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和我发现她后他就去打了一通电话，接着我们，他和我，就一块儿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我们让她独自躺在那儿———似乎这样比较尊重她。我们安静地坐着，等着警察和医护人员的到来。我们没说话。
餐厅里，那农庄的秋色没有改变。母牛依旧投下橘黄色的影子，大树上依旧长着黄叶。老爸一本正经地啃着牛排，对那些好吃的薯片却碰也不碰。我吃完饭，把盘子拿到厨房里，叠在已垒成堆的脏盘子上。一只巨大的彩虹色苍蝇兴致勃勃地在四分之一块已发黄的圆形肥羊肉上飞着。窗帘上依然印着蓝茶壶的图案。
爸爸睡下后我就起来在屋里走动。今天下课后我买了一剂右旋安非他命[服用后会产生高度兴奋]，本想把屋子收拾收拾，结果却陷在了音乐中。两支大麻烟也没消除掉那兴奋劲儿，睡觉根本不可能，于是一等爸爸喝完酒，上了床，我就在屋子里溜达起来，我的脑袋像电灯泡一样闪耀出强光。在这越发明显的凌乱下面是一座房子的完美复制品，就像他们在小城市的博物馆里搭起的历史建筑的翻版。这是他们的客厅，一只樱桃红沙发，过去还觉得它太显眼呢；还有一只旧的铜澡盆，我们用壁炉生火时就把木材放在这澡盆里。这儿是前门，黄色的橡木门，上面镶着单独的一块毛玻璃，透过它可以看见外面的生人，但看不清是谁。这里还有间娱乐室，衬着墙裙，棕色的漆布地面上有一块像靶心似的碎呢地毯。
那起事故发生过后，我爸想把房子卖掉。可是六个月过去了，只有一个感兴趣的买主，而且只肯出市价的一半多一点。克利夫兰的这块地方没多大发展前途。
我的脑袋里播放着音乐。我走过门厅来到爸爸的房门口。我的脑袋是一台开着的收音机———一时间我觉得这音乐会把他吵醒。我站在他门前，看着那木质门的纹理。我打开门，蹑手蹑脚地走进去。
爸爸呼吸的声音很响。他的数字钟啪嗒啪嗒地闪烁着红色的秒数。我站着，就这么站着，时间在床头柜上不断流逝。我脑袋里在播放《水中呼吸器》。在那一时刻，我觉得自己在精神状态上像个杀手。我可以把他的脑袋拿在手里，抚摸他毫无生气的黑发。我可以一拳打在他脸上，感觉到他的牙齿像糖块一样破碎开来，并听见它们散落在地上。我感受到世界黑暗的寂静，以及自己体内的光和声在噼啪作响。我有了穿太空服的感觉。
我本可以杀了我老爸。现在，就是现在，我可以悄悄走过去，把一只枕头压在他脸上。他醉得根本无法招架。我能看见自己正在这么做。这部电影在我脑子里放着，配音是杰斯洛·塔尔的曲子。一只雪白的枕头，还有我用自己的身体按住他的身体；他稍作挣扎就灵魂出窍了。“水中呼吸器，我的朋友，别这样不安地跑开。”
要么我也可以在他忧愁的脑袋上亲这么一下。他喝了那么多，肯定也不会醒的。我也可以钻进被窝跟他躺在一起，陶醉在温暖的麝香味、威士忌的酒味、腋下的体味以及不列颠斯特林牌男士香水的气息之中。我在他床边站了一分钟，考虑着种种可能的事。
我最后终于做的事情是离开。我出了爸爸的房间，走过门厅，穿过前门，来到克利夫兰满天星斗、街灯照耀的夜色中。
格洛弗家离这儿不到一英里，是一幢有菱形窗框的房子。一架白柳条编的秋千在屋前游廊里吱吱嘎嘎地摇着，跟冰条一样松脆。我站在蝴蝶花丛中看着他们的房子。现在是六月初；花儿在我膝盖周围说着悄悄话。我像小偷似的躲在阴影里，仔细察看他们的房屋。乔纳森的窗子里亮着灯，那是他床头的鹅颈管台灯发出的微弱白光。他在读学校要求读的约翰·斯坦贝克作品，然后他会把故事讲给我听。我在一棵桑树后面蹑手蹑脚地走。厨房的灯将一块长方形的光投在草地上，艾丽斯正在擦汤匙，并把杯子码整齐。我看不见她，但我知道她的动作———做事麻利可靠，就像科学本身，尽管与其说她喜欢条理，不如说她更看重完美。那些铁锅总是上好了油，但星期天的报纸到星期三晚上还会搁在起居室里。格洛弗一家住着一座很殷实、不特别干净的房子，不能说有多整洁。有些东西留在这儿后就不会给扔掉。
我在黑暗中呼吸着，等她关掉厨房灯并上楼去。内德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悄悄地绕着房子转到另一面，正好看见她卧室里的灯亮了。我看着她的窗户，我也看着那些空房间的窗户。在两扇黑洞洞的窗户后面是餐厅闪烁着微光的黑暗，那里的银茶具发出冷冷的光芒。在第三扇较小的窗户后是洗衣房，散发出洗涤剂的气味。楼上，艾丽斯的影子在窗玻璃上闪过。
我边等边看着，直到内德的车开了过来。我看见他从车库走到前门，他的白衬衫在游廊的灯光中显得很耀眼，他衣袋里的硬币丁当作响。内德用维他利斯发乳把头发梳得油光可鉴；他穿一条桑萨贝尔牌便裤。我听见钥匙插入门锁的声音———钥匙与锁配合得恰到好处。他熄了灯走上楼。我感觉得到他的踏步声。艾丽斯正等着他，她的头发在脖子后面盘起。乔纳森仍在他屋里看书，读着他明天要说给我听的故事。
我坐在树丛中，直到每一盏灯都熄灭，直到这幢房子全安静下来准备过夜了。然后我慢慢地绕着它走了一圈，满天的星星在头顶闪耀。在我们之上，许多恒星变成了新星，接着又坍塌，在银河系中打出许多个洞，将它们的光拉进另一个世界里。下面，就在这儿，在地球上一个蚊子和蛐蛐嗡嗡叫的夜晚，我环绕着格洛弗家的屋子运行。
艾丽斯
博比的声音里没有了那种懒洋洋、呆板的腔调，换之以孩子气的轻快节奏，他用高音来结束每个句子，结果每个陈述句听来都像是急切的、带试探性的问句。他那让人惊讶的长发给理发师剪掉后看起来跟平常少年的风飘式短发没什么不同，很容易就翘了起来。有一天中午，当他站在我们门前咧嘴笑时，我看到他已用一种不易察觉的肉色膏药涂在了粉刺上。
不过，他从没有能完全转变过来。他保留了一种暗藏的、有些危险的品质———某种贪婪、警觉的东西。当他在饭桌上舔盘子，还有当他总是坚持对人恭恭敬敬时，这种品质便流露出来。只有逃犯才会从早到晚都表现得彬彬有礼、无懈可击。而且，博比想努力变成另一种男孩，可这种男孩从来不会像他那样跳舞。
他开始把他认为我会喜欢的唱片都带过来———一种比乔纳森喜欢的更甜美、更富旋律的乐曲。他不时地会从乔纳森的房间向下叫道：“格洛弗太太？要是您不太忙的话，上来听听音乐怎么样？”而我几乎总会上楼去。我能有多忙，不就是做饭、洗衣吗？
我知道了一串新名字：乔尼·米切尔、尼尔·扬、波茨·斯加格思。有时候我什么活儿也不干，就坐着和小伙子们一道听。有时候，当一首活泼欢快的曲子放出来时，我便接受博比的邀请翩翩起舞。
他跳舞是值得一看的。他的节奏感绝非来自克利夫兰坚如磐石的雪块和古板的箱形树篱。他是个有独创性的舞者———他的臀部摇摆时带着显而易见的性感，却优美得不让人觉得是淫荡，而他的四肢以其特有的轻快和令人惊讶的方式划开了我儿子房间里被禁锢的空气。一旦歌曲结束，他就会笑笑，耸耸肩，仿佛跳舞是有些让人难为情的智力不行的表现。他会明显地又变成一个平常的郊区男孩，就是人们认为母亲们会喜欢的那一种。
有时候乔纳森会满不情愿地跟我们跳一阵，有时他就闷闷不乐地把双膝抱在胸前。我不是傻瓜———我明白任何一个十五岁的男孩都不会欢迎自己妈妈参与他的社交活动。可博比执意要邀请我。而且，虽然乔纳森和我有母子关系，但我们也一直是好朋友。我的结论是接受博比小小的礼物———音乐和舞蹈———没什么关系。我自己像乔纳森这么大时也有点野，而那时离现在还不算久。
乔纳森公然对抗学校的着装纪律，长发差不多留到了肩膀。他在牛仔裤上缝了几块色彩鲜艳的布，还固执地穿着博比的旧茄克，甚至衣袖磨破了也舍不得脱。他在家基本上不说话。有时他的沉默表示他在生闷气，有时仅仅是茫然若失。乔纳森没法使自己与我形同路人，尽管他努力去这么做。我太了解他了。他跳舞跟他爸一样犹豫而笨拙，而他装出来的那种无礼的坏脾气一眼就能看穿。一不留神他就会滑进对我的默然认可中。他会跟我们一同微笑，然后又记起来把脸沉下。
一月的一个晚上，博比叫我上去听一张范·莫里森的新唱片。我和男孩子们坐在地板上，随音乐点着头。博比挺直了腰，紧靠我左手盘腿而坐，像练瑜珈功的人在冥想。乔纳森远远地坐着，闷闷不乐地弓着背，肩膀耷拉下来，双臂环抱着膝盖。
“这真不错，”我说，“我喜欢这个叫范·莫里森的。”
“好男儿范？”博比咧嘴笑了。有时尽管他很小心地想把话说清楚，但他的意思仍然让人琢磨不透。我常常只是点头微笑，就像我面对的是说着模棱两可的英语但态度显然又十分友好的外国人一样。
有些时候，甚至在博比冲口而出、语无伦次的话中，我也能理解他。他是个外来者，竭力想和本地人融合在一起。我自己不也曾随丈夫迁居到这冰天雪地的北方么？这里与我同年龄、同地位的妇女大多体重不少，识字不多。再早些年，当我仍在努力去适应新环境时，家长—教师协会和信教联合会里的女人们给过我一些菜谱，教我用布丁和糖果做冻糕，做泡过芥末和葡萄浆的牛肉香肠。我无法怪罪博比，因为他也难以适应本地人得过且过的方式。
“范挺好，”乔纳森说，“要是你喜欢这类人的话。”
“他属于哪类人？”我问。
“嗯，有点像民歌手。那种老派的情意绵绵的风格。他是个好心肠的老小孩，唱着对一个好女人的爱。”
“我不这样想，乔恩，”博比说，“他，你知道的，比这还要强些吧？”
“他是不错，”乔纳森说，“就是有些哭哭啼啼的。妈妈，我放点真正够味儿的怎么样？”
“这个已经很好了。”
乔纳森看了看博比，后者的微笑带上了一些僵硬和担忧。“那是你的看法。”乔纳森说。他站起身，没等一首歌结束就把唱针从唱片上拿开，并从贴墙放唱片的一排橘黄色木箱里取出一张换上去。
“这是吉米·亨德里克斯，”他宣布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已故吉他手。”
“乔恩。”博比说。
“你会喜欢的，妈妈。真的。我把音量稍微调大些，因为你得将声音放得很响才能听吉米的曲子。”
“乔恩，”博比说，“我不知道这样———”
乔纳森把唱针放上去，屋里顿时发出震耳欲聋的电吉他弹奏声，像受折磨的野兽发出的号叫。一把低音吉他开始砰然作响，声音那么大，那么持久，我能感觉到它沿着脊柱透上来。我觉得自己的头发似乎也给弄乱了。
“不错吧，嗯？”乔纳森嚷道，“吉米是最棒的。”
我们的目光在声音的风暴中相遇了。乔纳森的脸变得潮红，眼睛闪亮着光芒。我知道他需要什么。他要把我轰出去，让我颤抖着跑下楼，回到我熟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家务领地中去洗脏盘子，去开动吸尘器。唱片中一个男人的嗓音在唱：“你知道你是个让人心碎的小可爱。”
“最棒的，”乔纳森叫道，“比好男儿范强多了。”
我作出了一个决定。我起身说：“博比，咱们跳舞。”
他立刻跟我跳起来。我们一起在纷乱的音乐中跳着。这曲子并不赖，只要你不停地扭动就行了。它给你一种凌空的、受到冲击的感觉，困在上升气流中的麻雀也一定有这样的感受———觉得遭到了袭击，同时也获得了解放。你可以冲着这音乐尖叫。它几乎把你的胳膊托到了空中。
我从眼角看到了乔纳森的失望。他妈妈没有在他强硬的音乐面前退缩。我又一次看见了这正在成熟的男人体内的孩子———他在那一刻的表情使我想起以前他跳棋下得不对头的时候，或没有人落入他愚人节圈套的时候。如果他允许，我真想伸手去拧一下他的脸蛋。
很快他也跳起来。他还能做什么？当我们三个随音乐摇摆时，小小的屋子就同时代广场一样拥挤，也跟那里的气氛一样热烈。吉米·亨德里克斯吼着《狡猾女人》，这名字在我听来十分贴切。一个年纪稍长的聪明女人，她没那么容易就给吓着。她可不会就这么退到无聊的家务劳动中，也不会就此开始越发地肥胖。
之后，我去的次数更多了。我抛弃了过去等待邀请的那一套。我们似乎已越过了那一阶段。当我有什么平常的事需要上楼做时，我就敲门进去听一两首歌。我从不待很长时间。
有天晚上我敲门时，觉察到门里有慌乱的脚步声。两个人都没来开门。我想我听见了他们在耳语。然后乔纳森叫道：“进来，妈妈。”
我一进去就闻到了———那种带甜味的气息。屋子里充满蓝色的烟雾。博比惊慌失措地站着，乔纳森照旧坐在他挨着散热器的位子上。博比说：“啊，格洛弗太太？”
乔纳森用平静的、几乎是和蔼的语调说：“进来吧，妈妈。抽一口。”
他的手拿着一支已点燃的自制烟卷朝我伸过来。
我犹豫地站在门口。有好一会儿我失去了往常的个性，只是踌躇着，像幽灵般不动情感地看着儿子递来一支模样古怪、令人觉得忧伤的烟，烟头在那盏棒球形台灯昏暗的光线下闪着橘色的余焰，台灯是他七岁时我买给他的。
我知道他要我干什么。他想让我表现出震惊和恼怒，或者至少也要轻柔但坚决地对他说我的忍耐是有限的。不管哪种方式都意味着我们亲昵关系的终结———我们的即兴舞会的终结———而一段更严肃、更正经的时期将随之开始。
当沉默即将被打破时，乔纳森又重复了一遍他的邀请。“试试看，妈妈，”他说，“要不然你怎么才能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呢？”
“你父亲知道了会得心脏病的。”我平静地说。
“他不在这儿。”乔纳森说。
“格洛弗太太？”博比无可奈何地说。
是他的声音使我作出了决定———他读我的夫姓时那种胆怯的语调。
“我想你说得对，”我说，“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呢？”
我向屋里跨了三步，接受了那支小小的、忧伤的烟。
“好姑娘，妈妈。”乔纳森说。他的声音快活而晦涩。
“你们怎么做的？”我问，“我连一般的烟都没抽过，你们知道的。”
博比说：“呃，不就是把烟吸到肺里，然后保持在那儿，时间越长越好？”
我把香烟拿近嘴唇时，意识到自己穿着淡蓝色罩衫和裹身围裙站在儿子的卧室里，平生第一次准备干明摆着是违法的勾当。我吸进去了。烟又呛又苦，使我几乎要窒息。我流出了眼泪，也无法像博比说的那样将烟保持在肺里。我立刻吐出了一团浓重的烟雾，它悬在空中，外形参差不齐却很完整，过了整整一秒钟才开始散去。
可孩子们仍欢呼起来。我把烟递给博比。
“你成功了，”他说，“你成功了。”
“现在我可以说我没有白活了。”我答道。我的声音听起来嘶哑、勉强。
博比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香烟敏捷而轻松地吸了一口。那烟头重又燃起来。当他呼气时，只有一股纤细的半透明的烟逃逸到空气中。
“看见了吧？”他说，“你得，像这样，保持得稍微长些？”
他又把烟拿给我。“再来一口？”我问。
他耸耸肩，用他那种恐慌、困惑的神情嘻嘻笑着。“是啊，妈妈，”乔纳森说，“你把这支大麻烟抽完，只来一口没劲儿。”
大麻烟。这叫大麻烟，不是香烟。
“好吧，再来点。”我说。我又试了试，这一次我终于让烟在肺里待了一会儿。可我吐出来的还是乱七八糟的一团，一点儿不像博比那种优雅的灰白色航迹线。
我把烟还给他。乔纳森说：“嗨，我也在这儿哪。”
“哎哟，对不起。”我递了过去。他贪婪地接着，就像他从前接受我买东西时给他带的小玩意一样。
“这到底会怎么样？”我问，“我得准备好对付什么样的反应？”
“只会让你发笑，”博比说，“只会，你知道，让你感到高兴，还觉得有点傻？”
“没什么大了不得的，妈，”乔纳森说，“羊羔排不会开口对你说话，不会有这种事。”他熟练而迅速地吸了一口，接着把烟递给博比。博比再传给我时我摇摇头。
“我想已经够了，”我说，“帮我个忙吧。”
“嗯哼？”博比说。
“给我放一首劳拉·尼洛的歌，然后我就去干活。”
“没问题。”他说。
他放上唱片，我们三个站着听。我等待着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当曲子结束时我明白大麻根本没什么效果，除了在喉咙口弄出点干辣的刺痛以外。我既放了心，又有些失望。
“好了，”我说，“感谢你们的款待，小伙子们。”
“随时欢迎，妈妈。”乔纳森说。我听不出他真实的意思。也许是嘲弄，或是恐吓，或仅仅是友好。
“不能和你爸说一个字。”我说，“你保证？你发誓？”一时间我以为大麻终于起作用了。但那只不过是一阵内疚涌了上来。
“我保证，”他说，“我发誓。”
博比说：“格洛弗太太？这真的很棒。你很……不知道怎么说。真棒。哟！”
“哦，叫我艾丽斯，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对他说。然后我离开了他们。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又尝了一次麻醉药(那叫麻醉药dope，不叫大麻)，并发现如果你不停地抽，它确实会有作用。它让你头晕目眩，感觉到一种愉快的朦胧。它使你的注意力不再那么敏锐。
二月的一个星期三下午，寒冷的冬雪铺满大地，我和乔纳森、博比坐着分享一支烟。那是我抽的第四支，而我也掌握了些技巧。我把烟留在肺里，感受着它的沉重和那药草的热气。立体声音响里，鲍勃·迪伦在唱《北国姑娘》。台灯的亮光抵御着下午昏暗的天色，并使镶木墙镀上了一层富丽的、如蜂蜜般的深黄色。
“你们要知道，”我说，“这应该合法化。它很香甜，又没什么害处，对吧？”
“嗯哼。”乔纳森说。
“哎，应该合法化，”我说，“要是尼克松也抽一点，世界将会更美好。”
博比笑了，接着扭头不安地看看我，想确认一下我是不是在开玩笑。他的表情那么犹疑———对于最简单的交际活动他也要苦苦思索一番———这让我笑了起来。我的笑激发出他更多的笑，乔纳森也笑了，笑自己正在想着的滑稽事情。这是大麻最棒的特点之一：在它的影响下你能够为任何小事发笑，而一旦笑起来，你随着自己目光的游动就可以感觉到它的作用无所不在。所有的东西都显得那么荒唐可笑———乔纳森书桌上的佛形香炉，立在一个发条驱动的草裙舞女旁边；博比的鞣革羊皮鞋，它们不再那么桀骜不驯，而是俯首贴耳地趴着。
在那些日子里我有时会想起《彼得·潘》里的温迪———居住在岛上，照管着一群迷途的男孩。我可没有让自己去当一个十足的傻瓜。我没有买薄纱短裙、印第安珠宝或是墨西哥凉鞋。我没有把头发留长，让它迎风狂舞。可现在的感觉的确不同了。我有了个新秘密，一个更好的。以前，我的秘密仅仅是害怕性生活，以及对同邻居打交道没有丝毫兴趣。我感到自己虚弱、消瘦得几乎是透明的，体质单薄，天气一冷就头痛，热了鼻窦便发炎。可这个新秘密令人情绪高涨，精神振奋———如果被发现，我会成为附近地区的丑闻。在我走过超市货架中间的通道时，这个秘密让我觉得温暖。我是个和儿子一起吸毒的母亲。当地的女人———那些铁丝手推车里装满了果汁软糖和冰淇淋，装满了鲜粉红色午餐肉和加糖麦片的大个子———会认为我不称职、可耻、堕落。我感到年轻、纤弱，眼看就要走入歧途。来克利夫兰这么多年后，竟还有一种生活在等着我。
还有，也许最好的事情是，我发现用过麻醉药后，我可以和内德做那种事了。麻醉药使我放松，这样如果他用嘴紧贴住我的嘴，或毛手毛脚地摸我，我都能以一种慵懒、舒展的状态去应对，这和我以前指的用欲望唤起感觉迥然不同。性爱总是在身体里产生一种不舒服的紧张，它使得快感迅速变为慌乱，再由慌乱变成疼痛，结果每当内德汗淋淋地进行到最后时，我就紧张而怨恨地躺在他下面，默默地说：“结束，结束，结束吧。”现在我能够以一种懒洋洋的心绪接纳他，既不会有痛快淋漓的愉悦，也不会有痛苦，而分明感到一阵瘙痒，它使我觉得有点滑稽。麻醉药使得性生活不再有什么重要：它把这种行为本身从一种被过分强调的职责降格为一出小小的、幽默的、可以说是甜蜜的肉体喜剧。这就是内德，只是内德而已，低着头弓着背，呻吟着；一个长大了的、动作笨拙的孩子。这是内德，而这是我，一个能使自己惊讶的女人。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春天。在我的新生活中我体态妖娆，无视正统思想，自由散漫，并且在性生活上显得相当慷慨———我变成了我想扮演的角色。这个角色度过了冰雪消融的初春和大地初披新绿的四月，那时节，后院的梨树怒放出雪白的花朵。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六晚上，我做好火腿后便到外面去看那棵梨树。已近半夜，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内德为了与商业大街上新开张的影剧综合中心竞争，不得不在周五、周六增设夜场。博比和乔纳森不知上哪儿去了。
我在厚运动衣外罩了件内德的旧毛线衫。空气里闻得出潮湿、新鲜的泥土气息，梨树亭亭玉立于我们的小院子中，像婚纱一样华贵和奇特，那些花儿散射出微弱的白光。我在厨房的台阶上站了一会儿。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天晴朗得足以使银河系的光带现身于满天星斗中。那个夜晚，甚至我们寒伧的后院也显得充满着新生的希望。倘若未来是一个国度，那么这就将是它的旗帜：群星衬托下一棵开花的树。
我踏上草坪，尽管我穿的鞋在这种天气里太过单薄。我想感受一下走过霜冻的草地时脚下发出的咯吱声。我在树的枝条下踱步，走过郁金香苗圃，它们已从土里冒了出来。到了梨花凋谢之时，紫丁香又将盛开。有一天我们将会住在一幢临水的房屋里。我用手指拂过一根矮枝的鳞状树皮，将几朵松脱的花抖落到我头发上。
我在外面待了一段时间后才注意到男孩们正坐在我车里。它泊在车库和房子中间的砾石空地上，上面有铝制的天篷遮蔽着，藏在黑暗深处，要不是我正好站对了位置，我是根本看不见他们的，他们的脑袋只是在后窗和前面的挡风玻璃之间显出的两个侧影。
他们出现在这儿给我的感觉古怪而奇妙。也许他们正玩着驾车横穿全国的游戏。已被夜色深深迷恋住的我此时找不出什么问题来问。能看见他们似乎仅仅是运气比较好。我们可以一块儿抽大麻，把梨花抖落到我们头上。我毫不犹豫地向车走去。当我走近时能听见收音机里传出的摇滚乐。德里克与多米诺兄弟乐队，我想。我跳到驾驶座的车门旁，打开门说：“嗨，能搭个车吗？”
我们三个一时全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只有吉他的喧嚣充斥在这沉默中。带甜味的烟从车中飘出来。乔纳森坐在司机的位置上。我看见了他的阴茎，苍白色的，挺立在星光中。
“哦。”我说。只说了那么多。
他的眼睛从眼窝里向前突，仿佛后面有什么在挤压它们。即使在那个时刻，我也能极清楚地回想起他两岁时在超市货架的过道里，因没有得到一包淡粉红色的糖而显出的相同表情。
“走开。”他颤抖的语调带着对情绪的抑制，从乐声中刺出来，像是穿过浓雾的钢丝。这完全是成人的嗓音。“你竟敢这样闯进来。”
“乔恩？”博比说。他把牛仔裤拉上，可是在此之前我也看到了他的家伙，比乔纳森的更大、更黑。
乔纳森一摆手，像是要把自己的名字撇开。“快走啊，”他说，“你听见了没有？懂不懂？”
我惊讶得找不出话来反驳。我就关上车门，回到屋里。室内明亮而温暖。我站在门厅喘着气。我用极为清晰的目光看着空荡荡的起居室：茶几上展成扇形的几本杂志，仍带着胳膊肘压痕的靠垫。一只苍蝇沿我祖母的青瓷花瓶的曲面爬了半圈。
我上楼去洗热水澡。这是我惟一能想到可以做的事。当身体沉入水中时我感到一阵轻松。这才是真实而确定的———热水，烫得稍稍有点不能消受。我的脚感到灼痛，好像被针扎了。我的大腿、臀部和性器官仿佛要被揭去一层皮，但我坚决地忍着。我没有从热气腾腾的水里站起来。
这并不完全是吃惊。不是完全对乔纳森感到惊讶。我应该知道的。可是我从未有意识地想过：“我儿子不会结婚。”我只想过：“我儿子比其他男孩要柔弱、善良，情绪更容易激动。”这些都是他的优点。我知道男孩子的粗暴和讨厌在他的天性中是没有的。我将身子更深地沉入浴缸，使得热水漫过了肩膀，烧灼着我的下巴。当水开始变凉时，我又把热水龙头打开。
我怎会没有注意到种种迹象？乔纳森和博比十五岁了，但他们从没谈起过女孩子。他们从不会把裸体女郎的喷漆画像钉在墙上。虽然我肯定有所怀疑，但我根本没想过他们的爱中的肉体意味。在我心目中乔纳森永远是个孩子；一个天真的小孩。让我无法适应的是看见藏在夜色中的他那小小的、勃起的阴茎，和博比那大一些的。
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对心理学了解得太多了，然而又太少了。我是不是那种把儿子从女人身边赶走的母亲？我是不是因为过于执拗地坚持要做他的朋友，而把他女性化了？
乔纳森过了好几小时才进来，在内德回家并上床睡觉之后。我想他也许会敲我的房门，但他当然不能这样，他爸在场时他不可能这样。他进了自己房间，他的靴子跟往常一样在过道的地毯上擂出咚咚的声音。我想过去安慰他，告诉他没关系。我想过去狠狠地扯他的头发，直到扯出血来。
复活节那天我们进行了节日的活动。内德、博比和乔纳森去摸各自的篮子，兴奋地赞叹着那些小礼物，每个人的嘴里都塞满了豆形胶糖和鸡形果汁软糖。乔纳森有滋有味地咬着巧克力兔的耳朵，让我感到一阵意外的寒意。内德送我一盆我很想得到的飞燕草，和一方印满了鲜花的丝巾，年龄大点的妇女出去吃午饭时为了显得有品位些有时就喜欢戴这种头巾。
当我把这条鲜艳的、老气横秋的围巾从包装纸里抽出来时，内德准是看见了我脸上的失望。他轻声说：“我哪里懂什么围巾？在赫尔曼兄弟公司买的，你可以把它退掉再换件别的。”
我吻了吻他。“这挺好，”我说，“是条很可爱的围巾。”
我禁不住想乔纳森准知道该为我买什么样的。
我们吃着我做的晚餐，谈着日常话题。饭后内德离家去剧院。走到门口时乔纳森叫住他：“我们去看八点钟那场，行吗？”
“好嘞。”他答道，并使劲挤挤眼睛。他走后男孩们去洗盘子。我想帮帮他们，但乔纳森把我赶出了厨房。我坐在客厅翻杂志，可以听见他们用低沉的、分辨不清的嗓音在交谈。偶尔他们会一块儿笑起来。
洗完盘子后他们上楼去乔纳森的房间。“饭真好吃，妈妈。”他们走过客厅时乔纳森说。博比加了一句：“哟！那，好像是，最棒的一顿？”
他们没邀我上去。他们也没有播放音乐。一小时后他们又下楼来，穿着茄克。他们几乎立刻就出了门。
“晚安，妈妈。”乔纳森从草坪上喊道。
“晚安，格洛弗太太？”博比添了一句。
我在门前站了一会儿，看着他们手插在衣袋里，顺着街道向前走。博比的步伐轻快而稳健，乔纳森的腿则略微向内弯曲，走路的姿势就像那些没多少底气但却自鸣得意的少年。在我身后，房子里空无一人，盘子已经给擦干放好了。
我等待着有机会与乔纳森单独在一起时和他谈谈。我差不多等了一个星期。终于有天晚上他一个人回家，上楼时给我喊住了。他穿靴子走路时会弄出一大堆响声。
“乔纳森？”我叫道，“说几句话行吗？”
“嗯哼。”他在楼梯中间，身子越过扶手向前倾，就像牛仔把腹部贴在吧台上那样。他细长的头发垂下来盖在脸上。
“能不能下来？”我说，“我并不想演一出阳台诉衷情的戏。”
“好的。”他带着温和友好的声调说。他由着我领他走进客厅，我们坐下来。
“唔。”我说。我还真不知道如何与他开始一场艰难的谈话。以前我和他说话总是毫不费力，就像跟自己说话一样。
“嗯哼？”他说。
“乔纳森，亲爱的，我知道你非常喜欢博比。”错了。这种语调毫无性别特色，和女教师一样古板。我努力笑了一声，可笑声随即变成了短促的尖叫。“非常喜欢。”我添了一句。
又错了。现在我的语气显得太世故，太具有暗示性。我仍然是他母亲。
他点点头，并用空白、平和的表情看着我。
“嗯，亲爱的，”我说，“老实讲，我一直在考虑你花那么多时间和博比在一起对你是不是合适。你不觉得你也应该交一些其他朋友吗？”
“不。”他说。
我又笑起来，这次笑得要好些了。“至少你还能接受这一话题。”我说。
他耸耸肩，并把一股头发绕在一根手指上。
“我记得像你这么大时，我们都是一大群伙伴在一起玩，”我说，“我们或多或少地相互爱着，有七八个。女孩和男孩差不多。我是说，我想我能理解热烈地爱上一个朋友是什么样子。”
“嗯哼。”他说，他那好孩子的声音似乎不那么深不可测了。我怀疑———我知道———他对博比的爱准是让他自己感到害怕了。事实上也许这正是他摆出这些男子气架势，穿那种走起路来咚咚响的一步七里格靴的原因。[童话中的一种靴子。里格，旧时长度单位，约为三英里、五公里或三海里]
“现在听着，”我说，“我是你的朋友。我认为我理解有关博比的事。他可能具有十分强烈的———吸引力。但我得告诉你。不要让自己太陷在里面，不要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他从那层参差不齐的长发下看着我，我在他脸上看到了些许我以前的乔纳森，他受着怀疑的折磨，并且几乎是卖弄般表现出极易受到伤害的样子。一时间我们似乎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哦，亲爱的，”我说，“我明白你的感受。老实说，我明白。所以相信我，总有一天博比将会只是你以前认识的人。”
他的脸色沉下来。这是一个清晰可见的过程，就像百叶窗啪地放下遮住了有亮光的窗户。
他说：“你不明白我的感受。你也不了解博比。了解他的人只有我。别想着要占据我的生活。”
“我没想这样。”
“你想了。我忍受不了。你用完了这儿所有的空气，甚至植物也不断地死去。”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他。“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我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是站在你这边的。”
“哎，亲爱的，我这边除了我就没有别人的位子了。”
我几乎在知道自己要掴他一个耳光的同时就出手了。我打了个正着，重得让他嘴角里甩出一线唾沫。我的手也打得刺痛起来。
过了片刻，他笑了，并用手背抹了抹嘴唇。这一巴掌似乎使他非常满意，似乎证实了某种他一直在怀疑的东西。
“对不起，”我说，“我从没想过要打你。以前我从没有过，是不是？”
他站着没说话，然后带着发现者的满足神情走上楼去。每走一步，他的靴子都像大炮一般发出隆隆的巨响。
我们先前的友谊给断送了。乔纳森和博比外出的时间越来越多，回家很晚，并且立刻就上床睡觉。他们不再邀请我去一块儿抽烟，或跳舞。内德告诉我他们常去电影院。有时候，他说，他跟他们坐在一起，看一部他已看了五六遍的片子。他说令人惊奇的是乔纳森对电影很有悟性———也许他具有影评家的天分。
我知道将博比拒之门外不是明智之举。当年我自己的父母不是禁止我去见内德吗？他们冷冰冰的最后通牒不是驱使我直奔婚姻了么？老实讲我说不上来我更多是担心乔纳森对所有男孩子的爱慕呢，还是他对博比的特别感情。尽管我当然希望他能长成一个正常的男子汉，与姑娘约会，然后生儿育女，但我知道自己的干预对此已无能为力。乔纳森已在走自己的路。可是博比，一个可爱的、靠不住的男孩，看不出他有什么雄心壮志，且智力也有问题……如果乔纳森继续和博比捆在一起，他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外面的世界能给他带来什么。博比不可避免地只是克利夫兰的孩子，而我知道克利夫兰能给人带来多大前途。市中心的街道上挤满了没出去见过世面的年轻人：打着鲜艳、廉价的领带，二十五岁腰就粗起来，在快餐馆里厮混一个中午，然后回办公室，在荧光灯下工作，与此同时秒针也一圈圈地扫过了钟面。
我和博比面对面的谈话发生在将近一个星期后。
我下楼到厨房去擀几张馅饼皮，那时早就过了半夜。过去的两个星期里我一直睡得不好，而内德带着气喘的呼噜更让我难以入眠。终于，我放弃了努力，穿着睡衣到楼下去，希望在厨房里找些简单的活儿能帮助我定下心来，好再去睡一会儿。
我只打开了气炉烟罩上昏暗的灯，而且连这个其实也不需要。我在煤矿里面也能很容易地把馅饼做好。
我快要做完时博比来了，一副睡眼迷离的模样，但是看博比时，往往并不太容易辨认出他到底是不是清醒的。他穿着拳击短裤站在厨房门口，高大，苍白，孔武有力。
“哦，嗨，”他喃喃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这儿。我只是，嗯，下来喝点水？”
真要喝水把楼上浴室的龙头拧开就行了。我知道他来找什么：我们放在厨房架子上的杜松子酒几乎只剩半瓶了。不过我没揭穿他。
“我睡不着，”我说，“所以我决定还不如做些有用的事。”
“嗯哼。”他说。他仍站在门口，往前走的危险和转身回去的尴尬使他进退两难。我倒了杯自来水递给他。
“谢谢。”他说。当他跨上一步从我手里拿走杯子时便把自己特殊的体味带进了厨房，一个年轻男性的气味，其中还有一种别的什么味道，就像寒冷的天气里金属散发出的那种。我听见他把水吞下去时喉咙持续不断地发出咕咕的声音。
“博比。”我说。
“嗯哼？”
“博比，难道我们不是朋友么？我还以为我们是朋友呢，你跟我。”
他差点儿打掉了杯子。他带着紧张的痛苦笑了笑，说：“嗯，我们是朋友。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你，你知道的，真的很棒。”
“谢谢你。很高兴你认为我真的很棒。可我们最近很少见面，是吧？”
“我想是这样，”他说，“我最近，你知道，忙得很———”
我禁不住发出一阵轻蔑的嗤笑。“你还不算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吧，”我说，“咱们别互相兜圈子了，行不行？那只会浪费时间。”
他的微笑蔫下去，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嗯，”他说，“你知道。乔纳森他———”
“乔纳森怎么了？”
“嗯，他有点。你知道。你，就像，他妈。”
“听起来对极了，”我说，“我像他妈。我跟某个人相像，此人总可以被站不住脚的借口耍弄。”
博比又堆出一个潘趣式的微笑，好像我说了什么笑话。我看得出再钉着这个话题已没有什么意义。他只是在遵从命令。我把胳膊抱在胸口站在他前面。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说：“立刻离开这屋子，别回来了。”那么我也就确立了他带浪漫色彩的身分。
博比显然是努力想换个话题：“你在做什么？”
“什么？哦，馅饼。我在做几块明天吃的山核桃馅饼。”
“你是个了不起的厨师，”他贪婪地说，“我从没尝过这种别人刚做出来的食品，我是说这就像在餐馆里。”
“也没什么。”我说。我从他脸上可以看出这并不是什么谈话策略。他真对我半夜三更下楼来做馅饼发生了兴趣。
“我想有一天能开餐馆，”他说，“我是说，在一幢老房子里开餐馆肯定会很棒。”
他带着毫不掩饰的兴致看着馅饼皮，它们在搁馅饼的砧板上堆成了苍白透明的一圈。
“这里面没什么奥妙，”我说，“我可以教你做。只要按部就班就行了，没有什么魔术。”
“我可没底。”他怀疑地说。
“瞧，”我说，“第二张馅饼皮我还没做呢，为什么你不来试试？”
“真的？”
“到这儿来。你只要学会了几个技巧，就会吃惊地发现这有多容易。”
他走过来紧挨着我站在案台边。我把擀好的那张塞进一只铁罐里，在砧板上又铺了层面粉，并将剩下的面团噗地扔在上面。
“第一课，”我说，“你擀面的时候动作要越小越好。这不像揉面包———那你只要锤锤敲敲就可以了。做馅饼皮正相反，你得很细致柔和地去擀。好了。来吧，带点儿向上的动作。别跟推土机似的。”
他拿起擀面杖，压向那一大堆柔软的面团。
“轻一点，”我说，“好的，这就对了。”
“我从没干过这个，”他说，“我妈妈从没做过馅饼之类的东西。”
“你会是个好学生，”我说，“我已经看出来了。”
“你知道怎么做那些漂亮的边儿么？”他问。
“我当然知道。”我说。
在接下去的一年中我把自己会的厨艺悉数传授给了博比。我们在厨房里一待就是很长时间，从做馅饼到做面包，再从面包到层叠面团。当他的油滋滋、金灿灿、热气腾腾的杰作成功出炉时，他总是带着由衷和十足的惊奇凝视着它。我没见过谁对烤面包如此着迷。他似乎很相信从那些面粉、起酥油以及一层层酵母之类微不足道、毫无生气的东西中，生命本身可以被制造出来。
乔纳森有时也来听听我们的烤面包课，但他的心思显然在别的地方。他缺乏精工细作和等待面团缓慢发起的耐心。事实上，他缺乏对食品最起码的兴趣。甚至还是婴儿的时候，他就对吃的东西无动于衷。
他会在厨房里转悠一会儿，然后上楼到自己房间里，放上一张唱片。有时他放吉米·亨德里克斯或滚石的，有时是一张我从没听过的。
两个孩子都没有再邀请我去听音乐。而现在，博比会快步走进我的厨房说：“瞧，我找到了这个，呃，在馅饼里加鱼的食谱。”或者：“嘿，你知道怎么做叫奶油鸡蛋卷的东西吗？”
乔纳森向几所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并被纽约大学和俄勒冈大学录取了。所有他申请的学校离克利夫兰都至少有一千英里。
博比一所学校都没申请———他甚至没提过这种可能性。他只是继续给我拿来各种菜谱，并买了更加复杂的厨具。他买了台奎西纳特电动蔬果切割机，和一套德国刀具，那些薄而锋利的小刀可以剥开厨房的壁纸而不会碰到下面的墙灰泥。
六月，我和内德以及伯特·莫洛参加了他们的毕业典礼。我们已有一年多没看见莫洛了。自打我们上次见面后，他把山羊胡子改成了圆形络腮胡。他穿着绿色运动衫和高领绒衣，胸前有一块形如大奖章的黄金饰品，由链子拴着挂在脖子上。
我们拣学校礼堂后面的位置坐下来，这是一间淡粉红色的宽敞大厅，即使在这种场合，我们也能隐约闻到潮湿的水泥和简易午餐的味道。当学生听到自己的名字并走上台去领毕业证书时，他们的同学就叫喊着发出各种起哄的声音。你可以根据这些叫嚣的音量大小来衡量每个人的受欢迎程度。无论博比还是乔纳森都没有激起任何喧闹———他们的同学也许还不认识他们，但博比的名字被念到时伯特倒是发出一声尖得意外的唿哨。
之后，博比和乔纳森乘着满载其他孩子的校车到一座娱乐公园去参加通宵舞会。我和内德邀请伯特到外面去喝一杯，我们不能就这么让他一个人开车回去。
“喝一杯？”他说，“对，和大人们喝一杯那敢情好。我想咱们是该喝点儿，对。”
他的眼睛毫无光泽，也许是用玛瑙做的。
我们来到湖边的一处僻静地方，这里有铜制的桌子和打扮成哈伯德大妈的年轻女侍。我点了份伏特加鸡尾酒，侍者端上来时用的是小垫布而不是餐巾。
内德端起酒杯说：“为了新一代人。祝他们好运。”
我们都为新一代人干了杯。一支乐队通过隐藏的扬声器演奏着《月亮河》。
似乎我们正置身于地球上最不起眼的一块地方。
伯特·莫洛说：“乔纳森选择了纽大，是吧？”
“没错，”内德答道，“这完全是出于经济原因而做的决定。纽大的费用比俄勒冈高。”
伯特眨了眨眼，并点燃一支香烟。“嗯，我敢肯定他在那儿会很出众的，”他说，“博比看来对上大学不怎么感兴趣。”
“他还年轻，”内德说，“谁知道再过一年左右时间后会发生什么。”
伯特说：“不管他选择什么我都同意。我不会干涉他的生活。哦，不。我想都不去想。他得自己管好自己的事。”
“我想是的，”内德说，“他们都得自己管好自己的事，对吧？”
伯特点点头，同时深吸了一口蓓尔美尔烟，仿佛要把生命的精华吸尽。“当然，”他一本正经地说，“他们当然得这样。”
让我受到触动的是他对“当然”一词的使用。那使他听起来像是被丢给我们照料的早慧孩子。
“他们不见得，”我一字一句地说，“要自己管好自己的事。”
“嗯，”伯特说，“只要他们不去伤害别人———”
“伯特，”我说，“乔纳森刚结识你儿子时是个性格开朗的可爱孩子，而现在三年过去了，他变成了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他过去成绩一直是全优，到了博比和他一块儿毕业时，他不管考取什么大学都算是走运了。”
伯特隔着自己吐出的烟朝我眨眨眼。内德说：“好了，艾丽斯……”
“哦，别说话，”我对他说，“我只不过想在这儿问伯特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他我做错了什么。”
伯特说：“我想不出你做错了什么。”
“那我在这儿干什么？”我问。我开始用指甲敲起酒杯来。我听着这平稳而富有节奏的敲击，仿佛这是别的什么人弄出来的恼人的声音。我说：“为什么我生活在一个我鄙视的城市里？我怎么会到头来有个仇恨我的儿子？我好像只是在一件事接一件事地做着，当时觉得都很合乎逻辑，可此时坐在这里，一切都显得那么难以置信。”
“嗯。”伯特说着吞下一口烟。我听见自己的指甲仍在敲着杯子。
“我们只是想有个家的样子，”我告诉他，“我们所有的意愿都是良好的。”
“嗯，”伯特说，“事情会好起来的。你得有信心。”
“信心是年轻人才付得起的。那些名著我都读过，而我已不再漂亮了。”
“哦呀，”内德说，“要是你不漂亮，那我真不明白这屋里半数的男人正在看什么。”
“别摆出这副迁就我的样子，”我告诉他，“我警告你。你恨我也好，看不起我也好，厌倦了我也好，但不要这样迁就我，好像我是那种小里小气的老婆。我不喜欢。你听到了没有？你懂不懂？”
内德无言地将手放在我手上，不让我再用指甲去敲杯子。我看着他的脸。
“内德。”
我只说了这么多，他的名字。
“没关系，”他说，“我们把账付了然后回家。”
“对不起。”我说。
“没什么，”他安慰我，“今天我们很激动。我们惟一的儿子刚刚中学毕业。”
他仍然抓着我的手。我看看桌子对面的伯特，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直率的、可怕的理解。
乔纳森去纽约后，博比在城那头一座寒酸的石灰石楼房里租了一间公寓。他上了一所烹饪学校，晚上去做侍者。他开始谈起我们一块儿开餐馆的事。
“一个可以让全家人共同经营的地方，”他说，“我想饭店是个好行当，你说呢？我们可以一起干。”
我说我去洗盘子还算拿手。
“你是厨师长，”他说，“那将是，嗯，俄亥俄惟一正宗的南方菜馆？”
很快他开始在我们家为内德和我做饭了。他的确成了很好的厨师，而且似乎有了些颇具说服力的筹资开餐馆的主意。
我告诉他假如他想开一间自己的店，我将会是第一个顾客，但别让我当大厨子。他像我们多年前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微笑起来———暗示我刚刚换用了一种他不会说的语言。
那年冬天我自己在一家地产公司里找了份文书的工作。我们需要钱。那么多的商业大街在郊区建了起来，使内德的剧院每况愈下。人们天黑后都不想进城了。内德的剧院在街上闪着粉红色的霓虹灯，路灯只照出了水坑大小的一块块亮光；光身子的人体模型在一家百货店黑暗的橱窗后微笑着。
虽然我的文书工作谈不上刺激，甚至也没什么特别有趣之处，但我仍然很喜欢每天跑这么一趟，以至于我已开始害怕过周末了。在空余时间里我在后院开辟出一块种草药的园地。
博比有时在市中心吃午饭时与我见上一面，因为他的烹饪学校离我工作的办公室不算远。他变英俊了，属于传统上那种眉清目秀的类型，而我得承认在拥挤的餐馆里，在那些饥饿的工人喧闹不休的环境中，见到他的确是件愉快的事情。
吃午饭时博比兴致勃勃地谈论着餐饮业。不经意间他已不再去模仿干净、漂亮的小伙子，他自己实际上变成了这种人，不过偶尔他的眼睛会射出过于明亮的光，他的皮肤也带上了汗津津的亮泽。在这种时候他就让我想起了一位《圣经》推销员，我还是姑娘时就很熟悉那个狂热得出奇的南方教徒。博比在激动时就流露出那种气质，但他自己总能意识到这一点，抱歉地笑一笑，让嗓门低下来，似乎要把汗收回到毛孔里，这样最终的效果是他显得有些稚气，又那么迷人，他能把年轻人的那种危险性格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我向他坦陈了我的担忧，并经常纵容自己对目前的处境抱怨几句，因为我不想成为内德的负担。随着生意越来越不景气，他的气喘病也加重了，他还开始喝酒。
“我去找赞助人，再过一年，最多两年饭店就能开张。我们可以一起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样的话博比说了无数遍。
我告诉他：“你说得容易。你还年轻。”
“你也年轻呀，”他说，“我的意思是，在你这个岁数上你看起来很年轻？你会喜欢当厨师长的，等着瞧吧。”
“我可不打算当什么长。”
“你会的。当你看见我为你盖的饭店时你就会想了。好了，艾丽斯？告诉我你会支持我的，我要盖俄亥俄最棒的饭店。”
隔桌的一个男人将目光朝我们这儿瞥过来。他五十几岁，穿暗蓝灰色西装，看上去很齐整，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我看得出他眼神中的疑问：这女人年纪不小了，神色严肃，但还剩几分姿色，和一个贪婪的英俊小伙儿共进午餐。一时间我顺着他想像的思路，看见自己和博比走出餐厅，来到一间租下的屋子，午后的斜阳从百叶窗里射进来。
博比倾身向前，他的大手张开盖在茶壶上。我伸出手去碰了碰他宽阔、粗糙的手指。
“好吧，”我说，“如果你真下了决心要开店，那就算上我一个吧。我可以帮你做任何事情。”
“好。”他说，他的眼中似有泪光闪动。
他不到一年就开了餐馆。也许他太仓促了。倘若他等到对这一行了解再多一点，他也许能经营得好些。可他总坚持说他准备好了，我只能琢磨着是不是内德日渐减少的财富使博比越来越有一种紧迫感。他从一个叫比恰姆的人那儿得到了资助，这个人看起来十分可疑，像棉花一般柔软的头发梳向前面，想遮住已经谢顶的部位，又细又白的手指上戴了好几只沉重的镶银玳瑁戒指。这个比恰姆拥有或者说他声称拥有好几家连锁投币洗衣店，并且预想———或者是博比说他是这么想的———在南方菜这个领域也能获得相似的成功。
在比恰姆的指导下，博比在郊区的一家小型购物中心租了一块地方，购物中心在一家折价服装店和一家面包房之间，那面包房在其窗口展示着一只已稍微有点脏的特大结婚蛋糕。我对这一地点表示出某些怀疑，不过博比举出了一大堆不容置疑的优点。
“它靠近几家批零兼营的大商场，”他神态严肃地罗列着，“盘尼是领头的商号，锡尔斯差不多就在街角。这一带还有其他饮食店。而且这里便宜。我是想说，你总要找一个地方起家，是吧？”
我无需再详述餐馆是如何在乐观的气氛中开张，又立刻衰败下去的。这样说吧，博比将它起名为艾丽斯餐馆，并尽可能地搞出一间有荧光灯照明和吸音天花板的屋子，而就在这间屋里一家比萨餐厅刚刚倒闭。他挂了几幅带边框的新奥尔良招贴画———法语区的铸铁阳台，吹小号的黑人———还在人家出售旧货时找来几套古旧的木桌椅。我和博比试定菜谱，讨论各种作料用量，而比恰姆则总在警告我们成本太高了，或俄亥俄人没有吃南方菜的胆量。最后的菜单成了南方菜的北方版本：秋葵汤、炸玉米圈、冻虾等胡乱地混合在一起。甜点相当不错。我打定主意，要尽可能地多来光顾。
有时候吃午饭时我会发现有一两批其他食客———拎着包从隔壁的折价服装店出来的人，独自打发午饭时间的销售员———而有时我是惟一的顾客。在那些时候博比便和我坐在一块儿，女侍者擦着已经很干净的馅饼盘子，或停下来坐在冰箱旁看电影画报。
而在这段时间里，博比从未丧失过《圣经》推销员那种兴高采烈的劲儿。
“一开始总是进展缓慢，”他说，“你得让好话慢慢传出去。从这儿离开的人都美美地吃了一顿，他们会告诉其他十个人。你得给它一点时间。”
“菜做得很好，博比，”我说，“我很乐意去想人们总会承认一样好东西的。”
“他们肯定会的，”他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嘛。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一块儿坐在空屋子的日光灯管下聊着。人们经过时透过一尘不染的窗户朝里看，那种表情我是认识的：人们看见走了霉运的商店时都会带上这滑稽而有些害怕的神色。我自己也曾透过无数窗户看到里面花哨却空无一人的小礼品店，没东西卖的熟食铺子，以及所有衣裳都过时五年的时装店。当人们带着大包小包从锡尔斯和盘尼出来经过这里时，我懂得他们的感觉；我懂得人总在想把稻草纺成金线，而这种徒劳的举动只要流露出一点点，都会激起强烈的轻蔑。
在十一月的一个暖和得反常的夜里，餐馆开张六个月之后，伯特·莫洛因为睡着时没熄掉香烟而把自己以及半幢楼烧成了灰烬。内德和我被消防车的呼啸声惊醒，不过当然我们不知道它们的目的地。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感觉的。我感到了一种无名的烦躁，所以内德打着几乎是痛苦的呼噜又沉沉睡去时，我却一直醒着。当电话铃响时我明白了。我们马上开车过去，外衣就披在睡袍上面。
博比看着我们停下车。他没有动。他和一个穿黑色防护服的消防队员并排站在草坪上。内德和我向他跑去时，他像过去一样显出木然、不解的神情：异乡人的表情。
我用胳膊搂住他。他像木桩一样纹丝不动。他用一种高亢、清晰的嗓音说：“我老爸今天晚上十二点三十分死了。”
博比的衬衫袖口给烧黑了，他的头发有一股难闻的焦味。他一定是企图冲进着火的屋里去的。
我抚摸他烧焦的头发。他站着不动，任由我抱着。半幢房子烧成了瓦砾，另半幢令人作呕地竟完好无损。前门洞开，露出屋内熏黑了的有花卉图案的墙纸，一面装在艳丽边框中的镜子依然挂在墙上。
过了一会儿内德去看伯特的情况。我和博比待在一起。很快他开始颤抖起来，于是我抱紧了他，可这反过来激起他更强烈的颤抖。他的抽搐让我害怕，但我没有松开。我只是固执地抱着博比，就像当初抱乔纳森一样。当他还是婴儿时，会莫名其妙地哭起来，我那时尽管有二十二岁了也全然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在恐惧和茫然之中抱紧他。
乔纳森回来参加了葬礼。他的金发依旧披在肩上，但他穿起了平跟鞋和配牛仔裤的花呢茄克。博比穿的是克利夫兰年轻职员的样式：折缝笔挺的人造面料便裤，带肩饰的浅色衬衫。
他们一起开车出去兜风，看电视里的老片子。博比脸色苍白，心神不定，仿佛他的脑袋里面在发出一种只有他能听见的声音。乔纳森仔细地端详着他，坐在旁边，触摸着他的肩或手。
他们就像在休养的病人和他的护士。他们相互怜惜，但并未流露出什么爱的意味。他们虽然还都年轻，可似乎已饱经风霜；他们坐在沙发上，会使你联想起古玩柜与软百叶帘。博比总坐在乔纳森旁边，像小孩子一样挨得紧紧的。一个陌生人在任何时候看见了都没法分清谁是安慰者，谁是受到安慰的人。一周后乔纳森又回到了纽约他的新生活中。
博比不久就关闭了餐馆，最后宣布破产以解脱债务。现在他在一家面包房工作。他似乎在涂满面粉的地方，在新鲜鸡蛋和糕点裱花管中感到更安全。
他再也付不起房租，因此便搬进来同我们住。他待在楼上，待在乔纳森的房间里，睡在那张窄窄的床上。
我们并不怎么介意接纳博比。老实说，考虑到乔纳森在上大学，而内德的剧院又难以起死回生，我们还用得着他付的那笔小小的房租。他开始看外国电影，那些商业大街上的剧院不放的。他用导管胶带补好了厅里的地毯。
乔纳森像孝顺儿子那样每周日打电话来。他已搬出宿舍，住进了格林尼治村的一间公寓。我试着去想像他的生活：电影和咖啡馆，地下酒吧里的音乐。我得想像这些细节，因为他对此只字不提。我听到他说的都是什么功课不错，还有他不需要被褥、锅碗或是新衣服。
有时我想我会离开内德。有时我想我会就这么说出来，然后像十七岁的孩子那样一走了之。但我无法想像这样，无法真这么去做。初到中年，我得到的启示之一便是我很在乎他，这已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他唤起了我的柔情，甚至是怜悯。如果他的事业能再顺利些，也许我就会这样过下去了。
然而，我正努力以另一种方式来适应这里的生活。我又加入了教徒互助会。我开始在青年基督教联合会为那些想在节假日给全家一个惊喜的主妇们上烹饪课。我的课吸引了很多学生，人数之多令我感到意外。许多人很有幽默感，心地也善良，对有些人我大概只要略施小计就能哄得她们不再留恋果子冻或颗粒布丁糊。等课程在圣诞节结束时，我们有三四个人很可能会因为烤面包而继续做朋友。
这就是你做的事情。你用手头的原材料为你自己创造未来。我从周一到周五坐在办公室里打字，另外一周两次辅导其他妇女烹调艺术：怎么拌鸡蛋面糊，怎么将面团擀得能透过它看报纸。我很少有时间做家务，但我不在时博比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除待在面包房的几小时外，他总在家。总是。他每天晚上都做饭。饭后内德回剧院，而博比和我就看电视或打牌。我跟他一直坐到上床睡觉的时间。有时我建议他出去走走见见世面。我甚至要塞给他一些钱，但他总是说这儿就是他最想待的地方。于是我们就坐在那儿，打发着时光。非常坦白地说，有时候我希望他离开。他那么固执地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不知道有多讨人喜欢。
第二部
乔纳森
我们是不完全的情侣。我们一起占据了爱的光明的上层境界，在那儿人们爱慕着异性，珍视其伴侣的古怪癖好，并祝福他(她)们。我们并非肉体意义上的相爱，所以也不怕那些长舌小人。我和克莱尔互相交换最见不得人的秘密，倾诉着各自最愚蠢的恐惧。我们一起吃饭，买东西，对过路的男人评头论足。现在想来，我们就如同旧小说里的姐妹：年轻漂亮的妹妹只能待字闺中，直到有人要走了容颜逊色的姐姐。而我们则是不分长幼的姊妹。我们一辈子都分享着衣裙、闲话和自我反省。我们不慌不忙地等着，看是否有谁为了另一种更为可怕的爱而要走我们中的一个。
我们在一幢没有电梯的六层楼里一起住了三年，这楼位于A大街和B大街之间的东三路上，那儿波多黎各女人用西班牙语吵架，毒品贩子在地下层川流不息，美得让人心碎的吸毒少年在街角随庞大收音机放出的音乐跳着舞。我们住那儿是因为便宜，还因为———我们曾在一个醉酒的晚上吐露出来———那儿在我们看来比安全的城区更加有趣。我还曾进一步坦白说，我觉得那一带是轶闻掌故的源泉，会成为将来好日子中茶余饭后的谈资。我讲这话时克莱尔怀疑地看着我说：“相信未来是一种差劲的美德，你说呢？有点儿像闭门造车。你知道吧？精神可嘉，但方式却不敢让人恭维。”
克莱尔那年三十六，大我十一岁。她生活的依据是几条设想，她默默地但又狂热而不间断地信仰着它们。她相信詹姆斯·M.凯恩是最伟大的美国作家，相信人类社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已达到了颠峰，还相信再也没有男人合适她这种年纪和特性的女人了。当我就最后一点跟她争论时，她便带着心甘情愿但也行将耗尽的耐心回答我，就像一位好教师面对她第一万个不成器的学生那样。“除掉下面这些，”她掰着手指头说，“同性恋男人，已婚男人，二十五岁以下的男人，二十五岁以上只对年轻漂亮的女人感兴趣的男人，因为不能尽义务所以还没成家的男人，不折不扣的混账男人，强奸犯和变态杀手。好了，现在，还剩谁了？”
她带着一股让人哭笑不得的兴奋劲儿处理着每天的事情，就像三十年代喜剧片里的第二根香蕉[指喜剧、滑稽戏等中的配角]；就像战后的幸存者，仍穿高跟鞋，涂口红，走在废墟之中。
当她情绪低落时，我们就一起商量着生个孩子。克莱尔经历过一次婚姻，一次堕胎，十几次恋爱和三次变换职业。我已经离校三年，在为一家周报写关于食品的专栏文章，心里惟一能肯定的是我对自己称为我的恋人的那个男人的欲望。到了晚上我们街上的碎玻璃在灯光下闪烁。每天早晨，一个高大无比的西班牙女人就会在我们的窗下经过，在去工作的路上唱着感伤的情歌。
早春的一个清晨，当单独一片淡绿色常春藤叶子探进厨房窗户防盗栅的横档时，克莱尔对着咖啡叹了口气，说：“也许我该把头发染成原来的颜色。你不觉得女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不能再打扮得太怪异了吗？”
她穿着一件从旧货店买来的睡衣，不是用那种单薄柔软的真丝做的，而是用的像唇膏一样红艳艳的人造丝，准是谁五年前在夏威夷或拉斯维加斯买的。克莱尔长得不美，而且声言她总的说来反对美。
“没觉得，”我说，“我认为女人到了一定年纪更有权这样。”我站在门口，因为我们的厨房只能同时容纳一人。
“三十六岁和二十五岁的区别，”她说，“在于二十五岁时你不可能露出一副落魄相。年轻是压倒一切的理由。你可以尝试任何事情，可以随意摆弄你的头发，怎么弄都是漂漂亮亮的。你还在为自己计划未来，所以什么都不要紧。但等你变老一些后，你会发现幻想开始破灭了。”
“是不是又要有一个黑色星期六了？”我问。
“现在说为时尚早。”
“那就别说了。外面天气不错。我们出去买东西吧，再看场电影，不要光坐在这儿想着自杀了。”
“要是我们有了孩子，”她说，“你觉得这孩子会长什么颜色的头发？”
“你的头发本来是什么颜色的？”
“天哪，我得好好回忆回忆。一种暗黑褐色的，我想。女推销员式样的。”
“也许小娃娃会长我这颜色的，”我说，“我想弱小但意志坚决的基因能做到的事肯定会让你吃惊。”
她啜了一口咖啡。“老实不客气地讲，”她说，“我的感觉是，我那些黝黑的罗马尼亚祖先会一拥而上压倒你忧郁的瑞典祖宗。”
“这是你想要的么？一个你自己的缩微版本？”
“天哪，不。另一个我？我们会互相敌视的。首先我希望孩子能有你的智力。”
“别不好意思了，”我说，“你聪明得很呢。”
“要是我真那么聪明，”她说，“我想我就不会三十六岁了还站在一间针眼儿那么大的厨房里，拼命地想怎样才能生个孩子，又可以不爱上谁。”
我们一直谈着孩子的事。我们并没有计划，但总在谈。我们在一起时就这样子。过去我们还有过其他想法：我们谈过经营送早餐到床的服务，还谈过搬到西班牙沿海去住。我们总是详细地讨论着这些行动的每一细节，最后我们跨越了一道看不见的线，并开始觉得好像真已经做过了；我们的话最终成了白日梦。我们尝试过把做好的火腿蛋吐司装在蒸笼里从第三大街送到上公园街(到达时它们已冻成了一团)；我们买了旅游指南和教西班牙口语的磁带。我可不想孩子与别人家的有什么不同。
“是男孩我就想给他起名叫伊桑，”我说，“或者叫特雷弗。”
“亲爱的，求你，”她说，“别起些古里古怪的名字。是男孩就叫小乔恩。要是女孩，就叫玛丽或安怎么样？”
“干吗不叫小克莱尔？”
“我跟你说过。我想让她和我不一样。”
克莱尔的敌人是她为自己确立的形象，是她为自己培养出来的复杂性格。她有能力变得强硬、老辣和“有趣”起来，但她于心不安地与之保持着一段或多或少的距离。当她的行为举止做得太过精确时就会显得有点怪异———老练而纯熟。我看得出这是怎样地让她觉得烦恼。有时她怀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反叛心理维护着她伪装的面具，并戴着它张望外面的世界，好像在说：“没错，那又怎样？”有时她让自己感到害怕。她表演得那么自如，以致要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已十分困难。
不过，我认为她过的生活仍然充实而有趣，我讨厌听到她说些自我贬低的话。她嫁过一个跳舞演员，如今那人住在西柏林，他的演出团定期表演纽约的舞蹈，能得到热烈的喝彩。她当过一个小有名气的女作家的情人。她吸食过海洛因和鸦片，还因过量服用右旋安非他命而不得不到巴尔的摩一家诊所去接受治疗。与她相比，我的生活是那么胆怯和小心谨慎。我不愿去想无论哪一种选择———动荡而危险的生活或挣钱糊口的舒适生活———最终都会导致一种相同的模糊不清的热望，都会使我相信下一代人必须要改善自己的命运。
“你觉得应该怎样惩罚？”我问。
“对自己？还是对孩子？”
“对孩子。”
“我不会揍她，”她说，“我不能。哦，我不知道。我很可能属于那种母亲，她们又气又失望，而孩子则希望你干脆扬手给他一巴掌了事。”
克莱尔在圣马克斯广场的一间珠宝行工作。她的天赋是善于将古里古怪的零散东西整合起来———她用莱茵石、碎玻璃、生锈的罐头和从一角钱店里买回来的小塑料人做出了耳环和胸针。她有一批数量不多但很忠实的顾客。我出人意外地成为一家周报的餐馆评论家，这家报纸草创时便不落俗套，后来畅销得都让其简陋的设备和毫无经验的工作人员应接不暇。我退出纽大后马上接下了这份工作，当时准备把它作为迈向全国性大杂志社的第一步，可结果却误打误撞地———几乎违背我的心愿———走上了一份好基业的第一层。三年后报社从服装加工区九间阴湿的办公室搬进联合广场的一个套间，人员翻了三番，我则从打字员和临时记者被提升为食品专栏作家。
好笑的是：我对食品一窍不通。那是我妈妈所着迷的，而我则强烈地拒绝去学习有关的任何知识。当编辑决定增加餐饮栏目，并让我在其中写文章时，我抗议说我连基奇劳瑞恩饼[quiche Lorraine，乳酪火腿馅饼]是用什么做的都不知道。他说：“这就对了。许多人都不知道啊。”他提出给我加工资，而且每周只要完成二十四栏英寸的最小工作量。于是我变成了普脸·约翰[Plain John]，一个囊中相对羞涩的人物，好美食，但要是谁出人意料地把小豆蔻搀和在红胡椒泥里，他也不会为之所动；他喜欢每星期和朋友或恋人出去吃一两次，在需要时也会掏腰包请人享用些山珍海味。我评论波兰和中国餐馆，跑遍曼哈顿以寻找最好的汉堡包、比萨饼和泰国馆。我指出哪些常有名流出入的饭店对待普通百姓也是那么热情，哪家上的菜分量少得可笑，哪家会给外地来的父母留下深刻印象，但价格又不致吓着他们。克莱尔和我都要靠报馆给的饭钱维持生活，不过付出的代价是我们不得不吃些光怪陆离的菜。有个礼拜我们只吃面饼卷，再有个礼拜我们全吃北京烤鸭。克莱尔担心营养不全面会给我们带来持久的危害，便买回维生素药片、芦荟饮料以及据说健美明星们喜欢的蛋白粉，他们在色彩鲜艳的标签上一边笑一边活动着四肢。
我们相互提醒着得不断地读书给孩子听，甚至在孩子不能理解之前就要开始。我们一致同意父母面对子女时得非常诚实，要把阴暗的东西和光明的东西都据实以告。
我的另外半个情侣名字叫埃里克。他和我有性生活，但他并没有在我身体中激发起迫切的需要或是忧伤而兴奋的情感，这情感和欲望结合起来本可以上升为爱情。跟埃里克在一起时我很冷静。老实说，自从离开克利夫兰后，我还没有爱上过一个和我睡觉的男人———我没有接近过这种感觉，尽管我对这十几个人的每一种情绪、状态都体察入微。我把自己所能有的爱实际上都倾注在了克莱尔身上，还想入非非地倾注在某些我在大街上看见的男人身上：他们有强壮的外表，不去追逐世俗名利或快乐，他们用毫不掩饰的轻率劈斩开周围的空气。我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看那些脚蹬黑军靴的街头混混，一脸愁闷的意大利少年，以及剽悍的长发小伙子，他们从小城市来到纽约，期望在这里的黑道上闯出些名声来。
我知道自己的趣味并不现实，大概也并不健康，然而它们顽固地保持着———成为我欲望的栖息之地。某个我有时在街角报摊看见的头发凌乱、带着烦躁表情的男孩，会使我禁不住用胳膊肘去擦一下他的衣袖，并且激动地颤抖起来。这个与我睡觉的男人的形象反倒显得粗略而遥远。
埃里克和我每星期做爱一两次，通常在东二十街他的公寓里。我们是两年前在一家餐厅里遇见的，他在那里做酒吧招待。那个礼拜我在调查同性恋餐厅———我的专栏想评估一下同性恋读者可以和他们的情人同去的馆子，在那儿他们能自由地隔着桌子互相牵手。那天晚上我是一个人吃的，临走时我到吧台要了杯白兰地。尽管并不拥挤，但酒吧招待过了近五分钟才来招呼我。他弓着腰坐在吧台对面的尽头，前臂抱着搁在挡溅板上，就像佛兰芒的家庭主妇靠在家门口那样。一个戴金首饰和祖母绿围巾、年纪较长的男子正在对他讲一个故事，他便随着故事不断地点头，幅度不大，但很有力。我等待的时候就去看他的臀部，那臀部窄小而结实，伴随他的点头而扭动。
最后，说故事的长者终于将脑袋朝我这偏了偏，说：“我想你有顾客了。”酒吧招待扭过头来，露出吃惊的神色。他的脸很消瘦，鼻子和下巴太尖，连平常所说的好看都算不上；只是他的肤色很好，眼睛是儿童才有的那种温顺、天真的蔚蓝色。他和大多数人一样虚荣，他的脸是属于在镜子中可以扭曲的———一张可以从俊美切换到平庸，再变回来的脸。纽约到处都有这样的面孔，属于那些不算非常漂亮的男男女女，他(她)们从小受到母亲疼爱，并怀着殷切而略感歉意的期望相信，自己能靠长相创造未来。
“哎呀，哦，对不起，”他说，“想要点什么？”
我要了杯白兰地。“今天晚上生意不是很忙？”我问。
他点点头，并将白兰地倒进一只大号的矮脚杯里。戴祖母绿围巾的长者从放在他前面吧台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聚精会神地将它塞进一只短短的金质烟嘴里。
“这儿向来，呃，都不是很忙。”酒吧招待说。
我怀疑这家饭店开不长了，它已有衰败的迹象，而我或多或少也知道该怎么写明天的专栏了。一些语句已经自己冒了出来：“无名小巷里的一家五十年代风格的餐馆，其饭菜古板且让人莫名其妙”；“像一艘幽灵般的海轮，每隔一百年便于午夜时分冒着蒸汽驶入港口”。它是那种你有钱的老姑妈会带你去的地方，只是顾客尽是些年长的男人和眼睛雪亮、饿相毕露的少年，而非穿裘皮、缀胸针的老妇人。
“嗯，实话对你讲，”我说，“这地方有点吓人。”
他用鸡尾酒餐巾托着白兰地放在我面前，并瞥了一眼那位老人，后者正懒洋洋地将烟从鼻孔里喷出来。“这家难道不是最恶心的吗？”他低声说，“我一直在物色新工作。”
“这大概是个好主意。”我说。
他又看了一眼那个在吸烟的人，然后在我这头的吧台上坐定。他的胳膊抱着搁在挡溅板上，点着头。
“要是知道了找一份酒吧工作有多难，你会感到吃惊的。”他说，“我的意思是，你知道，在好馆子里。你来这儿时间不长，是吧？”
“是的。”
“我觉得以前没见过你。”
他淡蓝色的眼睛后面掠过一道深邃的探询之光。他正企图猜测我是何许人也，但并没有多大的把握或好奇心。我想常来这里的大概都是些寻找皮肉生意的小伙子。我长得还没漂亮到可以坐台，也不似腰缠万贯的买主。
“我只是想来试一下，”我说，“你不能总去那些熟馆子。”
他点点头，但并不相信。这不是随便的一家餐馆，不是给没有特别用意的人来吃的。
“你，嗯，在这一带工作？”他问。
“在市中心，”我说，“我刚才正好在这儿转悠。我是写文章的。”
“真的？你写什么？”
我告诉了他报纸的名字，他带着特别的热忱点点头。当时这份报纸畅销得很。“你写什么？”他又问道。
“哦，五花八门的东西。听着，你是不是很快就下班了？”
“噢，我们再过一个钟头就打烊。”
“想跟我到一个没这么恶心的地方喝一杯吗？”我问。
“嗯，行，”他说，“我是说，好的。”
“我名叫乔纳森。”
“我是埃里克。我名叫埃里克。”
他说出名字时点着头。他目光中不再有什么不能肯定的东西。这就是我干的伤风败俗的事儿———我泡上了酒吧招待。
我出去走了走，一小时后跟他在三十年代餐馆里碰了头。他比我先到。他拿着一瓶百威啤酒站在吧台旁，假装对录像里放映的埃斯特·威廉姆斯的电影发生了兴趣。他打了声招呼，又略微点了一下头，好像在给自己回礼。
我点了啤酒，我们挺费力地聊着，谈的都是通常的话题。我们简短地说了说各自是从哪儿来的，要干什么。那是一个星期三的夜晚，酒吧里人不多。录像屏幕上，穿着艳丽的少女合唱队在一片明媚的蓝绿色海洋中泼水嬉戏，给屋子蒙上了一层彩色的、不断变换的阴影。埃里克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他是那种一边撕扯餐纸，一边用脚打着拍子，而对你的话最多只听进一半的人。他脑袋最上面的头发已开始稀疏———后来我才惊讶地知道他还比我小三个月。
两瓶啤酒喝下去后，我们觉得差不多了，便到第二十四街他的公寓里，在那儿他给了我第二个惊讶。
他在床上的表现棒极了。没有其他的词可以形容。简直是完美无缺。谈起话来他坐立不安，含糊其词，总是毫无节奏感地停顿下来，要么发出一阵古怪的笑。可他脱掉衣服后便有了舞者那种流畅、自信的举止。他的体格不算粗壮，但强劲结实，胳膊上青筋外突，胸廓也清晰地显现出来。在那第一天的晚上，当我们到了他的公寓(带普尔曼式厨房和浴室的单人间)后，他飞快地脱光了衣服，仿佛他穿的是喜剧演员那种一碰就散的外套。刚才他还穿戴整齐，一眨眼就见他一丝不挂了，而我还在解衬衫的最后一颗纽扣。
“嘿，”我说，“你怎么做到的？”
他笑了，并帮我脱去衣服。他的动作麻利而柔和。他突然就将羞怯、散漫的举止换成了镇定自若的专注神态和文雅沉着的胸有成竹。他解开我的牛仔裤，轻轻地把它退到脚跟，然后用胳膊搂住我的腰，稍稍使劲便将我抱到了床上。
我不是因为他而兴奋。我是因性交这个想法，为它的不费吹灰之力而兴奋———我走出去便得到了一个人，一个尚无人认领、可以由我随意摆布的人。我承认———我的欲望中带有施虐狂的色彩，有虚荣心在作祟。我选择不会拒绝的普通人；他们觉得碰上我很走运。我看见他们的肉体时并不激动———他们的肌体或庞大，或骨瘦如柴，但他们总是显出局促和感激的样子———我激动是由于我征服了他们。埃里克将我放到床上时我的情欲被唤起来，这种方式很普通，我并没有留心地去体会这已很熟悉的感觉。我让他掌握着性交的主动权，可我在离开他屋子时并不会被击败。甚至此时，当我们胸膛第一次接触，我们的腿摸索着寻求一个合适的姿势时，我的一部分已经走了。我比这件事更重要。我感到的兴奋过于强烈，并非完全是令人愉快的，仿佛有一窝蜜蜂钻进了我的胸口。
埃里克的鼻子摩擦着我的肩，他的手指轻抚我的肋骨。他有着干燥、粉末似的触感。在他的热忱和他外露而又难以把握的美丽中有一种十分可爱的东西，同时也十分可怕。
他在我身上躺了一会儿，雨点般的吻落在我胸脯上。然后他娴熟地把我们的身体转了一圈，这样我便在上面了。我第一次看到了他的全貌。他很瘦，但骨架不小，他小腹的毛比胸口的更加浓密。他的老二向右偏，其边缘围着不规则的血管。他那瘦削、多毛的腹部和歪斜的老二突然使我觉得很反感。通常和陌生的人在一起，当我全面了解了他们身体的隐秘部位后，我就会像这样一时间感到很震惊。看着埃里克瘦削的躯干，我觉得自己似乎无意中发现了他的什么不检点的事。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这突然使我的感觉由兴奋变成了厌恶———我越发烦躁，并开始装模作样起来，将他的老二胡乱地塞进我嘴里。我已经在想着回家和克莱尔喝一杯了。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个我会讲给她听的故事。她会和我一块儿摇头晃脑，讨论着这令人不解的爱的缺乏。
“放松点。”埃里克低语道。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的嘴没空着。他又重复了一遍，我抬起头说：“我很放松，谢谢你。”我想让他、让我都快点解决，然后回到自己的皮肤里，自由地走在大街上。
他挣脱开来，让我肚子朝下躺在床垫上。“你太紧张了。”他说。我有些怀疑地顺从了，他开始按摩我的背部，他的手指沿我肩膀和脊柱的曲线移动着。“你身体紧绷绷的，”他说，“到处都感觉得到。”
我不明智地让自己听由他摆布。我不喜欢被告知自己很紧张———就好像他看出了我性格中的一处缺陷。在性爱的场合中，我总是陷到一个不怎么像我自己的身份里。做爱的时候我就像自己假想的哥哥，一个强壮的、有些愤世嫉俗的人，喜欢充满冒险的生活，这样就不会有强烈的愧疚去指责另一个自我。我常在书桌旁或地铁里做白日梦，想像着有许多强大、愤怒的男人需要我去减轻他们的痛苦。与懦弱的陌生人躺在床上，我只想着赶快到达高潮，好马上脱身。
埃里克仍然怀着热忱精心地揉捏我的背部，他的手指熟练地摸索着肌腱和骨骼的接合点。我称赞他技巧娴熟，他说：“我上过课的。”后来我知道他挺相信学校证书之类的东西。他是个用功的学生，学的也杂，他喜欢把要学的东西分解成相关联的几组课程。他还上过法语会话、作文和怎么做被子的课。
在他的帮助下，我几乎是违心地放松开来。很突然地我睡着了，虽然我并没有想去睡。这完全不像我。不过我最近一直在起早贪黑地工作。这种感受很像在麻醉的作用下失去知觉。有一刻我醒着，看见支在床头柜上带相框的照片，上面有两个表情平淡的陌生人，下一刻我又在沉沉睡去之时被一个亲吻唤起来。
我吃了一惊，几乎蹦下床去。一时间我心下一片茫然。我在哪儿？这是谁的抹过科隆香水的下巴？“嘘，”他低声说，“没事的。”
“哦，上帝，我睡着了么？”我问。我头晕目眩，又有些惭愧。我打呼噜了么？口水有没有流出来？
“只睡了几分钟。”他说。他吻了吻我的脖子，然后轻柔但稳固地在我两腿之间摆好姿势。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说，“你知道，我从没有这样过。”
“只要保持放松就行了，”他说，“这是你正在做的梦。”
出于某种原因我顺从了。虽然我的本能想要返回到自我中，想赶快做完然后去干该干的事，但我仍决定就这样放松着。这其中有着令我惊讶的、充满情欲的快感。我任由埃里克摆布，我们的做爱真像是在梦中进行着。他做爱的方式跟完成所有他那些学习计划一样，带着学者的那种一丝不苟。我们的交合如果缺乏真正激情的放纵，那也有着学校式的稳固可靠，也算接近最佳状态了。埃里克能够不用量就精确地倒出一盎司威士忌，他能手工做出“双婚戒”被子，还有他能辨别出可以插多深，什么时候抽出来，什么时候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中喷射出来。我把自己交给了他。他喜欢处于这种主动地位，而我则放弃了逞强的念头。
那天晚上我们做爱了三次。第一次之后我们没有分开来。我没有逃脱。他抱着我，我摸着他汗毛稀疏的大腿。我闻到了他的汗味儿，很刺鼻，但并不讨厌。我们静静地拥抱了十分钟或更长的时间。接着他说：“你是不是又准备好了？”
等我穿上衣服时，他的房间已不像刚才那么陌生。它怎么说都算不上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家，甚至连非常舒服都谈不上———一间看不到风景的屋子，在一幢白砖房里，这楼房准是六十年代早期仓促建起来的。屋里有一张平台式床，上面铺了几条被褥，一台立体声音响，一台电视机，和一张大得出奇的黑沙发；日出的时候，这沙发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将透过一扇单窗的所有光线尽数吸收。墙上挂着一幅镶银框的招贴画，印的是马蒂斯的作品，上面有一个色彩艳丽、装饰奢华的房间，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三条匕首形的金鱼悬浮在一只鲜蓝色的碗里。埃里克的公寓很像医生的候诊室。它除了某种淡淡的忧伤外，反映不出居住者的什么特点。不过，等我穿好衣服，写下他的电话号码，并把自己的号码留在纸条上时，这间屋子在我心中的分量增加了。看上去它还是跟我刚来时一样萧索，只是它已开始显示出这儿实际上是有人住的。答录机上的红灯在闪烁，表明有没听过的留言。我在门口给了他一个飞吻，低声说“回头见”，然后下了三层楼走到街上。
通常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刻，在做完爱之后，重新找回了自己，仍然觉得年轻有活力，可以自由自在地到任何地方去。不过今晚，我觉得焦躁不安，身体轻飘飘的；我无法立刻回到自己平常的心态中。第二十四街静悄悄地躺在昏暗的黄色灯光中。一个形单影只的妓女穿着黑色长袜和裘皮茄克悠闲地溜达着，一家通宵营业的售货摊还摆放着橘子，表面光洁的苹果，以及为圣帕特里克节[三月十七日]准备的染成绿色的康乃馨。我沉浸在肉体的愉悦中，可纠结在其中的还有强烈的懊悔感。某种东西找不到了，至少此时是这样———某种程度的可能性。我到家时已走过了二十个街区，可这感觉仍挥之不去。它像贼似的尾随着我。
过了四点钟我才到家。克莱尔正睡着。第二天晚上看到她时，我没有主动跟她谈多少有关埃里克的事。克莱尔和我把谈男人的基础建立在一种我们共有的对他们的嘲讽性鄙视之上，而我并不能肯定该怎么描述埃里克这样的男人。我没有坠入爱河，但这次的一夜云雨却并不意味着滑稽喜剧、绝望或无聊。
克莱尔说：“这回你怎么那么安静呀，乔纳森。到底怎么了？”
“没怎么。”我们坐在沙发上啜着佩诺茴香酒。佩诺酒是我们最后一道饮料。我们的习惯是对每种外国酒都有一段短暂而虔敬的忠诚。
“什么时候变得守口如瓶起来啦，”她说，“这不像你。这家伙难道会表现得与众不同么？你到底有什么不肯说的？”
“这家伙不过又是个想当演员的酒保。他的床上功夫倒是很了得。”
“亲爱的，别想这样轻描淡写地打发掉，”她说，“我遇到最后一个跟我上床的高手是在，嗯，一九七九年？请你讲具体点行不行？好啦，说吧。我是你的克莱尔姨妈。”
她喝了一大口酒，我想我看见了在她友好的热望底下是明白无误的害怕，害怕我会离开她，怕我会消失在爱中。这在她的眼睛里和嘴角边显露出来，虽然她抹了许多鲜红的唇膏，但那嘴角也会变得很严厉，显露出不赞成的态度。
“亲爱的，有些地方是连最要好的朋友也不能一起涉足的。”
“哦，不对，”她说，“你不是这个意思，只不过这话题让你觉得不好意思。没错吧？”
克莱尔和我之间没有秘密———也许这是我们友谊中轻率、随意的一面。也许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替代别人从性生活中获得生物知识的办法。克莱尔和我无话不说。我们把自己剥光，列数自己的缺陷。我们互相知道对方最肮脏的胡思乱想。我们坦言自己的欺诈、贪婪和自我夸耀的谎言。我们描述所有性生活上的纠葛，我们是彼此肚子里的蛔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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