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神 沃伦·巴菲特
彼得在书中阐释了我和他母亲与孩子们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彼得兄弟姐妹的成长环境与同时代成千上万的其他孩子没有多少区别，他们也从未有过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彼得的人生全凭他自己打造。他衡量成功的标准不是个人财富或荣耀，而是对广阔世界所做的贡献。彼得和我持相同观点，即这个世界并不亏欠于你，而你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来为这个世界做些事情，尤其是为受苦的人们做些事情。我为彼得感到骄傲，也为他写的这本书感到骄傲。
【创新工场董事长 李开复】
人人都知道学巴菲特投资，但是读完彼得·巴菲特的《做你自己：股神巴菲特送给儿子的人生礼物》后，我的新体会是更应该学沃伦·巴菲特做父母。
一般人可能羡慕生在一个富豪家“嘴里含着金汤匙”的天之骄子。但是股神巴菲特明确地否定了这一点；他认为家庭给了富二代“豪华的环境，贫乏的人生，他们不是生来嘴里就有金汤匙，而是生来背上就插着金匕首”。
因此，沃伦·巴菲特给了彼得独特的教育。虽然他只给彼得9万美金，但却给了他一个支持、鼓励、诱导的环境。他鼓励彼得：如果你想人生多彩多姿，就试着学所有有兴趣的事。他激励彼得多审视自己的内心，寻找自己的热情所在。沃伦·巴菲特理解找出热情所在是一个辛苦又玄奥的过程，需要很大的自由空间，父母若施加压力只会适得其反。是这样的环境和苦心的父母才造就了今天成功的作曲家彼得·巴菲特。
今天的中国非常需要学习这样的教育方式。中国的有些父母对孩子期望甚高，一味地要求孩子按照父母的理想去做，全然听不到孩子自己心中的声音。有些中国的父母给孩子太多溺爱，教导孩子一切“向钱看”，这反而是在孩子身上插下“金匕首”。中国的有些独生子女在“有求必应”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学到独立自主的生存之道。所以，当我在我的微博转发了一些《做你自己》的精华，我得到了很积极正面的共鸣。其中有一条微博被3万人转发!
彼得完全可以轻松地进入投资界，靠着父亲的名声获得成功。但是，当他放弃了这样的人生，而走向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人生时，他便具有格外的说服力。
《做你自己》的人生哲学其实和我在2005年《做最好的自己》中描述的是一致的：不要做别人，要做自己。听从自己的内心的召唤，寻找自己独一无二的理想，引领自己的一生。下定决心就勇往直前，成功后不要忘了回馈。简单地说：Life is what you make it.
【阳光媒体主席 杨澜】
人生最无法选择的就是出生这件事。如果你生在索马里的战乱与贫穷中，你很有可能在襁褓里就因病夭折了，或者最终走投无路去做了海盗，在帮派火并中死于非命。这世界有极其混乱残忍的一面，别跟我说这是上帝的安排，或者说苦难本身有什么意义。 不过，如果我们把范围限定在和平的环境中，你更愿意有个富爸爸还是穷爸爸？如果你出生在美国最富有的家庭呢？如果你的父亲是沃伦·巴菲特呢？ 彼得·巴菲特最有资格回答最后这个问题。每个初次见到他的人都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巴菲特？请问沃伦·巴菲特是你什么人？”在得知沃伦是彼得的父亲时，对方通常会接一句：“但你看上去很普通哎！”试想，当你几乎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对话，你大概也会想：难道巴菲特的儿子就该有三头六臂吗？！不可否认，彼得从小并不缺衣少食，他申请上大学时给他写推荐信的人中就有《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大学尚未毕业就得到了爷爷9万美金的遗产。如果他想在华尔街谋个什么差事，那还不是老爸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的事？但他偏偏做了音乐人。“音乐人？噢……成功吗？”这是彼得经常需要面对的另外一个话题。啊，原来如此！作为股神的儿子，你可以不搞金融投资，但不可以不成功。这就是彼得的烦恼。他不得不生活在一种比较中，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生活在人们的期待中。他要多么成功才算成功？他要怎样做才不让父亲失望？他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独立的身份并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他如果成功，人们会说：“他是巴菲特的儿子嘛。”他如果不成功，人们又会说：“他还是巴菲特的儿子呢！”这些问题对于他比对普通家庭的孩子难得多。不少成功人士的子女仅仅是为了怕让父母失望，才选择了自己毫无兴趣的职业，造成终生的遗憾。 人们通常认为穷孩子与富孩子在行为模式上一定会有很大不同。社会学的调查却发现，这两组孩子中有极端行为取向的可能性几乎一样大。他们当中都有孤僻封闭、胆小怯懦的，也都有脾气火爆、叛逆滋事的，原因并非来自家庭的经济状况，而更多地与父母感情不和或长期缺少关注有关。彼得终于认识到，父亲给他带来的最大的幸运不是他事业的成功，而是给了孩子一个充满爱与温馨的家庭，以及对孩子自由选择的充分尊重。在父亲的鼓励下，彼得的哥哥豪伊成为了摄影师，姐姐苏茜成为家庭主妇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彼得永远记得，当他20岁出头，决心以音乐作为终生职业追求时，他的父亲对他说过的一番话：“儿子，咱们俩其实做的是同一件事。音乐是你的画布，伯克希尔（沃伦·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是我的画布，我很高兴每天都在画布上添几笔。”对彼得而言，有这样一番话已经足够了。
出身富足的孩子往往缺少奋斗的动力。生活无忧，为什么要努力工作？父亲亲身示范了，如果一个人能够选择自己想做、能做、且被社会需要的工作，并为之不遗余力，这就是人生的快乐，这是获得自尊的最可靠的途径。它激发我们生命中最棒的自己。生活中我们总是把事情搞砸，但如果因为怕失败就选择最安全的道路，那么人生的乐趣就会大打折扣。 彼得把生活比作磨刀石。在他的音乐之旅中，他得到过也失去过事业的机会。他曾通过邻居的介绍，将自己对印第安人音乐的研究交给当时正在拍摄电影《与狼共舞》的凯文··科斯特纳，对方很感兴趣，很快就邀请他为电影作曲。然而一直写纯音乐的彼得低估了电影音乐的特殊性，没有下足够的功夫去琢磨音乐如何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结果最终只有一段两分钟的“火舞”被影片选用。该片日后获得七项奥斯卡大奖，让彼得扼腕抱憾，同时也获取了人生的一大教训——如果你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机会即使到手也会溜掉。功夫不负有心人，若干年之后，他对原住民音乐文化的热情和扎实的工作终于让他在这一领域得到充分的肯定。而当他受邀举办音乐会时，父亲也会前去凑凑热闹，并声称他必须看看自己给儿子交的钢琴课学费到底是不是成功的投资。 拥有亿万家产的沃伦依然每周工作6天。对他而言，兴趣永远是第一位的，财富追随兴趣，而不是兴趣追随财富。有关遗产，沃伦·巴菲特的名言是：“要给他们足够的钱做他们喜欢的事，但不能给他们太多钱让他们可以无所事事。”慈善对于他而言不是一种救赎，而更是一种承诺。在决定把370亿美元的财富捐给比尔·盖茨基金会之后，他也分别给自己的3个子女每人10亿美元设立慈善基金会。这么大的责任也改变了包括彼得在内的子女的生活。他与妻子不得不拿出大量时间研究分析如何有效地做慈善。最终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处于弱势的女童，并决定用父亲的这份礼物有系统地促进女童健康成长和平等地接受教育机会。 今天的彼得把他人生探索的心得与我们分享：真正的人生不是你继承的那部分而是你创造的那部分，它是你不断选择和努力的结果。不论你有个富爸爸还是穷爸爸，幸与不幸都可能在你的手中转换。 当然，有沃伦·巴菲特这样智慧而开明的人做父亲还是很不赖的！
【彼得·巴菲特】
非常高兴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能与未曾谋面的你们，产生美妙的邂逅。对我而言，中国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国度，它正以飞快的速度崛起，世界在赞叹中看到它的巨变。中国正在改变世界，从商品制造到价值观的传输，巨龙的吼声变得越来越响亮。
而在每一个快速变革的国家中，都会遭遇这样的难题：我们如何抵御各种诱惑和压力，找寻自己的人生志向，以源源不绝的激情去追寻梦想。我在书中分享了很多关于金钱和幸福的价值观，它们基于我的个人成长经验，以及我在摸索中体味到的各种挫折和喜悦。很多人认为，我的人生起点很高，没有谋生的压力，自然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梦想。对于此种看法，我并不认同。离开大学后，我开始独立地生活，不仅要负担音乐工作室的开销，还有房贷的压力。我和其他年轻人没什么两样，都在为了工作和生活不停打拼。我承认自己在很多方面非常幸运，但是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了最重要的做人态度：你的人生起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最终抵达了哪里！
我父亲沃伦·巴菲特，因为在股市上的巨大成功而享誉世界。对我而言，他不仅仅是一个父亲，而且是以话语、行动深深影响我的一个先行者。他极度享受工作带给他的乐趣，每天都在做自己热爱的事。让他最开心的，并不是赚取了多大的财富，而是他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对他而言，钱买得到的东西始终不是必需品，他生活里的奢侈品很少，开的车也是十几年没有换。他相信，一个人拥有的胆识和决心，比金钱要重要很多倍。
我发现有许多父母会给孩子提供经济援助，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宽裕。但假如父母不尊重孩子的独特性，也不允许他们去发掘自己的天赋，这就会导致很不幸的结果。孩子需要犯错，才能从中学习；孩子需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才能建立自尊。当善意的父母给子女铺就的道路太过平坦时，父母就剥夺了子女赢取自尊的机会，这也让孩子们在塑造性格的过程中欠缺了战胜挫折的经历。对孩子们而言，只有战胜这些挫折才能拥有真正、持久的自信。即便是不富裕的家庭，父母也能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孩子的人生走向，帮助他们发掘自身的潜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也有独一无二的方式，寻找自己在世上要走的道路。
我的父母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让我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寻找属于我的道路，还有幸福（而非财富）。他们身体力行，告诉我快乐有很多方法，而我得找到自己的对抗失败的方式。在这一路上，他们放手让我独立思考与成长，给予我真正的尊重和关爱。
曾有中国读者问我，如果有两份工作摆在你面前，一份乏味但薪水很高，另一份有意义但待遇很低，你会如何抉择？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我选择的答案与本书所表达的价值观很契合：我会选择待遇低的那份，因为金钱是副产品，真正重要的是工作的实质。钱买不到快乐，而人的价值观才是最稳定的货币，它为我们赚得自尊，赢得心灵的安宁，带来最丰厚的回报。
人生何其短暂，做自己最快乐的事，不要左右于他人的眼光，由自己去定义成功，这样你才能真正地抱拥幸福。准备好了吗？请跟我一起踏上这场美妙的探索旅程。
这本书谈的是获得与回馈、期望与责任、家庭与社会以及周围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被空前的安逸所诱惑，同时又被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忧虑困扰得心力交瘁，我们拖着空虚的躯壳在求索中迷失了自我。
简言之，本书谈到的是价值观、信念和直觉，以及成就美好生活的行为与态度。经济上的繁荣一向起起伏伏，唯有人的价值观是最稳健的货币，它为我们赚得自尊，赢得心灵的安宁，带来最丰厚的回报。
同时，本书还谈到了身份认同，也就是将我们塑造成为独特自我的那些志向、才能、决断和机运。
我认为，只有将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看作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才能领会其中的深意。我们的价值观引导我们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又塑造了我们的人格。“人生由你打造”，虽然这个概念很简单，但打造自我人生的过程却错综复杂、充满困惑，各种期许和压力很容易让我们迷失自己。无论如何，经济状况和机运，都在我们的人生抉择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我们的人生终究要由我们自己打造。这是最沉重的负担也是最难得的机遇，同时也是本书最根本的宗旨。
那么，我们要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面临众多的机遇，我们是应该挑选阻力最小的途径，还是挑选最有可能获得满足感的途径？在人际交往中，我们是应该羞怯地拒绝深交、坦率和包容，还是应该敞开心扉，投入到实实在在、坦率的交往当中？在工作上，我们是要得过且过，还是应当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我们怎样才能不辜负别人的帮助？我们又该如何学习“回馈”这门艺术？
这些问题，只有我们的内心可以回答。而本书将会引导你的内心，为你的思考提供框架。
但我又凭什么写出这样一本书呢？老实说我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我不是专业的哲学家或社会学家，更不会自诩为心灵导师。事实上，我唯一的凭借就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它敦促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期而又艰深的思考。
感谢上天的垂青（我父亲称之为“投对了胎”），我出生在一个充满关爱的家庭，安全感是这个家庭带给我的第一份、也是最重要的一份礼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家变得富有、显赫起来，这是个渐进而奇妙的额外惊喜。我的父亲沃伦·巴菲特凭借努力的工作、坚定的信念和卓绝的智慧，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之一。我说这些仅仅是出于子女对父辈的一种仰望和自豪感，我也谦逊地承认这些成就属于我的父亲，而非我自己。不管你的父母是谁，你仍然需要探索属于你自己的人生。
众所周知，我父亲在财产继承方面的想法非常明确。他的基本观点是，出生时嘴里含着的金汤匙，最后可能会变成扎在背上的金匕首，考虑不周的赠与会浇灭一个人的雄心并枯竭他的企图心，从而使年轻人丧失寻找自己航向的冒险精神。我父亲在寻找激情、活出自己人生轨迹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那么他又怎么会拒绝让自己的孩子去挑战人生，并从中获得快乐呢？因此，巴菲特家族没有设立庞大的信托基金！我们兄弟姐妹在年满19岁之后，每人获得了一笔数额非常有限的财产，很明显，我们不该再有其他奢望了。
当然更不会有丰厚的临终遗产。早在2006年，我父亲就将他的大部分财产（约370亿美元）捐给了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这一善行的捐赠规模史无前例。同时，他还设立了三个“10亿美元”的慈善捐赠基金，分别由我们三个孩子进行管理。
因此，你可能会感觉很讽刺。现年50岁的我虽然肩负着十多亿美元这样庞大数额的管理责任，但这笔钱最终却是要捐出去的。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普通人，跟我的大多数作曲家和音乐家同事一样，只能通过新近的一部作品来体现自身价值，也无法预知能否在下一份工作中更加成功。
不过还好，我现在从事的是自己热衷的事业，这是我舍此无他的人生选择。可能我不只继承了父亲的基因，还汲取了他的许多人生哲学。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很清楚自己一出生便拥有特别的优势。虽然从父亲那里获得的资助，并没有让我在经济起跑线上领先多少，但这已经超过大多数人了，而且完全不是靠我自己赚来的。同样，虽然巴菲特这个著名姓氏不属于我一个人，但我却从中享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我从不抵制这些优势，而且一生都在思索它们的意义、影响和后果。用一句老话来说，我不得不学会从优势中取胜。
《路加福音书》中有一句著名的经文，对我们的家庭影响很大：获得多的人，也应当多回馈。还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大多数重要的人生恩赐都与金钱无关。这些恩赐包括父母的关爱、亲密的邻里关系以及暖人心肺的友谊，还包括循循善诱并为我们的进步感到欣喜的良师益友。这些神秘的恩惠还包括才能、同情心和勤恳工作的态度。我们应该珍惜并回馈这些恩赐。
但是采取何种方式呢？我们应该如何回馈这些悄然而来的、随机的恩赐呢？如何将这种恩赐发扬光大，而非单纯地回馈，从而使其超越我们自己的小圈子，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呢？我们该如何平衡追求与奉献、个人目标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避免被困于非我所愿的生活之中？我们又如何定义自己的成功——这种成功基于价值观和基本信念，而非单纯基于金钱和他人的认可，这种成功不会因为世事的多变和经济的低迷而暗淡——该如何迎向它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其中包括渴望活出自我的年轻人，尤其是当他们在追求自我人生的道路上面临风险、牺牲并需要勇气做出不同寻常的抉择时。另外还包括希望向孩子灌输牢固价值观的父母们，这些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并富于冒险精神，而不是感觉良好并自以为是地生活。
这些人，还有许多其他人，包括教师、护士、商界领袖、艺术家，都承认自己生活在一个空前富裕但极不公平的社会。他们都心存良知，珍惜自己获得的恩赐，并希望能够利用它们回馈社会。如果这本书能够为那些探求人生真谛的人们提供些许的帮助和抚慰，那么我就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你就是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可是你看起来好普通！
自我出生以来，曾听过很多人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褒奖——并非对我个人，而是对我的家庭。
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普通”，说穿了就是一个人可以“正常生活”，被周围的人所接纳。换句话说，“普通”就是一个人有绝佳的机会来充分展示自己的人生。
这种自我展示的能力来自于我们所拥有的人际和情感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正是从家庭中学习来的，确切地说，是我们通过耳濡目染吸收来的。
我在本书中谈到的一切内容，均建立在这些核心价值观之上。因此我们不妨对其中一些观念稍作审视，也思考一下它们是如何代代传承的。
如果要列个清单，我认为“信任”是最重要的观念之一。从广义的角度而言，信任可以理解为对美丽世界的坚守。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但值得我们付出努力使其变得更加美好。如果你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想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那么，抱持“信任”的态度会助你一臂之力！
对世界的信任源于对人类的信任，即使我们并不完美，但仍然坚信人性本善。人们都希望做正确的事，但很多陷阱和诱惑会将我们引入歧途。做错误的事情绝非正途，而我们真正的本性，应该是公正而善意的。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这样认为。有人觉得人性本恶——贪婪、好斗、溺于谎言和欺骗。坦白地讲，我很同情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他们无法维系友情、做生意时，无法摆脱算计和猜疑，甚至无法去爱别人。他们吝于付出，生活注定是一种煎熬。
人性本善的信念，是最核心的价值观之一，它可以使我们感受到世间的温情。
这种至关重要的信任感从何而来？它首先来自于一个爱意融融的家庭，以及要有一个安定而互助的社会。
我的成长过程非常幸运。在美国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我拥有一个极其稳定的家庭。伴我成长的那栋房子建于20世纪初，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独栋小屋。我父亲在1958年花费31500美元买下了它，距我母亲儿时的家只隔了两个街区。当时我的外祖父母仍住在那里。我们的周边是所谓的城乡结合部，那时奥马哈市才刚刚开始发展。虽然我们所处的位置是进出城的主干道，但我们的房子更像是一个谷仓，有着电影《鬼哭神嚎》中阴翳的阁楼通风窗。我们还曾经单纯为了好玩，在小小的侧院中栽了几行玉米。
当父母看到我能够在过马路前小心看好来往车辆时，便允许我步行去看望我的外祖父母。前往外祖父母家的路上，我就像是置身在一个充满爱意的气泡或长廊中。一路上都有亲人与我拥抱。我的外祖母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可能现在已不多见，她曾以此为傲。她总是忙着做饭或是在房子周围忙活。我每次去的时候，她都会给我做冰激凌甜筒，并在里面加入糖果，给我惊喜。而外祖父则总是询问我当天在学校的收获。在我步行回家的路上，邻居们会向我亲切招手或按喇叭示意。
是不是有种田园诗般的恬淡？不错。但是我深知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幸拥有这样一个温馨祥和的成长环境。没能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恐怕得走更多的弯路，才能学会去信任这个世界。
但我要说的是：让我在儿时获得安全感并学会信任的，既非金钱，也非物质上的帮助。
我们的房屋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爱心满溢。周围邻居的富有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邻里之间可以倾心交谈、彼此照料。我对他人的信任，来源于一种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温情，这种温情是在相互拥抱、品尝冰激凌甜筒以及辅导功课的过程中获得滋养的。
如果说“信任”能使我们乐观地看待世界，那么“包容”也同等重要。坦诚地讲，如果人们之间毫无差异，比如来自同一种族，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性取向和政治倾向，生活或许会变得更加简单。但是，那样岂不是乏味透顶？正是这种差异调剂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对差异的包容能力，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相反，当我们成为偏见的俘虏时，我们的生活将变得狭隘而贫乏。你不相信职场上的男女平等？好吧，你的世界正好缩小了一半。你无法接受同性恋？嗯，你的社交人群又要减少百分之十。你讨厌黑人？拉美裔人？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假如你这个不喜欢，那个也不待见，最终你的世界里将只剩下你自己，以及几个外表像你、思考方式也像你的人，这个世界就像一个散发着傲气、死气沉沉的小型乡村俱乐部！这样的一个世界，还值得我们去生活吗？
宽容是我在家中汲取到的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我的父母都积极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对此我感到很骄傲。当时我还只是个孩子，无法理解这些事件背后所蕴含的复杂性和可怕的历史因素。但我并不需要关心种族主义和固执偏见的说教，我需要做的只是留心去看。
我的母亲从来不羞于表明自己的立场，她在汽车保险杠贴纸上写着“好人不分肤色”。一天早上，我们发现有人在“不分肤色”上打了个叉，并潦草地改写上了“白人”两个字。这种愚蠢的破坏行为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经认为种族主义只会发生在像亚拉巴马州塞尔玛这样遥远的地方，并且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但这是在奥马哈，被认为是公正和人心开化的圣地，种族主义竟然也如此盛行。
这种情况令人无比失望，但我也从中领悟了一些道理。首先，人们永远也不应将宽容看作是天生的事情，而是要积极地去培养这种态度。其次，自欺欺人地认为偏见是别人才有的缺点，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
如果种族主义给我上了最富戏剧性的“宽容”课，那么显然，它不是唯一需要深究和学习的课题。
我的母亲一直在向我们灌输宗教“宽容”的观念。我十几岁时，她经常带我去不同的教会，让我体验各种礼拜仪式。我们曾经去过南部浸信会教堂，那里的一位极具煽动性的牧师会通过诠释教义使集会人群达到癫狂状态，站在走廊里的身着白色制服的妇女会随时准备扶住并照顾那些由于过度兴奋而晕倒的人们。我们还去过犹太人教堂，那里的稀奇语言和古老仪式虽然少见，但同样令人敬畏。我们家也有很多相关的书籍，内容涵盖了伟大的佛教和印度教等东方宗教。
不断地学习让我懂得，每一个信仰体系都是到达精神彼岸的一条真切、有效的途径。它们无关对错。那些膜拜者也只是试图触摸神灵的普通人，因此他们可能粗鄙、有瑕疵，但每一种宗教都应获得尊重。我母亲深信，宗教应该将那些追求共同意义与自我超越的人们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他们。
我母亲在培养我们的“宽容”方面，非常坚定并富有激情，因此我喜欢叫她菩萨妈妈。如果她可以去中东传授教义（有人听的话），今天的世界可能会更加和平！
我们家这些有关宗教和种族的看法，其实是为了教育我们要保有一颗开放的心。一个人应当时刻尊重他人，尊重不同的观念。一个人总要尝试去理解对方的立场。这是道义使然，也是智慧使然：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可以让我们的胸怀更宽广。
我母亲高中时一直是辩论小组的成员。她沉迷于激烈而又文明的讨论，于是巴菲特家的厨房也因此变得生气蓬勃起来。
我的哥哥豪伊也是一个辩手。这使我的成长过程充满挫败感。每次展开家庭讨论，他总是显得更敏捷，更具有说服力。他懂得好多有学问的词汇，像是“纵然”、“反之”什么的。虽然我常常在家庭辩论中落败，但我也学到了宝贵的经验，这让我在这些讨论（甚至争论）中感到更自信和放松：没有人能够成为谈话的赢家，也没有人会是输家。
你可以赢得一场网球比赛，你也可以输掉一场棒球比赛，但讨论却不是这样。讨论的目的是交流思想，并衡量不同观点的优劣。此外，论战中的“输家”实际上也是“赢家”，因为他们在交锋的过程中学到了更多。
这使我想起我们家的另一个核心价值观：崇尚教育。
这里需要做一下区分。这年头所谓的“教育”，即使到了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仍具有职业培训的性质。一个特定的专业，就仿佛一张通往特定学位的门票，进而是通向一个特定职业的门票。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我并不是在抨击这种现象。如果你立志成为投资银行家或管理顾问，获得MBA文凭自然是实现目标的最有效方式。而学习政治学专业，也的确是进入法学院绝佳的途径。
但我认为这种相对狭隘、以目标为导向的学习方式，并非教育最重要的方向。人生由你打造，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尽可能生活得充实、多姿多彩、有价值，那么我们就应该尝试什么都去学学，不只包括必要的谋生技能，还包括专业以外的无数知识。
“从书中学习”当然是教育中很棒的部分。我是通过观察外祖父得出的这个结论，他向我展示了安静地读一本书时，是可以如此的安宁和愉悦。我还记得他悠然地躺在按摩椅上的模样，他的裤子提得很高，摘下来的假牙好像放到了身边的玻璃杯中！外祖父是我们家的学者，正是受到他的影响，我在初中时就学习了拉丁文。
学习拉丁文有什么用处呢？基本没有。但是，我很高兴能够由此了解到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换句话说，这有点像为了教育而教育。另外，外祖父陪我做拉丁文功课，我们会一同翻书查找不认识的单词，在这种偶尔协作的瞬间，我们体验到了亲情的美好。
我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因此，父母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不断地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我们家的做法就是广泛讨论各种问题，并经常提议“查一下”。当我存有疑问时，当某一讨论或学校功课需要更多信息时，我就会求助于家里的《世界百科全书》或多年累积下来的《国家地理杂志》。
需要说明的是，在还没有Google搜索的年代，信息查询真的是件体力活！我小的时候会花很多时间趴在地上，查找关于“东非鸟类”或“亚马逊原住民”的文章。查询资料就像是寻宝，虽然途中充满悬念和险阻，但最终找到宝藏时，就会无比的欣慰。在搜索框中点击几下的做法虽然很省时，但你不会获得满足感！很多时候，我临睡前都抱着好几卷百科全书，那些有关风土人情的故事常常令我着迷不已。
我父母还积极关注我的学校生活，这也是他们重视教育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有太多的家长将子女的学校看成是“神秘城堡”，他们只负责每天早上把孩子送进去，晚上接回，却并不关心他们在学校的生活，只要成绩不错，不违反纪律就行。当然，偶尔会有家访日或家长会，但这些也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或许他们还会觉得异常煎熬！
我的母亲却有着不同看法。她在我上小学甚至高中时常常去我的学校（她很熟悉那儿的环境，毕竟那儿曾是她的母校）。她会静静地坐在教室的后排，观察上课的学生，看看老师正在教什么内容，用的什么教学方法。她的投入程度让我感到自豪，并使我明白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我母亲看重的不是我一年带回家几次的成绩单，而是我日复一日的实际所学。如果有更多的家长像这样关心子女的教育，我认为孩子们会怀着极大的求知欲和进取心，度过他们的学校生活。
上学和读书当然很重要，但我认为那不是教育最关键的部分。的确，像物理或统计之类技术性的学科必须依靠正规学习，别无他法。但从使我们的生活尽可能丰富而有价值的角度而言，书本和学校可能是教育的工具，但并非教育的本质。
教育的本质是对人性的理解。这里的人性既包括我们自己隐秘的内心，也包括和我们迥然不同的那些人的动机和渴望。这种教育并非来自百科全书或落满灰尘的旧杂志，甚至Google搜索，它来自与他人互尊互敬的交往，以及用心聆听。
在我母亲对我灌输的价值观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告诉我每个人都有一个值得一听的故事。换句话说，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在我的童年时代，母亲便决定尽可能让我了解更多的人和事。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接待了几个来自欧洲和非洲的交换生。其中有个捷克学生和我们一起住了很长时间。我们家经常有世界各地的来访者。有时我放学回家吃午饭时，就会看到母亲在和客人兴趣盎然地交谈着。母亲通常会轻柔而又犀利地提些问题：他们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会遇到什么困难？怎样与之抗争？他们有什么样的抱负和梦想？他们的信仰是什么？
尽管对方的回答我无法完全听懂，但在耳濡目染中，我明白这些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我还想提一提，我从家里学到的另外一个价值观。我要感谢父亲让我认识到它的重要性，那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一套工作态度。
什么是巴菲特家族的工作态度呢？
有些人认为，良好的工作态度就是每天加班加点地拼命工作，即使他对这份工作毫无激情，甚至心生厌恶。按照上述思路，单纯的努力、压制自己的喜好和时间上的付出，都算得上是基本的美德。
但是对不起，这不是美德，这根本是在自虐！换句话说，这反而是惰性和缺乏想象力的表现。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工作狂，为什么不腾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呢？
在我父亲看来（现在我也这样认为），良好的工作态度，首先就在于勇于发掘自我。当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时，即使异常艰辛、劳苦，你仍然可以在工作中享受乐趣，甚至是产生一种神圣感。
在我童年时，父亲大多时候都是在家里工作。他会长时间待在书房里研究大量深奥的书籍。我后来才知道，他读的是《价值线》和《穆迪投资》——数以千计的公司及其股票的统计分析等内容。即使我父亲研究的都是看起来很枯燥的课题，但他依旧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虽然他的“手稿”中写的可能是市盈率和管理绩效分类等内容，但他却可以轻松达到类似犹太祭司研究卡巴拉圣典或佛教僧人沉思禅经那样的境界。当父亲工作时，他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简直是如痴如醉。他常常穿着卡其布裤子和一件破旧的毛衣从书房里走出来，身上带着一种几近圣洁的平静，这种平静能够使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与当前的工作合而为一。
众所周知，极度的体力消耗可以促进内啡肽的分泌，内啡肽是一种可以消除疼痛感的自然药物，它可以让我们感到时间放缓，并产生一种充满幸福感的喜悦状态。我父亲埋头工作时的状态说明：极度的脑力消耗也会释放内啡肽。通过观察父亲的工作状态，我明白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工作有时艰难且耗费精力，但却能让人乐在其中。
是什么秘诀让我的父亲面对长时间乏味的工作，还能够保持源源不断的激情？首先，他并不是为钱而工作。虽然最后他也获得了金钱，这是对他商业智慧的充分肯定。金钱是副产品，而不是最初努力的目标。真正重要的是工作的“实质”：激发他无限的好奇心，验证他对实际业绩的预测能力，体验发掘价值和新机遇的可能性。
如果我的父亲以金钱为奋斗目标，那么他的努力将会很快变成乏味的例行公事，工作也仅仅是一份差事而已。多年来，是源源不绝的挑战，使他保持了思想的敏锐和投身事业的激情，这些挑战不断循环，让他每天都有新鲜感。
有些人在谈论对待财富的态度的时候，会认为他们是在谈论工作态度。他们声称自己非常看重勤勉、自律和毅力，但他们并非真正推崇这些素质。他们真正推崇的是这些素质带来的财富。他们崇尚的是收益，而非过程。
不管是从道德上还是逻辑上，都很容易驳斥这种本末倒置的价值观。不过，我想提出一个很实在的观点：崇尚工作报酬而非工作本身所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报酬有可能随时被夺走。
凡是经历过经济危机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假如有人在自身无错的情况下公司倒闭了，那是否就能由此推断：他前一天很成功、后一天很失败呢？假如有杰出的企业家，因为国际大环境的动荡失手，是否就因此认定他已经一无是处了呢？
为什么人们要在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因素上压上自己的全部自尊呢？
一个健全而持久的工作态度所强调的不是变化无常的利益报酬，而是工作本身：实现工作目标的热情、专注和用心。
这些都是别人无法从我们身上夺走的东西。
没有人自己要求来到这个世界。
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父母和出生地。
我们人生的起点，可能是在美国郊区的一间温馨、舒适的卧室，也可能是在非洲西部一间土屋的草席上。父母可能住在林边大道的阁楼里，也可能是勉强维持生存，在公园里流浪。他们可能身体健康，也可能感染了艾滋病毒。他们可能是运动员、学者，也可能是瘾君子或罪犯。他们可能是坚贞相守的夫妇，并将父母亲情视为人生的重心，也可能只是逢场作戏，毫不在乎会产生什么后果。
事实上，可能性无穷无尽。这些随机事件会对新生命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但请允许我说一个显而易见却又往往被人忽视的问题。
出生于富裕家庭的人，不值得以此为荣。而出生于贫穷家庭的人，也不应当以此为耻。为什么要感到荣耀和羞耻呢？我们甚至连无辜的旁观者都算不上，因为在抽取出生的彩票时，我们甚至还不存在！
很显然，在生命的伊始，没有什么是谁应得的。没有人应该富有或贫穷，享有特权或受到压迫，身体健康或带有残缺。没有人应该拥有好的父母或不好的父母。所有这些随着生命的开始而随机发生，不论公平与否，只是简简单单地发生着。
在运气的一端，那些出生伊始就霉运缠身的人往往会满腹怨恨，怀疑整个世界都在与自己为敌，这种抱怨虽然可以理解，但却不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在运气的另一端，那些人会认为他们出身富有或长相俊美，是因为他们理应如此。虽然这种观点毫无依据且不合逻辑，但人们却喜欢这样想，因为这样会让他们心里很舒坦。
事实上，在生命伊始，一切都是随机的。我相信我们若能接受这一事实，就能懂得谦逊，也才能务实地展开属于我们自己的最独特的一生。
我前面提到过，小的时候遇到不懂的问题，家人常鼓励我“查一下”。直到成年之后，我依然保留着这个习惯，有时候我会查找一些常见字，只是为了看看能否在它们的定义中发现新东西，有些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和概念，往往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我了解到，“应得的”(deserve) 这个词源于古法语，并且自13世纪以来，一直用在英语当中。字典对其定义如下：“因自身的行为或品质而赢得、获得或有权拥有……”
看吧! “因自身的行为或品质”。
换句话说，“应得”就是“赢得”。它与出生环境无关，而只与如何利用这些环境相关。
我小的时候曾经注意到，有时谈话中提到“应得的”这个词时，我的母亲就会稍显愠怒。对此我常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不知道是什么惹恼了她。现在我懂了，不仅因为这个词本身用得不准确，而且它反映了一种无意识的偏见。有些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获得成功、快乐和赞誉，而其他人却并非如此。这种观点曾经令我母亲不悦，现在也令我不悦。
在我母亲看来，如果“某人”应得好运，那么“每人”都应得好运。由于现实生活中的好运气明显分布不均，所以也许“应得”的可笑观念，从根本上就存在缺陷。
“应得”好运和“赢得”好运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应得”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随机事件，抑或仅仅是我们的臆想，而“赢得”则是我们通过实际行动所争取到的东西。
换言之，我们可以在获得幸运之后不辜负它。如何做到呢？我们不妨将自己的好运看作让他人也享受幸运的契机，而非一项权利。将我们的优势看作是取得更加辉煌成就的跳板，而非摆脱辛勤工作和个人挑战的一块挡箭牌。
我在这里打个比喻，希望可以通过它产生共鸣，并阐明我的观点。
“恩典自会显明”的加尔文主义思想认为，上帝将特殊恩典施予某些人，但由于上帝的意志深不可知，所以我们无法直接得知：究竟是谁获得了这份恩惠。我们只能通过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就，来推断出这份恩典的拥有者。如果一个人成就非凡，则证明这份恩典一直伴其左右。虽然这种推论无从验证，但它有着良好的道德导向。人们心存善念，以证明他们配得上这份被赐予的恩典。
如果远离所有的宗教教义，用普世观念来代替“上帝”，你就能更加领会我的意思。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和经济上的保障，其实都可以被当作是一种恩赐，一种我们已经享受到的、未经奋斗而获得的恩赐。但是，这份恩赐意味深长，能否真正拥有，取决于我们用何种方式对待它以及如何将其回馈世界。
我们应如何利用起跑线上的领先优势？我们应如何珍惜并尊重所获得的恩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回馈，而不是将其挥霍？我们应怎样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
虽然我们都很清楚，没有人一出生便应该位于某个起点，但仍然有人自以为是地认为，他们冥冥中就拥有获得好运的资格。有时这些人会祈求神灵保佑他们身居高位，好像上帝除了让他们娇生惯养、养尊处优外，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时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传承，好像从前获得政府赠地或创办企业的某个祖先与他们自身价值有直接关联一样。有时，这些自以为是者，甚至丝毫不去劳神思索。他们认为既然已经受到了好运的垂青，那又何必刨根问底呢？
可能我们都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是学校里的势利小人，工作中温文尔雅却总是逃避责任的庸人，这些人认为政治头脑可以代替辛勤工作。他们往往是高尔夫球场中爱耍手段的一员，在打网球的时候，他们往往竞技状态良好，但却缺乏运动道德。在交友时，虽然他们娱乐性十足，但却完全不可信赖。
总之，这些人出生时享尽了意外的好处，因此完全被宠坏了。
如果不是近距离观察，只看重他们的风光表象，我们很容易对这些人心生羡慕。他们往往举止优雅、坐拥香车，他们喜欢帆船和马术等高雅嗜好。他们即使看上去没有出众的智慧或敏捷的思维，也往往拥有名校文凭以及对事业起到助推作用的人脉关系。当大多数人在艰苦奋斗时，这些人总是平步青云。他们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拥有特权，漫不经心地享受着各种优势，他们似乎是在乘船游览的途中便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一切。
很令人羡慕？是不是？
如果进一步探究，或许你就不会这样认为了。
很多享有特权的人往往外表精致、举止优雅，但这背后似乎缺失了什么。他们表面的自信其实非常脆弱和易碎，因为那根本不是“真正”的自信，而仅仅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习惯。他们对名车、游船和避暑山庄的疯狂迷恋其实是在补偿某些更加珍贵、微妙的内心缺失：使命感、对于真正自我的认同和接受，无法将拥有的和内心渴望的东西做有意义的联结。
最主要的是，这种玩世不恭往往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尊心的缺乏，但这样的精致面具最终都会失去效力。自尊心只能靠拼搏赢得。这一点极其重要。许多养尊处优但内心空虚的人已经在无意间被剥夺了有价值的冒险机会。他们的家庭给予他们的是奢华但已缩水的人生。正如我父亲说的，他们出生时含着的金汤匙，有可能会变成背上扎着的金匕首。
没有哪个父亲会剥夺子女活出饱满人生的最佳机会。没有哪个母亲会阻止自己的孩子去找寻自尊并实现个人价值。那么，为什么那么多家长却总是好心办错事呢？
原因之一就是富裕家庭所面临的特殊困难和危险没有被足够重视。人们都清楚金钱买不到幸福，但也心照不宣地承认幸福换不来金钱！的确，有了钱，就可以更容易地解决一些生活压力，但这并不证明金钱无所不能，更不能消除个人的痛苦。说实话，当太多家庭挣扎在贫困边缘时，我们很难对富人的后代产生好感。
不过，所谓的富家子女，确实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和诱惑。这些问题真实存在，虽然它们可能与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无关，但也不容小觑。
许多临床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前不久我偶然看到《特权的代价》一书的作者——心理学博士马德琳·莱文的研究报告。莱文博士基于2007年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有30%至40％的富家子弟患有抑郁症。在这项统计数据中，年轻女性占到了22％，是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这些抑郁症患者中有10%至15％，最终选择了自杀。
显然，这些问题都非常严重。即使有些没有出现临床症状或者恶劣后果，情况也令人担忧。家长们到底犯了什么错，导致他们的孩子在无意中受到了伤害？
这些错误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首先就是用金钱代替爱。
各类指导手册上对于如何为人父母都有大量描述，而我想说的是，富有的家长往往太关注自己的事业而忽略了对孩子的关心，他们给了子女大量的金钱，却没有给孩子应有的爱。
手中的信用卡可以让你很轻松地就能给孩子买个玩具，这会使孩子兴奋几分钟，也许某些家长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只是转移孩子的注意力，这样他们就能全心投入到自己的事情当中了。可他们却不知道，对孩子而言，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是父母能够花时间陪在他们身边，和他们一起做游戏，观察他们是如何思考的，并尝试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但是，这需要真正的投入，而不是一张信用卡就能敷衍了事。
同样，拥有金钱和人脉关系的家庭，可以将子女送到最好的学校读书，但这和切实关心他们的教育完全是两码事。约翰在那所贵族学校里学到了什么？他在功课上是否需要帮助？学费真的是给孩子的礼物？还是父母在培养子女、答疑解惑和激发好奇心方面，为了逃避责任而支付的费用？
小孩子是不容易被这类事情愚弄的。我认为他们具有一种长大后就淡忘的智慧。孩子们懂得时间比金钱更重要。而成年人，尤其是当他们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尽情享受公司分红的时候，往往认为金钱比时间更重要。之后，当金钱失去吸引力而时间变得紧迫时，他们才蓦然回首。但那时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他们的家庭已经支离破碎，未曾共度的时光也一去不复返了。
几年前，哈里·查宾曾在一首歌中对这种悲剧作过唯美的诠释，歌曲的名字叫《摇篮里的猫》。副歌部分首先是以一个忙碌的父亲的视角进行演唱，然后是一个儿子的声音。“我们很快会快乐……我们很快会快乐……我们很快会快乐。”但直至歌曲结束，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富有的家长常犯的第二类错误，与我们探讨的主题关系更密切。如果说人生由我们打造，那么关键是我们必须自己打造人生。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接受帮助，或者不准利用我们的优势，只不过这当中会有很多界限和灰色区域。当善意的父母给子女铺就的道路太过平坦时，就会剥夺他们赢取自尊的机会，使他们在塑造性格的过程中丧失战胜挫折的机会。而只有战胜这些挫折，才能使一个人拥有真正、持久的自信。
我父亲常说：有能力的父母给子女的财产应该够做任何事，却远远不够无所事事。有个良好的开端是件好事，但让子女习惯于衣来伸手，却往往会害了他们。某些时候，子女应该尽早脱离家庭这个温室！
富有的家长为子女铺路时，最常采用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加入家族企业，或引导他们进入先辈的成功领域。这种做法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善意：为什么不给孩子一个金饭碗，并为他们的发展扫清障碍呢？当母亲是法律或医学界的资深专家时，为什么不让女儿也轻松进入这一领域呢？
不过，当我们对这些情况进行深思时，隐藏的问题就会浮出台面。这些表面上的善意到底真正扮演着什么角色？进入家族企业真是儿子的最佳选择，还是为了满足父亲的虚荣心？这是儿子的梦想，还是父亲的权威和对继承问题的考虑呢？求助于业界的人脉关系，让女儿轻松跟随母亲的职业足迹，这种做法又怎么样呢？难道真正的动机只是想帮助女儿吗，还是为了跟权威同事进行利益交换，从而重申自己的重要性呢？
换句话说，帮助孩子和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和意志而操纵孩子，它们的界限在哪里呢？这问题的答案，只有每个父母的内心最清楚。
我父母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们希望我们兄弟姐妹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并用尽所有心思和力量去追求，这样我们才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在所做的每件事中，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迹。
这是父母对我们的“祝愿”，而不是期望。他们知道寻找激情是一个艰难而神秘的过程，需要很大的自由空间，家人若给大多压力只会适得其反。因此，父母鼓励我们做出自己的选择。另外，我们也从父母的教导中懂得职业地位或财富潜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对待自己的选择。假使我宣布自己的乐趣是捡垃圾，我的父母看到我整天待在垃圾车上，也会感到欣慰。只要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对他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父亲是否曾给我们压力，让我们进入家族企业或跟随他的人生足迹呢？这么说吧，我哥哥豪伊是个农场主兼摄影师；我的姐姐苏茜在奥马哈市养育了两个了不起的孩子；我则投身音乐创作。所以我想我已经给出了答案！
如果我选择在华尔街开始职业生涯（我确实考虑过大约15分钟），父亲会帮我吗？我相信他会，如果我提出这个要求，他会不会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替我安排好一切？我想会的。但是，我要指出的一点是，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有责任证明自己具备从事该领域工作的才能，即便我想走捷径，我父亲也不会帮我。这并不是在善用优势，而是在自贬身价了。
我说过，有些自以为是者，似乎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具有优势，但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生命伊始，没有什么是谁应得的。这些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但却不懂得感恩。他们环视四周的时候，看不到这世界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反而觉得身处的这片小天地还挺舒适的。
这些人只是那些生来享有优势的人群中很少的一部分。只有完全缺乏良知的人，才会如此自以为是。
绝大多数优势群体的情况更加复杂和微妙。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知道这些好运带有随机性，并非自己打拼而得。他们希望享受自己与生俱来的优势，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作为有良知的人，他们又难免遭受良心的折磨。看到那么多人在受苦，他们又如何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好运呢？
同时，当他们在享受优势却又感觉受到束缚时，便会滋生出一种不满。嘿，又不是我自己要求来到这个世界的。人生的不公平，难道是我的错吗？
随即又会对这种不满感到羞愧！
这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情绪，有时被统称为“恩赐罪恶感”。
“恩赐罪恶感”是一种莫名的不安，这种不安破坏了安逸生活的乐趣。这种可怕的疑虑会使人觉得自己永远不配拥有这些好运，无论怎么做都证明不了享受这些优势是实至名归。“恩赐罪恶感”是一种负担，使人精疲力竭……但是你知道吗？更好的方法是去感受它、承认它，而不是掩耳盗铃。
这就是那些自以为是者的隐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表面的自信只是假象，以及为什么他们为所欲为的举止背后只是空虚和自卑。正如心理学家所说，那些我们隐藏、埋葬的东西，往往困扰我们最深、最久。当自以为是者拒绝承担责任时，他们便注定要过着虚假和不安的生活。
反之，如果我们承认这种“恩赐罪恶感”，我们就能够直面这个问题，并设法克服它。
政界人士和商界领袖都非常乐于谈论“机会平等”这个问题。
经济机会应该是公平的，政治权力应该是公平的，医疗保健的享有权应该是公平的，追求幸福的成功几率也应该是公平的。在理想世界中，一切都应该是公平的。
但我们并非生活在理想世界中。
我们这个世界虽然复杂、迷人、美丽，但却并不理想。在现实世界中，这种虚构的机会平等，只不过是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从最乐观的角度讲，它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最悲观的角度讲，它会变成空洞的陈词滥调，就像“第二十二条军规”或“超完美风暴”这种我们很熟悉的词语一样，无需太多思考就可以脱口而出。
就像完美的圆，机会平等只存在于柏拉图式理想当中。现实生活并非那样纯净。运动场上总会有主客队之别和胜负之分。生意场上，总有人占尽天时地利并广聚人脉，也总有人欠缺这些优势。政坛中，总有人能够呼风唤雨，而其他人则只能望而兴叹。在物质生活、医疗条件，甚至预期寿命方面，在非洲村庄或印第安人保留地出生的孩子，会比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郊区出生的孩子，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这一切既不公平也不合理，这一切应引起良知者的不安。
但这里还有一线希望。认识到这种不公平之后，我们应当受到激发，并竭尽所能去创造机会平等的竞争环境。而为了争取平等和公正所付出的努力，可以减弱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恩赐罪恶感”对内心的侵蚀。
母亲很早就让我明白，我们应当承认生活的不公平，并尽微薄之力来弱化这种不公平。她总是让我多看看这个世界，靠自己归纳出心得，而非采取长篇大论的说教。
同样，母亲也很重视让我参加各种教会和不同宗教的仪式，她认为有必要让我认识到人们的出生境遇千差万别。她的朋友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时她会带我一起去探访小镇中某个人们认为“不好”或“贫穷”的地方。显然，这些街区里的人也有着相同的血脉，内心里也涌动着爱潮，脑海中也激荡着梦想，只是他们的出生环境压抑了他们的潜力。
我母亲的关注点是个体困境，而我父亲则具有更宽广的视野。通过他的眼睛，我认识到机会的不平等伤害的不仅仅是弱势个体，而是整个社会。
我父亲曾经与老盖茨夫妇一同去过中国，当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工厂和田间劳动时，我父亲震惊了。由于出生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一生或许都要在这样默默无闻的劳作中度过。在这个环境中，不知有多少潜在的企业家、发明家和创新者被埋没了。或者，用我父亲的话说，“那座山坡上不知有多少比尔·盖茨正在干活？”
只因为人们的才华和独创性无法得以发挥，不知多少艺术作品和科学突破成了永远的遗憾？很显然，丧失机遇等同于丧失人生。
是的，世界并不完美，机会当然也不是人人平等，那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让这世界稍微公平一些呢？哪怕只是些许的改变？我们如何利用自身优势，使他人也享有多一点点的平等呢？这个过程又如何帮助我们活出最精彩的人生呢？
世界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答案。这些答案形形色色，大一点说叫做慈善事业。小一点说就是日常的善心之举。但是，无论大小，我认为好的答案都建立在几个基本的前提之上。
最首要的前提是人人平等。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但人们却视而不见。很多时候，即使是善意的人们也将他人的境况和本性混为一谈。但是，境况的千差万别不代表本性也是如此。如果你相信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包括你自己），那么你就应该承认，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尊严和价值。
不幸的是，对这个基本事实的漠视（可能是无意识的），有时会令肤浅的善行发生变质。然而，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优于那些受助者，那么这就不是善行，而是居高临下的施舍。
第二个前提更具复杂性，即我们必须谦逊地认清自己的知识所限和能力所限。
我们只能尽力帮助别人，但无法确知到底帮得了多少，如果坚持索要结果或为了得到他人的感谢，那么这就不是善行，而是自私。这就是为何最纯粹的捐赠，往往都是匿名捐赠。
此外，认为自己更了解其他人的自身需求，也是一种骄傲自大的臆想。由此，我们根本无法确切地说什么是“优势”或什么是“劣势”。人生并非如此简单，我们要面临许多灰色区域。
让我来举个例子说明。
我的一个朋友在纽约大学读书时，曾在儿童援助协会兼职。他成长在一个工人家庭，在校期间获得过多项奖学金、贷款、兼职工作机会以及全职暑期工等。不过，他仍然认为自己比那些根本上不起学的人更具优势。他的相对优势不单在于经济方面，而是很大程度上来自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和支持。他的家人培养了他的勤奋好学以及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十足的自信心。
他所任职的儿童援助协会支部位于曼哈顿东村。虽然这一地区如今已成为时尚、高雅的街区，但当时还到处是荒凉的房屋、废弃的汽车和焚烧中的床垫。这里的公立学校条件很差，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吸食海洛因的成人和青少年随处可见，盗窃和抢劫案每天发生，健全的家庭非常少见。总之，出生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面临着极为不利的竞争环境。
“我负责的小组大概有12个男孩，”我的朋友回忆说，“刚开始和他们相处时，我完全不知所措。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每星期只有8或10个小时，我希望做的事情却很多。我急于了解他们在成长中所面临的困难，结果犯了一个错误：我想得过于简单了。我原以为他们所有的困难，都可以用贫穷来解释。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贫穷，不是吗？
“不过，在对这些孩子进行深入了解之后，我意识到这种看法是多么片面。只有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才会将一切都归咎于贫穷，这种做法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之间的差别。有的孩子会亲昵地紧贴着我，我感觉他们比实际年龄小很多，这些孩子往往都没有父亲。有的孩子会跟我保持一定距离，并不完全信任我，他们往往来自吸毒和暴力的家庭。有些孩子仅仅把救援中心当作一个避难所，在这里他们可以静静地坐下来看书。还有一些好奇心受到压制且学习信心遭到破坏的孩子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只有书呆子才看书。当然还有一些滋事分子，这些孩子精力旺盛，总是挑战各种底线，看你敢不敢惩罚他们。”
几年后，我的朋友碰巧在一家著名的曼哈顿私立学校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
“你知道吗？”他告诉我，“这里出现的许多行为问题，和我在儿童援助协会时看到的一样。”
我朋友任教的学校有一项特殊的托管项目，专门针对那些“成绩差的富学生”。
他回忆说：“这个项目专门针对那些出现问题的富家子弟。这些孩子已经被其他学校开除了，他们的父母为了给他们争取到入学的机会，每年需要支付3万美元。”
这些孩子的竞争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偏差？从经济角度来讲，他们很明显处于有利位置。但为什么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富孩子、穷孩子，”我的朋友说，“我不再看他们的差异，而是开始关注他们的共同点。子女在贵族学校就读的孩子，家长往往更热衷于自己的事业和社会生活；少数人还是社会名流。他们的孩子很多都像是儿童援助中心里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脆弱、依赖性强、总是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安慰。即使我连一句话都没说，那些被父母虐待或轻视的孩子，也常常发怒并且对我缺乏信任。当然也有的孩子挑战底线，总是处在被开除的边缘，那样的话他们的父母就又要为他们奔波了。”
在与不同经济背景的孩子进行接触的经历中，我的朋友领悟到了什么呢？如果我们把“享有优势”简单地与“拥有金钱”划等号，我们就掩盖了大面积的灰色区域并忽视了很多其他因素。优秀的家庭教育可以克服（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那些由贫穷导致的困难。失败的家庭教育，则很容易将富有带来的所谓优势挥霍殆尽。你不能绝对地说某一群孩子比另一群孩子更快乐、好调教，或者更能活出最佳生活状态。
我朋友还有更多的个人感悟。他告诉我，“在两种情况下，我都想介入帮忙，结果发现，我需要学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所能教的东西。”
“从穷孩子那里，我学到了自我认同的奥妙——这种真正震撼且鼓舞人心的神秘性格力量，使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所畏惧。这种勇气从何而来呢？这些孩子是如何保持乐观心态的呢？那我们其他人若屈服于沮丧，岂不就太无能了吗 ？”
他接着说：“从富孩子那里，我学到了另一个跟我相关的道理。在我开始从事这份工作时，心中有点愤愤不平，对班上的学生有一种憎恶感。我的父母可没有能力花3万美元送我到私立学校来，为什么这些孩子却可以？但是当我用心跟他们沟通后，我看到了他们的脆弱和痛苦。我意识到我必须转变自己的态度。如果只是对不如你的人表示同情，那么这不是真正的同情。同情应该针对你能够给予帮助和理解的每一个人，即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我的朋友说到了他从这些经历中领悟的最后一个道理，也许这点和我们的讨论联系最紧密。“我意识到，”他说，“没有绝对的优势和劣势，这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对待它。稍稍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
既然真正的机会平等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而且任何两个人在生命的高地上都不会精确地处于同一等高线，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对自身优势产生质疑或贬低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呢？
我相信这个问题困扰着许多出身富贵的人。他们能否真正相信他们的成绩属于自己？他们会不会因为自己在起跑线上处于领先位置，或是在人生旅途中受到过提携，就使自尊心大打折扣？他们怎样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成绩，并从中获得一种满足感呢？
在某些领域，人们的表现可以很容易衡量，这种情况下，上述问题就很好回答。让我们从体育界选取一个例子。
肯·小葛瑞菲的父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大联盟棒球手，也就是说，他在自己职业生涯起步时便占尽优势。从幼年开始，他就跟父亲学习球技，并且在俱乐部会所和棒球场边玩耍时，就耳濡目染地培养起专业运动员该有的素质，教练和球探都对他另眼相待，但那又怎样呢？当肯·小葛瑞菲击出全垒打时，谁又能质疑他本身的能力？显然，当他独自一人走向运动场地，全凭自己实力的时候，他的背景已无关紧要了。在有人为小葛瑞菲铺就了通往名人堂的道路后，是他自己的卓越和决心让他到达了那里。
再看一个娱乐圈的例子。凯特·哈德森是歌蒂·韩的女儿，除了继承了一副甜美的相貌，她还生长在好莱坞的环境之中，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代理商、制作人和导演，但那又怎么样呢？当她在镜头前诠释角色时，这些优势背景便无关紧要了，唯一重要的是她在这一刻的全情投入和她所释放出的才华。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缺乏才能和激情，那么世界上所有的起点优势和人脉关系都不足以确保你能成功。还记得南希·西纳特拉和法兰克·小辛纳曲吗？显然，每扇成功之门都为他们敞开着，但他们的音乐才能根本达不到他们的名人父亲所设定的标准。我并非以贬抑的口吻来说这件事情。西纳特拉家的孩子进行了尝试并付出了努力，这一点他们做得很不错。我想说的是，如果成功与失败、卓越与平庸可以衡量，并被大众所见，我们便可以更容易地看清继承优势和个人成就之间的那条界限。
然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能通过击球平均数或奥斯卡提名奖或格莱美奖，对自己进行定义，这就是问题的复杂之处。我们只能在隐秘的内心深处，用最诚实的方式判断我们的成就究竟是自己奋斗所得，还是仅仅借助了不劳而获的外力。
在开始判断之前，我想有必要先做一个简单但很重要的心灵剖析。我认为我们应该在选择职业或生活轨迹时扪心自问一下，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到底是出于真正的信念，还是因为它是我们的优势所在。换一种方式来说，我们是否在选择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还是仅仅为了获得有利的竞争优势而做出的决定？
我前面提到过，我曾短暂地考虑过在华尔街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我会喜欢这份工作吗？可能不会。我会在这个行业中保持出色的表现吗？这个我无法回答，但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我选择了这个行业，我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环境之中。仅仅是看在我父亲的情面上，也一定会有人雇用我。我在前行的道路上，会一直备受照顾和扶植，而且不可能被解雇。
如果我对银行或投资业怀有激情，如果我确实感觉华尔街是我职业的归宿地，那么“尽管”具有优势，我可能依然会从事这一行业。任凭别人去说“他能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爸爸是沃伦·巴菲特”！我为什么要在意呢？如果我确实全身心地热爱这一行，我会找到证明自己能力的方法……
但是，这个“如果”所引出的选择太重要了，它可以毁灭我们，也可以成就我们。
拿我自己来说，我剖析了自己的内心，并很轻易地得出了“华尔街不适合我”的结论。我想这是我职业生涯中做出的一个明智选择，不过从更深一层来看，这会给人一种缴械投降和缺乏想象力的表现。
只有自己可以对自己的内心进行剖析，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也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己确定那份激情所在，即使它会将我们引向竞技场中的有利高地。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长期受到卓越的工作态度的熏陶，这种熏陶来自我的父亲。我从母亲那儿也学到很多待人处世的态度，母亲对各类人都充满着无尽的好奇，她无畏而坚定地与他们交往，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生活。
尽管如此，当面对自己的未来并做出影响前途的决定时，我也像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茫然、困惑、无所适从。
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打算完成高中学业——或至少不会以常规方式完成。由于迫切地渴望开创自己的新生活，我曾想过要提前毕业和跳级。
我对摄影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个兴趣是我八年级时参加男孩俱乐部时产生的。我不太喜欢体育，音乐是业余爱好，但还没有达到为之痴狂的程度。我需要在人生中找到一项特长来确认自我价值。摄影很符合这个需求。我上高中时，经常给校刊和毕业纪念册投稿，并在一家本地周报社做过暑期工。在我不断地学习和进步当中，相机已经成为我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识。
凭借这点小小的成就，我制定了一个相当浪漫但是欠缺考虑的计划。我想提前完成高中学业，然后去怀俄明州的杰克逊谷当一名摄影记者，一边自食其力，一边享受世界上最壮丽的大自然美景。
这个方案虽然出于我的年少气盛，但并非完全没有可操作性。我确实发表过一些有水平的照片，也可能会在报社获得一份工作并在杰克逊谷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对此我永远不得而知了，因为当时父母对我的计划持有不同观点。他们清醒而又理性的期望，制约了我的青春幻想。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非常复杂的境地当中，并引出一些棘手问题。
例如：父母的引导和过度干涉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帮助会变成控制？有多少父母的关爱衍变成为专制，又该随着孩子的成长怎样调整？年轻人在决定人生道路时，到底有多大的选择权？他的自由度应该有多大？是否存在“过度自由”和“过多选择”的问题？
巴菲特家族在这些问题上，有着特立独行的作风。我的父母从来不会告诉孩子应该做什么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相反，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得到的不断教导是，我们可以成为心中想要成为的人，我们应该追寻心中想要追寻的梦想。
但生活绝非那么简单，不是吗？
因为这里有两条平行线，一条是显性信息，即我们可以自主做出选择，我们基本上享有无限的自由；另一条是隐性信息，这种信息往往会引导我们的选择并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些隐性信息中，自然寄予了父母的期望，每个家庭都是如此，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我们家对孩子有一个不明言的期待，即孩子们应当在学校中竭尽全力。父母并没有施加压力要我取得全优成绩，但他们希望我认真、专注地对待学业。这种期许绝非坏事，它能够调动我的积极性：他们期待我在学校表现出色，这肯定意味着我有能力这样做。有了这种自信，我确实在学校表现出色，而且为此感到自豪。
不过，这又将我带回那个跳级和闯荡世界的年少计划。在这个交汇点处，显性信息“找出你的天赋”和隐含信息“不要过早找寻你的天赋……沿途也不要跳步前进”狭路相逢。
作为一个典型的不安分的年轻人，我不由自主地就把第二个信息，看作是对我激情的阻挠和对我自由的束缚。但是我后来意识到这种告诫很有道理，只是我当时未能领悟。我的父母并没有试图阻止我，而是劝告我不要在成长过程中操之过急，担心我可能会在匆忙中与美好的东西擦肩而过。我的成年生活就在前方，等待着我出现并安顿于此。通往那里的路可能会布满荆棘，但走捷径也许会令我得不偿失。
无论如何，我的辍学计划着实让父母惊愕。终于，母亲在我初三即将结束时进行了干预。幸运的是，我后来才了解到此事的来龙去脉。如果当时知情的话，我可能会一时反叛与父母对峙，而这种反叛情绪，会使家庭关系变得紧张并可能断送我的未来。
事情是这样的：那是我上高中三年级时的一个春天，有一天，我的新闻学老师找我私下谈话。他说想让我在高中四年级（美国高中为四年制）时担任毕业纪念册的编辑。当然，这样的话我就得重新考虑自己的提前毕业计划。能够受到邀请是一种荣幸，而且编辑工作可以系统提高我的摄影能力，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也说明我对杰克逊谷的计划不够投入，不过这就是青春嘛！）
我在高中四年级末的时候获知，母亲曾在前一年春天去找过我的新闻学老师，并且两人共同谋划了这个计策。
我当时是什么感觉呢？事实上，在35年后的今天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我现在知道，并且当时也隐约知道，我母亲费尽心机让我留在学校的做法是正确的。而且我也相信我的新闻学老师是真心实意地想邀请我做编辑。
但还是有点气恼，两个大人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共谋转移我的人生轨迹。这让我心里不太舒服。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感激还是怨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两者都有。我从不怀疑父母心里都是为我的前途着想；但即便如此，他们的介入仍然令我不太能接受，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疑惑。编辑工作是一个不大的成就，但我能肯定它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吗？我是被温柔地导向了正确的人生航线，还是被善意的意图倾覆了自己要走的路，背离了原有的轨道？
如果有人期待我对这件事做一个明确的总结，我必须抱歉地承认自己没有结论。这件事引出的问题无法简单作答，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做家长难，做孩子也难，他们都无法扮演一个完美的角色。（事实上，当人们尝试完美时，可能就会出现虚伪造作和精神崩溃的情况。）关爱孩子的父母总是希望插手孩子的成长，有时难免会干涉过多。孩子们经常会对大人们的干预感到恼怒，即使他们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这就是人生啊！
不过，我发现亲子之间这些矛盾，关键不在于意见相左，而是这些问题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互相理解和体谅。我永远无法知道如果当初前往杰克逊谷的话，我的生活会是怎样。但是我确实知道留在家里完成学业是个正确的选择。我曾试图相信自己已经准备充分，并且有能力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现在我承认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还在学习如何做出正确的抉择并享受充分的自由，但还未学有所成。这个过程真要说起来有点玄：我并非通过贯彻意志，而是放弃意志，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
顺带一提，我对自己高四那年创作的那本毕业纪念册感到非常骄傲。
这个纪念册的故事，使我想到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话题，它包含了许多灰色区域、矛盾情绪和潜在的不适感。这就是父母运用关系帮孩子获得特殊优势的做法，对孩子产生的影响。
我前面提到过，小时候我家并不富有。但在我青少年时期，父亲已经相当知名并且深受尊敬；他的朋友几乎遍布世界，其中不乏地位显赫之人。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巴菲特这个姓氏和一封来自《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推荐信，帮助我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这并非什么不光彩的特例。所有私立大学都会向杰出校友和潜在捐赠者的子女，提供一定名额的“荣誉”入学许可权。通常这些孩子跟那些以第一名成绩入学的学生，都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种制度公平吗？不公平。但是，我所关注的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制度对个人产生的影响。
老实说，我不太确定是什么原因让我同意去了斯坦福大学。难道是我在那个人生阶段对高等教育怀有热情？我说不准。难道是斯坦福大学对我独具吸引力？我也说不准。我能够确定的一点就是，我之所以去了斯坦福大学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不应该错过，而不是因为我把它看作一段证明自我的冒险旅程。
总之，我目标模糊，积极性不高，而且心中的责任感大于喜悦感，这也无疑是我三个学期后退学的一个原因。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个决定进行详述，但现在我只想讲导致我选择退学的原因：我从未真正确信自己有资格进入斯坦福大学。
如果不是巴菲特这个姓氏，斯坦福大学会接收我吗？如果没有重要人物的推荐信，我的申请表会引人注目吗？我有资格和那些平均学分拿4分并拥有完美SAT考试成绩的学生在课堂上平起平坐吗？
我不能说自己彻夜难眠地被这些问题所烦扰，但它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我的自信心，并影响了我内心深处的公正观。
父亲帮我进入斯坦福的决定是错误的吗？当然不是。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能够在孩子的人生道路上提携一把？我也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两难问题；同时也说明了家长不可能做得完美，青少年也不可能不出状况。
虽然通常家长会比孩子懂得多，但没有人能够懂得足够多。我们心怀善意并希望自己动机纯洁，但有时这些动机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们大概都清楚，家长送子女去哈佛或耶鲁，多多少少有炫耀的意味。“哦，你的孩子在欧洲闲逛了一年啊？我的孩子是普林斯顿大学法律专业的预科生。”我们能够肯定地说哪个年轻人的经验更宝贵吗？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费，到底是用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还是家长的虚荣心？
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种回答。我不是在无事生非！仅仅是提出问题而已……
在斯坦福大学期间，我曾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那里的教学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明确目标也成了一件好事，虽然没有什么特定兴趣，但我充满激情，对一切都感到新奇。所以，凡是带有“初级”和“理论”字眼的课程，我都尽可能地报名。
尽管说我是个“浅薄的涉猎者”好了，不过请记住这个词的起源。它衍生于意大利语中的一个动词，这个动词的意思是“享受快乐”。而我也正是这么做的，在自由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中享受快乐。这就是斯坦福这类大学的真正优势所在，但当时我可能并未完全体会到这点。由于没有立即选择专业的压力，我可以阅读伟大哲学家的著作、研究基础科学、涉足文学巨著。如果当时立即确定专业的话，就会局限我的视野，并将我引向某个僵化且竞争激烈的行业，从而进一步制约我的选择。
文学院的课程设置，滋养了我漫无边际的好奇心，但现在我知道是我的家庭在更早的时候，培养了我的这种自由观和选择观。在父母送我的所有礼物中，最珍贵的无疑是一个信念：要相信自己无需被生活挤压，可以通过更开阔的视野来支配人生，而不是自我蜷缩到一个预先设定的缝隙里。
我在斯坦福大学读一年级时，发生了一件事，它让我真正懂得了自由的难能可贵。
有一天，我经过宿舍走廊的时候，听到一个女孩正通过电话动情地说着什么，这个女孩我认识，我不希望偷听或介入别人的事情，就小心翼翼地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她沿着走廊哭着走了过来。
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她是喜极而泣。她刚才是在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并跟他做了一次倾心交谈，她告诉父亲自己现在有多么不开心，多么不知所措，告诉他如果自己继续沿着现在这条道路走下去，未来只会一片黑暗，甚至注定会失败。她父亲在听她讲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终于同意她不必非得做医生，她可以遵循自己的愿望，去当一名律师。
我同学擦掉眼泪，她从压力中释放出来，现在几乎要破涕为笑了，她说：“是不是太棒了？”
我站在那里，极力想找些安慰和鼓励的话，但满脑子想的只是“可以选择真好……但这就是选择吗？！医生或律师？在所有能够实现的梦想中，你只有两个选择吗？”
我不记得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我只是点了点头。但它引发了我对许多事情的思考。当然，其中一个是关于选择以及不同的人如何做出选择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选择与优势之间复杂而又矛盾的关系。
什么是真正的“优势”？大多数人只是通过金钱和金钱所能买到的东西对优势进行定义，认为拥有优势就等同于拥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能够享受华服美食，有一张洁净且冬暖夏凉的大床。这一切虽然美好，但这就是优势的本质吗？我想不是。
如果人生由我们打造，如果我们直面挑战去开创自己想要的人生，那么我可以很明确地说，优势的本质，是拥有最广泛的选择权。
想想那些非洲村民，由于政府的腐败或缺乏教育机会，他们只能通过耕种或放养几头瘦弱的牲口来勉强糊口，终此一生。想想那些旧城区的年轻人或保留区里贫困的印第安人，他们的视野中满是破碎的家庭和痛苦的绝望。对于处在这些环境中的人们而言，生存往往意味着整日工作。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显然是如何能让自己和家人吃饱并找到一个住所。但是，经济安全和物质享受并不是这些人被唯一剥夺的东西，他们往往还被剥夺了选择权，这和其他任何东西的缺失一样残酷。饥饿和干渴可以逐渐得到解决，但渴望改变却无计可施，这种挫败会产生一辈子的阴影，甚至会代代相传。
这又使我想到了斯坦福大学的那个同学。显然，她很“占优势”。她的家庭很富有，她享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机会。从理论上讲，她几乎拥有无限的选择权。
但事实上，她的选择空间受到了家庭偏见的挤压，这种偏见狭隘地定义了什么是“好的”“适当的”“有社会地位的”职业选择。当然，我并不是说成为医生或律师有什么不对，只要这是一个人真正的理想。但以我的同学来说，她的个人理想，似乎并未在人生方程式中占据多大比例。别人在她身上强加了一个未来，至少在当时，她逆来顺受了。
换句话说，她虽然很“占优势”，但她在审视自己的选项时，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优势。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一方面，她的父母给了她无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剥夺了其中大多数可能性。如果她想成为一名老师或舞蹈演员将会怎样？如果她在无数的可能性当中，挑选了一个不太稳定但很有满足感的职业将会怎样？如果她真正喜欢的职业，不被当时的特定文化所接受又将会怎样？
毫无疑问，这个女孩子的家人是为了她的最佳利益着想。他们希望她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并享有社会地位。他们希望她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是正确的选择，没有必要都得是稳定、舒适或理所当然的选择。其他人帮我们做出的选择通常不能算作选择。如果只能僵化地被动地接受，那就是对我们所谓的优势的一种浪费。
我再讲个轻松点的故事，来跟我的斯坦福同学这件事作个比照。
我在保险杠贴纸和T恤衫上看到过一句话“游荡的人，未必都是迷路的人”，如果你告诉我它起源于佛或者老子说过的话，我也丝毫不会吃惊。我相信这里面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尽管它可以被轻易曲解。我的意思是，有些游荡的人，就是迷路的人！但是很多情况下，徘徊在选择的迷宫中并不意味着迷失，而是通往正途的一条必经之路。
最近，一位朋友跟我讲起了他的一个老同学，这个同学几乎每个学期都要换一次专业。他刚上大学时想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但他很快就厌倦了工程学中那些具体、实际操作的内容，开始热衷于更加虚幻、抽象的东西。
于是，他转到了物理学专业，并为之着迷了一段时间，但他发现自己对这门学科真正感兴趣的是其中描绘的那些美丽、有序的模式。
接着，他又转学数学专业，数学中有很多美妙的模式并且跟实物完全脱钩。他对数学的兴趣仅保持了一两个学期，就开始感到自己的世界变得过于抽象了，现在他所向往的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象的东西。
他再次换了专业，同时还转了学。那时候他的父母无疑已经抓狂了，连他的朋友都怀疑是否可以简单地将他归类为那些聪明但不可救药的怪人。他后来就读于罗德岛设计学院的美术专业，并专攻绘画。
这个转变似乎没有起初看上去那么不可思议。这家伙对美丽的模式有一种痴迷。但数学的美妙模式是抽象且无形的，而他的愿望是将这些模式带到现实中来。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尝试用美丽精致的线条或颜色搭配将其具象化呢？
出人意料的是，绘画也不能满足这位仁兄的要求。首先，他对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才华产生质疑，他不知道能否将自己关于绘画的见解转化成现实的艺术作品。此外，他发现画家的生活太过孤独，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于是，他再次调换了专业，这次他转到了建筑学。建筑学是一门合作性和社交性很强的学科。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行当。建筑设计会用到物理知识和数学模式，他还可以利用掌握的绘画技巧，将自己对模式的热爱付诸实践。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对不对？
嗯，差不多。但建筑学也有一些困扰他的地方。比如大多数的建筑设计都无法得以建造，最后只能以设计图纸告终。实际兴建所需的钢筋、玻璃和石材是怎样的呢？这位仁兄发现自己越来越对材料及其不同特性感兴趣。换句话说，他回到了圆圈的起点，他正在以一个机械工程师的思维进行思考！
而这些假想建筑物，如何使它们融入一个城市的网络和格局中？它们的美学元素、规模、性质及其建筑成本会对生活和工作在里面的人们，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些建筑物蕴藏了什么更大的模式呢？
对了！他终于找到了，这门学科可以覆盖他的所有兴趣，并能够应用他的全部技能。他打算当一名城市规划师。他最后一次换了专业，并一直修完硕士课程，然后开始了自己精彩的职业生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说这位仁兄在徘徊于学业的这几年中“迷失”了吗？或者说他走的是一条尚不明朗的小路，但这条路却最终将他带到了目的地？
是否存在“过度自由”和“过多选择”的问题呢？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显然有些人会持不同观点。很多年轻人会滥用手中的自由，或面对生活中的选择变得茫然失措。当孩子们染上毒瘾时，这绝对是滥用了自己的自由，但并不是自由本身造成了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吸毒者都是因为受其他问题所困扰，在尚未找到更好、更健康的解决方式时，他们选择求助于毒品。当缺乏抱负和目标的年轻人，跌跌撞撞地步入成年世界后，他们很有可能无力选择自己的道路，并断然放弃其他的可能性。
但是，让我们弄清楚并且不要找借口。当人们滥用自由时，自由没错，而是他们有错！
我们必须对自由进行管理，并从自己的内心开始进行调节。我的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实际上已经成了她的个人口号），可以概括这个问题。她曾经告诉我，我可以任意而择，但不可以任意而为。换句话说，我的思维可以天马行空，但我的行为必须遵守适当的规范。这些界限的决定因素包括个人道德和操守，以及人们对于处世与伦理的共识。这些东西不会制约我的自由，反而会对自由起到引导作用。毕竟，自由不等同于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同样，如果人们被自己的选择所困扰，那不是因为选择太多，而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清醒的判断和足够的意志力。
然而，一个人如何才能具备这种清醒和意志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志向问题。
2008年秋天，我有幸在佩利媒体中心位于纽约和洛杉矶的分会场进行演出。至少两个原因，使得这个机会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些融合了音乐、录像和谈话的演出活动，让我有机会分享并升华了很多思想，进而成就了这本书。而洛杉矶那场音乐会，也因为我父亲的参加，而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听我弹唱。父亲不只是来当观众的，他还加入到了我的演出当中，他带来了那把小有名气的夏威夷吉他，我们在一首合唱中迎来了音乐会的开场。在一曲《她是不是很甜美》的激情演奏之后，我父亲跟观众说他来这里是“为了看看我在钢琴课投资中获得的回报。”逗得观众们哄堂大笑。
如果我当时思考一下的话，我可能会问他是哪次钢琴课。因为我总是开始学琴，然后又放弃，这样折腾过四次！
我认为这也反映了我想提及的一个核心观点：人生的志向往往神秘莫测，极少有人能够沿着直线靠近它们，也不会有人在找寻它们的过程中一帆风顺。
回想起来，我似乎可以很清晰地感觉到音乐这个志向一直都在召唤着我——这就更令人费解了，为什么我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完全投入它的怀抱。在这一点上，我怀疑自己跟很多人一样，越是那些最常浮现、距离最近的事物，往往越是视而不见。
母亲曾经跟我说，我甚至在咿呀学语时，就东倒西歪地转着圈唱“一闪一闪小星星”。我之前曾经提过，自童年伊始，我就能听到脑海中回荡着的旋律，当然我并不觉得这有丝毫的不同寻常，难道不是每个人都能听到这种内心深处的乐声吗？在我刚能触到钢琴琴键时，我就用力敲击低音来模拟雷鸣并轻敲高音使之发出雨声。
我4岁时想象“约会”是这样的，我邀请一个名叫黛安娜的朋友来到我家，她是第一个令我倾心的女孩儿。我在家里的壁炉处出现，壁炉就像舞台的前端一样将我框起来，我为她献上了一首小夜曲，并唱着保罗·安卡的歌，“噢，请留下来陪我，戴安娜！”
我5岁时发生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甲壳虫乐队在“埃德·沙利文的节目”中首次亮相。我被震撼了，我被征服了。像其他数百万的家庭一样，巴菲特一家也跑到当地百货商店购买了一张维杰唱片公司发行的《介绍甲壳虫乐队》。我很快就成了一个娴熟的——不，不知疲倦的——空气吉他信徒。我学约翰·列侬弯曲膝盖，还模仿保罗·麦卡特尼在唱他的代表句“Yeah, yeah, yeah, YEAH!”时伸脖子的动作，我用西尔斯便携式唱片机把这张专辑听了不下上百个小时。有一天唱针断了，我就把母亲的缝纫针换了上去，竟然成功了！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把音乐和技术结合起来。
我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我的老师是个典型的“街道老妇女”，她曾教过我的姐姐和附近的其他孩子。从她那里我学到了基础的指法、和音，以及简单的和弦和看谱。
我还学习了大调和小调的区别，前者欢乐、明快，后者阴郁、哀伤。有了这些非常基础的知识，让我明白音乐在传达情感上是如此有力、如此生动。那可能是我7岁时的一个晚上，我当时心情郁闷，就绕过父亲读晚报时常坐的那把椅子，坐到了旁边的钢琴前。我没有试图用语言诠释我的烦乱心绪，而是用小调缓缓地弹奏了一曲《洋基歌》。奇特的是，这首轻快的进行曲被我弹成了哀乐，我的家人很快意识到我心情不佳。
虽然我如此喜爱钢琴，而且钢琴已在我生活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位置，但两年后我还是打算放弃继续学习。
为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需要中断思绪，来思考一些更艰难的问题：为什么年轻人在承认并接受自己的职业时感到那么难呢？他们在途中会遇到哪些障碍和无法避免的弯路呢？
我认为困难之一就是，承认和接受一种职业必然会加重人生的负担。试想一下：多数人在多数事上都是马马虎虎而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般水准”。多数人都是一般的学生、一般的高尔夫球手，一般的……就连盖瑞森·凯勒也说过，你不可能使城镇里的每个人都高于一般的水平，因为那些“一般”的人也不甘落后！
在生活的大多方面，“一般”已经足够好了。事实上，处在一般的水平是很有优势的。因为这样没有压力，而且不需怀抱太高的期待。
然而，当涉及一个人的真正职业时，“一般”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你的职业是做一名厨师，“一般”的厨艺显然不够优秀。没有一个尽职尽责的教师只想拥有“一般”的教学能力。没有一位作家只想达到“一般”的写作水平。
在我们的职业领域中，我们渴望超越，渴望冲破屏障。这种向往是美好的；它令我们激情澎湃。它能够使我们发挥最佳水平，引导我们去发现并取得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成就。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人们在拥抱一种属于自己的职业时，是如此的胆怯。
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的某方面注定“一般”，即使我们有些许不足，那又何妨？但如果我们在希望证明自我的事情上遭遇挫败，那就会很严重。
这使我回想起第一次放弃学钢琴的情形。我当时8岁，还不具备成人思维。以我有限的词汇所能说出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我对学钢琴不感兴趣了。
但为什么不感兴趣了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钢琴课变难了。之所以变难，是因为我开始深入了解它，而且非常在乎自己是否能在这领域有所建树。不管当时的想法有多天真，但我开始明白，我与钢琴有很深的情结，不只是玩玩而已。
因此，我对音乐的热爱既能让我快乐，但又掺杂着一定程度的不安和隐隐约约的恐惧感。
我不得不相信，很多人在接近或逃避人生使命的初期，都经历过这种混杂的情绪。
生活是错综复杂的，我们怀有的很多情感常常看似相互矛盾，但最后却发现它们完全相容。在因为课程日益变难而拒绝学习的同时，我萌生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我靠自己也能学好音乐。
既然我自己的音乐可以从某个神秘的地方走来，并以生动、活泼的色彩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么学习其他人用白纸黑字记录的音乐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种自信心虽然令人振奋，但也很危险。相信自己能够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这是件好事。但我当时的知识储备还不足以驾驭这种能力，或者说是相差甚远，所以这种臆想只会导致弄巧成拙。对于那些急着崭露头角、并误以为自己胜过老师的早熟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教训。
最终，我不得不承认，技艺的练就没有捷径。我必须学会虚心受教。
所有伟大的精神传统和宗教传统都尊敬它们的老师。而且有趣的是，许多传统似乎都认同一个观点，那就是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众多老师。佛教中有句箴言“诸多途径，诸多导师”。基督教中的《福音书》的作者不止一位，而是四位。希伯来旧约正典，也就是犹太教颂祷词中有一段最著名的祷文，原本颂扬的是亲爱的师尊，后来变成歌颂逝者的祷文，其中的深意就是：走在我们前面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
换一种方式讲，有多少东西需要学习，就需要多少老师，老师是数不胜数的。
我之所以将这点与钢琴课并论，是因为我在学有所成之前又有了另外3位老师（3位受聘的老师，也就是说，那些无意中传授并影响过我或那些我未曾表示过感谢的老师，可能还有几十位），每一位老师都在我相当分散的钢琴学习中，融入了一些弥足珍贵、不可替代的内容。任何一个领域中的好老师，都远非传递信息这么简单，他们会传授自己的一些要领。因此，每位老师独具的教学方式，可能更重于他们在技巧上对我的助益。
我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比较中规中矩。读音符，数拍子，正确地把手指放到相应的琴键上。虽然不是很有创意，但这种做法完全正确而且十分必要，它包含了一个可能在各个领域普遍适用的真理：只有把基本功练扎实后，你的想象力才可能有质的飞跃。如果没有枯燥的磨炼做基础，创造力不会为你酿造杰作，只会带来四不像的残次品。
第二位老师从五年级时开始教我，她采取的是一种巧妙而非常独特的策略。比起音符，她对声音更感兴趣。比如说，为什么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歌曲不同于莫扎特的奏鸣曲？简单的C大调和弦可以发出多少种声音？如何用同一种乐器弹出肖邦或杰里·李刘易斯的感觉？
从第二位老师这里，我懂得了每次把手指放到琴键上时我都会面临一个选择，不仅是弹奏哪个音符的问题，而是如何弹奏的问题——如何使它听起来像我弹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如何使它听起来有我的风格。
第三位老师以此为基础将其提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对她而言，音符和规则只是最基本的原材料，我们学习它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将其升华。声音只是一种手段，其目标是到达一个更为重要的终点：自我表达。
相互融合的各项元素开始变得丰富起来！令人兴奋、惶恐！你如何操控心中的情感，如何通过头脑中掌握的知识使之升华，并将之转化成为指尖弹奏的音符呢？人生方程式中包含了多少灵魂、冒险和自我袒露？需要多少自我认知，多少自我放纵？如果你深入到内心深处，将最原始和最切身的感受投入到音乐中，最终却所获无几，你会如何抉择？
我当时没有冒险进行尝试，我甚至对人生或自己的内心都还不够了解。我决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摄影当中，因为这项技能更有保障，也比较不那么私密。我对音乐的这份矛盾感情，再一次让我滑离了人生的主道。
但关于我的事情就说到这儿吧——至少暂时！
让我们更多地讨论一下“志向”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话题。
首先，这些强大的天职感召来自何方？我的答案很简单，但可能不尽如人意：没人知道。显然，当孩子追寻父母的足迹时，人们倾向于认为是遗传或家族文化在起决定作用。但对于那些背道而驰的年轻人，又该如何去解释呢？詹姆斯·美林是美林证券公司创办者的后代，但他却成了一名优秀的诗人。你怎么解释他的职业呢？答案是，无法解释。我们可以庆祝它成为了人类拥有无尽潜能的最佳例证，不需费力去解释。
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更加难于回答。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生的“志向”呢？
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其定义。如果我们把“志向”看作是一种工作热情，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在理想世界中，所有人都能够在付薪工作中获得快乐，但那是乌托邦！现实中的情况往往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力图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我们可以努力在工作中表现出色。但可惜的是，这不等同于我们热爱这份工作，也不等同于这份工作可以反映出最真实的自我。
不过，我希望能够对“志向”下一个更加宽泛的定义，这个定义可能会将我们所有人包含进去。我希望把“志向”定义为我们对人生的一种追求，这个人生属于我们，是我们自己真正拥有的人生。这个人生可能会以工作或某一特定职业为中心，但并非必须如此。这段人生的天赋，不论正确与否，都有其最独特的展露方式。
我来讲一对合作伙伴的故事吧，他们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恰可以给我们作为最好的范例。
两个伙伴中的一人，从小就认定要当作家。“关键不是才华，”他说，“而是因为我的性情。虽然我和其他孩子相处得很好，但是当我真正全身心地专注于某事时，我还是喜欢独处。能够与内心对话，能够探寻其中因由，这对我都是非常重要的。很早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有很强的纪律性，但必须是‘自’律。如果其他人试图支配我的话，我往往会表现得固执、粗暴、叛逆。所以，我不适合受雇于人，我想我会因此失去95％左右的工作机会。”
最后这句话，对确定志向很有帮助：通过明确什么是我们不想做的，来简化选择！
总之，这个朋友决意当作家，他还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备选方案。我一生中只动摇过两次。一次是刚上大学的时候。事实上，把写作当做谋生手段看上去非常冒险，所以我初步打算念医学预科，但在第一次进生物实验室并不得不解剖一只青蛙后，我放弃了这个想法。我意识到自己神经太脆弱了，绝对当不了医生。第二次心血来潮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在总统竞选期间当过民意调查人，这个工作真的非常有趣，它使我有机会跟很多人进行交谈。但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因为这能使我获得写作素材，写作永远是我最在乎的事。”
因此，这个朋友决定，不管有多冒险，他都要以写作为生。“很幸运，在做出这个决定时我还年轻，还能够坚韧地面对所有不可避免的反对意见，”他说，“我基本上身无分文，直到30岁之前，我还一直像个穷学生一样生活，但我并不介意。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否准确，我只是无法想象如果从事其他职业将会怎样。”
总之，这个朋友的人生，显然是以自己的工作志向为中心。
相反，他的合伙人则信奉一种截然不同的职业观，但我认为这也行得通。
“我从来没有想过真正属于自己的职业，”他说，“也从来没想过拥有一种职业。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承认赚钱的必要性。但是，我把它看成一种手段，不好也不坏，它只是你维持生活所必须做的事情。”
正如他的合伙人很早就知道自己注定要成为作家一样，这个人从小就知道，他完全不想被某份工作束缚。“小学的时候，”他回忆道，“老师通常都会提一个问题：你长大后的理想是什么？孩子们会说：消防员、航天员、科学家。我则会说‘快乐’。有的孩子告诉我说这不是一份工作。我记得自己当时就想‘才怪，它就是一份工作’！”
“当时，”他说，“我真的无法解释这种感觉，不过人们生活中的主题无外乎创业、赚钱、买车、买房——这一切都是为了获得快乐。那为什么不切入重点，直接追求快乐呢？”
快乐本身是一种志向吗？怎么不是？在我看来，认真、热切地追求快乐，与在其他领域实现成功，都需要具备相同的品质：耐心、自知之明、走出逆境的能力和坚定的信念。
总之，两个人的不同职业观，让我想起了一个关于“想”和“做”的古老争论。
东方哲学通常把“想”放在首位，即安静的沉思和天人合一的体验，简而言之就是快乐。西方传统往往强调“做”，实现、完成、打上烙印，简而言之就是工作。
我们能说一种哲学比另一种“更好”“更真”或“更有益”吗？这个争论永远不会停息。但我要说的是：对于一个真正拥有“志向”的人，做等同于想。对于一个以“快乐”为志向的人，想等同于做。在我看来，冲突消失了。
与此同时，让我们回到钢琴上来，我对选择自己志向的矛盾，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那时我有个朋友叫拉尔斯，他和我一样对钢琴着迷。我们开始合作搞音乐，不久后，我们便自己写歌、编曲。
在与人合作前，我一直认为钢琴是孤独的避难所。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乐队演奏，也从未有过这种想法。现在，钢琴已成了一种友谊的黏合剂。其他的孩子在一起玩球、钓鱼或在森林中漫步时，拉尔斯和我则在一块儿搞音乐。
这真的很不错，但也为我的人生路上设置了另一个障碍，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拉尔斯和我并没有公开竞争过，音乐很少会引发这样的情况，但我还是忍不住跟他比赛，并以他为标准来衡量我自己的音乐灵感和天赋。我总感觉自己技不如人。
或许这是事实，或许这只是我的不安。这就是人的本性，总之，它束缚了我的自信心，让我对音乐热情大减。我简直不能想象如果与仅有的同伴相比我还排第二，我又怎么能让音乐成为自己的终生职业呢？
我最终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方法，也知道这其实只是一种完全虚幻的困境，但我为此多花费了几年的时间，还经历了更多的自我怀疑和失败尝试，并在若干巧合的促成之下，才实现了这个突破。
那是我高中时的一天，一个幸运的巧合发生了——如果是巧合的话，而不是我母亲神秘的智慧的运用——巴菲特家突然出现了一台录音机。
我前面提到过，自己曾经用缝纫针修好了我家的便携唱片机。以此来说明我一直对音乐和技术的融合感兴趣，也许有些牵强，但录音机把这种融合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在我眼中，它不仅是一个机械装置，而是一个可以实现无尽愿望的魔盒。我自学了如何录制乐曲，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混录，以及如何抹去第一支曲子并对其进行改进。总之，我学习的不仅是如何演奏音乐，而且是如何制作唱片。
别弄错了，这些东西都相当初级。有的孩子喜欢摆弄化学用具，我则喜欢捣鼓钢琴和录音机。即使不能有所建树，我也认为过程非常重要。这不仅适用于音乐这个职业，而且也适用于所有领域中的自我定位。
在录音机被导入我的人生之前，我不确定自己到底知道多少条道路，可以通向音乐人这个职业。我曾认为音乐人等同于钢琴演奏和乐曲创作。但技术元素的出现，让我意识到这个定义过于狭隘了。成为音乐人还意味着我可以从事与演奏和旋律相关的一切事情，首先是磁带录音，然后是在录音室工作。
换句话说，音乐制作不代表单一的技能或喜好，而是多项技能和喜好的综合体。乐曲创作就是一种喜好，爱好使用电子器材又是另一种喜好。当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时，就产生了折射和叠加效果。好像在一个布满镜子的大厅中，“音乐人”这个单一概念呈现出了无数可能的影像效果，也许其中之一正适合我。也许我能找到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创作音乐，而且可以创作我自己的音乐。
如何将这种叠加作用应用到其他领域呢？有一种情况是，我们许多人在最开始的时候都会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有一种模糊的认知。只有将这种认知和我们的能力性情进行联姻，认知才能变成真正的志向。
譬如说，一个人最初的模糊认知是想当医生。但她要成为哪类医生呢？如果她是那种喜欢独自与化学器具为伴的人，那么她在研究领域可能比在临床领域更能获得快乐，从而更能体现自我价值。同样，成为一名律师的想法太过宽泛，但如果他又对新闻业充满热情，那么他可以往捍卫言论自由的方向进军。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远比前面的例子更加复杂。决定我们喜好的不仅仅是两个因素，而有可能是几十个因素。有些因素可能活跃于我们的眼前，有些可能藏匿于我们的身后，还有些可能相互矛盾——比如，一方面想追求实现自我的成就感，一方面对金钱有无尽渴望。
但我的观点是：不管我们的喜好、才能和性情有多错综复杂，各种因素总会有一个交汇点。只要我们有耐心、眼界开阔，或许还需要点运气，那么我们一定会找到那个交汇点。我们真正的志向，会在那个交汇点上静候我们的光临。
这并不是说钢琴和录音机的结合，让我一瞬间拥有了自信，并坚定地向前走去。因为即使在开始大学生活后，我仍然在黑暗中摸索。
但思维的运作方式很神奇。我们自以为拥有清晰而理智的思维，但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大脑会耍些花招，狡猾地进行迂回。头脑往往滞后于心灵。对于那些心里感受到的事情，迟缓的大脑需要通过文字和逻辑，才能对其进行解释和证明。
在我开始斯坦福大学的学习生涯时，摄影仍然是我表达创意的主要方式。我还参加了摄影课程，不断地拍摄照片。我享受着一种与相机为伴的人生。但与此同时，一些困惑悄然而至。在拍摄了数千张，甚至可能数万张照片之后，我仍然无法底气十足地指出自己作品中的“艺术”所在。我知道它们达到了一定水准，但又无法说出有何独到之处。相机这个器械，将我和我希望表达的东西隔开了。我看不出这些照片中哪里能体现“我的”特质。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我心中已不再对摄影存有热爱，只是我的思维还未曾试图放手。似乎我必须在痛苦地经历了摄影梦想的幻灭之后，才能纵情于音乐的激情当中。这有点像浪漫喜剧中的场景，主人公最终发现自己真正爱的人不是新认识的尤物，而是陪他一路走来的那个坚贞不渝的朋友。对我而言，这个朋友就是钢琴。
虽然我越来越急于承认并抓住自己人生中的志向，但当时我并不具备这个能力，另外还有一些棘手问题需要解决。自信心是其中之一。我常常问自己：我足够优秀吗？我今后能做到足够优秀吗？
另一个很让人头疼的问题是家庭的期望。我的父母总是鼓励我去找寻自己的幸福，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情。他们在这一点上很真诚，但这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吗？父母对孩子寄予着他们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梦想，这难道不是朴素的人性吗？如果我选择音乐这个前途未卜的非主流行业，我会让他们失望吗？如果我选择一个与学历无关的领域，会不会“浪费”了斯坦福大学的优越教育机会呢？
或者我之所以感到内疚，是因为内疚是自信心不足的一种恶魔形态吗？
无论如何，我需要某种深刻的体悟，来扫除我的恐惧和疑虑，让我的决定看上去不只是清晰，而且舍此无他。
大学二年级时的一个晚上，我朋友邀请我到他的宿舍去听一个吉他手的演奏。这个吉他手弹得真是棒极了，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乐曲中所蕴含的那种朴素。没有华丽的指法，没有为了花哨而花哨的技巧，但是每一个音符都恰如其分、深情可触。我当时想：音乐就该如此，而我完全可以做到！
我不记得是如何离开宿舍的，我只记得自己回到家后开始在一种狂热的状态下创作乐曲。我写了两首歌，然后打开录音机，开始叠录其他部分。我边写边听，边增边减，边试验边修改。我不想要那些浮华的东西，也不希望有张扬的成分在里面。
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第二天早上，一个朋友开车接我去海滩，我带上了那盘新录制的磁带在路上听。
到了海边，我经历了一生中最奇妙、最震撼的感觉。我打开车门，发现自己无法离开，简直无法移动。我被一种由责任和狂喜混合而成的引力，钉在了座位上。
在这段短暂的行车旅程中，通过土褐色的二手本田扬声器，我听到了自己的未来。
优势无疑是一种喜忧参半的赐福，它在提供机遇和安逸的同时也会给许多人带来困惑，有时甚至会削弱他们的人生价值。
首先，我们所谓的优势到底指什么？
当然，通常我们都会用金钱和物质对其进行定义，但我认为这种定义还不够全面，因为实际优势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
家庭的关爱与支持是一种优势，老师的关怀与照顾也是一种优势。教育是一种优势——我谈论的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包括最广义的教育。我所指的是接触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种人，并与之交流.这种教育可以加深我们的认知，并培养起同理心。
但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优势有哪些共通之处呢？
每一项优势都应该增加我们的人生选择范围，但你有没有发现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我认为优势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开辟一个充满选择的世界，另一方面，它往往带来压力，有些是外部压力，有些是自我施加的压力，从而会严重限制这些选择。
父母的期望构成了这样一种压力。老师和榜样的影响，即便正面的，也会形成一种压力。还有所谓的流行趋势，比如今年哪类职业最受追捧，更是一种压力。最后，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经济时代，所以人们往往会倾向于选择那些最主流的职业，走多数人走的那条路，以获取安全感。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那些拥有优势的人，往往会感到他们的选择范围似乎比大多数人都狭窄。这种情况很遗憾，甚至有悖常理，但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正如我斯坦福大学的那个同学，她似乎只有两个人生选择：要么做医生，要么当律师！
优势就像是一个望远镜。从一端观望的话，你可以放眼无边的宇宙；但从另一端望去，你的世界就会缩成一个窄条。既然人生由我们打造，那么望远镜朝哪儿转就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
什么样的优势能够给予我们从容生活的保障呢？经济上较宽裕，可以降低我们赚钱的紧迫感。家庭的支持，能够给孩子更多时间去发掘自身的天赋。良好的教育会使我们在未知事物面前变得谦逊，它会使我们有耐心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优势应该有助于避免我们出于未来的担忧而仓促决策。就选择而言，优势应该给我们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时间。
但在许多富家子弟身上我们却看不到这一点。世界上还会有比他们更急迫的人吗？他们匆匆完成预科，就着急进入“合适”的大学。他们为了讨好“合适”的研究生教授，匆匆完成大学课程。他们的暑期在实习中一闪而过，为的是拥有一份漂亮的简历，以便尽快进入银行业或律师事务所。难怪有些人在30或35岁时便会遭遇所谓的中年危机，因为他们自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忙得气喘吁吁了。
我要明确一点，我并不是批判他们，而是想声援他们。我明白，有许多现实的压力将他们推向这种匆忙的生活轨迹。正如很多文章中写到的那样，这一代青年面临的职业前景，并不如父辈般光明。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挫折完全可以理解。没有人希望当列车渐去渐远，自己还在站台上游荡。也没有人希望在供给短缺时，自己会落得两手空空。
不过，我常自问，一方面我们积极、务实、有力地下决心抓住时机，另一方面我们因害怕落后心生恐惧，又以恐惧为动力盲目向前，它们的界限在哪里呢？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在匆匆而过的人生中，错失的比得到的还要多？
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时的人们强调的是“回归自我”的价值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们阅读《流浪者之歌》和《在路上》。他们中断大学生涯，背着简便的行李徒步欧洲或去尼泊尔环游。在大学毕业后，他们不会马上继续研究生学业，也不会在研究生毕业后马上开始全职工作。这样做的目的不是简单地适应人生，而是要找寻最适合自己的人生。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归自我”的概念从一种追求变成了老生常谈，然后演变成了恶意讥讽的素材，讥讽婴儿潮（美国1946-1964年间）出生的一代人是一群满嘴跑火车、刚愎自用的家伙。强调回归自我的做法，可能有点极端，所以才会产生物极必反的钟摆效应。
这正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认为近年来这个钟摆已经过于偏向另一端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无论是电脑还是经济周期，一切事物都在加速前进，我们似乎把自我反省，看成了一种已无力消受的悠闲和奢侈。我们被一种害怕落后的恐惧所驱赶，不敢给自己时间放慢脚步进行思考。
但是，人的本性不会因为经济的起伏、或即时短信代替了蜗牛邮件而发生改变。正如一句老话所言，“万变不离其宗。”
很重要的一点是，好的决策是需要花时间的。它们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不是一时冲动。我们要有足够的自我认知，去审视自己的内心，甚至是花上一点时间去静坐。
在一个忙碌的年轻人看来，这种静坐似乎是在浪费时间。但我想说的是，中途停下来自省永远不会是浪费时间，这是一种对时间的投资。我认为这是一个人所能实现的最有价值的投资。
我19岁那年继承了一笔家庭财产，确切地说，这份礼物来自我的祖父——出售祖父一处农场的收益，我父亲把它转换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当时，这些股份的价值约为9万美元。能给我的就那么多，我知道我不该再奢望其他了。
接下来，该如何处理这笔钱呢？这份继承的财产没有附加条件，我可以用它来做任何事情，这完全取决于我的选择。我是买一辆豪华汽车还是搬到一幢海滨公寓去住？或是坐头等舱环游世界？所幸的是，这种奢侈不是我的本性。此外，我目睹了自己的哥哥姐姐如何快速挥霍殆尽他们的大部分现金，我不想走上这条路。
同样，我也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做，让那些股票静静地躺在账户里睡觉。如果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那么，这些股票现在应该价值7200万美元了。但我并没有那么做，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这样说的时候人们会认为我在撒谎，或者疯了，但事实就是这样，我用积蓄购买了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时间。
很幸运，也许是命中注定，当我即将在音乐领域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时候，我得到了这笔财产。我最终在音乐事业的追求中下定了决心。我希望明确一点，那就是我对音乐的选择，代表着我向前迈出了严肃的一步，这意味着我至少已经开始尝试面对自己的矛盾心理、所有的不安全感，以及他人对我的期望。虽然下定决心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但光靠它开展职业生涯远远不足，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我去学习。
在纯音乐方面，我还在学习钢琴技巧，第四次——目前为止也是最后一次——开始上我的钢琴课。在制作音乐方面，我努力紧跟日新月异的录音技术。但无论是我的钢琴弹奏还是我日渐提升的录音能力，它们本身都不是最终目标，这些独立但相互关联的技能，是为了助我达到一个更重要且更艰难的目标，那就是：做属于我自己的音乐！
我父亲和我曾经谈到过这一点。他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格伦·米勒的故事》，其中他最欣赏的部分，就是当伟大的乐队队长在发现“那种声音”时的痴迷。可能就是这种神秘的东西使格伦·米勒的歌曲或乐曲与众不同，让人一听便知。这种与众不同对于很多（也许是所有）音乐家来说就是一只圣杯——想一下鲍勃·迪伦或艾拉·菲茨杰拉德——相信我，这真的来之不易。（即使是伟大的雷·查尔斯，在他成名之前也是以模仿纳特·金·科尔开始职业生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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