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在主任针灸科室期间，曾解释经穴命名意义。
以任督二脉为人身阴阳经络两大纲领。比之乾坤两卦，其它太、少、明、厥，阴阳各六，则犹震、巽、坎、离、艮、兑六子也。即《奇经考》所云「督脉为阳脉之总纲」之意也。故余拟以督脉为十四经之首。又以「长强」穴为督脉各穴之首，亦即十四经所有诸穴之首。
推究经穴起源，当由养生静坐，体会经络动静之妙，有所心得，而志其位置察其流、注、敛、散，而识其性能。两者之义，俱由自觉而得。或喻之以物象，或证之事功，取两三文字之义，标示体用性能，而定其名称。若云必表而出之，虽圣人有所不能。
释「长强」。循环无端之谓长，健行不息之谓强。不然行程万里，终有尽时，力扛千钧，终有倦时。总归有限，何长、强之有?关尹子云：「营、卫之行，无顷刻止。」即指周身血气行动，统而言之也。吾人经常处此长、强之中，又经常行此长、强之事，须臾不离，人尽可知，而不暇自觉。惟养生家从而加以体会，得出无边妙用，而创成经穴学说。问何以证其然也?日l三l其功用能促进循环，资助健运也。
释「腰俞」。「俞」为「腧」之筒。「腧」为「输」之变。以字义推之，「俞」即「输」也。名「腰俞」者，以其为全腰之枢也。中医病理，崾有病多求之肾，俗呼内肾为腰子。故本穴又名「腰户」。剐其应证可想知矣。
释「阳关」。督脉为阳，卫旁傍足太阳之脉，本穴横平足太阳经之「大肠俞」。为督脉与足太阳经交通之隘道，故名「阳关」。灸本穴觉火气直入腹中，分布内脏，可证本穴有如关隘之用也。又如大肠有燥粪，则热及于脑，而现诸躁狂越之证，病名脏噪。此乃大肠郁热之气，由「大肠俞」传之「阳关」。又复循督上脑也。不然，大肠为贮粪之器，于脑何关?在治疗上取此穴以治此症，是明证也。
释「任脉」。滑伯仁日：「任之为言妊也。行腹部中行，为妇人生养之本。」又言「人身之有任督，犹天地之有子午也……分之于以见阴阳之不杂。合之于以见浑沦之无间，一而二，二而一也。」(见《十四经发挥》)余补充此意：任者，任重而道远之意也。人在爬行时，任脉在下，担负全身，故名之日「任」。
释「会阴」。任脉属阴，与冲脉惧起胞中，而任脉居于腹部之中。任脉两旁为足少阴经。冲脉循足少阴经上行。任冲肾俱属阴脉。故日任脉总摄全身之阴，而名其首穴为「会阴」，犹云诸阴经之总会也。
释「关元」。唐容川谓本穴为「元阴、元阳交关之所，即先天之气海」也。为养生吐纳吸气凝神之处，即老予所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古「玄、元」通用，颠倒读之，即为「玄关」，古人多于此等名词守秘。故，故意颠倒其词，隐「玄关」而称「关元」。后之学者体会「元」字之义，想其为用当在「干元、坤元」也。研讨本穴，可与「命门、气海，白环」等穴汇参之。
释「紫宫」。洛书；「离为九紫」。在人身属心，紫为阳极之色，物极则反，而现胜已者之化。故紫较赤为黯，黯近于黑，黑属水，水克火，故日胜己。宫为尊长之居(心为君主之官)，故日「紫宫」，穴在「华盖」穴之下。《黄庭经》华盖注；「华盖之下多清凉……引动肾气，上布『紫宫』。盖以其两旁为肾水之经也。」看来人身阴阳，天生相济，十四经穴，同此一义。针灸推捏，亦即助使相济耳。余白愧才乏，此志不逮。谨将穴名，草创初解，提出数个，请同道哂瞥，权作谈心笑具耳。其中师心白是不治实际之处，诸希高明删正之。
余又常窃默，我年八旬尚能走中医道路，不禁自笑，喜顽躯尚健，未知老之已至矣。又常有所忧，虑老不知途，恐累友朋提拽也。只好尽我寸心，竭我绵力。
偶忆两事，附记如下：
(一)余在学医时，蒋鹤青先生自峨嵋还，叹说蜀道之难，外人行之，无时不戒慎恐惧也。吕师日：行医道之难，甚于行蜀道。戒慎恐惧之外，并当代病家忧患。二人大笑。余鲰4惕然有感，以为将来置身忧患恐惧中也。富贵玩乐，与我绝缘矣。五十年来头脑中多是病人苦况，眼中手中俱是书本子、笔杆子。人以为自苦乃尔，自以为责无旁贷也。古诗有云：「其人或有相思病，笺时偏少默时多。」可谓为我写照。大约同道前辈同学同志有甚于我者。
(二)亡友王哲言：其师高学良(辽宁人)往诊归来，额棱肿破。弟子问之，日碰电线杆子上。生日；师老矣，行路要小心，再出门须人侍从。师日；心不在焉，视而不见也。问师又想何书?日为重病谋治法耳口问何病?日血崩。用何药?日四两红花。当时忙为敷药，不即下问。迄今多年未解此义。虽有通因通用之法，何至红花四两之多?余日或此药另【有制法也。王急日；勿多言，你我演「火攻计」。一试所猜同否?因背坐各写所拟。余在凝思，王目我得之矣。余仅写出「童便炒」三字，转身见王写「用童便炒黑，研细分多次服」十一字。王日：多年疑团，一旦而解，启余者商也，值得痛饮。余臼未知令先师同此意否?王日靡错。待将来问之地下也，同大笑。饭后出门，王又戏日：小心电线杆子。余日，我还不到程度。叉复大笑。此事微不足道，犹中医路上一段美景也。今日思及，尚觉高兴。笔下有感，顺写七言两旬；「同是中医路上人，谈心何必曾相识。」摹古人意也。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探索肿瘤的治疗上海中医学院教授钱伯文
【作者简介】钱伯文(1917～)，江苏无锡人。有四十余年的临床实践，曾任上海中医研究所肿瘤研究室主任。对于肿瘤的治疗，主张从调整整体着手，充分发挥正气的抗癌作用。通过长期的实践，初步总结了肿瘤妁辨证施治规律，用于临床行之有效。主要论著有《研究祖国医学，探索治癌规律》、《肿瘤的辨证施治》、《扶正祛邪相结合治疗癌症》、《钱伯文医案》等，其中《肿瘤的辨证施治》一书尤受欢迎。
我家世居无锡北门外，父亲务农兼营小船运输，一家人省吃俭用坚持让我念完了中学。
我在十七岁那年，生了一场伤寒，开始只当是伤风感冒没在意。后来高烧不退，神识嚎陇，母亲只有祈求菩萨。直等父亲回家，才请来了一位老中医，吃了两个多月的汤药，病始康复。这使我树立了学习医学的决心，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于是，我在十九岁那年考进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踏上了学医的征途。
求学和行医
新中国医学院的院址在王家沙一幢大楼里，设备和条件都非常简陋，学生也不太多，但是师生间情况比较了解。老师一面教理论，一面带临床实习，集体上课，分别带教，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紧，学生接触临床的时间较长，积累的病种也就多了。因为每位老师都有一个诊所，我们可以从专长不同的老师那里，学习到各种不同流派的学术经验。在临床实习时，我有意跟从了三位不同风格的老师：朱南山(后因年迈力衰，改由其子鹤皋带教)、徐小圃以及章次公。
朱南山老师(1872～1938年)，是新中国医学院的创建人。善用伤寒方治病，而且运用得精确，晚年以擅长妇科著称，在治疗上是从调节脏腑气机功能着手的，注重于调气血、疏肝气、健脾气、补肾气。我在他老人家那里学到了如何「师古而化」，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古为夸用」。
徐小圃老师(1887～1961年)，是上海著名的儿科老中医。他在治病中注重阳气对人体的意义，认为小儿肉脆、血少、气弱，属于稚阴、稚阳之体，而决非世俗所谓「纯阳之体」。他推崇「圣人则扶阳抑阴」之论，主张治小儿须处处顾及阳气。他在治疗上偏重于用温阳药，其中尤其附子经常应用，量也比较大，一般都在9克以上。通过向徐老师学习，使我体会到阳气在人体的重要性，此后我在治疗中也很注意保护人体的阳气，重视运用扶正祛邪的法则以及注重调整脾肾功能。这些，都是在那时候得到了启发。
章次公老师(1903～1959年)，是新中国医学院教师，解放后去北京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他也是对我影响较大的老师之一。我经常到他的诊所去实习，他诊全收得很低，来就诊的以劳苦大众为多，且多重症，经他治疗往往效果较好。这主要由于他学识渊博，并能参台现代医学的理论。他侣导「双重诊断，一种治疗」的诊治方法，在他写的脉案上，常可见「……此神经衰弱之失眠，用药强壮神经之功能。」或「平素有习惯性便秘……肠之蠕动陷于麻痹状态，予千金温脾饮」等等，可见他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是先行者。他用药简练，主次分明，击中要害，尤其无门户之见，不论经方、时方，甚至疗效较好的单方都能应用。他常说：「各家学说，互有短长。治学者，不应厚此薄彼，而须取长补短。」这实是经验之谈。他还善于应用虫类药，这对我以后治疗肿瘤时运用虫类药也有一定的影响。
通过四年的学习之后，我正式开始行医。当时在一家药店里坐堂，起先业务并不好。我在空余时间，利用药店的有利条件，对中药进行实物考察，比较药物的外形，尝试药物的性昧以及研究加工炮制，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对对号，这对于治病是很有帮助的。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渐渐地忙起来了。那时候就诊的患者中，有一定数量是肝硬化腹水，按臌胀给予治疗。由于都是长期患病，所以体质较差，用逐水药受不了，用补药又恐留滞水湿之邪，所以就开始探索用扶正祛邪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在解放前的岁月里，我在学术上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只有迎来了解放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我的学术水平才有了真正的提高。
研究肿瘤的决心
一九五八年，领导上派我参加全国第一次肿瘤会议，听了首长和到会代表的发言，深感攻克肿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使我感到重任在肩，义不容辞。于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在我院附属医院开设了第一个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专科门诊。那时前来诊治的病人很多，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专程来上海的。在与这些病员的广泛接触中，我不仅体验到肿瘤患者的痛苦，也看到了一个人生癌肿，往往一家人都得不到安宁的悲痛情景。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怎能不闻不问，袖手旁观呢!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肿瘤患者，剧烈头痛，呕吐频繁，瞳孔不对等(左侧大于右侧)，舌尖歪斜，经神经科检查，确诊为脑干病变(脑干肿瘤)。这个病目前在世界上还是个难题，手术及放疗均有危险。怎么办呢?难道能看着病人被活活地折磨死吗?当然不能。我连夜查阅了有关资料，细致地分析了患者的病情，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呕吐渐渐停止，头痛也明显好转，这样接连治疗两年多，患者已恢复了工作。这一瘸侧，使我增加了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信心。
由于肿瘤是一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常见病，且至今缺乏特效的治疗方法，成千上万的病员在期待着我们能够早日探索出一个防治肿瘤的规律。
祖国医学对于肿瘤的防治已有悠久的历史，并有其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在历代的文献中，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和描述，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如《内经》中所述的「肠覃」、「石瘕」以及《难经》中的「积聚」，隋代《诸病源候论》中的「症疲」、「石痈」等等，有些就是属于胃肠、子宫、肝、肤等肿瘤。宋代东轩居士所著的《卫济宝：持》中，就使用了「瘟」字，并对癌作了朴素的描述。还有汉、唐医学家所论述的「噎膈」、「反胃」，很像现代的食道瘟和胃癌}「茧唇」和「舌菌」则很像现代所说的「唇癌」和「舌癌」。由此可见，肿瘤并非近世才为人们所认识，发掘祖国医学在防治肿瘤方面的经验，对医治肿瘤和筛选抗癌中草药，均可提供一些线索。
可是正当进一步搞好肿瘤研究工作的时候，十年浩劫开始了，我也受到了冲击。但我仍怀着攻克肿瘤的信念，二面被批斗，一面仍然考虑着攻克肿瘤的设计方案。在安徽干校劳动时，晚上躲在帐子里，或查阅资料，寻找有关的抗癌药物，或书写笔记，记录自己在白天所考虑的设想，探索治癌的规律。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我才又有了安定的环境，继续从事肿瘤防治工作的研究。
临证心得
近来，趁养病休息之时，把多年来治疗肿瘤的一些体会写出来，供同志们参考。
(一)对肿瘤病因病机的探讨和认识肿瘤的病因，不外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是由于毒邪(致癌因素)的侵入，蕴聚于脏腑经络，内因是正气不足，情志抑郁，阴阳长期失调(体内某些化学元素失去相对的平衡)，气血运行失常(免疫机能降低)，致气滞血瘀，痰湿凝聚，郁结壅塞，而逐渐形成为肿物。
祖国医学非常重视内因的作用。如《内经》中说：「邪气居其间，久而内着」；《医宗必读·积聚篇》中说：「积之成者，正气不足，而后邪气居之。」《外证医汇编》中说；「正气虚则成岩。」等等。其中所说的积就是积块肿物，说明正气虚弱(自身免疫机能低)邪气(致癌因索)侵入，导致机体某一局部组织的破坏或增生，渐渐形成肿物肿瘤。
(二)扶正与祛邪的辩证运用肿瘤是一种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与整体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对肿瘤的治疗，必须注意辨别阴阳气血的盛衰和脏腑经络的虚实以及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权衡扶正与祛邪的轻重缓急。不能片面地强调用有毒的峻烈攻逐的药物，企图一下子消除肿瘤，因为那样势必损伤正气，影响人体的抗病机能。反之，如果片面地强调扶正，不用攻逐，那就舍姑息养奸。因此，在治疗中既要扶助正气，增强患者自身的抗病机能，又要祛除病_邪，使癌肿在体内逐渐缩小和消失。一般地讲，癌肿病人在正虚为主的时候，治法应以扶正为主，辅以祛邪；反之，在正气不很虚弱时，则应以祛邪为主，辅以扶正。
有一患结肠癌的病人，手术后不到半年复发，右下腹有一坚硬肿块似鸡蛋大，经常腹痛，便溏，胃纳很差，形体消瘦，面色觥白，舌苔薄白，质淡，脉象细而无力，两尺尤虚。由于患者已不适宜二次手术，所以采用中药治疗。分析症候属脾肾亏损，气虚血衰，气滞血瘀等。哪一方面为主呢?从咏证偏于正虚，初步认为上述症候是由干脾肾阳虚所致，治宜温补脾肾、益气助阳(党参、白朮、黄芪、附块、肉挂、补骨脂、仙灵脾、锁阳等)，同时适当加用一些理气活血、祛除病邪的药物(八月札、枸橘、木香、丹参、当归等)。经过一段时间，病人症状有所减轻，体力也有所增加，但肿块未见缩小。于是根据患者的体质情况，调整治疗方案，侧重于攻，以理气、活血，消肿的药物(香附，木香、枳壳、枸橘，归尾、赤芍、三被、乳香、没药、白花蛇舌草、天龙丸等)为主，由积极的防御，转为积极的进攻。在积极进攻，祛除病邪(消除肿块)的同时，再适当地加用一些益气补肾的药物(党参、黄芪、熟地、仙灵脾、桑寄生等)，攻补兼施，这样就可避免攻伐太过而损伤正气。运用这个方案经过三个多月治疗，肿块慢慢缩小，再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治疗，渐至肿块消失，恢复工作。
(三)调整脾肾功能的重要性祖国医学认为，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是与脏腑密切相关的，无论消化、循环、视听等活动，都是脏腑功能活动的表现。
同时，脏腑功能活动决不是各不相关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其中脾、肾的功能在祖国医学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李东垣说：「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强调「治脾胃叩所以安五脏」。健脾法不仅适用于脾胃虚弱，改善营养障碍}而且还适用于心、肝、肾的虚衰病症。补后天之本，充实气血生化之源，以扶助人体的正气和增强卫外功能。在动物实验中，也证明了应用健脾益气药物，有刺激网状内皮系统吞噬活性的作用，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
肾的作用较为复杂，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都与肾气的盛衰有关。结合现代临床来看，肾是一个复杂的功能单位，它的内容涉及生殖、泌尿、内分泌以及神经系统等。古人认为五脏六腑之阴都由肾胡来供有，五脏六腑之{；日都由肾阳来温养。肾在病机上涉及的范围也较广，往往各脏患病日久都会影响到肾，所谓「久病及肾」。由此可见，肾是人体各脏器的调节中心，所以前人在治疗上以肾立论的也很多，如《景岳全书》、《医贯》等文献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从现代的研究来看，补肾法可提高机体的免疫力，改善机体免疫状态，而且能调节体内免疫功能的相对稳定。任何疾病对全身都有一定影响。全身机能好转，可促使局部病变加快恢复；而局部病变的恢复，反过来也影响到全身状态的好转。我在治疗肿瘤时，应用补肾为主的中药，不仅使虚象减轻，症状改善，而且对放疗、化疗病人的恢复有一定的作用。
总之，调整脾肾功能在治疗上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有一例食管癌的患者：高年体虚，吞咽困难(仅能吃半流质)，胸前医及背部闷胀隐痛，咳嗽不爽，痰多粘腻，大便干燥，苔腻舌质偏红，脉弦细而滑。
曾用5一氟尿嘧啶，因恶心呕吐等副作用剧烈而停止化疗，要求服中药。辨证分析以痰气凝滞为主，并根
据「食入即出是无水也，无水者，壮水之主」的理论，确定了「健脾化痰、理气散结、佐以灌阴补肾」的治则。在使用复方(青皮，枸橘、杏仁、橘叶、术香、槟榔、桃仁、石见穿、石打穿、象牙屑、山豆根、生地、茯苓、生熟苡仁等)加减出入的同时，加用六昧地黄丸、移山参片等，连续服药一年左右，吞咽困难基本消失，二年后完全康复。服药期间，x线摄片复查逐渐好转；最后一次摄片食道已无异常。在这个病案的治疗中，由于患者脾虚生湿，湿能生痰，痰气凝滞而为肿块，叉加高年肾气不足，肾阴亏损，因此，治疗上采用标本兼顾的方法，一面化痰、理气、散结以祛邪(消除肿块)，一面调整脾肾功能以扶正，所以获得了比较满意的效果。
(四)药物的配伍和剂量中医中药治疗肿瘤副作用小，改善症状比较明显，疗效取得后比较持久和稳定。其中有一些中草药对癌细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有部分中草药虽然本身对癌细胞无直接抑制作用，但它能帮助抗癌药物透达病所或促进药物的吸收}有的中草药通过扶助正气，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等环节，同样能起到治疗肿瘤的作用。
在选用药物时要注意配伍。从中药的发展史来看，先由单味药逐渐发展到几种药配合应用，再进一步组成方剂，这样可发挥药物的协同作用，而更好地取得预期的疗效。有些药物相互配合后，可以减少原有药物的毒性，如冶疗肿瘤时常用的马钱子有毒，配甘草可以减轻毒性。可是有些药物的配合如甘草与芜花、人参与五灵脂、乌头与贝母等，不仅会使作用减弱，甚至还会发生不良反应。因此，在临床用药上应尽可能取其相须、相使，避其相恶、相反，这样才能取得比较满意的效果。
在掌握配伍知识的同时，还要注意药物的用量大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药物的作用。在临床用药时，若应大而小，就要贻误病情；如应小而大，就会克伐正气。我在剐当医生时，也有急于求成的情况，喜用大剂量，其结果往往是欲速不达，引起了相反的作用。现在临床上有些药物虽是常用的，但用量也不能太大，知龙葵超过30克并长期应用，就会降低自细胞，莪术大剂量长期应用会对肝功能有影响。即使常用的桔梗和山豆根，如剂量掌握不妥，也会产生不良反应。有一次，治疗一声带肿瘤患者，用药后病情进步不大。当时一位青年医生想使药物迅速发挥作用，就把处方中桔梗增加到12克，山豆根增加到18克。结果服药后即出现恶心呕吐、胃纳呆滞等副作用。后来把剂量调整下来，病人才得以重新接受治疗。
(五)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应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在辨证的基础上适当地加一些对肿瘤细胞有抑制作用的药物(如喜树、山豆根、肿节风、天南星等)，效果更好一些。例如一例胃癌患者，根据辨证属于胃阳虚及忧郁痰阻所致。按辨证用药，症状虽有减轻，但效果不明显。后来我们在辨证基础上加了石见穿、石打穿、天龙等之后，症状就有显著好转，后经x线钡餐胃肠摄片检查，病灶亦有缩小。
(六)取得病人的信任和支持要取得疗效，一方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另一方面还要取得病人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在治疗中，不可能都是一次辨证就正确的，有时需要反复辨证才能找到规律，这样就需要有一个过程。只有病人和医者密切配合，才可使治疗方案顺利进行，且可以获得详细的第一手数据。在平时常遇到一些病员，把自己以往治疗中，吃过那些药，用过那些治疗方法而没有见效的情况，或吃了那种药引起了怎样的副作用，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这些反面经验，往往是书本上没有详载。只有取得病人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在辨证论治中少走弯路，不断提高医疗水平。
(张存义整理)
中医瑰宝苑
名老中医之路四
名老中医之路一
名老中医之路二
名老中医之路三
名老中医之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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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医、临床回首录
黑龙江中医学院教授韩百灵
【作者筒介】韩百灵(1909～)，辽宁省台安县人。一九二五年始随兄韩秀实习医，一九三。年始行医于哈尔滨审。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工作迄今已五十余年，擅长妇科，着有《百灵妇科》、《中医妇科学》等。现任黑龙江省政协委员，中华金国中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黑龙江分会副理事长，黑龙江中医学院妇科主任，黑龙江省卫生局中医考试委员等职。
余少年课读五经而识文字，视《诗经》为最古之文学，知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焉。《尚书》为中国最古之史料，古代帝王之规模事业，无不备义。然昔日国乱民伤，一味专治《尚书》不足医国救民，诚可叹然。又读《易经》而消遣。悟易起于八卦，八卦为文字之始，伏羲初画八卦，设刚柔二画，像阴阳二气，布以三位，像天、地、人三才也。立天之道日阴日阳，。立地之道目柔日刚，立人之道臼仁日义。又尝读《札》。礼经者，《周礼》、《仪礼》、《札记》也。《周礼》为言国家政制之书，其实与《仪札》、《礼记》之所谓「礼」者不同。考其作者，最为纷纭，欲细考之，华年流水，总无成绩。攻读「春秋》之传，以富其学。偏嗜庄老之书，尤偏《道德经》，习诵五千言。税老子之学，以发道之高与德之大，主先道德而后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全书治国主于无为，求胜致当以卑弱。人皆取强，而聃独取弱}人皆取其实，而老子独取其虚，人皆求其福而老子独取曲全。?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所谓道者，以自然为体，以刚柔为用，主无为而治，无为丽无不为也。庄子之学，出于老子而后以纵横家言。老子提要勾玄，庄子寓言用譬。先秦诸于中善言明理首推老子之学，而亦不足以医国救民。于是弃儒就医，随父兄攻读《灵枢》、《素问》、《难经》凡十载，明天地人纪，而有专泥医论之弊。又读有方之书，私淑仲景《伤寒》、《金匮》明医学之主体，医理方剂之渊薮。继则博览诸家之论，而独偏重妇科。凡《妇人大全良方》、《傅青主女科》、《济阴纲目》、《经效产宝》、《女科经纶》，《医宗金鉴·妇科心法》等五十余种，尽其博览，而力求专精。年二十岁悬壶问世，凡临床五十年，鬟发斑白，回首来踪，学问未穷。应邀而书治学之道，略陈于次。
学贵于勤而殆于情
举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遗产典籍浩瀚，诸籍皆览，恐不实际。高以下为基。必读之书，实不可不读，须知之事叉不可不知。识文字谓之小学，不读小学焉知文字。刘歆《七略》把小学置于《六艺略》不可不知。然读书识字，是「以下为基」。积土木石玉，以成大厦。欲之成，必须放宽，而立于专，识之以胆。习医以为用者，无不皆然。是博学于文，而专精于医。但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平生难尽，必专精于一艺而有补于斯民。读医书必先抓主体而后枝叶。应诵之书，必加强记忆而后成巧。《伤寒杂病论》以下，又当重点攻读熟诵，此之谓专精。但专精于细，必细审玩味各家之言，归纳其条理，而得其独到。欲得其独到，在于悃幅无华，坚毅不拔之治学，作持久之劳。余习医每勤于笔，提要勾玄而摘抄，积成日久而自得其独善。二日勤访名师，常不避严寒酷暑而长途访问医长者，结识良师，增长见闻，再验于书而试之临床，积其数年，自得其径而识其妙。三日，光阴如逝水东流，去而不返，如无为流失，实不可弥补，留得终生遗憾。欲得其妙，必有三背之功，即枕上背诵，途中背诵，厕里背诵，不使光阴虚度，才能略有所得。四日，广识医友，取其所长，补己不足，积之录得，验于临床。读古人之书，则勤而有所得，惰而有所失。凡欲一事之成，必勤求而无惰也。
学贵于专精放眼须宽阔
医学谓专门之学，有谓不负众望之医家，亦非诸种病症皆可临诊取效，普救斯民于不殆。实亦有负众望，然可少负众望而已。于专门之学科而必有所专。但学科可谓其博，凡内、外、妇、儿、疮疡、正骨等学科各有专术。博通各科之学术，故谓之博，而后方可专精于一科，而善其一病，即谓之专家。故学习者，始不可偏，必须放眼于宽，抓主体之学术。如《内经》、《伤寒》、《金匮》要通读之，不可寻章摘句，以玄其学。须全面领悟，心有灵犀，可避局隘、破碎。守一隅之说教，知杂症而不晓六经，知医理而不知脉法，知古言而不知今说，知一家而不知百家之论，通河间而不晓丹溪，专泥东垣之论而不知从正之学，所谓学识破碎者也。守一世之说，宗一家之言，遵一派之偏，难以贯通整体而窥其全豹，虽攻读数载而有所得者鲜。若专精基于博览，博览必识主体之学，临证有所宗而有所舍，而后必有独识而独得，必由博而返约。是学贵于专精，而放眼于宽，方不致一叶障目，两豆塞耳，泰山不见，雷霆不闻，是为聋瞽，必无所为。
日有所得月有所积
学术积年，而临诊之际，必日有所得，有所得者，必信笔而录之；月有所积者，而纂其条理，是谓笔记，乃心得之类也。如直觉浮现，必立地而书之，否则流失，更准复得，惜之奈何?是有所积而有所现，有所累积而成条理。每临诊之际，凡《仪病式》中言，必遵其式而为之法，详为记述，是以成案，附之以方，是为医之方案，犹刑名家之例案也。观医之为道，自《灵枢》、《素问》，迄仲景以下，唐宋元明诸家，著述甚多，理法可谓灿然，其晦床体验各有其异同一病人，随人而异治，同一病人，随时而异治，从案例而索之矣。历代之论述，后人总结而为律，如刑名家执律以绳人罪，轻重出入，必有案例为凭。后人立医案，萃而聚之，精而释之。吾尝如此数十年，充医事得失之林，辑成《百灵医案》。以氏名而标其书，非谓百灵而无一失矣。前谓医书不可胜记，一病古来必立一门，余师事之，一门自立数法，法有尽而病无尽，病无尽而法无穷，一病之变亦无穷矣。故临证之际，有所得必有所记，有所记必有所思，有所思必有所悟，数十年之积，不问断之．必有超悟。而积之有胆，言之中肯，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否则光阴流逝，日虽有所得而无所记，月虽有累而无所忆，诊务繁忙而无案例，过则更不复知。整理学术，凭主观遐思，必有所偏，甚至贻误后学而害人子弟，欲成美而实积罪。斯时方知启后之难也。
古语谓：专泥药性，决不识病，假若识病，未必得法；识病得法，工中之甲。理法方药，不可有偏，是谓有学有术。若只识医理，罔知方药，或识方药，不通医理，是谓有学无术。学术即得，又躬行实践，是有的放矢。余之治医，先学而后术。始学之际，先文而后哲，及诗词歌赋，以文为戏，常吟诗于野，放歌于朝，填辞于夕，学术于午。即攻读医书，亦首读《灵枢》、《素问》及王冰、张马之注，逐句遍读，次得修园、容川书及其《精义》。又致力于《伤寒》，《金匮》，使理法明而方药得。余之学医笔记，常记临床心得而为夹注。学医只知无方之书，不知理法，虽有学而无术，虽知方药，不知其理，不足成为良医。只有遍读理、法、方、药之书，笔记，研讨，躬行实践，验之患者，有得有失，是谓有学有术矣。
习医回忆
常洲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屠揆先
【作者简介】屠揆先(1916～)，江苏常州人。从事中医工作四十多年，擅内科，兼儿科，曾先后在《中医杂志》等医学刊物，发表过论文十多篇。现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江苏分会理事及常州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先伯祖父屠厚之为武进孟河费伯雄先生之门人。叔父屠士初继承家学，行医于苏常地区。余早年从叔父及堂兄屠贡先学医，当年教诲，言犹在耳，回忆所及，略志一、二，或有助于来者。
勤求博采知常知变
先叔父尝教导我说：「为医之道，首先学好四大经典著作，这是根本。各家学说，必须博览，相互参证，方能逐步深入。识见既多，思路既广，临证之际，自能应付裕如。」记得当年侍诊时，见一中年男子，患春温发热十多天，神志不清，有汗，脉细而数，撬口察舌，舌质红而苔黄，但不厚腻。先叔父用大剂独参汤化眼安宫牛黄丸，一日三粒，两日而神志转清，继用益气、养津、清热之剂而愈(先叔父治疗温病晚期，重用补气扶正法配合养津清热或化浊开窍收效者，不止一次)。当时曾以为何不用养阴清热药配合安宫牛黄而用独参汤为问。先叔笑答日；。温邪伤津耗阴，是其常也。但温邪亦能伤气，即《内经》所谓『热伤气』、『壮火之气衰』也。病人神昏而脉甚细，且出汗，为内闭外脱，元气衰竭之象，如不用大量人参扶持元气，而以养津清热，则津未圊而元气已脱，岂能复苏?要知热邪能伤阴，壮火亦能伤气。寒邪能伤阳，寒燥亦能伤津。况寒邪化热，阳证转阴，病情之变幻多矣，非勤求博采』不能知常知变。」先叔父结合实践指点理论，使人印象更深刻，数十年不忘怀。
衷中参西融会古今
「古训必须勤求，新知亦应吸收，古代医籍要多读，近人著述勿忽视；经方极可贵，时方有妙用；现代西方医学知识，亦应有所了解。」此皆先兄之教导。他非常推崇王清任、张锡纯之实践探索精神。主张古今学说，不宜偏废，中西医两方面之理论相互参照，非常有益。尤其是懂得一点西医知识，会更感到祖国医学之伟大。例如，西医近年来才一致认为多吃动物脂肪和糖类饮食能增加血脂，引起动脉粥样硬化，而明朝张三锡氏早就提出，预防中风要「屏除一切膏粱厚昧、鹅肉、曲洒、肥(动物脂肪)、甘(糖类饮食)」等物。又如，我在三十多年前，经常看到农村小儿患走马牙疳，尤其在麻疹之后易得此病。病势重而急，患儿满口秽臭，腮破牙落，甚至死亡。倘此病能在初发时立即用金枣丹吹患部，配合内服药，一般疗效良好。但走马牙疳为阳明经毒火燔盛之症，金枣丹之主药是白砒，白砒是大热剧毒之药，何以能治走马疳?后来看到西医书籍，知道走马牙疳即现代医学上奋森氏口腔炎，其病原体为螺旋体，砒为杀灭螺旋体之有效药物。而中国古代早已用金枣丹治走马牙疳，这不能不说是伟大的创造。还有，有人患咳嗽久不愈，化验痰液发现有白色念珠状霉菌。当时有一民间单方用白药子叶治鹅口疮有效，因而联想到鹅口疮之病原体既是白色念珠状霉菌，则对支气管之念珠状霉菌亦应有效，因于清肺化痰药中加用白药予。不久，咳平，痰液化验已无霉菌。先兄的教导和自己的实践使我深信，学习一些现代医学知识，对于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必然会大有好处。
临床辨证重在含从
先叔父常讲：「学辨证不难，难在舍从。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或舍脉从舌，或舍舌从脉。设舍从不慎，往往毫厘之差，千里之谬。」诚然，如肢冷、口淡、溺清、便搪、面白、舌淡、脉细为寒证，身热、烦躁、口干、尿赤、便秘、面红、舌绛、脉数为热证，如此寒热分明，辨有何难?但如证、脉、舌三者之间有不符之处，则属寒，属热、属虚、属实，有时则很难定论。先叔父曾治一中年妇女，下痢两个多月，痢止后，食欲极差，全身无力，皮肤干燥，舌红无苔。原来认为是久痢伤脾阴或余热来清，大都用健脾养阴之剂，但几次治疗，食欲未见好转，倦怠益甚。求治于先叔父，先叔父说：「此病虽然舌红无苔，但无烦热、口碎、掌热等症，脉象细而软，垒身无力，是痢后脾胃气虚之证，不属久痢伤阴。至于舌红无苔，皮肤干燥，则是脾胃气虚，运化失职，不能吸收水谷之精微，使『水精四布』所致。应舍舌从脉，甩补脾益气之法。」遂以四君子汤加山药、谷芽、莲肉，党参改为人参，于术易白朮。三剂之后，食欲逐渐好转，继续调养脾胃而愈。另一例中年男子，患烦渴引饮，几乎口不能离水，。一日夜尽数十碗，小便亦极多，食欲嫠，进食少，皮枯肌瘟。原来认为是阴虚火盛之消渴症，屡用养阴生津之方无效。先叔父日：「患者舌相不红不光，无易饥多食之象，而脉象沉细，尺脉尤弱，虽有烦渴引饮之症，但非阴虚消渴之病。是宜舍证从脉，改用温肾法。盖肾气虚不能调摄水分，故溺多，肾阳虚不能蒸腾津夜，故烦渴，肾火衰则脾运弱，故食少肌瘦而肤枯。方用金匮肾气丸改作汤剂，再加人参、鹿角胶、覆盆子。十日之后，症状趋向缓和。通过以上事实，使我当年领悟舍从问题在临证治疗中之重要意义，更认识到正确掌握舍从，必须四诊结合，全面考察，得出重点。否则，孰真孰假，孰台孰从，无从着手。
对症下药须善调配
用药，必先通过辨证}立方，须灵活调配。所谓调配，就是指某种药物，其功用与病人之症状相符，而药物的性质却与病因相悖时，就必须加用其它药物以调配之。例如麻黄能平喘，其性温，用于寒喘，当然很适当，再配以祛寒药或化痰药，刚效用更明显。如用于热喘，其功用是对症的，但麻黄之温性却与病因不相宜，如加用石膏、甘草以调配之，则麻黄虽属温性而仍可用于热喘。叉如大黄为苦寒通下药，用于热闭，当然很适合，如用于寒阻，就必须配以温热药。调配得当，既发挥了药物的主要作用，叉制约了它与病因不相适宜的性质。先叔父常教导我：「仲景制方之神妙，非同寻常，好多方剂寒热并用，攻补兼施，调配得非常确当，必须认真学习，仔细领会。」诚然，如果不善于调配，治寒证一味寒性药不用，。治热证一味热性药不用，如此严格限制，表面看来，似乎运用辨证施治的原则未尝有错，但在利用某种药物的特长方面不免有不足之处。我记得初临床时，遇一湿温病人，牡热八、九日不退，口渴欲饮，胸中烦懊，脉象孺数，早已用过三仁汤等轻开淡渗之剂而无效，』因湿热俱重，拟重用芩、连、山栀，但鉴于患者舌苔黄腻而偏干燥，湿温中期，邪从热化，用芩、连恐犯古人苦燥伤津之戒。疑虑不决，请教于先兄，指导我用知母，花粉，芦根配合芩、连、山栀等药，可无苦燥伤滓之虑。如法用之，果然热渐退，舌苔黄腻渐化，并未出现滓伤液涸之象。因知用药之调配，关系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和相互制约作用，在治疗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结语
以上叙述，为过去学医中的一部分回忆，我的体会平凡，不值识者一粲。但自感上述问题，当年对启发学习的思路方面，起着一定作用，尤其在从书本开始结合临床这一阶段更为重要。将结业时，先叔父、先兄又相继告诫说：「学习是知识的源泉，将来即使业务繁忙!也决不能长期抛弃阅读。」自出师门，未忘教导。多年来在业务上能免于陨越，追根求源，皆得力于师训。
从师和交友厚积而薄发
中医杂志名誉主编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董德懋
[作者简介]董德懋(1912年～)，北京房山人。从事中医工作五十年，毕生致力予中医临床和杂志编辑工作，对于中医内科、儿科和针灸有较高的造诣。主要著作有《中医基础学》、《中药学》、《针灸经穴概要》、《针灸铜人图》、《中医对痢疾的治疗》等。历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针灸学会副理事长、北京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儿科学会常务理事、《中医杂志》名誉主编、《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从良师取法乎上
我出生在北京房山县曹章村。一九二六年在良乡县高小毕业后，由于家道贫寒，无力继续学业，由人介绍到一家商店学徒，以维持生计。因胞弟患病，贻误于庸医，不胜悲恸，遂立志从医。我学医的启蒙老师是岳父赵廷元先生，他开始教我习诵《雷公药性赋》、《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医宗金鉴》等书。当时年青好强，常发愤攻读，即更衣亦手不释卷。有一次到姑母家，犹不忘背书。姑母深为感动，资助我报考华北国医学院，开始自己真正的医学生涯。
华北国医学院，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于一九三一年刨建。学院除设立中医课程外，还设有西医基础和临床课程，学制四年。施老任院长，并亲自授课和带学生临床实习。学院所聘教师有许多名家，如赵炳南、陈宜诚、姚季英、赵锡武、杨叔澄、于道济及西医专家姜泗长等，都曾先后在校执教。学院成立十余载，培养学生五、六百人，毕业后分布全国，而以京、津、冀、鲁、豫等地为多，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目前中医界的骨干力量。
我在该校第三届学习，毕业后又随施老学习内科。当时先后随师的同学有哈荔田、祝谁予、李介呜等。在这样优越的环境熏陶下，使自己的学业大有长进。从一九三六年我就在施老诊所襄理业务，并从事针灸临床，时达五载余。
在施老亲自教诲下，耳濡目染，心领神会。我当时学习的主要方法；清晨背书，白天随师诊病抄方，晚间整理脉案，阅览医书，我把老师的脉案按病、按证、按方分剐归类，并查阅相应的文献，作笔记，加按语，还常试用治疗，把个人体会也记下来。如此温故知新，反复验证，从中省悟老师的学术经验。
施老治外感热病，擅用清解法。他说；「吾侪治疗外感病，首宜辨明表里、寒热、虚实，则层次分明。表病不可只知发汗，且应注意清里。」他根据表里病情的不同，合理配用解表和清里药物比例。在治疗感染性发热疾病，如流感、白喉、风疹、水痘、猩红热、丹毒、流行性腮腺炎、急性扁桃昧炎等，常用银翘散加减，宣散风热，清热解毒，其加减变化甚妙，如；挟寒加麻，杏，加重荆芥量；挟血热加生地、丹皮、丹参，热毒重加公英、地丁、紫草、甘中黄}挟湿加茯苓、大豆卷，通草、绿豆衣；若肢体痛甚，银花用藤，加桑枝；若发疹，加浮萍、蝉衣等。他对紫雪散应用亦别具一格，常在未见神昏谵语时即用，只要高热、便秘、舌红、苔黄，用之腑行热退，不致热陷营血。
施老对内伤病的治疗，重视气血证治。认为「气血」当列于八纲之内，而成「十纲」。且重视调理脾胃，以疏脾、运脾、醒脾为法，培后天之本。
先生习用药物「对偶」，人称「施氏对药」，往往寒热、明阳、气血、燥润、辛苦之药同用，除沿用古人习惯配伍(如乳香配没药、三棱配莪术)和有效的小方(如左金、枳术、失笑、金铃子散)外，每多创造。众所周知，施老善用山药配黄芪治屎糖高，苍朮配元参治血糖高，为中药现代药理所汪实，并屡验于糖尿病临床治疗中。他对药物应用，常在古人启发下有所发挥，如蒲黄治中风失语舌强，蝉衣治耳鸣，为先生临床经验心得。
先生对孙一奎《赤水玄珠》和张石顽《张氏医通》尤其推崇，认为是中医内科必读之书，每教吾等阅读。《张氏医通》为张石顽师生心血结晶，集前贤书百余种，十六卷，七十万字，述内科证治，兼及妇、儿、外科。我读《张氏医通》，以内难仲景学说为经，后世各家学说为纬，掌握其辨证纲领、方药运用为要。对张氏个人实案、证治发明，亦每留意，如交肠、百合病，历代较少记述验证治例，张氏书中有载，特录出以供以后参考。对每种疾病，尤其着眼于历代各家在诊治上的认识发展，从中自有收益。以后我还参考《古今医案按》等优秀医案，相互参阅，也有不少新意发现。
采百花荟革群芳
我毕生从事中医期刊的编辑创办工作。个人经手主办的杂志，有《中国医药月刊》(1940．6～1943．12)、《中华医学杂志》(1947．10～1958．9)、《北京中医月刊》(1951．5～1954．12)三种。以前者较早，且办刊时间较长，放以为介绍。
该刊创办于一九四0年六月十五日(民国二十九年)，停刊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民国三十二年)，共出四十二期，每期约十至三十页不等，发表文章十五至二十篇，最多时曾达三十余篇。老五号字体直排分栏。杂志还分设各项专栏，如长篇专著连载，言论(相当于「学术探讨」)、方药研究、针灸研究、治验与医话、医案、笔记、小品、文苑、家庭医学和读者园地等。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同人，有田小石、张慧中、周绒章(燕麟)、汪浩权(慎之)、魏萱(桐青)、李祖芳、潘兆鹏、谢诵穆(仲墨)、潘树仁等。其中以上海汪浩权先生尤为得力，汪是近代名医章次公先生的学生。
刊物创办初期，由施今墨老师支持，诸同窗好友襄助，自筹资垒，本人任社长兼总编。我在《创刊宣言》中郑重声明：「今后愿我同道，苟能共同努力，不存门户之见，以学术为前提，不泯灭中医之长，不回护中医之短，利用科学方法，以求治疗之真理……弃其糟粕，存其精华，祛其空谈，趋于实用，使我国固有之实验医术，追列于世界医林，以发扬我东方之文化。」(见《中国医药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这就是创刊的主要宗旨。
我自己在杂志上发表文章不多，主要有《针灸讲座》、联实用临床诊断学》等。平时除处理社务，还帮助编辑文稿。在旧社会办刊物常常会赔钱，但我想只要中医事业能得到复兴昌盛，个人损失算不了什么。自己在办刊期问，广泛结交医界名流、海内贤达，对理论和实践进行交流、学习，使学术水平大有提高。作为编辑，必须有多方面的知识，才能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要求自己多看书，多看病，虚心向人求教。凡中医典籍，诸于百家，乃至民间验方，风俗人情，都须涉猎通晓。组编面要宽，就要做好社会工作，不管是德高望重的名家，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都要广泛结交，以便建立刊物的基本作者队伍，为提高杂志质量打好扎实的基础。当时刊物的主要撰稿者，有曹颖甫、陆渊雷、章次公、余无言、时逸人、叶桔泉、聂云台，谭次仲、祝怀萱、樊天徒、汪浩权、朱小南、姜春华、耿鉴庭、沈伸圭、潘澄濂、杨则民、叶劲秋、周介人、焦勉斋、潘树仁、宋大仁等。还有祝谌予、周燕麟、田尔康、张方舆、袁平、夏雨苍、张慧中、魏克逊等同学，也分别为本刊撰稿。为了启迪后学，表彰前贤，我们自第三卷第一期开始，曾先后刊载当代名医施今墨、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陆渊雷、章次公、丁仲英、赵树屏、宋大仁、章巨膺、余无言、朱小南、樊天徒、丁福保、缪铭泽、刘星垣等的个人传略和学术成就，同时骈登照片，为近代中医学史的宝贵史料。
杂志要求「杂」，不仅编辑人员要成为「杂家」，在文稿的形式和内容上也要求「杂」。不仅需要高水平的「阳春白雪」，也需要通俗普及的「下里巴人」。这样才能扩大杂志发行量，达到雅俗共赏的目的，同时为发现、培养中医人才，蔚成学术民主的好风气创造条件。我们在全国各地，特别在京、津、沪、冀、鲁等地设分社，并聘请特约撰稿、特约编辑，使本刊在全国各省畅销，成为当时较有影响的中医期刊之一。
此后，我还主办「中华医学杂志》、《北京中医月刊》，后者于一九五五年改名为《中医杂志》，且于一九五九年并入中医研究院，成为现在《中医杂志》的前身。
重积累循序渐进
我在临证实践中，有个重要体会，就是读书、看病，都有个积累的过程，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一点一滴，日积月累，聚涓滴而成江河。试以脾胃学说为例述之
(一)用古方，妙在师心化裁脾胃病证为临床常见，对脾胃虚弱、中气下陷的内伤发热，人皆知用补中益气汤，即「甘温除大热」法。开始我亦套用此方，主治此证每效。后又发现许多病人在治疗发热过程中，其它症状也随之痊愈，引起了自己的重视。嗣而对此留心观察，将之记录，汇集成册。如有同道王某，患内痔便血，自用补中益气汤无效，余诊之为中气下陷、睥不统血，药证相符，又何以东垣方失灵?窃思痔血尚有大肠血热一层，自古用槐花散凉血清热，故参台二方用之竟效。并试用于其它痔血病人亦效，其处方为：黄芪15克，党参12克，白朮、当归各10克，升麻5克，槐米10克，地榆、侧柏叶各12克，陈皮5克，柴胡3克，甘草5克。每用五剂即血止，继服十剂巩固。自此，余习用补中益气汤参以他方，治中气下陷诸疾。如习惯性流产，用原方加阿胶、艾叶、续断、杜仲、桑寄生之补肾固胎』脱肛，用原方加防风、枳壳，即合三奇散，能升提益气；用原方加川芎(2．4克)、防风治脾虚久泻，源于尤怡《金匮冀》，但总不出东垣补中益气升阳。可见用古方，关键在于师其心，用其法，灵活化裁，方可积累自己的经验。
(二)学理论，贵乎溯源探流从东垣补中益气汤的应用开始，我反复阅读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从中得到不少启发。特别是《脾胃论》大量引证《素问》、《灵枢》经文，阐畅脾胃学说，发难解惑，倡升降理论，制补中升阳诸方。由此我重点从脾胃生理、病理、病症、治法、方剂、药物各方面，对脾胃学说理论进行溯源探流，并将相类、相反的方面加以综合比较。如《内经》「人以胃气为本」和李中梓的「脾为后天之本」.《内经》「阳道实，阴道虚」和《伤寒论》阳明「胃家实」、太阴脾不足；东垣升脾阳，天士养胃阴，东垣「调脾胃以治五脏」和景岳「治五脏以调脾胃」。凡此种种，以名句、名方、主法、主药，分门别类，积累汇总，做分类卡片。其中特别欣赏张仲景《金匮要略》「四季脾旺不受邪」和周慎斋「诸病不愈寻到脾胃而愈者颇多」之语，并联系实际，用于临床。如有一再障病人，六年病史，选用西药和补肾养血中药无效，虽有五脏俱虚之症，但虚不受补；见其腹满、纳呆、便溏、苔腻，为寒湿困脾，投以藿香正气合平胃散，苦温燥湿，醒脾开胃，俾寒湿除而中土始健，谷气充则五脏得养。继以补气养血诸法，治疗乳糜腹水、血紫质病、冠心病等疑难疾患，亦获佳效(详见《中医杂志》一九八一年第二期段荣书文)。
(三)勤思索，总结经验教训我不仅习惯积累成功的经验，也注意从挫手的病例中总结失败教训。记得在江西永修县临证，曾有一批小儿夏季热患者，见发热、烦渴、尿频、纳呆、便溏、舌红，脉虚数。初辨证为阴虚暑热，以养阴清暑罔效。筹思良久，上渴下尿为辨证着眼，乃津掖敷布失常。「脾为胃行其沣液」。违鎏之这：廑丝睦置錾扭嗣带舟要。叉见发热、纳呆、便溏、舌红、脉虚数，显系脾阴不足，虚阳外浮所致。故投以陈无择六搜散、《局方》参苓白朮散等，用大量山药、扁豆、英实、莲肉滋润脾阴，兼合参术苓草健脾益气，脾土健则滓液输布，脾阴复而暑热自消，终以全功。
同时，我还常从别人冶疗失败的病铡中总结教训，积累经验。曾有刘姓婴儿，六个月，患肺炎，用青、链、红、庆大霉素无效，除发热无汗、咳嗽痰呜、憋气抬肩外，反起呕吐、厌食，且腹泻日五至二十次，大便呈绿色粘液状。询问其母，患儿平时消化欠佳，每易腹泻、呕吐。自服西药红霉素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可见脾胃已伤，为脾气不升、胃气失降所致。故嘱停用西药，节制哺乳量，以护胃气，上喘下泻且发热，俗谓「漏底伤寒」，如治喘咀宣肺易伤脾胃，治泻须调中又碍肺实。我思索，病情复杂，脾虚为本，肺实为标，当先治标，后治本。甩小青龙加黄芩汤(原方为石膏，因脾虚石膏不宜，易以黄芩)二剂，得汗后改投健牌和胃之参芩白朮散以培土生垒。
(四)精选药，反复推敲斟酌对药物的应用，我也不断在临证中积累经验，反复推敲，比较同类药物之异，异类药物之同。
如临床常用行气药物治脾胃气滞病症，有香附、乌药、木香、砂仁、陈皮、枳壳、厚朴、槟榔、大腹皮、蔻仁等，其辛香温燥，具止痛、除满、解郁、化痰，祛湿、和胃、运脾作用，部分药物还有平喘、活血、疏肝、通下的功效。但因辛燥又易耗气灼津，故不宜久用。以后在临证中发现《济阴纲目》加味乌药汤不仅可治妇人气滞痛经，对脾胃气滞庸证亦效。方内乌药、香附、砂仁、术香四昧行气，药性平和，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如香附行气而疏肝解郁，长于止痛；乌药行气除满，对胸腹痞满皆宜；木香行气而宽中止泻，对腹泻下痢较宜，砂仁行气而醒脾开胃，能芳香化湿。l临床常酌选其中=、三味小量(3～5克)配用，每取良效。
再如脾胃不和，胃气上逆，见呕吐、暖气、呃逆、吞酸等，余每以降逆和胃法，选旋复花、代赭石两药。起初我套用仲景旋复代赭汤，时效时不效。后辨为脾胃虚者甩原方较合适，如有肠胃实热见便秘一口干，苔腻者，则去参、草、枣加瓜萎、风化硝、大黄、枳实，降逆通下合用。可见选药精当必须在正确辨证基础上，始能积累合理的经验。
对越鞠丸、戊己丸、半夏泻心汤、枳术丸等方，余用药配伍比例亦视病人体质、症候的寒热虚实而定。如枳术丸，虚重白朮，实重枳实。戊已丸，寒君吴萸，热君黄连。越鞠丸，香附、川芎、苍朮、神曲、山栀治「六郁」，亦辨气、血、湿，痰、食、火郁的不同，而出入化裁。
在用药时，我每悉心体察。如逍遥散有薄荷以芳香解郁、升清理气，用量小，配伍妙。后酌加于脾胃方药中亦效。并仿其义改用荷叶、藿香叶，亦奏异曲同工之效。再在降逆方中加苏叶、枇杷叶，又取止呕肃肺之功。两者均为叶类药，荷叶、薄荷升清，杷叶、苏叶降浊。这样不断积累经验，看似寻常，从中亦可得到不少东西。
善归纳执简驭繁
做学问，不仅要重于积累，而且要把积累的东西归纳为简要的纲领，执筒驭繁，指导临床。
在肝病证治上，我重点学习《内经》，《难经》，《巢氏病源》、《千金》、《脏腑药式笺正》、《西溪书屋夜话录》，《笔花医镜》，乃至近人赵树屏、秦伯未等论肝的理论著作。但总感到肝病临床多见，而理论却头绪纷杂，我在上述基础上，用归纳法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肝的生理「肝为将军之官」，主谋虑而藏魂，与现代解剖学神经系统有关。「肝藏血」，「人卧贝町血归于肝」，贮藏l血液，调节血量，与血循环相关。肝体阴而用阳，为二者的结合。
(二)肝病治法，一为养肝体，二为制肝用。养肝体乃养阴、养血，亦可从脏器相生方面着手。制肝用乃安镇、疏理，亦可从脏器相制方面着手。时或二者兼用。
(三)肝病证治分类
1．肝郁。以情志抑匍所致，每见胁肋胀满或窜痛等。法以芳香辛散，疏肝解郁。，方以四逆散、柴胡疏肝、逍遥、越鞠。药用柴胡、香附、川楝、佛手、橘叶，青皮等。兼火加芩、栀。
2．肝火。气有余便是火，从肝郁而来。证见面红、日赤、口苦、耳呜、头痛、急燥易怒、舌边尖红、苔黄，以面部症状为主。属实热体壮者，用清泻法，方如当归芦荟丸、龙胆泻肝汤。如症状较轻，或热盛而体虚，则当轻剂泄火，方如丹栀逍遥散、青蒿鳖甲汤，用桑叶、菊花、丹皮、丹参，栀子、茵陈、夏枯草、青蒿等。
3．肝阳。肝阳上越，或由肝血不足，或由肝肾阴虚，或由肝火上升所致。多见头痛、眩晕、易怒、耳鸣、眼花、失眠、口苦、舌红等症。肝血不足所致者，用柔肝潜阳，四物汤加潜阳药。肝火上升所致者，用平肝潜阳，加味磁朱丸、龙骨牡蛎汤。肝阴不足所致者，以滋阴潜阳，杞菊地黄汤加潜阳药。潜阳药有龙骨、牡蛎、磁石、石决明，珍珠母、代赭石等，选2～、3味即可，量宜大而先煎。
4．肝风。或由火，或由气郁，或由阴亏血少而来，属内风。风性动摇、善行数变，症见眩晕、震颤、抽搐、皮肤自觉如虫行。治宜熄风于内，不可辛燥灼液伤滓。方如天麻钩藤汤，热盛发痉以羚角钩藤沥，血燥风动以黄连阿胶鸡子黄汤，阴虚风动以三甲复脉汤。
5．肝虚。多为阴血不足。又因乙癸同源，故肝阴不足可兼肾阴虚证。肝阴虚不能潜阳，故义为阴虚阳亢。补肝血用四物、当归补血汤；补肝阴以一贯煎、杞菊地黄汤。如阴血不足，症以疼痛为主的可以柔肝法，用芍药甘草汤、当归芍药散。如肝虚血不内藏，则以胶艾四物加止血药，常用于妇人崩漏。如肝虚不固，血不养胎之滑胎或不孕，常以胶艾四物合补中益气汤。
6．肝寒。肝病大多偏热，但问亦有寒证。肝之实寒证，如积聚症瘕宜于温化，以《沈氏尊生书》血症丸，肝之虚寒则投以景岳暖肝煎。
这样归纳，将错综复杂的肝病分为六类，以虚宴寒热阴阳辨证，便于临床使用，也适于授徒教学。当然这还是要在正确掌握辨证论治思想的基础上，才能灵活出入，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此外，我曾将理脾治法，归纳为益气、升举、温中、清热、理气、固涩、通下、祛湿、养阴、消导十法，以攻和补为纲。攻法为通下、理气、清热、祛湿、消导，补法为益气、升举、温中、固涩、养阴。凡此种种，可知归纳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
总之，做学问，干事业，必须要从良师、交知友，为事业打好基础。善归纳，重积累，熟读、精思、妙用，亦所谓「厚积而薄发」，尤为学习过程中不可缺少。这就是我一点浅薄的体会，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陆寿康整理)
治学杂谈
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副教授，副主任医师谢海洲
【作者简介】谢海洲(1919～)，河北临榆县人。幼承家技，从事中医教学、临床和科研工作近四十年。致力于本草学的研究，对于中医理论和临床也有一定造诣。主要著作有《中药常识》、《常用药品小辞典》(与于力合编)、《药物手册·中药部分》，《北京四大名医》等。
我业医近四十年，虽小有成绩，然教训也不少，谈一淡为后学者借鉴。
幼承家技博采众长
我出身一个中医的家庭，祖父、父母和叔父都是终生以医为业。祖父是一位穷秀才，不事生产，只知读书，且为绅士们教家馆，有时自己也课徒。他经营了两间小药铺，代卖成药，兼看病。父亲、叔父、母亲随祖父学习医术，经常采集当地药材，去杂晾干，为病人做些丸散膏丹之类，收些小赞以度日。
祖父课徒很有经验，主张先学《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然后学程锺龄的《医学心悟》，参考《笔花医镜》、《医宗必读》，再学习《内经知要》，参考《灵素类纂约注》，回过头来学习陈修园的《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看《医学从众录》、《医学实在易》，背《长沙方歌括》。这种先《伤寒》、《金匮》，后《温病》的教学自学方法，北方民间医生大都相似，与南方医生先《温病》、后《伤寒》的学习方法迥然有别。他十分重视背诵，身体力行，能从头至尾背诵《医宗金鉴》和陈修园医书二十四种。我在家庭影响下，到十二、三岁时已能读《古文观止》及一些医书，并能背诵二、三十篇古文和《内经知要》及一些药物、方歌等。
在「九·一八」事变前，父亲害急性传染病故去，母亲也放弃中医事业，进入山海关普济医院随外国季大夫(犹太人)学习西医，后来就随同到北京妇婴医院工作(为教会医院)。我初中毕业后随母到京，为生活所迫，在医院开电梯，并利用工余，在青年会学习英文。
进北京第二年报考汇文中学，因母亲在教会医院工作，子女得以免费并可领取助学金。还可利用每年寒暑假在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得以翻阅文史线装书。此时深得国文教员李戏鱼、高庆赐的指点，学习他们的讲稿、方案、笔记等。毕业后，留校教初中语文，在此期间以志于医学，得与余冠五探讨医学理论。在任教同时考入北大农学院学习两年日文，大部精力仍教书习医。此时结识了周军声老师。周先生医学娴熟，善于诱掖后进，在他的帮助下，自学了同仁会与上海博学会的西医书。更值得提及的是，经周先生介绍此间得以拜赵烯黄先生为师。赵先生是本草学专家，而且对文献学、文史版本考据校雠学都有研究，鉴定古文物经验也相当丰富。他常提供我图书实物，指导阅读，并为修改稿件，为我在本草方面的学习奠定了基础。赵先生教读书与自学的方法等，使我打消了学西医的念头，又回转来学习中医了。自此多年来，追随赵先生，深得其耐心教诲，受益良多。在赵先生处结识了徐衡之先生。他是上海新中国医学院教师，与章次公先生最为要好，他学问渊博，得以互相问难，探讨医理，广开了眼界，提高了学术水平。至此决心深入钻研中医理论及本草方剂等，于一九四七年投考中医，通过鉴定合格，终于夙愿得偿。
一九五0年，伤寒学家陈慎吾，约我协助为其主办的汇通中医学校担任本草方剂的讲授，并有幸先后聆听陈先生讲《伤寒论》达三、四遍之多，深感差距之大。尽管我看过、背诵过《伤寒论》，也看过注家，但很多还是一知半解。陈先生条条用自己独到见解来解释，不拘于注家，而是前后呼应，左右逢源，融会贯通。并采用类证、类方、类病等归类方法研究，条理有序，一目了然，易学易记。后来，我将这种方法应用到《金匮》学习和读其它的书，也无不效验。
我在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教书时，叉得遇钱达根先生，他熟谙古典文学，通干嘉考据之学，通过共同编写讲稿，向他学了不少东西。又经常请教过瞿文楼先生、金书田先生。瞿先生主张背诵《神农本草经三家注》[张隐巷、叶天士(实为姚球)陈修圆]，使我在本草研究上受益匪浅。
众所周知，祖国医学源流久远，流派极多，学术见解各有千秋。我早年较注重拜师访友，与同道互相切磋，不耻下问，深得诸家之益处。
除此以外，对富于创觅，独具一格的医家著作，更是择善而从之。在这一点上，我常想：本来我这北方民间医生，只会开大柴胡、大青龙之类的方子，对于温热病就需向南方医生学习。底本就是《张聿青医案》和费伯雄的《医醇媵义》。丸方膏方偏学前者，处理急性热病多学后者。张聿青少承家学，毕生勤于临床辨证察色，尤长脉诊，极注意节令等对病人的影响。曾着《如梦录》一篇，自述一生为人行事，其经历越艰苦，其成就越大，钻研越深，所得越多。费伯雄先生习举子业，后学医，清咸丰，』可治年问，以医名远近，请诊者踵相接，乃居遂成繁盛之区。费氏治学，宗于东垣、丹溪，不偏不倚，善于通变化哉古人有效之剂。
学医就要有善于撷众长的学风，既向书本学习，又要向师友请教。至今我仍常常热望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从中汲取营养。利用余暇翻阅近代医学杂志期刊，凡遇有效之一方一药，凡有新颖独特学术见解，都笔记于册，推敲揣摩，深入研究，或验之于】摇床，重复推广。例如曾向《中医杂志》学习过一个治疗白，塞氏病的方法，用犀角地黄汤、兰黄解毒汤、当归连翘赤小豆汤加升麻、土茯苓，临床用之辄效。又如曾亲自走访老中医张仲元先生，学习他治精神病的宝贵经验，并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分析，写成医话。
熟读经典苦学本草
经典著作是中医理论的源泉，有了熟读乃至重点篇章能够背诵的硬功，博览各家各派，才能抓住重点。老一辈所以能引经据典，脱日而出，如数家诊，就是困年轻时下过一番苦功。经典读熟了，以后才有豁然贯通之妙。尤其在青少年时，奠基更为重要。我四岁时，随祖父课徒的学生念些歌赋，虽不理解，念得多了，也就记住了。背，不单纯是记忆的问题，还有加深理懈的作用。学习方歇、药物更是如此，不背不成。熟背才能得心应手，口到笔到，熟能生巧。临术时初有方，后无方，最后又有方。这种意境都是背诵、记忆、实践、提高的过程。背诵开始要少，由少而多，积腋成裘，积沙成塔。到一段落，可以暂放，再另起第二段落，记熟了再开始第三段。《金匮要略》我就是这样分条分段背诵的，一共四百条都能朗朗上口，永志不忘，并可由此及彼，互相联想，互相印证。这种背诵的「童子功」，对学中医的人是必备的。
回顾早年学医的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启蒙(或称入门)阶段。开始时，背学《医学三字经努、《四百味》、《四诊心法》、《药性赋》。不懂的字词在老师的指导下查字典，疑难问题请老师讲解。
第二阶段，学《神农本草三家注》、《内经知要》、《伤寒论浅注》、《金匮要略浅注》、《温病条辨》，同时参考《本草备要》、《灵素类纂约注》、《长沙方歌括》等。重点章句，熟读乃至背诵，并做些读书笔记。
第三阶段，背《汤头歌诀》、读《医方集解》，参考《成方切用拜、《成方便读》等，打一点方剂学的基础。
第四阶段，读内科方面的书籍。初起可学《医学刍言》、《医学心悟》、《医宗必读》、《笔花医镜》。边学边写心得笔记。最后，再看李用粹《证治汇补》、林佩琴《类证治裁》、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还兼看一些各家的书，妇科如陈修园的《女科要旨》、明武之望《济阴纲目》，儿科可由《保婴要旨》到《万密斋儿科》、《幼幼集成》等。
这样大约需三年时间，其间一半时间临床，一半读书。临床忙时挤时间学，利用「三余」时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抓紧零散时间，且要有毅力。读书是艰苦的，但可读出趣味来。
我常以自身浮浅的体会告诉随学的学生说：「作为中医，熟读经典著作，触类而旁通．这是贯彻始终的学问，舍此是无径可循的。
多年来，我一直注重本草学的研究。我认为成认方药是治疗疾病的前提，没有方药，临床恰似无米之炊，巧妇也难为之。后来，从事教学工作，进一步提高了中药理论水平。解放初，协助陈慎吾先生创办北京汇通学校，主讲《神农本草经》。一九五六年北京中医学院成立后，在中药教研组任讲师。因具有英、日两门外语基础，得以不断学习中外各种研究成果，扩展了中药研究的深度、广度，为深入探讨提供了条件。由于酷爱本草，重视实地考查。在三十年代后期，曾追随赵爝黄先生多次到河北祁州(安国)药材市场，辽宁营口人参市场，也参观过四大怀药产区，到抗州笕桥了解生地的栽培，到四川绵阳考察大面积栽培麦冬，到灌县考察种植川芎。每次都眼到，口到、笔到，均能总结经验，写成考察文章。此外，还参观过重庆佟君阁曲厂，杭州{胡炭余堂，苏州雷允卜，卜海蔡同德堂、姜衍泽，北京同仁堂老式药厂等。教学期问，随学生采集中草药，炮制、配制丸散膏丹等，教学相长，提高了实际操作技能。
为了使脏腑辨证及药物应用熔为一体，有益于临床工作，我对张元素《脏腑标本药式》进行了初步探讨。该书原本虽已亡佚，但在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录下来了。张元素的弟子李东垣、王好古，罗天益等人师其法，于他们著作中亦可见一斑。其后，张山雷纂辑了《脏腑药式补正》，按脏腑分类用药，作了系统的理论概括，言简意赅，切于实用。我注意将古人用药经验证之于临床，察之于古，验之于今，努力取得直接的体验。
我觉得研究本草，不能忽视药物的组方及炮制工作。中医方剂是一个单元，正于一味中药是一个单元一样。组方配伍，要与辨证有机结合，法随证立，方依法出。张景岳说；「夫方之善者，得其宜也，可以法也；方之不善者，失其宜也，失其宜者，可为鉴也。」所谓得其宜者，得法之宜也。徐洄溪也指出：「若夫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写一方以治病，方虽云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由此可见，古人制方用药，务求方中有法，法中有方。量方用药，有规矩准绳。制方要通权达变，取前人经验，不落前人窠臼。古人谓方之为做也，傲病而有力者也。正如喻嘉言所云：「凡用药太过、不及皆非适宜，而不及尚可加，太过则病去药存，为害最烈。」我体会，在组方配伍中，除注意君压佐使等组方原则外，还应根据治法要求，处理好五个辨证关系：．
一日散与收。散指发散、宣散，多指祛除外邪，宣通气机，收指收微固脱，固摄气血之谓。二者相互为用，互相制约。如虚人外感，既要祛除外邢，甩荆防之辛散，叉要助其正气以芪术之甘温固表，所谓黄芪防风相畏而相使，实际上是反应了扶正祛邪两种治法的作用。
二日攻与补。攻为祛邪，补为扶正。应根据邪正斗争情况，将攻补灵活配合，两者之中，关键在于扶正。《伤寒论》保胃气、存津液，温病之「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皆在于顾护正气。正如十枣汤之用大枣，白虎汤之粳米、甘草，小柴胡汤之党参…．．我每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及攻伐之剂，必适当佐以顾护正气之品，正本此意。至于具体方药之多少，或平补平泻，均应据证灵括掌握，惟以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为目的。，
三曰温与清。温指「寒者热之」，清指「热者寒之」，治寒以热，治热以寒，「治寒不远热，治热不远寒」，是治则之大法。但因病情复杂多变，组方配伍并非纯用寒热，而是寒热并施，温清并用。寒热错杂之证，自不待言。真假寒热之证，因纯用寒热易致格拒不受，亦需反佐一、=味药性相反之品，谓之反治。根据方剂配伍及治疗的需要，常宜灵活伍用寒热之剂，如左金之萸连，交泰之连桂，取其相互制约、相反相成之功，或为监制他药以防其偏。这些药物虽数少而量轻，但其效用颇大，往往有出奇制胜之妙。
四日升与降。升指提升，言其向上，降指通降，谓其向下。升降本为人体血气之正常运动，所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若升降失常，则生化无权。故治病当调气机之升降，配伍应注意药物的升陬使气升降相宜，调配得当，升者不可升而无制，降者不可降之太过。女眩晕一证，无论病因若何，其病机无非清者不升，浊者不降所致，应升清降浊并用。虚者，升其清阳为主，升麻、荷叶之属皆可加入，实者，降其浊气为主，重镇潜降之品皆可选用。
五日静与动。静者言其阴柔呆滞也，属阴，动者言其行走通达也，属阳。补益之剂，尤其滋阴养血之品，易于壅塞气机，故其性多静而宣通之剂，如行气活血通阳气之品，则多属动。组方配伍时，应注意动静结合，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如补法最易引起脘腹痞胀，纳食欠佳等气机不畅、胃气不和之证，或郁而化火变生它疾，常宜台宣通和胃之法，佐以动药，以行其滞，宣其痞，散其壅，故补气常佐以行气，补血常佐以活血养阴注意助阳化气，温阳注意阴阳互根，才能补而不滞，滋而不腻，阳生阴长，能生能化。我临证尤其喜用羌活一昧，其具宣通气机促进生化之力，用补益之法时，均可佐入，甚得其益。亦应注意动中有静，通中有补，防止用过，伤其正气。
这五个关系相互渗透、互相联系，其间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可补君臣佐使之不足。组方配伍时若能处理妥当，对提高辨证论治水平必有帮助。
此外，临证选药务使精当，推敲玩味，始能切中病情，制方在于常法之中，选药要有独到之处。我应用活血化瘀法时，常将伤科常用之刘寄奴、鬼箭羽、苏木、泽兰等用于内科，效果颇佳。在应用扶正固本法时，常用胡桃肉、黑芝麻、补骨脂、龙眼肉等平和温润之品补肾益脑而收功。在辨证论治指导下，还将现代药理研究成果为我所用。如血小板减少症常合用一些有升血小板作用的药物，。如连翘、首乌等，粒细胞减少症，应用较大剂量鸡血藤等}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应用桔梗、远志、紫菀等。这些药物的应用一般并不违背中医理论。
着重临床法中求法
我从事本草研究多年，但始终不愿放弃临床，并力求做到临床、教学，科研三位一体。因为我觉得既有丰富的药物学知识，又有临床l侔会，医药并茂，方为上工。本人虽非上工，但毕生是向这方面努力的。
下面就中医治法方面的一些问题谈一点体会。
对疾病进行辨证之后，确立治法用药，是诊治疾病的基本过程。确立治法为理法方药中承先启后的重要一环。固然，无正确的辨证，就无有效的治疗}但若无正确的论治，虽则辨证无误，亦属徒劳无功。总之是立法一错，方药全误。早在《黄帝内经》中就已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理论基础，对基本治法进行了初步总结。随着医疗实践的发展，遂有八法的形成。但我认为，八法只是一个总的原则，临证中具体治法应用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人体会，人体生理、病理应以邪正斗争为中心，应着眼于扶正祛邪，恢复人体正常之生理状态，救病有寒热虚实，治有温清补泻；脏腑有生克制化，治有补母泻予病有六淫七情，治也各有不同，应随其病因病机而转变。人以正气为本。尤其要重视脾胃脏腑活动中作为先、后天之本的重要地位。肾为先天水火之脏，元阴元阳之所居，命门所系，元气之根，是一身气化之源，其为「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能藏精生髓主骨充脑，扳为「作强之官」，主水液代谢，司生殖发育，为人体生命活动之动力，抗御外邪之源泉。肾的功能关系到全身脏腑，肾病必影响其它脏腑，而其它脏腑病变，后期也必影响到肾，所谓「久病及肾」，动摇根本。但先天之本肾，又必赖后天之本脾的营养。人生之后，先天之源已断，赖后天水谷精微之气补充。故《内经》指出「胃者，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脏气」，「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李东垣进一步指出：「真气又名元气，乃先身生之精气也，非胃气不能滋之。」说明了后天脾胃对先天元气的作用。不仅在生长发育中赖后天水谷之精荣养，而且在病理情况下，亦赖脾胃健运方能祛除外邪，扶助胃气，恢复脏腑功能。况且，不仅水谷由脾胃受纳运化，而药物亦赖其吸收输布。临证时尤应注意胃气的存亡。「有胃则生，无胃则死」。治疗上宜顾护胃气，如「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乃其胃气来复。
「血气为神，要在疏通」。《内经》指出：「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素问·调经论》)卫说：「人之血气精神者，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灵枢·本脏》)人体一切生理功能的完成，皆赖气血充盛。所以，「气血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索问·八正神明论>》我认为气血是脏腑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病理变化的依据。调养气血为摄生之首务，论治之中心。脏腑功能正常，不仅在于气血充盛，且贵在气血通调，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环无端，莫知其纪，终而复始」。若外邪侵袭或脏腑失和，则气血运行失调，发生病变，并进而引起各个脏腑功能异常。《素问·调经论》说：「气血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朱丹溪也指出：「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百病生焉。」王清任更指出：「治病之耍诀在明白气机。无论外感内伤，要知初病伤人何物……所伤者无非气血。」故凡病必有气血失调。其在表者，必是营卫失和；其在里者，则是脏腑之阴阳气血不调，轻者在气，重者入血，轻者气血不畅，重者气血瘀滞，甚则形成积聚。
诸般病症，由此而生。
基于上述认识，临证时常在八法基础上，以扶正培本、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三法为习用之法。推敲揣摩，稍有所得。
扶正培本属八法中补法范畴。扶正者，扶助正气，补益气血阴阳，培本者，培补脾肾。张景岳曾说；「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也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可见治病之关键在于扶助正气。扶正培本法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虚证和虚实夹杂证。我常以扶正培本以增强抗病能力祛邪外出。对老人体弱、久病者、产后等正不足者，不可徒攻其邪，烈致邪未去而正又竭，病未除而人先危。邪势猖厥，若已伤正，也无忘顾护正气。应用时要抓住三点：①益气血重在补脾。脾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只有脾气健运，才能化源充足，益气生血。而且脾统血之功，脾虚失其统摄血脉之力，便多有出血之患。而且出血又能加重血虚。所以出血之证亦必须健脾益气，方能使血归于经。对于气血两虚或气虚不摄血，我从补脾入手，当归补血汤或归脾汤加减用之常获良效。在补益气血中还应注意气血相互依存的关系。血瘀时行气以活血，血虚时益气生血，大出血时，注意「有形之血不能速生，无形之气所当急固」，故有用独参汤之举。还应注意血对气的作用。「血不充盛则气无所藏，血失皤润则气易耗散」。李东垣创补中益气汤用当归「以和血脉』，我常在补气时佐入当归等血分药，取血为气母之意。②补阴阳应当益肾。肾为元阴元阳之所居，五脏阴阳之虚衰，皆影响肾之阴阳。故凡阴阳虚衰之证，应当注意益肾。张景岳说：「善补阳者，必于明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予阳中求阴，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故肾气、右归之中，以六昧补阴，桂附温阳，所谓水中补火左归之中，熟地、山药，杞子养阴，又伍以鹿胶、菟丝之温肾，以防阴凝不解。我曾治一妇人，年三十一岁，两年前因产后大出血致乳房萎缩，经闭不行。近两月来又毛发脱落，性欲全无。兼见气短、心悸、失眠、健忘，腰酸畏寒，手足逆冷，全身痿软，舌淡胖无苔，脉沉细无力。经西医诊断为「席汉氏综合征」。我辨之以肾气虚损，气血大亏。投以扶正培本、补肾养血之剂，方用当归、熟地、五睐子，山萸肉、川芎、仙茅、菟丝子、仙灵脾、黄芪、自术、沙苑子、枸杞子、牛膝，服四十余剂而愈。本例用归、地、五味、萸肉等滋阴养血的同时，合以温阳益气=仙、黄苠以阳中求阴，求得其生化之妙，遂使虚袁火证起而复兴。我在补肾时，还特别重视肾和脑髓的关系。我依据中医理论指导，将一些脑、脊髓等中枢系统疾患归于脑髓，而将一些造血系统疾患归于骨髓，提出了补肾养脑生髓的治法，自拟「补肾养脑汤」(紫河车、龙眼肉、桑椹、熟地、当归、赤自芍、丹参、莜苓、太子参、生蒲黄、菖蒲、郁金)和「补肾生髓汤」(紫河车、熟地、龟板胶、党参、黄芪、黑桑椹、制首乌，黄精、当归、仙鹤草、砂仁、鸡血藤)，收到一定疗效。③补脏腑注意生制。调补脏腑的基本原则，即《难经·十四难》指出的：「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和其营卫；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气者益其精。」要根据各脏腑的特点及其虚衰情况进行调治。尤其应注意各脏腑间生克制化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相生的方面，即所谓「虚则补其母」的间接补法。如培土生金、扶土抑木、补火助土，滋水涵木等。相互资生中最重要莫过于先、后天之本的作用。困脏腑生机在肾，补养在脾，故临证诊病，先察脾胃是否健旺，继思气化是否正常。脏腑失调，脾肾俱虚时，先补脾以资化源，后益肾以固根本。
在应用扶正培本法时，我常常注意以下几点：
(一)明辨虚实。注意「大实有赢状，至虚有盛候」，不犯虚虚实实之戒。
(二)根据病情分别选择不同补法。如病势急迫，气血暴脱，宜用峻补，且应补足，使药效持续方能挽救于万一。否则药性一过，元气复脱，则功亏一篑。而对于慢性病，则宜用缓补之法，须日积月累，至一定时日始觅功效，不急于求成或浅尝辄止。
(三)防止补药之弊。壮阳之剂久用易生虚火，宜少佐柔润之品，滋阴之品，多用腻膈碍胃，酌加理气和胃之药。务使补气不壅中，养阴不碍胃，才能补而得效。
(四)注意「虚不受补」。虚不受补或因脾胃虚弱，补而不适；或因遣药不当，过于壅滞；或因夹有余邪痰浊一正如陈若虚所说：「受补者自无痰火内毒之相杂，不受补者，乃有阴火湿热之相攻。」(《外科正宗》)故常根据情况，或予调理脾胃，或用平补、清补、缓补之法，或先祛内停之痰浊湿热，方能奏效。
(五)注意时令剂型。《内经》有「春夏养阳，秋冬养戮?之说，诸家认识也不尽一致。但服药之时令确需注意。我认为立冬至春分的四个月中，乃万物闭藏之时，人合天地阴阳，气血固摄于内，又少化火滞气之弊，是服补剂的最好时令。而且慢性虚证，又非一汤一药所能马上奏效。故常配以膏丸之剂调理，久用方能收功。
(六)注意食养摄生。扶正培本不可专恃药饵。
「药能治病，未可能补人」「病去则养之」。《内经》提出；「谷肉果柴，食养尽之。」这是值得认真领会的。活血化瘀法是针对血失调达的「瘀血」病变提出的一种治法。活血即疏畅血流，化瘀即消散瘀滞。我体会瘀血的主要症候特点有：
病史有外伤、手术史，极易损伤脉络，形成瘀血。有出血史，各种内外出血皆可使血溢脉外，形成瘀血。病程较长，「久病入络」，由气及血，导致血行瘀滞。
症状①疼痛，刺痛样感，痛有定处，拒按，②肿块；④胸腹满闷，「欲捣其胸上」，④发热，入暮发热或身觉烦热而体温不高，但也随瘀血部位不同而各异，如「瘀血在肌肉，则翕翕发热」}⑤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咽；⑥皮肤粗糙，甚则甲错，颜色黯黑或出现瘀点、瘀斑，或面颈部出现红丝赤缕或掌色暗红，或唇甲紫绀；⑦大便色黑而润，或如柏油样；⑧出血}③精神方面出现健忘，发狂等证，。血在下如狂，血在上善忘」，⑩月经不调，经色紫黑有块或痛经。
舌脉脉象沉细弦涩或结代；唇舌暗红或发紫，甚或紫蓝，或有瘀点、瘀斑，舌下脉络粗大，曲张色暗。以上诸症，最重视舌象的变化。因气血的微小变化从舌质上反映最早。对于本法我主要用于如下病症；④外伤后遗症。．早期采取活血化瘀法。我吸收了伤科治疗跌打损伤经验，受七厘散、紫金锭、回生第一丹等方启发，自拟「脑震荡后遗症方」，药用苏木、刘寄奴、鬼箭羽、土氅虫、菖蒲、猪莶草、鸡血藤、泽兰、，赤芍、川芎。②痛证。唐容川说：「凡是疼痛皆瘀血凝滞之故也。」举凡痹证、心腹疼痛、胃脘痛、头痛等都是不同部位的气血凝滞，故常以活血化瘀法冶之。但应注意所在脏腑及夹杂病邪的不同，配合不同方法，选择不同药物。风证。包括内风、外风，主要指肝风内动引起之眩晕。头痛、口眼歪邪，震颤抽搐，甚至突然昏仆等证。风窜经络则可引起麻木瘫痪，半身不遂。无论内风、外风，当先从血脉论治。故有「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说。外风当兼行血活血，内风则宜养血活血。且内风多兼脏腑阴阳之失调，或夹痰浊为患，应合用它法，方能十全。血证。
指出血和发斑。唐容川说：。凡系离经之血，与养莱周身之血已睽绝而不合……此血在身，不能加于好血，而反阻新血之化机，故凡血证总以祛瘀为要。」我在治疗各种血证，如白血病、再障、血小板减少症等，并非一味补血止血，而且据证配合活血化瘀之法，选用作用较轻的活血化瘀药或祛瘀止血之品，如丹皮、赤芍、生蒲黄、茜草、三七等。⑤久病。必然会出现由气及血、由经入络的病理机转，引起血行瘀滞。叶天士在其医案中多次论道：「经几年宿病，病必在络。」周学海亦弓l叶氏之说认为；「凡大寒大热病后，脉络之中必有推荡不尽之瘀血。」许多慢性病后期多有血瘀的病理变化。如《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之大黄蜜虫丸证，出现「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之干血痨症，即是五脏虚劳，引起经络营卫气伤而致的瘀血现象。这既是许多慢性病出现虚宴夹杂的原因，也是一些虚证补之不当或虚不受补的原因之一。对这类病症我采用补中有消、消补结合或以消为补的治法。如大黄蜜虫丸即是一个「缓中补虚」的良方，常为我用。我认为，活血化瘀法是以通为补的方法，久病虚宴夹杂皆可用之。症瘕积聚，都是气血积滞而成，《灵枢·百病始生》指出：「凝血蕴里而不散，沣液涩渗，着而不去而积皆成矣。」王清任亦说；「结块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此时，须选用祛瘀力强兼有软坚化积作用的药物，如鳖甲、丹参，王不留行、三棱、莪术等。我还特别喜用虫类药，如虻虫、水蛭、蜜虫、鼠妇等。此类药善走窜入络，通经破瘀之力甚强。这与叶氏主张「通络之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其义相合。⑦妇人病。妇人以血为先天。肝藏血，若肝气郁结，失其谰达则经血不调，或经产之后，血络受损，护调失当，均可引起经带胎产诸病。如经闭、痛经、月经不凋、不孕症，慢性盆腔炎等均可用活血化瘀法，但常需与舒肝理气药合用。选药时，多选用兼有：词经作用之活血化瘀药，如当归、丹皮、赤芍、灵脂、香附、元胡、蒲黄等。
在应用活血化瘀法时，我常注意以下问题：
(一)气血关系。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活血化瘀中佐入行气理气之品，虚证宜加益气之品，冀其推动血液运行。
(二)辨明虚实。血瘀一证，局部观之属实，整体又多兼虚，注意祛瘀不伤正，补虚不留瘀。
(三)分清寒热。予以温经散寒或清热凉血之法，切不可泥于「温则行之」，而一味温热，也不可拘于「遇寒则凝」而忌用寒凉。
(四)明确部位。我临床依瘀血部位不同，分别选用不同方药。。头部常用通窍活血汤或自拟「脑震荡后遗症方」』胸膈以上及两胁用血府逐瘀汤、复元活血汤及旋复花汤等，腹中用膈下逐瘀汤，脐下用少腹逐瘀汤或当归芍药散，半身用补阳还五汤，关节痹痛用身痛逐瘀汤等。
(五)瘀血轻重。一般瘀血不畅，行血活血即可；瘀血内停者，应活血祛瘀，形成症瘕痞块则应用消症破瘀通经之法。
(六)根据病情配合它法。正虚者，扶正祛瘀；出血者，止血祛瘀，兼寒者，散寒祛瘀；夹热者，清热祛麝，有痰者，化痰祛瘀；因湿者，渗利祛瘀，有肿毒者，消肿祛瘀；积块者，软坚祛瘀妇人者，通经祛瘀等。
清热解毒法包括清热和解毒两方面，两者互相渗透密切相关，应从热和毒两方面理解本法。热证，临床观察火热颇多。《内经》病机十九条中属火属热者占九条，几近一半。故河间有「六气皆从火化」之说。凡引起人体上下内外表里脏腑明阳失调，阴虚阳盛者皆可形成火热之证。毒之为病古人多指药毒、食毒及蛊毒等，以后则邪毒并称，有所谓火毒、热毒、湿毒、水毒、血毒、温毒等。今人将癌肿病因称为癌毒，可见毒的概念甚广。我体会，凡邪之甚者，重伤气血或伤及脏腑组织出现红肿、糜烂、溃疡等症，皆可谓毒。毒与火热有关，并非凡毒皆属火热。清热解毒法是指清解热毒而言的。热毒的临证特点：①一般表现。程锺龄将热证特点归纳为「口渴能消水，喜冷饮食，烦躁，溺短赤，便结，脉数。」它如身热，面红目赤，皮肤粘膜发红，头痛头晕等证也常出现。②组织损伤。火邪热毒易灼伤内外脏腑组织，引起局部红肿、糜烂、溃疡或形成哝肿。③血证。迫血妄行，引起各种出血发斑之证。④神志症状。引起心神不安，烦躁不宁，重则热毒入心，邪闭心包引起谵语，或热极生风出现痉厥抽搐之症。⑤舌脉。舌多红绎或暗红，舌苔黄腻，或光剥，或焦黑起刺，或燥裂少津，脉多疾数有力或疾促细数等。
我在临床中清热解毒法只用于三方面：
(一)痈疡。凡出现痈肿疮疡组织损伤之属于阳证者皆用之，仙方活命饮、五昧消毒饮、黄连解毒汤主之。内痈之证，配合活血化瘀排脓之法，如肺痈则以千金苇茎汤合桔梗汤加赤芍、鱼腥草、薏苡仁、赤芍等。慢性发作常合用当归芍药散加减。。
(二)热毒伤及脏腑、气血。应辨其部位，分别采用清气凉血或清脏腑热毒等治法。若热毒在血则凉血解毒，并辨明虚实，调理脏腑阴阳，一般我常用犀角地黄汤加减。因犀角价昂难得，又常以玳瑁或广角代之，称之为「玳瑁地黄沥」，亦有其效。若热毒伤及脏腑经络则应辨明所属，结合生理病理特点立法用药。
(三)癌。癌之名称古已有之，最早见于宋《卫济宝书》。其发生原因一般认为由于外感邪毒、七情郁结、饮食起居失节引起脏腑气血失调或痰湿瘀毒等积聚而成。我治疗癌症重视清热解毒法。并根据癌肿部位、性质及兼央邪气，以整体观为指导，配合扶正培本、活血化瘀等法综台治疗。如白血病，初期或复发时，正气尚可，而邪毒又甚，表现为幼稚细胞极度增多，全身热毒症候明显，以清热解毒为主，扶正培本为辅。缓解期则以扶正培本为主，清热解毒为辅，活血化瘀相机而兼用。清热解毒药常用青黛、龙葵、雄黄、墓头同、芦荟、蚤休、『白花蛇舌草、黄药子等。
在应用清热解毒法时，要注意：①热毒的轻重；②颐护脾胃。因清热解毒多苦寒之品，易伤胃气，可佐入健脾和胃之药，对于脾胃虚弱者尤应慎重③正确对待「炎证」。「炎证」虽多属热证，但亦不尽然，而热证也并非皆是「炎证」，切不可一见炎证即清热解毒。反之，某些清热解毒法有消炎抗菌作用，但并非清热解毒仅是消炎抗苗，更不能把清热解毒药物当成抗菌素使用。抗菌消炎和清热解毒是中西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上面列举三法，寓举一反三之意，藉以法中求法，说明只有重视实践，才能对学术问题深入探求。
实际上，临证要圆机活法，因病证变化无穷，治法岂能有限。若死守三法恰似削足适履，亦无异胶柱鼓瑟。程锺龄说：「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各法配合，方能万举万当。不同疾病固然用不同治法，即是同一疾病，亦非能以一法同治。应根据辨证论治原则，针对不同病机，确立不同治法。另一方面，治法虽贵在灵活，然在辨明症侯，确定治法之后，又要执持定见，不可朝秦暮楚，随便易法。灵活与定见，似相反而实相成。不灵活则难以应万病之机，无定见则难以收施治之效。而灵活、定见又都以辨证准确为前提。
(嘏芮奇整理)
梅花香自苦寒来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研究员针灸研究室主任楼百层
【作者简介】楼百层(1913～)，浙江诸暨人。一九三五年毕业于浙江中医专门学校。致力于针灸研究四十余年，兼及内科，尤对针刺补泻手法有所开拓。其针灸经验被输入电子计算器应用于临床。着有《针灸手法》等。
我从事针灸研究已近半个世纪，备尝艰辛，深感如同其它学科一样，欲攀登高峰，决没有乎坦的途径，惟有打好切切实实的基础，孜孜不倦地努力，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能登堂入室。
奋发图强
我生长在浙江省诸暨县的一个中农家庭，父亲节衣缩食，一心想把我培养成受人尊敬的医生。作为农家子弟的我，目睹当时乡村缺医少药的状况，也有志于除疾济人，遂于一九三0年秋考入五年制的「浙江中医专门学校」，时值虚龄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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