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彼特罗维奇与杜涅奇卡以及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作了那次决定他命运的解释以后，第二天的那个早晨对彼得·彼特罗维奇也起了使他头脑清醒的作用。昨天他还觉得那件事几乎是幻想的产物，虽然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可仍然好像是不可能的，现在，尽管他感到极为不快，却不得不渐渐地把它看作木已成舟、无法挽回的事实了。受了伤害的自尊心好似一条毒蛇，整夜在咬噬着他的心。彼得·彼特罗维奇一起床，立刻照了照镜子。他担心，一夜之间是不是会害了黄疸病？然而暂时这方面还没出什么问题，彼得·彼特罗维奇看了看自己轮廓优美、白皙，最近稍有点儿发胖的脸，有一会儿工夫感到宽慰，满怀信心，相信一定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另找一个未婚妻，大概，还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可是他立刻清醒了过来，坚决地往一边吐了口唾沫，这使得与他同住一间房间的年轻朋友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脸上露出了无声的、然而是讥讽的微笑。彼得·彼特罗维奇看到了这个微笑，心里立刻认为，他的年轻朋友这样笑是很不对的。最近他已经发现这个年轻朋友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他突然明白了，昨天不该把昨天那件事的结果告诉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这样一想，心里感到加倍恼怒。这是他昨天一时冲动，太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太容易动怒而犯下的第二个错误……随后，好像故意为难似的，这天早晨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就连他在参政院里为之多方奔走的那个案件，等待着他的也似乎是败诉。特别惹他生气的是他的房东，为了不久即将结婚，他向这个人租了一套房子，还自己花钱装修了一番；这个房东，这个发了财的德国工匠，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废除刚刚签订的租约，要求按写进租约的条款，支付全部违约金，尽管彼得·彼特罗维奇交还给他的房子几乎是重新装修过的。家具店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虽然定购的家具还没有搬到住宅里去，却无论如何也不肯退还一个卢布的定金。“我可不会为了家具而特意结婚！”彼得·彼特罗维奇咬牙切齿地暗暗地想，同时那个显然已经无望的希望又在他脑子里忽然一闪：“难道这一切真的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灭了，结束了吗？难道不能再试一试吗？”一想到杜涅奇卡，这想法再一次诱人地刺痛了他的心。这时他心中痛苦极了，当然，如果现在只要他希望让拉斯科利尼科夫死于非命，就能把他置于死地，那么彼得·彼特罗维奇一定会立刻表示这样的愿望。
“除此而外，我的错误还在于，我根本没给过她们钱，”他边想，边闷闷不乐地走回列别贾特尼科夫的那间小屋去，“见鬼，我为什么这样吝啬？这甚至毫无益处！我想对待她们先苛刻一些，让她们把我看作神明，可她们竟然这样！……呸！……不，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譬如说吧，给她们一千五百卢布，在克诺普公司①和英国商店里置办些嫁妆，买些礼物，各式各样的首饰，化妆品、光玉髓，衣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事情就会好一些……我们的关系也就牢固一些了！现在她们也就不那么容易拒绝我了！她们就是这样一种人，如果拒绝的话，一定认为有义务把礼物和钱都退还给我；可是要退还是很难的，而且也舍不得！良心也会感到不安，心里会想：怎么，就这样突然把一个直到现在如此慷慨、相当客气的人赶走吗？……嗯哼！我失算了！”彼得·彼特罗维奇又一次咬牙切齿，立刻骂自己是傻瓜——当然是暗自责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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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彼得堡的一家服饰用品商店。
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他回到家里，比出去的时候加倍凶恶，加倍恼怒。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屋里准备酬客宴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还在昨天他就听说要办酬客宴了；甚至记起，好像也邀请了他；可是由于自己有一大堆麻烦事，别的事情他都没去注意。他赶紧去向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打听；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在家（现在她在墓地上），利佩韦赫泽尔太太正在摆开的桌子旁边张罗着；他得知，酬客宴将会办得十分隆重，几乎所有房客都受到了邀请，就连和死者不认识的人也不例外，甚至连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也受到了邀请，尽管以前他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争吵过，最后，还有他，彼得·彼特罗维奇，不但被邀请了，而且甚至是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因为他几乎是所有房客中一位最重要的客人。阿玛莉娅·伊万诺夫娜①本人也受到十分尊敬的邀请，尽管以前有过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因此现在她在料理一切，忙着张罗，几乎觉得这是一种享乐，而且，她虽然穿着一身丧服，可全都是崭新的绸衣，打扮得既漂亮，又阔气，并为此感到自豪。这些消息和事实提醒了彼得·彼特罗维奇，使他产生了某种想法，于是他回到自己屋里，也就是回到了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的屋里，不知在想什么心事。问题在于，他也得知，邀请的客人当中也有拉斯科利尼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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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面，马尔梅拉多夫曾说，她的父名是“费多罗芙娜”。
不知为什么，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整整一早上一直坐在家里。彼得·彼特罗维奇与这位先生建立了某种奇怪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当自然的关系：几乎从一住到这儿来的那天起，彼得·彼特罗维奇就瞧不起他，恨他，而且恨得简直太过分了，可是同时又好像有点儿怕他。彼得·彼特罗维奇一来到彼得堡就住到他这里，并不单单是由于吝啬，想省几个钱，虽说这几乎是主要原因，不过还有另外的原因。还在外省的时候，他就听说，这个由他抚养成人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现在是最进步的青年之一，甚至是一个在某些他很感兴趣的、神话般的小团体里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这使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非常惊讶。这些十分强大、无所不知、蔑视和揭露一切人的小团体，早就使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恐惧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恐惧，不过，也完全是一种模模糊糊的恐惧。当然，还在外省的时候，对这类事情他不可能形成哪怕是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概念。他像大家一样，听说有这么一些进步分子，虚无主义者，揭发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在彼得堡，这种人特别多，不过和许多人一样，他也把这些名称的涵义和性质夸大和歪曲到了荒谬的程度。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最怕的就是揭发，这也就是使他经常感到过分惶恐不安的最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在他梦想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彼得堡来的时候。在这方面，他是所谓受过惊吓的，就像小孩子有时受了惊吓一样。几年前，他在外省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遇到过两起无情揭发的事件，所揭发的都是省里相当有威望的大人物，而在他们被揭发以前，他一直依靠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靠山。一次揭发的结果，是被揭发者特别丢脸，另一次的结果，几乎是引起很大的麻烦。这就是彼得·彼特罗维奇一到彼得堡，决定立刻摸清情况的原因，如有必要，他就要抢先一步，讨好“我们的年轻一代”，以防万一。在这方面，他把希望寄托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身上，而且，譬如说吧，他去探望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勉强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别人的意见了……
当然，不久他就看出，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极其庸俗、而且有点儿傻头傻脑的人。但这丝毫没有打消彼得·彼特罗维奇的顾虑，也没有使他受到鼓舞。即使他相信，所有进步分子都是这样的傻瓜，他的不安也不会消失。说实在的，对这些学说、思想和制度（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正是用这些东西猛烈地责难他）他丝毫也不关心。他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只需要尽快、立刻弄清：这儿发生过什么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些人有势力，还是没有势力？如果他着手做某一件事，他们是揭发他呢，还是不揭发他？如果揭发，那么是为什么揭发，现在到底是要揭发些什么？不仅如此，而且要弄清：如果他们当真有能耐的话，能不能设法博得他们的好感，而且立刻稍微欺骗他们一下？该不该这样做？譬如说，能不能通过他们使自己的事业进展得顺利一些？总之，他面前有成百上千的问题。
这个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体质虚弱、害淋巴结核的人，个子矮小，在某处任职，一头淡黄色的头发，颜色淡得出奇，留着肉饼状的连鬓胡子，并为这胡子感到非常自豪。此外，他几乎经常害眼病。他的心肠相当软，可是说话很自以为是，有时甚至极端傲慢，——如果与他的体形相对照，这几乎总是显得十分好笑。不过，在阿玛莉娅·伊万诺夫娜这儿，他却被看作相当受尊敬的房客中的一个，也就是说，他不酗酒，而且按时缴房租。尽管有这些优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却当真有点儿傻里傻气。他赞成进步思想，加入“我们的年轻一代”，——这是由于年轻人的热情。这是那些多得不可数计的形形色色的庸人、思想极其幼稚、对什么都是一知半解、却又刚愎自用的人们当中的一个，他们转眼之间一定会附和最时髦的流行思想，为的是立刻把它庸俗化，为的是把他们有时的确是以最真诚的方式为之效力的一切漫画化。
然而，列别贾特尼科夫虽然心地十分善良，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对和他同住的这个人，也就是他从前的监护人彼得·彼特罗维奇，感到无法忍受了。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从双方来说，都有点儿偶然，不过却是相互的。不管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多么单纯而又轻信，可还是开始渐渐看出，彼得·彼特罗维奇在欺骗他，心里暗暗地瞧不起他，看出，“这不完全是他想象中的那个人”。他曾试图向他讲述傅立叶的体系和达尔文的学说，但是彼得·彼特罗维奇，特别是近来，不知为什么，听他讲述的时候，已经带着过于明显的讥讽神情，而最近，甚至骂起人来了。问题在于，他本能地开始看透了，列别贾特尼科夫不仅是个庸俗和有点儿傻气的人，而且也许还是个撒谎的家伙，就是在他自己那个小团体里，他也没有建立任何比较重要的关系，而只不过是多少听到过一些几经转述的东西；不仅如此：也许就连他该做的宣传工作，他也不甚了了，因为他太糊涂，他怎么能做什么揭发者呢！我们顺带说一声，在这一个半星期里，彼得·彼特罗维奇很乐于接受（特别是最初）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甚至是非常奇怪的赞扬，也就是，譬如说吧，如果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说，他打算赞助不久即将在小市民街某处成立的新“公社”①；或者，譬如说吧，认为如果杜涅奇卡在婚后头一个月就想找一个情夫，他也不会干涉；或者，说他不会让自己未来的孩子们受洗礼，等等，等等，对这一类的赞扬，他总是不予否认，而是默不作声。对别人加在他身上的这样一些优点，按照自己的习惯，彼得·彼特罗维奇都不予否认，甚至容许人家这样赞扬他，——不管是什么赞扬，他听着都感到有点儿飘飘然。
由于某些原因，彼得·彼特罗维奇今天早上把一些五厘债券②换成了现钞，现在正坐在桌边点一叠叠钞票和连号的公债券。几乎经常没有钱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在屋里走来走去，装出对这些钱不感兴趣、甚至鄙视的样子。彼得·彼特罗维奇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譬如说吧，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真的会对这么多的钱不感兴趣；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也苦恼地想，彼得·彼特罗维奇也许真的会认为，他的漠然态度是故意装出来的，而且，大概还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用摆在桌子上的这一叠叠钞票来刺激和撩拨自己这位年轻的朋友，提醒他，让他记住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仿佛他们之间存在真正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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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做什么？》的影响下，彼得堡的一些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些公社，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建立了集体经济。其中最著名的是作家和民主主义者斯列普措夫（一八三六—一八七八）在旗帜街（现在的“起义街”）上成立的旗帜公社。
小市民街（现在的“公民街”）上的公社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罪与罚）时所住的房子不远。
②利率为五厘的公债券。
这一次他发觉他异乎寻常地容易激动和心不在焉，尽管他，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又在他面前谈起自己心爱的话题，说什么就要成立一个特殊的新“公社”，还对此大加发挥。彼得·彼特罗维奇正在打算盘，在算盘珠子的响声暂时停顿下来的间歇里，他不时提出简短的反驳，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流露出十分明显、故意无礼嘲讽的讥笑神情。但是“富有人情味”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把彼得·彼特罗维奇的情绪归咎于他昨天与杜涅奇卡的决裂，并热切地想要尽快谈谈这个话题：关于这个进步的、宣传性的话题，他是有话可谈的，这可能会给他这位尊敬的朋友带来安慰，而且“无疑”会对他今后提高觉悟有所裨益。
“这个……寡妇家在办什么酬客宴啊？”彼得·彼特罗维奇问，在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正谈到最有意思的地方的时候，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好像您还不知道似的；昨天我不是跟您谈起过这个话题，还对所有这些仪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了，她不是也请了您吗，我听见的。昨天您还跟她说过话呢……”
“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一贫如洗的傻女人会把从另一个傻瓜……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儿得来的钱，全都花在酬客宴上。刚才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甚至感到惊讶：那儿准备得多丰盛啊，还有酒呢！……还叫了几个人来——天知道是怎么回事！”彼得·彼特罗维奇接着说下去，详细地询问着，好像怀着什么目的，故意把话题转到这上面去。“怎么？您说，也邀请了我吗？”他突然抬起头来，补上一句。“什么时候邀请的？我记不得了。不过，我是不会去的。我去那里干什么？昨天我只不过是顺便告诉她，作为一个官吏的贫寒的遣孀，她有可能得到他一年的薪俸，作为一次性的补助。她是不是为了这才邀请我呢？嘿—嘿！”
“我也不想去，”列别贾特尼科夫说。
“那还用说！亲手打过嘛。您问心有愧啊，这是可以理解的，嘿——嘿——嘿！”
“谁打过？打过谁？”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惊慌起来，甚至脸红了。
“就是您嘛，您打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约是在一个月前，是吗！要知道，我听说了，昨天……原来这就是您的信念！……妇女问题处理得也不好嘛。嘿——嘿——嘿！”
彼得·彼特罗维奇好像得到了安慰，又啪啪地打起算盘来。
“这都是胡说和诽谤！”列别贾特尼科夫羞得面红耳赤，他总是害怕别人提起这件事，“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这是另一回事……您听说的话不符合实际；这是造谣！当时我只不过是自卫。是她首先张牙舞爪地向我扑了过来……她把我的连鬓胡子全拔光了……我认为，人人都可以自卫。而且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对我使用暴力……这是原则。因为这几乎就是专横霸道。我该怎么办呢：就这样在她面前站着吗？我只不过是推开了她。”
“嘿——嘿——嘿！”卢任继续恶意地讥笑他。
“您想惹我发火，是因为你自己让人给惹恼了，心里有气……而这是胡说八道，与妇女问题完全、完全无关！您理解得不对；我甚至认为，如果假定妇女在各方面，就连体力上也和男人一样（已经有人坚决这样主张了），那么可见，在这方面也应该是平等的。当然，后来我考虑，其实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打架是不应该的，在未来的社会里，打架这种事是不可思议的……在打架中寻求平等，当然是奇怪的。我并不是那么蠢……不过打架还是常有的事，……也就是说，以后不会有了，可是现在还有……呸！见鬼！跟您说话，会把人搞得糊里糊涂！我不去参加酬客宴，倒不是因为有过这么一件不愉快的事。我不去，只不过是按原则办事，不助长像酬客宴这样的陋习，就是这么回事！不过，也可以去看看，只不过是为了去嘲笑它……不过可惜，神甫不会来。不然我一定要去。”
“也就是说，坐在人家的酒席筵前，却蔑视它，同样也蔑视那些请您的人。是这样吗？”
“根本不是蔑视，而是抗议。我抱着有益的目的。我可以间接促进觉悟的提高，并作些宣传。人人都应该提高觉悟，进行宣传，也许，宣传得越激烈越好。我可以传播思想，播下种子……由这粒种子里就会长出事实来。我哪会侮辱他们呢？一开始他们是会见怪的，可是以后自己就会明白，我是给他们带来了好处。您瞧，我们的杰列比耶娃曾经受人指责（现在她在公社里），因为她从家里出走……委身于一个男人的时候，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她不愿生活在成见之中，不按宗教仪式结婚，就和人同居，似乎她这样对待父母，是太粗暴了，认为她本应怜惜他们，写得委婉一些。照我看，这全都是胡说八道，根本不需要委婉些，恰恰相反，这儿需要的是抗议。瓦莲茨跟丈夫在一起过了七年，丢下了两个孩子，写了封信，和丈夫一刀两断了，信上说：‘我认识到，和您在一起我不会幸福。您欺骗了我，向我隐瞒，通过公社这种形式，还存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为了这件事，我永远不会原谅您。不久前我从一个慷慨的人那里知道了这一切，已经委身于他，要和他一同创办公社。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您，因为我认为，欺骗您是不正直的。您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不要对我回去存什么希望，您已经太迟了。希望您幸福。’这一类的信就该像这样写才对！”
“这个杰列比耶娃，不就是您跟我说过，已经是第三次自由结婚的那个人吗？”
“如果认真的说，总共只有两次！即使是第四次，即使是第十五次，那也算不了什么！如果说我有什么时候为我的父母已经去世而感到遗憾的话，那么当然就是现在了。我甚至幻想过好多次，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我准会以自己的抗议让他们感到万分痛苦！我会故意让他们感到为难……这就是‘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人’，呸！我一定要让他们瞧瞧！我要让他们大吃一惊！真的，可惜我什么人也没有！”
“为了让他们大吃一惊吗！嘿—嘿！好吧，您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悉听尊便，”彼得·彼特罗维奇打断了他的话，“不过请您告诉我：您认识死者的这个女儿，不是吗，就是那个那么瘦弱的姑娘！人们对她的议论全都是真的，是吗？”
“这有什么呢？照我看，也就是根据我个人的信念，这是女人的最正常的状态。为什么不是呢？也就是说distinZguons①。在现在这个社会里，这当然不完全正常，因为是被迫的，而在未来的社会里，却是完全正常的，因为那是自由的。就是现在，她也有权这样做，因为她受过苦，而这就是她的基金，也可以说是资本，她有充分权利支配的资本。当然，在未来的社会里，基金就不需要了；但是她的作用将会在另一种意义上表现出来，将受到合乎罗辑而且合理的制约。至于说到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本人，在目前，我把她的行动看作对社会制度坚决而又具体的抗议，并为此深深地尊敬她；就连看着她也觉得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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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文，“我们要区别开来”之意。
“可人家告诉我，是您逼着她从这儿搬出去的！”
列别贾特尼科夫甚至勃然大怒。
“这又是谣言！”他高声叫嚷。“根本，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这样！这全都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当时冤枉我，因为她什么也不懂！我根本没有俟机接近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想要获得什么好处！我只不过是想提高她的觉悟，完全是无私的，竭力激发她的反抗精神……我需要的只是反抗，而且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本人也已经不能再住在这幢房子里了！”
“您是不是叫她去参加公社呢？”
“您总是讥笑我，可是笑得很不恰当，请允许我向您指出这一点来。您什么也不懂！公社里没有这样的角色。所以要成立公社，也就是为了让社会上不再有这种角色。在公社里，这样的角色将完全改变他现在的性质，在这里，这是愚蠢的，在那里，这就是聪明的，在这里，在现在的环境里，这是不正常的，在那里就变得完全正常了。一切取决于人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和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一切取决于环境，人本身却微不足道。我和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现在也是和睦相处，这足以向您证明，她从来也没把我当作敌人，从来也没把我当作欺侮她的人。对了！现在我竭力劝她参加公社，不过这个公社完全，完全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您干吗发笑！我们想建立自己的公社，一种特殊的公社，不过基础比以前的更为广泛。我们从我们的信念更前进了一步。我们否定得更多了！如果杜勃罗留波夫从棺材里站出来，我就要和他争论一番。我一定会在争论中驳倒别林斯基！目前我在继续提高索菲娅·谢苗诺芙娜的觉悟，这是一个天性十分优美、十分美好的姑娘！”
“哈，于是您就利用这个十分优美的天性，是吗？嘿——嘿！”
“不，不！啊，不！恰恰相反！”
“哼，可不是恰恰相反吗！嘿—嘿—嘿！瞧您说的！”
“请您相信！我有什么理由要在您面前隐瞒呢，请您说说看！恰恰相反，就连我自己也觉得这很奇怪：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她显得胆怯和格外纯洁，而且很不好意思！”
“于是您，当然啦，就提高她的觉悟……嘿——嘿！向她证明，这些羞耻心什么的全都是胡说八道？……”
“根本不是！根本不是！噢，您对觉悟这个词的理解是多么粗野，甚至是多么愚蠢啊——请您原谅！您什—么也不懂！噢，天哪，您还多么……不成熟啊！我们是在寻求妇女的自由，可您心里只在转那个念头……完全避而不谈贞洁和女性的羞耻心问题，也就和避而不谈本身毫无用处、甚至是属于偏见的事物一样，但与此同时，我完全、完全同意，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可以保持自己的贞操，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她有她的意志，她的权利。当然啦，如果她自己对我说：‘我想占有你’，我会认为那是我巨大的成功，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姑娘；但现在，至少是现在，当然啦，从来没有任何人比我待她更有礼貌，更尊敬她，从来没有任何人比我更尊重她的人格……我等待着，并抱有希望——仅此而已！”
“您最好送给她点儿什么东西。我敢打赌，这一点您可没想到过。”
“您什—么也不懂，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当然啦，她的处境是这样，不过这儿有另一个问题！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您简直是蔑视她。您看到了一件误认为理应受到蔑视的事实，于是就拒绝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人了。您还不知道，这个人的天性是多么美！我只不过非常遗憾，不知为什么，最近她完全不再看我借给她的书，也不再来跟我借书了。可从前她常来借书。虽然她正以自己的全部毅力和决心进行反抗，——她已经证明过一次，自己确实有这样的毅力和决心，——可她似乎还是缺少自主精神，也可以说是独立精神，否定得还不够彻底，还没能完全摆脱某些偏见和……糊涂观念，这也是让人感到遗憾的。尽管如此，对某些问题她却理解得十分透彻。譬如说，对吻手的问题，她就理解得十分正确，也就是说，如果男人吻女人的手，那就是男人以不平等的态度来侮辱女性。我们那儿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立刻就向她转述了我们的看法。关于法国工人联合会的事，她也很注意地听着。现在我正在给她讲在未来社会里可以自由进入别人房子里的问题。”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是最近正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公社的一个成员有没有进入另一成员房子里去的权利，去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那里，而且是在任何时候……嗯，问题已经解决了：有权利……”
“嗯，如果他或者她这时候正在大小便呢，嘿——嘿！”
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甚至生气了。
“您总是提这样的事，总是提这些该死的‘大小便’！”他憎恨地高声叫喊，“唉，我是多么气愤，多么懊悔，在讲制度的时候，竟过早地跟您提起这些该死的大小便来了！见鬼！对于所有像您这样的人，这是一个障碍，最糟糕的是——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嘲笑别人！就好像他们完全正确似的！就好像他们有什么可以感到自豪似的！呸！我有多少次坚决主张，对于那些新参加的人，一定得在最后，等到他对制度深信不疑，已经是一个具有高度觉悟而且有明确目的的人的时候，才能跟他们谈这个问题。请您说说看，即使是在污水坑里，你能找到这样可耻和卑鄙的东西吗？不管是多脏的污水坑，我都愿意头一个去消除它！这甚至谈不到什么自我牺牲！这只不过是工作，高尚的、对社会有益的活动，这种活动的价值不亚于任何其他活动，甚至，譬如说吧，比什么拉斐尔和普希金的活动还要崇高得多，因为它更为有益！”
“而且更为高尚，更为高尚，——嘿——嘿！”
“更为高尚是什么意思？就判断人类的活动来说，我不理解这类用语有何意义。‘更高尚’，‘更慷慨’——这全都是胡说八道，毫无道理，是我予以否定的、带有偏见的陈词滥调！凡是对人类有益的，也就是高尚的！我只理解一个词：有益的！您爱笑，就嘿嘿地笑吧，不过事实如此！”
彼得·彼特罗维奇起劲地笑着。他已经数完了钱，把钱藏起来了。不过有一部分钱不知为什么还留在桌子上。这个“污水坑的问题”已经有好几次成为彼得·彼特罗维奇和他这位年轻朋友关系破裂与不和的原因了，尽管这个问题本身是庸俗的。愚蠢的是，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真的生气了。卢任说这些话却是为了消愁解闷，而目前，他特别想惹列别贾特尼科夫发火。
“这是因为您昨天遭到了挫折，所以才这么恶毒，总是在找碴儿，”列别贾特尼科夫脱口而出，一般说，尽管他既有“独立精神”，又有“反抗精神”，可不知为什么总不敢反驳彼得·彼特罗维奇，而且一般说，对他还一直保持着某种已经习以为常的、从前那些年的尊敬态度。
“您最好还是说说，”彼得·彼特罗维奇傲慢而又遗憾地打断了他的话，“您是不是可以……或者不如说：您和刚才谈到的那个年轻女郎是不是当真十分亲密，是不是亲密到这种程度，可以现在，就是目前，请她来这儿，到这间房子里来一下？好像他们都已经从墓地回来了……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我需要见见她，见见这个女人。”
“您为什么要见她？”列别贾特尼科夫惊奇地问。
“就是这样，需要。今天或者明天，我就要从这儿搬走了，所以想要通知她……不过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请您留在这儿。这样甚至会更好些。要不，您大概，天知道您会想些什么。”
“我根本什么也不会想……我不过这么问问，如果您找她有正经事，要叫她来，那是再容易也不过了。我这就去。请您相信，我决不会妨碍你们。”
真的，过了五分钟，列别贾特尼科夫就带着索尼娅回来了。她十分惊讶地走了进来，和往常一样，有点儿胆怯。在类似的情况下她总是胆怯，她很怕见生人，怕跟不认识的人交往，从前，从儿时起她就害怕，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彼得·彼特罗维奇接待她时，“态度和蔼，相当客气”，不过有点儿快活、亲昵的意味，然而照彼得·彼特罗维奇看，像他这样一个受人尊敬和上了年纪的人，对待一个这么年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很有意思的女人，这种态度是很得体的。他急忙“鼓励”她，让她坐到桌旁，自己的对面。索尼娅坐下来，朝四下里看了看，——看了看列别贾特尼科夫，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钱，然后突然又看了看彼得·彼特罗维奇，目光就再没有从他身上挪开，好像全神贯注地盯住了他。列别贾特尼科夫本来已经往门口走去。彼得·彼特罗维奇站起来，示意让索尼娅继续坐着，在门口拦住了列别贾特尼科夫。
“这个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儿吗？他来了吗？”他悄悄地问列别贾特尼科夫。
“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里。怎么样？是啊，是在那里……
他刚进去，我看到了……那又怎样呢？”
“好吧，那么我特意请您留在这里，和我们待在一起，不要让我和这位……少女单独待在一起。事情嘛，是件无关重要的小事，可是天知道别人会说什么。我不想让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那儿跟人说……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啊，我懂，我懂！”列别贾特尼科夫突然领会了。“对，您有理由……当然，根据我个人的信念，我认为您的担心太过分了，不过，您还是有道理的。那好吧，我就留下来吧。我站到这儿窗子前面，不会妨碍你们的……照我看，您有理由……”
彼得·彼特罗维奇回到沙发前，在索尼娅对面坐下，留神看了看她，突然作出一副异常庄重、甚至是严肃的样子，那意思就是说：“您可别想到那方面去，女士。”索尼娅完全不知所措了。
“索菲娅·谢苗诺芙娜，首先请代我向尊敬的令堂表示歉意……好像，是这样吧？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您的继母吧？”彼得·彼特罗维奇态度十分庄重，然而又相当和蔼地说。
看来，他怀有最友好的意愿。
“是这样，是这样的；她是我的继母，”索尼娅胆怯地急忙回答。
“嗯，那么请您向她转达我的歉意，由于不能由我作主的原因，我不能到府上去吃煎饼了……也就是不能去赴酬客宴了，尽管令堂好意邀请了我。”
“好的；我去说；这就去，”索涅奇卡急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我还没说完呢，”彼得·彼特罗维奇留住了她，因为她这么天真，又不懂礼貌，微微一笑，“索菲娅·谢苗诺芙娜，如果您认为，为了这样一件仅仅与我个人有关的小事，就麻烦您，请一位像您这样的女孩子到我这里来，那您就不大了解我了。我还有别的目的。”
索尼娅又急忙坐下了。还没从桌子上拿走的那些钞票，有二十五卢布一张的，也有一百卢布一张的，又闯入她的眼帘，她赶快把脸转过去，抬起头来看着彼得·彼特罗维奇：她突然觉得，特别是她，看别人的钱是很不恰当的。她本来把目光转向彼得·彼特罗维奇用左手拿着的金色长柄眼镜，但与此同时也看到了戴在这只手中指上的戒指，那戒指很大，看样子沉甸甸的，镶着一块黄色的宝石，真漂亮极了，——但是她又突然把目光从戒指上挪开了，不知往哪里看才好，最后只好又凝神盯着彼得·彼特罗维奇的眼睛。他比刚才更加庄重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
“昨天我有机会顺便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说了两句话，只说了两句话，就足以了解到，目前她正处于一种——
反常的状态，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是的……是反常的，”索尼娅急忙附和说。
“或者说得简单、明白一些，就是她有病。”
“是的，简单明白，……是的，她是有病。”
“的确如此！所以，出于人道感和——和——和，可以这么说吧，和恻隐之心，由于预见到她不可避免的不幸命运，我想做点儿对她有益的事情。看来，这个极端贫困的家庭现在只能完全倚靠您一个人了。”
“请问，”索尼娅突然站了起来，“昨天您不是跟她讲过，有可能得到一笔抚恤金吗？因为她昨天就对我说过，您已经着手为她奔走，设法给她领取抚恤金了。这是真的吗？”
“绝对不是，就某方面来说，这甚至是荒唐的。我只是暗示，作为一个在任职期间亡故的官吏的遗孀，有可能得到临时补助，——这还得有门路才行，——然而，已故的令尊好像不仅服务尚未期满，而且最近期间甚至完全没有任职。总之，即使有希望，希望也很渺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没有任何享受补助的权利，甚至恰恰相反……可她已经想领怃恤金了，嘿——嘿——嘿！这位太太想到哪里去了！”
“是的，她是想领抚恤金……因为她轻信，心地善良，由于心肠太好，什么她都相信，而且……而且……而且……她头脑不大……这个……是的……请原谅，”索尼娅说，又站起来要走。
“对不起，您还没听完我的话呢。”
“是的，是没听完。”索尼娅喃喃地说。
“那么，您坐啊。”
索尼娅很不好意思地又坐下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看到她这样的处境，还带着几个可怜的孩子，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有心聊尽绵薄，做点儿对她有益的事情，也就是所谓量力而为，仅此而已。譬如说，可以为她募捐筹款，或者，可以这么说吧，办一次抽彩……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在类似的情况下，亲友们，甚至是外人，总之，凡是愿意帮忙的人，往往都是这么做。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而这是可能的。”
“是的，好的……为了这，愿上帝保佑您……”索尼娅凝望着彼得·彼特罗维奇，含糊不清地低声说。
“这是可能的，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也就是说，今天就可以开始。晚上我们再见见面，商量一下，可以这么说吧，为这事打下基础。请您七点来钟的时候再来找我一趟。我希望，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也参加……不过……这儿有个情况，得事先详细地说说清楚。正是为了这件事，我才惊动您，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请您到我这里来。具体地说，我的意见是，不能把钱交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钱到了她手里也是危险的；今天的酬客宴就是证明。连明天吃的东西都没有，可以说连一块面包皮都没有……嗯，连鞋子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今天却买了牙买加糖酒①，甚至好像还买了马德拉酒②和——和——和咖啡。从那儿经过的时候，我看到了。明天却又把全部生活重担都压到您的身上，直到最后一片面包，都得靠您；这是毫无道理的。所以，募捐的时候，照我个人的看法，关于钱的情况应该瞒着这个，可以这样说吧，不幸的寡妇，而只有，譬如说，只有您一个人知道。我说得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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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种用甘蔗酿制的烈酒。
②一种葡萄酒。
“我不知道。她只是今天才这样……一辈子就只有这一次……她很想办酬客宴，请大家来，悼念……她很懂事。不过，就照您的意思办好了，我非常，非常，我会非常……他们大家也都会感谢您……上帝会保佑您的……孤儿们也……”
索尼娅没有说完，就哭起来了。
“的确如此。嗯，那么请您记住；现在，为了亲人们的利益，作为开端，请接受我个人力所能及的一点儿心意。我非常、非常希望，千万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您瞧……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自己也有需要操心的事，再多，我就无能为力了……”
说着，彼得·彼特罗维奇细心地把一张摺着的十卢布的钞票打开，递给索尼娅。索尼娅接过了钱，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很快站起来，含糊不清地说了句什么，赶快告辞。彼得·彼特罗维奇洋洋得意地把她送到门口。她终于从屋里跑了出去，心情激动，疲惫不堪，回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那里，心里感到非常不安。
在这场戏演出的全部时间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一会儿站在窗前，一会儿在屋里走来走去，不愿打断他们的谈话；等索尼娅走后，他突然走到彼得·彼特罗维奇面前，郑重其事地向他伸出手去：
“我什么都听到了，什么都看见了，”他说，特别强调最后三个字。“这是高尚的，也就是，我想说，这是人道主义的！您不愿让别人感谢您，这我看见了！虽说，我得承认，按原则来讲，我不能赞同个人的慈善行为，因为它不仅不能彻底根除罪恶，反而会助长罪恶，然而我不能不承认，很高兴看到您的行为，——是的，是的，对这件事，我很喜欢。”
“嗳，这全都是胡扯！”彼得·彼特罗维奇含糊不清地说，心情有些激动，而且不知为什么细细地打量着列别贾特尼科夫。
“不，不是胡扯！一个像您这样，为昨天的事感到烦恼、受了很大委屈的人，同时还能关心别人的不幸，——一个这样的人，……虽然他的行为是犯了一个社会性的错误，——然而……还是应该受到尊敬的！我甚至没料到您会这样做，彼得·彼特罗维奇，何况，特别是根据您的见解来看，噢！您的见解还在妨碍您，非常妨碍！譬如说吧，昨天的挫折让您多么激动啊，”好心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感叹地说，又对彼得·彼特罗维奇产生了加倍的好感，“这门亲事，这个合法婚姻对您可有什么，有什么用处呢，最高尚、最亲爱的彼得·彼特罗维奇？您为什么一定要让婚姻合法？好，您要打我，那就打吧，不过我很高兴，为这门亲事没成感到高兴，为您没受婚姻约束，为了对于人类来说您还没有完全毁灭，我感到高兴……您要知道，我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了！”
“为了我不想在你们那种婚姻中戴绿帽子，不愿繁衍别人的孩子，这就是我需要合法婚姻的原因，”因为总得回答几句什么，卢任才这样说。他心里正在想着什么，陷入沉思。
“孩子吗？您提到了孩子吗？”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像一匹听到了军号声的战马，浑身颤动了一下，“孩子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头等重要的问题，这我同意；不过孩子问题必须按另一种方式来解决。有些人像否定一切含有家庭意义的迹象一样，连孩子也完全否定了。关于孩子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现在先来说说绿帽子！我坦白地对您说，对这个问题，我不在行。这是丑恶的、骠骑兵式的、普希金的用语①，在未来的辞典中，这样的用语甚至是不可思议的！而且绿帽子是什么呢？多么荒谬的见解！绿帽子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是绿帽子？多么荒诞！恰恰相反，在自由结合中，就不会有什么绿帽子了！绿帽子，这只是一切合法婚姻的自然结果，可以这么说吧，是对合法婚姻的改正，是对它的抗议，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甚至丝毫不含有侮辱性的意思……如果我在什么时候——做出这种荒唐事来，——合法地结了婚，那么我甚至会为您所诅咒的绿帽子感到高兴；那时候我会对我的妻子说：‘我的朋友，在这以前我只是爱你，现在我却尊敬你，因为你敢反抗！’您在笑？这是因为您不能摆脱偏见！见鬼，我理解，合法结婚而又受了欺骗，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感到不快：可是，要知道，这是卑鄙事实的卑鄙后果，双方同样都受到了侮辱。当大家自由结合，绿帽子公开戴在头上的时候，绿帽子也就不存在了，变得不可思议了，就连绿帽子这个名称也完全消失了。恰恰相反，您的妻子只不过是向您证明，她是多么尊敬您，认为您不会反对她的幸福，而且觉悟那么高，不会为了她有了新丈夫而向她报复。见鬼，有时我梦想，如果让我嫁了人，呸！如果我结了婚（自由结婚也罢，合法结婚也罢，反正一样），我就会自己给我妻子带一个情人来，如果她自己好久还没找到的话。‘我的朋友，’我会这样对她说，‘我爱你，但是也希望你尊敬我，——你看，我给你带来了！’我说得对吗，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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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这几行诗句：
戴绿帽子的人可真神气，
他对自己总是那么满意，
满意午餐，也满意自己的妻子。
（第一章十二节）。
彼得·彼特罗维奇听着，在嘿嘿地笑，不过并没有特别的兴致。他甚至并没有怎么听。他当真是在考虑什么别的事情，就连列别贾特尼科夫也终于发觉了。彼得·彼特罗维奇甚至十分激动，搓着手，陷入沉思。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后来才弄明白，回想了起来……
第02章
第02章
很难确切说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已经不大正常的头脑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要办一次毫无意义的酬客宴。真的，为办酬客宴，差不多花掉了从拉斯科利尼科夫那儿得到的二十多卢布中的十个卢布，而这笔钱其实是为了安葬马尔梅拉多夫才送给她的。也许，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认为自己有责任“好好地”追悼亡夫，让所有房客，特别是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知道，他“不仅完全不比他们差，而且，也许要比他们强得多”，让他们知道，他们谁也没有权利在他面前“妄自尊大”。也许，这儿起了最大作用的，是穷人们那种特殊的自尊心，由于这种自尊心作祟，许多穷人都是尽最后努力，把积攒下来的最后几个戈比都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人必须遵守的某些社会礼仪上了，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不比别人差”，也为了不让那些别人“指责”他们。很有可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在她似乎已被世界上所有人抛弃了的时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想要让所有这些“卑微和可恶的住户们”看看，她不但“会生活，善于接待客人”，而且她所受的教育根本就不是为了来过这种穷日子的，她是在“一个高贵的、甚至可以说是在一个有贵族身份的上校家庭里”给教养成人的，她所受的教育完全不是为了自己擦地板，每天夜里洗孩子们的破旧衣服。这种自尊和虚荣有时也会在最为贫困、完全给压垮了的人们心中突然爆发出来，有时甚至会变成一种愤懑的、无法抑制的需求。何况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还不是一个给压垮了的人：她本来是会让环境给完全压垮的，但是要在精神上压垮她，也就是使她畏惧，征服她的意志，却决不可能。此外，索涅奇卡说她的精神不正常也是有充分根据的。不错，还不能完全肯定地这么说，不过，最近一个时期，最近这一年来，她那可怜的头脑的确受了太多的折磨，不会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一定的损害。据医生说，肺病急剧恶化也会使神经功能发生紊乱。
酒的数量和品种都不多，也没有马德拉酒：这是夸大其词，不过酒是有的。有伏特加、糖酒，里斯本葡萄酒，质量都十分低劣，数量却相当充足。吃的东西，除了蜜粥，还有三、四道菜（顺带说一声，还有煎饼），所有东西都是从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的厨房里送来的，此外，还一下子生了两个茶炊，那是准备饭后喝茶和兑五味酒用的。所有东西都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亲自采购的，有一个不知为什么住在利佩韦赫泽尔太太这里的、可怜的波兰人帮着她，他立刻同意供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差遣，昨天一整天和今天一个早上，他一直拼命东奔西跑，累得气喘吁吁，好像竭力想让人注意到他特别卖力。为了每件小事，他时刻不停地跑去找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甚至跑到商场去找她，不停地管她叫“少尉太太”，最后他简直让她觉得烦死了，尽管起初她曾说过，要不是有这个“自愿帮忙的好心人”，她可要完全累垮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性格特点就是如此：对任何一个初次见面的人，她总是赶紧用最美的语言大加称赞，有人甚至会被她吹捧得怪难为情，她会无中生有，用种种虚构的事实往人脸上贴金，而且自己对这一切都完全真诚地深信不疑，后来却突然一下子失望了，跟人家决裂了，对人家横加侮辱，把那个仅仅几小时前还简直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粗暴地赶出去。她天生是一个爱笑、乐观、对人友好的人，但是由于接连不断的不幸和挫折，她变得那样狂热地希望和要求世界上所有人都过得很愉快，而且不许他们过另一种生活，以致生活中稍有一点儿不和谐，遭受到什么最微不足道的挫折，都几乎会使她立刻发疯，刚刚还存有最光明的希望，浸沉在最美的幻想之中，转瞬间就会诅咒命运，不管抓到什么，都会把它撕碎，随手乱扔出去，还用头往墙上撞。不知为什么，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也突然受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异乎寻常的重视和异乎寻常的尊敬，唯一的原因也许是，着手办酬客宴的时候，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全心全意地决定帮着她张罗一切：她给摆好桌子，拿来桌布、碗、碟以及其他东西，还在自己的厨房里准备饭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要去墓地，于是把一切都托付给她，让她全权处理。真的，一切都安排得好极了：桌上铺了桌布，甚至相当整洁，碗碟、刀叉、酒杯、玻璃杯、茶杯，一应俱全，当然啦，所有这一切都是从各个住户那里借来，东拼西凑的，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然而一切都按时摆妥了。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觉得，事情做得很出色，迎接从墓地回来的人们时，甚至有点儿自豪，她穿得十分漂亮，戴一顶系着黑色新纱带的包发帽，穿一件黑色的连衫裙。这种自豪感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但不知为什么，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却很不喜欢，心想：“真的，好像少了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别人就不会摆桌子开饭似的！”她也不喜欢那顶系上了新纱带的包发帽：“这个愚蠢的德国女人这么神气，说不定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房东，是她大发善心，这才同意帮助穷苦的房客吧？大发善心！这倒要请教了！我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爸爸是位上校，差点儿没当上省长，有时他家里大宴宾客，一请就是四十个人，像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这样的人，或者不如说，像柳德维戈芙娜这样的人，连厨房都不会让您进……”不过她决定暂时不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虽说她已暗暗拿定了主意，今天一定得制服这个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让她记住自己的真正身份，不然的话，天知道她会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人；但暂时只是对她相当冷淡。另一件事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感到气愤：除了总算按时赶到墓地的那个波兰人，邀请过的其他房客，几乎谁也没去参加葬礼；来赴酬客宴的，也就是说，来吃下酒菜的，都是住户中最无足轻重的穷人，其中不少人甚至已经喝醉了，真的，都是些上不得台面的货色。房客当中几个较为年长和比较庄重的人，好像故意商量好了似的，全都没来。譬如说，像彼得·彼特罗维奇·卢任，可以说是所有房客中最有身份的，他也没有来，可是还在昨天晚上，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就已经对所有人，也就是对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波列奇卡、索尼娅和那个波兰人说了许多，说这是一个最高尚、最慷慨的人，说他有很多关系，又有资产，是她第一个丈夫的朋友，是她父亲家里的常客，还说，他答应要用一切办法为她弄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抚恤金。这里我们要记住，如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吹嘘说，某人在社会上有很多关系，又有资产，这绝不是出于她个人的利益，或者是自己有什么打算，而是完全无私地，也可以说是完全出于一片热情，只不过是因为她高兴称赞那个人，从而更加抬高那个她所称赞的人的身价而已。大概，“这个可恶的坏蛋列别贾特尼科夫”是“学卢任的样”，所以也没来。“这家伙自以为是个什么人呢？只不过是出于善意，这才邀请了他，而且这还是因为他和彼得·彼特罗维奇同住在一间房子里，又是他的熟人，所以不好意思不邀请他。”那个颇有上流社会风度的太太和她那个“青春已逝、尚未出阁”的女儿也没有来，虽然她们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这里总共才不过住了两个星期左右，可是对于从马尔梅拉多夫家里传出的吵闹声和叫喊声，却已经抱怨过好几次了，特别是当死者生前醉醺醺地回家来的时候；她们的抱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当然已经知道了，因为每当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和她对骂，威胁要把他们全家都赶出去的时候，总是扯着嗓子大喊，说他们惊动了“那两位高贵的房客，而他们连给她们提鞋也都不配”。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现在故意邀请“她似乎连给她们提鞋都不配”的这母女俩，尤其是因为在这以前偶尔遇到她们的时候，那位太太总是高傲地扭过脸去，——那么就让她了解一下吧，这里的人“思想感情都更高尚些，不记仇恨，也邀请了她们”，而且要让她看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可不是过惯了这种生活的人。她打算在酒席宴前一定要把这一点向她们说清楚，而且一定要告诉她们，她过世的父亲几乎当上了省长，同时也间接向她们暗示，以后碰到的时候用不着把脸扭过去，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那个胖中校（其实是个退役的上尉）也没来，不过，原来还从昨天早上，他就已经“烂醉如泥”了。总而言之，应邀前来的只有这么几个人：那个波兰人，接着来的还有一个样子长得十分难看、一言不发的小职员，他穿一件油污的燕尾服，满脸粉刺，身上还有一股难闻的气味；随后又来了一个小老头儿，是个聋子，眼睛也几乎完全瞎了，以前不知在哪儿的邮政总局里做过事，有个人不知为什么从很久以前就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这儿养着他。还来了一个已经喝醉了的退职中尉，其实是个军需官，经常高声大笑，实在不成体统，而且，“你们瞧”，连背心都没穿！还有一个，一进来就在桌边坐下了，甚至没向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点头问好。最后又来了一个，因为没有衣服，就穿着睡衣跑来了，这可太不像话了，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和那个波兰人费了好大劲，总算把他推了出去。不过那个波兰人还带了两个波兰人来，他们从来根本就没在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这儿住过，在这以前，这幢房子里的人谁也没看见过他们。这一切都让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感到不快，惹她生气。“这一切到底是为谁准备的？”为了腾出座位来招待客人，甚至没让孩子们坐到桌边，而饭桌本来就已经占据了整个房间；把孩子们安顿在后面角落里，用一个箱子当作桌子，而且让两个最小的孩子坐在长凳上，波列奇卡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应该照看着他们，喂他们，就像侍候“贵族子弟”那样，给他们擦鼻涕。总之，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得已只好格外傲慢、甚至是高傲地迎接所有这些客人。她特别严峻地打量了一下某几个人，做出一副很瞧不起的样子，请他们入席。不知为什么，她认为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要为所有那些没来的人承担一切罪责，突然对她很不客气，后者立刻就发觉了，为此感到十分委屈。
这样的开始不会预示好的结局。终于，大家都坐下来了。
拉斯科利尼科夫几乎是在他们刚从墓地回来的时候就进来了。看到他来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高兴得要命，第一，因为他是所有客人中唯一“有教养的人”，而且“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两年以后他就要在这儿一所大学里当教授了”，第二，因为他很恭敬地请她原谅，说，尽管他很想去参加葬礼，可还是没能前去。她急忙跑过去招呼他，请他坐在自己左边的座位上（坐在右边的是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尽管她忙个不停，不断地张罗着有条不紊地上菜，把每道菜都送到每位客人面前，尽管一刻也不停的咳嗽使她感到十分痛苦，呼吸困难，不时把她的话打断，而且，最近这两天这咳嗽似乎已经变成了痼疾，她却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个不停，急于低声向他倾诉心中郁积的感情，述说因为酬客宴办得很不称心而感到的理所当然的愤慨；而且这愤慨时常转变为最快乐和抑制不住的嘲笑，嘲笑在座的客人们，但主要是嘲笑女房东。
“一切都怪这只布谷鸟。您要明白我说的是谁：我说的是她，是她！”说着，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朝女房东那边点点头，向他示意。“您看她：瞪圆了眼睛，感觉出我们是在谈论她了，可是她听不懂，所以瞪大了眼睛。呸，猫头鹰！哈——哈——哈！……咳——咳——咳！她戴着这顶包发帽是想表示什么呢！咳——咳——咳！您注意到了吗，她一直想让大家认为，她是在保护我，她的大驾光临，是她瞧得起我。我把她当作正派人，请她去邀请几位体面些的客人，也就是亡夫的熟人，可是您瞧，她请来了些什么人啊：一些小丑！几个邋遢鬼！您瞧瞧这个脸那么脏的家伙：真是个长着两条腿的饭桶！还有这两个波兰人……哈——哈——哈！咳——咳——咳！无论谁，无论谁，从来也没在这儿看见过他们，我也从来没见过他们；嗯，我请问您，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规规矩矩地坐成一排。潘涅，盖伊①！”她突然对他们当中的一个喊了一声，“您尝过煎饼了吗？再来点儿嘛！请喝点儿啤酒啊，啤酒！不想喝伏特加吗？您瞧：他霍地站起来，点头哈腰，您瞧，您瞧：准是饿坏了，这些穷鬼！没关系，让他们吃吧。他们至少不大吵大闹，不过……不过，真的，我为房东的那些银调羹感到担心！……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她突然对她几乎是大声说，“我把话说在前头，万一您的调羹给偷走了，我可不能负责！哈——哈——哈！”她哈哈大笑起来，又转过脸来对着拉斯科利尼科夫，又朝女房东那边向他点头示意，为自己这一狂妄的举动感到十分高兴。“她没听懂，又没听懂！她张大了嘴坐在那儿，您瞧：猫头鹰，真是只夜猫子，系着新纱带的猫头鹰，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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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波兰文，意为“喂，先生们！”
这时笑声又变成了难以忍受的咳嗽，接连不断地足足咳了五分钟。手绢儿上留下了好几点血迹，额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她默默地让拉斯科利尼科夫看看手绢儿上的血，刚刚喘过一口气来，立刻又异常兴奋地对他低声说了起来，而且双颊上泛起了红晕：
“您瞧，我把一件最微妙的事托付给她，请她去邀请这位太太和她的女儿，您明白我说的是谁吗？这需要以最委婉的方式，用最巧妙的手法，可是她把事情给办砸了，这个外来的傻娘儿们，这个高傲自大的贱货，这个微不足道的外省女人，只不过因为她是个什么少校的遗孀，来京城是为了设法请求发给她抚恤金，天天往政府机关里跑，把下摆都磨破了，她都五十五岁了，还要染头发，搽胭脂抹粉（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样一个贱货，不但不认为她应该来，甚至都没让人来道声歉，既然她不能来，在这种情况下也该懂得最普通的礼貌，叫人来说一声啊！我真不懂，彼得·彼特罗维奇为什么也没来？不过索尼娅在哪儿呢？她上哪儿去了？啊，她终于来了！索尼娅，你在哪儿？奇怪，就连参加父亲的葬礼，你也没能准时赶到。罗季昂·罗曼内奇，请让她坐在您旁边。喏，索涅奇卡，你坐这儿……你想吃什么，自己拿吧。来点儿肉冻吧，这道菜最好。这就要端煎饼来了。给孩子们拿去了吗？波列奇卡，你们那儿什么都有了吗？咳——咳——咳！嗯，好的。要做个乖孩子，廖尼娅，还有你，科利亚，两只脚别晃来晃去；要像贵族家的孩子那样坐着。你说什么，索涅奇卡？”
索尼娅立刻向她转达了彼得·彼特罗维奇的歉意，竭力说得大声些，想让大家都能听到，而且用的是最客气、最尊敬的词句，甚至故意用彼得·彼特罗维奇的口气，不过这些话都是她自己编出来、而且经过润色的。她还补充说，彼得·彼特罗维奇特别让她转告，只要一有可能，他立刻就会前来，当面谈谈几个问题，商量一下，今后可以做些什么，可以采取些什么措施，等等。
索尼娅知道，这样说会让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宽心，使她得到安慰，使她感到满意，而主要的，是能满足她的自尊心。她坐到拉斯科利尼科夫身旁，急忙向他行了个礼，并且好奇地匆匆向他看了一眼。不过在其余时间里，不知为什么，她却一直避免看他，避免和他说话。她甚至好像心不在焉，虽然眼睛一直看着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脸，讨她喜欢。无论是她，还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都没穿孝服，因为她们都没有孝服可穿；索尼娅穿一件颜色较深的褐色衣服，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穿的是她那件唯一的、有条纹的深色印花布连衫裙。关于彼得·彼特罗维奇的情况，很顺利地讲完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骄傲地听完了索尼娅的话，又带着同样骄傲的神情问：彼得·彼特罗维奇身体怎样？然后立刻，几乎是大声对拉斯科利尼科夫窃窃私语说，如果像彼得·彼特罗维奇这么一位可尊敬的、有身份的人会到这样“稀奇古怪的一伙人”中间来，那才当真是件怪事，尽管他真心诚意地关心她的家庭，也忘不了跟她父亲的老交情。
“所以我才特别感谢您，罗季昂·罗曼内奇，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承蒙不弃，屈尊前来参加我的酬客宴，”她几乎是大声说，“不过，我深信，只是因为您与我可怜的亡夫友情非同一般，才促使您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之后，她又一次骄傲而尊严地扫视了一下自己的客人们，突然特别关切地隔着桌子高声问那个耳聋的小老头儿：“要不要再来点儿烤肉？请他喝过里斯本葡萄酒没有？”小老头儿没有回答，好久也不明白，人家在问他什么，尽管他的邻座为了取笑，甚至推了推他。他只是张着嘴朝四下里看了看，这就更让大家感到好笑了。
“瞧，多傻的一个傻瓜！您瞧，您瞧！请他来作什么？至于彼得·彼特罗维奇，我对他是永远相信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继续对拉斯科利尼科夫说，“他当然不像……”她神情特别严峻、毫不客气地对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说，甚至使她感到有些害怕了，“不像您那些穿得特别惹人注目、裙子拖在地上的女人，我爸爸家里都不会让这样的女人去作厨娘，我的亡夫当然会赏她们个脸，接待她们，可那也只不过是因为他心肠太好，他的好心是无限的。”
“不错，他爱喝酒；喜欢这玩意儿，经常喝！”那个退役的军需官突然高声叫喊，说着喝干了第十二杯伏特加。
“亡夫确实有这个嗜好，这大家都知道，”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突然一下子盯住了他，“可他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高尚的人，爱自己的家，也尊敬自己的家；只有一样不好，由于心肠好，他太相信形形色色腐化堕落的人了，天知道他跟谁没在一道喝过酒啊，就连那些还抵不上他一个鞋掌的家伙，也和他在一道灌过黄汤！您信不信，罗季昂·罗曼诺维奇，在他口袋里找到过公鸡形状的蜜糖饼干，醉得像个死人，可是还惦记着孩子们。”
“公—鸡？您说：公—鸡？”那个军需官先生大声喊。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根本没答理他。她不知想起了什么，叹了口气。
“您大概和大家一样，认为我对他太严厉了，”她转过脸来对着拉斯科利尼科夫，接着说下去。“其实不是这样！他尊敬我，他非常，非常尊敬我！是个好心肠的人！有时觉得那么可怜他！他常常坐在角落里望着我，我觉得他那么可怜，真想跟他亲热一下，可是后来又暗自想：‘对他亲热了，他就又要去喝酒了’，只有对他严厉些，才能多少管得住他。”
“是啊，常常揪他的头发，揪过不止一次了，”又是那个军需官打断了她，又灌下了一杯伏特加。
“不仅揪头发，就是用笤帚来对付某些傻瓜，也挺有好处。现在我说的不是我的亡夫！”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很不客气地对那个军需官说。
她脸上的红晕越来越红了，胸部也一起一伏。再过一会儿，她就要跟人吵架了。许多人在嘿嘿地笑，看得出来，许多人觉得这很有意思。有人开始怂恿军需官，不知在悄悄地跟他说什么。显然是想挑动他们吵架。
“请——请——问，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军需官说，“也就是说，您指的……是谁……您刚刚说的话是……不过，用不着说了！胡说八道！寡妇！遗孀！我原谅您……我不计较！”他又干了一杯伏特加。
拉斯科利尼科夫坐在那儿，带着厌恶的心情默默地听着。只是出于礼貌，他才多少吃一点儿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不断放到他盘子里的菜肴，这也只不过是为了她不致见怪。他凝神注视着索尼娅。但索尼娅越来越忧虑，越来越担心了；她也预感到酬客宴不会平安无事地结束，惊恐地观察着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越来越恼怒的神情。同时她也知道，那母女两个所以那样蔑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邀请，主要原因就是她，索尼娅。她曾经听到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亲口说，那位母亲甚至认为，邀请她们是对她们的侮辱，还问“她怎么能让自己的女儿和这个女人坐在一起？”索尼娅预感到，对这一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已经多多少少听说了，而侮辱她，侮辱索尼娅，对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来说，这比侮辱她本人，侮辱她的孩子，侮辱她的爸爸还要严重，总之，是极大的侮辱，索尼娅也知道，在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还没能让那两个裙子拖在地上的女人知道，她们俩是……”以及如此等等之前，现在她是决不会安静下来了。好像故意为难似的，有人从桌子的另一头给索尼娅传来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用黑面包做的两颗心，还有一支箭穿透了这两颗心。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脸涨得血红，立刻隔着桌子高声说，传递这个盘子的人当然是“一头喝醉的蠢驴”。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也预感到要出什么乱子，同时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高傲态度又使她深深感到受了侮辱，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让大家忘掉不愉快的事情，顺带也在大家心目中抬高自己的身价，突然无缘无故地说，她有个熟人，“药房里的卡尔”，一天夜里，他坐了一辆马车，“马车夫想要杀西（死）他，卡尔颗颗（苦苦）哀求，求他不要杀西（死）他，痛哭流去（涕），束手待劈（毙），怕得要命，吓得他的心都好像给穿瘦（透）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虽然也笑了笑，可是立刻说，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不该用俄语讲笑话。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心里更不痛快了，反驳说，她的“法特尔·阿乌斯·柏林①，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走路的时候总是双手摸进（插在）口袋里”。爱笑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这样一来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已经大为恼火，只是还勉强克制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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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文，“父亲是柏林人”之意。
“瞧，这只猫头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几乎快乐起来，立刻又对拉斯科利尼科夫低声说，“她想说：双手插在口袋里，可是说成了他常摸别人的口袋，咳——咳！您发觉吗，罗季昂·罗曼诺维奇，从这个故事就可以彻底看出，所有这些住在彼得堡的外国人，主要是那些不知从什么地方来到我们这儿的德国人，全都比我们蠢！您同意吗，难道能说这种话：‘药房里的卡尔吓得心都好像给穿透了’，还说，他（饭桶！）不是把那个马车夫捆起来，却‘束手待毙，痛哭流涕，苦苦哀求’。唉，这个傻女人！她以为这样说很感动人，却没想到，这样显得她多么愚蠢！依我看，这个喝醉了的军需官比她聪明得多；至少可以看出，他是个酒鬼，醉得丧失了理智，可这些德国人神情全都那么庄重，那么严肃……瞧，她坐在那儿，眼睛瞪得老大。她生气了！生气了！哈——哈——
哈！咳——咳——咳！”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快活起来了，立刻沉醉于种种幻想之中，而且想到许多详情细节，突然说，等她领到抚恤金，一定要在自己的故乡T城办一所贵族女子寄宿中学。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本人还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过拉斯利尼科夫，她立刻为那些诱人的细节而神往了。不知怎么，她手里忽然出现了一张“奖状”，就是已故的马尔梅拉多夫在小酒馆里跟拉斯科利尼科夫提到过的那张奖状，当时他说，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他的妻子，从高等学校毕业的时候，“在省长和其他名流面前”跳过披巾舞。这张奖状现在显然应该成为一个证据，证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有权开办寄宿中学；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让“那两个穿得特别惹人注意、裙子拖到地上的女人”见识见识，彻底打掉她们的傲气，如果她们来参加酬客宴的话，而且要明确地向她们证明，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出身于最高贵的，“甚至可以说是贵族的家庭，是上校的女儿，肯定比某些女冒险家要高贵些，而最近却出现了那么多这样的女冒险家”。奖状立刻在醉醺醺的客人们手里传递起来，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并不阻止他们这样做，因为这张奖状的确entouteslettres①说明，她是获得过勋章的七等文官的女儿，因而实际上差不多也就是上校的女儿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兴奋起来，立刻详尽地描绘将来在T城的美好、平静的生活；谈到了她聘请来在她那所中学教课的教师，说是有一位可敬的老人，是个姓曼戈的法国人，在女子高等学校里，就教过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法语，现在他还在T城安度晚年，只要多少给他一点儿薪水，他准会到她的中学里去教书。最后还谈到了索尼娅，说“她要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同去T城，帮助她料理一切”。但这时桌子的那一头突然有人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虽然竭力立刻装作毫不在乎的样子，轻蔑地不去理睬桌子那头发出的笑声，可是又立刻提高声音，兴奋地说，索菲娅·谢苗诺芙娜无疑有能力作她的助手，说索尼娅“性情温和，有耐心，有自我牺牲精神，高尚，而且很有教养”，说着，还爱抚地拍拍索尼娅的脸蛋儿，欠起身来，热情地吻了她两下。索尼娅脸红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却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可是又立刻自言自语地说，她“是个神经脆弱的傻女人，而且太伤心了，酬客宴也该结束了，因为菜已经上完，该送茶来了”。这场谈话，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完全插不上嘴，而且别人根本就不听她说话，因此她觉得难过极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冒险作最后一次尝试，怀着忧虑的心情大胆向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提了一个很有道理、而且意义深刻的意见，说是在她要办的那所寄宿中学里，需要特别注意女孩子们内衣（迪·韦舍）②的清洁，而且“一定需要有这样一位能干的太太（迪·达梅）③，让她好好地照管内衣”，其次，“得让所有年轻的女孩子夜里都安安静静，别看小说”。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当真十分伤心，而且也很累了，酬客宴已经让她感到厌烦透了，所以她立刻“很不客气地打断了”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的话，说她“胡说八道”，什么也不懂；说关心迪·韦舍是女管理员的事，而不是贵族女子中学校长的事；至于看小说，说这种话甚至简直不成体统，请她免开尊口。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涨红了脸，怒不可遏，说，她不过是出于“一片好心”，她“完全出于善意，她的心大大的好”，还说，“租房子的格利德④已经很久很久没给了”。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立刻让她“住嘴”，说，她说什么“出于好心”，那是撒谎，因为还在昨天，死者还停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她就为了房子在折磨她了。对这些责难，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满有道理地反驳说，她去“邀请那位太太和她的小姐，可是她们不肯来，因为她们是高贵的太太和小姐，不能到不高贵的太太这儿来”。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立刻向她“着重指出”，因为她自己是个邋里邋遢的人，所以她不能判断什么是真正的高贵。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不能忍受这种侮辱，立刻宣称：“我的法特尔·阿乌斯·柏林，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走路的时候双手总是摸进（插在）口袋里，嘴里一直在说：呸！呸！”为了逼真地模仿自己的法特尔，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从椅子上霍地站了起来，把两只手插在衣袋里，鼓起腮帮，嘴里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好像是在说“呸——呸”，所有房客们都高声大笑，预感到就要打起来了，故意对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表示赞许，给她打气。但是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已经感到忍无可忍，立刻“一字一顿、清清楚楚地”高声说，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也许从来就没有法特尔，她只不过是一个住在彼得堡的、喝得醉醺醺的芬兰女人，大概以前是在什么地方当厨娘，说不定比这还要卑贱。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脸红得像煮熟了的虾，尖声叫喊起来，说，也许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根本就没有法特尔；她却有一个法特尔·阿乌斯·柏林，他穿着很长的常礼服，一直在说：呸，呸，呸！”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轻蔑地说，她的出身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张奖状上就用铅字印着，她的父亲是位上校；可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的父亲（如果她真有个什么父亲的话），大概是个在彼得堡卖牛奶的芬兰人；最有可能的是，她根本就没有父亲，因为直到现在还弄不清楚，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的父名是什么：是伊万诺芙娜呢，还是柳德维戈芙娜？这时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气得发狂了，用拳头捶着桌子，尖声叫喊，说她是阿玛莉—伊万，不是柳德维戈芙娜，说她的法特尔“叫约翰，当过市长”，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法特尔却“从来也没当过市长”。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用听起来相当平静的声音（可是脸色发白，胸部剧烈地一起一伏）严厉地对她说，如果她胆敢，哪怕敢再说一次，“把自己那个坏蛋父亲跟她的爸爸相提并论，那么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就要扯下她的包发帽，把它踩个稀烂”。一听到这些话，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立刻在屋里奔跑起来，还拼命叫喊，说她是房东，叫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马上从这所房子里搬出去”；随后又不知为了什么扑过去从桌子上收起那些银汤匙。吵闹声、叫喊声、哄笑声乱成一片；孩子们哭起来了。索尼娅急忙过来拉住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可是当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突然高声叫嚷，提到什么黄色执照的时候，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下子推开了索尼娅，冲到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跟前，想立刻把扯下她包发帽的威胁付诸实现。就在这个时候，房门开了，彼得·彼特罗维奇突然出现在门口。他站在那里，用严厉而十分注意的目光扫视了一下这一伙人。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急忙向他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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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文，“充分”之意。
②德文，“内衣”之意。
③德文，“太太”之意。
④德文，“钱”之意。
第03章
第03章
“彼得·彼特罗维奇！”她大声喊，“您可要保护我们啊！请您告诉这个愚蠢的贱货，让她知道，可不能这样对待一个遭到不幸的高贵的太太，这可是犯法的……我要去见总督大人……她要负责……您可要记住先父对您的款待，保护我们这些孤儿。”
“对不起，太太……对不起，对不起，太太，”彼得·彼特罗维奇挥手躲开，“您也知道，我根本没有荣幸认识令尊……对不起，太太！（有人哈哈大笑起来）我也不想卷到您和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接连不断的争吵中去……我来是为了我自己的事情……想要立刻和您的继女索菲娅……伊万诺芙娜……好像是这样称呼吧？想要和她说说清楚。请让我进去……”
于是彼得·彼特罗维奇侧着身子绕过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往对面角落里走去，索尼娅就站在那里。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仿佛五雷轰顶，一下子呆住了。她不能理解，彼得·彼特罗维奇怎么能否认曾经受过她爸爸的款待。既然她臆造了这种款待，自己对此已经深信不疑。彼得·彼特罗维奇那种打官腔似的、冷冰冰的、甚至充满轻蔑意味的威胁语气也使她大为震惊。然而他一出现，不知怎的大家都渐渐安静下来了。此外，这个“精明能干、神情严肃”的人与这儿的这伙人实在太不协调，他们之间的差别实在太显著了，不仅如此，而且可以看出，他到这里来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大概是有什么很不寻常的原因才使他来到这伙人中间，可见马上就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定会出事。站在索尼娅身旁的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开了，让他过去；彼得·彼特罗维奇好像根本没看到他。过了一会儿，列别贾特尼科夫也在门口出现了；他没进屋里来，不过也怀着某种特殊的好奇心，几乎是带着惊讶的神情站到门口；他在留心倾听，不过好像好久都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我也许打断了大家的谈话，不过我的事情相当重要，”彼得·彼特罗维奇说，似乎这话是对大家，而不是特别对某一个人说的，“大家都在这儿，对此我甚至感到高兴。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我极诚恳地恳求您，以房东的身份，注意听着我和索菲娅·伊万诺芙娜下面的谈话。索菲娅·伊万诺芙娜，”他直接对异常惊讶、而且事先就已经感到害怕的索尼娅接着说，“在我的朋友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贾特尼科夫屋里，刚才您来过以后，我的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从我的桌子上不翼而飞了。如果您不论以任何方式知道它现在在什么地方，并且告诉我们，那么我以人格担保，并请大家作证，这件事情就算了结了。不然的话，我将不得不采取十分严厉的措施，到那时……就只能怨您自己了！”
屋里鸦雀无声，一片寂静。就连正在哭着的孩子们也住了声。索尼娅站在那里，脸色白得像死人一样，看着卢任，什么也不能回答。她似乎还没听懂。几秒钟过去了。
“嗯，那么怎么样？”卢任凝神注视着她，问。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最后索尼娅用微弱的声音说。
“不知道？您不知道？”卢任追问，又沉默了几秒种。“您想想看，小姐，”他严厉地说，不过好像仍然是劝说的口吻，“好好考虑考虑，我同意再给您一些考虑的时间。您要明白，如果我不是这样深信不疑，当然，凭我的经验，我决不会冒险这样直截了当地归罪于您；因为像这样直截了当公开指控别人，然而是诬告，或者甚至只不过是弄错了，在某种意义上，我是要负责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因为需要，今天早上我把几张五厘债券兑换成现款，票面总额是三千卢布。这笔帐已经记在了我的皮夹子里。回家以后，——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可以作证——我开始数钱，点出两千三百卢布，放进皮夹子里，又把皮夹子装到了常礼服侧面的口袋里。桌子上还剩下大约五百卢布现钞，其中有三张票面是一百卢布的。就在这时候，您来了（是我请您来的）——后来您在我那儿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很窘，谈话中间，您甚至曾三次站起来，不知为什么急于要走，尽管我们的谈话还没结束。对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都可以作证。小姐，您自己大概也不会否认，不能不说，我通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把您请去，唯一目的是为了和您谈谈您的亲属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处境（我不能来她这里参加酬客宴），而且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做点儿什么对她有益的事情，譬如募捐、抽彩或者其他这一类的事情。您向我道谢，甚至落泪了（我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都说出来，第一，是为了提醒您，第二，是为了让您明白，就连最小的细节我也没有忘记）。随后我从桌子上拿了一张十卢布的钞票，以我个人的名义送给了您，作为对您亲属的第一次帮助。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都看见了。随后我把您送到了房门口，您一直还是那么窘，——在这以后，就只剩下了我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两个人，我和他谈了大约十来分钟，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出去了，我又转身回到放着钞票的桌子跟前，想把钱点一点，照我早先打算的那样，把它们另外放着。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其中一张一百卢布的票子不见了。请您想想看：无论如何，对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我是决不能怀疑的；就连作这样的猜测，我也感到可耻。我数错了，这也不可能；因为在您来以前一分钟，我点完以后，发觉总数是正确的。您自己也应该同意，我回想起您的窘态，回想起您急于要走，回想起您有一会儿曾经把双手都放在桌子上；而且考虑到您的社会地位，以及与这种地位有连带关系的习惯，我，可以说是惊恐地，甚至是违反自己的意志，不得不对您产生怀疑，——当然，这怀疑是无情的，不过也是公正的！我要补充一句，再说一遍，尽管我对此深信不疑，可是我也明白，我现在提出的指控，对我来说还是有某种冒险成分。不过。您可以看得出来，我不会就此罢休；我要追查到底，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而且我要告诉您，这是为了什么：小姐，唯一的原因就是您忘恩负义！怎么？我请您去，是为了您那位极端贫困的亲属的利益，我向您表示，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周济您十个卢布，您却立刻以这样的行为来报答我！不，这太不像话了！必须给予教训。请您好好考虑考虑；而且，作为您真正的朋友，我请求您（因为在目前您不可能有更好的朋友了），好好想想吧！
不然的话，我可是铁面无情的！嗯，怎么样？”
“我什么也没拿您的，”索尼娅恐惧地低声说，“您给了我十个卢布，这就是的，您拿回去吧。”索尼娅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手帕，找到上面打的那个结，把它解开，取出那张十卢布的钞票，递给卢任。
“另外那一百卢布，您却不承认吗？”他责备地坚持说，没有收下这张钞票。
索尼娅朝四下里望了望。大家都在瞅着她，他们的脸都那么可怕，那么严厉，带着嘲讽和憎恨的神情。她朝拉斯科利尼科夫看了一眼，……他站在墙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目光炯炯，正在看着她。
“噢，上帝啊！”索尼娅突然喊了一声。
“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应当报告警察，所以，我诚恳地恳求您，先打发人去把管院子的找来，”卢任轻轻地，甚至是温和地说。
“戈特·德尔·巴尔姆海尔齐格①！我本来就知道，她常偷东西！”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把双手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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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文（Gottderbarmherzige）的音译，“仁慈的上帝”之意。
“您本来就知道吗？”卢任接过话茬说，“这么说，以前您就已经至少有某些根据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了。尊敬的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请您记住您说过的话，其实，证人们也都听见了。”
突然四下里都高声议论起来。人们都骚动起来了。
“怎—么！”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清醒了过来，突然大喊一声，好像失去自制，朝卢任猛扑过去，“怎么！您指控她偷窃？索尼娅偷钱？啊，你们这些卑鄙的家伙，卑鄙的家伙！”于是她跑到索尼娅跟前，用两条干瘦的手臂紧紧抱住索尼娅，就好像把她夹在老虎钳里。
“索尼娅！你怎么竟敢收下他的十个卢布！噢，傻丫头！
把钱拿来！立刻把这十个卢布拿来——这就是！”
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从索尼娅手里夺过那张钞票，攥在手里，把它揉作一团，一挥手，对准卢任的脸用力扔了过去。纸团正打中眼睛，弹开，掉到了地板上。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赶紧跑过去把钱拾起来。彼得·彼特罗维奇勃然大怒。
“请大家拦住这个疯女人！”他大声叫喊。
这时房门口列别贾特尼科夫身旁又出现了几个人，从外地来的那母女两个也在他们当中往屋里张望。
“怎么！疯女人？我是疯女人？傻—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尖声叫喊。“你自己是个傻瓜，讼棍，卑鄙的小人！索尼娅，索尼娅会拿他的钱！索尼娅会是个贼！哼，她还会揍你呢，傻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起来。“你们看到过傻瓜吗？”她一会儿跑到这边，一会儿跑到那边，指着卢任，让大家看看他。“怎么！你也这么说吗？”她看到了女房东，“你这个卖香肠的，①你也学他的样，证明她‘偷东西’，你这个下流货，你这个穿钟式裙的普鲁士母鸡腿！啊，你们！啊，你们！她从你这个卑鄙的家伙那一回来，就立刻坐到罗季昂·罗曼诺维奇身边，再没从这间屋里出去过！……你们搜搜她身上好了！既然她哪里也没去过，可见钱应该在她身上！你搜吧，搜啊，搜啊！不过如果你搜不出来，那可就对不起了，亲爱的，你就得负责！我要去见皇上，去见皇上，去见仁慈的沙皇本人，我要扑到他的脚下，马上就去，今天就去！我可是个无依无靠的人啊！会让我进去的！你以为，不会让我进去吗？你胡说，我一定能进去！一定能进去！你认为她性情温顺，可以任人欺侮吗？你是指望这一点吗？可是我，老兄，我可是不好惹的！你失算了！你搜啊，搜啊，喂，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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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彼得堡卖香肠的几乎都是德国人，所以骂德国人的时候，都管他们叫“卖香肠的”。
说着，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发狂地去拉卢任，把他推到索尼娅跟前。
“我愿意负责……不过，请您安静下来，太太，请您安静下来！我看得太清楚了，您是不好惹的！……这……这……这该怎么办呢？”卢任喃喃地说。“这应该有警察在场……不过现在证人已经足够多了……我愿意……不过男人到底不方便……因为性别的关系……如果有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帮忙……不过还是不该这么做……这可怎么办呢？”
“随便什么人！谁愿意，就让谁来搜！”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高声叫喊，“索尼娅，把口袋儿翻过来让他们看看！看哪，看哪！你瞧，恶棍，口袋儿是空的，这儿有块小手帕，口袋儿是空的，看到了吧！这是另一个口袋儿，看吧，看吧！看到了吧！看到了吧！”
与其说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是把口袋儿翻过来的，不如说她是一个接着一个，把两个口袋儿全都拉了出来，但是从第二个，也就是右边的口袋儿里突然跳出一张钞票，在空中画了一条抛物线，掉到了卢任的脚边。这情景大家都看到了；许多人惊叫了一声。彼得·彼特罗维奇弯下腰，用两个手指从地板上拾起这张钞票，举起来让大家看看，然后把它打开了。这是一张折作八层的一百卢布的钞票。彼得·彼特罗维奇用手举着钞票，向四周转了一圈，让大家看看这张票子。
“小偷儿！从这儿滚出去！警察，警察！”阿玛莉娅·伊万诺芙娜高声喊叫起来，“得把她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滚！”
四面八方飞来一片惊呼声。拉斯科利尼科夫一声不响，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索尼娅，偶尔，然而是很快地把目光转向卢任。索尼娅仍然失魂落魄似地在原地站着：她甚至几乎不感到惊讶。突然她满脸绯红；惊叫一声，用双手捂住了脸。
“不，这不是我！我没拿！我不知道！”她用裂人心肺的声音惊呼，扑到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身边。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一把抱住她，把她紧紧搂在胸前，像似想用自己的胸膛保护她，不让别人欺侮她。
“索尼娅！索尼娅！我不信！你要知道，我不相信！”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大声喊（尽管事情是如此明显），抱着她，像摇小孩儿那样摇她，没完没了地吻她，抓住她的双手，拚命地狂吻。“说你偷钱！这是多蠢的蠢人！噢，上帝啊！你们是愚蠢的，愚蠢的，”她对所有的人叫喊，“你们还不知道，不知道她有一颗多好的心，不知道她是一个多好的姑娘！她会偷钱，她！可她会把自己最后一件连衫裙脱下来，光着脚去把它卖掉，把钱送给你们，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的孩子挨饿，她甚至去领了黄色执照，为了我们出卖了自己！……唉，死鬼呀，死鬼！唉，死鬼呀，死鬼！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就是给你办的酬客宴！上帝啊！您要保护她呀，您为什么一直站着！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您为什么不为她辩护？莫非您也相信了不成？你们都抵不上她的一个小指头，你们大家，大家，大家，所有的人！上帝啊！您可要保护她呀！”
可怜的、害肺病的、孤苦伶仃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的哭声似乎深深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在这张因为痛苦而变得很难看的、害肺病的憔悴的脸上，在这两片干裂而且凝结着血迹的嘴唇上，在这嘶哑的叫喊中，在这好似孩子啼哭的、抽噎的哭声里，在这像孩子样轻信、同时又充满绝望、寻求保护的哀告中，可以看出，可以听出，她是多么不幸，多么痛苦，似乎大家对这个可怜的妇人都产生了怜悯之心。至少彼得·彼特罗维奇立刻表示怜悯了。
“太太！太太！”他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声音高声说，“这事与您无关！谁也不会指控您是教唆者和同谋者，何况罪证还是您发现的，是您把口袋翻了过来：可见您毫不知情。我非常、非常惋惜，如果，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是贫穷促使索菲娅·谢苗诺芙娜这样做的，不过，小姐，您为什么不肯承认呢？害怕羞辱吗？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也许是不知所措了？这是当然的，完全可以理解……然而，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呢！先生们！”他对所有在场的人们说，“先生们！我可怜她，而且，可以这么说吧，深深同情她，大概，我也愿意宽恕她，就连现在也愿宽恕她，尽管我个人受到了侮辱。小姐，但愿现在的耻辱能成为您今后的教训，”他对索尼娅说，“我不再追究了，事情就这样完了，结束了。够了！”
彼得·彼特罗维奇斜着眼睛看了看拉斯科利尼科夫。他们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拉斯科利尼科夫燃烧着怒火的目光似乎要把他烧成灰烬。然而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好像再没有听到什么：她发疯似地抱着索尼娅，吻她。孩子们也用自己的小手从四面抱住索尼娅，看来波列奇卡还不完全懂得这是怎么回事，却泪痕满面、抽抽搭搭地哭着，把她那哭肿了的、很好看的小脸俯在索尼娅的肩上。
“这是多么卑鄙！”突然门口传来一声响亮的呼喊。
彼得·彼特罗维奇很快回头一看。
“多么卑鄙！”列别贾特尼科夫又说了一遍，凝神注视着他的眼睛。
彼得·彼特罗维奇甚至好像颤抖了一下。大家都看到了。（后来大家都记起了这一点。）列别贾特尼科夫一步走进屋里。
“您竟敢让我作证吗？”他走到彼得·彼特罗维奇跟前，说。
“这是什么意思，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您说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