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在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里，横遭警察的追捕和通缉，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所有的店铺开门都非常迟。在户外睡觉的时候，黎明的光芒总是能够按时把你唤醒，可巴塞罗那咖啡馆的大门却依然紧闭，没有一家会在九点以前开门营业。你得耐心地等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喝到一杯咖啡，或刮一次胡须。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理发店的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告，明令禁止索要小费。公告上说：“革命已经砸开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我很想告诉理发师，如不小心堤防的话，锁链也许很快就会重新落到他们的身上。
我信步来到市中心。在那些曾经属于马统工党的建筑物的顶上，红旗已经被扯下，取而代之的共和国旗帜迎风飘扬；大楼门口则有成群的国民自卫队士兵，怀里抱着武器，懒洋洋地斜靠在门前的墙壁上。位于加泰罗尼亚广场一角的红色援助中心，那里的大部分窗户玻璃已被砸得粉碎，无事可做的警察乐此不疲。马统工党的书摊内已见不到一本书。远处拉姆拉斯大街的公告栏中张贴着一副法西斯分子的丑恶嘴脸。在拉姆拉斯大街的尽头，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我碰巧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群从前线归来的浑身泥污、衣衫破烂的民兵，正仰面朝天地躺在擦鞋匠的椅子上，神情疲惫不堪。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真的，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位。他们是马统工党的民兵。他们前一天才从前线返回，并发现马统工党已遭镇压，他们的家庭也遭受牵连而被洗劫一空，因此，他们不得不露宿街头。任何这个时候从前线回来的马统工党的民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立即躲藏起来，要么马上被投入监狱。——对于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三四个月之久的战士来说，接受这般礼遇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们正处在一种极为奇特的境遇之中。人们在晚上是被通缉的逃犯，而在白天却可以过着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每个藏匿马统工党及其支持者的人家，只要这样做过的——或者有可能会这样做的，都已被监视起来；旅馆或公寓里也丝毫没有例外，老板们已被要求一旦有陌生人来到，就必须马上报告警察。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任何陌生人只能在户外过夜。另一方面，在巴塞罗那这样规模的城市里，白天倒还相对安全一些。尽管国民自卫队士兵、突袭队员、马枪骑兵和普通警察满街都是，另外还有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无数身桌便衣的警察密探，然而，他们不可能拦截盘查每一个过路行人，如果你看起来并非与众不同，那就不至于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最重要的是，必须尽量避免在马统工党的建筑物附近逗留，绝对不要进入侍者认识你的那些咖啡馆和饭店。那天和第二天，我都在一家公共浴室里泡了很长时间的澡。我感到这是一种既可以打发时间又不惹人注意的好办法。遗憾的是，许多人都是这样去做的。结果没过几天——在我离开巴塞罗那之后——警察突袭了一家公共浴室，在浴池里逮捕了许多赤裸裸的“托洛茨基分子”。
我沿着拉姆拉斯大街往前走，中途遇到一个来自莫兰疗养院的伤员。我们相互交换了一种他人难以察觉的眼神，这是人们在那种特殊艰难时刻所使用的一种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后悄悄地溜进一家远离大街的咖啡馆里碰面。在莫林疗养院遭到突袭时，他侥幸躲过抓捕，但和其他人一样被驱赶到大街上。他只穿了一件衬衫——紧急逃跑来不及穿上夹克，——而且身无分文。他向我描述了一个国民自卫队士兵如何从墙上扯下莫林的大幅彩色画像，然后再用皮靴将其践踏成碎片。莫林（马统工党的创始人之一）落入了法西斯分子之手，人们认为，他在那个时候已经遭到枪杀。
上午十点，我在英国领事馆门前见到我妻子。没过多久，麦克奈尔和科特曼也来了。他们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鲍勃·斯迈利死了。他死在巴伦西亚的监狱中，死因不详。他的尸体当即被掩埋，在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大卫·默里曾请求看一下他的遗容，但遭到拒绝。
我当即认为斯迈利是被枪杀的。那时每个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此后我认为自己可能弄错了。后来，他被正式公布的死因是阑尾炎。我们后来从另一个获释的囚犯那里得知，斯迈利在入狱后不久就病倒了。如此看来，阑尾炎致死的说法是可信的。他们拒绝让默里看斯迈利的尸体，可能只是出于对死者的恶意报复。然而，我必须指出，鲍勃·斯迈利只有22岁，是我所见过的最强壮的人之一。我认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无论英国人，还是西班牙人，唯有他可以在战壕中连续待上三个月而不生病。像鲍勃·斯迈利这样强壮的人，如果得到适当的照料，理应不会被阑尾炎夺去生命。但是，当你目睹了西班牙监狱——包括用于关押政治犯的临时场所——中的生活之后，你就能够意识到，一个生病囚犯得到适当照顾的几率会是多么微不足道。这些监狱只能被称作地牢。在英国，只有退回到18世纪，才能见到诸如此类的场景。人们被囚禁在狭小的牢房里，只能勉强容身；人们甚至被关进地窖或其他更为黑暗潮湿的地方。这并非暂时为之，而是长期如此：人们常常被关押在那种地方长达四五个月之久，从来见不到一线光明。他们全天的食物只有污秽不堪、少得可怜的汤和一两片面包。（几个月后他们的食物似乎稍稍有所改善。）我这绝不是夸大其词，任何一位曾在西班牙遭到拘禁的政治嫌疑犯都能加以证实。我已经从许多消息提供者那里分别得到了他们对西班牙监狱状况的描述；他们都证实了彼此的说法，几乎没有丝毫出入。此外，我自己也亲眼见过一所西班牙监狱。我的一位被囚禁的英国朋友对我说，他的狱中经历，“完全能够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斯迈利的遭遇”。我对斯迈利的死难以释怀。为了投身反法西斯的战斗，这个勇敢聪颖的大男孩，毅然放弃了自己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在我看来，斯迈利在前线以无可挑剔的勇气和奋不顾身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那些人所做的，却是将他投入监狱，并让他像个无人关注的动物那样死去。我明白，仅仅为某一个在这场规模如此巨大的血腥战争中牺牲的人大加宣扬，也许无事于补。与许多的政治迫害相比，在拥挤的街道上空落下来的炸弹所造成的死亡可能会更大。但让人忿忿不平的是这种死亡毫无意义。在战场上战死——也许无怨无悔，那是死得其所；但被投入监狱，甚至没有任何可以罗列的过错，而只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让人孤独地死去——这就必须另当别论了。我看不出这种事情——尽管斯迈利的事情有些特殊，并非普遍现象——将会如何有助于战争更接近胜利。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探看了柯普。人们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可以看望没有被单独监禁的囚犯，但去多了并不安全。警察密切监视着来来往往的人，如果你频繁探监，那就等于给自己贴上了“托洛茨基分子”朋友的标签，从而被捕甚至死于监狱。这种事情已经在许多人身上发生了。
柯普并没有被单独监禁，因此我们没费多少周折就被允许探望。在狱警领我们进入监狱的钢筋混凝土大门时，恰巧碰上了我以前在前线认识的一位西班牙民兵，他正被两个国民自卫队队员一左一右地夹在中间押出监狱。我们短暂地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假装互不相识。我们在监狱里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来自美国的民兵，他在多天前就已办好了离开西班牙回国的手续。尽管他证件齐全，但在出境检查时仍然被捕，也许只是因为他当时穿着灯心绒马裤而被当作民兵抓起来的。我们擦肩而过，有如从不相识。这真是太可怕了。其实，我们已经认识好几个月了，我们曾经在同一条战壕里同甘共苦，在我负伤的时候是他把我背下阵地，当然，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会那样做的。由于身穿蓝制服的卫兵正在虎视每一个角落，与太多的熟人打招呼只会惹来杀身之祸。
这座所谓监狱原是一家商店的底楼。总共两个房间，每间不足20平方英尺，却密密麻麻地囚禁了100多号人。这里所呈现的是典型的十八世纪Newgate*的翻版，肮脏不堪，人们挤成一团，没有家具，只有光秃冰凉的石地坪、一条长凳、一些破烂毛毯，紧闭的钢质百叶窗只漏进了些许灰暗的光。灰蒙蒙的墙壁上涂满了革命口号——“马统工党永存！”、“革命万岁！”等等。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里一直被用作政治犯临时关押地点。刺耳的嘈杂声到处响起。现在正是探监时间，处处人满为患，举步维艰。被囚禁的犯人几乎都是最贫困的工人无产者。你可以看到妇女们正在打开包裹取出少得可怜的食物，那是为自己被监禁的丈夫送来的。监狱中的有些受伤的民兵囚犯来自莫兰疗养院。他们中有两个人腿部截肢，其中一个人显然在突击抓捕时没来得及带上拐杖，只能靠剩下的那条腿跳跃行走。这里还有一个不到12岁的孩子，非常明显，他们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一大群人被关押在这么一丁点大的地方，又没有任何卫生措施，以致你处处都能闻到一种刺鼻的恶臭。
* 纽盖特监狱，伦敦的一所著名监狱，1902年被拆毁。——译者
柯普用胳膊推开拥挤的人群迎接我们。他那胖乎乎的圆脸仍与往常一样，看起来气色还算不错。在这种肮脏龌龊的环境中，他依然把制服弄得很整洁，甚至还把胡须也刮得精光。囚犯中还有一个身穿人民军制服的军官。他在拥挤的人群中与柯普相遇时，两个人几乎同时立正相互敬礼，在某种意义上，那种场景实在令人心酸。柯普的精神状态似乎非常好。“哦，我想我们都会被枪毙。”他高兴地说。“枪毙”这个词在我的心里引起了一阵战栗。不久前子弹穿过我的肉体时的那种感觉，我仍记忆犹新。一想到那种事将发生在你所熟悉的某个人的身上，绝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当时，我的确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包括柯普在内，都将被枪毙。前一个谣言——关于宁的死亡——刚刚消散，人们都知道了马统工党正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和间谍罪。当局正在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策划一场规模巨大的阴谋陷害式的审判，接下来就要对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大开杀戒。眼看自己的朋友身陷囹圄，却又明知自己无力相救，这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谁都无能为力，即使吁请比利时政府施援也不可能，因为柯普来到西班牙已经违反了自己国家的法律。我发音低促微弱，在一片嘈杂声中我自己也无法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不得不把大部分谈话时间让给我妻子。柯普跟我们谈起了他在监狱中新结识的许多囚犯朋友，他也谈到了看守，说有些看守其实是好人，但也有些看守专门欺负、殴打那些胆小怕事的囚犯；至于食物，他说那简直就是“猪食”。幸好我们早已想到给他带来了一些食物和香烟。接着，柯普跟我们谈起了被捕时从他身上搜走的那些文件。其中有作战部致东线军队中主管工程作业的一位上校的军情函件。警察收缴后拒绝归还。据说函件被放在警察总局的办公室里，如果物归其主的话，柯普的处境将会完全不同。
我当即意识到这封函件多么至关重要。一封这样的军事公函，其中有作战部和波萨斯将军对柯普的推荐内容，这将足以证明柯普的清白。但麻烦的是如何证明这封公函的存在。在警察总局办公室里的函件万一被打开，无疑会被密探或其他什么人销毁。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将函件要回来，那就是作战部签发函件的那位上校。柯普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并写好了一封信，希望我能偷偷地带出监狱并邮寄出去。显然，我亲自办理会更快捷、安全一些。我让妻子和柯普先待在这里，然后冲了出去。等了好久总算等到了一辆出租车。我知道时间就是一切。现在是下午5：30，上校也许会在六点离开办公室，而如果等到第二天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封函件会弄到哪儿去了——或者已被销毁，或者已被丢进乱七八糟、堆积如山的文件堆里，那时又会有更多的嫌疑犯被逮捕。上校的办公室在码头北面的作战部内。当我急急冲冲地走近楼梯时，值勤的突击队员用长长的刺刀拦住了我，要求出示“证明”，我冲着他挥了一下我的遣散证明。很显然，他不识字，他放我上楼去，他大概也对我那一挥而过的“证明”留下了神秘的印象。作战部大楼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物，结构布局十分复杂，环绕中心庭院的每一层楼面都有上百个办公室。这里是西班牙，没有人稍稍知道一点我正寻找的办公室究竟在哪里。我不断地重复：“El
coronel——，jefe de ingenieros，Ejercito de
Este！”*人们冲着我微笑，还优雅地耸耸肩。那些自以为知道一点的人给我指示的方向截然相反，他们指示我上楼，下楼，上楼，下楼，沿着长长的楼道跑，结果都是碰壁而回。时间正在悄然逝去，我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仿佛置身噩梦一般：我在楼梯上不停地上下奔跑，诡秘的人们你来我网，透过敞开的办公室大门可以瞥见，杂乱无章的文件遍地都是，打字机噼啪作响，时间飞逝，一条无辜的生命也许危在旦夕。
* 大意：管事的人，军队主管，这个军队！——译者
幸好，我总算找到了上校的办公室，让我稍稍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允许我诉述他来意。我没有见到上校。接见我的是上校的副官或秘书，一个身着崭新制服有些瘦长的军官，眼睛大大的略有一点斜视，在办公室的外间接待了我。我开始诉说我的故事。我是受我的上级军官的委托来这里的。陆军少校乔治·柯普身负紧急使命赶往前线，却被错误地逮捕了。那封给前线的上校的函件——包含重要军情机密，应该立刻归还。几个月来，我一直和柯普一起服役，他是一个品质崇高的军官，逮捕他显然是一个错误，警察把他和别人弄混淆了，等等。我一个劲地反复强调柯普所执行的任务对于前线的紧迫性，因为我知道这才是函件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但这些听起来一定像个离奇的故事，我的蹩脚的西班牙语发音，每到情绪激动、强调关键问题时，就不知怎么的又会变成法语发音了。更糟糕的是，我几乎已经声嘶力竭，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发出一点点嘶哑的声音。我很担心连这么点声音也可能发不出来，以至于让这年轻军官不再有耐心听下去。我后来时常回想：他一定会诧异我的声音出了什么毛病——或者喝醉了，或者良心受到谴责，等等。
然而，这位军官不仅耐心地听我讲述，而且频频点头，表示谨慎赞同。是的，他也认为这可能是个错误，显然应予调查。明天——我抗议——该呢吧没有明天！军令如山倒，柯普原本早该将函件送至前线。青年军官颇为赞同我的说法。接下来，他终于问了令我感到惊恐不安的问题。
“这位名叫柯普的陆军少校，在哪个部队服役？”
最令人恐惧忌讳的名字却不得不说出来：“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
“马统工党！”
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他那声音中的格外震惊。你得知道那时马统工党是被如何看待的。人们对间谍的恐惧到达了最高峰。也许所有的共和派人士在那时都确信马统工党是一个德国资助的庞大的间谍组织。对一位人民军军官提到此事，简直就像在红色恐怖之后闯进骑兵俱乐部*宣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一样令人惊异。他用深邃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慢吞吞地说：
“你说你在前线同他在一起，那么你自己也是在马统工党的民兵中服役？”
“是的。”
* 是西班牙贵族军官的传统社交场所。——译者
青年军官站起来，转身走进了上校的办公间。我能隐约听见他们焦急不安的对话。我想，“这下全完了。”也许，我们本来就不该试图把那个函件要回来。况且，我已经坦承自己是马统工党的人员，说不定他们马上就会打电话给警察，将我抓起来，把我当成又一个自投罗网的托洛茨基分子。不过，那位军官很快又露面了，一边整理军帽，一边严肃示意我跟他走。我们将去警察总长办公室。这段路很长，至少需要步行20分钟。军官卖着僵硬的正步，走在我的前面。在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我们来到警察总长办公室时，一群看起来非常可怕的无赖正在门外游荡。他们显然是便衣警探、告密者和各种间谍。军官走进那间办公室，接下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情绪激动的对话。只听得双方的嗓门一阵高过一阵，大概还伴有摊手、耸肩、捶桌子之类的激烈动作。警察方面显然不愿交出那封函件。最后，那个满脸涨得通红的青年军官手拿一封硕大的公文函件走出来。这正是从柯普身上搜走的那封函件。我们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事后表明这绝非无关紧要。函件被及时送出，但柯普的上司却根本无法让他出狱。
军官当场向我保证函件将被马上递送。“可是，柯普怎么办？”我问道，“我们无法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吗？”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道：“那可又是另外一件事了。”他们并不清楚柯普究竟为何被捕。他只是告诉我，他们将对此进行调查。不再有多少可说的话了，该是分手的时候了。我们俩相互略微欠身致意。可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吃惊而且极为感动的事。那位人民军军官稍稍犹豫了一会，突然伸出手来，与我紧紧地握手。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使你明白他的这一举动是多么深深地打动了我。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你应该注意到当时的情景——令人恐怖的怀疑和仇恨气氛，恶毒的谎言和莫须有的传闻漫天飞扬，贴在布告栏中的海报公开地诋毁我，以及所有类似我的人都是法西斯间谍。你要知道，当时我们正停留在警察总长办公室的门外，外面还游荡着一帮无事生非、到处找茬的政治无赖，其中也许会有人知道我正被警察“通缉”。这就有如一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开与一个德国人握手同样危险。我猜想，这位军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认定我并不是所谓法西斯间谍，而且这样与我握手也表明了他具有非常美好的人品。
尽管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仍然乐意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因为这是相当典型的西班牙人品德——在许多恶劣的境遇之中，你会经常从西班牙人身上见到类似的崇高品德的闪光点。我对西班牙这个国家印象极差，但对西班牙人却没有坏印象。我记得，我仅对一位西班牙人发过两次火，而每当忆及此事，我都认为全是自己的错。毫无疑问，他们宽宏大量，品行高尚，但这些品质都并不真正属于二十世纪。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指望在西班牙，即使法西斯主义也会采取一种相对宽松、能够让人接受得了的统治形式。在西班牙几乎没有什么人具备现代极权国家所需要的那种素质：可怕的高效率和高度的一致性。几天前的那个晚上，警察在搜查我妻子住的客房时所发生的小插曲，就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实际上，当时的搜查非常滑稽有趣。我真的希望我能亲眼目睹，可是幸亏我没在现场，否则我会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的。
警察用众所周知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肃反委员会或盖世太保的风格进行了那场搜查。午夜过后，随着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六名警察闯进了我妻子的客房；他们打开灯，迅速控制了客房的各个重要位置，显然是事先早有预谋。接着，他们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手段彻底搜查客房中的全部两个房间（有一个附设的卫浴间）。他们击听墙壁，摸捏椅垫，敲击地板，掀抖窗帘，拍打浴缸和暖气片，同时翻箱倒柜，把所有衣物鞋帽都翻了个遍，还要再拿到灯光下仔细检视。他们收缴了室内包括丢进废纸篓里的所有报刊和纸张，还有我们的所有书籍。当发现我们有一本法文版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时，他们马上喜形于色，自以为抓到了一个最重要的把柄。如果这是他们发现的唯一的一本敏感禁书的话，那么我们的末日也就临头了。非常明显，在他们看来读《我的奋斗》的人必然是个法西斯分子。但是，紧接着他们又找出了一本斯大林写的小册子，名叫《论彻底清算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两面派的方法》，这多多少少让他们暂时松了一口气。抽屉里的几包卷烟纸也被翻出来。他们把其中每一包都拆开来，逐张检查，以防漏掉可能记录在那上面的任何信息。他们差不多检查了将近两个小时。然而，他们却没有去搜查床上。我妻子一直躺在床上，床垫下面也许暗藏半打轻机枪，况且枕头下面也能藏着很多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可是，这些警察没有碰一下床，更不用说检查床底了。我不敢相信这回是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肃反委员会的通常办事风格。但是，人们必须注意到，现在警察已经几乎完全处在共产党人的控制之下这些警察说不定自己就是共产党员。不过，这些人同时也是西班牙人，对于他们来说，把一个弱女子从床上赶下来，实在是太难为情了。于是，这一方面的搜查工作被大家心照不宣地免除了。当然，这也使得全部搜查变得毫无意义。
那天晚上，我和麦克奈尔、科特曼睡在一处建筑荒地的草丛中。这是一个很冷的夜晚，我们都么怎么睡着。我记得，我到处找了几个小时才喝到一杯咖啡。自来到巴塞罗那，我还是第一次去看看教堂——那是一座现代教堂，也是世界上最丑陋的建筑之一。教堂顶部的四个尖塔有如酒瓶一般。与巴塞罗那大部分教堂的命运不同，这座教堂在革命期间没有遭到破坏——据说，它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极具“艺术价值”。我想，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可以毁掉它，却没有那么做，这只能显示他们品位粗俗，尽管他们确曾将红黑相间的旗帜悬挂在踏尖上。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最后一次前去探望柯普，我们和他道别，并交给西班牙朋友一些钱，摆脱他们给柯普买些食品和香烟。除此而外，我们无法为他做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做到。在我们离开巴塞罗那以后不久，柯普被单独监禁，甚至不让外面的人给他送食物。那天晚上，我们去拉姆拉斯大街，路过摩卡咖啡馆时，看到那里仍有国民自卫队士兵在把守。我一时兴起，走进咖啡馆，并和两个肩挂步枪、斜倚柜台的士兵闲聊起来。我问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哪位同志在五月战斗时曾在这儿执勤。他们说不知道，就像许多西班牙人的惯常回答一样，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弄清这件事。我说，我的朋友乔治·柯普被捕入狱，受五月战斗牵连将被审判，当时在这里执勤的人都知道，是他阻止了这里的战斗，从而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我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为这件事提供证据。有一个与我谈话的士兵，面部表情呆板，不停地摇头，可能是因为交通嘈杂听不清我的话。另一个士兵则截然相反，他说，曾从战友那里听到过关于柯普的英勇行为，柯普是buen
chico（一个好伙计）。我知道他们所说的这些都于事无补。如果柯普被审判，当局就会像所有类似审判一样，使用伪造的假证据。如果他一旦被枪杀（我担心这极有可能发生），他的墓志铭将应该是：他是可怜的国民自卫队士兵眼中的好伙计，身为丑恶制度的一部分，却保留了足够的人性，当他看到一项正当的行动时，就知道它是正当的。
我们过着一种非常生活。夜晚我们是罪犯，而白天我们是富有的英国游客——这是我们迫不得已假扮出来的。尽管夜晚只能睡在荒郊野外，但只要刮刮胡子，洗洗澡，擦擦皮鞋，仍会使你显得有些冠冕堂皇。目前，最安全的做法是，尽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看起来像个资产阶级的模样。我们频繁出入时尚生活区，在那里我们只是些陌生人。我们光顾高档餐馆，以标准的英国方式对待服务生。我生平第一次在墙壁上题字。在一些时髦餐馆的墙上，我尽可能而歪斜地写上：“马统工党永垂不朽！”虽然我一直想方设法地隐藏自己，但我并没感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整个事件似乎过于荒诞不经。英国式信念在我身上根深蒂固：“他们”不可能逮捕你，除非你触犯了法律。其实，在政治大屠杀中，抱有这种信念极度危险。有一个要求全力抓捕麦克奈尔等人的命令，我和其他许多人也都名列其中。逮捕、突袭、搜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实际上，我们认识的许多人都已被关进监狱，只有那些仍在前线的人暂时幸免。警察甚至擅自登上定期运送难民的法国船只，抓捕疑似托洛茨基分子的人。
多亏英国领事馆的倾力交涉，我们才总算办好护照签证等手续。领事在那个星期里肯定被此事弄得心烦意乱。我们应该尽早离开这里，越快越好。晚上七点半有一趟开往布港镇*的列车，但通常迟至八点半才开出。按照我们的事先安排，我妻子预定了一辆出租车，然后打点行李，结算帐单，尽量在最后一刻才离开旅馆。她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别人注意，否则旅馆的人肯定会去报告警察。我在七点左右来到火车站，却发现列车已经开出——6：50就开走了。火车司机大概和往常一样临时改变了主意。幸好我们及时通知了我妻子。第二天早晨还有一趟开往布港镇的列车。我和麦克奈尔、科特曼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吃了晚餐，经过谨慎打听，我们发现这家餐馆的老板是个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为人相当和善。他给我们开了一个三人房间，当然没有报告警察。这是五个夜晚以来我第一次没有和衣而眠。
* Port Bou，西班牙边境小镇，靠近法国。——译者
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成功地从旅馆里溜了出来。火车晚点出发近一个小时。我利用这段时间给作战部写了一封长信，对他们讲了柯普的案件——柯普无疑是被错捕的，前线急切地需要他，无数人将会证明他没有任何过错，等等。信写在撕下的笔记簿的纸上，字迹原本歪斜（我的手指仍然有点麻木），写西班牙文那就更加歪歪斜斜的了，我担心他们是否能够读得懂这封信。无论如何，这封信和其他努力一样都没起作用。虽然我写了信，但此后六个月里，柯普（如果他至今未被杀害的话）依然关在监狱里，既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被释放。起初我们收到过他的两三封来信。这些信是他托被释放的囚犯偷带出监狱，然后在法国寄出的。信里说的反复就是这些内容——被监禁在肮脏阴暗的窄小牢房里，食物既肮脏又少得可怜，由于卫生条件差而生了重病，而监狱拒绝给予任何医疗护理。我已经通过英国和法国的许多渠道证实了这一切。最近柯普被投入一个“秘密监狱”，已经无法再与他保持联系了。柯普只是数百个遭受迫害的外国人之一，没有人知道再杂遭受类似迫害的西班牙人究竟有多少。
终于，我们平安无事地通过了边境线。我们乘坐的列车挂有一节头等车厢和餐车，这是我来西班牙后第一次看到的。直到最近加泰罗尼亚的列车也只有普通车厢。有两个侦探在我们的列车上四处悠转，随时记下外国人的名字；当他们转到餐车看到我们正在用餐时，他们似乎很高兴看到我们这些地位高贵的人。世事变化无常，真是奇怪极了。仅仅在六个月之前，无政府主义者仍在掌握权力时期，无产阶级的衣着打扮备受人们的尊敬。在从佩皮尼昂到塞贝尔的路上，一个和我同车的法国商务旅行者严肃认真地告诉我：“你不能穿戴成这个样子去西班牙。赶快收起高衬领和领带，否则到了巴塞罗那人们会从你身上扯下来的。”他说的似乎有点夸大其词，不过这也至少表明人们是如何看待加泰罗尼亚所发生的变化的。进入西班牙边境后，果然有一个无政府主义卫兵盯上了一个穿戴考究的法国人及其妻子，我想大概仅仅是因为他们看起来资产阶级味道太浓厚了。然而，如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资产阶级的衣装打扮成为一种逃避灾难的最好办法。在签证办公室，官员们在一荦卡片上——嫌疑犯索引上仔细查找我们的名字，幸亏警察的效率低下，我们的名字尚未被列上去，甚至也没有麦克奈尔的名字。我们从头到脚都被搜查过了，但没找出什么犯罪证据，除了我的遣散证明。而搜查我的士兵也不知道我所在的29师就是原来的马统工党的民兵。我们总算逃过了这一关。整整六个月之后，我再次来到了法国的土地上。我仅有的西班牙纪念品是一只山羊皮水袋和一盏小铁油灯，阿拉贡的农民用这种灯来点橄榄油。这种小油灯的形状和两千多年前罗马人使用的赤陶灯几乎一模一样——这是我从一个被毁坏的小屋里拣到的，无意中装进了行李袋。
事实证明，我们逃跑得非常及时。我们所看到的首份报纸上就刊登了政府以间谍罪缉拿麦克奈尔的消息。西班牙当局宣布这一消息显然有点操之过急。要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是不可以被引渡的*。
* 在西方国家，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译者
当离开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踏上另一片和平安宁的土地时，我不知道应该先干哪件事。结果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飞奔到烟草店，尽量多买些雪茄和香烟，直到衣袋塞不下为止。然后我们到自助餐厅要了杯茶，这是几个月以来我所喝到的第一杯加鲜牛奶的茶。几天以前我就经常在想，到了法国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要香烟，都可以买到。可我同时又有点期待见到烟草店大门紧闭，窗口挂着“烟草售罄”告示的那种情景。
麦克奈尔和科特曼准备到巴黎去。我和妻子则在巴纽尔车站——这条铁路线上的第一站——下了火车，我们感到非常疲劳，必须休息一下。在知道我们来自巴塞罗那后，巴纽尔的人们并没有友好地接待我们。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问我们：“你来自西班牙？战争中你站在哪一边？站在政府一边？哦！”——接下来就是明显的冷落。这个小镇上的人似乎坚定地支持佛朗哥，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有许多支持法西斯的西班牙难民经常来这里并散布影响。我常去的那家咖啡馆有个侍应生就是一个坚决支持佛朗哥的西班牙人。每次给我上饮料时，他都要对我非常轻蔑地扫上一眼。然而，到了佩皮尼昂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里的人对西班牙政府的党派很不友好，但同时所有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也在进行有如巴塞罗那那样的相互倾轧和斗争。在一些咖啡馆里，只要你提到“马统工党”几个字，你就能够马上交到法国朋友，连侍应生都会对你笑脸相迎。
我和妻子在巴纽尔停留了三天。奇怪的是，这段时间里我们心神不宁。这是一个远离手榴弹、机关枪、购买食物的长队、宣传和密谋的偏僻宁静的海滨小城，照理说我们应该深感宽慰和满怀感恩之心。可是，我们丝毫也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并没因远离而在脑海中消失。相反，那一切好象仍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比以前更加栩栩如生。我们不断地回忆、交谈，甚至梦回西班牙。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经常自我安慰地设想，“等我们离开了西班牙”，我们将到地中海岸的某地过上一段安静日子，也许还会去海边钓钓鱼。但是，当我们真的来到了这样的地方，心里却又产生了某种厌烦和失望。天气很冷，一阵阵大风吹过海面，黯淡的海面上波涛汹涌。漂浮在海面上的包裹着杂物、软木塞和鱼内脏的团团泡沫不停地拍打着岩石。说出来别人也许会以为我们有些精神错乱，我们俩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西班牙。虽然这样做可能对谁也没有好处，甚至会遭遇杀身之祸，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其他人关在一起。我感到几个月来的西班牙经历对于我的特殊意义真是一言难尽。我只记录了一些事件的大致概况，但我无法记录这段经历给我留下的全部感受。视觉的、嗅觉的、听觉的东西全都混杂在一起，简直无法用恰当的语言来加以表述：战壕里的气味、山中的曙光延伸至无限的远方、子弹无情的啸叫声、炸弹爆炸的刺眼光芒和震耳回响、巴塞罗那清新寒冷的黎明、兵营里军靴踩踏的印迹、十二月人们仍然信仰革命、购买食品的长队、红黑相间的旗帜，以及西班牙民兵的面容。这些民兵——我和他们在前线相识，如今大家天各一方，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如今在哪里，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受伤残废，有的被关进监狱——我希望他们大部分人平安、健康、好运连连；我希望他们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将所有不怀好意的德国、俄国和意大利外来者赶出西班牙。我个人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战争只给我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回忆，可我还是不想与这场战争擦肩而过。你已经看到了这样一场灾难——虽然西班牙战争已经结束，但这场战争最终将被证明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它所带来的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屠杀和肉体上的痛苦——这场战争不一定会导致理想破灭或玩世不恭。奇怪的是，整个经历却让我更加坚信人类的高尚品质。我希望我的描述不会让人们产生太多的误解。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将这场战争完全真实地描述出来。除非亲眼目睹，你很难弄清任何事情，人人都有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像一个宗派主义者那样去描写。如果我在本书此前各章没有提及这些，那么我现在就来做个补充：请注意我的派别身份，请注意我在事实描述方面存在的错误，以及由于我仅目睹了其中部分事实难免以偏概全。当你从其他书上看到有关西班牙这场战争的任何记述时，也请你同样地注意。
尽管事实上我们无事可作，但我们还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我们提前离开了巴纽尔。随着列车向北行进，法国大地也变得越来越葱绿，越来越柔媚了。我们远离了处处都是山岗和葡萄园的地方，再次来到了处处都是绿地和榆树的国度。我去年底前往西班牙途经巴黎时，巴黎给我的印象是没落阴郁，完全不同于我八年前所见到的巴黎，那时生活费用低廉，人们对希特勒全然不知。而现在，早先我所熟悉的咖啡馆约有一半因为没有顾客而关门，每个人都在遭受高昂生活费用和战争恐惧的困扰，可是由于我们刚刚从贫穷的西班牙来到这里，即使巴黎给我们的印象也似乎颇为生气勃勃、繁荣昌盛。有一个大型展览会正高潮迭起，可我们却打不起精神前往参观。
英国——特别是英国南部，也许拥有世界上最和谐的风光。在经历了漫长旅程，特别是当你从晕船中逐渐缓过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坐在列车专用丝绒坐垫上，你很难相信在哪里真的在发生什么事情。日本发生地震、中国发生饥荒、墨西哥发生革命？无须担心，明天早上牛奶还会放在门前的台阶上，《新政治家报》也会照常出版。工业都市离这儿非常遥远，烟雾和穷困被掩藏在地平线下面。这里依然是我童年就已熟悉的英国：被铁路分割的大地上满是野花，站在草地上的马静静地吃草，缓缓流淌的溪水，溪边的柳树，榆树上的榆钱，农舍旁的草丛，伦敦郊外寂静的原野，肮脏河面上漂浮的船只，熟识的街道，海报栏上板球赛和王室婚礼的公告，男式圆顶高礼帽，特拉法加广场的鸽子，红色的巴士，身着蓝制服的警察——所有这一切都睡着了。英国睡意朦胧，我有时担心我们永远不会醒来，直到被炸弹的轰鸣惊醒*。
* 作者此处的一段话，意在对于当时英国政府面对德、意法西斯猖狂侵略，仍然继续推行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政策提出警告。——译者
（全书完）
向奥威尔们致敬
——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后记
黔进派（无名苦力）
2006年12月
只要他们（工人民兵）存在下去，西班牙民兵部队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那个集体中，没有人热衷于追名逐利，虽然每样东西都短缺，但没有特权和巴结，人人都能粗略地尝到可能像社会主义起始阶段那样的滋味。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八章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所反映的西班牙革命战争，使人内心震撼并且印象深刻的却并非千百个生命在顷刻间灰飞烟灭，而是乔治·奥威尔及其战友们对战斗的渴望与对死亡的平静。
———一名左翼读者，由衷的读后感言
1
这是一本由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悲剧的见证者所写的亲历记。一旦读过这本书——假如你相信或同情某种平等社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你将终身难忘。
我曾经从吴季那里大略了解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他录入上传了第五章，见先驱社网页），但当我从省图书馆的公开书架上借到它时，仍有些吃惊。要知道，这位著名的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从《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开始（这正是他思想转变的开始）就努力尝试着在对所谓“（斯大林式）苏联神话”的批判中重树共产主义传统——民主自由、平等主义、国际主义等。
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所揭露的种种鲜为人知的事实令人吃惊：1936—1939年的西班牙战争，被描述为反法西斯、捍卫民族独立与民主共和国的战争，然而西班牙战争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却被掩藏了——被以莫斯科为首的共产党人故意掩藏了。这些篡取了十月革命招牌的共产党当权派，通过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不但公然鼓动反革命舆论，而且越来越明目张胆地缴工人民兵的械——向革命无产者发动内战（从1936年晚些时候开始，以1937年五月巷战为顶峰）。最后——苏联官僚集团通过特务机关（格柏乌）与典型的资产阶级警察（即有特权的、自治的、全能的警察）——大肆逮捕、监禁、枪杀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革命者。有必要指出，书名中的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革命的最前沿地区，它位于西班牙东北部，以工商业大城巴塞罗那为中心，作者在西班牙革命战争中的全部经历就集中在这里。
很荣幸，我是作为与奥威尔志同道合者来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因而，强烈的思想共鸣令异时空的读者我激荡不已。对于那些鄙薄、耻谈政治纷争的“清流”或者所谓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我感到很不爽，因为它们荒唐而虚伪。对于这本书有一些庸俗评论，例如一位叫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评论者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他（奥威尔）对那些为共同尊严而牺牲的人们的追颂”，本书中文校译者李锋胡说此书的极大震撼力在于奥威尔对“最根本问题——人性——的展现和探讨”，在我看来，这些莫名其妙的评论只是在贬低这部著作。哪里有什么共同尊严？在袖手旁观的欧美帝国主义、扼杀革命的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和苏联专权官僚、敌视革命的西班牙资产者与拥护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之间，哪里有什么共同尊严？至于人性，则以阶级斗争进程中的具体选择为前提，抽象的“天然”的人性根本不存在，偶尔的“例外”——例如第14章中那位深深同情革命的人民军军官——只是进一步证明了人性的普遍具体性（何况那位军官对于被囚禁的革命者也只是爱莫能助）。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奥威尔对“西班牙人”这种似乎一般性的群体的颂扬，实际上是对以具体当时的西班牙大革命中的——西班牙无产大众的颂扬；奥威尔多次流露出对有钱有势的西班牙资产者的轻蔑和不满；而他之所以要将西班牙无产大众一般化地称之为“西班牙人”，只不过是一种迎合大众语言习惯的文字处理（奥威尔正是这么想的，他在另一文章《我为何而写作》中谈到了他试图用“以一定的超脱心态”来写《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而他的真正立场，毫无疑问是拥护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
若不理解奥威尔对西班牙革命的推崇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憧憬，若还以为奥威尔仍停留在“为民主而战”“为共同尊严而战”的价值观上，你就根本无法理解奥威尔为何以至于要把对西班牙当时最为革命的地区的致敬作为书名。
2
揭露莫斯科官僚与共产党人在西班牙革命战争的罪行，捍卫工人社会主义革命的尊严，这是共产主义者对七十年前的那场大悲剧的良好纪念，也是我从《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得到的一大启示。然而，如果仅仅由那些可耻的大规模公开迫害而认定西班牙革命是一场大悲剧，则看得太肤浅。1936—1939年的西班牙革命战争之所以是大悲剧，而且算得上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悲剧，在于西班牙革命内在的深刻与宽广之令人惊叹，而革命的被叛卖和被窒息又是何等显明。
难道不是吗？在1936年7月到1937年5月，几百万西班牙工人把自己武装起来，成为反对佛朗哥的主力，他们将城市产业与交通工具集体化，并建立起苏维埃工人政权的雏形——遍地开花的地方委员会；武装工人把地主赶跑，将土地公有化，因而得到了占国民十分之七的贫困农民的支持。社会变革不仅是一夜间废除了地主和老板的私有产权，而且还在工人民兵与工人管理社会的实验中逐渐酝酿着民主平等的新社会风气乃至集体主义价值观。然而，革命工人的政治部分——无政府派、社会党左翼和POUM领导们，却始终不肯提出鲜明的工人政权纲领，反而眷恋在守卫旧秩序的人民阵线政府里（直到它们一个个被陆续踢出去）。结果，革命的游兵散勇如无首的群龙，在过于漫长的十个月里（而对于革命来说，一天等于十年！）空耗了巨大的革命热量。这真是一场令人扼腕痛惜的革命大悲剧。西班牙革命最终葬送在斯大林集团和法西斯匪军的屠刀下，不是因为屠夫的凶残，更不是因为革命无产者的软弱，而是因为革命的政治性的内疾。
对西班牙革命战争的历史政治分析由于其重要性和复杂性，需要另辟专篇。在这里，我则想重点评介《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核心主题——我所认为的核心主题：对工人革命这个大气候中的无产者的观照与颂扬。
3
如果你传统地认为奥威尔——这位战士作家试图以慷慨激昂的“革命陈词”歌颂革命或认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一部悲壮高调的史诗。那你就错了。这本书，从头到尾是以一个自然而又善良的世俗人的视角来看待革命与革命中的所有人，这是一种坦率的、鲜活的叙事风格，它让你觉得很真实，平易近人——尽管作者是七十年前的英国人，他所写的是西班牙革命，然而奥威尔笔下的一切却真切得仿佛与我们这些中文读者近在咫尺。奥威尔经历了西班牙革命所发生的那种思想转变历程，你甚至觉得你能触摸到它，对之阅读仿佛就是在聆听他在你面前讲述。这是一种真正的经典的现实主义。然而不止于此。作为一个亲自上前线、见证了西班牙战火的战士，奥威尔的叙述带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乐观与诙谐，生与死的界线在他笔下仿佛变得模糊了；在他年轻的无产阶级战友中，枪击甚至成为一种开玩笑的方式。
异常惨烈的西班牙革命战争处处都发生着流血牺牲，“在各地的革命中心，据说一天就有三千人战死于大街小巷”（五，P42）。然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所反映的西班牙革命战争，使人内心震撼并且印象深刻的却并非千百个生命在顷刻间灰飞烟灭，而是乔治·奥威尔及其战友们对战斗的渴望与对死亡的平静。当奥威尔中弹负伤（子弹打中喉咙！）时，在忠实地记忆痛苦和怨恨之余，他却还暗自赞叹敌兵枪法一流。1937年春夏，所有前线民兵都在抱怨为什么不进攻，而在和平时期的居民看来这似乎不可理喻。实际上这些民兵都是穷苦人的儿女，他们并非被强征入伍，而是自愿赴沙场；何况没有任何强制纪律约束他们。可真正的逃兵寥寥无几。显然，这只能解释为对革命的高度觉悟在起作用。甚至当POUM的战士乔治·柯普被监禁在肮脏龌龊的地牢里时，他竟然还“高兴地说”：“哦，我想我们都会被枪毙。”（十四，P178）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所涉及的所有英勇的工人民兵中，有西班牙人，有英国人，有比利时人，还有德国、意大利人，因而根本不可想象将视死如归的气质归结为某一国人的“特殊品性”或某一种特殊的性格；也并非奥威尔自己想当然地认为的“可能人在濒死的时候，想法也会与平常大不相同了吧！”（十二，P153）——在通常情况下，人的不顾一切的求生本能恰好往往占上风。而上述那些战斗激情与不怕死的精神，是大革命环境下的社会意识，每一个站在、乃至倾向工人阶级立场的人都或多或少地被它所浸染。显然，民主共和国战胜佛朗哥更有利于劳动群众，特别是渴望赶跑旧地主的农民。但从本质上看，“对工人，即城镇无产者来说，谁来统治这个国家都是一回事”（十二，P149），这一点奥威尔看得很清楚。
另一个使我印象深刻的感受可以概称为革命的真实性，这最集中地反映在奥威尔在工人民兵中的种种经历和见闻中，了解这一点很有意思。历史性的隔膜、传统的党国教化以及也许是某种精英式文化偏见——使我们形成对革命的抽象的、单纯的、脸谱化的认识，以为革命者都是高大洁净的圣贤，以为革命中的事物是至善至美的圣物，以为历史上的革命都是一些史诗般的伟大人物所领导的光芒万丈的庄严仪式。实际如何呢？社会革命的确伟大，成千上万的奴隶闯进统治社会的政治舞台，这当然意义非凡，然而革命意义不等于革命本身。
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这一切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和关切心：革命的突发性与临时性——从巴塞罗那的穷街陋巷里招募民兵，而大多是十六七岁的热情的男孩子，他们的衣着参差不齐，极度缺乏实战训练以至于频频误伤自己人，但这种临时性质却由于某种伟力（似乎可认为是群众运动的壮阔波澜）而不减损革命本身的威力——“男男女女们仅凭手中的雷管和炸药在广场上左冲右突，捣毁了训练有素的士兵用机枪把守的堡垒。法西斯主义者在战略要害部署的机枪阵地被时速六十英里的出租车冲毁”（五，P42）。革命席卷了旧社会，因而也裹挟了旧社会的种种偏见乃至恶习与污秽，这又不能不迫使人们产生某种反感甚至怀旧情绪——革命工人阶级的兵营以及工人占领的建筑里，到处是肮脏的垃圾与腐烂的食物，对面包的浪费令人深感惋惜和厌恶；在前线，年轻的工人民兵把“同性恋”当作一种骂人的词，显出他们思想陈腐落后的一面；对伤病员的盗窃劫掠竟然被习惯化，令人既不适又无奈；奥威尔诚实地写道：“有时，当你看到民兵们对待夺取到手的建筑物的那种方式，会让你对以前的法西斯所有者产生一种短暂的同情感。在拉格拉尼亚，每一间没派上用场的房间都成为随意方便之处——一种可怕而混乱不堪的场所，其中充满了被打碎的家具和排泄物。在与之毗邻的小教堂，墙壁上布满了弹孔，地板上的粪便厚达数英寸。在厨师用勺子分配食物的大庭院里，随手乱扔的锈罐头盒、泥土、骡子的粪便、腐败的食物之类遍地都是
，令人厌恶”（六，P64）。我想，我们——包括奥威尔这样去如实地记述革命，是不是同时造成了对革命理想主义的一种价值观上的贬损或破坏？我认为，如果说有贬低，也只是贬低了那种单纯可笑的革命神化观所反映的“革命”形象。在完美性方面，社会革命可以类比人生：人正因为带着破碎与痛苦的怀念才可能成长并坚强起来，尽管每个人都有过可笑的幼稚阶段；革命更是如此，尤其是使社会根本解放的那种大革命（例如十月革命、西班牙革命），它必然伴随着社会分娩的阵痛——甚至于旧秩序的渣滓暂时构成造反奴隶们的部分面貌。我相信这些甚至可以使真正的革命者也不禁暂时困惑踌躇。然而，这就是真实的社会革命。小宝宝要学会走路，终究得靠自己，虽然迈出去的第一步往往是那样笨拙好笑。底层奴隶要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不能指望理想主义者的天才设计和包办，虽然他们开始自主新生活的第一天是那样混乱甚至粗俗。只有在亲自战胜毒素和病痛后，第一批免疫蛋白才能诞生。只有对革命的诚实而坦率地回顾，而不是虚幻美妙的讴歌与描绘，才能鼓舞、鞭策无产大众为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事业而放手实践。说来仍觉得奇怪，当我读到《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对革命的那种真切而又多少陌生的记述时，我总是既惊喜又感动。
我感觉到，奥威尔的谐趣幽默根源于对革命的诚实观照，而革命本身就具有喜剧性。由青春期的穷孩子们组成的民兵百人队，“他们的样子活像一帮土匪”（二，P15）；刚开始，奥威尔领导着一支12人的小分队，这些“坏小子们”，“你只有把他们从防空壕里拖出来才能把他们弄醒，然后就在你转过身来的一刹那，他们便离开岗哨，重新溜进了防空壕。有时候，尽管天寒地冻冷得可怕，他们竟然也能斜靠着战壕壁酣然入睡”（三，P22）。这些也许使对革命的天真幻想落空，但又的确让人在忍不住发笑之余，会若有所思。在战斗前线，民兵有计划地运用扩音器对敌方发动宣传战，甚至呼喊政治口号：“不要与你自己的阶级作战！”以此瓦解敌军中的下层官兵的士气。不过也使人确信法西斯逃兵越来越多的原因与这种特殊战术有关。这使人佩服革命兵民的基层智慧与首创性，也增进了西班牙革命战争的喜剧色彩（第四章）。
西班牙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悲剧，其发展水平堪比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但是刽子手、教唆犯和一众包庇罪恶的帮凶却直接地导致大革命的死亡。西班牙革命是一场伟大的喜剧，它把千千万万卑微粗陋的底层生活呈现在其所处时代的顶峰，革命的草创、颠簸与不协调令人忍俊不禁，它所昭示的历史前途又如此令人激动欣喜。
至此，我们应不难理解乔治·奥威尔何以说：“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八，P89）。
4
最后，我想谈谈对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政治部分的看法。
很明显，第五章和第十一章是可以独立成篇的政治分析，据奥威尔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曾有评论家指责他塞入了两章评论，“把本来不错的一本书变成了新闻报道”（奥威尔《我为何写作》，1946）。奥威尔料到了这一点，在第五章开头，他故意写道：“如果你对党派政治的恐怖毫无兴趣，请跳过这些内容不读”（五，P39），在第十章的末尾他又写了类似的话（十，P123）。我前面已揭露过那些耻谈政治的虚伪庸人了，这里就不多费篇幅了。值得关注的倒是奥威尔的态度，他的态度正表明他知道他的读者主要是些小资品位的人，而且他有意但又委婉地关照这些人，让我说得更明白些吧，奥威尔试图迎合一种似乎可称为“大众性”的有产文化偏见。如果你略带一些思考来阅读，会发现这本《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充满了这种迎合的努力——我前面提到的奥威尔多次用“西班牙人”这种阶级性模糊的词来代称西班牙无产大众就是小小的一例。奥威尔的写作动机很显然——如果不被他拐弯抹角的掩饰所迷惑（他在书中末尾写道：“请注意我的派别身份，请注意我在事实描述方面存在的错误，以及由于我仅目睹了其中部分事实难免以偏概全”）——奥威尔试图通过这部亲历记让人相信他所揭示的关于西班牙革命战争的一切。这种写作意图与人们对作家这一社会身份的传统理解是一致的——最一般地看，作家的使命就是创作一些受人欢迎的作品，作家这一身份的具体利益在于争取尽量多的读者。正由于此，《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那种直率而诙谐的风格尽管令人喜爱，但是全书充满的那种迎合有产偏见的风格——那种试图劝说人的姿态，却总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即使在一本书中，你也能捕捉到两个奥威尔——作家奥威尔与战士奥威尔的文化差距，相对而言，我更崇敬作为战士的奥威尔。
具体到他的政治分析中，你会发现奥威尔缺乏明晰的阶级观点，特别缺乏对政权、纲领立场这些革命核心问题的关注，他的许多政治分析过于琐碎和婉转（这一点恰好与他的文风相悖），更糟糕的是他的一些评价却道德化了。试举一例，第十一章说涅格林政府能在鼓吹清洗“托派”的叫嚣下“保持了清醒”，拒绝大规模处死“托派”，“考虑到他们头上的压力，这样做值得大加赞赏”（十一，P144）。可奥威尔却没想到，共和政府只是一具空壳，它本身并无力量——尤其是涅格林（此人是社会党分子、1937年5月后的共和总理）等人——既没有革命群众基础也没有什么政治胆魄，它虽然受到共产党舆论的压力，却更受到西班牙革命的巨大压力。这个资产阶级政府拒绝清洗“托派”（当时是工人革命者的代称），并非什么值得赞赏的勇气，恰好是因为这帮政治杂碎的怯懦。这一点，我还将在另外一篇政史材料笔记中进行分析。
奥威尔的思想转变（即他向一个革命社会主义者的转变）显然是经历了西班牙革命战争的结果，也就是说奥威尔的政治觉悟建立在现实的直觉和经验基础上，还应该提醒大家注意，这本身是一场半途而废的大革命，革命并未贯彻到它逻辑的结果——建立统一的工人国家。这一事实使奥威尔的共产主义观带有二重性质：它既朴素而坚定，又遗留了许多旧偏见，在理论上它先天不足且短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奥威尔对五月巷战的粗浅理解，以及对乔治·柯普在五月巷战中的表现的错误评价。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奥威尔的眼力始终没有跳出五月巷战的表象而洞察其伟大的革命实质，反而囿于自己的偏狭观点而称赞POUM的中层干部乔治·柯普在五月巷战中的消极保守，这不能不令我感到吃惊。
从表面上看，1937年五月巷战因国民自卫队（其幕后主使是共产党、社会党右翼以及国内外有产阶级）试图解除巴塞罗那电话局大楼乃至全城的工人武装而引起，无政府派与POUM的工人则进行反击——请想想，这是什么？这难道不是反革命势力与革命无产者之间的武装的阶级斗争吗？更直截了当地说，这难道不是政权之争——社会革命的最高阶段吗？但当时的奥威尔却认为这仅仅不过是无政府派与共产党人之间的扯皮，完全与革命战争无关，而且此前他“唯一担心的是大家有可能被搅和到某一种毫无意义的巷战当中去”（九，P101）！那么奥威尔此后的认识呢？——我读遍《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每一句话，都没发现他任何根本的反思，他所费心的只是在劝告尊敬的读者们：五月巷战这一“错误”并不能归结于革命工人以及POUM的革命者们（奥威尔将五月巷战称为“错误”，参见：十，P131）。奥威尔认为，对于反革命势力企图解除工人武装的行为，只要防御既有成果就行了，因而他得出结论说通过五月巷战“他们（工人阶级）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他认为最要命的问题只是在于反革命势力在事后把五月巷战的责任推卸到POUM身上，从而迫害成千上万的革命者。这些，不能不说是奥威尔关于西班牙革命战争的最显著的政治判断错误。
对于乔治·柯普这个抛弃了自己的家庭、生计和国家来到西班牙作战的比利时国际主义战士，我们应当相信他的确英勇无畏、大公无私，然而他奉行POUM领导的消极防御战略从而阻止革命战士向有产阵营乘胜而进——实在算不上什么光荣行为（关于柯普奉命阻止阶级决战的具体事件，参见第十章）。对于POUM决策层害怕革命因而以“敌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君子协定束缚革命者手脚的可耻打算，基层战士应以鲜明的革命纲领与领导们分庭抗礼、另立旗帜，而不是像柯普那样与机会主义者沆瀣一气。可是奥威尔却这样称赞柯普：“在五月骚乱中，我亲眼看到他成功地阻止了眼看就要发生的战斗，也许挽救了一二十个人的生命。”（十三，P171）柯普最后死在了共产党人的监狱里，让我说句不客气的话吧：在某种程度上，死于共产党人与警察之手，正可能是柯普们的必然归宿。对敌人仁慈，与被敌人杀死，这两者恰好对立，却又在客观上统一。
我理解柯普与奥威尔在战斗中结下的深挚友谊，甚至看到最后一章里奥威尔为了救柯普而奔走时，我甚至深深地为之悲伤而震动（我甚至想起电影《泰坦尼克号》里船舱进水、危在旦夕时，男主人公杰克奋不顾身地救女主人公露丝的那种伟大悲剧）。可是，出于对严重错误的不自觉反倒去称赞错误，这决不是对好友的合理追忆与记念，更不能实现对革命与无产阶级的历史性的尊重。
然而归根结底，我还是提请大家注意，《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奥威尔的缺点与错误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的缺点与错误。奥威尔们——为工人革命而战的西班牙无产者及国际主义战士们，不能与机会主义的决策者、乃至屠宰革命的杀人司令部相提并论。至于柯普们——可想而知，在革命中有一批这样的奉命执行中央路线方案的战斗指挥员，的确应当从政治上无情地审视、评判他们，鞭挞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应该承认，他们首先是第一线的战士并且现场指挥战斗，而非以分析决策为职责的政治领导者。我个人倾向认为在坚决批判柯普们的奉命调和行为及思想时，同样应视他们为革命无产者队伍的真诚的一部分。因为，如我前述，他们本来并不负有路线决策的责任，这是其一。其二，他们长期无私地奋战在火线上，而不是在后方、不站在统帅全局的位置上，因而缺乏理论推演的起码时间和空间；他们只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简洁信念和觉悟而作战（柯普是一个典型），而不是像安德列斯·宁（POUM领导人）那样已经形成精熟圆滑的中派主义理论。在革命中，觉悟的无产先锋分子必须时应与柯普们暂时决裂；工人革命一旦在坚强而大胆的先锋队领导下崛起，强大的革命感召力就能把柯普们（即使不是一下子）拉进为工人政权而战的运动轨道。从这一估计来看，柯普们仍应得到历史的尊重。他们所犯的错误充其量也只是革命战士的错误。指出这一点，并非包庇、原谅或同情机会主义路线，我倒认为为柯普们的必要辩护是为了为伟大的西班牙革命辩护。
奥威尔揭露了共产党人与警察对工人革命的肮脏的暴行，这令人愤恨不已，难以释怀。然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最大价值却不在于此，而在于它对西班牙革命进程以及革命中的工人阶级的如实记述。对革命的写真，就是革命本身的赞颂。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不仅使人们缅怀那场已逝的革命，它还仿佛是一席跨越时空的精神盛宴，使人由衷地崇敬与向往革命，并且在这个资本仍然奴役着人们的社会里继续坚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