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塞巴斯蒂安说来，情形就很不同了。他那一年的胡闹填补了他深刻的内在需要，即逃避现实，当他发觉自己在曾经一度感到非常自由自在的地方却越来越受到限制，这时候他就愈加无精打采，脾气乖张，即使和我在一起也是一样。
这个学期，我们俩仍然过从甚密，形影不离，所以我们也不去别处再交什么朋友了。堂兄贾斯帕曾经跟我说过，到了二年级就要甩掉一年级交的朋友，这是正常的，事情果然如他说的。我的朋友，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塞巴斯蒂安结识的。我们把他们全都甩了，而且也不再交新的了。事先没有任何声明。起初看起来，我们好像还像以前一样经常去看望他们；我们参加聚会，但是我们自己却很少筹办聚会。我并不想给那些一年级新生造成什么印象，他们也像他们的伦敦姊妹们一样，在社交界中正受到热情的欢迎。这时每个聚会里都有许多陌生的面孔，要是在几个月以前，我就会热衷于结识几个新知，现在却感到腻味了；甚至我们那个小小的密友圈子，过去在夏天阳光照耀下是那样活跃，如今在弥漫的雾气和河上的暮色里却显得黯然失色，哑然无声，那种雾气和暮色使那一年中我的一切都变得非常柔弱，模糊不清。安东尼·布兰奇一走，有些东西就随他而去了；他锁上房门后把钥匙悬挂在自己的钥匙链上；他在所有的朋友中，本来被视为路人，现在他们却都感到需要他了。
我感觉到一场义演已经收场了；乐团经理扣好了羔皮外套，拿到了他的报酬，那些郁郁不乐的乐团女演员们就群龙无首了。一旦没有了他，她们就忘掉了她们的结束语，或者弄错了台词；她们需要他及时打铃拉开幕布；她们需要他恰合时宜地指挥打开舞台灯光；她们需要他在舞台两旁悄悄地说一两句话，需要他盯着乐队指挥那双专横的眼睛；没有了他，周刊就不会派来摄影师，没有酝酿好亲善气氛和快乐的希望。再也没有比共同的事业更能把她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了；而现在那些金色花边和丝绒服装都打了捆，送到服装商那里，如今已经穿上了黄褐色的制服。经过几个小时愉快的排练，通过几分钟欣喜若狂的演出，她们演出了光彩夺目的角色，演出了她们自己的伟大的前辈，在舞台上再现了著名绘画中的人物；现在这一切都完结了，她们必须在惨淡的阳光里回到各自的家里去；回到频繁来到伦敦的丈夫身边；回到输掉了牌局的情人那里；回到长得太快的孩子们那儿。
安东尼·布兰奇那一伙人散了，成为寥寥十来个十分冷漠的处在青春期的英国人。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有时会这样说，“你还记得过去在牛津大学大家很熟悉的那位非凡人物——安东尼·布兰奇吗？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他们原来是从一群群人中给任意挑选出来的，现在他们都心情沉重地回到了原来的那群人中间，他们的个性也越来越无法辨认出来了。这种变化对他们并不像对我们一样明显，他们偶尔还到我们的住处聚会；可是我们却再也不会请他们来了。相反，我们对较低一等的伙伴却感到兴趣，而且晚上往往是在圣埃博大街和圣克莱蒙大街或者在旧市场和运河之间那片街区的霍加斯式的小酒店里度过的。我们在那些地方寻欢作乐，我相信我们也博得了大家的欢心。剧院近旁的“花匠胳膊酒店”，“碎嘴婆子脑袋酒店”，“巫师头颅酒店”以及地狱走廊大街的“泥炭酒店”已经很熟悉我们了；可是在“泥炭酒店”里，很容易碰上一些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们——他们是牛津大学布雷斯诺兹学院的沿着几家小酒馆逐家喝酒的大学运动员们——这时塞巴斯蒂安心里就怀有一种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就像身上的军服与兵种不一致时所感到的一样，结果是好多夜晚都被那些人的闯入破坏了，每逢这时他就扔下还剩了一半的酒杯，愠怒地回到学院。
马奇梅因夫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看到我们的，当时她来牛津逗留一个星期，正赶在米迦勒节一开始。她发现塞巴斯蒂安萎靡不振，他那成群结队的朋友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她把我当做是塞巴斯蒂安的朋友，还设法让我也成为她的朋友，可是当她这样做的时候，却无意中伤害了我和塞巴斯蒂安之间的友谊。这样说，也只是对她给我的厚爱所作的唯一的一次指责而已。
她来牛津，是找那位万灵会的桑格拉斯先生办事，这位先生此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马奇梅因夫人正在写一本只供朋友们传阅的纪念性的书，写的是她弟弟内德。在蒙斯和帕斯尚德勒遇难的三位传奇式的英雄中，他是最年长的一位；他遗留下了一大批文件——有诗歌、信件、讲演稿、文章等；要把这些文字编纂起来，即使是为了在一个非常有限的圈子里传阅，也是需要熟练地处理不计其数的问题的，而这由一位满怀敬仰的姐姐处理起来很容易失误。对这一点她早已承认，所以她一直在找外人帮助，而桑格拉斯先生正是找来协助她工作的。
他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教师，矮小圆胖，穿着干净利落，稀疏的头发平平展展地贴在他那硕大的脑袋上，手很灵活，脚很小，给人一个过分爱洗刷的印象。他的态度很和蔼，讲起话来有独特的风格。我们很熟悉他。
帮助别人工作是桑格拉斯先生的特殊嗜好，不过他自己也是几本时髦小册子的作者哩。他很善于挖掘、钻研档案，对生动的东西嗅觉很灵敏。塞巴斯蒂安把桑格拉斯先生说成是“妈妈的什么人”。塞巴斯蒂安说的不太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差不多凡是使他感兴趣的人，他就是这个人的什么人了。
桑格拉斯先生是一位家谱学家，也是一位正统王朝的拥护者；他爱戴被剥夺了王位的皇族，而且很懂得觊觎王位者们对许多王位提出的敌对的要求中，哪一个有准确的法律效力；他并没有宗教习惯，可是他对天主教会的了解，比多数天主教徒还要多。他在梵蒂冈也有朋友，他可以仔细地讲解梵蒂冈的政策和各项任命，说出当前哪个传教士走红运，哪个倒霉，最近哪个神学假设是可疑的，再不就是某某耶稣会教士或某某多明我教派的修道士处境困难，或者是在他们四旬斋的演说中差点儿捅出娄子来，等等等等。他身上除了正统的宗教，可以说什么都有，后来他还喜欢参加在布赖兹赫德的小教堂举行的祈福仪式，想看看这个家族中头披黑色花边纱巾虔诚地拱着脖子的夫人小姐们；他喜欢名门望族的被遗忘了的丑闻，而且是一位判定家系的专家；他声称爱好过去，可是我总觉得他认为那些和他有着松松垮垮联系的声名显赫的同伴们，不管是活着的或者是死了的，总多少有些荒谬；只有他桑格拉斯先生是实在的，其余的人都不过是华而不实的过眼烟云罢了。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旅游者，稳健而又傲慢，一切的异域风光都展现在他眼前，供他欣赏。在他那种学究气的态度中，倒是还有一点轻松活泼；我还疑心说不定在他装有镶板的什么地方，还会藏着一部留声机哩。
当我第一次遇见他们时，他是和马奇梅因夫人在一起的。当时我想，和这位好学不倦的人物在一起，她再也无法找到和她更具有鲜明对比的人了，也无法为她自己找到更合适的陪衬角色了。她一向并不是大张旗鼓打进别人生活里去的。但是接近周末的时候，塞巴斯蒂安颇为恼怒地说道：“你和妈妈好像很亲密了。”这时我意识到，她正在用一些迅速而有难以察觉的步骤，实际上把我拖进了亲密的关系里，因为她不能忍受任何一种缺乏亲密的人与人的关系。当她离开时，我答应她下次假期，除了圣诞节那天外，我都到布赖兹赫德度过。
一两个星期后的星期一上午，我正在塞巴斯蒂安的房间里等他下导师的指导课，这时朱丽娅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位大块头家伙，她介绍他是“莫特拉姆先生，”并且叫他“雷克斯”。他们说，他们是开着汽车从他们度周末的人家来的。雷克斯·莫特拉姆穿一件方格长外套，热情，自信；朱丽娅穿着皮大衣，冷淡，羞怯，她径直走向火炉边，蜷在那儿打寒战。
“我们希望塞巴斯蒂安请我们吃一顿午餐。”她说。“如果不行的话，我们总还可以找博伊·马尔卡斯特试试，可是我总觉得在塞巴斯蒂安这儿，我们会吃得好些，我们饿极了。我们在凯茨姆夫妇家里度周末，简直一直在饿着肚子。”
“他和塞巴斯蒂安两个人正要和我一起吃午饭。你们也来吧。”
就这样，他们没有推辞就到我的屋里一起吃午餐了，这是我举行的往日形式的最后一次聚会了。雷克斯·莫特拉姆拼命表现自己。他长得很漂亮，一头黑发留得很长，压在前额上，眉毛又浓又黑。他说话时带着一种很动听的加拿大口音。人们很快就明白他希望别人知道他，知道他在钱财上走运，是一位下院议员，一位赌徒，一位好伙伴；经常和威尔士亲王打高尔夫球，和“马克斯”，和“弗·伊”和“格尔蒂”·劳伦斯，和奥古斯塔斯·约翰以及和卡彭特也很有交情——总之和一切的人都有交情，似乎跟人们提到的一切人都不错。谈起牛津大学，他说：“不，我可从来没去那儿呆过。上牛津大学就意味着你比别人晚三年才开始生活。”
根据他自己的话，他的生活是在战争中开始的，在战争中他和加拿大人一起服役，得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典礼官职位，离开军队时，已经是一位知名将军的侍从武官了。
我们见到他时，无论如何他不会超过三十岁，可是在我们牛津人看来，他显得很老。朱丽娅对待他有些轻蔑，好像她待人接物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也带着点占有的神气。还吃着午饭，她就打发他去汽车里给她取香烟来，有那么一两次他吹起牛来，她就为他辩解说：“别忘了他是从殖民地来的人。”听到这种说法他则报以一阵大笑。
他走以后我便问这人是谁。
“嗨，就是朱丽娅的什么人呗。”塞巴斯蒂安说。
我们颇感惊奇的是，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他的一封来电，邀请我们和博伊·马尔卡斯特于第二天晚上参加朱丽娅的一个聚会，在伦敦一起吃晚餐。
“我觉得他认识的人都不会年轻，”塞巴斯蒂安说，“他的朋友都似乎伦敦商界和下院的浑身厚皮的老鲨鱼。我们去不去呢？”
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因为这个时期我们在牛津的生活很阴郁，我们决定还是去。
“为什么他也要博伊去呢？”
“朱丽娅和我从小就认识他。我猜，因为他发现博伊也和你一道吃饭，所以就以为他是你的好朋友。”
我们并不大喜欢马尔卡斯特，不过当我们请准了外宿假，坐着哈德卡斯尔的汽车开上去伦敦的大路时，我们三人都兴高采烈。
这一夜我们要住在马奇梅因公馆里。所以我们先到那儿去换夜礼服，同时还喝了瓶香槟酒，而且还串了串彼此的房间，它们全在三楼上，和下边那些富丽堂皇的房间比起来，显得有些寒酸。当我们来到楼下的时候，朱丽娅从我们身边经过去她楼上的房间，她还穿着日常的衣服。
“我要晚会儿才能到，”她说，“你们男孩子最好是去雷克斯那儿。你们来了可太好啦。”
“这次聚会是怎么回事啊？”
“我被扯进了一个糟糕的慈善性质舞会。雷克斯一定要为这个舞会举行一次聚餐会。在那儿见你们吧！”
雷克斯·莫特拉姆住在里马奇梅因公馆几步远的地方。
“朱丽娅要晚会儿才能到，”我们说，“她刚上楼去换衣服。”
“这就是说还要一个小时，我们最好先喝些葡萄酒吧。”
一位介绍时被叫做“钱皮恩太太”的女人说：“雷克斯，我肯定朱丽娅愿意我们先开始。”
“好啦，不管怎么说，让我们先喝些葡萄酒吧。”
“为什么来这么一大瓶葡萄酒，雷克斯？”她很不痛快地说。“无论什么东西，你一向总是要大的。”
“这一瓶对我们来说不算大。”他一边说，一边把酒瓶拿在手里，旋开软木塞。
在座的还有两位姑娘，是朱丽娅的同龄人；她们好像也被扯进了舞会的筹办工作。马尔卡斯特以前就认识她们，而她们呢，我想，大概对他没有多大兴趣。钱皮恩太太跟雷克斯说着话。而塞巴斯蒂安和我就像往常那样，两个人在一起闷头喝着酒。
朱丽娅终于来了，雍容大度，仪态万方，而且毫无歉意。“你们不应该让他等嘛，”她说，“这就是他的加拿大式的礼节。”
雷克斯·莫特拉姆是一位慷慨的主人，饭吃完时，我们三个牛津学生差不多都醉了。当我们站在前厅等着那些姑娘们下来，而雷克斯和钱皮恩太太用低低的声音尖刻地谈着话走开时，马尔卡斯特说道，“喂，我们还是逃开这个糟糕的舞会，去梅菲尔德妈妈那儿吧。”
“梅菲尔德妈妈是谁？”
“你知道梅菲尔德妈妈的。老一百号的梅菲尔德妈妈谁人不知呀。我认识常住那儿的一个叫埃菲的很甜的小妞。如果埃菲听说我到了伦敦，路过也不去看她，那可就麻烦啦。走吧，到梅菲尔德妈妈那儿去见见埃菲。”
“好嘞，”塞巴斯蒂安说，“就让咱们去梅菲尔德那儿见见埃菲吧。”
“我们先从好心的莫特拉姆这儿拿走一瓶酒，躲开那个该死的舞会，随后就去老一百号，怎么样？”
离开舞会并不难；雷克斯·莫特拉姆找来的姑娘们在那儿有很多朋友，我们在一起跳了一两次以后，我们那张桌子已经堆满了酒；雷克斯·莫特拉姆要了越来越多的葡萄酒；过了一会儿，我们三个就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集合了。
“你知道那地方在哪儿吗？”
“我当然知道啦。在百条阴沟大街。”
“那是什么地方？”
“就在莱斯特广场那边。最好还是弄一部车子。”
“为什么？”
“逢到这种场合，有自己的汽车总要好些。”
我们没有深究其中的道理，错也就错在这地方。那辆车子停在马奇梅因公馆的前院，距离我们刚才跳舞的旅馆不到一百码。马尔卡斯特开着车子，转悠了一会儿，就把我们平安地带到了阴沟大街。在一个黑洞洞的大门口，一边站着一个穿制服的守门人，另一边站着一个穿夜礼服的中年男子，他正冲着墙把前额贴在砖上冰冰凉，看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可别进去，你们会受到毒害的。”
“是会员吗？”那个守门人问道。
“名字是马尔卡斯特，”马尔卡斯特说，“马尔卡斯特子爵。”
“好吧，去里边试试看吧。”守门人说。
“你们会遭抢的，会中毒，受影响和遭抢劫。”中年人说。
走进黑糊糊的大门里面，是一扇灯光明亮的小门。
“是会员吗？”一个粗壮的女人问，她穿着夜礼服。
“真有意思呀，”马尔卡斯特说，“现在你总该认识我了吧。”
“不错，亲爱的，”那个女人漠不关心地说，“每位十个先令。”
“噢，听我说，以前我是从未付过钱的。”
“大概没有付过，亲爱的。今晚上我们这儿客满了，所以要收十先令。凡是在你们以后来的，都得付一镑啦。这还算你们运气呢。”
“请让我和梅菲尔德妈妈讲话。”
“我就是梅菲尔德妈妈。每位交十先令。”
“哟，原来是妈妈呀，你穿得这么阔气，我都认不出你来了。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博伊·马尔卡斯特。”
“不错，小家伙们。每位十个先令。”
我们把钱付了，于是那个一直挡在我们和里面的门之间的男人这时给我们让开了路。门里面热气腾腾，挤满了人，这时老一百号正生意兴隆。我们找到了一张桌子，要了一瓶酒；侍者先把钱收了才把酒瓶盖打开。
“今晚上埃菲在什么地方？”马尔卡斯特问。
“哪个埃菲？”
“埃菲，就是常在这儿的那个女孩。黑皮肤的漂亮姑娘。”
“在这儿干活的姑娘很多。有的黑，有的白。有些你可以说她们很漂亮。我可没时间记她们的名字。”
“我要去找她。”马尔卡斯特说。
他刚刚走开，就有两个姑娘在我们桌子旁边停下来，好奇地打量着我们。“走吧，”其中一个姑娘对另一个说，“咱们白耽误时间。他们都是女人气的男人。”
不大一会儿，马尔卡斯特洋洋得意带着埃菲回来了，那个侍者没有等她要东西，就马上给她端来了一盘鸡蛋熏猪肉。
“整个晚上我这才开始吃一口。”她说，“在这儿，像样点的就只有那顿早餐；来回转悠真把你的肚子饿瘪了。”
“还得加六个先令。”那个侍者说道。
埃菲饱餐一顿后，擦擦嘴巴，然后打量起我们来。
“我以前在这儿看到过你，还经常看到，是吧？”她对我说道。
“恐怕不会的。”
“可是我见过你吧？”她转向马尔卡斯特说。
“呃，我可希望那样呢。难道你忘了我们九月的那个短暂的夜晚吗？”
“没有忘，亲爱的，当然不会忘。你就是那个在皇家禁卫军把自己脚趾砍伤了的小伙子吧？”
“喂，埃菲，别开玩笑啦。”
“不开玩笑。那是另外一个晚上吧？我知道啦——那天晚上当警察进来的时候，你正和邦蒂在一起的吧，当时我们大家都藏在放垃圾箱的地方。”
“埃菲喜欢拿我开心，是不是，埃菲？我这么久没有来她生气啦，是不是？”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到过你。”
“别开玩笑。”
“我可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真的。想跳舞吗？”
“这会儿不想。”
“谢天谢地。今天晚上我的鞋太紧，把脚挤得很紧。”
不久，她就和马尔卡斯特谈得热乎起来了。塞巴斯蒂安向后靠靠，对我说：“我去叫那两个过来。”
那两个起先曾打量过我们的还没有找到客人的女人，这时又围着我们转悠。塞巴斯蒂安微笑着站起来招呼她们，不久她们也开怀大嚼起来。一个姑娘有一张骷髅似的面孔，另一个有一张病恹恹的孩儿脸。那个骷髅头似乎注定是我的。“咱们几个人一道玩玩好不好？”她说道，“我们六个人到我那儿去吧？”
“当然可以。”塞巴斯蒂安说。
“你们刚进来时我们还觉得你们女里女气的呢。”
“这是因为我们特别年轻。”
骷髅头咯咯地笑起来。“你真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她说。
“你们真挺可爱的，”那个病孩儿脸说，“我得跟梅菲尔德妈妈说一声我们要出去。”
我们又来到街上，这时天还早，刚过午夜不久。那个守门人想劝我们搭一辆出租汽车。“我会照看你们的车子的，先生，我可不会开车送你们呀，先生，我真的不会啊。”
可是塞巴斯蒂安抓住了方向盘，两个女人一个坐在另一个身上，就坐在他身旁给他指路。埃菲、马尔卡斯特和我坐在后排。当车子一开动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都欢呼了一声。
车子并没有开多远。我们拐进了沙夫茨伯里大街，以后又开往皮卡迪利大街，正在这时，我们险些和迎头开来的一辆出租汽车撞上。
“看在基督的份上，”埃菲说，“瞧着点路啊。你不想谋害我们吧？”
“粗心大意的家伙才那么干呢。”塞巴斯蒂安说。
“你这样开车可真不保险。”骷髅头说，“再说，我们也该靠那路那边开嘛。”
“我们是该靠那边开。”塞巴斯蒂安说着猛地把车甩到马路另一边。
“喂，停车。我宁可走着去。”
“停车吗？当然可以。”
他一踏刹车，车子猛地停住，横在马路当中。两个警察加快脚步朝我们走来。
“让我出去。”埃菲说道，说罢她连蹦带跳地逃掉了。
其余的人全都被抓住了。
“如果我妨碍了交通的话，那我很抱歉，警察。”塞巴斯蒂安小心翼翼地说。“不过那位女士非要我停下车让她下去不可。这一点她不会否认的。正如你们已经注意到的她的时间来不及了。你们知道，神经方面出了点毛病。”
“让我跟他说说。”骷髅头说，“多乖的漂亮小伙子。这儿除了你们没有别人看见。这些孩子们并没有坏意思。我会给他们叫辆出租汽车，安安静静地送他们回家。”
两个警察慎重地察看着我们，在心里对我们做出判断。如果马尔卡斯特不插话，当时什么事情都可以过去的。“喂，喂，我说好心人，”他说，“没有必要盯住不放啊。我们是刚刚从梅菲尔德妈妈那儿来的。我估计她给了你们一大笔钱，使你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吧。好啦，你们也可以闭眼不看我们，你们绝不会因此而吃亏的。”
这番话使警察可能感觉到的所有疑问都消除了。没多大工夫我们就进了单人牢房。
我不大记得怎么到的那儿，也不大记得怎么进去的。我想是马尔卡斯特激烈地表示了抗议，当我们的口袋都被掏空的时候，他又指控监狱看守进行盗窃。随后我们就被关起来，我最初的清晰记忆就是贴了瓷砖的墙壁，一盏灯放在很高的地方，它上面是一块厚的玻璃板，有一个床铺，还有一扇靠我这面的没有把手的门。在我左边什么地方，塞巴斯蒂安和马尔卡斯特正在乱叫乱闹。起初被送到警察所的路上，塞巴斯蒂安还走得很稳，相当镇静；而这时被关在牢房里，他就好像变得狂乱起来，他正在乒乒乓乓地敲门，还一边大声叫喊：“该死的，我没有醉。给我开门。我一定要请医生来检查。我告诉你们，我没有醉。”与此同时，马尔卡斯特在那一边的牢房里叫嚷道：“上帝啊，总要跟你们算账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犯了大错误。给内务大臣打电话去。把我的私人律师找来。我享有人身保护权。”
别的牢房里引起了一阵嘈杂的抗议声，住在里面的流浪汉和扒手们还是要睡会儿觉的：“嘿！嘿！安静点儿吧！”“让别人安静点，行不行？”……“这是倒霉的拘留所呢，还是疯人院啊？”那位警官来回巡视着，通过铁栅栏门向他们警告说：“如果米们不放明白点儿的话，可就得在这儿蹲一夜了。”
我心情沮丧地坐在床铺上，打了一会儿盹。过了一会儿吵闹声平息下去了，塞巴斯蒂安喊道：“喂，查尔斯，你在那边吗？”
“我在这儿。”
“这事可真糟透了。”
“我们能得到保释什么的吗？”
马尔卡斯特好像已经睡着了。
“我告诉你，就看那个人的了——就是雷克斯·莫特拉姆。他在这儿办法可多啦。”
我们跟他取得联系还遇到了一些困难；我打铃叫人，过了半个小时，那个值班的警察才应声而来。最后他终于同意给那家正在举行舞会的旅馆打个电话，不过颇为怀疑。又耽误了很长时间，我们牢房的门打开了。
渗透警察所污浊的空气，就是那种污垢和消毒水剂混合的酸味，飘来一支哈瓦那雪茄的甜丝丝的浓烟香味，这香味飘过来——是两支哈瓦那雪茄的香味，那个值班的警官也在吸着一支。
雷克斯站在值班室里，俨然是权力和幸运的化身——其实是一幅讽刺画；他穿着一件阿斯特拉罕产的宽大、翻领、皮衬里的羔皮大衣，戴一顶丝绒帽子。警官们必恭必敬，显出愿意效劳的样子。
“我们不得不执行任务。”他们说，“把这些年轻的先生们拘留起来，是为了保护他们。”
马尔卡斯特看来已经酩酊大醉了，语无伦次地控诉说他被剥夺了合法的陈述权和公民权等等。雷克斯说：“最好还是把这些话留着跟我说吧。”
这时我的脑子清醒了，我兴趣盎然地看着和听着雷克斯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检查了案件记录，然后和蔼地跟那两位拘捕我们的警察谈起话来；他以最不易察觉的手段试图进行贿赂，但他看出这件事拖的时间太长了，消息传得也很广，于是他就赶快掩饰过去；他担保第二天上午十点把我们送到地方法院，然后就把我们带走了。他的汽车就停在外面。
“今天晚上谈论什么也没有用。你们睡在什么地方呢？”
“在马奇家。”塞巴斯蒂安说。
“你们还是到我这儿来吧。今天晚上我可以安顿你们。把一切事情交给我办吧。”
很显然他对自己的办事效率是很得意的。
第二天早晨这番炫耀给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我醒来时，慌乱而惶惑地意识到自己是睡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的，恢复意识的最初瞬间，想起了前一天夜里的事情，起先就仿佛是一场恶梦，继而它就变成了现实。这时雷克斯的仆人正打开一个衣箱，他看到我动了动，就走到洗脸架前把什么东西从一个瓶子倒在杯子里。“我想我把所有的东西都从马奇梅因公馆拿来了，”他说，“是莫特拉姆先生派人去赫佩尔药店把这个买回来的。”
我把药吃了，觉得好多了。
屋里还有特朗泊理发店的一个人给我们刮了脸。
雷克斯和我们一起吃了早饭。“在法庭上要紧的是把衣着弄得像个样子，”他说，“幸好你们的衣着都不显得破旧不堪。”
一吃过早饭，那位律师就来了，雷克斯把这个案子扼要地跟他讲了讲。
“塞巴斯蒂安陷入困境，”他说，“就因为醉后开车，很可能判罪，一直判到六个月徒刑。倒霉的是，你们的事要交给格里格审理。他对这类案子一向是相当严厉的。所以，今天上午能够做到的，就是请求给塞巴斯蒂安一个星期的期限，以便做好辩护准备。你们两个可以表示服罪，就说自己做的不对，然后付五先令的罚款就算完事。买通晚报的事，我还得看看怎么办才好。《晨报》可能不太好办。
“要记住，关键是绝口不提老一百号的事。幸亏那几个骚货当时还算清醒，没受到控告，可是作为见证人，她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案了。如果我们企图否认警察的证词的话，她们就会给传到法庭的。这种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避免，所以我们硬着头皮承认警察说的全部情节，然后请求地方法院发善心，不要因为一件幼稚的轻率举动就断送青年人的前程。这样说会起很好的作用的。我们还需要找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师证明你们品行端正。朱丽娅告诉我说，你们有一位叫桑格拉斯的老师好说话。他可以给你们作证。同时，你们要简短地说明：你们从牛津来，是参加一个十分体面的舞会的，很不习惯喝葡萄酒，由于喝得太多了，所以开车回家时迷了路。
“这件事办完了以后，我们还得想办法和你们牛津大学校方把这件事通融通融。”
“我原来要他们把我的律师找来的，”马尔卡斯特说，“可是他们就是不肯。他们这不是无可挽回地犯了错误吗？我看他们是逃不了责任的啦。”
“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不要挑起什么争端。只是表示服罪，缴纳罚款。懂了吧？”
马尔卡斯特咕哝着，不过还是服从了。
法庭上的情形果然不出雷克斯所料。到了十点半钟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在鲍夫大街上，我和马尔卡斯特已经是自由人了，却令塞巴斯蒂安具结保证过一个星期还得出庭。马尔卡斯特对他自己的冤屈一直沉默。我和他受到了警告，每人罚款五先令，还有十五先令的诉讼费。马尔卡斯特越来越使我们讨厌了，所以当我们听到他借口说要去伦敦办事，我们真是如释重负。那位律师也匆匆忙忙走掉了，就剩下我和塞巴斯蒂安孤零零的，闷闷不乐。
“我估计妈妈已经听说这件事了。”他说，“浑蛋，浑蛋，真浑蛋！天气真冷。我不愿回家去。可也没地方可去啊。我们溜回牛津去吧，等他们来找我们的麻烦。”
一些在违警罪法庭名声狼藉的常客们走进走出，从台阶上走上走下；而我们还站在当风的街角那儿，拿不定主意。
“为什么不去找朱丽娅呢？”
“我也许要出门去。”
“亲爱的塞巴斯蒂安，你只会挨一顿训，罚几英镑罢了。”
“是啊，可是一切事都够烦人的——妈妈，布赖德，家里所有的人，还有那些学监和教师。我宁愿进监狱哩。如果我溜到国外去，他们就没法把我弄回来，是不是？人们受到警察追究时，不就是这么干的吗？我知道妈妈会搞得让人们觉得我们的事情完全落在她身上了。”
“还是给朱丽娅打个电话，让她在什么地方跟咱们碰碰头，商量一下这件事吧。”
我们在伯克利街区的冈特餐厅见面了。朱丽娅和当时的大多数女人一样，戴着一顶绿色女帽，压到眉毛上，帽子上还有一枚镶宝石的箭头；她腋下还夹着一只小狗，有四分之三的部分藏在她皮大衣里。她跟我们招呼，表现非常感兴趣的样子。
“嘿，你们真是一对捣蛋鬼。我得说，你们在干这种事情上似乎很在行。要是我一喝醉，第二天就完全瘫了。我认为当时你们可能带我一块去的。那个舞会也实在是要命，而且我一直盼着能去老一百号玩玩呢。永远不会有人带我去的。那开心极了吧？”
“这么说，事情你也全知道啦？”
“今天早晨雷克斯给我打了电话，什么都告诉我了。你们那些女朋友长得怎么样？”
“别那么色迷迷的。”塞巴斯蒂安说。
“我那位就像一个骷髅头。”
“我那位就像一个痨病鬼。”
“天啊。”我们带女人出去玩过，这件事显然提高了我们在朱丽娅心目中的地位；她的兴趣完全是在那些女人身上。
“妈妈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你们的骷髅头和痨病鬼。她知道你们进了监狱了。我告诉了她。当然，就这一类事说她可好极了，确实是这样。你知道，内德叔叔干什么事情都是无可指摘的，有一次他因为带一条熊进入劳埃德·乔治主持的会场而被关押起来，所以她对整个事情都抱着通情达理的态度。她希望你们俩和她一道吃饭。”
“啊，天哪！”
“麻烦就在报纸和家庭方面。查尔斯，你有一个糟透了的家庭吗？”
“只有父亲一个人，可是他绝不会听到这件事的。”
“我们家可麻烦极了。由于那些亲戚，可怜的妈妈势必要倒霉了。他们会写信来，还要登门拜访，表示同情，可是同时有一半人心里头说的是：‘这就是把孩子培养成个天主教徒的结果。’另一半人则会说：‘这就是不孩子送去伊顿公学，而不送到斯托尼赫斯特学校的结果。’可怜的妈妈也没法解释清楚。”
午饭我们是和马奇梅因夫人一起吃的。她以幽默的无可奈何的态度接受了这件事。她只责备说：“我想不出你们为什么出去和莫特拉姆住在一起。你们可以先来找我，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可怎么把这件事跟全家人解释呢？”她问道。“他们发现我对这件事还不如他们难过，他们一定感到非常震惊的。你知道我嫂子范妮·罗斯康芒吧？她一向认为我对孩子的教育很坏。现在我开始觉得她说的很对。”
当我们离开后我说：“她实在太好了。那你还发什么愁呢？”
“我说不出原因来。”塞巴斯蒂安悲惨地说。
一个星期后塞巴斯蒂安出庭，他被罚款十镑。报纸把这条消息放在令人难受的显著位置，有一家报纸还用了讽刺性的标题：“侯爵家的儿子不习惯喝葡萄酒。”地方法官说，只是由于警察行动果断，他才没有受到严重的指控……“纯粹是靠了运气好，你才没有负严重责任事故的罪责……”桑格拉斯先生作证说，塞巴斯蒂安的品行是无可指摘的，还说他在牛津大学的灿烂前途已经岌岌可危。报纸也抓住这句话不放——“模范学生的前途危若累卵。”那位地方法官说，如果没有桑格拉斯先生的证词，他可能会受到惩罚性的判决；法律对一个牛津大学的大学生和任何一个小流氓都是一视同仁的；毫无疑问，家庭愈好，犯法行为就愈可耻……
桑格拉斯先生所具有的价值并不只限于鲍夫大街。在牛津大学，他表现出与雷克斯·莫特拉姆在伦敦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热情和全部机敏。他走访了学校当局、学监们、大学副校长；他还怂恿管理员贝尔去拜访了基督教会学院院长；他还安排了马奇梅因夫人同校长谈话；作为这一切努力的结果，就是禁止我么三人在这学期剩下的日子中出校门。哈德卡斯尔不清楚为了什么缘故，再次被剥夺了使用自己的汽车的权利，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们所遭受到的时间最长的出发却是我们同雷克斯·莫特拉姆和桑格拉斯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过因为雷克斯生活在伦敦的政界和上层金融界，而桑格拉斯却生活在牛津，与我们近在咫尺，所以我们从他那儿受的罪就更大。
在这个学期余下的日子里，他老缠住我们。由于我们受到“禁止外出”的处罚，所以我们晚上也不能在一起度过，从九点起，我们都得各在一处，而且是处在桑格拉斯的支配之下。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他不来找我们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当他说起“我们的那次小小的越轨行为”时，就好像他也曾关在单人牢房里，因此和我们也很有缘分……有一次我翻墙爬出学院，桑格拉斯先生发现我在关了校门后竟在塞巴斯蒂安的房间里，他把这件事也变成了一种束缚。所以，当我圣诞节后到了布赖兹赫德，走进他们称为“挂毯大厅”的那间屋子的时候，看到了桑格拉斯先生独自坐在炉火前面，似乎是在等我的样子，这情形并没有使我惊讶。
“你看我正单独占有这一切。“他说。不错，他的确好像占据了这间厅堂，占据了四周挂满狩猎图的灰沉沉的场面，还占据了壁炉两边的女像柱，当他站起身来，像个主人一样欢迎我的时候，好像还占据了我。“今天早晨，”他继续说，“我们在草坪上举行了马奇梅因猎前聚会——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古色古香的场面——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们都去猎狐了，甚至塞巴斯蒂安，你听见大概不会吃惊吧，他穿着他那件红色外套，看上去很优雅了。而布赖兹赫德呢，与其说是优雅，倒不如说是给人深刻印象；他和本地一个名叫沃尔特·斯特里克兰—维纳布尔斯爵士的有趣人物当联合主人。我希望这些太单调乏味的挂毯中能加进他们两人的肖像——那么这些挂毯就会显出一种幻想的情调来。
“我们的女主人也留在家里；还有一位正在养病的多明我派的教士，他谈马利丹太多，读黑格尔又太少；还有艾德里安·波森爵士，当然啰，还有两位颇令人生畏的匈牙利表兄弟——我曾经用德语和法语试着跟他们说话，可是他们对哪种语言都没有兴趣。现在这些人都坐车去邻居家做客去了。我就在炉火前，拿着这本绝妙的《查勒斯》消磨一个舒适的下午。你的到来使我增添了打铃要茶的勇气。我怎样使你为这次聚会做好思想准备呢？哎呀，聚会明天就要散啦。朱丽娅小姐到别的地方去庆祝新年，还把时髦的社交人物带走了。我会见不到住在附近的美人们——特别是那个西莉娅；她是我们那个倒霉的老伙计博伊·马尔卡斯特的妹妹，可完全不像他。她说起话来就像小鸟一样，喜欢吹毛求疵，那样子我觉得十分可爱，她的衣着像是学校班长的样式，这种样式我只能说‘帅’啦。我会想念她的，因为明天我不去。明天我就得认真开始搞我们的女主人那本书了——那本书，请你相信，乃是是嗲珍宝的历史宝库；同时也是真实的一九一四年的历史。”
茶送上来了，喝完了茶不久，塞巴斯蒂安就回来了；他说他早就找不到猎狐队的人了，所以就悠悠荡荡地回来了。别的人在他回来后不久，在黄昏时给汽车接回来了。没有布赖兹赫德；他在养狗场有事要办，跟他去的还有科迪莉娅。回来的人挤满了大厅，随后就吃起了炒鸡蛋和烤饼；而那位在家里吃过午饭在炉火前打了一下午盹的桑格拉斯先生，也和他们一起吃着鸡蛋和烤饼。过了一会儿，马奇梅因夫人一行人回来了，还没有等我们上楼梯换晚餐礼服，她就问大家，“谁去教堂念玫瑰经呀？”塞巴斯蒂安和朱丽娅都说他们得马上去洗澡，桑格拉斯先生跟她和那位男修士一起去了。
“我希望桑格拉斯先生去，”塞巴斯蒂安洗澡的时候说，“我厌烦再向他表示感谢了。”
在以后的半个月时间里，对桑格拉斯先生的厌烦已经在整个宅第里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只要他在场，艾德里安·波森爵士那双漂亮的暗褐色眼睛就仿佛在察看远处的地平线，他的嘴巴就带着典型的悲观主义神气。只有那两个匈牙利表兄弟，他们误解了这位大学教师的身份，把他当成一个享有特殊权得的高级用人，所以没有因为他在场而受到影响。
圣诞节聚会的人中留下来的有桑格拉斯先生、艾德里安·波森爵士，两个匈牙利人、男修士、布赖兹赫德、塞巴斯蒂安和科迪莉娅。
在这所宅第里，宗教居于统治地位。这倒不仅仅表现在这个家庭的种种习惯上——每天早晚都要在小教堂做弥撒和念玫瑰经——而且表现在家庭内人们的交往上。“我们得把查尔斯变成一个天主教徒。”马奇梅因夫人说。在我作客期间，我们在一起闲聊过许多次，每次她都要把话题巧妙地引到这个神圣的问题上来。谈过第一次后，塞巴斯蒂安就说，“妈妈是不是和你闲聊了？她经常这样做。我真希望她可别再这么做了。”
其实谁也没有被叫去聊聊，或者有意识地给引到这种谈话上去；当她希望要亲切地谈谈的时候，人就会发现自己偶然地和她单独在一起了，如果是在夏天，那他就会发现他们正在僻静的水塘岸边散步，或者发现他们在四面有围墙的玫瑰园的一个角落里；倘若是冬天，那就是在二楼她的起居室里了。
这间起居室是完全属于她的；她把这个房间据为己有后，就把它改造了，所以一走进这间房子，你就恍如置身于另一所宅第里。她放低了天花板，因而以各种不同的样式为每一间屋子增光的门楣不见了；四壁，一面装有花缎护墙，却被刮除干净，刷上一层蓝色的底色，上面散布着很多小小的水彩画；房间里的空气甜丝丝的，鲜花的清新芳香和百花香的陈腐气息混杂在一起；她的图书室是软皮护墙，一个黑檀木的小书架上摆满了广博精深的诗集和神学著作；壁炉架上摆满了私人收藏的小珍品——一个象牙圣母像，一尊圣约瑟的石膏像，还有三个当兵的弟弟的几帧遗像。那年光辉灿烂的八月里，我和塞巴斯蒂安两人独自住在布赖兹赫德的时候，她母亲的这个房间是不让我们进去的。
由于回忆起她这间屋子，使我们当时谈话的一些片断重新浮现脑际。我还记得她说：“当我还是女孩子时，我们比较贫困，当然比起大多数人来还是阔气多了，我结了婚的时候，就很富有了。我常常忧虑，自己拥有那么多珍宝，而他人却一无所有，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现在我认识到，由于羡慕穷人的特权，富人也可能犯罪。穷人总是上帝和圣徒的宠儿，不过我相信洗净整个生灵——其中包括富人在内——的罪孽乃是神的特殊恩宠。异教徒的罗马帝国的财富必然是残酷得来的；不可能是另外的情况。”
我谈了一下骆驼和针眼的典故，她听到这话就高兴地说到要点。
“不过当然啰，”她说，“骆驼穿过针眼确实是意想不到的事，可是福音书只是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汇编罢了。一头牛和一头驴子竟在畜圈里做起礼拜来，这是意想不到的。在圣徒的生活中，牧畜总是干许多奇怪的事情。这完全是宗教的诗的一面，阿丽丝漫游奇境的一面。”
但是，正如我对她的魅力并不动心一样，对她的信仰我同样也无动于衷；或者毋宁说，这两方面对我的触动都是一个样儿。那时我一心想的只是塞巴斯蒂安，我看到他已经受到威胁，尽管我还不知道这种威胁有多么凶恶。他那经常的、丧失信心的祈祷是单独进行的。在他心中的蔚蓝色海水边和飒飒作响的棕榈树下，他像中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土人一样，是快乐的、与世无争的；只是当大船在珊瑚礁石那边抛了锚，小汽艇冲上环礁湖的时候，商人，官吏，传教士和旅游客这群凶恶的入侵者踏上了从来不曾印上过长统靴足迹的斜坡上——这时才发掘出民族的武器，在山中响起了鼓声；或者更容易做到的是离开那阳光照耀的门口，然后躺在黑暗中，在那里，无用的、画出来的神像仿佛在墙上徒然游行，他在酒瓶中间咳嗽得声嘶力竭。
自从塞巴斯蒂安在这群入侵者中间考虑他自己良心和人类感情的一切要求以来，他在阿卡迪亚的淳朴宁静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因为在这段对我来说是平静的日子里，塞巴斯蒂安却惊恐不安。我对他这种警觉和猜疑的情绪是很熟悉的，他像一头鹿听到远处猎队的声音就突然扬起头来；我看出当他想到他的家庭和他的宗教信仰时，他就变得小心翼翼，而现在我发现我也成了他怀疑的对象。他并不是没有爱，而是他已经没有了爱的欢乐，因为我不再是他寂寞时的伴侣。随着我和他家庭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就越来越成为他力图逃避的那个社会的一部分了；同时我也愈来愈成为他的一种束缚了。而这也正是他母亲在所有和我闲聊中力图让我起的作用。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我只是模模糊糊地偶尔怀疑似乎正在进行什么活动。
从表面上看，桑格拉斯是唯一的敌人。我和塞巴斯蒂安在布赖兹赫德待了半个月光景，过着自己的生活。他哥哥参加运动和地产经营；桑格拉斯先生在图书室里埋头编纂马奇梅因夫人的那本书；艾德里安·波森爵士则把马奇梅因夫人的大部分时间都占去了。除了晚上以外，我们很少看到他们；在这个宽大的屋顶下面，过各式各样独立生活的地方是绰绰有余的。
过了半个月，塞巴斯蒂安说：“我再也受不了桑格拉斯先生那一套了。我们去伦敦吧。”这样他就和我一起到伦敦住在我家里，现在开始不回“马奇”家而住在我家。我父亲很喜欢他。“我觉得你的朋友很有意思。叫他常来吧。”
后来，我们回到了牛津，重新过起那种仿佛寒冷得缩成一团的生活。上个学期塞巴斯蒂安身上那种很深重的哀伤被一种愠怒代替了，甚至对我也是这样。他心里难受，可是我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为他难过，可是又无能为力。
现在，当他快活起来时，通常就是他喝醉了的时候，他喝醉了酒，就尽情发挥“嘲弄桑格拉斯先生”的能事。他谱了一支小调，内有这样的迭句，“绿色的屁股，桑格拉斯——桑格拉斯，绿色的屁股”，并且配上圣玛丽教堂的和谐钟声唱起来，他还在他的窗户下对他唱起小夜曲，大概一个星期有那么一次。桑格拉斯先生由于是第一个在自己房间里装了私人电话的教师而著名，塞巴斯蒂安在喝醉的时候常常打电话给他，把这支小曲唱给他听。对这些，桑格拉斯先生丝毫也不见怪，像人们认为的，每逢遇到我们，他表面上总是微笑着，但是，却带着一种与日俱增的信心，好象每一次凌辱都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他对塞巴斯蒂安的控制。
在这个学期里，我开始认识到，塞巴斯蒂安是一个跟我自己完全不同的酒鬼。我常常喝醉，只是由于兴奋过度，并且由于留恋醉酒的时刻，希望延长和增强醉意。而塞巴斯蒂安却是为了逃避现实。随着我们越来越长大，越来越严肃，我喝的越来越少，而他喝的越来越多。我发现有时我回到我的学院以后，他还深夜不睡，兀自狂饮不已。一连串的灾祸那么迅速而又猛烈得意想不到，以致我很难说我究竟什么时候看出来我的朋友正处在极大的苦恼中。到复活节的假期中我才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
朱丽娅常常说：“可怜的塞巴斯蒂安呀。他身上的‘化学’出了些毛病。”
这是当时流行的时髦话，天知道这是由通俗科学的什么误解衍生出来的。像“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化学问题”这句话，就是用来说明随便哪两个人之间极大的仇恨或者爱情的。是用新方式来表达宿命论的旧观念。我决不相信在我的朋友身上会存在什么化学问题。
布赖兹赫德的复活节聚会过得难受极了，最后导致了依次事情虽小然而却令人难以忘怀的事件。当时塞巴斯蒂安在他母亲家里，吃晚饭前喝得酩酊大醉，这标志着他忧郁症病历中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继而发展到逃出家庭，导致了他的毁灭。
大批来度复活节假期的人离开布赖兹赫德那天，已经是黄昏时候了。虽说是来度复活节假期，但实际上大家到齐的时候已经是复活节一周间的星期二了，因为弗莱特一家人从濯足节星期四到复活节一直都隐居在一家修道院的客房里。塞巴斯蒂安早就说过今年复活节他不回家，可是到了最后一刻他还是让步了，回家的时候他的心境极为颓唐，我完全无法使他振作起来。
他整整一个星期酒喝得很厉害——只有我知道有多么厉害——喝酒的时候神经紧张，偷偷摸摸，和他过去的习惯完全不一样。在聚会期间，图书室里总放着一托盘的兑了水的烈性酒，塞巴斯蒂安白天一有空就偷偷溜进去，甚至对我都绝口不提。家里白天差不多走空了。这时我则在柱廊那间小小的花园房间里，在画板上画另一幅画。塞巴斯蒂安说自己患了感冒，就留在家里，而在这段时间里他就没有十分清醒过；他不声不响以躲避别人的注意。我时常注意到他引起了人们好奇的目光，不过来度假的大多数人对他不甚了解，也就看不出他身上的变化，而他家的人又很忙，每个人都要应酬各自的客人。
每当我规劝他时，他就说：“周围这些人真让人受不了。”可是众人终于走了以后，他在狭隘的住所不得不面对他的家人，这时他支持不住了。
一般的习惯，六点钟把鸡尾酒托盘端到客厅里；然后我们都自己掺兑自己的饮料，当我们去换礼服时，酒瓶就给拿走了。然后，在吃饭前，鸡尾酒又出现了，由男仆递给每个人。
那天吃完了茶点，塞巴斯蒂安就不见了。天渐渐暗下来，我和科迪莉娅玩了一小时麻将牌。到了六点，就剩下我一个人在客厅里，这时塞巴斯蒂安回来了。他皱着眉头，那种样子我非常熟悉，他刚一说话，我就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浓重的醉意来。
“他们还没有把鸡尾酒端来吗？”他笨手笨脚地拉铃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