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和他的刽子手》作者：弗里德里希·杜仑马特［瑞士］ 张佩芬 译
作者简介
弗里德利希·杜仑马特（Friedrich Durrenmatt），瑞士当代重要的戏剧家、小说家。
杜仑马特于1921年1月出生在瑞士伯尔尼地区卡诺芬根一个牧师家庭，曾在伯尔尼和苏黎世学习文学、神学和哲学，大学毕业后在苏黎世《世界周报》担任过美术和戏剧评论编辑，1947年，定居瑙希塔尔成为专业作家。1959年他获得西德曼海姆市颁发的席勒奖金。1969年获瑞士伯尔尼市的文学奖金。
杜仑马特的主要成就是戏剧，从他的第一个剧本《已经写下》（1947）到1971年出版的《行星的踪迹》，共发表了各种形式的剧作三十余种，著名的有《路密勒斯皇帝》（1949）、《密西西比先生的婚姻》（1951）、《老妇还乡》（1956）、《法兰克五世》（1960）、《物理学家》（1962）和《流星》（1966）等。
使杜仑马特闻名世界的第一个剧本是《老妇还乡》。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女石油大王，她为了处死自己的仇人，收买了故乡格仑布的全体居民。剧本通过女富翁回乡的故事，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本质，但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资产阶级观点：在作者笔下人与人之间没有阶级的区别，所有的入都屈服于金钱的诱惑。
1962年《物理学家》问世，进一步奠定了杜仑马特在西方文坛的地位。这个戏在戏剧技巧上造诣较深，已成为西方剧坛的保留剧日。剧本描写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研究出一种能够发明一切的万能原理，他害怕自己的发明为政治家利用而毁灭人类，便装疯躲进了疯人院。但是西方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情报机关都派人装疯打进疯人院，而以瑞士大资本家为后台的疯人院女院长手段最为高明，她安插特务，盗走了论文，并把三个人关进了终身病房。戏剧结尾，女院长宣称，她和她的后台老板们将要利用这些发明来统治整个世界。剧中的物理学家是作者肯定的正面形象，但是他的逃避政治的理想只是一种空想，最后他还是落入了象征大垄断资本的女院长手中。《物理学家》在艺术上别开生面，用夸张而荒诞的讽刺喜剧形式来表现悲剧，取得强烈的戏剧效果。
除了戏剧，杜仑马特的“犯罪小说”也很著名。他认为，反映犯罪问题是研究现代社会唯一有效的方法，而“犯罪小说”是最好的文艺形式。他的“犯罪小说”中最重要的是两个中篇，即《法官和它的刽子手》和《抛锚》以及长篇小说《诺言》（1958）。《诺言》又名《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写一个小贩偶然在街上发现一具受过蹂躏的女孩的尸体，便报告了警察局，调查的结果反倒证明这个小贩是罪犯，他在持续的审讯下认了罪，但立即上吊自杀了。警察局的马太依中尉认为这是一件冤案，他许诺孩子的母亲一定替她找到真正的凶手。他单枪匹马到处调查，但每每落空，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等待和搜寻成了缺乏理性的行动。小说结尾，马太依中尉在别人眼中已经成了一个半疯癫的狂人，经常守候街角，等待那永远找不到的杀人犯，他的诺言永远也兑现不了。小说反映了主持正义反倒成为怪僻行为这样一种令人震惊的社会现象。
关于杜仑马特，在西方，有人将他和阿里斯托芬、易卜生和肖伯纳相比美，誉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也有人认为他很多作品和西方流行的“荒诞派”戏剧并无区别，把他和卡夫卡、贝克特等相提并论。前西德《图书和教育》杂志则说：杜仑马特是“拉伯雷式地叙达生活，用喜剧的手法再现当代社会中种种残酷、畸形的特点”；“杜仑马特的荒诞手法，他对不可改变的世界状况的哄然大笑出自更为深刻的判断，……因为他总是严肃地对待世界。”这些看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仑马特创作各个方面的特色。
一
1948年11月3日的清晨，特万镇的警察阿尔封斯·克莱宁在拉姆波因（特森贝格区村庄之一）通往特万峡谷森林的路上看见一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牌汽车停在路边。雾霭蒙蒙，正是深秋天气常有的现象。克莱宁已经在汽车旁边走了过去，却仍然走了回来。他觉得刚才走过汽车时透过混浊的玻璃窗匆匆一瞥，看到驾驶者的头是垂倒在方向盘上的。象一个正常人首先会想到的那样，他想，这准是一个醉汉。他并不愿对陌生人公事公办，而宁可合乎人情些，便抱着这个目的来到发动机旁唤醒睡着的人，想劝他上特万镇去，在那里的“大熊”旅馆喝一杯黑咖啡，吃一盘浓汤；因为喝醉酒驾驶车子固然受到禁止，但是并没有禁止喝醉酒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睡觉啊。克莱宁打开车门，慈祥地把手搁在陌生人的肩上。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这是一个死人。太阳穴给打穿了。这时克莱宁也看到右边的车门敞开着。车里没有很多血，死者穿着的深灰大衣显然没有弄脏。一只黄色信封的边缘闪露在大衣口袋外。克莱宁抽出信封，不用费劲就可以肯定信的主人是死者乌利希·施密特，伯尔尼警察局的少尉。
克莱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这个乡村警察还从来不曾遇见过流血案件。他在路边一程程来回踱着。初升的太阳透过浓雾照射着死者，使他不舒服。克莱宁走回汽车旁，从尸体脚边捡起一项灰色的毡帽戴到死人头上，压得低低的，完全遮没了太阳穴上的伤口，这以后他才觉得舒服些。
警察又走回到朝着特万镇的那一边，擦去额头的汗水。他终于作出了决定。他把死人推到前座另外那只位子上，小心地扶正，用一根在车厢里找到的皮带把没有生气的躯体固定住，然后自己坐到驾驶座前。
马达缺油不转了，但是克莱宁毫不费力就沿着陡直的马路滑入特万镇，开到了“大熊”旅馆前面。他在那里加了汽油，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也不让人认出那个高贵的、一动不动的身体是个死人。克莱宁最讨厌骚乱，只要他认为有理由，他总是保持沉默。
然而他沿着湖边驶向比尔的时候，雪越来越浓了，再也看不见太阳。早晨象昨天一样的阴暗。克莱宁汇入了一条汽车形成的长链，由于一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汽车一辆接一辆缓慢地爬行着，即使是雾天，也用不着这么慢，克莱宁不由自主地想到，这简直象一支送葬的车队。死者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边，偶尔路面略有不平，他就象一个智慧的中国长者似的频频点头，因此克莱宁始终不敢尝试超车。他们到达比尔已经非常晚了。
关于此案主要情况的调查结果尚未从比尔方面宣布时，伯尔尼的贝尔拉赫探长已经获悉了不幸的消息，他是死者的上司。
贝尔拉赫曾长期在外国生活，先在君士坦丁堡，后来在德国以刑事学家闻名于世。最后担任了梅因河上法兰克福警察局的局长。可是1933年他回到了祖国。他回国的原因并非由于热爱他经常称之为自己的黄金故乡的伯尔尼，而是因为他赏给了当时德国新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一记耳光。当时法兰克福对这次暴行议论纷纷。在伯尔尼，人们的评价随着欧洲政治情况而变化，开始是极为愤怒，然后说应该谴责，但是可以理解，最后说法完全变了，认为这是一个瑞士人所能采取的唯一行动；不过这已是1945年的事。
贝尔拉赫关于施密特案件所作的第一个指示是：调查上作在最初阶段务必严守秘密 ——这一指示是根据他一生的亲身经历作出的。他表示：“人们知道得太少，报纸却宣扬得太多，两千年来的情况都是如此。”
贝尔拉赫显然对保密期望过高，他的“头头”路西奥斯·路兹博士和他的意见相反。路兹在大学里念的也是刑事学。这位官员由于脾气好，在伯尔尼社交界被称为巴塞尔大叔，路兹刚刚访问过纽约和芝加哥的警察局返回伯尔尼，表示对“瑞士联邦首都制止犯罪的工作处于如此原始的状况”感到震惊，这是他和警察局长弗莱贝格尔坐同一辆电车回家的路上公开说的。
就在这同一天早晨，贝尔拉赫再一次和比尔通电话后，动身去班蒂格街舒勒家，施密特就住在他们家。贝尔拉赫往下走进老市区，越过纳迪克桥；他习惯于步行，因为根据他的看法，伯尔尼对于“电车和诸如此类的交通工具”是一个过于狭窄的城市。
贝尔拉赫吃力地攀登着螺旋形上升的石阶，因为他已年逾六十，在这种时刻，他特别感到这一点；但他总算很快来到舒勒家门口，按了按门铃。
舒勒太大本人来开门，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模样雅致的妇女，她立刻请贝尔拉赫进屋，显然认识他。
“施密特昨天晚上出差走了，”贝尔拉精说，“走得非常突然，他请我给他寄一些东西去。请您带我到他房间奏下，舒勒太太。”
她点点头，他们穿过走廊，经过，幅装在沉重金色画框里的画像。贝尔拉赫看了一眼，画的是死鸟。
“施密特先生现在到了哪儿？”胖太太问，边说边打开房门。
“在国外，”贝尔拉赫回答，抬头看看天花板。
房子座落在一片平地上，透过花园门人们可以看见一座小园林，里面耸立着古老的、棕色的枞树，这些树大概有毛病，因为针叶厚厚的铺了一地。这个房间肯定是整座房子里最美丽的一间。
贝尔拉赫走向书桌，又重新环视四周，躺椅上撂着死者的一条领带。
“施密特先生不见得去热带了吧？贝尔拉赫先生。”舒勒太太好奇地问。贝尔拉赫略感不安，说道，“不，他没有去热带，是到纬度更高的地方去了。”
舒勒太太眼睛睁得滚圆，双手举到头上拍了一下说：“我的上帝，是去喜马拉雅山了吧？”“差不多，”贝尔拉赫回答，“你猜得差不多。”
他打开放在桌上的文书夹，立即把它夹在腋下。
“您找到需要寄给施密特先生的东西了吗？”
“我已经拿了。”
他又一次环视四周，就是避免再看那条领带。
“他是我们有房客以来最好的一个，从来没有和女人闹什么风流韵事，也没有出别的事，”舒勒太太保证道。
贝尔拉赫走到门口时说：“说不定什么时候我派人或者我自己再来。施密特在这里还留下了重要文件，我们也许还有用处。”
“我会收到施密特先生从国外寄来的明信片吗？”舒勒太太殷切地问，“我的儿子在集邮。”
但是贝尔拉赫皱起眉头，沉思地凝视着舒勒太太，抱歉地回答；“恐怕不会，这类业务出差的人通常不寄明信片。这是不允许的。”
舒勒太太又一次把双手举到头上拍了一下，绝望地说：“警察局连这个也禁止。”
贝尔拉赫走了，离开这座房子使他感到高兴。
二
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一反往常的习惯，没有在施密特的办公室，而是在“剧场” 餐厅用午餐，一边全神贯注地翻阅着从施密特住所拿来的文书夹。将近两点钟时，他在短暂散步后迈上联邦大楼台阶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等待施密特遗体从比尔运到的消息。他放弃了再见一见他以前的下级的想法，因为他不喜欢看死人，认为还是让死人安宁为好。连路兹他也不想去见，但是他必须配合路兹的工作。他不再翻阅施密特的文书夹，小心地把它锁进自己的办公桌，然后点上一支香烟，向路兹的办公室走去，心里明白自己抽烟的自由将如历来一样触怒对方。几年前，路兹曾有一次敢于提出意见，但是贝尔拉赫立即作了一个轻蔑的手势说，他在土耳其服务的那十年中，就经常在君士坦丁堡他上司的办公室抽烟；这事实当然很有份量，但是谁能加以证实呢。
路兹博士接待贝尔拉赫时神经质得厉害，因为他认为事情毫无眉目，他向贝尔拉赫指指办公桌旁那张舒适的安乐椅。
“比尔还没有消息来吗？”贝尔拉赫问。
“还没有。”路兹回答。
“真奇怪，”贝尔拉赫说，“他们工作起来一向象发疯一样。”
贝尔拉赫坐下来，向挂在墙上一幅特拉夫勒的画瞥了一眼，这是一幅彩色钢笔画，画上，在一面巨大的、飘扬着的旗帜下，一队队士兵不是自左方开向右方，就是从右方开向左方，有的队伍有军官，有的队伍没有军官。
路兹开口道；“我们又一次亲眼目睹了越来越新、越来越高明的恐怖手段了，这个国家的刑事侦查学水平实在低。上帝知道，我在我们地区见识也不算少，但是这种经历，象在这里看到的如此公然杀害一个警察局少尉，把警察局的能耐贬得这样一钱不值，使我至今仍然感到震惊。”
“请您平静一下，路兹博士，”贝尔拉赫回答，“我们的乡村警察局肯定能和芝加哥的警察局同样高明地完成任务，我们也会把谋杀施密特的凶手找出来的。”
“您已有了嫌疑对象了吗？贝尔拉赫探长。”
贝尔拉赫久久地凝视着路兹，终于说道，“是的，我是在怀疑某一个人，路兹博士。”
“是谁？”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您。”
“好吧，这很有趣，”路兹说，“我知道，贝尔拉赫探长，您总是打算为美化现代刑事侦查学的重大成就而采取错误的措施。请您不要忘记，时代在前进，即使在那些第一流的刑事学家面前也不会停留。我在纽约和芝加哥所看到的犯罪行为，那是您在我们亲爱的伯尔尼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但是现在一个警察局少尉遭到谋杀，这是一个确实的标志，说明这世上公认为安全的大厦也开始崩溃了，也说明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
“确实如此，他正是这样做的”，贝尔拉赫回答。
“那很好”，路兹表示同意，一面咳嗽起来。
墙上一只钟滴答走着。
贝尔拉赫用左手小心地压住胃部，右手把香烟揿入路兹放在他面前的烟灰缸里，他说自己很久以来就不很健康，至少医生老对他拉长了脸。他常常胃部不适，因此请路兹博士为施密特谋杀案派一个助手，能够负担大部分事务工作。贝尔拉赫自己则尽可能不离开办公桌。路兹表示同意。“您想让谁担任助手呢？”他问。
“钱茨，”贝尔拉赫说，“他还在伯尔尼高地渡假，不过可以把他叫回来。”
路兹回答；“我同意他当助手。钱茨总是努力把侦察工作推向高峰。”
然后他转身背对着贝尔拉赫，瞧着窗外挤满了孩子的孤儿院广场。
突然，一阵不可遏制的欲望向他袭来，他想同贝尔拉赫探讨一下现代刑事学。他转过身子，但是贝尔拉赫已经走了。
已经是下午将近五点钟，贝尔拉赫仍然决定，立即到特万的出事地点去一次。他带了勃拉特一起去。勃拉特是一个高大、肥胖的警察，沉默寡言，贝尔拉赫就喜欢他这一点，而且勃拉特还可以开汽车。克莱宁在特万接待他们。一脸倔强的神气，等待着一场责备。但是老人都很温和，摇晃着克莱宁的手说，他很高兴认识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克莱宁为这句评语感到自豪，虽然他并没有确切弄明白老人家竟是怎么想的。他带领贝尔拉赫沿着街道走向特森贝格的出事地点。勃拉特跟随在后面，一边喃喃抱怨他们为什么步行前去。
贝尔拉赫很惊讶这个地方居然叫拉姆波因①。
①瑞士通行德语和法语，拉姆波因是法语叫法。贝尔拉赫民族观念很强，不喜欢法语。
克莱宁解释道：“德语名字叫拉姆林根。”
“原来如此，”贝尔拉赫说，“这个名字好听得多。”
他们来到出事地点，马路的右边对着特万，旁边有一堵围墙。
“车子停在哪儿，克莱宁？”
“这里，”警察指着马路中央回答说，“几乎就在街心，”贝尔拉赫却不往那边看。 “也许我还是让载着死人的车一直停在这里好一些。”
“为什么？”贝尔拉赫回答，抬头仰望着朱拉山岩。“应该尽快把死人运走，从死人那里反正问不出什么来的。您把施密特运到比尔去很对嘛。”
贝尔拉赫走到马路边，朝着特万方向往下眺望，从他跟前到古老的村庄之间满目是一片片的葡萄园。太阳已经下山了。弯弯曲曲的街道象一条长蛇婉蜒在房屋之间，车站上停着一长列货车。
“下面的居民什么也没有听见吗，克莱宁？”他问，“离小镇这么近，人们应该听得见每一声枪响。”
“人们除了夜里汽车驶过的马达声外，什么也没有听见，不过人们也从来没有往坏的方面去想呀。”
“当然，当然，这也是常理。”
他又眺望葡萄园，“今年的酒酿得怎么样，克莱宁？”
“很好。我们马上就可以去尝尝。”
“说实话，我现在正乐意去喝一杯新酒呢。”
他的右脚这时踢着一样硬东西。他弯下身子，用瘦骨鳞峋的手指把它捡了起来。克莱宁和勃拉特好奇地看着这件一头已经压扁的长形的小金属制品。
“一颗手枪子弹，”勃拉特说。
“您拿它还有什么用呢，探长先生！”克莱宁惊讶地问。
“这只是碰巧检的罢了，”贝尔拉赫说，他们往下走向特万镇。
三
贝尔拉赫显然喝不惯新特万酒，因为第二天清晨他宣称，他呕吐了整整一夜。
路兹在楼梯上碰见了探长，真诚地关心他的状况，建议他去看看医生。“行了，行了，”贝尔拉赫嘟哝说，认为要他去看医生还不如让他去研究现代刑事学。
回到办公室后他感觉好过一些。他坐到办公桌前，取出锁在抽屉里的死者的文书夹。
上午十点，当钱茨向他报到时，贝尔拉赫还在专心研究文书夹的内容。钱茨是上一天深夜从休假地赶回来的。
贝尔拉赫吃了一惊，因为乍一看他还以为这个正向他走来的人是死去的施密特。钱茨穿着和施密特那件一式一样的大衣，戴一顶类似的毡帽。就是面孔完全两样；这是一张善良的圆脸。
“您来了很好，钱茨，”贝尔拉赫说。“我们必须谈一谈施密特案件。您以后要接替他的主要工作，我身体不大健康。”
“是的，”钱茨回答，“我已经知道了。”
钱茨把椅子拖近贝尔拉赫的办公桌，坐了下来，把右臂搁在桌子上。办公桌上摊着已经打开的施密特的文书夹。
贝尔拉赫仰靠在软椅背上。“现在我和您谈谈吧，”他开始说，“我从君士坦丁堡到伯尔尼，见过上千个警察人员，好坏都有。他们许多人并不比那些充斥着我们各种监狱的可怜的浪荡子好多少，这些人只不过偶然越出了法律的轨道。但对施密特我无可指摘，他是最有才能的。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高明。他是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需要说话的时候，他知道他该说什么，不到必要说话的时候，他也懂得保持沉默。我们应该以他为榜样。钱茨，他是超过我们大家的。”
钱茨慢慢地把脸转向贝尔拉赫，原先他一直望着窗外。然后说：“这很有可能。”
贝尔拉赫观察到他并不确信这一点。
“对于他的死亡我们知道得很少，”探长接着说，“一颗子弹，这就是一切，”干是他把在特万找到的那颗子弹放在桌子上。钱茨拿起它，凝视着。
“这是一颗军用手枪的子弹，”他说，把子弹放回原处。
贝尔拉赫合起书桌上的文书夹，“首先我们不知道施密特为什么到特万或者拉姆林根去。他在比尔湖没有工作任务，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们对他旅行去那里的动机缺乏任何了解。”
钱茨听着贝尔拉赫讲话，侧过身去，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他提醒说：“我们只知道施密特是怎样被杀的。”
“这件事您又是怎么知道的呢？”沉默了片刻后，老人不无惊讶地问道。
“施密特汽车的方向盘在左边，而您在左面的路边上找到了子弹，从车的方向看出子弹是从车中射出来的；特万的居民半夜听到过汽车马达的声喜。施密特正从拉姆波因村往下向特万镇驶行，杀人犯截住了他，显然他认识杀人犯，否则不会停车的。施密特打开右边的车门，接纳凶手，然后重新坐回驾驶座。就在这一刹那，他被枪杀了。施密特肯定没有料到那个人想杀死他。”
贝尔拉赫对此考虑了片刻，然后说；“我现在还想抽一支烟，”点火的时候，他表示：“您分析得对，钱茨，在笔密特和他的谋杀者之间肯定发生过类似情况，我愿意相信您。但是这仍然不能解释施密特驶行在特万到拉姆林的路上究竟是为了什么？”
钱茨提出施密特在大衣里穿着一套夜礼服。
“我完全不知道，”贝尔拉赫说。
“噢，您没有看见死人？”
“没有，我不喜欢看死人。”
“但是这在调查报告里也有记载。”
“我也不大喜欢看调查报告。”
钱茨缄默了。可是贝尔拉赫却继续说下去。“这样案件就更复杂了。施密特吉特万峡谷为什么要穿夜礼服呢？”
“这也许反而可以使案件更简单一些呢”，钱茨词答说。“拉姆波因一带的居民中肯定不会有许多人有条体举办需要人们穿燕尾服参加的社交活动。”
他掏出一本小小的袖珍日历。说明这是施密特的日历本。
“我认识它，”贝尔拉赫点头表示同意，“里面没有记载任何重要的东西。”
钱茨反驳。“施密特在星期三，也就是11月2日上面注了一个G字。根据法医检定，他就是在这天午夜前不久被杀害的。另外一个G字注在10月26日，也是星期三，而更前一个是在星期二，10月18日。”
“什么都可能用G来代表，”贝尔拉赫说，“一个妇女的名字或者其它任何东西。”
“不大可能是女人名字，”钱茨反驳说，“施密特的女朋友叫安娜，和施密特已经订过婚。”
“对此我也一无所知，”贝尔拉赫承认；他看到钱茨对他的不明情况表示惊讶，便接着说：“我仅仅对谁是施密特的谋杀者感兴趣，钱茨。”
钱茨有礼貌地回答：“当然，”同时摇摇头，笑了：“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贝尔拉赫探长。”
贝尔拉赫极其严肃地说：“我是一只巨大的老黑猫，它喜欢抓老鼠。”
钱茨不大清楚自己该怎么回答，最后解释到：“在作了G字记号的那一天，施密特每次都穿上燕尾服驾驶他的梅尔西特斯汽车出门。”
“这些您又是从哪儿知道的？”
“舒勒太太说的。”
“原来如此，”贝尔拉赫回答，又沉默了。但是接着肯定道：“是的，这是事实。”
钱茨仔细观察着探长的脸，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后，犹豫地说：“路兹博士先生告诉我，您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嫌疑犯。”
“是的，我有了，钱茨。”
“我现在已是像办理施密特谋杀案的助手，您若是告诉我，您的怀凝针对谁，也许更好一些，贝尔拉赫探长？”
“您瞧您，”贝尔拉赫缓缓答复着，象钱茨一样句斟字酌，“我的怀疑并非一种合乎侦察科学定义的怀疑。我没有根据判定一个人。您已经看到，我知道得多么少。我只有一种考虑，对哪一个具体人要作为罪犯来进行观察；但是要达到这一步，还得先提供他当时在场的证据。”
“您这是什么意思，探长？”钱茨问。
贝尔拉赫笑了：“眼下我必须等待，直到可以下令逮捕他的凭证出现。”
“既然我和您共同工作，我有必要知道，我必须侦察谁，”钱茨谦逊地解释说。
“我们首先必须保持客观。它适用于我，因为我心目中已有一个嫌疑犯，也适用于您，因为您将把这个案件放在侦察工作的首位。我的怀疑能否证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期待您的侦察。您可以判定施密特的谋杀者。不必顾虑我的怀疑。若是我所怀疑的人就是杀人犯，您自己就会向他进攻，当然会用一种不同于我的完全无可指摘的、科学的方法。如果他不是杀人犯，您也会找出真正的犯人，那么也没有必要把我怀疑错了的人讲出来。”
他们沉默了片刻，然后探长问道。“您同意我们的工作方法吗？”
钱茨在答复前犹豫了一刹那：“好的，我同意。”
“您现在打算怎么干呢，钱茨？”
被问者踱向窗口：“施密特在今天这个日子上也作了记号。我想去拉姆波因看看能否发现什么。我打算七点钟动身，这正是施密特往常驾车去特森贝格的时间。”
他转过身躯，有礼貌地问，却有点象开玩笑：“您一起去吗，探长？”
“是的，我一起去。”答复是出人意料的。
“好的，”钱茨说，感到惶惑，因为这样的答复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七点正。”
在门边他又回过头来问道：“您去过舒勒太太家，贝尔拉赫探长。您在那里没有发现什么吗？”老人没有立即回答，而是首先将文书夹锁进办公桌抽屉，然后把钥匙放回衣兜里。
“没有，钱茨，”他最后说，“我没有发现什么，您现在可以走了。”
四
七点钟钱茨动身去阿尔顿堡贝尔拉赫的寓所，这位探长从1933年起就一直住在阿尔河畔这幢房子里。天下着雨：警察汽车飞快驶上瑙特克桥的拱顶向下滑行，但是钱茨立即又重新加速。到阿尔顿堡街后他减慢车速，因为他还从未去过贝尔拉赫家，透过湿淋淋的玻璃，他艰难地辨认着门牌号码。他再三鸣喇叭，但屋子里没有人出来。钱茨离开汽车淋着雨跑步到门前。黑暗中摸不着门铃，他迟疑片刻后推门而入。门没有锁，钱茨步入前厅。他发现自己面对着一扇半开的门，门内透出了灯光。他走向前去敲门，可是没有回答，于是他便把门完全推开。他环视这间客厅。靠墙全部是书，躺椅上睡着贝尔拉赫。探长正在沉睡，但是最然已作好去比尔湖滨的准备，因为他穿上了冬天大衣。老人的一只手上捏着一本书。钱茨听着他平静的呼吸声，感到狼狈了。沉睡的老人和大量书籍使他觉得有点怪。他小心地环视四周。这个房间没有窗，而每一堵墙都有一扇门，它必然可以通向另一个房间。房间正中是一张庞大的书桌。钱茨望过去时吓了一跳，因为书桌上躺着一条巨大的金属蛇。
“它是我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的，”从躺椅上传来平静的声音，贝尔拉赫正欠身坐起。“您瞧，钱茨，我已经穿上了大衣。我们可以走了。”
“请您原谅，”被招呼的人说，心中尚有余悸，“您睡着了，没有听见我来。我在大门上没有找到门铃。”
“我没有装门铃。我不需要它，大门从来不上锁。”
“连您出门的时候？”
“连我出门的时候。每天回家就得看看有没有人来偷去什么东西，总是很紧张。”
钱茨笑了，拿起那条来自君士坦丁堡的蛇。
“有一次，我差一点被它杀死，”探长略带嘲讽的叙述道，这时钱茨才发现，蛇头是柄，而蛇身则是一把锋利的刀。他惊愕地观察着这把可怕武器上闪烁着的奇异装潢。贝尔拉赫站在他身边。
“要象蛇一样聪明，”他说，长久而沉思地凝视着钱茨，然后笑着说，“又要象鸽子一样温和，”他轻轻地拍拍钱茨的肩膀。“我方才睡着了。多少天来这是头一回。这该死的胃。”
“胃病很严重吗？”钱茨问。
“是的，很严重，”探长冷淡地回答。
“您应当待在家里，贝尔拉赫先生，天气很冷，又下着雨。”
贝尔拉赫又凝视着钱茨，笑笑说：“胡说，要紧的是把杀人犯找出来。我留在家里对您才没有什么好处呢。”
当他们坐在汽车里驶过瑙特克桥时，贝尔拉赫向，“您为什么不经阿尔高斯达顿去苏里考芬，这比穿越市区要近些？”
“因为我不想由苏里考芬——比尔这条路线去特万，而想走凯采尔——艾尔拉赫这条路线。”
“这是一条不平常的路线，钱茨。”
“完全没有什么不平常呀，探长。”
他们又沉默了。城市的灯光在他们旁边一闪而过。
当他们到达贝特来汉时，钱茨问，“您和施密特一起驾车出去过吗？”
“是的，常常一起去。他开车很谨慎。”贝尔拉赫若有所思地看看速度计，它几乎已指到一百一十了。
钱茨稍稍减慢速度。“我和施密特驾车出去过一次，慢得要死，我记得他给他的汽车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他要给汽车加油的时候，就这么叫它。您可记得这个名字？我一下子忘了。”
“他叫他的汽车兰色的夏龙①，”贝尔拉赫回答。
①夏龙是希腊神话中地狱渡船夫的名字。
“夏龙是希腊神话中一个人名，是不是？”
“夏龙专门运送死人进地狱，钱茨。”
“施密特的父母很有钱，他有条件研究文学。而我们当中别的人却没有条件。他早就知道夏龙是什么人了，而我们不知道。”
贝尔拉赫把双手插进大衣口袋，又重新看着速度计。“是的，钱茨，”他说，“施密特很有教养，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当学者是大有前途的，尽管如此，我希望车速不要超过一百。”
到古曼纳后不远有一个加油站，汽车猝然停住了。三个男人走过来，要替他们服务。
“警察局的，”钱茨说，“我们要打听一件事。”
他们模糊地看到一张好奇的、有点吃惊的脸，正俯向车子。
“两天前有没有人在您这里停留？那人把他的汽车唤作兰色的夏龙。”
那个男人惊讶地摇摇头，钱茨又继续开动汽车。“我们再到下一个站去问问。”
凯采尔加油站的人也是什么都不知道。
贝尔拉赫喃喃抱怨道：“您干这些毫无意义。”
在艾尔拉赫和钱茨走了运。那个男人告诉他。星期一晚上是有这么一个人来过。
“您瞧，”当他们从兰德隆弯向港思堡——比尔的马路的时候，钱茨提出他的看法，说道：“现在我们知道施密特星期一走的是凯采尔到英斯这条路了。”
“您有把握？”探长问。
“我已经向您提供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是的，证据是无懈可击的。但是这些对您有什么用处呢？”贝尔拉赫表示很想知道。
答复是：“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以后会对我们有用的。”
“这回又是您正确，”老人说，眼睛瞅着比尔湖。雨已经停止。在瑙维莱，从浓雾的裂隙中露出了比尔湖。他们驶入了里格茨。钱茨放慢速度，找寻导往拉姆渡因的支路。
现在汽车爬上了葡萄园山。贝尔拉赫打开车窗俯瞰下面的湖泊。在彼得岛上空有几颗星星。水面上倒映着灯光，湖边停泊着一只汽艇。贝尔拉赫想，又是一年的深秋时节了。在他们前面深处躺着特万，后面则是里格茨。
他们绕了一个弯，在黑夜中模糊看到他们正朝一片森林驶去。钱茨显得没有把握，以为这条路也许只通往谢纳尔兹呢。当他们看见一个男人迎面走来时，他停了车。
“去拉姆波因是走这条路吗？”
“一直往前走，到了森林边缘那排白房子就向右拐进森林里去，”那个全身藏在一件皮大衣里的男人一边回答，一边吹口哨叫唤他的小狗，那条黑脑袋的白狗正在汽车灯的光柱里跳跃。
“过来呀，平平！”
他们离开葡萄园山，不久进入了森林。一排排枫树扑面而来，灯光里只见没有尽头的树干。路很狭窄，坎坷不平，时时有树枝噼噼啪啪地敲打着车窗。他们右边是陡峭的斜坡。钱茨越开越慢，以致他们听到了下面深处潺潺的流水声。
“这是特万河谷，”钱获解释说，“另一边就是通往特万的道路。”
左边，悬崖矗入夜空，在灯光下反射出白光。除此之外，一切都在黑暗中。因为这天正好是新月之夜。道路不再上升，山泉在他们身边潺潺流过。他们向左边转弯，驶过一座桥梁。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条道路。正是从特万去拉姆波因的道路。钱茨停住车。
他熄了车前灯，他们置身在一片漆黑之中。
“现在要干什么？”贝尔拉赫提出疑问。
“现在我们要等待。差二十分八点钟。”
五
他们就这样等待着，八点了，但是什么情况也没有。贝尔拉赫表示，现在可否请钱茨说明一下他的企图是什么。
“没有什么确切的打算，探长。我对施密特案件还不能看得那么远，您不是也仍然在黑暗中踏步吗，虽然您心目中有了一个嫌疑犯。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寄托在一种可能性上，今大晚上在那里，也就是施密特星期三到过的地方，有一次社交活动，也许还有别的人要去；因为一次要求参加者穿上燕尾服的社交活动，想必规模巨大。这当然仅仅是一种揣测，贝尔拉赫探长，但是为了寻找踪迹，揣测在我们全行职业中是常用的。”
关于施密特在特森贝格逗留的情况，比尔、瑙恩斯塔特、特万和拉姆波因的警察局方面并没有提出任何线索，因此探长对自己下级的考虑投去近乎怀疑的一瞥。
施密特恰好成为一个杀人犯的牺牲品，这个杀人犯水平远远胜过比尔和瑙恩斯塔特的警察局人员，钱茨这么答复探长的目光。
贝尔拉赫喃喃道，他怎么知道的呢？
“我没有怀疑任何人，”钱茨说，“但是我尊敬这个杀害了施密特的人，倘若在这儿可以用尊敬这两个字的话。”
贝尔拉赫不动声色地听着，稍稍耸了一下肩膀：“而您却要去抓这个您尊敬的人？”
“这正是我的希望，探长。”
他们重新陷于沉默，等待着；从特万方向的森林里射出了亮光。一道车前灯光把他们全身笼罩在耀眼的光芒之中。一辆大轿车擦过他们朝拉姆波因方向驶去，消失在黑夜之中。
钱茨发动马达，又开过来两辆汽车，巨大的、深色的大轿车里坐满了人。钱茨尾随着他们。
树林到了尽头。他们驶过一家饭馆，大门洞开，灯光照射着饭馆的招牌，最后一辆汽车的尾灯照亮了一排农民的住房。
他们来到了特森贝格的广阔平原上。天空洁净如洗，下沉的维加星座，上升的卡被拉、阿德尔巴仑星座以及朱必特星座的光焰在天上熠熠闪亮。
道路向北拐，在他们面前，深黑的线条勾勒出斯皮茨贝格和卡塞勒山脉的轮廓，山脚下点缀着星星灯火，那就是拉姆波因村、迪塞村和瑙特村。
他们前面的汽车往左拐弯驶入一条田间小路，钱茨煞住汽车。他摇下车窗，以便探出身子。他们模糊地辨认出田地外有一幢房子，为白杨树所环绕，人口处灯火通明，汽车全部停在门口。人声从那边传来，然后人们全体进入了房子，四周一片寂静。入口处的灯光熄灭了。“他们不再等待什么人了。”钱茨说。
贝尔拉赫下车来呼吸一下夜间的冷空气。这使他觉得舒服。他看着钱茨驾车越出右面路边，车身几乎一半停在一片牧场上，通向拉姆波因的路实在太狭窄了。于是钱茨也下了汽车，朝老人走来。
他们穿过田间小路，向一座田野间的房子走去，路很泥泞，坑坑洼洼全是积水，这里也下过雨。
接着他们走近一堵低矮的围墙，紧闭的大门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锈迹斑斑的铁栏杆耸出墙头，他们的目光越过围墙向里面的房子张望。
花园里一片荒凉，那辆大轿车象一头巨兽停在白杨树下；看不到丝毫灯光，呈现出一派荒凉景象。
黑暗中他们好不容易才看出方格门的中央有一块牌子。牌子的一头显然松开了，它歪挂着。钱茨拿出从汽车里带来的手电筒一照：牌子上是一个大写的G字。
他们又重新站在黑暗中。
“您瞧，”钱茨说，“我的揣测是正确的。我不过是揣测，结果真猜着了。”然后他心满意足地要求道：“现在请给我一支烟，探长，我想抽一支。”
贝尔拉赫敬了他一支，说：“现在我们还应该知道。G 说明什么。”
“毫无疑问就是加斯特曼。”
“为什么？”
“我查过电话簿，在拉姆波因只有两个G字打头的电话。”
贝尔拉赫吃惊地笑了，接着问：“为什么不可能是另一个G呢？”
“不会的，那是宪兵队部。难道您相信，一个宪兵会卷进什么谋杀案中去吗？”
“一切都是可能的，钱茨，”老人回答。
钱茨划着了一垠火柴，这时强烈的狂风正愤怒地摇撼着白杨树林，要点燃香烟确实费劲。
六
贝尔拉赫很惊奇，他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拉姆波因、迪塞和里格尼尔的警察局不来光顾这个加斯特曼，他的房子就座落在开阔的田野上，从拉姆波因可以一览无余，在这里举行一次社交宴会而想保密绝对不可能的，应该说，由于是在一个这样小的朱拉山村里举行，恰恰更加引人往意。
钱茨回答说，对此他还不能作出任何解释。
于是他们决定，绕房子环行一周。他们分手了，各自走一个方向。
钱茨已消失在黑暗之中，贝尔拉赫单独留下。他朝右边走。他翻起大衣领子，因为他冻僵了。他又重新感到胃部的重压，剧烈的刺痛使他的额头布满冷汗。他沿着矮墙走，培和他走的方向一样往右拐弯。房子仍然处在彻底的昏暗之中。
他重新站住，把身子靠在墙上。他看到树林边缘拉姆波因村的灯光，又继续往前走。矮墙改变了方向，他也跟着往西走。住宅的后墙一片通明，二层楼一排窗子里射出了明亮的灯光。他听到钢琴声，更走近些谛听时，他肯定有人在演奏巴哈的作品。
他继续往前走，根据他的估计，他即将遇见钱茨，他努力观察着被灯光铺满的田野，等他发现离他不多几步路站着一只巨兽时，已经为时过晚了。
贝尔拉赫善于识别兽类、但是这么一只庞然大物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虽然他认不清它的全貌，只能看见一个侧影凸出在明亮的地面上，这只猛兽呈现出如此可怖的形象。以致贝尔拉赫都不能动弹了。他看到这只巨兽缓慢地，似乎是无意地转过脑袋瞪视着他。一对圆眼睛看上去象两块光亮而空白的平面。这一意外的遭遇。这只巨兽的威慑力，这一不寻常的现象使他变得疲软无力。他固然尚没有丧失冷静的理智，但是却忘了必须采取行动。他瞧着这只野兽虽然并不畏惧，但是却感到迷惑。犯罪行为始终诱惑着他，就象去破解一个新的大谜语似的始终吸引着他。
这条狗猛然跳起来，一片巨大的黑影向他扑来，这是一只强有力而杀气腾腾的凶猛的怪物。他承受着那无意识的暴躁的野兽向他猛扑下来的压力，几乎来不及举起左臂保护自己的咽喉，老人不出一声，没有发出恐怖的叫喊。似乎一切在他看来是如此的自然，完全合乎这一世界的自然规律。
在这只野兽还不曾撕碎他挡在喉咙前的左臂时，他听见一声枪响；扑向他的身体痉挛起来，温暖的血喷到他手上。狗死了。
这头巨兽沉重地躺在他身上，他伸出手去抚摸它那光滑而汗湿的毛皮，艰难地直起身子，抖了一抖，抹去沾在手上的几根湿草。钱茨走过来，离他很近时才把手枪重新装进大衣口袋。
“您受伤了吗，探长？”他问，怀疑地瞧着撕破的左臂。
“完全没有。那野兽没能咬透。”
钱茨弯下身子，把野兽的脑袋转向灯光，死亡的眼睛反射出光芒。“是食肉兽的牙齿，”他战栗地说，“这野兽会把您撕碎的，探长。”
“您救了我的命，钱茨。”
钱茨却问道：“您身边从来不带武器吗？”
贝尔拉赫用脚碰碰躺在他面前的一动不动的躯体。“很少带，钱茨，”他回答，他们又沉默了。
死狗躺在冰冷肮脏的土地上，他们俯视着它。他们脚下黝黑的一大片东西正在蔓延开来。鲜血从这头猛兽的伤口汩汩流出，就象是黝黑的火山熔岩。
当他们重新抬头张望时，发现良己面对着一幅完全改变了的景象。音乐中断了，灯光明亮的窗子已全部打开，穿夜礼服的人们向外探着身子。贝尔拉赫和钱茨互相瞠目而视，让他们好似站在戏台上当众表演，这使他们很不愉快，尤其因为这戏台设在上帝遗弃的尤拉山区，周围只有野兔和狐狸在互道晚安，探长恼火极了。
五扇窗户里最中间那扇窗前单独站着一个人，和其余人都分开着，那个人用一种特别而清晰的声音大声问道，他们在那边干什么。
“警察局的，”贝尔拉赫平静地回答，又补充说，他面前的想必一定是加斯特曼先生。
那个人回答道，他很惊讶，为了同加斯特曼先生说话，居然必须开枪打死一条狗。而且恰好是在他有兴趣、有机会欣赏巴哈的音乐的时候，说完他重新关上窗户，动作稳重，不慌不忙，仿佛他根本没有动怒，而毋宁认为这次谈话完全无足轻重。
从各扇窗口继续传出纷乱的人声。人们高声说着这一类的话，诸如：“真是闻所未闻！”“主任先生，您说什么！”“简直不象话！”“令人无法相信，警察局的人。议员先生！”然后人们都缩了回去。窗户一扇扇接着关上了，＿之后是一片安静。
这两个警察局的人除了退走别无他法。花园围墙正面入口处有人在等待他们。那是单独一个人，激动地在那儿来回走动。
“快照一照，”贝尔拉赫向钱茨耳语道，在手电筒闪光中的是一张肥胖而庞大的，虽然并非没有特点，却略为扁平的脸，这人穿着一套雅致的夜礼服。一只手上闪耀着一枚沉重的戒指。贝尔拉赫一声低语，灯光熄灭了。
“您是谁，真见鬼。先生？”胖子憎恶地问。
“贝尔拉赫探长。——您是加斯特曼先生吗？”
“国会议员封·许文迪，先生，封·许文迪上校，天杀的，您们在这里到处转悠开枪干什么？”
“我们正在进行调查，必须和加斯特曼先生谈谈，国会议员先生，”贝尔拉赫冷静地回答。
但是这位国会议员不愿平心静气地谈话。他雷鸣似地叫嚷：“嗨，加斯特曼是分裂主义者吧①？”
①尤拉山脉是法国和瑞士交界的山脉，许文迪叫嚷“加斯特曼是分裂主义者”“共产党”用以挖苦警察人员无事生非。
贝尔拉赫决定用另一种称呼来称呼他，他小心地提醒说，上校先生搞错了，他绝不是为了尤拉山区问题来的。
贝尔拉赫还来不及继续往下讲，这位许文迪上校比国会议员许文迪火气更大。他一口咬定说，那么就是共产党啦，该死的，他作为上校不能允许人们在演奏音乐的时候在一旁开枪。他禁止任何一种反对西方文化的示威。瑞士军队就是要维持秩序！
由于这位议员显然丧失了理性，贝尔拉赫觉得有必要采取恰当的措施。
“钱茨，议员先生方才讲的话用不着写进调查报告里去，”他客观地命令说。
这一下打击使国会议员清醒了些。“写进什么调查报告里去，先生？”
贝尔拉赫解释道，他是伯尔尼警察局的探长，正在调查谋杀警察局施密特少尉这个案件。各种各样的人对于指定问题所作的答复，都必须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这是他的责任，但是由于——他犹豫了片刻，现在该选择哪种称呼呢——上校先生显然错误估计了情况，他将不把国会议员的答复写进调查记录。
上校感到很狼狈。
“你们是警察局来的，”他说，“这就不一样了。”
人们应该原谅他，他接着往下说，今天中午他在土耳其大使馆参加午宴，下午他当选为上校联合会“瑞士英雄之家”的主席，接着又不得不在瑞士之家的保留餐桌上“干了一杯荣誉酒”，此外，他上午还参加了他所属的那个党派的特别会议，而现在又来到加斯特曼的宴会上，在欣赏一个也可算是举世闻名的钢琴家的演出，他简直快要累死了。
是否就不能和加斯特曼先生谈话了呢，贝尔拉赫又一次问道。
“你们究竟想从加斯特曼那里打听什么呢？”封·许文迪问，“他同被害的警察局少尉有什么相干？”
“施密特上星期三在他家作客，归途中经过特万时被人谋杀了。”
“我们真是惹了一身骚，”国会议员说，“加斯特曼什么人都邀请，于是就出了这种倒霉事。”
接着他沉默了，似乎在考虑什么。
“我是加斯特曼的律师，”他最后说，“为什么你们单单挑中这个晚上来？你们至少应该先通个电话。”
贝尔拉赫解释说，他们刚刚才发现事情和加斯特曼有关。
上校仍然感到不满足。
“那么这狗是怎么回事呢？”
“它来咬我，钱茨不得不开枪。”
“那就对头了，”封·许文迪并非毫不友好地说，“加斯特曼现在真的不能见你们。即使是警察局有时也同样必须尊重社交界的习惯。我明天上午到您的办公室去，今天一定尽诀同加斯特曼谈一谈。你们也许带着施密特的照片吧？”
贝尔拉赫从自己的皮夹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他。
“谢谢，”国会议员说。然后点点头，走进了屋子。
现在贝尔拉赫和钱茨又孤零零地站在花园门口的铁栏杆前；整座房子又和方才一样了。
“对一个国会议员，你有什么办法呢，”贝尔拉赫说。“倘若他兼为上校和律师。那更是集三个魔鬼于一身。我们连同我们美妙的谋杀案只能就此止步，没什么可干的啦。”
钱茨沉默着，似乎在沉思。最后他说。“现在是九点钟。探长。我认为现在最好到拉姆波因的警察那里去。同他谈谈这个加斯特曼的情况。”
“很好，”贝尔拉赫回答，“您可以去。请您没法弄清楚为什么拉姆波因村的人对于施密特访问加斯特曼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自己到峡谷口的那家小旅馆去。我要稍稍治一治我的胃。我在那边等您。”
他们走回那条田间小路，来到汽车旁。钱茨继续驾驶，几分钟就到了拉姆波因。
他在小饭店里找到了警察，这人正和特万来的克莱宁坐在一张桌前，旁边是一群农民，显然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谈判。拉姆波因的警察是小个儿。胖胖的，一头红发。他叫让·波尔·夏乃尔。
钱茨坐到他们中间，两个人对来自伯尔尼的同事心怀的猜疑很快就消失了。只有夏乃尔看上去有点不乐意。因为他现在不能讲法语而必须讲德语了。这种语言他不能运用自如。他们喝白酒，钱茨吃面包和干酪，他当然缄口不谈他刚从加斯特曼家来，却去追问，他们是否仍然没有线索。
“Non（法语：没有），”夏乃尔说，“没有暗杀者的线索。On a rien trouve （法语：什么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继续讲道，“这一带只有一个人可加考虑，住在罗里尔斯别墅的加斯特曼先生，他买了那幢房子。经常高朋满座，星期三也举行过一次盛大的宴会。但是施密特没有到过那边，加斯特曼对他毫无所知，一次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施密特nletait Pas Chez（法语；没有去过）加斯特曼家，impossible（法语。不可能去过），完全和绝对的不可能。”
钱茨听着这些支离破碎的话，对他表示自己还想查询一下其他也在那天参加加斯特曼家宴会的人的情况。
克莱宁插嘴道，有这么一个人的，从里格尔兹过去。在谢纳尔茨住着一位作家，他很熟识加斯特曼，经常同他在一起。星期三他也在场。作家也一点儿不知道施密特的事，也从未听说这个名字，并且不信，竟然曾有一个警察在加斯特曼家。
“怎么，一个作家？”钱茨说，皱起眉头。“我必须把这个人物好好想一下。作家常常很前疑，但是我还没有接触过这类高等文化人——这个加斯特曼究竟是什么人，夏乃尔？”他继续追问。
“Un monseiur tres riche（法语：一位很富有的先生），”拉姆波因的警察兴奋地回答，“广有钱财而且tres noble（法语：十分高贵）。他给我的fiancee（法语；未婚妻）很多赏钱”——他自豪地点点那个女厨师——“comme un roi（法语：象一个国王），但是并不怀有从她那里得点什么的目的。从来不。”
“他的职业是什么？”
“哲学。”
“您对此有何看法，夏乃尔？”
“这是一种想得很多，却什么都不干的人。”
“他必须去挣钱吧？”
夏乃尔摇摇头。“他不必挣钱，他有钱。他替整个拉姆波因村纳税。我们大家都很满意，加斯特曼先生是全区最有同情心的人。”
“虽然如此，”钱茨果断地说，“我们仍有必要再去彻底调查这个加斯特曼。我明天上午去他那里。”
“但是请小心他的狗，”夏乃尔警告说。“Un chien tres dan-gereux（法语；一只很危险的狗）。”
钱茨站起来，拍拍拉姆波因村警察的肩膀。“哦，我会对付它的。”
七
钱茨离开克莱宁和夏乃尔，驶往峡谷口的旅馆去和贝尔拉赫碰头时，已经是十点钟。他在那条田间小路通向加斯特曼住宅的拐弯处停了一次车。他走下汽车，慢慢走向花园门，然后沿着围墙绕行一圈。整幢房子还蒙方才那样黑漆漆而孤单地处在被狂风吹弯了腰的巨大白杨树环抱之中。那辆大轿车还停在花园里。钱茨现在不再绕着屋子走，而只站在一个角落里，从那里可以纵览明亮的后院。淡黄玻璃窗后人影时隐时现，钱茨为了不被人发现，把身子紧贴在墙上。他搬走，只有血迹还在窗口射出的灯光下闪现一片黑迹。钱茨走回汽车。
峡谷中的饭馆里已经没有贝尔拉赫。他早在半小时之前就离开饭店，当他喝过一杯酒后，去了特万。他在旅馆里逗留了不到五分钟。女主人这么报告钱茨说。
钱茨思索着老人究竟去了哪里，但是他不能思考太长时间；路太窄，要求他集中全部注意力。他驶过桥梁，他们曾在这里等候，然后驶向下面的森林。
一次特殊而又阴暗的经历袭向钱茨的脑海。他加快速度，突然看到湖泊深处有亮光，白色山岩间一种夜光。他一定是到了出事地点。从岩壁上走出一个黑色的人影，作出明确的手势要汽车停下。
钱茨不自觉地停了车，打开右边的车门，虽然他紧接着立即后悔了，因为一种想法掠过他的脑子，他现在所遭遇的，不正是施密特在被暗杀前几分钟所遭遇的吗。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握紧手枪，冰凉的枪身使他平静下来。人影走近了。他认出来人是贝尔拉赫，但仍然不能消除他的紧张，却由于隐秘的惊吓而脸色苍白，自己也不能对恐怖的原因提供合理的解释。贝尔拉赫弯下身子，他们互相对瞧着对方的脸，仅仅只是几秒钟的事，却似乎有一个钟点之久。谁也不说一句话，他们的眼睛象石头一般毫无表情。终于贝尔拉赫坐到他身旁，他的手才松开那隐藏着的武器。
“你继续开车吧，钱茨，”贝尔拉赫说，声音很平静。
另一个人震颤了一下，因为老人改用了你来称呼，此后一路上探长始终在他身边。
直至到达比尔之后，贝尔拉赫才打破沉默，询问钱茨在拉姆波因打听到什么，“我们最后不得不用法语来称呼这个小地方了。”
关于夏乃尔以及克莱宁为了施密特被杀案想去访问加斯特曼都没有成功这个消息，钱茨没有说。而关于克莱宁述及的那个住在谢纳尔茨的作家，钱茨想，他以后自己和这个人谈话。
由于他们恢复了谈话，钱茨如释重负，作了比任何时候都生动的汇报，因为他想把自己那种特殊的激动压下去。到达舒普芬前两人又沉默了。
刚过十一点钟他们未到阿尔顿堡贝尔这赫家门前，探长走下汽车。
“我再一次谢谢你，钱茨。”他说。和钱茨握手告别。
“说这个也许有点不好意思，但是你确是救了我的命。”
他仍然站立了一忽儿，看着迅速开走的汽车尾灯逐渐消逝的光芒。“现在他能随心所欲地驶行了！”
他跨进他那不上锁的房子，在布满书籍的客厅里，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取出一件武器，小心地放在书桌上那把蛇刀旁边。这是一把巨大的、沉重的手枪。
然后他慢慢脱掉自己的冬大衣。大衣脱下后，只见他的左臂上厚厚地缠绕着布条，似乎他是习惯于训练狗的扑抓的。
八
第二天早晨，老深长根据一定的经验期待着若干不愉快，他是这么称呼自己和路兹的摩擦的。“只知道过星期六，”当他步行过阿尔顿堡桥时心里思量着，“官僚们嘻嘻哈哈完全昧了良心，他们整星期不作一点聪明事。”贝尔拉赫穿着一身黑，因为十点钟将举行施密特的葬礼。他不能逃避它，就是这件事激怒了他。
封·许文迪刚过八点钟就来访，不过没去见贝尔拉赫，而是到了路兹这里，钱茨刚刚向他报告了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情况。
封·许文迪和路兹属于一个党派，是独立的、保守的自由社会主义党，由于积极活动，由于共同进餐，再加上并肩参加理事会议、他们彼此已经以“你”相称，虽然路兹没有选进议会；因而封·许文迪在伯尔尼警察局声称，一个名唤路西乌斯的人民代表，绝不可能作这类蠢事。
“其是无奇不有，”他那肥胖的身材还没有出现在门口，便能听见他的声音，“你的伯尔尼警察局的人，干的是什么啊，尊敬的路兹，开枪射杀我的当事人加斯特曼的狗，一条罕见的南美种狗，还打断了文艺演出，阿纳托尔·克劳斯哈尔一拉法艾里是世界闻名的钢琴家。瑞士人毫无教养。没有世界观念，没有丝毫欧洲思想的痕迹。只有一个办法对付他们，让他们去当三年新兵，受受教育。”
路兹一看到他的党内同伴出现就脸色苍白，害怕他的无止境的长篇大论，他请封· 许文迪坐下。
“我们目前正陷在一件最最困难的侦察案件里，”他故作惊人地说道。“这些你全明白，这个案件是那个青年警察的主要任务，用瑞土尺度来衡量他是极有才能的。那个老探长，他也参与此案，则是一块锈铁，这是我的看法。我很可惜那条罕见的南美种狗的死，我也养狗，也爱狗，我也会对它们进行特殊的、严格的训练。恰恰是人类对于犯罪完全缺乏想象力。我方才想到芝加哥，我看我们的情况简直是可怜。”
他中断了片刻，吃了一惊，因为封·许文迪目不转睛沉默地凝视着他。然后他接下去讲，但是口气完全犹豫不定了，他想知道，被杀的施密特是否星期三曾在封·许文迪的当事人加斯特曼家作客，正如警察局根据一定的理由所断定的那样。
“亲爱的路兹，”上校回答说，“我们两人之间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警察局的人对此完全一清二楚；难道自己会不知道自己干的事么。”
“您这是什么意思，国会议员先生？”路兹慌乱地问，不自觉地又用您字称呼；因为他从来没有习惯用你字称呼。
封·许文迪往后一靠，两手对握放在胸前，露出了牙齿，摆出一付姿态，是一位上校兼国会议员这种地位的人所具的姿态。“博士先生，”他说，“现在我倒真正想弄明白，为什么你们总是把我们勇敢的加斯特曼和施密特案件纠缠在一起。在尤拉山区那边发生的事，真使警察局名誉扫地，我们早就没有盖世太保了。”
路兹好象从云端掉了下来。“为施密特案，我们怎么对你们那位当事人卡住脖子不放啦？我们和他素不相识。”他窘迫地问，“我们总不能对一件谋杀案丝毫不加调查吧？”
“要是你们丝毫不曾想到施密特化名普郎特尔博士，以慕尼黑的美国文化史讲师的身份参加了加斯特曼在他拉姆波因寓所举行的社交活动，你们警察局全体人员理应以缺乏侦察能力无条件地被解雇，”封·许文迪断言道，激动地用右手的手指叩击着路兹的写字桌。
“对此我们确实一无所知，亲爱的奥斯卡，”路兹说，大感轻松，因为就在这一瞬间他记起了他久久想不起来的这位国会议员的名字。“我也同样怀有极大的好奇心。”
“啊哈，”封·许文迪干巴巴地应了一声，沉默了。这对路兹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处于下风，凡是这位上校希图从他这里得到的，他将不得不在切方面步步退让。他无助地瞧着特拉夫勒的画，瞧着行进的士兵、飘动的瑞士旗帜和坐在马上的将军。国会议员怀着确实的狂喜注意到预审官的窘迫情状，最后随着“啊哈”一声，他同时添加一句道： “警察局也怀有极大的好奇心；警察局也对此一无所知。”
何等不愉快，封·许文迪无情的手段使他陷入不能忍受的境地，但是预审官仍然必须承认，施密特去加斯特曼家既非工作任务，也没有让警察局方面知道他在拉姆波因的访问。施密特所采取的纯粹是私人行动，路兹无力地结束了自己的解释。可是施密特为什么采用化名，对他至今仍是一个谜。
封·许文迪弯下身子用一双布满红丝的服精瞧着路兹。“这就说明了一切，”他说， “施密特是在替一个大国当间谍。”
“你这是什么意思？”路兹问。比方才显得更为狼狈。
“我认为，”国会议员说，“现在警察局首先必须查清，是什么原因促使施密特去加斯特曼家的。”
“警察局首先必须要对加斯特曼进行调查，亲爱的奥斯卡，”路兹反驳说。
“加斯特曼对警察局毫无危险，”封·许文迪回答，“我也不愿意你或者你们警察局中的任何人和他交涉。这是我的愿望，他是我的当事人，而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使他的愿望得到满足。”
这个肆无忌惮的答复几乎压倒了路兹，使他最初几乎无言以对。他点燃一支香烟，昏乱中没有向封·许文迪敬烟。然后他在自己的椅子中坐正身子，对答道：“施密特曾去加斯特曼家，这是个事实，很遗憾，警察局不得不向你的当事人进行调查，亲爱的奥斯卡。”
封·许文迪没让自己受迷惑。“事实迫使警察局首先得和我打交道，因为我是加斯特曼的律师，”他说，“路兹，你遇见我应当高兴才是；我不仅愿意帮助加斯特曼，也愿意帮助你。当然整个事件使我的当事人很不愉快，但是你应该比他更为苦恼，因为警察局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点成绩。而且我还很怀疑你们在这个案件里会有任何一点线索。”
路兹回答说。“警察局几乎把每一件谋杀案都破获了，这是有案可查的。我同意我们在施密特案件中遇到了一定困难，但是我们过去也遇到过这样情况的。”——他中断了片刻——“我们先记下值得注意的结果。因此我们自然而然要到加斯特曼那里去，这也就是加斯特曼派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原因。遇到麻烦的是加斯特曼，而不是我们，是他必须说明施密特事件，而不是我们。施密特曾经在他家，尽管用的是化名；恰恰就是这个事实使警察局有责任同加斯特曼进行联系，因为被害者的不平常行为首先就要加斯特委负责。我们可以和加斯特曼达成协议，但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那就是你能向我们作出完满的说明，为什么施密特用化名访问你的当事人，而且去了很多次，象我们所断定的那样。”
“好的，”封·许文迪说，“我们彼此开诚布公吧。你将看到，不仅是我要对加斯特曼作出说明，而且你们也要向我们解释清楚，施密特去拉姆波因寻求什么。在这件事上你们是被告，不是我们，亲爱的路兹。”说话的同时，他取出一张整幅的白纸，把这张大纸摊开在预审官的办公桌上。
“这里是和我那位好心的加斯特曼交往人员名单，”他说，“这是全部名单。我分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可以排除掉，没意思，是一些艺术家。对克劳斯哈尔—拉法艾拿当然无话可说，他是外国人；我指的是国内的人，他们不是写关于莫加顿战役①以及尼古拉·马纽艾尔②的戏剧，就是尽画些山峰岩石。第二部分人是工业家。你将看到全是些响当当的人物，我认为这些人物是瑞士社会最优秀的精华。我公开这么讲，虽然我从外祖母方面继承了农民的血统。”
①莫加顿（Morgarten），瑞土地名，地形险要，瑞士军队曾在此大败奥地利（1315）和法国（1788）军队。
②尼古拉·马纽艾尔（Niklaus Manuel），瑞士十六世纪诗人和画家。——
“加斯特曼的第三部分客人是些什么人呢？”路兹问，因为这位国会议员突然沉默了，用他的安静使预审官神经质起来，而这自然是封·许艾迪的目的。
“第三部分人，”封·许文迪最后接下去说，“照我的看法，将使施密特事件越发令人不快，不论对你。还是对那些工业家；现在我必须讲到的一些事情，本来应当对警察局严格保密的。但是现在已不能避免伯尔尼的警察局追踪加斯特曼，因为它以令人痛苦的方式发现了施密特曾去拉姆波因，工业家们不得已委托我来警察局向你们汇报情况，如果审查施密特案件时必须如此的话。对于我们，不愉快在于，我们必须披露具有非常重要性的政治事件；对于你们，不愉快在于，你们的权力，这是你们对这个国家里的瑞士人或者非瑞士籍人都具有的，对于这第三部分人却无效。”
“你方才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路兹表白。
“你对政治也真是一窍不通，亲爱的路西乌斯，”封·许文迪回答说，“第三部分人牵涉到一个外国大使馆的人员，问题在于，不论何种情况均不能把工业家中某一阶层的人物和他们联在一起。”
九
现在路兹明白了国会议员的话，预审宫的办公室里沉默了很久。电话铃响了，路兹只是把它拿起来朝里面吼了一声
“在开会”，然后又是一阵缄默。最后他说：“就我所知，官方现在不正和这个大国协商一个新的商业协定么。”
“当然，是在协商，”上校回答，“官方在协商；外交家们却还想男外再干点什么。但是非官方的协商更多，在拉姆波因就是在进行私人协商。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毕竟可以进行私人协商，国家是无权干涉的，预审官先生。”
“当然，”路兹畏缩地说。
“当然，”封·许文迪重复一遍，“而这种秘密协商是现在不幸被害的伯尔尼警察局少尉乌利希·施密特，用化名秘密参与了的。”
正如封·许文迪正确地预料的，他看出预审官又重新惊惶地沉默了。路兹完全手足无措，只能听任国会议员随便摆布。正如大多数固执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样，乌利希· 施密特谋杀案的出于意外的经过使这位官员如此选乱，以致于影响他对谋杀案件的侦察工作作出客观的结论。
他确实又一次试图来衡量他的处境。
“亲爱的奥斯卡，”他说，“我没有把一切看得多么严重。瑞士的工业家们当然有权利和他们进行私人谈判，只要这些人对于私人谈判有兴趣，即使是同那个大国的人。对此我没有异议，警察局也决不会干涉。我重复一遍，施密特访问加斯特曼是私人行动，但我还要代表官方表示道歉；因为这样做显然是错误的，冒用假名字和假职务，即使以警察出面有时会遇到一定困难。但是他参加这些集会并非孤零零一个人，也有艺术家在场呀，亲爱的国会议员。”
“必要的装潢而已。我们生活在一个文用国家里，路兹，需要有广告。谈判必须保守秘密，有艺术家在场是最好的办法。欢宴、烤肉、美酒、好烟、妇女、泛泛的闲谈，艺术家们厌烦了，他仍聚集在一起，狂饮滥喝。毫不觉察企业家们和那个大国的代表已经坐在一起。他们也不想注意这些，因为他们对此不感兴趣。艺术家只对艺术有兴趣。但是一个警察，他坐在近旁观察到了一切。不，路兹，施密特之死是非常可疑的。”
“我只能很遗憾地重复一遍，施密特访问加斯特曼的事我们至今还不了解，”路兹回答。
“他倘若不是受警察局的委托去的，那就是受其他人委托去的，”封·许文迪回答说，“有这么一些国家，亲爱的路西乌斯，他们对于在拉姆波因所进行的事有兴趣。这是世界政治。”
“施密特不是间谍。”
“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他是一个间谍。对于瑞士的荣誉来说，他是一个间谍而不是一个警察局的密探反倒好些。”
“但他已经死了，”预审官叹了一口气，如果现在能够亲自问问施密特，他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这不是我们的事情，”上校果断地说，“我不愿意怀疑任何人，但是对拉姆波因举行的谈判严守秘密却攸关某个大国的利益。我们是为了金钱，他们则涉及政党的原则。我们当然应对他们公正。这么办恰恰使警察局进行工作陷于困境。”
路兹站起来，走向窗口。“我始终摸不清，你的当事人加斯特曼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他慢慢地说。
封·许文迪用那张白纸扇着风，回答说：“加斯特曼为工业家和外国使馆的代表提供自己的房子作为谈判场所。”
“为什么恰恰是加斯特曼呢？”
上校喃喃地说，他的可敬的当事人正好具备必须的人选条件。他曾任阿根廷驻中国大使多年，获得了某一大国的信任，他过去又曾担任某一工业家的铁皮托辣斯的执行主席。此外他又住在拉姆波因。
“这又有什么意思，奥斯卡？”
封·许文迪嘲弄地笑了笑：“在施密特被害之前你听说过拉姆波因这个地名吗？”
“没有。”
“原因就在这里，”国会议员肯定地说，“因为没有人知道拉姆波因。我们需要替我们的集会找一个人所不知的地点。这样你可以不去打扰加斯特曼了吧。他不喜欢和警察局发生接触，你必须了解，他不爱你们的审讯、你们的探询、你们的没完没了的查问，这样做，对我们的罗根保尔和冯·龚登①是可以的，如果他们做了坏事的话。但是不能这样对待这么一个人，他曾经拒绝让自己被选进法兰西科学院。而且你的伯尔尼警察局办事实在蠢，没有人会在演奏巴哈音乐的时候射杀狗的。倒不是得罪了加斯特曼。这件事对于他可以说是无关紧要，你的警察局可以朝他的屋子开枪，他不会皱一下眉头。但是还去烦扰加斯特曼先生就没有更多意义了，显然谋杀案的背后有大国在操纵，这个国家不论和我们勇敢的瑞士工业家们，还是和加斯特曼先生，都毫不相干。”
①这两个人名字的意思是“骗子手”和“占便宜者”。
预审官在窗前来回踱着。“我们现在必须转回到我们的调查，特别是施密特生命的调查上来，”他宣称，“涉及外国的事，我们将报告联邦检察长。这个案件他会承担多少，我还不能讲。但他一定会把主要工作委托给我们。你委求宽恕加斯特曼，我愿意允诺。我们看来不可避免要搜查一次屋子。但终究还有必要和他进行谈话，；我请你带他一起来，我们谈话时也请在场。这样我就能自然地和加斯特曼了给仅关形式上的公事。对这个案件这么做，并非为了审讯，而是使整个审讯过程合乎手续，有可能审讯工作要求审问加斯特曼，即使这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一件审讯工作必须完整无缺。我们可以谈一谈艺术问题，一为了使审讯工作尽可能地不触犯任何人，我将不会提往何问题。即使我不得不提问题的话——当形式上需要时，——我也愿事先把问题告诉你。”
现在国会议员也站起身来，两个男人就这样面对面站着。国会议员拍拍预审官的肩膀。
“就这样说定了，”他说，“你将不去打搅加斯特曼，亲爱的路兹，我相信你的话。文件我留在这里；名单开列得很确切，并且完整无缺。我整夜到处打电话，引起极大的不安，人们尚不知道，外国使馆听说施密特案件之后是否还有意于协商。危及几百万元的事，亲爱的博士，几百万元呢！为你的调查工作，我祝你幸运。你是需要幸运的。”
说这些话的同时，封·许文迪脚步重重地走出门去。
十
路兹刚来得及把国会议员拿来的名单通读一遍，感叹单子上名字的显赫，不禁让单子掉落在地——他想，我卷进了一件何等不祥的事件之中——这时贝尔拉赫跨入室内，当然并没有敲门。老人是来索取公文的，以便去拉姆波因和加斯特曼谈话，路兹告诉他下午再办。现在已到参加葬礼的时候，他说，并且站起身来。
贝尔拉赫没有反对，随同路兹离开了房间，路兹的脑子里不时浮现让加斯特曼安宁的语言，可是他又畏惧贝尔拉赫尖锐的抗议。
他们站在街上，都不说话，两人都穿着领子高高竖起的黑大衣。天下着雨，走向汽车这几步路，他们当然没有撑伞。勃拉特尔替他们开车。大雨现在成了真正的瀑布从玻璃窗上倾斜地进射下去。两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角落里。我应该和他谈谈这件事，路兹想，瞧着贝尔拉赫平静的侧面，那一个则和往常一样把手按在胃部。
“您疼吗？”路兹问。
“总是疼的。”贝尔拉赫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