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它是一只自由而凶猛的飞禽，它是过不惯我们监狱的生活的。”另一些人附和着说。
“看来，它和我们不一样！”有人补充道。
“瞧你，净说傻话；它是飞禽，我们是人嘛。”
“弟兄们，鹰是森林之王……”斯库拉托夫开口道，不过，这一次人们都不听他的了。一天下午，出工鼓敲过以后，人们把鹰逮住，由于它拼命地啄人，便用手捏住它的嘴，把它带出了监狱。人们来到围墙上。这一队中的十二个人都怀着好奇的心情，想看看鹰往哪儿跑。说也奇怪，大家都感到非常高兴，仿佛他们也分享了一部分自由似的。
“瞧这狗东西：为它做好事，它反而咬人！”擎着鹰的那个囚犯一边说，一边爱抚地瞧着它。
“米基特卡，放开它！”
“看来，.箱子里是装不住这个鬼东西的。把它放走吧，让它去享受那真正的自由吧！”
人们从围墙上把鹰扔到草原上。当时正值深秋季节，天气寒冷而阴沉。秋风在那光秃秃的草原上呼啸着，吹得一束束干枯而发黄的野草沙沙作响。那只鹰抖动着受伤的翅膀，一直向前跑去，它好象急于离开我们，随便跑到哪里去都行。囚犯们好奇地注视着它的头如何在草丛中时隐时现。
“瞧它跑得多快！”一个人若有所思地说。
“连头也不回！”另一个补充道，“弟兄们，它一次也没有回头看过，只顾往前跑！”
“怎么，你还想让它回来向你道谢吗？”第三个人说。
“啊，它自由啦！它已经感觉到自由了。”
“是的，它自由了。”
“已经看不见啦！弟兄们……”
“老站着干什么？快走！”卫兵喊道，于是大家一声不响地缓步向工地走去。
第七章 请愿
在本章的开头，已故的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戈梁奇科夫的《手记》的出版者认为有必要向读者作如下说明。
《死屋手记》第一章中曾简略提到过一个贵族出身的弑父者，而且是把他作为一个冷酷无情的典型例子来谈的，因为囚犯们往往以冷酷无情的口吻讲述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另外还提到，凶手在法庭上并未承认自己的罪行，然而根据那些熟谙这一案情的人所提供的情况可以看出，事实是那样明显，对于他的罪行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那些人还告诉《手记》的作者说，罪犯是一个行为十分放荡的人，他欠了债，由于渴望得到一笔遗产，便把自己的父亲杀死了。此外，弑父者被捕前所供职的那个城市的人，也都是这样来谈论这一案件的。关于这后一种情况，《手记》的出版者掌握有相当确凿的材料。最后，《手记》中还提到，那位弑父者在监狱里总是显得高高兴兴，精神状态非常好；他是一个性情乖张、轻率浮躁、遇事极不审慎的人，但他绝不愚蠢，《手记》的作者在他身上从未发现有什么特别残忍的东西。作者还补充了这样一句话：“当然，我是不相信这一罪行的。”
不久前，《死屋手记》的出版者从西伯利亚得到通知说，这个罪犯确实是无辜的，他白白地忍受了十年苦役的痛苦；他的冤案已由法庭正式昭雪。真正的罪犯已落入法网，并已招认，那个不幸的人也已获释出狱。出版者无论如何是不能怀疑这一消息的可靠性的……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关于这一事实的极为深刻的悲剧意义，关于被这一骇人听闻的指控所断送的年轻的生命，也无须多作评述了。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一事实本身就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我们还认为，如果这一事实是可能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性本身就给《死屋手记》中所描绘的图画增添了一个新的、极其鲜明的特点，并使得它更加完整了。
现在我们继续叙述下去。
我前面已经说过，我终于习惯于我在狱中的处境了。不过，这个“终于”是经过了一个十分困难和痛苦的过程的，是相当缓慢的。为了达到这一点，实际上我几乎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一年。正因为如此，这一年才自始至终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似乎觉得，这一年的每一个小时我都能依次记得。我还说过，别的囚犯也是很难习惯于这种生活的。我记得，在这头一年里，我常常暗自思忖：“他们怎么样？难道他们内心里都很平静吗？”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十分有趣。我已经说过，生活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囚犯都不象住在自己家里，他们好象是寄住在一个客店里，处在征途中，处在征途的某一段路程上。就连那些被发配到这里终身服苦役的人，也总是显得坐立不安，忧心忡忡，他们每个人想必都在暗自幻想着某种几乎不能实现的东西。这种旷日持久的焦虑不安，这种奇怪的急躁情绪和强烈的希望，尽管是以缄口无言表现出来的，但却是明显的；他们的种种希望是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的，但往往都象梦幻一样不切合实际，尤其令人感到吃惊的是，这种强烈的希望往往产生于那些显然是最实际的人们的头脑，——这一切就使得这个地方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外观和特点，而且这些特点也许就构成了它的最富有代表性的特色。我似乎觉得，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是狱外所没有的。这里的人都是一些幻想家，这也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这种情况之所以令人感到可怕，乃是因为这种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使大多数囚犯都显得愁眉苦脸，郁郁寡欢，甚至带着一种病态。大多数人都沉默寡言，几乎凶狠到了要进行复仇的地步，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希望表露出来。朴实憨厚，襟怀坦白，往往受到人们的鄙视。希望越是不能实现，幻想家本人越是感到他们的希望不能实现，他们就愈加顽固地、羞怯地把它深埋在自己的心中，但却不能够甩掉它。谁晓得呢，也许有人还会暗自感到羞愧哩。俄罗斯性格中有那么多严肃而又清晰的见解，同时内心里又充满着那么多的自我嘲讽……也许正因为这些人总是在内心里对自己感到不满，他们在平时的相互关系中才表现出那么多的不耐烦，那么多的敌意和冷嘲热讽。譬如说，如果有那么一个更为天真、更加缺乏耐性的人忽然想出出风头，偶尔大声说出了大家心中的话，大谈特谈其幻想和希望，这个人立刻就会被人打断，遭到众人的围攻和嘲笑；不过我觉得，那些攻讦别人最起劲的人，他们自己的幻想和希望也许比别人更多。我已经说过，在我们监狱里，天真幼稚和头脑简单的人往往被别人看成是最鄙俗的傻瓜，因而受到人们的蔑视。正因为每个人都十分孤僻和自负，所以他们才蔑视那些善良和不自负的人。除了这些天真幼稚和头脑简单的饶舌家以外，其余那些沉默寡言的人，可以明显地分为两类：善良的和凶恶的，性格孤僻的和性格开朗的。性格孤僻而又凶恶的人非常多；如果他们当中也有人天生爱说话的话，那就一定是一些永无休止的造谣诽谤者和怀有强烈嫉妒心的人，他们对别人的任何事情都加以干涉，但他们却从不向别人吐露自己的真实感情和内心的秘密。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宜的。心地善良的人(这种人很少)都很文静温和，沉默寡言，他们把自己的期望埋藏在心中，当然，他们比那些性格忧郁的人更倾向于幻想和相信自己的期望。此外，我觉得监狱里还有一些完全绝望的人。比方说，那个来自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的老人就属于这种人，尽管这种人很少。从表面上看，这位老人很平静(我已经谈过他了)，但根据某些迹象，我认为他的精神状态是十分可怕的。不过，他有自救的方法：祈祷和殉教的观念。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个神经失常、读圣经读得入了迷、曾用砖头砸过少校的囚犯，大概也是一个完全绝望和失掉了最后希望的人；但又因为一个人如果完全失掉希望就无法生存下去，于是他便想出一种解救的办法：自觉自愿地、几乎是人为地去殉教。他声称他用砖头砸少校并非出于仇恨，仅仅是为了想要受难。谁晓得他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一个人如果没有目的和为达到目的而作的努力，他就不能生存下去。一个人如果失掉了目的和希望，他就会由于苦恼而变成一个恶魔……我们囚犯的目的，就是自由和摆脱苦役。
我现在力图把狱中所有的人都加以分类，然而这能做得到吗？同极其细微的抽象思维活动相比，现实生活是千变万化的，是不能对其进行明显和重大的区分的。现实生活的趋势是分化。我们囚犯也有自己的生活，尽管这种生活很糟，但毕竟也是一种生活，它不仅是一种法定的生活，而且包括我们的内心生活。
我已经说过，在我蹲监狱的初期，我不能也不善于深入理解这种生活的内在实质，因此，它的一些表面现象在当时曾使我感到有说不出来的苦恼。我有时简直想要憎恨那些也和我一样的受苦人。我甚至嫉妒他们，诅咒自己的命运。我所以嫉妒他们，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生活在自己的同伴中间，他们彼此平等，彼此了解，虽然实际上他们也和我一样，十分厌恶和痛恨这种在棍棒下结成的同志关系和这种强制性的集体生活，每个人都渴望摆脱这种生活。我再重复一遍，我在恼怒时产生的这种嫉妒心，是有其正当的理由的。有人说，一个贵族，一个有教养的人，在服苦役和蹲监狱期间所感受到的痛苦，是和任何一个庄稼汉完全一样的；这种说法其实完全不正确。我最近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并读了这方面的文章。这种说法的出发点是对的，是人道主义的——大家都同样是人，囚犯也是人。但这一概念未免太抽象了，它忽略了很多具体的条件，这些具体条件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够理解。我并不是说，一个贵族或者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们的思想感情似乎就更加丰富，更加细腻，他们在精神发展方面就更加成熟。一个人的精神及其发展程度是很难用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的。甚至教育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作为衡量的尺度。我愿意首先出来作证，就是在那些最没有受过教育、最受压抑的受苦人当中，我也遇到过一些精神世界非常丰富的人。在监狱里往往有这种情况，你认识一个人已经多年，总觉得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野兽，因而藐视他。可是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内心世界却突然充分地显示了出来，这时你就会看到他的思想感情是多么丰富，他的心灵是多么善良，他对自己和别人的苦难了解得多么清楚，这一切都会使你大开眼界，一开始你甚至不敢相信你亲自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然而也有相反的情形：一个有教养的人有时却表现得十分野蛮和厚颜无耻，使你感到厌恶，不管你心地多么善良，也不管你过去如何看待他，你在自己心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出原谅他或替他辩解的理由。
我也无须去谈习惯、生活方式、饮食等方面的改变了，这些方面的改变对于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人说来，当然要比一个庄稼汉更加痛苦，因为一个庄稼汉即使在自由时也常常挨饿，在监狱里起码是可以吃得饱的。我不想争论这些。可以设想，对于一个稍微有点意志力的人来说，这些困难同别的困难相比都算不了什么，虽然，习惯的改变实际上也绝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还有比这更大的困难，遇到那些困难时，人们就不会去注意居住条件的肮脏和拥挤，饮食的不足和不洁了。一个油头粉面的花花公子，一个娇生惯养的人，尽管过去过惯了游手好闲、不劳而获的生活，如今当他汗流满面地干了一天活之后，他也会狼吞虎咽地嚼吃黑面包，喝带有死蟑螂的菜汤。对于这些是可以习惯的，正如那首讽刺一个身陷囹圄的花花公子的幽默歌曲中所唱的：
顿顿给我白菜加凉水——
我吃起来也是狼吞虎咽。
不；比这一切更加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普通囚犯入狱后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和其他的人完全一样，如同来到自己家里，在这个集体里开始享有和别人同样的权利。大家了解他，他也了解大家，大家都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同伴，看作自己人。然而，一个贵族就不同了。不管他如何正直、善良、聪明，他将一连数年受到人们的敌视和蔑视；他不能为大家所了解，更主要的——大家都不信任他。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同志；虽然经过多年以后，他做到了使别人不再欺负他，但他仍然是一个局外人，他将永远忍受被别人疏远和孤独的痛苦。囚犯们对他的疏远有时也并非完全出于恶意，而是无意识的。他不是自己人，仅此而已。再没有比生活在一个不适宜的环境里更可怕的了。一个从塔干罗格迁居到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港的庄稼汉，立即就会在那里找到一个和他一样的俄罗斯庄稼汉，他们立即就能达成协议，两个小时以后，他们就和睦共处地住在同一间小木房或窝棚里。.可是贵族出身的人却不然。他们同平民之间似乎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尤其当那位贵族突然间完全失掉了他原先的一切特权并变为一个平民时，这一点更能充分地看得出来。哪怕他同一个平民结识了一辈子，四十年间在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场所天天和他打头碰面，甚至作为恩人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父辈同他交往，——也永远不会真正了解他。一切都不过是视觉上的错误而已。我知道，每个读了我这些话的人，都会说我在夸张。不过，我坚信这是正确的。我不是从书本上，也不是从抽象的概念，而是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得出这一结论的，我的这一论断将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也许以后人们就会了解这一论断是多么正确。
事有凑巧，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很快就证实了我的观察，并使我受到强烈的影响。第一年夏天，我经常孤单单一个人在狱中各处溜达。我已经说过，我当时正处在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之中：我甚至无法鉴别也区分不出囚犯当中哪些人会喜爱我，或者以后会喜爱我，尽管他们从来也没有平等地对待过我。我也结识了几个贵族，：但同他们的友谊从未使我心头感到过轻松。我对什么都看腻了，但又无处躲避。于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从一开头就使我最清楚不过地明白了我的孤独处境以及我在狱中的特殊地位。这件事发生在夏天，七月末，那天天气晴朗而炎热，吃过午饭以后，人们象往常一样正睡午觉，以便下午出工干活，可是忽然全监狱的人都起床了，开始在院子里站队集合。在这以前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当时我正陷入深思之中，想自己的心事，以致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几乎无所察觉。其实，囚犯们已在暗中骚动三天了。这次骚动也许更早一些时候就开始了，正象我后来所猜测的那样，我不由地回想起囚犯们的某些谈话，而且最近以来囚犯们吵架的次数也增多了，人们都显得愁眉不展，心情特别不好。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由于繁重的劳动、漫长而无聊的夏日、对森林和对自由的不由自主的向往、短促的夏夜、睡眠不足等原因造成的；也许，这一切汇聚在一起，便一下子爆发出来了。不过爆发的导火线，却是因为伙食。近几天来，囚犯们在狱室里，特别是在厨房吃午饭和吃晚饭的时候，总是大声发牢骚，十分气愤，他们对炊事员感到不满，甚至试图把其中的一个换掉，可是刚换上去的那个炊事员很快又被撵走，又换上了原来的那个。总之，大家的心情都非常不安。
“干的是牛马活，喝的却是肚肠子汤，”常常有人在厨房里发牢骚说。
“不喜欢喝这种汤，那就叫个奶油冻吧，”另一个人接着说。
“弟兄们，我非常喜欢喝这种汤，”第三个人搭腔道，“因为它味道很香。”
“要是天天给你喝这种汤，你也觉得很香吗？”
“当然啦，现在是吃肉的季节了，”第四个人说道，“我们在窑场干活累得腰酸腿痛，干活干累了，见到什么都想吃。可是肚肠算是什么食物呀！’’
“不喜欢肚肠，那就吃心吧。”
“就算再添上心，老让我们吃肚肠和心，这算什么食物！还讲不讲一点公理？”
“是呀，伙食太糟啦。”
“放心吧，人家的腰包早填满啦。”
“这可不是你管得着的事儿。”
“我管不着，谁管？可肚子是我的呀。以我看，我们大伙若是一齐去请愿，伙食就会办好。”
“请愿？”
“是的。”
“为了那次请愿，把你揍得还轻吗？你这个傻瓜！”
“说得倒也对，”另一个一直没有开口的囚犯发牢骚道，“可是，光着急有什么用呢！请愿时你怎么说？你这个傻瓜，你倒先说说看。”
“我是要说的。如果大家都去，我就跟着大伙一块儿去说。我就说我们的伙食太糟啦。我们中间有的人起小灶，有的人却只能吃大锅饭。”
“瞧你这个小机灵鬼！看人家吃得好，就眼馋啦。”
“看着别人的钱财别眼红，早起晚睡不受穷。”
“不受穷？……这一回我可非要跟你争论到老不可。这就是说，你有钱，你想袖手旁观吗？”
“有钱的是叶罗什卡，他有狗又有猫。”
“说实在的，弟兄们，还坐着等什么？这种伙食咱们也吃够啦。人家扒我们的皮，我们干吗不找他说理去？”
“干吗！你大概是希望人家把食物嚼烂再送到你嘴里去吧，你吃惯现成的啦。要知道我们是在服苦役呀，你懂不懂？”
“你们瞧，果然是这样：老百姓吵一吵，将军吃个饱。我的天哪！”
“说得对。八只眼可吃得又肥又胖。他还买了两匹大青马哩。”
“哼，他还喜欢喝酒。”
“前几天他和兽医玩纸牌时打起来啦。”
“他们玩了一个通宵，我们的那位动了两个小时的拳头。这是费季卡说的。”
“所以才让我们喝肚肠子汤。”
“哎，你们这些傻瓜！这种事我们可干不得。”
“大伙都出面去说，看他还有什么辩白的理由。我们要坚持到底。”
“辩白的理由！他会把你的门牙打掉，准会这样干的。”
“还会把我们送交法庭审判……”
总之，大家都激动起来了。最近一个时期我们的伙食的确很不好。而且各种各样的事情又接踵发生。更主要的是大家都很苦闷，内心里憋着一肚子火。苦役犯都是一些天生爱打架和爱闹事的人；不过，成群结伙聚众闹事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他们的意见总是不一致。他们每个人也都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往往大话说得多，实际事干得少。不过，这一次骚动却不同于往常。囚犯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狱室里，院子里，议论纷纷，破口大骂，怒气冲冲地回忆着少校任职期间所干的一切坏事，把他的老底都给抖落出来了。有几个人特别激动。在任何这样的场合，往往会出现一些出谋划策者和领头人。这次请愿的领头人都是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不仅在监狱里，而且在各个工地、营地和其他地方都很有名。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到处都有这样的人，而且都很相似。这种人热情洋溢，渴望得到正义，他们都十分天真和真诚地相信，正义一定能够得到，而且立刻就能得到。这种人并不比别人愚笨，其中有些人甚至也很聪明，但他们往往过于急躁，缺乏机智和审慎。在这类事情中，如果有人善于因势利导，能够引导群众赢得事业的胜利，他们就会成为另一类型的人，即人民的带路人和天然领袖，不过这种人在我们当中是非常少的。然而，我现在所说的这次请愿的出谋划策者和领头人，几乎总是把事情引向失败，他们自己则为此而被投进监狱或被发配服苦役。他们由于过激而遭到失败，然而也正因为过激，他们才会对群众发生影响。群众都乐意跟他们走。他们的热情和义愤影响着每一个人，到最后，就连那些最犹豫不决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对成功的盲目信心甚至对那些最顽固不化的怀疑主义者也有诱惑力，尽管他们的信心往往显得那么不稳定，那么幼稚可笑和缺乏根据，以致连旁观者都感到惊奇：为什么群众会跟着他们走？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总是走在前头，而且无所畏惧。他们象一群公牛似的低着头，挺着犄角横冲直闯，但他们往往缺乏远见，又不谨慎，更不会玩弄那种纵横捭阖的诡谲手段，而有些卑鄙无耻的人却擅于利用这种手段赢得胜利，达到自己的目的，并安然无恙地从漩涡里跳出身来。这种人是必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人肝火很旺，爱发牢骚，暴躁易怒，而且缺乏耐性。他们眼光非常短浅，不过这也或多或少构成了他们的力量。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往往不是奔向直接的目标，而是走到斜路上去，他们不注意大事，却往往抓住一些小事不放。这正是他们遭到毁灭的原因。但他们却能为群众所了解，这也正是他们力量之所在……不过，我还必须讲一讲请愿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监狱里有几个这样的人，也参加了请愿。他们都显得格外激动。特别是其中有个叫马尔蒂诺夫的囚犯，他过去当过骠骑兵，性情暴躁，不守本分，且又多疑，不过他很正直和诚实。另外一个叫瓦西里·安东诺夫，是一个沉着冷静而又易怒的人，他举止十分傲慢，脸上总是流露着嘲讽的微笑，但很有修养，而且也很正直和诚实。我不能对所有的人都一一加以描述了，因为这样的人很多。至于彼得罗夫，更是不停地跑前跑后，倾听人们的谈话，自己却很少发言，显然他很激动，他是第一个从狱室里跑出来站队的。
正在狱中值勤的班长立刻慌慌张张地跑出来。那些已经站好队的囚犯们彬彬有礼地请他转告少校：全体苦役犯想要和他谈话，要当面请教他几件事。所有的残废老兵也跟着班长跑了出来，并在囚犯的对面站好队。交给班长的这项任务是非同寻常的，使他感到惊恐万状。但他又不敢不立刻去向少校报告，因为第一，如果囚犯们骚动起来，就可能会闹出什么乱子。我们的狱方人员都非常害怕囚犯闹事，第二，即使什么事也不发生，比方说，囚犯们改变了主意，又立刻散开，他这个当班长的也应该把所发生的一切立刻报告给长宫。他吓得面色苍白，浑身发抖，急忙跑去向少校报告，他甚至顾不上亲自问明情况并规劝一下囚犯们。他看得出来，囚犯们现在是不会跟他谈话的。
我一点也不清楚所发生的事情，也跟着大伙出来站队。事情的详细经过我是后来才打听到的。当时我以为是要站队点名，但又不见值日官来，这使我感到奇怪，我于是四下里张望。人们的面孔都很激动、气愤。有的人甚至面色苍白。总的说来，大家都很焦急，沉默不语，等待着少校的到来。我注意到，很多人都带着特别惊奇的神色瞧着我，然后又一声不吭地掉过脸去。看来，他们看到我和他们站在一起，都感到惊奇。他们显然不相信我也会参加请愿。那些站在我周围的人很快又向我转过身来，大家都用疑惑的目光瞧着我。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站得离我很远的瓦西里·安东诺夫粗暴而又大声地问我；在这以前，他跟我说话时总是用“您”称呼我，对我相当有礼貌。
我困惑不解地看着他，仍竭力想搞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时我己猜到准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是呀，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回狱室去吧，”说话的是军犯部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在这以前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是一个善良而又温和的小伙子。“这儿的事与你无关。”
“我看见大家都出来站队，我以为是点名呢。”我答道。
“瞧，他也爬出来啦，”一个人喊道。
“铁钩鼻子，”另一个说。
“苍蝇拍子！”第三个人带着难以描述的轻蔑神情说道。这个新的绰号立即引起了一阵哄笑。
“他在伙房里起伙，是抬举我们，”有人补充说。
“到处都是他们的天堂。这儿是监狱呀，可他们却吃白面包，还买奶猪。你是自己起伙，往这儿钻干什么？”
“这里不是你站的地方，”库利科夫走过来，毫不客气地对我说；他挽起我的胳膊，领着我走出队列。
他本人面色苍白，两只黑眼睛炯炯有神，紧紧地咬着下嘴唇。他若无其事地等待着少校的到来。我顺便插几句：每逢这种场合，即需要他大显身手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观看库利科夫的表情。他非常喜欢炫耀自己，但也实干。我觉得，即使上断头台，他也会穿得漂漂亮亮，昂首阔步走上前去的。如今，当大家都对我不礼貌并咒骂我时，他显然故意加倍地显得对我彬彬有礼，而且他的话特别坚定有力，甚至有点傲慢，不容任何人反驳。
“我们在这儿办自己的事情，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这儿没有您的事。您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待一会儿吧……你们的人都在厨房里，您到那儿去吧。”
“让他滚回无脚后跟的安季普卡居住的第九根柱子那儿去吧！”有人应声说道。
从稍稍打开一点的厨房窗口，我确实看到了我们的那几个波兰难友；不过，我觉得，除了他们，那儿似乎还有不少别的人。我困惑不解地向厨房走去。身后发出一片笑骂声和嘘嘘声(在监狱里，人们用嘘嘘声代替吹口哨)。
“不高兴啦！……嘘-嘘-嘘！滚蛋吧！……”
直到现在，我在监狱里还从未受到过这么大的侮辱，这一次使我感到非常痛心。可是，我正赶到节骨眼儿上了。在厨房穿堂里我遇上贵族托—夫斯基①，他是一个坚毅果敢、气度豁达的青年人，他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却非常喜爱B。苦役犯们往往把他同别的贵族区别开来，甚至有点儿喜爱他。他英勇果敢，强壮有力，这从他的每一个动作上都能看得出来。
***************************
①指西蒙·托卡尔热夫斯基(1823--1900)，他是反对农奴制、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波兰农民协会的会员，著有《七年苦役》一书。
***************************
“您怎么啦，戈梁奇科夫，”他冲着我喊道，“到这儿来吧！”
“他们在那边干什么？”
“他们在请愿，难道您不知道吗？他们当然不会成功的，因为谁会相信苦役犯的话呢？狱方会调查主谋人，如果我们待在那边，他们当然就会把暴乱的责任首先推到我们身上。要记着我们是因为什么进监狱的呀！他们不过挨一顿鞭笞罢了，我们可得去受审。少校恨透了我们这些人，把我们都毁灭掉他才高兴呢。他会利用我们把他自己洗清的。”
“而且这些苦役犯会出卖我们，”当我们走进厨房的时候，米—茨基补充说。
“放心吧，狱方不会发慈悲的！”托—夫斯基接着说。
厨房里除了几个贵族以外，还有很多人，总共有三十来个。他们所以留在这里，都是因为不愿意参加请愿，——一些人是出于怯懦，另一些则由于坚信任何请愿都无济于事。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在这里，他是任何类似事件的顽固不化的天然反对者，他认为请愿会破坏狱中的正常秩序，也不符合道德规范。他一言不发，十分平静地等待着事件的结束；他对这次请愿会有什么结果一点也不关心，相反，他深信狱方的秩序和意志必然会胜利。伊赛·福米奇也在这里，他困惑不解、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贪婪而胆怯地倾听着我们的谈话。他感到十分不安。所有出身于平民阶层的波兰苦役犯，也都和他们的贵族同胞待在一起。这里还有几个胆小怕事的俄国人，尽管他们总是受压抑，但却一句话也不敢说。他们不敢和其他囚犯一起参加请愿，只是满腹忧愁地等待着事件的结束。最后，这里还有几个总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囚犯，他们并不是胆小怕事的人。他们所以不参加请愿，乃是因为他们固执而又傲慢地坚信，这一切都是胡闹，除了把事情搞坏，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不过我觉得，他们此时仍感到有点尴尬，显得并不那么完全自信。尽管他们也晓得他们关于请愿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事后也得到了证实，但他们仍觉得好象是背弃了自己的难友，把难友出卖给少校了。那个因伪造货币而入狱并夺去了库利科夫兽医生意的、十分精明能干的西伯利亚庄稼汉尧尔金也在这里。从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来的那个老人也在这里。炊事员们也都留在厨房里没有出去，他们想必认为他们也属于狱方人员，因而参加请愿，反对狱方是不适宜的。
“不过，”我开始犹豫不决地对米—茨基说，“除了这些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去站队了。”
“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B悻悻地说。
“我们若是出去，就会比他们多担一百倍的风险；这有什么必要？Je hais ces brigands。难道您以为他们请愿会有什么结果吗？我们为什么要参与这种蠢事？”
***************************
①法语：我恨这些强盗。
***************************
“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一个苦役犯接着说，这是一个倔强而又凶狠的老头子。阿尔马佐夫也在这里，他赶忙附和着说：
“除了每人挨五十大棍，什么结果也不会有的。”
“少校来啦！”有人喊道，于是我们都拥到窗口去观看。
少校凶相毕露、怒气冲冲地飞跑进来，满脸通红，戴着墨镜。他一言不发，但却果敢地走到队前。在这种场合他确实是很果敢的，而且勇气十足。不过，他几乎总是处于半醉状态。就连他那顶沾满油污、着黄边的军帽和肮脏的银白色肩章，这时都孕育着一种不祥之兆。紧跟在少校后面跑来的是司书佳洛夫，他在我们监狱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实际上掌管着狱中的一切，甚至能左右少校；此人狡猾、聪明，但却不是一个坏人。囚犯们对他都感到满意。跟在他们后面跑来的是我们的那位军士，他显然已经受到一顿十分严厉的申斥，还有十倍的不幸在等着他呢。接着跑来的是卫兵，人数不多，只有三、四个人。自从打发人找少校以后，囚犯们似乎都脱帽站着，这时他们马上挺直腰板，整好衣帽，每个人都倒换一下脚站好，然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着长官的第一句话，或者更准确地说，等待着他的第一声喊叫。
少校立刻发作起来；他没说上两句话就扯着喉咙大喊起来，甚至发出一种刺耳的尖叫，他几乎要发疯了。我们从窗口看见他顺着队列跑着，冲着囚犯们追问。不过，由于离得太远，我们未能听得见他的问话以及囚犯们的回答。我们只听见他尖着嗓子狂喊：
“造反啦！……出列……主谋人！你是主谋人！你是主谋人！”他一边喊，一边向人们扑去。
听不见回答。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有一个囚犯被拉出来，送进了卫兵室。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被送进卫兵室，接着是第三个。
“我把你们全都送交法庭审判！让你们再造反！谁在厨房？”他从敞开的窗口看见了我们，便尖着嗓子喊了一声。“都到这儿来！把他们都赶到这儿来！”
司书佳洛夫向厨房走来。等他来到厨房后，有人告诉他，这里的人没有参加请愿。他立即跑回去报告少校。
“哦，没有参加！”他的话声顿时降低了两个音阶，显出高兴的样子。“不管参加还是没有参加，都到这儿来！”
我们走出来。我似乎觉得，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往外走。我们低着头走了出来。
“哦，普罗科菲耶夫！还有尧尔金，是你呀，阿尔马佐夫……站好，站好，你们都站在一起，”少校一边温和地打量着我们，一边用急促而柔和的声调对我们说，“米—茨基，你也在这儿……把名字都记下来。佳洛夫！立刻造一张表，哪些人满意，哪些人不满意，全都写上，然后把表交给我。我要把你们全都……送去审判！我要教训教训你们这些骗子手！”
这份表起了作用。
“我们满意！”从那些不满意的人群中忽然有人闷闷不乐地喊道，不过声音似乎不怎么坚决。
“哦，你们满意！还有谁满意？满意的都站出来！”
“我们满意，我们满意！”又有几个声音喊道。
“你们满意！这么说，是有人在煽动你们罗？可见，有主谋人，有谋反者！他们会更倒霉的！……”
“天哪，这是要干什么？”人群中有人喊道。
“这是谁，谁在喊？”少校一边咆哮着，一边朝发出声音的那边跑去。“是你呀，拉斯托尔古耶夫，是你喊的吗？送卫兵室！”
拉斯托尔古耶夫是个全身浮肿、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他走出队列，慢吞吞地向卫兵室走去。其实那一声并不是他喊的，不过由于少校认定是他，他也就不敢申辩了。
“真是吃饱了就惹是非！”少校在他身后嗥叫着，“瞧你吃得肥头大耳，三天不挨揍，你就……我要把你们全都查出来！满意的，站出来！”
“我们满意，大人！”传来几十个闷闷不乐的声音，其余的人都倔强地一声不吭。这正是少校所期望的。显然，以某种和解的方式尽快把这场风波平息下去，对他本人也有好处。
“哦，现在大家都满意了！”他赶忙说，“这我看得出来……我知道。这里有人在煽动！他们当中显然有主谋人！”他冲着佳洛夫继续说，“这件事必须详细调查。不过现在……现在该出工啦。敲出工鼓！”
派工时，他亲自坐阵监督。囚犯们都一声不响、郁郁不乐地向各个工地走去，不管怎么说，他们显然都巴不得赶快离开他的视线。派完工，少校立即到卫兵室看了看，吩咐如何惩罚那些“主谋人”。不过这次惩罚并不很重。他甚至匆匆地就结束了这件事。后来听说，有个囚犯曾请求他宽恕，他立即就宽恕了他。显然，少校的心情也有点不佳，他甚至也许有点害怕。在任何情况下，请愿都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其实，诉几句苦也算不上是什么请愿，况且这次也不是向最高长官请愿，而是向他少校本人提出的，不过，这终究是一件使人感到难堪和有伤体面的事情。尤其使他感到不安的是，所有的囚犯都闹起来了。因此，无论如何也得赶快把事情平息下去。“主谋人”很快就被释放了。第二天，伙食的确有所改善，尽管没有维持多久。头几天，少校常来狱中巡视，并常常发现一些违章现象。我们那位军士似乎仍然惊魂未定，总是显得忧心忡仲，茫然不知所措。至于囚犯们，在这次事件以后，也久久未能平静下来，但他们都不象以前那样激动了，而是默默地感到惶悚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有些人甚至垂头丧气起来，另一些人则照常发牢骚，不过谁都不愿再提请愿的事。很多人仍显得有点气愤，他们大声地互相挖苦讽刺，好象是以此来惩罚自己参加请愿似的。
“结果怎么样，老弟，吃不了兜着走吧！”一个人说。
“只图一时痛快，现在可尝到苦头了。”另一个人补充道。
“哪有耗子给猫系铃的呢？”第三个人说。
“不挨几棍子是不能使我们弟兄们相信的。嘿，这一回没把我们每个人都揍一顿，就算不错了。”
“你以后也该多动动脑子，少说闲话才是。”有人恶狠狠地说。
“你教训谁？想当教师爷吗？”
“教你多懂点事。”
“谁要你来教训，你算老几？”
“我嘛，暂且还是一个人，可你算什么东西？”
“你是狗嘴里吐出来的一块骨头。”
“那说的是你自己。”
“好啦，好啦，住嘴吧！你们叫嚷什么！”两个吵架的人受到众人的呵斥……
就在请愿那天的傍晚，下工回来，我在狱室后面碰见了彼得罗夫。他正在找我。他走到我跟前嘟哝了几句，似乎是两、三句含糊不清的慨叹，但很快又心不在焉地沉默起来，呆呆地和我并排走着。那件事仍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我以为彼得罗夫会向我作一些解释的。
“请告诉我，彼得罗夫，”我问他，“你们的人是不是生我们的气啦？”
“谁生谁的气？”他若有所思地反问道。
“囚犯们生我们……贵族的气？”
“为什么要生你们的气呢？”
“哎，因为我们没有参加请愿。”
“你们干吗要参加请愿呢？”他问道，仿佛想竭力搞明白我说话的意思，“你们不是自己起伙吗？”
“我的天哪！要知道你们当中也有人自己起伙呀，可他们都参加了。哎，我们本应该参加的……因为咱们是朋友嘛。”
“可是……你们算是我们的什么朋友呀？”他困惑莫解地问道。
我赶忙瞧了他一眼：他根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可是在这一瞬间我却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了。那个很久以来就使我感到困惑和苦恼的问题，现在第一次被我彻底搞清楚了，我突然明白了许多在此以前我一直琢磨不透的事情。我明白了：即使我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囚犯，即使我将永远被囚禁在监狱里，即使我是一个特别部的犯人，他们也永远不会把我看作是自已的朋友的。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彼得罗夫当时的神态。在他那句“你们算是我们的什么朋友呀？”的问话里，包含着多少真诚、天真无邪和毫不做作的困惑莫解啊。我曾这样想：这句话里是否含有讥讽、恶意和嘲笑的意味呢？一点也没有；我不是他们的朋友，仅此而已。他说这句话时心里也许在想：“你走你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你干你的事情，我们干我们的事情；咱们不是一家人呀！”
的确，我曾这样想过：请愿结束后，他们会把我们吃掉，不让我们活下去的。其实并非如此：我们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听到过，也没有觉察到对我们有任何特别的怨恨。他们只不过仍象以前那样有时偶尔抱怨我们几句，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而且，他们对于所有那些留在厨房里没有参加请愿的人以及最先喊出“我们满意”这句话的人，也一点儿没有生气发怒过。谁都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对于这后一点我是不能够理解的。
第八章 狱友
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自己人，即那些“贵族们”，特别是在初期。不过，在被关押在我们监狱里的那三个从前的俄国贵族(阿基姆·阿基梅奇、暗探A和那个被认为是弑父者的人)当中，我与之交往和交谈的只有阿基姆·阿基梅奇一人而已。而且说实在的，也只有当我感到绝望，感到十分烦闷，除了他再也找不到交谈者的时候，我才去找阿基姆·阿基梅奇。在上一章里，我曾试图把我们所有的囚犯加以分类，现在既然谈到了阿基姆·阿基梅奇，我认为不妨再增加一类。诚然，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只有他一个人。这是一类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苦役犯。当然，完全漠不关心的人，即那种认为过自由生活和过监狱生活并没有什么两样的人，在我们监狱里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不过，阿基姆·阿基梅奇似乎是个例外。他在狱中安排得那样舒适，仿佛打算要在这儿过一辈子似的：他使用的一切东西，从被褥、枕头到其他物品，质地都很结实，安放得井然有序，看不出有任何临时寄宿的痕迹。他还得在狱中蹲很多年，不过，他大概也从未考虑过出狱的问题。他之所以安于现状，当然并非出于真心，而多半是出于对上级的屈从，不过对他来说，这反正都是一样。他是一个好人，起初甚至帮我出过一些主意，帮我操办过一些杂务；不过我得老实承认，有时，特别是在初期，他曾使我感到十分懊丧，使得我本来就很忧郁的心情更加苦闷不堪了。我正是由于苦闷才找他谈话的。我渴望他能讲几句充满生气的话.哪怕是几句气愤和激昂的话也行，我们好一同发泄心中的怨气，诅咒我们的命运；可是他却一声不吭地糊着他的那些小灯笼，或者讲述他某年某月曾参加过什么阅兵式，他们的师长是谁，叫什么名字，对阅兵式是否满意，给炮手发出的信号如何不断变换，等等。而且他的声调是那么平淡而又彬彬有礼，犹如滴哒滴哒往下滴水一样。即使当他讲到他在高加索因参加某次战役有功，长官们把“圣安娜”勋章给他佩挂在战刀上时，他几乎也一点没有振奋起精神来。只是这时他的声音似乎变得异常庄重严肃；当他说出“圣安娜”勋章这几个字时，他把声音稍微压低，显出一种神秘的样子，说完以后沉默了两三分钟，显得格外庄重……在头一年里，我也有过糊涂的时候，有时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憎恨起阿基姆·阿基梅奇来，我暗自诅咒自己的命运不好，不该让我头挨着头地和他睡在一个通铺上。一个小时以后，我又为此而责怪自己。不过，这都是在头一年中发生的事；后来我就在内心里跟阿基姆·阿基梅奇完全和解了，并为自己原先的糊涂想法感到羞愧。我记得，我和他表面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
除了这三个俄国贵族以外，在我蹲监狱期间，我们这里还关押过八个贵族。我曾同其中几个过从甚密，我甚至也很乐意接近他们，不过并非同所有的人。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物也都显得有点病态，性格孤僻，而且十分偏执。其中有两个我后来干脆就不跟他们来往了。他们当中受过教育的只有三个人：鲍—斯基①、米—茨基和年事已高的若—斯基②，
***************************
①指波兰革命家约瑟夫.鲍古斯拉夫斯基。
②指波兰革命家约瑟夫.若霍夫斯基(1800--1851)。他因一八四八年在华沙发表革命演说而被判处死刑，后改为十年徒刑。
***************************
后者原是某地的一位数学教授，他为人善良忠厚，但性格却十分古怪，他虽然受过教育，但眼光极其短浅。米—茨基、鲍—斯基和他完全不同。我一开始就和米—茨基相处得很好，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我很尊敬他，但我从来也不能喜爱他和依恋于他。他是一个疑心很重而又凶狠的人，具有惊人的自制力，很善于抑制自己。然而，也正因为他善于抑制自己，我才不喜欢他：我似乎觉得，他从未向任何人打开过自己的心扉。不过，也许是我看错了。他是一个意志坚强而又特别高尚的人。他与人交往时那种特别老练而又多少有点狡猾的巧妙手腕和慎重态度，正好暴露出他内心深藏着的怀疑主义。不过，他的缺点也正在于这种双重性格：既疑心重重，又坚定不移地深信自己那种独特的信念和希望。尽管他很善于处事，但他和鲍—斯基及其挚友托—斯基却是死对头。鲍—斯基是一个体弱多病并带有结核病症状的人，他性情暴躁，爱动肝火，实际上却非常善良，而且气度豁达。他有时简直暴躁到使人完全无法忍受和乖张任性的地步。我由于忍受不住他的这种性格，后来便和鲍—斯基决裂了，然而我任何时候都不能不爱他；我同米—茨基虽然没有争吵过，但我从未爱过他。我同鲍—斯基决裂后，接着也就立刻同托—斯基断绝了来往，在上一章讲述那次请愿事件的时候，我曾提到过这位年轻人。这使我感到十分难过。托—斯基虽然没有受过很多教育，但他善良、勇敢，总之，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人。问题在于，他非常热爱和尊敬鲍—斯基，甚至对他崇拜到这样的地步：谁若是跟鲍—斯基有一点不和，他就立刻把那个人看做是自己的敌人。他后来所以和米—茨基闹翻，似乎也是因为鲍—斯基的缘故，虽然他们的友谊已保持了多年。其实，他们都是一些精神失常、肝火很旺、暴躁易怒而又疑心重重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处境很困难，比我们困难得多。他们都远离祖国，其中有些人的刑期很长，十年，二十年，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总是怀着很深的偏见去看待周围的一切人，只看到苦役犯残酷无情的一面，不能甚至也不愿在他们身上看到任何好的品质，任何的人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是环境和命运迫使他们抱有这种不幸的观点。显然，他们在狱中都感到非常痛苦。他们对待契尔克斯人、鞑靼人以及伊赛·福米奇都很友好、和蔼可亲，但对其他苦役犯却抱着厌恶的态度，竭力回避他们。只有那个从斯塔罗杜布来的旧教徒才深受他们的尊敬，值得提出的是，在我蹲监狱期间，任何一个苦役犯都没有因他们的国籍、信仰和思想方式而指责过他们，就象我们一般老百姓有时对待外国人特别是对待德国人那样。其实，对德国人也只不过取笑一下而已，因为在俄国老百姓看来，德国人是极其滑稽可笑的。其实，苦役犯们对我们这几位外籍难友是相当尊重的，远比对我们这些俄国贵族更为尊重，从来没有找过他们的麻烦。然而这几位外籍难友似乎从来也不想注意和考虑这一点。我再来谈谈托—斯基。当他们从第一个流放地转解到我们要塞来的时候，他一路上几乎是背着鲍—斯基走来的，因为后者体质很弱，还没有走一半路，就已疲惫不堪。他们最初被流放到Y城。据他们说，他们在那儿生活得很好，那儿要比我们要塞好得多。后来他们跟流放到另一个县城的人通过一次信(其实那次通信是完全无罪的)，就为了这件事，便决定将他们三人转解到我们要塞里来，以使他们处在我们最高长官的直接监督之下。他们的另外一位难友叫若—斯基。在他们到来之前，米—茨基是我们监狱里唯一的一个波兰人。可想而知，他在服苦役的第一年是多么苦闷啊！
这位若—斯基，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总是祷告上帝的人。我们这些政治犯都是一些年轻人，其中有几个甚至还非常年轻；只有若—斯基是一位年过半百的人。他为人正直，但脾气有点古怪。他的难友鲍一斯基和托—斯基都非常不喜欢他，甚至很少和他说话，认为他太固执和太乖僻。我不知道他们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在监狱里，人们都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迫生活在一起，因而这里的人比起狱外的人都更容易发生争吵，甚至相互憎恨。这种情况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不过，若—斯基的确是一个相当愚蠢的人，也许还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的其他难友也都跟他合不来。尽管我从未和他发生过争吵，但和他相处得也不怎么融洽。我记得，他总是竭力用他那蹩脚的俄语向我讲解他自己臆想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天文学体系。据说，他过去还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不过学术界对他只是嗤之以鼻。我似乎觉得，他这个人的理智多少受了点损害。他整天跪在那儿祷告上帝，从而博得了全体苦役犯的尊敬，一直到他死都是这样。我亲眼看见他在患过一场重病之后，死在医院里了。其实，人们对他的尊敬，早在他刚刚跨进监狱的门坎，和少校发生过那次冲突以后就开始了。在从Y城来我们要塞的途中，他们没有剃过头，因而他们脸上都长满了胡茬子；他们被直接带去见少校，少校认为这是对章法的公然违犯，因而大发雷霆；其实，这件事一点也怪不得他们。
“看他们这邋遢样子！”他嗥叫起来，“简直象是流浪汉，强盗！”
若—斯基当时还听不懂俄语，他以为少校问他们是什么人？是流浪汉还是强盗？于是他回答说：
“我们不是流浪汉，而是政治犯。”
“什么？你竟敢对我这样无礼？真是太放肆了！”少校咆哮起来，“送禁闭室！打一百棍，立即，立即执行！”
老人毫不争辩地躺下受刑，他用牙齿紧咬着胳膊，没有喊叫一声，没有呻吟一声，一动不动地忍受了这次刑罚。鲍—斯基和托—斯基当时已走进监狱，米—茨基在大门口等着他们，他跑过去和他们拥抱，虽然在此以前他并未见过他们。他们激动不安地把少校刑罚若—斯基的事对他讲了一遍。我记得，米—茨基后来曾向我讲述过这件事：“我当时非常气愤，”他说，“也不知是怎么搞的，我气得象发热病似的浑身直打哆嗦。我在大门口等着若—斯基。他在禁闭室受完刑罚后，应该直接从这里进监狱。旁门忽然打开了，若—斯基走进来，他谁也不看，面无血色，苍白的嘴唇颤抖着，从聚集在院子里的囚犯们(他们已经获知一个贵族正在受刑)中间穿过，走进狱室，直奔自己的铺位，一句话也没说，跪下来便开始祷告上帝。囚犯们都很惊讶，甚至深受感动。”他接着说：“我一看见这位白发苍苍、把妻子儿女都抛在家乡的老人，我一看见这位忍辱受刑后又立即跪下来祷告上帝的老人——我便急忙跑到狱室后面，足足有两个小时还未能清醒过来；我气得发狂……”囚犯们从这时起就开始非常尊敬若—斯基，他们对待他总是很有礼貌。特别使他们敬佩的是，他在受鞭笞时竟未喊叫一声。
然而，有必要把全部真实情况都讲出来：绝不能根据这个例子来判断西伯利亚最高当局对待被流放的贵族的态度，不管这些被流放的贵族是俄国人，还是波兰人。这个例子只能说明，有时可能碰上恶人，如果这个恶人是某地的一位独揽大权的最高长官，如果这位凶恶的长官又特别不喜欢某个流放犯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流放犯的性命当然也就难保了。然而也不能不承认，西伯利亚最高当局，也就是那几位能影响其他长官的作风和行为的最高长官们，在对待流放的贵族这个问题上还是相当慎重的，有时甚至也很想对他们宽纵一些，不象对待平民出身的流放犯那样。其原因是很明显的：因为第一，这些最高长官本身都是贵族；第二，以前曾发生过某些贵族由于不愿躺下受刑，而向掌刑人猛扑过去的事例，从而产生了可怕的结果；第三，我觉得也是最主要的，三十五年前突然有一大批贵族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来，三十年来这些流放犯都已定居下来，并在整个西伯利亚博得了很高的声誉，因此，在我蹲监狱期间，这些高级长官们遵照古老的传统习惯，对贵族出身的政治犯都往往另眼看待，不象对待其他流放犯那样。下级军官们也都仿效最高长官的榜样，对政治犯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当然，他们的看法和作风是从上边因袭下来的，他们不得不服从上边的旨意。不过，下级军官中也有很多愚蠢的人，他们对于上级的指令牢骚满腹，倘若允许他们不受任何约束地各自为政的话，他们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的。然而，并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做，完全没有。我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下面我还要讲到这一点。在军事监管下被囚禁在监狱中的第二类苦役犯(我也属于这一类)，其处境比起第一类苦役犯(在矿山服役)和第三类苦役犯(在工厂服役)来要艰苦得多。不仅对于贵族来说，而且对于所有的囚犯来说，都十分艰苦；这是因为对这一类苦役犯实行的看管制度完全是军事性质的，很象俄国内地的军犯连。军事看管更加严厉，规章制度也更加严格，总是戴着脚镣，总是处在卫兵的监视之下，狱门总是上着锁；对待其他两类苦役犯却没有这样严格。至少囚犯们都是这样说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很了解那边的情况。如果把他们调到法律上被认为是最严厉的第一类那里去，他们是会感到高兴的，实际上他们早就抱有这种幻想了。至于说到俄国内地的军犯连，凡到那里去过的人一讲起来都不禁毛骨惊然，他们都断言，整个俄国再也没有比军犯连更艰苦的地方了，和那里相比，西伯利亚简直要算是天堂了。因而，如果说我们监狱处在极其严格的军事看管制度下，处在总督本人的亲自监督之下，有时还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些半官方人士出于个人恩怨和嫉妒心，秘密告发某些不可靠的军官放纵宽容某些政治犯——如果说在这种地方，贵族出身的政治犯还能享受到一些优惠待遇，对他们的态度和对其他苦役犯有所不同，那么，我敢于说，若是在第一类和第三类苦役犯那里，他们享受到的优惠待遇就会更多。因而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可以根据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的情况来判断整个西伯利亚。从第一类和第三类苦役犯那里传来的各种消息，都证实我的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实际上，我们监狱的长官对待我们贵族还是比较关心和谨慎的。在劳动和关押方面，对我们没有任何宽容：我们干的也是那种活，同样戴脚镣，同样受监禁，总之，和其他囚犯完全一样。在这些方面对我们是不可能宽容的。我知道，不久以前，这个县城里曾有过很多告密者，搞过很多阴谋活动：人们互相设陷阱，互相倾轧，因此，长官们都很害怕告密。在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比被人告发宽容政治犯更可怕的呢！因此，人们都很胆小怕事，对待我们和对待别的囚犯完全一样，只是在体刑方面略有不同。当然，如果我们真的犯了什么过错，应该受刑罚的话，要鞭笞我们也很容易。这是他们的职责，也完全符合“在刑罚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尽管如此，他们始终未能不分青红皂白地随便鞭笞我们；一般囚犯却常常无缘无故地遭受严刑拷打，特别是当他们落到某些下级军官或喜欢发号施令的人的手中时，这种事更是经常发生。据说，要塞司令获悉若—斯基老人的事情以后，十分气愤，并提醒少校以后要手脚规矩点。人们都是这样对我说的。我们还听说，就连那位最信任少校并有点偏袒他的总督大人，虽然也认为少校忠于职守并有一定的才干，可是当他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也把少校训斥了一顿。我们的少校对这些也不得不加以考虑。比方说，由于A的告密，少校非常痛恨米—茨基，尽管他千方百计地寻找借口想对他进行迫害，但却始终未敢轻举妄动。若—斯基受刑的事很快就传遍了全城，公众舆论都一致反对少校，很多人都指责他，有些话甚至说得非常尖刻刺耳。
我现在又回想起了我第一次见到少校时的情景。我和另外一位和我同时入狱的贵族流放犯，还在托波尔斯克的时候就听人讲述过此人的令人讨厌的性格，当时那里住着一些已被流放了二十五年的老贵族，一见面他们就对我们深表同情，从那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在羁押站的院子里，他们提醒我们要警惕我们这位未来的长官，并答应要尽一切力量或通过熟人来帮助我们，以使我们不受到他的迫害。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当时，总督的三个女儿正好从内地来探亲，她们收到了他们的书信，看来她们也确实在其父亲面前为我们说过情。可是这位总督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告诉少校，要他更加谨慎一些。下午两点多钟，我和我的难友来到该城，押解我们的卫兵带我们直接去见我们的统治者。我们在门房里等他。与此同时，已有人去找在狱中值勤的军士。军士刚一到，少校也来了。他那张紫红色的长满粉刺的凶恶面孔给我们留下一种特别不愉快的印象：仿佛是一只凶恶的蜘蛛跑出来捕捉误触到蛛网上的可怜的苍蝇似的。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的难友。他说话急促、生硬、令人猝不及防，显然是想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某某。”
“你呢？”他从眼镜底下打量着我，继续问道。
“某某。”
“班长！马上送他们进监狱，先到卫兵室按照民事犯的规格立即给他们剃光半边头；明天再给他们戴铁镣。这是什么外套？哪里发的？”他打量着我们穿的背上缝着一个黄圆圈的灰色棉袄，突然问道；这种棉袄是在托波尔斯克发给我们的，现在被他一眼发现了。“这是新式的！大概是一种新式样……是彼得堡……设计的……”他一边说，一边让我们转过身去，轮番打量着。“他们随身还带着别的什么东西没有？”他突然向押送我们的宪兵问道。
“还有他们自带的衣服，大人，”宪兵立即挺直腰板答道，吓得浑身直打哆嗦。谁都知道这位少校，谁都听说过他，谁都怕他。
“全部没收。每人只准留一件衬衣，而且必须是白色的，其他颜色的全部没收。别的东西送去拍卖，卖来的钱入库。犯人不能有私人财产，”他一边严厉地瞪着我们，一边继续说，“你们要当心，要规规矩矩！如果让我知道，就得……受体刑！只要有一点行为不轨——我就鞭笞你们！……”
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接待，那天晚上我差一点没有病倒。我后来在狱中耳闻目睹的一切，又加深了我的印象；不过，关于我入狱时的情形我已经叙述过了。
我已经说过，狱方没有也不敢对我们有任何宽容，在干活时，当着别的囚犯的面他们不敢让我们干轻活。不过有一次，他们也曾试图这样做过：我和鲍—斯基在工程处当了整整三个月的文书。不过，这件事对外是严加保密的，是工程处处长亲自决定让我们去的。一些有关人员也许知道这件事，但他们都佯装不知。这件事发生在格—科夫当工程处处长的时候。格—科夫中校到我们这儿来真乃是从天而降，他在我们这儿待的时间很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不到半年的时间，甚至也许还要短些，——后来就被调到俄国内地去了，但他却给囚犯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囚犯们不只是喜爱他，甚至有点儿崇拜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不过，从一开始他就赢得了囚犯们的心。“他简直象是一位慈父！有他，就无须父母操心了！”——在他主持工程处工作期向，囚犯们常常这样说。我似乎觉得他是一位十分放荡而又豪爽的人。他对囚犯们非常亲热，几乎达到了温情脉脉的地步，他的确象慈父一样喜爱他们。至于他为什么如此喜爱囚犯们——那我就不知其中的原因了，不过只要一看见囚犯，他总是要对他们讲几句亲切友好的话，或者跟他们开几句玩笑，插科打浑一番，更主要的——他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官气，他的态度中丝毫也没有屈尊俯就或纯属官长恩赐的成分。他是他们的朋友，是他们自己的人。尽管他具有这种天生的民主作风，但囚犯们对他从来没有不尊重和放肆过。恰恰相反，只要一看见自己的长官走来，他们脸上便显得容光焕发，都脱下帽来，笑容满面地迎上前去，和他攀谈。他说出的每一句话，囚犯们都爱听。确实有这种深受群众欢迎的人。他平时总是那样朝气蓬勃，精神抖擞，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英姿飒爽。“他是我们的山鹰！”囚犯们谈起他时，总是这么说。他当然无法减轻我们的繁重劳动；他只掌管着工程处的工作，在任何一位军官的指挥下，这里的工作都是要按部就班地照常进行的。他只能做到这样一点：当他看到囚犯们已干完分配的活时，就不让他们再干下去，尽管还没有敲收工鼓，也让他们收工回狱。特别使囚犯们感到满意的是他对囚犯们的信任态度，不吹毛求疵，不发火动怒，不象别的长官那样总是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如果他丢失一千卢布，这些钱又恰巧被我们当中的一个惯偷拾到，我想那个惯偷也会把钱送还给他的。是的，我相信会这样的。当大家听到我们的“山鹰”同那位人人憎恨的少校发生了一次争吵以后，大家都对这件事十分关心。这件事发生在他来我们这里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他过去曾和我们的那位少校共过事，两位旧友久别重逢，自然要开怀畅饮一番。可是他们的关系却突然破裂了。自从发生那次争吵以后，格—科夫便成了我们少校的死对头。人们都说，他们争吵时甚至动手打了起来，对于少校来说这种事是完全可能的：他经常和人打架。囚犯们听到这件事以后，都非常高兴。“八只眼怎能同这种人友好相处呢！他是山鹰，而那一位却是……”下面通常是一些不便于形诸笔墨的骂人话。大家都很想知道他们两个当中究竟谁揍了谁。假若关于打架的传闻是不真实的(很可能是这样)，我想囚犯们一定会感到十分懊丧。“不，一定是中校占了上风，”他们说，“他个头虽小，但很勇敢，听说那一位吓得直往床下钻。”然而不久，格—科夫就被调走了，囚犯们又灰心丧气起来。诚然，工程处的长官都是一些好人，在我服苦役期间，处长曾更换过三、四个；“不过，再也遇不到象他那样的人了，”囚犯们说，“他是山鹰，他是我们的英雄和保护人。”这位格—科夫特别喜爱我们这些贵族们，就是他安排我和鲍—斯基到工程处去工作的。他调走后，这个惯例也没有改变。工程技术人员当中有些人(特别是其中的一位)对我们十分同情。我们常到工程处去抄写文件，甚至把书法也练得娴熟了；可是最高长官突然下来一道命令，要我们立即回去干原来的活：有人告密了！不过，这倒也是件好事：办公室里抄抄写写的工作已使我们两个人厌倦了。在以后的两年中，我和鲍—斯基几乎总是形影不离地去干同一种活，我们最经常干活的地方是在作坊。我们俩一块聊天，一块谈论我们的希望和信念。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不过他的信念往往显得十分古怪和奇特。常常有这样一种人：他们也很聪明，但他们往往抱有一种稀奇古怪的信念。为了这种信念，他们一辈子饱经忧患，备尝艰辛，甚至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要放弃这种信念，又会使他们感到十分痛苦，几乎是不可能的。鲍—斯基每次听到我的反驳后都很伤心，并用辛辣的言词回敬我。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许比我正确，不过我不知道；然而，我们终于分道扬镳了，这使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们在许多事情上曾互相分担过忧愁。
与此同时，米—茨基不知为什么一年年变得更加郁郁寡欢和愁眉不展了。他感到十分苦闷。从前，在我刚入狱的时候，他还比较能与人促膝谈心，还能常常向别人吐露自己的心曲。我入狱时，他蹲监已经三年。起初，他对很多事情还感兴趣，很想了解这些年来世界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由于他身陷囹圄，他对外界的一切都一无所知；他听我讲述时，也显得很激动。可是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似乎把一切都凝聚在内心之中了，犹如一盆燃烧着的木炭蒙上了一层灰。他心中的怨尤越来越大。“Je hais ces brigands，”(“我恨这些强盗，”)——当他看见苦役犯时，常常向我重复这句话；这时，我对苦役犯已有更多的了解，不管我怎样为苦役犯进行辩护，对他都不起任何作用。他不理解我的话，有时只是随声附和地表示同意；可是第二夫，他照旧重复说：“Je hais ces brigands。”顺便说一下，我和米—茨基常常讲法语，因而，那位在工地上当监工的士兵德拉尼什尼科夫，不知根据什么理由常常管我们叫“医生”。米—茨基只有在回忆起他母亲的时候，才显得精神振奋：“她年迈多病，”他对我说，“她爱我胜过世上的一切，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还健在？她倘若知道我在这里受鞭笞，她会感到非常痛苦的……”米—茨基不是贵族，他在流放前曾受过体刑。每当他回想起这件事时，总是咬紧牙关，竭力把视线转向一旁。最近一个时期，他常常独自一人出去散步。一天上午十一点多钟，他被召去见要塞司令。要塞司令高高兴兴、笑容可掬地出来接见他。
“喂，米—茨基，你昨天夜里梦见什么啦？”他问道。
“我一听，立刻打了一个寒颤，”米—茨基从要塞司令部回来后讲述道，“我的心仿佛被刀刺了一下一样。”
“我梦见接到了母亲的来信，”他回答说。
“比这还好，比这还好！”要塞司令说，“你自由啦！你母亲替你求情……她的请求被批准了。这是你母亲的信，这是释放你的命令。你现在马上就可以出狱。”·
他回来时，面色苍白，这个消息使他大为震惊，他似乎还没有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用他那双颤抖而又冰冷的手紧紧握住我们的手。很多囚犯都来祝贺他，为他有幸出狱感到高兴。
他出狱后作为移民在该县城定居下来。很快就给他安排了工作。起初，他常来我们监狱，尽量把各种新闻告诉给我们。他最感兴趣的是政治新闻。
除了米—茨基、托—斯基、鲍—斯基和若—斯基以外，其他四个贵族当中有两个还很年轻，刑期也很短，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不过为人都很正直、憨厚和坦率。第三个，阿—丘科夫斯基，头脑十分简单，没有任何特点；第四个，勃—姆，是个上了年纪的人，给我们大家留下的印象很坏。不知为什么把他也当成了政治犯，连他自己也否认这一点。他是一个庸俗的小市侩，沾染了一身靠骗取小钱而发财致富的小商人习气。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除了自己的本行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是一个粉刷匠，而且是一个技艺高超的粉刷匠。长官们很快就得知了他的这套本领，全城的人都来请勃—姆去给他们粉刷墙壁和天花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把所有的官邸都粉刷油漆一新。房主自己掏腰包付给他工钱，因此他日子过得相当富裕。不仅如此，还派他的一些伙伴跟他一块去干活。经常跟他干活的有三个人，其中两个学会了他的手艺，特别是那个叫特—热夫斯基的，粉刷画彩的本领一点也不比他逊色。我们的少校住的也是官邸，他也让勃—姆给他粉刷墙壁和天花板。勃—姆在他那儿干活特别卖力气，就连总督的官邸也没有这样认真粉刷过。少校住的是一幢木房，从外表看已经破旧不堪，可是里面却粉刷得象宫殿一样漂亮，少校感到十分满意……他常常一边搓着手一边高兴地说，他马上就要结婚了。“住在这样漂亮的房子里怎能不结婚呢？”他一本正经地补充说。他对勃—姆越来越感到满意，而且对其他几个和勃—姆一起干活的人也喜欢起来了。这项活干了整整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少校完全改变了对我们政治犯的看法，并开始充当起我们的保护人来了。结果有一次，若—斯基被召到他的宅子里。
“若—斯基，”他说，“我使你受了委屈。我平白无故地鞭笞了你一顿，我知道这是冤枉了你。我现在懊悔了。你明自这一点吗？我，我，我对不起你！”
若—斯基回答说，他明白这一点。
“你明白吗，我，我，你的长官，把你叫来就是为了请你饶恕，你感觉到这一点了吗？你在我面前算得了什么？一条蛆罢了！甚至连蛆还不如：你是一个囚犯！而我——是奉上帝的旨意①当少校的。少校！你明白这一点吗？”
***************************
①在我蹲监狱期间，这句话不仅我们那位少校确曾这样说过，而旦许多低级军官，特别是那些从下面擢升上来的军官都这样说过。——作者注。
***************************
若—斯基回答说，他明白这一点。
“好啦，现在我和你言归于好，你感觉到，你完全感觉到这一点了吗？你能够明白并感觉到这一点吗？你想想看：我，我是少校……”
若—斯基亲自给我讲述了他们会见时的情景。看来，这个总是喝得烂醉如泥、爱和人打架、头脑紊乱的人也还有一点人的感情。如果考虑到他的理智不健全和缺乏教养，他的这一举动几乎可以认为是宽宏大量的举动。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醉意促成的。
不过，他的幻想并没有实现：他没有结婚，虽然他的住宅被粉刷完以后，他曾下定决心要结婚。他非但没有结成婚，反而受到了审讯，他被迫辞职了。他过去所干的一切坏事也都被揭发了出来。过去，他仿佛是这个城市的市长……对他的这次打击太出乎意外了。这一消息使全监狱的人都感到无比高兴，人们都象过节一般兴高采烈！据说，少校曾象一位老太婆一样嚎啕大哭，泪流满面。然而毫无办法。他被迫退职了，先是卖掉了两匹花斑马，然后又卖掉了全部财产，陷入贫困的境地。我们后来看见他身穿一件破旧的便服，头戴一顶钉着帽徽的便帽。他恶狠狠地瞧着囚犯们。不过，身上的军服一旦脱去，他也就失掉了昔日的全部威风。穿着军服时，他俨然象是一尊凶神恶煞，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换上便服，他突然又变成了一个不足挂齿的无名小辈，活象是一个仆人。令人诧异的是，一件军服对于这些人来说竟是如此重要。
第九章 潜逃
我们的那位少校被撤职后不久，我们监狱里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苦役犯部被取消了，成立了一个刑事军犯连，直接归军事部门管辖，它是仿照俄罗斯刑事军犯连而建立起来的。这就是说，第二类苦役流放犯不再被送到我们监狱里来了。从这时起，我们监狱就开始只接纳军事犯，即接纳那些未被剥夺公民权的士兵，这些士兵也和别的士兵一样，只是他们都判了刑，被送来服短期徒刑(最长不超过六年)，刑满出狱后再回到原来的营队去当普通士兵。不过，如果他们因第二次犯罪而再度被关进监狱的话，他们的刑期仍象过去一样，就将是二十年了。在这次体制改变以前，我们监狱里就有一个军犯部，那些军事犯之所以和我们待在一起，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关押他们。现在，整个监狱都变成军犯部了。当然，原来的苦役犯，即那些被褫夺了公民权、脸上打着烙印、头发被剃去一半的真正民事苦役犯，仍留在狱中，直到他们服完自己的刑期；新的苦役犯不再送来，留下的服完刑期后也将陆续离去，因而十年后，我们监狱里就不会再有一个苦役犯了。特别部的犯人也留在狱中，而且不断有新的犯有重大罪行的军事犯被陆续送来，直到西伯利亚开设最繁重的苦役营为止。因此，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仍象过去一样：仍是原来那样的环境，干的仍是那些活，规章制度也几乎和原来一样，所不同的只是官长更换了，而且越来越多。任命了校官，连长，此外还任命了四名轮流在狱中值勤的尉官。残废老兵也取消了，代替他们的是十二名士官和一名军需官。实行十人编班，班长由囚犯们自己推选。不用说，阿基姆·阿基梅奇立即就成了挂名的班长。所有这些新成立的机构，整个监狱及其各级管理人员和囚犯们，均受要塞司令管辖，他是最高官长。这就是所发生的全部变化。不用说，囚犯们起初都很兴奋，他们猜测，议论，想摸清新长官们的脾气，然而，当他们看出一切仍和过去一模一样时，他们也就立刻平静下来，我们的生活依然如故。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大家都摆脱了原来的那位少校，人人都仿佛松了一口气，精神上也随之振奋起来。惶恐不安的神色消失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必要时可以向长官作解释，无辜者不再代替有罪的人受惩罚了，除非在发生误会的情况下。就连酒也照旧继续在狱中出售，尽管原来的残废老兵已由士官所代替。这些士官多半都是一些正派而又机灵的人，他们都很清楚自己所处的地位。一开始，他们中间有些人企图在囚犯面前摆架子，这当然是由于缺乏经验，以为可以象对待士兵那样来对待囚犯们。但他们很快就明白他们是在同谁打交道了。另外一些头脑过于迟钝的士官，也都在囚犯们面前碰了钉子。囚犯们有时甚至采取这样生硬的做法：例如，他们引诱士官上钩，用酒将他灌醉，然后严肃地提醒他：他曾和他们一起喝过酒，因而……这样一来，不管他们如何用牛肠子往狱中带酒或倒卖，士官们也就看着不管不问了，或者尽量不去注意这些事情。不仅如此，他们也象原先的残废老兵那样，常常到市场上去替囚犯们买面包圈儿、牛肉和其他物品，什么东西都买，只要携带着不伤大雅就行。至于为何要进行这样的变动，为何要建立军犯连，那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一切都是在我服苦役的最后几年中发生的。我还得在这种新制度下再熬上两年的时光……
是否要把我全部的监狱生活以及我在狱中所度过的全部岁月都记述下来呢？我不想这样做。如果把这几年中所发生的事以及我耳闻目睹的一切，都依次一一描述出来，势必就会使现有的篇幅再增加三倍、四倍。而这种描写到头来必然会显得过于千篇一律，描写出来的事件也会显得过于单调乏味，特别是当读者已经可以根据所写出的篇章对第二类苦役犯的生活有一个大致了解的时候。我很想把我们的整个监狱以及我在这几年中的感受在一幅图画上鲜明而完整地描绘出来。我不知我是否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其实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够作出评判的。不过，我确信我应该就此结束我的故事了。况且，对往事的回忆有时也使我自己感到厌倦。有些事情我也未必都能回忆得起来。最后几年仿佛已从我的记忆中消失。我确信，有许多事情已被我完全忘却了。我只记得，那些年月都十分相似，过得既缓慢，又无生气。我记得，那些漫长而无聊的日子都十分单调乏味，就象雨后屋檐下的滴水声一样。我记得，只是对子复活，对于重新做人，对于新生活的强烈欲望，才给了我等待和期望的力量。于是，我终于克制住自己：我等待着，屈指计算着每一天，尽管后头还有一千天，但我仍怀着愉快的心情把每一天送走，埋葬，高高兴兴地迎接着第二天的到来，因为剩下来的终究不是一千天，而是九百九十九天了。我记得，在那些年月里，尽管周围有数百个狱友，但我却处在可怕的孤独之中，可是后来我竟喜欢起这种孤独来了。精神上的孤独，使我能够重温我过去的生活，逐一检查过去的一切，回首往事，严厉无情地批判自己；有时我甚至感谢命运给我带来了这种孤独，否则，我就不会进行这种自我批判，就不会这样严格地检查过去的生活了。我心中充满了希望！我下定决心，我暗自发誓：在我未来的生活中再也不能重犯过去的那种错误和过失了。我给自己的未来拟定了一个计划，并决心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个计划去做。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信心：我一定要做到这一点，我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期待着自由，我呼唤着它早日来到我的身旁；我希望在新的斗争中重新考验自己。有时我感到十分焦急……如今一回想起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就感到难过。当然，这一切都仅仅与我一个人有关……我之所以要写这一切，因为我认为任何人都会理解这一点的，任何人也都会有这种遭遇的，如果他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就被投入监狱服苦役的话。
不过，干吗要讲这些呢！我最好还是再讲点别的什么吧，以免故事结束得过于唐突。
我有时曾这样想，也许有人会问：难道谁也不能逃出监狱吗？难道这么多年就无人越狱潜逃过吗？我已经说过，一个囚犯在狱中度过两、三年以后，他就开始珍惜这几年的时光，不会不产生这样一种想法：最好还是不慌不忙地、不冒风险地把剩下的刑期服完，最后以合法身份在移民区定居下来。不过，这种想法只存在于那些刑期不长的囚犯的头脑之中，而刑期很长的囚犯也许是甘愿冒此风险的……然而不知为什么，我们监狱里并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不知是因为人们都十分胆小呢，还是因为军事监管制度特别严格，或是因为我们县城的地形十分不利于逃跑(开阔的草原地带)？——这就很难说了。不过我想，这几种原因也许都有作用吧。的确，从我们这儿逃跑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在我蹲监狱期间，也曾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有两个囚犯，而且是两个最重要的囚犯，决心冒险去试一试……
少校被撤职后，A(就是那个给少校当密探的人)就变得孤零零无人保护了。他虽然还很年轻，但性格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坚强起来，而且定了型。一般说来，他是一个胆大妄为、做事果断而又非常机灵的人。如果给他以自由，他也许会继续充当密探并靠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来谋生的，不过若是那样，他也就不会象现在这样愚蠢和轻率了，也就不会又象从前那样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付出高昂的代价——被流放了。他在监狱里学会了制造假身份证。不过，关于这件事我不能肯定，我只是听我们囚犯们这样说。人们说，他在少校的厨房里常常干这种事，不用说，干这种事曾使他捞到不少好处。总之，我想，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我曾有机会了解过此人的内心世界：他简直厚颜无耻到了令人气愤、令人嗤之以鼻的地步，使我感到极端厌恶。如果他决心搞到一瓶酒喝，而要想把酒搞到手就非得杀掉一个人不可，我想他一定会把那个人杀掉的，只要这事能够悄悄地去干，不被人发现就行。他在狱中学会了谨慎从事。于是，这个人被特别部的囚犯库利科夫注意上了。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库利科夫。他虽已上了年纪，但却充满热情，精力旺盛，强壮有力，他具有各种特殊的本领。他浑身都是力量，对生活充满着渴望；象他这样的人，就是到了风烛残年的时候，也还是想要活下去的。如果说囚犯当中无人逃跑使我感到惊奇的话，那么首先使我感到惊奇的便是库利科夫。
不过，库利科夫已经下定决心逃跑了。他们两个人当中究竟谁对谁的影响更大：是A对库利科夫的影响大呢，还是库利科夫对A的影响大？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两个人很般配，他们俩都很适于干这种事情。他们交上了朋友。我猜想，库利科夫是指望A能把假身份证准备好。A是贵族出身，而且交游很广，——这就预示着一旦到达俄国内地，他们就将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冒险事业来。别人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商量的，他们怀抱着什么样的希望；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都不希望过那种平淡无奇的西伯利亚流浪生活。库利科夫是一位天才的演员，他能够扮演生活中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角色；他期望得到很多东西，起码他期望着事物的变化无常。这样的人本应受到狱方的严密监视。然而他们已商定好逃跑了。
要想逃跑，没有卫兵的协助是不行的。应该说服一个卫兵跟他们一起逃跑。驻守要塞的一个营队里有个精力旺盛的波兰籍士兵，他本应有一个很好的命运，虽说上了年纪，但仍显得矫健、稳重。他刚来西伯利亚当兵时还很年轻，由于强烈怀念故乡而开过小差。被抓回后，受了刑罚，并在军犯营关了两年。当他重新被送回去当兵时，他回心转意了，开始尽心竭力、勤勤恳恳地服务。后来由于成绩显著，被提升为班长。他是一个虚荣心很重的人，非常自信，而且自命不凡。他言谈话语中，都显得自命不凡。那几年我曾看见过他几次：干活时他和别的卫兵一起监押过我们。别的波兰人也曾跟我谈起过他。我似乎觉得，他昔日的乡愁已变成一种永恒的无声的仇恨，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头。这个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库利科夫选择他做同伴算是选对了。他姓科列尔。他们商妥一起逃跑，并订好了日期。当时正是六月，天气炎热。本地的气候相当稳定；夏天天气总是那么炎热，是适于过流浪生活的季节。当然，无论如何他们也不能离开要塞直接上路：因为我们这座县城位于一块高地上，四面八方都很开阔。往四周走很远都见不着森林。他们需要先到城郊某个地方去一趟，换上一般老百姓的衣服，库利科夫早就在那儿找到了一个隐身之处。我不知道他们那些居住在城郊的朋友们是否参与了这次秘密行动。应该说他们是参与了，不过后来在侦讯这一案件时，并未得到充分的证实。那一年在城郊一个偏僻的地方，住着一位绰号叫万尼卡-塔尼卡的年轻而又十分漂亮的少女，她刚刚开始自己的社交活动，很有前途，而且后来她的确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她还有一个浑名：火。看来，她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这一行动，库利科夫已经在她身上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光。我们的好汉们一大清早就出工干活去了。这次派工安排得十分巧妙：让他们俩跟随一个过去当过砌炉工和抹灰工的囚犯希尔金一起去粉刷一座空营房，那里的士兵早已搬到野营地去了。A和库利科夫是作为搬运工派去的。科列尔被派去监视他们。由于三个囚犯需要由两名卫兵跟随，而班长科列尔又是一位服役多年的老兵，所以便派了一个年轻的新兵给他当助手。我们的逃亡者想必对科列尔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他也很信任他们，因此，经过多年顺利的服务以后，这个聪明、稳重而又谨慎的人，便决计跟他们一起逃跑。
他们是在早晨六点来钟来到营房的。除了他们，那里没有任何别的人。干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活以后，库利科夫和A对希尔金说，他们要到作坊去看望一个熟人，并顺便带几件所需要的工具来。跟希尔金打交道可得十分留心，也就是说要尽量表现得自然一些。他原是莫斯科的一个小市民，职业是砌炉工，他狡猾聪明，诡计多端，但却沉默寡言。他外表又瘦又弱。如果不是受到命运的嘲弄，他会按照莫斯科人的习惯穿一辈子坎肩和睡衣的，可是经过长期的漂泊后，他却进了我们监狱，而且是作为一个最危险的军事犯终身被关在特别部里。他究竟是怎样落到这种地步的，我不知道；不过，他从未流露过任何的不满情绪；他举止温和而又稳重，只是有时象皮鞋匠那样爱喝几口酒，不过，即使喝醉了酒他也很安分守己。他当然不会参与秘密行动，不过他眼光却很敏锐。不用说，库利科夫曾向他挤眉弄眼，说到作坊后要把昨天藏在那儿的酒带回来。这句话打动了希尔金的心，他没有任何怀疑就跟他们分手了，他自己则和那个新兵留了下来；就这样，库利科夫、A和科列尔到城郊去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他们还没回来，这立刻引起了希尔金的怀疑。他是个饱经世故的人。他开始回忆：库利科夫的情绪有点不对头，A似乎曾和他嘀咕过两次，库利科夫至少也向他挤过两次眼，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了，现在都回想起来了。科列尔的情绪也有点不正常：他走前曾对新兵进行了一番训话：当他不在时应该怎么做；他的表情很不自然，至少希尔金觉得是这样。一句话，希尔金越想越觉得不对头。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仍不见他们回来，他感到十分不安。他非常清楚，这件事会使他担当多大的风险：狱方可能会怀疑到他身上，认为是他故意放走了他们，他们之间可能达成了什么谅解。如果再迟迟不把库利科夫和A失踪的事向狱方报告，狱方对他的怀疑就会更大。时间不能再耽搁了。这时他又回想起来，最近一个时期库利科夫和A的关系特别密切，他们常常交头接耳，常常避开众人到狱室后面去溜达。他回想起他那时就对他们俩产生了某种想法……他用探寻的目光扫了卫兵一眼；那个卫兵正抱着枪打呵欠，傻头傻脑地用手指头抠鼻孔，因此希尔金觉得没有必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只简单地对他说，让他跟随自己到作坊去一趟。应该到作坊去问问他们是否到过那儿？结果，那儿的人谁也没有看见他们。希尔金的怀疑被证实了。“他们也不可能是到城郊喝酒闲逛去了，尽管库利科夫常常到那儿去，”希尔金心里琢磨着，“他们若是到那儿去，是会告诉我一声的，因为这种事无须瞒着我。”希尔金于是把活撂下，也不回营房，径直向监狱走去。
当他来到班长面前，把所发生的事情报告给班长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班长听后吓了一跳，起初甚至不敢相信。当然，希尔金向他声明：这一切都仅仅是猜测和怀疑。班长立即跑去报告少校。少校立即报告要塞司令。一刻钟以后，一切应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并报告了总督本人。潜逃的两个囚犯都是要犯，彼得堡可能会严加申斥的。不管正确与否，A被认为是政治犯；库利科夫则是特别部的头号罪犯，而且是军事犯。在此以前，还没有发生过特别部囚犯越狱潜逃的先例。人们还回想起来，按照规定，特别部的每个囚犯外出干活时应该派两个卫兵跟随，至少也应该一对一。这一规定未能被遵守，因此才发生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立即往附近各村镇派去了信差，通知说有囚犯潜逃，并留下了他们的面貌特征。派了哥萨克去追捕他们；还给邻县邻省下了公文……总之，狱方感到十分害怕。
与此同时，囚犯们却处在另外一种焦急不安之中。他们一下工就立刻知道了所发生的事情。大家听到这一消息后，都从内心里感到高兴，这一消息震动了每个人的心弦……这一事件不仅打破了监狱里的单调而平静的生活，把监狱搅得象个蚂蚁窝一样乱成一团，而且在每个囚犯身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拨动了他们那早已被忘却了的心弦；一种类似希望和勇敢无畏的东西，一种对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渴望，又在每个人的心中翻腾起来了。“既然有人能逃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呢？”他们一想到这里就振奋起精神来，带着挑战的神气望着别人。他们突然都变得高傲自大起来，开始用傲慢的目光打量值班的军士。不用说：狱方人员立即都飞奔到狱中来了，要塞司令也亲自来了。囚犯们振作起精神，大胆而又轻蔑地瞧着他们，一个个都沉默不语，显得既严肃又庄重，他们心中似乎在说：“我们会应付这种事情的。”狱方人员倾巢出动早已是他们意料之中的事。他们还料到一定会进行搜查，因此事先都把东西藏了起来。他们知道，狱方遇到这种事往往都是事后聪明。果然不出所料，狱方人员忙乱起来，什么地方都翻寻到了，——但却一无所获。下午上工时，对囚犯们加强了警卫。晚上，哨兵一刻不停地查巡监狱；比平时多增加了一次点名，但点错的次数也比平时增加了两倍，这又引起了一片手忙脚乱：把囚犯们赶到院子里，重新进行清点。然后又按狱室点了一次名……总之，乱成了一锅粥。
然而，囚犯们对此却一点也不在乎。象以往遇到这种情况一样，他们都显得这事与自己毫无关系，整个晚上都显得格外彬彬有礼。“他们什么碴儿也找不到的。”狱方自然认为狱中可能还有逃犯的同谋者，因而下令对囚犯们进行监视和窃听。但囚犯们对此只是付之一笑。“干这种事情，难道还会把同谋者留下来吗？”“这种事情只能悄悄地去干，不会让别人知道的。”“象库利科夫和A这样的人，干这种事还能留下痕迹吗？他们办事老练圆滑，不会露出一点破绽的。他们是见过世面的人，见多识广；上了锁的门他们也能进得去！”总之，库利科夫和A的声望在增长；大家都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似乎觉得，这两个人的丰功伟绩将会流传到苦役犯的子孙后代，比监狱的寿命还会更长久。
“他们真老练！”一些人说。
“瞧，都以为从我们这儿跑不出去。现在不是有人逃跑了吗！……”另一些人补充道。
“不错，是跑啦！”第三个人一边说，一边带着权威的神气回头看看周围的人，“可是跑的是谁呀？象你这样的人敢跑吗！”
若是在别的时候，对一个囚犯讲这种话，那个囚犯会立刻回敬几句，以维护自己的面子的。可是现在却谦恭地默不作声。“的确，我们可不是库利科夫和A那样的人；光说不行，先得做出个样子给别人看看……”
“弟兄们，说真格的，我们干吗老待在这儿呢？”第四个人打破了沉默，他手托着腮，，谦恭地坐在厨房的窗台上，他的话声虽然很低，而且拖着长音，但内心里却显得十分得意。“我们干吗老待在这里？活着不象一个人，死了不象一个鬼。唉-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