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真遗憾，今天我刚好要为迁入新居请客，只两步远；要是他也能去就好了。哪怕在我们中间在沙发上躺一会儿也好！你去吗？”拉祖米欣突然对佐西莫夫说，“当心，可别忘了，你答应了的。”
“也许要稍迟一些去。他那里准备了些什么？”
“唉，没弄什么，茶，伏特加，鲱鱼。还有馅饼：来的都是自己人。”
“都是哪些人？”
“都是这儿的人，而且都是新人，真的，——也许只除了老舅舅，不过连他也是新人：昨天刚到彼得堡，不知来办什么事；我和他五年见一次面。”
“他是做什么的？”
“在县里当个邮政局长，就这样混了一辈子……领退休金了，六十五岁，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爱他。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要来：这个区里侦查科的科长……法学院的毕业生。对了，你认识他……”
“他也是你的什么亲戚？”
“最远的远亲；你干吗皱眉？怎么，你们吵过一次架，所以，大概你就不来了，是吗？”
“我才瞧不起他呢……”
“这样最好。嗯，那儿还有几个大学生，一个教师，一个小官，一个乐师，一个军官，扎苗托夫……”
“请你告诉我，你，或者他，”佐西莫夫朝拉斯科利尼科夫那边点了点头，“跟扎苗托夫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唉，这些唠唠叨叨的人啊！原则……你太讲原则了，立足于原则，就会失去行动自由，这也就像站在弹簧上一样，都不敢随心所欲地动一动；可照我看，人好，——这就是原则，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扎苗托夫是个十分出色的人。”
“发不义之财。”
“哼，发不义之财，我才不在乎呢！发不义之财又怎样！”拉祖米欣突然大声叫喊，有点儿不自然地发起脾气来，“难道我向你称赞他发不义之财了吗？我说，只是从某一点来看，他是个好人！要是从各方面去看，还会剩下多少好人？我深信，那样的话，我这个人怕只值一个烤洋葱头，而且还要把你也搭上……”
“这太少了；我会给两个的……”
“可你嘛，我只给一个！再说点儿俏皮话吧！扎苗托夫还是个小孩子，我还会像对待小孩子那样揪他的头发呢，应当把他拉过来，而不是推开他。把一个人推开，这样你就不能改造他了，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更是如此。对待小孩子需要加倍小心。唉，你们这些进步的笨蛋哪，什么都不懂！不尊重别人，也就是侮辱自己……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么我们之间大概也有件共同的事情。”
“很想知道。”
“都是为了漆匠，也就是油漆工的那件案子……我们一定会把他救出来！其实现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了。现在案情已经毫无疑问，十分明显了！我们只不过是再加把劲而已。”
“什么油漆工啊！”
“怎么，难道我没讲过吗？没讲过？哦，想起来了，我只跟你说过一开始的情况……喏，就是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杀死那个官太太的凶杀案……现在有个油漆工也牵连进去了……”
“关于这件凶杀案，你告诉我以前，我就听说了，而且对这件案子甚至还很感兴趣……这多多少少是因为……有一次碰巧……在报纸上也看到过！这……”
“莉扎薇塔也给杀死了！”娜斯塔西娅冷不丁突然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他一直待在屋里，紧靠在门边，听着。
“莉扎薇塔？”拉斯科利尼科夫用勉强可以听到的声音喃喃地说。
“莉扎薇塔，那个女小贩，你不认识吗？她常到这儿楼下来。还给你补过衬衣呢。”
拉斯科利尼科夫转过脸去，面对着墙壁，在已经很脏、印着小白花的黄色墙纸上挑了一朵上面有褐色条纹、而且很难看的小白花，仔细观察起来：这朵花上有几片花瓣，花瓣上的锯齿是什么样的，上面有几条条纹？他感觉到，他的手脚都麻木了，好像已经瘫痪了，可是他并不试着动一动，仍然执拗地盯着那朵小花。
“那个油漆工怎么样了？”佐西莫夫极为不满地打断了娜斯塔西娅的话。她叹了口气，不作声了。
“也被当作凶手了！”拉祖米欣激动地接着说。
“有什么罪证吗？”
“有什么罪证啊？不过，正是因为有罪证，可这罪证不能算是证据，需要证明的就正是这一点！这完全跟一开始他们逮捕和怀疑这两个，啊！想起来了……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一模一样。呸，这一切做得多么愚蠢，就连从旁观者的观点来看，也觉得太恶劣了！佩斯特里亚科夫也许今天会来我家……顺带说一声，罗佳，这件案子你是知道的，还在你病倒以前就发生了，正好是你在警察局里昏倒的头一天，当时那里正在谈论这个案子……”
佐西莫夫好奇地瞅了瞅拉斯科利尼科夫；后者一动不动。
“你知道吗，拉祖米欣？我倒要瞧瞧，你这个爱打抱不平的人到底有多大神通，”佐西莫夫说。
“就算是吧，不过我们还是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拉祖米欣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大声叫嚷。“你知道这儿最气人的是什么吗？气人的倒不是他们撒谎；撒谎总是可以宽恕的；撒谎不是坏事，因为谎言会导致真理。不，气人的是他们说谎，还对自己的谎言顶礼膜拜。我尊敬波尔菲里，不过……譬如说吧，一开始是什么把他们搞糊涂了呢？房门本来是扣着的，可是和管院子的一道回来——却是开着的：可见杀人的就是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瞧，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你别急呀；只不过是拘留了他们；可不能……顺便说一声：我遇到过这个科赫；原来他向老太婆收购过逾期的抵押品？是吗？”
“对，是个骗子！他也收购票据。是个投机商人。叫他见鬼去吧！可我为什么生气呢，你明白吗？惹我生气的是他们陈腐，庸俗，一成不变，因循守旧……而这里，单从这一个案件里就可以发现一条全新的途径。单是根据心理上的材料就可以看出，应该怎样做才能发现真正的蛛丝马迹。‘我们，’他们说，‘有事实！’可事实并不是一切；至少有一半要看你是不是会分析这些事实！”
“你会分析这些事实吗？”
“不是吗，当你感觉到，凭直觉感觉到，你能为这个案子提供一些帮助的时候，是不能保持沉默的，假如……唉！你了解这个案子的详情细节吗？”
“我正等着听听这个油漆工的情况呢。”
“啊，对了！好，你听着，是这么回事：正好是在凶杀案发生以后第三天，一大清早，他们还在那儿跟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纠缠不休的时候，——尽管他们两个每人都已证明了自己的每一步行动：提出的证据是无可怀疑的！——就在这时候，突然出现了最出人意料的事实。有个姓杜什金的人，就是那幢房子对面一家小酒铺的老板，来到警察局，拿来一个装着一副金耳环的小首饰匣，讲了这么一篇故事：‘前天晚上他跑到我这里来，大约是八点刚过，’这是日期和时间！你注意到吗？‘在这以前白天就来过我这儿的那个油漆匠，米科拉，拿来了这个装着金耳环和宝石的小匣子，要用这作抵押，跟我借两个卢布，我问：哪儿弄来的？他说，是在人行道上捡来的。我没再多问，’这是杜什金说的，‘给了他一张票子——也就是一个卢布，——因为我想，他不向我抵押，也会向别人抵押，反正一样，他准是买酒，把它喝光，最好还是让东西放在我这儿：最好把它保存起来，说不定以后会有用处，万一出什么事，或者有什么谣言，我立刻就把它交出去。’哼，当然啦，他说的全是谎话，全是胡扯，因为我认识这个杜什金，他自己就是个放高利贷、窝藏脏物的家伙，他从米科拉手里把这件值三十卢布的东西骗过来，根本不是为了‘交出去’。他只不过是害怕了。哼，去他的，你听着；杜什金接着又说：‘这个乡下人，米科拉·杰缅季耶夫，我从小就认识，我们是同省同县，扎拉斯基县的人，所以我们都是梁赞人。米科拉虽然不是酒鬼，可是爱喝两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就在这幢房子里干活，跟米特列一道油漆，他跟米特列也是小同乡。他拿到一卢布的票子，马上就把它换开，立刻喝了两杯酒，拿了找头就走了，那时候我没看到米特列跟他在一起。第二天我们听说，阿廖娜·伊万诺芙娜和她妹妹莉扎薇塔·伊万诺芙娜叫人拿斧头杀死了，我们都认得她们，这时耳环让我起了疑心，——因为我们知道，死者经常放债，收下人家的东西，作为抵押。我到那幢房子里去找他们，小心谨慎地悄悄打听，首先问：米科拉在这儿吗？米特列说，米科拉出去玩儿去了，到天亮才回来，喝得醉醺醺的，在家里待了约摸十分钟，又出去了，后来米特列就没再见到过他，活儿是他独自个儿干完的。他们干活的那儿跟被人杀死的那两个人走的是同一道楼梯，在二楼。我们听了这些话以后，当时对谁也没说过什么，’这是杜什金说的，‘杀人的事，我们尽可能都打听清楚了，回到家里，心里还是觉得怀疑。今天一清早，八点钟，’就是说，这已经是第三天了，你明白吗？‘我看到，米科拉进来找我了，他不大清醒，可也不是醉得很厉害，跟他说话，他还能听得懂。他坐到长凳上，一声不响。除了他，那时候酒店里只有一个外人，还有一个人在长凳上睡觉，跟我们认识，还有两个孩子，是我们那儿跑堂的。我问：“你看见米特列了吗？”他说：“没有，没看见。”“你也没来过这儿？”“没来过，”他说，“有两天多没来过了。”“昨天夜里你在哪里过的夜？”他说：“在沙区①，住在科洛姆纳②的人那里。”我说：“耳环是打哪儿弄来的？”“在人行道上捡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气不大对头，而且不看着我。我说：“你听说过就在那天晚上，那个时刻，那道楼梯上，发生了这么一桩事吗？”“没有，”他说，“没听说过，”可是他瞪着眼听着，脸刷地一下子变得煞白，简直像刷墙的白灰。我一边讲给他听，一边瞅着他，可他拿起帽子，站了起来。这时我想留住他，我说：“等等，米科拉，不喝一杯吗？”说着我向一个跑堂的小鬼使了个眼色，叫他在门口拦着，我从柜台后走了出来：他立刻从我身边跑开，逃到街上，拔脚就跑，钻进了一条小胡同里，——一转眼就不见了。这时我不再怀疑了，因为他犯了罪，这是明摆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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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沙区是彼得堡的一个远郊区，因那里的土壤是沙土而得名。
②科洛姆纳是彼得堡的另一个区。
③量酒的容量，约合○·○六公升。
“那还用说！”佐西莫夫说。
“别忙！你先听完！他们当然立刻去搜捕米科拉：把杜什金也拘留了，进行了搜查，米特列也给拘留了起来；也审问了科洛姆纳的居民，——不过前天突然把米科拉带来了：在×城门附近一家客店里拘留了他。他来到那里，从脖子上摘下一个银十字架，要用十字架换一什卡利克③酒喝。换给了他。过了一会儿，一个乡下女人到牛棚里去，从板壁缝里看到：他在隔壁板棚里把一根宽腰带拴到房梁上，结了个活扣；站到一块木头上，想把活扣套到自己脖子上；那女人拼命叫喊起来，大家都跑来了，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你们带我到××分局去好了，我全都招认’。把他客客气气地送到了这个警察分局，也就是送到了这里。于是审问他，问这，问那，叫什么，干什么的，多大年纪，——‘二十二岁’——以及其他等等。问：‘你跟米特列一道干活的时候，在某时某刻，看到楼梯上有什么人吗？’回答：‘大家都知道，总有人上来下去，不过我们没注意。’‘没听到什么响声，什么喧闹声吗？’‘没听到什么特别的响声。’‘当天你知道不知道，米科拉，就在那天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寡妇和她妹妹被人杀害，遭到了抢劫？’‘我什么也不知道。第三天才在小酒店里头一次听阿凡纳西·帕夫雷奇说起这件事。’‘耳环是从哪儿弄来的？’‘在人行道上捡的。’‘为什么第二天你没和米特列一道去干活？’‘因为我喝酒去了。’‘在哪儿喝酒？’‘在某处某处。’‘为什么从杜什金那儿逃跑？’‘因为当时我很害怕。’‘怕什么？’‘怕给我判罪。’‘既然你觉得自己没犯罪，那你怎么会害怕呢？……’嗯，信不信由你，佐西莫夫，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而且一字不差，就是这么问的，这我肯定知道，人家准确无误地把原话告诉了我！怎么样？怎么样？”
“啊，不，但罪证是有的。”
“可现在我说的不是罪证，而是问题，说的是他们怎样理解实质！唉，见鬼！……他们一再施加压力，逼供，于是他就招认了：‘不是在人行道上捡的，’他说，‘是在我跟米特列一道油漆的那套房子里捡到的。’‘怎么捡到的？’‘是这么捡到的：我和米特列油漆了一整天，一直到八点钟，已经打算走了，可是米特列拿起刷子，往我脸上抹油漆，他抹了我一脸漆，转身就跑，我在他后面追。我在后面追他，边追边喊；刚一下楼梯，正往大门口跑，我一下子撞到管院子的和几位先生身上，有几位先生跟他在一起，我记不得了，为了这，管院子的把我大骂了一顿，另一个管院子的也骂了我，管院子的人的老婆也跑出来骂我们，有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走进大门，他也骂我们，因为我和米特列横躺在那里，拦住了路：我揪住米特列的头发，把他按倒在地上，拿拳头捶他，米特列也从我身子底下揪住我的头发，拿拳头捶我，我们这样打架不是因为谁恨谁，而是因为我们要好，闹着玩儿。后来米特列挣脱出来，往街上跑去，我跟在他后面追，没追上，就一个人回到那套房子里，——因为，得收拾收拾。我动手收拾东西，等着米特列，他也许会回来。在穿堂门后的墙角落里忽然踩到一个小盒子。我一看，有个小盒子，包在纸里。我把纸拆开，看到有几个那么小的小钩，我把小钩扳开——原来小盒子里装着耳环……’”
“在门后边？放在门后边？在门后边？”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高声叫喊，用浑浊、惊恐的目光瞅着拉祖米欣，用一只手撑着，在沙发上慢慢欠起身来。
“是啊……怎么呢？你怎么了？你怎么这样？”拉祖米欣也从座位上欠起身来。
“没什么！……”拉斯科利尼科夫用勉强可以听到的声音回答，又倒在枕头上，转过脸去，对着墙壁。有一会工夫，大家都默不作声。
“大概，他打了个盹儿，还没完全睡醒，”最后，拉祖米欣疑问地望着佐西莫夫说；佐西莫夫轻轻地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
“好，接着说吧，”佐西莫夫说，“以后怎么样了？”
“以后怎么样了？他一看到耳环，立刻把那套房子和米特列全都忘了，拿起帽子，跑到了杜什金那里，大家都已经知道，他从杜什金那里拿到了一个卢布，却对杜什金撒了个谎，说是在人行道上捡的，而且马上就把钱换开，买酒喝了。对于杀人的事，他还是说：‘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到第三天才听说的。’‘为什么到现在你一直不露面呢？’‘因为害怕。’‘为什么要上吊？’‘因为担心。’‘担心什么？’‘给我判罪。’瞧，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现在你是怎么想呢，他们从中得出了什么结论？”
“有什么好想的呢，线索是有的，不管是什么线索吧，可总是线索。事实。你不会认为该把你的油漆工释放了吧？”
“可是现在他们已经认定他就是凶手了！他们已经毫不怀疑……”
“你胡扯；你太性急了。那么耳环呢？你得同意，如果耳环就是在那一天那个时候从老太婆的箱子里落到尼古拉①手里的，——你得同意，它们总得通过某种方式才能落到他的手里，对不对呢？在这类案件的侦查过程中，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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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尼古拉即米科拉。
“怎么落到他手里的！怎么落到他手里的？”拉祖米欣高声叫喊，“难道你，医生，作为一个首先必须研究人、比任何人都更有机会研究人的本性的医生，难道你还没看出，根据所有这些材料来看，这个尼古拉的本性是什么样的吗？难道你还没一眼看出，在审问中他供述的一切都是绝对不容怀疑的实情吗？耳环正是像他供述的那样落到他手里的。他踩到了小盒子，于是把它捡了起来！”
“绝对不容怀疑的实情！可是他自己也供认，从一开始他就撒了谎。”
“你听我说。你留心听着：管院子的、科赫、佩斯特里亚科夫、另一个管院子的、第一个管院子的人的妻子、当时正坐在她屋里的一个女人、七等文官克留科夫，就在这时候他正从马车上下来，搀着一位太太的手走进大门，——所有的人，也就是有八个或九个证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尼古拉把德米特里①按倒在地上，压在他身上用拳头揍他，德米特里也揪住尼古拉的头发，用拳头揍他。他们横躺在路上，拦住了道路；四面八方都在骂他们，可他们却‘像小孩子一样’（证人们的原话），一个压在一个身上，尖声大叫，打架，哈哈大笑，两人争先恐后地哈哈大笑，两人的脸都滑稽得要命，像孩子样互相追赶着，跑到街上去了。你听到了吗？现在请你注意，可别忽略过去：楼上尸体还有热气，听到了吗，发现尸体的时候，尸体还有热气！如果是他们杀的，或者是尼古拉独自一个人杀的，还撬开箱子，抢走了财物，或者仅仅是以某种方式参加了抢劫，那么请允许我向你提个问题，只提一个问题：这样的精神状态，也就是尖声叫喊，哈哈大笑，像小孩子样在大门口打架，——这样的精神状态与斧头、鲜血、恶毒的诡计、小心谨慎、抢劫，能够协调得起来吗？刚刚杀了人，总共才不过过了五分钟或十分钟，——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尸体还有热气，——他们知道马上就会有人来，却突然丢下尸体，让房门散着离开了那套房间，而且丢下了到手的财物，像小孩子样在路上滚作一团，哈哈大笑，把大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来，而异口同声证明这一情况的足有十个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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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米特里即米特列。
“当然，奇怪！当然，这不可能，不过……”
“不，老兄，不是不过，而是，如果就在那同一天同一时刻落到尼古拉手里的耳环的确是对他不利的物证——然而这物证已直接由他的供词作了说明，所以这还是一个有争议的物证，——那就也应该考虑到那些证明他无罪的事实，何况这些事实都是无法反驳的呢。你是怎么认为呢，根据我们法学的特性来看，他们会不会，或者能不能把仅仅基于心理上不可能、仅仅基于精神状态的事实看作无法反驳的事实，因而可以推翻所有认为有罪的物证，而不管这些物证是什么东西？不，他们决不会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因为他们发现了那个小盒子，而这个人又想上吊，‘如果他不是觉得自己有罪，就不可能这么做！’这是个主要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着急的原因！你要明白！”
“我看出来了，你在着急。等等，我忘了问一声：有什么能够证明，装着耳环的小盒子确实是老太婆箱子里的东西？”
“这已经证明了，”拉祖米欣皱起眉头，好像不乐意似地回答，“科赫认出了这东西，并且指出了谁是抵押人，后者肯定地证明，东西确实是他的。”
“糟糕。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上楼去的时候，有没有人看到过尼古拉，能不能以什么方式证明这一点？”
“问题就在这里了，谁也没看到过他，”拉祖米欣感到遗憾地说，“糟就糟在这里，就连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上楼去的时候也没看到他们，虽说他们的证明现在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他们说：‘我们看到，房门开着，想必有人在里面干活，不过打开前门经过的时候没有注意，也记不清当时里面有没有工人了。’”
“嗯哼。所以仅有的能为他们辩护的理由，就是他们互相用拳头捶打和哈哈大笑了。即使这是有力的证据吧，不过……现在请问：你自己对全部事实作何解释呢？如果耳环的确是像他供述的那样拾到的，那你对这一事实又怎样解释呢？”
“我怎样解释吗？可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事情是明摆着的！至少侦查这件案子的途径已经清清楚楚，得到证实了，而且正是这个小盒子证实的。真正的凶手无意中失落了这副耳环。科赫和佩斯特里亚科夫在楼上敲门的时候，凶手扣上门躲在里面。科赫干了件蠢事，下楼去了；这时凶手跳出来，也往楼下跑，因为他再没有别的出路。在楼梯上，为了躲开科赫、佩斯特里亚科夫和管院子的，他藏进那套空房子里，而这恰好是在德米特里和尼古拉从屋里跑出去的那个时候，管院子的和那两个人从门前经过的时候，他站在门后，等到脚步声消失了，他才沉着地走下楼去，而这又正好是在德米特里和尼古拉跑到街上去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散了，大门口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也许有人看到了他，可是没注意；进进出出的人多着呢！当他躲在门后的时候，小盒子从口袋里掉了出来，可他没发觉掉了，因为他顾不上这个。小盒子明确无误地证明，真正的凶手正是站在那里的。全部情况就是如此！”
“不简单！不，老兄，这真够巧妙的。这太巧妙了！”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切凑得太巧了……而且错综复杂……简直像演戏一样。”
“唉！”拉祖米欣大声叫道，但就在这时，房门开了，进来一个从未见过的人，在座的人谁也不认识他。
第05章
第05章
这是一位年纪已经不轻的先生，拘谨古板，神态庄严，脸上的表情给人以谨小慎微、牢骚满腹的印象，他一进门，先站在门口，带着令人难受的、毫不掩饰的惊讶神色往四下里打量了一番，仿佛用目光在问：“我这是到了哪里了？”他怀疑地、甚至故意装作有点儿惊恐、甚至是受了侮辱的样子，环顾拉斯科利尼科夫这间狭小、低矮的“船舱”。他又带着同样惊讶的神情把目光转移到拉斯科利尼科夫身上，然后凝神注视着他，拉斯科利尼科夫没穿外衣，头发散乱，没洗过脸，躺在一张小得可怜的脏沙发上，也在拿眼睛盯着来人，细细打量他。随后他又同样慢条斯理地打量衣衫不整、没刮过脸、也没梳过头的拉祖米欣，拉祖米欣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也大胆地用疑问的目光直瞅着他的眼睛。紧张的沉默持续了大约一分钟光景，最后，气氛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而这也是应该预料到的。根据某种、不过是相当明显的反应，进来的这位先生大概意识到，在这里，在这间“船舱”里，过分的威严姿态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于是他的态度变得稍微温和些了，尽管仍然有点儿严厉，却是彬彬有礼地、每一个音节都说得清清楚楚地问佐西莫夫：
“这位就是罗季昂·罗曼内奇·拉斯科利尼科夫，大学生先生，或者以前是大学生？”
佐西莫夫慢慢地动了动，也许是会回答他的，如果不是他根本就没去问的拉祖米欣立刻抢先回答了他的话：
“喏，他就躺在沙发上！您有什么事？”
这句不拘礼节的“您有什么事”可惹恼了这位古板的先生；他甚至差点儿没有转过脸去，面对着拉祖米欣，不过还是及时克制住了，随即赶快又向佐西莫夫回过头来。
“这就是拉斯科利尼科夫！”佐西莫夫朝病人点了点头，懒洋洋地说，然后打了个呵欠，不知怎的嘴张得特别大，而且这个张着嘴的姿势持续的时间也特别长。随后他从自己坎肩口袋里慢慢掏出一块很大的、凸起来的、带盖的金表，打开表看了看，又同样慢腾腾、懒洋洋地把表装回到口袋里。
拉斯科利尼科夫本人一直默默地仰面躺着，凝神注视着来客，虽说他这样看着他，并没有任何用意。现在他已经转过脸来，不再看墙纸上那朵奇异的小花了，他的脸看上去异常苍白，露出异乎寻常的痛苦神情，仿佛他刚刚经受了一次痛苦的手术，或者刚刚经受过一次严刑拷打。但是进来的这位先生渐渐地越来越引起他的注意，后来使他感到困惑，后来又引起他的怀疑，甚至似乎使他觉得害怕起来。当佐西莫夫指了指他，说：“这就是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时候，他突然十分迅速地、仿佛猛一下子欠起身来，坐到床上，几乎用挑衅的、然而是断断续续的微弱声音说：
“对！我就是拉斯科利尼科夫！您要干什么？”
客人注意地看了看他，庄严地说：
“彼得·彼特罗维奇·卢任。我深信，我的名字对您已经不是完全一无所闻了。”
但是拉斯科利尼科夫等待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脸上毫无表情、若有所思地瞅了瞅他，什么也没回答，好像彼得·彼特罗维奇这个名字他完全是头一次听到似的。
“怎么？难道您至今还未得到任何消息吗？”彼得·彼特罗维奇有点儿不快地问。
拉斯科利尼科夫对他的回答是慢慢倒到枕头上，双手垫在头底下，开始望着天花板。卢任的脸上露出烦恼的神情。佐西莫夫和拉祖米欣怀着更强烈的好奇心细细打量起他来，最后他显然发窘了。
“我推测，我估计，”他慢吞吞地说，“十多天前，甚至几乎是两星期前发出的信……”
“喂，您为什么一直站在门口呢？”拉祖米欣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既然您有话要说，那就请坐吧，不过你们两位，您和娜斯塔西娅都站在那儿未免太挤了。娜斯塔西尤什卡，让开点儿，让他进来！请进，这是椅子，请到这边来！挤进来吧！”
他把自己那把椅子从桌边挪开一些，在桌子和自己的膝盖之间腾出一块不大的空间，以稍有点儿局促的姿势坐在那儿，等着客人“挤进”这条夹缝里来。时机挑得刚好合适，使客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于是他急急忙忙、磕磕绊绊，挤进这块狭窄的空间。客人来到椅子边，坐下，怀疑地瞅了瞅拉祖米欣。
“不过，请您不要觉得难堪，拉祖米欣贸然地说，“罗佳生病已经四天多了，说了三天胡话，现在清醒了过来，甚至吃东西也有胃口了。那边坐着的是他的医生，刚给他作了检查，我是罗佳的同学，从前也是大学生，现在在照看他；所以请不要理会我们，也不要感到拘束，您要说什么，就接着往下说吧。”
“谢谢你们。不过我的来访和谈话会不会惊动病人呢！”彼得·彼特罗维奇对佐西莫夫说。
“不一会，”佐西莫夫懒洋洋地说，“您甚至能为他排忧解闷，”说罢又打了个呵欠。
“噢，他早就清醒过来了，从早上就清醒了！”拉祖米欣接着说，他那不拘礼节的态度让人感到完全是一种真诚朴实的表现，所以彼得·彼特罗维奇思索了一下以后，鼓起勇气来了，也许这或多或少是因为这个衣衫褴褛、像个无赖的人自称是大学生的缘故。
“令堂……”卢任开口说。
“嗯哼！”拉祖米欣很响地哼了一声，卢任疑问地瞅了瞅他。
“没什么，我并没有什么意思；请说吧……”
卢任耸了耸肩。
“……我还在她们那里的时候，令堂就给您写信来了。来到这里，我故意等了几天，没来找您，想等到深信您一切都已知悉以后再来；但是现在使我惊奇的是……”
“我知道，知道！”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用最不耐烦的懊恼语气说。“这就是您吗？未婚夫？哼，我知道！……够了！”
彼得·彼特罗维奇气坏了，不过什么也没说。他努力匆匆思索，想弄清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沉默持续了大约一分钟光景。
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他的时候，本已稍微转过脸来，面对着他了，这时突然又重新凝神注视，怀着某种特殊的好奇心细细打量起他来，仿佛刚才还没看清他这个人，或者似乎是卢任身上有什么新的东西使他吃了一惊：为了看清卢任，他甚至故意从枕头上稍稍欠起身来。真的，彼得·彼特罗维奇的全部外表的确好像有某种不同寻常的东西，让人感到惊奇，似乎足以证明，刚才那样无礼地管他叫“未婚夫”，并非毫无道理。第一，可以看得出来。而且甚至是太明显了：他急于加紧利用待在首都的这几天时间，把自己打扮打扮，美化一番，等待着未婚妻到来，不过这是完全无可非议，也是完全可以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自以为，也许甚至是过分得意地自以为打扮得更加讨人喜欢了，这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彼得·彼特罗维奇是未婚夫嘛。他的全身衣服都新做的，而且都很好，也许只有一样不好：所有衣服都太新了，也过于明显地暴露了众所周知的目的。就连那顶漂亮、崭新的圆呢帽也说明了这个目的：彼得·彼特罗维奇对这顶呢帽尊敬得有点儿过分，把它拿在手里的那副小心谨慎的样子也太过火了。就连那副非常好看的、真正茹文①生产的雪青色手套也说明了同样的目的，单从这一点来看也足以说明问题了：他不是把手套戴在手上，而是只拿在手里，摆摆派头。彼得·彼特罗维奇衣服的颜色是明快的浅色，这种颜色多半适合年轻人穿着。他穿一件漂亮的浅咖啡色夏季西装上衣，一条轻而薄的浅色长裤，一件同样料子的坎肩和一件刚买来的、做工精细的衬衣，配一条带玫瑰色条纹的、轻柔的上等细麻纱领带，而最妙的是：这一切对彼得·彼特罗维奇甚至还挺合适。他容光焕发，甚至还有点儿好看，本来看上去就不像满四十五岁的样子。乌黑的络腮胡子像两个肉饼，遮住他的双颊，很讨人喜欢，密密地汇集在刮得发亮的下巴两边，显得十分漂亮。他的头发虽已稍有几茎银丝，却梳得光光滑滑，还请理发师给卷过，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就连他的头发也并不显得好笑，虽说卷过的头发通常总是会让人觉得可笑，因为这必然会使人的脸上出现去举行婚礼的德国人的神情。如果说这张相当漂亮而庄严的脸上当真有某种让人感到不快或使人反感的地方，那么这完全是由于别的原因。拉斯科利尼科夫毫不客气、仔仔细细地把卢任先生打量了一番，恶毒地笑了笑，又倒到枕头上，仍然去望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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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茹文系比利时的一个城市。
但是卢任先生竭力克制着，好像决定暂时不理会这些古怪行为。
“发现您处于这样的状况，我感到非常、非常难过，”他想努力打破沉默，又开口说。“如果我知道您身体欠佳，我早就来了。不过，您要知道，事情太多！……加上还要在参政院里办理一件我的律师业务方面的事情。至于您可以猜得到的那些急于要办的事，我就不提了。我随时都在等待着您的，也就是说，等待令堂和令妹到来……”
拉斯科利尼科夫稍动了动，想说什么；他的脸上露出激动不安的神情。彼得·彼特罗维奇停顿下来，等着，但是因为什么也没听到，于是又接着说下去：
“……随时等待着。给她们找了一处房子，先让她们暂时住着……”
“在哪儿？”拉斯科利尼科夫虚弱无力地问。
“离这儿不太远，巴卡列耶夫的房子……”
“这是在沃兹涅先斯基街，”拉祖米欣插嘴说，“那房子有两层，是家小旅馆；商人尤申开的；我去过。”
“是的，是家小旅馆……”
“那地方极其可怕、非常讨厌：又脏又臭，而且可疑；经常出事；鬼知道那儿住着些什么人！……为了一件丢脸的事，我去过那儿。不过，房租便宜。”
“我当然没能了解这么多情况，因为我也是刚来到这里，”彼得·彼特罗维奇很爱面子地反驳说，“不过，是两间非常、非常干净的房间，因为这只是住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已经找到了一套正式的，也就是我们未来的住房，”他转过脸来，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目前正在装修；暂时我自己也是在这样的房间里挤一挤，离这儿只有几步路，是利佩韦赫泽尔太太的房子，住在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安德烈·谢苗内奇·列别贾特尼科夫的房间里；就是他指点我，叫我去找巴卡列耶夫的房子……”
“列别贾特尼科夫的？”拉斯科利尼科夫仿佛想起什么，慢慢地说。
“是的，安德烈·谢苗内奇·列别贾特尼科夫，在部里任职。您认识他？”
“是的……不……”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
“请原谅，因为您这样问，我才觉得您认识他。我曾经是他的监护人……是个很可爱的年轻人……对新思想很感兴趣……我很喜欢会见青年人：从他们那里可以知道，什么是新事物。”彼得·彼特罗维奇满怀希望地扫视了一下在座的人。
“这是指哪一方面呢？”拉祖米欣问。
“指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本质的东西，”彼得·彼特罗维奇赶快接着说，似乎这个问题使他感到高兴。“要知道，我已经十年没来彼得堡了。所有我们这些新事物、改革和新思想——所有这一切，我们在外省也接触到了；不过要想看得更清楚，什么都能看到，就必须到彼得堡来。嗯，我的想法就正是如此：观察我们年轻一代，最能有所发现，可以了解很多情况。说实在的：我很高兴……”
“是什么让您高兴呢？”
“您的问题提得很广泛。我可能弄错，不过，我似乎找到了一种更明确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批评的精神；一种更加务实的精神……”
“这是对的，”佐西莫夫透过齿缝慢吞吞地说。
“你胡说，根本没有什么务实精神，”拉祖米欣抓住这句话不放。“要有务实精神，那可难得很，它不会从天上飞下来。几乎已经有两百年了，我们什么事情也不敢做……思想吗，大概是正在徘徊，”他对彼得·彼特罗维奇说，“善良的愿望也是有的，虽说是幼稚的；甚至也能发现正直的行为，尽管这儿出现了数不清的骗子，可务实精神嘛，还是没有！务实精神是罕见的。”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彼得·彼特罗维奇带着明显的十分高兴的神情反驳说，“当然啦，对某件事情入迷，出差错，这是有的，然而对这些应当采取宽容态度：对某件事情入迷，说明对这件事情怀有热情，也说明这件事情所处的外部环境是不正常的。如果说做得太少，那么是因为时间不够。至于方法，我就不谈了。照我个人看，也可以说，甚至是已经做了一些事情：一些有益的新思想得到传播，某些有益的新作品得以流传，取代了从前那些空想和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学作品有了更加成熟的特色；许多有害的偏见得以根除，受到了嘲笑……总之，我们已经一去不返地与过去一刀两断了，而这，照我看，已经是成就了……”
“背得真熟！自我介绍，”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说。
“什么？”彼得·彼特罗维奇没听清，于是问，可是没得到回答。
“这都是对的，”佐西莫夫赶快插了一句。
“不对吗？”彼得·彼特罗维奇愉快地看了看佐西莫夫，接着说。“您得承认，”他对拉祖米欣接着说，不过已经带点儿洋洋得意和占了上风的神气，差点儿没有加上一句：“年轻人，”“至少为了科学，为了追求经济学的真理……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巨大成就，或者像现在人们所说的，有了进步。”
“老生常谈！”
“不，不是老主常谈！譬如说吧，在此以前，人们常对我说：‘你该去爱’，于是我就去爱了，结果怎样呢？”彼得·彼特罗维奇接着说，也许说得太匆忙了，“结果是我把一件长上衣撕作两半，和别人分着穿，于是我们两个都衣不蔽体，这就像俄罗斯谚语所说的：‘同时追几只兔子，一只也追不上’。科学告诉我们：要爱别人，首先要爱自己，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你只爱自己，那么就会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你的长上衣也就能保持完整了。经济学的真理补充说，社会上私人的事办得越多，也可以这么说吧，完整的长上衣就越多，那么社会的基础也就越牢固，社会上也就能办好更多的公共事业。可见我仅仅为个人打算，只给自己买长上衣，恰恰是为大家着想，结果会使别人得到比撕破的长上衣更多的东西，而这已经不仅仅是来自个人的恩赐，而是得益于社会的普遍繁荣了①。见解很平常，但不幸的是，很久没能传到我们这里来，让狂热的激情和幻想给遮蔽起来了，不过要领会其中的道理，似乎并不需要有多少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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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边塔姆（一七四八——一八三二）和他的信徒米利（一八○六——一八七三）的著作译成俄文后，当时俄国的报刊上正在广泛讨论他们的这种实用主义观点。
“对不起，我也并不机智，”拉祖米欣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所以我们别再谈了。我这样说是有目的的，不然，所有这些废话和自我安慰，所有这些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老生常谈，说来说去总是那么几句，三年来已经让我听腻烦了，真的，不但我自己，就是别人当着我的面说这些话，我都会脸红。您当然是急于炫耀自己学识渊博，这完全可以原谅，我并不责备您。现在我只想知道，你是什么人，因为，您要知道，近来有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企业家要参加公共事业，而不管他接触到什么，都要曲解它，使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结果把一切事业都搞得一塌糊涂。唉！够了！”
“先生，”卢任先生怀着极其强烈的自尊感厌恶地说，“您是不是想要这样无礼地暗示，我也是……”
“噢，请别这么想，请别这么想……我哪会呢！……唉，够了！”拉祖米欣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急遽地转过脸去，面对佐西莫夫，继续不久前的谈话。
彼得·彼特罗维奇显得相当聪明，立刻表示相信所作的解释。不过他决定，再过两分钟就走。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认识了，我希望，”他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等您恢复健康以后，而且由于您已经知道的那些情况，我们的关系会更加密切……尤其希望您能早日康复……”
拉斯科利尼科夫连头都没转过来。彼得·彼特罗维奇从椅子上站起身来。
“一定是个抵押过东西的人杀死的！”佐西莫夫肯定地说。
“一定是个抵押东西的人！”拉祖米欣附和说。“波尔菲里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过还是在审问那些抵押过东西的人……”
“审问抵押过东西的人？”拉斯科利尼科夫高声问。
“是的，怎么呢？”
“没什么。”
“他是怎么找到他们的？”佐西莫夫问。
“有些是科赫说出来的；另一些人的名字写在包东西的纸上，还有一些，是听说这件事后，自己跑了去的……”
“嘿，大概是个狡猾、老练的坏蛋！好大的胆子！多么坚决果断！”
“问题就在这里了，根本不是！”拉祖米欣打断了他的话。
“正是这一点让你们大家全都迷惑不解，无法了解真实情况。我却认为，他既不狡猾，也不老练，大概这是头一次作案！如果认为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凶手是个狡猾的老手，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认为凶手毫无经验，那就只有偶然的机会才使他得以侥幸逃脱，而偶然的机会不是会创造奇迹吗？也许，就连会碰到障碍，他都没预料到！他是怎么干的呢？——拿了几件值十卢布或二十卢布的东西，把它们塞满自己的口袋，在老太婆的箱子里那堆旧衣服里面乱翻了一通，——而在抽屉柜里，在上面一格抽屉的一个小匣子里，除了债券，人们还发现了一千五百卢布现金！他连抢劫都不会，只会杀人1第一次作案，我说，这是他第一次作案；发慌了！不是他老谋深算，而是靠偶然的机会侥幸脱身！”
“这好像是说的不久前杀死一位老年官太太的那件凶杀案吧，”彼得·彼特罗维奇对着佐西莫夫插了一句嘴，他已经拿着帽子和手套站在那里了，但临走想再说几句卖弄聪明的话。看来他是想给人留下个好印象，虚荣心战胜了理智。
“是的。您听说了？”
“那还用说，跟她是邻居嘛……”
“详情细节您都了解吗？”
“那倒不能说；不过使我感兴趣的却是另一个情况，可以说，是整个问题。最近四、五年来下层阶级中的犯罪日益增多，这我就不谈了；我也不谈到处不断发生的抢劫和纵火；对我来说，最奇怪的是，上层阶级中的犯罪也同样愈来愈多，可以说，与下层阶级中的犯罪是并行的。听说某处有一个从前上过大学的人在大道上抢劫邮车；另一个地方，一些属于上层社会的人制造假钞票；在莫斯科捕获了一伙伪造最近发行的有奖债券的罪犯，——主犯之一是个教世界通史的讲师；还有，国外有一位驻外使馆的秘书被人谋杀，是由于金钱和某种难以猜测的原因……如果现在这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是被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杀害的，因为乡下人不会去抵押金器，那么，第一，该怎样来解释我们社会上那一部分文明人士的堕落呢？”
“经济上的许多变化……”佐西莫夫回答。
“怎样解释吗？”拉祖米欣吹毛求疵地说。“正是因为我们根深蒂固地过于缺少务实精神，这就是解释。”
“这是什么意思？”
“在莫斯科，问您的那个讲师，为什么伪造有奖债券，他是这样回答的：‘大家用各种办法发财，所以我也急于发财。’原话我记不得了，不过意思就是：尽快发财，不劳而获！大家都习惯坐享其成，靠别人的思想生活，吃别人嚼过的东西。哼，最后审判的时刻一到，每个人都要前去受审：看你还靠什么发财……”
“然而道德呢？也可以说，作人的原则……”
“您在为什么操心啊？”拉斯科利尼科夫突然插嘴说。“这正是根据您的理论产生的结果！”
“怎么是根据我的理论呢？”
“把您刚才鼓吹的那一套引伸开去，结论就是：杀人是可以的……”
“怎么会呢！”卢任高声喊道。
“不，不是这样！”佐西莫夫回答。
拉斯科利尼科夫躺在那儿，面色苍白，上嘴唇颤抖着，呼吸困难。
“一切都有个限度，”卢任高傲地接着说，“经济观念还不等于请你去杀人，假如认为……”
“这是真的吗，您，”拉斯科利尼科夫又突然用气得发抖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从他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侮辱卢任，他感到十分高兴，“这是真的吗，您曾经对您的未婚妻说……就在您向她求婚刚刚得到她同意的时候……您就对她说，您最高兴的是……她是个穷人……因为娶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对您更为有利，以后您好控制她……可以责备她，说她受了您的恩惠，是吗……”
“先生！”卢任面红耳赤，窘态毕露，恼恨而气忿地高声叫喊，“先生……竟这样歪曲我的意思！请您原谅，我必须说，传到您耳中的，或者不如说是故意让您知道的流言，毫无根据，我……我怀疑，有人……一句话……这枝冷箭……一句话，是令堂……我本来就觉得，尽管她有不少优点，可是她的想法里有某些狂热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不过我还是万万没想到，她竟会以幻想来歪曲事实，这样来理解我，把事情想象成……而到底……到底……”
“您知道吗？”拉斯科利尼科夫高声大喊，从枕头上欠起身来，目光炯炯，锐利逼人，直盯着他，“您知道吗？”
“知道什么？”卢任住了口，脸上带着受到侮辱和挑衅的神情，等待着。沉默持续了几秒钟。
“就是，如果您再一次……您胆敢再提到……我母亲一个字……我就叫您滚出去！”
“您怎么了！”拉祖米欣喊了一声。
“啊，原来是这样！”卢任脸色发白，咬住嘴唇。“先生，您听我说，”他一字一顿地说，竭力克制着，可还是气得喘不过气来，“还在不久前我刚一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出，您对我的态度是不友好的，可是我故意留下来，好对您能有更多的了解。对于一个有病的人和亲戚，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原谅，但是现在……对您……我永远也不会原谅……”
“我没有病！”拉斯科利尼科夫大声叫喊。
“那就更不会……”
“滚，您给我见鬼去！”
但是卢任已经自己走了，没有把话说完，就又从桌子和椅子之间挤了出去；这一次拉祖米欣站了起来。让他过去。卢任谁也不看，甚至也没向佐西莫夫点个头，虽然后者早已向他点头示意，叫他别再打扰病人了；卢任走了出去，当他微微弯腰走出房门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帽子举得齐肩膀那么高。就连他弯腰的姿势也仿佛表现出，他随身带走了多么严重的侮辱。
“能这样吗，能这样吗？”大惑不解的拉祖米欣摇着头说。
“别管我，你们都别管我！”拉斯科利尼科夫发狂似地叫喊。“你们到底肯让我安静一下不，你们这些折磨人的家伙！我不怕你们！现在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给我滚开！我想独自个儿待在这儿，独自个儿，独自个儿，独自个儿！”
“咱们走吧，”佐西莫夫对拉祖米欣点点头，说。
“那怎么行，难道能这样丢下他不管吗？”
“走吧！”佐西莫夫坚持地又说了一遍，说罢就走了出去。
拉祖米欣想了想，就跑出去追他了。
“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那可能更糟，”佐西莫夫已经到了楼梯上，说。“不能激怒他……”
“他怎么了？”
“如果有什么有利的因素推动他一下就好了！刚才他精神还好……你听我说，他有什么心事！一件总也放不下、让他十分苦恼的心事……这一点我非常担心；准是这么回事！”
“也许就是这位叫彼得·彼特罗维奇的先生吧！从谈话中可以听出，他要和他妹妹结婚，罗佳生病以前接到过一封信，信里提到了这件事……”
“是啊；见鬼，他偏偏现在来了；也许会把事情完全弄糟了。你发觉没有，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对什么都避而不答，只除了一件事，这件事总是会使他失去自制：就是这件凶杀案……”
“对，对！”拉祖米欣附和说，“我不但发觉，而且非常注意！他很关心，也很害怕。这是因为，就在他生病的那天有人吓唬过他，在警察局长的办公室里；他昏过去了。”
“今天晚上你把这件事跟我详细谈谈，以后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他让我很感兴趣，很感兴趣！半小时后我再去看他……
不过发炎是不会的……”
“谢谢你！这段时间里，我在帕申卡那儿等着，通过娜斯塔西娅照料他……”
只剩下拉斯科利尼科夫一个人了，他急不可耐、满腹忧虑地看看娜斯塔西娅；但她还拖延着不走。
“现在要喝茶吗？”她问。
“以后再喝！我想睡觉！别管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