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常回忆自己的诗作，而且总是出人意料——有时在漫步街头的当儿，有时在外交招待会上，有时在谈论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的时候，这使得他的对谈者为之愕然。1917至1918年冬，我们常到作家们忠实而又大公无私的朋友谢·格·卡拉-穆尔扎家去；我们在那里用晚餐、朗诵诗、谈论艺术的命运。我们总是成群结伙地在深夜回家。卡拉-穆尔扎住在清水塘大街，而我们有的住在厨师街，有的住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有的住在阿尔巴特的小胡同里。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总是讲一些荒诞无稽的趣闻轶事叫我们开心，有时又突然在雪堆中间停住脚步——他想起了一些诗句：有叶赛宁的，有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的，有薇拉·英贝尔的。
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3）字体 [大 中 小] 左：1913年阿·尼·托尔斯泰在巴黎。
中：阿·尼·托尔斯泰画像，彼·孔恰耶夫斯基画。
右：谢·格·卡拉-穆尔扎。
1940年夏，我从巴黎回到莫斯科。托尔斯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伊利亚，到我的别墅里来吧”——他的别墅在巴尔维赫。(在此以前，我们闹了好多年别扭，甚至互不理睬。有一次，他在列宁格勒的一家烟草店里看见我站在柜台旁边，便悄悄地对我的妻子说：“您告诉他，这种烟草是次品。应该买这一种……”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们是为了什么闹的别扭。我问过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的妻子——也许他对她说过我们闹别扭的原因。柳德米拉·伊利尼奇娜回答说，托尔斯泰自己也未必记得是怎么回事。这恐怕是对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的一个最好的说明了。)托尔斯泰在别墅里请我喝布尔冈红酒：“你可知道你喝的是什么吗?这是罗马涅酒!”他详细地探问法国的情况；我的描述自然是不大愉快的。后来我朗读了德国人侵入以后我在巴黎写成的几首诗。有一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再地重复道：
……和人一样愁眉不展的艺术……
他是一个出色的说故事的能手；成千上万的人至今还记得他说了一辈子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在他童年时代，一个厨娘曾用一个尿盆盛菜汤；一个教堂执事把一个个台球赶进自己的嘴里。听他讲故事的时候，可能会认为他写作的时候是很轻松的，其实他写作的时候很痛苦，有时一连工作几天也不休息，修改，重写，常常要把开了个头的作品丢掉：“你知道，写得不好……废品!……”
他在青年时代曾醉心于出乎读者意料的情节和事件。他有时把他从某人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记录下来，有时只凭脑子去记：这些故事往往变成了短篇小说的基础。下面就是短篇小说《传教士》(初次发表时名叫《老太婆也会犯错误》)的来源。巴黎有很多偶然前来的侨民；其
中有一个在1905年参加过兵变的鞋匠。他名叫奥西波夫，娶了一个法国女人，勉勉强强地过着日子，但他就是那个在异乡闷得发慌的阿福纽什卡；他开始酗酒。他感到不大痛快：为什么他的儿子是一个天主教徒?他跑到达留街上的一所俄国教堂里去忏悔，恳求神甫用东正教的仪式给孩子举行洗礼。神甫心软了，他不仅举行了仪式，还送给奥西波夫20个法郎。奥西波夫既不信天主教的上帝，也不信东正教的上帝，他把20个法郎喝光了。过了一个月，当他感到烦闷的时候，喝伏特加的钱却没有了，他决定去找天主教神甫，对他说，东正教徒把他骗了，但他可以“叫儿子重又改信天主教”。这个故事是我从吉洪·伊万诺维奇·索罗金那儿听来的。
我告诉过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一个鞋匠的故事；他笑了好久；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些什么。被他一下子看中了的“改信”一词在短篇小说中保留下来了，但托尔斯泰却“更进一步”——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已不单单只是一个狂饮无度的倒霉鬼，还是一个让孩子们全都“改信”并敲了说这个故事的人一笔竹杠的机灵鬼。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曾不止一次对我说，有时候他的短篇小说“鬼知道是从哪里产生的”：有的是从十年前某人所说的一个故事，有的是从一个可笑的字眼。我想起了革命后第一个冬天我们在夜间的散步。托尔斯泰肯定地说，我应该把他送到家里——他家在莫尔恰诺夫卡，因为我的模样会把强盗吓跑。(我已记不得我当时的衣着了，只记得一顶很像高筒僧帽的高帽子曾使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发笑。数年前我曾收到一张照片：上面是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和我，还有托尔斯泰的一行题字：“特维尔大街，1918年6月。”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戴一顶草帽，而我却戴着一顶墨西哥骑马牧人的高帽子。)托尔斯泰给我取了一个“臭烘烘的魔鬼”的绰号。不久他就写了一篇关于一个神秘主义作家和一头公山羊的短篇小说《臭烘烘的魔鬼》。那个作家并不像我，而且他戴的还是一顶低低的圆帽子，但臭烘烘的魔鬼并不是作家，而是那头公山羊；然而这个短篇小说毕竟是在那一分钟之内诞生的：当时托尔斯泰把我打量了一番，接着说：“你可知道，伊利亚，你是什么?一个臭烘烘的魔鬼。任何强盗都会被你吓跑……”
他工作的时候不像一个建筑师，而是像一个雕塑家：他很早就把长篇或短篇小说的提纲丢在一边；他常常写了开头，却不知道接下去该写什么；他多次对我说，他还不知道主人公的命运如何，甚至也不知道下一页将写些什么——主人公渐渐地活跃起来，形成起来，并把情节线索告诉给作者。(这是托尔斯泰成熟时期的情况。)
有一种作家兼思想家的人物；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是一个作家兼美术家。一个人苦苦想做的事往往正是他力不胜任的。我记得，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在青年时代曾长久地坐在一本书前——他想为它题一句箴言；但是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4）字体 [大 中 小] 他能通过形象、叙述、画面非常精确地把他所想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但他不会作抽象思维：每当他试图把某种一般性的、宣言性的东西插入短篇或中篇小说里去的时候，结果总是失败。他之离不开艺术，正如鱼儿离不开水。他最完美的作品——《伏尔加河左岸》、《尼基塔的童年》，当然还有《彼得大帝》——都具有一种内在的自由，作家的叙述并不屈从其中有趣的情节；他在写那些取材于他自己的童年或俄国历史的短篇小说的时候，他的才能发挥得特别充分，因为他在俄国就像在一所住惯了的房子里那样感到轻松愉快、信心百倍。
从他的思想来看，他是优秀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不是职业的定义，而是一种历史现象；无怪乎俄语“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的语言中与过去“脑力劳动者”一词的概念不同。)
现在我要谈谈托尔斯泰同种族主义的第一次冲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久的事。在“丁香田庄”对面就是大跳舞场“巴尔·比利耶”(这个建筑物现已拆除)。托尔斯泰夫妇有时也去跳舞。有一次，一个黑人邀请索菲娅·伊萨科夫娜跳舞；她把他介绍给丈夫。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很喜欢这位黑人，并邀请他到公寓里去吃午饭。在寓公之中有一个美国人；他看见托尔斯泰把一个黑人带到餐厅里来，就勃然大怒。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便天真地向美国人解释，说这个黑人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他甚至还想提请赐给他公爵的爵位呢。美国人什么都不愿听：“这样的公爵在我们那里都擦皮鞋。”于是托尔斯泰大发雷霆，把美国人从二楼上顺着楼梯扔到楼下去了——女主人号啕大哭，但寄居在公寓里的法国人却发出了赞许的喊声。
在1917至1918年间，他是茫然的、伤心的，有时还很沮丧：他不能理解发生的事变；他常常坐在作家的“钟声”咖啡馆里；按时到住宅委员会去值班；他骂一切人又怜悯一切人，而主要的是感到困惑。伊·阿·布宁常到他那里去，布宁聪明而厉害，他说话也聪明而厉害，但是并不公道；我记得，他说有一个庄稼汉曾到他那里去预先警告他说，农民们决定烧毁他的房屋，把财产运走。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他说：“不好，”那人回答说：“哪会有什么好事……我要走了，我不在，他们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我想我是不会落人后的!”托尔斯泰不愉快地笑了。
彼得堡的女诗人丽莎·库兹明娜-卡拉瓦耶娃常到他那儿去；她谈论着正义、博爱、上帝。此后她的遭遇颇不寻常。她到巴黎之后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便削发为尼；她的法名叫玛丽亚。女儿长大以后成了共产党员。当托尔斯泰来到巴黎时，姑娘请求他帮助她到苏联去。在战争时期，女尼玛丽亚成了抵抗运动的一位女英雄。德国人把她送往拉文斯布吕克。有一次，又轮到一批囚犯被送进毒气室，母亲玛丽亚挺身替代了一个年轻的苏联姑娘。在我现在所叙述的那个冬天，丽莎深深的不安传给了托尔斯泰。
他看见小市民的怯懦和无谓的计较，他嘲笑他们，但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次他把门上的一个小铜牌指给我看——“阿·尼·托尔斯泰伯爵”——接着大笑起来：“对于一些人是伯爵，对于另一些人是公民。”他这是在奚落自己。
“夫人给印度王子端来一盘菜，她对科什卡说道：‘这是野味。’”这是他在吃午饭的时候笑着说的。后来他和一个年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了一会儿，就难过起来了。短篇小说《慈悲!》就是这样诞生的；托尔斯泰在事后写道，这是讥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尝试；他没有补充说明，他也嘲笑了自己的张皇失措。
1921年春我来到了巴黎。托尔斯泰为我邀请了几位客人，有布宁、泰菲、扎依采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妻子克兰季耶夫斯卡娅见了我都很高兴。布宁是毫不妥协的，他打断了我对莫斯科的描述，声称他如今只能和身份相同的人谈话，接着便扬长而去。泰菲想说说笑话。扎依采夫默不作声。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感到迷惘：“你看，简直无法理解……”此后不久，我就被法国警察当局从巴黎驱逐出境了。
后来我在柏林见到了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他已经知道，他不久即可回俄国去了。别人在谈论他的那些文章中都提到路标转换派，提到“逐步接近”革命思想。我觉得事情既简单而又复杂。在这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热情：对自己民族的爱和对艺术的爱。与其说他从理论
上理解了，不如说他感觉到了：他在俄国之外是不能写作的。而他对民族的爱则更使他不仅同自己的许多朋友反目，也同他自己身上的许多东西决裂了——他相信人民，也相信一切都应该照过去那样进行。
20年后，在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我们常常见面，在当时，只有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爱和信仰。有人说，他那天生的乐观主义使他永远不会陷入苦闷；这话不对，我在1913年和1918年都看到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不仅苦闷，而且有时还悲观失望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开玩笑、嘻嘻哈哈、编造可笑的故事)。但在可怕的1942年夏，他保持着精神上的朝气：他稳稳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摆脱了他的天性所深恶痛绝的一切——怀疑、被迫寻找出路、孤独感。
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5）字体 [大 中 小] 1943年12月，我和他同在哈尔科夫旁听审讯战犯。我没有到那个绞杀死刑犯的广场上去。托尔斯泰说，应该去看看，这是不能逃避的。他从刑场上回来的时候脸色阴沉到了极点；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才开口说话。他说了什么?说的是一个作家所能说的话；说的是在他
之前屠格涅夫、雨果、俄国诗人康·斯卢切夫斯基都曾说过的那些话……
他晚年很倾心于过去的朋友。他常同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和他的妻子纳塔利娅·弗拉基米罗夫娜见面。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要谈到伊格纳季耶夫。托尔斯泰很喜欢他；他们在某一点上有着相同的道路——他俩都是从先前的另一个俄国走向革命的。常到托尔斯泰家去的还有弗·格·利金、彼·彼·孔恰洛夫斯基、医生加尔金、所·米·米霍埃尔斯。托尔斯泰顽强地写作《彼得大帝》的第三部。1944年秋天他已病了；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皱着眉头，竭力想开玩笑，突然像是精神恢复过来——他谈起自己的作品来了：“第五章写完了……我的彼得大帝还活着呢……”他勇敢地和死神搏斗，支持着他的与其说是他的生命力，不如说是艺术家的热情。
在斯皮里多诺夫卡的一次庆祝红军节的招待会上，大家的情绪都很好：战争快结束了。突然在各个大厅里传开了一个噩耗：“托尔斯泰逝世了……”我们知道他的病很重，但这依然显得那么荒谬——不公正、不可思议、可怕。
他有一次对我说：“伊利亚，你至死都得感谢我——我教你学会了抽烟斗……”我现在的确是满怀着深挚的谢意在想念他。除了抽烟斗之外，他没教会我任何东西……他比我年长九岁，但是我从来不觉得他是一位长者。他没有教过我，但用他的艺术，用他那常常戴着一副愉快的假面具的细致入微的心灵，用他对生活的酷爱，用他对朋友、人民、艺术的忠诚使我高兴过。他在革命以前即已成熟，并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跨向另一个世纪的力量，1941年他和俄罗斯站在一起。每当我看见他那巨大的、沉重的头颅，我总觉得：这个人是什么都记得的，但记忆并没有压倒他。我之所以感谢他，是因为我们曾在1911年那个沉闷而平静的年代见过面，是因为1945年1月10日——在他去世前的六个礼拜，当他在病中过自己的生日的时候，我去过他的别墅；我感谢他还因为，在35年期间，我知道他活着、骂人是
鬼、哈哈大笑并在写作——夜以继日地写作，而且他写的东西令人一读之下就会因其尽善尽美的句子而喘不过气来。
洛东达咖啡馆与末代名士（1）字体 [大 中 小] 洛东达咖啡馆与末代名士
有一种人人皆知的象牙之塔的形象，凡是企图逃避现实的诗人和美术家都看中了这种塔。我从来不曾在这种塔里住过，也不知道它是否存在。我也不曾在诗人维·伊·伊万诺夫曾经住过、年轻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也常光顾的那个“塔”(确切地说，是一个阁楼)里住过。我们总共有百把人，都是憎恨现存社会的诗人和美术家；其中有法国人、俄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大家都是囊空如洗、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但对于自己要创造一种新颖的、真正的艺术的心愿却十分执著。我们住在一个沉闷的、幽暗的咖啡馆里，它和象牙之塔毫无相似之处。
马雅可夫斯基在1924年末曾写道：
紫色的
巴黎，
阿尼林中的巴黎，
在“洛东达”的窗外，
站起。
马雅可夫斯基看到了被旅行者视若名胜古迹的“洛东达”；这已不是那个乱糟糟、臭烘烘的咖啡馆了，而是一座业经修缮、扩建并重新粉刷过了的古迹。外国人前来倾听向导的解说：“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毕加索经常坐在这张小桌旁边……莫迪利亚尼常在那个角落里给来咖啡馆的人画像，一幅画换一杯白兰地……”
现在连可以让旅行者参观的地方也没有了：在“洛东达”的旧址已盖起一座影院。仅仅在电影制片厂里有时重建一座“洛东达”的道具，以便摄制描绘“末代名士”那种狂热而神秘的生活的影片。影片的荒唐甚至不在于主人公们不像人物的原型，而在于导演们未能觅得足以启迪那些能使“洛东达”的参观者为之振奋的思想和感情的锁钥。
这个咖啡馆同其他成千上万的咖啡馆没有什么不同。马车夫、出租汽车司机和职员都在锌皮柜台旁边喝着咖啡或开胃酒。后面是一个黑黢黢的房间，一抽起烟来就烟气弥漫，永不消散，里面摆着10张到20张桌子。这个房间一到晚上就挤得满满的；一片喧嚷声：就绘画问题进行争论，朗诵诗歌，讨论在哪里能挣到5个法郎，互相争吵，又和好如初；有谁喝醉了，大家就把他拖出去。“洛东达”在深夜两点钟关门一小时；掌柜的有时对老主顾特别通融，只要他们安分守己，就允许他们在黑黢黢的空屋子里坐上个把钟头——这是违犯警规的；咖啡馆在三点钟开门，就可以继续不愉快的谈话了。
咖啡馆的老板利比昂从未想到他的大名竟能载入绘画史中。这是一个购置了一家不大的咖啡馆的忠厚的、发福的老板；“洛东达”偶然地变成了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怪杰们的大本营，或者如马克斯·沃洛申所说，一群“废物”诗人和画家(其中有些人日后成了名流)的大本营。利比昂是一个平庸的中等资产者，他起初很瞧不起这一帮稀奇古怪的顾客；看来他把我们当作无政府主义者了。后来他对我们习惯了，甚至对我们产生了好感。有人告诉他说，有些人靠绘画发了财：花很低的价钱从默默无闻的画家那里买来几幅画，20年后赚了一大笔钱。这种生意经对于利比昂并没有很大诱惑力；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不喜欢赌博，而收买绘画——这是抽彩：要是在1000个画家中将来有一个能出名，就算很好了。他情愿沽酒为生。当然，他有时也花10个法郎向莫迪利亚尼买一幅画——因为酒菜堆积如山，而穷光蛋却身无分文……利比昂有时还送给一个诗人或一个画家5法郎，生气地说：“拿去找一个女人吧，瞧你那对疯狂的眼睛……”他的下唇上无时无刻不叼着一小截熄灭了的香烟头。他外出的时候大都不穿上衣，只穿一件小坎肩。
一天，我正在“洛东达”里坐着，女画家米亚姆林娜求我替她抱抱她那个吃奶的孩子——她要到对面去买香烟。过了半个钟头，又过了一个钟头——米亚姆林娜还不回来。孩子嚷起来了。利比昂走了过来，他听了我的话显然不相信：“我可知道你们这些人——养了娃娃，可后来又竭力想摆脱他们。好吧，把他送到我那里去吧——我有一个老太太，她会帮你的忙的。真是一位好爸爸!……”利比昂住在“洛东达”的旁边；那是一所小市民的住宅：红色的厚窗帘，墙壁上挂着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上帝保佑!他从来不把莫迪利亚尼或苏京的作品挂在自己家里。他眷恋自己的主顾，但不眷恋他们的作品……
二月革命以后，被沙皇政府调往西线的一个旅的士兵来到了“洛东达”：他们听说能在这里找到俄国的侨民。士兵们要求把他们遣返俄国。警察开始找利比昂的麻烦：他们说什么“洛东达”是革命者的总部；他们禁止军人到这个咖啡馆里来；利比昂亏了大本；他什么都怕：这是一个凶险的年头，克列孟梭决定对国内进行更加严密的控制，警吏恣意横行。利比昂叹叹气、发发牢骚，然后就把“洛东达”卖给了另一个老板，而自己则在一个离艺术家们较远的安静的地方买了一家不大的咖啡馆。但是当时他明白了，他对一般的顾客是不感兴趣的。他有时到“洛东达”来，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叫一杯啤酒，忧郁地四下里打量。几年以后，他去世了；画家们和诗人们(其中有一些当时业已出名)参加了他的葬礼，于是利比昂也和他的许多主顾一样，享受了身后的哀荣。
在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清清楚楚地写道：“我像往常那样，坐在蒙帕纳斯林荫道上的一家咖啡馆里，面前放着一只空杯，等待着有人付给有耐性的堂倌六个苏，把我解放出来。”接着我叙述了被我看成是一个鬼怪的胡利奥·胡列尼托走进了咖啡馆；这当然是一种虚构。我在“洛东达”里遇到了一些曾在我的一生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们，但是我未曾把他们当中任何一个看成鬼怪——当时我们大家都是鬼怪，也都是被鬼怪放在小锅里煎熬的受难者。我们很少去看戏，这不仅因为我们腰无分文，还因为我们自己也得在一出冗长而又杂乱的戏里扮演角色；我不知道这出戏的名称该是什么——滑稽戏呢，悲剧呢，还是马戏团的活报剧；也许最恰当的名称还是马雅可夫斯基想出来的“宗教滑稽剧”。
洛东达咖啡馆与末代名士（2）字体 [大 中 小] 当然，“洛东达”的外观是够美的了：有种族的大混合，有饥饿，有争吵，再就是毫无社会地位(同时代人的承认一向来得很迟)。吸引电影导演的正是这种光怪陆离的景象。当一个偶然的来客、汽车司机或银行职员在咖啡馆的柜台旁边喝了一杯之后，瞧瞧这个阴暗的房间，他就会愕然一笑或愤然离去：即使在对一切都习以为常的巴黎人眼里，这一帮人也是那么怪诞不经。
令人惊异的首先是五花八门的人物和语言——不知是国际博览会的陈列馆呢，还是未来的和平代表大会的预演。有很多人的名字已被我忘了，但还记得一些；其中有的已显身扬名，还有一些则已黯然失色。下面是一份极不完备的名单。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科布、柏列兹·桑德拉、科克托、萨尔孟，画家莱热、弗拉明克、安德烈·洛特、麦尚杰、格雷兹、卡诺、拉迈、尚塔尔，批评家埃利·福尔；西班牙人毕加索、胡安·格里斯、玛丽亚·布兰沙尔，新闻记者考尔普斯·巴尔加；意大利人莫迪利亚尼、赛弗里尼；墨西哥人迪埃戈·里维拉、萨拉加；俄国画家沙加尔、苏京、拉里奥诺夫、贡恰罗娃、什捷连别尔格、克列缅、费得尔、福京斯基、马列夫娜、伊兹德布斯基、吉列夫斯基，雕塑家阿尔希片科、察特金、梅夏尼诺夫、因德利包姆、奥尔洛娃；波兰人基斯林、马尔库西、戈特利布、扎克，雕塑家杜尼科夫斯基、利普希茨；日本人藤田和川岛；挪威画家佩尔·克罗格；丹麦雕塑家雅各布森和费希尔；保加利亚人帕斯金。不容易想起来了——大概我漏掉了许多人的名字。
这一伙客人的外表也同样能使不熟悉情况的人惊异不止。例如，谁也不能对莫迪利亚尼的衣着作一番确切的描述；景况好的时候他穿一件浅色丝绒的短外套，系一方红色绸围巾；而在他长期酗酒、手头拮据、或有病在身的时候，他就缠上一身花花绿绿的破布。日本画家藤田穿一件家常的长衫四处溜达。迪埃戈·里维拉挥舞着一条雕花的墨西哥手杖。他的女友，画家马列夫娜(沃罗比约娃-斯捷别利斯卡娅)，喜欢穿得花花绿绿的，她的声音响亮、刺耳。诗人马克斯·雅科布住在巴黎的另一端——蒙马特；他白天来的时候总穿一件晚礼服，雪白的胸衣耀眼刺目；一只眼上总是戴着一个单眼镜。一个头上插着羽毛的印第安人向所有的人炫耀自己的粉画。女黑人艾莎仰起她那覆以蓝黑色的粗硬发卷的大脑袋，纵声狂笑，一口白牙在薄暮中闪闪发光。雕塑家察特金穿一件工作服，一条以脾气暴烈出名的丹麦种短毛的彪形猛犬陪伴着他。女模特儿玛尔戈照例一来就脱衣服；有一天她对我说，她的理想是当女王；我很惊奇，她解释说：“你这个小傻瓜!女王是每一个人都想强奸的呀!……”克列缅和苏京总是坐在最黑暗的角落里。苏京有一副心惊胆战而又委靡不振的样子；他仿佛刚被人唤醒，还没来得及洗漱、刮脸；他的两眼像是一头被捕获的野兽，也许这是出于饥饿。谁也不注意他。谁想象得到，这个出生于白俄罗斯的一个名叫斯米洛维奇的小地方的孱弱少年的作品，将成为全世界的博物馆梦寐以求的珍藏呢?……
我还记得达维德·彼得罗维奇·什捷连别尔格把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带到“洛东达”来的情形。我和他们同坐在一张小桌旁。卢那察尔斯基称赞斯坦朗的绘画，他还说弗朗茨·施图克是一个颓废的、然而却很有趣的画家。我不同意，依我看来，斯坦朗是不足道的，而施图克是一个低劣而又缺乏审美感的
颓废派，但我同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在一起
却很惬意：我感到自己像是在莫斯科。他走后，利比昂对我说：“我没想到你还会有正经朋友。这位先生是你的同乡吗?他能帮助你翻身出头的……”
在描述“洛东达”的顾客们色彩缤纷的景象的时候，我应该承认，我也不亚于其他的人。早在“丁
香田庄”时期我就是奇形怪状的。托尔斯塔娅回忆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曾寄过一张明信片到咖啡馆来，明信片上未写我的姓名，而是写着：“Au monsieur mal coiffe”——“一位不梳头的先生”——而他们也就把明信片恰好给了我。在“洛东达”里我完全成了一个流浪汉。1916年沃洛申曾在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描写了“一个病态的、胡楂满腮的人，一头刚硬的长发，奇形怪状的发绺四下
披散，戴一顶向上撅着的、宛如中世纪的尖顶帽的宽边细毡帽，腰弯背曲，两肩和双足都向里拧着”。马克斯断言，每当我“在巴黎其他各区出现，就引起行人的骚动。只有古代雅典街道上的昔尼克派哲学家和亚历山大街道上的基督教苦行僧才能引起这种情绪”。
“洛东达”的常客在它那个圈子之外是默默无闻的。但毕加索却已经有了名气，报上有时候刊载关于他的文章；有人对利比昂说，“俄国的苏堪公爵”(休金)正在收购帕勃洛的绘画，他十分尊敬地向他问好：“日安，毕加索先生!”
帕勃洛住在蒙马特，后迁居蒙帕纳斯，在离“洛东达”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工作室。我从未见他醉过酒。他看上去像一个年轻小伙子；爱恶作剧。有一次他和迪埃戈同来，说他们在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窗下演奏了一支小夜曲：《Mère de Guillaume Apollinaire》。译为俄文意为《阿波利奈尔的母亲》，但用法语说起来却并不十分悦耳。
两位法国诗人字体 [大 中 小] 我不知道，何以在那个时期我结交的画家多于诗人。也许是因为绘画语言具有国际性，但也许只是因为画家们在“洛东达”咖啡馆里呆的时间长些。
1914年初，一位画家把我叫到“洛东达”黑暗角落里的一张小桌前：“我把阿波利奈尔介绍给你。”当时我迷上了这位诗人，试图翻译他的若干诗作。一首诗的开头是：
秋天的山谷郁郁葱葱，然而有毒，
乳牛在山谷里缓缓行走，
吸吮着黑色的、黏滞的毒汁。
那淡紫色山谷里的番红花，
使你的眼神像番红花那样茂盛淡紫，
从你的眼里也溢出同样可怕的毒汁，
缓缓淌进我的生命……
不难料到，我有多么激动。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并未注意谈话，只顾瞧着阿波利奈尔，想必都瞧得入神了，他只得笑着说：“我又不是漂亮姑娘，而是个中年男子。”他并不像“洛东达”那些老主顾，衣着和举止都毫不奇特，说话响亮，笑容可掬，虽说他本是在罗马出生的波兰人威利盖姆·科斯特罗维茨基，却宛如一个好心的佛来米人(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他热情洋溢，日后我也许仅仅在捷克诗人奈兹瓦尔身上看到过这样的热情。
我在“洛东达”里见过他几次。他爱开玩笑，有一次建议我们写一出关于蛇、苹果和毕加索的神秘剧。帕勃洛是个迷信的西班牙人，听到“蛇”这个词就感到不安，便在桌子底下做了几个奇异的手势以祛邪避灾。
我认为阿波利奈尔的诗过分和谐，便把他列入古典派，并向迪埃戈·里维拉抱怨道：“阿波利奈尔——这是雨果、普希金。他写道：‘迷人的潘(希腊神话中阿耳卡狄亚的森林和丛林之神)、爱情和耶稣都死了。猫儿忧郁地在咪咪叫。我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迪埃戈答道：“这是因为阿波利奈尔是法国人，也就是说，他虽是波兰人，但用法文写作……”(我不止一次下决心不用法文写一行诗，而且的确不曾写过。)可我对待阿波利奈尔的诗是不公道的：他不仅是一位大诗人，也是一位新时代的人，只不过稍稍沾上了一些古代欧洲道路上的银灰而已。
战争初期他自愿走上前线；起初他颂扬战争，后来看到战地生活的可怖便把它写了下来。1916年春，一枚炮弹在掩体旁爆炸，一个弹片击穿了头盔，阿波利奈尔头部受了重伤。剧烈的头疼和左半身瘫痪，要求作颅骨环锯术。阿波利奈尔的健康遭到损害，到1918年11月，在战争结束前两天，他死于“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一种危险的流行性感冒。
当我开始写回忆录的时候，有人从图书馆给我送来一捆有关20世纪第一个25年的诗人们的书，其中有一本诗人马克斯·雅科布的书信集。1915年他在给炮兵旅准尉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的一封信中写道：“相当著名的俄国诗人伊利亚·爱伦堡在我们这儿；他向我翻译了自己的诗作。他认为自己是雅姆的学生，但他更像你或海涅。他的诗里有一种类似最后审判的气氛：人们去找坐在咖啡馆里的一个老头，‘莫非您不知道，最后审判来临啦?该走啦!’但老头答道：‘出什么事啦?最后审判?我不能去——等我回家吃晚饭哩……’他的诗并非全都如此出色，不过但愿像此人这样有才能的诗人能多一些……”当时马克斯·雅科布觉得我是有才能的，但这是一种否定的才能，我自己却常常想到自己的短处。
马克斯·雅科布曾说，他想把我的一些诗译成法语。我们俩曾在他家一起工作；他住在蒙马特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去“洛东达”时照旧穿得非常考究，可回到家里就脱下出门穿的服装，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箱子，再穿上一件又脏又破的上衣。
(1917年末，我在莫斯科收到马克斯·雅科布一封信；他告诉我，有人在“秋季沙龙”的当代诗歌晚会上朗诵了我的诗作的译文。我没有回信——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马克斯·雅科布有一些使他近似另一个马克斯——沃洛申的特点：二人除了写诗之外还兼作画，二人都非常喜欢游戏、胡闹、愚弄别人。当马
克斯·雅科布被汽车撞伤，急救车把他送进医院的时候，他恳求大夫们通知他的女儿，虽说他根本就没有女儿。他信奉天主教：他常要别人相信，基督和玛利亚向他显过灵。我不知道，什么是出于信仰，什么是出于游戏。他曾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圣母向他显灵时曾(用暗语)对他说：“马克斯，你不要脸……”毕加索是他的教父。
真正使马克斯·雅科布着迷的是艺术；他写过一些柔情脉脉并含讥笑意味的诗，时而揭露沾沾自喜的资产者，时而天真地忏悔，他预见到了物理学、天文学的腾飞，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和敏感，这种敏感使他预见到许多事情；他曾描写几位部长和几个唯美派正就纯艺术、就法兰西的伟大在作空泛的谈话，而他们的上空则是被闪电划破的锡色的苍穹。
他在卢瓦尔省的天主教修道院里住了多年；他在那里碰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马克斯就不得不戴上一枚黄星——他是犹太人。他给友人们写了些令人伤感的信：他知道他面临着什么。一天，抵抗运动参加者保罗·艾吕雅前去找他：他想告诉雅科布，年轻的法国诗歌要感谢他的是什么。
1945年1月，巴黎广播电台广播，德国人杀害了马克斯·雅科布。后来我获悉了他的死的详情。1944年初，德国人把马克斯送往德朗西的羁押点。那里的犹太人又被送往奥斯威辛(雅科布的亲人全都死在那里)。马克斯当时68岁；他是因病在德朗西去世的；死里逃生的人们说，他临终时还竭力鼓舞并安慰别人，真是死而无愧啊。
画家莫迪利亚尼的悲剧（1）字体 [大 中 小] 每当我和莫迪利亚尼谈天的时候，他几乎总要向我朗读《神曲》中的几行三韵句诗：但丁是他喜爱的诗人。在《前夜集》中有一首注明1915年4月所作的诗：
你生在低矮的阶梯上，
莫迪利亚尼，
你的喊叫是海燕的呼唤……
一盏略低的油灯射出油腻的光线，
热气腾腾的头发泛出一片幽蓝!
突然我听见可怕的但丁——
在呜呜声中，忧郁的词句四向迸溅……
但丁不仅是可怕的；我记得《炼狱篇》中的几行诗：诗人同他的旅伴登上了一座山，坐下来静静地回顾走过的旅程。我现在也想同活着的莫迪利亚尼(他的朋友们都叫他莫迪)在一起坐一会儿。他曾被人当作一部风靡一时的影片的主人公，有几部庸俗的长篇小说也对他作了描写。难道影片的导演能安安静静地在小小的石头台阶上坐一会儿，并考察他十分陌生的一条道路上杂乱的足迹吗?……
一个传说就这样产生了：一个饥饿的、放荡的、整天醉醺醺的画家，一个名士派的末裔，他总是在两次酗酒之间短短的几小时内画一些独特的肖像画，他死于贫困，而死后却成了名人。
这一切既真实，又不真实。说真实，是因为莫迪利亚尼的确常常挨饿、喝酒、吃印度大麻酚的仔儿；但这并非出于对放荡生活或“艺术的天堂”的热爱。他丝毫也不想挨饿，他的胃口总是很好，他也不是故意自讨苦吃。也许他比别人更是专为幸福而生的。他迷恋甜蜜的意大利语、托斯卡纳旖旎的景色及其古代大师们的艺术。他并非是从大麻酚开始……当然，他可以绘制一些能使批评家和订购者皆大欢喜的肖像画；那他就能得到金钱，得到一所优越的工作室，得到人们的赞誉。但莫迪利亚尼既不会撒谎，又不会随波逐流；凡是见过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十分直率和高傲的人。
我在艰苦的日子里见过他，在有一线希望的日子里也见过他；我见到过泰然自若、文质彬彬的他，脸剃得光光的，面色苍白而微微有点粗野，眼睛温柔多情；我也见到过狂乱的、黑色刚毛满脸丛生的他——这个莫迪利亚尼尖声喊叫，像一只鸟；也许像一只信天翁；我在诗里提到海燕并非有所借喻。
(莫迪利亚尼很喜欢波德莱尔的一首关于一只被水手们取笑的信天翁的诗——《一位长了翅膀的旅客被困在地上……》。)
我曾说过，他是一位美男子；女人们总是盯着他瞧；在我看来，他的美永远是意大利式的。但是他是一个谢法德——人们这样称呼那些被逐出西班牙后迁往普罗旺斯、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犹太人后裔。
有一次我和莫迪利亚尼一同来到巴士德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他面向大街进行创作，神色安详。在旁边的一张小桌上，有几位可敬的人物在打牌。我在抄莫迪向我推荐的几首诗，什么也没听见。突然莫迪利亚尼跳了起来叫道：“住嘴!我是犹太人，我可以同你谈谈。懂吗?……”玩牌的人都不响了。莫迪利亚尼付了咖啡钱后又大声说：“真倒霉，咱们怎么钻到这个只有猪猡才光顾的咖啡馆来了……”我们出来以后，我问他邻座的人到底说了些什么。莫迪答道：“他们说拿一把刷子涂来涂去是最丢人的事，还得打他们300年的耳光……”
他曾告诉我，他的祖父是罗马人，为了想种柳树而买了一小块地；但根据法律是禁止犹太人占有土地的；祖父大发雷霆，便搬到里窝那去了，有许多犹太人家族自古就定居在那里。莫迪曾向我朗读16世纪犹太诗人伊曼努伊尔·里姆斯基的意大利十四行诗——它们是一些讥刺的、悲痛的、同时又充满了对生活的讴歌的诗。莫迪利亚尼告诉我罗马人从前怎样庆祝狂欢节：犹太人协会必须提供一名充当走马的犹太人，这人浑身赤裸，在欢腾的人群与主教、使节和太太们的哄笑中，以比大步前进的马快上三倍的速度跑遍全城。(我当时曾写过一首有关此事的长诗。)
我是在1912年认识莫迪利亚尼的；当时他已是一位老巴黎了。在我们相识之后不久，他为我画了一幅肖像；大家都说画得很像。此后他便常常为我画像；我曾有一夹子他作的画。(1917年夏，我随一群政治侨民一同回俄国去。经过英国的时候，当局宣布禁止携带任何手稿、绘画、图片、甚至书籍出口。我把我当时所有最珍贵的东西挑了出来——一幅毕加索的静物画，巴拉丁斯基的一部题有他的签名的《埃达》，莫迪利亚尼的画——然后把皮箱暂存在临时政府的大使馆里。这个政府的确是临时的，而那口皮箱也就永远不知下落了。)
1911年在巴黎莫迪利亚尼为安娜·阿赫马托娃画的肖像。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马托娃现在所
住的房间(在列宁格勒一所古老的住宅里)，是一个狭小、森严、未加装饰的房间；仅仅在一面墙上挂着一帧年轻的阿赫马托娃的肖像——那是莫迪利亚尼的作品。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告诉我，她怎样在巴黎结识了一位非常谦逊的意大利青年，这个青年恳求为她画一幅肖像。这是1911年的事。那时，阿赫马托娃还不是阿赫马托娃，而莫迪利亚尼也还不是莫迪利亚尼。但是这幅画(虽然其手法同莫迪利亚尼后来的作品有所不同)线条的准确、熟练和艺术的感染力却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影片和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是处于绝望和疯狂状态中的莫迪利亚尼。但莫迪利亚尼并不是一个只会在“洛东达”喝酒，只会在被咖啡溅污的纸上画画的人，他在画架前打发了不少岁月，用油彩画裸体画和肖像画。
画家莫迪利亚尼的悲剧（2）字体 [大 中 小] 他读书之多总是令我惊异不止。我似乎还没有见到过第二个像他这样喜爱诗歌的画家。无论但丁、维永、莱奥帕尔迪、波德莱尔还是兰波，他都要背诵。他的油画不是偶然的幻想——这是为画家所洞悉的一个由天真和智慧的特殊结合所构成的世界。当我说“天真”这个词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幼稚、天生的平庸或故作粗俗；我把天真理解为一种新颖的感受能力，一种直感，一种内在的纯洁。他所作的肖像画全都和模特儿惟妙惟肖——我是就我所认识的人作此判断的——如兹博罗夫斯基、毕加索、迪埃戈·里维拉、马克斯·雅科布、英国女作家比阿特丽斯·赫斯金格斯、苏京、诗人弗朗斯·埃伦斯、季列夫斯基，最后还有莫迪的妻子然娜。他从不迷恋背景或任何外在之物；他的油画展示了一个人的天性。例如，迪埃戈·里维拉肥胖笨重得几乎有些古怪；苏京经常保持一种悲戚的困惑表情，一种固定不变的厌世的苦闷。但奇怪的是，莫迪利亚尼的形形色色的模特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把他们统一起来的不是老一套的手法，不是外在的表现方法，而是画家的处世态度。兹博罗夫斯基和他的那副宛如一头驯顺的毛发蓬松的牧羊犬的尊容，茫然若失的苏京，穿着衬衫的温柔的然娜，一个小姑娘，一个老头子，一个女模特儿，某位大胡子先生——所有这些人
都像被人欺负的孩子，虽然有些孩子长着满脸胡髭或一头苍苍白发。我想，莫迪利亚尼所想象的生活可能是由十分凶恶的成年人所布置的一座巨大的儿童花园。
当然，传说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何以莫迪利亚尼的生平能使编剧的人着迷了。不久以前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说莫迪利亚尼作的一幅小小的肖像画在美国的一次拍卖中以十万美元售出。莫迪利亚尼一辈子所花的钱也不足这笔巨款的四分之一。我曾多次目睹，罗扎利老婆子，第一村路上一家微不足道的意大利小饭店的老板娘，是怎样用一小块肉或一份通心粉就从莫迪利亚尼手中换到了一幅画；她不愿要，但他坚持要给——他又不是要饭的；于是罗扎利便瞧瞧那些涂满了细细的、支离破碎的线条的小纸片，悲哀地叹口气道：“我的上帝……”还有一点也是实情，那就是一些博识多闻的绘画鉴赏家也不理解他的作品。对于喜欢印象派的人们说来，莫迪利亚尼对光线的冷淡、构图的清晰、对模特儿的任意改变，都是不能接受的。大家都在谈论立体派；有一些被破坏的观念所控制的艺术家，同时又是工程师、建筑师和设计师。对于立体派油画的爱好者说来，莫迪利亚尼是一个旧时代的残余。
传记作家指出，1914是莫迪利亚尼得意之年：他找到了一下子就理解并爱上了他的作品的画商兹博罗夫
斯基。但兹博罗夫斯基自己却是一个倒霉鬼：这位年轻的波兰诗人来到巴黎，希望作一次前往神话般的基西拉岛的航行，却在“洛东达”里面对着一杯咖啡一筹莫展。他身无分文，和妻子同住在一所小住宅里，莫迪利亚尼常在那里工作。而兹博罗夫斯基却把他的油画夹在腋下，从早到晚在巴黎城里四处奔走，妄想用一个意大利画家的作品去引诱真正的画商。
说它真实，最后还在于莫迪利亚尼有时确被不安、惊恐、愤怒所支配。我记得在一间堆满废物的工作室里的一个夜晚；屋里的人很多——有迪埃戈·里维拉，有沃洛申，还有几个女模特儿。莫迪利亚尼非常激动。他的女友比阿特丽斯·赫斯金格斯用很重的英国口音说：“莫迪利亚尼，您别忘了您是一位绅士，您的母亲是一位上流社会的太太……”这些话在莫迪身上就像符咒一样灵验；他一言不发地坐了很久；后来忍不住了，便动手毁坏墙壁，剥去灰泥，想把砖头抽出来。他的手指血淋淋的，眼神是那么绝望，我受不了，便走到堆满雕刻品的碎屑、打碎的碗碟和空箱子的肮脏的院子里去。
在战争时期，他晚间常到画家们进晚餐的一家饭馆去；他坐在室内楼梯的梯阶上；有时朗诵但丁的诗，有时谈大屠杀，谈文明的毁灭，谈诗，除了绘画以外，无所不谈。他一度迷上了16世纪的法国医学家诺斯特拉达穆斯的预言。他要我相信，诺斯特拉达穆斯准确地预测到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兴亡、教皇国的完结、意大利的统一；他还援引那些尚未应验的预言：“在意大利建立一个共和国——这无关紧要……比较重要的是——人们被流放到岛上去，一位暴君将要执政，一切没有学会沉默的人都要被关进监狱，人们将开始遭到屠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本破烂不堪的小册子，开始叫喊起来：“诺斯特拉达穆斯预见到了空军的诞生。所有胆敢不按时微笑或啼哭的人，很快就要被送到极地去——一部分送到北极，另一部分送到南极……”
关于俄国革命的第一批消息传来后，莫迪向我奔来，拥抱我，并兴奋地尖叫起来(有时候我简直不懂他在说些什么)。
年轻的姑娘然娜开始常到“洛东达”来，她很像一个小学生；她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头浅色的头发，她怯生生地打量着画家们。听说她正在学画。我在回俄国之前不久，曾在沃瑞拉尔大街看见莫迪利亚尼和然娜一起散步。他们挽手而行，面带笑容。我想：莫迪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1921年5月，我又来到巴黎。人们迫不及待地把一切新闻都告诉我。“怎么，你不知道莫迪利亚尼已经死了吗?……”对“洛东达”的朋友们的情况我毫无所知。莫迪总是咳嗽、受冻；肺病由此引起；肺都烂完了。他于1920年初死在医院里；然娜没有去坟地；当朋友们在葬仪结束后回到“洛东达”时，才知道一小时以前然娜跳楼自杀了。莫迪留下一个小女儿——她也叫然娜。
一切就是如此。莫迪利亚尼是朋友们集资安葬的。一年后他的作品的展览会在巴黎揭幕。人们著书谈论他；他的绘画成了人们发财的工具。不过这种事是那么平淡无奇，简直不值得多说……
在全世界形形色色的博物馆里——在纽约或斯德哥尔摩，在巴黎或伦敦——我都见到过莫迪利亚尼的作品。他有时也画裸体画，但他的大部分作品是肖像画。他创造了许多人物，他们的忧伤、麻木，他们那备受迫害的柔弱和在劫难逃的噩运，使博物馆的观众为之震惊。
也许某一位现实主义的拥护者会说，莫迪利亚尼轻视自然，他的肖像画上的女人，不是脖子太长就是手臂太长。似乎一幅画就是一册解剖学图表!难道思想、感情和激情不能使比例改变么?莫迪利亚尼不是一个冷眼旁观者；他不是从一旁去观察人们，他是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这是那些怀着爱情、痛苦和忧伤的人的肖像；同时画上的日期也不只是一个画家的路标，而且也是一个时代的路标：1910年至1920年。如果说莫迪利亚尼不知道脖子上的颈椎骨有多少，那是十分可笑的——他在里窝那、佛罗伦萨、威尼斯的美术学校学这些学了许多年。他还懂得一些别的事：例如，在像1914年这样的一年内包含了多少年。如果连貌似永恒的关于人的价值的概念都会发生变化，那么一个画家又怎会看不到自己的模特儿那业已发生变化的面孔呢?
莫迪利亚尼的画将告诉子孙后代许多事情。我现在看见，我那遥远的青年时代的朋友就在我的眼前。在他的心中蕴藏着多少对人们的热爱和对他们的担心啊!人们写啊，写啊——写“他喝酒，胡闹，最后死了”……问题不在于此。甚至也不在于他那像古老的寓言一般富有教益的一生遭遇。他的命运同别人的命运是紧紧联在一起的；如果有人想了解莫迪利亚尼的悲剧，那就让他别去回忆印度大麻酚，而去回忆一下窒息性瓦斯，让他去想想茫然若失的、麻木的欧洲，想想这个世纪所经历的曲折蜿蜒的道路，想想莫迪利亚尼的被铁环紧紧扼住的任何一个模特儿的遭遇吧。
战争爆发了（1）字体 [大 中 小] 1914年的夏天对我说来开始得很好。我写了一些模仿痕迹要比早先少一点的诗(后来我把它们收进《前夜集》)。
这是一个异常晴朗、炎热、暴雨稀少的夏季。万物欣欣向荣。我意外地收到从两个编辑部寄来的钱，并决定到荷兰去——因为用不着考虑冬大衣!无论是伦勃朗的绘画，或是关于那里独特的风土人情的描写，还是戴白色包发帽的和蔼可亲的荷兰女人(“旅行社”里挂有她们的照片)，都在引诱着我。
(现在我想象当时的情况不禁感到惊奇，不填调查表，不用一连几个星期地苦等当局是否准许入境，竟可以到另一个国家去；而“签证”这个字眼我是在战争期间才第一次听见的；早先连护照也不检查——列车驶抵国境时，只有海关职员到车厢里来。)
荷兰是一个宁静的景色如画的国家。女人的包发帽果真都是白的；果真有许多风车的巨翼在旋转；庄稼汉慢条斯理地吸着长长的陶制烟斗；精心照料的乳牛忧郁地嚼着柔嫩的青草，每顿早餐都备有干酪。总而言之，我在巴黎弄到的那本旅行指南没有骗我。
博物馆触目皆是，一天早晨，我多吃了一些夹干酪的面包片，以便不用再吃午饭，然后就动身到一座博物馆去。荷兰的绘画通常被认为是特别现实主义的，据说它们多从日常生活中挑选素材。图画的题材似乎证实了这种见解：肖像画，风俗画的场景，描绘平坦的土地、水和天三者在这个国家里的必然结合的风景画以及静物画。
但是在意大利，博物馆是和它所在的街道分不开的，在那里，艺术已和周围的生活融为一体。而在荷兰，往日的艺术和现实之间的不协调却使我惊异。农民都是道地的实干家；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像一所国立专科学校，平日大家都阅读交易所公报，礼拜天又都去做祷告；海牙附近的海滨浴场挤满了肥胖的太太。博物馆的大厦就矗立在所有这一切之中，伦勃朗的油画挂在那里，一如挂在罗浮宫和埃尔米塔日博物馆里。
我自问这种不协调的原因何在。看来，荷兰的画家们早在三个世纪以前即生活在远比意大利的画家与世隔绝的状态中；为了履行订货合同，为了给所有的人描绘浅易的风俗画，他们便乞灵于绘画技巧。在1914年，“形式主义”一词只适用于“套中人”；但是，按照现在的说法，我却要说，老一辈的荷兰人依我看来就是形式主义者。我钦佩他们，但在离开博物馆的时候，我想的却是自己的事。
所有这一切都与伦勃朗无关：我离不开他，他的不安感染了我。看来他并不和人们隔绝；他的热情使同时代的人感到不安，有时也会把他们惹恼。其他一些17世纪的画家未必喜欢巨商和主教；但是财运亨通的硕腹巨贾却很喜欢画家们的油画，高价收购绘画，用它们来点缀家宅。现在无论是街道、旅馆还是雪茄烟的商标，都竞以伦勃朗的名字命名。而在他生前却并非如此——画家的财产曾被查封，被拍卖，曾有好些年没有一个人用小槌去敲他家的大门。
我沿着运河，在整齐的房舍旁边徘徊，思索着画家的命运，毫不注意来往行人。也许这是由于荷兰的气候所致?不久以前，我读了笛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给盖兹·德·巴尔扎克的信。笛卡儿描述了他在荷兰如何打发时光(他在这个国家住了20年)：“我每天都在人丛中徘徊，我所感到的那种自由和享受到的那种休息，和您漫步在您的林荫道上的时候所感到和享受到的一样，而我所遇到的人们对于我也正像您在您的树林里见到的树木一样……”我之所以想到笛卡儿，是因为当时我刚开始读他的作品，思索着怀疑的本质：“我思，故我在。”
这是酷热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走着，连行人的面孔也不看一眼；突然发生了一件使我不知所措的事；所有的人都在激动地读着报纸，嗓门比平时要高，在张贴最新消息的烟草铺旁边，聚集了许多人。出了什么事啦?我想知道报上的消息；到处都在反复地说一个字“oorlog”——它既不像德语，又不像法语。起初我决定回旅馆去读笛卡儿，但是我已被一种不安的感觉所支配。我买了一份法文报纸，一看便愣住了；我久未看报，不知世界大事。《晨报》报道，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了，法国和俄国准备在今天宣布全国总动员。英国保持沉默。我感到万物都在崩溃——白色的舒适的小房子，风车，交易所……
我想兑换一些俄国货币——我有20个卢布；但银行的职员回答我说，从昨天开始只兑换金币了。住旅馆的钱不够用了，我把行李留在那里便向车站跑去。
8月2日的夜里，我抵达最后的一个比利时车站——前面是法国，列车不再前进了。比利时人说，他们的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恪守中立(德国人翌日侵入了比利时)。只得徒步越过边境。天亮了。我们在金黄色的沉甸甸的麦穗间走着，后来进入一片绿色的草原；云雀在歌唱。我的旅伴们都沉默不语。在空荡荡的道路上走过了牛群，乳牛颈上系的小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着。最后，远处出现了一个人——这是一名法国哨兵；他不知何故向空中开了一枪，在乡间清晨的宁静中响起的这一枪把我吓了一跳：我恍然大悟，我的一生已裂成了两半。几个士兵不合调地唱着《马赛曲》。迎面走来一群德国的男男女女，带着孩子和沉重的包袱——他们是偷偷溜回德国去的。哨兵有点含糊其辞地——既不是责难，又不是表示冷淡——对我说：“这就是战争!……”
我向身后投去最后的一瞥——看看那一条泛白的空荡荡的路，那一群牛，那个比利时的小村落。我不知道，村子在几天之后将被焚毁，德国的师团将通过这条道路向南方开去，我不知道，这场战争竟会拖得这么长久(大家都说“一个月，或两个月”)，但是我却已有一种天翻地覆之感了。现在我才知道：正如钟声意味着新的一年的开始，埃尔克林附近的一名哨兵漫无目标的一枪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纪的开始。
战争爆发了（2）字体 [大 中 小] 我永远记得这个夏日。人们常常谈到初恋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意义。但这却是第一场真正的战争——无论对于我还是我周围的人们，都是如此。44年——这不是一个短时期；普法战争的参加者当时不是死了，就是老了；年轻人对他们讲的故事付之一笑。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见识过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酝酿了很久，人们对它的难以避免已有了精神准备；法国人在慕尼黑协定的前夜曾看到一次总演习：送别后备队，灯火管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爆发得很突然——脚下的大地在战栗。过了许多星期，我才回想起《巴黎回声报》曾呼吁归还阿尔萨斯和洛林，回想起当我还在俄国的时候，就曾在许多次集会上痛斥法国和沙皇的联盟——“沙皇预支了炮灰”，回想起一个面包铺的老板曾多次对我说：“我们需要一场漂亮的、真正的战争，那时一切就会井然有序了。”而当我经过德国的时候，我看到了傲慢的德国军官。一切都早有准备，只不过是在一旁准备的，而爆发得却很突然。
一群法国殖民地部队中的士兵把我叫到他们那节加温车里去。(首先我看见一些车厢上写着这样的字：在俄国——“40人，8匹马”，在法国——“36人”，我从来没有去想这指的是什么样的“人”。)车厢里又挤又热。列车走得很慢，常常在会让站停下，等候迎面开来的军用列车。妇女们在车站上送别被征入伍的士兵；许多人在啼哭。有人往车厢里给我们塞进来一些装着一公升红葡萄酒的酒瓶。士兵们抱着瓶子喝，也让我喝。一切都在旋转、打圈圈。士兵们气概轩昂。许多节车厢上都用粉笔写着：“柏林观光团”。
左：法国士兵，爱伦堡1912年的水彩画。
右：1914年在俄罗斯等待火车的伤兵。
法国士兵都穿着可笑的旧军装：蓝制服，鲜红的军裤。战争在人们看来仍像从前战争画画家所描绘的那样：前足高举的战马，山冈上的旗手，一位将军挥动着一只戴白手套的手。人们叙述着大量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滑稽。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周产生的流言飞语之多，真是前所未有；当时我不理解这一点，对什么都深信不疑。有的说，法国人占领了梅斯，杀死了1000名德国人，俄国的哥萨克正向柏林疾驰；另一些人断言，似乎德国人侵入了法国，逼近南锡，英国宣布中立，一艘法国巡洋舰被击沉了；沙皇在最后关头同威廉达成了协议。谁都一无所知。法国殖民地部队中的士兵高声谈笑、唱歌，他们有时心慈面善，有时又惹是生非。
巴黎北站像一个屯宿地。人们在月台上吃东西、睡觉、啼哭。
我去找俄国朋友。所有的人都在叫嚷，谁也不听谁的。有一个人反复地说：“法兰西——这是自由，我要为自由而战斗……”另一个沮丧地嘟囔着说：“问题不在沙皇，而在俄国……如果允许——我就去，如果不允许——我就在这里参加志愿军……”
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事是难以描述的。看来，所有的人都张皇失措。商店关了门。人们在马路上边走边叫：“打到柏林去!打到柏林去!”他们并不是一群小伙子，也不是一帮民族主义者，都不是，而是所有的人——老太婆，大学生，工人，有产者，他们举着旗帜和花束，声嘶力竭地高唱着《马赛曲》。巴黎全城的居民都走出了家门，在街上乱转；有的送行，有的话别，有的尖叫，有的高喊。仿佛人类的大河冲破了堤岸，淹没了世界。当我晚上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以后，同样的叫声仍不停地从窗口传来：“打到柏林去!打到柏林去!”
我手不释卷地守着一堆报纸；我什么消息都看，尽管所有的报道都是千篇一律的：政治色彩消失了。饶勒斯被暗杀了，但他的同志们却写道，必须为反对德国军国主义而战。儒勒·盖得号召战至最后胜利。《社会战争报》号召士兵不从将令，它写道：“这是正义的战争，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这家报纸的老板艾尔维因此出了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投票拥护军事拨款。贝特曼-霍尔韦格(1856—1921，当时任德意志首相兼普鲁士首相)把比利时恪守中立的协议称作“一张废纸”。比利时国王号召保卫祖国；他有一张和蔼可亲的脸，于是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他的照片。列日市英勇御敌。安纳托尔·法朗士要求上前线——他已70高龄；当然，他留在后方了，但给了他一件士兵的军大衣。托马斯·曼颂扬德军的战绩，他回忆腓特烈大帝：“这是一场全德国的战争。”报纸报道，彼得堡群情激昂。一群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号召侨民报名参加法军当志愿兵：“我们要重现加里波第的雄姿……如果威廉倒台，我们所憎恶的专制制度便将在俄国崩溃……”
我翻阅着《祖国报》，急不可耐地寻找答复。但周围一片喊声、哭声、歌唱声：“前进，祖国的儿子们!……”
我住在蒙帕纳斯林荫道上一所名叫“尼斯”的便宜的小旅馆里。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旅馆老板娶了一个温柔的阿尔萨斯女人；她几乎还是个小姑娘。他在婚后第四天或第五天就被征入伍。他把老房客都找了来(都是俄国侨民)：拉宾斯基、尤·奥·马尔托夫和我——恳求我们帮助他年轻的妻子，如果有人因为她过去曾是德国臣民而侮辱她(尤其使他不安的是他的一个小舅子前来探望他的妻子，他是一个15岁左右的孩子，不懂法语，当时困在巴黎)；老板吩咐，在战争结束以前不收我们的房钱。
我遇见画家莱热，他说他已被征入伍，派到一个工兵团里，明天就动身。我无心地问了他一句，画展的情况如何。他笑了一下，摆了摆手。
我的朋友吉洪·伊万诺维奇·索罗金给我带来了最新的消息：明天在荣军院开始登记外国志愿兵。他天一亮就要去。
坐在那里目送朋友们一个个走掉，是最令人难过的了。我对吉洪说：“我也要去…”他向我谈了很久这场战争对俄国的意义。谈的话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在临走时说了一句：“老弟，你简直是疯了……”
我不会思想，因此，如果笛卡儿的话是对的，我就已经不存在了。
应征入伍遭拒绝（1）字体 [大 中 小] 荣军院前面的大广场上挤满了人；一队队的意大利人、波兰人、希腊人、西班牙人、罗马尼亚人举着旗帜和标语牌；还有许多俄国人——有的拿着三色旗，有的拿着红旗。第一支军队组成了；如果思索一下志愿兵的命运，可以说，这是一支送死队；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唱着歌，激昂慷慨地高呼：“打到柏林去!”那几天炎热异常；人们喝着柠檬水，擦擦汗涔涔的脸，重又唱了起来。
我站在报名者行列的末尾，直到傍晚时分才走到一张桌子跟前，桌旁坐着一位大胡子陆军少校。这位军医阴森森地瞧了我一眼，用听筒听了听我的心脏，便叫道：“下一个!”我以为我马上就可以领到一条红色军裤了，但一位中士却骂了我一句：“你怎么啦……不懂法语吗?”原来我已被当成废品了。我不知道军医在我身上到底发现了什么缺陷；可能我在他看来是过于虚弱了——一连三四年用诗歌代替牛肉，那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我确信，如果我迟几个月去检查，一定会被认为完全合格：任何商品，包括炮灰在内，一旦供不应求，人们就不再对它吹毛求疵了。
我在人丛中看到许多熟人——有在郭伯廉图书馆碰到过的俄国侨民，也有“洛东达”的老主顾。当时我还不认识维·格·芬克，而他当时准是和我站在同一个队里。
戎装的基斯林晚上到“洛东达”来了。利比昂拥抱了他，并用香槟酒款待大家；我们为胜利干了杯。
吉洪告诉我，他被调往布卢瓦——志愿兵将在那里受训。我很羡慕他：在这样的日子里袖手旁观是再糟不过的事了。我们送别志愿兵，唱着《马赛曲》，“英勇前进，同志们”，还唱一些伤感的小调。
当时无论是在车站、街道还是在咖啡馆，到处一片歌声。战争显然有自己的规律：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大家都唱歌、喝酒、啼哭、诅咒，还有搜捕间谍。由于我的姓氏，我曾被警察局数次传讯；每一次都得设法证明，虽然我的确是爱伦堡，但绝不是德国人。流传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有的说，有一名穿了一件女人连衣裙的德国暗探在把一份秘密计划带出国境时被抓住了；有的说在爱丽舍宫里发现了一名携带照相机的间谍。触目皆是这样的标语：“别乱说!要当心!敌人的耳朵在偷听。”
乳白色的“海市蜃楼”已经幻灭。卡洛尔伯爵被捕了，虽然他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许多人染上了疟疾。人人渴望胜利，并互相保证说，再过几天就能拿下斯特拉斯堡。
城里突然传播开一个不祥的谣言：打败仗了，军队正在溃退，德国人正向巴黎挺进。
傍晚飞来了一架德国飞机——与其说是来进行轰炸，不如说是来吓人的。德国人把它叫做“Taube”——“鸽子”；这个名称比什么都使我感到奇怪——须知和平鸽并不是毕加索想出来的，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故事，它谈到大洪水，谈到一只小方舟，还谈到有一只鸽子衔着一枚橄榄枝带给陷入绝境的人们。巴黎人愉快地欢呼：“‘托布’在飞呢!”他们跑到街上，贪婪地仰望着天空——一切都很新鲜……
富人们的住宅区正在作逃难的准备；一口口大箱子从屋子里抬了出来；女仆们和听差们匆匆忙忙地说：“去尼斯……”“去图卢兹……”“去波……”后来百叶窗关上了，又重归寂静。政府搬往波尔多去了。
“他们漂漂亮亮地把咱们出卖了!”——到处都能听见这句话。有的骂彭加勒，有的骂盖奥，有的骂将军们。战报宛如一首“尚待诠释的古诗”——只有获得了学位的人才能把它们译解出来；但是在战报之外，还有许多情报来源——运回来了伤员，出现了第一批逃兵；他们都说德国人的大炮比咱们多许多，人们张皇失措，阵容大乱。喜欢研究战略的人说，总参谋部干了蠢事——不知为什么把部队全都调往阿尔萨斯，于是左翼就空虚了………
一个暮夏之夜，炎热而漆黑。我站在“丁香田庄”附近。所有的人都拥到街上来了：士兵们在行进——从南方开往北方，从奥尔良港开往东站。妇女们拥抱他们，哭着，喊着：“上帝保佑!……”刺刀上插着大丽花、翠菊。歌声，眼泪，小小的纸灯笼。我站了一整夜，一整夜都有士兵从我身边走过。不，人们不该惊慌不安，法国人还有许多后备队!……但他们为什么撤退呢?一切都不可理解——无论是战报，歌声，还是眼泪……
出租汽车不见了——加利耶尼将军把它们征集去，用以往马恩增派援兵；这也是一桩新奇的事儿——当时还没有一个人想到摩托化步兵。技术装备虽然不多，但并非空想：一切都被描绘得那么宏伟、神秘。
一天早晨，女房东的弟弟爱米尔来收拾房间。他虽然是阿尔萨斯人，但并不掩饰自己对法国皇帝的爱。他恨俄国人；他对我说，我什么也不会做，所有的俄国人都是如此，俄国的秩序需要整顿。我笑他年幼无知(他还不满15岁)。这次他差一点举起擦地板的刷子打我，并且幸灾乐祸地说：“德国人已到了莫城!他们明天就要进巴黎了……”我虽然不信他的话，但还是跑出去买了一份报；战报和往常一样暧昧不明，我到“洛东达”去了。利比昂阴沉地坐着，甚至没向我问好。一个熟识的波兰人跑了进来，气喘吁吁地低声说：“他们到了莫城……”
我还记得莫城，我曾同卡佳到那里去过一次，它距巴黎30公里……真见鬼，为什么军医要在我的心脏上挑剔呢?我既能走又能跑。
往后才知道：反攻开始了；诗人夏尔·贝玑在马恩河战役中阵亡；德国人退却了，筑起了防御工事。(后来我见到一个题有“陆军中尉夏尔·贝玑”字样的木十字架，旁边有一个小木桩，上面写着“34”——距巴黎34公里。)
应征入伍遭拒绝（2）字体 [大 中 小] 巴黎圣母院常举行隆重的祈祷式。祈祷者呼喊道：“上帝万岁!霞飞万岁!”但在当时有谁会为此发笑呢?也许只有教堂屋顶上那些怪物的雕像，但它们都是石制的，因而只能像它们所应份地那样坐在那里沉思默想。
德国人退得并不远；报纸为打消危险的乐观情绪写道：“要记住，德国人还在努瓦荣。”努瓦荣距巴黎90公里。“德国人在努瓦荣”已成了谈话时的一句开场白，但它渐渐失去了力量——生活占了上风。
我同先前一样阅读着几十份报纸：也许，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正在思想，因而他就存在着吧?我在寻找作家们的言论。吉卜林、霍普特曼和洛蒂之流的好战言论并不使我惊奇。我嘲笑邓南遮那些要求流血牺牲的矫揉造作的演说。但是连其他的一些人——维尔哈伦、安纳托尔·法朗士、米尔博、威尔斯、托马斯·曼——也都在重复彭加勒或冯·比洛的话。有些报纸开了天窗——被书报检察机关抽去了文章或消息(法国人不知为什么要用一个女人的名字——安娜斯塔霞来称呼书报检察机关)。这些天窗给了我一线希望——还有人知道真情实况，但不能把它说出来。
从那时以来过去了许多年，发生了许多事：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奥斯威辛，广岛；我在1914年秋的惊慌失措也许显得太幼稚了。但是对于一个直到那时尚未闻到火药味的人说来，第一个被杀死的人给予他的震动，比嗣后战场上的恐怖景象给予他的震动要强烈得多。勃洛克在1911年就写道：
对人生的极端厌恶，
对它的疯狂的爱，
对祖国的激情和憎恨……
使静脉膨胀、
冲破一切国界的
地上的黑血，
向我们预示前所未闻的激变，
前所未见的动乱……
我一连几个钟头守在一堆报纸跟前；一切都被谎言、残暴和愚蠢的迷雾蒙蔽起来了。
当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个草稿。形形色色的政府竞相出版文件汇编——“白皮书”，“黄皮书”，“蓝皮书”——企图证明战争不是他们发动的。德国人一面破坏兰斯市大教堂、阿拉斯市政管理局和伊珀尔的中世纪市场，一面却断言他们不能对这种破坏文物的暴行负责。过了四分之一世纪，轰炸机对艺术史都不屑一顾了。德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都被虐待战俘的现象所激怒；然而准也想象不到，在下一次大战期间，法西斯分子竟会心安理得地把一切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全部杀害。德国人在美国的报纸上表示愤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军队强迫波兰的犹太人迁移。希姆莱当时只有14岁，他还在撵狗玩，还没有想到组织奥斯威辛或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1915年4月22日，德国人第一次使用窒息性瓦斯。这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前所未闻的；而这也确系暴行。但是难道当时我们能够想象什么是原子弹吗?……
(不过，德国的沙文主义者当时即已表示，未来将更令人毛骨悚然。1950年，著名的丹麦细菌学家马德逊教授——当时他已80高龄——告诉了我一桩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值得注意的事。马德逊在丹麦红十字会工作，负责检查从德国寄给在俄国的德国战俘的食品包裹。他在一件包裹中发现了用来传染带角牲畜的杆菌。马德逊补充说，他确信德国最高统帅部和这一细菌战的尝试无关——根据他的意见，这个包裹是一种个人行动。)
我记得，《晨报》曾因报道俄国人距柏林只有五昼夜的行程而遭到人们的讪笑；但大家在这同一张报上读到“歌德的天才同窒息性瓦斯是亲戚”的字句时却不以为怪。一位同志从前线带来一份德文报纸，我在报上读到，俄国人都是“佩彻涅格人”(东南欧突厥系的古民族)；俄国的全部文化都是德国人创造的，它的基本居民只能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
有人给了我一本法国男爵夫人米绍写的小册子。她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瑞特-波什”(“瑞特”是对犹太人的蔑称；“波什”是法国人对德国人的蔑称)；用她的话来说，主要的“瑞特-波什”就是法兰西的死敌，诗人海涅。男爵夫人还揭发了罗曼·罗兰和格奥尔·布兰代斯。以后不久，这位前线的战士又给我带来一期慕尼黑的报纸，一位记者在报上证明说，同情法国的亚尔马·布兰廷和布拉斯科·伊巴涅斯都是“半犹太人”(布兰廷,1860—1925，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创始人之一；伊巴涅斯，1867—1928，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
我恍然大悟，尽管笛卡儿说出了一些十分聪明的思想，但是决定亿万人精神生活的却并不是这些思想。在19世纪的思想中长大的我，夸大了哲学家和诗人的作用；那种在我看来与社会血肉相连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件衣服罢了。弗伦奇式军上衣代替了西服上衣，嗜血成性代替了人道主义，自愿拒绝某种思维代替了笛卡儿的怀疑。
我的邻居，波兰的社会主义者帕维尔·柳德维戈维奇·拉宾斯基，有一次到我那里来，托我把意大利报上的一则简讯翻译出来。(意大利当时还保守中立，因而在意大利的报刊上可以找到许多在法国所不知道的事。)简讯中说，法国总参谋部根据洛林各矿主的请求，已禁止炮轰被德国人占领的矿井。帕维尔·柳德维戈维奇说：“他们不怜惜人，却爱护自己的财物……”他向我解释说，这个消息对于反对战争的俄国社会主义报纸《我们的言论》是有用的。后来他就按期给我送这份报；报上文章的调子使我联想起侨民的集会。帕维尔·柳德维戈维奇说，一切都是欺骗，而资本家是不能长期欺骗人民的。我有时同意他的话，有时也同他争论。战争在我看来是可憎的；矿主，彭加勒，向士兵们分赠香囊的敬神的太太们，后方的一切虚伪和怯懦，我都一概憎恶；但我同时也反复吟咏夏尔·贝玑的诗：
在一场大战中阵亡的人们无比幸福，
他们曾为捍卫故土的四隅而战斗………
这个“四隅”不允许我始终同意帕维尔·柳德维戈维奇的意见。我很喜欢他；我们成了知己，常在夜间谈心。有时我在他那里遇见著名的孟什维克尤利·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他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温柔的、极其正直的人。他的脱离现实和书呆子气使我惊讶。第二国际的瓦解使他一蹶不振，他不停地咳嗽，穿一件破大衣，经常挨冻，而且也和拉宾斯基一样，与其说想极力使我，不如说想使自己相信“报应是不可避免的”(他未必猜得到这将是什么样的报应)。我同弗·亚·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谈过几次；他很激动地说：“欺骗，舞弊，丑行，屠杀——这是他们避免不了的!”——于是摘下眼镜；他的一双近视眼非常和蔼可亲。常到《我们的言论》编辑部去的还有德·扎·马努伊尔斯基和所·阿·洛佐夫斯基。
我不了解所发生的事件，也不了解别的人，甚至连自己也不了解。
让-里沙尔·布洛克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纯洁的人之一；我同他结识的时间较迟——在20年代——我在后面还要叙述同他的几次会见；现在我只想援引他的话作证。不久前发表了他和罗曼·罗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通信。让-里沙尔在1914年是30岁，他立刻被征入伍，三次负伤。罗曼·罗兰比他大18岁，当时正在日内瓦写论文《超越混战之上》。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罗曼·罗兰写信给自己这个年轻的朋友说，他不愿不分青红皂白地骂所有的德国人，他珍视欧洲在精神上的统一，如果战争以不分胜负告终，那是再好也没有了。让-里沙尔在自己的信中谈到德国人的兽行，谈到他们的野蛮，坚信这是最后一场战争——一旦战胜了德意志帝国，和平、自由和幸福便将高奏凯歌。大概罗曼·罗兰对所发生的事看得清楚得多，因为他如果不是站在山巅，也是站在大动乱的一边；但是让-里沙尔·布洛克的慌乱不安对我说来却更容易理解。有次我弄到了一份《日内瓦日报》，上面有罗曼·罗兰的一篇文章，我读了以后便高兴起来——好极啦，某地还保存了一位优秀的聪明人，他能把他所想的一切都说出来!但是我也感到，如果巴黎距努瓦荣果真只有90公里，那么中立的瑞士就在另一个行星上了。
(巴比塞在战争开始时所想的和所经历的事件，一如让-里沙尔·布洛克。罗曼·罗兰的作品遭到沙文主义者的攻讦，引起了没有张皇失措的人的同情，但是却没有使任何人动摇。指使巴比塞写作《炮火》的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的沉思默想，而是人们的不幸，他们的愤怒——这种愤怒是在血泊中，在战壕的污秽中产生的；因此这本书对于唤醒千百万人起了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