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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哥尼斯堡的中国人(代序)谢文郁
作者识 15
人物表17
康德生平与著作年表 23
前言 31
第一章童年与青少年时期(1724--1740) 55
第二章大学生与家庭教师(1740--1755) 93
第三章优雅的硕士(1755--1764) 132
第四章重生及其意含(1764--1769) 180
第五章沉默的岁月(1770--1780) 225
第六章“粉碎一切”的形而上学批判(1780--1784) 277
第七章道德形而上学的创始人(1784--1787) 318
第八章与教会和王室的摩擦(1788--1795) 373
第九章老人(1796--1804) 435
注释 475
参考书目 597
索引 617
编后记 651
哥尼斯堡的中国人(代序)
谢文郁
中国思想界的康德热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可谓是持久不衰。眼下这本(《康德传》，我想，会给这一热潮继续加点温。按着这本传记作者的想法，他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康德人格。当然，他是否达到了这个目的，恐怕不是他说了算。但是，至少有一点他说对了：我们必须让康德活起来。
追究源头，中国思想界的康德热大概有两股原始力量。一股来自李泽厚先生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角度解读康德；一股来自牟宗三先生从康德道德哲学角度谈论中国儒家心性思想。这两股力量都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它们的推动力至今仍然能够感受到。当然，这两种关于康德的解读是否准确?是否令人满意?——这自当别论。但是，这些年来人们在康德著作翻译和研究上可谓是不遗余力，归根到
参阅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国人研究和讨论康德思想当然要早于李泽厚的这部著作；但是，康德思想真正进入中国大陆思想界，在我看来，乃始于此。
+牟宗三翻译并注释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康德纯理性之批判》(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康德判断力之批判》(上篇，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下篇，1993年)。对于新儒家来说，这种解读使新儒学运动有了某种底气。关于牟宗三的康德学，参阅林安梧“牟宗三的康德学及中国哲学之前瞻”，载：《鹅湖》30：2(总362)，2005年8月。
底，其动力来自所谓的追求康德解读准确性情节。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上述两股力量的能量。无怪乎有人戏称，中国人对康德的理解之准确性超过了西方人。既然是戏称，我们千万不要去追究其合法陛。不过，由此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中国学术界有了一块分量不轻、范围不小的康德学地盘。
略略浏览一下这块地盘，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康德虽然位居地盘的中心，但看上去不过是一尊毫无生气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模糊形象。换句话说，中国康德学所呈现的康德甚至不是一个思想者，而仅仅是一堆和生活没什么关系的抽象概念。有人美其言曰：这才是纯粹哲学!比如，人们津津乐道的康德晚年那像钟表一样呆板而准确的生活节律，以此说明康德思想的严密性和精确性。于是，我们获得这样一个康德印象：没有生活趣味、没有生存关注、没有情感发泄、在思想上精益求精、除了思辨还是思辨等等。这是一个概念化了的康德。
康德作为思想家是活生生的。但是，康德是怎样一个活生生的思想家呢?康德在世时就有不少人给他写传记。因为康德的巨大威望，康德生前还没有几个人敢说他的坏话。所以，这些传记都只是挑好的说，好像康德是一个世人的楷模。不过，晚年的康德因为出版他的一篇关于宗教的文章(后来收集在《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二章)，和当时的政府书报检查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在政府官员看来，康德的基督教信仰出了问题。在路德宗基督教信仰主导的德国社会，基督教信仰出了问题就是人格出了问题。随着他的死去，有人有意无意地附和政府的意见开始谈论康德为人处事时的各种负面故事，甚至康德关于他妹妹没有文化的说法也成为话题。这种谈论让康德的一些生前好友十分不爽，激发了他们撰写康德传记以正视听的冲动。这些后来的传记企图调解康德宗教思想中的反基督教信仰的因素，把康德描述为至少是拥有虔诚信
+比如，李秋零教授和邓晓芒教授分别着力的康德著作翻译和出版。如此投入精力和时间，归根到底离不开“准确性”
+参阅康德1794年lO月12日致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的信。收入李秋零编译《康德论上帝与宗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3—515页)。
仰的好公民。这样一来，不同传记版本呈现了不同的康德形象。于是，康德的性格就出现了多元化。
也许，这个多元化是我们深入了解康德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切入点。我们知道，康德生活于其中的德国是基督教路德宗信仰主导的国家。准确地说，康德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哥尼斯堡度过的。当时的哥尼斯堡由敬虔派(路德宗中的一个新兴派别)所控制。敬虔派的对手主要是路德宗正统派。正统派看重的是教义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在路德宗教会强行实施统一的教义，而对于教义如何落实到人的生活中这样的问题则不了了之。这种倾向导致了正统派神学和信徒生活的脱节，使信徒的宗教生活流于形式和呆板。于是，如何造就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这一关注便凸显出来。敬虔派之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较好地回应了这～关注。对于敬虔派来说，基督徒生活的关键点是敬虔和顺服；至于教义，敬虔派不加强调，但在神学上也不和正统派较量。既然问题出在基督徒的生活上，敬虔派认为，基督徒必须重视自己的信仰重生经验，经历在上帝恩典中的自我更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在读经祷告中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过一种严格的遵守律法的道德生活，活出基督的样子。在组织上，敬虔派要求信徒过一种小教会的生活，即团契生活，目的是让信徒建立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彼此扶持。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所谓的“彼此扶持”演变为“相互监督”，把基督徒的团契生活转化为一种道德上的修养，维持共同道德规范，甚至允许教会领袖把自己的意志加在信徒头上。
康德出生于敬虔派家庭，一直到中学都接受敬虔派的严格教育。不过，康德在经历敬虔派教育时发现自己身处两种绝然不同的环境，一种是积极的，一种是消极的。它们对康德的生存关注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一个是康德从小生活于其中的敬虔派家庭；一个是康德中学时期就读的敬虔派中学，称为腓特烈中学(以当时在位的普鲁士国王的名字命名)。家里和学校的生活绝然不同。在家里，他体会
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参阅本传记的前言。
到了父母的敬虔给他带来的是温暖、安全、可靠。在学校里，敬虔派教育严格要求的反省、监督、自制等等则给他留下了恐惧、害怕、奴役的记忆。
这两种敬虔派环境对康德的生活都是切身的，同时是矛盾的。它们在康德身上留下了一种充满张力的情结。我们注意到，对于学校里的敬虔派教育，康德只有坏印象。康德成名之后常常谈起中学教育的那种在外在要求中反省自我的虚伪，那种在他人监督中培养的奴性，那种自以为完美的自制带来的傲慢等等。康德的这些评论解释了他为什么在上大学之后离开教会越来越远，以至于不参加教会活动，临死前拒绝牧师的安慰祝福等等。康德关于教会的消极评论和态度往往被用来支持如下论断：敬虔派教育在康德身上没有留下积极的影响!然而，我们也读到，康德在评价敬虔派时使用了这样的语言：“那些真正严肃的敬虔教徒散发尊贵的气质，并拥有作为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高品德，即静穆、喜悦与不为激情所扰动的内在平安。没有任何困境或压迫可以令他们不悦，没有任何争端可以激怒他们或让他们产生敌意。”这里谈到的“真正的敬虔教徒”，便是康德在他父母的怜爱关怀和循规蹈矩中所感受的敬虔派；它是康德所向往的敬虔派。追本溯源，我认为，它也是康德的道德哲学所展示的敬虔派。
我们继续追踪这种带着张力的情结在康德思想中的走向。我们知道，康德道德哲学是从善良意志出发的。意志为什么是善良的?这是一个情感性问题，是不可能用理性加以说明的。当然，从情感上看，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必须是绝对可靠的。对于康德来说，只要他觉得它有不可靠之处，它就不可能成为他的道德哲学出发点。康德宣称，善良意志是生存的出发点。我们读康德的道德哲学，发现这一点对他来说是一个不争的生存事实，是他的情感所系；否定它等于否定他的生存。情感不是论证，而是在生存中培养出来的。我们感兴趣的是：康德在他的生存中是如何建立这一情感的?
+参见本书第71、72页。
康德的中学教育不可能培养这种情感。康德在评价他的中学教育时常用这三个词：虚伪、奴性、傲慢。逐一分析这三个词，我们发现，康德在腓特烈中学所接受的敬虔派教育不但不培养他的“善良意志”情感，反而对此有严重的抑制作用。
第一个词是虚伪。我们知道，敬虔派强制性地要求学生自我反省；自我反省只能从自身出发。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从自身出发进行反省，他就不得不虚伪地回应外在的强制性。因此，在康德看来，敬虔派强制性地要求学生进行自我反省这种做法本身就有虚伪性导向。我们知道，路德宗神学认为，人的本性已经败坏，不可能靠自己认识自己的罪性，因而人只能在上帝的恩典中认罪。敬虔派进一步发挥这一原则，宣称人人都有罪，需时时反省自身，认识自己灵魂深处的罪性，从而能够去感谢并领受上帝的恩典。既然人不可能依靠自己而认罪，那么，外在要求就是必须的。敬虔派把上帝恩典这种外在要求转换为学校教育要求，从而强制学生进行自我反省。康德在中学时是一个乖孩子，对学校的各种要求都努力遵循。但是，康德的父母要求康德成为一个诚实的不说谎的孩子。康德在反省中一定会遇到自己认为好但不合乎学校官方规定的事情。这种情况下，从诚实原则出发还是从学校要求出发呢?违反学校要求是会受到惩罚的；遵循学校要求则不得不说谎。不难想像，学生们为了避免惩罚而说谎这样事例不在少数。因此，康德认为这种反省所培养的是虚伪人格。
如果这种反省带来的是虚伪，人就不可能在反省中培养自己的善性。那么，人应该如何培养自己的善性?康德的早年生活至少让他经历了三种善：第一种是上帝之善。在敬虔派家庭里，上帝、恩典、罪恶、基督、祷告等等这些名词每天都无数次挂在嘴上。对于父母所敬拜的上帝，康德决不敢有任何微词。因此，上帝之善通过父母之爱已经在康德心中根深蒂固。但是，随着他的生活趋向独立，何为上帝之善就成了重要的问题。第二种是康德就读的腓特烈中学强加给他的善，通常是在上帝的名义下宣布为善。康德在他的中学生活中常常无法接受这种“善”。当然，他并没有一概地否定这种“善”，但至少会怀疑它的善
性。也就是说，这种“善”不能奉为培养善性的出发点和基础。第三种是他在自己内心中体会到的善。这种善往往和学校或者社会所公认的善不一致。但是，如果诚实地面对自己，他无法否定其善性。
这三种善当中，第一种和第二种被宣告为彼此一致；不过康德无法接受这种说法。第一种和第三种之间关系尚未建立；康德希望能够建立它们的关系。第二种和第三种则是常常相冲突；康德从诚实出发坚持自己体会到的善，但也希望能够解释冲突的原因。这三种“善”之间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康德。我想，如果读者以此为主线来阅读康德的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就会发现康德的思想是活生生的，并不抽象和晦涩。
康德用来评价他的中学教育的第二个词是“奴性”，他回忆说，他年轻时“被当作奴隶看待”。奴性或奴隶指的是这样一种人格：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只凭主人意志是从。我们知道，腓特烈中学十分强调学生的顺服和纪律，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节制力，不受各种欲望的支配(摆脱世俗世界的控制)，成为一心向神的敬虔派基督徒。顺服是基督教的主题。路德在谈到“顺服”一词时指出，鉴于人的本性败坏，人无法依靠自己向善，因而必须相信耶稣，接受恩典。顺服就是为了接受上帝的恩典。腓特烈中学以培养造就上帝的子民为己任，认为他们所做的都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因此，顺服是对上帝旨意的顺服。但是，对于学生来说，顺服无非就是接受学校加在他们头上的各种教训和规范。康德发现，他所体会到的善和学校加给他的善往往不相一致，因而这样的顺服——在强制性纪律的约束下接受某种外在的善——是违背他的意志的。对于康德来说，不尊重他的意志等于把他当奴隶看待。
需要指出的是，康德是一个乖孩子，所以在严格的中学教育中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这就是说，康德在中学时是顺服的、守纪律的。我们没有读到康德批评腓特烈中学的严格纪律的言论。反而，他的道德哲学认为，规范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因为没有人能够过一种没有规范的生活。实际上，他在生活中从来就是循规蹈矩的；这样做给他省了很多麻烦。像打破规范束缚之类的想法大概没有在他思想中停留过。康德关心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受缚于各种外在规范，因而只能过一
种“作茧自缚的蒙昧生活”。如果规范是必须的，如果受缚于规范是一种蒙昧，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种在规范束缚中的生活吗?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像腓特烈中学的那种纪律和规范只会使人越来越蒙昧。而且，康德还认为，人能够走出这种蒙昧生活是难之又难。他说：“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以自己的心灵努力，挣扎暗无天日的蒙昧，稳健地往前走。”然而，这里说的“心灵努力”是什么样的一种努力呢?这个问题便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中心问题之一。
第三个词是“傲慢”。康德使用“傲慢”这个词时其适用范围应该宽泛些，不仅仅适用腓特烈中学的官员们，也适用于所有的那些握有权力的敬虔派基督徒。这些人自以为拥有了真理，因而可以去教训别人。这就是傲慢。我们知道，康德在生活中循规蹈矩，避免和当权者发生冲突。即使面对“你到底信不信上帝”这种傲慢问题，虽然十分反感，但为了不冲撞询问者，他还是做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康德在敬虔派家庭中培养起来的诚实使他无法简单地否定自己所体会到的善。在坚持自己体会到的善同时，康德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压力：这些人不但自以为拥有真理，而且还要把“真理”强加给别人。康德在他的思想中顶住了这种傲慢的压力。康德凭什么顶住了这种压力呢?我们无论读哪一本康德传，这个问题都是导读性问题。
看来，康德的中学教育没有培养他的善良意志情感。我们进一步考察，康德在面对善观念冲突时不断地回到他的诚实中。诚实归根到底是不能对自己说谎。我们知道，康德是一个乖孩子，而且还是一个诚实的孩子。可以这样设想，康德在中学生活中会遇到不少诸如此类的两难境界：有些事情自己内心认为善，而学校当局看为恶；有些事情则反过来。摆在康德面前的问题是，究竟应该从哪个标准出发来进行评价呢?服从学校当局无异于放弃自己的诚实。我们看到，在这两个标准之间，康德还是倾向于他的诚实。不难指出，这两种力量对比悬殊：学校当局之善反映了整个社会对善的理解，在宗教上甚至得到了上帝的支持(因
+参见本书第87页。
为他们宣称他们的工作是为培养上帝的子民)；而康德之善仅仅是他的个人之善，仅仅由他自己的诚实这一情感所维持。这是社会之善和个人之善的对抗。
我想，康德的内心虽然在抗争，但是，面对如此强大的社会之善，他还不至于顽固不化地认为自己体会到的善才是真正的善。他毕竟是一个在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和所有的青少年一样，必须按照社会强加给他的善观念改变自己。何况，每一个人都有改变善观念的经验，而社会之善则相当稳定，可以长期不变。实际上，尽管康德自己对他的中学教育有不堪回首之感，但是，康德在大学生活中表现出一个合格的腓特烈中学毕业生应有的品格：严肃、自制、勤劳、不喝酒不打架等等。在康德的哲学思想中，规范(包括逻辑范畴和自然法则)是基本原则。这一点(特别是康德的自然法则概念)恐怕和他的中学教育直接相关。因此，从腓特烈中学的教育宗旨来看，对康德的培养是成功的，虽然康德自己并不一定同意这种说法。
康德在腓特烈中学的内心挣扎给他留下的是“恐惧和害怕”。不过，这种消极情绪并没有继续折磨他的大学生活。1740年，康德进入了哥尼斯堡大学，发现这里充满各种知识，可以让他如饥似渴地消化吸收。这是一个自由的天地。这时的康德一心一意只想读书学习，增长知识。在他看来：“一个人必须敞开心胸接纳一切科学，不应有所拣择，即使是神学也不应排除，即使不打算靠它吃饭，也应予以研习。”我们知道，在牛顿力学的推动下，18世纪的科学突飞猛进，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大学里，康德涉猎广泛，几乎涉及各门学科；虽然不精，但也都能侃侃而谈。求知欲使康德暂时忘却了中学生活中的那种善恶冲突带来的痛苦，引导他浸淫于各种科学知识(更多的是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讨论中。1755年，康德以一篇关于“火”的论文取得他的哲学硕士学位。在科学思潮的推动下，在接下来的讲师生涯中，康德的主要兴趣都是在自然哲学上；虽然偶尔也会涉足美学和道
+参见本书第104页。
德问题，但也仅仅限于提出问题，并未有意展开讨论。康德对科学知识的探讨是从知识性方面开始的；但在休谟的影响下，他逐渐关心科学知识的基础问题。1770年，康德在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哥尼斯堡大学逻辑与形而上学教授职位之后，便专心他的教授生活：教书和写作。同时，他开始整理他对科学知识基础的想法，并于1781年完成并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进入四十岁(1764年)时开始谈论人的价值判断能力问题。他认为，四十岁是人具有独立正确判断能力的年龄。这种说法大概是顺着孔子所说的“四十而不惑”而来的。康德没有提及孔子，在他的言论中似乎也不涉及中国文化。我们注意到，康德接受教育时德国思想界正在流行“中国热”，像莱布尼茨和沃尔夫这些大师不但大谈而且热捧中国文化。因此，作为好学青年的典范，康德对中国文化应该不生疏。康德在他的著述中不提中国文化的原因很多(如研究不深入、语言把握不住、没有触动兴奋点等等)；我不想在这里就此展开讨论。我想，康德说这话的意思还是很明白的：他现在四十岁了，有能力谈论价值问题了。需要指出的是，在60、70年代，康德的注意力还是在自然哲学上。但是，他开设了伦理学课程，写了一些道德哲学笔记，和朋友的讨论中常常以道德为题。这些课程、笔记、讨论对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必要的准备。
为什么说人要到四十岁才拥有价值判断能力呢?在康德看来，四十年的生活使人能够经历足够的善观念改变，从而对各种善恶观念有深入的认识，能够进行价值比较和判断。即使如此，康德并没有立即投入道德哲学研究中。除了他的兴奋点仍然在自然哲学上这一原因之外，我想，康德自认为尚未找到道德哲学的出发点。他在中学时经历的内心挣扎仍然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考虑到不同的善观念之间的冲突，在价值判断问题上我们还是不能避免这样的困境：根据谁的善观念进行判断?
对于康德道德哲学的形成来说，卢梭的(《爱弥儿》于1762年出版是一件大事。我们知道，卢梭在这本书中展现了人的原始感觉的善性。这一展示重新激活了他在中学时的那种内心挣扎。康德在他的大学生活
一直由他的求知欲所引导，几乎忘却了中学时的那段痛苦经历。毕竟，一个小人物所体会到的善，如何能够对抗历史积累下来的社会之善呢?在路德宗神学的影响下，人们都认为，人的本性已经败坏，其善性荡然无存。从观察的角度看，人们很容易指出人在不断地做恶事，因而可以为败坏本性之说提供经验论证。但是，卢梭关于本性乃善的说法不是一个论证，而是求助于每个人的扪心自问。一旦扪心自问，人人都能够体会到自己的善性，因为没有人不想求善。康德终于对自己所体会到的善有了底气，所以他说：“我们应该研究自然人的感觉，它胜过我们人为修饰的感觉。卢梭对此有深刻体会。”这里提到的“自然人感觉”指的便是自己体会到的原始感觉，而所谓的“人为修饰感觉”便是社会传统给出的看法。可以看到，在卢梭的影响下，原始感觉在康德的思想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卢梭对康德的震撼不止这一点。康德在上大学之后完全受求知欲支配，认为知识才是人的尊严所在。这种想法一方面具有自我欺骗的功能，使他在中学时的内心挣扎趋于忘却，但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他高人一等的傲慢情结。康德的天分加上他的勤奋使他在学业上出类拔萃。作为大学生，他坚信知识就是善的。于是，在情绪上，他开始蔑视那些无心求学、缺乏知识的人。在读了卢梭的著作之后，康德心中那被遮掩的挣扎被激活了：每个人都拥有和其他人同样的原始善性；原始感觉的善性是不可剥夺的。康德突然发现，以知识为标准进行价值判断是错误的。他把这个转折的决定性因素归给卢梭：“卢梭在这方面纠正了我的错误，消除了我的盲目偏见。我学会了敬重人。我常常觉得，假如我[作为研究者]不想在奠定人权上给大家作些贡献，我就会比那些普通的劳动者更没有用处。”
康德不久就发现，仅仅从道德感觉出发无法解决道德问题。这一点不难理解。在不同的道德感觉之间不可避免出现善恶冲突。坚持自己的
+参见本书第166页。
++参见本书第167页。
道德感觉就不能不否定对方的道德感觉。因此，仅仅停留在道德感觉这里，无法说明人的价值判断。康德认为，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道德感觉的运动。在他的道德分析(称为第二批判，见《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出版)中，康德用“善良意志”指称道德感觉，进而引入“理性法则”或“自然法则”概念，追踪善良意志在遵循自我法则中的道德运动，建构他的道德哲学。在他看来，没有法则的生活不可能是道德的生活。康德厌恶中学时被管教的生活，因为那种生活的出发点是外在的。如果出发点是内在的善良意志，就能够使那些规范和纪律转化为“自我法则”。在法则问题上，康德发现自己和卢梭分道扬镳。也许因为这一点，康德在道德哲学讨论中不谈卢梭。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不重视卢梭。实际上，卢梭深深地印在了康德心中。以下观察可以说明卢梭在康德心中的地位：康德晚年生活的房间中只有一幅画，那就是挂在书桌前的卢梭画像。
1790年出版《判断力批判》，1792年出版《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这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康德的思想进入宗教领域。这里涉及的是价值判断的终极性问题。这也是使康德困惑的领域。康德是这样呈现问题的：当人建立(不管什么原因)了一种恶的公设，并以此为其行为准则时，他越是符合这一准则，其行为就越恶。康德称此为极端的恶。如何使这样的人弃恶从善?不难指出，惟一的出路就是改变他的“恶的公设”。康德称之为“心灵改变”。但是，“心灵改变”的基础是什么?
在路德宗神学看来，人的本性已经败坏，无善可陈。人只能从自己的本性出发进行判断选择；从败坏本性出发只能判断并选择符合败坏本性的事情，因而只能继续过一种恶的生活。因此，依靠自己不可能摆脱败坏本性。摆脱败坏本性的惟一方法是使这败坏本性失去作用。这就需要外在力量，即上帝的恩典。我们看到，路德宗神学这里回答的问题也就是康德面临的“心灵改变”问题。不过，康德是在“善良意志”和“自我法则”语境中进入“心灵改变”困境的。显然，善良意志作为人的生存出发点完全属于人。这就是说，人就其出发点而言并不是恶的(反对败坏本性说)。但是，当恶的公设成为人的行为准则时，恶的公
设就是人的生存出发点。人不可能从恶的公设出发来改变恶的公设。为了走出这个困境，康德不但没有求助于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反而提出“绝对自由”这个概念作为“心灵改变”的基础。他认为，既然人是从善良意志出发的，他就必须对他在生存中所遇到的一切“恶”负责任，因而必须对改变“恶的公设”这件事负责。因此，只要人不受外在的束缚(绝对自由)，他就一定能通过自己的善良意志改善心灵，弃恶趋善。
康德的论证并不成功。对于一个在“恶的公设”中生存的人来说，他所持的“恶的公设”本身就是善的，因而他从“恶的公设”出发也就是从自己的善良意志出发。因此，“心灵改变”问题不是他所面临的问题，因为他认为他遵循了善良意志的自我法则。当事人除非觉得自己的行为准则偏离了善，否则不会去改变它。从这个角度看，在康德“善良意志”和“自我法则”之下，人不会认识到“心灵改变”的必要性，从而永远生活在“恶的公设”中。康德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不过，这时候的康德已经是一代宗师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站在了基督教传统的对立面；但是，对于康德来说，服从理性是最高原则，而他的说法是完全符合理性的。康德辩解说，他并没有偏离基督教传统，反而是严格遵循基督教的精髓。这大概是自己说给自己听罢了。离开了恩典概念，哪还有基督教的精髓?连康德的好朋友们都觉得无法接受康德的辩解，所以他们只能从其他方面来为他辩护。
康德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任后人评价。他从来就是一个诚实的人，把自己内心感受到的东西诚实地用哲学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康德的思想是有感染力的。这是康德思想的力量所在。李泽厚先生从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角度解读康德；牟宗三先生企图从康德出发来解释中国儒家思想；我想，他们都感受到了康德思想的这一力量。
我这里不打算讨论康德对后世的影响。作为结束语，我想谈谈康德的一个别名。这是一个令中国读者感兴趣的别名，即尼采多次提到的
*关于康德的这一论证，可参阅谢文郁“自由：自主性还是接受性?”一文，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一期)。
“哥尼斯堡的中国人”。尼采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我们知道，18—19世纪之交，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努力下，鸦片大量进入中国，深深地侵害着中国人的精神和肉体，中国人的人格和形象都开始变态。接着，表现在西方人面前的中国人就越来越丑陋。关于中国人的各种丑态的描述开始增加，并在欧洲流行，侵损着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美好印象。特别是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战败，中国人的形象一落千丈。接下来，欧洲思想界开始反思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存在着深刻的缺陷；悠久的历史文明停滞不前；伦理道德未能造就完善的人格等等。尼采是在这样的气氛下了解中国的。从尼采的著述来看，尼采对康德著作和中国古籍都相当熟悉，对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也进行过深入研究，因而对中国的辉煌过去和可悲现实有深刻印象。在尼采看来，康德的道德哲学要求人从善良意志出发，遵循自我法则，最后造就的就是像中国人那样循规蹈矩唯命是从的奴才，阉割自己的超人品质。考虑到康德无力解决“心灵改变”难题，我认为尼采的这一洞见是十分深刻的。
尼采并无意诋毁中国人。尼采要攻击的是基督教，认为基督教(作为一种制度宗教)阉割了欧洲人的超人品质。当他考察了中国文化之后发现，中国文化和欧洲基督教文化一样，提供的是“奴隶伦理”。因此，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不应该成为“超人”文化的样板。然而，面对影响深远的康德思想，尼采洞察到了康德道德哲学和中国思想的相通之处，认为康德思想最终给我们带来的不过是中国人格。他担心未来的欧洲人也像中国人那样。
“中国人”在当时欧洲用词中指的是那些“机械应声虫”、“牵线木偶”或“工蚁”，是侮辱性的用词。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说康德是一个中国人是要贬损康德。但是，对于尼采来说，康德用德国人的思路表达了中国思想，正在毒害德国人。
尼采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康德心中的理想是一种理想人格，他说：“我们的责任不是制作书本，而是制作人格；我们要赢得的不是战
+关于这个别名的出处，以及尼采关于中国思想的谈论，可参阅夏瑞春“欧洲化中国：过去和未来”，载：《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三期)。
役与疆土，而是我们行为间的秩序与安宁。真正的大师杰作是一个合宜的生活方式。”显然，这种理想不就是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修身养性吗?其实，我们不难在康德思想中找到儒家的影子。比如，儒家的核心概念“诚”在康德那里用“善良意志”来指称；修身养性的根本原则“率性而动”在康德的“自我法则”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表达。我想，康德思想中的儒家成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康德消化并吸收了中国儒家思想。不过，康德相当自信地认为，他的思想不是任何其他思想的翻版，而是自成一家的创造。所以，他的道、德哲学不提卢梭的贡献，当然也没有必要提及中国儒家思想的贡献。
不管怎么样，基督教并没有像尼采所说的那样只是培养奴才；中国文化也不会永远都停留在19世纪下半叶。但是，我想，尼采至少指出了一条解读康德的新思路：通过儒家思想来追踪并解读康德思想。当代中国学者应该对此有所而为。
其实，文化是没有国界的。康德消化并吸收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也能消化并吸收康德的思想。谁能分得清东方西方呢?
+参见本书第53页。谢文郁
作者识
北美康德学会(North American Kant Society)于1986年成立，不ix只是美国康德研究的大事，对我个人而言也是很有意义的。我有幸在该学会草创之初便担任书目编纂委员，也乐见康德研究自此成为更加协力合作的计划。的确，我受惠于许多朋友和同事甚多，如果没有该机构，我们是不可能认识的。我无法向这些年来曾经帮助过我的人们一一致谢，但是我要特别感谢已故的贝克先生(Lewis White Beck)，他是该学会的创办人。像许多人一样，我也得到他许多的帮助。我相信如果这部作品有他的建议，应该会好很多，但很不幸的是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然而我还是很幸运地得到许多其他人的建议和帮助。我衷心感谢摩尔先生(Perry Moore)，他鼓励我去思考是否需要有新的康德传记，接着又建议我去创作它。如果没有他，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那将会始终是个梦想而已。在写作当中，也承蒙其他许多人的帮助。尤其是我在马堡的朋友们，他们在研究工作以及准备初稿的时候都使我获益良多。自始至终，克莱姆(Heiner Klemme)的鼓励、帮助和友谊，都是重要的关键。于此谨致最深的感谢。施塔克(Wemer Stark)的专业建议使作品增色许多，也避免了很多严重的错误。奥伊勒(Wemer Eulel)慷慨地把他未出版的作品借给我看。布兰德(Reinhard B1andt)告诉我说，任何康德的传记只有在马堡才能完成，他是对的。他对于二校稿的建议更为重要。x
我也要向马堡大学的大学图书馆、哲学系图书馆、赫尔德研究所图书馆的同仁们致谢。1995年和1997年，以及1996年和1998年的若干日子，我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某些准备工作得到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于1988年夏天的资助，以及普度大学人文科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Humanistic Studies at Purdue(university)于1990年秋天的资助。这些资助原本是奖励一个康德哲学发展的研究，部分变成了这部作品。大部分的初稿是在1995年秋得到人文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而完成的。我也要感谢普度大学哲学系主任贝托赖特先生(Rod Bertolet)，他做了许多安排，使我得以于1997年回到马堡大学。
普度大学的其他同仁，施拉格(Cal Schrag)、麦克布赖德(William McBride)以及玛丽娜(Jacqueline．Marina)对于前三章初稿提供善意的评论，诺顿(．Mary No．on)和乔治(Rolf。George)的意见也使那几章的定稿更加完善。柯德(Martin Curd)也校阅并评论了某些部分(我在文中会提到)。
阿梅里克斯(Karl Ameriks)、吉尔(Michael Gill)、纳拉冈(Steve Naragon)、波洛克(Konstantin Pollok)，以及劳合尔(Fredrick Rauscher)校阅全稿，并且给我许多有益的评论，我衷心感谢他们。阿梅里克斯和吉尔尤其热心参与这个计划，处处可见他们的影响。我希望最后的定稿能够适当地表现他们给我的启发。
最后，我要谢谢玛格丽特?库恩(Margret Kuehn)对于本书的写作以及其他不能实现的作品的支持。
人物表
路德维希?恩斯特?博罗夫斯基(Imdwig Ernst Borowski，1740～1832) xi，康德最早的学生之一，终生与康德维持良好的关系。晚年，博罗夫斯基成了普鲁士路德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是后期康德的常客，他是三部“正式”的康德传记其中一部的作者，但没有参加康德的葬礼。
阿道夫?弗朗茨?约瑟夫?冯?巴齐克(Adolph．Franz Joseph von Baczko，l756～1823)，70年代的康德学生(并且是克劳斯的朋友)。虽然他失明了，却是个杰出的历史学家。由于是天主教徒的关系，无缘成为哥尼斯堡(K6nigsberg)大学的教授。
雅各布?西吉斯蒙德?贝克(Jacob Sigismund Beck，1761一1840)，康德早期最知名的追随者之一，在哥尼斯堡求学时，受到克劳斯与康德同等程度的影响，1793—1796年间，发表了一部诠释康德批判哲学的作品。他自始便是个正统的康德门徒。在他的最后一本书《判断批判哲学的惟一可能立场》中，他走上了自己的道路，颇令康德不悦。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一1814)，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来到了哥尼斯堡，并在该地写下了《一切天启之批判》(1792)，康德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其得以出版。该书匿名出版之初，还被认为是康德自己的作品。在康德披露其作者身份之后，费希特声名大噪。后来，费希特“超越”了康德，严厉地批判康德
哲学，令康德愤恨难消。
约翰?丹尼尔?丰克(Johann Daniel Funk，1721—1764)，哥尼斯堡非常有名的法学教授，青年时期康德的好朋友。他过着放荡的生活，对希佩尔有决定性的影响。
约翰?尤利乌斯?格合恩(Johann Julius Goeschen，1736—1798)，1760年来到哥尼斯堡，旋即成为康德与雅各比一家人的好朋友，是铸币局的技师，后来升任局长。他与玛丽亚?夏洛塔?雅各比传出恋情，在她结束前一段婚姻后，便与她结婚。在婚礼后，康德虽然不再踏进他家一步，与他们仍然保持友好的关系。
约瑟夫?格林(Joseph Green，1727～1786)，哥尼斯堡的英国商人，康德最亲近的朋友。希佩尔的《像时钟一样的人》，描写一个在xii 生活上严格遵守准则并永远守时的人，据说便是以格林作为模特。后来的作家把这品格描述转移到康德身上。
约翰?格奥尔格?哈曼(Johann Geor苫Hamann，1730—1788)，康德(与格林)的好友，在哥尼斯堡出生、受教育，又称为“北方的魔术师”。他是18世纪后半叶德国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之一。由于他倡导非理性主义的信仰理论，与流行的启蒙哲学相对立。同时他也是 “狂飙运动”(Sturm und Drang)的导师。赫尔德于1764年离开哥尼斯堡之后宣扬了他的思想。
约翰?戈特利布?赫尔德(Johann Gottlieb Herder，1744—1803)，60年代初期康德的学生，受哈曼与康德同样的影响，并成了狂飙运动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对德国前浪漫主义的思想家有深远的影响。在康德匿名写文章严厉批评他的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之后，赫尔德便转而反对他的老师。
马库斯?赫茨(Markus Herz，l747—1803)，康德最重要的学生之一，在康德就职论文答辩时担任他的答辩人。1770年移居柏林。以后成了康德重要的通信对象，赫茨在柏林是个执业医师，并且在当地讲授康德哲学，使重要的政府官员对于康德很有好感。
特奥多尔?戈特利布?冯-希佩尔(1]aeodor Gottlieb von Hippel，
174l一1796)，哈曼与康德的朋友，后来成为哥尼斯堡的市长。他写过许多有趣的剧本与小说。与康德及舒尔茨一样，他也曾经是腓特烈中学的学生，在康德担任讲师的初期就读于哥尼斯堡大学，希佩尔与康德是朋友，但经常保持“礼貌性”的距离。
赖因霍尔德?伯恩哈德?雅赫曼(Reinhold：Bernhard Jachmann，1767—1843)，1783—1794-年间与康德过从甚密。他作为康德的助手，对发表最主要的哲学作品的年代里的康德知之甚详。雅赫曼与哥哥约翰?本雅明?雅赫曼(1765—1832)以及约瑟夫?格林、罗伯特-马瑟比往来密切。约翰-本雅明?雅赫曼也是康德的助手，在求学于爱丁堡后，到哥尼斯堡行医。赖因霍尔德?伯恩哈德?雅赫曼是三本“正式”康德传记其中一部的作者。
约翰?康拉德?雅各比(Johann(；onrad．Jacobi，1718—1774)，哥尼斯堡的银行家，哈曼与康德的朋友，玛丽亚?夏洛塔的丈夫，两人于l768年离婚。他是康德最好的朋友，管理康德部分的财务，例如定期资助其贫穷的亲戚。
玛丽亚?夏洛塔?雅各比(Matia(；hat"lotta Jacobi，1739一1795)，被称为“公主”，与约翰?康拉德?雅各比离婚后嫁给格合恩。康德同时是雅各比与格合恩的朋友，因为泄漏太多秘密致使婚变后，便不再踏人格合恩的家。
约翰?雅各布?康特尔(Johann Jakob Kanter，1738—1786)，与康德、哈曼与希佩尔等人关系良好的书商和出版商。康德曾住在他的书店所在的房子里面。康特尔是康德许多著作的出版者。
卡洛琳?夏洛特?阿马莉?凯泽林克女伯爵(Caroline Charlotte Amalie Keyserlingk，1729一1791)，康德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海因里希?克里斯蒂安?凯泽林克伯爵的妻子。康德是他们一家人的好朋友，xiii经常受其邀请。在宴会中，康德通常坐在女伯爵旁边的贵宾席上。
海因里希?克里斯蒂安?凯泽林克伯爵(Heinrich Christian Keyserlingk，1727—1787)，卡洛琳?夏洛特?阿马莉的丈夫。康德与伯爵似乎有许多共同的政治观点。
克里斯蒂安?雅各布?克劳斯(Christian：jacob Kraus，1753一1807)，可能是康德70年代的学生中最有天分者。克劳斯在1780年成了他的同事，讲授道德哲学，今天他是以首次将亚当?斯密的思想介绍到德国而闻名。虽然克劳斯与康德是好友，甚至有一阵子还共同负担家计，两人的关系大约在《第三批判》出版前不久宣告决裂。从某些方面来看，克劳斯与哈曼的关系比他与康德的关系亲近。
约翰?海因里希?兰贝特(．Johann Heinrich L,ambert，l728—1777)，数学家和哲学家。兰贝特与康德的哲学书信往返，对于康德是、很重要的灵感来源。
马丁?兰珀(Martin Lampe，1734—1806)，几乎当了康德一辈子的仆人，是个退役士兵。兰珀的才智有限，以致康德和他经常产生问题。在康德生命结束之前，他因为饮酒过度、怠忽职责而被解雇。
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是康德在文学圈中的朋友与支持者。1770年后，门德尔松与赫茨在柏林成了朋友。康德十分看重门德尔松，也十分重视与他的通信。
罗伯特?马瑟比(Robert Motherby，1736—1801)，英国商人，格林的合伙人，康德的近友。康德对于马瑟比的子女教育有很大的影响，。他自己投资很多钱在格林与马瑟比的公司上面。
卡尔?莱昂哈德?赖因霍尔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l758—1823)，率先推广康德哲学的人。虽然他与康德素未谋面，却把康德的名字当作最理想当然的概念。在成为耶拿大学的教授后，他放弃了严格意义下的康德哲学，提出自己的“表象哲学”。后来，他成了费希特的支持者，对康德的态度渐趋批判，不过康德一直对他心存感激。
约翰?格奥尔格?合弗纳(Johann Georg Scheffner，1736—1820)，希佩尔、哈曼与康德的朋友。他在1761年发表了前卫的诗集(Grecourf)。1765—1766年间，担任哥尼斯堡战争部的秘书，但在翌年旋即退休。
约翰?舒尔茨(Johann Schulz，1739～1805)，康德的朋友，在康
德担任哥尼斯堡讲师初期，从学于康德。他为康德的就职论文作评论，70年代，在哥尼斯堡担任宫廷牧师以及大学数学讲师，在成为康德批判哲学最主要的辩护人以后，他被任命为全职教授。
埃雷戈特?安德烈亚斯?克里斯托弗?瓦西安斯基(Ehregott Andreas Christoph Wasianski，1755—1831)，1772—1780年间，在哥尼斯堡大学攻读神学。他上过康德的课，也担任过他的助手。他在1786年成为哥尼斯堡的教会执事，在康德的晚年照料其生活。他是康德遗嘱的执行人，第三位康德“正式”传记的作者。
康德生平与著作年表
1724
4月22日：伊曼纽尔?康德诞生。
1732秋季：康德进入腓特烈中学。
1735弟弟约翰?海因里希诞生(1800年殁)。
1737母亲去世(1697年生)。
1740 9月24日：在哥尼斯堡大学注册。
腓特烈?威廉一世卒。腓特烈二世(腓特烈大帝)继任普鲁士王。
1746父亲去世(1682年生)。
1748—1754 在于特申(Judtschen)、阿伦斯多夫(Arensdorf)与劳滕贝格(Rautenburg)担任家庭教师。处女作《论对活力的正确评价》(Gedanken Volt der wahren Schiitzung der leb-endigen Kraefte)。克努岑(Knutzen)去世。沃尔夫(Wolff)去世。两篇文章：“对一个问题的研究，地球是否由于自转而发生过某种变化”(Obdie Erde in ihrer Umdrehung．einige Varaenderung erli~en habe)与“关于从物理学观点考察地球是否已经衰老的问题”(Die Frage，ob die Erde veralte，physikalisch erwogen)。《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6月12日：取得硕士学位，论文题目：“论火”(De igne)。9月27日：取得大学讲师资格。资格论文题目：“对形而上学认识基本原理的新解释”(Principiorum primorum cognitionis metaphysicae nova dilucida-tio)。
xvi
1756
1月至4月：三篇关于里斯本地震的论文。
4月8日：争取克努岑的遗缺失败。
4月10日：答辩其《物理单子论》(Metaphysica cl,tm geometna iunctae USRS in
philosophia naturalis，cuius specimen，continet monadologiam physicam)。
4月25日：“解释风的理论的新意见”(Neue Anmerkung zur ErlAuterung der
Theorie der Winde)。
1757复活节(课程预告)：“自然地理学课程”(Entwurf und Ankfindigung eines
Collegii tier physischen Geographie，nebst Anhang．．．)。
1758 1月22日：俄军占领哥尼斯堡。
上学期(课程预告)：“运动与静止的新学术概念”(Neue Lehrbegriff der Be—
wegung und Ruhe)。
12月：争取基普克(Kypke)的遗缺失利。
1759秋季(课程预告)：“试对乐观主义作若干考察”(Versuch einiger Betrachtun．
gen tiber den Optimismus)。
1760
“约翰?弗里德里希?冯?丰克先生的天亡”(Gedanken bei dem frfihzeitigen
Ableben des Herrn Johann Friedrich von Funk)。
1762 7月：俄军结束对哥尼斯堡的占领。
《四个三段论格的错误烦琐》(Die falsche Spitzfindigkeit der vier syllogistischen
Figuren erwiesen)。
赫尔德成为康德的学生(直到1764年)。
卢梭《爱弥JO(点m如)、《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
1763 《证明上帝存在惟一可能的证据》(Der einzige m妇liche Beweisgrund ZU einer
Demonstration des Daseins Gottes)。
《将负值概念引入世俗智慧的尝试》(Versuch den Begriffder negativen G唧
en加die Weltweisheit enznfuhren)。
1764拒绝诗学教授的职位。
《论优美感与崇高感》(Beobachtungen OberdasGefiihldesSchgnen und Erhabenen)。
“试论大脑的疾病”(Versuch fiber die Krankheiten des Kopfes)发表于《哥尼斯堡学术政治报》。
评论西尔贝施拉格(Silberschlag)的《关于1762年7月23日出现之火球的理论》(Theor~der am 23．Juli 1762 erschienenen Feuerkugel)。xvii
柏林科学院应征作品：《关于自然神论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tersuchung动el"dieDeutlichkeitderGrundsdtzeder natiirlichen Theologie under Moral)。
兰贝特《新工具》(Lambert，Neues Organon)。
1765秋季(课程预告)：“1765／1766年冬季学期他的课程安排的预告”(Nachricht
vorl der Einrichtung seiner Vorlesungen in dem Winterhalbenjahre VDn 1765/66)。
开始与兰贝特通信。
应征图书馆馆员。
莱布尼茨《人类理解新论》(Leibniz，Neue Versuche Uber den menschlichenVerstand)。1766《一个视灵者的梦》(Triiume eines Geistersehers，erliiutert durch Trgiume der Metaphysik)。
开始与门德尔松通信。
(1766年4月至1772年5月)：得到图书馆员的工作。
门德尔松《斐多》(Mendelssohn，Phaedon)。
1768“论空间中方位区分的最初根据”(Von dem ersten Grunde des Unterschiedes der Gegenden im Raume)。
1769 10月：埃尔兰根大学(Erlangen)的聘书。
12月：回绝埃尔兰根大学的聘书。
1770 1月：耶拿大学的聘书。
3月：申请哥尼斯堡大学教授职位。
3月31日：被任命为逻辑与形而上学教授。
就职论文：《论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与原则》(De mundi sensibilis at-
gue intelligibilis forma et principiis)。答辩：8月21日。
1770一178l “沉默的十年”《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munft)的酝酿期。1771—1788卡尔．亚伯拉罕?冯?策德利茨(Karl Abraham VO／I Zedlitz)出任普鲁士教育部长。
1771评莫斯卡蒂(Moscati)的《论动物与人之间身体上的本质区别》(Von dem kOrperlichen wesentlichen Unterschiede zwischen tier Strukmr der Tiere und Men schen)。
兰贝特《建筑学》(Architektonik)。1775复活节(课程预告)：“论人的不同种族”(Von den verschiedenen Rassen der Menschen)。
克鲁修斯去世。
1776一篇有关“德绍的泛爱学校”的评论发表于《哥尼斯堡学术政治报》。
休谟去世。
上学期：康德成为哲学系系主任。
独立宣言与人权宣言。XVl…11 1777另一篇有关“德绍的泛爱学校”的评论。
特滕斯《哲学探讨》(Tetens，Philosophische Versuche)。
兰贝特去世。
1778拒绝哈勒大学(Halle)的教授职位。
伏尔泰及卢梭去世。
莱辛《论人类教育》(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1779一1780下学期：康德担任系主任。
1780成为大学评议会之永久会员(一直到1804年)。
1781 5月：《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2兰贝特《书简》(Briefivechsel)出版通告。
《给医生的讯息》(Nachricht all Arzte)。
1782一1783下学期：康德担任系主任。
1783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评论舒尔策的《伦理学初探》
12月：康德购置了自己的房子。
门德尔松《耶路撒冷》(Jerusalem)。
1784 11月：“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撰写通史的想法”发表于《柏林月刊》。
12月：“问答：什么是启蒙?”(Beantwortung der Frage：Was ist Atoqd2irung?)。
狄德罗(Diderot)去世。
1785 1月与12月：评论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发表于《耶拿大众文学报》。
3月：“论月球上的火山”(Uber die Vulkane im Monde)发表于《柏林月刊》。
4月：《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5月：“翻印书籍之非法性”(Von der unIechnnlI圈零eit der Bfichemachdrucks)
发表于《柏林月刊*。
11月：“论人种概念的确定”(Uber die Bestimmung des Be鲥ffs einer Men—
schenrasse)发表于《柏林月刊》。
门德尔松《晨间》(Morgenstunde)。
1785--1786下学期：康德担任系主任。
门德尔松与雅各比(Jacobi)论战(又称泛神论论战)。X1X 1786 1月：“对人类历史起源的推测”(Mutmasslicher Anfang der Menschengeschich-
te)发表于《柏林月刊》。
复活节：《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etaphysische Anfangsgriinde der Naturwissenschaft)。
上学期：康德首次担任大学校长。
8月：腓特烈大帝卒。
评论胡费兰《自然法原理初探》(Hufeland，Versuch Uber den Grundsatz des
Naturrechts)。
“关于雅各布比对门德尔松《展间》审视的几点意见”(Einige Bemerkungen
zu L．H．Jacobs Prtifung der Mendelssohnschen Morgenstunden)。
10月：“何谓在思维中确定方向”(Was beipt：Sich im Denken orientieren)发
表于《柏林月刊*。
9月：腓特烈?威廉二世登基。康德筹备大学中的庆祝活动。
12月7日：康德成为柏林科学院的外聘会员。
施密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选粹》(Carl Christian Erhard Schmid，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On Grundrisse)。
1786—1787赖因霍尔德《康德哲学书简》(BriefO,ber die reinen Vernunfi)发表于《德意志水星报》。
1787 《纯粹理性批判》再版。
1788年初：《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praktischen Vernunft)。
1月：《论目的论原理的哲学意义》发表于《德意志水星报》。
上学期：康德第二次担任校长。
施密德《康德作品简明辞典》(WOrterbuch zum leichteren Gebrauch der Kantischen Schriften)。
哈曼(Hamann)去世。
7月9日：“宗教敕令”颁布。
12月19日：新“宗教敕令”。1789法国革命爆发。
赖因霍尔德《论康德哲学之命运》(劬er硪e bisherigen Schicksale der Kant~
chen Philosophie)、《人类想像力新论初探》(Versuch einer neuen Theorie des
menschlichen Vorstellungsverm6gen)。
约翰?舒尔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考察》(Johann Schulz，Priifung der Kantis
chen Kfft~der reinen Vernunft)。
年底：康德首次出现无法长时间集中精神研究的困难。
1790《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论所谓一切新的纯粹理性批判因旧理论而为多余的发现”(Uber eine En
tdeckung，nach der alle neue Kritik der reinen Vemunfl durch eine~iltere entbehrlich gemacht werden soil)，于文中批判埃伯哈特。
“论狂热主义及其治疗方帖”(Uber die Schwarmerei und die Mittel dagegen)发表于博罗夫斯基的《卡廖斯特罗》(Cagliostro)。
迈蒙《先验哲学初探》(Maimon，Versuch如P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XX 1791 9月：“论一切辩神论哲学尝试的失败”(Ober das Mi[31ingen aller philosophis，
chert Versuche in der Theodizee)发表于《柏林月刊》。
上学期：康德担任系主任。
1792 3月5日：新颁更严格之宗教敕令。
4月：“论人性里的根本恶”(Uber das radikale B6se in der menschlichen Na
tur)发表于《柏林月刊》。
6月14日：“论善恶原理宰制人类之战”(Yon dem Kamp dese guten Prinzips
mit dem b6sen um die Herrschaft Uber den Menschen)一文送审被驳回(预定在《柏林月刊》中刊载)。
舒尔策《埃奈西德穆》(Aenesidemus)。
费希特《一切天启之批判》(Kritik aUer Offenbamng)(起初被认为是康德的作品)。
法国成为共和国。复活节：《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flen Vernunfl)。
9月：“论谚语：理论正确，实践无方”(Uber den Gemeinspruch：Das mag in
der Theorie richtig sein，tau舒aber nicht fiir die Praxis)发表于《柏林月刊》。
贝克《康德批判论著释要》(Erliiuternder Auszug au$den kritischen Schriften
des Herrn P何Kant)。
席勒《论优美与尊严》(Schiller，Ober Anmut und Wiirde)。
路易十六上断头台。
1794 《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再版。
春季与夏季：国王断然禁止“新逻辑主义者”(Neologisten)。
5月：“月球对气候之影响”(Etwas iJber den Einflul3des Mondes aufdie Witter．
ung)发表于《柏林月刊》。
6月：“一切事物之终结”(Das Ende aller Dinge)发表于《柏林月刊》。
7月：成为圣彼得堡科学院成员。
lO月1日：康德受到国王申斥。
10月12日：康德对国王的答辩。
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islehre)。
迈蒙《新逻辑或思想理论初探》(Versuch einer neuen Logik oder Theorie des
Denkens)。
普鲁士新土地法颁布。
罗伯斯庇尔(R0bespierre)上断头台。
1794—1795 下学期：康德第七次轮值系主任(克劳斯代理)。
1795《永久和平论》(Zum ewigen Frieden)。
席勒《人类美育书简》(Ueber也e ae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与
《论素朴诗与感伤诗》(Uber na'fve a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ang)。
谢林《论作为哲学原则的自我》(Schelling，Vom lch als Prinzip der Philoso?
与席勒通信。
1796 《永久和平论》再版。xxi
泽默林《论灵魂之器官》(S~mmering，Uber das Organ der Seele)的附录。
5月：“近来哲学界最高贵的声音”(Von einem neuerdings erhobenen vorneh—
men Ton in der Philosophie)发表于《柏林月刊》。
7月23日：康德最后一次授课。
10月：“解决一个因误解而起的数学争议”(Ausgleichung eines auf Mi~vertand
beruhmen mathematischen Streits)发表于《柏林月刊》。
12月：“宣告关于哲学中的永久和平的论集即将完成”(Verkiindigung des na-
hen Abschlusses eines Traktats ZUlTI ewigen Ffieden in der Philosophie)发表于
《柏林月刊》。
费希特《自然法基础》(GrundlagendesNaturrechts)。
贝克《评断批评哲学的惟一可能观点》(Einzige m~glicher Standpankt，abls
welchem die ktitische Philosophie ZU beurteilen衙)。
1797 《法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知识》(Metaphysischen Anfangsgriinde der Rechtslehre)。
6月14日：哥尼斯堡的学生庆祝康德写作生涯50周年。《德行学的形而上学
基础知识》(Die Metaphysischen Anfangsgruende der Tugendlehre)。
“论所谓以博爱为理由而说谎的权利”(t3"ber ein venneintes Recht，aus Men—
schenliebe ZU ltigen)发表于《柏林月刊》。
11月10日：腓特烈?威廉二世卒；威廉三世即位。
谢林《自然哲学之概念》(1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1798《学科的争论》(Der Streit der Fakultiiten)。
《实用观点下的人类学》(Anthropologie胁pragmatischer Hinsicht)。
“论出版：两封致尼古拉的信”(Libel-die Buchmacherei，zwei Briefe an Herin
FriedrichNicolai)。
反驳施勒特魏因(Schlettwein)的声明。
康德第八次轮值校长(曼格斯朵夫代理)。
1804谢林《论世界灵魂》(Von derWeltseele)。
8月：公开声明反驳费希特。
费希特《对公众的呼吁》(Appellation册dos Publikum)。
赫尔德《纯粹理性批判之元批判》(Metakritik zu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康德最后一次发表作品。
9月：《逻辑学》(Logik，hrsg．Jasche)。
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System destranszendentalenldealismus)。
赫尔德《卡利贡涅》(Kalligone)。
11月14日：最后一次正式的发言。
《自然地理学》(Physische Geographie，hrsg，Rink)。
黑格尔‘怀疑主义与哲学的关系”(Verhaeltnis des Skeptizismus 7,ur Philosoph-ie)、“信仰与知识”(Glauben und Wissen)。
谢林《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
《论教育》(UberPadagogik，hrsg．Rink)。
4月：康德最后一封信。
10月：最后一次生病。
赫尔德去世。
2月12日上午1l时：康德去世。
2月28日：康德的葬礼。
4月23日：大学追悼会。
5月：应征作品“自莱布尼茨与沃尔夫以降德国形而上学真正的进步是什么?”(Wber die Fortschritte der Metaphysik seit Leibniz und Wolff，(写于1790年)。
谢林“康德追忆”(In Memoriam：Kant)。
拿破仑成为皇帝。颁布《民法典》。
前言
伊曼纽尔?康德死于1804年2月12日上午十一时，距他的八十岁生日不到两个月。虽然他在当时仍享有盛名，德国的思想家们却都跃跃欲试，想“走出”他的批判哲学。他几乎已经不再受到重视，而他发表对于哲学讨论有贡献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章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是一篇“关于费希特知识学的公开宣言”，发表于1799年8月7日，文中说明他认为近期的哲学发展与他自己的批判哲学无关，“费希特的知识学是个站不住脚的体系”，而且他自己坚决“反对费希特所定义的形而上学”。他呼吁哲学家们不要“走出”批判哲学，而把批判哲学认真地视为他个人的以及一切形而上学问题的最后结论。此举无疑是对哲学界最后的告别。人们对他已经不再期待什么了。德国哲学乃至于整个欧洲哲学，走上了一条他无法认同的道路，其演变与哥尼斯堡这个濒死的老人几乎没有什么关联。许多人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他已经不在意这些人的看法了。
