙丁鱼，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混杂在一个车厢中，站在那儿也可以睡着，反正四面的人墙支持着你倒不下去。于是，孩子们的大小便常就地解决，车厢里的汗味，尿味，各种腐败食物的臭味都可以使人生病。何况，那车厢里还有一部分呻吟不止的伤兵和病患。“下”位是最不可思议的，如今回忆起来，我仍然心有余悸。在车厢底下，车轮与车轮的上面，有两条长长的铁条，难民们在铁条上架上了木板，平躺在木板上面，鼻子顶着的就是车厢的底，身侧轰隆轰隆旋转的就是车轮。稍一不慎，滚到铁轨上去，就会被辗为肉泥。这，就是难民火车。我和父母还算幸运，我们在“上”位上找到了一块位置。我想，三种位子里还是上位最好。但是，当时选择车顶的人比选择车厢的人仍然少得多。因为车顶上极不安全，一根凸出的树枝可以把你扫下车子，电线可以挂住你，打个瞌睡，也可能滑下车子。所以，每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坐好了就不能移动。我们有了“上位”，本以为是一段“徒步跋涉”的终止，谁知道，搭上了车，我们才发现高兴得太早。姑不论坐在那种车顶上有多少限制和恐惧，那车子是烧煤的，阵阵煤烟，随风而至，车子开了没多久，我们也都成了黑人，而且被煤烟呛得咳个不停。再加上，时时刻刻，可以听到一阵惨呼或哭叫，使我们明白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内”的“意外”。在一个大的战乱里，生命是那么渺小而不值钱。
过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个新发现，这难民火车并不是挨站停车，而是“随时”停车，高兴走的时候走，高兴停的时候停，停多久也不一定。因为燃料的不继，常常一停就停上好几小时，又因为火力的不足，常常会把整节车厢抛下来不顾了。我们就这样坐在车顶上，走一阵，停一阵，再走一阵，再停一阵……白天，黑夜，黎明，黄昏……一日又一日。
我们坐在那儿想弟弟，想未来，想那早就该到达而始终未曾到达的桂林城。母亲常常啜泣，我用手紧紧的环抱住母亲，父亲再用手紧紧的环抱住我们。父母和我都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分散。因而，在那几日搭难民火车的时间里，我们要下车就三个人一起下，要上车也三个人一起上，生怕车子忽然开走，又把我们给分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