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识
互联网的肉身状态(1)
2007年用自己的钱买过一份《南都周刊》，惟一一份，“中国上网二十年”那一期。现在网络文化研究越来越热，官家研究网络与舆情，象牙塔里研究网络媒介的交互理性小对体冷与热或者大众文化狂欢的数据模型，媒体中人琢磨着互联网如何声色犬马地推动中国公民社会。这份周刊基本上成功，因为它少有的不装，并且深入互联网空间，用自己的切身体会真实描绘出中国互联网发展二十年的点点滴滴。我一直有个观点：关注互联网的发展，剥离开网民单纯谈网络媒介传播的技术特性造就的互联网文化和互联网美学，就如同剥离开我苦大仇深，有着强烈身体和精神饥饿记忆的父亲母亲去谈春晚一样不恰当。
不幸的是，我们的网络研究者，往往就喜欢这样做。所以，要真正在思想的层面理解中国互联网，目前来说，最好还是多在网络上泡一段时间，再去关注一下《南都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这类的媒体，否则只会得出些不着调的互联网出现对中国文学发展有利有弊、新媒体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造成极大冲击等等的结论。这种对互联网研究的不着调表面原因是他们对互联网的“地平线”想象，更深层次上是传统学者对于新媒体始终存在着的隔膜和恐惧。造成这种心态的原因挺复杂，既有思想僵化的中老年人对于一切改变现实秩序可能性的本能反感，又有圈中“人文”知识分子对于技术的变态崇拜或者恐惧，还夹杂着咱们中国当代学界对常识的置若罔闻。
总之，这些互联网研究者们都在努力地建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描画互联网未来的一种道貌岸然状态。而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他们的价值却就在于互联网目前的一种“非道德”状态 正是因为在某些掌握话语权的人眼里互联网是非道德的，学界关于一个很傻很天真的互联网的描绘才能获得意义：分一杯羹 这是现在互联网“研究”的先验前提。
“中国上网二十年”这一组文章中我最喜欢看五岳散人那篇《我所知道的中文网络色情》。这篇文章之所以深得我心，既是因为所有不求上进青年的成长经历往往惊人的一致，更是因为它揭示了某种真相 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样板戏揭示真相方式迥乎不同，类于《皇帝的新装》中欠扁小屁孩那种。真相就是：互联网存在一天，网络上的情色就会存在一天；免费的午餐互联网大众化了多久，网络色情就存在了多久。这个可不是瞎说，在欧洲发明互联网、美国因为害怕核打击而发展这个技术的同时，那些科学家与军事专家们就曾在初级的互联网模型上传输过美女图片，主要是考察传输的速率与成像的精确度。但正好也成为一种隐喻，象征着所有方便的传播方式都无可避免地成为“食色性也”的注脚。互联网技术最基本的生存逻辑也就在于此，所有打算封闭它的想法，除非一剪子剪掉网线，否则就是一种痴人说梦的胡话。网络色情也是如此，只要互联网存在一天，它就不会消失，说白了，只要人类还有繁衍的能力与欲望，这个世界就还是这么运转着。
这篇文章提醒我们，互联网很黄很暴力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转化为我们在今天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与性欲的问题。这里提到的“我们”不包括如下一些人：不知王小波为何物的文学研究者；主张我们应该压抑自己以换得苟且之时加倍快感的专家等。“我们”就是一群老老实实，有些男女欲望，但除了老婆以外一般有贼心没贼胆，又没有机会在演出后与女演员握手合影的普罗大众，是除夕夜手捧着热气腾腾的韭菜馅饺子端坐在显示器前炮制“天涯”那个有几千万点击率牛贴的网民。
福柯《性史》的第一部分叫做“我们 另一种维多利亚人 ”，他说：“很久以来，我们维持着一种维多利亚式的人生规范，甚至今天仍受到这种规范的支配，因此，关于性我们压抑克制、羞于言说、虚伪不堪，这些又被看作是品行高尚而备受崇尚。”看来，正襟危坐不是我们这个国度的特产 读家TXT书籍下载

互联网的肉身状态(2)
。不过，有意义的是，他接着指出，维多利亚时代同时也是色情文学在英国的黄金时代，这就不由让我想起咱中国男女差异最小（敬请参阅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 《中国》），多生出来几千万人的那段时间 千万不要对我说父母那代人只是为了建设美丽新世界增加社会劳动力而努力。
实际上，肉身问题是当代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如何理解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欲望，在工具理想盛行的时代，在真道德或伪道德泛滥总有人喜欢扮演牧师信口雌黄的时候，当面对不断膨胀的权力话语体系每个人萎缩成一连串数字的时候，如何理解我们与生俱来的身体，如何安置我们的欲望就成为一个哲学命题。当然在这里我们会体察到互联网映出的人文思想者的内在悖论，那就是被认为是与人对立、会带来人严重异化的工具理性产物反而带来了马尔库塞所谓的新感性。也就是通过回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官乃至我们的欲望来对抗虚伪的权力统治。可当这种新感性真的赤裸裸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们往往没有勇气去正视一眼，虽然法兰克福学派是他们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
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如果承认肉身问题本来就是互联网不可能舍弃的一部分，是互联网的内在属性的话，不妨进一步追问：互联网上的这些情色究竟有何意义？它是互联网在更加广阔的空间中获得的怎样的身份？
福柯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中发明了一个新词 “异托邦”（heterotopia）。异托邦不同于乌托邦，乌托邦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虚假想象，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异托邦”是权力在现实中划定的一块超越之地。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另一空间》（Des espaces autres）的演讲中，福柯进一步发展了“异托邦”这个概念，指出包括养老院、精神病院和监狱等均属于异托邦，是“偏差的异托邦”（heterotopias of deviation），都是用以安置那些偏离了社会规范的人群的地方。有研究者总结说：“某种程度上说， 异托邦 其实是一面 照妖镜 ，镜子里存在一个非真实的空间，像是有一个幽灵在勾勒现实的模样 倚仗真实的镜子打造非真实空间以让我们看见真实的在场。 异托邦 是认识社会的一个异质性介质。异质空间的出现，可作为检视隐性社会现象的契机，它不仅仅能印证主流社会的病征，亦能互补其尚未达成的使命，成为思想和实践的另类场所。”如此看来，互联网乃是我们今天的异托邦。如同它的前身 “旧社会的天空”、“万恶的资本主义”、“国民党女特务”一样，成为主流社会证明自己的想象空间，所以互联网的色情、暴力、虚假（或者叫虚拟）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它的本质属性，因为它必须具备这些东西才能成为“合格的异托邦”场域。
但是异托邦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异托邦既是一个灰色的、暧昧的性感地带，又具有强大的颠覆能力，虽然这种颠覆只能是拉康（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意义上的对体的颠覆 性乱颠覆伪道德，草根颠覆精英，对话颠覆独语，肉体颠覆精神，盗版颠覆正版，异托邦颠覆乌托邦，未来颠覆历史，边缘颠覆中心。所以，我并不完全认可“异托邦具有多重乌托邦的形式，是开放，是解放，是希望”。恰恰相反，异托邦只能在和主流社会的若即若离中去确保自身的存在。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福柯等人在西方社会的边缘着手揭示真相如性、疾病、精神错乱、监狱，却无力真正摆脱主流社会的原因吧。
主流社会是如何维系与异托邦的关系的？借用拉康的观点，是通过“对对体的凝视”来实现这一目的的。不断给大众暧昧的灰色空间而又不断给予惩戒的凝视，通过这种凝视使每个社会个体承受着原罪，从而不得不接受被管理、被惩戒的身份，这是主流社会希望与互联网形成的 读家TXT书籍下载

互联网的肉身状态(3)
最终稳定关系 很多中国网民不知道，依照官家的规定，观看网络的情色作品亦属违法。我们且看最近的一篇评论，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下，确实是真的。2004年，四川警方抓捕传唤两位在家中浏览色情图片的居民，警方称查处“在家上黄色网站”依据的是公安部33号令，当时四川省公安厅网监官员称：“点击、浏览、查阅色情网站也是违法的。”所谓的公安部33号令，即1997年公安部发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其中第五条第六款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淫秽信息。
再看看上位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怎么规定的。第六十八条规定的是：“制作、运输、复制、出售、出租淫秽的书刊、图片、影片、音像制品等淫秽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的行为，也即指传播性、营利性的“复制”，不包括个人性、研究性的浏览、下载。个人性、研究性的浏览、下载是不犯法的。即使传播也只是受到公安部门的治安处罚。从位阶上来说，《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普通法律，部门规章跟法律冲突，自然部门规章是无效的。
互联网很好地充当了异托邦的角色，但麻烦在于，对于主流权力而言，它又是最危险的异托邦。时刻处于对话状态的互联网往往不安于自己的身份定位，一次次用反凝视来凸现现有权力秩序的暧昧与虚伪。互联网的肉身状态是高悬在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是主流社会为确认自己而给予互联网的身份定位。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野性的网络不断超越自己的这一定位，推动整个社会秩序的变化，而且这种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力 除非有一天真的被人用剪刀把房间里的那根白色网线剪断。 读家TXT书籍下载

纪念小武十周年：第六代，互联网与DV机(1)
在我的美学课课堂上，照例会放贾樟柯的《小武》。随着教学年头的增加，一次又一次目睹了学生在影片开始时的喧哗，听到山西方言版《心语》、《霸王别姬》之后的错愕，看到王宏伟瘦削裸体之后的窃笑 一直到影片完结后的沉默。每次我也都会对他们说，这种沉默是贾樟柯电影美学追求获得的最佳效果。随着贾樟柯获奖次数的增加，从《站台》到《世界》，乃至被视为他电影艺术追求新高度的《三峡好人》，贾樟柯的叙述越来越细腻，表现技巧越来越成熟，状态越来越自由，但是我一直没有扭转对《小武》的忠诚，这种忠诚源于它片头“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作品”那几个字；源于粗糙的色彩极度不饱和的画面和摇摇晃晃的镜头；源于一个电影民工对于艺术沉甸甸的虔诚和执著。非工业化产物的《小武》就如同冲着风车发飙的堂吉柯德，面对已经成功了、发福了而且变乖了，积极向体制靠拢的第五代，做出了战斗的姿态。贾樟柯的出现意味着第六代精神内核的最终完成，一种全新的审美形态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体验如此真实，以至我们居然没有办法正视，好像从未发生、也从未经历过。
这是一种超过我们以往审美经验的全新感受 如果非要为这种电影效果追溯一个前身的话，费穆的《小城之春》勉强可以接上，但是在经历了现代化和社会运动精神洗礼之后，这样的一种灵动和飘逸很容易叫人激动：道心唯微。对人的理解终于摆脱了阶级的、历史的、革命的、民族的乃至人道主义的等等一系列宏大叙事，用平和的眼睛审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体察人在困境中种种微妙的心理变化。
第六代导演的许多作品在被体制拒绝了以后转向地下，作为高科技产品的盗版碟，互联网成了第六代电影被大众接受的主要空间。但实事求是地说，网民并没有对第六代们表现出明显的好感乃至推崇。除了小贾，其他的导演们在互联网上远远谈不上呼风唤雨，这可能和被互联网拉平的空间与真正的电影人执著的精英化艺术追求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冲突。在另一层面上，一部艺术作品带来整个社会的狂欢，往往并不是这部艺术品有多么成功，更大的可能在于社会有病。所以，互联网对于第六代而言，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市场状态和艺术接受环节出现。这个市场状态是消除了现有体制和院线门槛，剥离了意识形态障碍和中国人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想象的正常状态。在这个正常状态里，第六代导演的艺术追求有人喝彩、有人不以为然，有真小资和伪文艺青年做五体投地状。艺术的、小众的、美好的、关注的，各种声音并存。这也是观众面对一部电影的正常反应，只是可惜，这种正常的观众群体只是在互联网中存在，还不是中国电影市场当下的真正状态，但是不管怎样，互联网对于第六代的接收和纵容昭示了一种未来，未来正常的电影传播链条的出现。
在互联网开启的空间里，贾樟柯是人气最高的第六代导演，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结到其作品中的生命印记和网民的新都市体验之间的内在契合。从县城出发，走向都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丧失了自己的根，这个世界天翻地覆，但热闹总是在别处。这种体验从《小武》开始，到《站台》，到《世界》，到《三峡好人》：台球桌、录像厅、不敢正视的据说有老大罩着的风骚美艳提前发育的中学女同学，再到更加南方的理想，小贾就这样成了我们的兄弟。也就这样，小贾最后完成了第六代精神价值的凝练，然后，摆脱了与电影前辈们的暧昧关系和温情面纱，同互联网一道向成人化、精英化的第五代作战。质疑他们的经历和苦难以及这种苦难背后的霸权。1998年他写的那篇《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再次到来》，是第六代精神的纲领性文章，也昭示了DV电影时代的到来和第六代人民美学主张的形成。“其实我说的这个业余性就是一种精神，针对那种僵化的、所谓专业的、制片厂制度里的导演，不学习， 读家TXT书籍下载

纪念小武十周年：第六代，互联网与DV机(2)
不思上进，视野很窄，然后在僵化的运作体制里不停复制垃圾的那些导演。我觉得面对他们，我们是业余的，我们的业余有一种新鲜的血液，有一种新鲜的创造力，有新的对世界的看法，那就是我们的业余。”所以，第六代不必然地和DV机发生关系，但是第六代精神却最终凝结在DV机上面。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扛起DV后的第六代们接受的人民美学原则和记录精神，就像有篇文章曾经指出的：不粉饰太平，不矫揉造作，只如实记录，这就是真正的“记录精神”。复旦大学教授吕新雨这样解释：“什么是记录精神？记录精神是对人的真诚、平等的尊重和倾听，是对生活真相的敏锐、勇敢的探索和质疑。”
DV固有底层人民的遭遇、感情、立场和态度。拍摄过《北京弹匠》的朱传明说：“总有人问我是如何同一个弹棉花的人交上了朋友。其实同他一样，我也来自民间，来自底层，是一种民间的情感与力量使我们血脉相通，是一种民间的血缘使我们无所不谈，不用唯唯诺诺，不用担心说错了话，得罪了谁，不用害怕人事、圈子等让人头痛无聊的东西 片子在日本获奖后，很多人跟我聊起时说，你的选材好，弹棉花的，外国人喜欢看。其实，对我来说，是拍一个弹棉花的人，还是拍一个捡垃圾的人，职业或者说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底层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内心，他的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的自尊，他的彷徨与失落，等待与绝望，所有的这些我感同身受。”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中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而我们的文明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媒介技术为我们创造的尺度。”他的观点自然有几分道理，但是忽略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无穷无尽的创造性。就媒介变迁而言，印刷术、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媒介演进链条，报纸的出现与现代社会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广播则很容易和现代性中的集权主义倾向扯上关系。李幸先生有篇文章《弱智的中国电视》，谈的是中国电视的智商问题，有个原因他没有说，就是中国电视其实是被当作广播来做的，不弱智才怪。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所谓的第六代应该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从第五代导演就开始的使电影摆脱广播，回归自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里，第五代充当了广播的对体，而第六代则充当了第五代的对体，于是夹在体制和第六代中间的张艺谋们开始变得里外不是人。“第六代”的命名已不仅是用“代”的言说遮盖导演个人风格，而且正被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追赶。我们没有办法给第六代寻找到一个统一的风格，如果一定要说，那就这样说：第六代是新中国真正拍电影的一群家伙。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搞艺术的做出来的东西如果都一个模样，才是奇怪的事。这种奇怪的事，脸谱化的样板戏做到了，没事扭着身体穿着大红棉袄满口文艺腔眼光不离秦始皇的第五代也做到了 就此而言，第五代喝的啥奶大家都清楚了吧。第六代是中国电影的希望，因为中国电影就是到了今天才知道啥是拍电影的，啥是搞装修的。而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要感谢DV机，特别是互联网的存在，因为互联网不仅解放了自己，还解放了一切其他找不着北的媒介。 读家TXT书籍下载

书房想象
几经波折，终于落户大学城，然而，依然没有自己的书房。所以，当小狼兄电话说叫我谈谈自己的书房，第一反应是回绝他。
回绝小狼，是因为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供人观瞻的书房。书房依然在想象中：一水儿仿明清书架，大而酷，中间放着一张很大很大老榆木桌子（是不是不太环保？），桌子上书架上散放着各种书籍，有18世纪末美国出版的英文版《判断力批判》 这是我曾经在复旦图书馆借出的，后面的读者记录上有我师辈，以及我师辈的师辈的签名，小子无德，非常想据为己有；桌子上还要有我喜欢的画册：德加，埃贡?席勒，弗洛伊德；还有杂志；还有我喜欢的作者：陈丹青、王小波、王朔、黄永玉 甚至还会有那么几本小心翼翼包裹好的、看不到封面的禁书。在响应号召，大学教师争先恐后成长为专家的时代，也许只有在这样的书房中，才能让我感觉到什么是读书人，什么是人文知识分子，然而，这样的书房现在对我只能是在梦中拥有。
其实，书房会暴露人的隐私。我有个不太好的习惯，到朋友家里做客，总是要想方设法凑到书架前面晃几晃，看看这厮究竟在看哪些书。书架上的陈设往往暴露一个人真实的心理状态，暴露一个人的思想背景，暴露一个人的心路历程。所以，在书架上扫一眼，就会大概知道这个人读过哪些鸟书，会说、写哪些混话。遥想当年，我想方设法厚着脸皮尾随当时的女友现在孩子他妈到她在水荫路的住处，看到她书架上的基斯洛夫斯基、唐德刚、刘小枫、茅于轼、王怡、几乎所有王二的作品，厚厚的盗版金庸全集，才知道这丫头在美丽的外表下还有一颗飞扬跋扈的心。现在回忆起来，两个人最后能落脚在一条贼船上，和那次对她书房的偷窥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一直贬低她读野书，不系统，但事实上，这一点我很佩服她，比起一干女博士，比起我这个一贯以知识分子面目骗吃骗喝的家伙，她更像个“知识分子”，更有读书人的精气神。
另外，我想象中的书房还要有几个架子放影碟。影像时代，世界文明经历了图式化转向。要读懂中国，读懂我们的文化，靠困居象牙塔的图书，靠一贯工具理性实用理性实用非理性的文学，靠习惯拍装修大片的第五代导演是不能想象的。当中国进入仿像社会，正襟危坐与娱乐至死并存的时候，除了部分文字，大概只有几部摄影机不会说谎了。我想象的书房一定要容得下那些现在静静躺在我床下的影碟。在角落里要有一台好的电脑让我能够安静地看喜欢的电影 对我来说，文字并不必然崇高，影像并不必然弱智。所谓书房，是一个思考的地方。
今年是贾樟柯的《小武》问世十周年，我忘不了将近十年前一个冬天，济南，我在学生宿舍，自己搭建的简陋书房里看这部电影的震撼。贾樟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回忆2002年戛纳电影节放《任逍遥》。放映后的记者会上，电影频道的一位主持人先用英文讲了一通然后翻译成了中文，说：“这部电影完全是一个谎言，这是一部撒谎的电影。因为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可以学电脑，用电脑，我们学英语，我们出国留学，到处都是中国留学生。我们的国门打开了，像我可以来采访戛纳电影节，为什么这个电影要把这样的生活拍出来，它是一个谎言。”现在，我在广州教书，每年都要给学生讲如何读书，放贾樟柯，介绍“边缘”电影导演贾某人的东长西短，每年都旁观着大部分学生的不解、困惑，我知道有这位主持人想法的学生不在少数，在他们的宿舍里，恐怕已经没有书房了，那些卡哇伊少女的心里，怕也没有一块地方放进去些真正的好书，放进去些好看的电影，放进去些思考了。 读家TXT书籍下载

鲁迅淡出，秋郎凸显
考虑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理分科制度，在中学人文社科科目中，语文教育肩负了异常重要的使命，也就决定了中学语文课本的每一次变化、每一点变化，都有可能成为新闻，甚至可能成为重大新闻。据《长江日报》消息，梁实秋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戴望舒的《雨巷》、霍金的《宇宙的未来》、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巴金的《小狗包弟》、古代诗歌《采薇》、《涉江采芙蓉》等等进入湖北的中学语文教材。与老教材不同，新教材中首次出现了一些过去有争议的名家作品。语文教员认为：“过去语文课本中政治色彩较浓的文章也有不少被砍去，教材更具人文色彩。”梁实秋的作品入选高中教材，我们感到很惊喜。过去选作品考虑的政治因素较多，这是梁实秋作品第一次进中学教材。
所谓有争议的作家，当是指梁实秋先生。其实在文学史上，无论大陆还是海外，均认为梁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这是十多年前就已经基本形成的共识，成为常识。所谓争议，不知道究竟是谁在争议。其实也不难看出，谁的观点更有党同伐异的偏狭，所以，我觉得，争议不应该发生在梁实秋身上。
在大学里教书几年，最叫我头痛的事情之一是与某些同学的沟通问题，我在课堂上讲东，底下听课的人中总会有人理解成西。后来想想，我和这部分学生的沟通其实是两套语言系统之间的对话。
所谓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经过学术界不断研究，突破禁区之后自然形成的学术常识系统，一套是咱们中学以语文为首，辅以政治、历史等等文科科目形成的认识、价值评价系统。考虑到大部分中国人离开中学之后，除非自己感兴趣，基本上没有机会接受更系统的人文社会教育，中学里学习的这些文科科目，就决定了绝大部分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历史、文学的观念，决定了自己建立在这些观念之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其他基础的价值评判体系，而这些在中学教材之上建立起来的东西，往往与一个正常的中国人进入社会，耳濡目染获得的生活体验相违背，甚至是严重冲突，冲突之下，往往会有两种表现，一是彻底虚无之后的实用立场，一切均是手段，没有是非之心。梁文道先生那篇刊于《明报》的雄文中提到那位来自中国大陆的香港中文大学念历史的尖子，对于二十年前旧事彻底没心没肺，就是一例；再或者就是严重人格分裂，一面承受着城管暂住证高房价低福利，一面高呼中国可以说不坚决抵制家乐福。中国当代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教育以及决定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走向的责任者要负责任，教书而不能育人，这是中国教育，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的失败。
在我看来，鲁迅淡出，秋郎凸显仅仅是中学语文教育乃至文科教育回归学术常识，回归历史真实的第一步，但仅有这一步远远不够。即使不断有新的文本入选，中学语文教育是否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依然存疑。鲁迅先生的文章极好，战斗性强，却不为学生所喜，我们常常推诿说时代的差异导致学生理解困难，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真就无法理解鲁迅？我倒不觉得，事实上，鲁迅不受欢迎，是和阐释空间受限、狭隘、追求标准化理解脱不开关系的，并非鲁迅文章的罪过。写这篇文章，特地重温了被删掉的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一句话跳到我眼睛里：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呆住，浮想联翩。我也曾经看到过范美忠先生给学生讲《孔乙己》的文字实录，大为佩服，非常想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他服务的那所学校，一来校舍建筑质量好，二来有如此讲鲁迅、启发学生的老师。文本变化，阐释空间的扩充，才是中国语文教育实现教书育人理念的重要法门，这样看来，道路依然漫长。 读家TXT书籍下载

匮乏的记忆
这是无数个关于中国票证经济的叙事版本之一：“1950年，新中国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拉开了中国长达38年之久的 票证经济 的帷幕。一直到1993年，粮票、布票等票证才正式离开中国历史舞台。”
事实上，不少人对于票证的记忆很灰色却很美好。因为匮乏，吃到一根奶油冰棍就可以幸福上几天，看一场电影，会一遍遍回味其中人物的一颦一笑，会为其中妖艳的女特务性奋不已。而今天，究竟有几餐饭值得回味？传媒人龚晓跃说过一句很牛的话，叫“找对的人，吃对的饭”。这个口号对于当下的中国人来说，实在很难做到。以前听人民大学周孝正先生讲他们正在进行的幸福指数研究，我心里面就一直在怀疑，如果真用这个标准来理解人类社会，是不是与我们接壤的东边那个国家排名世界第一？因为他们嘴里反复念叨着，全世界人民都在羡慕我们
羡慕我们的话中国人不会陌生，多少年前我们也用自己的嘴唇反复吟咏过，所以今天听到，会有说不出的复杂情感，亲切、含泪、侥幸、厌恶 这其实是我们对待自己过去成长的一种复杂体验。
改变是从摆脱票证开始的。1978年广东省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以农产品价格作为改革传统价格体制的突破口，率先在全国有计划地放开价格。1985年以后，广东放开鱼、肉、菜等重要副食品价格的同时，放开了大量工业消费品价格，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到1987年，广东省除粮、油等六个品种外，其他农副产品价格已全部放开。1992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购销和价格，取消粮簿粮票，这是广东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虽然已经失去票证几十年，事实上，今天在广州，那些票证并不难看到，它们被小心翼翼地包装好，收集成册，成为收藏，据说会随着时间继续流逝而身价倍增。这些收藏中，究竟有多少是真，多少是假，已经很难确认，因为实事求是地说，这些票证的艺术审美价值实在算不上高，又没有什么防伪措施，今天纸币造假尚且难以分辨，何况这些粗劣的票据？不过，这些收藏背后涌动的国人情绪更值得关注：怀旧以及对财富的追求与狂热。
只是，我们摆脱了这些票证，让它们成为今天的一种装饰，我们就真的摆脱匮乏了吗？
国人关于匮乏体验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贪吃，贪婪，奢华 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迅速从需要粮票的人民成为了穿普拉达的人民，人们疯狂追求着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和土地上面的建筑 虽然只有仅仅七十年的使用权。仔细想想就不难发现，这些，其实都是关于那个短缺时代的阴影在今天的投射。
还有，票证并不仅仅意味着匮乏，它还象征着一种无所不能的公权力对每个社会个体成员的管理、控制，这些成员被置换成一组数字，票证意味着公权力对于该个体欲望的许可，许可吃、许可穿、许可生育、许可有限度地在属于你的国土上自由地行走。在关于票证的记忆故事中，我看到的最有意思的故事之一是一对新婚夫妇蜜月旅行，由于最后全国粮票不够，不得已在某一省份买了数量惊人的馒头，坚持到回家。有限的全国粮票，将人员流动性降到最低限度。
告别票证，物质的富足意味着我们告别饥饿，但绝不意味着我们彻底告别匮乏。事实上，我们依然匮乏，因为除了基本的生存，我们还有更为丰富的人性，身体、精神、信仰、道德等等。未来，希望我们能够逐渐告别这些层面的匮乏。这个正在发生的改变与富足，也许要比已经走过的道路更为艰难，但是我们依然期待，能走向一个明亮的未来。 读家TXT书籍下载

那所消失的大学(1)
今天中大校园里，依然有一个名曰“岭南学院”的机构，维系着这一小块土地和建筑，以及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知名学府 岭南大学，虽然这种联系很叫人生疑。这个带有岭南二字的商学院被《福布斯》中文版评选为“中国最具价值商学院”之一，彰显的是中国高校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的另一种飞跃 整个社会对于财富的渴望终于爆发，在所谓象牙塔中顽强地挣脱出来，成为高校最炫目的一部分，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这些与财富搭上关系的专业、学院，总是神采奕奕，容光焕发。
在被刻意凸显出的“岭南”两个字背后，实际上是一种精明的策略：制造出与西方、民国后裔以及海外财团的某种暧昧的承继关系，最大限度拉近中国高校与这两者以及这两者背后的资源、财富的距离，在中西合璧，历史传承的假象中实现了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一体化。
中国高等教育，在六十年时间中经历了数次大的变动，一是被政治化，一是在政治化持续不退的情况下再加上财富狂热，变动下来，文脉已绝。梅贻琦先生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已经被悄悄修改，针对中国缺少大师的现实，有一个调子嘹亮异常：大学既需要大师，也需要大楼，甚至更进一步，既然没有大师，不妨先建大楼。遂有一轮轮的高校基建狂潮，且不论其中贪污腐败如何触目惊心，即使一切清白，各地大学扩张背后的土地升值，经济发展，获得财富的逻辑链条倒是成为近年中国GDP增长的完美诠释。
没有大师就制造大师，这其中也是差别甚大，有人学术成就甚高，被捧到高位，欲辞而不得，最终成为盛世人瑞；有人喜做高深悲悯状，含泪劝告，博得大师头衔洋洋自得，却没有多少人真正认可；更多的是要么造假，要么埋首深掘，境界窄小，困顿中苟生。
如岭南大学一样消失的还有很多曾经显赫一时的名字：齐鲁，圣约翰，华西，协和，沪江，震旦，金陵。
1948年，陈序经先生离开国立南开大学，来到私立岭南大学，广东高等教育自此翻开了自己异常灿烂夺目的一页。无论是对于国立还是私立，还是对于胡适先生举全国之力办五所世界级大学的言论，陈先生都有自己的理解：“专仰政府的鼻息，以讲求学术独立，从学术的立场来看，是一件致命的事情。”而对于岭南大学，陈序经先生说道：“虽然是一个基督教大学，然而它对学术的发展上，并没有宗派之分，而却很注重于自由讨论的精神。”这些话，透露的是大学理念的根本。
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乘船到达广州，次日，岭南大学学报就以“为国家教育人才文院添聘教授多位”为题报道了陈寅恪来到岭南大学任教的消息，轰动一时。除了陈寅恪先生，陈序经还请到了容庚、梁方仲、吴大业、张纯明、李祁等到文学院；测绘学家陈永龄，曾任西南联大土木工程系主任的陶葆楷、桂铭敬到理工学院；病理学专家秦光煜、放射学专家谢志光、眼科专家陈耀真、毛文书夫妇到医学院。这批教授都是国内各学科一流的专家，阵容之强大令人瞩目。另一方面，陈序经还请到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学者教育学家汪德亮、经济学家王正宪和其夫人数学家潘孝瑞、法学博士端木正、电子学家林为干、政治学家钟一均、生物学家廖祥华等人。他们的到来使岭南大学一跃成为国内一流大学。在我看来，这是六十年来广东高校最辉煌的一页，但这一辉煌，仅仅持续到1952年。
今天，岭南大学的校园被中山大学占据，而中大同样美丽的校园成为华南理工大学与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址，最有意思的是中大的老校门，被放置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奠基石上“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书石”几个文字还在，额刻的“国立中山大学”，门内刻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均被抹去，置换成我们非常熟悉的口号：“为人民服务”。
今天看大学变化，最要紧之处在于大学精神的复归。在当下即使有机会正 读家TXT书籍下载

那所消失的大学(2)
本清源，怕也需要几十年来恢复元气。 读家TXT书籍下载

改变命运的高考(1)
2009年高考出来几件大事，一是群体意义上的 部分地区参加高考的人数下降，二是重庆高考状元少数民族身份造假，还有松原地区大规模作弊。几件事情惹得媒体、民众议论纷纷，其中不乏干脆取消高考，用其他考试形式取而代之的声音。
这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十二个年头。此项特殊的考试，经过三十年的艰难旅程，已经越来越步履蹒跚，对比曾经带给社会的震撼，高考对当下中国社会的影响依然巨大，但已不可同日而语。
值得关注的是，那些三十几年前或年轻或年长的、从天南地北走入考场从而改变命运的那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为社会的最中坚，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步入退休年龄，而他们的孩子们，依然在通过这项考试，涂画着自己的人生轨迹。
所以，在2009年4月悄然上映的一部讲述高考的电影，虽然被打上了不讨喜的主旋律印记，却依然感动了两代人。因为不管是怎样的意识形态，不管是怎样的创作初衷，人的命运与体制之间的纠结，在一个没有自我的时代里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我价值，总是令人激动的。特别是孙海英扮演的场部书记老迟，那个把印章拴在自己裤腰带上的农民干部，这一角色，有意无意地展示了中国社会一些真实的游戏规则：底层民众的伦理操守和良善，在大潮流和大权力面前狡黠的、与人为善的智慧。可以说，是老迟的呵护，让这群知青获得了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一点，老迟如同他们的父亲。
看完电影我禁不住去遐想这群参加高考的青年们以后的命运：他们上大学，成为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受到重用，从政，经商，下海，经历文艺的热潮和社会风波，结婚，生子，离婚，怀旧，神话，被神话 至于电影中王学兵扮演的那个最终放弃考试的潘志友，不少人叹息他放弃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我忍不住揣测：他其实走了一条更加顺利和稳妥的道路，公社副书记，副县长，市委书记 一路飙升向上，走到权力中心。这一条道路，已经被人实践过。
有趣的是，当下，更迫切需要改变命运的，反而不是已经走进权力之门的潘志友们。其实，高考，无论是曾经的神圣，还是今天饱受争议或者将来渐渐清冷，其核心的价值都没有变化，那就是“改变”，对每个穿越高考之门的个体命运的改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每个人都被迫成为螺丝钉的时代，“改变”的魔力显得尤为珍贵。
问题是，今天的高考，还能不能改变人的命运？
实际上，高考人数缩减的现实，以及重庆状元民族身份造假的事件，都在显示着同一件事：寻常百姓，高考改变自己命运的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了。
中国人，无论市民还是农民，从来不笨，他们往往能从诸多现行制度中寻找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所以，当高考人数出现缩减，当中职教育连年火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并非人口政策的结果，而是群体、尤其是底层群体作出的最务实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制造这一选择的原因，不外乎是高昂的学费、毕业即失业的现实。
上述两点原因，对重庆状元来说，显然不是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家庭出身，父亲是所在县招生办公室主任，母亲是当地组织部副部长，在一个小县城，这样的家世，可谓显赫。即使其父母都是清正廉洁的公务员，按照当今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也足以让他不用为高昂的学费而忧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恐怕也比一般百姓子弟更有资源优势。
中国文化中常有纨绔子弟的说法，这一说法的对立面却是耕读世家，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回事，差异在于同属子弟梯队的选择不同。重庆状元事件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揭示出某个特殊阶层在本身已经拥有优越教育条件的背景下，通过权力，造成了事实上优质教育资源的一种垄断，而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对于一个生活在基尼系数不断攀升、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的中国的百姓子弟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高考既然已经无力改变普通 读家TXT书籍下载

改变命运的高考(2)
人的命运，光环自然随之褪色。 读家TXT书籍下载

遗忘常识
2009年7月17日，甘肃肃南县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大面积的“大跃进”时期土法炼钢炉群。据该县文物局工作人员初步考证，该土法炼钢炉群可能是目前全国面积最大、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据悉，目前该炼钢炉遗址已被肃南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列入第七批国保单位申报推荐名单。
看照片，山坡上几处像碉堡一样的建筑一字形排列，张着空洞黑暗的大口，在黄土地上，凝固成永恒的雕塑，无论现代的还是后现代的美学，都掩饰不住背后的丑陋。不知到时间足够久远之后，这些成为“文物”的当年狂热，能否被我们后人所理解。
且不用说我们的后人，就是我们自己，甚至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们，冷静下来想想，也觉得荒谬。问题在于，这样一件荒谬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甚至从此引申出一幕幕更为荒谬的民族悲剧和文化浩劫？是什么叫一个民族丧失了理智？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被认为是“大跃进”运动发动的标志，而在1958年8月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全国掀起了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高潮。
历史的叙述，特别是最近这几十年的叙述，既繁杂又简单，繁杂的是浓墨重彩，花大力气去描摹，简单是历史叙事，细节尤其缺乏。所以，今天我们回顾那段历史，不妨把心思放在每一个微小的步骤上面，去审视这一条荒唐的路径，究竟是怎么一步步走成的。
回到历史细节，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步走来，总是那么纠结，每一步走来，总有一些人想尽办法想踩下刹车，想尽办法，将这列越来越疯狂的列车逼停，可惜，一切努力最终徒劳，但我们今天不妨记住这些人的名字，刘少奇，邓子恢，周恩来，陈云 不管此后他们命运如何，那个时期，他们是称职的领导人。
针对那段历史，专家们进行了种种总结，按照他们的说法，促成这一事件的，是一系列复杂的因素。首先，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有一种紧迫感，中国的经济建设就不能按部就班以一般的速度前进，就必须有一个打破常规的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关系的非正常发展，又刺激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也隐含着“超苏”的动机。其次，在主观因素方面。有学者认为，第一，长期落后挨打的历史与遭受包围封锁的现实，使党的领导人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第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三，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一边倒”的政治政策，也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出现许多弊端，有学者指出，权力过分集中，领导体制缺乏必要的可靠的监督机制。当时这种政治体制的弊端，导致党内民主作风遭到破坏和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也有学者从社会心理、领导人的复杂个性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总之，“大跃进”的发动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
问题在于，这些反思，这些深刻见解，恐怕都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命运究竟该由谁主宰？中国的发展该走什么道路究竟由谁来决定？
那个时代是我们遗忘常识的开始。
什么是常识？常识何以能够存在？这些问题，都足以叫我们沉思很长的时间。但起码，经历过那个时代以后，我们可以确定一点，常识的获得与每个人自由表达，与充分讨论乃至争论之后的共识以及每个人自由决定命运的权利相关。没有这些，我们依然还是远离常识的时代。 读家TXT书籍下载

这一代的双重面孔(1)
《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和《父亲的战场》都是一口气看完的，过瘾。没有想到，在某些评论家眼中，《父亲的战场》却成为证明《团长》荒唐的明证：在《父亲的战场》新书推介与座谈会上，文艺评论家解玺璋先生发言说道：“前一段时间引起争议的热播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有很多很荒唐的地方，看了《父亲的战场》这本书就知道，远征军在滇西、缅甸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怎么打仗的，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拍远征军的电视剧，用一种所谓的后现代的、反讽的东西来表现，实在让人很难接受。这本书是以正视听的东西。”
查解先生的影视评论，有那么几篇是关于《团长》的，其立场倒是一直坚定，把这部影视作品当作一部不知所云的烂剧，指责这部戏背离了历史的真实，也没有达到应有的“艺术的真实”。针对《团长》的美学观念，解玺璋先生更是说：“面对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历史，最基本历史真相的建构尚未开始、完成，我们 解构 什么？”
实际上，对于《团长》反讽、解构的指责，从央视那位美丽主播开始，到曾经身为远征军一员的周传基先生，再到文艺评论家解玺璋，声音似乎没有消停过。这些指责，其实存在着种种立场观念和价值尺度的差异。比如，央视主播那里，她是要寻找励志的心灵鸡汤。有过远征军经历的周传基老先生，则难以将这么一群衣衫褴褛，满嘴污言秽语的军人同自己当年十万学生十万军的青春岁月烽火连城联系起来，而对于解玺璋先生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恐怕在于，我们今天的人们能不能嬉皮笑脸地看待那段历史。
就不谈那位美丽主播的小小心愿了，不看《团长》，她可以去读于丹，而对于周先生和解玺璋先生的言论，倒是有再深究一下的必要。
首先，周先生与解玺璋先生可能没有意识到，《团长》的悖论在于，如果不嬉皮笑脸，我们恐怕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那段历史。很难想象一部以我们所熟悉的主旋律模式制作的以反映国民党军队抗日惨烈如野人山、密支那、松山等等诸战役为内容的电视剧会顺利出现在大陆的电视屏幕上并真正成为一个持久的话题。
事实上，即使是所谓“嬉皮笑脸”的《团长》，现在已经被勒令不得重播不再讨论了。这种现实中，如何苛求一部彻底颠覆教科书史观的电视剧能够大义凛然出现在人们面前？
当然，《团长》的嬉皮实际上并非仅仅是一种伪装，理解《团长》的嬉皮，答案反而是在《父亲的战场》这本书里。我认为，与对华夏男人阳刚之气招魂具有同样价值的，是对于留在中国大陆远征军战士命运的描摹。需要提醒的是，这本书涉及的历史跨度，是从抗战到今天，如果仅仅认为是还原史实，则未免低估了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它既描述了一个“男人的战场”，“我们过去熟悉的抗战，竟然隐藏着那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原来我们并不十分了解抗战，尤其不了解抗战的气质。”同时又描述了曾经在这个战场上张扬的中华男儿，是怎样一步步老去，困顿，铸剑为犁，曾经的骑士与我们一样被“日常生活”压垮。金戈铁马，烽烟滚滚终成一段难以启齿的往事，剩下的，仅仅是我们残缺的记忆。我们的父亲已经无法像一个男人那样去战斗了，并不仅仅因为他们老去。
所以，我的朋友潘采夫有个判断：“这本书如果在《我的团长我的团》播出时候出版，有这本书和电视剧互相比照，观众对《团长》就不会有那么多骂声，对绝境之下的个人与家国能体会得更深刻。”这是对于《团长》和《父亲的战场》关系的准确理解。我更进一步以为，这里所提到的“真实”，实际上并非仅仅是彼时的“真实”，而是从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真实”。虽然父亲的故事不是我们的故事，但是父亲，即使他们沉默，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这些曾经的英雄，晚境多半凄凉，八十多岁的老兵们，有的寄居在亲戚家里，有的在山上开着世界上最小的杂货店，甚至窘 读家TXT书籍下载

这一代的双重面孔(2)
迫到要向人伸手乞讨棺材钱。“这些老兵是被新中国抛弃的一群人，他们从来享受不到战争英雄的待遇，他们住在农村享受不到退休金，又在 文革 中遭受 历史不清楚 的拷问，有的甚至为此坐牢二十几年。他们九死一生打败了入侵者，却在另一端历史之下成为贱民，在我们相当长一段历史中像尘埃一样，被一言不发地掸去。”
很明确地说，解玺璋先生他们并没有搞清楚，嬉皮笑脸的《团长》，解构的究竟是什么，这场嬉皮的笑脸对准的究竟是什么。他们也没有看出，这个嬉皮的笑脸，对准的正是让一个个阳刚的中华男儿渐渐老去，猥琐，平凡，让那个时候几乎无论男女清瘦的脸庞流露出的一种自信气质逐渐混沌消失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中国人的脸庞上消失了英武，却多了沉重，复杂，狡黠。解玺璋先生也没有意识到，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如何通过这张嬉皮的笑脸曲折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意识到，今天对历史的理解，其实是分成多个层面的；没有意识到我们对于某一段历史的理解，更多是一种给予当代的复杂寻找。
许知远最近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名字叫做《我们这一代》。其实，回过头来反思一下，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两副面孔，一层是庄严的，一层是嬉皮的，一层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层是王朔的。我们这一代人当中，会出现揭露黑暗的新闻记者、富有正义感的律师、有社会良知的商人、愿意推动变革的官员、值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 他们恪守类似的准则，对未来有着相似的憧憬，他们用积极的思考与行动，来取代消极的嘲讽，用具体而细微的行动取代了空洞的呐喊，富有激情却足够冷静。但同时，他们会有一副嬉皮的笑脸，这个笑脸也意味着我们比起父辈们，可能懦弱，可能肤浅，但是，却多了些坚韧。
被消失的官园，被消失的生活
据说依照网友的意见，2009年度汉字是一个大大的“拆”。其实，熟悉中国城市变迁的人们恐怕都清楚，在“经营城市，以地生财”已经成了这个社会运行内在逻辑的情况下，这个“拆”字，并不仅仅发生在一个看似平淡的年份，也不会随着这个年份的过去而终止。
实事求是地说，相较于这些让专家学者痛心疾首的被拆名人故居，2009年12月20日发生在京城的那次拆迁，实在是正面范本：2009年12月20日，北京最早也是旧城区中惟一的大型花鸟市场 官园市场正式停业，作为曾经的地标，它正被抹去。被拆掉的官园，最终会被一座现代化建筑所取代。
之所以说是“正面范本”，是因为这里的拆迁静悄悄：没有钉子户，没有抗议者，没有众多专家强有力的质疑与批评，人们对于官园的消失，更多的是报以惋惜与惆怅：在官园市场消失之前，很多获知消息的北京市民纷纷赶到这里，抓住最后的机会，留影纪念。这个城市中心曾经存在过的，生发出“官园文化”的老北京文化乐土，就这样静静地成了历史，成为北京人记忆中特殊却又“寻常”的一部分。毕竟，在推土机面前，北京人要记住的东西，实在是有些太多了。
官园其实就是一个因卖金鱼和热带鱼发展起来的宠物市场，只存在了短短几十年。在拥有三千年历史的京城，根本够不上“需要保护”的资格，在那些进入文学史、文化史的建筑古迹尚且无法继续存世的情况下，一个没有多少“文物价值”的宠物市场，其消失更是显得微不足道。更何况，这个市场，本来就没有真正拥有产权的所有人，其硬件存在种种缺陷，安全隐患颇多。但是，事情可能存在着另一方面，与纷纷消失的名人故居相比，老北京人似乎对官园市场倾注了更多情感，更多感伤：因为这里是他们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感情，真实的快乐。
在我看来，如果说诸多古迹旧居被消失还只是消灭了人们对于历史的亲和记忆的话，官园市场的消失，实际上是在证明，北京正在丧失最真实最基础最民间的文化与生活。这种生活 读家TXT书籍下载

这一代的双重面孔(3)
不仅仅是文字记录的风情与旅游资源，更是真实而具体的生活状态。正像有位玩家在接受采访时所发出的感叹：“现在住这小区里，连邻居我都不认识，跟谁玩儿？玩给谁看？老城改造，北京人散伙了，这老北京的玩意儿也快散伙了吧。”
这个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北京民间生活复苏而兴起的花鸟市场在目睹它的同伴一个个消失之后，终于也迎来了似乎是注定的命运。而与这个市场相连的生活，要么消失，要么被风干，成为招揽游客的粗糙仿品。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官园市场的消失，提供了理解这个时代更为真切的路径：目睹自己倾注了生命与情感的生活一天天消失，除了惋惜，我们能做的事情其实不多。 读家TXT书籍下载

告别革命，告别爱情(1)
今天，青春成为商品，爱情这个词汇已经名存实亡。
这是专栏作家老愚的话，他在FT中文网上写了一篇文章谈剩女问题，引来口水板砖无数，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那家网站最热的帖子。这个判断如此触目惊心，必然会刺伤许许多多的人，特别是，那些对于“爱情”还有些期待的人们。
不过，如果真用自己的眼睛去审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不难发现这个判断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真相：面对不断割裂的阶层，人们只能依照自己的本能趋利避害地生活，在一次次逃离之后以为自己会是一个永远的幸运儿，而情感与身体乃至生命，似乎不过是生存或者通往更好生存的工具。婚姻本是一种经济生活方式，爱情则成为一种永远悬浮在空中的泡泡儿，闪亮好看却不解渴。这种状况不知道对已近中年的生活在今天的中国男人们算不算幸运。这个时代在一轮又一轮关于财富欲望的游戏中，产生了据说数量惊人的所谓“剩女”，进一步给掌握现实财富的阶层掠夺青春与美丽资源提供了优越的基础。
老愚的文章，谈的还不仅仅是这些高知高收入在城市里已经暂时没有生存之忧的女人们，他笔下还有那些从中国县城乡村汇集到都市里的女性，她们怀揣梦想用自己身体中最柔软的部分去触摸现实，于是就有了几乎每个广州市民手机上都会收到的暧昧纠结的段子，就有了南中国震撼世界的ISO产业标准。
所有这些都给男人情感放纵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猎艳乐此不疲，在呻吟声中缅怀自己压抑的、已不可寻觅的少年惆怅。这些肚子隆起性情亢奋的动物们开始告别自己当年珍视的几乎所有东西去拥抱这个时代和生存在这个时代的各色女人。无论环肥燕瘦，加笄徐娘，只要你拥有足够想象力和一点点耐心技巧。与此同时，游戏男女心里可能都清楚，种种故事，无涉爱情。
我听说了足够多的爱情不爱情就看你如何定义之类的屁话，貌似多元公允却掩藏不住这个时代的苍白与冷血。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不得不忍着心中悲怆挥别自己的爱情，然后扎进有标志的或者没有标志的红灯区里安置自己的情感，睡在一个无数人睡过的床上去体会真正的安全。对，我是在讲贾樟柯那部《任逍遥》，斌斌的爱情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爱情被时代借助每个人自己的双手亲自埋葬，无爱无牵挂的我们最后只能把头埋在小姐大腿上寻求心灵慰藉。因为在今天人们相信，只有拥抱庸俗才能够真实。所以让我们就不停庸俗下去吧，反正底线早已被碾得粉碎。
这是个没有爱情的时代，我们在这个时代中能够拥有的仅仅是一种成长在恐惧底色下的情感体验。是被强制遗忘以后因为自我审查与自我阉割而实现的快感。野夫说，从青春革命到醇酒妇人，这几乎是我们那一代多数人的宿命。所以，当我们遗忘了自己的青春，所有的浪漫最终都会复归于现实。即使现实的铁栏未曾有过稍懈。那些在苦难中所经历的温情，已然是苍白岁月里的灿烂底色。
记忆中的爱情和那些东西相联系：革命、书信、诗歌、火车、摩托、生命、离别。2009年我一遍遍看野夫写他在革命时期的浪漫故事，一次次让眼睛中充满泪水。当然，我不是影帝，只是一个有些脆弱有些怯懦的未成功中年，只能一步步看着那些曾经激励我们的，让我们魂牵梦萦的东西或者脱胎换骨或者灰飞烟灭，只能一步步看着诞生过《悟空传》、《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全球化互联网，最后成为在一个接一个煞有其事的节日里煞有其事快乐无边的城市男女。而且更可怕的是，所有这些东西在今天都已经貌似永恒。我们苍白的性与情于是也就成为永垂不朽的“爱情”。 我怀念有铁轨的爱情。这种爱情拥有漫长的等待，用别离凸显价值。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依然拥有关于车站汽笛的痛苦记忆：别离、远行。在地球成为村庄，远方瞬间可及的今天，我们失去了等待的耐性，自然也没有了等待中撕心裂肺式的爱情。
转述一段刚读到的与铁 读家TXT书籍下载

告别革命，告别爱情(2)
路相关的爱情吧。1959年9月26日，青年学生甘粹即将远行，在北京火车站与自己的爱人别离：
“我们心中积满了阴霾，长久地凝立在月台上，离别的苦痛灼烫着我们的胸怀，灼烫着我们的脸颊。我仿佛又听到她那悲凉而哀怨的声音。我没有，从来没有见到过她一对这样颤抖和痉挛的眼睛，看着她那寒栗悚惧的神情，我突然觉得整座月台里其他一切全都死灭僵凝了。我们将面颊贴近，相互紧紧地拥抱着，两人的泪水融合在一起，沾湿了两人的衣襟。她不停地说道： 我们不能分离，阿山，你不能走啊！ 性格一贯倔强的她，从不落泪的她，这时也流出了两行炽热的泪水。
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泪水。我更加紧紧地抱住她，啜泣地说道： 你别哭！你别哭！ 其实，我的泪水也盈眶夺目而涕下了，我也在哭啊！
火车鸣叫了一声，我们才从悲痛中清醒过来，我不得不离开她的怀抱，踏上了车厢门的踏板。她追随着缓缓启动的列车，摇曳着手中已被泪水湿透的手绢，发狂地喊道： 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你一定要回来呀！
这时，我真想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去，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列车越来越快了，奔驰飞出了车站。她那纤弱细小的身影，在我充满泪珠的眼眶中，渐渐地模糊到完全消失了 ”（甘粹《我与林昭的爱情》）。
甘粹的爱人有一头异常浓密美丽的头发，所有我看到的照片中她总是在微笑。后来，我又在纪录片中看到过她的头发，被来自久远历史深处的报纸包裹着，成为她与这个世界惟一的物质牵连，映照出这红男绿女不知道算不算幸福的人生。
还有，爱情似乎也应该拥有诗歌，也应该拥有书写、羞涩和眷恋。《新京报》2009年做过一次专题，让我们看到三十年前的爱情：黄子平的朋友用三句最高指示拼凑起来一封情书；作家邓刚对于公交漂亮女售票员眷恋不已；还有因为组织文学沙龙被投到死囚牢房中的张郎郎与一位同样“没有将来”的女子孙秀珍之间的童话故事，作为死囚他们紧靠着，押运他们的汽车穿过灯火辉煌的长安街
所有这些已经恍若隔世。面对历史我们仅剩下猎奇，当人们确信历史已经终结，山寨通往盛世，关于爱情和爱情的故事自然已经无义。真正的爱情在今天实属偶发事件。人们本来以为告别革命就会迎来爱情，却没有想到告别革命的同时我们已经告别了爱情。德国诗人里尔克所说的：“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今天我们悄悄地把这句话换成：“哪有什么爱情可言，挺起来就是一切。”
在我看来，爱情如同其他困扰我们的东西一样，是这个时代伦理困境的某种结果：当人们没有迎来胜利就匆匆告别革命，当现实中每个人只能被圈中依据动物本能进行抉择，当正义只在五米之内显现，我们开始学习用欲望去填满自己的责任与承担。我们也就开始有了这样的故事：男人女人各取所需相互取乐却又相互仇视抱怨。也是因为这种困境，我们似乎只能在纵欲与禁欲中进行着两难抉择，而两种生活中无论哪一种都在让我们远离爱情。这可能就是这个时代关于情感的秘密吧。我们脸不红、心不跳地躺在米克洛斯?哈拉斯特笔下的天鹅绒上面，温暖舒适性致勃勃，与此同时，时代在我们身体上飞快前行。 读家TXT书籍下载

愈堕落，愈膨胀
“堕落”，这是知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描述。《南方都市报》刊载了他与另一位学者应星商榷的文章《新父朽败之由来》，在文章里他又一次提到了这个让人其实有些麻木的刺激性词汇。虽然是“商榷”文章，实际上这两位学者的意见差别并不是太大，都痛感于知识阶层的堕落，都在为中国学界的腐败而忧心忡忡。差别在于，应星更多将火力对准着今天掌控话语权的学术领袖，对这群喝狼奶长大的父辈种种劣行展开了激烈批判，而郑也夫则主张堕落的并不仅仅是哪一代人，更挑明了“用糖果塞住你嘴巴”的绝妙设计，设计之下，无数青年才俊志士仁人尽入彀中，整体堕落，也就自然而然。
这场谈论中，我更认同郑也夫先生。因为如果单纯纠结于哪一代人应该承担责任，一来未必符合事实，二来很容易遮蔽掉更为重要的东西。而且在我看来，被应星批评的知青一代学人，至少还拥有过20世纪80年代的美好时光，有过一段如饥似渴阅读、思考的经历。与应星先生的观点不同，我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悲观的结论：学界中人，似乎是一代比一代更“成熟”。
但是在我看来，无论是郑也夫先生还是应星先生，恐怕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说出来又能如何？似乎是要与他们的讨论相呼应，两条相关消息几乎同时进入到公众视野，2010年2月4日，《新京报》报道了北大法学院将要实行的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教师工资将按工作量分配，而工作量则与所谓学术成果挂钩。与此同时，2010年2月7日，同样是《新京报》的消息，2010年中国研究生数量将继续膨胀，硕士研究生扩招5%，博士研究生扩招2.5%。
关于中国为什么出不来大师的问题在这些年成为社会关注热点，批评中国高校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整体堕落，评判大学体制官僚化造成的评价体系之扭曲和论文大跃进，批评中国大学扩招导致教学质量下降，这些声音不可谓不强烈，但是将最近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起，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地步。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长平先生在评论毒奶粉卷土重来时说，舆论要发生作用，必须存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当舆论根本就不被在乎，甚至舆论也自身难保，公义何可寄望？我觉得，这个判断，不仅仅适用于毒奶粉事件，也适用于中国大学以及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其他事情。
老师变成老板，教师或被迫或主动地大量制造论文垃圾，不断扩招的学生更谈不上获得良好教育。这基本上是中国大学今天的现状，而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自我运作自我认可自我表彰则是中国大学越堕落，越膨胀的原因，这些似乎已经成了社会某种共识。不过在基本游戏规则始终无法改变的情况下，究竟如何遏制这一不断加速的下坠过程呢？也许，像秦晖先生、萧翰先生那样明晓并坚守价值立场，勇敢放弃“糖果”，倒不失为学术个体在这个时代有承担的选择。 读家TXT书籍下载

自杀的逻辑(1)
三国故事中，关羽最后的结局是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被东吴擒获最后被孙权斩杀。这是被《三国演义》和《三国志》双重落实了的“信史”，所以当看到电视剧《三国》为关羽安排了新命运 自杀的时候，实在佩服该剧主创人员的胆气。该剧刚刚播出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短评，说它有一颗现代性的心。现在播到七十多集了发现自己还是保守了，这电视剧拥有的岂止是现代性的心啊，简直是现代性加后现代的双核。
据媒体报道，关羽自杀的命运是其扮演者于荣光提出来的，他认为，从关羽的形象塑造和《三国》的整体风格设计而言，关羽自杀的死法更加英伟和苍凉，“关羽的武功和智力，在三国众将之中是名列前茅的，让一名这么英武的英雄被一群不知名的小兵杀戮，这种死法太让人感觉不值了。”至于效果，他个人感觉还不错。
这个“效果不错”肯定不适用于所有人。不少观众对此改动表示了愤怒：“为什么一代武圣要自杀？依照关羽的性格，即使到最后关头肯定也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死，他又不是日本武士，打不赢就自杀？”还有人声称这种乱改编玷污了关羽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
电视剧《三国》从播出到现在一直争论不断。争论内容涉及从以曹操为故事发展主线、淡化刘关张兄弟情谊，吕布诸葛亮太奶油，貂蝉似村姑，大乔小乔让人失望，极端穿越感的台词，等等方面。有意思的是，就在骂声中这部电视剧一直占据着收视率排行榜的高位，并且慢慢培养了一群粉丝。就像有评论者说的：“没有瑕疵的古装剧是不存在的，而适度的bug，包括史实上的硬伤、穿帮镜头，渐渐成为古装剧的重要卖点。”
不过，关羽自杀这个硕大无朋的bug，还是不是在观众可以接受的范围里，这实在是要打个问号了。
在我看来，关羽之死的安排具有极强的颠覆性，解构了这部电视剧的故事线索与内在精神建构的统一，这对一部电视剧而言可能是致命的。致命之处在于，主创人员致力追求的现代感，推崇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对于电视文本中的故事线索构成了威胁，而且这种威胁又触及到电视剧故事的价值观层面，反过来造成了电视剧表达效果的模糊。
具体而言，我承认关羽自杀的处理确实凸显其人性尊严，不过尊严是个体的，这与刘关张故事中最打动中国人的、在电视剧中也没有改动的兄弟之义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之间产生了冲突。当然，这部作品其实也没有太把兄弟情谊当回事，否则就不会有桃园结义不如曹操一泡尿的现象发生。可问题在于，虽然是淡化，但毕竟没有改动故事的深层次结构，没有鼓捣出兄弟反目为红颜，手足争权兵戎相见的幺蛾子。总之，刘关张的故事还是完整地放到电视剧里了，这么一来，兄弟义气就成了电视剧价值观体系中自然而然存在的组成部分，电视剧中的关羽无论如何都不是孤独的，是有牵挂的。而看看中国历史，那些自杀的人，无论屈原还是项羽，乃至王国维，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他们多是孤独者。
我始终觉得，一个不孤独有牵挂的人，即使再怎么骄傲，也不会选择自杀。所以，电视剧最后关头整出关羽自杀以成全自己武神形象，这感觉就类似一群中年人凑在一起谈事业婚姻家庭子女教育，结果一不小心，其中一位把脸一抹，大叔大婶，我90后不和你们玩了。
不知算不算巧合，几乎就在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有十几个青年人也选择了自杀，与电视剧的戏说荒谬不同，他们的死亡与这个时代的内在逻辑却十分合拍：他们有比关羽更靠谱的个体意识和找寻成功幸福的个人追求，他们离开大地，到一个孤独的城市中，而且所谓现代化的企业运行和管理，只能更是将他们从家庭兄弟朋友恋人等等情感联系中抽离出去，他们是真正孤独的。而且，没有故园，也不拥有异乡，于是他们跳下去了，用死亡解释了这个社会的某种真相。且不论别的，他们的死亡比起关羽自尽，要容 读家TXT书籍下载

自杀的逻辑(2)
易解释得多，似乎也“合逻辑”得多。 读家TXT书籍下载

十年之前(1)
时间过得真是快，距离我1999年到山大念书，已经过去十年。前不久读到许知远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我们这一代》，在说十多年前的事情：1997年，二十五岁的文学青年余杰结识了大学生许知远，而在不久之后，余杰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昆德拉与哈维尔 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借由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位捷克作家的态度，余杰试图剖析1990年代的文化心理 我们太聪明了，而缺乏严肃的道德立场。
十几年过去，我一直没有真正离开过校园，目睹着许知远这个同龄人一步步成长为知名作家传媒红人；而余杰，则似乎渐渐被忘记，我给学生提到他名字时候，常常迎来一片茫然目光。其实，拥有这样命运的知识分子很多，今天再说起这些，不少人已经恍若隔世。
十年之前，当时的中国是怎样的中国啊，第三波富豪阶层正在凭借着新兴互联网技术而萌生崛起，却开始经历第一次网络泡沫破灭带来的痛苦。他们被认为是最干净、没有原罪的一群富有者。这种变化也承载了不少人的希望，甚至是我们这个相对冷僻的文艺学学科，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网络文艺学”之可能。实际上，互联网等新技术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个逐步显现却依然无法定论的过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互联网改变中国的途径，并不像当时人们预期那样从“网络色彩”浓郁的文学或者文字开始，反而，从草根到公民，从网上走向网下的漫长过程却真正鼓舞人心。但是在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正在错过一个时代。
二十三岁时，我与那个时代不少青年学生一样，最吸引我的，是一个叫做“学术”的东西。这种东西，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所谓“思想”，又区别于在当时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的经世致用之学：法律，经济，管理 当时的圈子里，流行谈论的是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所谓“岗位”意识，是知识分子的“学统”，学者们从民国时候的大师中寻找灵感，却抽离了他们在漫漫岁月中的悲剧命运，将钱钟书先生推崇为“文化昆仑”，而陈寅恪先生，则被视为是潜心学术，不问政治风云变幻的偶像 事实上，只要稍微了解一下陈先生，就不难知道这种理解是多么不靠谱。
今天看来，我进到山东大学的时候，实际上正是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步步退回书斋，强调自洽，无力亦无意解读中国现实的时候。那时候，几个“工程”开始实施，大学刚刚变得有钱、扩招也刚开始、象牙塔被行政化初现端倪但还没有像今日这般登峰造极、各个大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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