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孟之战是最能证明日军“一流士兵，二流军官，三流将帅”的战役。谁把兵送到滇西那个根本就撤不回来的地方去的？还是那个辻政信。
有人曾经这样评论辻政信：“在他还是一个少佐的时候就开始指挥日本了”。
首先开始动俄国人脑筋的还不是辻政信，那么这次为什么要动苏联人的脑筋的呢？当然首先从1907田中义一的“国防方针”开始，日本陆军的第一位假想敌就是就是俄国，到了石原莞尔这儿虽然给把第一位假想敌改成了美国，但是谁都知道这会儿跟山姆大叔要是干了起来那简直就是白给。所以眼睛一直盯着的还是俄国。但是这次的主要原因还不是这个，这次皇军参谋们的动机就简直令人无法理解。
当时因为要不要进行武汉战役从省部（这是一个战前和战中常用的字眼，指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开始就分成了两派：扩大派和慎重派。扩大派主要是作战课课长稻田正纯中佐（陆大37期军刀组）和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陆大35期），慎重派则主要是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陆大25期）和原来石原莞尔的部下们，也就是原来的战争指导课，现在随着石原莞尔的被放逐而降成了“战争指导班”的参谋们。
慎重派反对战争扩大的理由除了石原的理论以外，还有一条就是战线拉得太开，兵力分得太散，如果苏联乘机进攻怎么办？
稻田正纯为了给武汉战役寻找理由，想确认一下苏联没有进攻日本的想法，想出了这么一个对边境的张鼓峰进行“火力侦察”的高招出来。让谁来干呢？想到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实战经验的朝鲜军十九师团，也算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吧。
稻田正纯就在1938年7月19日以大本营的名义给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和十九师团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下了“限定性进攻张鼓峰”的命令。皇军参谋的老传统，命令发出去了，再和老板天皇陛下去打招呼，想来陛下也会认这壶酒钱。
谁知这次天皇不认账。不但不认账，还把上奏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给骂了一顿。这下稻田抓了瞎，只好赶紧给尾高龟藏中将发电报中止作战行动。
参谋们是一直下克上，但这次被尾高“克”了。尾高没理那茬，照样出动了1600多人在7月31日占领了张鼓峰。但是苏军从8月6日开始反攻，出动了237门大炮，285辆坦克和250架飞机，密集的炮火让那些目中无人的皇军们都傻了，这仗怎么打？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八）
尾高这时候只好给朝鲜军参谋长久纳诚一少将（陆大21期军刀组）发电报请求外交交涉，8月11日驻苏大使重光葵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达成了停战协定，双方撤退1公里。
日军参战部队达到6914人，死伤1440人，两成的部队没了。所以这个停战协定对日军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参谋本部也就得出了结论：苏联没有和日本作战的意图。
第十九师团的自作主张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就师团长尾高龟藏作了个检讨了事。日本陆军有个人事惯例，进攻犯了事一般不加追究。哪怕这次是严重违犯军令也没事，因为总算达到了参谋本部的愿望，测试出了苏军的意图。
所以，参谋本部在8月22日开始了动员兵力达30万人的武汉作战。
但在辻政信眼里，这事可大大地丢了人，他一定得想法子帮皇军找回这个场子来。什么苏军武器先进，炮火猛烈？在辻政信看来，哼，全是无能的朝鲜军找的借口，这次让你们看看关东军的能耐。
辻政信在关东军中排名只是第7位的少佐作战参谋，可他愣敢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陆大21期）的名义起草下达一份叫做《满苏国境处理纲要》，里面的第四条赫然写着：“对于国境线不明的地区，防卫司令官要自主认定国境线并将其明示一线部队”。
什么意思？所谓“国境线不明的地区”不就是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吗？在这种地区把权力下放给师团长，除了是在有意挑起冲突外没有别的解释。
一个是成心闹事的作战参谋，正好就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小松原是陆大27期的，虽然不是军刀组，但也是第十名。做过驻苏大使馆武官，后又在参谋本部从事对苏谍报，这次是第一次外放到野战部队。
大凡在一个方面做顺了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自己什么都行的错觉。这位小松原中将就是这样，头一次到野战部队，想建个奇功。听辻参谋说他亲自坐飞机越境侦查过，那苏蒙联军就只有400人。根据辻参谋的计算公式是皇军士兵以一当十，就只要一个中队（连）就够了。但这位小松原中将还算谨慎，派了第64连队（团）再加五个中队（连）在连队长山县武光大佐（陆大38期）的带领下，跟着辻参谋就出了发，于1939年5月21日下达了攻击命令。
这时候关东军来了命令，让小松原重新考虑作战方案。小松原一想，有什么考虑的，不就四百人吗？再者说了，不是关东军军部说的师团长有权做主吗？于是，5月26日，小松原再次下达了攻击命令。
一打才知道，嘿，那辻参谋是怎么侦察的？对面是蒙古军两个骑兵团，一个装甲团，苏军一个步兵团，一个坦克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机枪连。领兵是一员名将，就是后来做到苏联国防部长的朱可夫元帅。
皇军能落着好？还是在随行的辻参谋的坚决督战下，总算把被苏蒙装甲部队包围全歼了的担任搜索任务的一个支队（大约有两个营）的尸体给抢了回来。
这就是所谓“第一次诺门坎事件”。
“溜子在外头撞墙啦”的消息传到关东军部，引起一片混乱。作战课课长寺田雅雄大佐（陆大40期首席，刚从参谋本部调来充实关东军的）认为当时正因为天津的英租界问题在和英国人扯皮着呢，这事不能再扩大了。可作战班长服部卓四郎中佐和辻政信参谋不服，直接找关东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陆大27期，太平洋战争以后担任过香港总督，给香港人带来巨大灾难的“军票”就是他发行的。因此战后在南京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建议换掉23师团，改为由园田和一郎中将（陆大25期军刀组）指挥的第七师团上，一定要报仇。
矶谷廉介对打仗倒不介意，就是觉得动用一个师团，怎么着也得和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商量商量。可是服部和辻政信坚决反对，说和省部一商量就和张鼓峰一样了，肯定没戏了。于是就去找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商量。
要说这位植田谦吉大将后来因为这诺门坎事件丢了乌纱帽也真不冤枉，他的意见可太关东军了。“还是第23师团吧，换了第七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于是就动员了十三个大队（大队相当于营，约600人编成），火炮112门，两个装甲团的70辆坦克，180架飞机和400辆汽车去打俄国人了。
闹的这么厉害，中央省部当然知道了。绝大多数人反对把事情闹大，首先当时内外蒙的边界就是一笔糊涂账。哈尔哈蒙古（内蒙）和哈尔科蒙古（外蒙）的边界是大清在1734年划的，游牧民族逐草为生，老是跑来跑去，谁也不把那条边界当回事，加上两个蒙古在后来的200年间就没少打，边界也随着势力的增弱而变化。那个诺门坎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人说得清楚，就是辻政信自己都说当时是趴在地图上用放大镜找这个“诺门坎”。为了那么个地方去大打一仗，不值得。
再者当时省部的注意力在大陆战场上，为如何解决大陆问题而伤透了脑筋。皇军地倒是占了不少，可是几乎可以肯定国民政府是不会投降的。英美又一声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要求日本撤军，而且条件一天比一天苛刻。在这种时候，关东军还要去和俄国人对练，那不是抽风是什么？
但是有支持的，时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一锤定音：“只是一个师团的话，就不要那么烦了，让关东军去吧”。
这是一句很有名的话。日本人只要回忆战争，就会提到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说出了那些参谋们（也可以叫做“昭和军阀”）的本质。要知道当时日本陆军的正规师团只有18个(两个近卫师团加上番号为1-20的常设师团但其中番号为13，15，17，18是“特设师团”，配置只是“常设师团”2/3左右)，陆军大臣居然可以讲出“只是一个师团的话”。也就是说陆军已经成了参谋们的私产。虽然大名叫“国军”（“大日本帝国陆军”，“大日本帝国海军”的简称），绰号叫“皇军”（天皇的军队），但实质上只是那些参谋们的私军了。这不是，陆军大臣就可以轻轻松松地一句话，百分之五，六的军队就可以不要了。
就这样，从1939年7月3日开始，关东军开始向苏蒙联军进攻了。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三十九）
当时关东军估计苏军是步兵9个大队，火炮120门，坦克150辆，飞机150架，汽车1000辆，再加上蒙军两个师总共3000人的兵力。（其实是兵力57000人，坦克500辆，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飞机515架）。
吃过一次亏，“皇军以一当十”的昏话是没人说了，但是“日军一个师团相当苏军三个师团”依然还是辻政信的口头禅。因此看看兵力对比，似乎很可以和俄国人一拼了。
其实呢？完全不是这样。先不要说步兵兵力，就火炮来说，关东军当时能和苏军抗衡的90式就只有24门，其余全是三八式野炮，上了战场比吹火筒也就只多了两个木头轱辘。而一个苏军野战师光15厘米榴弹重炮就有24门。
苏军当时是在积极备战，对武器相当重视。中国战场几乎是苏联人的武器试验场，从全面抗战开始，苏联在给中国武器方面就从来没有吝惜过。一来中国战场可以有效地拖住日军，减少了苏军的后顾之忧，二来这些武器能不能通过实战的检验，也是苏军所关心的。这次的诺门坎，皇军就成了俄国人的试验品了。
苏军光光在诺门坎使用的坦克，就从一开始的BT-5到BT-7最后是最新式的T-26换了三种，飞机也从双翼的伊-15换到单翼的伊-16。早期的伊-16回旋性能比日军使用的97式战斗机差，苏军立即改变战术，用俯冲攻击，迅速脱离的办法反过来压着日军打。
而且苏军飞行员和地面部队都是轮换作战的。日军没那么多飞行员，也没那么多地面部队，只能从头到尾硬撑。
关东军出动了三个炮兵连队（团）共82门炮，而苏军光15厘米重炮就有38门。而且射程比日军远的多，阵地设在日军无法目视的地方。日军只能出动侦察机辅助瞄准，15架侦察机没两天就被苏联战斗机和对空炮火给敲了个精光，只好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办法：气球。但气球一上天就被苏联人打掉，最后就只能闭着眼睛瞎打，苏联人没打到，自己人倒挨了不少炮，还死了不少指挥官。最后到7月25日，只好干脆把炮兵撤出战斗。
飞机呢？这么说吧，有人把太平洋战争时日军没有制空权的原因最后归结到了诺门坎。说诺门坎把日本陆军航空兵给消耗完了。参战的“第二飞行集团”（就是原来的“关东军飞行集团”，当时日本陆军就只有两个飞行集团，“第一飞行集团”还只是刚刚组建）几乎全灭，被击落击毁飞机166架，死残飞行员47人，而且几乎全是佐级飞行员。虽然太平洋战争开始时日本陆军号称有六个飞行师团，终战时有16个飞行师团，但陆军航空兵的精英在诺门坎就已经给耗没了。
地面部队呢？就更惨了，死残，失踪达17898人，损失率达27.7%,连队长（团长）级指挥官几乎全部战死或自杀。第23师团更是损失率达到70.3%，换句话就是被全歼了。身负重伤的第72连队连队长酒井大佐被辻政信找上门去，给他一把手枪。干吗？自杀用。战后自杀的大佐级军官就有三名。
日军军官有兵败自杀的传统，但逼迫败战军官自杀，这是唯一的一次。
为什么要逼军官们自杀？辻政信是在杀人灭口，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一线军官的作战不力上以掩饰自己的决策，指挥失误。
一般在谈到诺门坎事件的时候，总要说到日军的情报能力差。但是在诺门坎事件中，差的是日军的情报处理能力，而不是情报收集能力。
日本陆军所说的不重视情报，，情报来源不足什么的，主要是指英美情报。而对华，对苏，对德从来不缺情报，其原因以后再说。现在就说诺门坎事件吧，苏军除了强大的火力和支援这种火力的运输外，没什么新的战略战术。1932年日本陆军就已经翻译下发了苏军的《野外作战要领》，1933年日本陆军还专门制定了《对苏战斗法要纲》呢。
苏军在1936年修订了《野外作战要领》，从原来的利用战略纵深打持久消耗战的战略转变到利用优势炮兵，装甲兵和航空兵所形成的机动力和打击力来包围歼灭敌军的战略。1939年日本陆军下发的《苏军常识》中有对修改后的苏军《野外作战要领》的详细解说和苏军装备现状。就是说日本人很清楚苏军。
朱可夫就任后，首先就要求莫斯科起码要增援三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旅。当时回国述职的日本驻苏武官土居大佐正巧在西伯利亚列车上亲眼看见了增援部队，据他判断是起码两个机械化师。可是当他对关东军发出“一定要内地增援坦克和飞机，否则作战困难”的警告时，辻政信居然对他说：“回东京以后可千万别乱说，要不然那些少壮军官会把你宰了”！
辻政信就是这么狂妄，“皇军士兵以一当十”或者“皇军一个师团能当苏军三个师团”这种荒唐透顶的谬论已经成为了他的信条。
停战后，在哈尔滨举行谈判划定边界，而在要签订议定书的1940年1月30日，苏蒙代表团突然不辞而别，留下了一个解不透的迷。
谜底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当时“满洲国代表团团长”，时任“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处长”的龟山一二。可是龟山坚决不肯透露苏蒙代表团匆匆离去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9月，确信辻政信已经死了，当时是岐阜县关市市长的龟山一二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1月29日晚上，辻政信让一名白俄给苏联代表团团长波哥塔诺夫少将捎去口信，说如果明天签了议定书的话，就要在哈尔滨暗杀苏蒙代表团的成员。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波哥塔诺夫少将在告诉了龟山一二真相以后，31日一早就起程回国。
波哥塔诺夫少将知道辻政信不是在开玩笑，“满洲事变”以后旧国联派来调查的“李顿调查团”不就几次险遭受雇于关东军参谋的大陆浪人的暗杀毒手吗？
就这么一个无法无天的辻政信，居然在战败处理时什么事没有。
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中将（陆大30期），作战部部长桥本群中将（陆大28期军刀组），关东军司令部的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和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陆大28期）被转为预备役。但是挑起事端的参谋辻政信少佐和服部卓四郎中佐以及这些参谋们的上级负责参谋稻田正纯大佐和寺田大佐只是换个地方。没受到任何处罚。
辻政信被调到武汉的11军军部，在冈村宁次手下。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
辻政信被调到了冈村宁次手下。
没有具体职务，但是你要是以为辻政信是在坐冷板凳那就错了。第二年（1940年）辻政信就在冈村宁次手下荣升中佐，被调到台湾军研究部。辻政信被人称为“作战之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辻政信出身于冰天雪地的日本北陆石川县，除了参加过上海事变意外，基本上是在关东军混，也还是一片冰天雪地。这次在台湾和林义秀大佐（陆大35期）一起居然起草出来了一本名叫《只要读了就能赢》的关于南方作战的手册。
日本陆军一直是以俄国作为假想敌的，从来的作战研究都是北方作战为主。对于以英美为假想敌的南方作战，几乎没有研究过。这次辻政信编的这本手册，从民情，地形，气象，卫生，防疫，战法，兵器方面都解说的十分详细。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日军广泛使用。说是说共著，其实倒确实是辻政信的心血。
辻政信可以说是一个灾星。所到之处，给中国，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泰国人民都带来无穷的灾难。就是他的上官，也都一个个丢官卸袍上绞架。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就不用说了。战后马尼拉和新加坡的远东军事法庭判处了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中将（陆大27期军刀组），近卫师团长西村琢磨中将（陆大32期），第224师团长河村参郎中将（陆大36期军刀组）死刑。除了本间雅晴由于他老婆亲自向麦克阿瑟元帅求情而被枪决之外，其余都是被在日本军人看来是最耻辱的方式绞死。
不托辻政信的福，虽然麦克阿瑟恨透了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他也不一定绞得了他们。但辻政信帮麦克阿瑟把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送上了绞刑架。
辻政信作为山下奉文率领的25军作战参谋，在攻占新加坡以后，严令西村，河村和宪兵队长大谷正幸严厉镇压当地华侨的反抗运动，屠杀了数万华侨。
1943年3月，第65旅团本部高级参谋松永梅一中佐向所属各连队长电话通知:“大本营命令，美菲军虽已向日军乞降，但日军并没有接受美菲军的投降，因此被俘美非军不属于战俘，命令各连队将手的美菲军投降者一律射杀。”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又是辻政信胆大包天，在以大本营名义下达杀俘命令。新加坡作战以后，辻政信荣升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就在赴任的途中，辻政信在台湾听到了要在菲律宾进行巴丹作战，就推迟了去东京赴任，以大本营参谋的身份去本间雅晴的十四军协助指挥。这道命令后来查明是他发的。
辻政信知道投降也是欧美军队的一种战术，打不过了就投降，然后乘你不注意再逃跑。实在逃不掉就安下心来坐在战俘营里吃你，反正你得养俘虏。总之一句话，缴了枪也要成为你的负担。所以欧美军队在战争中经常有大批投降的，有时这种投降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次英国人打错了算盘。他们这次的对手不是欧洲的骑士们，而是大日本帝国的武士。如果他们知道南京陷落后日本皇军对中国战俘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恐怕他们要拼死抵抗而绝不投降的吧。
大本营命令，谁敢不从？后来因为这道假命令而上绞架的日本陆军高级军官（大佐以上）不计其数。但也有头脑清醒的，第141连队连队长今井武夫大佐（陆大40期）在接到电话后就觉得不对，想想大本营还不至于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立即表示：“这么重大的问题，一定要书面命令”，放下话筒就释放了全部战俘。结果书面命令也没有来，而今井武夫也就逃脱了上绞架的命运。
这个今井武夫原来做过参谋本部支那班班长，就是他和第八课课长影佐祯照（陆大35期军刀组）进行的汪精卫工作，扶植起来了汪伪政权。
就辻政信这么一个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最后怎么样了呢？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战后英美两国几乎是大索天下寻找辻政信要他的人头，但是找不到他。然而在1950年追寻战犯停止之日的第二天，辻政信在日本出现了！
他躲在里？是谁在掩护他？说来不可思议，是中国国民政府！原来，当时担任北支方面军参谋的辻政信给在溪口操办了一次蒋母的祭典，并且给前来奔丧吊孝的国府要人提供了一切方便。
终战时，辻政信在曼谷任18方面军高级参谋，他知道自己难逃法网。冒死去找当地的军统机关。结果军统在第二天就派出包括两名少将军衔特派员在内的15人护送队伍，一直把他武装护送到当时在国军控制下的河内，然后再转送重庆。最后随国防部二厅去往南京。
在南京干吗？说来奇怪，一开始是让辻政信制定《西伯利亚作战纲要》，辻政信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委员长是真要去打俄国人还是想卖给美国人。后来东北吃紧，委员长手中居然没有东北作战地图。日本人也没有，关东军从来没有想过要在东北作战。所以辻政信和另一位日本陆军中将就在国防部编制东北军用地图。
一直到1948年，东北军用地图和用兵概要编制完成。辻政信才潜回日本。1950年1月占领军总部GHQ宣布战犯搜索结束的第二天，辻政信就公开露面了。
他写了一本描写自己潜逃的书叫做《潜行三千里》（这里的“里”是日本过去的计量单位，大约相当于4公里），成为1950年的最畅销书。接着在1952年11月的大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59年6月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但是在1961年辻政信却离奇失踪。从西贡（现胡志明市），金边，曼谷一直到老挝失去了消息。最后能够确认的是他身着僧衣，从万象沿13号公路北上。以后就不知道了。
那时老挝正在内战，辻政信为什么要去老挝？为什么要身着僧衣？都是不解的迷。一般猜测是去参加老挝内战，指导苗族武装（就是我们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报纸上常能看到的“王宝匪徒”）和巴特寮作战。再有就是去找传说中的山下奉文在东南亚搜刮并埋藏起来了的的“山下财宝”去了。
1969年6月28日，东京家庭裁判所根据日本《民法》正式宣告辻政信于1968年7月20日死亡。但他死没死？死在哪儿？怎么死的？没人知道。有说是被巴特寮杀了的，有说是被当地残留的日本军人杀了的，有说被CIA杀了的，有说被英国情报机关杀了的，但是相信辻政信是被中国情报机关杀了的人最多，并且言之凿凿，说是被广州军区政治部的情报人员杀了的。
辻政信讲完了，还有一位诺门坎的领头人物服部卓四郎呢？等以后再来说那位吧。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一）
诺门坎一战，皇军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一个整编师团全部报销，算交了学费，但是这些参谋们是不会长记性的，后来还是琢磨着要去打俄国人，那事以后再说。
可这时大陆战场怎么样了呢？看起来似乎“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你看1938年1月16日近卫声明就知道皇军们又多猖狂了：“再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九月进行的武汉作战，日军胜利了，占领了武汉。在同时进行的广东作战中，日军又于10月21日控制了整个广东。
可是，国民政府还在，蒋委员长还在。虽然打得非常惨，有时都不能叫作战，几乎是单方面地被屠杀，但是中国军队（无论属于什么党派）还是在抵抗。无论是中国老百姓，还是国际社会都只认蒋委员长的国民政府。那些皇军们，是真正陷进泥潭脱不了身了。
到这时皇军参谋们总算想起来老祖宗儿玉源太郎大将的一句话来了：“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这时候想要结束战争了。因为不结束不行了。为什么？只要看看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的1937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间日军的战死和战残（无法重返战场）的人数就知道了：1937年：5.1万人；1938年：8.9万人；1939年：8.2万人；1940年：4.2万人；1941年：4.1万人。
这段时间内日本陆军的全部兵力是70万人左右，也就是每年要消耗掉陆军的10%左右。
山梨县有一个连队（团），战争开始就拉到中国战场。一年不到就报废了一半，给打残了，只好拖回国内休整重编。好不容易重编好了，又遇上太平洋战争，精锐部队拉到南洋去了，又把这支半残废的部队送到中国战场，一年不到，又是60%的损失出来了。又残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打呢？很简单，赌徒心理：总希望下一把能出奇迹。就昭和军阀来说，总希望“再来一击”，把蒋委员长打惨了，蒋委员长就肯投降了。他们也就能够从这个泥潭里面脱身出来了。股票市场上也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手里拿了一把一路狂跌的股票，就是舍不得割断，总梦想有一天会涨起来。其实那把股票早已经破产了。
而蒋委员长呢，和日本人的谈判其实断断续续倒一直在进行，但是从来就没有准备过投降。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武汉，再从武汉迁到重庆。蒋委员长还放出话来，实在不行，就是迁到印度的加尔格达组织流亡政府也决不投降。虽然屡战屡败，但还是屡败屡战。
时代变了，再也不是大清的辫子军进关的时代了。只要国民政府不投降，日本军阀就是找出100个汪精卫也没有用。国民政府手里有最狠的武器：国际支持。蒋委员长不肯和日本正式宣战的算计就在这里：怕美国置身中立。当然美国没有置身中立对日本人也有好处，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傻子也看得出来日本人成不了第二个满清。只要慢慢熬，熬出黑暗的隧道就有光明。
日本陆军呢，这时陷在石原莞尔早已预言过的大陆战场，狼狈不堪。
南京沦陷以后，东京一片欢腾，日本人提着灯笼，在皇居（皇宫）前面游行，站在三宅的参谋本部阳台上都可以听到“万岁”的欢呼声。
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宫薙仁亲王当时在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那儿留下来的都是石原莞尔的亲信。在阳台上站在薙仁亲王边上看游行的今田新太郎中佐（还记得石原莞尔的9.18事变吗？）对薙仁亲王说：“殿下怎么看国民的欢呼？”
薙仁亲王没啃声。
今田新太郎说了下去：“殿下，这种欢呼是不是正在受苦的国民们在呼喊‘快停止战争吧’？国民们不要这场战争”。
日本军阀其实心里面对这一点很清楚：这场战争是打不下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从中国战场撤退，但为什么就没有这样做呢？
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是一个法西斯的国家，但是邪门的是，它倒不是一个独裁的国家：它没有像希特勒，墨索里尼似的独裁者。即使是在东条身兼几乎半个内阁的时候，塞班岛一败也就只能下台，就是说随便是哪个个人说话都是不管用的。当然它也不是民主的国家，那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国家呢？它是官僚的国家。你只要看看这次日本的经济危机居然能持续达15年之久这件事就能够理解当时日本的决策了过程了。
就像现在实际掌握日本的并不是总理，大臣，而是那些高级公务员一样，当时实际掌握日本陆海军的其实并不是长官和将军，而是那些专职参谋们。
当时从总体上来说，几乎人人都说这场仗不能再打了，但是到具体怎么个不打法，却又人人都有具体问题了。这就是在日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总论赞成，各论反对”。小泉纯一郎搞邮政改革遇到的阻力也是一样：不反对你改革，也不反对你改别人的革，但你不能改我的革。当时的大陆战场也是这样：不能再打了，或者别人都不能再打了，就我这里再打一下蒋介石说不定就会投降了。
就这样熬到了1940年3月30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终于下定决心，要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次长泽田茂中将（陆大26期），总务部长神田正种少将（陆大31期），第一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陆大35期），第二部部长土桥勇逸少将（陆大32期），第三部部长铃木宗作少将（陆大31期首席），陆军大臣佃俊六大将（陆大22期首席），次官阿南惟几中将（陆大30期），军务局长武藤章少将等九人，会议决定如果1940年内无法解决（就是蒋介石还是不投降的话），日本单方面撤军，除在上海，内蒙继续驻留少量兵力外，其余全部撤出大陆战场。什么面子不面子的，现在不是谈那个的时候，再打下去，连里子都快没了。
但是，历史的车轮既然滚了起来，而且是在朝着彻底碾碎大日本帝国的方向滚动的话，那么在没有达到目标以前是不会停止的。既然有了一支天皇统帅的“皇军”，还有一批无能而又狂妄的皇军参谋们，在这些因素彻底消失以前，战争不会结束，而他们在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前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注定了这支犯下累累罪行的军队一定要灭亡，所以它没有见好而收，全身而退的资格。
这不，刚刚还在垂头丧气的皇军参谋们，又像打了一针兴奋剂似的气宇轩昂了。
出了什么事？德国有个叫希特勒的疯子，在欧洲打起来了。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二）
先得把日本陆军和德国的渊源及其日本陆军怎么上的那辆轴心国战车说一下。日本陆军亲德，原因有相当多。从一开始建设近代化陆军时山县友朋，桂太郎等从普法战争的结果就决定下来了要学德国，后来请来的陆大的开山教头梅克尔少校也是德国人。
还有一个语言上的原因，日本陆军里只有陆大毕业生才能爬上去，而陆大毕业生里陆军幼年学校出身者占大多数。日本普通中学的外语是英语，而陆军幼年学校的外语是德语，俄语，汉语三者选一，就是说陆军幼年学校出来的人不懂英语。
而所谓“军刀组”（毕业成绩前六名）更是几乎为幼年学校毕业生所垄断了。军刀组毕业，有选择去留学的特权，那些人很自然地都选德国，没语言障碍嘛。你看东条英教，石原莞尔他们全是留德的。到后来陆军三大衙门（陆军省，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几乎成了留德派的天下。
嗯，那德国在第一次大战中输得那样惨，就没有让皇军参谋们产生一点怀疑什么的？
日本陆军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教训是很重视的，专门派过人去调查。但不派还好，一派就更亲德了。
怎么回事？一次大战德国惨败，冈村宁次，东条英机他们在德国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堂堂德军总参谋部里面居然找不出一张像样的椅子来请他们这些客人坐。但是装着假腿，假眼的德军参谋们就在那儿站着办公，站在那里从零开始准备复仇。怎么不让这些皇军参谋们感动？
在东京军事法庭法官们最后的死刑投票时以六票对五票侥幸逃离绞架的当时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中将就是这么一位。
大岛浩在陆大的成绩一般，但是他有一个长处：德语好。不是一般的好，是完美无缺。他老爷子大岛健一是做过陆军大臣的，明治23年（1890年）开始在德国留过四年学，大岛浩从小在家就说德语。
一般说来是“驻德大使馆武官”对不对？当时日本可不一样，叫“驻德武官”，和大使馆没关系，是参谋本部派出去的。连办公室都不在一起，陆军有陆军武官处，海军有海军武官处，大家老死不相往来。为什么这么邪门？嘿嘿，“统帅权独立”，不归你政府管。大岛浩没事带着手下20几个人去喝酒，喝醉了就唱歌，唱德国歌。大岛浩的嗓子一般，但是据说唱歌的韵味特别足，尤其是德国歌。手下人评价：“与其说大岛少将是日本人，不如说他是德国人”。
大岛浩可以说是出身名门，正好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也是慕尼黑贵族出身，两人极为投缘，没事就往一块凑。但两人的秘密会谈纪要全部毁于战火，要不然大岛浩可能逃不过绞刑架。
这不，大岛浩传回来的消息是德国人说想把原来的“德意日共同防共条约”再强化，加进“对任何一国的侵犯都认为是对其他过的侵犯。。。。。。不单独媾和”等条款。提示的价码是从国民政府撤退军事顾问，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
政府方面坚决反对，理由太简单了：这不是什么防共的政治同盟了，这就是军事同盟。本来就想利用那个协定去牵制一下苏联，现在成了和德国意大利联合起来和美苏英法真打了。所以1939年1月10日开始，平沼骐一郎内阁开了好几次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米内海相，山本五十六次官和井上晴美军务局长代表的海军是坚决反对，板垣陆相代表的陆军是坚决支持，而平沼骐一郎总理则不知道是什么态度。一直拖到6月3日的五相会议上，才大家都同意不干了。
空口无凭，画押为证。五相都画了押，当然也包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
这边刚画了押，板垣就反悔了。8月8日的五相会议上板垣劈头就说：“陆军的总意是以自动参战为条件缔结三国军事同盟”。
咦，这就变卦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出话来了。
呆了半天，大藏大臣石渡问海军大臣米内光政：“缔结了同盟，就必须考虑德意日三国和英美苏法四国开战。而一旦开战，80%是由海军进行。现在想听听海军大臣的意见，德意日海军和英美苏法海军开战，我们有多大胜算？”
米内海相的回答简单明快：“没有任何胜算，首先日本海军就不是为了和英美打仗来建造的，但要是和德国意大利打的话，倒没有任何问题。”
这边还在扯着特别具有日本特色的皮，那边来了个晴天霹雳。8月21日深夜，里宾特洛甫给大岛浩打了个电话，说由于欧洲局势的“无可奈何的原因”，德国要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
大岛浩一口气差点没背过去，说：“德意日共同防共协定中秘密协定第二条不是规定了任何国家在与苏联签订新政治条约时要得到另两国的同意吗？你们这是违反三国条约，我要抗议。”
里宾特洛甫好像没听见，很亲切地向大岛浩大使（当时大岛浩退出了现役，干脆当起大使来了）道了晚安后，彬彬有礼地放下了电话。
条顿人这次算是把黄皮猴子给结结实实地涮了一次。当时正是诺门坎战役的关键时候，有了这个《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朱可夫元帅向苏军总参谋部要的增援师团从欧洲部分派到了远东，关东军则要满地找牙。
平沼骐一郎内阁这就到了台，日本陆军更是从上到下一片心灰意懒，大岛浩也灰溜溜地辞了职，回家看孩子了。所以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有人说一声“撤了吧”，大家也就全同意从中国大陆撤军了。
那为什么又没撤呢？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三）
为什么又没有撤？那是因为到了1940年了，希特勒在欧洲的场面是“相当的壮观”。
4月9日占领挪威，5月10日同时进攻比利时，荷兰，卢森堡，5月末把英法联军赶到了敦刻尔克，6月14日占领巴黎，6月17日法军投降。
这下皇军们又有了精气神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可不能误了班车”，等希特勒把全欧洲都拿下来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得赶快行动。
怎么行动？当时说实话那拨参谋们还真没有想到去打英美，实力差是明摆着的。当时想的还是去打苏联。
不是接连碰了两次壁了吗，怎么还是不长记性呢？很简单，日本人的机械式思维，有记性也无用。他不在那里反共吗？就认为是人都会或者都得反共，只要皇军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苏联人就会欢迎他们。
那上两次不是输了吗？他不这么想，他想的是上两次是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是因为军部采取的不扩大方针，不让他们打。如果放开手让他们打，还会打不过俄国人？三十年前不就打赢过他们了吗？
这次是东条英机想打了，那会儿东条正当着陆军大臣。有人可能会说，怎么这个东京审判的头号战犯（倒不是第一号战犯，第一号是荒木贞夫，那是按姓名的罗马字拼法的字母顺序来的）到现在才刚刚出来？早出来不了，这位实在太不引人注目。
他爹东条英教是个牛人，陆军大学校的首届首席毕业生。可是这位呢？不但没他爹那么聪明，简直就是笨蛋一个。考陆大考了三次，要不是有个有名的老爹，估计那连队长也不会让他成天什么活不干去准备考试了。可能一家人的智商也是个零和关系，老爹多拿了一点，儿子就只有受穷了。
在校成绩也不用说了，一塌糊涂。毕业后一开始是不起眼地慢慢混。“满洲国”后的1935年当上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以后就加速了，1937年当上关东军参谋长，1938年就当上了陆军省次官，从1940年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时开始担任陆军大臣，到1941年10月就出任内阁总理了。
也不是说东条英机一无所长，他也有一项长处，就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受天皇召见时，无论让他在接待室等多久，他永远是一手扶军刀，一手端军帽，保持立正姿式。一直听到让他进去，这才蹬脚起步。笔者看过不少东京审判的照片，在休息室休息时，别的战犯们抄手架二郎腿什么姿态都有，就东条英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双手付膝，像小学生似的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
可别小看这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日本人最讲究这个，尤其是军队。所以别看他照石原莞尔说起来“也就配当个上等兵”，就凭着这个功夫，加上老爹的名声，一步一步也混了出来。
看东条的履历，发现1937年以后他跳得特别快，几乎一年一个台阶。这是怎么回事呢？
1938年1月，近卫文麿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委谈判对手”的声明，当时的参谋次长（从1931年12月到1940年10月的参谋总长是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那是个摆设，参谋次长倒是在行使参谋总长的职权）多田骏是反对这一声明的，但是挡不住战争扩大派的外相广田弘毅和陆相杉山元的鼓噪。近卫文麿本人呢，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派，一会一变，这不，又变成慎重派了。想把广田和杉山换掉。
广田好办，可杉山大将就不好办了。近卫就去找天皇，说想用板垣征四郎换掉杉山元，天皇也同意了。那边的杉山元和次官梅津美治郎（陆大23期首席，甲级战犯）坐不住了，陆军省当时正在和参谋本部为了策划武汉作战和广东作战吵得厉害，他们怕板垣上了台干脆和多田骏一起中止这场战争。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办法，找个扩大派的来牵制板垣，这人就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
杉山元就去找天皇，说要让东条英机当陆军次官。天皇一听傻了：这是什么事？陆军大臣都还没有最后定，怎么就有人赶着送次官来了？这东条英机是什么人？
天皇这就注意上东条英机了。
东条当上了陆军次官，和多田骏意见不和，弄得省部关系挺僵的，板垣就想撤了他。可东条说：“要撤一起撤，陆军省换次官，参谋本部就该换次长”。
其实这话是犯上的，多田骏是参谋次长，可是参谋总长是泥菩萨皇族，那参谋次长就是总长，这事谁都知道。
到了1940年，由于米内光正首相坚决反对扩大战争，又被陆军罢了工。陆相佃俊六辞职，陆军不出人当陆军大臣。由于“军部大臣武官现役制”已经被广田内阁复活了，这一下米内光正内阁只好总辞职。
谁当下任首相还在扯皮的时候，佃俊六又跑到天皇那儿去上奏了，说下任陆军大臣应该由东条英机来当。天皇这下可真的要昏过去了：怎么东条的名字一出来，就肯定是荒唐无稽，不合情理的？这不，首相还没人肯当呢，就有人巴巴的来送陆军大臣了。
为什么东条在主战派之中会有如此人望？东条为了弥补他人笨这一缺点，不但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说话还有个说相，总想弄个表现好。只要他一开口，那肯定开打。
1928年3月1日，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少壮军官们组成的“木曜会”召开第五次会议，由铃木贞一主持，参加的有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根本博等人，内容是由根本博作满蒙形势报告。在讨论时，陆军省的东条英机中佐就发言说:“为了帝国的自存，必须在满蒙确立完全的政治权力”。在回答“确立完全的政治权力是不是意味着‘夺取’”的质疑时，东条回答说：“是的，为了日本民族的生存，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必须确保满蒙。这样会和苏联的南下政策冲突，可能引起日苏战争，这时候中国可以作为兵站，同时准备和美国的战争”。
嘴够硬的吧，这号人物当了陆军大臣，能干出什么事来呢？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四）
1940年7月22日，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成立。在此之前的7月15日，陆军提出了《伴随情势的推移的时局处理要纲》要内阁承认。
这个要纲有些什么内容呢？
1．支那事变的彻底遂行。
2．南方进出。
3．缔结德意日同盟条约
组阁后的第四天，就只花了三个小时，近卫文麿内阁就通过了这个“要纲”。都没有经过讨论，更不要说争论了。
那么一直被人看作刹车的海军呢？
当时近卫首相问了海军次官丰田贞次郎中将：“海军不是一直反对三国条约的吗？怎么这次又赞成了呢？”
丰田中将的回答是：“海军实际上现在还是反对三国条约的，但是现在国内局势已经不容许海军继续反对了，所以海军只能赞成。”
当时的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在战后东京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时说：“如果当时海军还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来反对国内澎湃的支持轴心国的舆论，只会进一步加强对立，因此在内阁会议上我作为海军大臣的回答是‘海军提不出别的名案来打开局面’”。
其实海军的情况并不仅仅是这样，当时亲德的海军军官也为数在与日俱增。海军的开站呼声已经快赶上陆军了，海军的变化以后再说。
德国到底出了什么事呢？1940年7月2日，希特勒决定在取得制空权后，对英国进行登陆作战。7月16日正式下达了作战命令。到八月底，德国集中了2669架作战飞机开始了英吉利海峡空战。
空战进行了两个多月，结果是德国非但不能取得制空权，反而在9月15日英国空军对集结从法国布列塔尼到比利时安特卫普的各港口准备用来在英国登陆用的船只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所以在9月17日希特勒不得不决定进攻英国的“海狮作战”延期。10月12日正式决定了“海狮作战”延期到第二年春天。实际上就是已经承认了对英国无法进行登陆作战了。
可是希特勒得把事实瞒着傻日本，于是拉日本参加三国同盟的工作也就更加起劲了。而日本的陆军的省部和一部分海军到1941年初夏为止也拼命相信德军一定会在英国登陆。海军省军务局第二课课长石川信吾大佐在其起草的《目前形势下帝国海军应该采取的态度》中就明确地以德军在英国登陆胜利作为前提。
所以1940年9月27日正式在柏林签订了德意日同盟条约。亲德派终于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阴影里走了出来，被松冈洋佑外相一忽悠，那个大岛浩又去德国当大使了，还是让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给里外涮的锃亮。里宾特洛甫说一句：“希望日本军队进攻新加坡”，大岛浩就赶着到处找门路帮场子，希特勒说一句：“德苏关系不好”，大岛浩就赶着往回传达。大岛浩发回日本国内的电报也和以前一样，都是些“德军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等老八股。
但这些老八股那些皇军参谋们信，大家都觉得再不赶紧开打就太晚了。正好这时（1941年6月）希特勒又突然开始了“巴巴罗夫作战”，进攻苏联了。刚开始可以说是势如破竹，进出如无人之境，怎么看怎么觉得希特勒绝对要赢，这边皇军们也要和德军们来一个“东西夹击”，把苏联灭了他。
于是，1941年7月7日，德苏开战的十天以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中将就搞了“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这可不是一般的演习，那这是一场战争？也不是，是一个大笑话。
这是一场动员演习，当时日本还没有动员制度，不是要去打俄国人吗？俄国人的远东军可有100万人呢。那么据说是要去打这100万苏联远东军的关东军呢？只有25万人。经过张鼓峰和诺门坎，可是再没有人敢说“皇军以一当十”的胡言乱语了。
演习操盘的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少将（陆大35期），他算来算去需要85万人才能打俄国人。85万人怎么打100万人呢？田中新一用的是日本特色算法：希特勒不是在西边打了吗？苏军得抽兵回欧洲，那时候他就可以乘机了，所以有个85万就可以应付过去了。
那么实际上到底动员了多少兵呢?好歹动员了74 万，不过里面可有10万人连武器都没有，徒手兵。可不是嘛，几十万条吹火棍都不是那么容易凑齐的，更不要说几十万条步枪了。
天皇在一边看这就纳闷了，这几十万人在那儿干吗？真的又准备打苏联了？西伯利亚出兵，张鼓峰，诺门坎真的全忘了？就问东条了：“和苏联开战的目的是什么？”
东条中将的回答让天皇目瞪口呆：“现在开始考虑”。
既然天皇好像表示了不满，那就算了吧，8月9日参谋本部决定演习结束，可是人家俄国人可没把这真看成是演习，哪怕西边再吃紧，远东军就是不抽一兵一卒，这一下大本营倒真没了戏。
一直到希特勒兵临莫斯科城下，而朱可夫也判断出日本陆军不会进攻苏联时才率大军西上解莫斯科之围。
这时候苏联远东军倒真有点兵力不足了，可是季节已经是11月了，关东军在11月无法作战。这时候皇军可是真下了决心了：明年，明天开春，1942年4月一准打苏联。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五）
说第二年开了春打俄国人去，可开了春打不了了，又出事了，这次是出在越南。要讲清楚这件事，还得从昭和陆军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三件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开始讲起。
如果说昭和军阀们辛辛苦苦忙到现在还是刚把自己领进了棺材的话，那么这次可是开始在自己的棺材上钉钉子了。
1940年6月17日法国投降，成立了维希政府。皇军们又开始做梦了。
7．7卢沟桥事变以后，皇军陷入了中国抗战的泥沼。但是他们没有检讨自己，反而是怨天尤人，怪谁都不帮他们的忙：蒋介石不肯投降，共产党不肯停止抵抗，欧美不肯停止支援中国。如果欧美坐视旁观，中国人肯做顺民，事情不就成功了吗？
所以法国投降以后，日本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下可以切断法国的援华渠道了，赶快要求法属印度支那停止援助蒋介石。
法国维希政府也答应了，陆军省就搞了一个“物资运输停止状况监视委员会”的组织来监视，委员长是西原一策少将（陆大34期军刀组）。
这个委员会6月29日到了河内，30日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达成了不侵略协议。但是陆军内部就分成了两派：和平交涉派和武力进驻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富永恭次少将（陆大35期）和南支方面军参谋副长佐藤贤了大佐（陆大37期）就是死硬的武力进驻派。
这个佐藤贤了可是个人物，1938年3月3日他在国会为《国家总动员法》作证时，被议员们的质问问火了，当时还只是陆军省军务局军务科国内班少佐班长（这头衔是不是太长了点？）的他居然对这议员大吼“黙れ！”（住嘴！）这就是有名的“黙れ事件”。而那位被他吼的不是别人，是政友会的退役陆军大佐宫协长吉。这位宫协大佐原来在陆军士官学校时，正是佐藤的教官！
佐藤贤了在想什么呢？从他5月26日的言论就可以知道了：“欧洲战局的发展使世界局势为之一变，考虑如何解决支那事变时一定要和世界局势结合起来。
希特勒提倡的世界新秩序的建设在飞速进行，我们日本也要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打倒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世界秩序而和德国人携起手来。现在德国人开始接收东亚的英国，法国，荷兰的殖民地了，日本再不出动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首先应该进攻法属印度支那，兵力有南支军和二遣支就够了。”
这里提到的“二遣支”是海军的第二遣支舰队。海军的意见还是和平交涉，二遣支的作战参谋大井笃中佐就表示不能相信希特勒：“应该还没有忘记《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吧？现在希特勒的势头是不错，但是他的势头是由于长期以来英美对德国绥靖政策而来，因此希特勒是在背叛，这样的人绝对不可相信”。
这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陆海之争了，代表了日本陆军和海军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8月1日，外相松冈洋佑和法国驻日大使达成协议，在日本尊重法国主权和领土的基础上，法国向日本提供河内等三处机场，并同意日本驻兵3000人8月23日清晨6点钟从海防登陆。
但是拿着这张协定到现场去的富永恭次却来了一个“下克上”，到底是他自己的主意，还是屈服于原来就在现场的佐藤贤了的压力到现在都没查清楚。反正其结果是：23日零点，南宁作战后就一直驻扎在中越边界的第五师团（师团长中村明人中将（陆大34期军刀组））就从镇南关（现在的友谊关）越过了边界。在第五师团陆上越境的同时，陆军航空队空袭了海防市，炸死平民15人，炸伤18人。第五师团一路和法军展开了小规模冲突，一直持续到25日。
这边停在海防港外的海军第二遣之舰队在听说第五师团没有任何命令和许可而私自越境开战，气的把原来要护卫上岸的陆军部队扔在海上自己回去了。这样陆军部队在没有任何海军护卫的情况下在海防登陆。
这件事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超过了仅仅是无视国际条约的程度。从这次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开始，英美真正感到了切身危险。从而从只是援蒋的行动中开始走向正面对日本警告，这是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步。
那么肇事者受到了什么处罚？处罚了几个不相关的人。南支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陆大26期军刀组）被解职，由后宫淳中将（陆大29期）接替。那个主张和平谈判的西原一策少将也被解职。参谋本部把冈田重一中佐（陆大41期），荒尾兴功中佐（陆大42期军刀组），高月堡少佐（陆大44期军刀组）这三位赶了出去，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陆大26期）也引咎辞职改由塚田攻中将（陆大26期）出任参谋次长。而首恶富永恭次和佐藤贤了怎么处理了呢？
富永恭次被一时外放到东部方面军，可是马上却荣升陆军省次官了（1943年3月11日）。佐藤贤了则什么事没有，不久荣升陆军省军务局局长这一要职（1942年4月20日）。
日本人评论富永恭次和佐藤贤了是“开辟了一条通向地狱的道路”，可就这两位开辟了通向地狱之路的家伙不受处罚反而升官就充分说明了日本陆军这时已经是到了癌症晚期了。只能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彻底毁灭。
这是在“三国轴心”成立前一个月的事情。
佐藤贤了战后听说被东京军事法庭指名为甲级战犯时说：“像我这样的小人物也是甲级战犯了？（当时他是第37师团中将师团长）太喜出望外了，像又晋升了一样”。后被判处终身监禁，56年被释放出狱，后来积极参加反对越战的活动，佐藤这一辈子好像就和越南有不解之缘。
日军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逼得美国不得不亲自出手了。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六）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的珍珠港。所谓“不宣而战”，是指在日军对珍珠港空袭开始后，日本的宣战书才由日本驻日大使野田海军大将交给。
那么日本为什么要和美国开战，当时日美谈判是在谈些什么？谈判为什么会破裂，这都要从这次的日本陆军强行进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开始讲起。
当时的日军把进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解释成是为了切断英美的“援蒋通路”，单纯从军事作战上来说，似乎也能解释的通。但美国并没有被日本人的表面说辞给忽悠住，美国认为日本进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只不过是要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的前奏而已。
为什么同为印度支那，这南部和北部就有这么大的区别？
单纯地仅仅是进驻北部印度支那，也真是只能控制威胁缅甸，从而切断英美的援蒋通道。仅仅是这样，从军事学的观点，美国倒不是不可接受。毕竟美国当时并不想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怎么去说服美国国会帮本家大叔约翰牛的忙就够罗斯福总统头疼的了。更不用说去和日本打仗了，到底对美国选民说“巴黎”，“安特卫普”什么的还有人知道，“西贡”，“河内”是哪儿啊？人家是堂堂总统，又不是地理老师。
但是如果日本控制了南部印度支那，事情可就完全不同了。以当时的军用飞机的能力，如果在南部印度支那拥有前进基地的话，就可以对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进行攻击。
为什么日本要攻击荷属东印度呢？因为那里有石油。
没有石油，就打不了现代战争。最早看到石油的战略意义的可能是英国的丘吉尔了。在他1911年当上大英帝国海军大臣，立即下令把所有军舰从烧煤改到烧油。从1912年到1914年花了三年时间，正好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次大战时英国的舰队比烧煤的德国舰队活动半径要大，速度要快，燃料补充时间要短的多。本来英国就是海上强国，再加上先进的军舰动力，打个基本上是大陆国家的德国就像玩似的。
德国因为石油而输掉了战争，又因为输掉战争而丢掉了石油。一次大战前德国已经到手了的伊拉克石油权益不得不转让给法国，成为了“没有石油”的国家。1093年纳粹上台以后在解决战争机器的动力问题时只能采取开发液化煤炭生产“合成石油”。
希特勒就对化学家们说过：“现在离开石油的经济是不能想象的，对于要求独立的德意志来说，付出什么代价也要把液化煤炭计划进行下去”。
1939年9月德国开始进攻波兰的时候，德国的合成石油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日产7万2千桶，占到了全德国石油供给量的46%。
二次大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德军的攻势如电闪雷鸣一般，可以说十分华丽。但是进攻英国的计划受挫，使得仅仅依靠超出经济核算的合成石油来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十分困难，这也是希特勒挥师向东进攻苏联的原因之一。他看上了苏联高加索地区的巴库油田，那是从1870年就开始开发的，当时是世界顶级的大油田。
德国1941年6月开始进攻苏联，42年8月到达了石油地带的最西端，但是最后也没有能到达巴库。
有人评论说：“和俄罗斯作战需要大量的石油，但是德军的进攻超出了补给的能力，已经不能维持靠神速的进击而带来的战略优势。结果是很讽刺的：进攻高加索是为了石油，但是因为石油的不足而失败”。
那么日本呢？日本当时（1939年）每年石油的使用量是495万吨，当时日本也产一点石油，不到40万吨。剩下来的90%以上依靠进口，而且几乎全部仰仗于美国，这也就是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一直不敢对华正式宣战，不把中日战争称为“战争”而称为“支那事变”的奥妙之所在。为了扭转这种靠山姆大叔喝油的局面，日本在1937年制定了一个《人造石油7年计划》，又在1940年12月搞了一个《第二次人造石油制造振兴计划》，想学德国人使用合成石油。
人造石油主要是三种方法，一种是在高温高压下对煤炭直接加氢的“直接液化法”，另一种是用一氧化碳和氢反应的“化合法”，也叫“菲舍尔法”，还有一种就是对煤炭进行干馏以后提炼的“常温干馏”法。日本海军从1907年开始，在中国东北的“满铁”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受到经济性的限制，无法。虽然提出的计划是到1945年达到年产量400万吨，实际上产量最高的是1943年，多少？只有20万吨。
但是，到了1940年，这些苦恼着的皇军参谋好像看到了天照大神在对他们微笑了。40年5月，希特勒占领了荷兰，六月份占领了法国。这样一来，荷兰和法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似乎成了成了没主人的东西了，谁先出手就是谁的了。
特别是荷属东印度，即所谓“兰印”。用一句日语来形容这些皇军参谋就是“恨不能从喉咙里伸出手来”。
荷属东印度有一处瓦伦班油田，当时是亚洲最大的油田，年产石油470万吨。只要有了这块油田就够日本用了。所以机会来了。不就是一个战败国吗？估计吓唬吓唬就行了。不，不用吓唬，把南部法属印度支那一占，修两个军用机场，那帮“西洋鬼畜”还不得吓得屁滚尿流，乖乖地把石油送过来？
但是，有那么简单的事？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七）
请看1940年10月25日内阁会议所决定的《对兰印施策要纲》中所说的吧：“基于共存共荣的大局立场，迅速加强同兰印的经济紧密化以开发利用当地丰富资源，实现其为以皇国为中心的大东亚经济圈的一环。”
这里的“兰印”是指“荷兰属东印度”，也就是当时是荷兰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而“皇国”当然就是“天皇的国家”，也就是日本了。
也就是说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尼西亚了。虽然通篇文字没有一句说到使用武力，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关系，傻子都看得出来除了使用武力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荷属东印度当时的殖民统治当局和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不一样，荷属东印度已经和本国切断了联系，由英美提供保护了。所以根本就不理日本。
日本政府派了工商大臣小林一三去访问兰印，结果给吃了闭门羹。又派外务省有名的牛皮糖芳泽谦吉前外相去，也是不得要领而回。
这个芳泽谦吉就是犬养毅的女婿，做过驻华公使，驻华大使，战后又是第一任驻台湾大使。
这样陆海军的死硬分子就开始考虑使用武力了，但是对兰印使用武力就是直接和英美开战，应该说当时军方上层还没有敢这么胡思乱想。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刚刚签了不久的1940年11月，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发生了边境军事冲突，日本陆军要硬出头来当调停人。外相松冈洋佑在12月27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站出来对军人们当头喝了一下：“陆海军是不是已经准备进攻新加坡了？如果是的话，你们的话还能理解，如果不是的话，要搞什么日泰军事同盟？”
嗯，这话不是说的挺上路吗？到底政府和军人不一样，会不会有人这样想？
一般讲起来，外务省是个刹车。可是到了癌症晚期了，外务省不但失去了刹车的作用，反而成了油门。强行进驻法属印度支那事件发生后，外务省跳得比谁都高。就是这个松冈洋佑，在两周前的12月12日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是这样说的：“看起来你们好象进驻了北部法印就挺满足了，现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政治情况可不太好啊，往南部法印派兵是不是更好？这样可以体现威严”。
怎么前言不搭后语？当时的松冈洋佑已经有点疯疯癫癫的神经不正常了，有一种说法是他已经得了脑梅毒，不知是真是假。但大川周明梅毒入脑倒是医生证明了的。
其实谁都没有以为日本的“南进”仅仅到北部法属印度支那止。明眼人都看得很明白，这皇军已经没救了。但就有人还想救一下这个“皇国”和“皇军”。有一个当时住在美国的叫井川忠男的日本人，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井川忠男原来是大藏省的官吏，后来又做了“产业组合中央金库”（一种像银行似的金融组织）的理事。他通过他的关系，于1940年11月请了两位美国人秘密访日。
两位怎样的美国人呢？天主教玛利诺教会的主教沃尔逊和神父德拉特。这两位在美国政财两界都有相当的势力，能够影响美国政府。
两位美国人在日本呆了一个多月，见了近卫文麿首相，松冈洋佑外相和武藤章陆军省军务局长，想促成日美和解。
大家都应该还记得甲级战犯武藤章，绥远事件的幕后黑手和7.7事变时的狂热分子。就是他领头把主张不扩大主义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赶出军部中央的。
但是人也会变，这位武藤章应该说现在开始有点头脑了。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已经使他从狂热派变成了冷静派了。1941年6月8日，大岛浩从柏林发来电报，说是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那里得来的情报，德国肯定进攻苏联，希望陆军也跟着一起捡洋捞去。
武藤章找了几个人在一家料亭（高级日本料理店）碰了个头，这几个人是军事课长真田襄一郎（陆大39期），军事课高级课员西浦进（陆大42期），军务课长佐藤贤了和军务课高级课员石井秋穗（陆大44期）。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既然中国喊的抗日口号是“土地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所以只要坚持下去，抗日必定胜利。那么苏联在这三条上不比中国差，只会比中国更好，所以希特勒在苏联讨不了好去。日本还是不要跟希特勒一起掺和。
佐藤贤了也同意？也同意。佐藤贤了对对苏作战不感兴趣，他一脑子就想对美开战。这次他搞出来了一个“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驻事件”，来了个下克上，可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升到了陆军省军务课长的要职上，他那想搞一把老美的主意就打得更欢了。
佐藤贤了为什么对打美国那么着迷？说来邪门，他号称是“陆军的美国通”。为什么？他做过三年的驻美武官。
他在美国三年都看到了些什么？还是听他自己说吧。
“美国人没有爱国心的，美国兵嘴里嚼口香糖，跳舞，去看美军训练，连个齐步走都走不整齐，这样的国家不可能举国而上打一场战争的。”
那次有名的“黙れ事件”，就是他老师听他又在胡说什么“美国没有战略”而实在听不下去了，出来制止他而被他大喝一声“闭嘴”的。
饶是这么成天胡说八道，有人相信？
有，有人相信。谁？陆军大臣东条英机。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八）
（在河里与人讨论历史观的问题。老冰不赞同唯物史观的宿命和轻视个人，贴了下面三篇以作为例子来说明在历史上不一定有所谓规律，更多的是“偶然”。先分三天在blog贴出）
东条英机在陆大当教官是佐藤贤了的老师。当年佐藤贤了就喜欢没事往东条那儿走动。毕业以后佐藤当中队长（连长）的时候，连队长（团长）就是东条。一次佐藤手下的一个中尉老娘生急病，大半夜地问佐藤借钱，佐藤也没钱，就跑去向老师东条连队长借。东条开门见是佐藤，问明了事由以后让佐藤先在门口等一下，然后进屋和太太叽咕了一番再让佐藤进门。佐藤进门时正好东条太太夹了一个包袱往外走，这边东条就和佐藤瞎扯，一会儿东条太太回来了，手里拿了一叠钱，东条这才把钱给了佐藤。
原来东条也没钱，让太太去当铺当了几件衣服弄钱来给佐藤救急。这件事让佐藤感激涕零，从此以后就死心塌地跟着东条，东条也一直把佐藤贤了看作大弟子。这就是佐藤贤了在“北部法印”事件以后不但安然无恙，还能升官的原因。
老冰插一句，一般来说日军高级军官没有国军高级军官那么有钱，这可能也是国军打不过日军的一个原因。
会不会有人问，驻美陆军武官也不是就佐藤贤了他一个人，怎么就没人来反驳他的胡说八道？理由很简单，驻美武官不是上升的阶梯，想升官得驻德才行。佐藤贤了是东条的亲信这才能打破惯例进入陆军中央，别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整个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就由得佐藤贤了他一个人胡说八道。
皇军参谋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特别喜欢写一些什么“方针”，“纲领”之类的东西，然后再写“要领”，就是先写想干什么，然后再写怎么干。你要是看昭和军阀史，一准被那些名目繁多的“方针”“纲领”“要领”给弄得头昏脑胀。这不，这几位又开始边喝酒，边写开了。
这回提笔的是秀才石井秋穗，写的是《随形势而推移的帝国国策大纲》，内容主要是“确保北方的安定，向支那事变的处理而迈进”。写好了以后，佐藤贤了凑了过来，说：“怎么南方一句没有？加一句吧。”
石井秋穗本身对占领南部法属印度支那并不反对，所以就又加了一句：“关心法属南部印度支那”。
这个醉醺醺的“大纲”接下来就在在御前会议上被通过了。但是文章成了“帝国向支那事变的处理而迈进，为了确立自存自立的基础而准备南方进出，同时根据形势的推移解决北方问题”。味儿变了：南方为主，北方为辅。
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大纲”一开始在参谋本部就没通过，参谋部俄罗斯课课长矶村武亮，欧美课课长天野正一，谋略课课长唐川安夫就打到陆军省来了，给陆军省的石井们上了希特勒必胜，而且很快就会胜的一课。
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先是和希特勒夹击苏联的狂热鼓吹者。现在又转主意了，说得尽早占领法属南部印度支那，怎么个尽早呢？得抢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前。
而武藤章这时对这两个主意都不感兴趣，这就针尖对麦芒，两人在武藤章的办公室里打了起来，演了一出全武行，把边上看的小参谋们吓得心惊胆战。这就是有名的“巨头的争斗”，这里说的“巨头”倒并不是“大腕”的意思，而是这两位都是典型的日本人身材：个矮腿短头大，所以说是“巨头的争斗”。
就是说当时虽然参谋本部的参谋们吵着要参战，但就是包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内的陆军省还是持反对态度的。
1941年1月开始，由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担任驻美大使。这位野村吉三郎是海军大将本身就说明了日本海军和陆军的不同：野村不是海军大学校毕业的。这在陆军是不可想象的，不是陆军大学校毕业，最多升到中佐，连大佐都升不上去，更不要说是将军了，何况还是最大的将军。不是陆大毕业的军官，即所谓“无天组”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升上大佐：为“皇国”捐了躯了。日本军法，战死者特进一级军衔。像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死了，没法子特进了怎么办？追封元帅。这就是有时候也能看到称“山本五十六元帅”的原因。
顺便说一下这个“无天组”是个什么意思。陆军大学校毕业生都有一个毕业徽章，那花纹模样挺像日本天宝年间的制钱，因此陆大毕业生又被称为“天宝钱”，而非陆大毕业者就被称为“无天组”。
野村吉三郎赴美就任以前，专门去拜访了东条英机。说陆军能不能出一个支那通给他当副官？东条英机也觉得有道理，就派了担任陆军省军事课长要职的岩畔豪雄大佐（陆大38期）给他去做副官。
从1941年2月开始，野村，岩畔就和沃尔特，德拉克四人一直在谈判，4月里做成了交涉大纲，4月15日野村大使和赫尔国务卿在凯尔顿大酒店赫尔的房间里秘密会晤，双方认可了这个“日美谅解案”。
日本在打些什么算盘已经知道了，那么美国到底在想些什么呢？美国人想的就是要把日本人从“三国轴心”里分裂出来。因为三国轴心已经成了一个军事同盟，对其中一个国家宣战就是自动和三国宣战，美国人知道自己和纳粹德国宣战已经是早晚的事，所以不希望在参加欧战的时候还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作战。
但这个目标太困难。因为日本的目标就是想阻止美国对德国宣战，理由和美国一样。美国向德国宣战，日本就得和美国宣战，而日本当时并不愿意，或者不敢和美国宣战？
为什么不敢？只要看看岩畔大佐带回日本的驻美武官新庄主计大佐调查出来的结论就知道了。新庄主计大佐调查出来的日美制造业的差距是这样的：钢铁 一比二十。
煤炭 一比十。
电力 一比六。
铝一比六。
飞机生产能力 一比五。
工业劳动力一比五。
石油 一比五百。
汽车生产能力 一比四百五十。
这样的仗，也能打？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四十九）
当然没法打，天地之差，一旦开战日本必败是连白痴都知道的。
所以这样一来所谓困难的谈判也就不难了，起码双方有了一个共同点：都不想开打。所以也能达成谅解必须指出，当时美国在谈判中为了和日本达成谅解，是准备出卖中国利益，对日方作了很大让步的。
《日美谅解案》篇幅浩大，主要是以下七点：1．两国的国际观念及国家观念。
2．两国政府对欧洲战争的态度。
3．对支那事变的两国政府关系。
4．太平洋地区的海军，航空兵及海运关系。
5．两国的通商及金融关系。
6．在西南太平洋的两国经济活动。
7．有关太平洋地区政治安定的两国政府方针。
美国最关心的是第二条“两国政府对欧洲战争的态度”，双方达成的谅解是这样的：“日本政府认为三国轴心的目的是防御，是为了防止现在没有参加欧洲战争的国家参加欧洲战争。日本政府没有退出三国轴心的意图，但仅仅在受到现在尚未参加欧州战争的国家的积极进攻时才履行条约义务。
美国政府声明现在及将来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是不支持攻击性同盟的支配，因此美国政府的考虑基于本国的繁荣和安全”。
这样就是说，只要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大家相安无事。真要去趟欧洲的浑水那也是各趟各的，犯不着在亚洲太平洋开练。
那么日本最重视的第三条“对支那事变的两国政府关系”，双方又是怎么妥协的呢？请看原文吧“美国总统容忍以下条件，在得到日本政府的保障后，对蒋介石政权进行和平劝告1．中国的独立。
2．日本军队基于日中间成立的协定而从中国领土撤退。
3．不并吞中国领土。
4．不赔偿。
5．恢复门户开放的方针，但解释和适用由日美将来协商。
6．蒋政权和汪政权的合流。
7．日本不向中国领土大量或集团移民。
8．承认满洲国。”
第六条“在西南太平洋的两国经济活动”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如果日本在西南太平洋方面不诉诸武力，而是寻求和平发展，美国愿意在日本所需要的石油，橡胶，锡，镍等资源方面提供帮助和合作。”
怎么样？为了救本家大叔英国和欧洲，美国已经从坚决不承认“满洲国”，不承认汪精卫政权进行了大踏步撤退。答应逼迫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承认南京伪政府了。并且同意为大日本帝国输血，为他们提供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而对日本来说，这是喜出望外的结果，真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现在是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美国要帮他们从中国大陆这片沼泽里拔出脚来了，并且还是“光荣的撤退”，在保住了中国东北，保住了他们扶植起来的两个伪政权的基础上的光荣撤退。并且不花一枪一弹就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战略物资。
不知道蒋介石在得知这个“日美谅解案”内容的时候是怎么想的？老冰的想象，蒋介石除了愤怒之外，可能更多的是伤心。弱国无外交，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人家，哪怕是像美国这样在各列强中还是最够朋友的国家也不行。真到了关键时刻，人家还是会出卖你。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就此向命运投降，他坚决反对这个妥协方案，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也展开了为世瞩目的外交战争，和美国进行了坚决的交涉，命运女神终于向中华微笑了。
因为就是这样对日本是绝对有利的和谈方案，在日本还是没有通过。
不会有人相信吧？但这是事实，在那个疯狂的帝国，什么都是可能的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五十）
1941年4月18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正式收到驻美大使的通报，政府在当天晚上就立即一致决定开展外交交涉。就连一直反对从中国大陆全面撤退，反对停止对南方使用武力的企图的陆军军部也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日美谅解案”。4月21日上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召开了首脑联席会议，下午召开了部局长联席会议，都是一致同意要积极地进行对美交涉，没有反对意见。
当天还召开了内阁与大本营联络会议，正式决定了：“即使日本谅解案的成立会多少冷却三国同盟关系也要尽快地进行交涉，予以妥结”。这边也一挥脑袋就准备把德国意大利那哥儿俩全卖了。
是不是就从此风平浪静，雾散云开，大日本帝国就可以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永久拥有它掠夺来的土地，而中华就必须去忍受那无穷的耻辱和痛苦了？
不是的，还是那句话：天佑我中华。
过了刚刚一天，世界就要变了。松冈洋佑回来了，他在苏联和莫洛托夫签定了那个《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后，4月22日回到了东京。
在松冈看来，他是凯旋而归的功臣。帮你们订了这么好的条约，把北边全安顿下来了，你们可以放心去打南边了。怎么不打了？那老爷我去莫斯科是为了啥？
松冈对东条陆相，及川海相的说明一言不发，闭着嘴就一路回了家。接着从4月23日开始到5月2日这十天内闭门不出。陆军军务局长武藤章和海军军务局长冈敬纯这期间四次造访，想说服他接受日美谅解案，但是不得要领。
这十天里面，松冈可不是在赌气。他在家可忙着呢，和德国外相里宾特洛甫联系，再找陆海军中强硬派中级军官谈话，嘿嘿，真要搞政变，不是军人照样干。你们军人干来干去都没有干成过，没准老爷我就干成了呢？
5月3日，松冈洋佑上班了。皮包里装着一份对《日美谅解案》的修正意见，人人看了这份修正意见都摇头，从措辞到语气，整个就是憋着心眼在找茬闹事。那不是在修正，而是在宣告中止谈判。
5月8日，松冈去见天皇，向天皇报告了他的想法。把天皇可吓坏了，这小子在找茬打架，他那不是外务大臣，赶上战务大臣了，连忙找来了内大臣木户幸一商量“外务大臣有没有办法换了他？”
天皇对内阁某具体成员不满，想换马，这几乎是从来没有过的。内阁成员由总理选定任命解职，天皇就点个头表示同意，今天这事可不小。想着这个，木户把这件事立即就通报了近卫首相。近卫也觉得事态不妙，找来东条，及川这两位陆海相一起商量。
这时东条和及川还都表示应该把松冈的乌纱帽给摘了他，“找个不发疯的人来当外务大臣”。但是到最后近卫文麿还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罢了松冈的官是小事，万一有什么人来帮松冈打抱不平，这事就大了。
近卫文麿在败战后自杀，但在日本同情他的人不多，同情广田弘毅的人倒不少。大家都认为他才是该上绞刑台的文官，但逃得早，这才由广田弘毅顶了缸的人不少。
6月21日，美国的修改案终于送交日本，与此同时，赫尔国务卿发表口头声明说：“我们对野村大使和他的同事们的真挚热诚的态度表示敬意，但是同时要表示极为遗憾的是：在日本领导人中是否有人和德国意大利的行动在遥相呼应，力图使日美外交谈判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日本追求和平的证据，美国不得不要求日本作出比现已表明的态度更为明确的表示。”
这个声明的含义就是美国无法信任作为日本外交最高负责人的外务大臣松冈洋佑。
松冈洋佑也是个很独特的人物，他1880年出生于山口县的一个富有的船商家庭，不过他家的富有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的后妈带来了两个除了会用钱外一无所用的兄弟，没几年就把家产给玩了个精光铮亮。到他12岁时，只好跟着表哥远渡重洋，去美国赌运气了。在美国松冈洋佑一边打工一边学习，22岁时以第二名的成绩从俄勒冈大学法学系毕业。
俄勒冈大学，怎么那么偏僻？是偏僻了点，但首先是不能要求一个打工的学生能付得起哈佛，耶鲁的学费，其次是后来松冈洋佑之所以能爬上高位，还全靠俄勒冈大学。哈佛耶鲁见的人多了，不会对一个黄皮的毕业生感多大兴趣，而俄勒冈大学不同，对一个有可能当上日本外相的毕业生是全同学会全体一致进行支援。
1902年大学毕业后松冈回到日本，190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外交官考试。但要是根据现在的资料来看，松冈洋佑这个第一名有一大半是托福于英语，怎么说也是从12岁开始使用英语的。
松冈毕业于美国，母校对他又好，本人又长期从事外交官，好像应该亲美才对。但有些事情就是邪门，这个松冈虽然不仇美，但绝对谈不到亲美。
松冈进外务省后就派到了中国，作驻上海副领事，接着又是首任“关东都督府外事课课长”。这个“关东都督府”，就是关东军的前身。松冈的整个年轻时代都是在中国渡过的，一直到第一次大战时才离开中国去华盛顿任一等参赞。
由于这种经历，松冈在外务省被划为“大陆派”，就是成天想着如何进出中国大陆那一拨，与此相对的是“稳健派”。外务省里稳健派多，所以松冈洋佑觉得在外务省不舒服，在1921年做到外务省情报部第二课课长这个要职的时候，突然辞职，去了他朝思暮想的满洲，任满铁的理事。
张作霖死后，东北一片混乱。松冈计划的“满洲五铁道”也修不成了，这才回日本，当了政友会的议员，成天在议会里鼓吹“满蒙生命线”。
这次松冈要把“日美谅解案”给搅黄的原因并不在松冈有多么反美，而是出于两点莫名其妙的考虑：1．对美交涉居然不是他主宰。
2．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以后，美国也不一定就会报复，说不定谈判的条件还会更好。
所以一直有人怀疑当时松冈洋佑已经得了脑梅毒，因为他已经不能正常思维了。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五十一）
“日美谅解案”被松冈洋佑搅黄，6月11日芳泽谦吉的荷属东印度工作也告最后失败。
这天，陆海军联合首脑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叫《关于促进南方施案的提案》。从现在起，要干正事了，不去搞唧唧歪歪的外交了，皇军要用自己的双手弄出石油来。
一般有种看法,坏事全是日本陆军干的，海军干的坏事不多。叫做“陆军坏，海军好”。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到现在为止，日本海军确实几乎没有参加战争，但是从现在开始就不是这样了。海军已经不是米内光政海军大臣，山本五十六海军次官，井上晴美军务局长那“三驾马车”了，而是及川古志郎海军大臣，永野修身军务局长，冈敬纯军令部总长这“三驾马车”了。
老冰在这里主要是讲的是日本陆军，但是谈到对美开战则无法略去海军，因为他们是主要因素。
就在这时候，冈敬纯弄了一个“海军国防政策委员会”出来，成员是陆军省，军令部的课长以上干部。这个委员会分为四个委员会，其中最重要的负责战争指导方针的是第一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军务局第一课课长高田利种，军令部第一课课长富冈定俊，军务局第二课课长石川信吾和军令部作战部高级部员大野竹二这四个大佐所组成。
就是这个“第一委员会”进行了对美开战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信性的论证。其中特别是石川信吾大佐，他和陆军的佐藤贤了一样都是最右翼的政治军人。从1941年3月佐藤当上陆军省军务课长以后，这两人走得特别勤。一唱一和，吭瀣一气，结果是海军也和陆军一样地走上了不归路。
战后佐藤是甲级战犯，而石川却什么事没有。
从1941年初开始，石川写了一篇《现在形势下帝国海军应采取的态度》，于6月5日提交海军省和军令部首脑。这篇文章是让海军最后下定决心的关键。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日军参谋们昏作中的典型作品，不知己不知彼，自吹自擂，自说自话。现在看起来就像笑话一样，可当时就能迷惑人。
为什么？首先是文中的一大堆图表和数据。一般人只要看到堆了一大堆图表数据的东西，首先就是倾向于相信，你不相信怎么办？要不然你一个一个去对，没人有那闲工夫，加上又不是那方面的专家，你只能听他的。
都是些什么数字呢？大米，燃料，重要战略物资和运送能力。你要是认真地查证一下那些数据，就知道全是扯淡的梦话。比如石川大佐说听了他的话去打兰印，到第三年不但不会缺油，还能有富裕油出来，没准能倒个小买卖。
实际上后来在1942年2月，陆军真的出动了空降兵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的瓦伦班油田。但是就仅仅在当年能把油运回来，后来由于制海权和制空权的丧失，到了1945年时是一滴也没有运回来过，日本运输能力的损失率是100%，而石川论文里估计的运输能力损失率只是10%。
可是人家石川大佐认为问题不在这儿，他认为：“全面的综合把握是困难的，物资的动态推移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使其预测变得极为困难”，所以，“用数字表达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的国力实际判断来作为决定和战的唯一条件是极为危险的”。嘿嘿，你不要老是说国力国力的，那玩意儿说不清楚，所以从此以后就不准说！谁说谁是“失败主义者”。
接下来就是对局势的分析，都已经到了1941年了，头年九月希特勒就已经放弃了“海狮行动计划”，可是这些希特勒的东洋教子们还在狂信德军肯定会在英国本土登陆，用石川的原话就是“德国对英登陆作战肯定成功”，所以英国不足惧。至于美国呢？既然德国能把英国打下去，那么美国的选择也就只有二中选一：和德国言和，保持中立；或者是和德国翻脸，去救本家大叔英国。不管怎么说，反正美国不会卷入南太平洋事务。
所以，结论是：“帝国海军在当今重大时局之际，决不能动摇帝国诸施策，更应采取强硬对策，表明我们的战争（含对美战争）决心”。
所以当时任海军航空本部长的前海军军务局长井上晴美看到这个报告以后说：“第一委员会有百害而无一利”。这话没错，到现在只要是研究太平洋战争的人都认为海军第一委员会罪该万死。
海军同意了第一委员会的这个报告以后不到一个星期，6月11日陆军也提出了一个“有关南方施策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为了东亚安定防卫，迅速建立与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事结合关系。
2．
进行为了军事进驻的外交交涉，在外交交涉不成的情况下武力进驻。
3．
如果英美荷有妨碍行为，则不辞“赌”一场和英美的战争。
应该说，陆军这时比海军第一委员会还是要清醒一些，用了这个“赌”字。陆军在中国大陆的战争泥潭里得到的经验似乎还有点用，而海军第一委员会却好像已经看到了胜利的光景了。
6月24日，大本营决定了《伴随形势的帝国国策要纲》，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正式通过了这个要纲。陆军随即在海南岛的三亚编成了以近卫师团和混成第21旅团为主力的第25军，司令官为饭田祥二郎中将。
7月21日，法国维希政府同意了日本方面的要求。7月28日第25军的先头部队，接下来7月29日第25军主力在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登陆。
没有发生任何武装冲突。
可是美国人的反应，出乎日本人的想象。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五十二）
7月2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尔斯就对日本驻美公使若松发出了警告：“有情报表明日本要占领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美日谈判的基础就会全部丧失，无法继续”。
23日，威尔斯又对前往拜访的野村大使说：“美国只能把日本的行动看作是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征服政策的实际证据”。
24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斯塔克上将的斡旋下，罗斯福总统接见了野村大使。罗斯福对野村说：“众所周知，美国舆论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的呼声很高。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主张继续对日本的石油供应有助于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但是这次日军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行为颠覆了我的论据，对日本的石油供应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明确暗示了石油禁运的可能性。
但是，日本人没有听进去。
7月26日，美国政府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接着英国，加拿大，法国，葡萄牙，荷兰也宣布了同样措施。
就在此时，皇军参谋们还没醒过来，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的当天日志历史这样记载的：“现在还看不到全面禁运的可能。美国可能已经做了不禁运的判断。但是预计明年年初之后，美国会采取一些行动”————哼哼，明年年初，我们就有石油了，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8月1日，美国政府终于宣布了对日本的全面石油禁运。
对正在做着美梦的皇军参谋们无疑是当头一记闷棍。怎么报复来的这样快，做的这么绝情？
其实十分简单，战后才知道，美国当时已经成功地解开了日本外务省的通讯密码。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等高级官员已经看惯了被称作“MAGIC”的日本外交电报，里面都包括7月2日御前会议的详细内容，所以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目的了解的十分清楚，做出那么迅速有力的反应是再自然不过了。
这一下傻了。7月30日，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晋见天皇。报告天皇说，海军的石油贮存只能用两年，如果开战的话就只能用一年半了，因此不如打出去。
天皇听了也傻了，问永野：“和美国开战，有没有胜算？”
这位海军军令部总长的回答居然是：“有没有胜算很难说，但是除此之外没有活路”。
天皇总算弄明白了：“是不是俗话说的‘破罐子破摔’？”
这时的首相是那个一直优柔寡断的近卫文麿，但这次倒挺积极，8月4日晚上找来了陆相东条英机和海相及川古志郎，宣布了自己的一个重大决定：自己去美国，和罗斯福面谈，寻找打开危机的办法。
海军因为军令总长前几天被天皇挖苦了一下，再加上真要开战那也就是自己的事了，心里也发虚，于是就一致支持近卫访美。
陆军呢？首先反正打头阵的不是自己，再加上陆军毕竟对缺油没有像海军那样有切肤之痛，在首脑会议上是反对声一片。最后东条整理了几个条件交给了近卫总理：1．
谈判的基础必须是松冈洋佑提出的“帝国修正案”。
2．
必须和罗斯福总统亲谈，赫尔国务卿什么的就免谈。
3．
不管会谈成功不成功，内阁不能辞职。
这三条除了能看成刁难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这时罗斯福总统又在干吗呢？正在大西洋上的英国军舰“威尔士王子号”上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会谈呢。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被称为《大西洋宪章》，阐述了美英两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条基本方针，其中包括不扩大领土，不侵略，民族自决，削减军备和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