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这么可怕，怎能过幸福宁静的生活？然而我现在依然处在这样的境地中，甚至陷得更深，却得到了平静和安宁；我过着幸福而宁静的生活；我对迫害我的人在无休无止地给他们自己添增苦恼不免付之一笑，而我自己则保持内心的平静，一心扑在我的花、我的花蕊、我那些孩子气的玩意儿上，连想都不去想他们一下。
这个转变是怎样产生的？当然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毫无痛苦地产生的。最初那阵惊讶确实可怕。我自觉是值得别人爱戴尊敬的，自信是理应受到敬重宠爱的，却在霎时间变成了空前未有的怪物。我眼看整整一代人都接受这荒唐的观点，不加解释，毫不怀疑，毫不感到羞耻，我怎么也猜不透这种奇怪的变化究竟从何而来。我猛烈挣扎，结果是越陷越深。我想迫使对我进行迫害的人跟我讲理，可是他们置之不理。在长期焦虑不安而毫无效果之后，我也不得不歇下来喘一口气。然而我还是心怀希望，心想这样愚蠢的轻信，这样荒谬的偏见总不会赢得全人类的赞同，总有有头脑的人会拒绝接受这种胡说八道，总有正直的人会鄙弃这种骗局和叛卖行为。只要我去寻找，我也许终将找到这样一个人的，而只要我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他们就会被挫败。但是我的寻觅却归于失败，这样的人根本没有找到。这个联盟网罗了世间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它也一成不变；我完全相信，我将在这可怕的放逐中了此一生，永远也窥不透它的秘密。
正是在这可悲的处境中，在长期焦虑不安之后，我得到的却不是似乎命该如此的绝望，而是安详、宁静、平和，甚至是幸福，因为我每一天的生活都使我愉快地想起前夕的生活，而我所希望于明天的也正是同样的日子。
这种变化从何而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我学会了毫无怨艾地戴上必然加之于我的桎梏。那就是因为我过去还努力寻求万千依托，而这些依托却一个接着一个落空，使我陷于只能去求自己的地步，我就终于恢复了我的常态。尽管我现在受到四面八方的压力，却能保持平衡，因为我不再依附任何东西，而仅仅依靠我自己。
当我过去一个劲地对别人的见解提出抗议时，我还戴着别人的见解的桎梏而不自知。一个人总希望赢得他所尊敬的人的尊敬，当我对大家，至少是对一些人存有好感时，我对他们对我的评价就不能无动于衷。我那时看到，公众的判断时常是公正的，然而我看不到，这个公正本身却是偶然的产物，人的见解据以建立的法则仅仅来自他们的激情或他们的偏见，而他们的激情或偏见又是他们的见解的产物；即使他们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些正确的判断也时常是从错误的原则出发的，譬如当他们装模作样推崇某一个人在某项成就中的功绩时，他们不是出于公正之心，而是为自己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神气，在别的问题上恣意诬蔑这同一个人。
然而，当我作了如此长期而无效的求索之后，发现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坚持由邪恶的思想创造出来的最不公正、最荒谬绝伦的体系时；当我发现他们在对待我时，脑子里没有半点理智，心里没有半点公道时；当我看到一代狂人都听任他们头头们盲目狂怒的支配，扑向从没对任何人使过坏，从不想使坏，也从没有以怨报怨过的一个不幸的人时；当我寻求一个公正的人而不可得，最后只好把灯笼吹灭，高叫一声：“这样的人已经不复存在”时；我这才开始发现我在这世上是孤独一身，我明白我的同代人，对我来说，都是些机械，他们完全靠外力推动，我只能根据物体运动的法则来计算他们的行动。不论我假设他们心里有什么动机，有什么激情，他们都不能以我所能理解的方式来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这样，对我来说，他们的内心就不再具有什么意义。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只是一团团以不同方式运动着的物质，在对待我时缺乏任何道德观念。
在落到我们头上的一切祸害中，我们看重的是动机而不是效果。一块瓦从屋顶掉下来给我们的伤害可能大些，但不比从带有恶意故意投来的一颗石子那么叫我们痛心。打击有时会落空，但动机却从不会达不到它的目的。在命运加于我们的打击中，物质的痛苦是我们最不敏感的；当不幸的人不知应该把他们的不幸归咎于谁的时候，他们就归咎于命运，把它加以人格化，说它有眼睛，有脑筋，有意来折磨他们。这就好比一个输急了的赌徒，他勃然大怒而不知该向谁发泄。他想象是命运故意来捉弄他，在找到这么一个泄恨的对象后他就对这个自己假想出来的敌人倾泻他的满腔怒火。明智的人把落到他头上的一切不幸都看成是盲目的必然性给他的打击，他就不会有这样缺乏理智的激动；他在痛苦时也叫喊，但不发脾气；他在所遭到的不幸中只感到物质上的打击，他所受的打击尽管可以伤害他的身体，可打不中他的心。
要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到此为止，那就是斩草而没有除根。这个根并不在别人身上，它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正是要在我们自己身上下功夫，才能把它除掉。这就是当我开始恢复常态时的一点深刻感受。当我竭力对我的遭遇作出种种解释时，我的理智告诉我这些解释都荒唐可笑，这时我就懂得，既然所有这一切的原因、手段、方式都为我所不知，也无法加以解释，那么，我就应该把它们看成是无所谓的；我应该把我的命运中的一切细节都看成是纯粹的定命的所作所为，应该把这定命假设为既无定向，又无意图，也无伦理的动机；我懂得我必须俯首听从，既不进行思考，也不出来对抗，因为这都毫无用处；我也懂得我在这世间应做的事就是把自己看成是个纯粹消极被动的人，决不该把留给我忍受命运摆布的那点力量耗之于抗拒我的命运。我对自己这样说，我的理智和我的心也都一致表示同意，然而我依旧感到我的心还在嘟囔。这嘟囔从何而来？我探索，我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它来自自负之心，它在对人们表示愤慨之后，又起来在对理性进行对抗。
这个发现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得到，因为一个受迫害的无辜者总是长期把他那小我的骄傲看成对正义的热爱。而且这真正的源泉一旦被我们找到，也很容易枯竭，至少是很容易改变方向。自尊心是有自豪感的心灵的最大的动力；自负心则有丰富的幻想，可以把自己乔装打扮，使人误认为就是自尊；但当这个骗局终于揭穿，自负之心无处藏身时，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们虽然难以把它扼杀，但至少比较容易把它加以遏制。
我从来不是一个具有强烈自负倾向的人。然而当我在上流社会中，特别是当我成了作家时，这种人为的感情却在我心中膨胀起来了；我那时的自负也许没有别人那么强，然而已经相当可观了。我身受的惨痛教训不久就把它驱回原来的疆域；它也就开始对不公正的事进行反抗，但是最后只以对这样的事表示蔑视而告终；通过自省，通过把那些使自负心变得苛刻的对外联系一刀两断，通过不再跟别人进行比较，我的自负心也就以自己能洁身自好为满足；那时，自负之心就重新成为自爱之心，回到了人性的正常轨道之中，把我从舆论的桎梏中解脱出来。
从此，我就重新取得了心灵的平和，甚至可说是至上的幸福。因为，不管我们处在怎样的处境中，我们之所以经常感到不幸，完全是自负之心在那里作祟。当自负之心不再流露而理性恢复发言权时，理性就会使我们不再为我们无力避免的一切不幸而感到痛苦。当不幸并不直接落到我们头上时，理性甚至还会把它消灭；因为那时我们可以确信，只要我们不去管它，它的最可怕的打击也是可以避免的。对于不去想不幸的人来说，不幸就算不了什么。对一个在所遭到的任何伤害中都只看到伤害本身而不去看别人的动机的人，对一个在自己心中自己的地位不受他人的毁誉影响的人，冒犯、报复、亏待、委屈和凌辱都算不了什么。不管人们对我有怎样的看法，他们改变不了我的存在；不管他们如何强大有力，不管他们施展什么阴谋诡计，也不管他们干些什么，我将不受他们的影响而保持我的本色。不错，他们对我的态度，对我当前的处境能产生影响。他们在他们与我之间设下的壁垒割断了我在有所需求的暮年的生活来源。但这个壁垒甚至也使金钱对我毫无用处，因为金钱并不能使我取得我所需要的服务；他们跟我既没有什么交往，也不互相帮助，连信也不通一封。我在他们之中是孑然一身，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我自己，而在我这样的年纪，这样的处境，这点来源是十分菲薄的。困难不小，然而自从我学会怎样忍受以后，困难也就对我无能为力。真正感觉有所需求的时间总是很少的。远虑和想象使我们感到困难重重，也正是当我们老去处在远虑和想象时，我们才感到不安，感到不幸。对我来说，尽管我知道明天还要受苦，但只要我今天不受苦，我也就能心平气和了。我并不为来日将受的痛苦而担忧，我只为现在受到的痛苦而不安，这就使痛苦大为减轻了。我现在孤独一人，卧病在床，我可能贫病冻馁而死，而谁也不会为我难过。然而如果我自己也不难过，如果不管我的命运如何，我也像别人一样对它丝毫也不感到不安，别人难过不难过又有什么关系？在我这样的年纪学会了对生和死、疾病和健康、贫与富、毁与誉都同样漠然置之，难道不是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吗？所有别的老人都爱杞人忧天，我却无忧无虑；不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我对一切都无所谓，而这种无所谓并非是我智慧的产物，而是得之于我的敌人，这是对他们加之于我身的伤害的一种补偿。他们使我对困厄漠然置之，这比他们不对我进行攻击给我的好处还要多些。我要是不饱尝困厄，我就会老是怕它，而当我战胜它时，也就不再怕它了。
正是这种心理状态，使我在一生的逆境中，对什么都漫不经心，仿佛我过的是飞黄腾达的日子。除了一些短暂的时刻，我触景生情，回忆起我最痛苦的焦虑不安之外，其余的时间我都是出乎天性，沉溺于那随时都在吸引我的感情中，我的心经我生而好之的感情的哺育，使我和促使这些感情产生并与我同享这些感情的想象中的人物一起享受它们，就如同这些人物当真存在一样。这些人物是我创造出来的，对我来说，他们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我既不担心他们会把我出卖，也不担心他们会把我抛弃。只要我的不幸存在一天，他们就会存在一天，而只要有了他们，我也就能把我的不幸忘个一干二净。
天之生我是要我过幸福而甜蜜的生活，现在的一切都在把我引向这样的生活。我的生命的四分之三是这样度过：要不就是兴高采烈地把思想和感官寄托于富有教益，甚至是亲切可爱的事物之中；要不就是跟按我心意创造出来的幻想中的孩子们在一起，同他们的交往丰富了我的感情；要不就是和我自己在一起，自得其乐，充满了我认为理应得到的幸福之感。所有这些都是爱己之心的产物，自负之心是不起半点作用的。我有时还跟一些人在一起，而在这可悲的时刻里就不是这样，这时的我只是他们那奸诈友情、虚伪恭维、口蜜腹剑的玩物。在这种时刻，不管我采取的是什么措施，自负之心总是要起作用的。我透过他们拙劣的伪装看到他们心底的仇恨和敌意，这种仇恨和敌意撕裂了我的心，而当我想到我竟被他们看成是这么个傻瓜时，悲痛之外又添上了一分幼稚的气恼——这是愚蠢的自负心的产物，我感到它的愚蠢，然而难以克服。我做了难以置信的努力，为炼就一种冷对这侮辱嘲讽的目光的本领。我成百次地走过公众散步的场所，人群稠密的地方，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残酷的斗争磨炼自己。然而我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甚至毫无进展，我所做的努力不仅痛苦而且毫无成效，我和从前一样易于激动、伤心、愤怒。
我这个人是受感官控制的，不管做什么，从来就拗不过感官印象的支配；只要一个对象作用于我的感官，我的感情就受它的影响；但是这影响跟产生它的感觉一样，都是稍纵即逝的。满怀仇恨的人一在场，我就深感不安；但只要他一走，印象也就立即消失；就在看不见他的那一瞬间，我也就不再去想他了。尽管我知道他不会把我放过，但我也不再去过问他了。凡是我目前感觉不到的痛苦我就怎么也不会为之不安；不在我眼前的迫害者我也就不在乎了。我这种立场给那些支配我命运的人带来的好处，我是觉察到的。让他们爱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我的命运吧。我宁可毫无反抗地听任他们折磨我，也不愿为避免他们的打击而不得不想起他们。
我的感官对我的感情的这种支配是造成我一生中苦难的唯一原因。当我在看不见任何人的时候，我就不去想我的命运，就没有什么命运的感觉，也就不为所苦，我就幸福，就满意，既无任何分心，也无任何障碍。然而有些感官可以觉察出来的伤害我还是很难躲过的；在我最料想不到时，只要我见到一道阴森的目光或一个不祥的手势，听见一句恶毒的话，碰到一个心怀敌意的人，我就不知所措。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赶紧把它忘了，赶紧逃走。使我产生这种印象的对象一消失，等我孤独一人时，我马上就又恢复平静。我这时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安的话，那就是担心在路上再碰见使我痛心的东西。这是我唯一感到伤心的事，只要有这样的事，就能把我的幸福破坏。我现在住在巴黎城里，当我走出家门，我就渴望见到乡村和寂静，但我得走出很远才能自由自在地呼吸，而在路上会碰见万千使我揪心的东西，在找到我寻求的掩蔽所之前，半天工夫就在焦虑不安中过去了。要是能平安无事地走完这段路程，那就算是万幸。终于摆脱这些恶人的那个时刻是甜蜜的，等到我坐到树阴之下，绿阴之间，我就认为是到了人间的天堂，我心中尝到如此强烈的愉悦，仿佛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一个人。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那短暂的得意的日子里，今天是如此甘美的单独漫步，那时却是那么乏味和无聊。那时，当我住在乡间友人家中时，我时常需要独自出去活动活动，呼吸点新鲜空气，我像一个小偷那样偷偷摸摸地逃出去，到公园或田野里去散散步。然而我根本得不到我今天在田野中饱尝的宁静，那时我满脑子都是沙龙里那些毫无意义的思想，所以一心怀念着以往在乡间的生活。那时我虽只身独处，然而自负心的迷雾和上流社会的喧嚣使得林间的清新景象在我眼中也变得暗淡无光，扰乱了隐遁生活的宁静。我逃到树林深处也是无济于事，讨厌的人群到处都紧随不舍，使我看不到完整的自然。只是在我对社交生活不再有任何热情以及摆脱了它那可悲的人群以后，我才重新发现大自然的全部魅力。
当我确信已无法遏制这无意识的最初冲动时，我就不再费劲去加以遏制。在每次发作时，我就让我的热血去沸腾，让怒气和愤慨去控制我的全部感官；我就听其自然，反正这阵爆发是我无力制止或推迟的。我只在这阵爆发还没有产生任何后果前竭力阻止它继续发展下去。两眼炯炯、满脸发烧、四肢颤抖、心跳怦怦，这些都是生理现象，跟理性是毫不相干的。在最初这阵发作听其自然地过去以后，人们是可以清醒过来，恢复自制能力的，但我却长时期做过这种努力而一无成效，只是到最后才取得较好的效果；我不再使出全力来做徒然的反抗，而等待着我的理性奋起而取得胜利的那一时刻，因为理性只在我听得进它所说的话时才会和我对话。唉！我刚才说了些什么傻话！我的理性？我要是去把胜利的光荣归之于我的理性，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这里几乎没有理性的什么份：一切全都得自我那反复无常的气质，当风暴起时就激动异常，而风一住就立即归于平静；把我煽动起来的是我那易于激动的本性，使我平息下来的是我那懒散的本性。我听凭所有一时冲动的支配，任何冲击都会使我产生强烈而短促的反应；但冲击一旦消失，反应立即中止，传递到心中的一切都不会持续下去。命运的安排、人们的计谋，对这样一种气质的人是没有多大办法的。要使我永远陷于痛苦之中，那就得每时每刻都给我新的痛苦的感受，因为只要有一刻的间歇，不管它是怎样短暂，我也会回复我的本性。只要人们能影响我的感官，我就会是个合乎他们心意的人，而只要这影响稍有停歇，我马上就重新恢复大自然所要我做的那样一个人；不管他们怎样行事，这是我最经常的常态，也正是通过这种常态，不管命运如何，我尝到我认为是生来就该尝到的幸福。这种状态，我在另一篇遐想里已经描写过了。这种状态是如此合我心意，我别无所求，但愿它能继续下去，唯恐遭到扰乱。人们过去加之于我身的伤害，我现在丝毫也不为所动；对他们还可能加之于我身的伤害的担心是会使我心神不安的；但是，我确信他们已耍不出什么新花招来使我永远感到不安，我对他们的阴谋策划嗤之以鼻，照样自得其乐。
漫步遐想录漫步之九
幸福是一种上天似乎并没为世人安排的永久的状态。在人世间，一切都在不停地流动，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具有不变的形式。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我们自己也在变化，谁也不敢说他今天所爱的东西明天还继续爱。因此，我们今生争取至上幸福的一切盘算都是空想。还是让我们在我们心满意足时就尽情享受，竭力避免由于我们的差错而把这份满足的心情驱走；千万别打算把它拴住，因为这样的打算纯属痴心妄想。我很少见过幸福的人，这样的人甚至根本就没有；不过我时常看到心满意足的人，而在所有曾使我产生强烈印象的东西中，这满足的心情是最使我满意的东西了。我想这是我的感觉对我的内心情感的支配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幸福并没有挂上一块招牌，要认识它，就得到幸福的人的内心中去寻求；但心满意足的情绪是可以在眼神、举止、口吻、步伐中看得出来的，它仿佛还能感染到这种情绪的人。当你看到一大群人在节日尽情欢乐，所有的人都心花怒放，流露出那穿透生活阴霾的喜悦时，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甘美的享受吗？ 三天前，P先生据说系日内瓦人皮埃尔·普雷伏，他在卢梭在世的最后一年半时间内常去看他，卢梭并将部分手稿托付给他。来看我，以异常的殷勤让我看达朗贝先生的《乔弗朗夫人颂》达朗贝、狄德罗、摩莱里等人经常在乔弗朗夫人家的沙龙中聚会。。还没有读，他就说这篇文章里充满滑稽可笑的新词，是篇逗乐的文字游戏，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在朗读时，还是一个劲地笑个不停。我一本正经地听着，他见我并不学他的样，终于不再笑了。文章里最长，也最下功夫的那一段讲的是乔弗朗夫人在见到孩子、逗他们谈话时的那份乐趣。作者正确地把这种心情说成是心地善良的一种表现。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却斩钉截铁地把所有没有这种兴趣的人都横加指责，说他们心地邪恶，甚至声称，如果我们问一问被送上绞刑架或受磔刑的人，他们全都会承认他们从没有爱过孩子。这样的说法，放在这样的地方，就产生了奇特的效果。就算这说法言之有理，难道该在这种场合提出来吗？难道必须用酷刑和歹徒的形象来玷污对一个可敬的妇女的颂词吗？我不难看出这种别有用心的装模作样的动机所在。等到P先生把文章念完，我就指出颂词中哪些地方是我认为写得好的，然后补充道，作者在写这篇文章时，他心里是仇恨多于友情的。
第二天虽然寒冷，但天气相当好，我就出去散步，一直走到军官学校，想到那里看看长得正茂盛的苔藓。在路上走着时，我就琢磨上一天的那次来访和达朗贝先生的作品，心想硬塞进去的那段插曲绝非无缘无故，而他们什么都瞒着我，却装模作样地把这小册子送给我看，这就足以暴露他们的目的所在。我把我的几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单凭这点就足以把我说成是个不近人情的父亲，再推而广之，他们就一步一步地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说我仇视孩子；当我一步一步地追踪他们的推理时，我不禁赞叹人的头脑居然能以如此高明的手段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比我更爱看娃娃们在一起嬉笑玩耍的了；我时常在街上或在散步时停下来看他们游戏打闹，那兴致之高是谁也不能比拟的。就在P先生那天来访前的一小时，我的房东苏斯瓦家两个最小的孩子就到过我那里，大的那个大概只有七岁。他们真心实意地前来和我拥抱，我对他们的亲热是如此满怀深情，以致我们的年龄虽然如此悬殊，他们却都心甘情愿地和我待在一起；而当我看到他们并不讨厌我那满是皱纹的老脸时，我也是欣喜异常。小的那个看来是如此乐意到我身边，以至于我比他显得更孩子气，对他更为偏爱，看到他回家时我就更加恋恋不舍，仿佛他是我亲生的孩子一样。
我也理解，把我将孩子送进育婴堂这个指责稍加变化，就很容易演化成指责我是不近人情的父亲，指责我仇视孩子。然而不容分辩的是，我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主要是怕他们不如此就会有一种几乎不可避免的坏上千百倍的命运。我无法亲自教养他们，而如果我对他们的前途不那么关心的话，在我当时的处境，就只好让他们的母亲去教养他们。那她就会把他们宠坏，或是把他们交给他们的舅家人，那他们就会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想到这里，现在我都不禁不寒而栗。穆罕默德对赛伊德见伏尔泰的悲剧《穆罕默德》。赛伊德是穆罕默德的养子，穆罕默德爱上了他的妻子，强迫赛伊德与她离婚，把她让给他。的所作所为与他们可能在我孩子们身上做出的事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了。他们后来为我设下的种种陷阱充分证实他们当初是有这样的打算的。说实话，我当时根本想不到会有这样恶毒的阴谋诡计，但是我知道，育婴堂的教育对他们的危险性最小，因此我把他们送去了。如果今天还出现这种情况，我还要这样处理，而且疑虑会更少些；我清楚地知道，只要我稍微养成那么点习惯来发展我的天性，那么，哪个当父亲的也不会比我对我的孩子们更加慈祥体贴。
我对人心的认识之所以能有进展，那是得之于我在观察孩子时的那份乐趣。这同一乐趣在我年轻时却阻碍我对人心的认识，因为我那时和孩子们玩得那么开心，那么舒畅，就不大想到去研究他们了。而当我日益衰老，眼看我这张满是皱纹的老脸会叫他们害怕时，我就避免去打扰他们：我宁可剥夺我自己的乐趣，也不愿破坏他们的欢乐；我就仅仅以看着他们游戏和玩耍而感到满足，可是我也从我的牺牲中得到补偿，从这样的观察中取得了关于人性的最初和最真实的活动的知识，而这是我们的学者们根本不懂的。我进行这项研究下了这么大的工夫，在进行时不可能不兴趣盎然，这从我的作品中可以得到证明。要说《爱洛伊丝》和《爱弥儿》出于一个不爱孩子的人之手，那未免是世上最荒唐的事情了。
我从来都是既乏机智，又无口才；而自从遭到不幸以来，我的舌头和脑子就越来越不灵活了。思想迟钝，也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来表达，而在和孩子们谈话时，却最需要对自己所用的词语斟酌选择。对我来说，这种为难还多了一层，那就是听众的注意，以及他们对我所说的一切所加的解释和给予的分量。我既然专门为儿童写了几部书，对他们讲的每句话自然就被认为是神谕了。这种极度的困惑，加上我的无能，使得我局促不安，张皇失措，我在随便哪个亚洲帝王面前也会比在逗娃娃说话时自在得多。
还有另外一个不利条件使我现在同他们更加疏远。自从遭到不幸以来，我在看见他们时，兴趣虽然依然如故，但是跟他们在一起就不是那么亲切了。孩子们是不喜欢老人的。在他们眼里，龙钟老态是丑恶的。他们那种厌恶之情使我心中难过，我宁可不去抚爱他们，也不愿让他们感到拘束或产生反感。我这样的动机只能在真正富有深情的心上才能得到反应，我们那些男女学者们是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的。乔弗朗夫人对孩子们在她身边是否感到乐趣是根本不去操心的，只要她自己跟他们在一起感到乐趣就行。而我呢，我认为那样的乐趣比没有还坏；当这乐趣不是为双方共享时，它就是个负数；我已不处在往日那种能见到孩子的心跟我的心一起怒放的境遇中了，也不是那种年纪了。如果这种情况还能恢复，那么，这一变得更为难得的乐趣对我来说，也只会变得更为强烈；那天上午当我抚摸苏斯瓦家的孩子时，我就感到了这一点，这不仅是因为领着那两个孩子的保姆对我不太厉害，而也是因为那两个孩子自始至终都是笑容满面，跟我在一起没有流露出不悦或者厌烦的情绪。
啊！要是我还能享受发自内心的纯洁的温情的机会，哪怕是来自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婴儿，要是我还能在别人眼中看到和我在一起时愉快和满意的心情，那么我那虽短而甘美的感情的流露将是对我多少苦难和不幸的报偿！啊！那时我就不必到动物身上去寻求人们拒绝向我投来的善意的目光。这样的目光，我很少有机会看到，不过它们在我的记忆中总是弥足珍贵的。这里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如果我处在任何其他一种处境中，那就早该忘了，而在这里它在我心中产生的印象却很好地描绘出我景况的可悲。两年以前，我在新法兰西咖啡馆在今普瓦松尼埃路与波施龙路之间。附近散步后，继续往前走，然后向左拐，为了绕过蒙马特尔高地，我就穿过格利尼盎古村。我心不在焉地直往前走，一面胡思乱想，两眼也不朝左右观望。忽然觉得有人把我的膝盖抱住了，原来是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使劲抱着我的膝盖，以如此亲切、如此温柔的眼光看着我，使我的脏腑都为之感动了。我心想，要是我的孩子在我身边的话，他们也会这样待我的。我就把孩子抱了起来，欣喜若狂地吻了几下，然后继续前进。我在路上总感到像是少了点什么东西似的。一种越来越增长的需要促使我折回去。我责备自己不该就这样突然离开这孩子；心想他的行动虽没有什么明显的动机，从中却可看出一种不该等闲视之的灵感。最后我还是屈服于这个诱惑，折了回去。我向孩子跟前跑去，再次跟他亲吻，给他一点钱买几块糕饼(小贩恰好从我们身边走过)，然后就逗他聊天。我问他爸爸是谁，他指给我看，原来是个箍桶匠。我正要离开孩子去跟他父亲说话，忽然发现有个面目可憎的人已经抢在我的前面了，看来是别人派来钉我梢的密探。当这家伙跟他附耳说话时，只见那箍桶匠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显然毫不友好，这个景象使我为之心寒，我赶紧离开这对父子，步子比刚才跑来时还要快些，心里却不免嘀咕，原来的情绪也被破坏无余了。
然而从此以后，这样的感情却也时常油然而生，我也曾多次从格利尼盎古村经过，一心希望再看到这个孩子；然而却再也没见到这父子俩了，那次相逢就只留下一个强烈的回忆，它就像所有偶尔还打动我心的感情一样，也是交织着甘美和苦涩的。
凡事有所失必有所得。这样的乐趣虽然既难得又短暂，但当它们出现时，我却更加尽情欢享，比经常有机会享受时还要欢畅。我把这种乐趣经常回忆，反复咀嚼；不管这种乐趣是如何难得，只要它是纯洁无瑕，那我就比自己飞黄腾达还要幸福。赤贫的人稍有所得就成了富翁。穷光蛋捡着一块银元比财主捡着一袋金子还要高兴。我避开迫害者的监视而偷得的这样一种乐趣留在我心底的印象，人们如果能看到，是不禁会失笑的。这样的乐趣，其中最甘美的一次是在四五年前得到的，现在每加回忆，都不免为当时得到如此充分的享受而欣喜异常。
有一个星期日，我和我的妻子到马约门去吃饭。饭后，我们穿过布洛涅树林，直到拉米埃特花园；到了那里，我们就在草地上的树阴下坐了下来，等待太阳下山，好从帕西从从容容地回家。二十来个小姑娘由一个修女模样的人领着来了。她们有的就地坐下，有的就在我们身边转悠。正在她们玩耍时，来了一个卖糕饼的人，带着他的小鼓和转盘这种买卖带有赌博性质。转盘中心树有一根立柱，一根横杆可以以它为中心旋转，横杆的一端垂下一根细线，线端有一针。转盘上从圆心画有许多道辐射线，把转盘分成许多格子。将横杆旋转后，针停在哪一格，就按该格所标明的数字得彩。，想做点买卖。我看小姑娘们都挺想尝尝糕饼的，她们当中有两三个，显然身上有几文钱，就请求那修女准许她们碰碰运气。当修女还在犹豫，跟孩子们讲道理时，我对卖糕饼的说：让这些小姐每人都转一回，钱统统由我出。这话一出口，那群小姑娘个个面有喜色。单凭这一点，即使把我钱包里的钱统统花光，我也已经得到充分的补偿了。
我看她们个个争先恐后，秩序有点乱，于是就征得修女的同意，让她们排成一行，依次去试，然后排到另一边去。为了让每个人至少能得到一块糕饼，免得有人一无所得而大失所望，我悄悄地对卖糕饼的说，让他把平常使顾客尽量少中彩的窍门反其道而行之，让姑娘们尽量多得彩，由我出钱。这么一来，虽然二十来个小姑娘每人只转了一次，却一共得了一百多块糕饼；我一向反对纵容坏毛病，反对制造不和的偏心，在这一点上是从不动摇的。我的妻子暗示那些得彩多的小姑娘分一点给她们的小伙伴，这么一来，每人分的也就大致差不多，大家也就都高兴了。
我请那修女也来转一次，心里却生怕碰她一个钉子，不料她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也跟孩子们一样转了一下，取了她应得的一份。我对她表示无限的谢意，并且感到她这一行动体现了一种深合我心的礼貌，比装腔作势要好多了。在整个活动期间，孩子们之间不断有些争吵，告到我跟前，当她们纷纷到我跟前诉说时，我发现她们虽然没有哪一个说得上漂亮，可有几个还挺可爱，足以掩盖她们的丑陋。
我们最后分手了，双方都对对方感到满意，而这个下午就成了我一生中回忆起来最满意的时刻。这次欢聚并没有费我多少钱，至多三十个苏就换来了一百个埃居也难买到的满足；的确，乐趣是不可用花销来衡量的；欢乐更乐于跟铜子交朋友，但不愿跟金币结交。后来我多次在同一时刻到同一地点去，希望再次见到这群小姑娘，可是始终未能如愿。
这次遭遇使我想起另外一次类似的娱乐活动，但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在我混迹于富豪和文人之间，有时不得不共享他们乏味的乐趣的不幸的年代。当我在舍佛莱特卢梭于一七五六年四月迁居巴黎近郊埃皮奈夫人为他提供的退隐庐。舍佛莱特也是埃皮奈夫妇的产业，离退隐庐不远。时，正赶上居停主人的生日；他们全家团聚，来庆祝这个节日，吹吹打打，好不热闹。演戏、筵席、烟火，样样不缺。人们忙得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与其说是欢乐，倒不如说是给搞得头昏脑涨。吃过饭以后，大家到大路上去换换空气，当时正逢集市。人们正在跳舞，绅士老爷们不惜屈尊跟农家姑娘跳将起来，夫人们却不肯降低自己的身份。集市上正在出售黑麦甜饼。有位青年绅士异想天开，买了一些扔到人群中去，只见老百姓纷纷来抢，你推我搡，拳打脚踢，滚成一团。别人见到这一情景是如此兴高采烈，也就都来效尤。霎时间甜饼满天飞，姑娘们和小伙子们就跑呀跑呀，挤成了堆，连胳膊都要累折了。大伙看了也都心花怒放。我也不好意思不从俗，然而心里却不像他们那么欢快。不大一会儿，我感到掏腰包让别人挤成一团，实在不是什么乐趣，就离开他们，独自到集市上去闲逛。集市上各色商品琳琅满目，使我赏心悦目。有个小姑娘摊子上还有那么十来个干瘪苹果，很想早点脱手。她身边有五六个萨瓦小伙子萨瓦地区在今法国东部与瑞士、意大利接壤处，十八世纪属撒丁王国。当时萨瓦人在巴黎的多半当清烟囱工人和搬运工。也很想让她早点收摊，可身上总共不过两三个铜子儿，买不了几个苹果。对他们来说，这个摊子就是赫斯珀里得斯在希腊神话中，赫斯珀里得斯是夜神赫斯珀洛斯的四个女儿，她们守卫大地女神该亚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天后赫拉的金苹果树。的果园，那小姑娘就是看守这园子的那条龙。这一喜剧场面叫我乐了好大一阵子，最后我把小姑娘的那些苹果全都买了下来，叫她分给那几个小伙子，这才收了场。这时我看到了使人心欢畅的最甘美的场面，看到了愉快的心情跟青年的纯真出现在我周围的几个小伙子的脸上。在场的人看到这情景，也都共享这一愉快，而我呢，花这么小的代价就享到这一欢乐，更因它出之我手而感到高兴。
当我把我得到的乐趣跟前面所说的那种乐趣加以比较时，我满意地感到自然而健康的乐趣与由摆阔心理产生的乐趣之间的不同，后者几乎就是捉弄人的乐趣，是纯粹出之于鄙视别人的乐趣。当你看到由于贫困而失去身份的人，为了抢夺几块扔到他们脚下、沾满烂泥的甜饼而挤成一团，滚成一堆，拳打脚踢时，又能得到什么乐趣呢？
至于我，当我仔细思考我在这样的场合所感到的满足到底是哪一种时，我发现这种满足并不是出之做了什么好事的感觉，而更多地是看到流露喜色的笑脸时的那种乐趣。这样一种表情虽然深入我心，但我总觉得它的魅力纯粹是感官方面的魅力。如果我不能亲眼目睹别人由于我做了什么事而产生的满意心情，尽管我确信他有那种心情，我也觉得只是得到了不充分的享受。我这种乐趣甚至是一种忘我的乐趣，与我自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无关系。在群众节日娱乐的场合中，看到他们满面笑容的这种乐趣向来都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然而这样的期待在法国却时常落空。法兰西民族虽然自诩是欢快的民族，在它的游乐活动中却很少流露出欢快之情。从前我常到巴黎郊区的小酒店里去看普通老百姓跳舞，可是他们的舞蹈是如此乏味，舞姿又是如此沉闷笨拙，我在离去时，心中怀着的不是喜悦而是难受。而在日内瓦和瑞士，笑声并不是不断地化为无聊的恶意和捉弄的，群众节日活动中到处都洋溢着满意和欢快的心情。在这样的活动中，贫困并没有显示出它可憎的形象，豪华也并不那么咄咄逼人。幸福、友爱、融洽之感促使人们心花怒放，而在这纯洁的欢快气氛中，各不相识的人时常相互攀谈，相互拥抱，相互邀请对方来共同欢享节日的欢乐。我自己用不着亲自参加这样的活动，就能享受这节日的欢乐。我只消从旁观看，就能和别人一起同享，而在这么多欢快的面孔中，我确信没有哪一个人的心能比我的更加欢畅。
这虽只是一种感官的乐趣，其中却含有一定的伦理道德。何以见得？因为当我明白坏人脸上的得意欢快的表情只不过表明他们的坏心肠已经得到满足时，这同样的面容不但不能使我愉悦高兴，反而只使我痛苦悲愤得心如刀割。只有纯洁的愉快的表情才能使我的心感到欣悦。残酷的、嘲弄人的愉快的表情使我悲痛伤心，尽管这种愉快之情与我毫无干系。这样两种愉快的表情，由于它们发自如此不同的内心，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然而它们毕竟都是愉快的表情，它们之间的差异显然不像它们在我心底激起的反应的差异那样悬殊。
我对痛苦和悲伤的表情更加敏感，当我看到这样的表情时，内心总是异常激动，比这些表情本身所体现的感情还要强烈。想象力起着加强感觉的作用，使我把自己就看成是个受苦的人，也时常使自己比这个人还要难过。我也看不得人家流露出愠色的脸，特别是当我有理由认为这种不快是与我有关的时候。我从前曾经傻得让人拽到有些人的家里去住，那里的仆役总让我为他们的主人的接待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也不知为他们在无可奈何地侍候我时的那副阴沉不快的嘴脸付过多少埃居。我这个人对能触动人的感情的景象，特别是对那些带有欢乐或痛苦、亲切或憎恶之情的脸，总是特别容易动容，见到这样的表情，感情就为之所动，除了一走了之以外，从来无法逃脱。陌生人的一个脸色、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足以扰乱我的欢乐或稍减我的痛苦。只有当我只身独处时我才完全属于我自己，除此以外，我就是周围所有的人的玩物。
我曾在上流社会里生活过，当我在所有的人眼里只看到一片善意，或在不认识我的人的眼中看到既非善意也非恶意的眼光时，我是生活得快乐的。可是今天，有人一个劲儿让更多的人认识我，却不让他们知道我的人品，我一上街就免不了要看到叫我伤心的景象；我赶紧迈开大步向田野奔去；只要一见一片翠绿，我就能透过气来。我爱孤寂的生活，这又何足为奇呢？我在人们脸上看到的只是敌意，而大自然则永远向我露出笑脸。
应该承认，只要人们不认识我这张脸，我生活在他们之中还是感到乐趣的。然而人们却不大肯把这种乐趣赐给我。几年以前，我还喜欢串村走乡，在大清早观看农民修理连枷，观看妇女在门口看管孩子。这种景象里有着震动我心的无以名之的东西。有时我不知不觉地停下步来，看着这些善良的人的一举一动，莫名其妙地暗自赞叹。我也不知是否有人见我为这小小的乐趣动了感情，是否有人一心要剥夺我这种乐趣，反正从人们在我走过时面部表情的变化，从人们见到我时的神色，我不能不知道有人是竭力要剥夺我这种隐姓埋名的乐趣的。在残废军人院附近，这种事情表现得就更加突出。我对这个优良的机构向来是很感兴趣的。当我看到那些老人时，总是满怀深情和敬意，他们可以像斯巴达的老人那样说：
当年我们也曾经
年轻、勇敢、有胆量。普鲁塔克的《李苏格传》中说到斯巴达人在民间节日中总有三组舞蹈。先是老年人组，边舞边唱这两行歌词，接着成人组唱“我们当今正这样，谁来也都能抵挡”，然后儿童组唱“我们将来也一样，一代要比一代强”。
我最喜爱的散步场所之一就是军官学校附近，我在那里高兴地碰到几位残废军人，他们还保持着往日军人的善良，在经过我身边时跟我打个招呼。这个招呼使我非常高兴，加强了我在见到他们时的乐趣，我的心也对他们给以百倍的回报。我这人从来不会掩饰我所受到的感动，所以那时就时常讲起残废军人，讲起我在看到他们时是如何受到感动。这就错了。没有多久，我发现我在他们心目中不再是个陌生人了，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我在他们眼里变得更陌生了，因为他们用跟公众同样的眼光来看我了。往日的善良消失了，招呼也不打了。令人厌恶的神气和凶狠的目光代替了他们最初的礼貌。军人所习惯的坦率使得他们不像别人那样用轻蔑和奸诈的面具来掩盖他们的敌意，他们公开对我表示最强烈的仇恨；最惨的是，有些人竟然把他们的愤怒发泄得无以复加。
从此以后，我到残废军人院附近散步的兴致就没有那么浓了。然而，我对他们的感情却并不取决于他们对我的感情，当我看到这些保卫过祖国的老战士时，总是满怀敬意和兴趣的；不过，我对他们是如此公正，而他们却如此回报，总不免为之感到难受。当我偶尔碰到个别残废军人不听别人的教唆，或者不识我的面貌，没有对我表示任何反感时，他跟我打的招呼也就补偿了别人那可憎的神气。我就把别人统统忘了，一心只想着这一个，同时设想他的心也跟我的心一样，是不让仇恨进入的。去年有一天，当我过河到天鹅岛天鹅岛，位于塞纳河中，在帕西(今第十六区)和格勒内尔(今第十五区)之间。上去散步时，就还曾得到过这样的乐趣。一个可怜的老残废军人正坐在船上等候别人上船一起过河。我上了船，让船夫马上开船。当时正是涨水季节，过河的时间得长些。我几乎不敢跟这位军人搭讪，唯恐跟平常一样碰一鼻子灰，然而他那善良的神态终于使我放下了心，我们就攀谈起来。我觉得他挺通情达理，也很有德行。我对他那爽直亲切的口吻感到意外和高兴。我已经很久没有领受过这样的好意了。当我听说他刚从外省来到巴黎，我的意外之感也立即消失了。我明白这是因为人家还没有把我的面貌特征告诉他，也没有教唆他应该如何行事。我利用这个隐姓埋名的身份，和一个“人”谈了一阵，从我得到的甘美当中，我感到，即使是最普通的乐趣，如果难得尝到，也足以提高这乐趣的价值。在下船时，他掏出两个子儿。我把渡资付了，请他把钱放回衣兜，心里却还怕他会勃然大怒呢。幸而事实不是如此，恰恰相反，他对我的好意看来是颇为感动的，特别是当我见他比我岁数还大而扶他下船时，这份感动就更加明显。我当时竟是那么孩子气，居然纵情大哭，这又谁能料到呢？我真想给他一个二十四个苏的银币去买点烟草，可我不敢。同样的胆怯心情也时常阻碍我去做一些原可使我不胜愉快的好事，所以我只好徒然哀叹我的笨拙。这一次，在跟这位老残废军人分手时，我心想，如果我做了好事，又用金钱来贬低它的价值，玷污它的无私，岂不违背了我自己的原则吗？这样一想，我也就心安理得了。对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人，应该毫不迟疑地提供援助；而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就该凭天然的善心和礼貌行事，别让任何带有铜臭的东西来败坏或玷污这如此纯洁的源泉。据说在荷兰，连问人钟点或请人指路都要付钱。把人之常情的这点最微不足道的义务都要当成买卖来做，这样的人也未免太可鄙了。
我注意到，只有在欧洲，在家留宿客人也要收钱。而在整个亚洲，留宿客人是根本不取分文的。我也知道，那里并没有那么多的奢侈品。但是当你能说：“我是人，受到人的接待；是纯洁的人情给了我这顿饭餐”时，难道这是微不足道的事吗？当你的心比你的身体受到更好的款待时，物质上小小的匮乏是算不了什么的。
漫步遐想录漫步之十
今天是圣枝主日圣枝主日是复活节前的礼拜天，卢梭是在一七二八年的那一天(三月二十一日)同华伦夫人相识的。这篇《漫步之十》写于一七七八年四月十二日，没有写完，作者就在五月二十日离巴黎迁居吉拉丹侯爵在埃尔姆农维尔的别墅中，七月二日在那里猝然离世，这篇《漫步》也就始终没有完成。，同华伦夫人初次见面，至今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她和本世纪同龄，那时是二十八岁华伦夫人生于一六九九年。关于卢梭和华伦夫人在安讷西的初次见面，见《忏悔录》第二章。。我还不到十七。我当时的性格还没有定型，连我自己也不了解，但它却给她那颗生来就充满生命活力的心带来了新的温暖。如果说，她对一个活泼而温柔朴实的少年怀有好感是不足为奇的话，那么，一个富有机智和风度的迷人的女子，使我除了感激之情以外，还产生我当时还无以名之的最亲切的感情，那就更不足为奇了。然而不同寻常的是，这最初的时刻对我整个一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由于一种不可避免的关联，铸就了我在余年中的命运。我心灵中最可贵的气质那时还根本没有被我的器官培养出来，还不具备确定的形态。它正在迫切期待着取得这一确定形态的时刻，而这一时刻，虽然这次相遇起着加速的作用，却并没有那么早就到来。我所受的教育赐予我的是淳朴的道德，正当我看到爱情和纯真在我心中同时并存的这种甜蜜而短促的状态要长期延续下去时，她却把我打发走了卢梭在安讷西住了几天，就被送到撒丁王国的首都都灵，进了一个天主教的教养院，那是为训练行将参加洗礼的新入教者而建立的。。一切都使我怀念她，我必须回到她的身边。这次归来决定了我的命运，而在我占有她以前很久，我就只是活在她的心中，只是为她而活着。我有了她就别无他求，如果她也和我一样，有了我就别无他求，那该多好啊！我们将会在一起度过怎样恬静甜蜜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我们也曾度过，但是短暂，转瞬即逝，而随之而来的又是怎样的命运！我没有哪一天不在愉快地、怀着深情回忆起这段时期，这是我不受干扰、没有阻碍地充分体现我自己的时期，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真正生活过的唯一而短暂的时期。从前在韦斯帕西安韦斯帕西安(9—79)，罗马皇帝(69—79)。治下有位大法官被贬谪居乡间，他说：“我在这世上度过了七十个寒暑，但是我真正生活才七年。”我现在差不多也可以说这样的话。要是没有这段虽然短暂然而宝贵的日子，我也许至今对我自己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因为在我一生的其他时期，我这个生性软弱忍让的人被别人的感情如此摆布、激荡和左右，在那动荡不安的一生中几乎总是处于被动地位，而那严酷无情的必然又没有一天不紧压在我的头上，我就很难在我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区别出究竟哪些是真正出于我的自愿的了。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我得到一个无比温柔体贴的女人的爱，做我愿做的事，做我愿做的那样一个人，同时充分利用我的余暇，在她的教导和榜样的帮助下，终于使我这淳朴得如同一张白纸的心灵最好地体现它的本质，而且从此就永远保持下去。对孤寂和沉思的爱好，它跟作为我心养料的易于外露的温柔感情一起，在我的心中滋生了。嘈杂喧嚣束缚扼杀我的感情，而宁静平和则使之振奋激扬。我只有在心思集中时才能有所爱。我说服妈妈十七岁的卢梭在回到华伦夫人身边时就称她为“妈妈”。当她后来成了他的情妇后也一直保持这个称呼。搬到乡间去住。山坡上的一所孤立的房子就成了我们的隐居之所；正是在那里，在四五年间，我饱享了一个世纪的生活，饱享了纯真而充分的幸福，它以它的魅力遮掩了我命运的可怖。我那时需要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友，我得到了。我渴望乡间，我也到了那里。我不能忍受限制，我那时得到了充分的自由，而且更甚于自由，因为我只受我的爱好的限制，只做我想做的事。我的全部时间都充满了温馨的关怀，充满了乡间的劳作。我别无他愿，只盼这种如此甜蜜的境界能继续下去；我唯一的苦恼就是担心好景不长，而这种担心产生于我们的处境的困难，并非是毫无根据的。从那时起，我就一心只想一面排遣这种担心，一面找到防止它产生后果的办法。我想，培养出一些才能是防止贫困的最可靠的办法，为此我就下了决心去把余暇用在准备工作上，如有可能，使我能去报答我从这位最优秀的女人那里得到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