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是，”明妮上前阻止，“他是个苦力，我们的送水工。胡闹，他都四十多岁了，怎么可能是当兵的？”
一个班长模样的日本兵上前撕开那人的衣领，查看他的左肩。幸亏他左肩上没有印记，他们这才放了他。那人吓得一声没吭就跑开了，水桶、扁担都不要了，还有两个被撕掉的扣子，都掉进湿泥里。
我和明妮跟着日本兵离开。快走到大门口时，看见一小队日本兵正拖着一个男孩子，那是修理工老童的侄子，他经常到校园里来干些零活。明妮快步上前，拦住他们。“他是给我们跑差的童仆，不是当兵的。”她喊道，情急之下临时给他编造了这么一个头衔。
翻译官是个面善的中国人，穿了一件厚风衣，他把明妮的话告诉日本军官。一个日本兵走上来，用拳头朝明妮当胸一推。高个子中佐冲他喊了句什么，那人“哈咿！”一声，立正站得笔直。于是那孩子赶快跑掉，和叔叔到一起去了。那中佐匆匆写了一个字条，递给明妮。翻译告诉她，“如果再有人来搜查，你可以把纸条给他们看。”她谢过那当官的，然后突然一惊，转身对我悄声说，“到处都是机关枪。”她用下巴指了指大门口。
我抬头一看，看见院墙的两侧支起了六挺机枪。我意识到，一旦这里出现骚动，他们是会扫射的，想到这里我不禁战栗起来。
中佐带着他的随从走出大门时，我们看见一队日本兵押着四个中国男人从这里经过。四个人被铁丝捆住胳膊串在一起，其中一个没穿裤子，两条腿上满是血迹。我们走到门前，去看个仔细，可是看不出那几个人是不是军人，那个最年轻的不会超过十六岁。他们一路纵队，朝西边的山坡去了，十分钟之后，传来一阵枪响——他们全被打死了。
“他们就那么开枪杀人——没有审判，没有任何犯罪的证据？”明妮说。
我意识到，日本人觉得他们愿意用什么方式对待我们都是合理的。很多人一定知道会是这样，那就是为什么他们抢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就赶快逃跑的原因。
更多的难民拥来了。现在，金陵学院已经收容了四千多人。新来的人描述了很多可怕的故事——在过去三天里，城里和郊区到处发生着抢劫、强奸、虐杀和纵火。有些女孩子还不过十几岁，就被从父母身边抢走。东边和南边，黑烟在不断升起——数千所房屋和商店被放火烧毁，以掩盖抢劫的罪行。有些日本兵对路人看见什么抢什么：钱、食物、香烟、外衣、圆珠笔，甚至帽子和手套。一个老妇人告诉我们，“一个日本鬼子把我的铜顶针一把扯走了。他一定以为那是个戒指什么的。那个笨蛋，差点儿把我的手指头弄断了！”我们的门卫王建定，长着一张猫脸，瘫坐在自己脚上，不管大家怎么安慰他，就是止不住地痛哭，因为他那十五岁的儿子那天早上被带走了。
那天晚上，在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的路上，我和明妮看见一辆双轮大卡车隆隆驶过，上面载着十几个年轻女孩，只听见她们大喊着，“救命啊，救救我们！”有一个女孩还戴着眼罩。她们有的把脸涂黑了，把头发剪短了，可这些伪装还是没能逃过日本兵的眼睛。
我们呆立在路边，一直看着那辆卡车，直到它消失不见了。我合上两眼，眼珠直跳，明妮则把两手按在脖子两边，呻吟道：“上帝啊，你什么时候才会显出你的愤怒？”
我们去见拉贝，想看看他听到本顺的下落没有。他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南京安魂曲 九（1）
十二月十七日早上，一小队日本兵突然出现在校园里好几个地方，大抓妇女和女孩子。我们这个难民营里，已经发生了三十多起强奸案件。紧急情况不停地发生，迫使明妮和我一起，疲于奔命地应对日本兵。我们已经接收了六千多难民。所有楼房都已经塞满，很多教室都让人联想起挤满了滞留旅客的火车站，在外之人都是吵闹的，尤其是孩子们，四处闲逛，像在赶庙会。我们担心怎么保持卫生，怎么给这么多人提供伙食。光靠粥场远远不够。
明妮说动瑟尔，在南京大学为新来的难民再开放一个宿舍楼，并确保夜里一定要有一个外国人住在里边。那天的下午四点到六点，她和我送去了两大批妇女和儿童。我们还安排把一个十七岁的女孩送到了威尔森医生那里——这个年轻的媳妇，怀着五个月的身孕，被一群日本兵轮奸，流了产。一辆驴车拉她去了医院，后边跟着她呼天抢地的婆婆。
我们第二次从瑟尔新建的难民营回来时，看见霍莉正和娄小姐在宿舍主楼门口聊着，我们和她俩一起走进宿舍楼内的餐厅。晚餐是黄豆芽疙瘩汤。大多数工作人员从早饭到现在什么都没吃过，因为白天经常顾不上吃饭。桌上的佐料瓶子里有酱油、米醋，和泡着很多辣椒的辣油。我们正吃着，一个男孩子冲进来，气喘吁吁地说：“魏特林院长，学校里进来好多日本鬼子，在打人呢。”
“他们在什么地方？”明妮问。
“正朝北宿舍楼那面去了。”
我们碗一放就往外走。天快黑了，空气中一股烟味——一定是附近有房子起火了。一群乌鸦在树梢上精力充沛地呱呱叫着，妇女和孩子们的尖叫声从西边和北边传来。砰砰砰砰！三个日本兵用拳头在猛擂中心楼的前门。明妮和我走上前去，不等她开口，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兵用生硬的汉语对我们说：“把这个打开。”
“我没有钥匙。”明妮告诉他。
“里边有军人，大日本的敌人。”
“没有军人，只有妇女和孩子。”
明妮出示了昨天那个中佐写的纸条，可是那人扫了一眼之后，三两下就撕碎了扔到地上。他转脸对其他两个人说了句什么，其中一个上来就打我和明妮、霍莉的耳光，一边打还一边大喊着什么我们听不懂的话。他又猛推娄小姐，几乎把她推倒在地。霍莉两眼是泪，大鼻子抽搐着，用英语低声骂道，“狗杂种！”左颊上随即现出了红手印。
“打开门！”近视眼那家伙毫不放松。
这时候，商务副经理、国字脸的老容来了。我的耳朵被扇得还在嗡嗡作响，火辣辣的，我问他：“你有钥匙吗？”
他一脑门皱纹，摇了摇头。“我没有。我们通常不从外边锁这道门。”
明妮对那几个日本兵说：“我们真的是没有钥匙。”近视眼日本兵在镜片后边眨了眨眼，狂吼着对老容命令道：“打开门！”
“我没法打开。”
这个日本兵朝着老容的脸上打去，另外两个也对他连踢带打，有一个还一边打他耳光一边笑，好像在耍弄他。接着，日本兵举起了步枪，用刺刀对着老容的喉咙。
“住手，住手！”明妮说，“好吧，从别的门进去。”她指着大楼侧面，然后带着他们去侧门了。我们也跟着他们一起。我看了老容一眼，他浑身发抖，忍气吞声，两眼肿得几乎睁不开。
让我们迷惑的是，三个日本兵进了大楼，马马虎虎地检查了几间屋子，连楼上都懒得去。五分钟不到，搜查就结束了。我们从侧门走出来时，看见另外两个日本兵拉着三个中国人过来，三个人双手都被反捆在背后。我认出了他们，三人都是我们的职工。明妮冲上去说：“他们是为我们工作的。”
南京安魂曲 九（2）
“中国军人，大日本的敌人。”一个日本兵断言。
“不是，不是，他们都是园丁和苦力。”她反驳说，然后指着王建定，“他是我们的锅炉工，他十五岁的儿子刚被皇军带走了。”
那也无济于事，日本兵还是把人拉走了。建定毫不抗争，好像根本不在乎他们把他带到哪里去。
近视眼日本兵示意我们跟着他们，我们一起向大门口走去，只见门口那边人影憧憧。
大门外边，我看见四十多个中国人跪在马路边上，有几个人在哭泣。茹莲和路海也在当中，路海倒是站着的，正在对一个日本兵连说带比画。两个班的日本兵站在周围，大多背着步枪，有一个日本兵还牵着一条吐着红舌头的德国狼狗。一个中士走过来问道：“谁是这里管事的？”他的翻译官把他的问题告诉我们。
“我是负责人。”明妮站了出来。
他们说话间，更多的教职员工被带到这里，被喝令跪在地上。三个日本兵走上前来，抓住老容、娄小姐和我，把我们拖到人群中，强迫我们跪下。他们为什么把我们集中到一起？我想不出来。他们要接管学校吗？他们要拿我们怎么样，要拿难民们怎么样？耀平、丽雅、帆帆在哪里？我一阵头昏眼花，几乎瘫倒，忙一把抓住娄小姐的胳膊稳住自己。
中士让明妮从人群中把雇员们一一认出来。她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告诉中士他们是干什么的。在她继续往下指认时，屡次显得迟疑；显然，她不可能记得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尤其是前几天刚雇来的临时工。有一个年轻的雇工，腰板笔直，相当魁梧。明妮走到他面前，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如果那人已经把自己名字报给了日本兵，她可不能随便给他再安个名字。她正在犹豫不决之间，他们就把他带到马路另一边去，命令他跪下。
“他叫本顺！”明妮对那斗鸡眼中士喊道。这是个聪明的办法——我们当中肯定没有人起那个名字。
路海说：“他是我们的运煤工。”
“闭嘴！”中士一拳打在路海的前胸。两个日本兵抓住路海的胳膊，把他拉走了，强迫他跪在“运煤工”旁边。
这时候，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停在路边。从车上跳下三个美国人，路易斯?斯迈思、乔治?费奇，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主席普莱默?米尔士。日本兵们立刻把他们围住，让他们排成一行，搜查他们身上有没有手枪，他们谁也没枪。搜查完毕，乔治用德语说：“我们是传教士。”那中士没有反应，乔治改用法语说：“我们都是美国人。”
“是的，我知道。”那中士哈哈大笑，斗鸡眼眨了眨。
他们俩人继续用生硬的法语对了一阵子话，可乔治的脸色却很不好看。与此同时，一对手电筒的光一直照在另外两个外国人的脸上，照得他们睁不开眼。乔治告诉他俩：“他们叫咱们几个立即离开。”
接着，十几个日本兵冲上来，把三个美国人推上吉普车。两个日本兵抓着明妮的胳膊，硬把她塞进驾驶员旁边的座位里，但她挣扎着下了车，扬手对那中士喊道，“该死的！这儿是我的家！我没别的地方可去。”
“我也一样！”霍莉喊道，紧抓着后挡板，坚决不肯上车，“我的房子被你们皇军给烧了，我变成难民了，还等着你们给我赔偿损失呢。”她怒目圆睁，脸气得通红。
乔治把她们的话大声翻译给中士听，于是中士命令他们三个外国男人立即离开。
南京安魂曲 九（3）
在步枪的瞄准下，三个外国男人上了吉普车。路易斯朝我们挥挥手，向我们示意一切都会平安的。然后他们慢慢开走了。
中士两手圈在嘴上，冲着乔治的背影用法语喊道，“再见啦！”他手下的两个人也快活地叫喊起来。
吉普车刚一消失，就听见墙里边传来女人的哭声和被捂住嘴的尖叫声。透过大门，我看见一些日本兵，赶着一群人朝我们学校的侧门去了，那扇小铁门平时总是锁着，现在一定是撬开了。我看了一眼周围，只见街对面窗户里伸出机枪。不知何故，大门口的日本兵突然撤走了，只带走了路海和那个健壮的“运煤工”，接着，卡车在南墙外也开始发动引擎。我意识到，日本兵把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扣在这里，而另一伙人就在校园里边抓人。我看见一挺机枪仍然支在那边，但全身一动也不敢动，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
我们仍然跪在地上，有几个还在哭着，很长时间都没人动一动。我看了一眼明妮和霍莉，她们的头低垂着，两眼死盯在地上。
大刘跑过来，大喊：“明妮，明妮，他们从东院抓走了一些人。”
“抓走了些什么人？”她从地上站起来。
“我说不准。”
我一听，跳起来就跑，脑子里一片混乱。我跑啊跑啊，有人跟在我的后边，我的脚步不稳，好像踩在云上。我只求我的家人没事。
我家里一片狼藉，桌子和椅子都翻了个儿，满地都是器皿、书本、鞋子、餐具、洗过的衣裳。墙上所有的画都不见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天哪，安玲，我真为你难过。”明妮说。她的口气听上去是觉得我们全家都被抓走了。
尽管我不停地哭着，还是劝着自己，丽雅是个冷静的人，他们也许还在校园里的什么地方，不应该还没弄清楚就先乱了阵脚。家里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所以，我那一家还是有可能已经逃脱了的。可是，他们在哪里呢？
这时，我丈夫和还有搂着帆帆的丽雅，出现在门口。丽雅只叫出了一声“妈”，她的鹅蛋脸苍白得吓人，两眼在燃烧，刘海和眉毛都被汗水打湿了。
“他们差点儿抓住我们。”耀平告诉我，摇着头发斑白的脑袋。
“感谢上帝，你们都平安。”明妮说。
丽雅告诉我们，他们一听到校园里的骚乱，就赶快离开了东院，跑到没有完工的公寓房后边的一条水沟里，躲在一堆难民中间。我合上了眼睛，两手握在一起，说：“主啊，万分感谢你保佑我的全家平安回来了！”这时，大刘的太太来了，痛哭着说：“他们把我们女儿美燕抓走了！”这女人个子很小，一张圆圆的脸，手按在身体右侧，好像疼得厉害。她的丈夫跟在她身后，极度震惊，说不出话来，脸上全是眼泪和汗水。
那女孩十五岁，是幼儿园里的好帮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两口子。要是我们没有被日本兵扣住，能留在校园里制止他们抓人就好了。现在我们能对大刘和他太太说什么呢？我看了明妮一眼，她似乎也在努力想说点儿什么，却找不到合适的话。但不管怎么样，她必须说点什么。
终于，她发话了：“明天一早我就去日本大使馆。他们必须立刻把我们的人还回来。”
谁也没答腔。
我和明妮一起离开我家，去察看校园里的其他地方，把小南门重新锁好。走到中心楼时，我们碰见了茹莲和另外两个女同事，她们告诉我们，被抓走的女孩共有十二个，楼里的所有难民都吓坏了。我看见燕英——那个化装成一个老男人，一个星期以前来的年轻女子——正拍着她的小妹妹燕萍的后背，低声对她说着什么。那孩子止不住地哭着，可能因为刚才发生的事情，让她想起了自己被毁的老家。我们的周围有骂声，也有哭声。我和明妮也忍不住眼泪了。更糟的是，大多数被抓走的女孩子，我们连她们叫什么都不知道。
南京安魂曲 九（4）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练习馆。让人惊讶的是我们看见娄小姐正在跟路海说话。“感谢上帝你回来了，路海！”明妮惊呼道。“你是怎么逃回来的？”
“我对一个老翻译官说，我太太马上要生孩子了，我还给他看了我跛的这条腿。他们见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所以那个翻译跟一个当官的说了之后，他们看了看我的膝盖，就让我走了。我这条命都是那个大好人老翻译官给的。”
“别的人怎么样了，那个‘运煤工’呢？”
“他们没放他。”
尽管路海声调镇定，我还是看得出来他在发抖。他的两颊青肿，嘴唇乌青。我们四人一起去了校门门房，再一起去了旁边不远他家住的小屋。他太太一见他就高兴得哭了起来，说：“我还以为他们会把你杀了。谢天谢地你回来了！”
娄小姐离开之前，我们一起为那十二个女孩的安全、为运煤工的性命做了祷告。我们的声音多么诚恳，我们多么渴望奇迹会发生。
祷告之后，明妮和我去了校门口。那一夜，我们是在门房过的，就在藤椅里打打盹儿，以防日本兵再来。我脑海里不停地响起一个声音：“主啊，你什么时候才会倾听我们祷告？你什么时候才会显示你的愤怒？”我不时地醒过来，听见明妮喃喃诅咒：“禽兽！禽兽！”
第二天天刚破晓，一阵汽车喇叭声把我惊醒。我一下子坐起来，心头突突直跳，听见卡车呼啸而去的声音。明妮也起来了。我们走出房门，看见路海急奔过来。我们一起奔向大门口。几个女子正摇撼着大门，喊着：“开门哪，让我们进去！”
我们吃惊地看见六个女孩子站在那里，都是头天晚上被日本兵带走的，她们头发蓬乱，脸上全是泪痕。路海立刻把小门插销拔开。“快进来！”明妮边说边朝她们招手。她抱住大刘的女儿美燕的肩膀，对她说，“你父母发现你被抓走了，急得活不下去了。谢天谢地你回来了。”
那戴眼镜的姑娘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明妮又问她们，受到了怎样的虐待。她们都说，日本兵打她们的耳光，掐她们的脸，扯她们的头发，不过除了这些，并没有糟蹋她们。那就是说，她们没有遭到强奸，因为大多数本地姑娘不会直截了当地用“强奸”这个词。明妮得知后很高兴。“真是个奇迹！”她说，而且一定在心里把这归功于我们昨天晚上热切的祷告。
我不敢置信，日本兵什么坏事都没做，就放这些年轻姑娘回来，不过我保持了沉默，不想破坏明妮的欣喜。这些天来令人心碎的事情发生得太多，她也该高兴一下了。
在父母的宿舍里，美燕告诉来看望的人们，日本人把其他六个比较漂亮一些的姑娘送到一家旅馆去了，那里住着一些当官的，剩下她们六个人，又被卡车送回来了。我们已经听说，昨天有很多高级军官到这里来，参加胜利庆典。
南京安魂曲 十（1）
那天早上，丽雅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她说肚子疼得厉害。我摸了摸她的前额和身体——她浑身烧得滚烫。我给她倒了杯茶来，听她说睡裤都湿了，我一看，只见鲜血和内膜在流出来。她流产了！我叫耀平赶快烧一壶开水，我则帮着丽雅脱下衣裤。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我问她。
“昨天夜里。”
“你怎么没跟你爸爸说呢？”
“我以为睡上一夜就会好的。妈，孩子掉了吗？”
“看这样子是掉了。你昨天晚上不该跑得太急，弄伤了身子。”
“我好难受。”她哭起来，眼睛闭上了，“日本鬼子杀了我的孩子，我要跟他们算这笔账。”
“嘘，咱们先把你身子尽快养好了再说。”我觉得自己也要哭出来了，但我尽力眨眼，把眼泪忍了回去。
“我不想活了。”
“别说傻话。全家人都指靠着你呢。”
丽雅在疼痛中呓语和挣扎，我在她身边给她收拾着。我用旧布把流出来的血污接下来，卷走扔掉，又给她洗净，用手巾擦干。我不知道死掉的胎儿是不是全部流出来了，她需要不需要做刮宫，或其他什么治疗。在正常环境下，我们可以去请个专门的护士来，可是现在，所有的产科诊所都关门了。我叫耀平把帆帆交给邻居，然后把丽雅放在他的飞马自行车后座，驮着她去了我们学校的医务室。他们父女俩出门向北，我在后面跟着，一手扶着丽雅的肩膀，帮她坐稳。
护士给她做了检查，说看样子流产是流干净了。即使丽雅需要做刮宫，护士也做不了，她以前从来没做过。丽雅一定要卧床休息至少两个星期，因为一般都认为流产比生孩子还要伤元气。丽雅不能吃辛辣、腌制和生冷的东西，一个月不能跟丈夫同房。我几乎要叫护士闭嘴了，她不知道我女婿根本不在家。丽雅需要吃些有营养的东西，比如鸡蛋、牛奶、老母鸡、鱼类、猪肚猪肝、新鲜水果。可是现在我们上哪里去弄这些东西呀？
不过，我在办公室里存了一小袋小米和一瓶红糖。我把这些交给耀平，让他给丽雅熬些小米粥，再加些红糖。他还会给她烤一些干鱼，保证她吃下去些饭食。把她在床上安置好以后，我就返回难民营了。
明妮要大刘陪她一起到日本大使馆，去抗议他们乱抓女孩子。一开始他不愿意去，两眼在眼镜后面喷出火来。我催促他陪着去，他才答应了。他有君子风度，善于同人打交道，如果他陪着去，明妮会觉得心里更有底。
校门外边聚集了不少上了岁数的妇女，请求放她们进难民营里来。明妮和大刘一露面，人群就安静了一些。明妮走到我和霍莉跟前，我俩一直在劝说这些四邻八舍的妇女们，要她们回家去，好把地方省出来——如果还能有任何地方的话——让给年轻的妇女和孩子们。
“可是我没有地方可去了。”一位六十岁左右的女人对我哭诉。
“他妈的。”另一个声音叫喊道，“日本鬼子连老女人也不放过！丑老婆子也是人。”
明妮对我们说：“让她们进来吧。但要说清楚，她们只能待在室外了。”
“我们已经收了七千多难民。”霍莉说，“如果再让她们都进来，校园里就一块空地也剩不下了。”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开始接收新来者的时候，明妮和大刘出门去了日本大使馆，步行需要二十分钟。我在四年前陪着儿子浩文去过一次日本大使馆，那是座二层的旧楼，那次浩文是为了在日本读书，去申请长期居住签证。他两年前进了大和医学院学习，打算当一名医生。他现在还在东京，我们有七个多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自从战争爆发，他的来信就断了，他爸爸和我都为他担着心，可我们不能对别人说这个，特别是不能对我们中国同事说。我们只求他健康、安全。我丈夫曾经在日本学习亚洲历史，会讲日语，不过他很少使用这种语言。除了吴校长，金陵学院里没有人知道我们一家与日本的纠葛，但我知道，只要我忠实于她，她是会替我们保密的。
南京安魂曲 十（2）
快到中午时，明妮和大刘坐着一辆凯迪拉克回来了。路上他们先去了美国大使馆，那里的一位留守的中国秘书派了这辆车，送他们去日本大使馆，这样去会显得郑重——秘书说，日本人很注重仪式，所以，作为一所美国大学的负责人，明妮去应该排场一些，好引起他们的重视，这样看来，开辆大型轿车去就是完全必要的。看见那辆深蓝色的轿车徐徐开来，停在了大门外边，我把准备拿给饥饿孩子们分的半桶煮红薯递给另一个工作人员，自己走到门前，看着明妮和大刘走下车来。
明妮给了那个中国司机一块银元，可那人把钱推了回来，说：“我不能要您的钱，魏特林院长。”
“为什么不能？”
“我们都蒙了您的大恩。要不是你们外国人留下来，建立了难民区，这里所有的中国人都没命了，就是没被日本人杀死，很多人也得被饿死。华小姐，千万别再给我钱了。”他叫她“华小姐”，是明妮的中国名字“华群”——魏特林的音译。他动了动鸭舌帽，遮住自己含泪的眼睛，低头离去了，一边还挥着手，像是要护住自己扭歪的脸。他把车子开走了，那车篷上插着美国国旗。
他们走进校门，明妮对大刘说：“我没想到今天见到了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日本官员。”
“我还是对他们恨之入骨。”他嘟囔着。
听上去都不像他了，因为大刘是个好心肠的人，有一次甚至跟我们辩论，说亚伯拉罕不应该把儿子伊萨卡祭献给上帝，说至少他大刘本人，是绝不会伤害一个孩子的，更不要说杀害孩子了。我意识到他女儿一定遭到了什么不测，也许被日本兵祸害了。明妮问他：“你为什么这么仇恨日本人？上帝不是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甚至对他们行善吗？”
“那是我做不到的。”
“你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叫‘以德报怨’吗？”
“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报德呢？善良和邪恶必须区别对待。”
明妮没有回答，对他的论点似乎感到惊讶。我反复体会着他的说法，觉得他可能有道理。
后来，明妮给我讲了他们去日本大使馆的经过。她说：“田中副领事答应派一些宪兵来保卫我们学校。他似乎挺有同情心的。”
“除此之外他还怎么样了？”我问。
“他一边听我讲校园里强奸和抓人的情况，一边又是叹气又是摇头。显然他很生气，说东京方面可能很快会发布命令，制止那些士兵的暴行。他告诉我们，松井将军为了士兵的军纪败坏而训斥了有关军官，不过对此田中并没有谈到任何细节。”
“那是机密情报，嘁！”我鼻子一哼。
“看样子是吧。”
我突发的怒火似乎让明妮糊涂了，但我没有告诉她丽雅的流产，不想再给她报坏消息了。
第二天早上，路易斯?斯迈思到我们学校来了，更详细地讲了松井将军的恼怒。路易斯和田中现在很熟悉了。安全区委员会每日一次，有时候是两次，向日本大使馆报告日军的那些暴行。一开始，田中副领事还无法相信，然而一天下午，他亲眼看见一名日本兵朝一个卖布的老人开枪，因为老人不肯让他拿走一个银烟盒。田中向路易斯透露，在一次有二十几位高级军官和三位大使馆人员参加的小型欢迎会上，松井将军落了泪。这位司令官责骂几位将军和校官，说他们毁坏了皇军的名誉。“会遭报应的，可怕的报应，你们懂不懂？”他大喊道，边把拳头往桌上砸，“我发布过命令，南京城里，任何强奸、纵火、屠杀平民都是不能容忍的，可你们却没有控制住你们的士兵。只此一举，一切都完了。”
南京安魂曲 十（3）
会议之后，田中在厕所里听见几个军官议论他们的司令官：“这个老守旧！”还说：“他太老了，太蠢了。退了休就不该再回来。”站在小便池前的一个大佐又说：“他当菩萨倒容易。要是不许当兵的这么干，那我们拿什么犒赏他们？”
田中还告诉路易斯，军方处决中国战俘，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粮食养活这么多人，他们也不愿意费那个事看管战俘。如果是为这个理由，那为什么一开始要逮捕他们？为什么枪毙那么多从来没当过兵的人？为什么杀了那么多年轻男孩子？他们这是要消灭中国潜在的抵抗力量，要把我们吓倒，乖乖地臣服于他们。
十二月二十日早上，日本兵的卑鄙行径仍在继续。路海在校长办公室里找到我和明妮，说有两个日本兵刚刚进了教工楼。教工楼在中心楼北边，相隔只有几步。我和明妮一起跑去。正在上楼梯，就听见一个女声在尖叫。218号房间门前站着一个瘦长的日本兵，抱着胳膊，步枪靠在他身边。叫声是从屋里传出来的，明妮把那日本兵一推就冲了进去，我和另外三个比较结实的年长女难民也跟在她后边。一个日本兵在地板上压着一个女孩，正在那里扭动和呻吟，女孩的脑袋扭过来又扭过去，鼻子里流出血来。
“放开她！”明妮冲上去一把拉住他的衣领。他大吃一惊，慢慢地爬起来，喷着难闻的酒气，蜡黄的两颊松垮垮的。那女孩闭着眼睛，开始呻吟喊疼，脖子上一根青筋直跳。
我把那日本兵的皮带用力一扯，这让他清醒了一些。他提起裤子，朝外走去，不过，还没到门口，他又一个转身，朝明妮伸出手去，咧嘴一笑，咕哝着“谢谢，谢谢”，弄得她摸不着头脑，我也奇怪他谢她什么。她喷火的眼睛瞪着他，他却面无愧色，仿佛强奸一个姑娘只是一点小小的失礼。接着他又向我伸出了手，我也没碰他。这时候，他的同伴进屋来，把他连人带枪拖出屋去了，丢下一个银酒壶在地板上。
“另外那个畜生也强奸了她。”一个女人告诉我们。
“给她打盆水来。”明妮说着，她的眉毛在跳。
“你们今天要守着她，不要让她一个人待着。”我说。
几个女人点头答应。我拣起地上的银酒壶，作为一个证据，我们会把它交到日本大使馆去的。
两个女难民帮着那女孩穿上衣服。这时，茹莲走进来，对我们说，“几个日本兵闯进了西北楼。”
“该死的！霍莉在哪儿？”明妮问道。
“她在图书馆楼。那边也闯来几个日本兵。”
西北宿舍楼在教工楼后边，我们赶到那里时，看见两个日本兵坐在饭厅里，正就着一罐炼乳，大吃巧克力饼干，他们是用刺刀开的罐头。厨房的门躺在地上，门上的合页被弄断了。一看到我们，那两个日本兵赶快起身，飞快地跑出门去，一个人手里抱着饼干盒子，另一个拿着炼乳罐。他们的皮带上都串着绳子，是捆人或捆牲口用的。
整个过程谁也没说一句话。这事让我们觉得，会不会是日本兵配给不足，面临饥饿了。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从老百姓这里明抢暗偷所有吃的东西，甚至是烤白薯和一把花生米？我们在大街上已经好几次碰上日本兵枪上系着鹅、鸭子、鸡，甚至小猪，有些小猪肚皮裂着，内脏都掏干净了。我希望西方记者们会把那些野蛮行径和到处是平民尸体的街道都拍下照片，这些尸体的脸已经变黑了。滞留在南京的记者有五六个，他们设法把这些暴行的文章发给了《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以及美联社。
南京安魂曲 十（4）
第二天下午大约三点钟，一位留着又硬又粗的短胡子、身形瘦长的少佐，带着六个人，到难民营来检查。明妮带他们慢慢走遍了几座楼，我知道她在盼着看到几个日本兵，好让当官的亲眼看看日本部队的士兵多么无法无天。我们走过了艺术楼，那里住着八百多难民，然后进了中心楼，这里是霍莉负责的，住了一千多人。我们刚离开中心楼，正要穿过院子，路海一瘸一拐地过来了（这些天里他经常故意瘸得更厉害），说有几个日本兵正在南宿舍楼骚扰妇女。明妮邀请那少佐和我们一起过去，他同意了。我们动身往南楼走，他带着手下跟着我们，两手背在身后。
在宿舍楼的进门处，就听见楼上传来日本兵的叫声和笑声。我们加快脚步，在楼梯的平台上撞见一群人。一看到明妮和我们身后的军官，两个日本兵放开了他们正从楼梯往下拖着的四位妇女，急忙逃出楼去了。一位妇女，两手仍紧紧抓着光滑的栏杆，恳求说：“魏特林院长，救救我们！他们打我们，强迫我们当着孩子们的面脱衣服。上边还有两个，正祸害人呢。”
“这个我们回头再谈。”明妮说着，快步上了二楼，一个男声正在上边叫着。
进了走廊，我们看见一个日本兵，像个哨兵一样站在一间宿舍的门口，一手攥着步枪，枪托戳在地上。那人想拦住我们，但一眼看见那军官和随从，就改了主意。我们从他身边冲过去，进了房间，看见一个年轻妇女赤身裸体，躺在一块绿色雨布上，一边哭叫一边挣扎，一个络腮胡子日本兵，一手狠插在她两腿之间，发出欢快的声音。一把刺刀就立在她脑袋旁边。我们冲过去，目瞪口呆地看到那日本兵的整只手都插进了那妇女的阴道，她身下是一汪血水和尿水。明妮喊道：“放开她，你这畜生！你没有母亲和姐妹吗？”
那日本兵吓了一跳，抽出手来，站起了身，嘴唇颤抖着还带着笑意。那女子痛楚地呻吟着，合上眼睛把头转向墙壁，只见她右耳下边有一块胎记。如果不是两三秒钟一次的抽搐，她的身子会让我想起一大片正待切割的肉。少校走进屋来，明妮对他吼道：“看看你的人对她干了些什么！”她指着地板上的女子。巨大的愤怒使我的视线一时间都模糊了。
那军官跨步上前，看了一下她被严重残害的身体。然后他转向那肇事的日本兵，劈头盖脸一通耳光，一边打一边还大喊着什么。络腮胡子日本兵站得笔直，满脸是汗也不敢用手去擦，手上还在往地上滴着血水。接着，让我们大惑不解的是，他怀着歉意低声咕哝着什么，侧身走开，去抓起他靠在墙上的步枪，慢慢向门口走去。不等他出门，随行的一个低级军官叫住他，把他的刺刀递给他。这时候，一个中年妇人用一条破毯子把受害的女子盖了起来。
这就完了？我不解。他们就让他这么走了？
“你们为什么放他走了？”明妮质问他们。
翻译也是个军官，对她说：“我们长官已经训斥了他。你看，他也惩罚他了。”
“就没有别的惩罚了？”她说，“你怎么连他的名字都不记下来？”
“当然会有多多的惩戒。”
“可你们怎么找到那人呢？”
“我们认识他。像他那样长络腮胡子的人不多。他外号叫‘产科大夫’。”翻译色迷迷地对我们咧嘴一笑，露出了他的龅牙。我克制住啐他一脸的冲动，移开目光，藏起我的眼泪和厌恶。被残害的女子再次呻吟起来，两手抱住肚子。明妮要另外三个妇女送她去医务室。然后她愤怒地对少校说：“我要向你们大使馆去提抗议。”我们都知道，他们放掉了那个罪犯。
那少校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的脸色发黑，有点儿歪斜。他朝手下挥挥手，他们跟着他走出了房间。
那天晚上，日本大使馆派来了二十五名宪兵。他们的头目把田中副领事的信交给明妮，信上说，金陵学院必须好好招待这些宪兵，彻夜给他们提供炭火、热茶和点心。明妮叹了口气。我们上哪里去弄那些东西啊？另外，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多的宪兵，四个就足够让那些强盗日本兵不敢再来了。这些宪兵看上去有几个很粗鲁，会把女人和孩子们吓着的，我们都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宪兵。也许他们不过是一般部队里被派到大使馆当保安的一群人。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把他们接受下来。
目前，校园里已经住进了八千多难民，看样子还会有更多的人要来的。
南京安魂曲 十一（1）
十二月二十二日一早，娄小姐向我们报告，日本大使馆派来的宪兵昨天夜里在练习馆强暴了两个女孩。他们五个人把两个女孩拖出楼去，在砖头圈起来的椭圆形花坛旁，把她们强奸了。我们震惊又愤怒，可是我们陷入了两难之地，找不到万全之策：为了阻止那些当兵的，我们需要宪兵的守卫，处理这个问题就很棘手。不管怎么说，明妮还是要去向田中提抗议的。到目前为止，光是我们这个难民营就已经有七十多名妇女和姑娘遭到强暴，明妮已经把这些案件向日本大使馆和安全区委员会都提交了一份报告。
上午十点左右，明妮和大刘再次去了美国大使馆，请求出车，到日本大使馆去提交抗议。可是他们在日本大使馆没有见到田中，就求总领事冈崎转告他，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宪兵，六个就足够了。冈崎也是松井将军的外交顾问，尽管他此刻正要赶火车到上海去——他从去年秋天起就居住在上海了——他还是答应明妮会把口信和抗议书都转交给副领事。
这一次，卡迪拉克没有再送明妮和大刘回我们学校，因为司机害怕日本人会把汽车抢走。任何中国人开的车，只要里边没坐外国人，都可能会被没收。所以明妮和大刘是从美国大使馆走回来的，那里离金陵学院大概有二里路。
明妮和大刘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大门外边给一位妇女包扎脖子，她被两个日本兵扎了七刀，但是还有一口气。我在马车上插了一面红十字旗，她躺在马车上，被送到南京大学的医院去了。明妮告诉我，他们在城里看到更多的建筑物被毁，美国大使馆王厨师的父亲被一伙日本兵杀害了，就是为了抢夺老人收藏的古钱币。明妮说：“谁能想象这等暴行啊！我都不知道这座城里还有哪家没被抢过？”
“总有一天我们会跟他们算账的。”大刘咬牙切齿地说。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满腔怒火。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明妮提出，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趟安全区委员会去见见约翰?拉贝，看看他那里有没有本顺的消息，还有五天前被带走的那六个女孩子的下落。我们就去了宁海路五号，那里离我们不远，是一栋庙宇般的建筑，宽大的窗户，琉璃瓦的房顶，曾经是前外交部长张群的官邸，现在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总部。
我们看见拉贝正坐在桌前流泪，两手抱着全秃的脑袋。他本来是一个乐观的人，喜欢开玩笑和说俏皮话，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么忧心如焚过。
“出了什么事，约翰？”明妮问道，坐了下来。
“唉，该死的日本鬼子，他们杀了我的工人。他们骗我，说付给他们好工钱，所以我去找了五十四个人给他们。”
“他们杀了多少？”
“四十三个。”
我们都很震惊，知道拉贝同意帮助日本人恢复南京市里的电力供应，而且已经为他们招募来了电工和工程师。那些人日夜加班，修理机器，让设备重新开始运转。一旦电力恢复，日本人就把他们捆起来，拖到江边枪杀了，说他们曾经为中国政府工作过。
“难道他们就不需要熟手来维修电力供应设备吗？”明妮问拉贝。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才向我的工人们保证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还有很好的工钱。现在我哪还有脸去见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人家会认为我为了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好处，把他们出卖了。该死的日本佬，他们简直是疯了，要不就是杀得住不了手了。”
南京安魂曲 十一（2）
拉贝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本顺和那六个女孩子的消息。在他办公桌上，打字机旁边放着一面纳粹的万字旗，打字机上有一封尚未写完的信。不论何时出去面对日本兵，拉贝都会带上这面旗子，有时候他会冲着正在犯罪的日本兵挥旗。他会叫着“德国人”或是“希特勒”，可是就连这样也没能起到多大的威慑作用。南京陷落前，拉贝曾经给他的元首发过电报，恳求他为中国人出面干预。他甚至对美国人夸下海口，说“只要希特勒一句话，日本人就会老实了”。可是到现在为止，最高元首还是没回应。
“我最担心的是，”拉贝对我们说，“安全区里假如有一个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妻子或女儿遭到强奸，而杀了一个日本兵，整个中立区就会遭到血洗。那样，我们的救济工作就全部泡汤了。”
“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明妮表示同意。
感谢上帝，这里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杀日本兵。这也是因为日本兵从来不单独一人强奸妇女，总是找另外一个人来做掩护。抢劫的时候，也是成群结队地干。
返回金陵学院的路上，大刘对明妮说，“日本鬼子烧杀奸淫，全因为没人能够阻止他们。”他的眼睛里再一次燃起火来，他已经变得疯狂。
我知道，他的女儿美燕一定是受到了伤害，可是当着明妮我什么也没说。她依然相信我们的祷告使奇迹发生了——六个女孩平安回来，没有受到伤害。
那天晚上，那二十五名宪兵又到我们学校来了。我们不知道总领事是不是把我们的口信转告给田中了。明妮同霍莉和我交换了意见，我们都觉得，让宪兵住进学校来还是明智的，有他们在这儿，至少可以使日本兵不能随意闯进来。明妮努力说服了那些宪兵，就守在校园外边。从今天起，马路对面对着校门的一间房子里，会为他们生一个大炉子，那里还备好了茶、葵花子，还有学校伙房给做的豆沙馅饼。这些东西似乎让宪兵们高兴了一些，也许他们就不会再溜进校园来糟蹋妇女了。明妮相信田中一定训斥过他们。
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为止，校园里已经接收了一万名难民。事实上，我们已经没有数了，再也无法对人流保持记录，所以实际数字可能还不止一万。单是艺术楼里，就住进了一千多人。茹莲说顶楼上住了大约三百人，明妮感到有些担心，但她没坚持要统计人数，因为有的人并不通知我们就离开。
每当下雨或下雪天，所有难民都挤进室内，很多人夜里没有地方躺下，只能坐在楼梯上和走廊里。白天，很多人就在室外闲逛，只要在那儿有一小块地方落脚就知足了。明妮曾经住着一套三间的公寓，可现在她只剩下了一间房，其他两间都腾出来给带小孩子的妈妈们了。她告诉我说，有时候半夜里她会被婴儿的哭声吵醒，觉得很烦，可是我看到她每次早上起来，总是愉快地和那些妈妈们打招呼。
我们最大的难题，是让这么多难民都能吃上饭。可大米从来都是不够的。更糟糕的是有些人得了双份，另外有的人一整天都没饭吃。粥场开门时，大群的妇女蜂拥而来，很多人懒得排好队，对别人连推带挤。一连几天，霍莉、娄小姐、我，还有另外几个年轻职工，为了让难民们在吃饭时间排好队伍而费了不少劲儿。几天后我们取得了一些进步，分派了很多年轻难民，负责看管大家在粥场外边站好队。
对于那些身无分文的难民，我们分发了食品券，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难民都是免费吃饭。可还是有些人没力气排到粥桶边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便在她们的袖子上缝上红标签，下午饭开饭的时候，她们就可以走到队伍前头——用这样的办法，她们至少能一天里吃上一顿饭。
南京安魂曲 十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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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安魂曲 十二（2）
我很担心，不过一句话也没说。他们真的打算招募些妇女来开妓院吗？我听说过日本军队里有那种服务，可是他们怎么能知道谁是妓女？再一细想，我想起来，在难民中间看到过几张化过妆的脸，尤其是在粥场总是抢前或插队的那两个女人，到了这里她们还每天抹口红、画眉毛、在脸上扑粉。更糟的是，她们的香水发出一股烂菜叶子的味儿。那两个穿着艳丽缎子长袍的，如果能挣到钱，说不定还愿意干她们的老本行呢。
中佐在等着。明妮该说什么？她征询地看看我，但我垂下了眼睛，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些日本人果真能看出一个妓女和一个良家妇女的区别吗？他们要是选错了人可怎么办？他们可能会故意选中一些纯洁的女人。
明妮终于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看出来谁从前干那种工作。”
中佐发出一阵狂笑。“不必担那个心。我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可以看出她们来，非常准确。”
“你们计划为你们的娱乐事业要多少女人？”
“很多，越多越好，但是从你们这里要一百人。”
“这里根本没有那么多妓女。”
“一定有的，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找出她们来。”
“不过，有一个条件，那些女人一定得是自愿重操旧业的。”
“当然，除此之外，她们还可以得到很好的报酬。”
“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找她们。”
突然，外边传来一个女声的尖叫，接着，四处响起了叫喊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日本兵已经闯进校园来抓妇女了！明妮和我都惊恐地意识到，那中佐是把她拖在这里，而他的手下就去行动了。我们怎么能制止他们？门被两名军官堵着，其中一个脸上有一片弹片留下的疤。
明妮站了起来，走到窗户边朝外张望，我也跨步上前和她一起看。只见外边的日本兵正在拖走一些年轻妇女，被拖走的，似乎都是身材不错和相对漂亮的。有些在哭叫，拼命要挣脱出来，一个脸蛋挺清秀的女子在艺术楼前抱住了石狮子的前腿，尖叫着不肯放手。一个日本兵在她肚子上猛击了两拳，把她打得松开了石狮子，被拖走了。一个梳着两把刷子辫的小女孩追着他们，疯狂地呼喊着，可是两个年岁大些的女人把她拉住了。我认出来了，那个年轻女子是燕英，那个小女孩是她妹妹燕萍。
明妮猛一转身，气急地冲那中佐说：“这是绑架！我要到你们上司那里去抗议。”
他轻蔑地一笑，一边嘴角翘上去。他说：“随你的便。”说着把头一摆，羊皮手套一挥，趾高气扬地走出办公室，他手下的人都跟着他离开了。翻译官朝明妮挥挥手，摇了摇他那双下巴的脸，什么也说不出来，朝门口走去。
明妮跌坐在椅子里，哭了起来。“我们该怎么办，安玲？”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继续说：“哦，我根本就不该让他们去挑女人。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在你还没答应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抓人了。”我说。
“那不是借口。我怎么会这么蠢呢？”
“你允许不允许，他们都是会抓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
“哦，我该怎么办？”
“这不是你的错。好啦，你现在别这么说了。我们必须去看看校园里的情况。”不等她回答，我就冲出门去，向各个楼里的员工打听情况。
这一次，我们失去了二十一名年轻妇女。
尽管明妮参加了路易斯、瑟尔、普莱默他们的圣诞晚餐，她对节日却一点儿兴致也没有。老廖带来一株冷杉，布置在她房里。明妮喜欢园丁安排的这棵树，树下的蜡烛和基督诞生场景的装饰，可是这些都没法使她高兴起来。她说自己精疲力竭，四肢无力。一看到她，一群姑娘便问道，日本兵会不会再闯进来，再抓走七十九个“妓女”，去凑够一百个。她高喊道：“除非他们踩着我的尸体进来！”可她们还是一副不敢相信、惊恐万分的样子，人们也不断地谈论着那些被日本兵抓走的妇女们。
圣诞节过后，明妮在床上躺了三天，喉咙疼痛，眼睛发炎，身心极度疲惫。她虚弱得连笔都拿不住了。可她还是想代表一些难民给日本大使馆写封信，控诉他们的家人被日本兵抓走了。她答应过要替她们去说情，尽管她对我说，这无济于事。
南京安魂曲 十三
圣诞节过后五天，明妮去日本大使馆递交了那封信。她刚刚回来，那个俄国小伙子寇拉就带着两个盲人小女孩来了。两个女孩一个八岁，一个十岁，都穿着破破烂烂的长袍，脚上的靴子都太大。小的那个握着根竹笛，大的那个提着把二胡。自从去年夏天来到南京城，她们跟着一支小乐队，就靠在茶馆、露天剧场等地方表演，勉强活了下来。现在乐队里的人抛下她俩都逃走了。寇拉在中华女中的门外偶然碰见她俩，就收留她们住了几天，给她们的赤脚找来羊毛袜子和靴子。他想到我们这里也许更适合她俩，所以就带她们来找明妮，她除了接受别无办法。
寇拉常说他不喜欢中国人，因为他被一些中国商人骗过，但是他对外国人说，一旦南京陷落，他留在这里或许会有些用处。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开了一家汽车修理行，即使在目前的局势下，生意仍十分兴旺。他一度相信，号称“亚洲的希腊人”的日本人应当统治中国，而且能使这个国家成为发展生意的好地方。可是日本兵的暴行令他惊骇不已，所以他加入了安全区委员会，来帮助难民。因为懂一些日语，他可以当当翻译。
“谢谢你，魏特林小姐。我没办法收留她们，”他用中文说道，把两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朝明妮的办公桌前推了推，“只有你可以给她们一个家了。”
“金陵学院也被日本人毁得差不多了。”明妮转向两个女孩，拉起她们裂了口子的小手，说，“你们在这里很安全。不用害怕。”
她叫我在主楼里把她俩安排到特别房间去，但我要去照料一个待产的年轻母亲，所以霍莉带她俩走出办公室，拉着她俩的手，三人一起走了。
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那天晚上，我们二十几个人聚在饭厅里，一起听他讲。他现在可以正常吃饭了，但还是不敢迈出校园半步，白天里一睡就是很久。
他说：“那天下午，魏特林院长要我把到咱们学校里随便逮人的情况报告给拉贝先生，我就跑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我就要到那儿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了，一个用刺刀对着我肚子，另一个把枪戳在我背上。他们把我的红十字袖章扯下来，朝我脸上打了好几拳。然后他们把我押到了白云寺……”
一连三个晚上，他给不同的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有时候他说着说着，会突然中断，可怜地抽泣起来，两条瘦胳膊控制不住地打颤。有时候他会自己发起抖来，仿佛有人要来打他。我们每天用茯苓、枸杞子什么的给他熬些中药，帮他安神入睡，恢复神智。
几个星期后，他才好些了，但还是不敢走出学校的大门。明妮告诉路海，只给他派些校园内的活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