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撒谎。是的，要是犯了别的什么罪，还能把他关进特别部吗？犯了普通罪行，惩罚要宽大得多。然而，在同一类罪犯中只有西罗特金是个美男子。象他这样的囚犯在我们这里约有十四、五个，那些人叫人看着都觉得奇怪；他们当中只有两三个人的面孔还能叫人勉强看得过去，其余的全都耷拉着耳朵，外貌丑陋，邋遢肮脏；有几个甚至连头发都白了。如果情况许可的话，我以后还要把这些人细加描述。西罗特金和卡津最要好，我在本章开头时就曾提及过，卡津如何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闯进伙房，他又如何搅乱了我对监狱生活的最初看法。
这个卡津是个可怕的人物。他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都是痛苦而可怕的。我总觉得，再没有比他更凶残、更可怕的人了。我在托波尔斯克曾看见过一个以残暴著称的强盗卡缅涅夫；后来我还看见过一个候审的逃犯、可怕的杀人凶手索科洛夫。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给我留下象卡津那样使人感到厌恶的印象。我有时仿佛看见我面前站着一个象人一般大的蜘蛛。卡津是鞑靼人；他膂力过人，比狱中任何人都强壮，上中等身材，大力士的体格，他的头长得硕大而又难看，与全身极不相称；走起路来稍微有点驼背，皱着眉头看人。在监狱里，关于他有一些离奇的传闻：人们都知道他是军人出身，但囚犯们在背后都说他是从涅尔琴斯克跑出去的逃兵，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都说他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已经不止一次，逃跑也不止一次，更改过姓名，最后被关到我们监狱，进了特别部。据说，他过去喜欢宰杀小孩，只是为了一时的痛快：他把小孩哄到某个便于下手的地方，开头吓唬他，折磨他，当他尽情地欣赏了这幼小而可怜的牺牲品的恐怖和战栗之后，便怀着喜悦的心情悄悄地、慢慢地用刀把小孩杀死。这一切可能都是臆造出来的，因为卡津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都是不愉快的，不过即使是臆造出来的，这些故事似乎也与他相称，正好适合于他。然而平时，当他不喝酒的时候，他在监狱里的行为还是很理智的。他总是安安静静，从不和任何人争吵，而且避免争吵，他好象看不起别人似的，又好象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说话很少，好象故意不同人们来往。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缓慢的，安详而自信的。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一点儿也不蠢，而且非常狡黠；他的面孔上和微笑里总是流露出一种傲慢和嘲笑人的残酷表情。他在狱中做烧酒生意，而且是所有酒保中最富有的一个。他一年里总要喝醉两三次，那时他就兽性大发。当他醉意渐浓的时候，他便开始对别人进行讽刺挖苦，他使用的词汇都是最恶毒的，经过认真推敲的，仿佛是好久以前就想好了似的；最后，当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他便狂怒起来，抓起刀子向人们扑去。囚犯们都知道他那惊人的力气，只得纷纷跑开，躲藏起来；他遇见谁就向谁扑去。但是人们很快就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同狱室的十几个囚犯一拥而上，向他扑去，开始揍他。再也想象不出有比揍他更狠毒的了：他们捶他的胸膛，捣他的心窝，踢他的肚子；他们狠狠地揍他，揍的时间很长，一直揍到他完全失去知觉、象死人一样躺在地上。若是换一个人，那可不能这样揍；这样揍法，就等于杀人，只有卡津例外，把他揍得不省人事以后，人们用短羊皮袄把他一裹，抬上床铺。“躺一躺就好啦！”的确，他第二天早晨爬起来，象健康人一样，一声不响、闷闷不乐地出去干活了。全狱的人都知道，每逢卡津喝醉了酒，这一天一定会以他被大揍一顿而结束。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知道，但他还是要喝醉。这样过了几年。最后大家看到，卡津开始认输了。他常说他有各种疾病，并且显得日益消瘦；常常去医院……“这回可该完蛋啦！”——囚犯们私下说道。
卡津走进伙房，那个随身携带着提琴的下流波兰人跟在他后面，他通常总是被那些饮酒作乐的囚犯雇去拉琴，让他们开心。卡津在伙房中间站着，一声不响，聚精会神地端详着在场的人。大家都不吭声。最后，他看见了我和我的朋友，便恶狠狠地拿嘲弄的眼光瞅着我们，放肆地微微一笑，好象想出了什么妙计似的，于是趔趔趄趄朝我们的饭桌走来。
“请问，”他开口道(他说俄语)，“你们有多少收入，竟在这儿喝茶？”
我一声不响地和我的朋友交换了一个眼色，我们明白，最好是沉默，不答理他。一反驳，他就会勃然大怒的。
“这么说来，你们是有钱喽？”他继续追问我们，“这么说来，你们的钱多得成堆喽？难道说，你们进监狱的目的就是为了喝茶？你们是为喝茶而来的吗？说呀，我把你们……”
可是，他看我们决心不作声，又不理他，便气得脸色发紫，浑身发抖。旁边墙角里放着一个盛面包的大木盘，这种面包是囚犯们拿来当午饭或晚饭吃的。这个大木盘很大，它盛的面包足够全狱半数囚犯吃一顿，而现在正好空着。他用双手把它举起来，在我们头上挥动着。他若再挥舞一会儿，就会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的。一般说来，凶杀案或凶杀的意图会给全狱的人带来极不愉快的后果：狱方会开始进行调查和搜查，并加强管理措施，因而囚犯们一般都尽力不让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尽管如此，可是这一次囚犯们都不吭一声，都等着看热闹。连一句替我们申辩的话都没有人说！也没有人向卡津喊一声！——他们对我们的仇恨是如此之深啊！显而易见，对我们的危险处境，他们都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但是事情竟顺利地结束了：就在他刚要把木盘向我们砸过来的时候，有人从穿堂里喊道：
“卡津，酒被偷走啦！……”
他砰地一声把木盘撂在地板上，象疯子似的冲出了伙房。
“嗯，上帝救了他们！”囚犯们彼此说。后来他们还一再这样说。
后来，我始终不知道这偷酒的消息是确有其事呢，还是偶然想出来搭救我们的。
傍晚，天已黑了，在监房上锁以前，我绕着木桩栅散步，这时一阵沉重的悲痛涌上我的心头，此后，在我的全部监狱生活中，我再也没有体验过这样的悲痛。第一天的监狱生活是令人最难忍受的，无论在监狱里和囚室里，还是在苦役劳动中，都是如此……我记得，当时有个念头总是困扰着我，而且后来在我的全部监狱生活中，它总是令人厌恶地萦绕在我的心头，——这是一个不可能彻底解决的疑问，对我来说至今也没有解决：人们犯了同样的罪，为什么受到的惩罚却不同？不错，罪行是不能比较的，即使是大致的比较也不行。比方说，这个人和另一个人都杀了人，两个案件都经过了仔细的斟酌和权衡；对这个案件和另一个案件的惩罚几乎是一样的。不过，还得看看两起罪案有什么不同点。比方说，一个人可能是为了微不足道的一个葱头而杀了人：他在大路上杀了一个过路的庄稼人，而这个庄稼人总共只有一个葱头。“瞧，爸爸！你叫我出去弄点儿东西：瞧，我把这个庄稼人宰啦，只弄到这么一个葱头。”“傻瓜！一个葱头——还值一个戈比哩！杀一百个人——就是一百个葱头，还能弄到一个卢布呢！”(监狱笑话)。另一个人为了保护未婚妻、妹妹或女儿的贞洁，而杀了一个荒淫无耻的暴君。一个逃亡犯被整整一团的追捕者包围着，常常饿得要死，他为了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杀了人；可是另一个人虐杀孩子只是为了借此取乐，为了使自己的双手感觉到孩子们热乎乎的鲜血，为了欣赏孩子们的恐惧，欣赏他们在他的屠刀下如何象鸽子似的作最后挣扎。结果怎么样呢？这两种人却服同样的苦役。不错，刑期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并不很大；然而，同一类的罪行却是千差万别的。性质不同就是差异。我们姑且假定，这种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它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象无法把方的变成圆的一样，就算是这样吧！就算这些不平等并不存在，那末，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另一种不同，即惩罚的后果的不同……请看，一个人在狱中一天天憔悴，象蜡烛一样溶化着，而另一个人在服苦役之前，甚至都不晓得世界上竟有这样愉快的生活，竟有这样有趣的俱乐部，俱乐部中还有勇敢的伙伴。是的，监狱里确实有这样的人。再比方说，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心地善良，聪明多情，只要他心头一阵疼痛，还不等对他施加任何刑罚，他就在自身的痛楚中一命呜呼了。他本人对自己的罪行的宣判，要比最严酷的法律的宣判更为无情，更为残酷。然而就在他的旁边还有另一个人，那人在整个服苦役期间甚至一次都不曾想过他所犯的杀人罪。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对的。还有一些人，他们故意犯罪，就是为了来服苦役，以便逃避狱外艰苦得多的奴役生活。他在狱外过的是受尽屈辱的生活，他从未吃饱过，每天从早到晚替自己的雇主干活；可是苦役营中的劳动却比在家里还要轻松，又有足够的面包吃，而且还是他从未见过的那种面包；每逢过节还能吃到牛肉，领到施舍品，还有赚钱的机会。至于同伴们呢？他们都是一些机灵、能干的万事通；于是他怀着十分惊奇的心情瞧着自己的难友；他过去从未见过象他们这样的人；他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一群人。难道刑罚会使这两种人都同样感到痛苦吗？不过，干吗要为这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去伤脑筋呢！熄灯鼓敲了，该回狱室了。
第四章 最初的印象
最后一次点名开始了。点过这次名以后，狱室便上锁，每个狱室的锁都不一样，囚犯们被关在室内，直到天亮。
点名是由一位军士带着两名士兵进行的。为了点名，囚犯有时要在院子里排队，等候看守长到来。但这种点名仪式通常是用简便方法进行的：按狱室来点名。现在就是这样。点名者常常数错人数，他数完就走，然后再返回来重数。最后，这些可怜的看守人员总算把数目数对了，然后锁上狱室的门。一间狱室可容纳近三十名囚犯，他们拥挤地睡在通铺上。离睡觉时间还早。看来，每个人都需要做点儿什么。
监狱当局留在狱室里的唯一代表，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残废老兵。每个狱室还有一名囚犯当头目，这个头目自然是少校根据该人品德如何亲自指定的。这些囚犯头目也常常被卷进某些恶作剧中去，那时他们便会遭受鞭挞，立即被革职，由别人代替。我们狱室里的囚犯头目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使我惊奇的是，他常常呵斥囚犯，囚犯们通常都是用嘲笑回答他。那个残废老兵可比他聪明，他从不多管闲事，若是需要他开口，他也不过虚应故事，聊以塞责而已。他一声不响地坐在自己的床铺上缝靴子。囚犯们几乎根本不理睬他。
在我入狱后的第一天，我就进行了一番观察，后来证明我的观察是对的，这项观察就是：除去囚犯之外的狱中人员，从直接和囚犯接触的卫兵和看守，一直到同监狱生活多少有点关联的人，不论是谁，似乎都用一种夸张的眼光来看待囚犯。好象他们时时刻刻都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囚犯会猝然拿起刀子向他们扑去。最奇怪的是，囚犯们自己也意识到人们都怕他们，这显然使得他们颇有点自负起来。然而，对于囚犯来说，最好的长官还是那些不怕他们的人。一般说来，尽管囚犯们有些自负，但他们最喜欢的还是那些信任他们的人。你若是信任他们，你甚至会博得他们的喜爱。有一次(不过在我蹲监狱期间这种事是很少见的)，一位长官没带任何卫兵独自走进狱室里来。应当说，这使囚犯们十分惊讶，既惊讶又高兴。这样一位无畏的来访者往往会赢得囚犯们的尊敬，即使真的可能发生什么不幸，但在他面前也是不会发生的。凡有囚犯的地方，囚犯就会使人感到恐惧，我实在不能理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当然啦，人们产生这种恐惧也是不无理由的，首先，那些被公认为强盗的囚犯的外貌就会引起恐惧；此外，凡是到过监狱的人都感觉得到，这些人不是自愿聚拢到这儿来的，而且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也不能使一个活人变成一具死尸：他还有感情，他渴望复仇，渴望生活，他怀有强烈的欲望，并需要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尽管如此，我依然深信，囚犯并没有什么可怕。一个人拿起刀来向另一个人扑去，并不那么容易，也不会那么迅速。总而言之，即使可能有危险，即使这种危险确实发生过，这类不幸事件毕竟是罕见的，因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说，这种危险性是很小的。自然，我现在所说的仅限于那些已被判了刑的犯人，这种犯人当中有许多人甚至乐意到监狱里来(新的生活有时是那么令人神往！)，因而他们打算安静、和平地生活下去；而且他们也不会让他们中间那些确实不守本分的人恣意妄为。每个苦役犯，不管他多么勇敢和大胆，他对监狱里的一切还是惧怕的。至于候审犯人，那就另当别论了。候审犯人确实会无缘无故地持刀向一个不相干的人扑去，只是因为，比方说，他明天就要被拉去受刑；而现在若能制造一桩新的案件，他受刑的日子就会拖延下去。他持刀杀人的原因和目的就在于：无论如何也得尽快地“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甚至知道一桩这种奇怪的心理学上的案例。
我们监狱里有这样一个军犯，他原来是个当兵的，被判处两年徒刑，未被剥夺公民权。他是一个吹牛大王，又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一般说来，吹牛皮和胆小怕死的人在我国军人当中是十分罕见的。我们的兵士总是忙得很，即使想吹牛，也没有时间吹。如果他是一个吹牛的家伙，那他几乎又总是一个懒汉和胆小鬼。这位军犯姓杜托夫，他服完短短的刑期，最后又回到边防营去。但是，所有象他这样被关在监狱里接受感化的人往往都彻底变坏了，因此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在外面待上两三个礼拜后，又重新受审，再回到监狱里来，只不过这次刑期已不是两年或三年了，而是“终身”服役，要蹲十五年或二十年监狱。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出狱后不到三个礼拜，杜托夫就撬锁偷东西；此外还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他受到了审讯并被判处酷刑。他十分害怕即将受到的严酷刑罚，怕得要死，他本来就是一个可怜的胆小鬼，于是在他将被赶着穿过队列接受鞭笞的前一天，他拿起刀子向走进监房的值日官扑过去。当然，他十分清楚，这种举动将大大加重对他的判决，延长他服苦役的期限。但他的想法是：即使把那可怕的受刑时刻，向后推迟几天或几小时也是好的！他十分胆小，虽然拿起刀子扑了过去，但却没有伤着值日官，他这样干只是为了做做样子而已，只是想要构成新的罪行，以便重新受审。
对于一个被判了刑的人来说，受刑前的时刻当然是可怕的。几年之中我看见过许多处在这个倒霉日子前夕的候刑犯人。我一般都是在医院的犯人病房里看见这些候刑犯人的，因为我常常因病住院。俄国所有的囚犯都晓得，最怜悯他们的就是医生。医生对囚犯一视同仁，而不象那些不相干的人那样，只有一般老百姓例外。一般老百姓从不因犯人犯了罪而责备他们，不管他们的罪行有多大，老百姓总是为他们所受的刑罚和遭到的一切不幸而原谅他们。无怪乎俄国所有的老百姓都把犯罪叫做不幸，并把罪犯叫做不幸的人。这是一个有着深刻意义的定义。这个定义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人们在无意中出于本能给下的。在许多情况下，医院的确是囚犯们的避难所，对于那些候刑的犯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监禁他们要比监禁一般的囚犯严厉得多……因此，当那些候刑犯人估计那可怕的日子快要到来的时候，他们就常常去住医院，希望把那可怕的时刻稍微推迟几天。当他出院回去，确切地知道第二天便是倒霉的日子时，他几乎总是焦急万分。有些自尊心很强的人竭力掩饰自已的感情，然而他们那种笨拙的、假装的镇静却瞒不住自己的难友。大家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出于仁爱谁都不作声罢了。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杀人犯，他从前当过兵，被处以棒刑，罚他的棒数最多。他怕得要命，在受刑前喝了一瓶酒，酒里还浸了鼻烟。顺便说一下，候刑犯人在受刑前总是要喝酒的。酒在受刑以前很久就被带进来了，并付了高价，候刑的囚犯宁愿半年之内不要任何必需品，但也要攒钱买四分之一俄升①的酒，以便在受刑前十五分钟内喝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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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俄升等于1.2299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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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们一般都认为喝醉了酒的人在挨棍棒的时候不会感到太痛。不过，我又离题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喝了那瓶酒以后，果然立刻就病倒了；他开始吐血，把他送进医院时，几乎已不省人事。这次吐血使他的胸部受到严重损害，几天之后便发现他有了肺结核的症状，半年之后他便因此而死去。给他治病的医生始终不知道他发病的原因。
谈到囚犯在受刑之前常常表现出胆怯心理的时候，我应当补充几句：也有些人恰恰相反，他们那种非凡的无畏精神往往使旁观者大为惊讶。我记得有几个人非常勇敢，这种勇敢简直达到了麻木不仁的程度，这样勇敢的人是并不罕见的。我还特别记得，我同一个可怕的犯人相遇时的情景。那是在夏天，有一天犯人病房里传说晚上要给大名鼎鼎的强盗奥尔洛夫用刑，他是一个逃兵。用过刑以后要把他送进病房里来。患病的囚犯们一面等待着，一面断言，奥尔洛夫将受酷刑。大家都有点忐忑不安。老实说，我也极为好奇地等待着这个著名大盗的光临。好久以前我就听说过有关他的奇闻轶事。他是一个少见的杀人不眨眼的、残杀老人和孩子的凶手，同时又具有惊人的意志力，并对自己的力量感到骄傲。他供认出了许多起凶杀案，因此被判处穿过队列受棒刑。把他送来的时候已是傍晚了。病房里已经昏暗，点上了蜡烛。奥尔洛夫几乎失去了知觉，脸色苍白得吓人，他那浓密而漆黑的头发披散着。他的脊背已经肿了，红一块青一块。囚犯们整夜地侍候他，不断拿水给他喝，帮他翻身，给他药吃，他们象照顾亲兄弟或恩人一样照顾他。第二天，他就完全恢复了知觉，还在病房里来回走了两趟！这使我感到吃惊，因为他进院时是那么虚弱无力和精疲力竭！他一次就挨了判定的总棒数的一半。直到医生看出再打下去就会使他丧命的时候，才叫停止用刑。此外，奥尔洛夫身材短小，身体孱弱，况且长期的监禁已使他精疲力竭了。凡是遇见过候刑犯人的人，大概都会长久地铭记着他们那疲惫不堪、干瘦而苍白的面孔，以及他们那害寒热病似的神色。尽管如此，奥尔洛夫很快康复了。显然是他那内在的精神力量使他显得无比坚强。他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我为好奇心所驱使，结识了他并对他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的观察和研究。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一生中从未遇见过象他那样坚强有力、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在托波尔斯克，有一次我曾看见过一个这样的著名人物，一个原先的强盗首领。他完全是个野兽，如果您站在他身旁，即使您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您也会本能地感觉到有个可怕的动物站在您身旁。但是使我不寒而栗的还是他那精神上的愚钝。在他身上，肉欲战胜了精神特征，以致您一眼便可从他的脸上看出，除了疯狂地渴望满足肉体上的享受——纵情酒色、淫荡作乐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我相信科连涅夫(这个强盗的名字)在受刑前也会垂头丧气、怕得浑身发抖的，尽管他有着杀人不眨眼的本领。奥尔洛夫则和他完全相反，显而易见，在奥尔洛夫身上，精神力量完全战胜了肉欲。看得出来，这个人的自制力是无限的，他蔑视一切痛苦和刑罚，世界上没有使他害怕的东西。您在他身上只会看到无穷的精力，渴望行动、渴望复仇、渴望达到预定目标的意志。然而他那种奇特的傲慢却使我感到诧异。他对一切仿佛都看不上眼，真是傲慢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但他完全不是装腔作势，而是自然的流露。我想，世界上没有人单凭权势就能使他屈服。他看待一切事物都出人意外地沉着，似乎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会使他感到惊奇。尽管他完全知道其他囚犯都怀着尊敬的心情看待他，但他在他们面前从不夸耀自己。徒骛虚名，骄傲自大，几乎毫无例外地是所有囚犯的特点。他非常聪明，坦率得有点奇怪，但却绝不信口开河。他坦率地回答我的问话，说他正等着恢复健康，以便尽快地受完剩下的棒刑，还说在受刑以前，他起初确实担心受不了。“可是现在，”他向我挤挤眉眼，补充说，“一切都过去了。把剩下的棒刑挨完以后，我立刻就随大伙到涅尔琴斯克去，在路上找机会逃跑！一定跑！但愿我的脊背能快快长好！”在这五天里，他总是急不可耐地期待着出院。在等待出院期间，他有时很爱开玩笑，而且显得很高兴。我曾试探着询问他的经历。他一听到这样的询问，总是微微皱起眉头，但还是坦率地回答我。当他察觉出我在探究他的内心并竭力想在他身上发现一点懊悔的情绪时，他便用十分蔑视和高傲的眼光瞧着我，仿佛我在他的心目中忽然变成了一个不懂事的傻孩子，不能象跟成年人那样跟我谈论这种事情。他脸上甚至流露出一种仿佛象是怜悯我的表情。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冲着我大笑起来，这是最天真无邪的笑声，没有丝毫嘲笑之意，我相信，当他独自一人回想起我的问话时，他也许会哑然失笑的。后来，他的背伤还没有完全恢复，他就办了出院手续；当时我也去办出院手续，恰好我们就一同出院了：我回监房，他回原先监禁他的那间靠近监狱的拘留室去。告别的时候，他跟我握了手，从他那方面说，这是极大信任的表示。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对此时此刻以及对自己都很满意。实际上他不能不蔑视我，他一定是把我当作一个驯服、软弱而可怜的人，认为我在各方面都不如他。第二天，他又被带去受棒刑……
我们的狱室上锁以后，立刻大为改观，……变得象一所真正的住宅，象个家庭一样了。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看出我的狱友们完全象在家里一样。白天，军士、看守长以及其他长官随时都可能到狱室来，因此全狱室的人都有点不大自在，他们仿佛都不大安心，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地担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狱室的门刚一锁上，大家便立刻安静下来，各就各位，几乎每个人都干起自己的手艺来了。狱室内立刻明亮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蜡烛和烛台，大多是木制的。有的缝靴子，有的缝衣服。室内的恶浊空气越来越浓。一群游手好闲的人在墙角里铺上地毯，蹲下赌牌。几乎每个狱室都有这样一个囚犯，他保存着一块一俄尺①宽的破地毯、一支蜡烛和一副脏得出奇的、满是油污的纸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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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俄尺等于0.7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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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叫做赌场。物主每夜向赌徒们收十五戈比，他就以此为业。赌徒们通常都是玩“三叶”、“小丘”等等。所有的牌戏都是全凭运气不讲技术的硬赌。每个赌徒面前都摆着一堆铜钱——他衣袋里的全部财产，只有在他输个精光或者把伙伴的钱赢过来时，他才站起身来走开。一赌就赌到深夜，有时赌到天亮，直到早晨开门的时候。在我们狱室里，也象其他狱室一样，总是有一些贫穷的囚犯，有的是赌钱输穷的，有的是喝酒喝穷的，还有的天生就是乞丐。我说的是“天生”，而且我还要坚持用这个词儿。确实，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国人民中间总是有而且将来还会有这么一些奇怪的人，他们安守本分，而且往往一点儿也不懒惰，但他们命中注定一辈子要受穷。他们总是孑然一身，一贫如洗，邋遢不堪，看来他们好象总是受欺压而又不敢反抗，总是被折磨得抑郁不欢，而且总是依靠某一个人，受某个人的差遣，这个人通常就是那种游手好闲之辈或突然飞黄腾达的暴发户。任何一项创举，任何一种首创精神，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痛苦，都是负担。他们仿佛生下来就注定了不能自己开创任何事业，而只能侍奉别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而只能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他们的天职就是听从别人吩咐。除此以外，任何环境，任何变革，都不能够使他们富裕起来。他们永远是乞丐。我发现，这样的人不只是普通老百姓中间有，就是各种社会团体、阶层、党派、报社、会馆里也有。每个狱室里，每座监狱里也是这样，只要赌场一开，准会有一个这样的人立刻出来侍候。而且也没有一个赌场离得了这种人。赌徒们通常花上五个银戈比雇用他们，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通宵站岗报信。照例，他要在黑魅魅的穿堂里，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一连挨六、七个小时的冻，他要谛听每一下碰撞声、每一下叮当声、院子里的每一个脚步声。少校或值班长有时深夜里悄悄地走进监狱，当场擒获那些赌徒和干活儿的囚犯，没收尚未点完的蜡烛，燃着的蜡烛在院子里就可以看见。如果听到穿堂门上的锁忽然响动才躲藏起来，才熄掉蜡烛往床铺上躺，那就太晚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个负责报信的仆人将要受到聚赌者的严厉处罚，因而这种疏失是很少发生的。五个戈比当然是少得可怜的报酬，即使是在监狱里也是一样；可是狱中的雇主们在这种场合或其他场合表现出来的那种严酷和残忍，却往往使我感到惊讶。“拿了钱，就得好好干！”这是一条不容反驳的理由。雇主付出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儿钱，便能取得他想要取得的一切，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取得额外的东西，可他却依然认为这是加惠于受雇者呢。那个喝得醉醺醺的放荡汉任意挥霍金钱，可是他却总想克扣仆人，这样的事情我不仅在监狱里，也不仅在赌场上屡次看见过。
我已经说过，狱室里的人几乎全都有点什么活儿干。除赌徒外，还有四、五个人完全无事可做，所以他们立刻就躺下睡觉了。我在通铺上的铺位紧靠着门。通铺的另一边是阿基姆·阿基梅奇，他和我头对着头。他干活干到十点或十一点，他会糊五颜六色的中国式宫灯，那是城里人订做的，付给他的钱相当可观。他做灯笼做得很熟练，他不停地、有条不紊地裱糊着，糊完后，便整整齐齐地把活计放在一边，把褥垫打开，做完祈祷，然后心安理得地躺下睡觉。他显然过于注意品行端正和有条不紊，简直都有点迂腐了。他显然认为自己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就象一切笨拙而又目光短浅的人一样。从第一天起我就不喜欢他，那一天关于他我想了很多，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象他这样一个人竟然没有在外面飞黄腾达，反而进了监狱。以后，我还要不止一次地提到阿基姆·阿基梅奇。
我现在要把我们狱室里的所有成员简要地描述一下。在这个狱室里，我还要度过很多个年头，因而这些人都是我将来的狱友和难友。不言而喻，我是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观察他们的。我左边通铺上是一群来自高加索的山民，他们大部分都是因抢劫而被发配到这儿来的，刑期长短不等。他们是：两个列兹金人，一个切禅人，还有三个达格斯坦地区的鞑靼人。那个切禅人性格忧郁，愁眉苦脸，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他总是皱着眉头，怀着敌意，面带阴沉而恶毒的冷笑望着周围的人们。列兹金人中有一个已经是老头子了，他那个鹰钩鼻子又长又细，从面貌上看就是一个惯匪。然而另一个名叫努拉的列兹金人，从第一天起就给我留下了最愉快和最亲切的印象。这个人年纪还不大，他身材适中，大力士般的体格，头发淡黄，眼睛浅蓝，鼻子向上翘着，一副芬兰女人的面孔，两腿弯曲，那是因为过去经常骑马的缘故。他遍身都是刺刀和子弹留下的伤疤。他在高加索属于一个同俄国人保持睦邻关系的部族，但常常私自跑到敌对的山民那一边，并同他们一起从那里去袭击俄国人。监狱里的人都喜欢他。他总是那么愉快，对任何人都很和蔼，干活时毫无怨言，性格安静而开朗，尽管他常常以愤怒的眼光看着囚犯生活中的那些卑鄙龌龊的行为，并且对于一切偷盗、欺骗、酗酒以及一切不诚实的行为，他都深恶痛绝，但他并不挑起争端，遇见不顺眼的事他就拂袖而去。在服苦役期间，他从未偷过东西，从未干过坏事。他是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他作祈祷时特别庄重；到了伊斯兰教节日前的斋戒期，他象宗教狂那样斋戒素食，整夜整夜地祈祷。大家都喜欢他，相信他的诚实正直。“努拉是一头狮子，”——囚犯们说，于是“狮子”就成了他的外号。他完全相信，刑满后，一定会让他返回高加索老家去，这是他唯一的希望。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希望，他会死去的。入狱后的第一天，我就特别注意到了他。在其他苦役犯们那种凶狠、阴郁而又奸诈的面孔中，是不能不注意到他那善良而又和蔼可亲的面孔的。在我入狱后半个小时里，他就从我跟前走过，一面拍着我的肩膀，一面和善地望着我的眼睛微笑。起初，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俄语说得很不好。过了一会儿，他又走到我跟前，又是一面微笑，一面友好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后来，又反反复复地这样做，一直持续了三天。据我猜测，他所以对我这样，是为了向我表示：他同情我，他认为我受不了监狱里的艰苦生活，他愿意对我表示友好，使我振作起来，并要我相信他会保护我的。后来，我知道他的确是这么想的。善良而纯朴的努拉啊！
三个达格斯坦的鞑靼人，是亲兄弟。其中两个已上了年纪，老三叫阿列伊，年纪不过二十一、二岁，看相貌还要年轻些。他的铺位紧靠着我。他那漂亮、开朗、聪明而又和善淳朴的面孔，一见面就把我的心给吸引住了，我十分高兴，命运让他而不是让别人做了我的邻人。他的整个灵魂都表现在他那漂亮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脸上。他的笑容是那么轻信，那么天真无邪；他的那双很大的黑眼睛是那么柔和而又温存，我瞧着他时，总感到格外快活，似乎我心头的痛苦和忧愁也减轻了几分。我并没有夸大其词。在家乡时，有一次他哥哥(他一共有五个哥哥，另外两个哥哥进了驯马场)吩咐他骑马挎刀跟他们一起上路。在山民的家庭里，对长兄一般都是非常尊敬的，少年人不但不敢问，甚至也没有想到要问一声他们究竟到哪儿去？兄长们更是认为没有必要告诉他。他们是出去抢劫，埋伏在路旁窥视一个富有的亚美尼亚商人，然后抢劫他。果然如此：他们杀死了护送人员，杀死了亚美尼亚商人并劫夺了他的货物。但是案子被破获了：他们六个人全部被逮捕，被审讯、揭发、定罪，然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法庭对阿列伊开了点恩，判的刑期较短：四年苦役。他的兄长都很喜欢他，这与其说是手足之情，毋宁说是慈父之爱。在流放期间，他是他们的安慰，他们平时总是面色阴沉，双眉紧锁，但只要一看见他，便都笑逐颜开，当他们跟他说话(他们很少跟他说话，好象都认为他还是一个少年，跟他没有什么好谈的)时，他们那阴森的面孔便舒展开来，这时我猜想，他们准是在跟他谈什么有趣的事情，甚至是小孩的事情，当他们听到他的回答时，他们总是彼此交换着眼色，并向他露出和善的微笑。他自己却不敢先跟他们说话，因为他非常尊敬他们。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少年在整个服役期间，怎能保持着他那颗温柔的心，怎能变得那样淳朴诚实，那样温情脉脉，那样讨人喜欢，而没有变得粗野和放荡不羁。然而，他的禀性却是坚强而毫不动摇的，尽管从外表上看他很温柔。后来，我对他有了深刻的了解。他象贞洁的少女一样纯洁，监狱里任何一桩丑恶、无耻、肮脏或不公道的暴行，都会在他那美丽的眼睛里点燃起愤怒的火焰，使得他的眼睛变得更加美丽。但是，他避免一切争吵和谩骂，虽然他并不是那种可以随便让人欺侮的人，他善于维护自己的尊严。他没有跟任何人争吵过，因为大家都喜爱他。起先，他对我只不过是彬彬有礼。我渐渐开始跟他谈话，几个月之后他就学会了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可是他的两个哥哥在服役期间始终没有学会。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谦虚、对人非常客气而又明白许多道理的少年。总之，我要预先说明，我认为阿列伊远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常常回忆起和他会见时的情景，那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会见之一。有些人的性格天生就是那么美好，仿佛是上帝恩赐的一般，你甚至不敢设想他们有朝一日会变坏。你任何时候对他们都尽可放心。我现在对阿列伊也是放心的。可现在他在哪儿呢？……
有一次，那是在我入狱很久以后，我正躺在通铺上想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平时总是忙碌而勤勉的阿列伊这一次却什么也没干，尽管离睡觉的时间还早。当时他们正在过伊斯兰教的节日，因此他们都没有去干活。他躺着，把双手垫在头下，也在想着什么。他突然问我：
“你现在很痛苦吧？”
我好奇地回头瞧了瞧他，我觉得阿列伊提的这个直率而突然的问题颇有点奇怪，因为阿列伊对人一向很客气，思路一向很细腻，心里一向充满了智慧。但是当我更仔细地端详他时，我在他脸上看出，他正由于回首往事而显得十分沉痛，十分悒郁，我立刻领悟到，此时此刻他自己的心情很痛苦。我把我的猜测告诉了他。他叹了一口气，随即忧郁地微微一笑。我喜欢他的微笑，这微笑总是那么温柔亲切。此外，当他微笑的时候，他那两排珍珠般的牙齿便露了出来，世界上第一号美人也会羡慕他那口牙齿的。
“唉，阿列伊，你现在大概在想你们达格斯坦人是怎样度过这个节日的吧？是吗，那边好吗？”
“是的，”他非常高兴地回答说，眼睛熠熠发光，“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件事呢？”
“怎么会不知道呢！那边比这里好吧？”
“唉！你说这些干什么……”
“你们那边现在想必正是鲜花盛开，跟天堂一样！……”
“噢，噢，你最好别提它了。”他十分激动。
“阿列伊，你听我说，你有妹妹吗？”
“有，你问这个干什么？”
“如果她长得也象你一样，她一定是个美人。”
“象我干什么！她的确是个美人，全达格斯坦再没有比她更漂亮的了。唉，我的妹妹长得多漂亮啊！你恐怕还没有看见过象她那样漂亮的美人！我母亲也是个美人。”
“母亲爱你吗？”
“唉！你说的哪儿话呀！她现在为了我大概都快伤心死了。我是她的爱子。她爱我胜过爱妹妹，胜过爱所有的人……我昨天夜里还梦见她哩，她为我哭啦。”
他不作声了，而且这天晚上他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但是，从这以后，他便寻找一切机会跟我谈话，尽管出于对我的尊敬(我不知道这种尊敬从何而来)，他从来都不首先跟我说话。但是当我跟他说话时，他总是十分高兴。我问他一些高加索的事情，问他过去的生活。他的兄长不阻止他跟我说话，他们甚至对此感到高兴。他们看出，我越来越喜欢起阿列伊来了，因而他们对我也就亲切得多了。
阿列伊在干活时帮助我，在狱室里尽量照料我，看得出来，只要他为我做点什么事能使我感到轻松，或使我感到满意，他就十分高兴，但是，在他的这番心意中却没有丝毫卑躬屈膝或贪图私利的成分，而完全是出于一种热烈的友情，他已经不再对我掩饰这种情谊了。我顺便说一下，他还掌握了许多技能：他学会了缝衬衣，而且缝得很好，他会做靴子，后来还学会了一点木匠活。他的两个哥哥都称赞他，为他感到自豪。
“你听我说，阿列伊，”有一次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学用俄语读写？要知道，这对你以后在西伯利亚生活，可能会有用处的呀？”
“我很想学。可是跟谁学呢？”
“这儿会读会写的人还少吗？你愿意让我教你吗？”
“好，那就请你教我吧！”他甚至从通铺上欠身起来，一边望着我，一边合起手来恳求我。
第二天晚上，我们便开始学起来了。我有一本《新约》俄译本——这是监狱里不被禁止的书。没有字母表，就从这本书中学，几个星期之后阿列伊便读得很好了。大约三个月后，他便完全读懂了这本书。他热心地学，学得入了迷。
有一天，我们把登山训众那一段①全读完了。我发现，他在朗读其中某些地方的时候仿佛怀着特殊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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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五至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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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是否喜欢读过的段落。
他迅速地瞧了我一眼，脸上泛起了红晕。
“哦，是的！”他答道，“是的，耶稣是一位神圣的先知，耶稣说的都是上帝的话。他说得多好啊！”
“你最喜欢他的哪一句话？”
“我喜欢他的这几句话：饶恕吧，爱吧，别欺侮人，敌人也要爱。哦，他说得多么好啊！”
他转身向着正在听我们谈话的他的两位兄长，热情地跟他们说起话来。他们一本正经地说了很久，并且频频点头。然后他们带着一种庄重而宽厚的笑容，即典型的伊斯兰教徒的笑容(我十分喜欢这种笑容，特别喜欢这种笑容的庄重)转身对我说：耶稣是上帝的先知，而且创造了伟大的奇迹；他用泥做了一只鸟，吹口气，它就飞了……这也是他们的书上所写的。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完全相信，他们赞美了耶稣，也就使我得到了极大的快乐；阿列伊感到特别幸福，因为他的两位哥哥居然开恩想使我高兴一番。
练习书写也进行得很顺利。阿列伊弄来了一些纸张(他不让我用自己的钱给他买)、笔墨，不到两个月，他就能写一笔好字了。这甚至使他的两位哥哥也惊叹不已。他们感到万分高兴和骄傲。他们不知怎样感谢我才好。我们在一起干活时，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帮助我，并认为这样做就是他们的幸福。至于阿列伊，那就更不用说了。他爱我，就象爱他的兄长们一样。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出狱时的情景。他把我拉到狱室后边，搂着我的脖子大哭起来。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吻过我，也没有掉过泪。“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太大了，”他说，“就连我父亲，我母亲，对待我也不象你这样周到：你让我懂得了该怎么做人，上帝会报答你的，我永远也忘不了你……”
如今，我那善良、可爱而又可亲的阿列伊，你在哪儿呀，你在哪儿呀！……
在我们的狱室里，除了契尔克斯人以外，还有几个波兰人，他们组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小家庭，几乎不同其他囚犯来往。我己经说过，由于他们自己的排外情绪和对俄国苦役犯的仇视，所以他们自己也遭到大家的憎恨。这是一些被折磨得成了病态的人。他们共有六人。其中有几个受过教育，我以后还要专门详细地讲述他们。在我狱中生活的最后几年里，我曾向他们借过一些书。我看过的第一本书，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奇异的、特殊的印象。关于这些印象，我以后有机会还要专门讲。我觉得他们非常有趣，我相信，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对于某些事物如果不亲身体验，就不能下判断。我只说一点吧：精神上的贫乏比任何肉体上的痛苦都更加使人难以忍受。一个普通老百姓入狱后，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同伴，甚至还可能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同伴。当然，他失掉了很多东西——故乡、家庭等等，但是，他的生活环境仍是相同的。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普通老百姓依法接受同样的刑罚，但前者失去的东西往往要比后者多得无可比拟。他必须克制自己的一切需求，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进入一个不会使他感到满意的环境，学会呼吸另一种空气……这就等于把一条鱼从水里捞出来放在沙土上……所有的人都依法接受同样的刑罚，但对某些人来说却往往痛苦十倍。这是一条真理……即使我们所说的仅仅是一些不得不牺牲的物质方面的习惯。
但波兰人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整体。他们共有六个人，而且他们总是在一起。在我们狱室里所有的苦役犯中，他们只喜欢一个犹太人，唯一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能使他们开心。不过就连其他囚犯也都喜欢我们这个犹太人，尽管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嘲笑他。我们这里只有他一个犹太人，就是现在我一回想起他来，也忍不住要笑。每当我看见他时，我就不禁想起果戈理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的那个犹太人杨凯尔来，当他脱下衣服和他的老婆走进一个大橱柜里过夜的时候，他立刻就变得象是一只小鸡雏。我们这位犹太人伊赛·福米奇也活象是一只拔掉了毛的小鸡雏。他已经不年轻了，约有五十岁左右，他身材矮小，体质虚弱，但很狡猾，同时又是一个十足的蠢汉。他莽撞、傲慢，同时又胆小如鼠。他满脸皱纹，前额和两颊上全是受刑时打下的烙印。我怎么也不能理解，他怎能忍受得住六十皮鞭。他是因为一起凶杀案而入狱的。他秘藏着一个药方，那是他的一位犹太朋友在他受刑后立即从一个医生那儿弄来的。按照这个药方可以配制一种药膏，一擦上它，两个星期内便可除掉烙印。在监狱里，他不敢用这种药膏，他打算等他服满十二年苦役出狱成为一个自由民时，再使用这个药方。“不然，我就不能结婚了，”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一定要结婚的。”我和他是好朋友。他总是兴高采烈、喜气盈盈的。他在监狱里过得挺轻松：他学的手艺是首饰匠，因为城里没有首饰匠，所以他的活计总是做不完，这就使他避免了做苦工。自然，他同时又是一个放高利贷的家伙，他向全狱放债、收存抵押品获取利息。他是在我以前入狱的，一个波兰人曾详细地向我讲述过他入狱时的情景。这是一个荒谬可笑的故事，我以后还要讲的，我以后还要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个伊赛·福米奇。
除此以外，我们狱室里还有这么一些人：四个旧教徒，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饱读圣经的老年人，其中一个是来自斯塔罗杜布旧教徒村的老头子；还有两三个总是愁眉苦脸的小俄罗斯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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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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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瘦脸尖鼻子的年轻苦役犯，约有二十三岁，他已经杀过八个人了；一批伪造货币者，其中一个家伙十分滑稽可笑，全狱室的人都拿他开心。最后还有几个悲观失望、愁眉苦脸的人，他们的头被剃去了半边，面貌丑陋不堪，个个沉默寡言，贪婪嫉妒，总是怀着仇恨的心理皱着眉头看着周围的一切，他们打算还要长期愁眉苦脸、沉默寡言和仇恨别人，直到服满苦役。在我入狱后的第一个悒郁不乐的夜晚，这一切都只是在我面前一闪而过——在烟雾和污秽中、在谩骂声和下流的猥亵话中，在污浊的空气中，在叮当响的脚镣声中，在诅咒和无耻的大笑声中一闪而过。我躺在光光的通铺上，把自己的衣服垫在头下(我还投有枕头)，把短皮袄盖在身上，久久不能入睡，尽管我已经被这第一天的许许多多骇人听闻而又出乎意外的印象折磨得精疲力尽了。但是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呀。前面还有许多我从未想到、也不曾预料到的事情等待着我呢……
第五章 第一个月
入狱后三天，我就被叫去干活了。干活的第一天是我永生难忘的，虽然这一天我并没有遇到任何异乎寻常的事情，但总的看来，即使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处境本身就已经是不同寻常的了。这也算是我最初的一个印象吧，我还要热切地对一切继续进行观察。头三天我是在最沉痛的心情中度过的。“这是我漂泊的终点：我已陷身囹圄了！”我时时刻刻暗自重复道，“这就是我将要停泊许多个年头的码头，我的栖身之地，我是带着这么重的疑心、这么浓厚的病态心理走进这儿来的……可是有谁知道呢？也许，许多年以后，当我离开它的时候，我还会对它感到惋惜呢！……”我补充说，不免夹杂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这种心情有时竟发展到故意要去触痛自己的伤口，仿佛想要欣赏自己的痛苦，.仿佛真正的快乐就在于意识到这种不幸的全部重大意义。一想到将来会对这个栖身之地感到惋惜——我自己便不禁大为震惊：我那时就已预感到，一个人适应生活的能力竟能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但这一切都是将来的事，而现在我周围的一切都是敌对的和可怕的……虽然也并非完全是这样，但我当时确有这样的感觉。我的新难友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瞅着我，他们对于一个突然出现在他们一伙当中的贵族出身的新难友的严厉态度，有时几乎达到了仇恨的程度，——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痛苦，我自己只盼望着赶快出去干活，以便尽快地一下子就了解和体会到我的全部灾难，开始象他们那样生活，尽快同大家走上一个轨道。诚然，那时对于我眼前的许多事物我还没有注意到，也没有意料到，我还没有想到在敌视之中也还有一些令人愉快的事。在这三天中，我所遇见的几张和蔼可亲的面孔，大大地鼓舞了我。对我最为和蔼可亲的就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在其他苦役犯们那种阴沉而又充满敌意的面孔当中，我也看到几张善良而愉快的面孔。“到处都有坏人，而坏人中间也有好人，”我急于安慰自己，“谁知道呢？这些人也许一点儿也不比那些尚留在狱外的人更坏。我虽然这样想，但是连我自己也不禁对我的这种想法频频摇头，然而——我的天哪！——我若是那时就知道这个想法是多么正确就好了！
比方说，有一个人，多年以后我才对他有了充分的了解，然而在我蹲监狱期间，他始终都和我在一起，待在我身边。这个人就是苦役犯苏希洛夫。当我现在一讲起苦役犯并不比别人坏的时候，我就立刻不由得想起他来。他常常侍候我。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常常侍候我。从第一天起，阿基姆·阿基梅奇就把一个叫奥西普的囚犯荐举给了我，并告诉我说：我若是讨厌监狱的伙食，而且又有钱，只要我每月花上三十个戈比，他就可以每天给我单独做饭吃。奥西普是由囚犯们推选到两个伙房去的四个炊事员之一，然而，是否接受这样的推选，还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即使接受下来，第二天也还可以拒绝。炊事员不外出干活，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烤面包和熬菜汤。我们不叫他们炊事员，而是管他们叫做“厨娘”，这并不是对他们的藐视，而是亲切地开玩笑，因为被选进厨房的都是一些精明强干和极其诚实的人，所以我们的炊事员对此也就一点儿也不见怪了。几乎总是推选奥西普，而且往往一连几年都让他当“厨娘”，只是当他极感苦闷并总想往狱中贩卖私酒的时候，才让他停当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少见的诚实而又温和的人，尽管他是因走私而入狱的。他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身材魁梧的走私犯；他胆量很小，对什么都怕，尤其是怕受鞭笞，他性情温存和善，和任何人都友好相处，从不和人争吵，但是不让他贩私酒却不行，尽管他胆小如鼠，对走私却已上了瘾。他也伙同其他炊事员一起做酒生意，但规模却没有那么大，譬如说就比不上卡津，因为他们不敢冒太大的风险。我和这位奥西普总是相处得挺好。至于自己单独办伙食，用钱并不太多。如果说每月我花在伙食上总共也不过一个卢布，这话并没有说错，当然，不包括面包钱，因为我吃的是监狱里的面包，至于菜汤，若是我饿得太厉害了，我有时也喝公家的，也顾不得它会引起恶心，不过后来几乎一点儿也不觉得恶心了。一般说来，我每天买一磅牛肉。一到冬天，我们这儿的牛肉更不值钱。每个狱室里都有一个维持秩序的残废老兵，买牛肉也由他们负责，他们每天自愿到市场上去给囚犯们买东西，而且几乎不收一点小费，因为这不过是一件不值一谢的小事。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身的平静，否则他们在监狱里是待不下去的。这样他们就买回来烟草、茶砖、牛肉、面包圈儿以及其他种种食物，唯一不准带进来的就是酒。酒是不求他们给买的，虽说偶尔也请他们喝。奥西普一连几年给我煎的总是同样大小的一块牛肉。至于这块牛肉是怎么个煎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这也无关紧要。奇怪的是，我和奥西普相处多年，几乎从没交谈过两句话。我有许多次开始和他谈话，可是他似乎不很健谈：往往只是微微一笑，或者只回答一个是或否，就再也没有别的话了。看着这个七岁孩子似的赫拉克勒斯①，确实叫人觉得有点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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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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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奥西普，给我帮忙的还有一个苏希洛夫。我并没有叫过他，也没有找过他。不知为什么他却自己找上门来，听候我的差遣；我甚至记不得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怎样开始的。他开始替我洗衣服。狱室后面专门为此挖了一个大污水坑，污水坑旁边放着供囚犯们洗衣用的洗衣槽。此外，苏希洛夫自己还千方百计地讨好我：给我沏茶，办理杂务，帮我寻找东西，把我的上衣送去修补，每月给我擦四次皮鞋；这一切他都尽心竭力地、手忙脚乱地去做，似乎只有上帝才晓得他担负了哪些职责，——总之，他把自己的命运同我的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了，把我所有的事情都担负了起来。例如：他从不说：“您的衬衫这么多，您的短上衣破啦”等等，而总是说：“咱们现在有这么多衬衫，咱们的短上衣破啦。”他总是注视着我的眼睛，似乎把这一切当做他全部生活的目的。至于手艺，或象囚犯们所说的手工活儿，他统统不会，他似乎只能从我这儿弄到几个钱。我尽可能多付给他一些钱，也就是付给几个铜币，他总是唯唯诺诺地表示满意。他不能不侍候一个人，他之所以特别选上了我，似乎是因为我对他比对别人都和气，付的工钱也比别人公道。他也是那种永远不会发财致富、不会使家境转好的人，赌徒们往往雇佣这种人给赌场放哨，他们通宵站在冷冰冰的穿堂里，倾听着院子里的每一个声音，以防少校突然闯进来。一个通宵他们只能得到五个银戈比，稍一疏忽大意，不但会失去一切，而且还要挨上一顿揍。关于这种人，我已在前面提到过了。这种人的特性是：几乎总是在所有的人面前到处糟蹋自己的人格，而在共同事业中甚至不会扮演第二流角色，只能扮演第三流角色。他们的这些特性都是天生的。苏希洛夫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他对人总是唯命是从，忍辱负重，甚至受了欺压也不敢反抗。尽管我们这里谁也没有打过他，但他天生就是一个受人欺压而又不敢反抗的人。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很可怜他。我甚至不能不怀着这样的感情去看他；至于为什么可怜他——连我自己也不能回答。我甚至不能够同他谈话；他也不善于谈话，对他来说，谈话显然是一种很大的负担，有时只是为了结束谈话，我才给他点儿事情去做，求他到什么地方去干点儿什么，只有这时他才会活泼起来。我最后甚至相信，我只有这样才能使他高兴。他身材不高也不矮，相貌不俊也不丑，他既不愚蠢也不聪明，既不年轻也不衰老，脸上有几颗稀稀疏疏的麻瘢，头发呈淡黄色。关于他，你永远也不能说出任何确切的看法。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正如我感觉到并揣测到的那样，他是西罗特金那一类型的人，他之所以属于那一类型，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唯命是从，受欺压而又不敢反抗。囚犯们有时也嘲笑他，主要是因为他在发配到西伯利亚来的路上曾冒名顶替过别人，他获得的代价只是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正因为他以微不足道的代价把自己给出卖了，囚犯们才嘲笑他。所谓冒名顶替——也就是和某人调换姓名，因而双方的命运也就随名字而异了。这件事尽管有点古怪，但毕竟确有其事，就在我服苦役的那些年头，这种事在被押往西伯利亚的犯人们中间还很流行，当时还被人们奉为传统，而且还要履行正式手续。起初，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后来我也只好相信那些明显的事实了。
事情是这样进行的。比方说，有一批犯人被押解到西伯利亚去。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的去服苦役，有的去囚犯工厂，有的去流放地，他们都被一块儿押送着。途中走到某地，比方说，彼尔姆省吧，流放犯中间有一个人想让另一个人顶替自己。比方说，有这么一个姓米哈伊洛夫的犯人，是个杀人凶手或者犯了别的什么严重罪行，他发现去服很多年的苦役对于自己不利。再比方说吧，这个人诡谲狡诈，饱经世故，且又熟谙法律；于是他便想在这批犯人中间物色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人，这个人受了欺压却又不敢反抗，比较听话，判的刑也较轻：或是去囚犯工厂干不多几年活，或者去流放地，甚至也许是去服苦役，但刑期较短。最后他找到了苏希洛夫。苏希洛夫原先是地主的家仆，只被判处流放。他已走了一千五百俄里，不用说他是囊无分文的，因为苏希洛夫从来就不会有一个戈比，——他走路已走得精疲力竭了，他只吃公家发的口粮，香甜的东西连一口也没有尝着，衣帽也是公家发的，他只能靠侍候别人赚几个可怜的铜板。米哈伊洛夫同苏希洛夫一谈，就谈得十分投机，甚至交了朋友，最后来到一个停宿站上请他喝酒。酒后问他是否愿意顶替？他说：我姓米哈伊洛夫，我被押解去服苦役，也不是服苦役，而是到“特别部”去。这虽然也是服苦役，但它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所以要好得多。关于特别部，当时就连长官们都不完全知道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在彼得堡也是如此。这是西伯利亚一个偏僻角落中的一个特殊角落，这里的囚犯人数不多(在我蹲监狱时也不过七十来人)，很难搞清楚它在哪儿。后来，我遇到一些曾在西伯利亚供职而又了解内情的人，他们也是听我说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特别部”的。在法典里关于这个特别部的条文只有六行字：“应在某某监狱设一特别部，以便监押最重要之罪犯，直至在西伯利亚创办最艰苦之苦役营为止。”就连被关在特别部里的囚犯本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刑期是无期的，还是有期的？没有一定的限期，只说要等到创办最艰苦之苦役营为止；因此，也许就是“无期徒刑”。这批犯人中无论是苏希洛夫还是别人，当然都不知道这一点，其中也包括米哈伊洛夫本人，他只能根据自己所犯的十分严重的罪行和已挨过三、四千棍的刑罚来判断特别部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因此，他断定是不会把他发配到什么好地方去的，而苏希洛夫只是被押解到流放地去，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吗？“你愿不愿意顶替？”苏希洛夫是个心地纯朴的人，对米哈伊洛夫这样的亲热态度，他已经感恩不尽了，兼之他又有点醉意，因而便不好拒绝。况且，他在这批人中间也曾听说可以顶替，别人也有顶替的，因而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他们俩都同意了。这个无耻的米哈伊洛夫利用苏希洛夫十分天真的性格，只用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便将他的姓名买去了，并在证人面前当场把东西交给了他。第二天，苏希洛夫醉意已消，可是这时又有人用酒灌他，要想拒绝也不行了：他得到的一个卢布已经喝光，那件红衬衫过一会儿也喝光了。要是不愿顶替，就得退钱。可是苏希洛夫到哪儿去弄一个卢布的银币呢？要是不退钱，他们那一伙就会逼着他退：他们在这种事情上是十分严厉的。此外，既然答应了就得恪守诺言——那帮人也会坚持要他这样做的。否则，他们就会吞吃了他。他们会揍他，或者干脆把他打死，起码也要这样威吓他。
事实上也是这样，那帮人对于这种事情只要宽容一次，冒名顶替的习俗也就完蛋了。如果把钱拿到手，可以拒不履行诺言，可以破坏做成的交易，那以后谁还会去遵守呢？一言以蔽之，此事关系重大，关系到他们那个帮，因而那帮犯人对待此事也就非常严格。最后，苏希洛夫看出来央求也无济于事了，只好横下一条心表示完全同意。接着，这件事便向所有的犯人公开宣布；至于别的人，该请酒的请酒，该送礼的送礼。当然啦，对于他们来说，反正都是一样：米哈伊洛夫也好，苏希洛夫也好，不管谁下地狱都是一样，反正酒是喝进肚子里了，客也请了，所以他们也就不作声了。到了下一个停宿站，比方说要点名，当叫到米哈伊洛夫时，苏希洛夫便回答：“到！”当叫到苏希洛夫时，米哈伊洛夫便喊道：“到！”——这样一站一站往前走。关于这件事，谁也不再提了。到了托波尔斯克，对流放犯进行分类：“米哈伊洛夫”被送往流放地，而“苏希洛夫”则由加强警卫队押送到特别部。以后就再也没有抗议的余地了；实际上又能用什么来证明呢？要是去调查这个案子，需要多少个年头啊？结果又会怎样呢？最后，证人在哪儿？即便有，他们也会否认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为了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苏希洛夫进了“特别部”。
囚犯们所以嘲笑苏希洛夫，并不是因为他和人家换了姓名(尽管他们十分藐视那些拿轻刑罚换取重刑罚的人，就象藐视上当受骗的傻瓜一样)，而是嘲笑他只得到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衫：这个代价是太微不足道了。一般说来，冒名顶替是要得到一大笔款项的，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至少也要得到几十个卢布。但苏希洛夫是那样顺从，那样窝囊，而且在所有人的眼中又是那样无足轻重，似乎连被人嘲笑也不配了。
我和苏希洛夫在一起住了好久，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渐渐地对我特别忠诚，这一点我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对他也就习惯了。但是有一次——为此我永远也不能饶恕自己的——他不知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意愿办事，而他又恰好刚刚从我手里拿了钱去，于是我冷冰冰地对他说，“喂，苏希洛夫，你就只知道拿钱，不知道办事。”苏希洛夫一句话没说，跑出去给我办事去了，但不知道怎的，他忽然忧郁起来。过了两天。我心里想：他不会是因为我说了那几句话而感到伤心吧。我知道，有一个叫安东·瓦西利耶夫的囚犯，逼他还一笔微不足道的债务。不用说，他是没有钱的，可是他又害怕向我要。到了第三天头上，我对他说：“苏希洛夫，您似乎想要向我借钱去还安东·瓦西利耶夫的债，是吧？拿去吧。”我当时正在通铺上坐着，苏希洛夫就站在我面前。他似乎很受感动，因为我竟主动提出给他钱，我竟主动想到了他的困难处境，更何况根据他的请求，最近他已从我这儿拿走了很多钱，因而他也就不敢期望再从我这里拿到钱了。他看看钱，又看看我，然后突然转身走了出去。这一切使我感到十分吃惊。我跟着追出去，我在监狱后面找到了他。他正站在监狱的木桩围墙旁边，面向围墙，头紧贴在围墙上，用一只肘子撑在上面。“苏希洛夫，您怎么啦？”我问他。他没有看我，使我特别吃惊的是，我看出他几乎要放声痛哭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开始说道，竭力向旁边看着，“您以为我侍候您……是为了钱吗……可是我……我……唉！”他马上又转向围墙，甚至用脑袋向围墙上撞，接着便嚎啕大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囚犯在监狱里恸哭。我好不容易才止住了他的哭。从此以后他便更加热心地服侍我和“照料”我，然而根据一些几乎无法捉摸的迹象，我察觉到他内心里是永远也不会饶恕我责备他的那几句话的。其他囚犯都嘲弄他，一有机会就使他难堪，有时还狠狠地辱骂他，——可是他仍然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和他们友好，从不生气。是啊，要了解一个人是很困难的，即使结识了多年以后！
我起初没能象后来那样看到监狱生活的真正面貌，原因就在这里。我还说过，即使我热切地、专心致志地对一切进行认真观察，但我还是不能把眼皮底下的一切事物都看得很透彻，原因就在这里。当然，最初使我感到惊愕的是那些重大的、最突出的现象，但就是对这些现象我的看法也不见得正确，它们只是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一个沉痛的、绝望而悲惨的印象而已。我和囚犯A的相遇，对于我产生这种印象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他是在我以前不久入狱的，在我服苦役的初期，他给我留下了特别令人痛苦的印象。还在我入狱以前，我就知道我将在狱中同A相见。他毒化了我初期的苦役生活，加深了我心灵中的痛苦。因此，我不能不谈到他。
他是一个最令人讨厌的典型，他已经堕落腐化到了极点，他可以毫不费力和毫不懊悔地毁灭掉自己的道德感。A就是我前面已经略微提及过的那个贵族出身的青年囚犯，据说，他把狱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报告给我们的那位少校，他和少校的勤务兵费季卡要好。下面就是他的简历：他在学校里还没有毕业，便在莫斯科和他的父母发生了口角(因为他们为他的腐化堕落行为感到震惊)，来到彼得堡后，为了弄到钱，他决定干一件卑鄙的告密勾当，也就是出卖十个人的鲜血，以便立刻满足自己对极其粗野的淫荡作乐的贪婪欲望；他被彼得堡的纸醉金迷的生活以及市民大街①上的烟花巷迷住了，他变得放荡不羁，尽管他并不蠢，但却冒险去干疯狂的、毫无意义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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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时彼得堡的市民大街上设有许多妓院、赌场和酒吧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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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就被揭穿了，他告密时牵连了一些无辜的人，又欺骗了另一些人，因此被发配到西伯利亚我们这个监狱来服十年苦役。他还很年轻，生活也还刚刚开始。按说，他一生中的这次可怕的转折理应使他震惊，激起他的天性去抗拒诱惑，使他发生彻底转变，可是他却丝毫不知羞耻地接受了自己的新命运，甚至一点儿都不觉得难堪。除了必须去服苦役并同酒吧间以及市民大街上那三条烟花巷诀别外，他在精神上对这种新命运既不感到悔恨，也不感到恐惧。他甚至觉得，苦役犯这一称号更能使他放手去干更下流、更无耻的勾当。“苦役犯就是苦役犯；既然成了苦役犯，就可以去干卑鄙下流的勾当，也无须感到羞耻了。”这就是他的真实看法。我现在回想起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觉得他真是一个怪物。我在一些杀人犯、淫荡好色之徒和最凶狠的歹徒们中间生活过若干年，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一生中从未看见过象A这样道德败坏、这样腐化透顶、这样卑鄙下流的人。我们中间有一个弑父者，他出身贵族，我已经提过他了，但是根据许多特征和事实来看，我确信，就连他也比A高尚得多，有人性得多。在我服苦役期间，据我看，A过去和现在都不过是一具有牙齿、有胃脏的行尸走肉而已，他对于极其粗野的禽兽般的肉欲真是贪得无厌，他为了满足最微不足道的、异想天开的一点点快乐，可以用最冷酷无情的手段干出凶杀、暗害等一切罪恶勾当，只要能把罪行掩盖过去就行。我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我十分了解A。一个人若是在肉欲方面不受任何内在准则和任何法律的约束，竟会堕落到何种地步啊，他就是一个例子。看着他那总是带着嘲弄意味的笑容，我感到十分厌恶。他是一个怪物，是一个精神方面的卡西摩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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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西摩多是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敲钟人，他身体畸形，相貌丑陋，后来他的名字成了身体畸形者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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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狡猾伶俐，容貌漂亮，甚至还受过一些教育，也颇有能力。不，宁可要火灾、瘟疫、饥饿，也比让这样的人留在社会上好！我已经说过，监狱里的风气是那么堕落，以致暗探和告密者大行其道，而囚犯们对此却毫不气愤。恰恰相反，他们都和A十分要好，人们跟他的关系要比跟我们亲密得多。我们那位酗酒的少校对他的厚爱，在囚犯们的眼里大大抬高了他的身价。顺便说一下，他曾使少校相信他会画像(他曾使囚犯们相信，他当过近卫军中尉)，于是少校便要求把他派到自己家里去当杂役，其实当然是为了给少校画像。这时，他和少校的勤务兵费季卡做了朋友，而费季卡又对自己的老爷有非常大的影响，因此也就会对狱中的一切人和事发生影响。A根据少校的要求在我们中间进行暗探活动，而当少校喝醉酒抽打他的嘴巴时，便骂他是暗探和告密者。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打完他以后，少校又立刻坐在椅子上，命令A继续画下去。我们的少校似乎真的相信A是一个几乎跟他听说过的布留洛夫②同样杰出的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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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布留洛夫(1799-1852)，俄国著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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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依然认为自己有权打他的嘴巴，因为在他看来，就算你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但你终究是个苦役犯，就算你真的是布留洛夫，但我终究是你的上司，因而，我想怎样对待你就怎样对待你。尽管他让A给他脱皮靴、倒夜壶、搬花盆等等，但他在好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以为A是一位伟大的画家。那幅画像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几乎拖了一年。到头来，少校发现自己受了骗，他确信这幅画像永远也画不成了，而且一天比一天画得不象他了，于是他勃然大怒，把这位画家狠狠地揍了一顿，然后把他送进监狱以示惩戒，并叫他去干粗活。A对此显然十分惋惜，使他伤心的是，他不得不放弃那悠闲的时光，放弃少校桌上的残羹剩饭，离开朋友费季卡以及他们俩在少校厨房里为自己烹制的一切美味。自从少校把A撵走以后，起码他停止了对囚犯米—茨基的迫害，A曾不断在少校面前说他的坏话，其原因是：在A入狱时，米—茨基是狱中唯一的政治犯。米—茨基十分苦闷，他和其他囚犯没有任何共同语言，他怀着恐惧和极其厌恶的心情看着他们，他没有发现也没有看出他们身上有着能够使他们跟他和好的东西，他未能跟他们和好，而他们也报之以同样的仇视态度。一般说来，象米—茨基这样的人在监狱里的处境是可怕的。米—茨基不知道A入狱的原因。恰恰相反，A却看出米—茨基是个什么人了，他使米—茨基相信，他被发配到这里完全是因为被人告密，几乎同米—茨基被发配到这里来出于同样的原因。于是米—茨基便非常高兴结识了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米—茨基相信了他，在服苦役的头几天里安慰他，猜想他一定很痛苦，便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儿钱送给他，给他买东西吃，把自己的一些必需品分给他。可是A却立刻对他怀恨在心，只是因为米—茨基人品高尚，因为米—茨基看到一切卑鄙龌龊的事物是那么吃惊，还因为米—茨基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他的人，于是他一有机会便赶快把米—茨基过去对他讲过的有关监狱和少校的坏话都向少校报告了。少校最恨这样的话，于是便迫害米—茨基，倘若没有要塞司令的干预，少校定会使米—茨基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后来，当米—茨基知道了他所干的一切下流勾当的时候，A不但不感到难堪，反而却喜欢和米—茨基相见，并拿嘲笑的眼光看待米—茨基。显然，这使他感到快乐。米—茨基曾数次把A的这种行为指给我看。这个卑鄙下流的家伙后来同一个囚犯和一名卫兵一同逃跑，不过，关于这次逃跑的事我要留待以后再说。起初，A也极力巴结我，以为我不了解他的底细。我再重复一句：在我服苦役的头几天里，他把我弄得郁郁寡欢，增加了我的苦闷。对于周围那些卑鄙下流的行为，我感到非常害怕，而我却陷进去了。我以为这里的一切都是这样卑鄙龌龊。但是，我错了：我是拿对A的看法来判断一切了。
头三天，我闷闷不乐地在监狱里走来走去，或者躺在通铺上。我把狱方发给我的一些亚麻布交给一个由阿基姆·阿基梅奇推荐的可靠犯人，让他去给我缝几件衬衫，当然，这是要付钱的(一件衬衫只需几个铜币)，根据阿基姆·阿基梅奇的一再建议，我弄到一个可以折叠的褥垫(用毡子做的，外面缝着亚麻布)，这个褥垫特别薄，象一块薄饼，还有一个枕头，里面塞的是羊毛，由于不习惯，我觉得它硬得要命。阿基姆·阿基梅奇匆匆忙忙为我置办这些东西，并亲手给我缝了一条被子，这条被子是用我从囚犯们那里买来的毛呢片缝成的，而这些毛呢片是从穿破了的公家发的衬衫和裤子上剪下来的。公家发的衣物，用到一定的期限，便留给犯人作为他们的私有财产；这些衣物立刻便在狱中被卖掉，；而且不管穿得如何破烂不堪，总是可以卖几个钱的。起初我对这一切感到十分吃惊。总而言之，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普通老百姓。我本人也突然变成了普通老百姓，变成了象他们那样的苦役犯。他们的习惯、观念、看法、风俗似乎都成为我的了，起码在形式上和法律上看来是如此，虽然实际上我并不赞同它们。我既惊奇，又感到难堪，仿佛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也没有听说过，尽管我不但知道，而且也听说过。但现实生活给人的印象却与道听途说的完全不同。比方说，难道我过去能够想象到这样破旧不堪的破衣烂衫也算得上是衣物吗？然而，我的那床被子就是用这些破旧衣物缝成的！很难想象发给囚犯们穿的那种毛呢是什么样的。。从表面上看，它的确象是毛呢，而且还是挺厚的军用呢。可是稍稍一穿就磨出窟窿来，变成了拉网，扯成了碎片。毛料衣服穿用期限为一年，但实际上是很难穿到一年的。囚犯们干活时，用肩抬沉重的东西，衣服很快就会磨损，磨破。羊皮袄穿用期限为三年，可是在这个限期里，犯人们白天穿着它，夜间还得拿它当铺盖。不过，羊皮袄还算比较结实，尽管不到三年就得用粗布去缝补，这种情况也并不罕见。尽管如此，到了规定的期限，哪怕是穿得破烂不堪的皮袄也还可以卖它四十戈比。那些保护得好一点的可以卖六十戈比，甚至七十戈比，这在监狱里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啊。
金钱，在监狱里具有惊人的意义和威力，关于它我已经说过了。可以肯定地说，一个囚犯在监狱里，哪怕只有一点儿钱，也要比另一个身无分文的囚犯少受十倍的痛苦，尽管后者也同样拥有公家发给的一切东西，因而似乎无须花钱了(我们的狱方当局就有这种看法)。我再重复一遍，囚犯们要是失去了拥有自己金钱的一切可能性，他们或者会发疯，或者会象苍蝇一样死去(尽管狱方供应他们一切东西)，或者最后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一些人出予苦闷，另一些人则为了及早被判处死刑以了此一生，或者想别的办法“改变命运”(行话))。一个囚犯要是用血汗弄到几个钱，或者采取异常狡猾的偷骗手段弄到了钱，同时又象小孩似的毫无意义地把钱挥霍掉，这并不能证明他们不重视钱，尽管乍看起来象是这样。囚犯对钱的贪婪几乎达到了发狂和丧失理智的程度，如果说，当他们纵酒作乐时，他们的确把钱象木屑一样挥霍掉，那是因为他们认为是把钱花在比钱更有价值的东西上面了。对于囚犯来说，什么东西比钱更为贵重呢？那就是自由，或者只是对自由的幻想。囚犯们都是一些大幻想家。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还要讲，不过现在既然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不妨先说几句：不知读者是否相信，我曾见过一些刑期为二十年的流放犯，他们十分泰然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嗯，别着急，上帝要是能让我服满刑期，那时我就……”。“囚犯”这个词的全部涵义就是表示一个人没有自由，而花钱的时候他却能行使自己的自由。不管有什么烙印、脚镣以及可恶的监狱围墙，把他同上帝的世界隔开，把他象野兽似的关在笼子里，——他还是可以弄到酒，也就是被严禁的享乐品，他还可以享受艳福，甚至有时(虽然并不经常)还可以贿赂直接管辖自己的官长们、残废老兵以至军士们，这些人受贿以后，对于他破坏法律、违反纪律的行为，就会睁一眼闭一眼；除收买他们外，甚至还可以对他们傲慢无礼，囚犯们是极喜欢对人傲慢无礼的，也就是说喜欢在难友们面前装腔作势，甚至竭力使自己相信(哪怕只是一时)，他享有的自由和权力比看上去要大得多，总之，他可以纵酒作乐，为所欲为，他可以把一个人欺侮至死，并向他证明，这一切他都能够做到，这一切都“操在我们手里”，也就是让自己相信他能做到一个可怜人连想都不能想到的事情。顺便谈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也许囚犯们就是在清醒的时候，也都有纵酒作乐、爱说大话、爱吹嘘自己的癖好，尽管这种吹嘘是滑稽可笑的，是极其天真的。最后，在这一切纵酒作乐里面还有一种豁出去的味道，——也就是说，所有这一切都酷似现实生活，酷似遥远的过去的自由时期。而为了自由，什么样的代价不可以付出呀？试问：有哪一位百万富翁在被绳索勒着喉咙的时候，会不愿交出他的百万家产去换取一口空气呢？
长官们有时感到诧异：某一个囚犯温顺驯良、堪称表率地生活了好多年，为了褒奖他的良好品行，甚至叫他当了工头，可是突然之间他却无缘无故地象鬼迷心窍似的大闹起来；他胡作非为，纵酒作乐，无理取闹，有时甚至甘冒触犯刑律的危险；或者公然冒犯上级长官，或者行凶杀人，或者强奸妇女，等等。他们看着这个囚犯，感到诧异不止。这个完全出乎人们预料的人之所以突然发作，也许是因为这是一种忧郁的、神经质的自我表现，一种下意识的自我烦恼，一种想表现自己，表现自己受压抑的个性的愿望而已，而这种愿望又是突然表现出来的，并且达到了仇恨、疯狂、违背理性、疯癫、痉挛的程度。也许，这就好象把一个睡着的人活活装进棺材里，当他在棺材里苏醒过来时，便拼命地敲棺材盖，竭力想敲开它，尽管理智肯定会使他相信，他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但是问题也就在于这并不是理智的问题，而是神经质的表现。我们还得考虑到，犯人的任何一种任性的自我表现，几乎都被认为是犯罪，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大闹还是小闹，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既然要喝酒，干脆就尽情大喝一顿，既然要冒险，干脆就大干它一场，甚至行凶杀人也未尝不可。一个人只要开始干起来，尔后就会忘乎所以，甚至抑制不住！因而，最好还是采取一切办法不让他滑到这种地步。这样，大家就会平安无事了。
是的；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第六章 第一个月
入狱时，我还有一些钱，由于怕被搜去，手头只留下很少一点，为了预防万一，我把几个卢布糊在一本新约全书的封皮里，这本书在当时是许可带进狱中来的。这本书和糊在里面的钱，是那些也尝尽了流放的艰辛的人们①在托波尔斯克送给我的，他们已经以十位数字来计算被流放的时间了，而且早已习惯于把每一个不幸的人都看做自己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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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被押往鄂木斯克的路上，在托波尔斯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曾遇见过几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穆拉维约娃、安年科娃和冯维辛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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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伯利亚，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似乎总是把向“不幸的人们”提供兄弟般的照料当作是自己生活的目的，十分怜悯和同情他们，关心他们就象关心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这完全是一种无私的、圣洁的感情。在这里我不能不对一次相会作一简单的回忆。我们监狱所在的那个县城里，有一位夫人叫娜斯塔霞·伊万诺夫娜，她是一位寡妇。当然，当我们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我们中间谁也不能够亲自同她结识。看来，她已把救助流放犯看作是自己生活的目的，但她最关心的还是我们这样一些人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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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因反对沙皇政府而受到迫害的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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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亲属中是否有什么人也有类似的不幸，或者，她最亲近的人们当中是否也有人因这种罪行而受到牵连，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但她却认为她若能尽心竭力为我们做点什么事，那便是她最大的幸福。当然，她不能资助我们很多，因为她很穷。我们虽然被关在狱中，但我们却感觉到，我们在监狱外面有一位最忠诚的朋友。顺便说说，她时常把我们很需要知道的一些消息报告给我们。在我出狱后被送往另一个县城去的时候，我终于去看了她，亲自和她结识了。她住在县城郊区一个近亲的家里。她既不老，也不年轻；既不俊，也不丑；甚至看不出她是否聪明，是否受过教育？在她身上经常能够看到的只是无限的仁慈，只是那一定要为人们做些好事以使人们感到满意和轻松的不可遏止的愿望。这一切都可以在她那温柔而慈善的目光中看得出来。我同另外一个出狱的难友一起在她家里几乎度过了一个晚上。她专注地看着我们的眼睛，我们笑，她也笑，无论我们说什么，她都急忙表示同意。她忙忙碌碌地尽其所能款待我们。端上茶，摆上菜，还有糖果，仿佛她若是有几千卢布，她也乐意都拿出来款待我们，并帮助我们那些尚留在狱中的难友们。告别时，她赠给我们每人一个烟盒作为纪念。这些烟盒是她亲手用硬板纸为我们糊的(只有上帝晓得她糊得多么好啊)，外面贴了一层象是小学算术课本封面那样的彩色纸(也许真的是算术课本的封面)。为了美观，两个烟盒又都用金纸镶上了一道细细的边，这些纸可能是她特意从商店里买来的。“你们都抽烟，这东西你们也许用得着，”她这样说道，仿佛为自己的礼物而感到不好意思……有人说(我听到并读到过)，对亲近的人的最深的爱，同时也就是最大的利己主义。这里究竟有什么利己主义呢——我怎么也不能理解。
入狱时，尽管我带的钱不算太多，。但那时不知为什么我却不能认真地埋怨那些苦役犯，他们几乎在我入狱后几个小时之内就欺骗了我，他们极其天真地、三番五次地向我借钱。但是有一点我要坦白承认：使我深感苦恼的是，我觉得，这些人出于天真的狡猾，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笨蛋、傻瓜，而且一定会嘲笑我，就因为我一连五次借给他们钱。他们也一定会认为，我受了他们欺骗，上了他们的当，如果与此相反，我拒绝他们，把他们赶走，那末我相信，他们对我就会尊敬得多。但是无论我怎样苦恼，我还是不能拒绝他们。我所以感到苦恼，是因为我在这头几天里一直认真而用心地在想：在监狱里我应当使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或者不如说，我应当怎样和他们相处。我感到并且明白，这个环境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因此我是处在一片黑暗之中，而在黑暗中是不能生活这么多年的。因此，我必须有所准备。自然，我下定了决心，首先，我要按照内心的感情和良心的吩咐坦率行事。但是我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句格言而已，实际上我面前将会出现最意料不到的情况。
要在牢房里安顿下来，还有许许多多我前面已经提及的琐碎事情要办，这些事情主要都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协助我操办的，它们多少使我忘掉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是那可怕的、吞噬一切的烦恼却日甚一日地折磨着我。“一座死屋！”我自言自语道。有时，在暮色苍茫中，我站在牢房的台阶上看着收工回来的囚犯们，他们懒洋洋地在院子中间的场地上来回走着。我仔细端详着他们，想尽量从他们的脸上和行动上猜出他们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的性格又是怎样的？他们或者皱着眉头，或者眉飞色舞(这两种表情最为常见，几乎是苦役犯的特征)，在我面前逛来逛去，他们互相谩骂着，或者简短地交谈着，有的则孤孤单单，若有所思地、静悄悄地、从容不迫地在散步，有的带着疲倦和漠不关心的表情，另一些人(甚至在这里也这样！)则带着傲慢自大的表情，他们歪戴着皮帽子，披着羊皮袄，神情粗野而又狡猾，厚颜无耻地讪笑着。“这就是我的天地，我现在的世界，”我寻思道，“不管我喜不喜欢，我也得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我试图利用喝茶的机会向阿基姆·阿基梅奇打听并了解一下这些人，我很喜欢和他一起喝茶，以免一个人太孤单。我顺便说一句，最初，茶几乎是我唯一的食物。阿基姆·阿基梅奇不拒绝喝茶，他还亲自摆弄我们那个可笑的、用马口铁自制的小茶炊，这是米—茨基借给我的。阿基姆·阿基梅奇一般只喝一杯茶(他也有几个玻璃杯)，他一声不响地、彬彬有礼地喝完，把玻璃杯还给我，向我致谢后，立刻就忙着给我缝被子去了。但是我想要了解的情况，他却不能够告诉我，他甚至不明自，为什么我对我周围的和最接近的苦役犯们的性格这样特别感兴趣，他甚至带着一种诡谲的微笑倾听着我的询问，那种微笑是我永远不能忘却的。“不，看来须要亲身体验，光问不行，”我想。
第四天，也象那次给我换脚镣一样，一大清早，囚犯们就都在监狱大门守卫室前的小广场上排成两行。他们前后各站着一排荷枪实弹的卫兵，枪都上着刺刀。囚犯们如果试图逃跑，卫兵便有权向他们开枪；如果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开了枪，卫兵是要承担责任的；在苦役犯们公开反抗时，也是如此。可是又有谁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试图逃跑呢？技术教官，技术员，监视囚犯干活的士官和兵士，以及监工，都到场了。开始点名；到缝纫组干活的那一部分囚犯先走，技术教官跟他们毫不相干，他们是给监狱干活，做全监狱的服装。接着，去作坊干活的那一部分囚犯也走了，最后走的是干粗活的囚犯，其中也有我，共二十来个。要塞后面，冰封的河面上冻结着两只公家的驳船，已不能使用，因此须要拆掉，起码不能让旧木材白白糟踏掉。其实，那些旧木材也值不了多少钱，几乎是分文不值。城里劈柴的售价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四面都是森林。派我们来干这种活，目的就是不让囚犯们闲着，这一点囚犯们心里是明白的。干这种活时，他们总是显得无精打采，懒懒散散，然而要是干有用和有价值的活儿，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是在准许他们干包工活的时候。这时，他们都好象有了精神，尽管他们干那种活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但我亲眼看见他们都尽心竭力地把活干得又快又好；甚至自尊心也驱使他们这样做。但是象今天干的这种活，与其说是出于需要，不如说是装潢门面，这种活是很难要求包工的，而是要一直干到中午十一点敲鼓收工为止。那天天气温暖多雾，积雪还未融化。我们这一群人出发到要塞后面的河岸上，脚镣轻轻地响着，尽管脚镣戴在裤腿里面，但每迈一步还是发出尖细的金属碰击声。派了两、三个囚犯去工具室取工具。我和其他人一起走着，并且仿佛有点兴奋起来：我很想赶快看到并了解到我们干的究竟是什么活？服苦役究竟是一种什么滋味？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干苦役活将是怎样？
那天干活时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一清二楚。在路上，我们遇见一个留着胡须的市民，他停下来，把手伸进衣袋里。一个囚犯立刻离开人群，脱下帽子，接过那人施舍的钱——五个戈比——然后急忙转身回来。市民划了个十字，便走开了。我们当天早晨就用这五个戈比买了一些面包圈儿，大家分着吃了。
在这一群囚犯中，通常总是有人愁眉不展，沉默寡言，有的漠不关心，无精打采，还有些人则懒洋洋地彼此聊闲天。有一个囚犯不知为什么显得特别高兴，他有说有笑，一路上唱个不停，几乎跳起舞来，每跳一下他的脚镣便叮当作响。这就是那个矮小敦实的囚犯，在我入狱的第一夫早晨，他曾在洗脸的时候同另一个人吵架，因为那个人竟胆敢贸然肯定自己是笼中鸟。这个欢蹦乱跳的小伙子叫斯库拉托夫。最后，他唱起一段很俏皮的歌曲，我还记得它的叠句是这样的：
趁我不在家，给我娶了个老婆——
当时我正在磨房里干活。
只缺一只三弦琴了。
他那异常高兴的情绪，不用说，立刻在一些囚犯当中引起了一片愤怒，他们甚至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
“嗥叫什么！”一个囚犯以谴责的口吻说道，其实这跟他毫不相干。
“狼只会用一个调门儿嗥叫，这个调门叫你这个图拉人①给学来啦！”一个愁眉苦脸的囚犯用霍霍尔②口音接着说。
“好吧，就算我是图拉人，”斯库拉托夫立刻反驳道，“可你们呢，你们波尔塔瓦那边吃的加卢什卡面汤③真能把人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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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当时俄国少数民族对大俄罗斯人的蔑称。
②这是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③波尔塔瓦是乌克兰境内的一个城市。加卢什卡面汤是用鸡蛋、牛奶、盐等和面做成的一种硬条状物，然后切成块做汤，是乌克兰人喜欢吃的一种面汤，很象我国北方人吃的疙瘩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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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八道！看看你自己吃的是什么吧！你拿树皮鞋熬汤喝。”
“如今，好象是鬼拿炮弹来喂你啦，”第三个人补充道。
“弟兄们，我确实是个娇生惯养的人，”斯库拉托夫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他仿佛在惋惜自己的娇生惯养似的，好象他这话是朝着大伙，而不是朝着某一个人说的，“我是从小用果脯和饼干饲养(应该是喂养，斯库拉托夫故意念错了这个词)大的，我的兄弟们现在还在莫斯科开商店，在路边货摊上卖风④，生意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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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意为出售无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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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是卖什么的？”
“我们弟兄们一生下来就禀性各异。就是那个时候，哥儿们，我头一次做生意就赚到了二百……”
“是卢布吗？”一个富有好奇心的人赶紧追问道，他一听有这么多钱，甚至打了一个冷颤。
“不，亲爱的，不是卢布，而是棍子。卢卡呀，卢卡！”
“别人管我叫卢卡可以，你可得叫我卢卡·库兹米奇①，”一个鼻头很尖、又矮又瘦的囚犯不高兴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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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卢卡是名字，库兹米奇是父称，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对人表示尊敬时，应把名字和父称一齐叫出来。下文中的“卢奇卡”是卢卡的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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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就算你是卢卡·库兹米奇，见你的鬼去吧。”
“别人可以叫我卢卡·库兹米奇，你可得叫我伯伯。”
“好吧，就算你是伯伯，让你和伯伯一起见鬼去吧，不值得和你争论！喂，我想跟你们说句好听的。是这么回事，弟兄们，在莫斯科，我没有神气多久，末了抽了我十五鞭子，就把我撵走啦。我就……”
“为什么要把你撵走呢？”一个热心听他讲的人打断他的话，问道。
“俗话说得好，拘留所进不得，槽里的水喝不得，别人的琴弹不得，都怪我没听老人言，弟兄们，我还没来得及在莫斯科正正经经地发一笔大财呢。我是多么，多么想要发一笔财呀。我真想发财，想得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
许多人都大笑起来。斯库拉托夫显然是一个只顾取笑逗乐的人，或者不如说是一个小丑，这种小丑似乎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使那些愁眉苦脸的难友们开心，自然，他除了挨骂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他属于那种特殊的、值得注意的人物，关于这种人物，我以后也许还要谈到。
“就是眼下也可以把你当作黑貂来打呀，”卢卡·库兹米奇说，“瞧，这身衣服就值一百卢布。”
斯库拉托夫穿的那件羊皮袄十分破旧，而且肮脏不堪，补满了补钉。他一点也不在乎，但却很仔细地从上到下把自己的衣服打量了一番。
“可是我的脑袋却是无价之宝呀，弟兄们，脑袋呀！"他答道，“在我向莫斯科告别的时候，最使我感到安慰的就是我把脑袋随身带来了。再见吧，莫斯科，谢谢你的痛骂和鞭打，谢谢你留给我的伤疤，你抽打得我好狠啊！我这羊皮袄，亲爱的，可没有什么好看的……”
“难道说要看你的脑袋吗？”
“连脑袋也不是他自己的，那是人们施舍给他的，”卢卡又加入了谈话，“是他跟大伙一起发配到秋明时，别人看在基督的面上施舍给他的。”
“这么说，斯库拉托夫，你会点什么手艺？”
“他的手艺可真了不起！当过狗教练，会牵狗，还会偷狗食，”一个愁眉苦脸的囚犯这样说道，“哼，这就是他的全部手艺。”
“我真的学过缝皮靴，”斯库拉托夫答道，尽管人家挖苦他，他却毫不在乎，“只缝过一双。”
“怎么，有人买吗？”
“是的，来了一个，我一看，是个不怕上帝、不敬父母的愣头青，那是上帝惩罚他，——他把皮靴买去了。”
斯库拉托夫周围的人都捧腹大笑起来。
“后来，我还缝过一次，就是在这儿，”斯库拉托夫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那是给中尉斯捷潘·费多雷奇·波莫尔采夫包皮靴头。”
“怎样，他满意吗？”
“不，弟兄们，他不满意。他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还从背后踢了我一脚。气得他直翻白眼。唉，我的生活欺骗了我，我的情妇欺骗了我！
过了一会儿，
阿库林娜的丈夫进了院子……”
他出人意外地又唱起来了，两只腿也跟着蹦跳起来。
“这家伙，太不象话啦！”一个从我旁边走过的乌克兰人咕哝着说，拿鄙视的眼光恶狠狠地瞥了他一眼。
“这个废物！”另一个用肯定而严肃的口吻说。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都生斯库拉托夫的气？为什么凡是快活的人，象我在这头几天里所观察到的那样，都受人歧视呢？我把乌克兰人和另一些人的愤怒归结为个性。但这并不是因为个性，他们之所以生斯库拉托夫的气，是因为他缺乏自制力，因为他不会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维护自己的尊严，而这一点却正是一切苦役犯们斤斤计较的，总而言之，他们所以气愤，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废物”。然而，他们也并非对所有活泼愉快的人都生气，也并非对所有的人都象对斯库拉托夫这样看不起。这要看此人的为人如何：倘若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实人，他会立刻遭到侮辱。这种情况甚至使我吃惊。但在那些爱逗笑取乐的人们中间也有喜欢并善于反唇相讥的，他们对任何人都不示弱：这样的人反而受到尊敬。就在这群囚犯中间有一个口齿锋利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快活而又特别可爱的小伙子，然而我是后来才了解到他的这种品质的。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脸颊上有一个大瘊子，脸上的表情很滑稽，然而却挺漂亮、机灵。大家都管他叫做开路先锋，据说过去他在工兵部队里当过勘测兵；现在却被关在特别部里。关于这个人，我以后还要讲到。
不过，也并非所有“严肃的人”都象一遇到愉快的事就怒不可遏的乌克兰人那样沉不住气。监狱里有几个人总是想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无事不知，足智多谋，有个性，有头脑。这些人中间确实有许多是有个性的聪明人，他们也果真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即居于高人一等的地位，在精神上对自己的难友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些卖弄聪明的人彼此常常作对——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对头。他们往往以高贵的、甚至恩赐的态度看待其他囚犯，不挑起无谓的争吵，能得到官方的赏识，在干活时俨然象是调度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对别人吹毛求疵，比方说，为了唱歌而指责别人，他们是不会为了这类小事情降低自己的身份的。在我服苦役期间，这种人对我总是客客气气，但是他们却很少说话；他们这样做似乎也是出于自尊心。关于他们，我以后也还要作更详细的介绍。
我们来到河岸上。我们要拆毁的那只旧驳船就冻结在下面的河面上。河对岸是一片蓝色的草原；那是一片凄凉荒芜的景象。我料想，大家都会立刻着手干活，可是对于干活大家连想也不去想。有些人坐在散放在岸边的圆木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从靴筒里掏出烟荷包和自制的短嘴柳木小烟斗，他们吸的是从市场上买来的三戈比一磅的土烟叶。小烟斗抽起来了；卫兵们在我们四周排成一条散兵线，他们都带着极其厌烦的表情监视着我们。
“拆毁驳船这个主意是谁想出来的？”一个囚犯谁也不看，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大概是想要碎木片吧？”
“这个主意准是那个不怕我们的人想出来的。”另一个接着说。
“瞧，那群庄稼佬儿往哪儿赶呀？”第一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道，他显然没有听到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却指着远处一群庄稼人，那些庄稼人正在未曾踏过的雪地上鱼贯而行，前往什么地方。所有的人都懒洋洋地把脸转向那边，由于无事可做，便开始嘲笑起那群庄稼汉来。走在后面的一个庄稼汉显得特别可笑，他两只胳膊伸开，头垂向一边，戴着一顶庄稼人常戴的那种象荞麦面卷子似的高筒皮帽子。他的整个身影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完整而清晰地显现出来。
“瞧，彼得罗维奇老弟是怎样一副打扮！”一个囚犯故意学着庄稼人的腔调说。奇怪的是，一般说来，囚犯们都很看不起庄稼人，尽管他们中间有一半是庄稼人出身。
“你们瞧，伙计们，后边那个人走起路来象是在栽萝卜。”
“他是个笨脑袋，他的钱很多，”第三个接着说。
大家都笑了，但笑起来也是有点懒洋洋的，好象不愿意笑似的。这时一个卖面包圈儿的女人走来，她是个活泼伶俐的婆娘。
我们拿别人施舍的那五个戈比买了她的面包圈儿，大家当场就分着吃了。
那个在监狱里贩卖面包圈儿的小伙子拿了她二十个面包圈儿，于是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讨价还价，按平时的规矩，应给他两个作为手续费，可是这次他坚持要三个。但是女卖主不同意。
“还少一个，你给不给？”
“还少哪一个？”
“就是老鼠不吃的那一个。”
“叫你不得好死！”那女人尖叫一声，然后笑了起来。
最后，负责监督干活的那个军士终于拄着一根棍子来了。
“唉，你们怎么都坐着不动呀！干吧！”
“喂，伊万·马特维伊奇，给个包工活干吧，”一个“头目”慢腾腾地站起身来说道。
“干吗在派工的时候不说话？把驳船拆开，这也是包工活呀。”
最后，人们懒懒散散地站起来，趔趔趄趄地走下河去。人群里立刻出现了几个“调度人”，起码是口头上的。看来驳船不能砍坏，要尽可能地使木料完整地保存下来，特别是整条整条用木钉钉在船底的那些横肘材更得保存下来，——工作是长期而枯燥的。
“先把这根木料拿开。快来干吧，伙计们！”一个囚犯说道，他既不是调度，又不是头目，而只是一个干粗活的人，他一向沉默寡言，安安静静，一直到现在还没说过一句话。他弯下腰去抱住一根粗圆木等着别人来支援，可是谁也不去帮助他。
“你一个人拿得起来，别怕！你要是拿不起来，就算把你爷爷那样一头大狗熊叫来，他也拿不起来呀！”不知是谁含糊不清地说。
“这么说来，弟兄们，到底该怎样开始呢？我真不明白……”那个爱出风头却受了窘的人放下木料，挺起身来。
“所有的活儿你一个人是干不完的……干吗要出那个风头？”
“喂三只母鸡他还有喂错的时候，可现在还要充好汉……没事找事！”
“可是，弟兄们，我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受窘的那个人辩解说，“我只不过是……”
“要我把你们都裹在套子里吗？还是要我把你们腌起来留着过冬？”监督干活的军士又喊起来，他困惑莫解地看着那些不知如何下手干活的二十个囚犯，“干吧！快点干吧！”
“欲速则不达呀，伊万·马特维伊奇。”
“你呀，就是什么也不干，唉！萨维利耶夫！应当叫你‘贫嘴彼得罗维奇’才对！我跟你说：你干吗老站着转眼珠子呀！……干呀！”
“我一个人能做什么？……”
“给我们包工活干吧，伊万·马特维伊奇。”
“我已经说过了——今夫没有包工活啦。把驳船拆完就回家。干吧！”
大家终于干起来了，但他们都显得无精打采，勉勉强强，笨手笨脚。这群身强力壮的干活能手好象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干活似的，让人看着都觉得不好意思。刚一动手拆下第一根最大的肘材，它就断了，他们向军士报告，说它是“自己断的”，因而就不能再这样继续干下去了，须要另想办法。他们彼此争论了好久：究竟另想什么办法，应当怎样干？不用说，争论渐渐变成谩骂、威吓以及其他等等。监督干活的军士又喊了起来，挥着木棍，可是肘材又断了。后来，感到斧头不够用，还得去取别的工具。立刻派了两个小伙子，由一名卫兵监押着回要塞去取工具，这时其他的人便满不在乎地坐在驳船上，掏出烟袋又抽起烟来了。
监督干活的军士最后吐了一口唾沫。
“象你们这样干活，活儿是不会哭的！唉，你们这帮人呀，这帮人呀！”他气得直嘟囔，只得把手一摆，挥着棍子回要塞去了。
一小时以后，技术员来了。他心平气和地听完囚犯们的话，便宣布派包工活儿，即再拆下四根肘材，但不准拆断，而要保持完整，另外他又划出一部分船身让他们拆去，干完这些活就可以回去。这件包工活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可是天哪，再看看他们是怎样动手干活的吧！懒惰不知哪里去了，那种笨手笨脚的模样也不知哪里去了！斧头响了，开始起木钉。其他的人则把一根很粗的木棍插在下面，二十多只手压在棍杆上，迅速而巧妙地把肘材拆了下来。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肘材拆下来以后竟十分完整，毫无损伤。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不知为什么，大家都突然变得非常聪明起来。没有一句废话，也没有谩骂，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当说什么和于什么，应当站在什么地方，出什么主意。离敲鼓收工还有半个小时，全部包工活就干完了。囚犯们回家时都已精疲力竭，但他们都很满意，尽管比规定的收工时间他们只提前了半个小时。至于我个人，我看出这样一个情况：在干活时，无论我跑到哪儿插手帮助他们，哪儿都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处处妨碍他们，无论到哪儿，我不是被咒骂，就是被撵走。
就是一个衣服穿得最破烂的窝囊废，，哪怕他自己干起活来也是其笨无比，在其他干活比他灵活麻利的囚犯面前连一个不字都不敢说，但也认为有权训斥我，如果我站在他身旁，他便借口说我妨碍他而把我撵开。最后，一个手脚麻利的家伙竟直截了当地粗暴地跟我说：“你往哪里钻，滚开！越是不要你的地方，你倒偏往那儿钻。”
“走投无路了吧！”另一个立刻接着说。
“你最好拿一只杯子，”第三个对我说，“去募捐几个臭钱，盖一幢石头房子，你在里边闻闻鼻烟就行了，这儿没有你干的活儿。”
有时我不得不站在一旁，可是大家都在于活，自己袖手旁观，又感到不好意思。但是，当我当真走开并站在船尾上的时候，他们又立刻喊道：
“瞧，拨来干活儿的都是些什么货色；对他们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
当然，他们是故意说这种话的，因为这样才能使他们开心。应当在落魄潦倒的贵族老爷们面前摆摆架子，现在机会到了，他们当然会感到高兴喽。
现在很清楚了，正如我早先已经说过的那样，为什么在我入狱时，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在这些人面前，我应当如何行事？对他们我应当抱怎样的态度？我预感到，我将要常常同他们发生类似现在干活时这样的冲突。但是不管发生什么冲突，我还是决心不改变我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我这时已部分考虑好了；我知道这样的行动计划是正确的。具体说来就是：我决心待人接物要尽可能地朴实一些，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绝不过分地要求和他们亲近；但是，如果他们自己愿意和我友好，我也不拒绝。绝不要惧怕他们的威胁和仇视，尽可能地装出一副不加注意的模样。在某些场合绝不同他们接近，绝不迎合他们的某些风俗习惯，总之，就是绝不死气白赖地要求他们把我完全当作他们的同伙。一开始，我就料想到，我这样做，他们起初一定会鄙视我。然而，根据他们的看法(我后来才确切地了解到了这一点)，在他们面前我无论如何也应保持并尊重我的贵族出身，也就是说应当逍遥自在，装模作样，厌弃他们，藐视一切，游手好闲。他们认为贵族就应该是这样。当然，他们可能为此咒骂我，但他们心里还是会尊敬我的。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可不大擅长，在他们看来，我从来就没有当过贵族；因此，我暗自发誓，在他们面前，我绝不做任何让步，以免有损于我所受过的教育和我的思想方法。我若是投其所好，迁就他们，奉承他们，和他们过分亲昵，为了博得他们的好感而去迎合他们的各种“癖好”，——那他们立刻就会认为，我这样做是由于害怕和怯懦，于是他们就会以藐视的态度对待我。A并不值得效仿：他巴结少校，因此他们都怕他。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象波兰人那样，以冷冰冰的、叫人无法接近的谦恭有礼的态度把自己同他们隔绝起来。现在我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所以看不起我，是因为我想要象他们那样去干活，而不愿逍遥自在，不愿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尽管我可以肯定，他们以后将不得不改变对我的看法，但是一想到他们现在好象还有权藐视我，以为我在干活时巴结他们，——我还是感到非常苦恼。’
傍晚，干完下午的活回到监狱时，我已精疲力尽，劳累不堪，那可怕的苦闷又向我袭来。“以后还有多少个这样的日子啊，”我暗自寻思道，“全是象今天这样的日子呀！”天已经黑了，我独自一人默默无语地在狱室后面沿着栅栏散步，忽然看见我们的沙里克径直向我跑来。沙里克是我们监狱里喂养的一条狗，就象步兵连、炮兵连和骑兵连都喂养着狗一样。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它就生活在监狱里，不属于任何人，它认为每个人都是它的主人。它靠厨房里倒出来的残羹剩饭活着。这条狗相当高大，黑色的皮毛里夹杂着白点，是一条看家狗，年岁还不老，两只眼睛很聪明，尾巴毛茸茸的。从来没有人抚摸过它，任何人都不注意它。从入狱第一天起，我就抚摸它，用手里的面包喂它。当我抚摸它的时候，它安安静静地站着，亲切地看着我，轻轻地摇摆着尾巴表示满意。现在，由于好长时间没看见我了，——我是多年来第一个想到抚慰它的人——它跑着在人堆里找我，当它发现我在狱室后面散步的时候，便吠叫着向我跑来。我不知道我当时是一种什么感情，我竟突然上前搂住它的头吻起它来；而它却把两只前爪搭在我的肩上，开始舔我的脸。“这就是命运送给我的朋友呀！”我想。后来，在那沉痛而忧郁的苦役生活初期，我每次下工回来，哪里也不去，总是首先带着沙里克急忙到狱室后面去，它在我前面跑着跳着，高兴得尖声叫着，我抱着它的头吻呀，吻呀，这时一种甜蜜而又令人痛苦难熬的感情绞着我的心。我还记得，我当时曾十分愉快地想到，仿佛是为自己的痛苦感到自豪似的：现在世界上就只剩下一个爱我并忠实于我的生物了，这就是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我的忠实的狗，沙里克。
第七章 新交。彼得罗夫
过了一段时间，我也渐渐开始习惯了。我的新生活中的日常现象使我感到的不安，也与日俱减。对于所发生的事件，对于周围的环境和人，我似乎都己司空见惯。安于这种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承认这是既成事实，却早就应该如此了。我把那些仍使我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深深地蕴藏在自己心中。我已不再象一个丧魂失魄的人那样在狱中东游西逛了，也不再使自己的烦恼流露于外。囚犯们那种好奇的目光已不再那么凶狠地经常盯着我，他们也不再故意蛮横无礼地注视我了。看来，他们对于我也已司空见惯，这使我感到十分高兴。我已经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在狱中走来走去，我已认得自己在通铺上的位置，看来，我甚至已经习惯了那些我以为我一辈子也不可能习惯的事物。我们每个星期定期去剃光半边头，为此，每星期六工余时间，把我们轮流从狱中叫到卫兵室(不愿去者由自己找人剃)，狱方派来的理发匠用冷肥皂水给我们洗头，用很钝的剃刀残忍地刮我们的头皮，我至今一回想起我们所受的那种折磨来，仍不禁浑身起鸡皮疙瘩。不过，很快就找到了补救的办法：阿基姆·阿基梅奇告诉我，有个军事犯用自己的剃刀给大伙剃头，谁去都行，每次收费一个戈比，他就以此给自己挣几个钱花。很多囚犯都去找他剃头，以躲避官方的理发匠，虽然他们并不是一些娇生惯养的人。大家都管这个囚犯剃头匠叫少校，至于为什么这样叫他，那我可不知道，他究竟哪一点象是一位少校，我也说不清。如今，当我写到这里，我脑海里又清晰地浮现出这个少校的形象来，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瘦骨嶙峋、沉默寡言的小伙子；他这个人相当愚蠢，每天都专心致志地琢磨自己的手艺，手里总是拿着一根皮带，昼夜不停地打磨他那把已经十分锋利的剃头刀，看来，他已全神贯注在这项手艺上了，显然他已把这项手艺当成了自己的终身职业。当他把剃刀磨得十分锋利且又有人找他剃头的时候，他确实感到非常高兴。他的肥皂水总是热乎乎的，手的动作也十分轻巧，剃起头来叫人感到舒服。显然，他对自己的手艺十分欣赏，并引以自豪，因此他总是漫不经心地接受每一个戈比，仿佛重要的不在于钱，而在于手艺。为了这个剃头匠，A曾受到过我们那位少校的一顿痛骂：有一次，A向少校告密时，提到狱中有一个剃头匠，不慎把他叫做了少校。少校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你这个下流东西，你知道少校是什么意思！”他在训斥A的时候，大喊大叫，喊得满嘴喷唾沫星子，“你懂得少校是什么意思！你竟敢当着我的面把一个下流囚犯叫做少校！……”只有A才能和这种人和睦相处。
从入狱第一天起，我就开始幻想自由。用千百种不同的方法计算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自己的监狱生活，已成了我的习惯。我甚至不能再想别的事情，而且我相信，任何一个被剥夺了一定时期自由的人，都会这样做的。我不知道其他囚犯是否也象我一样，也是这样想和这样计算的，但他们那种耽于幻想的异常轻率的态度，从一开始就使我大为吃惊。一个失去了自由的囚犯的希望，跟一个过正常生活的人的希望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自由的人当然也会怀有某种希望(例如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希望完成某一事业)，然而他在生活着，行动着，正常的生活以其瞬息万变吸引着他。囚犯的情况就不同了。就假定说，囚犯生活，苦役生活，也是一种生活；然而一个囚犯，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的刑期有多长，他都本能地绝对不会满足于自己眼下的处境，绝不会认为自己的命运已被最后决定，已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苦役犯都感觉到，他不是生活在自己家里，而象是一个旅途中的过客。他把二十年看得象两年那么短暂，而且完全相信，等他五十岁出狱时，他仍将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就象现在三十五岁时这样。“还大有活头呢！”——他这样想着，并固执地驱散一切疑虑和其他种种令人烦恼的念头。就连特别部那些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也都期待着有朝一日会从彼得堡下来一道命令：“转解到涅尔琴斯克矿井去，并定出刑期。”到那时就好了：第一，到涅尔琴斯克去，差不多得走半年的时间，一路上跟大伙在一起，总要比被关在监狱里好得多！然后，在涅尔琴斯克服完刑期，那时就……有些已经鬓发苍苍的人也是这样打算的。
在托波尔斯克，我看见过一些被用铁链钉在墙上的囚犯。有个囚犯拖带着一条足有一俄丈①长的铁链，他身边放着一块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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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俄丈等于2.134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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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以被用铁链拴着，乃是因为他曾在西伯利亚犯下一桩十分可怕的罪行。他们将要这样被捆绑上五年，十年，其中大部分都是强盗。在这些人中，我只看见过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囚犯，此人曾在某地供职。他说话时，口齿不清，声调却十分温和，面带甜蜜的微笑。他曾指着他身上戴的铁链给我们看，并告诉我们在铺板上如何才能躺得更舒服些。他过去大概也是一个凶恶的家伙！一般说来，这些人都表现得规规矩矩，似乎也感到满意，然而他们每个人仍十分渴望尽快服完自己带铁链的刑期。为什么呢？因为到那时他们就可以离开这座有着低矮的拱形屋顶的、潮湿而闷人的砖房，到院子里走走……仅此而已。永远也不会放他们出狱的。他们自己也很清楚，那些被摘掉了铁链的人，将永远被囚禁在狱中，一直到死都要戴着脚镣。这一点他们是知道的，但他们仍十分渴望尽快服完自己戴铁链的刑期。须知，如果不抱着这样的愿望，他们怎能被铁链捆绑上五年、六年，而不死亡或发疯呢？谁能忍受得了这样的痛苦呢？
我觉得劳动能够拯救我，能够增强我的体质。精神上经常不断的烦躁不安，神经质的激动，狱室里的窒闷空气，这一切都足以把我彻底毁掉。“得经常呼吸点新鲜空气，每天干点累活，养成搬运沉重物件的习惯——至少我也要拯救自己，”我常常这样想，“体质增强了，出狱时就会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强壮有力，永不衰老。”我没有想错：干活和运动对我大有裨益。当我看着我的一位贵族难友①象一枝蜡烛一样燃尽、熄灭在狱中的时候，我感到十分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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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服苦役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杜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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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我一起入狱时还年轻漂亮，朝气蓬勃，可是出狱时却已孱弱不堪，满头白发，步履艰难，气喘吁吁了。“不，”我看着他，心里想道，“我想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可是开始时，由于喜欢干活，我却遭到了囚犯们的白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看不起我，对我冷嘲热讽。然而对于这一切我都一概不予理睬，我鼓起勇气继续干下去；比方说，烧石灰和捣石灰——这是我最早熟悉的一种活。这种活并不重。技术教官总想尽量减轻我们贵族囚犯的工作量，但这绝不是宽纵，只是想把活安排得更合理一些罢了。如果要求一个体力很弱而且从未干过活的人，去干那种分配给壮劳力的包工活，那才是怪事呢。但是这种“照顾”并非总能实现，即使能够实现，也仿佛是悄悄进行的：对这种事往往会有人从旁严加监视。我们也常常干重活，同其他囚犯相比，贵族们自然会感到加倍的沉重。烧石灰的工作，通常都是派三、四位年老体弱的囚犯去干，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此外，还要派一位体力强壮、且又懂行的囚犯去。被派去干这种活的通常都是那个叫阿尔马佐夫的囚犯，他干这种活已经多年了。他是一个面孔黝黑、瘦骨嶙峋的老头儿，为人严厉，不爱交际，性情乖僻。他极端鄙视我们。不过，他不爱讲话，甚至就连抱怨我们的话都懒得讲。烧石灰的棚子，就设在那荒凉陡峭的河岸上。冬天，特别是在阴夫，望着那河面和遥远的彼岸，会使人产生一种沉闷的感觉。在那空旷荒漠的景色中，似乎有一种勾人烦恼并使人肝肠欲断的东西。当阳光照射在一望无际的白皑皑的雪地上时，往往会更加使人感到心情沉重，人们简直想要向那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地毯、由对岸一直向南延伸一千五百俄里的大草原飞去。阿尔马佐夫通常总是一声不响地板着面孔干活；由于不能很好地帮他的忙，连我们自己也似乎感到惭愧；他故意独自一个人干，故意不让我们帮他的忙，好象为了使我们在他面前感到内疚，使我们对自己的窝囊无用感到羞愧似的。其实，这种活无非就是给砖窑生上火，烘烧堆放在窑里的雪花石，那些雪花石都是我们给他运来的。第二天，当雪花石被烧透以后，便开始出窑。我们每人手持一个粗重的木槌，将雪花石填在那个特制的木箱里，然后就用木槌捣。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那酥脆的雪花石很快就变成闪闪发光的白粉；它很容易被捣碎，粉碎后显得十分好看。我们挥动着沉重的木槌，捣得雪花石噼噼啪啪直响，干这种活时连我们自己也为之陶醉。最后，我们干累了，但心里却感到十分轻松，面颊发红，血液循环也加快了。这时，就连阿尔马佐夫也开始用体谅的目光瞧着我们，就象瞧着年幼的孩子一样；他和善地掏出烟袋抽烟，但他开口说话时，仍憋不住要发几句牢骚。不过，他对别人也是这样，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一个好人。
有时也派我去干另一种活——到木工作坊去摇旋车轮子。那个旋车轮子又大又重，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摇转起来，特别是当工程处的旋工为给某位长官做家俱而旋楼梯栏杆或大桌腿的时候，往往需要旋整条的圆木。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摇转不动的，因而往往派两个人去摇——我和另一位叫鲍—斯基①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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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波兰革命家约瑟夫。鲍古斯拉夫斯基。参看本书第二部第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