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身入狱受熬煎……
唱得也很悲切动人。还有一首真正的囚徒之歌，似乎也很著名：
天上曙光闪烁，
晨鼓敲过数声——
狱吏把门开，
书记来点名。
我们被高高的狱墙隔开，
谁也不知道我们的悲惨境遇，
上帝、造物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监狱里也不会潦倒死去。
另一首唱得更加悲切，然而曲调却很优美，大概是一位流放犯所作，甜言蜜语的词句有点令人腻烦，而且有点文理不通。我现在回忆起其中的几句：
我再也看不到
我那可爱的故乡；
现在我无辜受苦
被判处徒刑终生。
猫头鹰在屋脊上悲声啼叫，
啼叫声在森林中回荡萦绕，
我痛心、我悲伤，
再也不能返故乡。
这首歌在我们囚犯当中经常唱，但不是合唱，而是独唱。有的人在闲暇时，走到狱室外面的台阶上坐下，一只手托着腮，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然后拖着假嗓子唱起来。听着真叫人心酸。有些囚犯的嗓子相当好。
这时，天也快黑了。酗酒狂饮之中出现了忧愁、痛苦和令人昏厥的气氛，叫人看着难受。有的人一个钟头以前还是笑嘻嘻的，现在却喝得酩酊大醉，在旁边痛哭起来。另外一些人已经打过两次架了。还有一些人，脸色苍白，东摇西摆地到各狱室游逛，寻衅吵架。那些喝醉酒但却不爱惹事生非的人则东奔西跑地寻找知己，以便向他们诉说自己的苦衷，并把醉后的悲哀倾吐出来。所有这些可怜的人都想尽情地欢乐一番，愉快地度过这伟大的节日——然而，天哪！这一天对于每个囚犯来说几乎都是痛苦和悲哀的。每个囚犯仿佛都是在一种自欺欺人的期待中度过了这一天。彼得罗夫到我这儿来过两次。他喝得不多，因而整天几乎都很清醒。直到最后一小时，他都期待着一定会发生某种非同寻常的、令人高兴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尽管他没有说出口，但从他的眼神里却可以看得出来。他不知疲倦地从这个狱室串到另一个狱室。但是任何特别的事情也未发生，除了酗酒、醉后的狂言和醉醺醺的头脑以外，再也看不到别的什么了。西罗特金也穿着一件簇新的红衬衫在各狱室里游逛，他打扮得漂漂亮亮，洗得干干净净，也在悄悄地、天真地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各个狱室里渐渐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和令人厌恶起来了。当然，也有一些使人开心的事情，但不知为什么我竟替所有的人感到难过，并怜悯起他们来，在他们中间我感到忧伤和苦闷。瞧，这里有两个囚犯正在争吵谁应该请谁的客。显然，他们已争吵好久了，而且过去也曾这样争吵过。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怀有宿怨。他虽然口齿不清，但却抱怨个不停，竭力证明对方对他不公道：他有一件羊皮袄被卖掉了，而钱则被对方藏了起来，这都是去年谢肉节那天发生的事。除了这些，还因为别的什么事……发怨言的囚犯是一个肌肉发达的高个子青年，他并不愚蠢，显得谦恭温顺，但是当他喝醉酒时，却死乞白赖地要和人家交朋友，向别人倾吐自己的苦衷。他一边谩骂，一边又表示愿意以后同对方更加友好。对方是一个身材不高但很结实的小伙子，圆圆的脸膛，显得滑头滑脑而且诡计多端。他喝得可能比他的伙伴多一些，但却没有醉。他性格刚强，而且以有钱著称，但现在不知为什么却故意不去刺激他那位不沉着的朋友，而是把那位朋友领到酒保那里，从而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那位朋友一口咬定说，他应该而且一定得请他喝酒，“如果你是一个诚实人的话。”
酒保对矮个子略有尊敬之意，而对那位不沉着的朋友却有点藐视，因为他不是自己花钱买酒，而是让人家请他，于是便取出酒来，倒了一杯。
“不，斯捷普卡，你该我的，”那位不沉着的朋友看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便这样说道，“因为你欠我的债。”
“我不跟你白费唇舌！”斯捷普卡答道。
“不，斯捷普卡，你这是胡说，”前者一边从酒保手里接过酒杯，一边说，“因为你欠我的钱；你没有良心，就连你的眼睛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借来的！你是个卑鄙的家伙，斯捷普卡，你就是这号子人；一句话，你是个卑鄙的家伙！”
“你唠叨个什么呀，酒都洒出来啦！人家尊敬你，买酒给你喝，你就快喝吧！”酒保呵斥那个不沉着的朋友道，“你总不能让我们为你一直站到明天呀！”
“酒我是要喝的，你嚷什么！祝你节日快乐，斯捷普卡·多罗费伊奇！”他双手举杯，恭恭敬敬地转身，向半分钟以前被他骂做卑鄙家伙的那个斯捷普卡微微一鞠躬：“祝你长命百岁，已经度过的时光，就不算了！”他喝下去，把嘴咂得直响，然后擦擦嘴，说道：“弟兄们，当年我是海量，”他带着十分傲慢的神气说，好象不是朝着某一个人，而是朝着大家说的。“可现在，年纪大啦，嗨，好汉不提当年勇。谢谢你，斯捷普卡·多罗费伊奇。”
“不客气。”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斯捷普卡；不管怎么说，你在我面前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坏蛋，我实话对你说吧……”
“我把你这个喝醉了酒的丑八怪，告诉你说吧，”斯捷普卡实在忍耐不住了，便打断他的话说，“你听着，而且要记住我的话：把世界劈成两半；一半归你，一半归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再也别让我给遇上。真讨厌！”
“这么说，你不还我钱啦？”
“还你什么钱，你这个醉鬼！”
“哎，等到来世，你自己会送上门来的——现在我不要啦！我们的钱是辛辛苦苦用劳动挣来的，是头上流汗手上磨茧得来的。到来世，你会为我那五个戈比而受罪的。”
“呶，见你的鬼去吧！”
“你跟我呶什么，还没套好马呢。”
“滚！滚蛋！”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你这个下流胚！”
于是他们俩又谩骂起来，比请酒前骂得更凶。
瞧，这边通铺上也坐着两个朋友：其中一个高高的个儿，身体结实而肥胖，红红的脸庞，活象一个真正的屠户。他因为感情冲动而几乎在痛哭。另一个体质孱弱，身子又瘦又细，鼻子倒挺长，从鼻孔里好象往外流着什么，他那两只小小的猪眼睛总是盯着地面。这个人善于耍手腕而且有学问；他当过司书，因此对自己的朋友颇有些傲慢，从而使后者感到十分不快。他们一整天都在一起喝酒。
“他对我粗暴无礼！”胖朋友一边说，一边用左手拼命地摇司书的头。这里所谓“粗暴无礼”，意思就是说打过人。胖朋友当过士官，暗自嫉妒自己的瘦朋友，因此两个人都竭力用最文雅的语言向对方炫耀自己。
“我告诉你，你也不对……”司书用独断专行的口吻开始说，竭力不看对方，却带着傲慢的神气一个劲儿地盯着地面。
“他对我粗暴无礼，你听着！”胖朋友打断他的话，同时更用力地摇晃着自己的好友。“你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好朋友，你听见了吗？因此我才对你一个人说：他对我粗暴无礼！……”
“可是我要再次告诉你：你这种令人不愉快的辩解，可爱的朋友，只能在你头脑里形成一种耻辱！”司书用细弱而又有礼貌的声音反驳道，“你最好还是同意，可爱的朋友，你这种酒后狂言都是因为你那反复无常的个性引起的……”
胖朋友摇摇晃晃地向后退了几步，他醉意惺松地瞧着自鸣得意的司书，然后突然出人意外地举起大拳头用力朝司书的瘦小的脸上打去。于是这一整天的友谊就在这一拳之下结束了。可爱的朋友失掉了知觉，一头栽下通铺……
这时，特别部的一个囚犯(他跟我认识)走到我们狱室里来，他是一个性情十分温厚而又快活的小伙子，他很聪明，爱说笑话，但并无恶意，虽然从外表上看有些憨头憨脑。他就是那个在我入狱第一天，在厨房吃饭时要去寻找有钱的庄稼人，声称他有“自尊心”并同我一起喝过茶的人。他年纪在四十岁左右，嘴唇特别厚，多肉的大鼻子满是粉刺。他手里抱着一只三弦琴，漫不经心地拨弄着。一个个子特别矮小而头却很大的囚犯，象仆人似的紧跟在他身后，在此以前我从未见过这个人。其实，他也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这个人很奇怪，他生性多疑，一向沉默寡言而又一本正经；他在缝纫车间干活，显然，他要竭力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不和任何人来往。可现在他喝得醉醺醺的，象一个影子似的跟在瓦尔拉莫夫身后。他跟在后边，显得焦急不安，挥动着胳膊，用拳头往墙上和通铺上捶打，而且几乎哭出声来。可是瓦尔拉莫夫却根本不理他，仿佛他身边没有这个人似的。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先前几乎根本就没有交往过；无论就职业来讲，还是就性格来讲，他们俩都毫无共同之点。他们犯的罪不同，而且也不住在一个狱室里。这个矮小的囚犯名叫布尔金。
瓦尔拉莫夫一看见我就咧着嘴笑了。我坐在暖炉旁自己的铺位上。他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想了想，身体晃动了一下，然后迈着不稳的步伐走到我跟前，得意洋洋地歪着身子，单手叉着腰，轻轻地拨动琴弦，皮靴尖儿稍微点着地打着拍子，用咏叹调唱道：
圆圆的脸儿白又嫩，
唱起歌来象山雀般动听；
啊，我可爱的人儿，
她身上穿着绫罗绸缎，
打扮得漂亮又干净，
她是多么可爱又可亲。
可是，这首歌儿却使布尔金大为气恼，他挥动着双手，向大伙喊道：
“弟兄们，他撒谎！连一句真话都没有，全都是撒谎！”
“向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老人家致敬！”瓦尔拉莫夫一边说，一边滑头滑脑、笑嘻嘻地瞧着我的眼睛，差一点和我接起吻来。他有点喝醉了。“某某老人家”这个称呼在西伯利亚一般平民中间是对某人表示尊敬时才用的，即使对二十多岁的人也可以这样称呼。“老人家”这个词表示尊敬，爱戴，甚至有奉承的意思。
“怎么，瓦尔拉莫夫，您一向可好哇？”
“天天都很好。谁要是喜欢过节，他一清早就会喝醉的，请您原谅！”瓦尔拉莫夫拉着长声说道。
“完全是撒谎，他又在撒谎啦1”布尔金一边喊，一边绝望地用拳头捶打通铺。但瓦尔拉莫夫似乎已下定决心不再理睬他了，这就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因为布尔金无缘无故地从一大清早就纠缠着瓦尔拉莫夫不放，理由是他认为瓦尔拉莫夫“总是撒谎”。他象一个影子似的到处尾随着瓦尔拉莫夫，挑剔他的每一句话，握紧拳头拼命地向墙上、通铺上捶打，几乎捶出血来。显然他很痛苦，他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确信瓦尔拉莫夫“总是撒谎”！如果他头上有头发，他一定会由于伤心而把头发拔掉的。他仿佛承担了一种义务，要对瓦尔拉莫夫的一切行为负完全责任。好象瓦尔拉莫夫的一切缺点都会使他问心有愧似的。然而，可笑的是，瓦尔拉莫夫甚至连理都不理睬他。
“全都是撒谎，全都是撒谎，全都是撒谎！他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布尔金喊道。
“这有你什么事？”囚犯们笑嘻嘻地问他。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向您报告，我从前可漂亮啦，大姑娘们都很爱我……”瓦尔拉莫夫突然没头没脑地开始说道。
“撒谎！又是撒谎！”布尔金尖声打断他的话。
囚犯们哄堂大笑。
“我在大姑娘们面前可以为所欲为：我身穿红衬衫，呢绒裤，我象布蒂尔金伯爵那样舒舒服服地躺着，也就是说醉得象个瑞典人，总而言之——我可以随心所欲！”
“撒谎！”布尔金断然反驳道。
“那时候，我有一幢两层石头楼，那是我爸爸留给我的。嘿，不到两年的工夫，我就把两层楼花光了，我只剩下一座没有门柱子的大门。钱嘛——象天上飞的鸽子那样，飞来又飞走了！”
“撒谎！”布尔金更加坚决地加以证实。
“前些日子我从这儿给我父母写了一封请求信，我想他们也许会给我寄些钱来。因为，我承认了我曾违抗父命，并说我是个不孝之子！自从发出那封信，到现在已是第七个年头了。”
“没有回信吗？”我笑着问他。
“没有，”他答道，但突然又笑了起来，而且越发把鼻子凑近我的脸，“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在这儿有一个情妇……”
“您有情妇？”
“奥努弗里耶夫前些日子说：‘我的情妇虽说满脸麻子，不漂亮，可是你瞧她有多少件衣服啊！你的情妇虽说漂亮，可她却是个叫化子，天天背着口袋讨饭。’”
“是真的吗？”
“她的确是个叫化子！”他回答道，突然又悄声笑起来，全狱室的人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的确，大家都知道，他同一个女乞丐发生了关系，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只给过她十个戈比。
“嗯，结果呢？”我问道，希望能赶快摆脱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谄媚地看了我一眼，又温柔地说：
“您能不能为此赏给我几个钱，好买半瓶白酒喝？我跟您说吧，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今天一天都光喝茶啦，”他一边接钱，一边感动地补充说，“我大口大口地喝茶，噎得我都喘不过气来啦，你听我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就象瓶子里的水一样……”
当他接钱的时候，布尔金似乎精神错乱到了极点。他象一个绝望的人一样打着手势，几乎要哭出来。
“善良的人们！”他发疯似地向全狱室的人喊道，“你们都来看看他！全是撒谎！不管他说什么，统统，统统是谎话！”
“这有你什么事？”囚犯们看到他那副怒气冲冲的样子，都感到惊奇，于是朝他喊道，“你这个人真是岂有此理！”
“我不许他撒谎！”布尔金喊道，这时他两眼冒凶光，拼命地用拳头敲打通铺，“我不许他撒谎！”
一阵哄堂大笑。瓦尔拉莫夫接过钱，向我鞠了一躬，扮着鬼脸，急忙走出狱室，他自然是找酒保去了。他好象这时才第一次注意到布尔金。
“喂，走吧！”他站在门口对布尔金说，好象布尔金确实对他有什么用处似的，“真是我的一根拐棍！”他一边让闷闷不乐的布尔金走在自己前面，一边用藐视的口吻补充说，又重新开始拨弄起琴弦来。
我干吗要描写这种腐化堕落的环境呢！这令人感到窒息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囚犯们已经躺在通铺上睡着了。这天夜里，他们说的梦话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多。角落里还有人在赌博。盼望已久的节日过去了。明天又将是平常的日子，又得出工干活……
第十一章 演戏
圣诞节第三天晚上，我们剧团举行了第一次演出。毫无疑问，事先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但所有这些筹备工作都由演员们自己担负了起来，以至我们这些局外人都不了解筹备工作是怎样进行的，甚至连演什么节目都不知道。演员们在这三天里既要出工干活，又要想方设法弄到更多的服装。巴克卢申遇见我时，由于高兴，把指头弹得噼啪作响。看来，少校的心情也相当好。不过，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是否了解剧团的情况。如果他了解的话，是正式得到了他的许可呢，还是他决心保持沉默，对囚犯们的演出计划只是佯装不知，或者认为只要一切尽可能做到有秩序就行了呢？我想，他对剧团的情况是了解的，而且不可能不了解，但他不打算干涉，因为他明白，若是禁止演出，事情就会更糟，囚犯们就会酗酒闹事，因而让囚犯们有点什么事情忙着，就会好得多。我猜测，少校所以这样考虑，可能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最自然、最正确和最明智的。甚至可以这样说：在节日里如果不让囚犯们去张罗演戏或组织其他类似的娱乐活动，那么狱方就得为他们筹划别的娱乐方式。由于我们少校的思想方法和别人的思想方法截然不同，不难想象，他是知道剧团的存在的，而且他也允许演出。我若是说错了，那就算我造了大孽。象少校这样的人，他需要到处压制人，没收别人的东西，剥夺别人的权利，一言以蔽之——他不论来到哪里，那里就应该服服帖帖，奉公守法。在这方面他是闻名全城的。至于这种限制会在监狱里引起什么样的乱子来，那与他又有什么相干呢？闹事是要受惩罚的(类似我们少校这样的人都这样认为)，对于那些干欺骗勾当的囚犯就得严厉，迫使他们经常不断地、一丝不苟地遵守法律——这就是对他们的全部要求！这些平庸无能、只知奉公守法的人根本就不理解，而且也不能理解，如果只是一丝不苟地执行法律，而不善于加以灵活运用，不理解其精神实质，那就只会引起骚乱，永远也不会有另外一种结果。“法律上明文这样规定着，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这样说，如果要他们给法律增添一些合理的细则和清晰的阐述，他们就会感到十分惊奇。他们中间许多人都觉得这样做是完全多余的，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自找麻烦，因而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值班长并没有跟囚犯们作对，而这正好是囚犯所需要的。我可以肯定地说，节日期间监狱里之所以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越轨行动，没有发生一次粗暴的争吵，没有发生一次盗窃事件，其原因就是由于演戏以及对准许演戏的感激心理。我亲眼看见，囚犯们如何规劝和压服那些狂饮和争吵的人们，唯一的理由就是：如果这样胡闹，狱方就会禁止演戏。值班长要囚犯们保证：一切都要有条不紊，每个人都必须老老实实地遵守规矩。囚犯们欣然同意了，而且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只要能相信他们，他们也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应当说，允许演戏对于狱方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这是不会有任何损失的。连场地都用不着事先整理：戏台在一刻钟之内便可搭起来或拆除掉。戏只演一个半小时，如果上面命令停止演出，—转眼工夫就可以收拾干净。戏服藏在囚犯们的箱子里。不过，在叙述如何搭戏台和穿什么样的戏服之前，我要说说海报，也就是准备上演的节目内容。
其实，真正写成文字的海报是没有的。不过却有一张关于第二和第三个节目的海报，这张海报出自巴克卢申的手笔，是专门为那些前来观看我们剧团演出的军官先生们以及其他高贵的观众们预备的，他们早在演第一个节目时就来观看了。这些观众先生们当中经常来的是看守长，值班长亲自来过一次，技术教官也来过一次，这张海报就是为他们而写的。可以设想，狱中剧团的名声已在要塞甚至县城中远远地传播开去了，特别是因为本城没有剧院。据说，这个剧团是由一些业余爱好者组成的，而且只演那么几天。演出的小小成功都会使囚犯们乐得象小孩子似的，他们甚至感到演出给他们增添了光彩。我们这些囚犯彼此之间是这样想并这样说的：“谁知道呢，也许那些高级长官们听到后也会来观看的；那时他们就会看到囚犯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士兵剧团，尽表演一些什么漂荡着的小舟啦，什么狗熊和山羊跳舞啦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才是演员，真正的演员，他们会演高等喜剧，这样的剧团就是在全城也找不到第二个。据说，阿勃罗西莫夫将军府上曾请人演出过一次戏，说是还要再演；他们在服装方面也许能胜过我们，至于台词和我们的演员相比，还不知谁高谁低呢！再说，若是传到总督耳朵里，——什么巧事没有啊？——也许，他也会亲自来看一看呢。要知道，城里没有剧院啊……”一句话，囚犯们的幻想，特别是在第一次成功之后，在过节的那些日子里，已经飞驰到了九霄云外，他们甚至幻想得到奖赏或缩短他们的刑期了，不过过不了一会儿，他们又几乎立即憨厚地嘲笑起自己来。总而言之，他们都是一些孩子，完全是一些孩子，尽管他们中间有的人已经年过四十。尽管没有海报，但演出的主要节目内容我已经知道了。第一出戏是《两个情敌——菲拉特卡和米罗什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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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两个情敌——菲拉特卡和米罗什卡》是格里戈里耶夫编写的通俗喜剧，一八三一年起在彼得堡上演。一八三三年以后该剧本曾多次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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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卢申还在演出前一个礼拜，就在我面前夸口说，他本人将扮演菲拉特卡这个角色，他将会表演得十分精彩，就是在圣彼得堡大剧院里也不会看到这样的表演。他跑到各个狱室，夸大其词而且毫不感到羞耻地吹牛，有时甚至突然按剧情表演一个动作，也就是表演他自己扮演的那个角色的一个动作，——这时不管他表演得是否真正可笑，也会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不过，应当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囚犯们是会约束自己并保持自己的尊严的：狂热赞美巴克卢申的滑稽动作和他讲述的故事的，或者是那些最年轻、最幼稚而又缺乏自持力的人们，或者是在囚犯当中那些已经牢固地建立起自己的权威的最有势力的人物，因为对他们来说，坦率地谈出自己的感想是无所惧怕的，不管这种感想幼稚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按囚犯们的说法，达到了最猥亵不堪的程度)。其余的人只是一声不响地听着他们议论，既不妄加评论，也不加以反对，竭力对演出保持一种冷淡的态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一种傲慢的态度。只是到后来，几乎到了演出那一天，他们才开始到处打听：将演出什么？我们的人将怎样表演？少校怎么样？这次演出也会象前年那样获得成功吗？等等，等等。巴克卢申要我相信，所有的演员都是经过悉心挑选的，每个角色都由最合适的人来扮演。甚至连幕幔都弄到了。菲拉特卡的未婚妻由西罗特金扮演，“您会亲眼看到他穿上女人衣服将有多么好看！”他一边对我说，一边挤眉弄眼，把舌头咂得直响。乐善好施的地主太太身穿带皱褶的连衣裙，披着披肩，手里打着阳伞；乐善好施的地主登场时则身穿带肩章的礼服，手里拄着手杖。第二出戏是剧情紧张的《馋嘴克德里尔》。这出戏的名称使我深感兴趣，但不管我如何打听，事先仍不能了解其内容。我只知道，这出戏不是根据刊印的剧本，而是根据“手抄本”演出的；这个手抄本是从一位住在本城郊区的退伍士官那儿弄来的，那位士官显然曾在某军人剧场亲自参加过该剧本的演出。在我们的一些边远城镇和省城里，确实有些剧本似乎不大为外人所知，也许从来也没有刊印过，但是这些剧本好象是自己从某处跑出来似的，而且成为俄国境内某些地区民间剧院所依据的脚本。我顺便说一下：我说的是“民间剧院”，如果我们的戏剧研究者能对现有的、也许并非毫无价值的民间戏剧进行一番新的、十分认真的研究，那将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我不相信我后来在我们监狱舞台上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囚犯们自己凭空臆想出来的。他们的演出必定是以古代传说为根据的，而古代传说一经形成固定的形式和剧情，便根据人们的记忆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了。应该到士兵中间，工人中间，工业城镇，甚至到某些不知名的贫穷小城镇的市民中间去发掘，去探索这些剧本。它们还保存在乡村和省城的大地主家的仆人们手里。我甚至这样认为，有许多古老的剧本正是由地主的奴仆们用手抄方法传播到俄国各地的。许多过去的旧式地主和莫斯科的贵族老爷们都有过由农奴演员组成的戏班子。我们的民间戏剧艺术正是在这些戏班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这一特点是不容怀疑的。至于《馋嘴克德里尔》，不管我多想了解它的剧情，除了听说戏台上将会有鬼上场把克德里尔带进地狱以外，事先什么也没有了解到。克德里尔是什么意思呢，这究竟是俄国人的名字，还是从外国传来的？——我始终没有搞清楚。压场的一出戏叫《音乐伴奏哑剧》。当然，每一个节目都十分有趣。演员共有十五个——全都是动作洒脱而又富有朝气的人。他们为了把戏演好而忙碌个不停，有时躲藏在狱室后面悄悄地进行排练。总而言之，他们想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完全出人意外的演技使我们大家感到吃惊。
平常，天一黑，狱门就早早地上锁了。圣诞节期间则例外：天很晚才上锁。这是对剧团的一种特殊优待。节日期间，每天天黑以前，都派一名囚犯去请求看守长：“请允许演戏，晚一点上锁，”而且还要补充说：昨天晚上也演戏啦，狱门也锁得很晚，但任何越轨行为都未发生。看守长是这样想的：“昨天晚上确实没有发生任何越轨行为，现在既然他们自己担保今天也同样不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说他们一定会自己照管自己的，这样就最保险不过了。要是不允许他们演戏，说不定(谁晓得他们呢？他们都是一群苦役犯呀！)他们会在一怒之下故意搞出什么鬼名堂来的！连看守也得跟着他们倒霉。”况且，站岗又是一件苦差使，既然演戏，何必不去看看呢，况且又不是一般的军人剧团，而是囚犯剧团，要知道，囚犯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人：去看看他们的演出倒也挺美。看守长任何时候都是有权去看的。
若是值日官来问：“看守长在哪儿？”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替自己辩解说：“到狱室查点人数和锁门去啦。”因此，在圣诞节期间，看守长每天晚上都允许演戏，而且直到很晚很晚才锁狱室。既然囚犯们事先知道看守长那里不会有障碍，他们也就心里踏实了。
六点多钟的时候，彼得罗夫来找我，约我一同去看戏。我们狱室里，除了切尔尼戈夫省的旧教徒和波兰人以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去了。波兰人只是在一月四日那天去看过最后一次演出，而且还是在多次向他们介绍说演得很好，很有趣，又无危险以后，才决定去看的。波兰人吹毛求疵的习惯一点儿也没有激怒囚犯们，一月四日那天他们都受到了很有礼貌的欢迎，甚至把好位置让给他们坐。至于契尔克斯人，特别是伊赛·福米奇，看我们演戏，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真正的享受。伊赛·福米奇每次都拿出三个戈比来，看最后一场时，甚至往盘子里放了十个戈比，他脸上流露出怡然自得的神情。为了剧团的开销和给自己打打气，演员们决定接受观众们自愿捐献的钱，不管捐献多少都行。彼得罗夫向我担保：无论剧场如何拥挤，也要给我找个好座位，他的根据是我比别人有钱，因此更会慷慨解囊的，还说我比别人更加了解他们的表演。事情正象他说的那样。但是在这里，我要先把剧场和戏台布置的情况描述一番。
权充剧场的这间军犯狱室有十五步长。从院子走上台阶，从台阶走进过道，再经过过道进入狱室。这间长长的狱室我已经说过，它的室内布置和别的狱室不同：通铺是沿四周的墙安置的，中间空着。进门靠近过道的那一半留给观众，而和别的狱室相通的那一半则划为戏台。最使我惊奇的是戏台上的布景，横贯全室足有十步长。这幅布景富丽堂皇得使人惊叹，此外，幕幔上还绘有树木、亭台、池塘和星斗的油彩图案。这是用大家你一块我一块捐献出来的新旧亚麻布片拼凑起来的，是用囚犯们的破包脚布和衬衫凑合着缝制起来的，亚麻布不够的地方，便用从各办公室零星要来的白纸补上，这些彩画和装饰都是由我们的油画家绘制的，那个自诩为“布留洛夫”的A就是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一个。效果更是令人吃惊，这样富丽堂皇的布景，甚至使那些最郁郁寡欢、最老成持重的囚犯都感到高兴，他们在观看演出时，对于一切都毫无例外地表示赞赏，就象是一些最狂热、最缺乏耐性的孩子一样。所有的人都十分高兴，甚至高兴到了吹牛的程度。照明是把几枝动物油蜡烛切成几段点燃起来。幕前摆着两条从伙房搬来的长凳，长凳前面放着三、四把从士官室借来的椅子。椅子是给最高长官们预备的。长凳是为士官们和工程技术队文书、技术员以及其他人员预备的，尽管他们也是狱方人员，但终究没有军官官衔，这是预备他们万一到狱室来看戏时坐的。也的确是这样：整个节日期间，从狱外来看戏的观众络绎不绝，只是有时来得多一些，有时来得少一些罢了，而到最后一次演出时，长凳上几乎是座无虚席。长凳后面是站着看的囚犯，他们为了对来宾表示尊敬，都把帽子拿在手里，身上穿着短皮袄或棉袄，尽管室内的空气闷热得令人窒息。当然，留给囚犯们的位置是很少的。不仅如此，他们简直是人压着人，尤其是最后几排更是如此，通铺上也坐满了人，布幔两侧也站满了人，有的戏迷甚至竟在舞台后面打转转，绕到通往另一个狱室的地方，从幕后看戏。狱室的前一半十分拥挤，也许只有我不久以前在澡堂里看到的那种拥挤情景才能与之相比。进过道的门敞开着，那儿的气温是零下二十度，但也站满了人。人们立刻把我和彼得罗夫让到前面去坐，几乎紧挨着长凳，我们在那里要比从后面看清楚得多。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把我看做一位鉴赏家、内行，虽然我并没有在这样的剧场看过戏。在排练过程中，他们看到巴克卢申经常向我请教，对我很尊重，因而我现在很荣幸地得到了这个座位。囚犯们无疑都是一些虚荣心很重而又极其轻浮的人，但这都是故意装出来的。他们可能嘲笑我，因为在干活时我是他们的一个不好的助手。阿尔马佐夫可能带着蔑视的神情看着我们这些贵族，他在我们面前可以夸耀他会烧石灰。但在他们对我们的蔑视和嘲笑中还混杂着另一种成份：我们曾经是贵族，我们所属的那个阶层和他们过去的主人所属的那个阶层是一样的，关于他们的主人他们不会有好的印象。可是现在，在看戏的时候，他们却在我面前退让。他们承认，在这方面我比他们有判断力，比他们有见识。就连他们中间那些最不喜欢我的人(这我是知道的)现在也希望我称赞他们的演出，而且毫无自卑心地把好位置让给我。我现在一边回忆我当时的印象，一边在思考。我那时仿佛觉得——我记得这一点，——在他们那公正的自我评价中没有一丝一毫的奴颜脾膝，有的只是自尊心。我国人民最崇高和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正义感和对正义的热烈追求。那种不论在什么事情上，不论值不值得，都想出出风头的作风，是与我们人民的性格不相容的。只要把外面那层非本质的硬壳剥掉，.不带任何偏见地、更细心地从近处去观察内部的实质，——就会从人民身上看到一些你过去料想不到的东西。我们的贤哲们并没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人民。我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恰恰相反：贤哲们自己也应该向人民学习。
我们刚动身去看戏的时候，彼得罗夫就天真地对我说，人们所以让我到前排去，还因为我会捐献更多的钱。没有规定入场价目：每人量力而行，随意解囊。当他们捧着盘子四面收钱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要往上面放点儿钱，哪怕半戈比铜币也行。他们既然让我到前排去坐，其部分原因就是预料我给的钱会比别人多，在这件事情上又表现出他们的多少自尊心啊！“你比我们有钱，所以让你到前面去，虽说我们在这儿是平等的，但你捐献的钱多，象你这样的观众，演员们会更加喜欢的，——应该把头等座位让给你，因为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尊敬，所以对于我们自己也应加以区别对待。”这里有多少真正高尚的自豪感啊！这并不是尊重金钱，而是尊重自己！一般说来，囚犯们对于金钱和财物并不特别重视，如果把囚犯当作一个总体，而不是区别看待的话。即使单独地看待他们，我也不记得他们当中有谁为了金钱而卑躬屈膝过。不错，有人也曾伸手向我要过钱。但他们要钱时与其说是为了钱，倒不如说是出于恶作剧，出于诈骗，或者说是出于幽默和天真无邪。我不知道，我是否把意思表达清楚了……不过我竟把演戏忘在一边了。现在言归正传吧。
在帷幕快要拉开以前，整个房间里呈现出一种异常欢快活跃的景象。那些从四面挤压过来的观众们的脸上闪露出有耐性和幸福的表情，他们等待着开演。后面几排人你推我、我挤你地晃动着。不少人从伙房里搬来一些粗大的劈柴：他们好歹把劈柴一块一块地竖在墙根下，然后站上去，把双手搭在站在前面的人的肩上，就这样不变换姿势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自己的位置感到十分满意。另一些人则把脚踩在暖炉底下的踏磴上，倚扶着前面的人，始终这样支撑着。这是紧靠后墙站着的几排人。戏台两侧也挤满了人，他们爬上通铺，站得比乐师还高。还有更好的位置：有四、五个人竟爬上暖炉，趴在上面，从那儿往下看。真舒服呀！那些来迟了的或找不到好位置的人，便拥挤在对面墙的窗台上。每个人的动作都很轻，显得规规矩矩。每个人都想在先生老爷们和观众们面前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所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十分天真的期待神情。场内十分闷热，人人都满脸是汗，面色通红。在那布满皱纹、打着烙印的前额和双颊上，在那时而闪射出可怕的火焰的眼睛里，在那直到此时都一直郁郁不乐的人们的目光中，闪耀着一种孩童般的愉快、高兴、欣喜若狂的奇异光芒。大家都不戴帽子，因此我从右边看上去，那些头都好象是刚刚剃过似的。这时从台上传出一阵忙乱、嘈杂的声音。帷幕就要升起了。乐队也演奏起来……这个乐队可是值得一提的。侧面的通铺上坐着八名乐师：两把小提琴(一把是监狱的，另一把是从要塞某人那儿借来的，但演奏者却是囚犯)，三把三弦琴(都是自制的)，两只吉他，还有一面小手鼓代替大提琴。小提琴拉得吱吱呀呀，十分难听，吉他弹得更糟，但三弦琴却弹得非常好。他们用手指拨弄琴弦的敏捷程度，简直可以和最麻利的魔术师相比。演奏的都是舞曲。在弹到最轻快的旋律时，演奏者便用指骨敲打三弦琴的传响盘；声调、风格、手法、乐器的使用、曲调的转换等等——这一切都是囚犯们自己独创出来的，有其独到之处。吉他演奏者当中有一人十分精通自己的乐器，他就是那个杀死父亲的贵族。至于那面小手鼓，敲得简直使人感到惊奇：小手鼓一会儿在手指上旋转，一会儿又用大拇指敲打着鼓面，发出急促、响亮，均匀的敲击声，过了一会儿，这清脆响亮的声音突然又象往盘子里倒豌豆似的，变成无数细小而稠密的沙沙声。最后又出现了两只手风琴。说句老实话，在此以前，我还不晓得用普通民间乐器能演奏出这么好听的曲调；声音的和谐、协调，尤其是对乐曲本身的理解以及演奏的特点，都是十分惊人的。我这时才第一次完全了解到，在富有人生乐趣的欢快活泼的俄罗斯舞曲里竟蕴藏着这么多富有人生乐趣的欢快活泼的东西。帷幕终于升起来了。所有的人都微微动了一下身子，换了换脚，后面的人踮起脚尖站着看：有人从劈柴上摔了下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张着嘴，睁大眼睛，场内笼罩着一片寂静……演出开始了。
站在我旁边的是阿列伊、他的哥哥和一群契尔克斯人。他们都非常喜欢看戏，每天晚上都来。我不只一次地察觉到，所有的伊斯兰教徒、鞑靼人以及其他人都非常喜欢看热闹。挤在他们旁边的是伊赛·福米奇，帷幕刚一升起，他便全神贯注地看上了，十分天真和贪婪地期待着神奇和欢快场面的出现。如果他的期望得不到实现的话，他会感到非常悲伤的。阿列伊那可爱的脸庞上闪耀着孩子般的十分纯洁的喜悦，我承认，我一看见他就感到特别高兴；我还记得，每当演员们作出一个可笑而灵巧的动作时，每当大伙哄堂大笑时，我便立刻不由自主地转身去看阿列伊的脸。他没有看见我：他哪里还顾得上看我呢！我左边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囚犯，他已经上了岁数，平时总是愁眉不展，总是对什么都不满意，对什么都发牢骚。他也注意到了阿列伊的表情，我看见他曾几次面带微笑转过脸去看阿列伊：他多么可爱呀！他称呼他为“阿列伊·谢苗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称呼阿列伊。《菲拉特卡和米罗什卡》开始了。菲拉特卡(巴克卢申饰)演得确实好极了。他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十分逼真。显然，他对每句话、每个动作都进行过思考。他善于赋予每一句空洞的话、每一个姿势以意义，和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完全谐调一致。除了刻苦努力、悉心钻研外，还得有一种十分真诚的天真活泼和质朴自然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你看见过巴克卢申，那你就一定会同意，他是一位真正富有天赋和才华的演员。我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一些大剧院里曾不只一次地观看过菲拉特卡这个角色，因此我敢断言——两个都市里扮演菲拉特卡这个角色的演员都比不上巴克卢申。和他比较起来，他们扮演的农民都不是真正的俄国庄稼汉，而是外国农民。他们都过分注意摹仿农民的外表。此外，巴克卢申还怀有一种强烈的好胜心：大家知道，第二出戏里的克德里尔这个角色将由囚犯波采伊金扮演，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这个演员比巴克卢申更富有才华，于是巴克卢申便象一个小孩子似的为此感到难过。最近几天，他曾多次到我这儿来发牢骚。在开演前两小时，他兴奋得发狂。观众们被逗得哄堂大笑，并向他喊道：“真棒，巴克卢申！真是好样的！”这时，他脸上泛起了幸福之光，眼睛里闪烁着真正的灵感的光辉。在表演同米罗什卡接吻那一场，当他让米罗什卡先“擦干净鼻子！”的时候，他自己也擦了擦鼻头，——真是让人看着好笑。观众们一个个都捧腹大笑，笑得前仰后合。但是更使我感到有趣的却是观众；他们都敞开胸怀，忘我地沉湎于欢乐之中。叫好声越来越高。有个囚犯用肘子轻轻撞着旁边的伙伴，急忙把自己的感想告诉给对方，也不看站在他旁边的是谁；另一个囚犯在看到某一可笑的场面时，突然兴高采烈地把身子转向人群，迅速地环视着大伙，仿佛想让大伙都笑似的，然后挥挥手，立刻又贪婪地把脸转向舞台。也有的人把舌头咂得直响，弹着手指，怎么也站不稳，然而又不能走动，只得换换脚站好。戏快演完时，大家的欢快情绪达到了顶点。我这样叙述，一点儿都没有夸张。请想想看，平素是监狱、脚镣、囚禁、永无终期的悲惨岁月、象阴雨连绵的秋天一样单调而乏味的生活——突然间，这些受压抑、被监禁的囚徒可以松口气痛快一阵了，他们忘掉了沉痛的恶梦，组织起一个剧团，而且是一个怎样的剧团啊：一个使全城的人都引以自豪和感到惊愕的剧团，——好吧，让全城的人都来看看我们这些囚犯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吧！不用说，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有趣，就拿服装来说吧，他们看着就觉得新奇得要命，比方说，他们看到万卡·奥特佩托伊，或者涅茨维塔耶夫，或者巴克卢申，现在竟穿起了与他们多年来每天所穿的迥然不同的衣服。“他可是一个囚犯呀，就是那个每天戴着脚镣哗拉哗拉响个不停的囚犯呀，现在居然身穿燕尾服，头戴圆顶礼帽，披着斗篷，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俨然是一个公职人员了！他还带着假胡须和假发。瞧，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条红手帕，还给自己扇风呢，他正在扮演一位老爷——活象是一位真正的老爷呀！”大家都非常兴奋。那位“乐善好施的地主”穿着一身军官制服出场了，不错，制服有些破旧，但却佩戴着肩章，头上戴着有帽徽的制帽，这样就带来了非同寻常的效果。这个角色有两个人想扮演——人们也许不相信吧？——两个人都象小孩子似的争着要演，他们俩都想穿着带肩章的军官制服登台上场！其他演员把他们俩劝开，最后经多数表决确定由涅茨维塔耶夫扮演这个角色，这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漂亮，更好看，更象一位老爷，而是因为涅茨维塔耶夫曾向大家保证说，他拿着手杖出场，这么一挥，在地上这么一划，准象一位真正的老爷和天字第一号的花花公子，而万卡·奥特佩托伊是演不象这个角色的，因为他从未见过真正的老爷。的确，当涅茨维塔耶夫挽着夫人的胳膊在观众面前出现时，他用那根不知从哪里拣来的芦苇杆做的手杖在地上迅速而敏捷地比划着，显然认为这是最高文明、豪华富贵和最时髦的象征。大概，他幼小时，当他还是一个赤脚家僮的时候，曾看见过一位身穿华贵服装的老爷，手里拿着手杖，使他入了迷，他也很想挥舞挥舞那根手杖，于是这个印象就永远不可磨灭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了；如今他已经三十岁了，又回忆起了那段往事，以便用它来迷惑和俘虏全体观众。涅茨维塔耶夫全神贯注在他所扮演的角色上，他目不斜视，说话时连头也不抬，使得观众们觉得他只是盯着自己手杖的尖儿。慈善的地主婆也演得异常出色：他出场时身穿一件很俗气的旧连衣裙，细看起来是一件破衣烂衫，颈项和胳膊都裸露在外，胭脂和口红擦得叫人看着害怕，头戴一顶细棉布睡帽，用绳子系在下颏下，一只手里拿着一把阳伞，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带画儿的纸扇，而且不停地扇着。观众用一阵哄堂大笑欢迎了这位地主婆的出场，地主婆自己也不禁笑了几次。地主婆是由囚犯伊万诺夫扮演的。西罗特金打扮成一位女郎，显得十分好看。主题歌唱得也很好。总之，这出戏演得使大家感到非常满意。没有人吹毛求疵，而且也不会有人吹毛求疵的。
乐队又奏起了前奏曲：《家啊，我的家》；帷幕重又徐徐升起。这一出是《克德里尔》。克德里尔颇有点类似拜伦笔下的唐·璜①；起码有一点是相似的：主仆二人最后都被魔鬼带进地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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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诗歌的杰出代表人物。《唐·璜》是他的一部未完成的长诗，唐·璜是长诗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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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只演了一幕，显然这只是一个片断，因为头和尾都已失传。其实，剧情纯系无稽之谈，没有一点意思，事情发生在俄罗斯某地一家旅店里。店主人把一位身穿大衣、头戴破圆筒礼帽的老爷领进店里。他的仆人克德里尔一只手提着皮箱，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烧鸡，跟在他后面。克德里尔身穿羊皮袄，戴一顶仆人帽。他是一个贪吃的家伙。这个角色是由巴克卢申的竞争者波采伊金扮演的；老爷是由在第一出戏里饰慈善地主婆的那个伊万诺夫扮演的。店主人(由涅茨维塔耶夫扮演)事先警告说，屋内有鬼，然后就下场了。这位老爷愁眉不展，忧心忡忡，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说他早就知道有鬼，然后命令克德里尔打开行囊，预备晚餐。克德里尔是个胆小鬼，又是个贪吃的家伙，一听说有鬼，便吓得脸色苍白，筛糠似的打颤。他本打算逃跑，但又惧怕主人。他非常贪嘴。他贪淫好色，十分蠢笨，诡计多端却又胆小如鼠，他随时随地都准备欺骗他的主人，但又害怕他。他是一个绝妙的奴才的典型，在他身上模模糊糊、隐隐约约可以看出黎波列格①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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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璜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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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演得的确好极了。波采伊金确实有才华，依我看，他是一位比巴克卢申更出色的演员。当然，第二天，在我遇到巴克卢申的时候，我并没有把我的看法全部告诉他：那样他会感到不快的。扮演主人的那个囚犯演得也不坏。他讲了一大堆十分吓人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废话，但他发音清晰，动作灵敏，手势也恰如其分。当克德里尔忙着收拾皮箱的时候，主人若有所思地在戏台上踱来踱去，然后大声宣称，今天晚上是他旅行的终点。克德里尔仔细听着，做着鬼脸，面向一边说话，而且每句话都逗得观众哈哈大笑。他并不同情自己的主人，但却注意地听着，他很想弄清楚究竟有没有鬼，于是他也参与谈话并提问。最后，他的主人向他宣布说，过去有一次当他遇到灾难时，他曾祈求过地狱帮助，于是魔鬼便把他从苦难中搭救出来；今天劫数已到，根据契约，魔鬼可能会出来把他的灵魂带走。克德里尔一听此话，显得十分害怕，但主人却强打起精神，命令他去预备晚餐。一听见叫他预备晚餐，克德里尔便又活跃起来，又是拿鸡，又是拿酒，有时还撕一小块鸡肉塞进自己嘴里先尝尝。观众哄堂大笑。这时门吱纽响了一声，风把百叶窗吹得沙沙作响，克德里尔筛糠似的打起颤来，于是迅速地、几乎是下意识地把一大块鸡肉塞进嘴里，但又咽不下去。又是一阵哄堂大笑。“预备好了没有？”——老爷一边在屋里踱步，一边喊。“这就，老爷……我这就给您预备好了，”克德里尔一边说，一边在桌旁坐下，镇静自若地开始往嘴里填食物，把腮帮子填得都鼓了起来。观众显然很欣赏这个仆人的狡诈、伶俐，他把主人当作傻瓜蒙在鼓里。应当承认，波采伊金确实是值得喝彩的。那句“这就，老爷……我这就给您预备好了”，他一字一板说得好极了。他坐在桌旁，开始贪婪地吃着，主人每挪动一步，他都吓得浑身发抖，担心主人发现他在捣鬼，主人稍一转身，他便拿着烧鸡往桌子底下躲藏。最后，他终于初步满足了自己的胃口，这时才想起自己的主人。“克德里尔，你预备好了没有？”——主人喊道。“预备好啦！”——克德里尔很敏捷地答道，这时才想起几乎没给主人剩下什么。盘里只剩下一只鸡腿了。主人愁眉苦脸，忧心忡忡，什么都没有觉察到，呆呆地坐在桌旁，而克德里尔则手拿餐巾站在他背后。当克德里尔回转身来面向观众，朝主人挤眉弄眼时，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每一个鬼脸，都逗引得观众忍不住哈哈大笑。主人刚开始用餐，魔鬼就出现了。戏再往下演就叫人有些莫名其妙了，鬼的出现未免太不合乎人之常情了：戏台侧面的一道门被打开，于是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怪物，它没有面孔，头上顶着一个燃着蜡烛的灯笼，另一个怪物也是头上顶着燃着蜡烛的灯笼，手里还拿着一把镰刀。为什么顶着灯笼，为什么拿着镰刀，鬼为什么穿白衣服？这一切谁也不能够解释。不过，谁也不去想这些事。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位老爷十分勇敢地把身体转向魔鬼，并朝它们喊道：他已经作好准备让它们把他带走。克德里尔象个兔子似的吓得直往桌子底下钻，尽管他十分害怕，但他却没有忘记从桌上抓起酒瓶。魔鬼暂时消失了，克德里尔从桌底下爬出来；但当主人刚又开始吃烧鸡时，三个魔鬼又出现在室内，从身后抓住老爷，把他带往地狱里去了。“克德里尔！救救我呀！”——主人喊道。但克德里尔哪里还顾得上他呢，他这次把酒瓶、盘子甚至面包都藏到桌子底下。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啦，魔鬼和主人都不见了。克德里尔从桌下爬出来，四下张望着，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狡猾地眯缝起眼睛，坐在主人的位置上，一边向观众点头，一边低声说道：
“好啦，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啦……老爷没有了！……”
大家都为他失掉了主人而哈哈大笑；这时他鬼鬼祟祟地转向观众，愈加洋洋得意地做着眉眼，同时压低声音补充道：
“魔鬼把主人抓走了！……”
观众欢喜若狂！除了主人被魔鬼抓走不提，台词说得那么好，动作显得那么狡黠奸诈，鬼脸扮得那么滑稽可笑，这一切确实让人不能不为之鼓掌、喝彩。但克德里尔好景不长。他刚刚把酒瓶摆上，斟满酒杯，正要举到唇边去时，魔鬼突然又回来了，踮着脚尖悄悄地从他身后走了出来，从侧面一把将他抓住。克德里尔声嘶力竭地大声喊叫，但由于胆怯，他不敢回头看。他也不能自卫：手里拿着酒瓶、酒杯，他不忍丢下这两样东西。他惊吓得张着嘴静坐了片刻，瞪大眼睛看着观众，脸上那种惊恐万状的表情显得十分滑稽可笑，这时完全可以给他画一幅像。最后，魔鬼把他提起来，拖走了；他手里抓着酒瓶，两脚乱踢，嘴里不停地喊叫着。从后台继续传来他的喊叫声。幕落，大家哄然大笑，人人欣喜若狂……乐队开始演奏卡马林舞曲。
人们开始安静下来，隐隐约约听得见演奏声，但转瞬间曲调越来越高，节奏越来越快，三弦琴的响板弹得当当直响……这是卡马林舞曲到了最高潮，如果格林卡能到我们监狱来听听这次演奏，那该有多好啊！一幕音乐伴奏哑剧开始了。在哑剧表演过程中，卡马林舞曲一直响个不停。舞台上的布景是一间农舍的内室。室内坐着磨坊主人和他的妻子。磨坊主人在一个角落里修理马具，他的妻子则在另一个角落里纺线。妻子由西罗特金扮演，磨坊主人由涅茨维塔耶夫扮演。
应当指出，我们的道具是相当简陋的。无论在这出戏里，还是在前一出戏里，甚或在其他几出戏里，您看到的与其说是真正的布景，毋宁说是您以自己的想象加以补充的布景。随便将一块破地毯或马披子拿来当作后墙，侧面是用几块破布权充屏风。左边什么也没有，所以连通铺都能看得见。但是观众并不苛求，宁愿用自己的想象去加以补充。囚犯们是很善于这样做的：“既然说这是花园，那你就把它看做花园好了，说是房间，就是房间，说是村舍，就是村舍——是什么都可以，用不着吹毛求疵。”西罗特金穿上少女的服装，真是妩媚动人。观众们已经在低声啧啧称羡了。磨坊主人修理好马具，抓起皮帽子，拿起皮鞭，走到妻子跟前用手势告诉她，他要出去，当他不在家时，她要是让谁进来，他就……他指指皮鞭。妻子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这根皮鞭，她似乎很熟悉：这位少妇大概常常背着丈夫别有所爱。丈夫下场。丈夫刚走出门，妻子便在他身后挥起拳头骂他。这时有人敲门；门开了，一位邻居，也是开磨坊的，走了进来，他是一个留着胡须、穿着短袄的庄稼汉。双手捧着一条红手帕作为礼物送给她。少妇笑了笑，邻人刚要拥抱她，又传来一阵敲门声。往哪儿躲藏呢？她匆匆忙忙把他藏在桌子底下，自己则坐下来纺线。又来了一个崇拜者：这是一个穿军服的司书。一直到这时候这幕哑剧演得是完美无疵的；手势动作都准确无误。当您观看这些业余演员表演的时候，您甚至会感到诧异，会不由自主地想道：在我们俄国，有多少多才多艺的人都被白白地毁灭在牢房和令人痛苦的厄运之中了啊！扮演司书的这个囚犯，大概曾在外省剧院或家庭戏班子里登台演出过，因此他觉得我们所有的演员，没有一个懂行，没有一个会按舞台上的步伐走台步。因此，据说他是按照古典戏剧中的步法走台步的。在向前跨出一大步，另一条腿尚未挪动之前，突然停下来，把头和全身向后一仰，傲慢地向四周一看——然后再跨出第二步。如果说这种走台步的方法在古典戏剧中就是可笑的，那么在这出滑稽剧里，这位身着军服的司书这样一走，就显得更加滑稽可笑了。但我们的观众似乎认为这样走台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这位身材瘦长的司书这样迈大步在台上走动，也就无可非议了。司书刚刚走到台中央，便传出一阵敲门声：女主人又慌乱起来。把司书藏到哪里呢？让他钻进那个尚未加锁的大箱子里吧。于是司书钻进大箱子里，女主人便把箱盖盖上。这时又来了一位稀客，也是情人，不过他是一位特殊人物。这是一个婆罗门教的祭司，还穿着袈裟。这时，观众发出一阵不可抑制的哄笑声。扮演婆罗门教祭司的是一个叫科什金的囚犯，他演得好极了。他生就一副婆罗门教徒的相貌。他以手势表达自己陷入情网的程度。他双手向上举起，然后放在胸前，搁在心窝上，但当他刚要表示自己的痴情时，——又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从门声敲得很响这一点可以听出是主人回来了。受惊的女主人手忙脚乱，而婆罗门教祭司更是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跑来跑去，请求把他藏起来。她于是赶忙让他站在衣柜后面，而自己却忘了去开门，又跑回去纺线；她只顾纺线，也未听见自己丈夫的敲门声；由于惊吓，她用手指拈着其实并不在她手中的线，转动着手中并没有的纺锤，真的纺锤却掉在地板上了，她并没有拾起来。西罗特金把受惊吓的动作也表演得很逼真、很成功。这时主人一脚把门踢开，手里拿着皮鞭奔向自己的妻子。他一切都看见了，他曾在暗中窥探她，于是做了个手势表示她把三个人都藏了起来，接着便开始寻找被藏起来的人。第一个找到的是邻人，一顿拳打脚踢把他赶了出去。吓得胆战心惊的司书想要逃跑，便用头顶开箱盖，却恰巧暴露了自己。主人用鞭子抽他，这时这位钟情的司书也顾不得迈古典剧中的台步了，而是四处乱跑。只剩下婆罗门教祭司了，主人寻找了好久，最后在墙角衣柜后面把他找了出来，这时他很有礼貌地向主人鞠躬，主人扯着他的胡须，把他拉到舞台中央。婆罗门教祭司试图自卫，便喊道：“天诛地灭的东西，天诛地灭的东西！”(这是哑剧中仅有的两句话)，但主人并不理会他，仍随心所欲地对付他。他的妻子意识到下一个就要轮到自己挨鞭子了，便丢开正纺着的线和纺锤，向门外跑去：一跤跌了个嘴啃泥，囚犯们于是哄堂大笑起来。阿列伊眼睛也不看我，只顾拽着我的胳膊对我喊道：“瞧！好一个婆罗门教徒，婆罗门教徒！”——他自己已笑得前仰后合，站都站不稳了。幕落。开始演下一个节目……
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剧目都一一加以描述了。下面还有两三出戏，全都很有趣，而且滑稽可笑。虽说这些戏不是囚犯们自己编出来的，但其中每一出他们都花费了一定的心血。几乎每个演员都临时增加了自己的动作，第二天晚上演出时尽管同一角色还是由同一位演员来扮演，但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改动。最后那幕哑剧是带有幻想性的，因此以舞蹈收场。这是埋葬一个死者。尽管婆罗门教祭司率领众弟子在灵枢前诵读了各种咒语，但也无济于事。最后传出“落日”的经曲，死者复活了，大家便兴高采烈地开始跳起舞来。婆罗门教祭司也同死者一起跳舞，但他跳的是婆罗门舞。全部节目到此结束，次日晚上再演。散场时囚犯们一个个都喜笑颜开，高高兴兴，称赞演员，感谢值日官。听不到争吵声。大家似乎都感到非常满意，甚至感到很幸福，晚上睡得也特别香甜，大家几乎都是怀着平静的心情入睡的，一一这都是因为什么呢？况且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幻觉，而完全是实实在在的真实。这些可怜的人仅仅被允许按照自己的意志过一小会儿人类的快乐生活；哪怕只让他们过一小时非监狱的生活，哪怕只有几分钟，人在精神上也会有所变化的……现在已是深夜了。我打了一个冷颤，突然醒来，看见那个老头仍在暖炉上祷告，而且还要一直祷告到天亮；阿列伊安安静静地睡在我身旁。我回想起他入睡时还一直在笑，并和他的哥哥谈论着戏中的情节，于是我不由自主地端详着他那安详的孩子般的面孔。我渐渐回想起所发生的一切：最后一天，过节，这一个月的生活……我在惊悸中微微抬起头来，借着狱室里动物油蜡烛所发出的暗淡而摇曳不定的光亮，望着我那些正在熟睡的难友们。我望着他们那苍白的面孔，望着他们那破破烂烂的铺盖，望着这群无依无靠、衣着褴褛、象乞丐一样贫穷的难友们(我仔细地端详着他们)，我似乎想要使自己相信，这一切并不是一场噩梦的继续，而是真正的现实。这的确是真正的现实：我听见有人在呻吟，有人在用力抡胳膊，传出一阵脚镣的当啷声。另一个人在睡梦中突然惊醒，开始说梦话，老爷子正在暖炉上为所有的“正教徒”祷告，于是我又听见他那平静而均匀的、拖得很长的祷告声：“主啊，基督主啊，保佑我们吧！”……
“我毕竟不会永远呆在这里，我只能呆上几年。”我这样想着，又把头倚在枕头上。
第二部
第一章 医院
圣诞节过后不久，我因病住进了我们的军医院。这所军医院孤零零地座落在离要塞半俄里远的地方，这是一排很长的被粉刷成黄色的建筑物。夏天，粉刷这座建筑物时，需要使用大量的赭石粉。医院大院里有很多办公用房、医务人员住房以及其他用房。正面一排房屋全是病房。病房很多，但供囚犯住的只有两间，而且总是挤得满满的，特别是一到夏天，常常需要让病床紧挨在一起。我们这两间病房里住满了各种“不幸的人”。常来这儿住院的有我们监狱里的囚犯，有被关押在各禁闭室里的各种待审军事犯，已判刑的、尚未判刑的以及解往外地而路经这里的犯人，还有来自感化连的士兵。说起感化连来，那可真是一个奇妙的所在，到那里去接受感化的都是一些在各营队犯了过错或被认为不大可靠的士兵，经过两、三年的感化后，离开感化连时，他们往往都变成了天下少见的坏蛋。患病的囚犯一般都是在早晨向军士陈述自己的病情。患者的名字立即被登记在一个簿子上，然后带着这个簿子，由卫兵押送着去营队卫生所就诊。在卫生所里，医生对来自要塞各分队的患者进行初步诊断，然后把确实患病的囚犯送进医院。我在簿子上登了记，到了下午一点多钟，等所有的囚犯都外出干活时，我便被送进医院。患病的囚犯一般都要尽量多带些钱和面包，因为医院当天不供应饭菜，此外还要带上自己的小烟袋、烟荷包、火石和火镰。后面说的这几样东西都仔细藏在皮靴筒里。我一走进医院大院，便不禁对我们囚犯生活中这种新的、我还不大熟悉的变化产生了某种好奇心。
那天天气温暖、阴沉而郁闷——在这样的日子里，象医院这样的地方，就显得格外冷漠无情，令人感到烦恼和不快。我由卫兵押送着走进候诊室，候诊室里放着两个可供进行浴疗的铜盆，已经有两个患病的待审犯人在候诊了，他们也是由卫兵押送来的。一位医师走进来，带着权威的神气懒洋洋地把我们打量了一番，然后更加懒洋洋地去向值班医生报告。医生很快就来了，给我们做了体检；他态度十分和蔼，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病历”，上面填写着我们的名字。至于下一步登记病情、开药方、规定饮食等事宜，则由专门负责囚犯病房的主治医师去办理。我以前就听人说过，囚犯们对自己的医生是赞不绝口的。住院前，当我问及医院里的情况时，他们都回答说：“有医生照料，就用不着父母操心了！”这时我们都换了衣服。我们来时穿的衣服和内衣都被脱下拿走了，给我们换上了住院服，此外还给我们每人发了长统袜子、拖鞋、睡帽和很厚实的棕色呢绒睡衣，睡衣的里子似乎是粗麻布做的，又象是涂着一层油污。总之，睡衣脏极了，不过，只有等我穿上它以后，才能对它作出充分的估价。然后带我们去囚犯病房，囚犯病房在那条很长的轩敞豁亮的走廊的一头。从表面上看，到处都干干净净，使人感到很满意；头一眼所看到的一切都很亮堂。不过，这也许只是我离开监狱后的最初感觉罢了。那两位待审犯人向左边的病房走去，我走进右边的一间。房门上挂着铁栓，门口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旁边还有一个副哨。二级军士(医院守卫队的)下令让我进去，于是我来到一间又长又窄的房间里，两边靠墙放着病床，约有二十二、三张，其中有三、四张是空着的。病床是木制的，被涂成了绿色，我们每个生长在俄国的人都很熟悉这种床，——它注定是不可能没有臭虫的。我的床位在犄角上，紧靠着窗户。
我已经说过，在这儿住院的也有从我们监狱来的囚犯。其中有几个已认识我，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以前曾经看见过我。但大多数都是待审犯人和来自感化连的士兵。重病号即真正起不了床的，并不很多。其他的都是一些轻病号或已经痊愈的病人，他们有的坐在病床上，有的在两排病床中间的空地上来回踱步。病房里有一种特别窒息人的气味。室内的空气被各种恶臭味和药味所污染；屋角上生着火炉，几乎整天不灭。我的病床上蒙着一个条纹布布套。我把它揭下来。布套下面有一条亚麻布里子的呢绒被和一条很厚实的床单，这条床单的清洁程度是很值得怀疑的。床头放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只水杯和一个锡碗，为了外观好看，这些东西都用一条毛巾蒙着。小桌下面还有一层隔架：那里放着一只专为喝茶病人预备的茶壶，一个盛克瓦斯饮料的木罐子以及其他用品；然而喝茶的病人并不多。烟袋和烟荷包几乎每个病人都有，甚至连结核病患者也不例外，都藏在床底下。大夫和其他医务人员几乎从未检查过这些烟具，即使碰见有人抽烟，也装出没有看见的样子。不过，病人几乎总是小心翼翼地提防着，抽烟时都到火炉旁去抽。只有夜间才躺在床上抽；到了夜间，除了医院守卫队的队长或其他军官偶尔进来看看以外，没有任何人来查巡病房。
在这以前，我从未住过院；因此，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格外新奇。我发现，我的到来引起了某些人的好奇。他们已经听人谈论过我了，因而都十分放肆地、甚至带着某种优越感打量着我，就如同学校里打量一位刚入学的新生，或办事机关里打量一位前来请求办事的来访者一样。我右边病床上躺着一位候刑犯人，他当过司书，是一个退职大尉的私生子。他是因伪造货币而被判刑的，住院已近一年，看样子他什么病也没有，但却竭力要大夫相信他患有动脉瘤。他达到了目的：逃脱了苦役和体刑，一年后又被解送到T城，住在某个医院里。他是一个身材矮小但很结实的小伙子，年纪在二十八岁左右，是个大骗子手和通晓法律的家伙；他很聪明，但却十分放荡，而且过于自信，他的自尊心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竟一本正经地要人们相信他是世界上最诚实最正直的人，他甚至认为他完全无罪，而且还要永远坚持这种信念。他首先开口跟我说话，好奇地向我问长问短，十分详细地给我介绍医院里的规章制度。不用说，他首先向我声明他是大尉的儿子。他极力装得象是一位贵族，或者至少也是“贵族出身”。接着，前来看我的是一个来自感化连的士兵，他开始要我相信他认识很多从前被流放的贵族，并说出了他们的名字和父名。他是一个头发已经斑白的大兵，从他的面部表情就能看出，他说的这一切全是谎话。他叫切库诺夫。他所以巴结我，显然可能是由于他料想我有钱。他一看见我有一包茶叶和糖，便立即主动为我效劳：取出茶壶，帮我沏茶。我的狱友米—茨基曾答应明天托前来医院干活的囚犯给我捎一把开水壶来。可是还没等捎来，切库诺夫就把一切都给办妥了。他弄到一个小铁锅和一个茶碗，把水烧开，泡上茶，总之，他待我十分热心，这立刻引起了另外一个病人对他的恶毒嘲笑。那个病人患的是肺病，躺在我对面，姓乌斯季扬采夫，他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由于惧怕体刑而喝了半瓶泡着烟末的烈酒，因而得了肺痨病的待审犯人。在此以前，他一直一声不吭地躺着，困难地呼吸着，聚精会神而又严肃地盯着我，同时悻悻地注视着切库诺夫。他那股非同一般的、怒气冲冲的严肃劲儿，给他的愤怒增添了一种特别滑稽可笑的色彩。到最后，他实在憋不住了：
“好一副奴才相！这一回可找到主子了！”他气喘吁吁地用虚弱无力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看来，他已经活不了几天了。
切库诺夫气忿地向他转过身去。
“谁是奴才？”他一边说，一边轻蔑地瞧着乌斯季扬采夫。
“你就是奴才！”乌斯季扬采夫用十分自信的口吻答道，好象他完全有权斥责切库诺夫似的，好象他是专门被派来监督切库诺夫的。
“我是奴才？”
“对啦，你就是奴才！好心的人们，你们听听，他还不承认呢！他还感到惊奇哩！”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没看见，他老人家孤单单一个人，无人服侍，他不习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不能服侍他？你这个毛脸小丑！”
“谁是毛脸小丑？”
“你就是毛脸小丑。”
“我是毛脸小丑？”
“对，你就是！”
“我要是毛脸小丑，那么你是美男子啦？看你那副脸相，活象一个乌鸦蛋儿……”
“你纯粹是一个毛脸小丑！既然上帝要你死，你就老老实实躺着等死好啦。可你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干吗要干涉别人？”
“干吗！哼，我宁肯向皮鞋叩头，也不愿向树皮鞋鞠躬①。我父亲就没弯过腰，他也不让我屈膝弯腰。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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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前，俄国有钱有势的人多穿皮鞋，穷人多穿树皮鞋。这里的意思是：服侍人应该服侍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而不应服侍穷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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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想继续讲下去，但一阵剧烈的咳嗽一连持续了好几分钟，连血都咯出来了。他那狭窄的脑门上渗出一层冷冰冰的虚汗。咳嗽妨碍了他，要不然，他会继续讲下去的；从他的眼神就可以看出，他还想再骂上一阵，但无奈只好有气无力地挥挥手作罢……到最后，切库诺夫也就把他忘掉了。
我觉得，这位肺痨病患者的怒气与其说是冲着切库诺夫，不如说是冲着我发的。切库诺夫想博得我的欢心，借以弄几个钱花，为此谁也不会生他的气或者特别瞧不起他。任何人都明白，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钱。普通老百姓对这种事是绝不会过分苛求的，他们能够谅解他。乌斯季扬采夫实际上是不喜欢我，他不喜欢我的茶叶，不喜欢我脚上带着镣铐仍摆出老爷的派头，好象我没有仆人侍候就不行似的，尽管我从未雇过任何人，也不想让任何人来侍候我。的确，无论什么事我总是想尽量由自己来做，特别不愿让人看出我是一个娇生惯养的阔少爷，处处摆出一副老爷的派头。既然谈到了这一点，不妨说这多多少少也与我的自尊心有关。然而——我一点也不明白这是怎么搞的——我总是摆脱不掉那些自愿前来效劳的各种仆人的纠缠，到头来，他们把我给完全控制住了，他们实际上成了我的主人，我则变成了他们的奴仆；当然从表面上看，我似乎仍然是真正的主人，好象没有仆人侍候就不行似的，而且过着老爷式的生活。这种情况当然使我感到十分苦恼。不过，乌斯季扬采夫是个容易动怒的肺痨病患者。其他病人都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甚至带着几分高傲的神情看着我。我记得，当时大家都全神贯注在一件特别的事情上：我听囚犯们说，那天晚上将把一个受审犯人送到我们病房里来，他现在正在受棒刑。囚犯们都怀着某种好奇的心理等待着那个犯人的到来，不过，据说他受的刑罚并不重一一只有五百棍。
我稍微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病人。据我观察，这里真正有病的人患的多半是坏血病和眼病——这两种疾病都是当地的常发病。病房里住着几个这样的病人。其他真正有病的人患的是寒热病、各种皮肤病和肺病。囚犯病房和别的病房不同，在这里，各种病人包括花柳病患者，都住在一起。我所以说真正有病的人，乃是因为这里还有一些这样的住院者：他们其实什么病也没有，是来“休养”的。医生们出于怜悯心，都很乐意让这些人住进来，特别是当床位空余的时候。住院要比关在禁闭室或监狱里好得多，因此很多囚犯都乐意住院，尽管这里的空气十分窒闷，门也经常上着锁。有些人甚至特别喜欢住院，特别喜欢医院里的生活条件；不过，这多半是那些感化连的士兵。我好奇地打量着我的这些新难友。我记得，当时有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这个病人是从我们监狱来的，患的也是肺病，他大概也活不了几天了，躺在和乌斯季扬采夫只隔一张床的位置上，因而差不多也是在我对面。他叫米哈伊洛夫；两个星期前我还在监狱里看见过他。他患病已经很久，早就该住院治疗；但他却以一种十分倔强和完全没有必要的忍耐态度克制着自己，怎么也不肯住院，只是在节日期间才住了院，结果住院后不到三个星期就死于那可怕的肺痨；他象一支燃尽的蜡烛一样熄灭了。我至今回想起他那张已变得十分可怕的面孔时，还不禁感到吃惊；那是我入狱后最早看到的几张面孔之一；当时不知为什么它首先映入了我的眼帘。他旁边躺着一个感化连的士兵，已经上了年纪，是个可怕的、令人讨厌的邋遢鬼……不过，我不能对所有的病人一一加以描述了……我现在所以回想起了这个老头子，仅仅是因为当时他也曾给我留下了某种印象，并立即使我对囚犯病房的某些特点有了相当充分的认识。我记得这个老头子当时正患重感冒。他总是打喷嚏，在此后的一个星期中甚至在梦中也打喷嚏，他能连珠炮式地一连打上五、六个喷嚏，每打一次都要说一句：“主啊，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呀！”他当时正坐在病床上，一个劲儿地用小纸筒往鼻子里送烟末，以便使喷嚏打得更响、更准时些。他打喷嚏时总是用他那块已洗过一百次并已完全褪了色的方格子手帕接着，而且还特别皱起他那个小鼻头，挤出无数的细皱纹来，同时露出他那残缺不全的、已经变黑了的老牙和沾满唾沫的红牙床。打完喷嚏以后，他马上将手帕打开，仔细瞧着沾在上面的稀鼻涕，并立即将鼻涕抹在那件公家发的棕色睡衣上，这样鼻涕就完全沾到睡衣上，他的手帕只是有些潮湿罢了。他整整一个星期都是这样。这种对自己的手帕爱惜如命，对公家的睡衣却不管不顾的行为，竟未引起病人们的任何抗议，虽然他们当中以后还会有人要穿这件睡衣的。然而，我们一般老百姓都非常粗心大意，一点也不注意这些事情。我当时十分反感，不由得立刻怀着极端厌恶和好奇的心情开始打量起我刚刚穿在身上的睡衣来。这时我才发觉，睡衣上的强烈气味早已引起我的注意；睡衣在我身上已经发暖，越来越强烈地散发着药味、药膏味以及我觉得似乎是脓液的腥臭味；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它已经多年没有离开过病人的肩膀了。它那粗麻布的里子也许被人洗过，但我不能肯定。不过，现在里子上却浸透着各种难闻的液体、洗剂和从伤口流出的脓液。另外，一些刚刚受过棒刑、被打得遍体鳞伤的犯人常常被送进病房来；人们用药水给他们洗擦伤口，因而，直接披在湿漉漉的衬衣外面的睡衣，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不被弄脏的，一切脏东西都沾在上面了。在我蹲监狱的那几年里，只要我一住院(我常常住院)，每次都怀着恐惧的疑惑心理把睡衣穿在身上。特别使我讨厌的是，这些睡衣上常常发现又肥又大的虱子。囚犯们往往怀着喜悦的心情把它们处死；当他们用厚厚的指甲将虱子挤得噼啪作响时，从面部表情上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地高兴！我们也很讨厌臭虫，在漫长而寂寞的冬夜，全病房的人常常一起动手消灭它们。从表面上看，除了强烈的药味，病房里的一切都很整洁，但里面，譬如说衬料里，却是极不卫生的。病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认为就应该如此，医院里并没有严格的卫生制度。关于规章制度，我以后还要讲到……
切库诺夫刚刚把茶给我端上(顺便说一下，病房里的开水每昼夜只送一次，而且很快就被我们病房里的混浊空气污染了)，病房的门哗啦一声打开了，一个刚刚受过棒刑的士兵在加强警卫押送下被带了进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受过刑的犯人。后来，这样的犯人经常被送进来，受刑特别严重者甚至是被抬进来的，每一次都使病人产生极大的兴趣。迎接他们时，大家的面部表情都特别严肃，甚至严肃得有点不大自然。不过，迎接的方式或多或少也取决于罪行的严重程度和受棒刑次数的多寡。一个被打得十分厉害、而且颇有点名气的大罪犯，比起一个逃兵来，例如象现在被带进来的这一位，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尊敬和关注。然而，不论对哪一种犯人，都不表示过多的同情，也不作特别有刺激性的评论。大家都一声不响地帮助照料这个不幸的人，特别是当他需要有人照料的时候。医师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是把受伤者交到一些经验丰富而又技术熟练的人的手里了。所谓帮忙，一般说来就是必须经常不断地把床单或衬衣用冷水浸过，披在那被打得皮开肉绽的脊背上，特别是当受刑者本人不能自理的时候，此外，还得敏捷地帮助他从伤口里往外拔碎木片，这些碎木片通常是在受刑时由于棍棒被打断而残留在脊背上的。这后一种手术常常使大家感到特别伤脑筋。然而受刑者那种忍受疼痛的迥非寻常的坚毅精神，往往使我惊愕不已。我看见过很多这样的受刑者，有时他们的伤势特别严重，但几乎谁也没有呻吟过一声！只是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两眼发红，目光显得呆滞而不安，嘴唇颤抖着，于是那可怜的人用力咬住嘴唇，有时几乎咬出血来。被带进来的这个士兵是一个二十三岁左右的小伙子，他体格结实，肌肉发达，面孔很漂亮，身材魁伟而匀称，皮肤显得黝黑。不过，他的脊背已被打得皮开肉绽，从肩膀到腰部都袒露在外，肩头上披着一件湿漉漉的床单，浑身象发疟子似地打着冷颤，他已在病房里来回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我端详着他的脸：看来此时此刻他什么也没有想，只是用异样的目光迅速而粗野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显然是在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点上。我仿佛觉得，他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我的茶。茶是热的，正从碗里冒着热气，而这个可怜的人却冻得上牙不接下牙地直打哆嗦。我请他喝茶。他一声不响地猛然向我转过身来，端起茶碗，还没等放糖，就站着喝下去了；他喝得非常匆忙，不知为什么竭力不看着我。喝完以后，默默地放下茶碗，甚至连头也没有向我点一下，就又在病房里来回踱起步来。他哪里还顾得上说话和点头呢！至于别的囚犯们，不知为什么这时都避免跟这位受过刑的逃兵说任何话；虽然起初他们都尽力帮忙照料他，可是后来他们就尽量不再去注意他了，也许是为了让他尽可能多安静一会儿，而不拿各种各样的问题或“同情”去打扰他吧。看来他对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满意。
这时天已黑了，大家都点上蜡烛。有的囚犯甚至自己备有烛台，不过这样的人并不多。晚上医生查巡过病房以后，一位值班的军士最后走进来，给全体病人点了一次名，随后把一个夜间用的马桶提进来，便给病房上了锁……当我听说这个马桶要在室内放一整夜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厕所就在走廊上，离病房门口只有两步远。然而这是医院的制度。白天还可以放囚犯们走出病房，虽然不能超过一分钟，夜间则一概不准出去。囚犯病房不同于一般的病房，患病的囚犯即使在病中也得忍受对自己的惩罚。这种制度最初是谁规定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种制度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形式主义的。各种弊病和危害从来没有象这种时候表现得如此突出。这种制度当然不是医生订出来的。我再重复一遍：囚犯们对自己的医生总是赞不绝口，他们往往把医生看作是自己的父辈，对医生十分尊敬。每个病人都感受过医生的亲切抚慰并聆听过他们那友好的话语；一个被众人所摈弃的囚犯对这一点是很珍视的，因为他从医生那友好的话语和亲切抚慰中看到了一片真心诚意。医生们也可以不这样做，即使医生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即更粗暴更残忍地对待囚犯，也不会有人责怪他们的：所以，医生的善心是出于真正的仁爱。医生当然懂得，一个病人，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是不是囚犯，都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就如同任何一个病人，甚至职位很高的病人都需要呼吸新鲜空气一样。其他病房里的病人康复后，譬如说，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走廊上散步，尽情地舒展舒展肢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走廊上不象病房里那样窒闷，不象病房里总是充满着令人窒息的恶臭味。如今，每当我回忆起我们病房里那种混浊的空气时，我就感到可怕和恶心：病房里的空气本来就已污染得相当厉害了，更何况夜间又提进一个马桶来，而且温度又那么高，各种各样的病人都有，有的病人是需要经常起来大小便的。如果我说囚犯们即使在患病中也得忍受对自己的惩罚，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规定这种制度仅仅是为了进行惩罚。如果我这样认为，那当然就是出自我这方面的毫无意义的诽谤。对病人无需再进行什么惩罚了。既然如此，想必是有一种十分必要的理由迫使当局采取这种后果十分有害的措施吧。究竟是什么理由呢？遗憾的是，无论用什么理由也无法解释采取这种措施以及其他许多令人莫名其妙的措施的必要性，非但不能解释，甚至无法猜想如何去解释它。既然如此，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残忍的态度呢？也许有人会想，囚犯都是故意装病，欺骗医生住了院，说不定他会利用夜间上厕所的机会趁黑逃跑？其实，这种毫无道理的推测是不值得一驳的。往哪里逃跑？如何逃跑？穿什么衣服逃跑？白天是单个儿放他们出去，夜间病房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哨兵。厕所就在离哨兵只有两步远的地方，尽管如此，病人上厕所时还由副哨跟着，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厕所里只有一个窗口，冬天也是双层窗框，外面还有铁栏杆。窗外院子里，囚犯病房窗口下面，还有一个哨兵在整夜地进行巡逻。要想从窗口逃走，就必须砸碎窗框和铁栏杆。可是谁会允许他这样干呢？就假定他事先能把副哨杀死，副哨连喊都来不及喊一声，谁也听不见。就假定这种荒唐的事情可能发生，但仍需打破窗框和铁栏杆。且莫忘记：哨兵旁边还躺着几个看守，十步以外，另一间囚犯病房的门口也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哨兵旁边还有副哨和几个看守。大冬天，穿着长筒袜子、拖鞋、医院发的睡衣和睡帽，能往哪儿逃跑呢？既然如此，既然危险性如此之小(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性)，为什么还要使病人忍受这么大的痛苦呢？莫非就因为病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比健康的人更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吗？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对此百思莫解……
既然提出了“为什么？”既然谈到了这一点，我现在不能不回想起另一件使我感到困惑莫解的事情来，这件最使人莫名其妙的事实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继续往下叙述以前，我不能不就这件事讲几句话。我说的是脚镣。无论患何种疾病的苦役犯都无一幸免地要戴脚镣。我曾亲眼看见过一些患结核病的犯人就是戴着脚镣死去的。然而大家对此都已司空见惯，认为这已是既成事实，是无法避免的。恐怕未必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就连那些医生们，多年来也未必有谁想到过要去请求医务部门给患重病的囚犯，特别是给肺病患者卸下脚镣。就算铁镣本身并不很重，总共只有八至十二磅。一个健康的人带上十磅重的东西，也许不会感到太沉重。不过我听人说，脚镣戴上几年以后，人的腿就会开始萎缩。我不知道是不是真会这样，不过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一副脚镣虽然不重，只有十磅，但若是长期戴在腿上，就会使身体的重量增加，使腿变形，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某种有害的影响……就算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没有什么，那么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呢？就算对于一般的病人来说也没有什么，那么对于一个重病号呢？我还要再重复一遍，那么对于一个肺痨病患者会怎样呢？肺痨病患者的手脚本来就已经在萎缩，让他从地上拣起一根稻草都会感到非常吃力，更何况戴上脚镣呢！的确，如果医务部门能够为此事奔走呼吁，哪怕减轻一下肺痨病患者的痛苦，那也将是一件真正伟大的善行。也许有人会说，囚犯都是一些歹徒，是不值得对他们行善的；但是，难道还应加重对一个已被上帝判处死刑的人的惩罚吗？很难相信，这些做法仅仅是为了惩罚。即使根据法律，一个患结核病的人也是应免除体刑的。因而，我们应把戴铁镣看成是一种神秘的重要的预防性措施。然而究竟有何必要采取这种措施呢？——我不能理解。其实根本就用不着担心患结核病的人会越狱潜逃。怎能设想一个患结核病的囚犯会越狱潜逃呢，特别是当他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冒充患结核病，欺骗医生，以便逃跑——这是不可能的事。结核病是不能装的，这种病一眼就看得出来。顺便说一句：难道给一个人戴上脚镣，仅仅是为了不让他逃跑或妨碍他逃跑吗？绝对不是，脚镣——这是一种侮辱，羞耻，是一种肉体和精神上的重累。至少是可以这样认为的。脚镣任何时候也不会妨碍一个人逃跑。就连最无能、最笨拙的囚犯也会轻而易举地迅速将铁镣锉断，或者用石头将铁镣砸开。脚镣是什么也预防不了的；既然如此，既然给一个已被判刑的苦役犯戴上脚镣仅仅是为了惩罚，我不禁又要问：难道还应惩罚一个行将死亡的人吗？
写到这里，我现在又清晰地回想起一个正在断气的肺痨病患者，也就是那个几乎躺在我对面、离乌斯季扬采夫不远的米哈伊洛夫，我记得他是在我住院后第四天死去的。现在既然谈起了肺痨病患者，我也许不由得又要回忆一下我看到这些人死亡时所产生的一些印象和想法。不过，我对米哈伊洛夫本人了解得并不多。他还十分年轻，最多不超过二十五岁，身材魁梧，面目清秀，一副堂堂的外表，令人肃然起敬。他是特别部的犯人，平时很少说话，性情温和而文静，总是显得郁郁不乐。正如囚犯们后来所说的，他仿佛是“干枯”在监狱里了，他曾给囚犯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只记得他长着一双十分好看的眼睛；说实在的，我也不知为什么会对他记得这么清楚。他是在下午三点来钟死去的，那天天气寒冷而晴朗。我记得，一道道强烈的阳光透过我们病房结着一层薄冰的绿色玻璃窗照射进来，倾洒在这位不幸人的身上。他死时已经神志不清，显得十分痛苦，弥留了很长时间，足足有好几个小时。他从早晨起就认不出走近他的人了。人们看到他十分痛苦，都想使他轻松一下；他呼吸困难，喘着粗气，发出嘶嘶的声音；胸脯鼓得很高，仿佛空气不够用似的。他把被子撩开，把身上的衣服全都扯下来，最后开始从身上往下扯衬衣，但是他连扯衬衣的力气也没有了。人们帮他把衬衣脱下来。瞧着他那颀长的身躯、骨瘦如柴的胳膊和大腿、凹陷的肚皮、隆起的胸部、一根根外露着的青筋、满身的骨头架子，确实叫人感到可怕。他身上就剩下一个巴掌大的木十字架和一副脚镣了，看来那副脚镣很轻易地就能从他那瘦骨棱棱的脚上脱下来。他死前半个小时，病房里的人都安静下来，连说话都开始用小声说，走动时也尽量把脚步放轻。大家彼此都很少说话，即使说也只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大家都不时地打量着那个正在断气的病人。他喘气的声音越来越嘶哑，最后，他用一只颤颤巍巍的、软弱无力的手去摸胸前的十字架，并想把它扯下来，仿佛那小小的十字架也使他感到沉重，感到不安和有压力似的。人们帮他把十字架解下来。十分钟以后，他就死了。有人去敲门叫看守，报告有人死了。看守走进来，面无表情地看了死者一眼，然后去报告医师。医师很快就来了：这是一个年轻而又善良的小伙子，他有点过分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表，不过，他的外表也确实令人喜欢；寂静的病房里响起他的脚步声，他快步走到死者跟前，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抓起死者的手腕，摸了摸脉，然后一挥手就走了。立即又派人去报告看守长：因为死者是特别部的要犯，必须通过特别的仪式方能确认他是死了。在等待看守长的时候，有个囚犯悄声提议说，最好把死者的眼睛合上。另一个囚犯认真听完他的建议后，一声不响地走到死者跟前，给他合上双眼。这时他看见枕头上放着一个十字架，于是把它拿起来端详了一番，然后又一声不响地把它重新戴在米哈伊洛夫的脖子上；戴好以后，划了个十字。这时，死人的脸已经发僵；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嘴半张着，从紧贴在牙床上的薄嘴片中间闪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看守长终于来了，他身佩长剑，戴着头盔，身后跟着两个看守。他往前走着，越走脚步越慢，困惑莫解地瞧瞧那些一声不吭地站在周围、正严肃地盯着他的囚犯们。当走到离死者只有一步远的时候，他停下脚步不动了，象是有些害怕。那具赤身露体、骨瘦如柴、只戴着一副脚镣的尸体，使他大吃一惊，他突然解开剑带，摘下头盔(其实根本就用不着戴)，划了个十字。他是个面孔严肃、头发斑白的军人。我记得，当时切库诺夫也正好站在那里，他也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他一直默默不语地、目不转睛地紧盯着看守长的面孔，特别留心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动作。他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了，切库诺夫的下嘴唇不知怎的突然颤动了一下，他歪撇着嘴唇，呲着牙，迅速地、仿佛是无意识地用头点着死人对看守长说：
“他也有亲娘呀！”说完就走开了。
我记得这句话象刀割似的刺痛了我的心……他为什么要说出这样一句话来呢？他怎么想出来这样一句话呢？人们开始抬尸体，连铺板一块儿抬；在一片静寂中，铺板上的稻草发出沙沙声，脚镣碰在地板上，哗啦哗啦直响……人们把它拣起来。尸体抬走了。大家突然又大声说起话来。听得见看守长在走廊上派人去找铁匠。应该给死者摘下脚镣……
不过，我又离开本题了……
第二章 续
医生们一大清早就查巡过病房了；十点多钟，他们又陪同医务主任一块儿出现在我们的病房里，在他们来前大约一个半小时，我们的主治医师也来过了。我们的主治医师当时还很年轻，他精通业务，待人和蔼可亲，因而囚犯们都很喜欢他，认为他只有一个缺点：过于温和。的确，他有点不爱讲话，在我们面前仿佛有些不好意思，动不动就脸红，只要病号一请求，他就给换伙食，看来，他甚至准备根据病号的请求而给他们开药。不过，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人。应当承认，俄国有很多医生是颇受普通老百姓的爱戴和尊敬的，而且据我观察，这完全是真实情况。我知道，我的这番话可能被认为是奇谈怪论，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俄国所有的老百姓都普遍不相信医学和外国药物的话。的确，普通老百姓宁肯一连几年忍受重病的折磨，宁肯请女巫或服用土方(这种土方是绝不应忽视的)，也不愿延请医师或住院治疗。此外，这里还有一个与医学完全无关的特别重要的原因，即：普通老百姓对于一切盖有官方图章的文书都是极不相信的；再有，各种各样的恐怖事件和流言蜚语也使得他们对医院产生恐惧心理和抱有成见，尽管这些流言往往是荒谬的，但有时也是有根据的。不过，他们最害怕的还是医院里的德国式的规章制度，住院治疗期间周围都是陌生的人，对饮食的严格限制，关于医师和医生们的冷酷态度以及关于动手术、解剖尸体等方面的谣传。此外，老百姓还私下议论说，医院里给人看病的都是一些老爷们，因为医生毕竟都是一些老爷。不过，当他们跟医生混熟了以后(虽然也有例外，但大多数都是如此)，他们的种种恐怖心理也就随之消失了；在我看来，这可以算是我们医生特别是年轻医生们的光荣。大部分医生都善于博得普通老百姓的尊敬，乃至爱戴。至少我这里所写的都是我在很多地方耳闻目睹并不止一次亲身体验过的情况，因此我没有理由设想其他地方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当然，在某些地方，有的医生往往接受贿赂，靠医院发大财，看不起病人，甚至把医学完全置诸脑后，这种情况当然也是有的；不过我说的是大多数，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说的是目前存在于我们医务界的那种精神，那种思潮。至于那些背弃自己事业的人，那些混在羊群中的狼，不管他们如何替自己辩解，不管他们如何把一切都推诿于环境，说什么是环境把他们毁掉了，那都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当他们把仁爱也丢掉了的时候。对于一个病人来说，仁爱、温和、兄弟般的同情，有时甚至比药物更为重要。现在是停止一味抱怨环境的时候了。不错，环境能毁掉我们身上的许多东西，但并不是全部；有些狡猾而又饱经世故的骗子手，往往巧妙地把一切都推诿于环境的影响，他们不仅以此来掩饰自己的弱点，而且常常以此掩盖自己的卑鄙行为，特别当他们是一些能说会道和善于舞文弄墨的家伙的时候。不过，我又离开本题了，我只是想说，普通老百姓所不信任和仇视的只是医务界当局，而不是医生。当他们了解到医生实际上是一些什么人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消除自己的偏见的。我们医院里的其他一些条件，直到目前在许多方面还不符合人民精神，医院里的规章制度直到现在还是同普通老百姓的习惯相敌对的，因而也就不能赢得老百姓的充分信任和尊重。根据我自己的一些亲身体会，我认为至少是这样的。
我们的主治医师一般都要在每个病人面前停下来，严肃而又特别认真地检查每一个病人，询问病情，开药方，指定饮食。有时医师本人也看得出来，有些病人其实并没有什么病，他们只是为了逃避干活才住院的，因为在这里，可以睡在铺有褥垫的病床上，而不是睡在光秃秃的铺板上，再说，病房里也比较暖和，不象拘留所那样潮湿和拥挤，拘留所里总是关满着许许多多形容憔悴、骨瘦如柴的待审犯人(在俄国各地，几乎所有的待审犯人都是形容憔悴而又骨瘦如柴一一这就说明，待审犯人的精神状态几乎总是比已判过刑的犯人更为沉重)；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的主治医师便心平气和地将这些病人的病情登记为febris catarhalis①，留他们住院，有时甚至让他们住一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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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意为“卡他性冷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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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都常常取笑这种所谓的febris catarhalis。大家都很清楚，这是医生和病人之间达成的一项谅解，是装病的代用语。囚犯们自己则把febris catarhalis翻译成“预备性刺痛症”。病人有时滥用医生的慈善心肠，一直住到他们被强行赶出医院为止。再看看我们的主治医师是怎样赶他们出院的吧：他仿佛有点胆怯，仿佛不好意思直接告诉病人，他已经痊愈，应该出院了；虽然他完全有权直接了当地、无须多费口舌地在病历上写上sanat est①，让病人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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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拉丁文：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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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是向病人作一些暗示，然后用肯求的口吻说：“是不是该出院了？你差不多已经痊愈，病房里又这么挤，”等等，直到病人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最后由病人自己请求出院为止。医务主任虽说也是一个慈善而又正直的人(病人也很喜爱他)，但比主治医师却要严厉果断得多，有时他甚至会说出一些冷酷无情的话来，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受到我们特别的尊敬。主治医师走后，医务主任在全体医生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病房，他也对每个病人进行单个检查，特别要在那些重病号面前停下来，总是善于对他们讲几句善意的、使人感到鼓舞的话，甚至还常常说几句知心的话儿，总之，他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对于那些因患“预备性刺痛症”而住院的人，他也从未拒绝过，也不打发他们回去；不过，如果病人固执己见，不肯出院的话，他就直接了当地请他出院：“喂，老兄，你也躺够了，休息过了，该回去啦。你应该有自知之明。”坚持不肯出院的往往是那些逃避干活的懒汉，特别是夏天活忙季节，或者是那些候刑犯人。我记得，为了迫使一个这样的病人出院，曾对他采取了特别严厉甚至有点残酷的措施。这个病人是因患眼疾而住院的；他两眼发红，抱怨说他的眼象针扎一般疼痛。医生们采用发疱药膏、水蛭吸血、往眼睛里滴腐蚀性眼药水等方法给他治疗，可是疼痛并不见减轻，眼睛也不见有好转。医生们渐渐开始怀疑他的病是假装的：炎症并不重，既不恶化，也不痊愈，总是处于一种不好不坏的状态，这种情况是很值得怀疑的。其实，囚犯们早就知道他是在装病骗人，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他是一个年轻小伙子，长得也挺漂亮，但却给我们大家留下一种不愉快的印象：他从不向别人吐露自己的心声，总是疑心重重，愁眉不展，不跟任何人说话，皱着眉头看人，见谁都躲避，仿佛对谁都有戒心似的。我记得，有人甚至怀疑他干过什么坏事。他当过兵，有过严重的盗窃行为，被查获后，挨了一千棍，然后被送进军犯连。我前面已经说过，为了推迟受刑的时刻，待审犯人有时甚至铤而走险：受刑前用刀子把某个长官或自己的狱友捅一刀，这样就会对他进行重新审讯，把受刑的日期再往后推迟两、三个月，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两个月以后他将会受到两倍、三倍的刑罚，他对此是不加考虑的；反正只要眼下能把那可怕的时刻往后推迟哪怕几天也行，至于后果如何，他就不管了——这些不幸的人的精神有时竟颓丧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我们当中已经有人在悄悄议论，应该对他加以提防：说不定他夜间会宰人的。不过，也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并未采取任何特别的预防措施，就连那些睡在他旁边的人也是如此。不过，人们却发现他夜间用从墙壁上剥下的石灰或别的什么东西揉搓眼睛，以使眼睛第二天早晨又红肿起来。最后，医务主任声言要对他实行穿线放脓疗法。对于那种经过长期治疗而又不见效果的顽固眼疾，当一切医疗手段都试过以后，为了保护视力，医生们往往决定采用一种令人极感痛苦的治疗方法：就象医治一匹马一样，给患者使用穿线放脓疗法。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可怜的人仍不承认他已经痊愈。这是一个多么固执而又过于懦怯的家伙啊！要知道，穿线放脓疗法虽不象受棒刑那样可怕，但也是相当痛苦的。医生猛力将患者颈后的皮肉抓在手里，用刀将其刺破，于是颈后便出现一道又宽又长的伤口，再把一条足足有一指宽的亚麻布条穿进伤口里；然后每天按时将伤口里的布条来回拉，伤口便象被重新刺破一样，往外流脓，永不愈合。这个可怜的人竟一连几天倔强地忍受了这种可怕的痛苦，到最后他才同意出院了。他的眼病一天之内也就完全好了。等颈后的伤口刚刚愈合，他便被送到拘留室，第二天重新去接受那一千棒的刑罚。
当然，受刑前的时刻是痛苦的，痛苦到我真后悔不该把这种恐怖心理称做颓丧和懦怯。当一个人遭受两倍、三倍的刑罚时，想必是非常痛苦的，但愿别马上受刑才好。不过，我已经说过，有的犯人在受过第一次刑罚后，不等背上的伤口愈合，便请求出院，以便受完上次留下来的棒刑，从而最后解脱审讯；对于任何一个犯人来说，关在禁闭室里候审要比服苦役更加苦不堪言。除了气质的不同，有些囚犯由于受惯了鞭笞和体刑，这对他们的果敢和无畏也起很大作用。有些人由于多次受到严刑拷打，他们的精神和脊背仿佛变得坚强了，到后来他们便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刑罚，几乎就象看待一件令人不快的小事一样，对它也就不再惧怕了。一般说来，这是确实的。我们病房里有个来自特别部的囚犯，是一个受过洗礼的卡尔梅克人，囚犯们都管他叫亚历山大或亚历山大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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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亚历山大是俄国男人的名字，亚历山大拉是女人的名字。这里囚犯们管他叫亚历山大拉，含有奚落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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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奇怪的小伙子。他滑头滑脑，无所畏惧，同时又非常善良，他曾给我讲过他如何受完了四千棍。他一边讲，一边笑嘻嘻地开玩笑，不过他又一本正经地发誓说；要不是他从娇生惯养的幼年起就挨惯了鞭笞，要不是在他们那游牧部落里他脊背上几乎从未断过伤疤，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四千棍的。他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仿佛是在感谢他在皮鞭下所受的教育似的。“我经常挨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有一天晚上，他坐在我的床铺上，围着灯，对我讲道，“为了一点点小事我都挨打，一直打了我十五年。我记得，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我每天都要挨几次打；只有不肯动手打人的人，才不打我；所以，后来我也就完全习惯了。”至于他后来是如何当兵的，这我可不知道；我记不得了；虽然他可能告诉过我；他总是逃跑，到处流浪。我只记得他曾给我讲过，当他因杀害一位长官而被判处四千棍的时候，他曾害怕得要死。“我知道，他们会严厉惩罚我的，这顿棍子可能会结束我的生命，虽然我挨惯了皮鞭，可这是四千棍呀——这可不是开玩笑！况且，所有的长官都恨透了我！我知道，他们不会轻饶我，我可能受不住这四千棍，他们会把我打死的。起初，我试图做祈祷，心想他们也许会饶恕我的，虽然当时我的狱友们曾告诉过我，做祈祷也没有用，他们不会饶恕的；不过，我心里仍这样想：不管怎么说，还是试试看吧，对于一个受过洗礼的人，他们也许会另眼看待的。他们也的确为我举行了祈祷仪式，在做祈祷时甚至称呼我为亚历山大；可是棍子还是照样挨；一棍子也没少打；我感到难过极了。我心里暗想：咱们等着瞧吧，我给你们耍个花招，也让你们这群家伙瞧瞧，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以为怎么样，我真的给他们耍了一个花招！我很会装死，装得不仅完全象死人一样，而且顿时灵魂出壳，两腿一伸就断气。我被带去受一千棍的毒打，他们打得我浑身象火烧火燎一样疼痛，连声叫喊；又带我去挨第二个一千棍，咳，这时我想，这回我可要完蛋了，他们打得我完全失去了知觉，腿也打断了；我咕咚一声倒在地上：两眼发直，象死人一般，脸色发青，气也不喘了，口吐白沫。医生走过来说我马上就要死去。我被抬进医院，一到医院我立刻就苏醒过来了。后来他们又两次带我去受刑，他们恨我，简直把我恨透了，可是我又哄骗了他们两次；在打第三个一千棍的时候，刚打完，我就死过去了；在打第四个一千棍的时候，每打一棍，我的心就象刀割一样疼痛，真是一棍比三棍还疼，他们打得我好重啊！他们一个个暴跳如雷。只剩下这致命的最后一千棍了(见它的鬼去吧！……)，这一千棍比头三千棍更加难以忍受，我可别在这最后关头死去啊(只剩下二百棍了)，我若不进行自卫，他们准会把我打死的；于是我又哄骗了他们，我假装死去，他们又信以为真了；他们怎能不相信呢，因为医生是相信我会死去的；于是他们更加怒气冲冲地打完最后二百棍，这二百棍打得比平时两千棍都重。尽管如此，他们仍没能把我打死。为什么没能把我打死呢？因为我从小就是在皮鞭抽打下长大的。正因为如此，我才活到了今天。唉，我总是挨打，我挨了一辈子打啊！”——当故事快结束的时候，他补充道。他仿佛陷入悲伤的沉思之中，仿佛在努力回忆和计算他总共挨过多少次打。“记不清了，”后来他又打破片刻的沉默，补充道，“至于我总共挨过多少次打？算不过来啦，算这又有什么用呢！我挨打的次数是无法计算的。”他看了我一眼，笑了起来，他笑得那么温和、自然，以致我只好对他报之以微笑。“您知道吗，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一直到现在，我夜里只要一做梦，总是梦见人家打我；我没有做过别的梦。”的确，他夜里常常喊叫，扯着嗓门喊，别的囚犯赶快把他推醒：“喂，你这个鬼东西，喊什么！”他是一个身体结实的小伙子，个头不高，活泼好动，年纪在四十五岁左右，他和大伙都很合得来，尽管他喜欢偷东西，并常常因偷东西而挨揍；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囚犯当中又有谁没有偷过东西，又有谁不曾因偷东西而挨过揍呢？
我还要补充一点：使我感到诧异的是，当这些受尽屈辱的人们讲起他们怎样挨打或讲起那些毒打他们的人时，他们总是显得特别宽宏大量，毫无怨恨之意。从他们的话音里，常常连一点点的气愤和仇恨也听不到，然而他们的故事往往立刻就扣住了我的心弦，使得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比方说吧，米—茨基也曾向我讲述过他受体刑的事；他不是贵族，而且只挨了五百棍。我是从别人口里了解到这件事的，并亲自问过他，是否确有其事？他回答得很简短，仿佛内心里感到痛苦似的，竭力不看着我，面孔涨得通红；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焰，气得嘴唇直打哆嗦。我感觉得到，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历史上的这一页的。然而我们的囚犯，几乎是所有的囚犯(我不敢担保没有例外)，对这类事情却完全有另外一种看法。我有时曾这样想，他们是不会认为自己有罪的，更不会认为自己应该受惩罚，特别是当他们并非因反对自己阶层的人，而是因反对官场人物而犯罪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完全无罪。我已经说过，我从未看见他们受到过良心上的谴责，即使当他们因反对自己阶层的人而犯罪的时候也是如此。至于因反对官场人物而犯罪，那就更不必说了。我有时觉得，对于后一种罪行，他们似乎有一种独特的、实际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看法。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出于天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事实，并未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出于一种信念，不自觉地干出来的。比方说，尽管囚犯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因反对官场人物而犯罪是合法的，因而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实际上他们仍然承认，官方对他们的罪行则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因而他们应当受惩罚，这样就谁也不欠谁的账了。这是双方在斗争。罪犯们晓得，而且毫不怀疑，他们自己阶层的人，普通老百姓，是会宣告他们无罪的；他们也同样晓得，普通老百姓是永远不会谴责他们的，而且绝大多数的人还会认为他们完全无罪，只要他们的罪行不侵害自己弟兄们的利益，不侵害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就行。他们的良心是平静的，而良心又使他们增添了力量，使得他们在精神上不受到烦扰，这才是最重要的。他们仿佛觉得他们有一种依托，因而他们不怨天尤人，反而认为他们遭遇到的事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这种事实既非由他而开始，也不会由他而结束，它还要在那已经开始了的、虽说是消极的、然而却是顽强的斗争中长期地继续下去。当士兵们同土耳其人打仗时，哪一位士兵会对土耳其人怀有个人的仇恨呢；可是，土耳其人仍然砍他，刺他，向他开枪。然而，也并非所有的人在讲述这类事情时，都是十分冷静和无动于衷的。比方说，人们在讲到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时就难免有几分气愤，虽然并不十分强烈。我闻知这位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的大名还是在我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当然是从别的囚犯口里听到的。后来，他在我们这儿值班站岗，我才见到了他本人。此人年近三十，身体魁梧，长得又肥又胖，面颊上鼓出两块红通通的肥肉，牙齿雪白，笑起来声音洪亮，很象诺士特莱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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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诺士特莱夫是俄国作家果戈理长篇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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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出，他是世界上最不肯动脑子的一个人。当他被委任为刑吏的时候，他喜欢用棍棒拷打和刑罚犯人。我得赶快补充一句，我当时就曾把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看成是他们那些人中的一个怪物了，其他囚犯也是这样看的。不久以前，当然是在“时隔不久，但却难以置信”的不久以前，也曾有过尽心竭力执行这一职务的刑吏。但大多数刑吏干这一行都是出于无知，其实并无特别的热情。然而这位中尉却不然，他酷爱这一职业，就如同十分讲究的美食家喜爱美食一样。他喜爱行刑的各种技艺，甚至把它当作一种艺术而喜爱。就象罗马帝国时代那些贪图享受、腐化堕落的贵族一样，他把用刑当作一种享乐，发明创造出了各种惨无人道的用刑方法，以使他的精神振奋起来，使他那极度空虚的灵魂得到满足。瞧，一个囚犯被带来受刑，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是监刑官；他一看见那些手持粗大木棍、整整齐齐地排成一长列的士兵，便不由得精神抖擞起来。他洋洋得意地绕着队列走了一遭，严厉警告每一个士兵要尽心竭力、问心无愧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否则……士兵们都明白这个否则是什么意思。受刑的罪犯被带出来了，倘若他直到现在还没有见过热列比亚特尼科夫中尉本人，倘若他直到现在还没有听人讲述过这位中尉用刑的种种本领，那就看看中尉会玩出一些什么样的鬼花招来吧。(当然，这只不过是他那千百种鬼花招中的一种；这位中尉的鬼花招是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任何一个囚犯，当他被扒光了衣服，两只胳膊被绑在枪托上，然后由两个军士拖拉着穿绿街的时候，——他往往都要痛哭流涕，苦苦哀求监刑官对他放宽刑罚，不要过重地惩罚他。这个不幸的人哀求道：“大人呀，您就发发慈悲吧，您是我的再生父亲，我要永生为您祷告，千万别把我毁掉，您就开开恩吧！”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正等着囚犯讲这些话呢；于是他停下来，显出深受感动的样子，开始跟囚犯谈话：
“我的朋友，”他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并不是我要刑罚你，这是法律呀！”
“大人，一切全掌握在您手心里，您就开开恩吧！”
“你以为我不可怜你吗？你以为我乐意看着你挨打吗？要知道，我也是一个人呀！依你说，我是不是一个人？”
“那当然啦，大人，事情很明显；您是父亲，我们是孩儿。您是我们的再生父亲呀！”囚犯喊道，开始感到有几分希望了。
“哎，我的朋友，你自己想想吧；你也有头脑，你想想看：我本人也知道，即使你是一个罪人，我也应该把你当做人看，对你宽大为怀……”
“大人，您说的是真理呀！”
“是呀，不管你罪孽多么深重，也应该对你发慈悲。可是，事情并不在于我，这是法律呀！你想想看！要知道我是在为上帝和祖国服务呀；我要是违背了法律，我就会犯下滔天大罪，你好好想想这一点吧！”
“大人！”
“嗯，这样吧！为了你，这样办好啦！我知道，这样做是有罪的，但也只好这样了……我宽恕你这一次，给你把刑罚减轻一些。不过，我这样做，要是给你带来危害呢？我这次宽恕了你，给你施的刑罚轻一些，你就会希望下一次也会这样，你就会再去犯罪，那该怎么办呢？其实，我心里也……”
“大人！我发誓！我在上帝的宝座前面发誓……”
“好，那好吧！你能向我发誓以后不再干坏事吗？”
“我若是再干坏事，天打五雷轰！让我来世……”
“别发誓了，这样做有罪。我相信你的话，你能给我立保证吗？’’
“大人！！！”
“好啦，你听着，只是为了你这孤儿的眼泪，我才饶恕你这一次；你是孤儿吗？”
“是孤儿呀，大人，孤苦伶仃一个人，父母双亡……”
“好啦，就为了你这孤儿的眼泪我饶恕你这一次；不过，你要记着，这可是最后一次……把他带下去，”中尉用十分柔和的声调补充说，这时，囚犯真不知该如何虔诚地为这位大恩人祷告才好。于是，可怕的刑罚开始了，囚犯被带下去；鼓敲得震天响，棍棒在头上飞舞……“使劲打！”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扯着嗓门大声喊道，“给他加热！揍，揍！给他加热！给他再加点热，加热！狠狠地揍这个孤儿，狠狠地揍这个骗子！用劲给我打，用劲揍他！”士兵们抡起大棒狠狠地打，打得这可怜的人两眼直冒金花，他开始喊叫；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哈哈大笑，笑得他用手捂着肚子直不起腰来。他高兴，他开心，他那洪亮的笑声刚一中断，又传来他的叫喊声：“揍他，揍！给这个骗子加热，给这个孤儿加热！……”
此外，他还会玩出这样的鬼花招来：一个囚犯被带来受刑；这个囚犯又开始苦苦哀求他。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这一次不再装腔作势了，也不再扮鬼脸了，他单刀直入地说：
“你看，亲爱的，”他说，“我得狠狠地惩罚你一顿，因为这是你罪有应得呀。不过，因为是你，我想这么办：我不把你绑在枪托上。你一个人走过去，不过得按新办法：你要使出全身力气跑过整个队列，这样，每一棍虽然也会落在身上，但可能会轻些，你看怎么样？你想试试吗？”
囚犯一听，半信半疑，困惑莫解地沉思起来。“谁知道呢，”他暗自寻思道，“也许这种办法对我有利；我要是用劲一口气跑过去，痛苦的时间就可能缩短五倍，也许每一棍不一定都能打中。”
“好吧，大人，我同意。”
“那好，我也同意，开始吧！你们要注意，不许打空棍！”他冲着士兵喊道，尽管他事先就知道，哪一棍也不会落不到受刑者脊背上的；士兵也很清楚，若是打不中，他本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于是那个囚犯使足全身力气开始穿“绿街”，当然他连十五步也跑不过去；刹那间，棍棒象擂鼓，象闪电一般落在他的脊背上，那可怜的人惨叫一声，扑通跌倒在地上，就象中弹倒在地上一样。“不行呀，大人，还是按老办法吧！”——他一边说，一边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吓得脸色苍白，惊恐万状；而事先就晓得这场鬼把戏会有什么结果的热列比亚特尼科夫，这时则哈哈大笑不止。关于他的种种鬼把戏，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是写不完的。
囚犯们谈起另外一位名叫斯麦卡洛夫的中尉时，口吻和心情就有点不同了，在我们那位少校被任命为典狱长以前，斯麦卡洛夫中尉曾暂时代理过典狱长的职务。当人们谈起热列比亚特尼科夫时，尽管口气十分冷淡，也未曾流露出对他的特别憎恨，但人们对他的丰功伟绩并不怎么欣赏，谁也没有夸奖过他，大家显然都很讨厌他，甚至有点儿鄙视他。然而一谈起斯麦卡洛夫来，大家便显得又高兴又愉快。问题就在于他并不特别喜欢施用刑罚，他身上一点儿也没有热列比亚特尼科夫的那种气质，但他也绝不反对用刑；说也奇怪，就连他的鞭笞也给囚犯们留下了甜蜜而愉快的回忆，——他多么善于迎合囚犯的心理啊！这是因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欢迎呢？的确，我们囚犯们也象全体俄国人民一样，为了一句悦耳的话，往往会把所有的痛苦都抛诸脑后，我是把这当做一种事实来讲的，并不是要从各个方面对他们加以评论。其实要想取悦于这样的入民并受到他们的欢迎，也并不难。所以，斯麦卡洛夫受到了特别的欢迎，以致人们一想起他使用过的刑罚来，就大为感动。当囚犯们拿他们过去的代理典狱长同现在的少校相比时，他们都感慨地说：“真是比亲爹还亲啊！”“他这个人太好啦！”他是一个朴实的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许还是一个善良的人。长官们当中往往不仅有善良的人，甚至还有宽宏大量的人；可是结果又怎么样呢？——人们并不喜欢他们，有时甚至还对某些人大加嘲笑。问题就在于斯麦卡洛夫处事圆滑，以至我们大家都把他看作是自己人。这是一种巨大的本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天生的本领，就连那些具有这种本领的人，也往往没有细想过这一点。说也奇怪，这些人当中有的人其实根本就不善良，但他们有时却能博得很大的声誉。他们不嫌弃，不厌恶下属人员，——我认为原因就在这里！他们没有花花公子的习气，也没有官老爷的派头，他们身上有一种普通老百姓所独有的特殊气味，我的天哪，老百姓对这种气味是多么敏感啊！为了这种气味，他们什么牺牲不肯做出啊！他们宁肯要最严厉的人，也不愿意要心地慈善的人，只要前者身上具有他们那种自制的粗麻布的气味就行。如果这个人再有一副真正的好心肠，那就更好了！我已经说过，斯麦卡洛夫有时刑罚人也相当厉害，但他很善于处理事情，结果人们不但不憎恨他，反而对他感恩不尽；我所处的那个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然而人们至今仍笑嘻嘻地、愉快地回味着他体罚人时的那种鬼把戏。不过他的鬼把戏并不多，因为他缺乏艺术家的想象力。其实，他只有一套鬼把戏，就是他成年累月对我们使用过的那唯一的一套鬼把戏；这套鬼把戏之所以令人感到亲切，也许就因为它是唯一的。不过，这其中也有很多奥妙。比方说，一个罪犯被带来受刑。斯麦卡洛夫亲自走到囚犯跟前，有说有笑地向他问长问短，问他个人的生活，家庭情况，犯罪的原因以及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询问这一切并无任何目的，也毫无奚落嘲弄之意，只是因为他的确很想了解这些情况。有人抱来一捆树条，又给斯麦卡洛夫搬来一把椅子；他坐在椅子上，掏出烟袋抽烟。他的烟袋杆很长。囚犯开始哀求他。“不行，老弟，躺下吧，哀求也没有用……”斯麦卡洛夫说；囚犯哀叹一声，爬在地上。“喂，亲爱的，你会背诵祈祷诗吗？”——“怎么不会呢，大人，我们是基督教徒，从小就会背诵。”——“那好，你就背吧。”囚犯知道应该背诵哪一首，而且事先就知道让他背诵这首祈祷诗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这套鬼把戏已经对其他囚犯耍过三十次了。斯麦卡洛夫本人也知道囚犯已经明白他的意图，而且他也知道，就连那些手持树条站在受刑者旁边的士兵们也早已看惯他的这套鬼把戏了，但他还是要再耍弄一遍——他一向就很喜欢这首祈祷诗，也许就因为这首祈祷诗是他出于对文学的爱好而亲自编出来的吧。囚犯开始背诵起来，士兵们手持树条等待着，斯麦卡洛夫躬身向前，抬起一只手，熄灭了烟，等着背诵到那著名的一句。囚犯背完头几句以后，终于背到了“上有苍天”这一句。他等待的正是这一句。“停住！”欣喜若狂的中尉喊道，随即又兴高采烈地打着手势，向一个举着树条的士兵喊道：“敬他一顿美餐！”
他哈哈大笑起来。站在一旁的士兵也嘿嘿笑了起来，——打人的咧着嘴笑，挨打的也几乎撇着嘴笑了，尽管这时随着“敬他一顿美餐”的口令声，树条已在空中呼啸，顿时间就象刀割似的抽打在受刑者的肉体上。斯麦卡洛夫非常高兴。他高兴的是，他竟想得如此之妙——祈祷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上有苍天”和“敬他一顿美餐”正好押韵。斯麦卡洛夫于是心满意足地离开刑场，受刑者离开刑场时也似乎对自己、对斯麦卡洛夫都感到满意；半小时以后，他回到监狱，立即开始第三十一次地讲起那已重复过三十次的故事来。“照直说吧，他真是一个好人！这个人真有意思！”
在人们关于这位十分善良的中尉的回忆中，有时甚至有一种玛尼罗夫①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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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玛尼罗夫是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人物，他以多情善感、想入非非、无所事事而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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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有时你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囚犯一边讲，一边笑容满面地回忆着，“抬头一看，他身穿睡衣，正坐在窗口喝茶，端着烟袋吸烟。你脱帽向他鞠躬，他说：‘到哪去呀，阿克谢诺夫？’”
“‘干活去呀，米哈伊尔·瓦西里伊奇，我得赶快到作坊去，’——他笑了起来……真是一个好人呀！这个人太好啦！”
“这样的人真是少有！”一个听故事的人补充道。
第三章 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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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我这里所描述的有关刑罚的种种情况，都发生在我蹲监狱那个时期。我听说现在一切都变了，并正在改变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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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所以谈起刑罚以及执行这项有趣职务的各种刑吏来，主要是因为只是在住院以后，我才对这些事情有了一个初步明确的了解。在此以前，我对这一切只是有所耳闻而已。驻扎在我们县城及其附近的各个囚犯营、囚犯看管所和其他军事连队，往往把受过刑罚的囚犯送到我们这个病房里来。在最初一段时间里，当我还十分贪婪地细心观察着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时候，所有这些使我感到新奇的规章制度，所有这些已受过刑罚和准备去接受刑罚的囚犯，自然也就给我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我激动不安，我感到困惑，感到惊慌。我记得，我当时突然急不可耐地开始深入探究这些新现象的详细情况，倾听囚犯们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并亲自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力求得到解答。而且，我很想搞清楚判刑和用刑的各种等级，各种刑罚的细微差别以及囚犯本人对这一切的看法；我竭力想象那些去接受刑罚的囚犯的心理状态。我已经说过，受刑前很少有人能保持平静，就连那些过去曾多次受过酷刑的人也不例外。一般说来，被判处刑罚的人这时完全被一种强烈的、纯粹是肉体上的恐怖感所征服，这种恐怖感是不由自主的，无法抗拒的，它压倒了这个人的全部精神实质。就是后来，在我蹲监狱的数年期间，我也总是不由自主地细心观察着那些受刑的犯人，他们受完前一半刑罚后入院治疗，医好背上的创伤，又被迫出院，以便第二天去接受那剩下来的后一半刑罚。把刑罚分为两次接受，一般是根据行刑时在场的医生的意见决定的。如果根据罪行判定的棒刑数目过大，犯人又一次忍受不了，就分为两次或者三次接受，这要根据在场的医生的意见而定，也就是要看受刑者能否继续穿过队列，是否会危及他的生命。一般说来，五百棍，一千棍，甚至一千五百棍，是要一次接受的；如果判的是两千棍或三千棍，就要分为两次或者三次执行。那些已医治好背上创伤并准备出院接受后一半刑罚的囚犯，在出院那一天和前一天往往显得愁眉苦脸，郁郁不乐，沉默寡言。看得出来，他们都有点神志不清，精神上显得十分空虚。这样的人都不大乐意和别人说话，他们总是沉默不语；更为有趣的是，别的囚犯也从不多和他们说话，尽量不谈及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表示安慰，甚至竭力不去注意他们。对于候刑的犯人来说，这样当然会更好一些。然而也有例外，例如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奥尔洛夫就和别人不同。在受完前一半刑罚后，使他感到苦恼的是，他背上的创伤竟久久不能痊愈，以至他不能很快出院去接受上次留下来的后一半刑罚，不能随同其同伙在解往其他流放地的路途中逃跑。他这个人不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天晓得他头脑里都想些什么啊！他是一个热情奔放、生命力旺盛的人。他感到非常高兴，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尽管他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这是因为还在接受前一半刑罚以前他就想过，他可能忍受不住棍棒的拷打，可能会被打死。他在受审期间就听人讲过长官们用刑的手段，他那时就做好死的准备了。可是受完前一半刑罚以后，他又振作起来。他被送进医院时，已被打成半死；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重的伤势；他进来时显得很高兴，心里充满了希望：他会活下去的，一切传闻都是假的，他马上就要从刑罚下解脱出来，经过长期的监禁受审以后，他将重新开始去幻想征途、潜逃、自由、田野和森林……可是出院后两天，由于未能经受得住后一半刑罚，他死在医院里了，他是在那张他曾经躺过的病床上死去的。关于此事我前面已经谈过了。
然而，那些在受刑前曾日日夜夜感到焦虑不安的囚犯们，大多数都很勇敢地经受住了刑罚，即使最胆怯的人也不例外。甚至在他们入院后的第一天夜里，我也很少听见他们有谁呻吟过一声，就连那些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人也是如此；一般说来，这种人是善于忍受疼痛的。我曾向很多人打听过这方面的情况。我有时很想弄清楚这种疼痛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可以与什么相比？说实在的，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记得一点，我所以要了解这些情况绝非由于无事可干，或者出于好奇。我再重复一遍，我感到焦虑不安，感到震惊。然而，不论问谁，我都不能得到一个使我感到满意的答复。灼痛，象火烧一样灼痛，——这就是我能了解到的一切，这就是人们给予我的唯一回答。灼痛，仅此而已。最初，我和米—茨基比较接近，我也曾问过他。“疼极啦，”他回答说，“象火烧一样灼痛，觉得脊背就象被烈火烘烤着一样。”总之，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说。记得当时我曾有过这样一个奇特的看法，我不知这种看法是否正确，不过，囚犯们的普遍意见都有力地支持这种看法，即：用树条抽打，如果抽的次数很多，那就将是我国采用过的刑罚中最严酷的一种。乍听起来，这种说法似乎十分荒诞和不可能。然而，用树条抽打五百下，甚至四百下，就可以把一个人抽成半死，超过五百下，几乎肯定就会把人抽死。就连体格最强壮的人一次也忍受不了一千下。可是，一个人却能忍受得住五百棍，而且丝毫也不会危及生命。就连体格不很强壮的人，也能忍受得住一千棍，且无生命危险。即使两千棍，也不能把一个中等体力或体格强壮的人打死。囚犯们都说，树条比棍棒更厉害。他们说：“用树条抽更能伤人，更会使人感到疼痛。”再没有比树条抽打更使人痛苦难熬的了。树条更能刺激人的神经，使神经过度紧张，使人难以忍受。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反正不久以前曾有过一些绅士老爷们，只要一有机会打人，他们就感到快活，使人不由得回想起德·萨特侯爵①和勃琳维莉侯爵小姐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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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萨特(1740-1814)，法国色情小说作家。
②指法国侯爵小姐玛丽娅·马德琳娜·勃琳维莉，她是一个著名的女犯人，为了得到其父亲、两位哥哥和其他亲属的遗产，她毒死了他们。一六七六年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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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他们的快感里，一定会有一种使这些绅士老爷们销魂蚀骨的东西，一种又甜又苦的东西。有些人象饿虎一样舔人的鲜血。谁若是拥有这样的权力，谁若是能够无限度地主宰另一个人(这个人也和他一样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也和他一样在上帝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的肉体、鲜血和灵魂，谁若是拥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地凌辱另外一个胸前佩戴着圣像的人，这个人就必然会变得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为所欲为起来。残暴是一种习惯，它不断地发展，最后发展成一种病态。我认为，一个最高尚的人也可以因习惯而变得愚昧无知和粗野无礼，甚至粗野到惨无人道的程度。血与权令人陶醉，使人变得冷酷无情，腐化堕落；到最后，就连最反常的现象也会为头脑和感情所接受，甚至感到十分惬意。人和公民被毁灭于暴君之手，到那时要想恢复人的尊严，要想忏悔，要想得到复生，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恣意妄为，甚至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有感染力的影响，因为这种权势是有诱惑力的。如果社会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那么，社会本身的基础也就会受到传染。总之，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拥有实施肉刑的权力，乃是社会的弊病之一，是毁灭社会上任何一种萌芽、任何一种文明变革意图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是使社会不可避免地遭到解体的根本原因。
刽子手在社会上是受人唾弃的，然而贵族阶级的刽子手却远非如此。不久前有人发表了反对的意见，但也只限于在书本上谈谈而已。甚至就连那些发表这种意见的人，也还未能抑制住对这种专横暴戾的渴望。任何一个工厂主，任何一个企业家，当他想到他的工人及其家属往往要完全依附于他时，想必一定会感受到一种有刺激性的快乐。这是肯定无疑的；一代人不会很快就摆脱掉从上一代继承下来的东西；一个人也不会很快就抛弃那种已经注入到他的血液之中，也可以说是从母亲乳汁里吮吸过来的东西。不可能发生这种急遽的转变。人们还很少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祖传的罪孽。应该彻底抛弃它；但这并不是很快就能办得到的。
我又谈起刽子手来了。刽子手的特性存在于每一个现代人的胚胎之中，然而人的兽性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的兽性在其发展过程中胜过了他的其他特性，这个人自然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怪物。刽子手有两种：一种是自愿的，另一种是不自愿的，职业的。自愿的刽子手在一切方面当然要比职业刽子手低劣，然而人们对职业刽子手往往十分厌恶，他们常常使人感到可怕、憎恶、不可理解，甚至使人产生一种神秘的恐怖感。为什么对一种刽子手的恐怖感几乎达到迷信的程度，而对另一种刽子手竟漠然视之，甚至加以赞扬呢？往往有这样的怪事：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甚至是一些善良而诚实的人，在社会上也很受人尊敬，然而，比方说，如果受刑者在他们的严刑拷打下不喊叫，不肯求他们的宽恕，他们就觉得忍受不了。受刑者一定要喊叫，一定要哀求宽恕，这已成了惯例，只有这样才算合乎礼节；受刑者倘若偶尔有那么一次不想喊叫，掌刑者(我认识这个人，他在其他方面也许是个善良的人)就会感到自己受了侮辱。起初，他本想轻轻地杖责几下，但由于听不到通常应有的那种“大人呀，我的生身父亲呀，开开恩吧，我将终生为您祷告”等等的喊叫，他便狂怒起来，又多打了五十大棍，直到受刑者呼救求饶为止。“没有办法呀，这家伙太不懂礼貌了！”——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至于谈到这个被迫的职业刽子手，众所周知，他不过是一个被判了刑的流放犯而已，后来被留用充当刽子手；他起初向别的刽子手学习用刑的本领，学好以后，便终身留在监狱里充当刽子手；他在监狱里受到特殊的待遇，住在单独的房间里，甚至可以治理个人的财产，但他几乎总是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当然，活人不是机器，刽子手打人虽说是迫于职守，但有时他也感到不安，尽管打人使他感到快乐，但他和受刑者本人并无宿怨。打人的技巧和学问，渴望在自己的伙伴和公众面前大显身手，这一切都刺激着他的虚荣心。他千方百计地磨炼自己的打人技巧。此外，他清楚地知道，他是一个为众人所唾弃的人，他到处都感觉到人们对他有一种几乎达到神秘程度的恐怖感，很难担保这一切对他不产生影响，不增加他的狂怒和他的兽欲。就连小孩子也知道，他是一个“六亲不认”的人。说也奇怪，我所见到的刽子手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聪明，通晓事理，然而自尊心都特别强，而且高傲自大。他们的自豪感是不是因众人对他们的鄙视而得到了发展，这种自豪感是不是由于他们意识到自己给受刑者带来了恐怖并感到自己对他们拥有生杀予夺之权而得到了增强，——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也可能是他们出现在刑场时的那种隆重仪式和戏剧性场面，促使他们产生了某种骄傲情绪吧。我记得有一个时期，我经常遇到一个刽子手，并对他进行了认真的观察。此人中等身材，肌肉发达，四十岁左右，长着一张愉快而聪明的面孔和一头卷发。他总是显得特别高傲，悠闲，外表保持着一种绅士风度，他回答别人的问话时总是很简短，态度审慎而温和，不过，他那温和的态度中却带有几分傲慢，仿佛他在我面前有什么值得骄傲似的。值勤的军官常常当着我的面跟他谈话，似乎对他也很尊重。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便故意在长官面前加倍地显示自己的谦恭、严酷无情和自尊感。长官跟他谈话时的态度越是友好，他就越发显得不肯让步，尽管竭力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我相信，他这时一定会觉得自己无比优越于跟他谈话的那位长官。这从他的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有时，在炎热的夏天，他手持一根细长的木棍，由卫兵监押着，奉命去打县城里的野狗。这个县城里无主的野狗特别多，而且繁殖得也特别快。节假日里，这些野狗常常伤害人，因此，当局下令派刽子手去消灭它们。然而就连这种卑贱的职务，显然也丝毫没有损伤他的自尊心。他由一个疲惫不堪的卫兵监押着，神气十足地在城里街道上走来走去，妇女和小孩一看见他那副神态，便吓得惊恐万状，可是他却怡然自得地、高傲地瞧着迎面走来的人。不过，刽子手们的日子却过得相当舒适。他们有钱，吃得很好，常常有酒喝。他们的钱是受贿得来的。一个被判处刑罚的民事犯，在受刑前总是要送些礼物给他们，即使花去最后一文钱也是要送的。对于那些有钱的犯人他们就进行敲诈，敲诈的数目则根据犯人的钱财状况而定，有时向他们要三十卢布，有时甚至更多。遇到特别有钱的犯人，他们更是拼命地讨价还价。当然，刽子手在用刑时不能打得太轻，如若这样，他就得拿自己的脊背负责。既然已经受了贿，他可以答应受刑者将不狠狠地打他。他的建议几乎总是被犯人欣然接受，否则，他就将残酷无情地刑罚他，他是完全有权这样做的。有时，他甚至向很穷的犯人敲诈一笔巨款；犯人的家属常常跑来和他讨价还价，苦苦哀求他，如若不满足他的要求，就将有一场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激起的那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恐怖感，便发生了作用。关于刽子手，什么稀奇古怪的故事没有讲过啊！囚犯们曾亲自告诉我，刽子手一棍子下去就能把人打死。然而，有谁作过这样的试验呢？不过，这是可能的。人们说到这一点时都说得十分肯定。刽子手也亲自对我说过，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人们还告诉我，他可以高高地举起棍子往犯人的脊背上抽打，但打过以后连一点微小的伤痕也看不出来，犯人也感觉不到一点疼痛。不过，关于刽子手的种种鬼把戏和毒辣手段我已讲得太多了。刽子手即使接受了贿赂并答应要轻打，但第一棍还是要使出全身力气来打的。这甚至已成了他们的惯例。打过第一棍以后，他可以把棍子放轻，特别是在他事先接受了钱的情况下。但是第一棍，不管是不是接受了钱，他是要使劲打的。说实在的，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让受刑者立即习惯于刑罚，在挨过头一重棍以后，再挨轻棍就不那么痛苦了，或者干脆就是为了在受刑者面前显显威风，让他尝到点儿厉害，头一棍就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也知道他是同谁打交道；总之，就是为了炫耀自己。不管怎么说，在用刑前，刽子手往往十分兴奋，感到自己强大无比，可以主宰一切；在这种时刻，他是一个演员，观众们都怀着惊奇和恐惧的心情看着他；在打第一棍以前，他总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向受刑者喊一声：“支撑着点，我要加热啦！”——这是在这种场合通常要说的两句不吉祥的话。很难想象，人的天性竟被歪曲到了这种地步。
住院初期，我听囚犯们讲这一类故事听得入了迷。躺在床上，我们都觉得无聊极了。天天都是如此！早晨医生们来查巡病房，还能使我们快活一阵，医生们走后就开午饭。在我们如此单调的生活中，吃饭当然是一件极大的乐事。每个人的饭菜是根据病情规定的。有的人只准吃带点米粒的稀汤，有的只准吃稀粥，还有的只准吃麦仁粥；很多人都喜欢吃这种麦仁粥。囚犯们躺得时间久了，自然变得有点娇弱，因此都喜欢吃点好吃的东西。那些已经恢复健康或接近康复的病号，每人可以分到一块炖牛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条公牛”。患坏血病的病人的伙食最好，——他们有洋葱拌牛肉、生姜拌牛肉等菜，有时还能分到一杯酒。面包也是根据病情规定的，有黑面包，半白面包，不过烤得都很好。院方给病人的饭菜规定得如此细致，只能使病人感到可笑。当然，有的病人任何食物都不能进口，可是有的病人胃口却好得什么都想吃。有些病人常常交换饭菜，于是给一个病号订的饭菜就转到另一个病人手里了。还有一些病人，他们嫌给自己规定的饭菜太少，便向别人买熟牛肉吃，或者把患坏血病病人的那份饭菜买过来，这样就能喝到克瓦斯，喝到医院自制的啤酒。有的人甚至吃双份饭菜。规定的份饭可以转卖。一份牛肉的价钱相当高，可卖到五个戈比。如果在我们病房里买不到，就打发人到另一间囚犯病房去买，那里买不到，就到那个所谓“自由的”军人病房里去买。反正总是能找到卖主的。有些人宁肯啃面包，也乐意攒几个钱。当然，大家都很穷，不过，那些有钱的病人还是常常打发人到市场上去买面包圈儿，甚至买其他香甜可口的食品。我们的看守在完成这些委托时，是完全无私的。午饭后是最苦闷的时刻；有的人因无事可做，便躺下睡觉，有的聊天，有的拌嘴吵架，有的则大声讲故事。若是没有新患者进来，那就更加寂寞无聊。新患者的到来，几乎总是对大家产生某种影响，如果他是一个谁也不认识的陌生人，就更加如此。大家都打量着他，竭力想搞清楚他是什么人，从何地而来，他的案情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对那些被解往别处而路过这里的犯人特别感兴趣；他们总是能讲述一些外地的情况，不过却很少提他们自己的事；关于他们自己的事，如果本人不讲，大家也从不打听，只问他从哪儿来？和谁同来？路途上如何？到哪儿去？等等。有的人一边听他讲述，一边不由自主地回想自己的往事：过去被押解时的情景，路途上的伙伴，刑吏，押解犯人的军官。受过棒刑的犯人一般是在傍晚时分被送进来。他们的到来，总是给大家留下十分强烈的印象，不过，关于这些我前面已经讲过了。然而，并非每天都有这样的犯人被送进来，无人送来时，我们就显得有点儿萎靡不振，所有的病人似乎都彼此讨厌起来，有的甚至开始争吵。就连那些被送来进行甄别的疯子，也使我们感到高兴。装疯卖傻的鬼把戏有时也被那些候刑犯人所采用，以便逃脱刑罚。有些人很快就被揭穿了，或者不如说是他们自己改变了行动策略，于是一个犯人装了两三天疯以后，突然又无缘无故地变得头脑清醒了，他们安静下来，怏怏不乐地开始要求出院。无论是犯人，还是医生，都不责备这个装疯卖傻的人，就是提到他不久以前所耍弄的那些鬼把戏时，大家也不觉得难堪；大家一声不吭地帮他办理出院手续，一声不吭地送他出院，两、三天以后，受完刑罚，他又被送到我们病房里来。这种事情曾经有过，但并不多见。但那些被送进来进行鉴别的真正的疯子，却往往给整个病房带来极大的灾难。有些疯子笑笑嘻嘻，疯疯癫癫，又是喊，又是跳，又是唱；囚犯们起初几乎总是兴高采烈地迎接他们。“瞧，真有趣！”——他们看着一个刚刚被送进来的疯疯癫癫的囚犯说。然而，我一看见这种不幸的人，就感到十分难过和沉痛。我任何时候都不能无动于衷地看着疯子。
疯子最初进来时往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然而他们那永无休止的疯癫行为和没完没了的乖张行径，很快就使我们大家讨厌透了，一两天之后就使得大家完全不能忍受了。其中有一个疯子在我们这里住了大约三个星期，最后把我们闹得简直都想跑出病房去了。真是无独有偶，这时又给我们送来一个疯子。这个疯子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件事发生在我服苦役的第三个年头。在我入狱后的第一年，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入狱后的头几个月里，那是在春天，有一次我和一批囚犯到两俄里以外的砖厂去帮助烧砖工人干活。为了到夏天能够烧砖，需要对砖窑进行维修。一天早晨，米—茨基和B领我去见当时在砖厂当监工的奥斯特罗日斯基军士。他是一个波兰人，已经六十多岁了，身材高大，瘦骨嶙峋，一副堂堂的仪表，令人肃然起敬。他很早以来就在西伯利亚服兵役，虽然出身平民，而且是在一八三O年波兰起义后作为一个普通士兵来这里的，但却颇受米—茨基和B的喜爱和尊敬。他总是读天主教的圣经。我曾同他谈过话，他说起话来是那么和蔼可亲，头头是道，讲起故事来是那么引人入胜，他瞧着人时又是那么温和与真诚。从那以后，我有两年没有看见过他，我只是听说，他因某一案件受到了侦讯，现在却突然作为一个疯子被送到我们病房里来了。他尖叫着、哈哈大笑着走了进来，接着就以最不雅观的姿势在病房里跳起卡马林民间舞蹈来。囚犯们都非常高兴，我却感到十分悲伤……三天之后，我们大家简直不知该拿他怎么办才好了。他跟人争吵，打架，尖叫，唱歌，甚至夜间也时常做出一些令人十分讨厌的乖张事情来，把大家厌烦得简直想要呕吐。他谁也不怕。人们给他穿上疯人紧身衫，然而这样一来我们更倒霉了，虽然不穿紧身衫时，他也是寻衅闹事，和人打架。在这三个星期里，全病房的人往往都异口同声地请求医务主任把这位宝贝调到另一间囚犯病房去。两三天以后，那边又请求把他调到我们这儿来。由于一次进来了两个不守本分、好打闹的疯子，我们这两个病房便轮流看管他们。可是，两个疯子在一起则更糟。后来把这两个疯子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这时我们才感到轻松了一些……
我还记得另外一个奇怪的疯子。有一年夏天送来一个身体强壮、外表显得十分笨拙的候刑犯人，年纪在四十五岁左右，长着满脸难看的麻瘢，两只小眼睛总是红肿着，面孔显得特别阴沉和郁闷。人们把他安置在我旁边。原来他性情十分安静，跟谁也不说话，总是呆呆地坐在那儿，象是在想心事似的。天一黑，他突然向我转过身来，看样子象是想告诉我一件特别重要的秘密；他没有一句客套话，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一两天之内他将受两千棍的刑罚，现在又不对他用刑了，因为上校的女儿正在替他斡旋。我困惑不解地瞧了他一眼，对他说，据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连上校的女儿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我还没有猜透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并不是作为一个疯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病人被送进来的。我问他患了什么病？他说他不知道，也不知为什么把他送到这里来了，还说他身体十分健康，上校的女儿爱上了他；那是大约在两个星期以前，有一天她坐车从拘留所门前经过，当时他正巧扒着铁窗往外看。她一眼看见他，立刻就爱上了他。从那以后，她曾借机到拘留所去过三次；第一次是和父亲一块去的，说是找她哥哥，她哥哥是一位军官，当时正在那儿值勤；第二次是和她母亲一块去给囚犯分发施舍品，当她从他身边经过时，她低声告诉他，她爱他，并将设法搭救他。奇怪的是，他竟如此不厌其详地向我讲述这件荒诞不经的故事，这一切当然完全是出自他那病态的、可怜的头脑中的幻想。他真诚地相信他能够逃脱这次刑罚。他用平静而坚定的口吻讲述那位小姐如何狂热地爱他；尽管这个故事十分荒诞可笑，然而从一个年近半百、精神如此颓丧、外貌又如此丑陋的人的口中，竟能听到一位钟情的小姐的桃色事件，这确实令人感到惊异。说也奇怪，对刑罚的恐惧竟把一个懦弱的灵魂捉弄到这样可悲的地步。他也许真的从铁窗里看见过什么人，结果，他那因恐惧而产生的、时时刻刻都在增长着的精神失常状态，便以这种形式表现了出来。这个不幸的大兵一生中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过什么姑娘，忽然间却幻想出这样一个完整的恋爱故事来，于是便本能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不放。我默默地听完他的故事，然后告诉了其他囚犯。当大家都对此表示好奇的时候，他却象是害羞似的一声不吭。第二天，医生长时间地询问他的病情，他说他什么病也没有，经过检查证明他也确实无病，于是医生便让他出院。医生走出病房后，我们才发现他的病历上写着sanat(痊愈)，这时要想把他的情况告诉医生也已经来不及了。当时，就连我们自己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不过，这件事完全是那位送他进医院的军官的过错，那位军官并没有讲清楚为什么要把他送到这儿来。这是一次疏忽大意。——也许，那些送他进医院的人也只是猜测，其实并不完全相信他已经神经失常，他们只是根据一些道听途说就把他送来进行鉴别。不管怎么说，两天以后，这个不幸的人被带去受刑。结果，出乎意外的体刑使他大为震惊；他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不相信他会受刑。当把他带到士兵行列中间时，他开始喊叫：“救命！”受完刑罚后，他又被送进医院，由于我们病房里没有床位，他被送进另外一间。我曾打听过他的情况，听说他在八天之中没和任何人说过一句话，他感到困惑，感到特别伤心……后来，等背上的伤治愈后，便把他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至于说到治疗和服药，据我观察，那些轻病号几乎从不遵照医嘱去服药，重病号和真正有病的人却很喜欢治疗，并按时吃药；不过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外科治疗手段，什么拔罐子呀，用水蛙吸血呀，热罨剂呀，放血呀，一般平民都非常喜欢并相信这些治疗方法，我们这些病号也很乐意，甚至非常喜欢采用这些方法。有一个奇怪的情况使我很感兴趣。有些人虽然能够经受住棍棒和树条的抽打，但拔罐子却往往使他们疼得哼哼呀呀，叫苦不迭。是他们变得娇气了呢，还是故意装腔作势，——那我就不知该作如何解释了。的确，我们的医用吸血罐有点特殊。那种能够立即刺进皮肤的小型吸血罐早已被我们的医师丢失或弄坏了，也许是破旧得不能再用了，因此不得不用手术刀在皮肤上切许多小口。每拔一次罐子需要切十二个小口。用原来的那种小型吸血罐吸血并不疼，吸血罐上的十二个针头猛然刺进皮肤，几乎感觉不到疼痛。然而用手术刀切就不同了。手术刀切得很慢，能够感觉到疼痛；比方说，拔十个罐子，就得切一百二十个小口，同时切这么多伤口，当然会感到疼痛的。我拔过这种罐子，尽管有些疼，使人感到不舒服，但并不致于疼痛到忍受不住而呻吟起来。有时，看着一个身材高大而又强壮的小伙子疼得又是哭又是喊，确实叫人感到可笑。总之，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有的人在处理重大事件时既果敢又沉着，可是当他待在家里无事可做时，却无病呻吟起来，大耍小孩子脾气，把饭端到他面前他也不吃，还动不动就骂人；什么也不合他的心意，什么都使他感到不快，认为人人都对他粗暴无礼，人人都折磨他，——总之，正象俗话所说的，这些老爷们纯粹是温饱生是非；这种人在普通老百姓中间也能遇到，在我们监狱里，由于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就更加屡见不鲜了。在病房里，这种娇生惯养的人往往受到大家的嘲笑，有些人甚至嘲骂他；于是他沉默起来，仿佛正等着人家骂他，让他安静下来似的。乌斯季扬采夫特别不喜欢这种人，他从不放过机会辱骂这种娇生惯养的人。其实，他也从不放过机会和任何人吵骂。吵骂已成了他的乐趣和需要，这当然是因为他有病，或多或少也是出于愚蠢。瞧吧，一开始他聚精会神地认真倾听别人的谈话，然后就开始用平静而又充满自信的声调教训起别人来。他什么事都爱管；好象他是专门被派到我们这儿维持秩序或监督别人的行动似的。
“他什么事都管，”囚犯们往往笑着说。不过大家都不和他一般见识，尽量避免跟他吵骂，有时只是付之一笑。
“看他那一大套训人的话！拉三车也拉不完。”
“我说什么啦？不能在混蛋面前脱帽行礼，这是一定的。只不过用手术刀划破了一点儿皮，他喊什么？爱吃鱼就别嫌腥，应该忍着点儿。”
“这与你有什么相干？”
“不，弟兄们，”一个囚犯插嘴道，“手术刀倒没什么，我试过了；要是被人揪着耳朵不放，那才疼呢。”
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怎么，你的耳朵被人家揪过吗？”
“你以为没有吗？当然被人揪过啦。”
“怪不得你的耳朵向外伸得那么长。”
这个小个子囚犯叫沙普金，他的两只耳朵确实很长，向两边伸着。他是个流浪汉，年纪还很轻，但办起事来却很老练稳重，他话里总是蕴藏着一种严肃的幽默感，这就使得他讲出来的故事具有很多滑稽可笑的成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