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门前，轻轻叩门：一点动静也没有。他又敲了一次：仍旧没人答应。她在睡觉吗？或者她真的不舒服吗？或许她知道只有Ｋ才会这么轻轻叩门，因此装作不在家吧！Ｋ认为她是装作不在家，因此便敲重了点；最后，由于敲门毫无结果，他便蹑手蹑脚地把门推开；他知道这样做不对，不仅不对，而且也没用处。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另外，它和Ｋ前些日子见过的样子几乎完全不同了。墙边并排放着两张床，门旁的三把椅子上堆满了外衣和内衣，一个衣柜开着。看来，当蒙塔格小姐在餐间里滔滔不绝地讲话时，布尔斯特纳小姐乘机溜出去了。Ｋ并不觉得十分惊讶，他丝毫不期待在目前阶段就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布尔斯特纳小姐；不错，他曾经作过尝试，但主要是为了气气蒙塔格小姐。当他重新关上房门时，发现餐间的门开着，蒙塔格小姐和上尉一起站在门口谈话；这使他大为震惊。他们大概一直站在那儿，故意不让Ｋ发现他们在看着他；他们压低嗓门讲话，用漫不经心的眼光注视着Ｋ的每一个动作——侃侃而谈的人们打量从身旁经过的行人时，用的就是这种眼光。尽管这样，他们的目光给Ｋ造成了很大压力；他贴着墙，尽可能快地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五　打手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Ｋ离开办公室，顺着楼道，朝楼梯走去——他差不多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只有函件分发处的两个职员还在一盏辉光灯的暗淡光线下继续工作。他突然听见一阵哀叹声从一间屋子的门后传来。他一直以为这间屋子是废物贮藏室，虽然他从未打开过这间屋子的门。他诧异地停下脚步，再仔细听听，以便证实自己没有听错：一切静悄悄的。可是，没隔多久，哀叹声又传出来了。他开头想找一个函件分发处的职员一块去，作为证人，但是后来他在一种不可遏制的好奇心的驱使下，猛地把门推开。正像他一直认为的那样，这是一间废物贮藏室。一捆捆没用的旧报纸和陶制空墨水瓶在门后乱七八糟地堆着。然而屋内却站着三个男人，他们弓着身子，因为天花板很低。一支蜡烛插在架子上，发出微光。“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Ｋ问；他问得很快，心情很激动，但声音不高。三人中的一个显然能镇住其他两个人，此人披着一件深色皮外套，脖子、前胸的很大一部分和两只胳臂全露着。他在三人中第一个看见Ｋ，但没有反应。另外两个人看见Ｋ后大声说道：“先生！我们要挨鞭子啦，因为你在预审法官面前控告了我们。”只是在这时Ｋ才发现，他俩原来是弗朗茨和威廉，就是那两个看守；第三个人手中拿着桦木条，准备拍他们。“怎么回事？”Ｋ惊奇地看着他们，“我从来没有控告过谁，只是如实讲过我屋里发生的事情。况且，你们在那儿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先生，”威廉说，而弗朗茨则显然想问到威廉背后去，以便躲开那个人，“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工资少得可怜的话，你就不会对我们这么无情了。我要养活一家子，弗朗茨要娶媳妇，大家只能各显神通，光靠拼命干活是富不起来的，白天黑夜地干也不行。你的漂亮睡衣当时是一种诱惑，我们很想据为己有，但那种事情是不准许看守干的，那样干不对；不过囚犯身上的衣服是看守们的外快，这种做法历来如此，已经形成了传统，你可以相信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一个倒霉透顶、身陷囹圄的人来说，身上的衣服还会有多大用处呢？但他如果公开说出去，看守们就肯定会受到惩罚。”“我从来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也从来没有要求过惩处你们，我当时只是在捍卫一个原则。”“弗朗茨，”威廉对另一个看守说，“我不是跟你说过，这位先生从来没有请求过惩罚我们吗？现在你也听到了，他甚至不知道我们应该受到惩处。”“别信他们说的那一套，”第三个人向Ｋ指出，“惩罚他们是公正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别听他的，”威廉刚开口就住了嘴，因为他的手被桦木条狠狠抽了一下；他赶紧把手凑到嘴边。“我们受惩罚了，只是因为你控告了我们；你如果不控告我们，什么事也不会有了；即使他们发现了我们干的事，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你难道把这叫做公正吗？我们两人，尤其是我，长年当看守，忠心耿耿，这是有案可查的——你应该承认，老实说，我们把你看守得够好的——我们有各种机会可以晋升，肯定很快就会升任打手，就像这个人一样；他只不过是交了好运，因为谁也没有控告过他；要知道，这种类型的控告确实是很少有的。现在一切都完了，先生，我们的前途给断送了，我们不得不去做比看守还要低下得多的工作；此外，我们现在还得在这里挨一顿打，我们会痛得死去活来。”“那束桦木条能打得这么痛吗？”Ｋ问道，他细细察看那人在他面前来回挥动的桦木条。“我们得先把衣服脱光，”威廉说。“噢，我知道，”Ｋ说，他更仔细地看了打手一眼；打手晒得像水手那样黝黑，长着一脸横肉，粗壮结实。“没有办法使这两个人不挨打吗？”Ｋ问打手。“没办法，”那人笑着摇摇头说。“把衣服脱掉，”他向两个看守下命令，然后对Ｋ说：“你别信他们说的那一套，他们怕挨打怕得失去了理智。比如说，这个家伙，”他指指威廉，“说什么可能晋升等等，全是胡说八道。瞧，他多胖呀，桦木条抽在他身上，最初几下连印子也不会留下。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胖吗？他去逮捕谁，就把谁的早点吃掉。他把你的早点也吃掉了吧？你瞧，我没说错吧。像他这样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晋升成打手，这是肯定的。”“也有像我这样胖的打手，”威廉坚持己见，同时解开了裤腰带。“别说话，”打手一面说，一面挥动桦木条，朝他的脖子抽去，他赶紧往后退，“你们不许说话，快把衣服脱下来。”“如果你放他们走，我就重重赏你，”Ｋ说，他再也没看打手一眼——干这种事情时，双方都得睁只眼，闭只眼——就拿出自己的钱包。“你大概打算以后也告我一状，”打手说，“让我也挨一顿打吧？不，不！”“你好好想想，”Ｋ说，“如果我当初想让这两个人受罚，现在就不会花钱要求饶恕他们了。我可以掉头就走，随手关上门，闭上眼睛，塞住耳朵，回家去；但我不愿意这样做，我确实希望看见放他们走；如果我当时知道他们会挨打或者可能会挨打，那我决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我认为他们是没有罪的。有罪的是机构，高级官员们才是有罪的。”“正是这样，”看守们大声说道，他们脱得光光的背上立即挨了一鞭。“如果你打的是一位高级法官，”Ｋ一面说，一面夺下打手重新举起的鞭子，“我就不会让你住手，相反，会再给你一份钱，鼓励你干这件好事。”“你讲的话很合乎情理，”打手说，“但是我拒绝受贿。我是在这里打人的，我得打他们。”那个名叫弗朗茨的看守大概希望Ｋ的干预能成功，因此，原先他尽量往后缩，现在却朝门口走来；他只穿着裤子，一到Ｋ面前，立即双膝着地，拽着Ｋ的手低声说：“如果你无法劝他饶恕我们俩，那你就想想办法，起码让他饶了我吧。威廉年纪比我大，比我耐打得多，另外他以前也挨过打，是几年前的事，我还从来没有这样丢过面子，况且我只是跟威廉学样而已，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的师傅嘛。我那可怜的心上人正在银行门口等着结果呢。我真惭愧，真可怜。”他把脸伏在Ｋ的外衣上，揩干了脸上的泪水。“我不能再等了，”打手说，他用两手握住桦条鞭，抽了弗朗茨一下，威廉吓得赶紧藏到角落里，偷偷地看着，连头都不敢转动一下。弗朗茨的喉咙里随即发出一声尖叫，凄厉而无望，好像不是人发出来的，而是某种刑具发出来的；叫声在过道里回荡，大概整座楼里都能听见。“别嚷，”Ｋ大声说道；他像发了疯似地站在那儿，朝着职员们可能闻声赶来的方向看，同时推了弗朗茨一把；他虽然没用多大力气，但也足以使这个已经一半失去知觉的人跌倒在地了。弗朗茨浑身抽搐，双手抠着地板，但即使这样他也免不了继续挨打。样条鞭朝着躺在地上的弗朗茨猛抽，鞭梢随着他在地上翻滚的频率而有规律地上下挥舞。远处已经出现了一个职员，在他后面几步，还有另外一个。Ｋ赶紧“呼”地一声把门关上，走到近处的一扇窗子跟前，打开了窗：窗下是一个院子。尖叫声完全停息了。Ｋ为了不让职员们走近，便嚷道：“这是我。”“晚安，先生，”他们回答道，“发生了什么事？”“没事，没事，”Ｋ答道，“院子里有一条狗在叫，就这么回事。”由于职员们仍然站着不动，Ｋ又说了一句：“你们可以回去工作了。”他不想和他们多谈，便朝窗外探出身去。过了一会儿，他又朝过道里看了一眼，发现他们已经走了。但是他仍然留在窗前，不敢回废物贮藏室去，也不想回家。他的眼睛看着窗下，这是一个方形的小院子，周围全是办公室，所有的窗子现在都是黑洞洞的，只有最上面的几块窗玻璃却反射出月亮的微光。Ｋ怔怔地注视着院子的一个角落，那儿很黑，胡乱堆着几辆手推车。他因为自己没有能够使看守们避免挨打而深感失望。但是，这件事没有成功并不是他的错；如果弗朗茨不尖叫起来——确实很疼，但在这种时候应该控制自己，那么Ｋ大概就能找到别的办法说服打手了。如果这个机构的所有下层人员都是坏蛋，那么，干这个最无人性的工作的打手又怎么会是例外呢？何况Ｋ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看到钞票后，眼睛转动了一下，他扬言自己奉公守法显然只是为了抬高要价而已。Ｋ不会吝啬几个钱的，他真的急于让那两个看守脱身；既然他准备和整个腐败的司法机构搏斗，对这件事进行干预当然是他的职责。但是，弗朗茨张口一嚷嚷，Ｋ就无法进行任何干预了：因为函件分发处的职员以及其他各种人闻声赶来后，会发现他也在场，正和这几个家伙一起挤在废物贮藏室中——不能让他们知道他在这里，任何人也不能要求他作出这种牺牲。如果确实需要他作出某种牺牲的话，他倒情愿脱掉自己的衣服，代替看守挨打，这更为简单。打手当然不会同意Ｋ代替看守挨打，这是肯定的；他这样做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有可能被控严重失职，因为随着诉讼的不断深入，Ｋ总有一天会摆脱法院的低级职员的摆布。当然，一般标准在这儿是不适用的。总而言之，Ｋ除了把门“呼”地关上以外，毫无办法，但关上门以后也不能把所有的危险都屏除在外。很遗憾，他最后还推了弗朗茨一把，他当时很激动——这是他惟一的借口。
　　他听见职员们的脚步声继续从远处传来；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注意，他关上窗，开始朝楼梯口走去。经过废物贮藏室门前时，他驻足听了一会儿。室内一片寂静，好像是座坟墓。打手可以对两个看守为所欲为，可能已经把他们打死了。Ｋ伸出手去，打算转动门把手，但突然又把手缩回来。这次帮不了他们的忙啦，因为职员们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但是他决心不包庇这件事，要尽一切可能，彻底揭露那些真正的罪犯——那些迄今为止一直不敢露面的高级官员们。他走下银行外的台阶，注意察看所有的行人；但是，即使在附近的街道上也看不见一个正在等人的姑娘。因此，弗朗茨胡诌什么心上人在等着他，纯粹是说谎，不过这完全可以原谅，因为他只是想多博取一些同情。
　　第二天，Ｋ一整天都在想着那两个看守；他心不在焉，误了公事，为了赶完工作，不得不在办公室里留得比头天还晚。他走出办公室，从废物贮藏室门前经过时，控制不住自己，便打开了贮藏室的门。那儿并非预料中的一片黑暗，眼前的景象把他完全搞糊涂了。每样东西都照旧，和他头天傍晚开门时见到的一模一样。一捆捆旧报纸和一个个墨水瓶还在门后堆着，手上拿着桦条鞭的打手和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两个看守仍旧站在那儿，书架上插着一根燃着的蜡烛。看守们一见Ｋ，马上喊道：“先生！”Ｋ立即把门重新关上，又在门上擂了几拳，以便确信门已经关严实了。他差不多是哭着跑到职员们跟前，他们正有条不紊地在拷贝机旁忙着。职员们抬起头，诧异地看着他。“把那间废物贮藏室腾出来，行吗？”他嚷道，“脏得连气也透不过来了！”职员们答应第二天去清理。Ｋ点点头，他不能硬要他们马上动手，因为已经很晚了；他原先倒是有这个意图的。他坐下呆了一会儿，想和这些人作个伴。他翻翻复印件，希望能造成一个他在检查工作的印象；后来，他发现这些人不大敢和他一起离开大楼，便拖着疲惫的身体，脑子里几乎一无所思地回家了。
　
　
六　Ｋ的叔叔——莱妮
　
　　一天下午，当天的函件即将送走，Ｋ忙得不亦乐乎。两个职员拿来几份文件，请他签字；他们被粗暴地推到一边，原来Ｋ的叔叔卡尔——一个从农村里来的小地主，大步走进了屋。叔叔的到来并不使Ｋ感到奇怪，因为Ｋ早就担心他会来。叔叔肯定会来的，差不多一个月之前Ｋ就对此深信不疑。他常常想像叔叔的模样，现在出现在面前的叔叔和他想像中的毫无区别：背略微有点驼，左手拿着一顶巴拿马式草帽。叔叔一进门就伸出右手：这只手鲁莽地越过桌面，伸到Ｋ跟前，碰翻了桌上的每一样东西。叔叔老是匆匆忙忙的，因为脑子里总有一个可悲的想法：不管什么时候进城，原定计划中的所有事情都得当天办完；另外，还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跟人交谈、办事和娱乐的机会。Ｋ必须竭尽全力，帮他办妥所有这些事，有时还得给他安排住处，因为以前他是Ｋ的监护人，Ｋ对他特别感激。“一个属于过去的幽灵，”Ｋ习惯于这么称呼他。
　　他刚打完招呼，就请Ｋ和他私下里谈一谈；他没有时间在Ｋ端给他的椅子上坐下。“很有必要谈谈，”他气喘吁吁地说，“很有必要谈谈，这样我才能放心。”Ｋ马上吩咐两位职员出去，并让他们别放任何人进来。“我听到的消息是怎么回事，约瑟夫？”当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Ｋ的叔叔大声问道；他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拿过几份文件，连看也没看一眼，就垫在屁股下面，以便坐得舒服点。Ｋ一言不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刚从紧张、繁杂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得让自己舒舒服服地清闲一会儿。于是，他透过窗子，眺望着马路对面。从他坐着的地方，只能看见马路对面一个小小的三角地带，这是夹在两个商店橱窗中间的一所住宅的正墙，上面什么也没有。“你坐在这儿看着窗外！”Ｋ的叔叔挥动双臂嚷道：“看在上帝的面上，约瑟夫，请你回答我。是真的吗？这可能是真的吗？”“亲爱的叔叔，”Ｋ说，他已从遐想中回到现实，“我一点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约瑟夫，”叔叔忧虑地说，“据我所知，你一直是说实话的。我应该把你刚才讲的这些话当作是一个坏兆头吗？”“我肯定能猜出，你想知道什么，”Ｋ随和地说：“你大概听见了一些关于审判我的事。”“是这么回事，”叔叔回答道，他心情沉重地点点头，“我听见了关于审判你的事。”“你是从谁那儿听说的？”“是艾尔娜写信告诉我的，”叔叔说，“她和你不常见面，这我明白；你对她不大关心，我很遗憾，不得不这么说。可是她还是听说了。今天上午我收到信后，便立即乘上头班火车，赶到这儿来。我来这儿没有别的原因，不过光是这个原因看来就已经足够了。我可以把她信中提到你的部分念给你听听。”他从皮包里拿出信。“就在这儿。她写道：‘我好久没看见约瑟夫了；上星期我到银行里去找他，可是他很忙，我见不到他；我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后来不得不离开那儿，因为我得去上钢琴课。我真想跟他谈谈，说不定很快就会有机会的。他寄给我上大盒巧克力，祝贺我的生日；他真好，考虑得多周到。我当时给你写信时，忘了提这件事，只是当你这次问起我时，我才想起来。原因嘛，我可以告诉你：巧克力在寄宿学校里不翼而飞了，礼物丢失后，你是很难想起有人给你送过东西的。关于约瑟夫，还有件事情我想应该告诉你。刚才我说过，我那天无法见到他，因为他被一位先生缠住了。我老老实实地等了一会儿以后，问一位侍从，他俩的谈话是不是还要延续很久。他说很可能这样，因为这或许与牵涉到襄理的一件案子有关。我问是什么案子，他是否搞错了。他说他没搞错，是有一件案子，案情还很严重；然而除此之外，他也一无所知。他自己倒很愿意帮助Ｋ先生，因为Ｋ先生心地善良、为人正直，可是他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只好盼着某个有影响的人物会站在襄理这一边。当然，事情是会顺利的，最后结果一定是百事如意。不过据他从Ｋ先生的心情推测，目前情况似乎颇为不妙。我当然不把这件事看得过于严重，因此劝那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放心，同时也请他别把这事告诉任何其他人。我深信，他讲的话只是无稽之谈而已。不管怎么说，亲爱的父亲，如果你下次进城的时候能去了解一下，那就太好了。你会轻而易举地查明事实真相，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请你的一些有影响的朋友进行干预。即使你认为不必要这样做——这是很可能的——至少你也可以给你女儿一个提前用亲吻来欢迎你的机会，她想到这种可能性，顿觉心花怒放。’真是个好孩子，”Ｋ的叔叔念完信后说道，随即拭干眼中的泪水。Ｋ点点头。近来他遇到许多麻烦事，已经把艾尔娜撇在脑后了；至于巧克力的事，显然是她瞎编的，只是为了给他在叔叔婶婶面前留点面子，这真令人感动。他本想定期给她送戏票，以示回报，但看来这是很不够的；到寄宿学校里去找她，和这么一个不太懂事的十八岁少女聊天，目前也不合适。“你现在有什么要说的？”Ｋ的叔叔问；女儿的信使他忘了自己的匆忙和不安，看来他在重读这封信。“是的，叔叔，”Ｋ说，“全是真的。”“真的？”Ｋ的叔叔嚷了起来，“怎么会是真的？怎么可能是真的？是一件什么案子？肯定不是一桩刑事案件吧？”“是一桩刑事案件，”Ｋ回答道。“既然一件牵涉到你的刑事案件至今悬而未决，你怎么能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呢？”Ｋ的叔叔大声问道，他的嗓门越来越高。“我越冷静，结果就会越好，”Ｋ不耐烦地说，“你别担心。”“你向我提的这个要求可真妙，”叔叔嚷了起来。“约瑟夫，我亲爱的约瑟夫，为你自己想想吧，为你的亲戚们想想吧，为我们家的名誉想想吧。到目前为止，你一直为我们争了光，你可不能给这个家带来不幸啊。你的态度，”他稍稍抬起头，看着Ｋ，“使我很不高兴，一个无辜的人如果还有理智的话，是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好帮你的忙。准是和银行有关吧？”“不对，”Ｋ一面说，一面站了起来，“你讲话的声音大大，叔叔。我敢肯定，侍从在门口听着呢，我不喜欢这样。咱们最好还是到外面找个地方吧。我将尽量回答你的一切问题。我很清楚，我应该对全家作出解释。”“好，”叔叔大声说道，“很好，不过请你动作迅速点，约瑟夫，快走！”“我还需要向他们交代几件事，”Ｋ说；他打电话请他的主要助手来；几分钟后助手就到了。Ｋ的叔叔很激动，朝助手摆摆手，说明是Ｋ请他来的，这其实用不着说也能明白。Ｋ站在办公桌旁边，拿起几份文件，开始低声向助手解释；助手冷静而专注地听着，当Ｋ不在的时候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叔叔圆睁着眼睛，神经质地咬着嘴唇，站在Ｋ身旁，使Ｋ觉得很不自在；叔叔并没有听Ｋ在说些什么，但他那一副似乎在听的样子就足以使Ｋ心烦了。后来他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常常在窗口或者某幅画前停一会儿，猛地迸出一句话，比如“我一点也不明白，”或者“天晓得这事会怎么样”。助手好像什么也没觉察到，聚精会神地听着Ｋ的指示，边听边记下要点。Ｋ讲完后，助手向Ｋ和Ｋ的叔叔点点头，离开他们走了。Ｋ的叔叔这时正好背对着他，双手拿住窗帘，瞧着窗外。门刚关上，他就嚷道：“这个笨蛋总算走了，现在我们出去吧，总算可以走了！”他们来到正厅，这里站着几个职员和侍从，副经理刚好迎面走来。Ｋ的叔叔在这里就想了解案子的情况，倒霉的Ｋ没法让他住口。“现在是时候了，约瑟夫，”叔叔开口说，门厅里恭候着的职员们向他鞠躬致意，他点点头表示回答，“坦率地告诉我，到底是一桩什么案件。”Ｋ似是而非地说了几句，笑了笑，直到下楼的时候才向叔叔说明，他不愿意当着职员们的面说这些事。“不错，”叔叔说，“可是现在你有什么事就全说出来吧。”他低头静听，不停地抽着雪茄。“首先要说明的是，叔叔，”Ｋ说，“这不是一桩由普通法院受理的案子。”“这很糟，”叔叔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Ｋ看着叔叔问道。“我说的是，这很糟，”叔叔又说了一遍。他们站在银行门外的台阶上，看门人好像在听他们讲话，Ｋ急忙拉着叔叔走开，他们马上汇人街上的人流之中了。叔叔挎着Ｋ的胳膊，不再急于打听案情了，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了一阵。“但是，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叔叔突然停下脚步，向Ｋ提了一个问题；走在他后面的行人赶紧避开，“这类事情不会突如其来的，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事前肯定有征兆。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你知道，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仍然是你的监护人，直到今天我还为此感到自豪。我当然会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你；不过，现在由于案子已经开始审理，就很难帮上忙了。不管怎么说，最好的办法是你请几天假，到我们乡下来住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些日子你瘦多了。在乡下你能恢复元气，对你会有好处的，因为这次审判一定把你折磨得够呛了。可是，咱们抛开这点不说，从一种意思上讲，你得避一避法院的淫威。他们在这儿拥有各种机器，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候把它们开动起来对付你；但是如果你在乡下，他们要找你就得派人来，或者发信、拍电报、打电话来。这么一来，效果自然就差了；你并不能彻底摆脱他们，但至少能得到一点喘息的时间。”“不过他们可能会禁止我离开这儿，”Ｋ说，他已经准备接叔叔的想法做了。“我并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叔叔胸有成竹地说，“何况你的离开并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损失。”“我本来以为，”Ｋ说，同时挽起叔叔的胳臂，让他别站着不动，“你会比我更不在乎这件事，现在看来你把它看得很严重。”“约瑟夫！”叔叔嚷道，他想挣脱胳臂，以便继续站在原地不动，可是Ｋ不让，“你变得很厉害，你的头脑向来很清醒，现在怎么糊涂了？你想输掉这场官司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会彻底毁掉。你的所有亲戚也会跟着倒霉，至少会蒙上奇耻大辱。约瑟夫，鼓起劲来。你这种无所谓的样子会使我发疯的。人们看着你，几乎会相信那句老话：‘这种官司，一打准输。’”“亲爱的叔叔，”Ｋ说，“激动是没有用处的，对你没用处，对我也没用处。靠感情冲动是打不赢官司的，你稍许考虑一下我的亲身经验吧。你看，我是很尊敬你的，即使你让我感到很惊讶的时候，我也照样尊敬你。既然你告诉我说，全家都会卷入由这件案子所引起的丑闻中——我其实看不出怎么会这样，不过这是题外话一那我就服从你的决定。我只是觉得，即使从你的观点来看，到乡下去这件事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会被人认为是畏罪潜逃，换句话说，等于承认自己有罪。此外，虽然我在这里受的压力较大，但我也可以凭自己的力量，更使劲地为我的案子奋争。”“这话说得很对，”叔叔说，他的语调变得较为轻松，好像他已发现他俩终于想到一块了，“我只不过提个建议而已，因为我认为，如果你留在此地的话，你的无所谓态度会危及案子，还不如我来为你奔走更好。但是，如果你愿意自己使劲为案子奋争，这当然要好得多。”“这么说来，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Ｋ说，“现在请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第一步该怎么走？”“我得好好思考一下，”叔叔说，“你要考虑到这个事实：我在乡下已经住了二十年，几乎从未离开过；我在这种事情上的眼光不会像从前那么敏锐了。有几位有影响的人在处理这类事情上或许比我内行，可是年长日久，我和他们的关系已经渐渐疏远。我在乡下几乎不和人来往，这点你是知道的。只是在发生像眼下这样的紧急情况时，我才认识到这样做的坏处。何况你这事多多少少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很奇怪的是，收到艾尔娜的信后，我猜到了某种类似的事情，而今天一见到你，我几乎就确信了。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现在别浪费时间啦。”他还没讲完，便踮起脚尖，叫来一辆出租汽车。他大声地把地址告诉司机后，就钻进车内，并把Ｋ也拽了进去。“我们直接去找霍尔德律师，”他说，“他是我的同学。你当然知道他的名字，对不对？你不知道？这真奇怪。作为辩护人，作为穷人的律师，他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是富于人情味的，我准备把这件案子全部委托给他。”“我愿意试着全按你的意思去办，”Ｋ说，尽管叔叔处理事情的仓促和轻率方式使他颇为不安。他作为一个有求于人的人，被带到一个穷人的律师那儿去，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原先不知道，”他说，“在这种案件中可以聘请律师。”“当然可以，”叔叔说，“这是用不着说的。为什么不能呢？现在，你把迄今为止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我，好让我心中有数，知道我们的情况到底如何。”Ｋ立即讲起这件事的前后经过，一个细节也没遗漏，因为只有绝对坦率，才能使叔叔不再认为这桩案子会带来令人心寒的耻辱。布尔斯特纳小姐的名字Ｋ只是捎带着提过一次，这并不说明他的不坦率，因为布尔斯特纳小姐与案件没有关系。他一面讲，一面透过车窗，看着外面；他发现他们已经驰近办公室设在阁楼上的法院所在的那个郊区了；他请叔叔注意这个事实，可是叔叔似乎不大理会这个巧合。出租汽车在一座深色的房子前停下。叔叔按响底层第一家的门铃；当他们等人开门的时候，叔叔露齿而笑，低声说道：“现在是八点钟，委托人很少在这种时候来找他，但霍尔德不会见怪的。”门上有个警窗，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在窗口出现，盯着两个来客看了一会儿后，又消失了；然而门还是没开。Ｋ和叔叔互相证实，他们的确看见了一双眼睛。“一个新来的女仆，大概害怕陌生人，”Ｋ的叔叔说，他又敲敲门。那双眼睛再次出现，这回的眼神似乎很忧伤，但也许是煤气灯造成的错觉；煤气灯没有灯罩，正好在他们上方点着，发出刺耳的“嘶嘶”声，但光线却甚为暗淡。“开门！”Ｋ的叔叔喊道，他开始用拳头擂门，“我们是霍尔德先生的朋友。”“霍尔德先生病了，”一个微弱的声音从他们背后传来。位于这条短门廊另一边的那扇门打开了，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在门口出现，他压低嗓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Ｋ的叔叔因为等得过久而怒气冲冲，他转过身来嚷道：“病了？你说他病了？”他气势汹汹地走到那人跟前，好像那人就是所谓疾病的化身。“门已经开了，”那人蓦地指着律师的门说，接着裹紧身上的睡衣，进了屋。门真的开了，一位年轻姑娘——Ｋ认出了那双有点向外凸的黑眼睛——系着一条白色长围裙，手上拿着蜡烛，站在前厅里。“下次开门请你麻利点，”Ｋ的叔叔没有跟她寒暄，而是教训了她一句；她行了个屈膝礼。“来吧，约瑟夫，”他对Ｋ说，Ｋ正向姑娘暗递秋波。“霍尔德先生病了，”Ｋ的叔叔径直朝里屋走去时，姑娘说，Ｋ还在打量着姑娘，她转身把门插上；她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苍白的双颊、下巴，连她的太阳穴和前额也是圆的。“约瑟夫！”Ｋ的叔叔又喊了一次，接着他问那姑娘：“是心脏病吗？”“我想是的，”姑娘说；她端着蜡烛，走到他前面，把里屋的房门打开。在烛光照不到的一个屋角里，一张蓄着长胡子的脸从枕头上抬起来。“莱妮，谁来啦？”律师问，他被烛光照花了眼，看不清来客。“是你的老朋友阿尔伯特，”Ｋ的叔叔说。“噢，阿尔伯特，”律师说，他又躺倒在枕头上，好像没有必要在这个客人面前强打精神似的。“你真的很不舒服吗？”Ｋ的叔叔在床沿上坐下后问律师，“我简直不相信。不过，这只是心脏病再次发作而已，像前几次一样，很快就会过去的。”“也许吧，”律师说，他的声音微弱，“不过这次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厉害。连呼吸都困难，睡不着觉，浑身一天比一天没劲。”“我明白了，”Ｋ的叔叔说，他的那只粗壮的手使劲把巴拿马草帽压在膝头上。“这真糟糕。不过，佣人对你的照料周到吗？这儿光线很暗，阴沉沉的。我最后一次到这里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这儿的气氛要欢快得多。另外，你现在的这个年轻女佣人好像不怎么伶俐，也许是装成这样。”那姑娘拿着蜡烛，还站在门口；从她那扑朔迷离的目光推测，她好像在看着Ｋ，而不是在看Ｋ的叔叔；即便后者在谈起她的时候，她也不看他一眼。Ｋ推过一张椅子，放在她身边，自己靠在椅子背上。“一个人得了病，像我现在这样，”律师说，“就需要安静。我并不觉得这儿是阴沉沉的。”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一句：“莱妮对我照料得很好，她是个好姑娘。”但是Ｋ的叔叔并不相信，他显然对女看护有成见；他没有回答病人的话，只是用严厉的目光注视着那姑娘；她走到床前，把蜡烛放在床头柜上，朝病人俯下身去，一边摆好枕头，一边对他轻声说话。Ｋ的叔叔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在病人的房间里，猛地站起身来，在姑娘身后踱来踱去；如果这时他去执姑娘的裙子，把她从床边拖开，Ｋ也不会觉得奇怪的。Ｋ以旁观者的态度看着这一切。律师生了病，Ｋ倒并非完全不满意：叔叔对他的案子的关心越来越热切，他没有办法遏制这种热情；现在，谢天谢地，出现了这种情况，用不着他插手，叔叔的热情就会受挫。不久，他叔叔大概想惹女看护生气，大声叫道：“小姐，劳驾让我们单独呆一会儿；我有些私事要和我的朋友商量。”姑娘还俯着身，正在把靠着墙的那部分床单抚平；她听了这话，侧转头，心平气和地说：“你要知道，我的主人病了；不能跟他商量任何事。”这和Ｋ的叔叔的暴躁、结巴和唾沫四溅形成了鲜明对比。她还不由自主地重复了一遍。尽管如此，即使是一个没有成见的局外人也会认为她是在冷言相讥。Ｋ的叔叔好像被黄蜂螫了一下，顿时暴跳如雷。“他妈的，你——”他破口大骂起来，由于愤怒过分，他的话很难使人听懂。Ｋ虽然预料到叔叔会突然爆发，但听了这话后仍然惊讶不已地站了起来，朝叔叔奔去，决定伸出双手堵住叔叔的嘴，使他平静下来。幸好姑娘身后的病人这时从床上直起了腰；Ｋ的叔叔赶忙做了个鬼脸，好像吞了一瓶令人恶心的药水，接着用较为温和的口气说道：“我请你相信，我们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如果我请求的事情没有办得到的可能，我是决不会开口的。现在请你走吧。”姑娘在床边挺直身子，转身正对着Ｋ的叔叔，不过她的一只手仍然在轻轻拍着律师的手，至少Ｋ是这么臆想的。“你可以当着莱妮的面跟我商谈任何事情，”律师用恳求的语调说。“这事与我无关，”Ｋ的叔叔说，“不是我的秘密。”他转过身去，好像不想再过问这件事似的，不过他是想让律师有时间再斟酌一下。“那么是关于谁的？”律师重新躺下，有气无力地问道。“与我侄子有关，”Ｋ的叔叔说，“我把他带到这儿来了。”他开始介绍他的侄子：约瑟夫·Ｋ，襄理。“噢，”病人说，他活跃多了，并朝Ｋ伸出手来，“请你原谅，刚才我没有看见你。现在你走吧，莱妮，”他对女看护说，紧接着便久久地握住她的手，好像在跟她告别似的；莱妮顺从地走了。“这么说，你到这儿来，”他对Ｋ的叔叔说；Ｋ的叔叔已经息了怒，重新来到床前，“不是因为我有病而来看我的，你是有事来的。”他好像一想起别人把他当病人来探望，就浑身动弹不得，从现在开始才好些。于是他支着胳膊坐起来，显得年青多了，当然这么做要花费很大力气，他把手指伸进胡须中，持着。缠绕着。“自从那个小妖精走后，”Ｋ的叔叔说，“你看上去已经好多了。”他突然住了嘴，低声说道：“我敢打赌，她在偷听，”他奔到门口看了看，门后没有任何人，他又走回来，并不觉得很难堪，因为他觉得，她不想偷听也完全是出于恶意，出于怨恨。“你对她不公道，”律师说，不过没有多为女看护再辩解；他大概认为，自己的缄默就意味着她根本不用别人为她辩解。接着他用十分友好的口气说下去：“过问你侄子的这件案子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如果我的力量能够胜任，我将认为自己是十分幸运的。我很担心我的力量不够；不过，不管怎么样，我将竭尽全力；如果我一个人不能成功，你还可以去请别人来助我一臂之力。老实说，这件案子使我深感兴趣，我不能放弃过问这件案子的机会。即使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个障碍面前受阻也是值得的。”这番话Ｋ连一个字也没有听懂，他瞅了瞅叔叔，希望能得到解释3然而叔叔手里拿着蜡烛，坐在床头柜上。一个药瓶从床头柜上滚了下来，掉到地毯上，不管律师说什么，叔叔都点头，显然完全同意律师说的一切；他有时还瞥Ｋ一眼，似乎要求Ｋ也表示赞同。难道叔叔已经把和这件案子有关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津师了吗？但这不可能，事情的进展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我不明白——”于是他开口说。“噢，我大概误解了你的意思？”律师问，他和Ｋ一样惊奇和困惑。“也许我太急躁了。那么，你到底要跟我商讨什么事呢？我原以为是关于你的案子的事呢。”“当然是这事，”Ｋ的叔叔说，然后转过头去问Ｋ：“你担心些什么？”“嗯，可是，你是怎么知道有关我和我的案子的情况的？”Ｋ问道。“噢，是这么回事，”律师笑着说，“我是一个律师，你知道，我经常出入辩论各种案件的司法界，其中最堪注意的案子肯定会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更不必说是一桩有关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侄子的案件了。这事并不十分蹊跷。”“你到底担心些什么？”Ｋ的叔叔又问了一遍，“你太神经过敏了。”“这么说来你经常出入司法界？”Ｋ问，“是的，”律师回答道。“你问起问题来像个小孩子，”Ｋ的叔叔说。“我如果不和我的同行交往，那该跟谁交往呢？”律师补充说。这话听起来是无可非议的，Ｋ无以置答。“不过，你准是和位于司法大厦中的那个法院有联系，而不是和设在阁楼上的法院有联系，”他本想这么说，可是没有说出来。“你要知道，”律师接着说，他讲话的口气像是在草草解释一件不言自明的事，“你应该知道，这种交往使我能够通过各种途径为我的委托人办妥事情，其中有的途径甚至不便公开说明。当然，由于现在我病了，所以出现了一些不利条件；但是这也不要紧，因为我在法院里的好朋友常常来看我，我可以从他们那儿了解到很多情况，也许比很多身体健康，整天呆在法院里的人知道的情况还要多。例如，现在就有我的一个好朋友在这儿。”他朝屋里一个黑洞洞的角落摆摆手。“在哪儿？”Ｋ问，他吃了一惊，因此问得很唐突。他半信半疑地环视着四周。小蜡烛的亮光几乎照不到对面的墙，那个黑洞洞的屋角里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身影。Ｋ的叔叔把蜡烛举过头，Ｋ借助烛光看见一位年事已高的先生坐在屋角的一张小桌旁。他坐在那里大概连气都没有透，以至于呆了这么久居然没有被人发现。他急忙站起来，显然因为自己让人发现而感到不快。他的双手像小鸟的翅膀一样摆动着，似乎想表明他不赞成任何形式的介绍和寒暄，似乎想让人家知道，他不愿意打扰别的先生，只希望重新进入黑暗中，别人最好忘掉他的存在。但他无法再享有这种特权了。“我可以说，你使他们吃了一惊，”律师解释道，他招手请那位先生走上前来；那位先生慢慢挪动脚步，犹豫不决地看着四周，然而举止很有风度。“法院书记官——啊，请原谅，我还没有给你们介绍——这是我的朋友阿尔伯特·Ｋ，这是他的侄子约瑟夫·Ｋ，这是法院书记官——我再说一遍，蒙他热忱相待，今天来看我。这种探望的价值只有在法院中混迹多年的人才能真正认识到，因为他们知道，书记宫的工作忙得要命。尽管这样，他还是来看我了，在我的病体尚能坚持下来的情况下，我们愉快地谈论着。我们没有禁止莱妮引进来客，确实如此，因为我们没想到会有人来，我们当然以为我们不会被人打扰的；可是，阿尔伯特，后来传来了你的暴躁的敲门声，法院书记宫于是带着他的桌椅退到屋角里去了。不过现在我觉得，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总算有机会一块谈谈了，因为这件案子和咱们大家都有关系，咱们可以聚在一起聊聊。请，亲爱的书记官先生，”他朝书记官鞠了一躬，带着彬彬有礼的微笑，指指床边的一把扶手椅说。“遗憾的是我只能再呆几分钟，”法院的书记官客气地说，他坐到扶手椅上，看了看表，“我还有公事。不过我不愿意放过一个在这里认识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机会。”他朝Ｋ的叔叔微微弓了弓身；Ｋ的叔叔看来由于结识了这个人而感到很荣幸，但是他生来不善于表示自己的崇敬心情，而是用一阵令人莫名其妙的大笑来回答法院书记官的这番话。真滑稽！Ｋ可以自由自在地观察一切，因为谁也没有注意他。法院书记官既然已经处于突出地位，便当仁不让地首先发表意见，这好像已成了他的习惯。律师当初装作身体虚弱，大概只是为了谢绝来客；现在他伸出手，拢在耳朵边，聚精会神地听着。Ｋ的叔叔作为执烛人——他把蜡烛放在大腿上保持平衡，律师经常向他投射一瞥不安的目光——很快就脱离了尴尬局面，现在正兴致盎然地听着法院书记官的妙语连珠的演讲，欣赏着书记官讲话时一只手附带作出的波浪式动作。Ｋ靠在床架上，法院书记官完全把他忘了，也许是故意怠慢他；结果他只能成为另一个老人的听众。Ｋ本身也没有心思听他们讲话，脑子里先是想起了女看护，想起了叔叔对她的粗暴态度，后来则自问以前是否见过法院的书记官：大约初审的时候书记宫在听众当中吧？Ｋ可能猜错了，不过法院书记宫——这个胡子硬撅撅的老先生——坐在第一排听众中倒是非常合适的。
　　门厅里突然传来一阵像是陶器打破的声音，大家都竖起了耳朵。“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Ｋ说，他慢悠悠地走出去，想给其他人提供一个叫他回屋的机会。他刚走进门厅，伸出脚在黑暗中摸索时，一只比他的手小得多的手按在他那只仍然扶着门的手上，轻轻把门带上了。这是女看护，她在那儿等着呢。“没事，”她悄悄地说，“是我往墙上扔了个盘子，想把你引出来。”Ｋ扭。泥地说。“我当时也在想着你。”“那就更好了，”女看护说，“到这边来。”他们走了一两步，来到一扇厚玻璃门前，她把门打开。“进去吧！”她说。这间屋显然是律师的办公室；月光透过两扇大窗子照进屋来，照亮了窗前地板上的两个小方块；借着月光可以看见屋里摆满了古色古香的旧式家具。“到这儿来，”女看护指着一把椅背雕花的深色椅子说。Ｋ坐下后继续打量着这间屋子；办公室很大，天花板很高，这位“穷人的”律师的委托人来到这儿会有茫然若失的感觉。Ｋ给自己描绘了这么一幅图画：委托人个个局促不安，他们慢慢朝律师的大桌子走来。可是后来他把这些全抛在脑后，只望着女看护；她紧挨Ｋ坐着，差不多把他挤得靠在椅子的扶手上。“我本来想，”她说，“你自己会出来的，用不着等我来叫你。你的行为真古怪。你一进门，眼睛就始终盯着我；可是你却让我等了好久。你就叫我莱妮吧！”她匆匆补充道，这句话突如其来，好像她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似的。“我很高兴这样称呼你，”Ｋ说，“至于说我的行为古怪，莱妮，这很容易解释。首先，我必须听那几个老头唠叨。我不能没有任何借口就离开他们走出来。其次，我不是一个在女人面前胆大妄为的小伙子，说实话我很害臊；而你，莱妮，看样子也不像是个一说就愿意的姑娘。”“不对，”莱妮说，她的手臂搭在椅子背上，眼睛看着Ｋ。“而是你开始时不喜欢我，现在没准仍然不喜欢我。”“喜欢这个字眼太没有力量。”Ｋ含糊其辞地说。“啊！”她微笑着说。Ｋ的话和这个短促的感叹使她略微占了上风，于是Ｋ一时什么也说不上来。他已经对这间黑暗的屋子习惯了，现在已能看清某些摆设的细节。给他留下特殊印象的是一幅挂在房门右侧的大型油画。他朝前倾着身子，想看清楚点。画面上是一个穿着法袍的人；那人坐在一个像宝座一样的高脚椅子上，这是一张镀金椅子，在整幅画里占据着一个突出地位。奇怪的是法官的坐姿看来并不威严，因为他的左臂搭在宝座的后背和扶手上，右臂却悬空吊着，手掌下垂，搁在另一个扶手上；法官似乎正要站起来，做一个激烈的、也许是忿怒的手势，发表一个带有决定性意义的看法，甚至作出判决。我们可以设想，被告站在通向法官宝座的最下面一级台阶上；最上面几级台阶上铺着的黄地毯已经画出来了。“或许他就是审理我这个案子的法官，”Ｋ伸出手指，指着那幅画说。“我认识他，”莱妮说，她也在看着画。“他常到这里来。这幅画是他年轻时请人画的，但一点也不像，既不像他年轻时，也不像他现在。因为他个子矮小，几乎是个侏儒；可是他却让别人把自己画成了这个样子，原因是他和这儿所有的人一样，爱虚荣爱到了发疯的程度。然而我也是一个爱虚荣的人，说话颠三倒四，你肯定不会喜欢我的。”Ｋ听了最后这句话没有回答，只是伸出两臂抱住她，把她搂到胸前；她默默地把头枕在他肩上。他对她说的其它话倒作出了反应：“他担任什么职务？”“他是一位预审法官，”她一面说，一面握住Ｋ搂着她的那只手，抚弄起他的手指来。“只是一位预审法官而已，”Ｋ失望地说，“高级官员们全藏得好好的。可是，他却坐在这样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宝座上。”“全是瞎画的，”莱妮说，她把自己的脸伏在他手上。“其实他是坐在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上，屁股下垫着一条叠成双层的旧马毯。可是，你干吗总是闷闷不乐地惦记着你的案子呀！”她慢条斯理地问道。“不，我一点也没惦记我的案子，”Ｋ说，“相反，我考虑得可能太少了。”“你这样做没错，”莱妮说，“你太倔强，这是我听说的。”“谁告诉你的？”Ｋ问；他能感到她的身体贴近了自己的胸部；他朝下凝视着她那头浓密、乌黑、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如果我告诉你，我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莱妮回答道，“请别问我他们叫什么名字，记住我的忠告就行啦，以后别再那么倔强；你斗不过法院，你应该认罪。一有机会就认罪吧。你不认罪，就不可能逃出他们的魔爪，谁都无能为力。当然，即使认了罪，如果没有外来援助，你也达不到目的；不过你用不着为此煞费苦心了，我来想办法吧。”“你很熟悉法院和法院里的种种阴谋诡计！”Ｋ说；他把她抱起来，让她坐到自己的膝盖上，因为她紧紧靠着他，他觉得太重。“这样更舒服，”她一面说，一面在他的膝盖上坐好，抚平裙子，拉直上衣。然后她伸出双手，搂住他的脖子，身体向后微仰，久久端详着他。“如果我不认罪，你就不能帮助我吗？”Ｋ试探着问。“我好像一直在找女人帮忙，”他想道，几乎吃了一惊，“先是布尔斯特纳小姐，后来是门房的妻子，现在是这个小看护。她看来对我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欲望。她坐在我的膝盖上，好像这是她惟一该坐的地方！”“不能，”莱妮慢慢摇着头说，“那我就无法帮助你。不过你一点也不想要我帮忙，你无所谓，你很傲慢，从来不听别人的话。”过了一会儿，她问道：“你有女朋友吗？”“没有，”Ｋ说。“嘿，不对，你有！”她说。“嗯，对，我有，”Ｋ说，“你瞧，我否认有女朋友，可是我兜里却明明揣着她的照片。”在她的恳求下，他把艾尔莎的照片拿给她看；她蜷缩在他膝上，久久凝视着照片。这是一张快相，拍的是艾尔莎在跳粉面舞的最后一场，她常在酒吧间里跳这种舞；她的裙子在飘拂，犹如一把扇子，她把双手按在结实的臀部上，扬起下巴，对某个没拍进照片的人笑着。“她的衣服紧紧裹在身上，”莱妮一面说，一面指着她认为衣服绷得过紧的部位。“我不喜欢她，她太粗犷，太俗气。不过，她也许对你很温柔体贴，从照片上可以猜得出来。像她那样高大健壮的姑娘往往不由自主地对人温柔体贴。但是她能够为你而牺牲自己吗？”“不能，”Ｋ说，“她既不温柔也不体贴，更不能为我而牺牲自己。到现在为止，我既没有要求她做到前者，也没有要求她做到后者。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像你这样仔细端详过这张照片。”“这么说来，她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并不很重要，”莱妮说，“她根本不是你的女朋友。”“噢，她是我的女朋友，”Ｋ反驳道，“我不想食言。”“好吧，就算她是你的女朋友吧，”莱妮说，“不管怎么说，如果你一旦失去她，或者换一个女朋友，比如说换上我吧，你不会太想念她的，对不对？”“当然对，”Ｋ笑着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她有一点比你强得多：她对我的案子一无所知，即使她知道了，也不会为此伤脑筋。她更不会设法让我变得随和点。”“这并不是她比我强的地方，”莱妮说，“如果她比我强的地方就是这一点，那我还有希望。她有什么生理缺陷吗？”“生理缺陷？”Ｋ问。“对，”莱妮说，“因为我有一个小小的生理缺陷。瞧。”她抬起右手，伸出当中两个手指，其间长着一层蹼状皮膜，一直连到指尖；皮膜和手指一样，很短。Ｋ在黑暗中一时没弄明白她想给他看什么；莱妮便抓过他的手，让他摸摸皮膜。“确实是只畸形的手！”Ｋ说，他仔细看了看整只手后又补充道：“但也确实是只美丽的小手！”莱妮颇为得意，她看着Ｋ不胜惊奇地把两个手指头掰开，然后又并拢，在放开它们之前还轻轻吻了一下。“啊！”她立刻嚷道，“你吻了我！”她匆匆欠起身子，张大嘴巴跪在他的双膝上。Ｋ抬眼看着她，惊讶得几乎目瞪口呆：她此时紧紧地挨着他，身上散发出一种胡椒粉似的很有刺激性的气味；她一把搂过他的头，俯下身去，咬着和吻着他的脖子，一直咬到他的头发根。“你已经用我代替她了，”她一次又一次地大声说，“瞧，你毕竟用我来代替她了！”她双膝发软，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几乎倒在地毯上；Ｋ伸手想把她抱起来，结果却被她拽倒在地。“你现在属于我了。”她说。
　　“这是门钥匙，你什么时候想来都可以，”这是她讲的最后一句话；他向她告别时，她无目的地在他肩上亲了最后一下。他走出门，来到马路上；外面正下着小雨。他朝街心走去伽经》的作者。生平不详。，希望能最后看一眼也许正站在窗旁的莱妮；但是他的叔叔突然从一辆停在房子前面的汽车里走了出来，心不在焉的Ｋ刚才没有发现这辆汽车。叔叔抓住他的双臂，把他朝门口推去，好像要把他钉在门上似的。“约瑟夫！”叔叔嚷道，“你怎么能这样！你的案子本来有了点眉目，现在又被你搞糟了。你偷偷和一个不要脸的小荡妇溜走了，一呆就是几个钟头，何况她显然是律师的情妇。你连一个借口也不找，什么也不回避，便明目张胆地跑到她那儿去，呆在她身边。我们三个人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坐在那儿，一个是你的叔叔，正在为你尽力奔走的叔叔；一个是应该努力争取过来的律师；特别是还有法院书记官，一个目前正在审理你的案子的重要人物。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里商量怎么帮助你，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和律师打交道，律师又谨小慎微地和法院书记官打交道。我原想你起码该助我一臂之力，可是你却溜走了。你离开了这么长的时间，谁都瞒不住；当然，这两位先生老于世故，没提起你不在的事，他们要照顾我的情绪。最后，连他们也不能再无视事实了，只是因为此事不便提起，他们才一句话也没说。有好几分钟之久，我们坐在那儿静听着，希望你能回来，但一切都白搭了。法院书记官在这儿呆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原定计划。最后他只好站起身来，道了夜安；他显然为我感到十分遗憾，因为他没能帮助我；他的热情确实是数一数二的。临走前，他在门口又等了一会儿。老实告诉你吧，他走后，我倒觉得宽心了；在那以前，我简直喘不过气来。身体欠佳的可怜的律师情况更糟，我和他告别时，这位好心人居然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你很可能会促使他的身体完全垮掉，很可能会催他早日走进坟墓；而你却有赖于他的善意斡旋。你让我——你的叔叔——在雨中站了好几个钟头。我真为你发愁；你摸摸，我浑身都湿透了！”
　
　
七　律师——厂主——画家
　
　　一个冬天的上午，窗外下着雪，多雾，阴暗，Ｋ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时间还早，但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为了至少在下属面前保全面子，他指示自己的事务员不让任何人进来。借口说正忙着办一件要事。但他并没有工作，而是在椅子里扭动着身子，懒洋洋地整理好摊在办公桌上的东西；然后，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搁在办公桌上，低下头，一动也不动地坐着。
　　他现在一直在考虑着自己的案子。他经常想，也许写一份辩护书呈交法院会更好些。他将在辩护书中简述自己的生平，每说到一件大事就解释几句：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做，现在他对那时的做法是赞同还是谴责，理由是什么。这种成文的辩护书与一位本身并非无懈可击的律师的口头辩护相比，优点很多，这是无疑的。Ｋ不知道律师正在为这件案子忙些什么；反正成果不大。一个多月以前，霍尔德派人来找过他，他和律师初步接触几次后，便留下了律师帮不成什么大忙的印象。开始时，律师很少盘问他，尽管有许多问题值得问。提问肯定是重要的。Ｋ觉得自己也能提出所有必须提的问题来。但是律师却从不提问，不是瞎聊，便是默默地坐在Ｋ的对面。他微微朝自己的办公桌倾着身子，可能是听觉不灵敏的缘故；他捋着下巴中间的那撮胡子，凝视着地毯，大概正瞧着Ｋ和莱妮躺过的那块地方。他常常会给Ｋ提出一些毫无意义的劝告，就像人们对小孩提的劝告一样。这些告诫既没用处又令人厌烦，最后算账时Ｋ肯定不会为此付一文钱。律师认为已经把Ｋ足足奚落了一番后，通常又要说几句安慰话，稍稍给Ｋ鼓一下劲。他会声称，他已经打赢过很多类似的官司，有时全部赢，有时部分赢。虽然那些案子其实没有这个案子棘手，但是乍看起来却更加没有打赢的希望。他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他拍拍其中的一个抽屉——有一份这些案子的单子，但他抱歉地说，这张单子不能拿给别人看，因为这是官方秘密。不过他在过问这些案子时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现在会对Ｋ有好处的。他当然已经为Ｋ的案子出力了，第一份抗辩书①已基本就绪，准备向上呈交。第一份抗辩书很重要，因为辩护所造成的初次印象常常决定日后的整个诉讼过程。不幸的是——他觉得有责任提醒Ｋ——有时发生这样的事：法院根本不看前面的几份抗辩书。法官们把抗辩书往别的文犊里一塞，说什么：此时审察和审讯被告比看任何正式申诉书更为重要。如果申诉人坚持己见，他们往往补充一句：作出判决前会认真研究全部案卷的，当然包括与本案有关的各种文件，其中也有第一份抗辩书。可惜这样的事在许多案子的审理中不能完全做到，第一份抗辩书常常放错地方，甚至不翼而飞，即使幸存到最后，也很少有人看过；当然——律师承认——上面说的情况只是谣传而已。这一切都很令人遗憾，但并非完全没有道理。Ｋ应该记得，诉讼过程是不公开的；如果法院认为必要的话，诉讼过程当然也可以公开，但是法律并未规定它们必须公开。当然，涉及本案的法院文件——首先是起诉书——是不能让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看见的；因此，人们一般不知道，或者至少不能确切了解，在第一次抗辩中应该反驳哪些指控。所以，只有在完全碰巧的情况下，抗辩书中才会包含具有实质性的内容。人们只有在了解到或在审讯过程中猜到指控及指控依循的证据后，才能递呈击中要害的、说服力强的抗辩书。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面临的局面是棘手和繁难的，但他们却执意这么做。因为法律不鼓励辩护，只是允许辩护，甚至在是否可以理解成法律允许辩护这一点上也有意见分歧。严格地说，法律不允许为被告辩护，作为辩护律师出庭的人事实上只被人们当作讼师而已，这给所有律师的脸上抹了黑。Ｋ下次参观法院办公室的时候，得去看看律师办公室，这一辈子应该开开眼界。他大概会被聚集在那儿的人吓得魂不附体。那间办公室又小又挤，这说明法院根本不把律师放在眼里。室内只靠一个小天窗采光，天窗很高，你想看看外边，就得让某个同僚把你驮起来，但这时附近烟囱里冒出的浓烟会呛得你喘不过气来，并且把你的脸薰得污黑。再举一个例子，以说明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一年多以前，地板上就有了一个洞，虽然没有大到能掉进一个人，但足够滑进一条腿去。律师办公室位于阁楼顶部，所以，如果你的脚滑进洞里，它就会穿过阁楼的地板，高悬在那些委托人等待接见的过道上方。如果律师们认为这种状况很丢脸，他们并非言过其实。他们向当局反映后，没有丝毫结果；而自费进行彻底修缮和改建则是严格禁止的。当局采取这种做法是有所考虑的：他们打算取消辩护律师，最好一个也不剩；辩护的责任完全由被告自己担负。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但如果从这点出发得出结论说，被告在这个法院里出庭时不需要辩护律师，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这个法院比任何其它法院更需要律师在场，因为诉讼过程对公众和被告都是保密的；当然只能保密到一定程度，不过事实证明，保密的范围可以很广。因此，既然被告不能看到法院的文件，人们——尤其是被告，他们是当事人，有许多忧虑使他们分心——很难从一次审讯过程中猜出法院手中有哪些材料，于是便只好让辩护律师插手干预了。一般说来，辩护律师不能参与审查，得在审讯后立即询问被告，可能的话，在预审法院的门口就询问，然后对他得到的大都是十分纷乱的材料进行整理，以便得到一点辩护时可能用得上的材料。但这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并不能获取很多材料；当然这儿和别处一样，有本事的人可以比别人多摸到一些情况。最重要的事情是辩护律师与法官的个人关系；辩护律师的主要价值便在于此。Ｋ现在大概已从亲身体验中发现，法院组织的底层并不是洁白无瑕的，其中有不少贪官污吏，使这个天衣无缝的司法系统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裂口。许多小律师采取行贿，或是搜集流言蜚语等方法，企图钻这个缺口的空子；文件失窃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出现过，至少过去有过这种事。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办法可以暂时取得对被告有利的结果，律师们因此感到骄傲，并以此为诱饵，来招揽新的委托人；但是这些方法对案件的发展起不到作用，或者只能起坏作用。除了与地位较高的官员的令人羡慕的私人关系外，任何东西都没有真正价值；这儿说的地位较高的官员当然是指基层的地位较高的官员。只有借助这种关系，才能对诉讼过程施加影响；这种影响开始不易觉察，但随着案子的进展，将变得越来越显著。当然有这类关系的律师为数甚少，Ｋ的选择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也许只有其他一两位律师才能自夸他们有像霍尔德博士那样的关系。这些人不屑理睬坐在律师办公室里的那班蠢货，他们和那班平庸的律师没有任何来往，而和法官们的关系则十分密切。霍尔德博士甚至用不着法院开庭时每次必到，用不着在预审法官们的前厅中恭候接见，也用不着为了取得一个虚假的成功或者更无聊的结果而在他们面前低三下四。这些都用不着，Ｋ自己亲眼看见，法官们，其中不乏职位很高的法官，主动找到霍尔德门上来，心甘情愿，毫不隐瞒地向他提供情况，至少对他进行大胆暗示，和他议论各件案子下一步的转折；有时他们甚至会被他说服，接受他的一种新观点。他们也许很快就能被说服，但是对此可别指望过高，因为他们可能会爽快地接受一种有利于为被告辩护的新观点，但他们会立即回到办公室，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给被告判以重刑，比他们已经表示要放弃的原判重得多。反对已经作出的判决当然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私下里对你说的，只是私下里对你说说而已，不能在公开场合中照办，即使辩护律师以别的理由竭力博取了这些先生的支持也没用。另一方面应该考虑到，这些先生来拜访辩护律师——他们当然只拜访经验丰富的律师——，并非出于善意的考虑或友好的感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事实上离不开辩护律师。他们都知道，这个从一开始就坚持要保密的司法体系弊病甚多。法官们深居简出，无法和公众接触；他们训练有素，足以处理一般案件，这类案件的审理过程几乎全是十分机械的，只需推一把就行；然而，如果案子过于简单，或者特别棘手，他们便往往一筹莫展；他们完全不能正确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白天也好，夜里也好，只接触司法体系的工作——而对人性的了解在处理这些案件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们到律师那儿去的目的是求教，他们身边总跟着一个带着机密文件的仆人。许多人们料想不到能碰见的先生们会坐在律师家的窗前，绝望地看着外面的街道；而律师则坐在办公桌后面，研究他们的文件，以期帮他们出个好主意。在这种场合，人们会发现，这些先生们如何看重自己的职务，当他们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又是多么绝望。换句话说，他们的处境并不容易，如果认为他们的处境甚为容易的话，那就对他们太不公道了。在这个司法体系中，官员的级别层层上升，无边无际，甚至连内行也不知道这个等级制度的全貌。法院的诉讼程序一般对低级官员保密，因此连他们也很难知道，他们曾经为之工作过的案子下一步是如何进展的。他们常常不知道，进入他们的职权范围，由他们来审理的特殊案件来自何处，也不知道将要转呈到哪儿去。他们只了解案件的几个孤立阶段中的一些情况；这些官员们对终审判决及作出终审判决的理由均一无所知。他们被迫把自己束缚在法律规定他们过问的那个办案阶段内，而对于后来的情况——换句话说，对于自己办案的结果——的了解则往往不如辩护律师。辩护律师通常可以和被告保持接触，这种接触几乎可以一直保持到案子审理完毕。因此，从这方面来说，低级官员们可以从辩护律师那儿了解到许多值得了解的情况。既然Ｋ对这些情况已经心中有数，那么，当他发现法官们脾气暴躁，对待被告态度蛮横时，就不会大惊小怪了。这是人人皆有的经验。法官们的脾气都很暴躁，无一例外，哪怕在他们表面上看来镇静自若的时候也是如此。小律师们可能会为此而感到不愉快。举例来说，下面这个故事流传得很广，看来是完全属实的。一位心地善良、心平气和、年岁已高的法官，手头有一桩难办的案子，律师提出几份申诉书后，事情变得更复杂了。他已经琢磨了整整一天一夜——法官们确实认真得出乎任何人的预料。就这样，经过二十四小时几乎毫无成效的苦于，到了拂晓时分，他走到门口，躲在门后，把每一个想进来的律师都推下楼去。律师们聚在楼下，商量着对策。从一方面来说，他们确实没有什么权利可以进去，因此很难采取任何反对法官的法律行动，况且正像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他们总是尽量避免冒犯法官们。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少进法院一天就意味着。损失了一天时间，因此争取进去是很关键的一举。最后他们一致认为，把那位老先生拖累是上策。律师们依次奔上楼去，作出最有效的消极抵抗的姿势，听凭法官把他们推下楼，反正楼下的同事们会伸出手臂接住的。这种情况持续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后，那位老先生——他通宵未眠，确实已经精疲力尽了——渐感不支，便回自己的办公室了。楼下的律师们起先不相信，指派一个人上楼，躲在门后观察了一阵，确知屋里真的没人了，他们才进去。据大家说，他们进去后连嘀咕一声也不敢，因为虽然那些一文不名的律师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贸然对法院里的情况作出自己的分析，但他们却从来不敢提议或坚持改善司法制度。然而，几乎每个被告，即使是其中头脑很简单的人，从一开始起就显露出一种建议改革的热情，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是，这种热情往往只是徒费时间和精力而已，这些时间和精力完全可以更有效地用到别的方面去。惟一理智的做法是使自己适应现存条件。即使可以在这儿或那儿作一些局部改进——但是这么想的人准是个疯子——由此得到的好处也只能对将来的被告有利，而提建议的人本身的利益反而会大受损害，因为他冒犯了报复心理极重的法官们。这种犯上的事情千万做不得！不管多么违背自己的意愿，你也应该委曲求全；你要懂得，这个庞大机构可以说正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如果有人想改变周围事物的排列次序，他就会冒摔跟头和彻底毁灭的危险，而这个机构则可依赖本身其它部分的补偿作用而恢复平衡，因为它的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它一点也不会改变，相反，还很有可能变得更加僵硬、更加警惕、更加严酷。更加残忍。应该真正放手让律师们工作，不要干涉他们。指责是没有多少用处的，当指责别人的人自己也不十分明白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指责时更是这样。不管怎么说，霍尔德博士指出，Ｋ对法院书记官的失礼已经给这桩案子带来了很大损害。这位有影响的人物的名字差不多可以从有可能为Ｋ帮忙的人的名单上划掉了。他现在故意不关心与Ｋ的案件有关的任何情况。法官们在很多方面很像小孩子，为了一点小事——不幸的是，Ｋ的行为不能列人小事之类——，他们就会大动肝火，甚至连老朋友也不理睬，见了他们扭头就走，并且以各种想像得出来的方式和他们作对。可是后来，他们又会因为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你只是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敢开这样的玩笑——而以最令人吃惊的方式，莫名其妙地捧腹大笑，接着便和你重归于好。总之，你想要摆布他们既难也不难，你和他们打交道，很难定下一个固定原则。你有时会感到吃惊，一个人在平凡的一生中，怎么可能积累起使自己能在这种职业中取得一些成绩所必需的全部知识。你有时当然会觉得面前一片漆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你以为自己一无所获；你觉得只有那些命中注定能打赢的官司才能得到好的结果——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管有没有律师的帮助，那些官司准能打赢。而那些注定要打输的官司，则不管你怎么使劲，怎么费力，怎么醉心于一些虚假的小成功，也终归要打输。这当然只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似乎什么都没把握的精神状态；你无法驳斥人家对你作出的下述指责：由于你的插手，某些案子出了岔子，如果你不干预的话，本来会进展得很顺利的。你失去自信，濒于绝望的边缘，这种时候，你只能处于这类精神状态。这种情绪——这当然只能是一种情绪，别无其它——使律师们十分痛苦；特别是当他们正十分满意地使案子达到预定目的时，委托人却不让他过问案子了。这无疑是律师可能碰到的最坏的情况。不过，委托人解聘律师，不让他过问案件的事情从来没有过；被告一旦聘请律师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要和律师在一起。因为他既然已经请人来帮忙，又怎么能自己单干呢？因此，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过却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案情发生了转折，律师无法继续过问案子了。案子、被告和其它一切突然把律师甩开；这时，哪怕他和法官们的关系再好，也无济于事，因为连法官们也一无所知。案子已经发展到不许继续列席旁听的阶段，转到一些遥远的、常人进不去的法院里去审理，在那儿被告甚至无法找到律师。然后，哪天你回到家里，会在桌子上发现无数与本案有关的抗辩书，这些抗辩书是你苦思冥想、满怀希望写成的；抗辩书退还给你了，因为在审判的这个新阶段中，它们已不再作为有关材料被接受；而是成为一堆废纸了。但这并非意味着官司已经打输，完全不是，至少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表明这点；你只是再也不知道有关案子的任何事情了，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幸运的是，这只是例外情况，Ｋ的案子即使属于同一性质，也得很久以后才能达到这个阶段。在目前阶段，采取合法手段的机会还很多，Ｋ可以相信，这些手段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刚才已经讲过，第一份抗辩书还没有递交上去，不必太着急；和有关的法官们进行磋商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点已经做了。坦率地说，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目前最好别透露细节，因为这有可能从坏的方面影响Ｋ，不是使他过于高兴，便是使他过于沮丧。可以肯定的是，有的法官讲得娓娓动听，也表示愿意帮忙；而另一些法官虽然说讲得不怎么好听，但并不拒绝合作。总的来说，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尽管不应从中得出最后结论，因为所有谈判在最初阶段都是这样进行的，人们只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判断，这些谈判是否真有价值。不管怎样，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失策的；要是法院书记官能不咎既往，被他们争取过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那么这个案子可以看作是一个——用外科医生的话来说——已经清理过的伤口，人们在等待下一步的进展时就用不着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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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抗辩：被告提出特殊的或新的情况，使诉讼不能成立。
　　Ｋ的律师就这样不知疲倦地大谈一阵。Ｋ每次来见他，他就把上述内容重复一遍。每次总有进展，但到底是什么性质的进展他却不说。律师一直在为第一份抗辩书忙碌，可是总也完不成；然而等Ｋ下次来访时，这却成了一件好事，因为最后那几天很不适宜往上递抗辩书，而这种事是谁也无法预料的。如果Ｋ对律师的滔滔不绝的讲话感到厌倦了——这样的事发生过几次——，向他指出，即使把所有困难都考虑在内，案件的进展看来也实在太慢了；律师就反驳道，进展得一点也不慢。当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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