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棠、岳父与父亲都觉得很好，说不必耽搁，过两日便动身吧。
我便去南昌火车站买票。此时的火车站空无一人，亦无一物，徒有四壁而已。我进入一个小门，墙上张贴着残破的火车站规则，右手边上有半圆形的售票口。我买了票，再看四周，唯见角落里一堆未及清理的垃圾。
那天夜里，父亲和姨姐备了几个好菜，也请了岳父来聚餐。吃了饭，大家款款地聊，父亲吸着水烟。那是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但当时并不知晓。
美棠抱怨说，希曾哭闹得凶的时候，我有时会动手打他。父亲听了忙道：“不能打！以后我给他写个‘免打牌’挂在头颈上，再也不许打了。”边说，边用点水烟的纸捻子在希曾脸前画着圆圈。那时希曾才七个月大，只知道瞪大着眼睛，随着纸捻上燃着的小光点转悠。
我们决定由我先去上海，待一切顺妥后再告知美棠，让她带幼棠和希曾同往。
十二月底，又是一个清晨。我坐上人力车，脚下是大箱子。父亲、姨姐、美棠、三弟、弟媳等人都来门口相送。车子起了，就要走了。我忍不住回头深深望了父亲一望，隐隐地感到这许是最后的一眼。
等我再次回到故乡南昌，已经是五十八年以后的事了。那一眼回望，也真成为我与父亲之间最后的相望。
我于一九五○年年底某日抵达上海的时候，天已傍晚，忙叫了辆三轮车直奔华山路一一三六号，十三舅和舅母在门口台阶等着我。是夜，我便在表弟房里加了张铁丝床睡下。
美棠和我的计划是，我先把主要行李带去上海，落实好住处再把她和爱堂、幼棠接来。我们起初租住在山东南路上的寿康里，后来我在新永安路十八号花费七两金子订下了两间房。自此以后时间漫漶人往人来，孩子们在这里出生、成长、远行、归来、离开，美棠与我则在这个屋檐下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
我那时在大德医院兼任两个岗位，领取双份工资。一是大德医院的会计，刚好用上先前所学；一是大德出版社编辑，那也正是兴趣所在。一家人在一起的生活忙碌而欢喜。
《:我俩的故事》第一部分 五、十字街头（4）
五十年代初时，上海市民的生活还很活泼热闹。每个周末，许多单位的工会都会组织联谊舞会，大德医院的工会也是。美棠最喜歌舞，又爱与人交往，是个逢舞会必到的人物。那时候私营舞厅照常开业，美棠和我也常常去玩。
不跳舞的时候，我们去看电影。我的视力很好，美棠则是近视。我们去看电影，如果坐在中间排或者后排，美棠就看不清楚。结果坐在前排……时间长了，我终于也成了近视眼。这样一来，我终于和美棠同步了。
美棠在抗战期间因躲日机轰炸，曾随父母避居汉口乡村。那时她看见稻田里插满了秧苗，误以为是韭菜，留下过笑柄。
我以前也从未进过菜市场，到上海后要去菜场买菜，也因为分不清卷心菜和黄芽菜，落下了口实。这事从此也成了我们在儿女面前互相揶揄的笑料。
我因在大德出版社编《妇婴卫生》刊物，一次看见上面刊载巴甫洛夫的“无痛分娩法”，像得了宝，回家就对美棠宣传起来。美棠听我把话讲完，淡淡问道：“这个巴甫洛夫，是男的还是女的？”“男的——”话没说完，她就往我大腿上狠狠拧了一把：“痛不痛？”她还是淡定地问。“痛！痛！”我叫道。“女人生孩子，你们男人怎么知道痛不痛。”她说。
孩子们的调皮，她也要一一对付。那时每值夏季，黄浦江里总有许多小朋友游泳。申曾最喜欢游泳，长到十二岁的时候还横渡浦江。但当时他尚幼小，水上公安局的人为了保障小孩子安全经常派人去阻止他们游泳。孩子们见有人赶，每四散逃逸躲藏，而申曾逢到这时候就躲到船底下去，危险非常。美棠便下死命令不许他去游泳。申曾想了个办法，他游泳回来，在岸边让太阳把身上晒得干干爽爽方才回家去，心想那样他母亲定抓不到他游泳的证据。美棠见状，只抓起他手臂，拿指甲在胳膊上一划——就是一道泡过水的皮肤才有的白印子。“你又去游泳了！”
那时候路上游行很多，顺曾很喜欢看。有一次，他才四岁的时候，跟着游行的人群走啊走就走失了。我们四处寻不着他，问人也都说不见，着急得很。美棠提醒我一家一家派出所去问，果然走到嵩山路派出所的时候，说有群众送来一个走失的小朋友。我忙骑车赶过去，天色都黑了。一踏进派出所大门，见顺曾坐在乒乓桌上吃着民警给他的面包，更有人吹笛子哄他。他倒是快活得很呢！
我给孩子们做了一本大画册，封面上题了“大家画”三个字，鼓励大家把所见所想都画上去，然后互相观摩，提高兴致。
孩子们小时候在画册上画下各自的理想，只是现实生活改变了一切。
一九五七年，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我赴安徽劳教，自此开始了与家人二十二年的分别。家计陡转直下。动荡的年代，五个孩子正要度过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期，长大成人、读书学艺、上山下乡、工作恋爱。岳母日渐年高，所谓母老家贫子幼，家中无一事不是美棠倾力操持。美棠和我眼看身边太多家庭妻离子散亲人反目家破人亡，但幸我们从没有起过一丝放弃的念头。
《:我俩的故事》第二部分 六、问归期（1）
六问归期
“冬天正要迈入它最冷的日子，那么离春天也不再远了。”
我走后不数日，出版社的人事科把美棠找去谈话，劝她能与我“划清界限”。美棠没有理会。
多年以后，美棠与我谈起此事，她说：“你要是搞婚外情，我早就跟你离婚了……可你又不是汉奸卖国贼，不是贪污腐化，不是偷窃扒拿，你什么都不是，我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一九五八年的时候，长子希曾也只有九岁，却知道生活开始变得艰难。那时正值“大炼钢”，一日他路过外滩，见一群工人正在对着一堆钢铁敲敲打打，然后搬到马路对面。希曾停下来看他们做事，就有人问他：“你也想来搬么？”他点头。于是工人们就给了他一些轻小一些的钢件来搬。搬了一个上午，工人们给了希曾五角钱作为报酬。希曾回家把钱交给母亲，美棠询问后大惊失色，嘱他下次千万不能再做这样的事。
美棠自己为了补贴家用，却常找些临时工的活来做，甚至曾去附近自然博物馆的工地搬水泥。一袋水泥起码五十斤重，她也从此落下腰伤。
两地相隔，我和美棠从未中断过书信联系，孩子们稍大些后，也都与我保持通信。
六安汽车齿轮厂附近有一个小卖部，兼出售邮票。有一日晚饭后，我正有一封信要寄回去，摸摸口袋尚有一把钱币，懒得去数，便到柜台前问营业员买一张八分钱的邮票。付钱时候我掏掏口袋：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没有了！还差一分钱，营业员收回邮票，我也只好收回硬币，带着寄不出去的家书回去了。
五九年秋天，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我忽得一种肿胀之症，下半身皮肤与肌肉好似分离开来，肿胀成氢气球一般，腿的直径总能有二十公分，不痛不痒，只是行走不便。医务室给我开了病假休息，却也无药可医。恰恰在这一天，我收到了美棠给我寄来的一瓶“乳白鱼肝油”。
于是这天早晨，当伙房照例扛来一桶红豆饭，并且给我盛满了一个大号搪瓷杯后，我把将近半瓶的鱼肝油倒在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搅拌，顿觉这红豆饭又香又软，滋味妙不可言，吃下去人也觉得舒服。一瓶乳白鱼肝油两天就被我吃得一干二净——肿胀症状竟也随之消失，完全复原了。
美棠因为常常感到腰痛，也曾到医院去就诊。医生开了药，一帖要花费两元六角。美棠一算，这样一个月就要用十二块多，哪儿来的钱呢？她也就不再去看病了。
《:我俩的故事》第二部分 六、问归期（2）
岳母于女红方面特别擅长，五个孩子的破旧衣服都由她修整补缀，先以各色布料拼凑起来，再以靛蓝统一染色，整旧如新。有一回，乐曾穿了这样一件八卦衣去学校，结果引起学校老师的惊叹，特别把他带到办公室，让全体老师都来欣赏这精彩的“手工艺品”。
那时，每月发放一次“糕饼券”，美棠每到这天都会去买点苔条麻花给孩子们吃，那可是他们的最爱。麻花发放时间定于那天晚饭后孩子们做功课的时间，定量发放一人一根。
六○年开始，美棠去黄浦区的街道生产组工作。因为心灵手巧，生产组里每逢学习，做记录、写总结都是她。有时遇到新的零件加工，也总是让美棠先去厂里学，学会了再回来教大家。做工常常需要两人一组搭档，大家都争着和美棠一组，这样完成的质量高、数量多，自己还好省点力气。生产组的小组长很信任美棠，每回生产组里有什么纠纷矛盾，总来找美棠商量。她待人和气，办法又多，组里其他阿姨也常来找美棠帮她们写材料或是家书。美棠每天中午匆匆回家一趟料理家事，给孩子们准备午餐，有空时便给我写信，也有时是给同事们写信——常常还要排队。
因为我的缘故，家庭“成分”差。美棠在上海，面对的困窘不仅是生活上的。她说她记得有次因事去寻里弄干部范阿姨。找到她的时候，范阿姨正背向着她，美棠遂叫一声：“范阿姨！”就在她转过头来的瞬间，美棠见她原本满面春风的脸，因余光见着是美棠，瞬时变得冷若冰霜。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信不诬也。
六八年，长子希曾中学毕业。美棠急望他可以分配到工矿单位，既可以分担家庭经济重负，又能帮忙料理家务。然而学校工宣队坚持要把希曾分到农村插队，若如此，则不但不能帮助家计，反更需要家中接济。美棠苦求多次希望照顾却都无果。一天夜里，小红（编注：系平如、美棠女儿，韻鸿的小名）半夜里醒来，见母亲跪在阳台上望天祷告。她是实在无处求助了。
两天以后，学校工宣队被调走，来了一组新的工宣队。申曾得到消息忙告诉母亲，美棠乃匆匆赶去再次说明情况。新的工宣队长同意美棠的要求，将希曾分配至上海的无线电厂，或许真的是上天垂怜。
《:我俩的故事》第二部分 六、问归期（3）
这些年来，美棠把家里的东西一点点变卖尽。孩子们从小坐在街边一把一把地散卖些珠石。她本有五对金手镯，是嫁妆，终于卖得只剩下最后一只。就要卖掉它的前一天晚上，她看着熟睡在身边的小红，心里觉得难受。为人父母永远想着要给儿女留下点什么，却终是什么也留不下来。她只能把手镯套在小红手腕上，让她戴着镯子睡了一晚。待到天亮再取下镯子拿去卖了。
六九年，申曾和乐曾被分配去江西插队落户。这时美棠已经变卖完了身边所有东西，家里值钱的只剩下一件羊皮袄子，就是当年她从我母亲遗物里唯一选中的物什。美棠很喜欢它，总想留着它老来也能防寒。但是两个孩子插队急需置办日用品。无计可施，只能把它也拿去当。她从新北门一直跑到老西门，拣了间出价最高的当铺，得了六十元。“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她的当票都存在一个铁盒子里，满满一盒，却早已无力赎回。
五十年代时，我曾经买过一张装卸灵活的小木桌。平时家里吃饭、美棠做针线、孩子们做功课都会用它。
转眼近二十年过去，孩子们大了，小木桌早就超龄服役。但他们对它修修补补，有的地方钉上铁钉，有的地方用铁丝缠紧，它还是摇摇晃晃，油漆斑驳。
申曾插队后，在农村利用便宜的人工和木料打了一套好些的家具送来上海，其中有一张八仙桌。小木桌无处可放，美棠让乐曾拿去换点钱。乐曾跑去一间旧货店，收购价两元。乐曾把小木桌交给店主，只见他漫不经心地把它往墙角一丢，颓然倒地，木架子歪在一边。乐曾心思敏感，见状凄然落泪。
我在安徽的头十年，都是在治理淮河的工地上。劳动方式简单而原始，完全不费脑子。为了给脑袋找点事做做，我把美棠寄来的英语书上一些词句抄写在小纸条上。冬天放在口袋里，夏天就放在草帽里。劳动间隙就拿出来读诵，可算是繁忙劳作中的小乐趣。
再后来有一阵子，我向内弟借来一把小提琴学。可平时若在工棚里练习会影响他人休息。于是想了个办法：我弄了一块长方形木板，上面画上琴弦和琴格的位置，平日晚上就在蚊帐里用这个虚拟提琴练练指法，到周日休息才去工地外练真家伙。
过年仍是一年里最重要的事。每年一次的春节回家探亲都是我最兴奋忙碌的时候，总是大半个月前就要开始准备。先请好假，再借钱，一般总要借三十元左右，好多买些东西回家。因上海有些东西不好买，或者贵，每回都和美棠商量尽量多带些，有糯米、花生米、芝麻、黄豆、瓜子、菜油、麻油、鸡蛋、咸鹅等等。出发那天，我黎明即起，先挑担去五六公里外的六安汽车站，坐车到合肥乘火车，出上海站后，沿河南路疾步回家——这两小时的路，就是回家的最后冲刺了。
《:我俩的故事》第二部分 六、问归期（4）
到了家总得要晚上，全家人都高兴非常。岳母忙着在屋外的锅里蒸着咸鹅；美棠和小红在屋里加一只煤球炉，炒着瓜子和花生，炒得满室生香；孩子们一面吃着花生瓜子，一面就高声歌唱起来，我也拿出口琴给他们伴奏。邻居有位吴老太太，从我们家房门口经过时叹道：“这家人真好啊！”
半个月的春节假期过得极快。火车票已买好，次日清晨就要离家了。我只同意长子希曾和次子申曾送我去火车站。几个小的争着也要送，我没同意。争了一会儿，最小的小红忽然笑着说：“好！我有办法的。”
到了天亮时分，准备动身。我到里间去取那只大旅行包，却只觉有什么东西绊住了。细看之下，原来旅行包上绑了好几个铃铛，铃铛上又用一根绳子系在了小红的右脚上。我把铃铛和绳子轻轻解开放好，而小红还在酣睡。拎起包的时候，我再看了女儿一眼就和希曾、申曾走出房门，美棠也只让她送到家门口。
一九七九年开始，厂里开始流传起一些小道消息。比如原先户口在上海的人，只要家庭成员同意接收，便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但这样要冒风险：当时我们这些人在厂里已属正式工人，享有劳保和退休待遇，我每月寄回家的工资也是维持家计的主要来源。假使回了上海却不能落实政策，反而会让一家人的生活更陷入窘境。
就这样，我与美棠和孩子们反反复复地商量权衡，最终仍是决定离职回家。于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正式向齿轮厂提出自动离职的申请，签下“保证以后决不回齿轮厂”的保证书。美棠和孩子们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为我回家后的政策落实四处奔波，收集消息、写信上访、要求复查。
我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回到上海，次日报上了户口。冰与雪，周旋久。一周后，一家人去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全家福照片。那时申曾插队在江西没赶上拍这张照，就只能在画中把他补上。
等到上海市公安局发出撤销我劳动教养处分的决定书，回原单位恢复原来的工资和级别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八○年的十二月十九日。冬天正要迈入它最冷的日子，那么离春天也不再远了。
《:我俩的故事》第二部分 七、君竟归去（1）
七、君竟归去
“她对生活那样简单的向往，竟终不得实现，‘他生未卜此生休’，徒叹奈何奈何。”
彼时，我回到科技出版社，孩子们也都纷纷立业成家：希曾仍在无线电厂，申曾留在江西在中学任教，乐曾响应政策已回到上海，顺曾在医院工作到了第二个年头，韻鸿不久后更是结婚嫁人。
儿女们渐渐立业成家，孙子孙女也陆续出世。我们的生活虽清贫却祥和安静，每到晚上我在书桌前看书稿，美棠便歪在床上教孙女舒舒唱唱儿歌。我想起小时候去外婆家，也是这样的祥和安静。在外婆卧室里，我看见里面门楣上常年贴着一个红纸写的斗方——“福寿康宁”，老年人对生活的希求古来如此。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日上午，我胸腹突感剧痛。美棠急陪我到瑞金医院就诊，次日确诊为急性坏死性胰腺炎，需要立即动手术。医生向家属说明病情，美棠吓得双手发抖，无法在手术志愿书上签字，最后还是由孩子代签了。手术很成功，但十七天未进饮食，靠灌注“生命要素”维持。到了第十八天，我虽有便意但因宿便干枯硬结而解不出。美棠遂以手指将硬块一一抠碎，我方得以排便。
我在医院卧床休养近一个月。美棠每日早上五点就去排队买黑鱼，回家熬成黑鱼汤。医院规定下午三点家属开始探望，她又急匆匆带着饭盒乘十二路到瑞金二路，走上一段路从医院后门进来，每天总是三点一刻左右。病房在二楼，每天快到时间了，我都到走廊上去望，那里刚好可以望见她手提着饭盒走过一条小径，直奔病房而来。一望见她，我又赶快回到病床躺好。三五分钟，就见她气喘吁吁地上来，一进来便着急地打开饭盒，汤还是热的，催我快喝。
这短短几分钟的场景，我一直都深深地记得。只如今，喝汤的病人还好好地活着，送汤的人却永远离开他了。
孙儿元元八岁时，有次黄浦区体育馆举办节目：海豚表演。我觉得机不可失，遂带了元元去看。演出散场竟遇大雨，我没带伞，只好背起孙儿在各个屋檐下东窜西跳，由体育馆一路狂奔回家。昔人含饴弄孙为乐，我今冒雨背孙，亦为一乐。平如时年六十六岁，美棠时年六十三岁。
《:我俩的故事》第二部分 七、君竟归去（2）
美棠肾一直不好，最后终于确诊是糖尿病。糖尿病患者的主食最好是麦淀粉，因它蛋白质和脂肪含量低。但麦淀粉做起食品来却很不容易，它不像面粉那样具有黏性。乐曾对食品制作颇有经验，而且有耐心。他用热水拌和麦淀粉，小心地反复试验比例，竟把麦淀粉捏成了面团，又擀成了水饺皮。于是我们把蔬菜作馅，做了许多麦淀粉水饺，或蒸或煮，美棠很爱吃。
二○○四年，我因心绞痛入住中山医院，施行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很成功，术后住院一周察看。儿女们轮流来院陪伴，美棠身体不好，他们不让她来，告诉她一切都好。可美棠还是不放心，第二天就让孙女舒舒陪她来院探视。亲眼见我精神很好，她才放下心来，又跟我谈了一阵子，才愉快地回家去。
再说家里的猫因为几日不见我，不肯走动，三四天不进猫粮。美棠又着急起来，对舒舒说：“不得了啦，阿咪抑郁症啦，你快陪她玩一玩，给她吃肉松吧！”直到我出院，回家那刻，美棠自不待说，猫见了我也又跳又叫，在我脚边“喵喵”地绕个不停。
退休在家时间多了，我便正儿八经备齐了颜料宣纸和一些国画教学书，在家临摹起来。每有新画成，先给美棠看——美棠的反应通常以哂笑居多。我初中时候念的南昌第一中学，听闻傅抱石先生曾担任过美术教员，可惜在我入学前已经离开。我曾跟美棠说笑，如果有傅抱石的指点，那一定画得比现在好，后来她就反过来拿这事来打趣。可她说得最多的，还是怪我早干吗了。
孩子们的生活渐渐转好，一年春天，大家相约一起去南翔吃小笼。美棠这时出行已需要轮椅，但她那天特别高兴。我们找了家干净雅致的店堂坐下，美棠胃口也很好，食毕又带她去了古漪园玩。后来直到她病重呓语，还提起过，要一起再去南翔吃小笼。
美棠所患疾病，需要每天进行腹膜透析。我去医院向护士们讨教了办法，又购齐了相关的设备，在家里每天给她做腹透。这样一做就是四年。
美棠初病时，有时讲话前言不着后语，有时则显得不通情理，性情乖僻。我总以为那是老年人性格上的变化，不足为怪。直到有一天，她躺在床上对我说：“去拿把剪刀来，这被子太大了，我要把它剪小一点。”我方才大吃一惊：她是真的糊涂了。也是那一刹那，我心里觉得一种几十年分离也从未有过的孤独。
又一日，家中只有我与美棠两人。下午五时许，美棠忽然喊起了舒舒（孙女舒舒此时仍在上班）。我告诉她舒舒去上班了，她并不信，进而起身一间间屋子找去。找不到，她便坐在客厅沙发上，说我故意把舒舒藏了起来。我登时觉得，美棠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她的正常思维了。想到这里，我不由绝望至极，一面打电话把儿女们都叫回来，一面禁不住坐在地上痛哭。
《:我俩的故事》第二部分 七、君竟归去（3）
一天晚上，美棠突然说她想吃杏花楼的马蹄小蛋糕。家附近没有，我就骑车去更远的地方买。赶到店里已经很晚，幸好还能买到马蹄蛋糕。可等我终于把蛋糕送到她枕边时，她又不吃了。我那时年已八十七，儿女们得知此事无不责怪我不该夜里骑车出去，明知其时母亲说话已经糊涂。可我总是不能习惯，她嘱我做的事我竟不能依她。
又一次，美棠忽然向我要她的一件黑底红花旗袍。可是并没有这样一件旗袍——又或许多年以前她曾有过，此时忽在陈旧的记忆深流里“沉渣泛起”。我便找儿女们商量，是否找裁缝找布料重新做一件黑底红花的旗袍来，儿女们坚决反对。也果如他们所言，未等我放下此事，美棠自己就忘得一干二净，再也没提起过它。
一日傍晚，我在房里，她忽然叫我走近前去。我过去，她对我说：“你不要乱吃东西，也不要骑脚踏车了。”那个时候的她，看起来又似往常一样清明而理智。只是说完不多久，她又昏昏睡去，等再醒来，又是些糊涂话。
二○○八年早春，美棠病情日趋严重。终于入院治疗，但是时美棠神志不清，情绪躁动不安，呓语不断。医院里的人说，她一直在唱老歌，一首接一首。
医嘱须进行血液透析，但她不肯配合治疗，双腿时时要跷起来，致血透无法进行。大家想着找个什么来压住美棠的腿。女婿张伟德做事认真，他回家去找来一块上好的红木板，又把外面以毛巾层层包裹后盖在美棠膝盖上，这样她便也安静下来。
死生老病，或是在天，虽只是一块压腿的木板，我们仍希望它可以传递一点吉祥。
美棠病重后，精神很差，终日昏睡，有时醒来，思维也很混乱，会把身上插的针管全都拔掉，非常危险。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关照护工晚间要用纱布把她的手固定在床侧的栏杆上。每当我们探视完毕，刚刚离开病房，就听见美棠的喊声：“莫绑我呀！莫绑我呀！”闻之心如刀割。
美棠晚年听力本已减退，平时依靠助听器，到了病重不再使用助听器时，我便多用文字与图画与她交流。有时她看了以后，似能有所反应。
有一天，正当韻鸿陪在她身边时，美棠忽然醒来，又好似得了一刻清醒。她对女儿说：“你要好好照顾你爸爸啊！”说罢便昏昏睡去。
二○○八年二月六日，是那一年的除夕。孩子们商量着把母亲接回家过春节。顺曾提前向医院里借了小床。小年夜那天，我们带她回家。乐曾把小床架在他的大床之上，床侧支起衣架和晾衣杆，挂满了她的针管。夜里他就睡在母亲的病床旁。我们和她一起在家过了春节，她仍是昏睡或是意识不清地吵闹。情况不好，年初八，也只能把她送回医院治疗。我们曾经一起度过那么多相聚时圆满、离别时期待的节日，从未想过会终有一个最后。
《:我俩的故事》第二部分 七、君竟归去（4）
三月十九日上午，我到医院去看美棠，韻鸿在旁。约十点，忽来了一群医护人员对她施行抢救。起初她的眼睛闭着，后来偶然睁开，看了一会儿，也许看见了人群后的我。我见她右眼眶渐渐变得湿润，缓缓淌下一滴眼泪挂在眼角。几秒钟后，她又合上眼睛不省人事，任凭人们摆布。
十一时许，我见她安静地睡了，便先回家休息。
下午三点，顺曾和韻鸿二人匆匆赶回家中，取了美棠的几件衣服，立即接了我回医院。四点多我踏进病房，她昏睡在床没有反应。我握住她的手觉得尚有余温，然后便渐渐转凉。
美棠走了，神情安详。儿女们初徘徊在门外不忍进病房，唯申曾一直侍奉在侧，告诉我准确的时间是四时二十三分。
年少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衣食无忧。那时美棠便同我讲，情愿两人在乡间找一处僻静地方，有一片自己的园地，布衣蔬食以为乐。当时或只是少年人的浪漫。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田园牧歌里的旧中国已经走到了她的尽头，只以为我们可以像《浮生六记》里那样“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
人到中年，分隔两地，家计维艰。她又嘱我一定当心身体不要落下什么病痛，等孩子们独立了她要一个人来安徽陪我住，“我们身体好，没病痛，老了大家一块出去走走，看看电影，买点吃吃，多好”。她原是那样天真爱玩却也要求不多的一个人，两个人能清平安乐地在一起就是她操劳奔忙几十年里的寄望。
渐至晚景，生活终于安定。我得上天眷顾，虽曾两度急病手术，但恢复良好，身长康健。美棠自己却落下病痛，多年为肾病所累，食多忌口，行动亦不便。她对生活那样简单的向往，竟终不得实现，“他生未卜此生休”，徒叹奈何奈何。
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美棠的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举行，我挽她：
坎坷岁月费操持，渐入平康，奈何天不假年，恸今朝，君竟归去；
沧桑世事谁能料？阅尽荣枯，从此红尘看破，盼来世，再续姻缘。
“海并不深，怀念一个人比海还要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