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从来不怕得罪这些人。可是我熟悉的人，人人都怕，怕失去他们，我可不，我偏不去讨好他们，我要让他们知道，并不是人人都非由他们摆布不可。去买一块牛排，他们把"牛排好看的一面"红红的拿给你看，我要求："请把另一面给我看看。"他们回答说："我把另一面拿给你看，是同一块肉……"于是他们把第一块放开，看不见一面朝下放归原处。那天我从医院回家，仍然是肺气肿病发作，我就让扬去给我买一块牛排，我想吃点肉。扬见了商人什么都不敢说，不论要他怎么他都可以忍受，包括下毒他也不出声。那天他就举着一块发绿的牛排回来了。是一块已经发绿的肉。我拿起来给他看。我对他说："你一句话也不敢说？"他说："是，我不敢。"我忍不住。我哭了。我对他说："你听着，这是我从医院回家第一次吃饭，你把他给我扔掉，再去买一块。"他说："我没有想到。"我哭也哭不下去了。我拿起那块牛排，丢进垃圾箱。我都气疯了。牛排竟是绿的，我气得脸发青。等他回来，准备和我一起吃饭，我就从垃圾箱捡出那块牛排给他放到他的碟子里。他走到桌前，看见那块牛排，吓得大叫，最后他又把它扔回垃圾箱。饭桌上，就不见他踪影了。
讲到一般待人接物，我还有一种怪癖。就是和临近的人如何说话，特别是在飞机上。我说是要人家回答我。如果回答，他可以安心，我也放心。我谈谈风景啊，或者就风景一般地说一说，在飞机上，同样是可以谈风景的。在火车上，和不认识的人谈话，我就讲讲大家看到的事，谈谈风景，说说天气。我常有一种要说话的愿望，很迫切，很强烈。
有一次，在飞机上，我正好和一位先生坐在一起，他不答话，不论谈什么问题，都是一言不发。我也只好作罢。我对自己说，在他看来，我这个人一定令人不快。他并不认识我，这一点我头脑里想也没有去想。可是当他离去的时候，他对我说："再见，玛格丽特·杜拉。"他不愿意和我谈话，果然是这样。
你不愿意？
说起我曾经讲过的那件事，即作家、女小说家引起性的欲望的那个问题。我已经七十岁，还是想讲一讲：那是在几年之前，两、三年前，我收到一个人写给我一封信，信属于这样一种类型："我想在1月23日星期一上午9时与你做爱。"我想：这肯定是个疯子。后来也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可是1月23日星期一上午9时，有人揿门铃。是谁？说："是我。你把门开开。我给你写过信……"我说："你这是开玩笑？"他说："你不愿意？"我说："那，我可不愿意。"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就对着大门躺倒在地。一个上午就躺在那里不动。我给几位房客通电话，我们平时非常团结互助，他们知道我经常遇到麻烦事。他们来了，对那个年轻人说："你知道，我们彼此对她都了解（原话如此），她是决不开门的。"那个年轻人，他说了一些很动听的话，例如：诺，我反正接近过她了，很好很好。"下午到来之前，我未能走出家门。后来，他也就走了，也没有说一声再见。
我说：不是我，是别的什么人写《洛尔·瓦·斯泰因》，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没有什么困难就接受它。还有《副领事》。还有《痛苦》。还有《大西洋人》。要么是我停笔不写，要么是我写里纳尔迪①那样的作品。谁知道？
①里纳尔迪，法国当代小说家。
萨特，大多数时间我对他根本想也没有去想过。若是想到他，我不得不说他与索尔仁尼琴近似。一个没有古拉格群岛的国家的索尔仁尼琴。我看他是孤独一个人住在他自己制造的沙漠上。这也是一种流放。我多么热望康拉德现在还在世。每天都有一位新的康拉德出现，那该是多么幸福。
这几年，以我来说，着迷的已不是普鲁斯特，着迷的是穆齐尔②，主要是《没有个性的人》，最后一卷。今天是9月20日，应该说，我会说的，我今年满怀激情阅读的作者是谢阁兰③和穆齐尔。但是，今天，9月20日，多年来我读过最美、最令人震惊的却是马蒂斯关于巴恩斯团体的舞蹈的书，《论艺术随笔与谈话》，诗人多米尼格·富尔瞳德编，埃尔曼版。目前我在读勒南的《耶稣传》，还有圣经。这期间我还读让·厄斯塔什《妈妈和妓女》中极好的对话。我的书是不是难懂，你想知道，是吗？是，是难懂。不过也不难。《情人》很难懂。《大西洋人》，很难懂，又如此之美，是并不难的。宁可让人不理解。其实，这些书，人们是不可能理解的。因为在书和读者之间，涉及一种已被剥除的关系。有人在诉怨，有人在哭，那就一起诉怨一起哭吧。
②罗贝尔·穆齐尔（1880-1942），奥地利作家，他的《没有个性的人》是一部未完成的巨著；第一卷1930年出版，第二卷1933年发表，第三卷1943年由后人整理出版。
③谢阁兰（1878-1919），法国作家，诗人，1908年来到中国，曾去西藏旅行，在中原地区进行考古，还去过东北，1919年出使南京意外死去（有说是自杀），留有小说、诗作等，他的作品越来越引起重视。
普瓦西瞭望台
在巴黎写作，对我来说，缺少的是外部环境，不能外出。在我所处的四周环境，我被剥夺竟到了这种地步，任何人都无法忍受。写作所需要的地方与不为写作所需要的地方，我同样都需要。在巴黎，对我来说，到外面去是难上加难。一个人，不能到外面去，那是不可能的。我在外面走的时间不能长。到了外面，我就感到呼吸困难，透不过气来。在黑岩旅馆，在那空空暗暗的走廊里，我呼吸很好，感到舒服，在里面走一走，也觉得很好，很舒服。二十年来，人们说我得了肺气肿这种病。我有时也相信是这样。我离开我住的公寓。一走出公寓楼梯平台，病就发作。我离开我的住处，情况一改变，就像进入像用剃须刀片切开来的外部那样。好像是"我进入"大街的"内部"。街上照明非常强烈，大街成了一个大囚笼，这可能就是那个外部，不过是紧密封闭的。在我脑子里，那非常接近于监狱隙望台用强光照射物体外表层面，特别像普瓦西那座老监狱①，我是经常从那个监狱前面走过的。一律以强光照射绝无半点阴影，肉体在其中稍有逗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当然希望这是由于我得的那种肺气肿病所致。可是，大门一关，坐进我的汽车，那我就得救了。我到底是怎么得救？因为从你们那里逃脱出来，所以得救；是从你们那里逃走，因为我在写你们，为你们写作，我不论到哪里，即使是在大街上，你们反正总能认出我来。这种恐惧对我来说，已经无可救药。只要我一进入实施写作的空间，敞开的、公开的、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空间，只要我投身于其中，只要我讲到街路、过街横行道、广场、城市，那种恐怖就向我袭来。别人可以从他们家里走出去，到外面去散步，看看，随便走走，对于我，多年以来，早已结束了。我将永远不会和这些人、和你们是一样的了。幸好我有汽车。有了汽车，我就可以活下去。只要我能坐汽车闲逛，我就去看看塞纳河、诺曼底，可以活下去。以后怎么办，我不知道。如果别人不愿意和我一起乘车外出，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今年十月，我去巴黎，第二天就回来了，因为没有人和我在一起。不是因为这样开车我感到疲劳吃力，而是因为旁边没有一个人长时间开车对我是无法承受的。走五百公里，独自一个人说话，我做不到，一次也不行。我宁可关在公寓里大门不出，也不愿意一个人驾车走长路。到停车场去找车，或者把车停放到什么地方，也不行。见到停车场我就惊慌失措，害怕。同样，有认识我的人看着我，我也无法开车。这是酗酒的结果。治疗，可怕极了。"你总不免要经过一个一个阶段，你会了解的。就像你过去喝酒那样。一定会过去的。"我的医生这样对我说。是这样。
①普瓦西是法国伊夫林省近巴黎沿塞纳河一个区的首府，其中有一座古老的监狱。
一走上大路，我就感到安全放心了，车子我开得又快又好。
我的儿子在这里，在特鲁维尔，要住几天。他对我说："你在家还是自己做饭。"是这样。当他们不愿和我一起乘车到外面去逛逛，又不想让我在家做饭，那我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我知道那个时刻一定要到来，我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我知道肯定已经到来，已经开始了。
在特鲁维尔，那里有海。白天，黑夜，即使你看不到海，但那个意念始终都在。在巴黎，只有起风和暴风雨的日子才让我们和海发生联系。不是这样，你也就没有海了。
在这里，我们沉浸在同样的景色之中。
每一处山岗后面远处，都是阔大无边的空无。在它所在的那个地点，天空也不相同，显得更空灵，更明亮，可以说：音质更为洪亮。真是这样，海鸥在城里就不如在水上、海滩上鸣叫得那么频繁那么欢畅。
在特鲁维尔，我生活得很好。在巴黎，不。我应该说，不，因为那里的空间威胁人，让人害怕，那里的街道是敞开的，还有一些人总是到我家里来叫门，这些人都来自远方，来自德国，实际上经常是从法国来的，他们来叫门，要见我。
"有什么事吗？"
"想见见杜拉夫人。"
他们想和我谈谈，谈谈我，仿佛我的时间是属于他们的，仿佛我的职务就是和他们谈谈我自己。就是这些人，就是你们，我所爱重、我为之写作的。
也正是你们，你们让我害怕，你们是可怕的，有时就像为非作歹的人那样使人畏惮恐惧。
蓝色大旅馆
最近有人正在我居住的那条街上拆除一座19世纪建成的大印刷厂，《政府公报》卿刷厂。因为建筑正面被列为历史性建筑，所以建筑物内部四壁需要拆除。我很抱歉，人们在这本书里也听到这种喧声，风镐的嗒嗒声，特别是运用起吊巨石使之摆动撞倒内壁发出的震响，还有阿拉伯工人的叫喊，他们必须在铁链吊起巨石没有撞到墙壁之前拼出全力出空场地。这里将要建成一座三星级大旅馆。旅馆的名称名实不副："拉替蒂德"①——那就和地中海一样。印刷厂的工人已经全部走了。议会特别会议开会期间印刷机每天清晨有时通宵开动的那种非常好听有力而且柔和无害的声响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了。他们还要加建两层。印刷厂本来不高，不超过我住的那一层，仅及三层楼那么高。从扬的房间，通过天井开口那边可能看见圣日耳曼德普雷②钟楼上大钟几点钟。没有了，完了。从1986年12月18日星期五11点55分起，一堵混凝土浇灌的大墙就把朝向大钟开阔处给挡住了。这个旅馆将占有圣伯努阿·波拿巴集团投资的半数。建筑的正面令人想到百老汇繁华商业区大公司那种模样。上面有一些带凹槽的青铜柱，还有一些很好看的天使塑像。旅馆将在1987年春季开业。有三百个房间。三星级。还有这样的名目："拉替蒂德"。为什么不叫"蓝色大旅馆"③。房产推销业那种缺乏文化教养，人们是不难察觉的。这家旅馆处在第六区中心地带，他们给旅馆命名就像法国郎格多克地区④廉价豪华大旅馆那样。是布伊格搞出来的货色。这个字你念一下发不出音来，含义也给弄得模糊不清了。人们也许可能以为其中有一个什么含义，但是什么意思也没有。五十年来，他搞了不少水泥的玩艺儿，突然又搞出这么一个旅馆来。可怜的布伊格。
①拉替蒂德（Latitudes），本意是全纬度
②圣日耳曼德普雷，巴黎最古老的教堂，建于990-1014，上有一座钟楼最为古老，教堂内有笛卡尔、布瓦洛等的墓石。
③军服、工作服一般均为蓝色，以此命名，讽喻现代建筑千篇一律色调单一，丑陋难看。
④朗格多克地区，在法国西北部。
巴 黎
城市的那种窒息，那种沉湎，在这里，这里有海洋给以防护。在巴黎，就像是出了什么巨大失误，举目所见只有那种大城市令人无法容忍的形态。在巴黎，有死亡市场，毒品市场，性市场。还有人屠杀老妇。有人纵火烧毁黑人居住区，两年就发生六次火灾。在那个地方还有一种汽车居民，他们靠汽车起家，毫无教养，粗暴，伤害人，利用汽车杀人：他们就是从把头控制的金钱流通中新发迹的阔人，死亡的总经理。这些家伙乘坐沃尔沃汽车和B．M．W．牌汽车。以前这些商标还代表着不招摇的高雅，投人所好的皮鞋、香水、礼貌的言谈。如果愿意的话，也是那种不乏眼力的赶时髦。现在，这些牌号的货品已经没有人想买了。巴黎城已经成为伊斯兰的地盘。人们在这里被淹没看不出了。这里已经成为保护犯罪、掩盖罪行、吸引罪犯的所在：这就是一千二百万居民的组成成分。譬如日前发生的一桩罪案，乔治·贝斯的罪行，只有在巴黎才能想象，而且是发生在防护性空地、混凝土围墙的内部。它的混乱就成了它的围墙。正是这种混乱一环扣一环把一个个连续不断的郊区团结成为一体。这已经有二十年的历史。高速公路就在这种混乱中往来穿行，使混乱连接相通，一直通到国际机场。郊区公路交通图已经找不到了，即使有也不起作用，完了。除轴心主线之外，交通图什么也看不到。在巴黎，各处森林声名狼藉。布洛涅森林入夜成了警察和娼妓盘据之地，白天，属于dealers①。给我们这些"体面人士"还留下什么呢？在巴黎，外国人受到很坏的接待。巴黎是法国吃得最坏的地方。第六区，是法国令人神往的台地，全世界知识界人士都要到这里来访问，现在，这个地方被看作是吃得最糟的地方之一。像各处旅游地点一样，第六区烹调制作只有两三处算是例外，如利普饭店或圣伯努瓦小饭店。亚洲餐馆，宠物饲料店②，不要说了，什么都没有了，亚洲种小猫，可怜的小动物，也不要去说它吧。在巴黎，狗最多。狗并不是什么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人吃狗肉。总之，这个城市是出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问题呢？难道是机动车辆？我也许倾向于这种看法。学校教育工作也很糟，延续至今，波及几代人。也许这些人没有很好地学习，知识愈来愈贫乏，于是什么也学不成，变得无知，因此是难以避免。再后来，生活也不行了。于是学校不被信任，对小学大学一概不相信了。于是行为不轨。教育、礼节、精雅的修养，全部精神气质，丧失净尽，留下的只有一份经商的智力。
①英文，商人。
②宠物饲料店（Pate ronron），专营猫、狗食的商店。
十年前，巴黎郊区有一千二百万人口，我现在已经很久不见官方数字，郊区居民多少也许不可能列举出来。其中也许有很多流动人口，这些人没有固定住所，生活在隐蔽状态下。与毒品、盗窃和恐怖主义相比，这种情况势必已经成为外省一个城市的内容。没有职业、没有工作、没有住所、没有家庭、没有证件的人，已经达到一个极大的数字，因此，没有人再为之担忧，他们是被抛弃了，就像墨西哥的儿童一样，完蛋了。没有食物来源，就到超级市场窃取偷盗，没有生活来源，鞋、衣物可以去偷，至于咖啡香烟那是利害相关可以团结互助的。这类人已经有了独特的肤色，所谓混血肤色，形成这种肤色的种族成分无法确定，都是卷曲的黑发，黑眼睛。他们都长得高大俊美，后来在大罢工中（《绿眼睛》①中已经预告）走在前面的第一队就是由他们组成的。这是一些停滞的人。他们什么也不干。他们只是活着。他们只是去看。在塔尔蒂大厅、地铁和车站、克莱泰伊一索莱伊百货商店②大门前，都可以看到他们呆呆伫立在那里。
①《绿眼睛》是作者1980年发表的电影剧作。
②克莱泰伊-索莱伊（Creteil-Soleil），巴黎一家专营低档商品的百货商店。
巴黎是再也不能动一动了。它不可能以正常速度向外扩展。巴黎已不再有和过去相同的感受力，人们认为到这里来是为和那种感受更接近一些，人们认为在首都总可以获得那种感受力，一切知识最本质的方面，从建筑艺术、写作艺术、绘画艺术一直到政治艺术。不妨去问问郊区居民，郊区居民说："我以前居住在夏特勒，朗布伊埃①，后来我住厌了，于是我来到巴黎，是为了更加靠近一些。"仅仅是为了这个缘故。更靠近什么呢，他也说不清。这种说不清长时间无法得到解释，也许就是更接近生活感受力这句话全部词语所能理解的那个含义吧。这些人迁入巴黎，奔向首都，就是为了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有所从属、信奉社会、几乎是神话性质的那种感受力，那种意义。一经走出巴黎大门向北，很快就进入令人不寒而栗的境界，从圣德尼到库尔纳弗，再到萨尔塞勒②。西南，幸有凡尔赛宫堡这处奇迹般的飞地③，眼睛立刻就看到田畴万顷、森林遍地、自由公路、村镇广场，让你目不暇接。但是完满充分的感受力，主导的意义，仍然还是在巴黎。
①夏特勒，法国中北部城市，厄乐-卢瓦尔省省府。朗布伊埃，临近夏特勒北部的城镇。
②圣德尼，巴黎北郊塞纳-圣德尼省首府；库尔纳弗，在巴黎北郊，萨尔塞勒，巴黎北郊瓦尔德瓦兹省。大多为工业地带。
③凡尔塞在巴黎西南18公里，原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打猎场所，后由路易十四建为城市。名称来源于拉丁文Versus（山坡）加后缀-alia构成，因城市建在微缓起伏的山坡而得名。
有谁比较充分地谈到巴黎各个不同季节之美，夏季的星期日，冬日的夜晚，街道这时变得荒寂静谧，还有那些公路。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建筑得像它这样，清澈的空间有着这种闻所未闻的华丽繁富。在建筑物的分类中有一大部分可以与凡尔赛相媲美。在夏日，河流之美显现无遗，连同它的树影，它的花园，大街有的因河流而向前延伸，有的沿河蜿蜒而行，还有山冈起伏的斜坡，从星广场、蒙帕纳斯、蒙玛特、贝尔维尔，都有坡地伸展其间。全城呈盘盏形状的地区只有卢佛尔宫①，一直延续到协和广场。还有岛上这一部分②。
①一译卢浮宫，原为法国王宫，1793年起辟为国立美术博物馆。
②指巴黎中心塞纳河上的法兰西岛。
红躺椅
我在1942年4月住进这里的公寓，现在是1987年2月，转眼之间，我住在这里已有四十五年之久。在这长久居住期间，我曾经在五个房间里睡过。我的儿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把我现在睡的一间让给他，为的是让他的地方更宽敞一些。有一次，在面向天井的那个房间，这个房间在战时是用来贮放配给煤的，即凭票买回来的煤炭，就在这个房间里，我发现两样东西，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真的，只有我一个人。那是在房间和地板相接的壁橱里发现的。地板的板条脱落裂开，我把它重新嵌接好。有一条木板连接不上，就在这条木板下面我找到一个真正玳瑁发夹和一把手制石灰白颜色的骨质蓖子。蓖齿细得就像棉布纬纱一样。篦齿根部还有细微的影纹，有虱卵，也许是虱子，是南下来夹在里面的。其它就没有什么了，公寓一如当初我租用时那样，没有变化，坐落在圣伯努瓦街上。四十五年中只有半个月时间有过一次变化（在我戒酒治疗之后）。对我来说，所谓变化也仅仅是在中心轴上稍稍转动了一下。几扇窗方向有变动，墙壁方位也动了动。这么一动就不再真正是原有的同一座公寓了，宁可说是同一座公寓转了转身。这一动，非同小可，因为，这是一次视觉上数学精确性，一种逻辑性的展示。房屋所有的门窗都比照中心轴按其必然，按照应遵守的度，保证一切既同又异，作了一次调动。不允许有任何细节变动过甚或者不足。一切都不允许有遗漏，也不允许有忽视，任何差异都须与建筑师图样精确度相符合。像浴室内部墙壁直角相交，现在改为略呈锐角形状。视野，现在是好极了，外部世界一览无遗，可以往复眺望。我从对着天井的几扇窗往外面看出去，也发生了变化，看到的是哪一部分空间恍惚间也难以看清。现在，沿着许多屋顶都出现了露台。
还有许多家具，其中有一些是以前，几年以前，我看到的，可是我相信我虽然看到，但是忘了，另外有一些我却从来不曾看到过。同样，还有一些人，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就是曾经买下我住的这座公寓的人。那是一些约旦地区的商人，身穿贾拉巴①，他们曾坐在那张红躺椅上，红躺椅结果至今还在。不过，红躺椅放在我房间的壁炉前，置放在这里并不好，不过，红躺椅放在我房间的壁炉前，置放在这里并不好，我想，它一定是一直期待安放在一个更好的地方用得其所。我么，我本来也应该给它找到一个好地方才是。
①贾拉巴，阿拉伯人穿的有风帽的长袍。
所有这些用物并非一夜之间亡失不见的。第一个消失不见的就是那张红躺椅，它原属于我的一个朋友，乔治埃特·德·科尔米斯所有，在战时她寄存在我家里的。她当时住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大概在1950年到1955年间，她才把它取回带走。
圆 石
有一天，我发现一块磨成圆形的石块，上面有劲挺笔直刀刻的签名，形成一个无尖角的三角形。圆形放在垃圾箱上，是到这里来修葺地下室墙壁的葡萄牙工人放在那里的。他们有意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意思是看谁对它感兴趣让他拿去，所以被我发现了。我把这块石头拿到厨房放到桌上。我又下楼去，好像看到还有那样一块圆石。果然还有一块，比第一块琢得更好、更为精确，可以看得出，这块圆石中间是穿孔的，侧面同样还有一个洞眼露出在外。洞口上另外还磨出滑槽，上面肯定可以盖上一个木盖，木盖是不在了。第一块圆石除有一小块磨光的地方刻有签名外，原来的形状保持未变。第二块圆石没有第一块圆石那么大。第二块圆周大小正好可以放在第一块圆石之上。两块圆石接合起来可以来回转动。我把它左看右看竟看了一夜。这两块圆石原来出自圣洛朗修道院，沿修道院向下行可以通到塞纳河陡峭的河岸。有一天，我把它拿给米歇尔·莱里去看①，他也不知道这东西从前是做什么用的。依他说，是研磨某类种子或果实用来榨油的，油就从侧面洞眼中流出，不过也不能肯定。我因为想到黑死病②，我把它洗了又洗，洗了好多遍。
①米歇尔·莱里（1901-？），法国人种学家、作家，曾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著有诗集、文论等。
②这两块国石出自圣洛朗修道院，应是中世纪之物，因此想到当时黑死病肆虐。
衣 橱
这是路易十五时期农家常用的衣橱，我在第六区①一家古董商那里买来的，那时我大概在三十五至四十五岁之间，正好拿到《太平洋大堤》一笔版税。这架衣橱在我家差不多有十年了，这时——有一天夜里——我和许多女人一样，整理我的衣物这一类东西——我现在已记不得是为什么，我把衣橱几个抽屉抽出一个抽屉，放到地上。一件衣服从暗处掉了出来，原来这件衣服夹在衣橱抽屉与衣橱板壁中间就从这里脱落出来。衣服白色已经发黄，还有光泽，上面有一块块淡红色斑点，皱得就像一张揉皱的纸一样。是一件农妇穿的那种卡拉科，女人穿的内衣，领口四周打出皱褶，还镶着一条小花边。是上等细布做成的。这件衣服经过衣橱前几位所有主至今一直留在那个地方没有发现。多次搬迁易主也没有拉出抽屉来看一看。我可要大声说一句：那是1720年②。那些红红浅色斑点是月经最后几天留下的血迹。这件卡拉科大概洗好后放进衣橱抽屉里，仔细洗过，洗得很干净，而污迹仍然不去，除非当年用重碱漂洗。有污迹的地方，正是血迹洗过残留的那种颜色。这件卡拉科透出一股上过蜡的木料的气息。那个抽屉必是装得太满，卡拉科又是放在浮面上，滑出来卡在抽屉边沿，后来又整个绞进缝隙夹在橱壁死角上。它就留在那个地方整整有两百年。这上面，年年月月，岁月往复，好像刺绣让岁月雕饰得竟是那么婀娜妍美。对这样一件物品，要了解它，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她到底一心追索的是什么"。时间日复一日逝去，已经无影无踪湮灭不见了，不可能……
①即巴黎拉丁区。
②本文第一句说衣橱是路易十五时期之物，这位国王在位年代是1715-1774年。
时间亡失
从青年时期到我现在这样的年龄①，这一大段距离，看起来非常可怕，非常神秘。至于个别情况，更不堪设想了。女人有了孩子，一生操劳忙迫没有空闲。她们坚信，事情必然如此。孩子对于她们的要求多到超过限度，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美，都需不惜一切服侍照料，还有爱，每一个孩子都要求得到全部的爱，否则他们就会死去。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你去看看，永远不会让你感到消沉。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面对我和你们，一如你们彼此之间，都有一段距离，任何一种生存都将成为毫无意义，任何存在的依据也将不复存在了。每一种存在都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一座大楼上下不同平台上比邻而居，人们不免自问：这种情况怎么可能，怎么会分别从属于不同的层次。
①此时"我"已有七十以上的年龄。作者是1914年生。
这一切充满在时间之中，真的，这一切又把时间空空丧失了。
这许多年轻人僵立在教堂、公共广场、塔尔蒂公司、中央菜市场大门前①，他们在等待，还有，这看起来似乎也不坏，巴黎边缘地区住在低租金住房中的工人在冬夜赶时间上班被闹钟吵醒，都是为了延续生命活下去。
①即巴黎中央菜市场（Les Halles）。位于巴黎东南部兰吉斯（Rungis），1969年搬迁于此；原中央菜市场于1970年全部拆除，改建为蓬皮杜文化中心。
《印度之歌》的壁炉
总有一天，我将垂垂老去，搁笔不写了。对我来说，这肯定是不现实的，做不到的。而且荒谬。
有一次，事情我看真是发生了。我不能再写了。这是在戒酒治疗过程之中。我记得很清楚，在美国医院①。我站在窗前，扬扶着我。我在看对面的红色屋顶，还看见一个女人，金发，蓝眼睛，她从一座壁炉烟囱里出来，还有她的丈夫，即《印度之歌》中的上尉，惊慌失措的样子，看着天空，他是从另一个壁炉烟囱里出来的。我流泪哭了，这一明显事实侵入我的身心弥漫开来，我对扬说，我肯定不可能再写什么了。这是真诚确实的，我痛苦至极，即使是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不过，即使是这样，壁炉的幻象依然没有完全消失。这些幻象当时也在关注我的痛苦。
①美国医院开设在巴黎，作者饮酒成疾，不止一次入院治疗。
从美国医院回来，我立即就在我的记事本上试着去写。我把我听到的如实写出来，手里拿着钢笔，写。开始文句也组织不起来，还是继续写，写下去。但是这种新出现的假性的写作，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就像是在房屋之下阶梯提高以后从一个洞穴冒出来的——似乎是出自一个五岁小孩之手，无意之间突然出现的，墨迹斑斑，零乱不堪，又像是一个罪人写的，罪人，又有何不可。
我是想写一本书，就像我当时所写、当时所说的那样。我感到有一些词语从我心中恍惚出现，若隐若现。在所有的话语中，从外表看，似乎什么也没有说，一无所有。
生活中的事物原本就存在在那里，而我们并不知道。那是抓不住的。有一天，你告诉我说，生活常常表现为重复交替情状。我的感觉也恰恰是这样：我的生活就是一部重复交替的影片，排得不好，演得不好，组织得不好，一句话，是一大失误。既然是两极相承，却没有谋杀，没有警察，也没有受害者，没有主题，什么也没有。具备这样一些条件本来也可以形成一部真正的影片，但是没有，只有虚假。你看，如不是那样，又可能是什么。但愿我站在舞台上，什么也不说，也没有动作，只是看，也不专一去想什么。是这样。
从经历过的生活撷取教益，这在生活中已经为时已晚，来不及了。你看吧。但愿有人敢于对自己说出这一点，我要听，我还要把它写出来。事后发现与一个男人在一起相处感到幸福，也不一定就证实对他有爱。在记忆中，这与我面对爱情的明显性相比，并不那么强烈有力，那么雄辩。我最爱的男人正是我欺骗得最多的人。
有些时候，甚至经常，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时间，爱情的喜剧对配偶双方几乎都是有益的。有关于此，我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大多数人维持共同生活或是因为生活在一起恐惧心可以减轻，或是因为两个人工资收入比一个人工资收入要好，或是因为有了孩子，或是因为种种难以说清的理由，说不清的理由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抉择，尽管抉择也并没有理由，说不清的理由也可以表现为一种明确的立场，尽管这个立场如不是不可表白，至少也是难以表白的。或者："我还留在这里，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其它办法可想。"这些人，他们不是在彼此相爱，而是他们之间已经有了那种爱情。理由可以是这一种或者是那一种，其中必有一个实际的理由，或以行事方便作为理由，去爱一个人，这样，就已经是爱情了。在大多数时间，没有公开宣告，无疑也没有被认知，在这样的场合，也应属于爱情的范围。这种类型的爱情，只有到了死，才会宣告表白出来。有时人们很为某一些配偶担心：男人很粗野，像野兽一样，要女人忍受痛苦折磨，她只好怨天尤人。人们对这样一些配偶是误解了。认为这种爱情不包括在爱情的范围之内，这一看法一般说也是错误的。贝尔纳·皮沃①曾经问我：是什么把我牵系在那个中国情人身上的；我说是：金钱。也许我还可以补充一句：那汽车真叫人舒服得要命，像是一个客厅。还有司机。汽车，司机，都可以自由支配。还有榨丝绸那种性感的气息，还有他的皮肤，情人的皮肤。这些都是相爱的条件，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爱过他，后来我离他而去，无疑是有人对我说到这个年轻人自杀，消失在大海中，在这样的时候，那是十分确切的。我知道这件事，是在旅行的中途。我认为爱情只能与爱情并行共在，人不能在自己一方孤独一个人去爱，这种事我不相信，孤独一人生活，经历一种绝望的爱情，我也不信。他是那样爱我，我当然也那样爱他，他是那样欲求于我，我当然也同样欲求于他。爱一个你完全不喜欢的人、讨厌的人，不可能，这种事我不相信。
①巴黎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夜船》中的音响
在《夜船》①中，是声音形成各种事物，形成为欲望和情感。声音比肉体所在的现场呈现出来的更为丰富。那就是人的面容，人的顾盼，微笑。一封真正的书信也可以慑魂荡魄，因为信是说出来的，以说出的声音写成的。我曾经收到一些信件，使我对写信人产生爱意，不过，很显然，复信作答是不可能的。
①《夜船》作者1978年制作的影片。
扬，我回信了。我是在冈城①放映《印度之歌》时见到他的，见到扬。当时我们有许多人结伴去一家咖啡馆。对于扬来说，我首先是《印度之歌》的作者，是一个女人，让安娜一玛丽·斯特雷特说出在印度生活厌倦烦恼的事，还有迈克尔·理查森、洛尔·瓦·斯泰因、女乞丐②，所有这些人追本溯源，对扬来说，那就是我，他正是因为这些人才到特鲁维尔来的。他在开始阅读这些书的时候，就进入一种惊喜迷狂状态，于是他给我写信，像对待别的人一样，我没有回信。可是有一天，我竟给他写了一封回信。写信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只有一个意念，就是在写给冈城这个年轻的学生的信上告诉他"我生活下去是多么困难"。我对他说我喝酒喝得太多，因此住进了医院，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竟喝到这种地步。
①冈城在法国北部濒临英吉利海峡的卡尔瓦多斯省。迈克尔·理查森，《印度之歌冲人物；也曾在《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1964）这部小说中出现；女乞丐，在《印度之歌》、小说《副领事》（1965）中都曾出现。
1980年1月。我六十六岁。热罗姆·博儒尔，那时你也在，事情发生了。我处于一种十分严重的精神紧张状态下。人们叫我服用抗抑郁剂，可是我没有告诉医生我是酗酒者。这害得我三天之内一日几次昏厥。有一天深夜我被送到圣日耳曼昂莱医院。如此等等。就是这次从医院回来我给扬写了一封信，这人我并不认识，只是因为他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都保留着，信写得十分精彩。后来，有一天，在七个月以后，他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他是不是可以来。那是在夏天。仅仅听到了声音，我知道，那无异是发疯。我在电话上对他说：来。他放弃他的工作，离开他的家。他于是留下来没有走。这件事现在算来已经有六年了。
夜 食
在特鲁维尔，我为他买下干酪，酸牛奶，奶油，因为他夜里回来迟了要吃这些东西。他也给我买我喜欢吃的东西，奶油圆蛋糕，水果。不完全是为了让我开心，同样也为了让我吃得好得到营养。他有这样一种孩子的意愿，要我吃得好，不要死掉，他不愿意我死，也不希望我发胖，两者兼而存之可不容易，我呢，我也不愿意他死，我们相互依恋，我们的爱情就是这样。傍晚，在夜里，有的时候，谈起话来绝无顾忌。在夜里，这样的谈话，说的都是真话，不管说得多么可怕，还喝酒，哭，像以前一样，在午后，只有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一起谈话。
82年10月
最近几个月，醒来以后，我不再喝咖啡，直接去喝威士忌或者葡萄酒、喝下葡萄酒常常呕吐——酗酒人早晨吐的那种粘液——刚喝下去的酒也吐出来，于是立即又继续喝葡萄酒。一般说，第二次吐过，呕吐也就停止，这样我就好受多了。扬和我一样，也在早晨喝酒，我看他喝得不多，是这样，比较少。
自从他80年8月来到特鲁维尔，每天一到傍晚，他就喝，他一直是这样，直到我住进美国医院。他也发胖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一起喝，同时喝。我认为他没有看出我正在走向死亡。我相信我记得有人对他讲过这个话，大概是米歇尔·芒索，说："你没有看见，她正在走向死亡。"
她①请来她的一个朋友，摩尔达维亚的一个犹太人——达尼埃尔，友爱向你致意——不过我觉得时间以后总是有的。他们执意要我下决心做出决定，而且还要我立下书面字据。
①即米歇尔·芒索。
扬也天天催我定一个时间，于是，有一天，我定了一个日期，我说：10月，1982年10月初。
他们打出电话，定了病房。
当我写下这几个字：10月，10月初，我就害怕，现在我还感到害怕。
达尼埃尔预先就警告过我。对我说："我必须告诉你：那是非常痛苦的。使你还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你一个人是出不来的，你知道。"我知道。
所以，我是预先得到通知的，这种治疗非常难受非常痛苦。事实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字眼可以比拟。现在，我是知道了。如果谁是先就懂得美国这种叫做"冷火鸡肉片打耳光"治疗法，他就决不会下决心接受，也不会提出一个日期，决不会，他一定会逃之夭夭。
一上出租汽车，我见达尼埃尔哭着匆匆走出门去，我就明白我是在怎样一个不利于我的东西上最后签字划押了。这一天，我喝得也不少。恍恍惚惚，我还笑他们等着看好看的吧，后来，好，上了出租汽车，我见扬的心慌意乱有增无减，太可怕了，事情已经定了。骤然间，两条腿也出现浮肿，这让我更是惶惶悚悚，也不知是为什么。
夜里八点钟，我一个人留在美国医院的病房。不许扬留下来。十分抱歉，我这样一口气写下去，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把一件件事实相互关连都弄清楚没有，随它去吧。
有一件事依旧留下来没有动，而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害怕又开始了。我亲耳听说要重新进行治疗。我知道，这并没有什么，一小口烈酒，不过是一粒朗姆酒心糖。在扬到达特鲁维尔前不久，我曾经注意到在靠近门口的壁橱里，就像注意到其它别的什么一样，有一个酒瓶，我以为那是一个空酒瓶，可是，里面大约还有三指多的苦艾酒。此后有两天我总是想到它，后来，每天晚上，也许八天，十天，都不停地想到它。后来我就把它喝了。过后，扬来了，我叫他去买酒：又开始喝，这是我第三次又开始喝起来。现在，我在这里正处在第三个无酒精可饮的时期。这我已经给你说过。
到达美国医院当天晚上，为了能睡着我寄希望于安眠药，但是到了4点钟，我还是没有睡着。我突然想到：病房里没有一点烈酒，于是我越来越怕，越怕就越是想。很快我想出一个计划，赶到昏迷之前，尽快出去，我知道这一关我是闯不过去的：打电话叫一辆出租汽车，到马约门，到酒吧去喝一杯红酒，再坐那辆出租车回来。神不知鬼不觉。我于是起床，穿上衣服，不要弄出声音来，突然，女护士在我面前出现，她跑来我竟没有听到。我大声喊叫，对她说："酒精中毒性昏迷，我有危险，你知道。"护士对我说："夫人，那里有酒，我给你拿一杯来。"这本来已经是通知过的。这是我最后一杯酒，82年10月。
应该永远不要让危险之物落到你的手上。我知道不喝也不行。
危险状态
此时此刻，我对我的写作只觉有罪负疚，每次书出来以后，每次都是这样。如果我一定非陷入像我现在这种状态不可，那就不该写。如果我不再陷入纵酒的危险，这种状态我也不堪忍受，那也可以不写。我经常对自己讲到这一点，仿佛我还可以维持似的。这就是一种危险状态。
我对戒酒治疗讲过极端的话，请不要介意。尽管治疗，旧病总归还可能复发，又会开始。那天夜里，就已经又来了。什么也不为。酗酒本来就无理可说。
信
我也写信，就像扬给我写信一样，我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写信持续有两年时间。后来扬来了，他就取代了写信。没有爱情，留下来不走，是不可能的。即使其中有的只是词语，事情也永远是这样。最坏的是没有爱，如是，我认为那是不存在的。
幻影纷至沓来
我在1984年6月把《情人》交给子夜出版社。接下来我制作了一部影片，其后影片开拍，再后着手写《痛苦》，后来我就病了。《痛苦》出版的那一天，我住在医院里，扬给我带来普瓦罗-德尔佩什①的评论，当时我正在进行人工呼吸。这一次我心智丧失有一个星期之久，和85年4月那一次一样。我发发乎把一个年轻女护士杀掉。剧情十分明确：那天晚上，一方面扬回到家中，我把我的几个指环交给他带走，以免在医院被窃，这类事是经常发生的。我对他说，就这样吧，晚上，扬就去我家，带着指环，就住在那里了。到了半夜，女护士本应前来给我治疗的，可是没有来。我等她一直等到凌晨两三点钟。接着，神志不清了，事情却是一清二楚的，无可置辩，是肯定的：这个女护士和她的几个所谓同事一起到了圣伯努瓦街，杀死扬，夺去我的指环。
①普瓦罗-德尔佩什，法国批评家。
天亮以后，我打开病房的窗子，我喊我要杀人，快来人。没有动静。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叫，听是听到的。我又大喊大叫，我还不停地央求，毫无反应。
第二天清晨，护士来了，我躲在床单下拿着一把刀，这刀是我从家里带来的。女护士惊呼叫人。我同时也狂叫，我要死了，有人杀我。来了一个护理。他被吓坏了。猛扑到我身上，把刀夺走——我也划伤了。
由此开始，我相信我"知道"医院的那些"医生"把我给劫持了。大概经过几个小时，我和他们谈判，说他们如何取得赎金，电话打给谁，报一个数目不要太大，必须按照我在这项罪恶买卖的行情价值几何定出相当的数目。
所有这些胡话，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但可以称奇的是那种逻辑非常清楚，指环与谋杀是贯穿情节。我就是被这种逻辑明显性牢牢钉死脱身不得。
肺气肿发作，也会引起错乱：大脑缺氧，就要出轨，神经错乱。在我发病前一个星期，医院里还有一个青年，他整整一个下午充当一场足球赛的裁判。后来给他输氧，就平服无事了。医生对他说出的一套谚语笑了很久。可是，我害怕，非常怕。别人对你讲你自己，讲你在心智丧失情况下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是非常可怕的。酒精中毒谵妄，在治疗过程中，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很少一点。我在昏迷状态下是说过朝话，不过，我常常是昏迷几秒钟。相反，治疗后出现的幻觉我却记得十分完整。幻象出现，就是在美国医院开始的。
《印度之歌》变成了一条船。无所谓，就在这里再重复一遍。上尉的女人住在对面屋顶壁炉烟囱上。她是金发女人，色泽红润，有两个蓝眼睛。她仅仅把头伸出在烟囱之外。上尉与她相距有两米，在另一个壁炉的烟囱里。他和他的女人处境一样，都被挤压在烟囱里面。有一天，刮起大风，女人的头破碎，像玻璃一样。我看了非常气愤。有上万只乌龟以一种精确的方式像一本本书那样排列围在屋顶四周。到了夜晚，龟须返回檐槽下面地方去。这些形象比现实的还要清晰，好像从内部发光一般。这许多乌龟各就各位准备过夜需要经过许多个小时的时间，一个个循序滑下去。自然的构成竟是如此鄙陋粗劣，也让我非常气恼。这些乌龟各就各位需要这么长时间，这么困难，以至有不少乌龟一整天在原地蜷缩不动。
在这些"回忆"中，还有一个身穿绣金蓝色服装的亚细亚高官，他在医院的过道往来穿行，面无表情，沉默寡言，十分可怕。这是在拉埃内克医院还是美国医院，我记不清了，好像没有人看到有这样一个人，也许是没有吧。在美国医院我还看到迈克尔·理查森，他站在《印度之歌》房子里没有窗幔关着的窗后，四周布满花草和藤本植物，面带微笑，同时又在流泪，这是一个被封闭的故事里的囚徒，一个非常美的男人。在房屋门前，在靠墙的地方，放着那头著名的阿比西尼亚黑母牛，瘦骨嶙峋，在它旁边，还有一架中国大座椅，红色描金的，这两样东西被搬到纳伊人行道上，后来也就忘在那里了。在一堵墙拐角的地方，有些夜晚，迈克尔·隆斯达尔也出现，身穿口督因人的服装，对着我哭。
我回家以后，种种幻象中最令人吃惊的也在夜间出现。歌声，合唱队从大楼四面围起的内部天井传出来，我往那个地方一看，我看见那里聚集着许多人，不同的人各自分成几组，都是来保护我的，保护我不要让我死掉——这是肯定无疑的。有一些人还拿着长矛。这些人正在谈论一个什么人，肯定是一个小孩，名叫"戈蒂埃"。我记得半夜在大楼楼梯通道上带着令人难忘的温情半喊半叫说出的一句话，说的是："他们只要碰一碰小戈蒂埃，我呀，我就会死。"
在这些日子里，有很多人住在我们的公寓里。在浴室，有一个女人，还有一个死掉的小孩用白布包扎着，女人抱着小孩站在抽水马桶后面。她就那么站在那里，最后，我也就不去注意她了。还有几个男人，有五个人，一到夜里就走到扬的房间去。这几个都是真的人，他们走来走去，说话。他们的身体塞满揉皱的报纸团成轻轻的小球。桌子下面还有野兽，还有那个出名的带猪尾巴的小矮人，有人叫他"人面蛇身女怪"。还有一座女人半身像，彩陶制成的，叫做"法兰西共和国"①，放在我书桌旁的书架上。有一个人住处靠近扬的房间，此人非常可怕，他在监视我。我就在刺耳的电话铃声中生活，电话响声不停。我发现电话总机就设在天井，在七楼女佣的房间里，这是敌人的专用电话。对门邻居把我的电话线路偷走，这我是可以肯定的，我有证明。在我房间周围，电话铃声形成一个包围圈，我发现情况极不正常。最可怕的是每天在公寓内部发生的情况；在我的取暖器后面吊着一条死狗。这条狗，再说我也弄不清是一只鸟呢还是鸭。我相信我有几天几夜没有睡了。我根本没有睡意。这一段时间大概我根本没有睡，一直醒着。
①即下文所说的玛丽亚娜，玛丽亚娜被视为法兰西共和国的象征。
由于老鼠，一些动物，这又闹起来了。半夜，老鼠动物等等比比皆是。扬听到有闹声：我立即穿鞋，拿起雨伞，赶老鼠，就这样，又发作了。我神志不清：一切都是在瓦格纳歌剧持续伴奏下上演的。德国警察叫喊声又听到了。接着，扬从M．D．①的书本里了解到的，在窗前枪杀犹太人那段非同寻常的情节出现了。还有黑人，妇女，在客厅里……这一切麇集繁衍，层出不穷，数也数不清。如要我叙写，不是罗列，我说：客厅里的一群黑人和犹太人已经宣誓效忠纳粹，这时我的摩尔达维亚医生的几个朋友，坐在那张红躺椅上，红躺椅在前一天还没有在这里出现，他们正准备买走我所住的这所公寓，这公寓摩尔达维亚医生终于没有弄上手，所以也没有把它卖出去。在这一片混饨之中，还有几只猫，这一天自始至终都是安静的，只有我一个人，看见它们在公寓里穿行来去。
①即玛格丽特·杜拉，作者本人自称。
突然我又回到现实中来。我还记得，米歇尔·芒索做的那份肉豆蔻酱。我狼吞虎咽都吃了。后来，幻觉一点一点减退。德国警察从附近平台上撤离，在扬的房间塞满报纸的人也走了。在我的儿子的房间里的那个男人，就是那个长着一头灰色卷毛头发、白得像白粉一样、蓝眼睛目光迟滞失神的人，他还没有走，没有消失。还有几只猎，没有消失。没有消失的，最后一个，我想，就是玛丽亚娜，这真是最难以置信最可笑的一个，她还梳着洛林人的那种发式，一个表示热爱祖国、丧尽廉耻的对象，仍然留在我房间小书架上——它是怎么搞到这里来的，只有上帝知道。说来也巧，一个星期前，正好是87年4月初，玛丽亚娜雕像本来放在波拿巴路一处公寓壁炉台上的，这公寓有几扇窗正好对着通用的天井。我相信我从来没有见过它。幻象中的雕像我可以辨认，是放在一座由一扇可以打开的窗镶起来的壁炉上的。医生曾经告诉我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的一切我都会重新看到。在谵妄状态下，种种事物显现，都是我在生活中经历过或见过的，他说这一切无不是来自真实的记忆。这当中，只有一件事，直到现在我夜里仍然怕它再出现。那分明是无有但又可以看见，谁也不会相信，甚至现实的末端产生的效果也可能复现。甚至眼睛、头发、皮肤的颜色，都可能复现。我对瓦格纳的音乐本来一无所知，居然也可以辨认出来。我对扬说，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半个月，我就只好死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为什么不能忍受？活下去的依据一天天减少，为什么不能忍受？这当然是因为人，只有他自己才看到他自己所看到的，正如人只习惯于一己去想他所想。可是突然之间，脑子自行其是，自己显示自己，自己去看，思想像大写字母显现在屏幕上，随后，明知不会有人相信你，即使我轻声默念设法把那几个猫"弄走"。后来，也知道很快就会使爱你的人不堪忍受，不得不离你而去。医生说，在你四周必须有很多人，新来的陌生人，很多人把你围住。但是我迟早还是一个人关进自己的房间点上灯再去找先就在那里等着我的动物，桌下有小猪，书架上有玛丽亚娜。医生还不准我吃任何镇静剂；我很奇怪，周围的情况依然如故。所有这些成群结队纷纷出现的幻象都出自我本人，不仅不受阻碍，而且谁也没有迫使它们出现。
有一点我忘记说了：我曾经要求扬把吊在取暖器后面被纳粹杀死的死狗取下，我要他把狗扔出窗外，用力丢在过路行人的头上：让他们记住有人杀过犹太人。声音我是听到的。我看他把狗取下丢到窗外，这一切并没有让我怀疑那条死狗的真实性。有一次，米歇尔·波尔特①倒让我心里生出怀疑，当时我正好在我家厨房里，她进门把大衣挂在衣架上，走来和我相见。我们在闲谈中，我把我的那些幻象都对她说了。她不说话，只是听着。我对她说："我自己是相信的，可是我不能说服别人也信。"我还说："你去看看你挂在那里的大衣右边的口袋。你看那里有一个刚出生的红红的小狗？但是，他们都说我弄错了。"她郑重其事去看了，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长时间地看着我，然后对我说，态度极为严重，绝无笑意："玛格丽特，我凭我世界上最爱的人对你发誓，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她没有说那里什么也没有，她说："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在这一点上，也许疯狂之中也夹杂有某种理性。
①玛格丽特·杜拉著有《与米歇尔·波尔特谈话录》，附在《卡车》（1977）之后，还与米歇尔·波尔特著有《玛格丽特·村拉笔下的地点》（1977）。
后来，有一天夜里，我叫扬把那个满脸搽着白粉一头卷毛发的男人给我赶出去，他已经走到门口过道上，离我的房间不过两米，我只听到一声吼声，扬是气得实在控制不住了——每天夜里我都受到公寓大楼不断走来的"人"的骚扰，每次我都叫醒扬一他大喊大叫："你必须知道，我，我根本什么也没有看见，根本没有，你听见没有？什么也没有。"他重复叫着："什么都没有，没有，没有。"我站在我房间的门前，扬吼叫的时候，我还看见那个卷毛男人走到他的身边，我求扬让他出去。这时，扬停下来，不再作声。那个穿黑大衣的男人对这个场面全不了解。他往扬那边走了几步。他站下来。他的眼睛一直都在紧盯着我看。他注意的是我，那种激情竟到了这种地步，使他变得面无人色，非常可怕。他注意看我，注视之中带有一种痛苦的愤恨：我不看他，我还哭，我还要逃走，他可怎么办？他并不理解我不理解他欲求的是什么。就在我这时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是三年之后，我可以说，那的确是与我相关的。可能他决心要把我带走，不一定非让我死不可。可能他到这里来是为让我知道我的归宿，几千年以来已被摧毁的那样一个归宿，这也恰恰是我出生在人世存在的理由。他或者是一个犹太人，或者就是我的父亲。或者是别的什么。是另一个来确定的什么人。而他的身份是确定无疑的。经过十五天，他的身份始终不变。他住在我的家里。十五天以来，他就住在朝大街的那个小房间里。他的两个大眼睛很蓝很蓝，他的头发十分卷曲，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头发，头发有的地方是黑的，有的地方是白的，也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是，他一定知道有关于我而我又不可知道的什么事。不是一件我已经忘记的事，而是一件我应该知道的事。此时此刻，他就在这里，和其他幻象交错相混，不过他是轴心。他是主宰，环绕着他，其他的幻象就在我生命四周转动不已。他不理解我为什么怕他。他看到我怕，我怕什么他并不知道。我还发现一件更了不起的大事：法语我也弄不懂了。我对扬说的话，我自己也不理解。他有一张淡紫色的嘴，被死死地封住了。他不说话，十五天以来，一个字也没有说过。所以日日夜夜这许多天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他没有说，没有对你说。对于他，我必须弄清他抱有期待所为何来。如果我不了解他，那是我不想了解他。但是，这一点我不可能知道。他的眼光始终单纯专一直直地向前看着：我应该了解。但是，不可能。
扬朝公寓住房的门口走去。我回到我的房间。什么也不看，眼不见为净。扬打开房门，又把门关上。他对我说："出来吧，他走了。"他终于走了。我在扬的怀抱中哭了很长时间。
这件事，一直到这几天，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就像是他与我之间滋生出一种仅仅延续几秒钟时间相生与共的灵智。我对那种空寂缥缈的情愫记得非常清楚，确实是这样，那人走后，我只感到有罪，当扬和我，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说，我本应和他谈谈，向他解释，但我无能为力，不可能，因为我不理解他究竟要我怎样。
附录
婚礼弥撒
——关于《埃米莉·L．》
［法］玛格丽特·杜拉
王道乾译
这本书，与哪一本小说相近？您告诉我①说；"与'格尔·瓦·斯泰因'相近。"这是毫无疑义的。埃米莉·L．与洛尔·瓦·斯泰因不应相去甚远。对于这一点，我一直没有想过。您说："也有区别，在《洛尔·瓦·斯泰因》中没有一个人物曾去审视注意另一个故事，而在这里，在开始的那一部分，即有一个女人，她想写一本书，但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以及怎样才能把书写出来，由此她看到、发现埃米莉·L．的故事正在展开。"不过这个想写一本书的女人所处的境遇并未因另一个坐在酒吧间总是低头看着地上的女人的事件而有所变化。这并不是一种取代、替换。这仅仅是她被另一个故事所吸引，被抓住，于是她就以这个故事作为出发点起步。也许她并不知道她在创造那样一个故事。类似这样的事情总是有的，也是可能发生的。一个故事突然发生，展现于外，却没有作家去写，仅仅是看到而已。而轮廓分明。要是去写它，只要略加调整，将其余的加工一下以求得到理解就行了。这种情况是难得一遇的。不过这样的事可能出现。如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再好不过。有时，这样的书，我想写，我有这样的意念。我情愿让它由我亲身经受，我，我就处在那种状态之中。可以说，几乎就是参与到写作全程的内部去。可是这样的事在我却从来不曾发生过。伊雷娜·兰东②每天都来索取已写好的若干页原稿，让人在打字机上打出来，再把打好的送回给我，让我再看。于是我又开始，把已经开始的继续往下写。这是一种不受约束的休息。那就好比是一片平原地带。景色已经成为类似书中结尾所写的那种景象，至于光色，还闪耀不定，朦胧不清，介于昼日与黑夜之间，也没有风在吹动。那样的景象由于某种衍射恍惚的情绪，不免使人潸然泪下。那是怎样一种感情，我并不想去追问。也无意要求知道得更多一些。
①玛·杜拉小说《埃米莉·L．》1987年9月出版。法国《新观察家》杂志1987年10月16～22日第1197期刊出由迪迪埃·埃里邦对作者进行专访整理写成这篇文字，标题应是采访者所定。本文开头采访者出面，接下去很快便全由被采访者陈述。
②出版作者这部小说的子夜出版社的编辑、负责人之一。
在书的结尾部分，我曾考虑是不是在书的第二个故事里着手写开去。我也许就从埃米莉·L．在船上的甲板上与船上高级职员跳舞描写她穿的衣裙起笔。那是一件白色裙衫，上有蓝绿花饰，就像印花纸那样。她在冬日小客厅里穿的就是那样一件裙衫，这时距离那件事已经有四年过去了。我本想用长长一段文字细写这种织物，它已经穿旧，它的质地，即人们叫做平纹绸的那种东西，还有那件裙衫的式样。突然间，我仿佛很可能对她四年来一直在穿的这件裙衫写上很多。我也不知究竟是为什么。因为，这件衣衫不用说是紧紧裹藏着她的，还因为这件衣衫最贴近她的肉体，她的肌肤把它都磨损穿旧了，它吸附有肉体的芳香，那种英国香皂的气息。请看这种不合理性是怎样突然出现的？
埃米莉·L．和怀特岛上那个年轻看守人之间不是曾经有过什么事情发生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可能在马来亚群岛那个地区驻留一年或者两年。那件裙衫只要一写，他们势必就要离去动身他往。事情永远是平行发展的。要么她永远不知道看守人追随而至找到她？但这又有什么不同呢？自从那天午后小客厅的一幕以后，对于怀特岛上年轻看守人这位情人来说，埃米莉·L．的出现与不出场都是一样的。她漂流在外，在船上的甲板上出现，那如同是他之所见，是他看到她。这样她仍然被局限于在现场未必出现的状况下，自从那天午后，四年已经过去，不知不觉之间，她已经轻轻由现场现身之处被抽走荡空了。
我愿想把我的书继续写下去。但是我不能。时间已经到了，书必须打开，必须破开它的整体，将最后一章置入，这最后一章是在书已组合完成之后才写出的。必须把书加以切割破开，引进同船上高级职员跳舞那一段。所以我不敢向前走得更远。不应逾分奢求。
在怀特岛上那一片白色之中，在那间冬日小客厅里，是有什么事情发生过，那就像是一次为婚礼而举行的弥撒，年轻看守人与被他唤作埃米莉·L．的那个女人之间的结合。那一吻，审慎而克制的一吻，其端庄合礼，那种强烈性质如同地狱一般，在眼睛上和在闭着的嘴唇上的一吻，时间很长的一吻，这一吻是她发明的，她，作为一个女人，又是由她主动给予的，是奉献给支配他们整整一生直至死灭的那种爱情的。任何肉欲的满足，任何一类欢心快乐都不足以取代这种缺失虚空。我每一想到她，正是这一切，总使我心中充满无限的激动。而且现在对于他，也是一样，就像对她一样。他们由某种属于宗教层次的同源关系，一种永无休止地推衍生成，结合在一起了。
埃米莉·L．写诗，对此她是闭口不谈的。她的欲望，就是写。她的欲望，她是当作一种指令来接受的。这种指令，由来已久。是很古老，很古老的。我很想把这种指令与史前时期猎人在春季黑夜感受到那种至上的命令两相对比，我认为那是一脉相承的。我看文学也是这样，它就是人们可以用来同史前时期那种狩猎相类比的东西。当一个字还没有写出的时候，我就看到那种指令像是已经发出下达了。就凭这种力量，使人一跃而起，迫使他们日以继夜在洛林①山区台地上跋涉前进，去等候雄鹿从德意志土地上大森林中走出来，尽管那时德国人和德国土地还不曾得到命名。写作，也与此相似。这是一种对鲜美肉食、杀伤、跋涉、力的消耗使用的渴求。这也是一种盲目性。
①法国东部与德国相邻的一个地区。
埃米莉·L．曾经在学读书，受过古典教育。在南安普敦一所很好的学校学习过，是见多识广的。她也阅读。又有一位父亲在身边。我想这位父亲肯定对他的孩子谈到有关写作之类的事。大概是从读诗开始的，这本来也是极为常见的事。一定是他，让她读美国诗，发现有这样一个女人，给英语现代诗开辟新路的埃米莉·狄更生①。对她来说，由父亲建议阅读开始，由此起步。没有这位父亲，埃米莉也是会写的，这不成问题，不过，在她一生中可能要推迟一些，或许出之以另一种方式。使人写或者不写，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最初，在童年时期，总有那样一位父亲，或者因为某一本书，或是学校的一位女教师，或印度支那种植水稻的平原地带一个偏僻居民点的某一个女人②，情况虽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小孩子的孤独寂寞。
①埃米莉·狄更生（1830-1886），美国诗人，20岁开始写诗，早期诗作大多失传。28岁后闭门不出，40岁后不出房门，原因不明。在孤独中写诗，留有诗稿一干七百余首。
②玛·杜拉的童年在印度支那度过。
有一次，我曾经讲过这个问题，我说书的主题，永远是自我。那是肯定的。甚至现在这本书也是这样。甚至在一本小说正在写作过程中，担负责任的人还处于缺席不见的情况下，书的主题也仍然是我。当时我在求索要写一本书，我就找到了它。所以我到那个地方去了，到了基依伯夫，目的是为了忘记我正处于寻求写一本书的过程中。除此之外，在我之外，也就没有书。
我常常这样说，现在可以不受约束地谈谈这件事，即关于男人写的小说。存在着一种男性文学，废话连篇、喋喋不休，被学问教养缠得动弹不得，思想充斥累赘沉重，观念形态、哲学、变相的论述评论塞得满满的，这种文学已不属于创作范围，而是另一种东西，属于一种傲气，是一种一般表现老板地位的那种东西，完全没有特异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根本不可能达到诗的境界。诗在他们那里已被剥夺无遗。男人的小说，根本不是诗。而小说，小说是诗，要么就什么也不是，是抄袭。
不过，您知道，男性文学，也有例外的情况。这在文学中只占有很小的一部分。文学，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大陆。这就是人民的文学，歌曲，还有司汤达，还有普鲁斯特……普鲁斯特不属于男性文学。这才是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