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大家都走前门，”古皮特曾说；“节省花在门警上的开销。”
在那三个小时里，孟德皑的守夜只得到三项报酬：一个小时一件，实在不多。九点半。有辆蓝色的福特交通车送了两个象提着火药箱的人来到。他在话筒上喃喃说出情况时，他们已自行打开门锁闪身而入，随即关上门。十点钟，梭车抵达，古皮特也曾跟他提过这件事。梭车到各分部收集烫手的文件回来放在“马戏团”里保管到下周一再送回去。古皮特说，这辆车会先到布列斯顿、亚敦和沙瑞特，最后到海军总部，十点钟左右才回到“马戏团”。结果车子正好于十点钟回来。这次有两个人从大楼内出来帮忙拿东西，孟德皑也如数向乔治报告，而乔治只是耐性地说声谢谢之类的感谢辞。
乔治是不是也象孟德皑一样守在黑暗里呢？他坐着吗？孟德皑觉得他应该是的。所有他认识的怪人中，乔治可说是最怪的。看到他的时候，你会以为他无法独自一人过马路，但如果你要保护他。不如去保护一头刺猬。这些情报员，孟德皑心想，一生都在追逐恶徒的我，结果却在做什么？破门而入，站在黑暗中侦察情报员的行动。在认识乔治之前，他一直很讨厌情报员，认为他们是好管闲事的外行大学生，认为他们违反宪法，认为这个特种分部为了本身和大众的利益，最好三缄其口。想起来。除了乔治和古皮特这两个特例外，他今晚对他们的看法也还是如此的。
快到十一点时，也就是一小时以前，有辆计程车来到，很普通的出租汽车，停在戏院前。乔治也曾把这种琐事提醒过他：“马戏团”内部的人习惯上不会让计程车停在大门口。有些停在福安街；有些人停在蓝顿街或某家商店前，大部分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掩护终点，叶普溪喜欢的地方是戏院。孟德皑没见过叶普溪，但知道他的特征，而且当他从望远镜中监视时，立刻无疑问地认出他来。那人身穿黑大衣，个子又高又壮，他甚至注意到那司机如何在他给小费时扮鬼脸，并在叶普溪找钥匙时说了几句话。
古皮特曾解释过，前门并无警卫，只是锁起来而已。安全措施是在进门左转后才开始。叶普溪的房间在五楼，从窗外看不见有灯光，其实里面有个顶灯，但光线只射到反射板上，倒是从烟囱口看得出来。确实如此，当他观察时，烟囱肮脏的砖块上露出一抹黄色：叶普溪已进入他的办公室。
而小古该去度个假了，孟德皑心想。这种事他以前看过：雄纠纠的硬汉在四十岁的时候垮下去。他们总把一些不如意的事埋在内心深处，假装没这回事，进而全心仰赖一些结果根本不是大人物的大人物，然后有一天大人物的西洋镜被拆穿，英雄完蛋了，这些人便落得坐在办公桌前，眼泪象雨水一样倾泻在记事簿上。
他捡起刚才放在地板上的话筒。“看来‘锅匠’就位了。”
他把计程车的车牌号码告诉乔治，然后继续等待。
“他看来怎么样？”乔治低声说。
“很忙。”孟德皑说。
“他本来就该如此。”
不过，乔治就不会垮下来，孟德皑赞佩地想。虽然他看似一棵弱不禁风的橡树，别人以为一阵风就会把他吹倒，但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他却是唯一到最后仍然屹立不动的人。就在他沉思的时候，第二辆计程车到了，它直接停在前门，一个高大而行动缓慢的人谨慎地爬上阶梯，他一次只上一级，象很爱护自己心脏的人。
“你的‘裁缝’来了。”孟德皑轻声地对乔治说：“等一等，‘士兵’也来了，我说，这骤然看来，好象是次家族大拜拜。你不要紧张。”
一辆宾士二九〇的旧车从厄罕街射出来，经过他窗下，然后好不容易才转了个弯，停在查令十字路北部的出口。一个姜色头发、年轻而粗壮的人从车内走出，他砰一声关上车门，迈开大步横过马路走向大门，连仪表板上的钥匙也没有拿。过了一会儿，四楼上的另一盏灯亮起来，白洛伊也来了。
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谁会走出来，孟德皑心想。
第三十六章
水门花园大概是由附近的康顿街和汉普斯路的水门而来的名字，是四栋建筑在新月形地中央的十九世纪楼房围成的一块台地，每幢有三层屋和一层地下室，还有沿着摄政王运河用墙围起的长条形后花园。门牌由二号到五号，一号若非早已倒坍，就是从没有建起过。五号筑在北端，把它当作安全屋，实在最理想不过。因为在三十公尺之内就有三条通道，运河还提供往南往北各一条曳船道。北边接康顿街，南边和西边是公园和樱草山。更好的是，邻居都没什么社会地位，也不要求别人有。这儿有几家已改成单房公寓，门上有看来象打字机字键的一排十个门铃。有几家发达的，只有一个门铃，五号有两个：一是马米兰太太，另一个是她的房客贾佛逊先生。
马太太个人十分保守，对什么事都不慌不忙，虽然这还很难断定她对工作有多热衷，但那确是担任监视人员最好的条件。她的房客贾先生据说是一个做石油生意的外国人，经常不在家里，水门花园是他临时歇脚的地方。那些邻居有闲情注意他时，便发现他是个害羞但洁身自好的人。如果那天晚上九点钟，马太太让乔治进她的前屋并拉上洁白的窗帘时，他们碰巧在灯光幽暗的门廊看到他，一定也会对乔治留有同样的印象。
马太太是个坚毅型的苏格兰寡妇，穿着棕色长袜，头发很短，皮肤虽已起皱但还颇有光泽。为了上帝和“马戏团”的利益，她曾在莫桑比克管理过圣经学校，也在汉堡主持过一个海员传道所。虽然她前后做了二十年职业的监听员，仍习惯性地把所有男人都当作罪人一般看待。乔治从外表看不出她在想什么，从他抵达的那一刻，她的态度就有种深沉而孤独的镇静；她象个客人早已死去多时的女城主般带他巡视屋内。
他们先到她本人住的半地下室，那里放满了各种植物，及某个年代经常外出旅行那种阶层之淑女所拥有的旧明信片、黄铜桌面、雕花黑木家具。对，如果“马戏团”晚上要她办事，他们会打地下室的电话，楼上另有一条电话线，但那只能打出去，地下室电话在楼上餐厅另有分机。然后他们来到一楼，这是显示管理部门品味极差的真正圣地：色彩不调和的摄政时代臂章、镀金的复制椅子、马毛绒制的沙发。厨房没有用过，而且脏兮兮的。另一头有间玻璃外屋，半为温室半是杂物室，从这里可以俯看到杂乱的花园和运河。散置在瓷砖地板上的是一具旧的熨斗、一个铜盆和几罐装在板条箱内的蒸馏水。
“马太太，那些麦克风在哪里？”乔治已回到客厅。
马太太低声说，它们成对地嵌在壁纸后：一楼的每个房间都有一对，楼上的每个房间也有一对。每对都与一架独立的录音机连接。他尾随她走上陡斜的楼梯。顶楼没有摆任何家具，只有那间阁楼卧房有个放有八部录音机——四上、四下——的灰色钢架。
“贾先生晓不晓得这一切？”
“贾先生，”马太太一本正经地说：“是值得信赖的人。”这是她责备乔治或是崇尚基督教道德最明显的表示。
再回到楼下，她带他去看整个控制系统的开关。每块指压板上都有一个额外的开关。据她所说，在贾先生或其他人员想录音时，只要站起来把左手边的电灯开关扳上去即可。从那时候起，整个系统就是靠声音发动，这即是说，有人说话的时候，录音盘才会转。
“马太太，这一切进行时，你在什么地方？”
她说她留在楼下，那是女人该逗留的地方。
乔治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拉开里面的柜子和橱柜。然后回到可以看见运河的杂物室，掏出一个小型电筒，对着黑暗的花园闪了一下作信号。
“这里的安全手续是什么？”乔治一边仔细地用手指抚弄客厅门旁的电灯开关，一边问道。
她的回答和做礼拜一样的单调乏味。“在门阶上放两整瓶牛奶，表示一切平安，你就可以进来，否则不要进来。”
温室方向那边传来一下轻微的敲门声，乔治回到杂物室，打开那扇镶有玻璃的门，匆匆低声交谈几句后，跟古皮特一起再出现。
“马太太，你认识皮特吗？”
马太太不置可否，只用那双严厉的小眼睛带着轻蔑的神色盯着他。他正在研究那块开关板，一边猛掏口袋。
“他要干什么？他不能那样做，阻止他！”
乔治说，如果她不放心，可以到地下室打电话给欧莱肯。马太太没有动，但她如皮革般坚韧的脸颊上露出两抹红晕，而且生气地拗手指。古皮特用把小起子谨慎地拆下那块塑料板两端的螺丝，正在检查后面的线路。现在，他非常小心地倒转末端，扭转它的线路，然后把塑料板旋回原处，并没有动其它开关，如今要扳下来才能启动机器。
“我们来试试看。”古皮特说。当乔治上楼试录音机时，古皮特以低沉的声音唱了几句《老人河》。
“谢谢你。”乔治再下楼来，耸耸肩膀说：“很不错。”
马太太已去了地下室打电话给欧莱肯。乔治安静地布置舞台，他把电话放在客厅一张扶手椅旁边，然后清理到杂物室去的退路。他从冰箱里拿出两整瓶牛奶放在门阶上当信号。然后脱掉皮鞋，放在杂物室里，正当他关掉所有的灯，坐在扶手椅上戒备时，也到联络孟德皑的时候了。
在这时，古皮特已在运河曳船路上继续监视这栋房子。那条人行道在天黑前一小时就不准闲人来往，之后，它可能成为情侣幽会的胜地，也可能成为流浪汉的天堂，这两种人虽然目的不相同，但都是被桥梁那边的黑暗吸引过去的。在这种寒夜里，古皮特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偶尔，有列空火车驶过，留下更大的空虚。由于他的神经太过紧张，期待太多变化，以致一时间不免拿《启示录》中的字句来看构成那一晚的事事物物：铁路桥上的灯号变成绞首台；窗上的铁栅栏由在朦胧的天空衬托下形成一个个拱形的维多利亚式仓库变成巨大的监狱。近在身边的老鼠发出忽高忽低的尖啸，还有死水的臭气不断飘上来。不久，客厅里的灯熄灭了，除了地下室窗户两旁有点黄色的光外，整幢房子都兀立在黑暗中。从杂物室里，有阵光闪向他，他掏出一枝钢笔形电筒，打开银色的套子，以颤抖的手指向着光线射来的地方回了一个信号。从现在开始，他们只能等待。
陶瑞基把收到的电报和保险箱上的密码簿扔给柏尼。
“来吧，”他说：“你的薪水不是白拿的，译出来。”
“这是要你亲收的电报，”柏尼反对道。“你看。‘由叶普溪拍发，亲收亲译。’我可不能译，这是最高机密。”
“柏尼，照他的吩咐去做。”麦士荻看着陶瑞基说。
十分钟内，三个人都没说过半句话。陶瑞基离开他们，站在房间的另一头，等得心惊肉跳。他已把手枪塞在腰带里，上衣放在椅子上，汗水湿了他的衬衣沿着背部而下。柏尼正用一把界尺读出一组组的数字，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他查到的字写在他面前的方格纸上。为了集中精神，他用牙齿咬着舌头，因此他缩回舌头时便发出一声轻响。他把铅笔搁在一边，拿起那张纸交给瑞基。
“大声读出来。”陶瑞基说。
柏尼的声音还挺和气的，而且带着点热心。
“由叶普溪拍发，陶瑞基亲收亲译。答应你的请求前，必须澄清事实以及/或者交出货物样品。‘对本局之安全有重大关系的情报’一句并不合格。容我提醒你在可耻失踪后现在所处的不利地位，望你停止目前的愚行，立即(重复一次)立即向麦士荻道出来意。局长。”
柏尼还没念完，陶瑞基就以一种奇怪而兴奋的方式大笑起来。
“就是这样，普溪小子！”他叫道：“是！重复一次不是！亲爱的柏尼，你知道他为什么拖延吗？他正在想办法从我背后开枪！他抓我的苏联女友就是用这套办法。这个老杂种，老调重弹了！”他拨乱柏尼的头发，对着他大叫大笑。“柏尼，我提醒你，这单位有些该死的下流人，所以你不要相信他们任何一个人。我告诉你，否则你永远无法长得又高又壮！”
独坐在黑暗客厅里的乔治，也正在管理部买的那张极不舒服的椅子上等着，头部以一种难过的角度夹着电话的听筒。偶尔，他会喃喃地说几句话，孟德皑也喃喃回敬几句，但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分享着沉默。乔治的心情低落，甚至有点阴郁。象演员一样，在戏幕升起前，也会有种近似反高潮的感觉，以及一些伟大的事情缩小成一个既渺小又平凡的结局后的失落。正如在奋斗了一辈子后，死亡本身也是既渺小又平凡了。他并没有一种他以前所熟悉的征服感，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人，这是他害怕时的特征；并没有特别的理论或评断，只是思考每个人会受到什么影响，然后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他想到杰岷、山姆、虹霓、麦斯和韦杰利，以及这些人完全被破坏掉了的忠诚；在另一个不同的范畴里，他想到了安妮，和他们在康瓦耳悬崖上那段绝望而错综复杂的谈话。他在想，人与人之间有没有不必依靠任何自欺就能存在的爱。他多希望自己能在事情发生之前起身离开，可是他不能这样做。他以一种颇象父亲的方式替古皮特担心，担心他如何承受成长期中最后的挫伤。他又想起他埋葬老总的那一天，他想到有关卖国者的心理，天下有许多说不出道理的、愚蠢的暴力行为，也有同样情形的卖国者吗？他这才发现他所信仰的一切知识或哲学上的法则，在面对人类的处境时就完全不管用了，这种消沉使他自己很担心。
“现在怎样？”他问电话那头的孟德皑。
“有两三个酒鬼，”孟德皑说：“大唱《看那被雨打湿的小树林》。”
“从没听过这首歌。”
把电话转到左边后，他从西装内袋中掏出把上好的丝绸衬里都弄坏了的手枪。他摸到枪的保险掣，一时间，他好笑地发现自己不知道向哪边推才是打开保险。他啪一声抽出弹匣，然后再装回去，记起战前在沙瑞特夜间射击场上，曾经这样连继不停地做过几百次；他记得有人老是用双手射击，一手握枪，一手握弹匣。“马戏团”里有个家伙要他把食指贴着枪管，用中指扣扳机。但他试过后，觉得很可笑，自此就没再试。
“我去逛逛。”他低声地说。
孟德皑说：“去吧。”
他拿着枪，走回杂物室那里、侧耳倾听地板有没有发出足以泄漏了行踪的辗轧声。想来那破旧地毯下大概是水泥地板，即使在上面跳，也不会引起半点震动。他用电筒发出两个短的闪光信号，过了一好会儿后再来两次。古皮特马上还以三个短闪光信号。
“我回来了。”
“知道啦。”孟德皑说。
他坐定以后，忧郁地想起安妮来：梦想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把枪放回口袋。运河那边传来一阵汽笛的呻吟声。在晚上？船只在晚上航行？一定是汽车发出来的。也许吉若自有一整套我们不知道的紧急程序？一个电话亭和另一个电话亭通话？一辆中途接载人的汽车？也许波莱可还有一个虹霓没发现的助手？这些他其实早已想过，这系统建立得无懈可击，能适应一切意外事故。谈到情报技巧，卡拉的确足以自夸。
还有他认为被跟踪的幻想呢？那是什么？他从来没见过那个影子，只是感觉到，直到他的背部似乎被他的监视者强烈的眼光刺痛为止，可是他还是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只有感觉到。他确实是老了，不能不提高警觉：以前从来不会发出声音的楼梯，没有风吹也在沙沙作响的百叶窗，车牌号码虽然不同，但外侧有同样擦伤痕迹的汽车，在伦敦地下铁道里那张你知道以前在某个地方看过的脸孔——多年来，他靠留意这些迹象活下来；其中任何一项迹象，都构成足够的理由采取行动、改变居处和身分，因为在这一行里没有巧合这回事。
“有一个走了。”孟德皑突然说：“喂？”
“我在。”
孟德皑说有人刚走出“马戏团”，他从前门出来，但他无法确定那个人的身分。他穿橡皮雨衣，戴帽子，体形颇大，行动迅速，一定事先叫了辆计程车在门口等他，一出来就直接上车。
“往北，向着你那边去了。”
乔治看看手表，他想，给他十分钟，给他十二分钟，他会在途中打电话给波莱可。然后他又想，别那么笨，他早已在“马戏团”里打过了。
“我要挂断了。”乔治说。
“祝你好运。”
在曳船路上的古皮特看见三次长闪光。“鼹鼠”已在途中了。
乔治再一次检查杂物室里的退路，把几张折叠式的椅子推到一边，在熨斗上别了一根绳子指示方向，因为在黑暗中，他的视力很糟。沿着绳子可到敞开的厨房门口，厨房有并排的两扇门，一到客厅一到餐厅。厨房是长形的，实际上是在建那间玻璃杂物室之前增建的房间。他本来想利用那个餐厅，不过那太冒险，而且他无法从那里和古皮特通信号，所以他在杂物室内等候。等候时，他一边觉得只着短袜的脚很可笑，一边擦擦因脸上的蒸气而使镜片迷蒙的眼镜。杂物室里比较冷，客厅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而且开过暖气，而这里只有些跟外面直接接触的墙、玻璃和地毯下使他的脚泛潮的水泥地板。他心想，“鼹鼠”会先到，“鼹鼠”扮演主人的角色。这是礼貌也是伪装的一部分——波莱可是吉若的间谍。
一辆伦敦的计程车就是一枚飞行中的炸弹。
这个比喻从他无意识的记忆深处缓慢地爬升出来，这个炸弹冲进这新月形地区时，低音沉静的消失，代之以有韵律的滴答声，然后在击中的地方，声音停止了。哪一幢房子——当我们在黑暗的街道上等候，蹲在桌子下或者抓紧一根绳子时——哪一幢房子被击中？然后是猛然关上门的声音，爆炸后的反高潮：如果你听得到，它就不是你在等待的。
但乔治听到了，而且这也是他等待着的。
他听到一双脚走在碎石路上的脚步声，轻快而有力。声音停止了。乔治荒谬地想，你找错门了，走开吧。他握着保险已打开的枪，虽然还在倾听，但是什么也没听到。他心想，吉若呀，你可真多疑。你这只老“鼹鼠”，是否嗅出这里有些不对劲？他想到马太太，也许她拿走那两瓶牛奶，设了一个警告，叫他走开。马太太破坏了这次的猎杀行动？然后他听见门闩转动的声音，一转、两转，他记得那是种班翰锁。——老天，我们将来一定要多照顾班翰公司的生意。这会儿那“鼹鼠”一定在拍拍口袋找钥匙。一个紧张的人或许已把钥匙拿在手里抓紧不放，在坐计程车的途中，还一直在口袋里玩弄它；可是“鼹鼠”不会这样。“鼹鼠”或许会担心，但他不会紧张。在门闩转动的同时，门铃响起来——又是管理部门的手法：高声、低声、高声。马太大说过，那表示是自己人；问题是她的人、虹霓的人或卡拉的？前门打开了，有人踏进这幢屋子里了，地毯上出现沙沙的走路声音、关门的声音、开灯的声音，接着看见厨房门下出现一道微弱的光线。他把手枪放回口袋，在衣服上揩一揩手心，然后再拿出来。在这同时，他听到第二枚飞行炸弹的声音，第二辆计程车停在门前，随即听到急促的脚步声。波莱可不仅已手拿钥匙，而且早已准备好车资：不知道苏联人给不给小费？或许给小费不民主？门铃又响起来，前门开了又关上，乔治听到两个牛奶瓶拿到走廊的桌子上时发出的两响叮当声，这表示出良好的训练和一流的情报技巧。
乔治在凝视身旁的旧冰箱时恐怖地想，老天爷救我，我从没想过这点：假设他想把那两瓶牛奶瓶放回冰箱，那该怎么办？
客厅的灯打开时，厨房门下那线光突然变得较为明亮。一种异常的沉默笼罩着这幢房子。乔治握着那根绳子，侧身在冰冷的地板上向前挪动。然后他听到一些声音，起先朦胧而不清楚。他想，他们一定仍在客厅最远的一头，或许他们一开始时总是低声说话。现在波莱可走近了些，正在手推车旁倒酒。
“万一有人来打扰，我们的借口是什么？”他以流利的英语问道。
“可爱的声音，”乔治回忆着：“象从前一样柔和动听，我常常把录音带放两次，只为了听听他说话的声音。”虹霓你该来这里听听他的声音。
仍旧站在远处的那个人，用不清晰的低语声回答每个问题。“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再碰头？”“退路怎么样？”“既然我有外交豁免权，有没有要交由我携带的东西？”
乔治心想，这一定是一套基本问答，卡拉所设计之必然程序的一部分。
“开关关了没？拜托你检查一下，谢谢。你要喝什么？”
“苏格兰威士忌。”彼尔说：“要特大杯。”
带着一种完全难以置信的感觉，乔治听到那熟悉的声音高声读出那封在两天前乔治亲自替陶瑞基起草的电报。
然后，一时间，乔治的一部分自我突然公开反对另一部分自我。曾经在莱肯的花园侵袭他、自此以后就宛如一股令人担忧的潮汐般阻止他进展的、那个怀疑而且愤怒的巨浪，现在已驱使他走向绝望之途，然后叛变：我拒绝。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值得一个人为了它去毁灭另一个人。然而，痛苦和背叛的道路，总是要在某个地方到达终点。在此之前，这个背叛的人不会有任何前途可言，只能继续滑向另一个比目前更可怕的情况。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和安妮的情人，杰岷的朋友——就我所指——也是杰岷的情人，大众受其害的是他的叛国行为，而不是他那个人。
韩彼尔出卖了大家。身为一个情人、一个同事、一个朋友、一个爱国分子、一个被安妮笼统地称为“模范”的绝顶珍贵的团体中的一员，他背叛了他的每一种身份。他竭尽所能、公然地追求一个目标，但暗地里却在完成和它对立的目标。乔治很清楚，即使到现在，他还是没法完全了解这骇人听闻的重叠。但他自己的一部分已替彼尔辩护起来。彼尔是否也被人出卖过？他耳边响起虹霓的悲叹：“我所爱的这些人，为了大英帝国，为了控制时代的浪潮而接受训练... ...你们是最后两个了，乔治，你和彼尔。”他带着伤痛地心情明白地了解到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生来就是要让人画上大油画的，在“统治、分化和征服”这套理论下长大，他的眼光和虚荣心与叶普溪一样，都着眼在世界级的竞赛上，结果，现实的影响力像过不了岛屿的一波可怜的海水。因此，乔治不仅感到厌恶，而且——不管那一刻对他有多么重要——对他应该去保护的制度兴起了一股怨恨。“要知道，社会契约是双方面。”莱肯曾说。部长那不负责任的虚伪，莱肯那自以为是的道德标准。叶普溪狐假虎威的贪婪：这些人使任何契约都失去效用——别人为什么要效忠他们？
其实，他早就知道，他自始至终都知道彼尔就是“鼹鼠”。老总也知道，而莱肯在孟德皑家时亦已知道。虹霓、杰岷、叶普溪和艾德比也知道，他们几个人全都默默地分担着这件未曾明说但心里都有数的事，他们只希望它会像某种不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或从来没诊断出来的疾病一样不药而愈。
至于安妮呢？她知道吗？这是否就是康瓦耳悬崖上的那一天，罩在他们身上的阴影？
乔治看看自己目前的样子：一个没穿鞋的肥胖情报员，既辜负了人家的爱也无力去恨（这话很有安妮的口气），一手拿枪，一手抓住一条绳子，在黑暗中等待。然后，他仍然握着枪，蹑手蹑脚地退到窗口，从那儿迅速地连续发出三次短的闪光信号，并耐心等到对方回了信号之后，才回到监听的岗位上。
古皮特跑下那条曳船路，手中的电筒剧烈地颤动，直跑到一座低的拱桥和通往上面岗瑟大道的螺旋钢梯时才停步。那扇大门已经关闭，他只好爬过去，不小心使一只袖子直裂到手肘处。莱肯身穿一件土气的旧大衣，提着公事包站在公主路的转角。
“他在那里，他已经到了。”皮特低声地说：“他抓到吉若了。”
“不要见红。”莱肯提出警告：“我要大家绝对冷静的处理。”
皮特没有费神去回答。在三十公尺开外的道路上，孟德皑正在一辆普通的计程车里等着。他们开了两分钟，也许没到两分钟，就在快到那块新月形地附近停车。皮特拿出从艾德比手上拿来的门匙，到了五号，孟德皑和皮特踏进了园门，沿着草地边缘前进，以免发出任何声响。他们前进时，古皮特回头看着，刹那间，他好象看见一个人影在监视他们——分不出是男是女——就在道路对面的一个门廊的阴影里，但当他叫孟德皑注意那个地方时，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孟德皑粗鲁地叫他保持镇静。门廊上的灯已关掉，皮特继续向前走，而孟德皑则在一棵苹果树下等候。皮特把钥匙插进锁孔，他转动时可以感觉到门锁很容易就跟着转动。他得意洋洋地想到，该死的笨瓜，你为什么不记得拉上门闩。他把门推开两公分，迟疑一会儿。他先慢慢调整呼吸，吸饱气以便采取行动。孟德皑向前挪了一段距离。街道上有两个男孩经过，他们大声笑着，因为黑夜使他们紧张。皮特再次回头看着，但半个人影也没有，这才举步踏进走廊。他穿着双鞣皮底的鞋子，它们在没铺地毯的木条地板上发出吱嘎的响声。他在客厅门口侧耳倾听了一段时间，终于容许心头的积怒探出头来。
想起他那些在摩洛哥被屠杀的情报员，他个人被放逐到布列斯顿的羞辱，及当你愈来愈老、青春渐渐从手指间溜逝的挫败感；愈来愈近的单调和无聊，他爱人的、享乐的和欢笑的力量被截断，他希望赖以生存的标准不断地腐蚀，借口自己在作默默地奉献而加诸自己身上的种种压抑和限制——他很想把这一切全部扔在彼尔冷笑的脸上。韩彼尔，这个曾经是他衷心信服而向他忏悔的人；韩彼尔，是随时可以找他一起欢笑、一起聊天、一同去喝杯滚烫咖啡的好同事；韩彼尔，他是处世立业的模范。
而且，还不止于此。如今他才看见，也才知道，彼尔不仅是他的模范，而且是鼓舞他的原动力，是执着某种旧式浪漫主义之火炬的导师，是到现在为止令皮特觉得生命还算具有意义的英国观念(正因为它的模糊、含蓄和无从捉摸，而更足以代表英国)。此刻，皮特的感觉不仅是被出卖，而且觉得象个骤然失去所恃的孤儿。他深埋了如此之久的怀疑、对外在现实世界(他的女人、他尝试过的爱)的愤怒，现在又转向“马戏团”和曾构成他的信仰、如今已经失败的那种魔术上。他用尽全身力量推开门，然后握着手枪跳进去。彼尔和一个黑发的壮汉分坐一张小桌子的两边。波莱可——皮特看过照片——抽着地道的英国烟斗，身穿灰色羊毛上衣，前面有条拉链，象运动装的上衣。在皮特抓住彼尔的衣领之前，他甚至没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皮特把手往上一提，干净利落地把彼尔提起来，他已经扔掉了他的枪，把彼尔从一边推到另一边，摇着他并大声叫喊。突然间，皮特觉得这实在无济干事。毕竟，他是彼尔，而他们曾经一起做过许多事情。皮特在孟德皑抓住他的手臂之前，早就退到后面了，然后听到乔治照常用很有礼貌的声音，请“彼尔和波莱可”举手放在头上，等叶普溪来到。
“外面没发现什么人吧？”乔治在他们等待时问皮特。
“象坟墓一样安静。”孟德皑代表古皮特和他自己回答。
第三十七章
在某些时候里，由于凑在一起的事情太多，以致当事者在发生时会无法一一体会。对古皮特和当时所有在场的人来说，现在就是这种时候。乔治依然神情颓丧，而彼尔则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他自己则经常从窗口那边留意每个人。波莱可则大为愤怒，这是他们早就预料到的。他坐在沙发上以威胁的口气要求受到外交使节团团员应受的待遇。叶普溪和白洛伊慌乱地到达，上楼去听乔治放录音带时，先是一副抗议然后才是朝圣的样子。回到客厅以后，众人阴郁地沉默了一段长时间。莱肯也到了，最后到的人是艾德比和范恩，马太太一言不发地招待茶水。这一切事件和片断在出现时都极不真实，就好象是去到一世纪以前的亚斯科赛马场一样。再加上其它的一些事情，包括最初给波莱可戴手铐——他指控范恩殴打他而用俄语大骂，天晓得打在什么地方，连警觉性很高的孟德皑也没看到——都只象是陪衬乔治集合这些人的唯一目的的无聊情节。乔治的目的是想说服叶普溪相信：彼尔是叶普溪与卡拉谈条件的机会，也是叶普溪基于人道立场(不止职责立场)，收拾这个被彼尔出卖给苏联的情报网(即“马戏团”)善后的唯一机会。乔治并未奉有如何处理这些事的命令，他本人似乎也不想去办；他或许认为这些人之中艾德比、白洛伊和叶普溪都应该比他更了解，如今的情报员理论上应该存在什么地位。不管说通了没有，反正他不久就独自上楼去，古皮特在继续监视窗外的情况时，一再听到他不安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的脚步声。
所以当叶普溪和他的部下与波莱可退到餐厅独自处理他们的事情时，其余的人都一言不发地坐在客厅里，有人看着彼尔，有人则故意不去看他，而他似乎并未感觉他们的存在。上了手铐的他与他们分开着，另坐在一个角落里，由范恩在旁监视，看上去一副十分无聊的样子。叶普溪他们谈完之后，鱼贯步出餐厅，叶普溪对坚持不肯参加讨论的莱肯说，他们约好三天之后在这里见面，而在这段时间里，“上校会有机会和他的上司商量”。莱肯点点头，这种“董事会”不开也罢。
他们离开时的情形比抵达时更怪异，尤其是艾德比和波莱可之间的分手，显得更奇怪而且火爆。一向比较不像绅士而像情报员的艾德比，似乎决定把分手视作一个表现骑士风度的时机，他伸出手来，但波莱可却暴躁地一手挥开。艾德比可怜兮兮地回头找乔治，大概是希望和他建立进一步的交情，然后他耸耸肩，伸出手臂搭在白洛伊宽阔的肩膀上。不久他们就一起离开了。他们彼此没有跟别人说再见，但白洛伊看来极受震惊，虽然艾德比自己的前途也相当不乐观，不过他好像在安慰白洛伊。不久之后，一辆装有无线电可资联络的车来接波莱可，他离开时连个头也没跟谁点一下。到这个时候，谈话已完全停止，没有那个苏联人在场，这场戏变成悲惨的地方戏表演。彼尔还是那副无聊的样子，范恩和孟德皑仍在监视他，莱肯和叶普溪则带着一副困窘的神情沉默地看着他。他们又打了几通电话，主要是叫车子。在某个时间内，乔治从楼上下来，提到陶瑞基的事。叶普溪马上打电话到“马戏团”，口授一封派去巴黎的电报，说他可以衣锦荣归地回英国，还口授了一封给麦士荻，说陶瑞基是个“可接受”的人，古皮特不仅不晓得他的“衣锦荣归”意何所指，对后面这一项也觉得是观点的问题。
最后，一辆从“训练所”开来的无窗小货车总算使大家松了口气，两个古皮特以前没见过的人从车上下来。一个身材高大而略跛，另一个像团面团似的，且有一头白发。一阵寒颤窜过的古皮特，他知道他们是审问员。范恩前去走廊取来彼尔的大衣，搜搜几个口袋，恭敬地帮他穿上。在这一刻，乔治才温和地提出意见，坚持比尔从前门出去上车时，应该把门口的灯关掉，而且护送的行列应该庞大一点。古皮特、范恩甚至叶普溪也被迫加入，最后是彼尔在中央，整个杂七杂八的团体慢吞吞地穿过花园走向那辆货车。
“纯粹是一种预防措施。”这是乔治坚持的理由，谁也没有跟他争论。彼尔上了车，两个审问员跟着上去，从里面把门锁上。在关门时，彼尔抬起一只手，对叶普溪做了个即使有点轻视，但还亲切的手势。
因此，古皮特只有在事后才忆起个别的事件和单独的人物，举例来说，波莱可对在场的每个人，包括可怜的马太太，都抱着极大的仇恨，这令他整个人变了型：嘴巴扭歪，露出一股野蛮而无法控制的嘲讽，他的脸苍白如死灰，而且浑身颤抖。但这并非由于恐惧和生气，而是纯然的仇恨所致。这是古皮特在彼尔身上看不出来的，不过彼尔还是与他同类。
至于叶普溪，在他失败的片刻，古皮特反倒发现一样值得暗地里赞佩的优点：叶普溪至少还算颇有风度。但古皮特后来却不那么确定了，也许叶普溪早就了解，他毕竟是局长，而彼尔自始至终都是他的手下而已。
但最令古皮特感到奇怪，而且使他比平日更深入思考的事却是，尽管他在冲进那房间时火冒三丈，但他还是需要运用个人的意志力——而且是极坚强有劲的意志力——才能把韩彼尔当作普通的人。也许正如彼尔曾说的，他终于长大了。最好不过的是，当天晚上上楼回家时，听到凯蜜熟悉的长笛声回荡在楼梯间。如果凯蜜那晚少去了某些神秘性，至少到了早上，他已将她从他最近指责她的双重人格的痛苦中解救了出来。
在其它方面也一样，在接踵而来的几天内，他的生命呈现一片美景。叶普溪已迅速收拾东西去度为期无限的假，乔治奉命回去一段短时间，以协助收拾残局。至于他自己，则听说将有自败部复活的可能。一直到很久很久以后，他才知道“马戏团”还有最后一幕，这才令他想起那天晚上一直在街上跟踪乔治的那个熟悉人影的名字和跟踪的意图。
第三十八章
其后两天内，乔治都是活在地狱的边缘。注意他的邻居，会觉得他似乎正陷于极度的哀痛之中。他很晚才起床，经常穿着晨褛无精打采地在房子内工作、清洗、打扫，煮一些后来却不吃的东西。下午时分，他会违背小区不成文的规定，在火炉里点燃一些煤，坐在炉前阅读德国诗集或写信给安妮，这些信很少写完，也从不投寄。电话响的时候，他都很快去接，但常常只落得更大的失望。外头的天气还是很差，少数几个行人——乔治一直在研究他们——都好象有沉重的心事似的。有一次莱肯打电话来提出一项要求，说部长要乔治“随时待命协助处理‘马戏团’的善后工作”——实际上是要他在找到继任局长之人选前，代理该职。乔治含糊以对，只想说服莱肯严密地保护彼尔在沙瑞特的安全。
“这未免太大惊小怪吧？”莱肯不悦地反驳道：“他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苏联，而我们反正是要送他去的，他何必逃？”
“什么时候，还有多久？”
细节还要多花几天才能安排好，乔治在反高潮必有的反应下，不想问莱肯审问的进度如何，但从莱肯的态度可知，答案自然是“不好”。倒是孟德皑给他带来了些较实惠的东西。
“英明罕的火车站已经废止了，”他说：“你要在葛林拜下车，徒步过去或搭汽车。”
孟德皑经常象看着一个病人似的看着他。“等待无法带她回来，”他有次这样说：“是‘上山找先知穆罕默德’的时候了。容我放肆地说一句，脆弱的心永远无法赢得美人的青睐。”
第三天的早上门铃响起来，乔治赶快去应门，以为说不定是又遗失了钥匙的安妮。但来的人是莱肯，他说乔治必须到沙瑞特，彼尔坚持要见他。那些审问员失败了，而时间所剩无几。大家都知道，如果乔治肯去“听忏悔”，彼尔也许会把自己的事有限度地透露出来。
“我深信我们并没有强迫他。”莱肯说。
沙瑞特已失去乔治记忆中的壮观，现在只是个可怜的地方。大部分的榆树病死了，原来的板球场上建了几座高压线用的铁塔。砖造的大楼本身，亦显得有点落魄，不复欧洲冷战全盛期那么豪华了。此外，大部分较好的家具都不见了，他想是搬进叶普溪的某一栋屋子了。彼尔被关在树林里一座半圆型的活动营房中。
营房里有种陆军卫兵室的臭味，四面墙壁是黑色的，窗户的高处有铁栏栅。守在房间两边的警卫有礼地接待乔治，而且称他为“长官”，看来消息已经传开了。彼尔穿着牛仔布制的衣服，浑身发抖，抱怨自己晕眩而不适。有好几次，他得躺到床上以便止住鼻血。他已长出一些疏疏落落的胡子，有关准不准他用剃刀的问题显然曾引起过纠纷。
“振作起来。”乔治说：“你不久就会离开这里了。”
前来沙瑞特的途中，乔治竭力记起裴杰岷、爱娜和捷克的情报组，他甚至带着种公事公办的模糊观念走进彼尔的房间，他认为，他好歹都应该代表公正人士来调查彼尔一下。结果他反而有一点不好意思；他觉得自己从来不了解彼尔，而现在则嫌太迟了。他也对彼尔的身体状况感到生气，但是当他指摘那些警卫时，他们都佯装不知情。更令他生气的是，才第一天他们就放松了他坚持采取的严密保护措施。他要求见“训练所”的所长，所长没空，他的助手则装聋作哑。
他们的第一次谈话有点保留，而且内容平凡。
他想请乔治把寄到俱乐部的信拿来给他，想请乔治告诉叶普溪进行跟卡拉交换情报员的事，他还要一些擦鼻子用的卫生纸。彼尔解释，他流鼻血的习惯与悔恨或痛苦无关，那是对他所谓的卑鄙的审问员的一种生理反应。他们坚持彼尔知道卡拉所吸收的其它人的名字，决定要在他离开前逼问出来。此外有一派说法，主张“乐观者俱乐部”的范史维在替“马戏团”物色人选的同时也替“莫斯科中央”当“谍探”。韩彼尔解释道：“说实在，象这么偏执的人你有什么办法？”尽管他体虚力弱，但依然没法向他们说明他是这一级中唯一的一个。
他们在庭园散步，乔治发现一些令他几乎绝望的事情，那就是不论日夜，都没有人在附近巡逻。走了一圈后，彼尔要求回营房去，在那里，他撬起一块地板，取出几张上面满是些难解文字的纸张。这些纸令他想起了爱娜的日记。他盘腿坐在床上把它们逐一分类，由于姿势和暗淡的灯光，他垂下前额的头发几乎碰到纸上，此情此景，他几乎觉得自己又回到六十年代老总的房间里，看见彼尔懒洋洋地斜靠在椅子上，为了争取英国更大的光荣而提出一些看似很真实却无法实行的计划。乔治并未费神去做笔录，反正依照正常的情况，他们的谈话都有录音。彼尔开始替自己说了一段很长的辩白，乔治事后只记得几句。
“我们活在一个基本问题才最重要的世纪里……”
“美国已没有能力执行自己的改革……”
“英国的政治状况跟世界事务无关，而且在道德上没有发展能力……”
在别的情况下，乔治说不定会同意彼尔说的大部分话。其实，使乔治疏远的是“曲调”的差异，而不是“音乐”的本身。
“群众在资本主义的美国经济压迫下，已达到连苏联政府也预想不到的地步……”
“冷战始于一九一七年，其实最残酷的战争还在我们前面，因为美国在冷战结束时的夸大妄想症，会驱使它在国外获得更大的进展……”
他谈的不是西方的没落，而是贪心和闭塞所引起的死亡。他说他极恨美国，乔治看出这话不假，彼尔认为秘密情报局是唯一能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是否健康的标准，而且是唯一表达这个国家下意识里之想法的方法。
最后他终于谈到自己的事，他说在牛津时。他确实是个右派，而在战时，个人的立场并不重要，只要与德国战斗就可以了。他说，一九四五年后有一段短时间，他对英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还算满意，但后来逐渐觉得这角色太过微不足道。他的看法是怎样的和如何改变的，还是一个谜。他也指不出一生中的哪件事情对他造成了历史性的伤害，他仅知道如果英国退出这个世界，鱼价一元也不会改变。他常在想下一次考验来临时他愿意靠在哪一边？在长时间的自省后，他终于承认，如果某一个集团必须获胜，他希望获胜的是东方。
“这是种非常富有美学观点的判断。”他抬起头来解释说：“当然，部分是道德的判断。”
“当然。”乔治温和有礼地说。
他说，从那时起，到他把一切努力用在建立信仰前，他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间来到而已。
这是第一天的收获。彼尔的唇角出现白色的沉淀物，而且又流起鼻血来，他们约定在明天同一时间见面。
“彼尔，如果我们能谈点细节，那会更好。”乔治在他离开时说。
“这样啊，嘿，对了——替我去看看珍妮，好吗？”彼尔又躺在床上止鼻血。“随便你怎么说，只要你做个了断。”他坐起来写了张支票，放入一个棕色信封里。“说我给她付牛奶钱。”
他大概发现乔治对这简短的话不大放心，于是补充说：“我不能把她带走，对不对？即使他们让她去，她也会成为一个可怕的负担。”
在同一个晚上，乔治照着彼尔的指示，坐地下铁到肯特区，在一个外表仍保持古式的马场里找到一幢小房子。一个穿着牛仔裤、面貌平庸的女郎为他开门，房子里有股油画和婴儿的气味。他记不起自己是否曾在韩彼尔的家里遇见过她，所以他一开口就说：“是韩彼尔叫我来的。他很好，不过我替他带了些口信来。”
“天呀，”那女郎柔声地说：“要来的终于来了。”
客厅很乱，从厨房门可以看见一堆吃用过的餐具，看来她是把所有餐具都用过后再一次洗干净。地板上没铺什么，只有些以蛇、花、昆虫为画面的长型幻觉派绘画。
“那是彼尔的《米开兰基罗的天花板》，”她闲谈地说：“只是他不会得到米开兰基罗那种难过的背病。你是政府人员？”她边问边点燃了一根香烟。“他告诉我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她的手在抖，眼睛下有黄色的污点。
“呃，是这样的，让我先把这样东西交给你。”乔治一边说，一边探手到内袋，掏出那个装有支票的信封给她。
“面包。”那女孩说完这两个字后，就把信封放在她身旁。
“面包。”乔治说，用以回答她自嘲的笑。然后，也许是由于他的表情有点怪，或由于他说这两个字的方式很特别，令她拿起信封拆开来看。里面没有字条，只有张支票，但那张支票就够了；乔治从他坐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支票上的数字是四位数。
她有点手足无措，走过房间去到火炉边，把那张支票和几张食品杂货账单一起放入炉架上的旧罐子里。然后到厨房冲了两杯雀巢咖啡，但只端了一杯出来。
“他在哪里？”她面对他站着问道。“他又去追求那个讨人厌的小水手了，对不对？这是他给我的遣散费，对不对？嘿，你可以把我的话告诉他……”
乔治见过这种情形，突然想起几句熟悉的话。
“彼尔一直担任国家机要的工作。那是我们不能谈的，对你也一样。几天以前，他因一件秘密任务出国去，预定要离开好一段时间，甚至几年，上面不准他把离开的事告诉任何人，他希望你忘记他。我真是非常抱歉。”
才说到这里，她就爆发起来。他完全不知道她说什么，因为她胡言乱语，而且尖声大叫，楼上的婴儿听到她的声音后，也开始哭叫起来。她在咒骂——不是针对他，甚至不是针对彼尔，只是瞪着眼咒骂——她想知道还有谁，到底还有谁还能再信任这种政府？不久她的情绪终于稳定下来。乔治注意到墙上有几幅彼尔以女郎为主角所画的画，有几幅已大功告成，和他早期的作品相比，这些画有种拘束、听天由命的特性。
“你不喜欢他，对不对？我看得出来。”她说：“那你为什么替他干这件肮脏的工作？”
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直接和能马上说出来的答案。在回到水湄街的途中，他再次觉得有人跟踪他，于是打电话结孟德皑，把他觉得出现过两次的一组计程车车牌号码告诉他，并叫他马上展开调查，但这次，孟德皑已外出，要到午夜后才会回来。乔治睡得很不安稳，才五点就醒过来。到了八点，他已回到沙瑞特，发现彼尔心情开朗。那些审问员没再来烦他，所长告诉他，交换的事情已获得双方协议，预料明天或后天就可以启程。
他的要求含有告别的意味：他剩余的薪水和代他拍卖杂物等所有的钱，都请替他寄到莫斯科的诺迪银行转交给他，这家银行也会代收他的信件。在亚诺芬尼画廊还有几幅他的画，包括他早期在大马士革任职期间画的水彩画，乔治能不能替他安排送过去？然后，就谈到怎样掩饰他的失踪。
“拖长一点，”他建议；“说我出任他职，说得愈神秘愈好，拖两三年，然后宣告出局。”
“噢，我想我们还有办法处理，谢谢你的建议。”乔治说。
自从乔治认识他以来，彼尔第一次关心自己的服装问题。他希望让人看起来有点来头地到那边去，他说：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那些莫斯科裁缝根本不可理喻，他们会把你打扮得象小官吏。”
“对。”乔治说。其实他个人认为伦敦的裁缝也好不到哪里去。
“噢，还有一个男孩。”他漫不经心地补充说：“一个水手朋友，住南丁山。最好拿个几镑去堵住他的嘴。麻烦你用那些钱替我办这件事好吗？”
“当然可以。”
他写下一个地址，然后以同样友好的态度，谈起乔治昨天所谓细节的事情。
他拒绝谈起他被吸收那一段的任何事，也不愿谈他与卡拉的终身关系。“终身？”乔治迅速地重复一遍。“你们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彼尔突然觉得提起过去的事好象很无聊，于是不肯加以详尽地说明。
如果他的话值得信赖，那大约是在一九五〇年以后，彼尔曾供给卡拉几件精选的情报。这些早期的努力，限于帮助苏联对付美国的方面，据他所说，他“一向小心谨慎，绝不把任何会损及英国，或英国外勤情报员的资料交给他们。”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令他相信英国的情势危急，纵然英国有能力刺激历史进步，但却不能提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矛盾的是，美国在埃及对英国的破坏行动，只是个附加的动机。因此从一九五六年起他可以说已经彻底地变成一只专任的“鼹鼠”。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成为苏联的公民，在其后十年间，他得过两枚苏联勋章——很奇怪，却不愿意透露是哪种勋章，只一味说它们是“最高荣誉的”。不幸，在这时期里他经常在国外工作，因而限制了他的情报搜集，而且由于他坚持苏方接到情报后必须尽可能采取行动，“而不只是扔给一些愚笨的苏联公文保管处”，他的工作因此既危险又不稳定。他回到伦敦以后，卡拉就派波莱可作他的助手，但彼尔发现很难和波莱可保持秘密会面，尤其是他拍的情报资料为数甚多。
他拒绝讨论梅林早期所用的照相机、装备、报酬和情报技术，但乔治一开始就意识到彼尔对他说的任何一点话，都是万分小心地从一个较大、也许多少有点不同的事实中精选出来的。
同时，卡拉和波尔两人都接到老总发现疑点的信号。当然，老总病了，但很明显，他在有机会把卡拉献给情报局前，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控制大权的。老总的调查进度和自己的健康开始赛跑了。有两次他几乎碰到了黄金——彼尔再次拒绝透露是怎样碰到的——要不是卡拉脚步快，“鼹鼠”吉若可能早已经掉入陷阱，起先的“梅林”和最后的“证据”，就是在这种提心吊胆的情况下产生的。“巫术作业”主要的目的在解决继位大权的问题：把叶普溪变成王位候选人，加速老总的死亡。第二，“巫术作业”当然使得“中央”对流入政府机构的情报获得了绝对自主权。第三，彼尔坚称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它可把“马戏团”变成一项攻击美国目标的主要武器。
“有多少情报是真的？”乔治问道。
彼尔说，很明显，真假的标准，要从想达成什么目的而论。在理论上，制作假情报是件易如反掌的事；彼尔只要告诉卡拉政府机构忽略的范围，伪造人就会替他写出来。彼尔说，有一两次，那些该死而古怪的报告还是他亲自执笔的。接收、研判、分发自己的“大作”，确是件有趣的事情。当然，如果以情报技巧的角度来看，“巫术作业”的优点实在无法估计。这作业把彼尔安置在老总实际上无法够得到的地方，并且使他获得一个他想什么时候和波莱可见面，就什么时候可以如愿以偿的极有利的借口。他们常常几个月不见面。彼尔会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拍摄“马戏团”的文件——以替波莱可制造假情报作借口——然后加上一大堆“垃圾”交给艾德比，让他送到水湄花园的安全屋去。
“这是种绝妙的搭配。”彼尔不假思索地说：“叶普溪作先锋，我在他背后推波助澜，白洛伊和艾德比负责跑腿。”
说到这里，乔治有礼地问道，卡拉有没有考虑过要请彼尔实际地接管“马戏团”：何必为了一个口实？彼尔无言以对，乔治觉得卡拉也许跟老总一样，认为彼尔只宜担任部下的角色。
彼尔说，“证据”是个不顾一切赌下去的计划。彼尔肯定老总快接近真相了。他已从分析档案中，把彼尔两次没有完成任务，或引致任务流产的作业，完整地记录下来，制成一个表。他已成功地缩小范围，认为涉嫌最大的是某些具有一定年龄和阶级的官员……
“顺便问一句，史维克的原始提议是不是真的？”乔治问道。
“我的天，当然不是。”彼尔觉得，他真的被乔治的问题吓倒了。“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预先安排好谁输谁赢的骗人比赛，史维克是确有其人，他是捷克有名的一个将军，但他从来没有提过任何出卖情报的建议。”
乔治感到彼尔畏缩起来，这确是他第一次对自己不道德的行为感到不安。他显然是在替自己辩护。
“很明显，我们要确定老总有没有上钩……还有他会派谁去。我们可不能让他派一个无名小卒；要派个大人物，才能使这个故事牢不可破。我们知道他只会派主流之外的人和与‘巫术作业’无关的人。如果我们捏造一个捷克人，他自然会派一个会说捷克话的人。”
“自然如此。”
“我们希望是‘马戏团’的旧人，一个能把大庙冲倒一点的人。”
“对。”乔治说。他突然记起那个在山顶上一边喘气，一边流汗的人。“对，我很了解那种逻辑。”
“噢，他妈的，我把他弄回来了，不是吗？”彼尔厉声地说。
“对，你实在很好心。告诉我，杰岷在离开去执行‘证据’之前，有没有去找过你？”
“有，是有这么一回事。”
“他说了些什么？”
彼尔犹豫了很久很久，始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答案已写在那里：他突然空虚的眼神、闪过他脸上的惭愧表情。乔治心想，他是来警告你，因为他爱你。他去警告你，同时来告诉我老总已经疯掉，但他找不到我，因为我在柏林。杰岷自始至终都在背后照拂你。
彼尔再继续说，同时，必须是在最近发生过运动的国家：捷克确实是唯一可考虑的地方。
乔治似乎并未注意听。
“你为什么把他弄回来？”他问道：“为了友谊？因为他已无害？而且你手里拿着所有的王牌？”
彼尔解释说，不仅这样，只要杰岷还在捷克的监狱里(他没有说是苏联监狱)，别人会为他激动，把他当作某种关键人物。但一旦他回来后，政府机构里的每个人都会同心协力地掩住他的嘴，这是处理遣送回国的人一向的方法。
“我很奇怪卡拉为何不干脆枪毙他，是不是因为他关怀你？”
但彼尔又扯到他那些不成熟的政治主张去。
然后他谈起自己来，在乔治的眼光中，他好象已缩小成一件又小又卑贱的东西。他听说伊欧奈斯勾最近以一部剧中主角一直保持缄默，但他周围每个人却把戏剧造福世人的话说个不停，他听了非常感动。如果有心理学家和赶流行的历史学家要替他写辩解书时，他希望他们会记起那是他对自己的看法。在艺术方面，他在十七岁的那年已经说完一切想说的话，但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晚年作些事情。他很遗憾不能带几个朋友一起去，他希望乔治将来想起他的时候还能喜欢他。
乔治想在那个时候告诉他，他根本不会带着那些虚有其表的名词想起他，而是以一些更真挚的感情怀念他，不过他找不出恰当的名词来形容那种情感，而且彼尔又开始流鼻血。
“啊，对了，我想拜托你避免大肆宣传，部长最喜欢来这一套。”
说到这里，彼尔装出一个笑容。他说，“马戏团”已被他暗中搞得鸡犬不宁了，他不想公开重复一次。
离开前，乔治问了一个他始终挂在心上的问题。
“我必须把这件事告诉安妮，你有没有什么特别事情要我转告她？”
这又费了乔治一番口舌，才让彼尔了解问题中所含的意义。起先，他还以为乔治说的是“珍妮”，所以不了解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去找她。
“啊，‘你的’安妮。”他说，好象他身边有一大堆安妮似的。
他解释说，那是卡拉的意思，卡拉很久以前就觉得乔治是“鼹鼠”吉若的最大劲敌。“他说你很了不起。”
“谢谢你。”
“但是你有一个弱点：安妮，她是你这个对一切已毫无幻想的人的最后一个幻想。他断定如果大家都晓得我是安妮的情人，在碰到别的事情时，你会比较无法正确地摸清楚我的底细。”乔治说，彼尔说这话时的眼神变得非常混浊——安妮称为“白铁”的那对眼睛。“不要勉强找她或节外生枝，但如果有可能，就加入行列。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乔治说。
例如，在实施“证据任务”的那个晚上，卡拉坚决说，如果可能，彼尔应该去和安妮调情，这是多个保障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