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要回答》
第一章：打破那面魔镜
人生最没有悬念的事情就是我们都会变老，人生最大的悬念则是我们会如何变老。女人的相貌在岁月中悄然变化，更大的变化在于心态。
--杨澜
“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哪个？”皇后每天问同样的问题，并期待着同样的答案。烦不烦啊！每一次的问答都助长着她的骄傲，也加剧着她的恐惧。在内心深处，她一定预感到那个叫白雪公主的小女孩终究会超越自己成为最美丽的女人，但她偏要难为可怜的镜子。一切明明无可避免，她偏偏拒绝接受，只好自取其辱。
人们显然对皇后的痛苦没有多少同情，一代又一代人读着她的故事，嘲笑她的虚荣与无知。即使有魔镜在手，我们大概也不会日复一日地去麻烦它回答这样的问题，谁是最美的女人与我们有什么相干，皇后的烦恼不属于我们。就像某国际机场一张巨幅美女照片旁边分明写着：“这样的容貌10万人中才有一个，你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呢？”世界之大，追求最美已经胜算不高，要是再跟时间作对，那真是自讨没趣。
但是这并不妨碍每个女人对美丽着魔般的追求，简直可以用前仆后继、百折不挠来形容。先不论自古她们在这方面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单就她们愿意为此承受的不适甚至痛苦，包括但不限于束腰、裹脚、穿高跟鞋、忍饥挨饿，直至往自己脸上、身上动刀子，那真是义无反顾、气壮山河！美，催生了巨大的产业，也消耗了大量的生命。
动物学家解释说这是本能的冲动，来自于对繁殖机会的渴望；社会学家说这是因为希望得到关注与好感，从而获得更高收入和地位；佛家当头棒喝说这只是一副臭皮囊，虚妄的幻象，超越轮回的障碍。可我得承认我有点稀罕这皮囊，因为它是我的。我的呼吸，我的奔跑，我的哭泣，我的喜悦……它承载；自然的春夏秋冬，人世的聚散冷暖，它感知；当稚气一点点消退，少女的面庞开始舒展，身材渐渐丰满，当初吻让年轻的面颊染上红晕，当泪水模糊了新娘精致的妆容，当沉静的夜里婴儿满足地依偎在妈妈的胸口，当不经意间眼角出现一条细细的皱纹……我的容颜，我的身体，记录着我的生命和生命中的一切。谁说美只有肌肤那么浅？它贯穿生命，刻骨铭心。女人的美，是一份礼物，也是一种权利；女人的美，是人类的骄傲，是造物主的喜悦。我们美得理直气壮。
《幸福要回答》第一章：打破那面魔镜（2）
不过，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来定义我的美？我小时候认为大眼睛双眼皮最美，一度因为自己眼睛小而自惭形秽，双眼皮倒是有，可若隐若现，发烧的时候会明显些--可也不能老发烧啊！只好拍照时挑起眉毛，瞪圆眼睛，好像见着了外星人似的，常被我爸笑话：“牛眼睛大，可也安不到人脸上。”没想到眼睛大的女孩也有烦恼，赵薇曾经希望自己“心灵的窗户”尺寸小点也无妨；世界小姐张梓琳告诉我，她做模特时曾经被某大牌时装秀拒绝，因为她的眼睛不是西方人喜欢的眯缝眼，没有东方神秘感，或许他们是想找我这种类型的？
环肥燕瘦，是皇帝们的口味；画眉深浅，是为悦己者容。今天是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人为地造成女性的普遍焦虑。过去的女人听说西施漂亮，那只是个传说，不构成威胁，可现在西施们就成天在周围出没，还成为老公们的梦中情人--在梦里都不放过我们的男人！这种对美的灌输从娃娃就开始了，比如有了芭比娃娃。知道吗？全球已经卖出了10亿个芭比娃娃！一位在流水线上专门负责给芭比娃娃安装脑袋的年轻女工是这样描述芭比的：“她太瘦了，硬邦邦的，根本没法抱在怀里；她总是一成不变地笑着，好像扮靓和微笑就是她全部的人生；她脑袋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有个帅哥娃娃（先是有一位西装革履的叫Ken,后来有一位冲浪男孩叫Bryan）跟她配套卖，主要是为她拎包的。女孩们都想长成芭比那样，可是你们怎么知道这就是芭比要过的生活？”
就像芭比有着标准的微笑，有人总结的标准美女脸是“三庭五眼”，即额头、鼻子、鼻尖以下正好把脸分为三等份，而脸庞最宽处正好是眼睛长度的五倍。但有人按这个标准整容，其结果并不让人惊艳；符合那些三围指标甚至乳间距离之类的美女，出现最多的恐怕是在漫画书或电子游戏里。为什么辛迪?克劳馥腮边的那颗痣让我们记住了她？为什么茱莉亚?罗伯茨咧开大嘴笑起来风情万种？为什么安吉丽娜?茱莉脸部硬朗的线条让男人和女人们着迷？为什么张曼玉骨感的身材让人大呼性感？其实比那些刻板标准更重要的是生动，某种“缺陷”恰恰成为个性与魅力所在。与其在僵化的“标准”前自惭形秽，不如大大方方地秀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我有我的美！
我怀疑，关于美能带来的奖赏，一直被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有一位年过六旬的妇人，前后经历十余次整容手术，只为恢复16岁的容颜，去找初恋的情人。愿意做多少次整容手术是个人的自由，不过，经历这番磨难的假设却让人存疑：只要恢复16岁的容颜，就能回到16岁吗？那位初恋的情人，如果真找到了，他的惊喜多一些还是惊吓多一些？那些爱的空白与人生的遗憾，是否也能用硅胶来填补呢？当我们否定了自己，别人还会接受我们吗？有时候我们给“美”安排的任务是否太多了？有人认为自己之所以缺少机会是因为相貌不够出众，心理学家发现，当我们遇到挫折和拒绝时，通常首先寻找外部的原因，比如说上级没有眼光，竞争对手用了不光彩的手段……即使当我们审视自身，也往往偏重外在的因素，“不够漂亮”常常在这时成为了替罪羊。我认识一位不断整容的歌手，因为她坚信自己没有大红大紫的原因就是不够漂亮。而如果她肯多花点时间去琢磨音乐，她就会知道其实她的音乐还远远不够好。我们面对魔镜时，从不问“如果我更漂亮，我的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吗”，既然我们不问，魔镜也就沉默着，它以为这样会引发我们更深层的思考。可是它忘了，思考是累人的，反省意味着更艰难的努力。
《幸福要回答》第一章：打破那面魔镜（3）
人类喜欢方便的解决方案。现代科技让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去改变自己的容颜，可是我们的内心是否变得更自由了呢？
被称为“法兰西玫瑰”的法国演员苏菲?玛索自14岁初登银幕，出演《初吻》，之后主演了《芳芳》《勇敢的心》《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三十多年以来一直是女性魅力的代表，无数男性的梦中情人。2012年12月，她来《天下女人》做客。有网友提问：“你的美貌是否让你更容易获得爱情？”苏菲回答说：“爱情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我把这句话发到微博上，一天之内超过6万人转发。其实接着她还说了一句：“我们的心会改变我们的脸，而不是脸改变心。”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相随心生吧。我主持《天下女人》时的搭档秋微说起这么一件事：一天早晨她去咖啡店买咖啡，排队的人不少，有的人看时间来不及就离开了。有一位女士显然也在赶时间，她焦虑不安地来回变换着重心，抖着腿、跺着脚、摇着头，嘴里不断发出啧啧的声音。秋微看到了她的脸，深深的眉间纹和鼻翼两侧的法令线如此之深刻，用秋微的话说，那简直是人脸版的奔驰车标！唉，烦躁不会改变别人的做事节奏，唯一改变的只是自己的长相而已。
人生最没有悬念的事就是我们都会变老，人生最大的悬念则是我们会如何变老。女人的相貌在岁月中悄然地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与时间做个交易，换得人生智慧，换得内心的通融。当我们对自己更加了解和接受，对他人更能理解与包容，我们的容貌也随之明朗柔和起来。不用缠着魔镜问这问那，我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发型服饰让自己看起来更棒。营养、健康条件的改善让同年龄段的女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显得年轻有活力，30岁的女人们说：“30岁？一切才刚刚开始。”40岁的女人们说：“40岁？一切才刚刚开始！”当60岁的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冷静面对欧债危机；当80岁的模特卡门?戴尔?奥利菲斯压轴走上T台，尽显女王归来的风范；当90岁的秦怡雍荣华贵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年龄不是她们的障碍，一头华发就是她们的王冠。她们的尊贵气度岂是二八少女可以望其项背？美的时间跨度给女人更多智慧和力量。
跟柯蓝一起主持《天下女人》时，有一天她给我9岁的女儿准备了一个礼物--一个奈良美智娃娃：红色的头发，邪恶的笑容。（我以为是巫毒娃娃，被她笑话太土。）柯蓝用同样邪恶的表情对略显惊恐的我说：“这是用来抵消芭比娃娃的毒害的！”回家后我把娃娃交给女儿，她抓过去摆弄了几下，说：“这算什么？我可以做个更吓人的！”
无论美艳，还是平淡，每一种美丽都是岁月与自我共同雕刻的结果，但女人总习惯于通过心中的那面“魔镜”拿自己与他人比照，且不论胜负如何，别有意味的是，美丽最终往往被岁月调侃。打破那面魔镜，建立自己的美丽观。
朱冰
《幸福要回答》第一章：打破那面魔镜（4）
完不了的美
“女人本来就是天使。”2005年1月5日，37岁的杨澜将这句话献给了那些在电视屏幕前的天使们--25岁至38岁的女性。无论对于她们，还是自己，“天使”的比喻都算不上精当，但一个有点自恋色彩的口号彰显的是天下女人心中对“完美”生生不息的追逐。
女人是天使，天使自然爱美丽，但从爱美丽到变美丽并非一件易事，杨澜也不例外。每个灰姑娘在变身之前，大约都会有一段普通到尘埃里的开始。与70后的林琳不同，60后杨澜的美丽之路可以说是在无知无觉中开始的，小时候，杨澜很少在母亲嘴里听到夸奖自己漂亮的话，顶多被评价为“长得很健康，很结实”。步入青春期之后，她更是架着一副白边眼镜老老实实读书的乖乖女一枚。她的美丽启蒙老师既不是母亲也不是身边的朋友，而是一部电影中的女孩--《庐山恋》的女主角，青春逼人的张瑜。出品于1980年的《庐山恋》是中国“文革”后首部以“爱情”为主题的电影，随着这部电影的放映，上海女孩张瑜扮演的归国华侨周筠的全身行头，让刚刚走出蓝蚂蚁阴影的国人们大开眼界，十多岁的杨澜曾经仔细地数了数周筠的戏服，她从头到尾，竟然换了43套之多！但最吸引杨澜的是她个性的发型：头发松松地烫了，梳成两个辫子放在胸前，上边再系上一对彩色的塑料球，在那样一个女孩子们习惯简单将辫子拢在后脑勺的年代，这真是让人耳目一新的造型！趁着在上海外婆家过暑假，杨澜偷偷跑到上海城隍庙，挤到首饰柜台前硬是买回了一副相似的彩色塑料球。不过，回到北京，到了开学的时候，虽然欢欢喜喜地把它戴上了，但到了校门口，却因为怕太引人注意，赶紧收起来又放进了书包。后来，杨澜颇为庆幸自己这个举动，因为邻班的一位把辫子梳在胸前，还烫了大卷发的“同道中人”被班主任大骂一顿，原因是她梳了一个“流氓头”！二十多年后，当杨澜向自己的美丽启蒙老师张瑜讲起当年这件趣事的时候，张瑜的反馈令杨澜大为意外：当时我根本就是短发，这蓬蓬松松的发辫是织上去的假发!
20世纪90年代，凭借区别于首都其他高校的语言优势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更多的通道领略了西风东渐的魅力。杨澜宿舍的隔壁住着俄语系、法语系的系花们，初识时尚之味的年轻女孩开始穿着紧身的衣服、烫着头发，并开始自己动手化妆。作为自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长大的土著，杨澜在大学时代最靠谱的身份是一名可爱的班干部，热爱读书，也热爱集体活动。大学一年级，为了组织好第一场新生舞会，杨澜和女孩们决定自己美化自己一下，一起动手给自己化淡妆。没有化妆品怎么办？这个贡献一支口红，那个贡献一点粉饼，杨澜呢，就跑回家在妈妈的化妆盒里找了一支很古老的大概20世纪60年代的眉笔，而且是棕红色的。于是，一众女孩们凑在宿舍里一个圆圆的镜子面前，在昏暗的灯光下，使劲儿描啊描啊，直到彼此确认的确是淡妆后，一队女生才非常高傲地走进舞会现场，当场就有男孩被她们惊着了，高呼：“赤眉军来了！”这是杨澜对于“第一次化妆”的记忆，也是一名女孩探索“美”、探索自我形象的第一步，虽然有点小笨拙，但哪一种美丽的生成不是从第一次开始起步的呢？
《幸福要回答》第一章：打破那面魔镜（5）
虽然外在的着装不会像系花们那么夸张，但北京女孩杨澜对于美有了自己的主动权，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样能够穿得跟别人不一样呢？尽管有父母给的每月60块钱生活费，再加上奖学金，也还是不够买成品的衣服，怎么办？彼时的魏公村街头经常会有卖布头的摊子，摊贩们兜售的是来自港台的零布料，除了图案、质地和价格很吸引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用当时通用的粮票换购，得益于这种方法，杨澜将精心换购的布头直接拿到裁缝铺，比照着刚刚出现的时装杂志上的款式，很快就拥有了一件个性十足的蝙蝠衫。
当杨澜开始向美主动靠近的时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渐行渐远的时代，但校园里馥郁书香的熏陶给予了杨澜真正的馈赠，那就是对理想的拥戴，对功利的鄙夷，对独立奋斗走向成功的信仰。怀揣着做职业女性的梦想，将戴了多年的白框眼镜换为刚刚出现的隐形眼镜，大学毕业生杨澜走进了美女如云的CCTV《正大综艺》选拔现场。一位男评委在现场抛出一个问题：“杨澜同学，你觉得自己漂亮吗？”面对这个表面普通实则尖锐的问题，杨澜没有感到尴尬，她非常镇定地回答道：“我不算漂亮，但也不丑，我觉得自己挺有气质的，为什么女孩子一定要漂亮？做主持人一定要有的是自己的见解，不是吗？”闯过一轮轮的试镜，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起作用，那就是“还不够漂亮”，当结论还在路上徘徊，面对主考官最后一个问题“你将如何做节目主持人”时，杨澜回答说：“我认为主持人的首要标准不应是容貌，而是要看他是不是有强烈的与观众沟通的愿望。我希望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因为我特别喜欢旅游。人与大自然相亲的快感是无与伦比的，我要把这些感受讲给我的观众。”现场刹那间陷入无声……当一切尘埃落定，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赞美电视屏幕上这个“纯情，有书卷气”的女主持人时，没有人知道，她已然在改写着女主持人之于央视的既定形象，改写着美丽之于女性的既定规则。
从对美无知无觉，到主动追求美，再到个性美，在杨澜审美观的形成道路上，中央电视台的资深化妆师徐晶也是一位重要引领者。在当时那个电视台女主持人几乎清一色短发的环境里，徐晶不仅鼓励杨澜坚持自己的特色，继续保留长发飘飘，而且还把从香港TVB“偷师”回来的发型和画眉技法送给杨澜，比如把长直发两边编成辫子，比如一反以前用黑色眉笔画细柳叶眉的方式，用棕色的笔画上自然时髦的粗眉。做节目穿什么衣服好，这对于刚刚入行的女大学生杨澜来说也是个问题，《正大综艺》时代，中央台还没有服装赞助的先例，好在身边的导演、编导们都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借给杨澜穿，那些日子，杨澜成了穿“百家衣”的小女孩。
个性的妆容只是表面，从穿百家衣到自己动手设计出场服，杨澜式的美丽观开始萌芽、拔节。1992年，杨澜作为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惊艳亮相，人们发现她并没有穿舞台感十足、装饰满金丝银线的蓬蓬裙，而是穿着一身淡绿色、两边翻开白色衣领的双排扣收腰长西装，既干练又帅气。人们立刻记住了这个“不走寻常路”的姑娘并掀起了一股模仿的风潮。这是杨澜为自己设计的出场服，也是她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定位：我有我的美。这个原则，杨澜一直秉承至今。
所谓完美，也许是上帝和女人开的玩笑，完不了的美即完美。美，或者完美，一切来自于每位生命个体的心灵宇宙，面前有无那么一面镜子，真的毫无意义。因为美，定义在她与她们
《幸福要回答》第二章：不平等的平等（1）
第二章：不平等的平等
有什么样的女人，就吸引什么样的男人。这世界没有人有义务保证你幸福，除非你自己创造幸福。我相信世界上有各种能量场，快乐、平静的女人能量高，就会吸引到好男人向她靠拢；哀伤、慌乱的女人能量低，好男人就会下意识地躲避。
--杨澜
女人是感性动物。只要说起感情的事，我们的兴趣就来了。《天下女人》的演播室里没少谈过两性话题，从剩女到相亲，从恋爱到婚礼。我觉得，评价一种关系的品质，要看关系中的两个人是否因为在一起而成为更好的自己。美好的关系应该是相互滋养相互成全的。有一次我跟冯小刚和刘震云聊天，问他们为什么能合作20年，从《一地鸡毛》《手机》到《一九四二》，是不是因为相互欣赏。刘震云回答说：“比相互看的眼光更重要的，是面向未来的眼光能不能落在一处。”用这句话形容夫妻关系是不是也很合适？
德国音乐人老锣向龚琳娜求婚时说：“我没有钱，但是我很富有，因为我有自由。”对于一名文艺女青年，没有比这句话更能打动芳心的了。但同样是老锣，跟未来的丈母娘说话却不太着调。当龚琳娜的妈妈把女儿在各种晚会上身着华服对着口型演唱的录像放给他看时，他的评论居然是：“恶心。实在太恶心了。她连真的声音都没有！”那时的龚琳娜很苦闷，她不愿假唱，但她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特色。她需要的不是一首能唱红的歌，而是一条路，一条适合自己的艺术之路。就像后来老锣为她写的一首歌《你在哪里》的唱词：“哎哎你在哪里？哎哎我看不到你，哎哎我找不到你，我在跑，我在跑，一直跑，跑得找不到。哎哎，我在哪里，我找不到我，我看不到我，我的心，哎哎”，那份苦闷与彷徨，尽在其中。2002年，她遇上老锣，两人一起开始摸索中国新艺术歌曲之路。他们一起玩音乐的时候可以一唱就是三个多小时。不为迎合什么旋律，不必迎合什么口味，音乐再次成为发自内心的歌唱。龚琳娜说她的心灵打开了，全身经脉通畅。她去贵州采风，听少男少女约会的情歌，听奶奶们围在火炉边的老歌，真觉得音乐是如此美妙，过去怎么就没有发现呢？他们结婚，住在美丽的巴伐利亚森林边，养育两个儿子，虽然穷却有无穷快乐。于是有了被称为神曲的《忐忑》，虽然让人一个字也听不懂，却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因为歌曲中每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情绪，都那么真。龚琳娜与老锣的爱情，让两个人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幸福要回答》第二章：不平等的平等（2）
守镇是位韩国大美女，她热情泼辣，有啥说啥，第一眼看上美国人尼克后，就主动约他出去吃饭。她的英文不是很好，所以两个人谈恋爱、吵架都是用中文，这使得他们不太吵得起来。想想也好，我们平时夫妻吵架多少次是因为嘴太快而不是嘴太慢。我甚至认为我们常常是因为对方的用词而大动肝火，争执的内容反而不重要了！他们的婚恋简直是一部活的戏剧。尼克是在《天下女人》录制现场向守镇求婚的。守镇大喜过望，但落下眼泪的是李艾。女人就是这样，动不动就把自己搁进去了！有一次我出席一朋友的婚礼，台上新娘哭得梨花带雨，我坐在台下也泪光涟涟，搞得吴征大惑不解：“你哭个什么劲儿啊？”女人啊，是被自己的爱感动了。守镇结婚的时候请我做证婚人。这还是我第一次担当此任，忍不住问：“证婚人不是都年纪很大吗？”“哦，我和尼克都觉得你年龄够大了！”守镇的回答嘎嘣脆。哇，太伤自尊心了！不过，证婚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仪式的力量，特别是那句“不论贫穷还是富有，不论健康还是病痛，你都爱他，尊重他，照顾他，直到死亡把你们分开？”虽然见过太多劳燕分飞，但看到新人眼中全副的相信，还是会感动得鼻子酸酸的。那天，就在婚礼上，尼克的弟弟致辞时说：“婚姻就是一次又一次坠入爱河，只是跟同一个人。”归根到底，婚姻是关于爱与承诺。这样的承诺，每次用不同的语言、眼神和行动表现出来，谁会嫌多呢？
女孩子们总问：“怎么才能找到好男人？”海蓝说：“好男人不是遇上的，是爱出来的。”我补充一句，“有什么样的女人，就吸引什么样的男人。”这世界没有人有义务保证你幸福，除非你自己创造幸福。我相信世界上有各种能量场，快乐、平静的女人能量高，就会吸引到好男人向她靠拢；哀伤、慌乱的女人能量低，好男人就会下意识地躲避。有趣的是人们常以为愤怒代表着很大的能量，但其实爱的能量远远大于它！那么幸福是否也像一棵树，因为枝繁叶茂，自然吸引纳凉的人们？
说到树，我想起舒婷的诗《致橡树》，在我的学生时代那首诗就是我对爱情的意象：并肩站立共担风雨，相互欣赏却不攀附。后来，在台湾的阿里山，在英国的利兹庄园，我都见到了被称为爱情树的奇观：两棵独立的树渐渐靠拢，直到树干与树干相交，最终竟长到一处，撑起同一片树荫。这在自然界中并不多见，如同真正能够相爱到合二为一的婚姻让人羡慕但毕竟是少数。对于更多的人，亲密关系五花八门：有相缠的，有相伴的，有寄生的，有竞争的。其实，承认各自的独立，尊重彼此的不同，找到适合双方的存在方式，可能好过以爱的名义控制和改变对方的企图。
《幸福要回答》第二章：不平等的平等（3）
如果把夫妻比作两棵树，张欣和潘石屹绝对不是同一树种。一个是15岁留学英国，毕业后加入知名投行的海归；一个是来自甘肃天水，白手起家的土鳖。他们第一次在香港见面时是1994年，当时潘石屹穿着紫色西装打着大花领带，当张欣建议他可以选择休闲麻布服装时，他不屑一顾地说，麻布衣服，那是最穷的农民穿的衣服，太不高档了！潘石屹有关衣服的品味虽然落后，看人的眼光倒还不错。才认识了一个星期，老潘就对张欣说：“你也单身吧？那咱俩可以结婚。”他们真的很快结婚了，张欣也告别了她熟悉的海外生活，住到北京来与中国接轨了。这两根轨的尺寸差别真是有点大，在他们的记忆中，头几年是没完没了的观念冲突，芝麻大的事也从办公室吵到家里，几乎想分手了。张欣说她当时独自一人去英国旅行，一路上伤感自己连根拔起，又无法在新的土地上扎根，好像走进了死胡同。有一天在从郊区到伦敦的火车上，张欣给潘石屹打了一个电话说，与其执拗于谁的方法更好，不如自己申请下岗，放手让潘石屹先按他的方式管理公司。后来事实证明张欣的退一步真的带来了海阔天空，公司发展了，孩子也生了，他穿他的布底鞋，她做她的西餐，国内的市场环境进步了，经营理念上自然更容易沟通了。后来有了获得威尼斯双年展的“长城脚下的公社”，也有了北京的新地标，由Zaha Hadid设计的银河SOHO。而两人在宗教信仰上的认同更成为强有力的精神纽带，足以抵御外界的风雨。回首往事，张欣还是更感恩那段最困难的日子，她在2012年11月的一篇微博里说：“每一次的考验都让我们的婚姻更稳固，让我们更珍惜这个家。”而潘石屹也写道：“在我摔倒的时候，张欣总是把我扶起。在我一生中有两个人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的母亲和妻子。”或许，就像他们的好友洪晃所说，虽然两个人外表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但骨子里是两个有激情改变世界的青年共同的愿景。也许平凡夫妻可望又可及的婚姻，不是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并蒂树，而是两棵本来独立的树，它们在地下的根已经悄悄地长在一处。
情海风云变幻，谁敢保证永远？董洁与潘粤明2010年来到节目时是如胶似漆的一对儿！她骄傲地回顾自己操办婚礼的点点滴滴，他动情地述说遭遇车祸后妻子在病床前整夜守候。两年之后，两人离婚并公开相互指责。金童玉女的分手已让人惋惜，反目成仇更让人伤感。一段感情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如何分手比如何开始更能影响它的品质。无论如何，请相信曾经的真诚与美好，相信这或许就是最好的安排，感谢那个人给予的陪伴和一同走过的那段路程。
《幸福要回答》第二章：不平等的平等（4）
有些奋不顾身的女人，却在爱情中常常伤痕累累。郝蕾是我非常欣赏的女演员，在电影里，在舞台上，她就是那种无畏地把自己完全交出去的演员，我看到的不是身体的尺度，而是情感的赤裸与热烈，好像她的每一个毛孔都是张开的。我坐在观众席里忍不住想：“这样的女孩子明亮得就像一团火，很容易灼伤自己，也容易把对方吓坏。”在节目里她还是带着这股生猛的劲儿：“为爱我可以很疯狂，可以一个人在海边听着陶的《沙滩》待上四天，只为决定是否要选择爱一个人；又可以在关系即将结束时在海边再待上四天，希望大海给我力量和讯息。”一个连开始和结束都这么讲究感觉的女孩，是一个生活在童话里的女孩。当她遇到不纯粹、遇到背叛、遇到不理解，就会视之为世界末日。她痛哭，她不眠，她愤怒，她不能接受！如果遇到一个恶意刷屏谩骂她的网民，她就冲出去与之对骂，全然不顾所谓的公众形象，那一刻她已经中了圈套。她在痛苦中保持着一种骄傲，记得在话剧《柔软》中她的一段独白：“他们视我为异类，只是因为我不耻、不屑于掩饰我的轻蔑。”但她的心一定还是非常柔软的，如另一段台词：“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我祝福郝蕾找到真正懂她珍惜她的男人。其实如果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理解她一点也不难。我去参观她作为模特在印度拍摄的摄影展，在那些作品里，她剃去一头青丝，着一袭袈裟，时而在丛林中出神，时而在船头凝思，平静而淡然，仿佛悟出了一些什么。“也许我的前生是个花花公子，那些女人此生变成男人来报复我？也许这就是轮回因果？”她自言自语道。我引用苏格拉底的一句话说：“如果你娶了一个好女人，你就会是一个快乐的男人；如果你娶了一个糟糕的女人，你就会成为哲学家。”听罢，郝蕾大笑，说：“看来我真的要非常感谢陪我一起爱过的这些‘老师’们，让我快成哲学家了。”
我们有时那么忘我地投入爱情，只要能赢得对方的欢心，甚至不惜放弃自己。颜丙燕因主演《爱情的牙齿》获金鸡奖。谈起自己的初恋，她说就是那种死心塌地的爱，可以为他改变一切：他喜欢什么颜色，就穿什么颜色，他喜欢吃什么东西，就去学着做给他吃。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来找她，说这个男人已经跟自己好了，请她退出。如果放在今天，她可能会聪明地回应：“哦，对不起，他太淘气了，不好意思啊！”但在当时，方寸都乱了，她就跑去跟男人说要分手。但他不同意分手，还打了她。为此她很长时间都不能原谅他。就在两三年前，突然听说这个人年纪轻轻地没了，因为洗澡时漏电。那一瞬间，她感到一阵疼痛。其实回想起来，当年的我们都不真正懂得爱，要么失去自己，要么狼狈地分手。所以当剧组里的一位年轻男演员向颜丙燕哭诉失恋的痛苦，她的回答是：“我帮不了你什么，只能跟你说，好好享受你现在的痛苦吧，因为再过一些年，你离开谁或者谁离开你，都不会这么痛了。”痛让我们成长。
《幸福要回答》第二章：不平等的平等（5）
记得史铁生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人们都说天堂里没有苦痛；但如果没有苦痛，你又怎样感受幸福？蒋雯丽讲过一番话，意思是说，如果有人赐给你幸福，却剥夺了你寻找和创造幸福的过程，这样的幸福是否足够好？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那些不承认自己柔弱的女人，往往更无法摆脱自己的女性意识。生为“第二性”，无论我们主动示弱，还是享受柔弱，甚至承认“二”是天性，几番折腾之后，女人们想要的理想效果就是让爱伴随男人与女人的成长而成长，实现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匹配。
--朱冰
弱的智慧
“去爱，很简单；但会爱，有点难。就是神，在爱情中也难保持聪明。”培根的话似乎再次印证了爱绝非是男人与女人的孟浪。2007年，演员宋丹丹出版了个人传记《幸福深处》，毫无保留地叙说了她的个人经历及情感生活，成为吸引眼球的畅销读物。
为此，杨澜邀请宋丹丹前来做客，为了给她创造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节目组首次没有安排观众，让她可以放松地讲讲寻找幸福婚姻生活的故事。宋丹丹说：“初恋的时候，就特盼望我男朋友腿折了。”别惊诧，这绝对是宋丹丹的真心话。
细细分析，其实很符合小女孩的心思，二十多岁的时候总希望能够和爱的人天天厮守在一起。那个时候的宋丹丹觉得自己是在仰望男友，他的条件比自己好得太多，腿折了自己至少有个条件比他强了，还可以在床边一直照顾爱人，多幸福！
这就是小女生的爱情法则。在做英家主妇的日子里，宋丹丹里里外外一把手，修热水器、看护老人、装饰房子……家务事样样都靠她。这十年，她充分享受了“给予”的幸福，婚姻却正因为她过分的能干亮起了红灯，这时她才感到，幸福的婚姻靠的不仅仅是给予和付出--这也让她深刻了解了婚姻的经营之道。
当她再次走入一段新的婚姻，“女人需要学会示弱”是宋丹丹特别想与天下女人分享的幸福秘籍。有一次，宋丹丹要出差拍戏，像往常一样，丈夫很周到地帮助她整理行李箱，东西太多
《幸福要回答》第二章：不平等的平等（6）
此时的宋丹丹来了干劲，直接否了丈夫的建议，拿出全副的本领三下五除二将东西装好了，就在她马上盖盖、自鸣得意的时候，忽然，背后的丈夫吼了一句说：“为什么你总是剥夺别人幸福的权利！”这一嗓子，把宋丹丹的勤劳喊停。“我觉得自己以前确实挺厉害的，但我现在特别地不厉害了，其实把自己放得特别低，反而觉得示弱真舒服。”
自认为不太会“示弱”的杨澜决定效法宋丹丹，看看这招灵不灵，一天早晨她匆忙出门的时候，嘱咐了老公吴征一句：“我怕弄乱了你的文件，你有空把书房里的东西收拾收拾，好不好？”老公非常爽快，高声答应，杨澜大呼“此法很灵”！
爱与智慧是篇古老的文章，当男人与女人以爱为前提，示弱分明就是智慧的走笔。“扛着，就要装作自己什么都行，其实就一溜跟头”，宋丹丹的疼痛来自于曾经对自己的过度自信，对男人的完全忽视。杨澜呼应道：“男人的脸面特别重要，哪怕周围一个人没有，他跟你在一块，他也特别需要自己的女人崇拜自己。”
不和丈夫较劲，也不和自己较劲，让自己享受小女人的被宠溺，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状态，也是于丹与天下女人分享的智慧：比知识重要的是人的经验，比经验更重要的是人的悟性。正如哲学家周国平所言：其实，并没有男人与女人，只有这一个男人或这一个女人。当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走进彼此的生命，学会示弱，不是小把戏，也不是大智慧，而是愉悦自己和对方的方式，“二”起来，让幸福成为“一定”。
在男人与女人的对手戏中，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这个由波伏娃女士制造的麻烦问题，还是让萨特先生来回答吧。
《幸福要回答》第三章：成功，没那么痛（1）
第三章：成功，没那么痛
男性创业者容易被金钱和规模的诱惑拉下水，女性创业者往往显示出更大的耐心与坚持。她们越做越自信、越坦然，可以做八分就做八分，可以做六分就做六分。
--杨澜
人们总在问男人如何成功，好像他们不需要幸福。企业家们热衷于学习西方的企业管理、市场经济规则，乃至哲学和新教伦理，却似乎对家庭伦理不太感兴趣。没有人问他们为什么晚上不回家吃饭、为什么不知道孩子上几年级，或者为什么总是单独出席社交活动。2012年初，我采访王石时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迟疑片刻，说这是私人问题不方便回答。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会在半年后离婚，我问的是个人观念而非隐私。
“他们总在问女人如何幸福，好像女人的成功不是一种幸福。”张小娴在她的微博里这样说。美国驻华大使夫人李蒙惊讶于一家时尚杂志的编辑问她的第一个问题竟是“你是如何找到一位完美的男人的？”于是每个事业成功的女人都要无数次回答“事业与家庭哪个对你更重要？”如果她恰巧未婚或是离异，人们就会怜悯地看着她，眼神里写着两个字：不值。如果她没时间去接孩子放学，她就会认为自己不是称职妈妈。
在小时候读的童话中，白雪公主、灰姑娘、睡美人，她们一副美丽而无辜的模样，等待着一个她们并不认识的白马王子来拯救。比较起来，我那时更喜欢海的女儿。她敢于爱、敢于为爱选择痛苦，在爱的无望中她不忍心伤害，宁愿化作一堆泡沫。她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做出选择的是她，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一般来说，人有6种与幸福相关的人格特质：智慧、勇气、仁爱、正义、节制和精神卓越。而这6种品格又可细分为24种优势：比如智慧包括好奇心、喜欢学习、判断力、创造力、洞察力和社交能力；勇气包括勇敢、毅力、守信；仁爱包括慷慨、爱与被爱的能力；正义包括公民精神、公平心和领导力；节制包括自我控制、谨慎、谦虚；精神卓越则包括对美的欣赏、感恩、宽恕、乐观、信仰、幽默和热诚。其实，人能有多少成就、多少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我发现以及寻找相适应环境的早晚。
积极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将“成就”列为幸福五要素之一（其他四要素是积极的情绪、爱好、关系、价值感）。成就，从发现真正的自己开始。有些人开窍得比较早，有些人领悟得比较晚，但只要你足够想，总有机会做回真正的自己。做出选择，需要勇气；接受选择的结果，
《幸福要回答》第三章：成功，没那么痛（2）
海蓝博士38岁才决定从眼科医学转向心理学。她看到年迈的导师、医学泰斗生活并不幸福而发出“我的人生没什么意思”的感慨，深受震撼：无论外界给予多少肯定和尊崇，都无法填补内心的空洞。联想到自己对心理学的巨大兴趣，她在人近中年时毅然改行，开始另一段如饥似渴的学习，并且克服语言、文化的多重障碍，成为美国危机干预组织的区域领导人。她说：“一个人如果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和智慧，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也就更有机会获得成功，包括收入的回报。哎，真的很忙，没时间做别人！”
对杨丽萍而言，舞蹈就是她此生的使命与宿命。70年代她跳孔雀舞就是极力模仿孔雀的姿态，到了80年代可以更多地表达内在的情感，而如今，她已经可以不炫耀舞技、不拘泥于是雌孔雀还是雄孔雀，而化身成为孔雀的精灵了。那种境界，就是自由。而这背后是巨大的热爱和近乎苛刻的要求。她只要远远瞄一眼就知道哪个舞者偷懒了，她可以为一段舞蹈的拍摄方法不当而与电视台的摄像反复讨论，直到人家远远看见她就想望风而逃。她说，表演就像用手捧水，东漏一点西漏一点就没有了。她没有结婚，又怎样呢？不等于她没有爱。她认定真正的爱不以占有为目的，也不是因为怕孤单才拴一个人做伴。她从自然界寻找答案，就如母兽会在幼仔成熟后把它撵走，爱一个人便要给他自由。况且爱有很多种，爱一朵花、爱一片云、爱一棵树……她说“自己每天幸福，连痛苦都可以是一种恩泽”时，心灵如鸟儿般自由，而她的舞愈发出神入化了。
1990年我大学毕业时虽然也身无分文，但那时的房费、生活费用比今天低得多，大学毕业生还算稀罕。那时年轻人都向往脱离铁饭碗，留洋或者下海。今天的大学毕业生面临诸多难处：工作难找，生活开支大，心里的压力无人分担，也看不清前途。记得电视剧《蜗居》中的海萍有这样一段台词：“我每天早上起来就要算账，按揭多少钱、水电费多少钱、孩子上幼儿园多少钱……我一起床就欠着钱！”加上大学扩招，就业压力大，而这些年国企和政府收入提升高于平均经济增长、有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怪不得毕业生一窝蜂地跑去考公务员，甚至达到万里取一的程度。这并不是什么特别让人欣喜的信号，它说明市场创造新机会的活性正在下降。在这种情形下我的建议是不怕起点低，只要“入对行”。成为好莱坞大导演的斯皮尔伯格16岁进入电影业，起步就是做片场里的小工。耳濡目染，察言观色，在有心人的眼里，处处都有学习长进的机会。而且只要用功、认真，总会有被伯乐发现的机会。哪怕一时因生存压力不得不做一份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也可以做阶段性调整，通过进修、培训，再次进入职场，寻找到更接近自己爱好的职业，让工作不仅为了养家糊口，也能成为快乐与成就感的来源。
电影导演李玉的第一份工作是电视台主持人。她每天坐在化妆间里都感到特别沮丧，好像已经看到了自己老的时候会怎么样，好像生命都停止了。于是她放弃了这份稳定而令人羡慕的工作，到中央电视台《生活空间》做了纪录片编导。
《幸福要回答》第三章：成功，没那么痛（3）
大概是她想通过影像表达的东西实在太多，几年后她要把自己的剧本拍成电影！40万的可怜预算也需要她贱卖房产来筹措，戏拍完了只有厚着脸皮住到朋友家去，男友也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下分手了。影片第一次在威尼斯电影节放映时工作人员居然把其中一盘胶片丢了，几乎崩溃的她跑到电影院外放声大哭。但是她不后悔，这是她的选择，青春时不疯狂还待何时？《观音山》中范冰冰饰演的迷茫的女孩，表达着我们每个人试图搞明白自己、搞明白世界的疯狂突围。对于边界的认识，有些人是靠撞痛自己的方式来达到的。那些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墙壁，也有被我们钻出窟窿的时候。
不管我们多么聪明，都猜不透命运手里有一副什么样的牌。刘嘉玲在《东周刊》登出她出道早期被绑架强迫拍摄的裸照时，整整两个星期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她感到深深的羞辱，没有足够的力量站起来。那时香港演艺界人士集会声援她，谴责无良媒体。梅艳芳等圈中好友劝嘉玲站出来讲一些话，但嘉玲犹豫着，怕去了外面如果情绪失控号啕大哭反而不好。关键时刻，男友梁朝伟叫大家不要逼她，等她感觉舒服再走出去。嘉玲在节目中动情地说：“他是真正相信我的人。在最艰难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力量。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拥有他，失去全世界又怎样！”最终，嘉玲振作精神，坚强地走到阳光下，应该感到羞耻的是黑社会和不良媒体，而不是她。她说她那时有两个护身法宝，就是忍耐和坚持。后来又多了另外两个：包容和慈悲。
杨佳从小就属于那种天才少女。16岁就上了大学，20岁出头就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做老师。她有了自己的家庭，丈夫、女儿。然而毫无征兆地，她的视力开始模糊，眼前的世界就像一个舞台，两侧的大幕向中间徐徐关闭。直到有一天早晨，她问自己的父亲：“什么时候天才亮啊？”那一天大幕合拢，世界进入永夜。更让她承受不住的是，丈夫带着女儿离开她并提出离婚，从此中断所有联系。那是天塌下来的感觉！但她并不是完全无助的，一夜白头的父亲甘愿当起女儿的拐杖，对她说：“孩子，世界上只有回不去的，没有过不去的。”她接受了现实，顽强地学习盲文，后来争取到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读研究生的机会。学习需要大量阅读，杨佳要做的是先扫描整本书，输入电脑，然后用语音软件读出来。因为这样的阅读过程太慢，她不得不逐渐提高语音播放的速度，1分钟可以听400个单词，就像听录音机快进似的变调的感觉。然而她挺过来了，不仅拿到学位，更在十年后获得该校的校友成就奖，曾获此奖的华人只有两位，另一位是香港特首曾荫权。杨佳现在中科院做教授，她一手漂亮的板书让人怎么也不相信那是出自盲人之手。她说自己是幸福的，外部世界的黑暗点亮了她内心的世界。她说女性不是一棵树而是整片森林，遇到挫折不要绝望，因为我们可以相互关照。她来上节目不是要更出名，而是希望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她的十几年未见的女儿能够听到母亲的召唤。
《幸福要回答》第三章：成功，没那么痛（4）
刘岩是骄傲的女孩。为什么不呢？她高挑、漂亮，舞跳得好，只要她上了舞台，那舞台就是她的。她认真，也强势，初出茅庐，就敢跟导演争执舞蹈的编排。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演出设计了她的独舞，全世界的目光都将凝聚在她一个人身上！谁会料到那一次事故？万分之一的概率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她的身上？她的腿为什么一点知觉都没有，她宁可忍受疼痛因为那起码证明它们在恢复。她的人生才刚刚起步却注定后半生要坐在轮椅上！在无数个找不到答案的夜晚，她难以入眠。2009年快过年的一个夜晚，她连吃两片安眠药仍然焦灼不安，当护理阿姨给她递上一支安神营养液，她突然问：“阿姨，你扫地吗？我可以把这个瓶子扔到地上吗？”阿姨一把抱住她大哭，她却没有掉一滴眼泪。一天，一位美国医生告诉她：“姑娘，恭喜你，你可以出院了。去工作吧，新的人生开始了！”她将信将疑地再次开始认识自己和这个世界。她发现自己可以写出10万字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古典舞中手舞的语汇，可以创办基金会教乡村的孩子们跳舞，甚至可以在与同伴合作表演时主动减少自己的动作，让灯光师收掉她这一方的灯光，使观众的视线更多放在歌者的身上。一个舞者的重生，难道不是一种成就、一种幸福吗？
作为职业女性中的精英翘楚，她们务实而不失梦想，大气而不乏情趣；她们以自身的存在，彰显了女性的智慧、价值和影响力，也在不断颠覆着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其别具神韵的人生履痕，摇曳着人格的芬芳和知性的美好，其各具风采的职场故事，递给人们奋进的力量和坚守的信念。即使失败，亦非悲剧，只是上帝的玩笑而已。
--朱冰
缔造支持系统
作为一名成功女性，你是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的？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分国别，它会被毫无悬念地扔在每一个成功女性头上。每当面对这个问题，杨澜的回答往往走向笼统，而无法拿自己说事，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杨澜确实不是问题。
在辛苦地奔波于家庭和职场两个阵地的双生涯女性群体中，杨澜绝对属于非常有福气的非典型性的那一种。杨澜和吴征夫妻两人的辛苦创业，为自己的家庭争取了更多的财务自由，从走入婚姻和家庭伊始，杨澜周边一个较完备的支持系统就已经形成：外力由司机、保姆等组成，内部由双方的父母和亲爱的丈夫保驾。当一双儿女出生，来自老人们无私而周全的援助，更是给予了杨澜忙碌事业的自由，不必担心孩子上学没人接送、不必担心孩子放学以后吃不上热饭、不必担心丈夫的埋怨，因为两个人没有谁比谁更忙。
《幸福要回答》第三章：成功，没那么痛（5）
生活大致平静，心中总有波澜，相较于如何平衡的这个话题，杨澜更愿意和女人们探讨的是如何减轻女人天生的内疚感，它来自于职业女性更深层的焦虑--身体的焦虑与情感的焦虑。
当杨澜在采访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时，这位权倾政界的女性道出了内心的疑惑：“作为女人，仿佛有一种天生的内疚感，因为你总是在想，是否花了足够的时间来陪孩子？”不过奥尔布赖特也认为，女性的确应该意识到自己的神圣职责，并经常自问“是否尽力做了你该做的”。这一点，杨澜深有共鸣。
在她的记忆中，有一件事让她非常“内疚”，在女儿出生刚刚满百天的时候，由于需要在上海与北京间往返多次，参加“申奥”的活动，杨澜发现自己开始缺少奶水，最后不得不被迫给女儿提前断奶。在她看来，母乳喂养这份不能替代的工作被她给“搞砸了”，这成了她“不能弥补”的遗憾，对女儿的内疚久久不能释怀。除了对孩子的内疚，纠缠于工作的女性，那些烦琐又具体的压力遮蔽与分散的是正常的生理需求，这种被动的冷漠是对身边爱人的忽视和不尊重，渴望亲密，亲密却并不那么容易达成。
穿梭于东西方，杨澜发现这种焦虑在女性之中也是没有国别之分的。经过观察和了解，现代中国妈妈与美国妈妈相比，还是比较“有福”的一个群体。美国的妈妈们更加焦虑，中国孩子一岁半就可以被送到幼儿园，而美国小孩子四岁之前根本就送不出去，如果白天将孩子托管于他人，甚至会被怀疑虐待孩子。
众所周知，美国的小孩子们下午3点就放学了，对于8小时工作制的职场妈妈们来说，如何能够做到天天请假，去接孩子放学呢？她们面对着方方面面的压力，身边的一切都在暗示着她们“妈妈最好亲自去接孩子放学”“不可以不去参加家长会”，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样就使很多女性被迫放弃自己的工作。对比中国社会会发现，一方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下，老人们愿意帮忙承担起照顾小孩子的“使命”，另外保姆和家政也属于比较廉价，并且容易获得的社会服务，这一切对于美国的职业女性来说，堪称很难享受到的福利。
尽管拥有自己的强大支持系统，尽管各有各的平衡之道，但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系统观察，杨澜还是有想法与天下女人分享。
2007年9月，杨澜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妇女论坛”上发言，她结合自身经验，为那些忙到焦头烂额、累到气喘吁吁的职业女性同胞们支了三招：
第一，人不是累死的，是烦死的。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能量水平本身就比较高，加上从中得到乐趣，犹如火上添柴，即使身体累些也容易恢复。
第二，要有单纯而明确的目标，而且意愿要足够强烈。如果你真的想平衡，就一定能做到。如果你的目标是事业成功，就会觉得平衡是个麻烦，可如果你把平衡本身作为目标，达成
《幸福要回答》第三章：成功，没那么痛（6）
第三，建立支持系统。谁也不是神仙，每天都只有24小时，你一定要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就像一棵树，根系越发达、养料越充分，就能长得越高。
这三招，与其说是女性的自救，不如说是对社会的反讽。当女性们的解放之路已经行进了百年之时，原来社会在许多层面上，从机能到心理都还没有做好应该具备的成熟应对。
在这样的仓皇中，平衡到哪一步就只有依靠男人和女人的智慧了。当然，让女人们不那么绝望的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一批主动搭把手的另一半们，比如顾家好男人代表--黄磊。对于做饭，黄磊不是喜欢，而是酷爱，在家为太太和女儿做饭，不纯粹是表达爱的方式，而是作为男人一种特别的减压方式，同时还是炫耀自我的方式。做完饭，男人黄磊还不吃，就看着太太和女儿吃，他在旁边乐呵呵地喝酒，就两个字：开心！吃完了，喝完了，谁刷碗？太太孙莉又声明：我爱刷碗，这活我包了。两口子的配合天衣无缝，让杨澜大为感叹：太和谐了！
黄磊夫妇将家务处理得很平衡，有了孩子，两人之间的配合也没有失衡。当女儿多多年纪尚幼时，黄磊和妻子孙莉都接到导演赖声川的邀请，出演话剧《暗恋桃花源》，可如果两个人都投入没日没夜的排练和演出，孩子就没有人照顾，这个时候的黄磊表现出最man的一面，他把选择权交给了孙莉，并表示无论她怎样选，自己都绝对支持。后来，当孙莉决定不放弃演出机会的时候，黄磊动起脑子，重新安排了一家人的生活方式：他和妻子在家里架起DV，自己走位自己排练，无论开车、吃饭，两个人都抓紧一切时间对台词，等女儿从幼儿园回家之后，黄磊负责做饭，孙莉负责陪练钢琴辅导作业，如果出去巡演就带着女儿。就这样，没有保姆，黄磊和孙莉也把孩子照顾得周全妥帖，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我们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当中，职场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认同这样一件事--不努力就会被淘汰。当我们更全情投入职业角色中时却发现：由于我们对职业所代表的社会价值的高度认同，致使职业几乎在控制着我们的生活节奏、居住地域甚至是婚姻状态。因工作缘故而被迫分居两地的现代牛郎织女就是这一状态下的产物。与二三十年前基本上是男性在外打拼不同，越来越多的女性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事业。也许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存在感，也许是为了能够有更好的经济收入，也许是为了事业的长足发展，很多情侣在忍痛经历一个自觉的分居。但有数据表明，两地分居在夫妻离婚的原因中排第四位。
虽然两地分居并不是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但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婚姻的结束，所以如何平衡家庭事业、掌控好自己的平衡转盘成了很多职业人的一大困扰。
为求获得职业与生活的平衡，男人和女人各有招数。除了来自支持系统的力量，职场女性要想达到真正的平衡，还是要从调整身心着手，找到让自己彻底轻松的方法。心理学博士张怡筠在忙碌奔波的工作间隙，每天都会坚持一个调整自我的“小仪式”：与自己的内心对话半小时。注意，这并不是在做不着边际、浪费时间的无用功，因为这段对话时间包含了很多内容，比如“我今天有什么感觉？是不是过于劳累？我刚才为什么和老公吵架？我自己有哪些问题？”用张怡筠的话来说，这是她每天都要坚持的“打气时间”，在自己的力量被不断分散的同时，也能重新注入继续应对挑战的能量。另外，“一心多用”是女性学会“合理”分配时间的好办法，比如一边敷面膜、一边看电视、一边给丈夫打电话聊天，既“打赏”了皮肤，又积累了谈资，还增进了夫妻感情，值得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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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要回答》第四章 ：快乐是一种道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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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快乐是一种道德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世界上多一个自由的女人，就会多一个自由的男人；多一个快乐的女人，就会多一个快乐的男人。
--杨澜
活色生香，是对《天下女人》化妆间的准确描述。化妆师老黑每次都带着鲜花、香熏、音乐、茶水、咖啡、糖果（这些都是他自掏腰包！），还有剧组制片准备的葡萄、柚子、西红柿，油条、蛋糕、三明治……我们就在一片“鸟语花香”中开始化妆备稿，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聊天八卦大笑忘形。这成了一道程序，更是一种享受。秋微把这事比作秋游，跟其他剧组炫耀过，引来跟风。但是他们学习得不够到位，把橘子如供果般累放，让人以为是在祭祀祖先！哈哈，殊不知，发自内心的欢喜使一切不同。
我们都有机会营造自己的心灵花园。幸福在于梦想的能力，有创造的能力，有感受的能力，也有分享的能力。就像小柯为《天下女人》幸福力项目谱写的《幸福花园》这首歌：“那一天我幻想有自己的玫瑰园，于是我种下它，在清晨的窗外面。在午后我静静地坐在花中间，微笑着送给你，把你的房间装点……”2000年，做记者的李旻果与德国生态学家马悠偶然相遇，一见钟情。他们逆着人流从城市走向乡村，在景洪的16亩土地上搭建木屋，开始了修复热带雨林的工作。他们在那里种满几十种兰花，在地上、在树上。每棵树、每根草，都散发着温暖的能量。他们带着两个女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简单的神仙般的生活。没有任何征兆的，男人突发心脏病走了，紧接着，一场山火把雨林烧成灰烬。李旻果没有时间崩溃，她必须接受。她相信生命如水，柔软而坚韧，幸福就是意识到自己还能够给予幸福。她一草一木地修复着花园，抚养着女儿们，甚至有了设计热带花园的新项目。有一天，女儿对她说：“爸爸没有死，他化身成了雨林佛，照顾着我们。”在孩子的心灵里，自有别样的花园，通透、光明。在《天下女人》2011年的幸福晚宴上，她激动地指着作为标识的四叶草说：“我先生曾对我说找到四叶草的人是幸福的，而我当时在草地上居然随便一指就发现了一个！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今天见到，恍若隔世！”在心灵花园里幸福草永不枯萎。
《幸福要回答》第四章 ：快乐是一种道德（2）
人类从未像现在这么迅捷地满足感官愉悦。获取与占有，都可以在付出钞票时轻易完成，但每一次所带来的满足感以同样迅速的方式递减，促使我们再次出猎、捕捉、占有。物质极大丰富，而内心的空洞从未被填平。关于幸福我们有太多误解，比如我们没房时就觉得只要有房就会幸福；我们有健全的四肢，就想象残疾人的生活痛苦不堪。研究显示，无论是赢彩票的狂喜还是受伤致残的痛苦，都会在6个月左右慢慢趋于平静。原先幸福的，依然幸福；原先苦闷的，依然苦闷。
美国心理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了“习得性无助”现象。他们多次重复在笼门打开的时候给小狗以电击，后来即使没有电击，小狗也会在笼门开启时倒地抽搐。坏消息是，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人类身上。有些人会习惯性地在遇到拒绝或失败时对自己说：“这都是我自己的错，我永远没希望了。”这种绝对化、持续化的消极思维方式会让人处于无助状态。好消息是，积极的思维方式同样可以习得，幸福是可以学习的能力，甚至由此形成的积极反应模式会改变部分基因，遗传给下一代。海蓝博士在提到“人生只涨不跌的投资是什么”时，就指出，这样的投资就是提高自己的幸福力。它包括三种能力：
1.放下过去的能力，不再为过去所受的伤痛感到怨恨、内疚、悲伤、悔恨；
2.面对现实的能力，包括对挫折的有效应对；
3.享受当下的能力，其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绝对是通往幸福的捷径。
当你在欣赏一段音乐时如痴如醉，或者享受修剪花花草草的乐趣，抑或迷上了足球、网球、台球，电玩、魔方、万智牌……那种物我两忘的投入感，大概每个人都有过。
新蜂女子摩托车队的女子们一出场就带着帅气。她们当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企业家，当摩托车的马达轰鸣时，她们身上的激情就被点燃。一种在路上、走天下的自由与豪迈，让她们宁可面对山路、沙漠，宁可顶烈日、受酷暑，甚至甘冒受伤的危险。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世界上多一个自由的女人，就会多一个自由的男人；多一个快乐的女人，就会多一个快乐的男人。女白领们可以在业余时间参加越野摩托车队，男人们为什么不能做出一手好菜？过去人们说起上海男人做饭往往带着嘲讽，可今天一型男下厨，端出一席菜，打开一瓶酒，绝对是品味和才艺的表现。区别嘛，就在于前者是没办法，后者是有选择。黄磊喜欢烹饪，自己种了两盆迷迭香，给女儿做意大利面时就揪几片放进去。还种了两盆薄荷，出去参加活动时就弄瓶水，再放两片叶子进去，这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给女儿蒸个鸡蛋羹，也要把胡萝卜片切成一朵花，再撒上几粒葡萄干，要收服一个人的心，先收服他（她）的胃，对女人和女孩也照样适用。
《幸福要回答》第四章 ：快乐是一种道德（3）
今天生活方式的多元和人们对个性选择的宽容，让个人的自由空间大大拓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留学时，同时选修国际新闻的一位美国罗同学显然对我很有好感。出外拍摄时他总抢着帮我拿器材，还常常在校园里“意外”地遇见我，殷勤地聊上几句。终于有一天他给我打来电话，邀我周末一起看电影。在美国文化里，这是明显的约会邀请。我虽然很想看这部电影但又怕人家误会，于是有点尴尬地说：“谢谢你的邀请！不过，你也许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十几年以后，秋微在《天下女人》的演播室里因此大肆调侃我一番。她的观点是，异性的好感是一份礼物，只要不突破道德底线，大可以好好接受。人家也没提出什么要求，不就是一场电影嘛！这个嘛，我好像还是比较保守。
我们今天的教育看上去如此发达，粗略地计算一下，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我们起码上过两万多小时的课程。请问其中多少教我们如何幸福？先别谈幸福，今天的中国男孩女孩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社交如何搭讪。如何有礼貌地赞美一位异性，并且诚恳地提出约会邀约，或者在遇到拒绝后有风度地离开，都成了学问。这不能不说是对教育的某种讽刺。这种教育的缺失催生了阮琦这样的社交培训师的职业。他在对男生的培训中总结出不少经验，比如：要与对方保持一臂距离，把自己身体的大部分面积和双手都要袒露给对方，建立安全感；不能一上来就问这问那，比如年龄之类，应该先把自己的信息告诉对方；要做好被拒绝的心理准备，即使被拒绝也不伤大雅；有幽默感的人会给人好感，但幽默不是刻薄地讽刺其他人；最重要的，是真诚坦然的态度。秋微显然在女性方面很有研究：可可?香奈儿说过，出门一定要把自己拾掇整齐，因为你不知会遇见谁；当你想吸引一位男士的注意，可以表现出需要帮助，比如拧不开瓶盖；对那些表示好感的男生表达善意，即使你没有交往的愿望，也尽可以给他留点面子！
摄影师陈曼可没有这么多花花肠子，她是个有啥说啥的北京大妞。我第一次跟她合作，就被她看毛了。她那双大眼睛，黑白分明，常常直直地盯着我看，不知道是在打量我的五官，还是在设计着拍摄角度，或者是琢磨我隐藏的秘密。反正如果一个人的眼光如此坚定而坦然，你能做的就只有面对，看回去。可她说：“杨澜姐是那种百变不离其宗的人，反正很好办。”等等，什么叫很好办啊？她说她拍照不以男人女人划分，不以好看不好看、年轻不年轻划分，而是去表达一种混合的气质，就像这个时代：过去的，未来的，妩媚的，侵略的，单纯的，诱惑的……这是一台戏，当然要好好看！她从中戏舞美专业退学，再次高考进入美院；第一次拍大片，回来一洗发现没影，只有求能说会道的老黑跟人家说“上次没把你最精彩的那面拍出来，如果再拍一遍肯定特经典！”哈哈！这姑娘自己研究中医，有时会在百会穴口扎着根银针就去工作了，不明白的人还上前帮忙：“哟，你脑袋上怎么有个线头啊！”她恋爱的方式也特别。在排队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一位中美混血的帅哥，中文说得特溜儿，就看上人家了，聊来聊去就定了终身。帅哥爱好滑板运动，北京大妞就挣钱养家，外带生两个孩子！别看她工作压力大，但每次见她都特有精神，穿着奇装异服，而且直眉瞪眼地朝人看！不知为什么，我一见她就开
《幸福要回答》第四章 ：快乐是一种道德（4）
当今天的女孩子变得越来越主动，男人们可有点不习惯。来到《天下女人》的男嘉宾常有手足无措的。陈建斌坐下不久发现面前坐着三个女主持人（我、柯蓝、张丹丹）就崩溃了：“天啊，这些女人要干吗呀？”她们问他怎么看上蒋勤勤的，老婆怀孕时他都做了什么贡献，还让他现场给一布娃娃换尿布。他的速度倒还不慢，就是另一只手一直掐着布娃娃的脖子--你在家这么换尿布啊！
今天的我们太需要释放自己了。那些内向的人，往往因过于在乎外界评价而害怕失败，人民即兴公社这样的即兴戏剧社团可以帮助他们找到释放本性的快乐。他们有很多种游戏，比如一人可以任意想象自己是某个时代的某个人物，另一人就要陪他演下去；一演才发现可以放下架子，打开想象力，而且学会观察、倾听、了解。更妙的是，即兴无所谓成败，因为它是个游戏。有个小游戏是无论玩伴送给你一件多恶心的想象出来的东西，比如一只死老鼠，你都要先接受下来，并找到接受的理由，比如可以转送给老板！还有个游戏是一个人用“不幸的是……”开头造句，另一个人必须用“幸运的是……”造下一个句子。接纳和换个角度思考的能力，会改变我们与人交往的模式和对环境的看法。是不是很有趣？
幽默，在西方文化中，是一个人与正直、善良、智慧同样重要的品性。常常听到一个女孩在形容自己爱上的男孩子时，说：“他能让我发笑。”在东方文化中，却很少听到父母跟女儿说：“要嫁，就嫁给一个有幽默感的。”严肃正经似乎是成熟稳重的象征，可是生活已经够沉重啦，笑是拯救我们的力量。在《天下女人》的演播室里，总是笑声不断，拿自己开涮或彼此调侃，是我们的常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喻舟来做嘉宾主持时，李艾就给大家讲了一个喻舟的段子：因为主持早间节目的缘故，电台主持人往往需要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有时起晚了，顾不上梳头洗脸，披件袍子就出门打出租车。一天，在幽暗的路灯下，只见喻舟素面朝天，睡眼惺忪，长发遮住半边脸颊，拦住一辆出租车，说：“快，去八宝山，天快亮了！”（国际台办公楼在八宝山。）
快乐并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小娟和丈夫黎强组了个乐队叫“山谷里的居民”。两个人就住在京郊的村庄里，没钱的日子里用馒头蘸红糖是一顿饭，馒头蘸白糖又是一顿。用牛肉干和可乐把婚宴就办了。牛肉干太咸，可乐又不够喝，大家就喝自来水。一个女伴把小娟的长发盘起来，插上一根红筷子，就算是新娘妆了。没有钻石戒指，小娟说她在乎的是眼神里明亮的东西。在宁静闲适的氛围里，信手拈来即是音乐，比如暖气上挂着一条农村的大花被单，《红布绿花朵》的旋律就在一个早晨出现在小娟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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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要回答》第四章 ：快乐是一种道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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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不妨突破一些边界。在中国版的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沈小芩出演谭雅，一位风情万种的中年妇女。谭雅在剧中面对一位钟情于她的年轻男子，唱起一首歌：“你妈妈知道这事吗……如果你尚不解风情，我很愿意教教你，但是，你妈妈知道吗？”两情相悦，男人可以找年轻女生，女人找个比自己年龄小的男人又有何妨？美国的服装设计师Vera Wang不是就在离婚后找了一位比自己小20岁的男友？当年她因为买不到称心的婚纱而自创婚纱品牌，怎么就不能再为自己设计一件呢？沈小芩80年代曾以演唱《请到天涯海角来》和日本电视剧《血疑》的主题歌而红极一时。直到今天她的状态都棒极了，健康的小麦肤色，紧致的身体线条，还有周身散发的能量！她说人到中年，又是人生的黄金期，既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又有了善解人意的雅量，更能享受工作和生活的乐趣。
做自己，最快乐，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才能将快乐传播他人，幸福也是同理。女人，要对自己负责，作为独立的个人，安顿好自己的身与心，笃定选择，快乐前行。
--朱冰
敲幸福的门，或者破门而入
我们越来越富有，可为什么还是不开心呢？早在2007年，《中国青年报》就开始关注哈佛大学开设的这门《幸福课》，记者董月玲和张开平在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少有人关注的问题，并列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资料：在美国，抑郁症的患病率，比起20世纪60年代高出10倍；抑郁症的发病年龄，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29.5岁下降到今天的14.5岁。而许多国家，也正在步美国后尘。1957年，英国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而到了2005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6％。在这段时间里，英国国民的平均收入却提高了3倍。“人们衡量商业成就时，标准是钱。用钱去评估资产和债务、利润和亏损，所有与钱无关的都不会被考虑进去，金钱是最高的财富。但是我认为，人生与商业一样，也有盈利和亏损。具体地说，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时，可以把负面情绪当作支出，把正面情绪当作收入。当正面情绪多于负面情绪时，我们在幸福这一‘至高财富’上就盈利了。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标准，是所有目标的最终目标。”沙哈尔博士关于幸福的论述让杨澜产生了更大的共鸣。
《幸福要回答》第四章 ：快乐是一种道德（6）
2011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迈向了第101个年头。在这个对女性而言特殊而又美好的日子，由杨澜发起的中国女性“寻找幸福力”活动，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启动仪式。陈红、李霄云、秋瓷炫等多位女性嘉宾现身启动仪式，和杨澜分享幸福心得。“寻找幸福力”活动先后分“幸福梦想”“创造幸福”“感受幸福”和“传递幸福”四个部分陆续开展，以象征幸福的四叶草为Logo，四个叶瓣代表因人而异的幸福元素。杨澜将自己的四叶草叶瓣解读为：健康、自由、爱和希望。
随后，2011“寻找幸福力”开展了一系列走进校园的活动，杨澜、张怡筠、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岳晓东博士相继来到北京的各大高校，向年轻学子们推广“幸福力”概念。岳晓东教授开口第一句话便是“来到女子学院，幸福得都不好意思了”。现场杨澜提出一个许多女学生都关心的问题：“如何获得幸福的爱情”，岳晓东用一句英文回到： Don’t look for the right person. Be the right person.（爱不是寻找一个合适的人，而是做一个合适的人。）最后杨澜鼓励学子们：我们都曾经在年轻时候因为对未来的未知而感到恐惧，但二十年之后会觉得今天做的事情，也许是对未来有很多帮助的事情。
2011年5月25日，奥普拉25年的谈话节目《奥普拉脱口秀》落下帷幕，她的官网不再有节目的更新，永远留下的是那句：“Live your best life.”（活出精彩人生。）作为同行，杨澜心有戚戚焉。主持人能领略人间百态，是一份非常幸运的职业，然而奥普拉从被侮辱和被伤害的社会底层，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在节目内外播撒爱和勇气的力量，则是超越职业的不凡之处。“你的幸福不是别人的责任，而是你自己的事”，成为奥普拉赠予女人的最励志的经典名言。
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自己心里长出来的。具有幸福力，就好像要使得自己的心中开出花来，这样才会有蜜蜂来。幸福的夫妻不是强迫对方，而是尊重对方，按照对方接受的方式去爱他，这样的爱情才是幸福和健康的。杨澜在博客里与大家分享自己发明的“幸福公式”：
幸福=当下快乐+未来快乐
人生多变，既不能只顾及时行乐，而忘了未雨绸缪，也不能为了实现未来的目标，而从现在就开始做苦行僧，应该让两者适当相加，使自己更容易幸福；
幸福=正面情绪－负面情绪
我们需要不断培养自己正面的情绪，尽量减少负面的心情，虽然人生不可能尽是如意之事，但仍需努力平衡，使自己更积极地对待生活；
幸福=快乐×分享人数
要学会将自己的快乐与亲人和朋友分享，使这个幸福感扩散，带给更多的人快乐和积极的态度；
幸福=能力÷期待
我们需对自己的能力做出评估，对未来的预期目标进行控制，莫要强求自己。
2011年12月17日，杨澜领衔举办了盛大的“幸福晚宴”，为本年度“寻找幸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