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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 凯伦·布里克森 (丹麦)
辞 别
那时候,有消息传来,说是邻近的土著老人决定亲自举行恩戈马盛会,为我送行。
在往昔,这些古老的土风舞兼有多种重要职能,而现今极少举行这类舞会。我在非洲这么久,从未观赏过一次。我自然很向往一饱眼福,就连吉库尤人自己,也十分看重。老人们的舞蹈盛会要在庄园里举行,这是莫大的荣耀,庄园里的人们在舞会前很长时间就兴致勃勃地谈论着。
甚至法拉赫,他一般看不起土风舞,这回却被土著老人们的决定深深打动。“这些都是老人,姆沙布,”他说,“非常、非常老的人。’
狮子般勇猛的吉库尤年轻人,谈论起即将举行的老年土风舞表演,那敬畏的神情每人感到好奇。
关于这些土风舞,有一点我一直百思不解,即这些舞蹈何以被政府禁止。我不明白禁舞的道理。吉库尤人一定知道禁令,但他们宁可置若罔闻。他们要么认为在多难的时代,平常不能干的,这会儿都可以干,要么是在土风舞狂热的情绪中早已将禁令抛于九霄云外了。在恩戈马盛会之前,他们怎能无动于衷呢!
老舞蹈家们来到时,情景之壮观极为罕见。他们上百人,浩浩荡荡同时到达,一定是在途中某个地方集合的。土著老人们平时沉默、冷峻,整天用皮毛、毯子裹着身子,而此刻,他们却赤身露体,仿佛在严肃地宣告某种令人生畏的真理。他们不事浮华,通常的武士纹身也不多见,只有少数人光秃秃前脑袋上戴着黑色鹰翎的头饰,这头饰常见于青年跳舞者的头上。老人无需任何装饰,单单是他们本身就足以令人印象深刻。他们并不象欧洲舞厅里的那些“老来俏”,竭力使自己的容颜年轻动人。无论对于他们自己,还是观众,他们舞蹈的份量与吸引力恰恰就在于高龄。他们身上涂有我从未见到过的标志,一条条白色的条纹顺着弯曲的四肢延伸,似乎在毫无掩饰的真实中渲染、突出那黝黑的皮肤下硬直、脆弱的骨骼。当他们缓缓地步入舞场时,那动作,那姿态,如此怪诞,我简直想不出自己将要观赏的是什么样的舞蹈了。
我伫立着,凝视着他们,一种曾萦绕在脑际的幻觉又浮现出来:要离开的不是我。在我的感知中,我没有离开非洲,而是非洲正在缓缓地、庄重地从我身边离去,俨若退潮时的大海。经过我面前的队伍,实际上是昨天、前天的那健美、充满活力的年轻舞蹈家在我眼前衰老,一去不复返了。老人们以特有的风度,从容地进入舞台。他们曾与我在一起,我曾与他们在一起,大家都称心如意。
老人们没有发表讲话,互相间也不交谈,他们在为即将开始的舞蹈养精蓄锐。
舞蹈者刚刚摆开阵势,一名当兵的从内罗毕赶来送信给我,内称恩戈马舞会不得举行。
我很不理解,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只得将来信一读再读。送信来的士兵本人也深知他扰乱的舞会有多么重要,他一反行伍常态,既不趾高气扬,也不大摇大摆——当兵的历来乐于显示他们对其他土著的威势。他在老人们和我的仆人面前一语不发。
我在非洲的所有日子里,还未曾有过如此痛苦的时刻。我从未感到过我的心在突如其来的风暴中如此激跳起伏。我哑口无言,此时的无声,我心领神会了。
吉库尤老人们呆立着,象一群老绵羊。皱巴巴的眼皮下,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我的脸。他们不可能在一秒钟之内放弃向往已久的东西。有人在稍稍摆动双腿。他们是来跳舞的,他们一定要跳的。可最终我告诉他们,我们的恩戈马舞会取消了。
这一消息,无疑在他们心目中激起迥然相异的反响,至于更具体的,我也不得而知。也许他们立即意识到,恩戈马将完全消失了,理由是:他们还跳给谁看呢?那里不再有我了。也许,他们想,在实际上,舞会已举行过了。那是无与伦比的恩戈马,那是具有某种神力的恩戈马,它使其他一切都毫无价值。一旦恩戈马结束,一切将随之告终。
草坪上,一只农家小狗趁着这片刻的寂静,汪汪地狂吠起来,其回声在我心中流荡:
一只只小狗一一
“圆盘”、“白毛”,还有“小贝贝”
瞧,它们都在对我吠叫
卡曼坦,原定由他负责在舞会后分送鼻烟给老人们,他一向沉静、机敏,这时意识到该把鼻烟送上了。他手里拿着一只装满鼻烟的大葫芦走过来。法拉赫挥手让他回去。可卡曼坦是吉库尤人,他深通老人们的心,仍然迳直走来。鼻烟是实惠的。我们将烟叶分给来这儿的老人们。不久,他们都快快地归去了,
庄园里的人们中,对我的离别最伤感的,我想,莫过于那些老太太们了。吉库尤老妇们的生平都是坎坷艰难的,在生活的重压下,她们变得十分倔强,就象老骡子,惹急了会咬你一口。在给她们治病的实践中,我体会到,她们要比男人更能抵抗病魔的纠缠。她们比男人更为犷放,更不崇拜他人。她们生儿育女,眼睁睁看到许多儿女夭亡。她们无所畏惧。她们头顶沉沉的木柴——前额盘有一圈绳索,用以固定木柴——在三百多磅木柴的重负下,她们摇摇晃晃,却从不退却,她们在自己“夏姆巴”的硬地上埋首劳作,从清早到夜晚。“此后,她寻求猎物,她的双目远眺。她的心坚如磐石,硬似磨盘。她嘲笑胆小。她升入空中,傲视马匹及其驭手。她难道会向你哀怜乞求么?难道会对你款款细语么?”庄园老妇精神充沛,活力横溢。庄园里发生的每一件事,她们都有浓厚的兴趣。她们会步行十英里,去观赏年轻人的恩戈马。一个笑话,一杯土酒,能令她们皱纹纵横、牙齿脱落的脸、嘴都舒展于开怀的笑声之中。这种生气,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在我看来,不仅仅令人肃然起敬,而且是一种荣耀,一种魅力。
我与庄园里的老妇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她们亲昵地叫我叶丽埃,男人与孩子们——除了年纪很小的以外,从不如此称呼我。叶丽埃是吉库尤妇女的名字,具有特殊的内涵——在吉库尤家庭里,最小的女孩,且与其哥哥姐姐的年龄差一大截的,才取这个名字。我估计,这名字里蕴含着丰富的情感。
老妇们此时都舍不得我离开。在临行前夕,我的脑海里仍然闪现一位吉库尤妇女的形象,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跟她不熟。我想,她大概是卡赛戈村的,是卡赛戈的一个儿媳妇或正在守寡。在草原的一条小路上,她朝我走来,背着一大捆长长的细竿子——吉库尤人用来搭屋顶的——这是妇女的活计。这些竿子可能有十五英尺长,背之前,将一端绑住,人就背着这种圆锥体的重物,行走在野外,整个背影恰似史前动物或一只长颈鹿。这位妇女背的竿子都是又黑又焦,那是被茅屋里多年的柴火烟熏的。看来她拆除了旧屋,正将这些材料运往新的屋址。我们相遇时,她愣在那里,堵住我的去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那神情宛若你在旷野里见到的长颈鹿,其生活、饮食、思维的方式都不得而知。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哭泣起来,泪水从脸上淌下来,就象草原上的一只母牛伫立在你的面前。我与她相对无言。几分钟后,她让开路,我们分手,各奔东西。我庆幸她总算有材料可以开始营造新屋,我想象着她怎样开工,怎样捆扎竿子,自己搭屋顶。
庄园里的小牧童,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没有过我不住在这幢房子里的时候,一想到我要远行了,他们就情绪波动,坐立不安的。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要想象没有我的世界是十分困难、极需勇气的,似乎唯有天意才令人退位。当我在草原上经过时,他们会突然从草丛里冒出来,叫喊着问我:
“姆沙布,你什么时候离开我们?还有几天?”
这一天终于来了——离别庄园。我学到了一种奇异的经验,事情总会发生的——而我们自己不可能想象到,无论在事情发生前,发生中,还是在发生后我们回顾的时候。环境具有一种动力,凭借这一动力,它们造成事件,无须借助人类的想象或明悟。在这些情形中,你自己时时刻刻与正在进行的一切保持接触,恰似盲人被别人引着,一只脚跨到另一只脚前面,小心翼翼,却又心中无数。事情在你面前发生了,你感觉到它的发生,但除此之外,你与事情没有什么联系,你也没有钥匙来解开其根因与内涵。马戏团里作表演的野兽,我认为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完成它们的动作的。那些经历过这类事件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经历了死亡——想象力范围以外的渠道,但仍在人的经验范围之内。
古斯塔夫·莫尔一大早便驱车来庄园,陪我去车站。这是一个清冷的早晨,天空,大地只有淡淡的一层色彩。莫尔心猿意马,显得脸色苍白。我想起在南非德班的一位挪威捕鲸船老船长告诉我的,挪威人在任何风暴中都镇定自若,可他们的神经系统就是忍受不了平静。我与莫尔一起在磨盘石桌上喝茶,以前我们经常在这里喝茶。西面,山峦耸立,一小片灰色的雾浮动在狭狭的山道上。千百年来青山巍巍,风采依旧。我感到很冷,仿佛自己刚刚从山巅下来。
我的仆人们都在空空的房子里,不过,他们的生存空间已移往别处,他们的家庭、财物都迁往新居。法拉赫家的妇女们,连同莎乌菲在前一天已坐卡车到内罗毕的索马里村去,法拉赫本人一直陪我到蒙巴萨。朱玛的小儿子杜姆波也送我到那里,这是他最向往的,作为临别的馈赠,我让他选择:要一头牛还是到蒙巴萨送我。他选择了后者。
我向每一个仆人道别。我谆谆叮嘱他们把所有的门都关上,可当我走出屋子时,他们在后面却大门洞开。这是典型的土著作风,仿佛预示我将重返庄园,或者,他们这么做是想强调,房子里已空空如也,再不必紧闭门户,敞开天门,迎接八面来风。法拉赫为我开车,车走得慢极了,就象骑骆驼似的,缓缓地沿着车道绕行。渐渐地,我的屋舍从视野里消失了。
车到池塘近旁时,我问莫尔有没有时间稍稍停留一会儿。我们下了车,在岸边点支香烟,水中游鱼往来,啊,这些鱼将要被那些不认识老克努森的人们捕捞、吃掉了。在池边,我见到了佃农卡尼努的小孙子西龙加——患有癫痫病,他向我最后道别。在我临行的那几天里,他老是在我房子周围转悠。我们上车继续赶路,他紧随车后,竭尽全力地飞跑,俨若被风卷进尘土中。他的个头太小了——恍如从我的火堆中飞溅出的最后一点火星。他一直跑着,跑到了庄园便道与公路的交接处。我担心他还会在公路上追着我们奔跑,仿佛整个庄园已被旋风刮得七零八落,犹如玉米那一层层外皮一般。可是,西龙加在拐弯处停了下来,不管怎么样,他依旧属于庄园。他呆立在那里,目送着我们,一直到便道上的那个拐弯处从我们眼中消失。
赴内罗毕途中,我们在草丛、路旁见到一群蝗虫。有几次被风兜进车内,看来蝗虫好象要再一次光临这个国家。
许多朋友来车站为我送行。修斯·马丁来了,体态臃肿。神情淡漠。他上前与我话别时,我又见到了“邦葛罗斯博士”,他是一个孤独者,一个英雄人物。他倾家荡产,换来的只是孤独。他简直成了非洲的象征。我们友好地分手,谈笑风生,话锋充满智慧。迪莱米亚勋爵,比起战争爆发之初,我带着运输队进入马赛依保护区,与他一起喝茶那个时候,显然更老、更白,头发理得更短,但依旧是那么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内罗毕大部分的索马里人也来站台送行。牲口商老阿卜达拉赶来,送我一枚银戒指,上嵌绿松石,祝愿我交好运。贝里亚,戴尼斯的仆人,很认真地请我转达他对在英国的戴尼斯兄弟的问候。他以前曾在戴尼斯家里住过。法拉赫在上火车时告诉我,索马里妇女们乘着人力车赶到车站,可一见到站台上那么多的索马里男人,又失去了勇气,快快地回去了。
我从车厢里伸出手,与古斯塔夫·莫尔握别。现在火车即将起动,已经往前挪动了,他的心灵才恢复平衡。他多么希望我鼓起勇气,直面人生。他激动得满脸通红,仿佛在燃烧,那双明亮的眸子冲着我闪光。
在中途的沙布鲁车站,机车加水时,我下了火车,与法拉赫在站台上徜徉。
从站台向西南方遥望,我又见到了恩戈山。巍巍的山峰,象波涛起伏在平展展的大地环抱之中,一切都呈现出天蓝色。它们是那么遥远。四座峰巅显得那么渺茫,令人难以分辨。这景象与我从庄园里见到的迥然不一。迢迢旅途,犹如一只神手,将恩戈山的线条磨圆了,磨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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