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文明社会，自有文字以来，"灭族屠杀"史不绝书。希腊与特洛依的战争，罗马与迦太基，亚述、巴比伦、波斯之间，都以同样的结局收场：战败的一方，一律诛杀，不论男女；或者杀男人，留女人为奴、为妾。上帝吩咐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得到"要赐给他们作产业的地"——迦南（中东约旦河以西直到地中海的土地）。至于早就在迦南生活的人（“原住民”？）呢？他们听说叫这地上所有的居民都消灭"是"耶和华的吩咐"（«；约书亚记》九章四节）。这不是流言，以色列人真的那么干。耶利哥（六章二一节）、艾城（六章二四一二七节）、玛基大（十章二八节）、立拿（十章三十节）、希伯仑（十章三六节）、底璧（十章三九节），以及其他的城，命运都一样：以色列人"杀了城中所有的人，不容一人脱逃。事实上，（约书亚记）的作者根本不认为屠城值得大书特书，要不是耶利哥城中有位妓女藏匿过约书亚的探子，约书亚为了回报，执意保护她的家人，作者根本不会在屠城一事上多所著墨。（按：根据 1992年香港九龙天道书楼出版的《圣经新译本）<约书亚记简介〉，"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人，在表面上非常凶残，其实却是可理解的。由于迦南人的宗教和道德非常邪恶，上帝便要灭绝他们，使他们受到刑罚，同时可以防止以色列民受污染。“）
同样的事件，在十字军战史、太平洋岛民战争，以及其他族群的战争中都发生过。很明显，我并没有说：胜利者大在全胜之后，一定会"屠杀战败的一方，无分男女".但是，不论"一律诛暴"还是——比较温和一点的（？）——男杀女不杀（留下当奴隶）"，史不绝书。由于频率太高了，我们难以将这类事例当作"人性" 一时迷失的"例外“。 1950年以来，已经发生了近 20次”灭族屠杀"，其中两次丧命者达百万 （1971年前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发生暴乱 ； 20世纪 70年代柬埔寨），另外 4次 "十万人"等级的 （20世纪 60年代，苏丹、印尼 ； 20世纪 70年代布隆迪、乌干达 ）。
很明显"灭族屠杀 "在人类演化系谱源远流长，不知巳有几百万年历史。明明"李杜诗传千百年，至今已觉不新鲜"，我们反而觉得 20世纪的 "灭族屠杀 "史无前例，怎么回事？当然，就死难者的数目而言，希特勒创下了新的记录，因为他拥有三个条件，史无前例：一，受难者人口集中；二，精良的通讯技术——方便围捕受难者；三，精良的杀戮工具造成大量伤亡的力量， 20世纪之前的人类无从想像。再举一个技术促成"灭族屠杀"的例子：太平洋西南的所罗门群岛上，罗维安礁湖的土著以猎头的出草行功闻名，附近岛屿的土著族群因此人口锐减。不过，我的罗维安土著朋友告诉我：直到 19世纪钢制斧头传人当地后，那类猎头出草才开始盛行。以石斧砍人的头，非常困难，切口很快就钝了，重新打磨是很沉闷的活儿。
更难有定论的问题是：在心理层面上，先进的技术是否使人类更容易进行"灭族屠杀"？劳伦兹就是这么主张的。他的论证如下：人类由猿类演化出来后，食性改变了，越来越依赖狩猎果腹。但是，我们的居住社群越来越大，社群成员的合作成为社群存亡的关键，人类于是演化出抑制杀戮冲动的本能。人类在漫长的演化史上，使用的武器有效范围都不远，适于近战，因此只要我们"不忍"下手杀害面前的敌人，就足以维系社群。使用现代武器，只需要挂钮（扣扳机），我们不必看且/看清敌人的面孔，根本不会触动先前演化出来的抑制机制。于是，技术解放了人类的杀戮冲动（本能），劳心者 （而非劳力者——"黑手“）策划/执行的"灭族屠杀"就登场了，纳粹在集中营集体处决犹太人、盟军轰炸德国德勒斯登、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都是著名的例子。
根据劳伦兹这个心理学论证，现代人比较容易搞"灭族屠杀"，但是我不那么肯定。"灭族屠杀"的事例，史不绝书，现代史上不见得比较多。只不过古人没有精良的武器，不能制造骇人听闻的伤亡数字。为了进一步了解"灭族屠杀"，我们必须探讨杀戮伦理，暂且放下日期、数字等史实。
我们的杀戮冲动几乎一直受到道德的约束，应无庸议。令人困惑的是：杀戮冲动是怎么解放的？
今天，我们也许可以将世上的人分别为"我们"与"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有许多类，在语言、长相、风俗习惯上，彼此不同，也与我们不同。其实我们早已通过书籍与电视知道这个事实，许多人还到远方旅行过，有直接的异文化经验，所以正经八百地指出这个事实，似乎令人啼笑皆非。对于生活在过去的世界中的人 ——在十三章描述过——我们难以设身处地地想像他们的心态，但是请读者别忘了，我们大约1万年前才开始脱离那个世界，也就是说，人类在那个世界中生活过几百万年，我们的基本心理机制是在那个世界中演化出来的。我们与黑猩猩、大猩猩，与社会性的肉食动物一样，基本的生活社群是队群，在自己的地盘上生成教训，不容"外人"越界。每个人所认识的世界，既小又单纯："世上“只有几种"他们"，就是接壤的邻居。
举例来说，直到最近，每个新几内亚部落仍然与接壤的部落，一直维持着战和相寻的关系（战争-联盟的循环）。在那里，一个人走入另一个河谷。；不是友好访问 （不见得没有危险），就是突袭，而以"朋友"身份穿越一系列河谷的机会，几乎等于零。对待同胞（"我们“）的社会/伦理规范，不适用于"他们"——就是那些与"我们"接壤，却难以理解的人（？）。我在新几内亚调查，必需穿越许多河谷，可是大家都警告我：下一个河谷会碰上极为原始、恶毒的食人族。然而这些" 友善的朋友”，离开石器时代也不过 10年，他们仍保留食人习俗。即使20世纪的芝加哥黑社会老大，也知道雇用外地杀手到城内"执行任务"，让那些杀手觉得"日标"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同胞）。
在古希腊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部落地盘观念已经扩展了。已知的世界比较大，也比较复杂，但是"我们"希腊人与"他们"野蛮人（英文 barbarian）对抗的基本模式，并没有什么变化。希腊人所谓的 barbaroi（英文barbarian的字根） ，本意只是"不是希腊人的陌生人".埃及人与波斯人，文明水准与希腊人的无异，仍然算 barbaroi.行为的典范，不是我心如秤、人人平等，而是袒护朋友、惩罚敌人。雅典作家赞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1 -352，比孟子稍早 ）非常仰慕居鲁士（Cyrus，公元前 424 -401 波斯王大流士之子，曾向希腊借兵），对他致以最高的赞颂。根据赞谱芬的描述，居鲁士慷慨地回报朋友，并残酷地报复敌人（例如挖出敌人的眼睛，砍敌人的头）。
人类与鬣狗一样，行为上有双重标准："不可伤害同胞"相对于"只要没有风险，不妨杀害敌人".根据这种二分法，"灭族屠杀"可也，无论这种二分法是遗传的动物本能，或是人类独有的伦理准则。我们都在童年学会分辨其他人的判断标准，将人分成两种，一种必须尊敬，一种不妨轻蔑。我还记得在新几内亚高地哥罗卡机场（ Goroka ）的一幕。我的田野助理是图道未族的，他们穿着破裂的衬衫，光着脚，不自在地站在一个白人旁边。那个白人胡子没刮、澡也没洗，带着浓重的澳洲口音，头上的帽子皱得不像话。他向我走来，还没开口嘲笑那些图道未族呢（"那些黑鬼才不配治理这个国家呢， 100年都不成！"），我的心头就晌起了这些声音："你这澳洲土佬，滚回家吃羊粪吧，干吗在这里现世！"瞧瞧，这就是"灭族屠杀"的标本：我蔑视那个澳洲佬，他蔑视那些图道未族，根据的都是一眼可以看出的集体特征。随着历史的发展，以这种根探蒂固的二分法（差别恃遇），作伦理准则的基础，越来越显得不合适。而且，还兴起了一种局势，至少口头上承认"四海之内皆兄弟"——对待所有的人，都“吾道一以贯之”。"灭族屠杀"与"普遍伦理准则"绝不相容。（过去，"灭族屠杀"与"二元准则"相容。）
尽管不相容，无数干下“灭族屠杀"的现代人物，对自己的"功业"却能毫无顾忌地夸口。阿根廷的罗卡将军无情地消灭了亚罗卡印第安人，打开了彭巴草原供白人拓垦，解决了阿根廷历史上的印第安人问题。阿根廷人感戴不己，于是选他当总统 （ 1880-1886）。今天的 "灭族屠杀 "者如何从伦理冲突中脱身呢？他们依赖三种让"灭族屠杀"看来"合理"的办法，全是同一个心理旋律的变奏：责怪被害人。
首先，大多数信奉普遍伦理准则的人，仍然认为他们有权"自卫".这是个有用的办法，非常有弹性，因为激怒"他们"的手段很多，可以让他们表现出让"我们" 必需"自卫"的行为。举例来说，塔斯马尼亚土著在受到毁伤、绑架、强暴、谋杀之后，估计在34年之间杀害了 183个白人拓垦者？为白人制造了"灭族屠杀"的借口。（其实土著的死伤远超过白人。）甚至希特勒都以"自卫"为借口，发动第二位世界大战：他费心布置了一个德国边界岗哨遭到波兰军攻击的事件，正如日军借口演习士兵失踪，而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背负着正确的宗教、种族或政治标签，或自认为代表进步或文明的新境界，是第三个传统的借口，那些"站在错误的一方"的人，对他们怎么样都可以，包括"灭族屠杀“。1962年，我到慕尼黑访问，死不悔改的纳粹分子还向我解释：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队侵入俄国，因为俄国人实行共产主义。他说的仿佛天经地义似的。我在新几内亚法克法克山，雇用了 15位土著当田野助理。在我看来，他们的长相没有差别，但是最后他们向我解释谁是回教徒，谁是基督徒，而基督徒（或回教徒）为什么简直不是人。人间的敌意，似乎有个普遍的倾向：拥有先进冶金技术的有文字族群（例如非洲的白人殖民者），蔑视牧民（土蓟旗，南非郭依人），牧入蔑视农民（胡图族），农民蔑视游牧民或狩猎-采集族群（匹格米人，南非桑族 ）。
最后，我们的伦理准则将动物与人类分别对待。因此，现代主张"灭族屠杀"的人，例行地将遇难者比作畜生，杀害畜生怎么会有罪？纳粹把犹太人当作低于人类的虱子（吸血寄生虫）；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拓垦者，言谈间把当地的穆斯林叫做"鼠辈"；"文明的"巴拉主人把印第安土著看作带狂犬病病媒的老鼠；南非波尔人叫南非土著"拂拂“；奈及利亚受过教育的北方人把伊波族（Ibos）看作不配当人的寄生虫。英语中，有许多动物名字都可以用来贬抑人类：猪、猩猩、母狗、狗杂种、牡牛、老鼠、猪猡云云。中文也不乏其辞。
澳洲白人消灭塔斯马尼亚原住民，以上三种借口都用上了。不过，美国人只消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案例上——美国白人消灭印第安人（尽管不算彻底）——就能对" 合理化"的过程产生比较透彻的睿见。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使那段历史显得"合理".我们采取的态度，大致如下：首先，我们不怎么讨论印第安人的悲剧——例如，比起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发生的"灭族屠杀"，讨论得太少了。反而南北战争被视为美国的国家悲剧。果真我们想起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了，我们却认为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好像是上古史。同时，我们以军事语言为那段历史定了调，例如伤溪涧之役，征服西部，云云。在我们的眼中，印第安人好战、凶暴，即使对"自己人"（其他的印第安部落）也不例外，精于伏击，天性反复。印第安人以野蛮行为著称，尤其是他们独特的折磨俘虏的方式，以及剥敌人头皮的作风。他们人数少，是过着游牧生活的猎人，特别喜欢猎野牛。1492年，美国的印第安人，传统的估计一向绕着 “100万"这个数字打转。现在美国的人口超过 2.7亿， "100万"这个数字，显得微不足道，因此白人最后占据这块"空旷"的大陆，显然是天命不可违。许多印第安人死于天花和其他疾病（而不是死于白人的屠杀）。以上的态度，美国历史上许多令人景仰的总统，自华盛顿以来，都奉为指导原则，以制定印第安人政策。
这些昕来合理的借口，奠基于变幻的历史事实。军事语言意味着成年男性战斗人员之间的堂堂对阵。实际上，白人（往往是平民）常用的战术是偷袭，印第安村落或营地中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格杀。白人殖民美国的第一个世纪内（ 16世纪），政府悬赏鼓励半职业杀于对付印第安人，按头皮数量计酬。当年的欧洲社会，至少与印第安社会一样的好战、残暴。读读历史吧，欧洲史上叛变、阶级战争、暴力、合法地对付罪犯的残暴手段、全面战争（包括毁坏农作物与财产），罄竹难书。折磨囚犯在欧洲已经发展成一门艺术，花样不少，什么开膛破肚、大卸八块，火刑，拉肢刑等，数不胜数。而北美洲印第安人在西方人登陆之前，人口究竟有多少？学者的估计因人而异。最近提出的合理数字是 1800万——美国的白人在 1800年才达到这个数字。虽然美国有些印第安人是半游牧的猎人，也不实行农耕，但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大多数以农业为生计？形成定居的村落。疾病很可能是消灭印第安人口的主凶，但是有些疾病是白人故意施放的病媒造成的，而且没死于疾病的印第安人，可能死于白人更直接的手段。直到 1916年，最后一位印第安人（亚益族的依夕）才死掉。消灭这个部落的白人，出版过回忆录，以坦白的笔触，毫无愧疚的口吻，组述了当年的杰作，该书 1923年仍能出版。简言之，美国人将白人对抗印第安人的故事美化了，将它想像成成年男子骑士间的战争，美国一方由骑兵与牛仔领军，而对垒的印第安人则是凶猛的野牛猎人，实力强大。比较正确的描述，则是农民战争个文明的定居农民族群消灭了另一个。 1836年，墨西哥军队攻陷阿拉莫，约200名得克萨斯人死难，成为美国兼并得克萨斯、引爆美墨战争（1846~1848）的导火线； 1898年2月，美国海军缅因号战舰在哈瓦那港口爆炸下沉，死难260人，成为传媒煽动舆论对付西班牙的借口，4月西班牙对美宣战， 7月西班牙战败，美国从此成为世界强权，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造成2200人死亡，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参与世界大战。在课堂上，这几个改变历史的事件，还能引起我们的愤慨。可是这几个死亡数字，比起我们屠杀的印第安人，简直微不足道。事实上，我们连我们干下过那样的事都忘了。我们重写历史——就像许多现代族群一样——以化解"灭族屠杀"与"普遍伦理"之间的冲突。解决方案是：以自卫为借口，推翻伦理原则，并将受难者视为野兽。
"灭族屠杀"有一个特征，对于我们防止悲剧重演，有十分实际的意义：那就是"灭族屠杀"对于杀人者、遇难者与第三者的心理影响。我们重写美国历史，是那种心理影响的产物。最令人不解的问题，涉及“灭族屠杀"对于第三者的影响，或者，更正确地说，是"无影响".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或许会认为：还有更令人惊恐的事件吗？有意地战杀大量人口的行动，当然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事实不然。"灭族屠杀"很少吸引其他国家的公众目光，引致外国干涉的，简直绝无仅有。我们有谁注意过 1964年发生在冉热拔的屠杀（黑人屠杀穆斯林）？20世纪 70年代巴拉圭发生的屠杀印第安人事件？
我们对以上两个"灭族屠杀"以及最近几十年发生的其他案例，都"没有反应“，因此，在我们心头意象鲜明的两次"灭族屠杀"，反倒需要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屠杀犹太人，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印象没有纳粹暴行来得鲜明）。这两个事倒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与我们忽视的"灭族屠杀"不同。第一，受难者是白人，其他的白人会"感同身受"；第二，凶手曾是我们（美国人）的敌人，我们受的教育鼓励我们仇恨他们，把他们当作恶魔（尤其是纳粹）；第二，美国有一些幸存者，非常善于沟通，并能动员各种资源，创造时势，强迫我们记住他们的族人遭过的磨难。换言之，要不是一组特殊条件组成的情境，引起了第三者的注意，特定的”灭族屠杀“事件才不会引起公众的关心呢！
第三者漠然以对的奇异态度，也表现在政府的反应上，毕竟，政府的行动反映了集体的人类心理。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反灭族屠杀公约》，宣布"灭族屠杀"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可是联合国从未采取认真的对策，以防止、阻止或惩罚“灭族屠杀" 的行动。事实上，孟加拉、布隆迪、柬埔寨、巴拉圭与乌干达发生"灭族屠杀"之初，联合国就接获了告发。在乌干达总统阿敏 （ 1971-1979在位 ）的恐怖统治高峰，联合国接获告发，秘书长却要求阿敏自行调查。美国甚至设有批准《反灭族屠杀公约》。
对进行中的“灭族屠杀"漠然以对，这种态度实在令人困惑，难道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或不能发现？不然。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各地发生的"灭族屠杀"，许多大众传媒都有详细的报道，其中有孟加拉、巴西、布隆迪、柬埔寨、东帝汶、赤道几内亚、印尼、黎巴嫩、巴拉圭、卢旺达、苏丹、乌干达、冉热拔等地。（孟加拉与柬埔寨的死难人数，都达到百万。）举例来说， 1968年，巴西”印第安人保护署"， 700名公务员中的134位，被司法部起诉了，内政部长主持记者招待会，公布他们的罪行：消灭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人。起诉书长达5000多页，列举了他们使用的手段，包括炸药、机枪、掺砒霜的糖，以及天花、流感、肺结核、麻疹病媒：绑架印第安人儿童当奴隶；土地开发商雇用职业杀手。起诉书的内容在美国与英国的传媒上都披露了，可是没有激发多少反应。
也许你因此会下结论：大多数人对于其他人遭遇的不公不义，不是毫不在意，就是觉得事不关己。这当然是理由的一部分，但是并不完整。许多人热切地关心某些不公与不义，例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可是为什么"灭族屠杀"不能引起同样的关切？ 1972年，布隆迪幸存的胡图族痛切地向 "非洲国家组织"提出了这个问题（遭到土蓟族屠杀的胡图族人数，估计在8万到20万之间）："土蓟族的种族隔离政策，比南非的强暴，比葡属几内亚的惨无人道。在世界历史上，除了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没有比得上的。可是非洲同胞保持沉默，非洲各国领袖并接待刽子手米康柏罗（布隆迪总统/土蓟族），热情地与他握手，待他如兄弟一般。各国的领袖阁下，如果您想帮助纳米比亚、辛巴威、安哥拉、莫桑比克与葡属几内亚的非洲同胞，让他们从白人的暴政下解放出来，您无权坐视非洲人谋杀非洲人……您要等到布隆迪的胡图族被杀光之后，才愿意出声吗？“
为了了解第三者的漠然态度，我们得了解幸存受难者的反应。心理分析家研究过"灭族屠杀"的目击者（例如纳粹犹太人集中营的幸存者）之后，把"灭族屠杀"对他们的心理影响，描述为"心理麻木“。要是亲密的友人或亲戚（因为自然因素）过世了，我们接到消息后，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心痛，强烈又持久。要是一个人被迫眼睁睁地看着许多亲密友人与亲威遭到残杀，我们根本就无法想像那种心灵的创痛。对幸存者而言，先前不必明言的信仰系统动摇了，因为他们见识过的强暴，在那个系统中是禁止的；他们感到羞耻——他们必然是人渣，不然，怎么会经历那些残酷的事；他们幸存，自觉有罪，因为同伴都死了。强烈的肉体痛苦，会使我们麻木；强烈的心灵痛楚，也会使心理麻木：简直投有办法既存活又保持心灵的安宁。对我而言，我目睹过这些反应，因为我有一位亲戚，在纳粹犹太人集中营中待过两年，后来有好几十年，他根本就无法哭泣。
至于凶手的反应，那些相信“二元"伦理准则的人——认为"他们"与"我们"有别——也许会对自己的作为感到骄傲；但是受过"普遍伦理”熏陶的人，也许会与幸存者一样的麻木，而罪恶感只会加重麻木的程度。在越南服役过的美国人，约有几十万人，也感到同样的麻木。甚至"灭族屠杀"参与者的子女——他们没有个人责任——都可能因为自己是“凶手一族"而愧疚不已。（"凶手一族"是”受难者集体标签"——如"犹太人"——的镜像。）为了减轻罪恶感，"凶手一族“的子女往往改写历史：请看看现代美国人的反应，或者那位否认"白人族灭塔斯马尼亚土著"的澳洲女士。
现在我们能够比较了解第三者的漠然态度了——对灭族屠杀"没有反应".亲身经历过"灭族屠杀"的受难者与凶手，心灵为之摊痪，伤害是长期的。但是听说"灭族屠杀"的人，尽管没有亲身经历过，心灵上也可能留下深刻的疤痕，例如集中营幸存者的子女，或治疗过集中营幸存者与越战退伍军人的精神分析师。精神分析师受过职业训练，专门聆听人类的不幸经验，可是他们往往不能忍受"灭族屠杀"幸存者令人难受的回忆。如果职业的聆听者都无法忍受，一般大众要是拒绝聆听，谁能责怪呢？
美国精神分析师立夫顿 （ Robert Jay Lifton ）的经验，值得读者参考。他对极端情境的幸存者，很有经验，可是后来他访问广岛核爆幸存者，他的反应却是："……现在，别说‘原子弹问题'了，我遭遇的却是坐在我面前的人经历过的残酷细节。我发现，先前几次访谈完成后，每次我都感到触目惊心，感情枯竭。但是，很快——其实不过几天——我就注意到我的反应改变了。我聆听的，是对同样的恐怖经验的描述，但是它们对我的影响减轻了。这个经验演示了’心灵关闭'的作用，是我无法忘怀的，我们会发现，那是 ‘原爆'经验共有的特征……。"
将来人类还会干"灭族屠杀"的勾当吗？我们有许多明显的理由感到悲观。世上不安定的地点很多，其中"灭族屠杀"的契机似乎已经成熟了的，有南非、北爱尔兰、南斯拉夫、斯里兰卡、新卡乐东尼亚 （ New Caledonia，澳洲以东1500公里，法属地）、中东，这只是牵牵大者。极权政府若有意搞“灭族屠杀"，没人阻止得了。现代武器让一个人能杀的人更多，即使穿着西装、打了领带，依然可以杀人，甚至还能毁灭整个人类。
同时，我也看到审慎乐观的理由，未来不必像过去一样杀机四伏。今天，许多国家都有多元种族/宗教/民族并存，大家生活在一起，实现社会正义的程度也许各个国家不同，但是，至少没有发生公开的大量杀戮事件：例如瑞士、比利时、巴布亚新几内亚、飞枝群岛，甚至依夕病逝后的美国。有些"灭族屠杀"被第三者成功地阻止、缩小规模或防止了，甚至因为预料到国际社会的反应，而改变原先的计划。即使纳粹企图消灭犹太人（我们认为最有效率、最无法阻止的"灭族屠杀“，在丹麦、保加利亚，以及其他纳粹占领的国家，遣送犹太人到集中营去的行动，在开始初期，或开始之前，就因为主流教会领袖的公开抨击而受阻。另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是现代旅行、电视与照片，使我们能够看清万里之外的其他族群，像我们一样也是人。尽管我们谴责20世纪的技术，但使"灭族屠杀"成为可能的他们/我们之别，也因为现代技术而模糊了。在尚未开通的世界里，以"灭族屠杀"对待异族，大家都能接受，甚至钦慕，可是现代的国际文化与对异域殊族的知识，流通很便利。因此"灭族屠杀"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
可是，只要我们无法忍受了解"灭族屠杀"，只要我们欺哄自己，认为只有少数变态才能干那等事，"灭族屠杀"的风险还是会与我们同在。我承认，阅读"灭族屠杀"的资料，要不麻木也难。我们以及我们认识的善良百姓，面对无助的人，能下得了手杀害他们吗？难以想像。我认识很久的一个朋友，他说了一个"灭族屠杀" 的故事，而他是其中的一个凶手。
卡林尼加是个温和的图道未人，我到新几内亚从事田野调查时，雇用他和我一起工作。我们在一起，危险震撼、恐惧、胜利，都经历过，或喜欢他，也佩服他。我认得他5年了，一天早晨，他告许我一段往事，他年轻时候的故事。图道未部落和邻近的大利毕村子是世仇，不知冲突过多少回了。在我看来，他们的长相都一样，但是卡林尼加早已认定大利毕人坏透了。大利毕人经过一连串的伏击，成功地一个一个地干掉许多图道未人，包括卡林尼加的父亲。最后，还活着的图道未人决定孤注一掷。他们全体出动，在夜里包围了大利毕村，破晓时分放火烧屋。睡眼惺忪的大利毕人从着火的屋子里跑出来，踉跄地下台阶，迎着他们的，是图道未人的长矛。有些大利毕人逃到林子里躲藏，图道未人追到林子里，几个星期后，大部分逃掉的人都被杀了。澳洲政府在新几内亚掌握了政权后，图道未人的追猎行动只好停止。那时卡林尼加还没找到杀父仇人。
那一夜起，我经常一想起那场屠杀的细节就全身发颤卡林尼加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眼睛放射出的光芒；他最后将投矛插入几个灭族仇人的身体里，感到强烈快感的时刻；他愤怒又沮丧的泪水，因为杀父仇人逃脱了，现在他还希望有一天能用毒药杀死他。那天晚上，我想我了解了（至少）一个好人怎么会成为杀人凶手的。卡林尼加为情势所迫，干下了"灭族屠杀"，这种潜能人人都有。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社会间与社会中的冲突更为尖锐，人类相互厮杀的欲望升高，更多的精良武器可用。倾听干过"灭族屠杀"的人现身说法，是难以忍受的痛苦经验。但是，如果我们拒绝面对它、了解它，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成为凶手，或者受难者。
第五部 日中则仄
我们这个物种（智人）目前以人口论、以地理分布论、以掌握的力量论、以支配的地球产值论，都处于全盛时期。那是好消息。坏消息是，我们也正在逆转进步的进程，速度非常快，不仅抵消了目前的进步发展，还侵蚀了往日的业绩。我们掌握的力量威胁了我们的生存。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一场突然发生的热爆（核子战争），还是漫长的老牛拉破车过程，因为无力因应长短期环境问题而陷入不可逆的衰败结局，大气升温、污染、栖境破坏、人口爆炸引起的植食不足、粮食生产不足造成的饥荒、食物链中关键物种被消灭导致的食物资源锐减，都把我们引入那个死胡同。这些危机是新鲜事吗？流行的观点认为：它们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玩意儿，是吗？
大家都相信：在自然状态中，物种与物种，以及物种与环境，都保持平衡的关系。猎食者不会对猎物赶尽杀绝，草食动物也不会过度消耗植被。根据这个观点，人类是惟一的例外，不懂"平衡"为何物。果真这个观点是对的，大自然就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了。这个观点当然有见地，以物种灭绝而言，在自然状态中灭绝的速度怎么都比不上现在人类造成的灭绝，只有极少的情况是例外。这种极少的情况，可以用 6500万年前的大灭绝作例子，那一次可能是一颗天外流星造成的，恐龙时代因此结束了。由于演化过程中物种分化的速率非常缓慢，自然灭绝的速率也必然非常缓慢，否则地球上的物种早就死绝了。用另一种方式说，比较脆弱的物种很快就被淘汰了，在自然中持续生存很久的，都是非常强韧的物种。
不过，那个一般的结论，在物种灭绝方面，仍然给了我们许多有启发性的例子。几乎所有己知的例子，都有两个成分。第一，例子中都有（一种或多种）物种进入了从来没有到过的环境，那里原先的物种是入侵物种的猎物，可是却不知如何应付新出现的猎食兽。一旦生态系中尘埃落定，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平衡，新发现的猎物中也许就有一些绝种了。第二，在新环境中灭绝其他物种的猎食兽，都是所谓的"转辙猎食者" （ switching predators），不只依赖一种猎物维生。虽然这类猎食兽灭绝了一些猎物物种''但是它们能够"与‘食''变化其他物种维生。
这样的灭绝往往是人类有意或无意地将物种输入新地点造成的。老鼠、猫、山羊、猪、蚂蚁，甚至蛇，都是"杀手移民"（外来的杀手））。举例来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洲原产的一种树蛇无意中上了一艘船或飞机，被运到先前没有蛇的关岛。结果，关岛上的林鸟灭绝了，或处于灭绝的边缘，因为它们没有时间演化出防御措施。不过这种树蛇并没有"吾与汝偕亡"，因为鼠辈、树鼬、蜥蜴都可以当作食物。再举一例，白人带到澳洲的猫与狐，先以澳洲土产的小型有袋类与鼠辈维生，吃完了之后，再找兔子和其他的猎物，仍然活得好好的。
我们人类是"转辙猎食者"最好的例子。我们什么都吃，什么蜗牛、海草、鲸鱼、草类（真菌）以及草莓，一律欢迎。任何物种只要我们看上了，都不妨大吃特吃，赶尽杀绝后，变换口味可也。因此，每一次人类侵入一个先前没有居住过的土地，都会引发一被生物灭绝。多多鸟已经成为"绝种"的同义词，它是印度洋中模里西斯岛上的"原住民".自从 1507年（明正德2年）西方人登上模里西斯后，岛上的陆鸟与水鸟已经灭绝了一半。多多鸟身材大、可食用、不会飞，饥饿的水手容易捕捉。夏威夷的鸟类，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自从1500年前（中国南北朝）波里尼西亚人登陆后，就大量灭绝了。 11000年前，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进入新大陆后，美洲的大型哺乳类就大量灭绝。在人类已经生活很久的"老地方"，狩猎技术若有重大突破，也会引发灭绝浪潮。举例来说，阿拉伯羚羊（Arabian oryx）是一种美丽的羚羊，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模中已经生活了 100万年，尽管早就是人类狩猎的对象，但直到1972年才成为涉临绝种的动物，祸首是威力强大的来福枪。
因此，不知节制地将某一特定猎物逼进绝种境地，然后"转辙"，以其他物种维生，不是人类的专利，在动物界有许多先例。那么，动物族群会不会为了生存，反而破坏了整个资源、基础，把"前途"也吃下肚呢？动物界有没有这种先例呢？这样的结果并不寻常，因为动物族群的数量受许多因素的调节，要是数量太大，死亡率会上升，数量太低，出生率会上升。举例来说，调节死亡率的外在因素，如猎食者、疾病、寄生虫与饥荒等等，会与族群密度成正比。而族群密度升高后，也会触发动物的反应，例如杀婴、繁殖异常、暴力倾向升高。这些反应与外在因素，通常会降低族群数量（与密度），在资源耗尽之前，整个族群对于资源的压力就缓解了。
然而，有些动物族群真的把自己的前途"吃"掉了——它们不停地吃，于是灭绝了。一个例子是1944年被带到圣马太岛上（白令海）的29头驯鹿。到了 1963年，它们已经繁殖到了6000头。但是驯鹿以地衣维生，而地衣是真菌绿藻（或蓝绿菌）的共生体，生长非常缓慢。大陆上的草食动物通常以迁徙方式让牧场休养生息，可是这一招在圣马太岛上不管用。1963~1964年冬季，气候特别严寒。驯鹿找不到食物吃，禁受不起。最后只剩下41头雌性，外加一头没有生育能力的雄性。以及遍布全岛的驯鹿尸体——这个族群注定了灭亡的命运。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 20世纪初引入利辛斯基岛（夏威夷岛西部）的兔子。在 10年之内，兔子将岛上的植被都吃尽，只剩下两株牵牛、一小片芋草——以及饿死的兔尸。
"生态自杀"的例子，当然不只上面两个，共同的特点是：原先控制族群数量的机制突然"消失"了。驯鹿与兔子的数量，通常受猎食者的制衡，而驯鹿在大陆上，可以迁徙，让经过啃嚼的"牧场"休养生息。但是圣马太岛与利辛斯基岛都没有猎食者，迁徙又不可能，所以动物的繁殖与进食都没有受到制衡。
我们仔细考虑之后，可以看出：过去约束人口成长的因素，近来人类已经成功地摆脱了。很久以前，人类就不受猎食兽的威胁了； 20世纪医学又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威胁 ；我们控制人口数量的主要"行为技术"——如杀婴、长期战争、禁欲等——人众越来越不支持。现在，人类的人口每 35年增加一倍。我们承认，比起圣马大岛上的驯鹿，这个增长率并不快。地球岛比圣马太岛大，我们的资拥有些比地在有弹性 （不过其他的资源——例如石油——弹性就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在本质上，我们的结论仍是一样：没有一个生物族群可以无限期地繁殖下去。
因此，我们现在的生态困境，动物界有许多具体而微的例子。我们与许多"特辙猎食者"一样，进人新的栖境殖民，或练就了新的毁灭本领，我们捕猎的一些物种就会灭绝。一些动物族群，一旦突然摆脱了先前的约制，数量就会迅速增加，资源因而破坏，整个族群继而灭绝，我们也面临相同的风险。那么，有人认为我们一向都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我们大量毁灭物种，过度开发环境，都是最近200多年的事，是真的吗？本书最后三章，就要讨论那个卢梭式的幻想。
首先，我们要仔细地检验大家对于"先前存在过一个‘黄金时代 ’“的信念。人们相信在那个"黄金时代卢梭歌颂过的"高贵的野蛮人"一样，与自然维持着十分和谐的关系，实践"斧斤以时入山林"之类的环保伦理。实际上，在最近的 lOO00年间，人类的"生存空间"每一段扩张，都"巧合"生物大灭绝。在更早的时候，可能也是那样。人类对那些灭绝事件的直接责任，在最近的扩张中最明显，证据仍然"新鲜"得很：欧洲人自 1492年以来的全球扩张，以及稍早波里尼西亚人与马拉加西人殖民大洋中的海岛。更早些的事例，如人类首改进人美洲与澳洲，也发生了大灭绝，不过证据多少已经湮灭，所以因果关系不易令人信服地建立起来。
不只我们的"黄金时代"观念被大灭绝玷污了。我们还发现：有一些小岛上的人类族群也无法永远经营下去，虽然较大的族群还没有遭到同样命运的例子，可是许多大族群已经破坏了他们的资源，濒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最明显的例子，来自孤立的文化，例如复活节岛（南半球东太平洋）与安纳沙西文明（美国西南/科罗拉多高原/公元 11世纪 ）。但是环境因素也驱动了西方文明的主要转折，包括中东、希腊、罗马霸权的相继崩溃。因此，滥用环境、走上自毁之路，不是现代人发明的把戏，而是人类史上源远流长的原动力。
然后我们对"黄金时代大灭绝"中，规模最大、最戏剧性、最富争议的一个，更仔细地检视一番。大约在 11000年以前，北美洲与南美洲两块大陆上，几乎所有大型哺乳类都灭绝了。大约也在那时，人类——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定居美洲的证据，铁案如山。自从100多万年前，直立人离开非洲的欧亚大陆殖民，这是人类地盘最大的一位扩张。最早的美洲人与最后的美洲大型哺乳类，在时间上巧合：同时，世上真他地区并没有发生类似的大灭绝；有些现在已经灭绝的野兽，当年是人类猎杀的对象，证据确凿。一些学者根据以上三点提出了"新世界闪电战"假说，他们认为：第一批进入美洲的人类猎人，一面繁殖，一向从北美向南美南端推进，他们一路上遇见的大型哺乳类，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人类，根本不知如何应付人类。人类猎杀那些大型兽，得心应手，因此造成它们的灭绝。虽然批评这个假说的学者，至少数量与支持的学者相当，我们会让读者了解这个辩论的意义。
"人类消灭的物种？究竟有多少？"这是我们最后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会从证据确凿的案例谈起。许多物种是在现代灭绝的，而且有明确的记录，我们彻底搜查过它们的后裔，因此可以确定它们的确灭绝了。然后，有三个我们不甚确定的数量，得估计一番：一，我们已有好久没见过的现代物种，它们在未被人注意到之前，已经灭绝了；二，科学界还没"发现"与命名的现代物种；三，现代科学兴起之前，人类消灭的物种。那个背景能让我们评定：我们消灭物种的主要机制，以及人类在我们的下一代有生之年可能消灭的物种数量——如果目前的速率不变的话。
第十七章 天人合一的迷思与理念
我的族人认为：地球上每个地方都是神圣的。每一根闪亮的松针、每一片沙滩、黑暗的森林中每一片薄雾、每一个嗡嗡的昆虫，在我族人的记忆与经验中，都是神圣的。……白人……是夜里来的陌生人，从土地上攫取任何他需要的东西。地球不是他的兄弟，而是敌人……继续污染你的床，迟早有一天夜里，你会在自己的废物中窒息。
——1855年美国印第安人度瓦尼许部落西雅图酋长写给美国总统皮尔士 （ 1853 -1851在位）的信
工业社会对世界的伤害，使环保人士痛心疾首，往往会把过去看作"黄金时代".欧洲人到美洲殖民之初，空气与河流都很纯净，大地是绿油油的，大平原（北美西部/洛矶山以东/北纬100度以西）上布满野牛。今天，我们呼吸烟雾 （smog），担心饮用水中的有毒化学品，大地上铺满高速路，很少见到任何大型野兽。未来情况只会恶化，等到我们的孩子到了退休的年纪，世界上一半的物种都会灭绝，空气中布放射线，海洋遭到原油污染。
无疑地，目前我们越来越糟的烂摊子，两个简单的理由就足以令人思过半矣：现代技术的破坏力量大得太多了，过去的石斧瞠乎其后；现代世界的人口太多了。但是也许还有第三个因素：态度的转变。与现代城市居民相比，工业兴起之前至少有一些族群——像度瓦尼许部带——靠自然环境吃饭，因此对生活的环境，保持敬意。有许多故事告诉我们：这些族群实际上过着非常"环保"的日子。一位新几内亚部落居民有一次向我解释："如果一个猎人某一天朝某个方向出发，途中猎杀了一只鸽子，他下次要猎鸽子的话，会等一个星期，然后朝相反的方向出发。这是我们的习俗。"对于所谓的原始族群，他们的"环保政策"究竟有多么世故写成熟，我们才刚开始了解举例来说，心怀善意的外国专家，已经在非洲把大片的土地转变成沙漠了。在那些区域，世居的牧民在当地不知已经繁衍过多少千年了，他们每一年都会赶着牲口迁徙牧场（ "游牧 " ），让牧草休养生息。
直到最近，我的大多数环保同事和我，都有浓郁的怀旧心情，人类在许多方面都会将过去视为"黄金时代"，环保也不例外。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卢梭（ 1712~1778），是这种观点的著名倡导者，他的《人类不平等起源论> （1755年/清乾隆 20年 ）批判 "启蒙"哲学，认为奠基于竞争与科学的文化是万恶之源，歌颂在"黄金时代"人类自然流露的善与相互尊重，他把随处可见的人类悲剧、不幸情境，都归替于人类的堕落。于是从"黄金时代"到现代的历史，是个退化的过程。 18世纪的欧洲探险家，在世界各地理见了许多尚未进入工业时代的族群，例如被里尼西亚人与美洲印第安人。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里，他们往往被想像成"高贵的野蛮人"仍然生活在"黄金时代"里，没有受到文明的诅咒——如不容忍宗教异己、政治暴政与社会不公。
甚至现在，还有人相信古典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文明史的"黄金时代".讽刺的是，希腊人与罗马人自认为是"堕落的人"，他们也相信更早的时候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即使在半清醒的状态中，我仍能背诵高一拉丁文课记熟的罗马诗人奥维德（公元1世纪）的诗句："首先，是‘黄金时代’，那时的人诚实又正直……" 然后奥维德将那些德行与他的时代对比——个背叛、不义、战争猖獗的时代。我相信，要是 22世纪的放射场中还有人活着，他们也会以怀旧的心情刻画我们这个时代，在他们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当然还没有他们的麻烦。
正因为大众普遍对"过去有过一个‘黄金时代’"深信不疑，最近
一些考古学家与古生物学家的发现，才令人觉得震惊。现在真相大白，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几千年来一直在消灭物种、摧毁栖境、破坏自己的生存。有详细记录的事例中，有些是波里尼西亚土著与美洲土著的故事——正是环保人士最常引用，以为环保典范的族群。用不着说，这一"修正观点"已经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学者热烈辩论，在夏威夷、新西兰等地——波里尼西亚土著与美洲土著在人口中占相当数量一般人也在辩论。新"发现"只不过是包裹着科学外衣的种族偏见？（白人移民为土著族群罗织罪名，粉饰后白人剥夺土著家园的行为与历史。）新"发现"与现代"原始"族群保护环境的证据可有冲突？如果新"发现"无懈可击，我们能不能用来当作历史案例，协助预测我们目前的环境政策可能为我们招致的命运？一些古代文明以崩溃收场，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释，例如复活节岛（波里尼西亚土著） 或玛雅（美洲土著）文明，最近的发现可以解释吗？
为了答复这些颇有争议的问题，我们首先必细弄清楚：环保人士对"过去有过一个‘黄金时代’"的信仰，是虚幻不实的。为什么？我们先来检视过去发生过一波又一波生物灭绝事件的证据，以及古代族群破坏栖境的证据。
1800年左右，英国殖民者开始到纽西兰拓垦，他们没有发现陆栖哺乳类，蝙蝠是那里惟一的哺乳类。那并不令人惊讶：纽西兰是个遥远的岛屿，距离大洲太远，哺乳类除非长了翅膀，不然绝对到不了。不过，白人移民的犁，从地下翻出了鸟骨与蛋壳，那是一种已经灭绝了的大型鸟，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一种波里尼西亚人） 还记得它们叫做moa（恐鸟）。有些骨架非常"现代"，因为还连皮带羽的。从一些完整的骨架，我们能够知道这种鸟生前的长相：它们类似驼鸟，共有 12个物种，小的"不过 "90公分高、 18公斤重，最大的高达3米、体重226公斤。它们的食性，可以从保存下来的嗉囊内容推断，学者鉴定出几十种植物的枝、叶，显示它们是素食动物。过去，这些鸟类在纽西兰生态系中，扮演着大型哺乳类草食动物的角色，如鹿、羚羊。
虽然恐鸟是纽西兰最著名的灭绝鸟类，从化石中还鉴定出了许多其他的物种，总之，在欧洲人登陆之前，至少有28种鸟灭绝了。除了恐鸟，还有不少陆鸟（不会飞的鸟），如鸭、水鸭、鹅，共同特点是体型巨大。这些不会飞的鸟类都是从飞临新西兰的祖先演化来的，由于新西兰没有猎食兽（哺乳类），在地面上生活没有安全顾虑，因此飞鸟可以放弃过于消耗能量的飞行肌肉。其他的灭绝鸟类都会飞，如塘鹅、天鹅、大乌鸦、体型巨大的鹰——那种鹰体重 13公斤，是世上体型最大的鹰，也是空中最可怕的猎食鸟。即使今天美洲最大的鹰——热带的酷鹰 （ harpy eagle）——也相形见拙。当年，新西兰唯一有能力猎食恐鸟的动物，就是这种巨鹰了。虽然有些恐鸟体重是这种鹰的20倍，这种鹰仍有机会杀死恐鸟，因为恐鸟以两腿直立在地上，先攻击它们的腿，使它们倒地，再攻击头、长颈，就可以杀死它们了。然后巨鹰就可以好整以暇地进食，好几天都不用再找食物了，就像狮于杀死了一头长颈鹿一样。地下发现许多无头恐鸟骨架，也许就是巨鹰的杰作。
以上我讨论的是新西兰灭绝的大型动物。但是古生物学家也发现了小动物的化石，大概是大鼠或小鼠那么大的。在地面上活动的，至少有三种鸣鸟（不会飞或不怎么会飞）、几种青蛙、巨型蜗牛、许多类似蟋蟀的巨型昆虫（体重有的可达小鼠的两倍）和类似小鼠的奇异蝙蝠（它们会卷起翅膀在地面上跑）。这些小动物，有的在欧洲人抵达之前就灭绝了；其他的在离岛上可以发现，不过化石显示它们在新西兰生存过。整体而言，这些已经灭绝的动物，是在与世隔离的情况下演化出来的，在新西兰生态系中，地位相当于大陆上（无法来到新西兰）的哺乳类：恐鸟——鹿，不会飞的鹅与水鸭——兔子，大蟋蟀/小鸣鸟/蝙蝠——鼠辈，巨鹰——猎豹。
化石与生化证据显示：恐鸟的祖先在几百万年前抵达新西兰。新西兰生养了那么久之后，恐鸟什么时候灭绝的？为什么？什么样的灾难会干掉那么多不同的物种，如蟋蟀、鹰、鸭与恐鸟？特别是，毛利人的祖先在公元1000年左右登陆新西兰，这些奇异的生物那时还活着吗？
1966年我第一次访问新西兰，当年大家都认为恐鸟是因为气候变迁而灭绝的，毛利人抵达的时候，剩下的恐鸟种已极为有限。新西兰人深信：毛利人懂得持续经营的道理，不是灭绝恐鸟的凶手。毫无疑问地，毛利人——与其他的波里尼西亚族群一样——使用石器，以农耕或渔捞维生，并没有现代工业社会的毁灭力量。大家假定：毛利人最多只能对已经拥于绝种的族群施以最后一击。但是三组发现拆穿了这个信念。
第一，新西兰在上一次冰河期间，大部分地区覆盖了冰河或冻原 .冰期直到 1万年前才结束，此后新西兰的气候变得非常适于生物生存，气温温和，布满大片的壮丽森林。最后死亡的恐鸟，嗦囊中塞满了食物，享受过几万年来最好的气候。
第二，从毛利人遗址出士的鸟类骨骸（无论毛利人遗迹，还是鸟骨，都可以用碳十四法测定年代），证明毛利人来到新西兰的时候，所有已知恐鸟都还存在，而且数量很大。现在已经灭绝的鹅、鸭、天鹅、鹰，以及其他只有化石可供凭吊的鸟类，也一样。在几个世纪之内，恐鸟与大多数其他的鸟类，就全部死跷跷了。几十种动物栖息在新西兰几百万年，然后"志同道合"地在人类登陆之后"驾鹤归西"，未免太过巧合了吧？
最后，考古学家发现的大型遗址，已经超过 100个，有些可达十几公项——毛利人刳剥了大量恐鸟，以土灶烹煮，丢下满地碎骨。恐鸟肉可吃，皮可制衣，骨可制作骨器，例如鱼钩、装饰品，卵壳可当盛水器。在 19世纪，从这些遗址挖出的恐鸟骨，车载斗量，不可胜数。毛利恐鸟猎人遗址出土的恐鸟骨，估计代表 10万到50万个个体——新西兰在任何时候，恐鸟族群可能都不到那个数字的 1/10.毛利人猎杀恐鸟，怕不下好几个世代。
因此，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毛利人消灭了恐鸟，手段至少有三种，一是直接猎杀，一是偷卵，再有就可能是毛利人破坏了恐鸟的栖境。到过新西兰远足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个结论难以置信。你见过新西兰（南岛）菲欧德兰 （ Fiordland）国家公园的旅游海报吗？那儿的深谷，壁立3000米，年降雨量 120厘米，冬季漫长又寒冷（纬度相当于北半球的哈尔滨）。在那里，即使是今天的职业猎人，配备望远镜、来福枪，搭乘直升机，也无法控制山区的鹿群数量。那么，住在新西兰南岛与史都华岛的上千个毛利人，手上只有石斧、木棒，又无交通工具，能把所有恐鸟都消灭了？
但是，鹿与恐鸟有很重要的差别。鹿逃避人类猎人，不知已有几万代的经验，可是恐鸟从未见过人类，直到毛利人登陆。当年恐鸟初遇毛利人，可能非常"天真烂漫"，就像今天加拉巴哥斯群岛上的动物一样，毛利人大概只需要走上前去，挥棒一击，就得手了。也许恐鸟的生殖率也与鹿不同，由于恐鸟生殖卒太低了，只消几个猎人每隔几年到山谷里搜猎一番，恐鸟的生殖率就赶不上了。新几内亚今天还存活的最大哺乳类土著——一种树栖袋鼠（生活在内地的比湾尼山脉）——面临的正是这个问题。在有人居住的地区，这种袋鼠在夜间活动，极及"害羞"，又生话在树上，所以比恐鸟难猎多了，而比湾尼土著人口也不多。尽管如此，不时的成功猎杀——一组猎人每几年造访一个山谷一次——也足以将它们逼人绝种的境地。由于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不难理解恐鸟遭到的命运。
不只恐鸟，毛利人到达新西兰的时候，其他现在已经灭绝的鸟类都还活着。几个世纪后，大部分都灭绝了，其中身材比较大的——天鹅、以及不会飞的鹅与水鸭—— 无疑是猎去当食物。至于巨鹰，毛利人可能是为了自卫才出手的。想想看，那种鹰精于猎杀一到三公尺高的两足猎物，突然见到不满两公尺的毛利人，会做什么？即使在今天，满洲猎鹰攻击主人致死的事例，仍偶有所闻；满洲猎鹰与新西兰巨鹰比较起来，无异小巫见大巫，何况新西兰巨鹰早已练就对付两足直立动物的本领。
不过，新西兰的土著蟋蟀、蜗牛、鹪鹩等小动物也部迅速灭绝了，毛利人自卫或觅食，都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些物种中有那么多灭绝了，有的整个灭绝，有的只幸存于离岛上？砍伐森林也许是部分原因，但主要因素是：毛利人有意或无意地带到新西兰的猎食者：老鼠！就像恐鸟在没有人迹的岛屿上演化，乍遇人类后束手无策一样，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小动物，它们从未对付过老鼠，遇上老鼠后，当然挡者披靡。我们知道夏威夷和其他先前没有老鼠的海洋岛屿，许多土著鸟种在近代灭绝了，元凶是欧洲人带来的老鼠。举例来说， 1962年老鼠终于登上了新西兰离岛大南角， 3年内就把8种鸟、1种蝙蝠消灭了，或令其数量锐减。难怪许多新西兰土著动物，今天只能在没有老鼠的离岛见到。毛利人带到新西兰的鼠辈，势如破竹，锐不可当，那些离岛成了庇护土著动物的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因此，当年毛利人登陆新西兰，走进了一个奇异的生物世界，其中的动物非常奇特，要不是它们的化石明显可知、无可推诿，我们大概全指斥为科幻奇想。大概等到我们登陆另一个有生命的星球，才能领略当年毛利人的感受吧。（即使地球上的生命重新演化一遍，也不会重演原来的戏。）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毛利人眼中的奇异世界就崩溃了，劫余者等到欧洲人来了之后，又遭遇了第二次浩劫。结果，当年目击毛利人登陆的鸟种，只剩一半仍有后裔生活在今天的新西兰，而且其中有许多不是濒临绝种，就是只生活在离岛上。几个世纪的猎杀，就足以终结几百万年的恐鸟演化史。
新西兰并不是孤例，考古学家最近发掘过的所有其他遥远的太平洋岛屿，都在最早的移民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现在已经灭绝了的鸟种，证明鸟类灭绝与人类移民似乎有关。美国史密森学院的古生物学家奥森与詹姆士（Storrs Olson & Helen James），在夏威夷群岛的主要岛屿上，都发现了灭绝的鸟类。它们灭绝的时候，正当波里尼西亚族群开始殖民各岛，大约是公元500年左右（中国南北朝）。化石中有些彩羽鸣鸟，与今天仍存在的鸟种有亲缘关系，此外还有长相奇特、不会飞行的鹅与朱鹭，它们根本没有亲威还活在世上。夏威夷在欧洲人登陆后，鸟类大量灭绝，成为"现代（白）人破坏环境"的重要案例，所以没有人注意到早先的灭绝浪潮。1982年，奥森与詹姆士发表报告，指出：在白人抵达之前，夏威夷的鸟类，至少有50种已经灭绝了。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接近目前北美洲鸟种的1/10！当然，那50种鸟并非全然葬送在人类的五脏庙中。鹅也许是因为人类猎杀而绝种的，就像恐鸟一样，但是小鸣鸟灭绝可能是老鼠的杰作（它们随着最早登陆的夏威夷人而来），或是夏威夷土著砍伐森林、开辟农田的结果。早期波里尼西亚遗址中，有同样发现（灭绝的鸟种）的地方，还有大溪地、飞枝群岛、东加、新卡勒东尼亚、马克色斯 （ Marquesas）群岛、卡潭 （Chatharn）群岛、库克群岛、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
鸟类与波里尼西亚人的"碰撞"，特别有趣的一段发生在亨得森岛上。亨得森岛是赤道太平洋上非常孤立的一小块陆地，位于辟坎岛之东200公里，而辟坎岛也是以孤立闻名。（记得《叛舰喋血记>这部真人实事的电影吗？ 1789年4月——法国大革命爆发前3个月——英国军舰邦梯号正在南太平洋上，大副带着船员叛变，在辟坎岛一躲 18年，没有人找到他们。）亨得森岛是珊瑚礁岛，岛上覆盖着丛林，地面布满裂缝，不适农耕。自然啦，这个岛现在无人居住，事实上，自从 1606年（明万历34年）欧洲人发现了这个岛，就没人在岛上住过。所以这个岛以"纯洁"闻名于世，许多人认为它从未被人类（文明）玷污过。
因此，奥森与同事斯德曼 （ David Steadman）最近在亨得森岛上的发现，让许多人都吃了一惊。他们发现：亨得森岛上有几种鸟，大约800年到500年前灭绝了，其中有两种大型鸽子、一种较小的鸽子与三种海鸟。这6种鸟或它们的亲威，在许多（有人居住的）波里尼西亚海岛上的考古遗趾中已经发现过，学者很清楚它们在那里是怎么灭绝的。亨得森岛是无人岛，看来也不适于居住，可是岛上却发现了波里尼西亚人的遗址，找到数百件文化遗物，证明波里尼西在人在岛上生活过几百年。在那些遗址出土的鸟骨，除了已经灭绝的6种，还发现了现在仍存在的鸟种，另有许多鱼骨。
因此，当年到亨得森岛殖民的波里尼西亚人，以鸽子、海鸟和鱼维生，直到他们毁灭了岛上的鸟类族群——也毁掉了自己的食物供应。他们的下场，可能是饿死，或弃岛而去。太平洋至少还有 11个"神秘岛屿"，欧洲人发现的时候空无一人，但是考古发掘揭露了先前波里尼西亚人居住过的事实。有些岛波里尼西亚人住过几百年。这些岛都很小，或者不适农耕，人类移民非常依赖鸟类或其他动物资源维生。早期的波里尼西亚人过度利用野生动物的证据，处处可见，因此亨得森岛与其他的"神秘岛屿"，也许代表的是"坟场"，埋的是摧毁自己资源基础的人类族群。
那么，是不是波里尼西亚人有什么独特之处，才会成为工业兴起前的"灭绝族群"？我不希望读者产生这个印象，让我们越过半个地球到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 ——去看看。马达加斯加在印度洋中，位于非洲东岸。葡萄牙人大约在公元1500年（明孝宗弘治 13年）到达非洲东岸，他们发现马达加斯加已经有人居住了，现在叫做马拉加西人。从地理上看，也许你会以为他们的语言与非洲的语言相近，毕竟，非洲大陆在西边，不过320来公里。令人惊讶的是，事实上马拉加西语和——东北几千公里开外的印度洋另一端——婆罗洲（印度尼西亚）的语言是同一族。体质上，马拉加西人的长相，从典型的印尼人到典型的东非人都有。这些奇怪之处，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商人沿着印度祥海岸线航行到印度，最后到达非洲东部的结果。马拉加西人在 2000年前到1000年前之间到达马达加斯加，他们建立了一个社会，经济基础是放牧牛、山羊，养猪，农耕，撞撞，以及与东非的贸易——由穆斯林商人控制。
与马达加斯加的人一样有趣的，是岛上的野生动物——以及岛上没有的动物。在邻近的非洲大陆上，许多体型大而显眼的野兽奔驰地面，白天活动，数量庞大，如羚羊、驼鸟、斑马、狒狒与狮子——全是东非旅游的卖点。马达加斯加没有那些动物，连它们的远亲都找不到，至少从欧洲人登陆迄今，都没发现过。马达加斯加与东非之间的海峡——320多公里宽的莫桑比克海峡——成功地拦阻了那些动物，澳洲有袋类也因为大海阻隔，没到过新西兰。可是马达加斯加有24种狐猴——体型小飞类似猴子的灵长类。它们体重不满 10公斤，大多数在夜间活动，栖息在树上。还有各种鼠辈、蝙蝠、食蚁兽、猫鼬的亲戚，最大的体重也不过 11.3公斤。
但是，马达加斯加海滩上，到处都可以捡到鸟蛋壳碎片，拼凑起来每个蛋都有足球那么大，表示岛上有巨鸟生存过。最后，不但下蛋的鸟的化石找到了，还揭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动物世界，其中有许多奇特的巨型哺乳类与爬行类——全都消失了。生产巨蛋的鸟有6种，都不会飞，身高达3公尺，体重 450公斤，与恐鸟和驼鸟相似，但是身材更魁梧，因此取名为象鸟。爬行类是两种巨型陆龟，光是壳就有90公分长，从化石的数量推断，当年它们在马达加斯加一定是常见的动物。种类比巨鸟与巨龟更多的是狐猴，共12种，有的体型可与大猩猩媲美，与现生狐猴中体型最大的相比，它们都不至于输阵。
由于它们的眼眶都很小——相对于头骨而言——它们可能（大部分）都在白天活动，而不是晚上。（按：夜间活动的物种，需要大眼睛。）它们有些生活在地面上，和狒狒相似，其他的树栖，比较像红毛猩猩与澳洲无尾熊。
叹为观止吧？别忙，还没完，马达加斯加的化石中，还有一种"矮"河马（牛那么大）、一种土猪（aardvark，与鬣狗有亲缘关系）、一种像短腿美洲狮的肉食动物（与猫鼬有亲缘关系）。整体看来，这些已经灭绝的大型动物，当年在马达加斯加扮演的生态角色，与非洲野生动物公园中令观光客趋之若惊的那些野兽相当——记得新西兰的恐鸟以及其他的奇异鸟类吗？乌龟、象鸟与"矮"河马相当于羚羊与斑马（草食兽 ）；狐猴相当于狒狒与大猩猩；与猫鼬有关的肉食兽，相当于猎豹或狮子。
这些巨大的哺乳类、爬行类与鸟类究竟招惹了什么瘟神？我们可以肯定：它们至少有一些曾让初临本岛的马拉加西人大开眼界。他们用象鸟卵壳当水容器，他们的垃圾堆中可以找到"矮"河马与另外一些动物的残羹剩骨。此外，所有其他灭绝动物的化石，出土遗址的年代都不过几千年前。因为它们必然熬过了几百万年的演化与繁衍，不大可能志同道合地在饥饿的人类登陆之前看破红尘、齐归道山。事实上，欧洲人登临马达加斯加的时候，它们有一些可能还生存在岛上人迹罕至的角落里，因为 17世纪有人向法国总督福拉可（Flacourt）描述一种动物，像是体型与大猩猩一样的狐猴。象鸟也许苟延残喘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印度洋的阿拉伯商人都知道这种鸟，<水手辛巴达》出现过一种叫做“罗克” （rok）的巨鸟，也许就是这么来的。
马达加斯加已经灭绝的巨型动物，有些是最早的马拉加西人直接或间接送上西天的，殆无疑问，说不定它们全部都是那么灭绝的，也未可知。象鸟灭绝了，并不难理解，因为它们的卵壳可以当容器，盛水量达 7 .5公升，十分好用。虽然马拉加西人是牧民与渔民，不以狩猎大型动物维生，其他的大型动物却很容易猎杀——它们就像新西兰的恐鸟，从未见过人类。白天在地面上活动的巨型狐猴都灭绝了，因为它们很容易见到，又很容易猎杀，何况它们体型大，值得下手，难怪马达加斯加只剩下体型小、在夜间活动的树栖狐猴。
不过，马拉如西人（无意中）间接灭绝的物种，可能比他们猎杀的还多。他们每年都会放火烧林，一方面增加牧地，另一方面剌激新草生长，可是也破坏了土著动物赖以生存的栖境。牛、羊吃草维生，不但改变了栖境，而且与陆龟、象鸟竞争食物。引进的狗与猪，会捕猎在地面栖息的动物、它们的幼儿，以及它们的卵。葡萄牙人登陆的时候，过去到处可见的象鸟，只剩下布满海滩的卵壳碎片、地下的骨架与化身为"罗克"的模糊记忆。
马达加斯加与波里尼西亚只是两个学者详细考察过的例子，也许所有有人居住过的海洋岛屿，都发生过类似的灭绝事件。而欧洲人的地理扩张，不过是最近几百年的事。这些岛屿上，生物在人类到达之前经过长期的演化，有非常独特的大型动物种，现代动物学家无缘目睹。地中海的岛屿如克里特和塞浦路斯，过去有"矮"河马与巨龟（正如马达加斯加），也有"矮"象与"矮"鹿。西印度群岛上灭绝的动物种，有猴子、地树獭、体型似熊的啮齿动物，以及各种体型的猫头鹰：正常的、魁梧的、巨型的、巨无霸。这些巨型鸟类、哺乳类与陆龟都灭绝了，可能也是最早在上各岛的人类干的好事，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鸟类、哺乳类与陆龟也不是仅有的受难者：蜥蜴、蛙，甚至大型昆虫也消失了，要是将所有海岛上灭绝的生物列成一张清单，怕不下几千种。奥森把这些岛屿上的灭绝事件描述成"世界史上最迅速、最彻底的生物浩劫".不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波里尼西亚与马达加斯加的人类罪证，都铁案如山，而其他的岛屿，除非在最早的人类遗址里找到后来灭绝的动物遗骸，不然我们无法为人类定罪。
在工业兴起以前，不只海岛上发生过生物灭绝事件，各大洲在更古老的年代里，也泛滥过物种灭绝浪潮。大约在 11000年以前——学者推测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可能是那个时候进人新世界的——北美与南美的大型哺乳类，大部分都灭绝了。这些大型哺乳类灭绝的原因，有一派学者主张是由于人类狩猎、赶尽杀绝，另一派则认为冰后期的气候变迁是主因，双方至今仍在辩论。我赞成"狩猎说"，下一章我会解释我的理由。不过， 11000年前发生的事，很难弄清楚来龙去脉与因果环节，不像毛利人与恐鸟最近的"碰撞"，只是1000年之内发生的事。同样地， 5万年前今日澳洲土著的祖先进入澳洲殖民，同时的澳洲大型动物大多数都灭绝了。那些动物包括巨型袋鼠、有袋类的狮子、有袋类的犀牛，此外，还有蝴蝠、蛇、鳄鱼、鸟类。不过，我们仍不知道当年刚到达澳洲的人类，是否（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那些大型动物的灭绝。虽然现在我们可以合理地断定：最早登陆海岛定居的人类，为岛上生物带来浩劫，但关于各大洲上的情况，目前还没有定论。
我已经铺陈了证据，指出"黄金时代"发生过许多“灭绝生物”的事件，现在我要讨论"破坏栖境"的证据。我要举出 3个出人意料的例子，每个都带及一个著名的考古学谜团：复活节岛上的巨大石像；美国西南荒废的印第安人"集合住宅"；以及古依东城（Edom）废墟（今名 Petra，位于约旦西南）。
在西方人心目中，复活节岛一开始就笼罩在一团迷雾中。 1722年（是年清康熙驾崩）4月，荷兰西印度公司的罗吉文（JakobRoggeveen） "发现"了复活节岛与岛上的波里尼西亚居民。复活节岛是地球上最孤立的陆地，面积 130平方公里（台湾的 1 /278 ），位于南太平洋，东距智利 3700公里，比亨得森岛还要遗世独立。岛上有几百尊石像，用火山岩烬（scoria ）刻成，大部分离3到5公尺不等，也有高达 11公尺、重达85吨的、它们在采石场刻成，运送到几公里之外的台基旁，再竖立起来。可是岛上的土著没有金属工具，也没有轮子，除了肌肉的力量外，没有其他的动力。事实上，在采石场至少有 300尊石像，或者只有雏形，或者已经完成，给人的印象是一座正常运作的工厂，不知怎的突然停工，人走光了，再也没有复工。外人走进来，只觉得一股诡异的气氛，悬浮在满地的半成品、成品上。
当年罗吉文在岛上短暂地逗留，已经注意到许多竖立的石像，不过土著不再雕刻石像了。到了 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土著把所有石像都推倒了。土著如何运送、竖立这些巨大的石像？为什么最后他们会倾覆所有的石像？还有，他们为什么不再雕刻石像了？
那些问题中，第一个已经有答案了，复活节岛土著告诉挪威考古学家梅尔达（Thor Heyerdah ， 1914 -）：他们的祖先用圆木当滚轮运输石像，再以圆木作杠杆，竖立石像。后来考古学与古生物学研究，解答了其他问题，同时，也揭露了复活节岛阴暗的人文史。波里尼西亚人大约公元400年（东晋末年）定居复活节岛，那时候岛上有森林覆盖，可是岛民为了农耕、造筏（捕鱼）、运输（石像）等，逐渐毁掉了森林。到了 1500年，岛上人口达700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50几人），石像已经雕了1000个，其中至少 324个已经竖立起来。但是——森林消失了，一株都不剩。
这场生态大灾难完全是自找的，其立竿见影的结果就是：没有圆木运输/竖立石像了，于是岛民放弃雕刻石像。但是森林毁灭了之后，产生了两个间接后果，使岛民陷入饥饿的境地：土壤没有植被保护，易于侵蚀，导致农产歉收：没有木材造舟筏，渔捞量减少，蛋白质摄取量就不足。结果，人口超过了这个小岛所能支持的数量，于是这个海上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因为长期内战（减少人口）与食人行为（补充蛋白质）而崩溃了。战士阶级兴起；大量制造的石矛头，地面上到处捡得到；战败的一方受奴役或给吃了；血拼的宗族将对方竖立的石像推倒；大家都住到比较能够自保的洞穴中。当初一个郁郁葱茏的海岛——支撑了一个壮观的人类文明——逐渐退化成我们见到的"复活节岛"：贫瘠的草地，散布着倾倒的石像，只能养活当初人口的 1/3.
我们第二个"破坏栖境"的案例，是一个印第安文明崩溃的故事——这个文明是北美洲人文史上最先进的一个。当年西班牙探险家到达今天的美国西南部，发现了巨大的多层集合住宅，无人居住，矗立在沙模中。举例来说，新墨西哥州的查柯峡谷国家古迹，有一栋500间房屋的住宅，分为5层，长200米，宽96米，是北美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建筑物——直到19世纪钢骨摩天建筑出现。在这个地区生活的那伐侯（Navajo）印第安人，只知道那些消失了的居民是 "古人 "（安纳沙西 ， Anasazi ），此外别无头绪。
后来考古学家逐渐理出了头绪：查柯的集合住宅在公元10世纪初 （中国的唐末5代 ）开始兴建， 12世纪 （北宋/南宋）放弃。为什么"古人"会在一片贫癖的荒原上建立城市？难道找不到更好的地点了！他们到哪里去找柴火？还有，支撑屋顶的横梁每根 1.8米，共需20万根，到哪里砍伐？既然耗费了那么大力气建了一个城，干吗又放弃了？
解答这些问题的传统观点，与过去学者解释马达加斯加、新西兰动物灭绝的方向一致——气候的"自然"变迁是元凶，原来查柯峡谷发生过旱灾。不过，几位古植物学家的研究，产生了一个不同的解释——他们使用一个巧妙的技术，弄清楚了查柯峡谷的植被变迁。他们的方法依赖一类叫做"负鼠" （packrat ； Neotoma）的小型啮齿类。负鼠是北美洛矶山地区的土著动物，会四处搜集植物和其他东西筑巢，一住 50到100年，然后才放弃。由于查柯位于沙漠中，负鼠放弃的巢都保存得不错。因此负鼠筑巢用的植物可以鉴定，筑巢的年代也可以用放射性碳（碳十四）定年法测定。这么一来，每个巢都可当作当地植被的"时间胶囊".这些学者利用这个方法，重建了以下的事件历程。"古人"开始在查柯建造集合住宅的时候，查柯周围并不是贫瘠的沙漠，而是兼有松树与杜松的疏林地带，附近还有沉松林。这个发现立即解释了柴火与屋顶横梁的来源，而且也让"高等文明会在沙漠中凭空建立？"之类的疑问冰释。不过，由于"古人"在查柯定居，四周的树木逐渐被砍伐殆尽，最后环境变成没有树木的荒原——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于是"古人"找柴火，必须走上 16公里；砍伐建材，必须走上30多公里。等到沉松林也被砍光了，他们就修筑了精密的道路系统，把 80公里外山坡上的云杉与枞树运回来——靠的可是肌肉的力量。此外，“古人”为了解决干燥环境中的灌溉问题，建筑了灌溉系统，将水导入谷底集中。砍伐森林使土壤逐渐受侵蚀，也无法涵养水分，再加上灌概沟渠逐渐"漏底"，最后地下水位可能下降，必需设法抽取才有足够的水灌溉农田。因此，旱灾也许是"古人"放弃查柯峡谷的原因，可是自己酿成的生态灾难也是主因。
我们最后一个工业兴起前的"破坏栖境"案例，可以解释"古代西方文明的权力中心，逐渐地理位移"的现象。记得吗？第一个权力与创新中心是在中东，许多关键的发展都是在那里发生的：农业、动物养殖、书写系统、集权国家、战车等。虽然当年有几个国家轮流称霸——亚述、巴比伦、波斯，以及埃及或土耳其——但是都在中东或接近中东的地方。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 356 -323，比孟子年轻15岁 ）灭了波斯帝国后，霸权终于西移，起先是希腊，然后罗马，后来则是欧洲西部与北部。为什么中东、希腊、罗马轮流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目前中东的重要—— 短暂——地位，是石油赋予的。那只不过更凸显了现代中东在其他方面的弱点。）为什么现代超级强权国家中希腊与波斯不在其列？
这一强权的地理位移，是影响深远又持久的历史模式，不可能是"意外"的产物。有人提出过一个似乎合理的假说，说是每个古文明中心都破坏了自己的资源基础，所以霸权才会转移。中东与地中海过去并不一直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那个样子。在古代，这个地区大部分错落着葱笼的疏林丘陵与肥沃山谷。几千年来，伐林、牲口过度消耗草场、土壤侵蚀、山谷淤塞，将这一西方文明的核心地区转化成——相对来说——干燥、贫瘠、不毛的土地。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古希腊发生过好几次人口成长/人口锐减、放弃居所的循环。在成长阶段，梯田与堤坝可以保护土地，直到砍伐森林、清理陡坡供农耕、畜养过多牲口、农地无法休养生息等因素加起来，使整个生产系统无法负荷。每一次结果都是：山丘的土壤大量冲蚀，山谷淹水，人类社会解体。有一回，这样的情节正巧发生在希腊灿烂的麦锡尼文明崩溃的时候（公元前 1200年，中国商代后期），搞不好是麦锡尼文明崩溃的主因——此后希腊陷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时期，没有文字，也没有历史。
这个"古代环境破坏"的观点，支持的证据有当年的文献与考古发现。然而几组有时间顺序的照片更有说服力，所有道听途说的证据加起来也比不上。要是我们能对同一山丘每隔1000年照一张照片，有了这套照片我们就可以鉴定植物的种属，测量植被覆盖的面积，计算从森林演变成山羊无法进入的灌木丛需要的时间，这样我们就可以衡量环境恶化的程度。
这里老鼠巢又立了大功。虽然中东没有北美洲那种负鼠，但是有岩狸 （ hyraxes）——有兔子那么大，可是像土拨鼠，令人惊讶的是，它不是啮齿类，它最亲近的亲戚是象。岩狸也会建造负鼠的那种巢。三位亚利桑那大学的科学家，在约旦先前湮没的古城佩特拉（Petra，"玫瑰红"）研究岩狸遗留的巢。佩特拉是古代西方文明之谜的典型。读者要是看过"印第安纳·琼斯"电影系列的第三集《圣战奇兵>（1989），应该记得肖恩康纳利（饰演父亲）与印第安纳·琼斯（哈里逊·福特饰演），在佩特拉城壮观的岩墓与神殿里搜寻圣杯。任何看过佩特拉城那些镜头的人，必然会怀疑：这么一个富裕的域，怎么可能在那么荒凉的土地上建立起来？它怎么生存的？事实上，佩特拉城附近，9000 年前就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落，不久农耕与畜牧就出现了。公元前第六世纪（孔子时代），（阿拉伯人）纳巴恬部落（Nabataean）建立的王国以佩特拉城为首都，从此佩特拉成为商业中心，控制欧洲、阿拉伯半岛与东方的贸易。这个城在罗马（公元100）、拜占庭控制下，成长得更大、更富庶。但是后来这个城被放弃了，完全被世人遗忘了——到1812年才 "重新发现 "它的废墟。佩特拉是怎么衰落的 ？
佩特拉城中，每个岩狸巢里都能找到植物标本，有的高达 100种 ：巢里发现的花粉比例，与现代栖境中的比较，就能推算岩狸活着的时候，主要的栖境特色。从岩理巢得到的资料，佩特拉的环境退化过程，可以重建如下：佩特拉位于干燥的地中海气候区，与洛杉矶的疏林山区并无不同。最初的植被是疏林，橡树与开心果树是主要树种。到了罗马、拜占庭时代，大部分的树都砍光了，四周环境已经退化成开阔的草原，岩狸巢里的花粉是见证： 18%是树，其余的来自低矮的植物。（在现代地中海森林中，树的花粉占 40%到 85% ；森林-草原地带是 18% .）到了公元900年 （唐末 ），剩下的树有 2/3消失了，那时拜占庭不再控制佩特拉一带的地区，已有几个世纪。甚至灌木、草本植物都减少了，环境转变成今天我们见到的沙漠。现在还健在的树，较低的枝叶都被山羊吃了，或者散布在羊不会接近的悬崖上，或者在山羊不能进入的小树林里。
将这些岩理巢里找到的资料，与考古发现、文献资料合并起来，产生了下面的解释。从新石器时代起到罗马、拜占庭时代，砍伐森林的目的在于：取得农地、开辟羊的牧场、取得柴火、建材。即使新石器时代的房屋，不只需要木材搭建，每间房屋还需要 13吨柴火，制造灰泥涂敷墙壁与地板。国家兴起后，人口爆炸，加速了破坏森林、过度啃食牧场的速度。为了应付在地与城市对于水的需求，还精心设计了沟渠、管道与储水池系统，收集并储水。
拜占庭政权垮台后，农地给放弃了，人口急速下降，但是仍然居住在当地的人，必须密集放牧才能维生，因此土地继续退化。永不满足的山羊，开始侵入所有它们找得到的植被，灌木丛也好，草地也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鄂图曼土耳其政府为了建筑铁路，大量毁灭了残存的疏林带。我与许多电影迷一样，看到彩色大银幕上阿拉伯的劳伦斯（彼得·奥图饰演）率领游击队炸掉铁路的那一场戏，都非常激动。殊不知：我们目睹的，是摧毁佩特拉森林的最后一击。
今天，佩特拉荒废的土地，象征着西方文明摇篮其他地区的命运。佩特拉当年控制了世界贸易的主要路线，可是它的现代环境，不再能够供养那么一个城市。就像当年普赛浦里斯 （Persepolis；今伊朗西南部）是超级强权波斯帝国的首都，大流士（公元前 521-486在位 ）还曾与希腊争霸，而今安在哉 ？那些城市的废墟，以及雅典与罗马，都可供我们凭吊那些摧毁自己生存凭借的国家。地中海文明不是惟一搞生态自杀的有文字社会，中美洲的古典玛雅文明、印度问谷中的哈拉班文明，是另外两个明显的搞出生态灾难——扩张的人口超过环境的负荷——的"候选人".虽然文明史的发展，往往因为特定的帝王与蛮族入侵事件，走上不同轨道。可是总体来说，砍伐森林与土壤冲蚀也许是更重要的塑造人类历史的力量。
环保人士假定过去有过一个"黄金时代"，以上就是最近的发现，使那个"黄金时代"越发显得神秘。现在，让我们回到本章开头我提出的重大议题。第一，人类自古就会破坏环境的证据，是否与环保人士乐道的现代例子互相冲突？许多还未进入"工业社会"的现代族群，有"进步的"环保意识或环保措施，经常是媒体报道的焦点。当然，并不是所有物种都给消灭了，也不是所有栖境都给破坏了，所以"黄金时代"不见得一团漆黑。
我对这个怪诞问题的答案如下。没错，小规模的平权社会，只要长长久久，往往有机会演化出环保措施，因为他们有时间认识环境，明白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另一方面，最可能破坏环境的族群，往往是移居新环境的族群（例如最早的毛利人、最初登陆复活节岛的波里尼西亚人）；或者一直在"边疆"开拓意识的族群——他们有恃无恐，把一个地方搞砸了，就"越界"探索新环境（例如最初进入新大陆的印第安人）。此外，新发明的技术，由于事先对它的潜力难以全盘掌握，也可能在人们觉悟之前导致破坏环境的后果（例如现代的新几内亚人，以散弹枪摧毁了当地的鸽子族群）。在中央集权的国家，财富掌握在少数统治精英的手中，他们对环境、土地没有感性的知识，可能会做出破坏环境的决策。而且，有些栖境与物种特别容易受伤害，例如从来没有见过人类的陆栖鸟（如恐鸟与象鸟），或者干燥、脆弱、过于敏感的环境，例如地中海文明与美国西南的"古人"文明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兴起。
第二，我们从这些最近的考古发现，能学到什么实用的教训吗？考古学往往被当作没有社会价值的学科，所以一旦预算吃紧，就成为第一波开刀的时象。事实上，考古学研究是政府计划官员最好的顾问，物美价廉。走遍全世界，可以发现到处都在进行开发、建设，有的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冲击，过去的社会也那么干过，只不过规模较小而已。用实验的方式，确定哪一种开发方案对环境的冲击最小，我们负担不起。雇用考古学家，评估古代社会的方案，以古证今，确保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到头来，也许是最省钱的做法。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西南有一片疏林带，面积大约相当于台湾的 7.2倍，美国人砍伐那里的树木当柴火。美国森林管理署想要控制那里的伐木量，让森林有机会修生养息。但是。他们手边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可供准确地评估。然而，"古人"已经实验过了——可是他们误算了，结果查柯峡谷的林地，过了800年还没能复原。雇用考古学家重建，“古人”的柴火消耗量，比起重蹈覆辙，毁掉将近2600万公顷的土地，划算多了。
最后，我们要面对最困难的问题。今天，环保人士认为灭绝生物、毁坏栖境的族群犯的是道德罪过。工业社会诋毁还未进入工业时代的族群，见缝插针、不遗余力，目的在于掩饰杀害他们、谋夺土地的罪行。那么，有关恐鸟与查柯峡谷植被的新发现，会不会只是以科学术语包装的种族偏见？其实我们真正想说的是：毛利人（新西兰土著）与印第安人（美洲土著）不值得我们公平的对待，因为他们都是坏人——环境杀手。是吗？
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很难找到利用环境的"中庸之道"——持续利用生物资源，不造成竭泽而渔的后果。资源数量有意义的下滑，与正常的年度动态变化？究竟如何分辨？可能不容易。更难评估的是：我们生产新资源的速率。等到衰落迹象明确了之后，即使对于应变方案众议咸同，也可能因为丧失先机，难以回天。因此，还未进入工业时代的族群，无法持续经营自己的生活环境，不能视为道德罪过，而是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生态问题，没有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案——他们失败了。那些失败都是悲剧，因为他们的失败使他们的生活形态崩溃了——族群的生命丧失了。
明知故犯造成的悲剧性失败，才是道德罪过。在那一方面，我们美国人与当年的"古人"有两个重大的不同：科学知识与运用文字的能力。我们知道如何估算资源利用速率、资源恢复速率与人口数量的关系，他们不知道。我们能够阅读有关过去的生态灾难的报告，"古人"不能。不过，我们这一代继续捕猎鲸鱼，砍伐热带雨林，好像没有人读过毛利人与“古人”的往事。过去，仍然是“黄金时代”，特色是“无知”；现在是"铁器时代"，一厢情愿地视而不见。
根据这个观点，现代社会有更多的人，掌握了力量空前的破坏工具，要是重复过去自杀式的生态经营手段，是完全不能理解的。那就好像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重复放映过那一个特定的段子，对无可避免的结果，也从不知道。
第十八章 哺乳类大灭绝：新世界的故事
美国有两个国定假日，“纪念”欧洲（白）人"发现"新世界的"丰功伟业"：哥伦布日 （ 10月第二个星期一）与感恩节（ 11月第四个星期四 ）。可是印第安人早就 "发现新世界 "了，却没有节日纪念。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印第安人祖先殖民美洲这件事，哥伦布或 1620年乘五月花号到达（美国东北新英格兰）普利茅草的清教徒，怎么都无法比肩。他们在一片北极冰原中发现了一条通道，到达今天的美加边界，然后，也不过1000年，印第安人就已经到达南美洲南端，在两块先前空无一人的肥美大地上生养众多。印第安人“南进”，是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殖民探险事业，今后也不可能重演——至少在地球上不可能。
印第安人"南进"过程，另有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印第安猎人进入新世界之后，发现到处都是大型哺乳动物：类似大象的长毛象与乳齿象，体重达3吨的地树獭，体重达1吨的"哺乳类甲龙"——与现存南美犰狳有亲缘关系，体型似熊的河狸，体型似虎的剑齿巨猫，此外，还有狮、猎豹、骆驼、马，等等。可是它们都灭绝了。要是那些野兽都还活着，今天游客到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看到的，就不只是熊、野牛了，还会有长毛象、狮子。当年猎人与巨兽相逢，究竟发生了什么？目前考古学家与古生物学家仍在热烈争论。我个人觉得最可信的解释是：那些野兽遭遇了一场人类发动的"闪电战"，迅速灭绝了——在任何一个地点，也许只需要 10年。如果那个看法是正确的，那就是地球生命史上，自一颗天外游星结束了恐龙王朝之后，最大的一次大型动物集体灭绝事件。上一章我们讨论过：许多人假定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那时人类与环境维持和谐、纯真的关系，我们也举出许多证据，显示那个信念不符实情。美洲当年的"闪电战"，不过是使"黄金时代" 蒙尘的第一个，从那时起就是人类的特色。
人类在美洲与许多巨兽对阵，其实是人类发源非洲、殖民全球这首壮烈史诗的终篇——再也没在大地可供人类征服、占据了。大约近2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非洲"走出去"，进入欧亚大陆：约5万年，从亚洲进入澳洲。于是地球上适于人居的土地，只剩下北美洲与南美洲仍旧空无一人。
今天的美洲印第安人，从加拿大到火地岛，体质上同质性非常高，其他大陆上的居民完全比不上，表示与他们最近才到达美训，还没时间形成、累积遗传差异。即使在考古学家发现最早的印第安人遗骸之前，我们已经确定他们必然是从亚洲来的，因为现代印第安人与亚洲的蒙古人长相非常相似；最新的遗传学与人类学证据，也支持这个传统观点。在地图上，很容易看出：从亚洲进入美洲，最方便的路线就是越过白令海峡——在西伯利亚与阿拉斯加之间。白令海峡最后一次出现陆桥的时候，是在25000年前到 lOO0O年前（其间短暂中断过）
不过，——到新世界殖民，需要的不只是一座陆桥：首先，人得在西伯利亚居住。由于西伯利亚的北极气候极为严酷，人类很晚才到那里定居最早的西伯利亚居民，必然是从亚洲或东欧的寒带地区去的，例如石器时代的乌克兰（乌拉山西部）猎人，他们的住屋是以整齐堆叠起来的长毛象骨搭建的。但是在西伯利亚（乌拉山以东），20000年前已有长毛象猎人活动，到了 12000年前，类似西伯利亚猎人使用的石器，已经出现在阿拉斯加的考古遗址中。
冰河时代的猎人越过西伯利亚与白令海峡之后，并没有一头栽入丰饶的猎场，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片冰原，从太平洋岸到大西洋岸，横亘今日的加拿大境内。在冰河时代，沿着落矶山脉东麓，冰原上偶尔会出砚一条南北向的“走廊”，人与动物都可通行。20000年前，这条走廊被冰封住了，但是那时阿拉斯加并没有人，等在走廊北端准备进入美国。不过，12000年前这条走廊又开启了，那时猎人必然早已蓄势待发，因为不仅走廊南端出口（加拿大亚柏达省艾德蒙顿）附近有他们遗留的石器，冰原南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换言之，猎人与美洲土著大型哺乳类对决的好戏，已经开演了。
考古学家将这些美洲先驱拓垦族群的文化遗物（“叶形矛头文化”），称为"克拉维斯"（Clovis）人，因为他们的遗址最先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克拉维斯城附近发现。不过，克拉维斯工具以及类似的工具，在美国本土48个州都发现了——艾德蒙顿以南、墨西哥以北。亚利桑那大学的考古学家海恩斯 （Vance Haynes）强调 ：克拉维斯工具与东欧、西伯利亚的早期石器非常相似，只有一个显著的例外——一种扁平的石枪头，两面都经过打制，可是每一面都凿出了一长条纵向沟槽，因此更容易绑紧在木柄上。至于这种枪头是装在一根长木柄上，用手抛射？ 还是用投射座掷出？还是装在用于端着冲刺的长矛上？目前仍不清楚。可是，在大型哺乳类骨骸上，却可以发现这种石枪头镶嵌在骨头上？或者穿透骨头，可见猎人使用这种武器，一点也不手软。考古学家也掘出过长毛象与野牛的骨骸，在它们的肋骨笼里（胸腔）找到了克拉维斯石枪头——亚利桑那州南部出土的一具长毛象，体内有8个石枪头。在克拉维斯遗址中，最常出现的猎物遗骨，是长毛象，但是也有野牛、乳齿象、貘、骆驼、马，以及熊。
关于克拉维斯人，我们发现的事实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扩散的速度。在美国，所有克拉维斯遗址以最先进的碳十四定年法断代——都是在几个世纪之内留下的，大约是11000年以前。甚至南美南端的一个遗址，也不过距今 10500年。换言之，从冰原走廊进入美国的猎人，大约在l000年之内，就已经布满了新世界——从太平洋岸到大西洋岸、从美加边界到南美南端。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克拉罗斯文化的迅速转化。大约11000年以前，克拉维斯枪头突能被另一种枪头代替了。新型枪头较小、较精致，考古学家叫做"佛桑枪头"，因为是在新墨西哥州佛桑 （ Folsom）附近的遗址首先找到的。出现佛桑枪头的遗址，经常也有一种今日已经灭绝的野牛遗骨，从来没有发现过克拉维斯猎人喜好的长毛象。
佛桑猎人把目标从长毛象转移到野牛，理由也许很单纯：长毛象已经没有了。不仅长毛象，乳齿象、骆驼、马、巨型地树獭，还有几十种大型哺乳类都消失了。整体而言，北美洲的大型哺乳类，以属（ genus）计算的话，灭绝了 73 % ；南美洲灭绝了 80%.这场生物大灭绝，许多古生物学家并不认为克拉维斯猎人必需负责。毕竟，学者没有找到大屠杀的证据，只不过发现了几具遭人类肢解了的动物遗骸，分布在这儿那儿。那些古生物学家认为：当时（冰后期）气候与栖境发生了变化，哺乳类才会大量灭绝，克拉维斯猎人不过碰巧在那时进入美国罢了。那套逻辑让我觉得困惑，理由不一而足：冰河、冰原退缩后，地面就被草原、森林覆盖，哺乳类的栖境因此扩张了，而不是缩小了：整个冰河时代（更新世），类似的冰河前进、退缩事件，在美国发生了不下22次，那些大型哺乳类没有因此灭绝；同一时段，欧洲与亚洲发生的生物灭绝事件，规模小多了。
如果气候变迁是原因，我们也许应该观察到：偏好温暖栖境的物种与偏好寒带气候的物种，受到不同的影响。可是，大峡谷中的地树獭与山羊，是分别发源自热带与寒带的物种，可是11000年前都灭绝了，相距不到一两个世纪。地树獭发源于南美洲，在更新世开始之前侵入北美洲，而且站稳了脚跟，可是在冰后期突然一齐灭绝。它们的粪球，有足球那么大，美国西南的山洞中保存了一些，植物学家鉴定出它们赖以维生的主要植物是：摩门茶 （ Ephedra，灌木/美国西南沙漠中的土著植物）与红球锦葵 （ globe mallow，一年生草本 /北美洛矶山以东大平原上的土著植物）。现在这两种植物在山洞附近仍能找到。大峡谷中两种饮食无虞的大型哺乳类，恰巧在克拉维斯猎人到达亚利桑那州的时候灭绝了，未免太巧了罢？美国陪审团依据更微弱的情况证据，都将谋杀嫌疑犯定过罪。如果气候真是凶手，那些巨兽也许就没我们想像的那么笨，因为它们巧妙地布下了疑阵，齐赴黄泉，诬陷刚到达的克拉维斯猎人，连20世纪的科学家，都上了当。
这个“巧合”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它的确是因/果的组合——猎人是因，灭绝是果。亚利桑那大学地球科学家马丁 （Paul Martin），以 "闪电战"（按：本意指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德军攻势行动）描述"猎人遇上长毛象"的不寻常结果。根据马丁的看法，第一批通过冰原走廊，从艾德蒙顿进人美国的猎人，很快就生养众多，四方扩散，因为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大型哺乳类，驯良又容易猎杀。一个地方的哺乳类杀光了之后，猎人与子女就四散开，进入新的地区，反正哺乳类到处都是。他们一路上消灭了所有大型哺乳类的族群。一旦他们到达南美洲的南端，新世界的大型哺乳类，大多数就都灭绝了。
马丁的理论遭到了强列批评，大部分焦点集中在4个议题上。一、一个百来人的队群，到达艾德蒙顿后，能繁殖得那么迅速，在1000年之内就布满西半球？二、他们能散布得那么迅速？从艾德蒙顿到巴达哥尼亚（南美拥南端）将近13000公里， 1000年就到了 ？三、克拉维斯猎人真的是第一批进入新世界的族群？四、石器时代的猎人有能力将上亿头哺乳类消灭殆尽？一头也不剩，也没留下大屠杀的证据。
先讨论生殖率。现代狩猎-采集族群，即使拥有他们最好的猎场，平均人口密度是每 2.59平方公里一人。因此，狩猎-采集族群必需有l000万个人，才能占据整个西半球，因为在克拉维斯时代，新世界的土地除掉加拿大与其他冰河覆盖的地区，大约有 2590万平方公里。在现代史上，移民到达一块无人居住过的土地上（例如《叛舰喋血记>中的水手定居辟肯岛），人口成长率大约每年 3.4%.以那个成长率——相当于一对夫妇养活4个孩子，每一世代平均20年——100个猎人只要 340年就可以繁殖到 1000万人。也就是说，克拉维斯猎人走出艾德蒙顿后， 1000年内成为人口1000万的族群，应很容易。
那么，他们的后代能在1000年内抵达巴达哥尼亚吗？从艾德蒙顿到巴达哥尼亚，直线距离大约 13000公里，所以克拉维斯猎人以及他们的后裔，每年平均得向南移动 13公里。那有何难？任何一个猎人，只要身体还可以，无论男女一天就可以走上 13公里，然后一年的其他 364天在当地盘桓。克拉维斯猎人制造石器的石材，往往在当地采取，因此我们知道：石器移动的范围，可达 320公里。 19世纪，南非祖鲁人（班图语族）迁佳，50年之内移动了近5000公里。
克拉维斯猎人是第一个进入加拿大冰原以南地区的族群吗？那倒是个比较困难的问题，考古学家也争论不休。主张"克拉维斯猎人是最早的美洲人"，不可避免地依赖的是默证：加拿大冰原以南的新世界，没有找到公认比克拉维斯猎人更早的人类遗骸与文化遗物。但是我必须提醒诸位，的确有许多人宣布他们找到了更早的美洲人，这样的报告不下几十个。但是他们的发现——至少可以说——大部分经不起严格的推敲，例如用来测定碳十四年代的标本受过污染，因此产生比较古老的年代； 或者用来测定碳十四年代的标本，与人类遗留物没有关连；或者自然形成的物品，给当作人工制品。其中两个最有说服力的遗址，一个在美国宾州迈豆克罗 （ Meadowcroft ），年代在16000年前，另一个在智利维德山 （ Monte Verde），年代至少有 13000年。维德山遗址据说出土了许多不同的人工制品，保存状况良好，但是由于正式报告尚未出版，我们无法评估。至于迈豆克罗遗址的碳十四年代，学者仍在辩论：遗址中的植物与动物，似乎生存在比较晚的年代，而不是l6000年以前。
另一方面，"克拉维斯猎人很早就在美洲生活"的证据，无可否认，美国 48个州都发现了，而且考古学家对那些证据都没有疑问。其他大洲在更早的时候，有更原始的人类定居，铁案如山、众议咸同。每一个"克拉维斯遗址"都有一个"克拉维斯文化层"，出土"克拉维斯石器"与许多已经灭绝的大型哺乳类遗骨；这一层之上，有一个比较年轻的文化层压叠在上面，其中有佛桑石器，以及野牛遗骨，此外任何大型灭绝动物的遗骨都没有："克拉维斯文化层"之下的那一层，代表"克拉维斯猎人"来到之前的那几千年，反映的是温和的环境情况，所有大型灭绝动物的遗骨都找得到，但是没有人类遗物。要是新世界在"克拉维斯猎人"之前已有人活动、居住，他们怎么可能不留下一丁点儿证据？例如石器、火塘、居住过的洞穴，甚至骨骸，以及可测定碳十四年代的标本。在那些"克拉维斯遗址"，他们怎么没有留下"到此一游"的迹象，当时的环境情况不是很温和吗？要是他们从阿拉斯加到过美国宾州与智利，怎么能够不在其间的土地上留下足够的证据，让人知道他们光临过？难道他们搭直升机空降！为了这些理由，我觉得迈亘豆克罗与维德山的碳十四年代有问题，搞不好根本错了，也未可知。"克拉维斯猎人最早到达美洲"是最合理的结论；"克拉维斯猎人到达之前，美洲己有人居住"，我觉得一点都不合理。
马丁的"闪电战"理论引起的另一个热烈辩论的议题，涉及所谓"过度猎杀"与大型哺乳类灭绝的关系。石器时代的猎人如何猎杀长毛象？我们实在难以想像，更别说把它们赶尽杀绝了。即使那些猎人有杀戮长毛象的本领，他们为什么要出手？而且为什么设有留下大量杀戮的证据？例如：大量长毛象的骨骼到哪里去了？
如果你到博物馆，站立在一具长毛象的骨架下面，想像自己手提长矛，攻击这头长鼻獠牙的庞然大物，尽管石枪头尖锐得看一眼都觉得扎人，心中仍然难免觉得这是自杀之举。然而，现代非洲人与亚洲人的确能猎象，他们配备着同样简单的武器，集体行动，采用伏击或火攻。但是，有时一个人凭长矛或毒箭，也能干下大事。不过，这些现代猎象人，只能算业余玩家，克拉维斯猎人可是靠石器猎具讨生活的，几十万年不知多少世代累积的经验，不可小看。博物馆艺术家，往往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猎人，描绘成光著身子的野人——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朝狂奔而来的长毛象丢石头，已经有一两名同伴，给踩翻在地上。那真荒谬！如果捕猎长毛象的行动会让猎人送命，计算一下，全灭绝的是猎人，不是长毛象。比较符合实情的画面，应该是身着保暖劲装的职业猎人，埋伏在狭窄的溪流边，长毛象渡水的时候，他们突然现身，向吓坏了的长毛象抛掷长矛。
同时，请读者别忘了：如果克拉维斯猎人真的是“最早的美洲人”新世界的大型哺乳类遇上他们之前，可能从来没有见过人。南极洲与加拉巴哥斯群岛的经验告诉我们：动物在没有人的情境中演化，遇上了人之后，温驯而无惧。我到新几内亚佛亚山调查过，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没有人在那里居住、活动过，那里的大型树袋鼠非常温驯，我可以接近它们，距它们一公尺左右，也不会把它们吓跑。也许新世界的大型哺乳类也同样地天真，没来得及演化出应付人类的策略？就灭绝了。
即使克拉维斯猎人有猎杀长毛象的本领，他们猎杀的速度，足以使长毛象绝种吗？让我们再一次用提笔算算看。记得吗？我们前面假定过：平均每 2.59平方公里有一名猎人。根据现代非洲象的资料，长毛象的分布密度也一样。再假定克拉维斯猎人族群中，约有1/4是成年男性猎人，每一人每两个月猎一头长毛象。于是每一年每 10平方公里有6头长毛象遭到猎杀，也就是说，长毛象每一年至少须生出6头才足以补充损失。可是现代象繁殖得非常缓慢，要20年才能成熟，其他大型哺乳类，没有3年内就成熟的。因此，克拉维斯猎人每到一处，也许不消几年就能消灭那里的长毛象，然后再迁居。考古学家今天想要找寻大屠杀的证据，无异大海捞针：克拉维斯猎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消灭了长毛象，在长毛象化石史上，那不过是一瞬间——一瞬间发生的事，为什么会留下较多的证据？难怪考古学家只找到几头长毛象尸体，身上带着凶手使用的凶器（克拉维斯石枪头）。
为什么克拉维斯猎人每两个月就要杀一头长毛象？一头长毛象体重可达两吨，刳剥后可以得到一吨肉，要是一人一天捎耗 4.5公斤，一家四口吃上两个月不成问题。一人一天吃掉4.5公斤肉 ！听来似乎颇为奢侈，但是这个数字接近19世纪美国边疆的肉食消耗量。此外，我们假定克拉维斯措人把那吨肉都吃掉了？才算出这个数字。但是肉要保存两个月的话？就得风干、烤干，或费一番工夫才能防腐。可是，老天爷，肉有一吨哪！干脆出门再猎杀一头长毛象算了，新鲜的肉，不是更好吃？海恩斯指出过：克拉维斯猎人并没有充分利用猎到的长毛象——长毛象的尸体并没有被完全肢解，表示他们挑嘴又浪费。猎场丰饶、有恃无恐的猎人，才敢那么奢侈。他们出猎，有时可能不是为了果腹，而是为了象牙、皮毛，甚至只是显显男子气概罢了。现代人猎杀海豹与鲸鱼，也是为了它们脂肪或皮毛，至于肉呢，任其腐烂。在纽几内亚渔村，我偶尔看见大型鲨鱼的尸体给弃置一旁，渔民杀它们，只是为了取鳍做美味的鱼翅汤。
现代欧洲猎人发动的"闪电战"几乎灭绝了野牛、鲸鱼以及许多其他大型动物，这些故事我们太熟悉了"最近在许多大洋海岛上，考古学家发现：不论任何时候？只要人类猎人遇上天真烂漫的动物，就会发生这样的"闪电战"结果。既然人类与天真烂漫的大型动物接触，总是以"灭绝痉挛"收场，克拉维斯猎人到了"纯真的" 新世界，怎么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过，到达艾德蒙顿的第一批猎人，几乎不可能预见这个结果。他们从阿拉斯加来，家乡人口已嫌过多？猎物己嫌稀少，乍然见到大批驯良的长毛象、骆驼，以及其他野兽——那必然是令人惊疑不定的一刻。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大平原，绵延无际到天边。他们一旦开始探查四方，必然很快就发砚：那里先前空无一人，他们是第一批站在这块肥美土地上的人类。（不像哥伦布与五月花号上的移民。）那批到达艾德蒙顿的先民，也有理由纪念他们的“感恩节”。
第十九章 更大的危机：生态
一直到我们这一代，没有人有理由为下一代担忧。我们真的担忧：他们活得下去吗？他们能有一个值得生活的行星居住吗？这些问题涉及我们子女的前途，我们是第一个必需面对这些问题的世代。我们花费了许多精力教育子女，教他们自立之道，教他们相处之道。逐渐地，我们开始自问：我们那些努力会不会到头来一场空？
这些忧虑是因为我们头上的两朵乌云而产生的——这两朵乌云会造成同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却以完全不同的观点看待它们。一是核子毁灭的风险，我们在广岛上空已经见识过那朵毁灭之云。每个人都同意这个风险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已经累积了许多核子武器，而且历史上政客偶尔会愚蠢地错估形势。人人都同意：核子战争一旦爆发，对所有人都不好，甚至可能毁灭整个人类。这个风险左右了现代国际政治和外交。我们唯一没有共识的地方，是处理这个风险的最佳方式。
另一朵乌云是环境毁灭的风险。世界上大部分物种逐渐灭绝，是常讨论的潜在肇因。不过，大家对环境毁灭，危机意识不如核子毁灭，大灭绝的风险是不是真的？果真发生了，会影响我们吗？我们对这两个问题全无共识。举例来说，人类在最近几个世纪，使世界上的鸟种灭绝了 1%，这个数字经常有人引用。一方面，许多深思熟虑的人士——特别是经济学者与工业领袖，但也有一些生物学家与许多外行人认为： 1%的损失，即使发生了，也不算什么。事实上，主些人相信 1 %这个数字，其实高估了，况且大多数物种对我们没什么用，即使丧失了 10倍多的物种，也不会伤害我们。另一方面，其他的深思熟虑人士——特别是保育生物学家与日渐增多的环保人士认为 1%这个数字，其实低估了，而且生物大灭绝会摧毁人类生活的品质或基础。这两个极端观点哪一个比较接近实情呢？很明显，我们现在的信念对子女的未来，会有很大的影响。
核子毁灭的风险与环境毁灭的风险，是两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今天人类必须面对和筹划解决方案。与这两朵乌云比较起来，我们平时对癌症、艾滋病与减肥着魔似的关切，就未免太小儿科了，因为那些问题不会威胁全人类的生存。要是核子危机与环境危机不发生，我机会有许多时间去解决癌症之类的琐事。要是我们不能防止那两个危机，癌症有没有治疗的办法，也就不重要了。
人类已经造成多少物种灭绝了？在我们子女那一代中，还会在多少物种可能灭绝？要是更多物种灭绝了，会怎样？鹪鹩对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 （ GNP）有多少贡献？所有的物种迟早会灭绝的，不是吗？生物大灭绝造成的危机，是歇斯底里的妄想？对未来的真正危机？或是已经证实的事实，目前正在进行？
"大灭绝"论战中涉及的数字，如果我们要得到比较接近实情的估计，必规经过三个步骤。第一，现代史上（自 l600年起）灭绝的物种有多少？我们必须先算出来。第二，我们必须估计1600年以前灭绝的物种数目。第三，我们必须预测：多少物种会在我们在生之年灭绝？我们子女的世代呢？我们孙辈的世代呢？最后，我们得问：生物大灭绝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
就让我们开始吧，现代史上（自1600年起）灭绝的物种有多少？这个问题似乎容易回答。只要选一群植物或动物，翻开它的目录（名册），计算全部物种的数目，再将1600年之后灭绝的物种划掉，然后把灭绝物种加起来。最适合尝试这个做法的生物群是鸟类，因为鸟类既容易观察又容易辨识，况且赏鸟人士很多。结果，所有动物中，我们对鸟类知道得最多。
现在世上大约有9000种鸟类。每一年只发现一两个新种，过去没有著录过，所以我们可以说：所有现生鸟类都由学者命名过。国际鸟类保育委员会 （ ICBP ），是最关心世上鸟儿现况的机构，发表过二个数字：108——自1600年以来，已经有 108种鸟儿灭绝了，包括它们的亚种。这些鸟儿灭绝都是人类造成的——一会儿我还要谈这个问题。 108种大约是所有鸟种（9000种）的 1%.我先前提过 " 1%"那个数字，就是这么来的。
在我们接受那个数字之前，或们得先了解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国际鸟类保育委员会判定一种鸟儿灭绝，有两项要件：一、这种鸟先前在某一地区出现过或可能出现，所以在该地区搜寻这种鸟；二、经过许多年仍然搜寻不到。有许多例子，观鸟人士目睹了整个族群萎缩的过程，并对最后的几只，有完整的追踪。举例来说，美国佛罗里达州最近有一种雀鸟的亚种 （dusky seaside sparrow ）灭绝了。这种雀鸟栖息在一片沼泽地里，可是由于沼泽地遭到人为破坏，族群逐渐缩小。保育单位在仅剩的几只身上系上了识别标志，便于追踪。最后只有6只还活着，由保育人员抚养，期望存亡续绝。不幸它们一只一只都死了，1987年6月16日，最后一只死亡。
因此，那个亚种灭绝了，证据确凿。许多其他亚种，以及那 1 08种鸟灭绝了，也毫无疑问。不过，国际鸟类保育委员会的判准，实在太严格了，不符合那些判断标准的鸟儿，就一定存活着吗？对于北美洲与欧洲大多数鸟种而言，答案是："是的".这两块大陆上的鸟迷，成千上万，密切地监控所有鸟儿的动向。越是稀有鸟种，他们搜寻得越起劲。因此，北美洲与欧洲的鸟儿，若有哪一种灭绝了，绝不可能没人注意到。目前，北美洲只有一种鸟（ Bachman's warbler ），还存亡未卜。这种鸣鸟最后一次观察到的记录，是在 1977年，可是国际鸟类保育委虽会因为接获未经证实的记录——还没放弃希望。因此，北美洲自1600年以来，灭绝的鸟类至少5种，至多6种。同样地，欧洲自 1600年以来，灭绝的鸟类只有一种。不错，只有一种，你没看错。
所以，"自1600年以来，北美洲与欧洲有多少鸟种灭绝？"这个问题我们有精确的、毫不含糊的答案。要是其他的生物群，我们也有这种品质的资讯，那么评估"大灭绝"论战的第一步就完成了。不幸得很，关于植物与其他动物，情况可不像北美的鸟儿那样明确，至于世上其他地区，更别提了——最不清楚的就是热带的生物，因为热带生态系，是地球最主要的生命系统，绝大多数生物生活在其中。大多数热带国家？赏鸟人士很少，甚至没有，所以别提什么鸟类年度监视资讯了。许多热带地区，自从许多年前有人做过田野生物学调查，就再也世有侦察过。许多热带物种的命运，并不清楚，因为自从世人知道它们存在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或者特意搜寻过。举个例子吧。世人知道的布拉斯秃头鸟（ Rrass's friarbird ），只有18只标本代表，是1939年3月22日到4月29日射杀的。没有科学家再度访问过采集到那些标本的地方，所以那种鸟现在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
至少我们知道到哪里去找布拉斯秃头鸟。许多其他物种，我们只有 19世纪探险家采集的标本？关于采集地点，通常只有模糊的记载——例如“南美”一些稀有鸟种要是只有那么宽泛的搜索，想找到它们，无异大海捞针。它们的歌声、行为与栖境偏好，都没有记录。因此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它们，或者如何辨认出它们——要是我们有机会瞥见或听见它们的话。
因此，许多热带物种既不能列入"灭绝"，也不能列入“存活”，只能注记“未知”。除非某一物种（不知何故）引起了某位学者的注意，刻意展开搜寻，我们才会得到比较新鲜的资讯，甚至可能确定它已经灭绝了。举个例子吧。在热带太平洋上，所罗门群岛是另一个我喜爱的观鸟区域。二次世界大战的美日老兵，对所罗门群岛应记忆犹新，因为太平洋战役中最惨烈的战争，就发生在所罗门群岛。根据国际鸟类保育委员会的报告，所罗门群岛上有一种鸽子已经灭绝了。我整理过最近所罗门群岛的观鸟记录，算出那里出现过 164种鸟，可是我在注意到其中 12种自 1953年后，再也没有人见过。那 12种鸟，其中有些已经灭绝了，毫无疑问。因为先前它们数量很多、引人注目，或者因为岛民告诉我，那些鸟给猫赶尽杀绝了。
164种鸟之中， 12种灭绝了，也许听来不值得忧虑。不过，热带地区中，所罗门群岛大概"原貌"保存得最完整，因为那里人口少，鸟种也少，没什么经挤发展，森林大体维持自然面貌。热带地区的现况，马来西亚比较有代表性，那里的物种丰富，低地的森林大多砍伐殆尽。根据过去的田野生物学调查，有266种淡水鱼生活在森林河流中。最近，经过4年的迫踪调查，只找到其中的 122棉——一半都不到。其他的 144种，或者灭绝了，或族群急遭萎缩了，或者只生存在人迹罕至的角落中。要不是这次调查，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它们的命运。马来西亚面临的"人类压力"，在热带地区有代表性。鱼类也可代表鸟类以外的生物——科学界对它们从来就不热心。马来西亚已经丧失了（或几乎丧失）一半淡水鱼种，因此，以这个数字估计热带地区主要生物群——植物、无脊椎动物、鸟类以外的脊椎动物——的灭绝比例，大概八九不离十。
公元 1600年以来，多少物种已经灭绝了？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许多科学界登录过的物种，目前的境遇并不清楚。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障碍。前面我们讨论的，都是"科学界登是过的物种"，可是，会不会还有些物种，在科学界知道以前就灭绝了？当然会。因为以抽样统计的方法，学者估计世上的生物接近 3000万种，但是科学界只登录了 200万种。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证明许多物种在科学界登录之前就灭绝了。植物学家简特利（Alwyn Gentry）到南美厄瓜多尔一个孤绝的山脊调查，他发现当地有48种植物，科学界从未登录过。不久，这个山脊的森林就给砍伐殆尽，那些植物便绝种了。在加勒比海的大卡门岛（Grand Cayman Island ，古巴南/牙买加西北/英属 ），动物学家汤普森 （ Fred Thompson ）在一个石灰岩山脊上的森林中，发现了两种土著陆蜗牛。几年后，那个地方被开发成住宅区，森林全都清理掉了。
简特利与汤普森正巧在那些物种灭绝之前，到那两个地方调查——纯属意外——所以我们有那些物种的名字。但是大部分热带地区在开发过程中，并没有先请生物学家调查过。因此，不知已有多少物种无声无息地灭绝了，而科学界一无所知。
总之，现代史上物种的灭绝数目，乍看很容易计算，例如北美洲加上欧洲，有5种或6种鸟类灭绝了。但是仔细想来，已经公布的物种灭绝数字，必然不符实情，而且严重低估，理由有二：第一，公布的数字，反映的只是已经登录过的物种，而事实上地球上大多数生物尚未登录过（鸟类是例外）；第三，北美与欧洲以外地区，鸟类以外的生物，科学界发现的绝种生物，只反映个别学者的私人兴趣，而不是系统调查的结果。热带地区过去登录过的许多生物，由于无人问津，它们现在的境遇，就无人知晓。它们有许多，可能像马来西亚一半以上的淡水鱼一样，不是灭绝了就是濒临绝种。
评估"大灭绝论战"必须面时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估计l600年以前灭绝的物种数量？——1600年是生物分类科学萌芽的年代。现代史上造成物种灭绝的因素，包括人口成长、人类占据先前无人居住的土地、破坏环境的技术逐渐发明。这些因素是在l600年突然冒出来的吗？人类的演化史至少有500万年，公元 l600年之前，人类没有灭绝过生物吗？
当然不是。5万年前，人类只生活在非洲以及欧亚大陆的温暖区域。从那时起，直到公元1600年，人类经历了空前的地理扩张： 5万年前，到达新几内亚、澳洲 ；然后，先后进入西伯利亚、大部分北美洲与南美洲：最后，大约公元前2000年，进占大多数大洋中的遥远岛屿。人类的数量扩张也是空前的： 5万年前地球上大约只有几百万人，到了公元1600年，已达5亿。5万年来人类的杀戮本领日益增强，加上1万年前出现的磨制石器与农业，以及6000年前出现的金属器，人类毁灭环境与其他生物的能力，水涨船高。
世界上所有人类在最近5万年居住的地区，只要古生物学家研究过，就会发现人类抵达与大规模史前灭绝事件，有如斯响应的关系，例如马达加斯加、新西兰、波里尼西亚、澳洲、西印度群岛、美洲、地中海各岛屿。前两章我描述过那些发现。自从科学家逐渐察觉到这些生物灭绝浪潮与人类移民有关，他们就在辩论：人类是祸首呢？还是人类抵达时发生的（巧合？）气候变迁？就波里尼西亚各岛而言，波里尼西亚人登陆后直接间接地消灭了土著生物族群，铁案如山，不容置疑。波里尼西亚人登陆后几个世纪，"正巧"鸟类灭绝了，当时气候并没有什么变化，而波里尼西亚人的土灶中遗留了几千只烧烤恐鸟的骨骸。在马达加斯加，时间的巧合一样地令人信服。但是，更早的灭绝事件，特别是发生在澳洲与美洲的？目前学者仍在辩论。
我前一章已经解释过了，美洲冰后期发生的生物灭绝，人类扮演了一个角色，在我看来证据确凿。世界上每个地方，人类一旦进入，生物灭绝的浪潮随之发生；即使当时的气候正在变迁，别的地方却没有同样的灭绝浪潮出现，或者同一个地方，先前发生的气候变迁，并没有引发灭绝浪潮。
因此我怀疑气候是元凶的说法。况且，所有访问过南极洲或加拉巴哥斯群岛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动物非常温驯，直到最近仍不习惯人类。摄影家仍然能够容易地接近那些动物，就像第一批见到那些动物的猎人一样。我假定：世上其他地方的第一批猎人，也同样容易地接近纯真的长毛象与恐鸟，而与猎人一起到达的老鼠，很容易接近夏威夷与其他海岛上的小鸟。
世上先前没有人占据的地方，史前人类大概消灭了不少物种，可是，这不是人类毁灭物种唯一机会。过去两万年中，人类长期占据的土地上，也有不少物种灭绝欧亚大陆上，长毛犀、长毛象与巨型鹿（“爱尔兰麋鹿”）灭绝了；在非洲，巨型水牛、巨型羚羊、巨型马灭绝了。这些巨兽也许一直是人类狩猎的对象，但是人类发明了精良的武器后，它们就遭殃了。欧亚大陆与非洲的大型哺乳类，早已演化出对人类的戒心，但是它们消失了：美国加州的大灰熊，与英国的熊、狼、河狸，也消失了。理由不外两个：人与比较精良的武器。
在这些史前灭绝事件中，究竟有多少物种灭绝了？或者，我们能估计吗？史前人类破坏栖境，使许多植物、无脊椎动物与蜥蜴灭绝，可是没有人尝试过估计那些物种的数目。但是所有古生物学家研究过的海岛，都发现了最近灭绝的鸟类。从那些岛屿得到的数字，推衍到古生物学家还没有研究过的海岛，学者算出大的有2000 种海岛鸟种在史前灭绝了。这个数字大约是几千年前世上所有鸟种的 1/5.那个数字并不包括在大陆上灭绝的鸟种。以大型哺乳类的"属"来计算，北美洲、南美洲、澳洲在人类抵达之际（或之后 ），分别有73%、80%、86%灭绝了。
评估"大灭绝论战"的第2个步骤是：预测未来。灭绝浪潮的高峰已经过去了，还是方兴未艾？有好几个方法可以估计。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计算现在有多少物种濒于绝种，因为即将绝种的动物，现在必然已经濒临绝种。现生物种中，有多少数量已经大幅缩减、难以为继？国际鸟类保育委员会估计至少有1666种鸟，不是濒临绝种就是随时会灭绝——几乎是现在世上所有鸟类的 1/5.前面我说明过，国际鸟类保育委员会公布的灭绝鸟种数目，是低估了。为了同样的理由，我说"至少"有 1666种，因为“1666种”这个数字低估了。两个数字都是以科学界注意到的鸟种为根据，而不是有系统地评估所有已知鸟种的境遇。
另一个预测方法，是了解我们灭绝物种的机制。人类造成的物种灭绝，也许会继续加速，直到人类人口与技术的成长，进入高原期（不再进步）——可是现在两者都没有"进人高原期"的迹象。我们的人口，从1600年的5000万，已经成长到现在的60亿，并且每年继续增如 2%.我们的技术，每一天都在进步，继续改变地球与上面的居民。物种因为我们逐渐增长的人口而毁灭，机制有四个：过度猎杀、引入新种、破坏环境、涟漪效应。让我们看看它们是否已经"进入高原期".过度狩猎——杀戮的速度超过繁殖的速度——是我们消灭大型动物的主要机制，从长毛象，到美国加州的大灰熊（美国加州州旗上有这种动物的图案）。所有我们可能杀光的大型动物都已经死绝了吗？当然没有。尽管鲸鱼的数目已经低到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共同约定禁止商业猎鲸，日本却宣布"为了科学目的"而提高捕鲸量。我们都见过非洲象与犀牛因为象牙与犀角而遭到滥杀的照片。以目前的猎杀速度而论，不只象与犀牛，非洲与东南亚大部分其他的大型哺乳类，在10年或20 年之内就会在野外消失，只有保育公园与动物园还能分别"收藏"几头。
第二个机制，是有意或无意地将某地的土著物种引入其他地区。美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有褐鼠（家鼠/亚洲土著种）、欧洲椋鸟 （ European starlings）、棉铃象鼻血 （侵害棉木 ），与侵袭树木的真菌（例如荷兰榆树与栗树）。欧洲也有外来物种的问题，例如亚洲来的褐鼠。还有台湾引进的福寿螺。外地来的物种，往往会在客地消灭土著种，或者把土著种当食物，或者疾病。受害者由于从来没有与入侵者"相处"的经验，所以无法及时演化出因应的对策。美洲栗木（American chestnuts ）就是因枯萎病灭绝的，致病的真菌来自亚洲，而亚洲栗木就不怕那种真菌。同样地，外来山羊与老鼠在海岛上，消灭了许多植物与鸟类。
是不是所有可能引起危害的生物，全部都释放到世界各地了？当然不是：还有许多海岛羊与褐鼠没光顾过，许多国家以隔离检疫措施防堵许多昆虫与疾病入境。美国农业部花费了大量资源，企图防止巴西杀人蜂与地中海果蝇进入美国，可是失败了。事实上，最近引入东非维多利亚湖（面积是台湾的1.88倍 ）的尼罗河尖吻鲈鱼，可能会酿成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灭绝事件，因为维多利亚湖有200种以上的丽体鱼，非常奇特，世间无双。尼罗河尖吻鲈鱼是体型很大的猎食者（体长可达两米），当初将它们引人维多利亚湖，是为了增加当地人的蛋白质摄取量，哪里知道它们是土著丽体鱼的扫把星，不仅鱼群大量减少，搞不好至少一半鱼种要灭绝。
破坏栖境是在们灭绝其他生物的第三个手段。大多数物种生活在特定栖境中：沼泽鸣鸟（ warblers）栖息在沼泽中，松鸣鸟栖息在松林中，要是将沼泽的水放干、地填平，或将松林吹掉，等于将依赖那些栖境的物种置于死地，用猎枪一只一只将鸟儿打下，也不过是那个下场。举个例子好了。菲律宾宿雾岛有 10种土著鸟种，可是将森林吹伐殆尽后， 9种灭绝了。
谈到破坏栖境，最糟糕的事还没有发生，因为我们刚开始认真地破坏热带雨林——世上物种最丰富的栖境。雨林中丰富的生命，简直就像神话：例如，在巴拿马，在一个雨林树种上生活的甲虫，就超过 1500种。雨林面积只占地表的 6%，却蕴藏着地球生物圈一半物种，每一块雨林都有大量的土著种。一些生物资源特别丰富的雨林，已经给毁了，例如巴西大西洋岸的森林、马来西亚的低地森林，几乎全完了：婆罗洲与菲律宾的雨林，20年内大部分会被砍尽。到了 21世纪中叶，可能幸存的大片雨林，只能在中非的扎伊尔（Zaire）与亚马逊盆地找到了。
每一物种都依赖别的物种，或是食物，或是栖境。因此物种与物种联系在一起，就像不断分枝出去的骨牌行。一行骨牌只要推倒一片，就会使其他的一些也倒下：同样地，灭绝一个物种可能使其他一些物种遭殃，那些物种灭绝后又会导致其他一些物种灭绝。这第四个灭绝机制，可以描述为涟漪效应。自然界的物种太多，彼此间又形成复杂的关联，因此无法预见涟漪效应怎样发生。
举例来说，巴拿马的巴罗科罗拉多岛以前有大型猎食动物，例如美洲豹、美洲狮，还有南美洲最凶猛、体型最大的猎鹰。 50年以前，没有人预见那些大型动物灭绝后，会导致小食蚁鸟灭绝，以及岛上森林物种组成的巨大变化。可是事实如此，因为大型猎食动物过去捕食中型猎食动物 （例如西揣、猴子、长鼻浣熊）；与中型素食动物（例如几种以种子维生的老鼠）。大型猎食动物灭绝后，中型猎食兽的数量爆炸了，就把小食蚁鸟与鸟卵都吃光了。那些中型素食动物，数量也爆炸了，把掉落地面的大种子都吃光了，因此种子大的植物，就无法繁衍，而竞争对手——一种子小的植物——便把握机会扩张地盘。森林的树种组成变化了之后，又使依赖小种子维生的鼠辈族群暴增，以捕食小型鼠维生的动物，如鹰、猫头鹰、豹猫等，也急速大增。所以，三种不常见的大型猎食动物灭绝后，在整个植物与动物社群中，激起了一系列的"涟漪"，包括许多其他物种灭绝。
到了 21世纪中叶，这 10年来出生的婴儿已经60岁了，现生物种大概会有一半灭绝，或者濒临绝种，都是这四个机制——过度猎杀、引人新种、破坏栖境、涟漪效应——的杰作。我与今天的许多父母一样，经常在想：怎样将我成长、生活的世界描述给我的孩子听，因为他们见不到那个世界了。到他们长大，可以跟我一起到新几内亚——世界的生物宝藏——调查了，那里东部高地的森林却已经砍光了。要是将我们已经灭绝的物种数量，加上即将灭绝的物种数量，可以看出：目前的灭绝浪潮，已超过那次毁灭恐龙的"彗星撞地球".哺乳类、植物与许多其他类型的生物，逃过了那一劫，几乎毫发无伤，可是目前的灭绝浪潮，正冲击着所有生物，蚂蟥、百合、狮子都在劫难逃。因此，一些人高唱的灭绝危机，绝非危言耸听，也不是未来才必须面对的严重风险。事实上，这是个过去5万年中不断发展的事件，速度越来越快，在我们的子女有生之年，就会开始进入尾声。
最后，我们要考虑两个论证，它们同意灭绝危机是真实的，但是不认为那有什么意义。第一，生物灭绝不是个自然过程吗？果真如此的话，现在发生的灭绝事件有什么了不得的？
答案是：目前人类导致的生物灭绝率，比自然灭绝率高得太多了。我们估计过，世上3000万种生物，一半会在下个世纪灭绝，果真如此的话，现在的物种灭绝率，就是每年 15万种，或一小时 17种。世上的9000种鸟类，现在每年至少灭绝两种。但是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世纪灭绝不到一种，也就是说，目前的速率比自然速率至少高200倍。"生物自然会灭绝"，因此不承认灭绝危机，等于以"人皆有死"做借口，拒绝谴责灭族行为。
第二个论证很简单：“你想怎样？”我们关心自己的子女，而不是甲虫、以蜗牛维生的鱼；要是 1000万种甲虫灭绝了，谁会关心？这个论证答案也很简单。与所有生物一样，在许多方面，我们依赖其他物种才能生存。例如其他物种生产我们呼吸的氧气、吸收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分解我们的污水、供应我们食物、维持我们土地的肥沃，以及供应我们木材与纸张。
那么，我们干脆只保存那些我们需要的物种，其他的，就任其自生自灭算了，可好？当然不好，因为我们需要的物种，也依赖其他的物神。巴拿马的食蚁鸟无法预料它们需要美洲豹，同样地，生态骨牌太复杂了，我们无法辨认哪些骨牌我们可以抛弃。举例来说，谁能回答下列三个问题：世界上大部分纸桨，是以哪 10种树木供应的？那 10种树木，每一种有哪 10种鸟为它清理害虫，哪 10种昆虫为它传粉，哪 10种动物为它散播种子？这 10种鸟、昆虫、动物依赖哪些其他的物种？如果你是一个木材公司的总裁，想知道哪一个树种就算灭绝了也不会造成公司的损失，你就必需能够回答那三个不可能的问题。
如果你想评估一个开发计划，那个计划要是顺利进行，可以赚进100万，可是可能会使几个物种灭绝，确定的收益与不确定的风险，相比之下，不难选择。然后我们考虑下面的比喻。假定有人给你100万，要你让他在你身上切下60克肉来，保证不痛。你想：60克不过是体重的 1/1000，切下后，身体还有 99.99%，够多了。要是切下的60克，是多余的身体脂肪，而且操刀的是一位技术优良的外科医师，你大概不会抱怨。但是，万一那位外科医师在你身上，随便从他方便的部位切下60克组织，或者他不知道你的身体哪些部位是重要的，怎么办？也许他切下的是你的尿道。如果你想出售身体的大部分，就像我们现在计划出售大部分地球的自然栖境，你最后一定会丧失你的尿道。
本章一开始，我提到两朵笼罩在我们前途之上的乌云，现在我要整体地比校那两朵乌云，让读者对它们的异同，产生完整的印象，作为本章的结论。核子毁灭必然带来大灾难，但是现在尚未发生，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环境毁灭同样会带来大灾难，不过它与核子毁灭不同，因为它是现在进行式——已经上路了。它几万年前开始，现在造成的损害比过去大，事实上有加速的趋势，不能制约的话，在下个世纪就会到这高峰。唯一不确定的是：最终的大灾难，会打击我们的子女，还是孙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显而易见，明白可知，问题是：我们会去做吗？
跋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现在，我要将本书的几个主题综合一番，凸显它们的有机联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回顾人类在过去300万年的兴盛史，是方便的法门——最近人类历史发生逆转的迹象我们也会注意。
我们的祖先在动物界第一次显得有点卓尔不群，是在 250万年前，因为那时他们开始制作石器——尽管极为粗糙——学者在非洲已经发现了许多标本。从发现的石器数量看来，当时石器已经是人类日常生活用品，扮演重要的角色。非洲大猿——我们最亲近的亲戚——中，波诺波猿与大猩猩不使用工具，黑猩猩偶尔制造一些极为原始的工具，但是从来不依赖那些工具生活。
可是，人类制造的那些粗糙工具，并没有使人类一步登天，成为动物界的"万物之灵".即使人类已经会制作石器，仍然继续在非洲生活了 150万年。150万年前，人类 "走出去"，进人欧亚大陆比较温暖的地带，成为三种黑猩猩中，分布范围最广泛的一种——不过比狮子仍差得远。人类的工具，进步的速率只能以蜗牛形容，从" 极为粗糙"演变成"非常粗糙".到了 10万年前，至少欧洲与西亚的人群——尼安德塔人——常规性地使用火。（按：中国北京附近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中，发现过灰烬层，其中有烧焦的兽骨。 1931年以中国学者几乎一致认为那是北京人使用"人工火"的证据。以那些灰烬定年显示那是30万年前的遗存。可是 1998年美国《科学》周刊——卷 281页 251——发表了一篇论文，论证那"不是人类用火的遗迹“。当然，中国北京的学者立即组织起来，发表了提其严正的声明，大义凛然地予以驳斥。）可是在其他方面，那时的人类仍然不过是一种大型哺乳类罢了。什么艺术、农业，以及高级技术，影子都没有。那时人会不会说话？不知道。会不会吸毒？不知道。现代人类的奇异性象（性习惯与生命循环）已经出现了吗？不知道。但是尼安德塔人很少活过40岁，因此女性也许还没有演化出"停经".人类行为的"大跃进"，最明确的证据大约在40000年前突然出现在欧洲，正巧那时与我们形态完全一样的现代人也出现了——他们在非洲演化出来，经过中东，进入西欧。从那时起，我们开始展现艺术创作、以特化工具为基础的技术、地域性的文化差异，以及与时俱进的文化创新。这个"大跃进"无疑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发展出来的，但是那必然是个快速的过程，因为 10万年前现代人已在南非出现，从他们遗留的洞穴遗址看来，他们仍然是"很有潜力的黑猩猩"罢了。无论肇因是什么，"大跃进"必然只涉及我们基因组中的一小撮基因，因为我们与黑猩猩的遗传差异，只有 1.6%，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早就演化出来了。如果硬要我猜测人类行为"大跃进"的肇因，我会认为"语言"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剂——我指的是现代人的语言能力。
虽然我们通常认为克罗马侬人是第一种配得上“万物之灵"头衔的人，他们也展现了两种特征——自相残杀与破坏环境——种下人类当前处境的祸根。即使在克罗马侬人演化出来之前，人类头骨化石已经可以鉴定出尖器刺穿的痕迹，或打破颅底摘取脑子的迹象——谋杀、食人的证据。克罗马侬人出现不久，尼安德塔人便突然消失（约3万年前），意味着"灭族屠杀"当时已经极有效率。我们摧毁自己的生存资源，也有极高的妓率，例如5万年前人类进人澳洲，结果几乎所有大型动物都灭绝，而旧世界（非洲与欧亚大陆）一些大型哺乳类也因为人类日益精良的狩猎技术，分别遭到赶尽杀绝的命运。如果在其他的太阳系，自毁的种子与先进文明的兴起也有那么密切的关联，那么我们与飞碟的"第二类接触"至今仍是好莱坞梦工厂的题材，就容易理解了。
大约 10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结束了，人类超越其他动物的速率增加了。我们占领了美洲，正巧发生了一场大型哺乳类大灭绝——我们也许是元凶。不久，农业兴起了。再过几千年，第一份书写文件出现了，人类进人"历史时期"，于是我们技术发明的步伐，开始有记录了。同时，历史文件也显示：我们早已习惯于吸毒，攻城灭国、杀人盈野成为常态，甚至受到钦羡、歌颂。栖境破坏开始导致许多社会倾颓，最早的波里尼西亚人与马拉加西人在大洋海岛上造成物种大灭绝。自公元 1492年起，会认字写作的欧洲人纵横四梅、寻幽探胜，足迹遍布全球，留下了详尽记录，我们得以追溯人类的兴亡。
最近几百年间，我们发明各种技术，将无线电讯号送入太空，也能让全人类一夜间粉身碎骨。即使我们能够自制，不按下那"要命的电钮"，我们攫取地球生产力、消灭物种、破坏环境的速度已经加快，而那种速率不可能维持另一世纪。说到这里，也许你会抗议，因为环顾四周，的确看不见什么迹象，显示人类历史已经濒临" 亢龙有悔".事实上，见微知著，只要你仔细看，迹象就会跃然眼前。饥馑、污染，与破坏性的技术都增加了；可耕农地、海洋食物资源、其他自然产物、环境消纳人类废弃物的能力，都在下降。更多的人掌握着重强大的技术，竞争越来越少的资源，得有一方让步。
那么，会发生什么？
悲观的理由不少。即使地球上所有人类现在就消失了，我们对环境已经造成的破坏，会让环境品质继续恶化下去，至少几十年。无数物种濒临绝种，因为他们的族群数量已下降到难以恢复的地步。尽管历史上有许多人类族群自毁的案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宝贵的教训，许多人仍然独持偏见，反对控制人口数量，反对保护环境。其他人加入破坏环境的行列，不是为了私利，就是无知。甚至有更多的人，每天糊口都有困难，保护环境云云，无异天方夜谭。这些事实加起来，等于告诉我们：毁灭列车的动量，已达威猛难挡的地步，换言之，我们人类也已濒临绝种，虽然一息尚存，但与"活死人"无异，我们的前途，与另外两种黑猩猩一样黯淡。
这个悲观的前景，魏企曼（Arthur Wichmann）以一个讥讽的句子，捕捉到了其中的精义——那是 1912年，不过是在另一个脉络中。魏企曼是荷兰探险家、大学教授，他花了 10年写了一部——三巨册 （ 1198页）——新几内亚探险史。他搜罗了所有关于新几内亚的文献，从早期通过印尼传出的消息，到 19世纪与20世纪初期的西方探险记录与报告，凡是他找得到的，都仔细整理过。他逐渐明白：尽管探险家前仆后继，可是他们却一再重复前人的愚蠢错误：以夸张不实的成就傲人，拒绝承认酿成灾难的疏忽，无视前辈的经验（以致重蹈覆辙） ，结果是一连串不必要的折磨与死亡。魏企曼非常失望，于是预测：未来的探险家会继续重复前人的错误。他用以总结全书的最后一句，充满激愤：什么都没学到，什么都忘掉。 （ Nothing learned， and everything forgotten！ ）
我提到过许多理由，足以让人对人类前途，抱持同样嘲讽、激愤的态度，但是我却认为：我们的处境，并不是毫无希望。我们的问题，全是自己造成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因此解决那些问题，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尽管我们的语言、艺术、农业并不独特，我们能从前人（时间）与别人（空间）的经验中学习教训，这个本领使我们成为动物界独一无二的物种。让人心怀希望的迹象中，有许多实际、广受讨论的政策，只要实行就能避免灾难，例如：限制人口成长、保育自然资源，以及许多其他的环保措施。许多政府为了解决某些问题，已经依据这些明白可行的政策草拟对策。
举例来说，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已经提高与扩散，环保成为政治议题。开发商不再总是赢家，短视的经济论证，不再总是赢得支持。许多国家最近几十年降低了人口成长率。灭族屠杀虽然没有绝迹，但是通讯技术普及后，至少有消泯传统仇外心态的潜力，因为此后不易再将异域殊族视为"次人类 ".1945年，原子弹在广岛、长崎上空爆炸，那时我7岁，因此对于核子毁灭的迫切危机感，记忆犹新。（那种感觉在知识界持续了几十年。）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核子武器没再动用过。核子毁灭的风险现在似乎空前的遥远——自 1945年 8月 9日以来。
1979年，我开始担任印尼政府的顾问，负责在印尼属新几内亚（Irian Jaya，依连甲亚省）规划自然保留地系统。表面看来，印尼似乎不是个有指望的地方，你也许因此会认为：想在那儿保留我们日渐缩减的自然栖境，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不过尽人事罢了。热带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问题，印尼是个范例，不过情况更严重。印尼人口超过18000万，世界排名第五，可是贫穷得很。那里人口不断成长；几乎一半人口年龄在 15岁以下。有些省人口密度特别高？于是向人口少的省——例如依连甲亚省——"输出"人口。那里没有成群的观鸟人，没有广泛串连的地方环保团体。印尼以自然资源赚取外汇，除了石油与天然气，最大宗的出口物品是原木——从原始热带雨林砍伐来的。
为了这些理由，也许你不会期望印尼政府会把"保育自然与生物资源"，认真地当作国家优先施政目标。我第一次到依连甲亚省，十分怀疑能搞出什么有效的保育计划。幸运的是，费心中"魏企曼式"的嘲讽证明错了。多亏了一小群印尼环保信徒的领导能力，依连甲亚省 20%的面积现在已划入自然保留地系统。那些自然保留地并不只是纸面上的。我的工作展开后，我很惊讶也很兴奋地发现：有些锯木厂关门了，因为自然保留地禁止伐木——并有公园管理人员巡视，还草拟了管理办法。所有这些措施，并不源自理想主义，而是冷血算计——正确地认识印尼的自然基础。如果印尼做得到。其他处境相同的国家就做得到，环保运动发达的富裕国家更做得到。
解决我们的环保问题，不需要新奇的、还未发明的技术。我已经说过，解决方案都是明白不过的，有些政府已经采用了一些解决某些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政府更全面地施行配套方案。许多人认为普通公民无能为力，但是那不是实情。许多造成物种灭绝的因素，近年来公民团体可以缩小它们的危害幅度，例如商业捕鲸、猎杀大型猫科动物（剥皮草）、进口野外抓来的黑猩猩，这只是几个例子。事实上，在这个领域一般公民只要捐献少量金钱就能造成重大影响，因为所有环保团体目前的预算都不充裕。举例来说，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支持的所有灵长类保育计划，一年的预算合计不过几十万美金。多1000美元，也许就能多支持一个计划，拯救一种濒临绝种的猴、猿或狐猴，不然它们的命运就给忽略了。
虽然我的确认为我们面临了严重的问题，而且解决方案的效果并不明确，我仍然审慎地乐观。甚至魏企曼激愤的"最后一句话"也证明错了。魏企曼的书出版了之后，到新几内亚探险的人，都从前人的经验中摄取了教训，不再重蹈覆辙，重复前人的愚行。对于未来，更适当的一句格言，不是魏企曼的，出自政治家俾斯麦（1815-1898）的回忆录。他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前，沉思身边的世界，的确有理由嘲讽、讥刺。悍斯麦智力超卓，身居欧洲政局核心达几十年，亲眼目睹了许多重蹈覆辙的例子，其不可原谅的程度，以及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比起新几内亚的早期探险史，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俾斯麦仍然认为写作自传、向历史学习是值得的，他的献辞是：
留给我的子女、儿孙愿他们了解过去，有备于未来
本此精神，我也将本书献给我的孩子，和他们的世代。我们要是能从我所追述的人类史中学习教训，我们的未来可能会比另外两种黑猩猩光明些，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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